<国外毛泽东译丛：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1)
这项研究追溯了从毛泽东最早时期的著作直至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内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涉及毛泽东生命的前42年。在此期间，他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战略，还管理了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尽管这些经历和活动被他后来的成就所遮蔽，但是它们本身就相当重要。与之相伴的还有在相应时期所产生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些经历和活动的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毛泽东的著作中所揭示的主题、价值和方法帮助他成就了对中国政治的贡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毛泽东的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期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我试图用它们最初指代的对象来提出新出现的政治概念，并讨论这样一些主题——当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的毛泽东在面临着实践决策时，会把它们当作重要的和紧迫的主题来加以描述。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是从实践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从抽象的纲领中衍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从事的明确的理论化工作是对其经验的一种反映，他的概念在实践中的酝酿为他更加理论化的表述提供了对象和内在的含义。这可以在1949年后他的理论探讨的风格中看出来，在讨论中他不断地提及他自己的经验，并且贬低脱离这种实践的理论所可能发挥的作用。［1］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而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明，这也是他在中国和*主义的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创新。［2］因此，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抓住他的实践背景。逻辑上的插补和推断、思想史的系统阐述以及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这些次一级的工作都取决于这种生动的解读。将毛泽东简单地看做一个理论家，或脱离他的政治生活而抽象地看待他的理论，不仅会冒使观点因脱离其背景而被曲解的危险，而且还会假定，毛泽东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理论发展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说明先前的信念，经验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重铸。因此，一项对任何特定时期内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都无法通盘考虑他的全部思想的所有根源；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这项研究将不得不持续到1976年9月9日。这里未能做如此尝试的原因主要是受可实现性所限：毛泽东的思想在其政治背景下从最初到最后的发展，是一个异常庞大的主题。我这项研究所覆盖的时期是他人生三个主要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大部分重要的政治概念得以产生。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从属性角色没有要求他发表正式的、全面的权威性表述，但是他实际从事的政治工作却使一种独特的认识论、政治思想和政治风格得以发展和确立。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2)
在下一个重要时期，即1936—1949年，毛泽东从事全面领导的新职责要求他权威性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相比，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对其自身正确性的信心，但是，被抗日战争所改变了的政治环境，要求毛泽东从这些经验的实践来源当中抽象出他的政治原则。这种抽象和重新运用的结果，是产生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写的一批理论著作（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著名的两篇），还有他关于战争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战略分析。当战争持续的时候，党内的整顿和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要求毛泽东就革命行政部门的事务做出新的权威性的说明。这些说明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基础”时期也已经有明确的先例。最后，在国共内战中，长期积累的革命经验和军事力量被派上用场，来夺取在全中国的最后胜利。
第三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最初以毛泽东放弃了对革命的积极指导为特征（比如，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一线和二线”领导）。毛泽东退下来，既是因为他设想解放后的新时期将根本不同于他所积累的经验；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允许其他领导人发挥他们的经验，使革命的活力能继续保持下去。但是，新中国的特定问题结果证明与毛泽东的经验中涉及的那些问题非常相似，其他真正新颖的问题则是由那些被毛泽东委以治理中国的职责的领导人造成的。这些情况的发展导致毛泽东重新引入了革命斗争的政治活动（“大跃进”以及更为重要的“*”），但是这些政治活动比最初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带来了远为复杂的结果。毛泽东在1949年前的领导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对时局适时地加以把握，但他对新中国政治的两次主要干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大跃进”和“*”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涉及了革命意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对立。毛泽东的价值和政策的经验基础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延安和江西经验的回顾，并且试图维持、塑造和向前推进一种革命现实。毛泽东一生对于革命运动的生存问题的关心，从1949年以前的实体生存问题，转移到了更加困难的、为了保持革命身份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生存问题。
“四人帮”使无限的道德批判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倾向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自己掘好了坟墓。由于“四人帮”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他们对毛泽东在“*”中所表达的革命价值进行坚决的贯彻，所以华国锋后来强调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十分突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而*则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以便为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提供一条具有连续性的线索。但是，对毛泽东遗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战，却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批判“四人帮”的多阶段的运动便是对此的证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的结果是在革命指挥权上发生了矛盾。与这种矛盾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3)
我期待，形成于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基本政治价值，将被证明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长远贡献。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样一种希冀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言；但是，197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以及对他的政策的大规模的否定，都要求人们对“去毛泽东化”（De-Maoization）的限度和对他的基本政治方法的前景进行研究。简言之，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基础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批判，但现在的领导人则拒绝了这种方法，而赞同更加稳妥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在牺牲毛泽东的情况下扭转20年来的中国政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但是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新的现代化时期仍然发挥着影响。
就政治的影响力而言，毛泽东在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才从这个舞台上离开。直至1978年中期，关于毛泽东的政治偏好和政治嫌恶的遗产仍然是影响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1978年，副总理*派的关键性努力，决定性地打破了制定政策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惯性影响，而这种惯性是从1958年直至他去世，他对中国政治进行个人的、激进的干预的结果。［3］对这种努力而言，两个相关的假设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任务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进程；第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政策应当由实践上的考虑而非教条来决定。这两个命题都意味着中国应该以新时期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来重新考虑她的政治，有些人由于毛泽东的政策被抛弃而感到愤慨，他们实际上仍然遭受着“四人帮”教条主义的毒害。［4］简言之，昔日的“毛泽东主义”是今天的反毛泽东主义，昔日的“走资派”作为教条主义*的受害者而得到*。
从“*”退回到原来的政治立场上，这被解释成为一种对毛泽东政策的抛弃，因为“*”的激进政策是通过毛泽东个人的干预而取得优势的，随之而起的混乱又由于对他的智慧和能力的空前崇拜而得以并被容忍合法化。选择毛泽东生命的最后10年所出台的政策作为批判目标，是中国过渡时期领导层的政治偏好所致。现在，先前的受害者们正在维护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他们的职责的自主决定权。
另一方面，*在他就该主题所做的重要讲话中为毛泽东思想中实践的首要地位做了杰出的论证［5］，本书的研究支持了他的观点。此外，*的政治风格更接近毛泽东解放前的风格，而非“四人帮”的风格。目前，在促进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群众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方面的许多努力——以及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6］——在毛泽东的根据地活动中都有过先例。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4)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以其激进的政策而著称，这种激进政策由于对他个人的拥护和作为伟大舵手的超人形象而取得了成功，在上述意义上，1978年的重新定位是对他的影响力的一大打击。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事实上毛泽东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以至于可以很自然地假定当前阶段已经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政策。然而，从一个较为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个假定的缺陷，以及该假定赖以为基础的对于毛泽东的认同的局限性，都变得十分明显。*已经回到了“*”之前（在某些情况下是回到1957年以前）的立场上，但是他无法回到毛泽东之前的立场上。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个漫长的革命过程也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框架、价值以及领导干部的过程。一位支持现今变化的香港人令人信服地表述了这种变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财富，多少年来它已经与人民融为一体，没有人能够丢弃它。人民不能丢弃它是因为他们不能丢弃他们自己的革命历史。他们不能把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丢在一边……毛泽东犯了错误，但是要求共产党完全而准确地抓住毛泽东思想（分析他的错误所依凭的官方公式），不应被视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抗议。它是中国人民的自我反省，他们的自我批评和他们的自我评价。［7］
作为一个实质的而非有争议的贡献，毛泽东在解放前的政治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塑造了一个公认的前提框架。这种普遍基础及其起源没能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注意，但如果人们不投入特别的努力去抓住它，中国政治的变化必定显得难以理解。“*”并不是毛泽东的政治活动的一个典型表现，它只是毛泽东采取的一次极端的努力，利用异常的手段，纠正那些他所理解的党的领导人偏离革命理想的倾向。［8］这些领导人无法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指责，因为毛泽东在党内、革命中及其意识形态中的基础性角色使他的权威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对“*”的过分行为的摒弃是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是“*”的领导者的事实，也是因为对于保持和重建党的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普遍愿望。
在大部分对毛泽东的理解中，人们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基础性角色与他自1957年以来的特定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区别，所以他的政治被假定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无关（除非是作为一个靶子），因此人们对它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与几年前对于毛泽东的关注所形成的对比存在巨大的反差，但是，如中国人所言，时代已经变了。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却很值得去回顾毛泽东关于“*”的专题文章中的那些假设。用对它的领导人的研究来代替对整个共产党政体的研究，这种倾向使得集中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显得太过简单而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对毛泽东的这种研究方法已经不是被批判，而是被抛弃；此后，它的假设又倾向于重新出现在——在更为薄弱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分析中。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5)
这个富于创造和反抗精神的革命者的文化理想，对毛泽东的一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但却是错误的——解释模式。在这种主观主义者形象的假定中，有两个同样基本的错误：第一，毛泽东对目标的决定至少是像依靠主观偏好一样依赖于客观因素。他志在正确的行动——解决特定问题的适当方法——而不是把个人关于什么是好的概念付诸实施。一位德国的理论家兼政治家的警句，“政治是使必需变成可能的艺术”［9］，对毛泽东采取的方法而言是恰如其分的。第二，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通过实践模式而非理论论述，通过斗争而非协调，通过集体行动而非权威命令——使他致力于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他努力去引发一场公共运动时，会冒牺牲个人偏好的风险。在他所追求的内容和他追求该内容所采取的方式上，毛泽东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个体，还是一个通过一种主客观之间自觉的辩证法而被融入历史的人物。
如果将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中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辩证法，那么人们在研究中国时就不太会夸大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将注意力集中在群众身上也是一个突出的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0］因而发生的革命是一种集体的成就，毛泽东在对*的“天才论”——企图将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的思想的力量，这在“*”中变得很突出——的批判当中，明确说明了自己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11］
毛泽东对集体智慧的偏好甚至出现在他批判天才理论的著作中：“《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12］
毛泽东依靠同事们以及最终依靠大众，显然并不意味着消极地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同事的影响发生在推进革命任务的框架内；大众的影响则出现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尽管人们后来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圣典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毛泽东的典型主张不是依靠杰出的理念所具有的思想上的吸引力，而是依靠动员大众的特定方式的紧迫性和实用性。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大量优点来源于调查和动员的过程中从群众那里所获得的经验。这从1935年以前毛泽东与党的领导人的冲突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这个过程经常被错误地具体化为毛泽东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13］——后者从1931年到1935年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事实上，这个过程是一种新的政治风格从江西的革命政府经验中集体地出现的过程（毛泽东是它的主要倡导者）。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6)
毛泽东对于同事、群众以及客观政治形势变化的能动的依赖，使得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超出对个人癖性和作为领导人的显赫进行的传记式挖掘。这种相互依赖使这个流行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思想、*主义或社会科学中所做出的个人创新——变得既不太重要，又更加难以回答。虽然通过对毛泽东的集中关注，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它非常强调毛泽东在被讨论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在政治中的原创性，但是，如果把谁掌握某个特定观点的著作权这个问题搁置一边的话，毛泽东的著作——在它产生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会成为一个迷人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由于不仅毛泽东的中国的重要性和他在国内的个人地位都已极大地得以提高，而且他的著作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关于革命的含义的正统定义，因此，努力获取对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的辩证发展的最本质的理解，也是对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自我理解的根源进行探究的一条途径。
［1］参见StuartSchram，trans.anded.，ChairmanMaoTalkstothePeople（NewYork：Pantheon，1974），这是一部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著作集。
［2］BrantlyWomack，“TheoryandPracticeintheThoughtofMaoTse-tung，”inJamesHsiung，ed.，TheLogicofMaoi*（NewYork：Praeger，1974），—38.（参见本书附录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译者注）
［3］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英文版见“CommuniqueoftheThirdPlenumoftheEleventhCentralCommittee”，PekingReview52（20December1978）∶6—16。
［4］对于1978年运动的更为充分的讨论，见BrantlyWomack，“PoliticsandEpistemologyinChinasinceMao，”ChinaQuarterly80（December1979）∶768—792。
［5］参见《*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78-06-03，第1~2版。
［6］那些对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致力于非精英主义价值表示怀疑的人都应该读一读《不能忘记鱼水关系》，载《人民日报》，1978-08-19，第2版。这篇文章讨论了党自1949年以来脱离群众的倾向。
［7］宋田章：《北京是否批毛》，载《争鸣》，第11期（1978年9月），6～7页。（由于原文难以查到，所以这里的引文及作者的姓名均系从英文转译而来。——译者注）
［8］SeeHongYungLee，Thepoliticsof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导 言(7)
［9］出于CarloSchmid，教授兼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见“EinDenkerinderPolitik，”DieZeit50（10December1976）∶6。
［10］《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毛泽东选集》，第1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12］Schram，ChairmanMaoTalkstothePeople，［参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载《“*”研究资料》（中册），５５５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译者注］
［13］原文如此，疑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译者注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1)
考虑到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以及他那相对不太重要的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活动，“早期的毛泽东”在西方学者和中国传记作家那里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关注。
三位最著名的西方学者———他们把对毛泽东的解读建立在这一时期的环境和著作的基础之上———在研究的侧重点上有相当大的分歧。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Solomon）从心理学角度，强调传记和自传中描述的毛泽东与他父亲的斗争，以表明毛泽东所具有的反抗权威的基本冲动的根源所在。［１］他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是这种冲动与传统的温顺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魏斐德的一本涉猎广泛的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通过列举那些曾经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中外思想家，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意义。［2］当然，毛泽东也说过，他在年轻时代曾阅读过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并也曾受其影响。［３］但是，魏斐德的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索罗门的心理学视角都含有这样的预设，即毛泽东的年轻时代与他的成熟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比二者之间的任何断裂或发展都更重要。斯图尔特?施拉姆是一位将毛泽东的前*主义时期的著作译成西方语言的主要翻译家，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命题，即毛泽东在早期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在他的*主义时期（1922—1965）湮没了，但在“*”当中又再次浮出水面。［４］根据这种观点，真正的毛泽东主义时期乃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只有在这两个时期内，他自己的观点未屈从于*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人对毛泽东早年生活的关注中，有两本非常有价值的传记：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些历史文章和*，包括1979年李锐的一篇题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的文章，均对上述两本传记作了补充。［５］作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被这些作者看成是毛泽东那种特有的思想和政治习惯的形成时期。因而，他们的立场更接近于魏斐德的观点，而不是索罗门的化约主义的解释，或施拉姆的非连续性的命题。然而，他们所强调的重点更多集中于毛泽东的政治发展，而不是他的思想经历的意义。
从毛泽东自己的认识论立场来看，人们希望他认为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决定性的，确实，那似乎是他那本叙述出色的自传的口吻。对一个唯物主义者而言，意识得以产生的环境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首要性只有在行动中才有意义，而他的实践导向是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之中的，即任何环境最终都能够被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征服。因此，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有关某物相对于其他事物的优先性的抽象叙述（“决定论”或“唯意志论”）在事实上变得毫无意义。在保留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评论中，他这样写道：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2)
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6］
我们将这一章的关注点放在毛泽东的前*主义时期的著作上，因为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将会发现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起点的有用信息。然而，我们在一开始还是要对毛泽东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生活背景做简单的回顾，因为毛泽东对家庭和学校生活的积极参与为他日后的理论和政治倾向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因果关系。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背景
尽管其他许多革命者出身于舒适的家境，但对毛泽东而言，家庭生活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社会生活，这个社会是他日后的革命对象。从父亲那里，他了解了权力、剥削和仇恨；从母亲那里，他学到了同情和仁爱。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个“反面教材”：毛泽东正面的和积极的反抗是对他父亲最鲜明的特征的镜像反映（mirrorimage），而其他可能的性格特点则由他母亲表现了出来。对他后来离家后的活动颇有意义的是，他认识到自己能够成功地反抗家长式的权威。在为求得认同而与父亲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其不寻常的勇气获得了胜利，这份勇气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那种独立活跃个性的早期发展。*
*毛泽东讲述了一件最为人所知的事件：“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见Snow,RedStar,。
毛泽东家庭的其他两个状况可能也影响到了他日后的行为：家庭的经济活动和家庭对他学业上的资金支持。从小毛泽东便仿效他的母亲，对贫困的人怀有慈善之心［7］，同时，他必定为父亲在扩充家庭财富上的无情而感到烦恼。［８］毛泽东家的经济富裕是较晚的事情，因此，童年时期的毛泽东并没有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后来这种经济上的成功确实使他家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支持他去求学。毛泽东第一次反抗小学堂老师的举动与他对父亲的违抗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确，10岁时从学校逃跑出来是毛泽东记忆中的第一次反抗行动，而且这次反抗也令老师和父亲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９］尽管他憎恶背诵四书五经，但在与父亲的争辩中，他学会了有效地利用它们。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3)
16岁时，毛泽东进入一所较大的“新式学堂”，期间有两年时间因为服兵役和自学而中断，此后他继续他的学业，直到1918年在他24岁时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经历绝不仅仅是确立了他在家中所形成的习惯，而是比这多得多。这些经历是一种进入现代中国动荡局势的社会化的过程，作为在毛泽东本人和他的学校环境之间的一种特有的充满活力的辩证运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得以进行。
在毛泽东的求学生涯中，他最著名的斗争与新式学堂的结构组织和教学设想直接相关。正如毛泽东在后来的一篇介绍一种新的学校体系的著作中所说的：“（新式学堂的）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10］学生抗议的原因，多是一些诸如繁重的必修课、禁止政治活动以及缺少足够的体育项目之类的问题。对毛泽东不时遭受威胁的求学生涯来说，幸运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师和许多同学都支持他，他们或者为他辩护，或者与他一道行动，没有这些来自同辈们的支持和受人尊敬的长辈们的嘉许，不但他为改造身边社会所进行的早期努力会遭到全面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会发现内省式的追求更令人满足。
由于毛泽东在他的同学中推动了各种建设性的、批判性的和教育性的学生运动（偶尔会伸展到校外的群体中去———比如，为工人创办一所夜校），他逐步建立起一些个人的关系网，这保证了他后来在领导类似的活动时能够得到支持。学生所普遍具有的威信，尤其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声望，不仅仅从数量上提高了动员的力度。在湖南一师，毛泽东显然是一位杰出的学生领袖。一些有影响的教师，比如杨昌济，对毛泽东的个性和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毛泽东在国内的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五四运动后这个学术界由于自身的政治化而分裂，结束了由《新青年》那一代中的许多人所共同造就的全国性声誉。
新式学堂对毛泽东个人的发展及其政治行为的塑造所起的作用至少体现在教育意义上：他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掌握了利用技巧和说服力进行沟通的能力，以及有关世界事务和历史方面的相当多的知识。杨昌济在道德哲学上给毛泽东的教导不但是高质量的，而且与毛泽东独立的个性、社会关怀和行动完全一致。杨昌济对伦理学的兴趣和他所采用的调和方法，使他强调中国和西方道德关怀的相似之处，所以，毛泽东在西方哲学的学习上并不是不知所措地面对那些完全陌生的理念。毛泽东对中国经典的态度得到了发展，超过了早期将它们作为反抗他父亲的文化武器的阶段。毛泽东的自传和他后来的著作都表明，他在长沙求学的日子里受到了广泛的古代和现代思想的影响。［11］杨昌济对东西方的和谐而非差异的强调，无疑对毛泽东日后习惯于用中国的传统事例来阐述*主义原理的做法产生了影响。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4)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处的地方、全国和国际政治环境，对决定他政治活动的内容具有最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政治文献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民族苦难。个人经历的地方事件，使他了解了发生在家乡周围的国内政治活动的信息：
这时（1906年，当时毛泽东12岁），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12］
赢得毛泽东同情的人物是那些反叛者———被迫走向极端的普通人，他们英勇地，尽管是徒劳无功地与当时的当权者进行斗争。
在进入长沙的学校之后，毛泽东开始了伴随他一生的、贪婪地阅读报纸的嗜好。他因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的混乱局面。［13］取代了帝制的共和国很快陷入了悲惨境地，进而演变成一场闹剧。辛亥革命通过分裂政治中心而结束了帝制；政治统一直到1949年才完全在中国恢复。［14］实际上中国被分裂的威胁非常严重，外国债务以天文数字般的速度在增长。毛泽东记得他在1910年读到的那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看起来正适合于1919年的形势，当时凡尔赛和会的结果在中国促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迅猛增长。毛泽东变成了湖南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情感的雄辩有力的代言人。
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湖南在这一混乱时期所遭遇的苦难尤其严重。南北双方掌权者的战争数次穿越湖南境内。此外，欧洲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时出现的经济繁荣于1917年结束，到1919年为止全省的采矿业出口额跌至1913年的水平。［15］毛泽东对湖南受中国其他地区压迫的慷慨激昂的叙述和他对湖南自治运动的支持，显示了他早期政治思想中的褊狭的爱国趋向。［16］毛泽东对待湖南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认为湖南是落后的；湖南的政治不懂得“和意和澈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17］。但是，她又是一个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思想传统的省份，尤其是在这一时期。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5)
尽管毛泽东是从农村起步的，但他很快便赶上了中国进步思想的领先潮流。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8］。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开始贪婪地阅读当时有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期刊《新青年》，后来还向它投稿；在五四运动中，他由于为湖南学生运动做出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贡献而知名。对处在这种背景下的人而言，中国在思想上显得年轻，在制度上显得陈旧，而在政治上则几乎毫无希望地随波逐流。
毛泽东的早期著作
尽管在湖南的那些年里，毛泽东是一位特别出色的、激进的学生领袖，但是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的活动和著作在1923年———他29岁那一年———就告一段落，那么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著作，在西方学者那里将不会得到广泛的关注。这并不是说它们本身现在（或过去）不重要，而是说它们大部分的国内意义和它们全部的国际意义，在本质上取决于它们的作者日后的职业生涯。就这点来说，这些早期著作的主要功用就是：在毛泽东完全卷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之前，帮助我们明确毛泽东的政治身份。对毛泽东在前*主义时期或前共产主义时期的著作进行一种细致的分析，对于我们确定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这一转变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对时期划分的目的来说，不幸的是，无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承诺，还是他的意识形态，都没有突然发生转变。如果毛泽东能像他的好朋友蔡和森那样，说“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主义）”［19］，那么无论是分界线本身还是它的意义，就都不会遭到质疑。但在毛泽东身上，“前*主义时期”、“前共产主义时期”以及“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时期”都只是表明时间上不同的点。毛泽东的自传措辞谨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主义者了。”其他共产党人的*都更喜欢引用这句话，而不是提供他们自己的时期划分。［20］毛泽东于1921年初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核心组织，并于同年4月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21］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都不统一［22］，而毛泽东作为湖南省支部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处在这样的立场上，他要为自己决定自己投身于共产主义的实际意义。因此我将按照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的连续性，而不是以毛泽东公开承认自己效忠共产主义的时间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立的时间为标准，来组织这一章的内容。毛泽东继续带着“平*义的”而非阶级的诉求来参与（并写作）全省范围的活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秋，那时，组织劳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成为他的当务之急。尽管毛泽东以*主义为导向的活动早在1920年的夏天就已经开始，但在随后的一年中，这些活动与具有更为广泛基础的努力同时并存。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毛泽东所编辑的一部三卷本的文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3］中，有毛泽东所撰写的文章，它们将为揭示这种理论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但不幸的是，我无法接触到这些文章。我能够找到的毛泽东在1920年和1921年的著作，内容都是关于他在湖南公开的政治和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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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文集的不完整性，对展开这一时期的全面研究构成了相当大的障碍。《毛泽东集》的编纂者们列出了31篇毛泽东在1922年前写的著作的题目，但都无法找到原文，其中包括一篇1919年所写的名为《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的文章，以及一些关于妇女权利和劳工运动的文章。除此之外，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五年间所做的大量的论文和笔记，对于我们详细说明各种影响对他的思想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将会格外有用。因此，对能够找到的那些文章的分析———来自各种出处的一些摘录，六篇文章或六个系列的文章，四则广告———不应被误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活动的完整描述。然而关于那些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的主题，这些著作都是重要的著作，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解读不太可能会产生误导。这些少量的著作使我们有可能分别讨论每一组重要的原作所具有的背景和意义。
能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原作是李锐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中所用的引文，它们摘自1914年的一本笔记和毛泽东写在蔡元培翻译的弗里德里希?泡尔生（Friedrich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24］一书上的大量的页边评注。毛泽东最早发表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发表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25］接下来能接触到的完整的著作，是毛泽东为在1917年组织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工人夜校所发的招生广告。五四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给自己创办的期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是他为自己办的一份期刊所写的第一篇文章［26］，而《民众的大联合》［27］是在该期刊上连载的一个系列的三篇文章。毛泽东明确参与湖南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努力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四篇文章和一篇与别人合写的关于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的宣言；第二，三篇关于文化书社的创立和早期运作的文章；第三，毛泽东在1921年8月发起的湖南自修大学的倡立宣言。
早期笔记中的引文
李锐从毛泽东最早的读书笔记上摘录的一些片断对于深入分析用处不大，因为它们都是在我们未知的背景下所做的一些简短评论。从毛泽东在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上所作的旁注上摘录的引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有用的，因为它们全部都是关于一个已知的文本的充满热情的评论。然而，正如李锐所言，这些都是随着泡尔生的行文偶然所做的笔记。［28］
弗里德里希?泡尔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教育家，他还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著有生动有力、广为流传的著作。根据他的主张，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综合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而非抽象的思索，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vonunten）。他主张，一切哲学的基础和目标是伦理学，因为意志优先于理智。这种区别不是一种冲突，因为在泡尔生的观念中，自然的法则是伦理的，而伦理的法则是自然的。因为意志在本质上是万物有目的性的行为，所以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没有最终的区分。爱好和习俗，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大体上均倾向于同一个方向。［29］这种伦理的科学世界观是把达尔文主义［30］和哲学的各个方面同化到一个发展良好的结构之中，因此它吸引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自身正面临着将现代知识和一种有价值的伦理传统进行调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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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热烈反应以及泡尔生的观点和毛泽东日后的哲学观点的相似之处，使得在泡尔生和毛泽东之间作一对比成为令人感兴趣的工作。［31］然而，这种比较必然暗示存在一种思想上的联系，但对此并无充足的证据。毛泽东所写的一篇关于泡尔生的论文《心之力》，以及李锐引用的、毛泽东所抄录的《伦理学原理》对于这种比较将是必不可少的。由李锐提供的引文当然是经过选择的，以表明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李锐在1957年［32］为毛泽东作传以来，这些连续性中的一部分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年轻时对那些是古非今者的敌意［33］，在后来的运动中反映了出来，那些运动提倡“薄古厚今”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对“四恶”———宗教、资本家、君主国和三纲（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谴责是他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尽管这四者的罪恶基础后来被概念化为阶级压迫而不是个人压迫。对立面间的相互依赖是另一个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主题。斯图尔特?施拉姆已经指出了毛泽东1959年的辩证法和他下面这段关于泡尔生的思考之间的相似性：
余言：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越时间感官，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34］
这一逻辑与毛泽东对社会的观点直接相关，毛泽东的社会观体现在他关于力量取决于对抗的主张之中，以及本章开篇所引用的他关于自然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相互依赖的思考之中。
《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伦理学课程的学习，期间他阅读了泡尔生的著作，同时还积极关注第一师范学校以及中国整体的体育状况。在学校，这一关注的结果是，他负责制定和实施一项业余体育教育方案。［35］他全面思考了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该文于1917年春发表在《新青年》上。［36］
这篇文章用下面这样的话甚至向今天的读者发出挑战：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37］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警告读者，体育在中国被普遍忽视且管理不善，因此要激励读者，尤其是学生们，要开始进行有效的锻炼。尽管文章的两个关注点分别是批评和激励，但是论证的主要方面还是建设性的。体育教育者当时努力的不足，在这篇论述体育根本重要性的专题论文中体现得很明显。文章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对改善这种情形的首要作用，并提供了一套锻炼计划，为倡导大家进行锻炼增添了力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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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体育的研究对于个人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健康是重要的；对于民族而言也是重要的，因为其软弱和尚武精神的缺乏源于对身体训练的忽视。要想精力充沛地去追求美德和学问，人们必须注意通过锻炼来取得身体的平衡发展。但是体质的发展不仅仅是其他所有追求的前提，从社会角度来看，体育的特定目标是培养勇敢的英雄气概，而这正是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毛泽东特别建议进行培养意志力和勇猛精神的训练。
文章鼓励读者继续将理解变为行动，以改变当时紧迫的形势。毛泽东无情地使读者面临他所建议的立即开始进行锻炼的义务。再没有什么比锻炼更重要的了，只要行动起来就不嫌晚，任何方法都可以，锻炼将增进而不是有损于大脑的活动，忽视锻炼将会导致短命、意志薄弱和轻率的行为。文章基本的主题是自我意识的首要地位：“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38］。这里所强调的觉悟不是抽象的潜力或选择的自由，而是由正确的理解发展到成功行动的具体能力（因此是一种责任）。毛泽东对当时社会体育教学方案的彻底拒斥，其目的并不是规劝人们去改变这些方案，而是提醒人们，重要的是个人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自我改善。
毛泽东对把主观性作为体质发展的解决办法的强调，借助对实践结果的强调而得到平衡。人们可能提出100种锻炼方案，但如果“一道半法”就足够了，那就没有必要考虑其他的了。谈论体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切实地去做。毛泽东以一套锻炼方法来结束全文，强调了文章的实践导向。
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这篇文章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非政治性。赞扬和指责均被置于人与体育间的关系中，而非人与政治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赞扬了日本和西方的军事运动，还有历史上强健有力的人物：颜渊、穆罕默德、西奥多?罗斯福、顾炎武、曾国藩。那些遭到最严厉指责的，包括新式和旧式的教师，以及现代与传统的教育体系。此外，批评对象中还暗含了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接受这种体系和群体的压力，结果导致自己忽视了本人至关重要的兴趣。
尽管这篇文章的主旨预先排除了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但是文章确实具有政治和社会含义，并且展示了构成毛泽东日后政治活动基础的一些特性。毛泽东的替代性的教育理念直至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建立时方提出来，但是他把新式学堂描述成为有害于学生的身体健康的地方，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的一种严厉的批评。还有，同样重要的是实践主义（ac?鄄tivi*）主题本身。《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激励读者起来行动的诸多努力中最早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努力。通过实际行动唤醒公众的自我意识，以及培养公众的力量和意志，是毛泽东的社会和政治努力中自始至终坚持的主题。这种潜力———它被归结于自觉的、有纪律的行动———是无穷的。没有什么年老体弱是难以改善的，没有什么障碍是克服不了的，因为“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毛泽东自信行动具有改变人的体质的潜力，他这种自信的形而上的基础，被给予了再三强调：“天地盖惟有动而已。”［39］这种对世界不变性的否认，以及由此必然得出的知识的辩证相对论与行动的无限潜力，再次出现在被人们所熟知的寓言《愚公移山》之中。［40］这种辩证的劝告方式，通过与它的非辩证的对立面———“尽你最大的努力”———进行对比，可以最好地体现出它的特点。在后一种公式中，道德上的正当性是通过最大程度的努力来获得的，但是潜力的局限性是可以接受的。毛泽东的公式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关注努力的持久性，和它在改变当时局限性方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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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夜校
毛泽东在体育方面的工作，只是他在五四运动之前所从事的数量惊人的政治、教育，甚至军事方面的项目中的一个。［41］最初，毛泽东的组织才能大部分用于学生事务，尽管他也散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传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见解。但是在临近学校生活最后一年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为积极分子的朋友们开始在长沙工作，并建立了新民学会，“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42］。学会有三个主要目标：坚持无私地献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通过讨论、学习和锻炼来提高自身修养；从事进步的社会活动。虽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对学生利益的有力支持，有时会导致他与学校权威发生严重的对抗，但是新民学会的课余活动并未被破坏。学会活动与张国焘的那些作为精英并受到保护的同事们所从事的反传统的尝试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张国焘在回忆其青年时代时说：“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生龃龉。”［43］
毛泽东的工作项目中最典型和劳神费力的一项，是1917年底他们发起的工人夜校。最初两期夜校的招学广告，对工人夜校的目的和计划进行了简短说明。［44］广告宣称工人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阅读、写字和计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将在工人认为方便的时间免费教授这些课程。夜校一共招收了120多名学员，每天上课两个小时，每周五天，毛泽东负责管理这所学校，并教授历史课。
新民学会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鼓励湖南人参加由吴玉章和蔡元培在北京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正是由于这项活动，毛泽东得以实现他第一次在湖南境外的旅行，期间他在北京逗留了数月，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受到中国思想和政治进步的先锋人物的影响，变得更加政治化和激进化。他途经孔子的出生地和上海回到长沙，几个月之后，划时代的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湘江评论》开篇就描述了五四运动对于长沙的影响，这篇文章写于运动开始之后两个月：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45］
毛泽东，作为新近的大学毕业生，而且刚刚结束了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从北京回来，是在五四运动前就已成立的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激进主义学生团体之一的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中，他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不仅经历着而且还指引着五四运动对于湖南的影响。五四运动的意义不能被化约为反日运动或“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它充当着一种社会催化剂的角色，因为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形式和一幅新的政治发展蓝图。中国———其政治生活历来受到控制并且中央集权化———已经被帝国主义划分为许多不断变换的势力范围，且遭到它们的致命威胁；它的社会秩序，直至20世纪都是由一个集中和公开的考试体系来决定的，但当时却使大学毕业生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最后，中国已经逐渐熟识的那个好胜、统一和进步的西方，已经在战争中把自身撕裂又开始疯狂地抵抗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新生的、更为进步的大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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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一份报纸是与五四运动相适应的一种活动。唤醒人民大众起来参与政治行动不仅令人兴奋且具有新闻价值，而且运动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转型的乐观预测。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尽管仅持续了四周之后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但仍是一份成功并广受尊重的“五四”出版物。*
*根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湘江评论》对湖南革命运动具有极大的冲击，并对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期印行了2000份，全部在同一天售完。随后的几期都要印行5000份。张国焘———他从来不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人———写道：“这个周刊本来是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存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办的《浙江新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124页。英文版见Chang,Autobi-ography，，。由于陈独秀对《湘江评论》的印象很深，所以他与毛泽东联系组建共产党湖南支部的事情。参见《我的回忆》，第1册，124页，英文版见Autobiography，，。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更多的是对启蒙而非行动的呼唤。正如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就同一主题所作的评论那样：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46］
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信息是，饥饿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而大众的联合却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毛泽东试图解释“人类应如何生活”。他说，平*义是一切对抗强权的基础。［47］在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以及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强权，必然被平*义的诉求所打倒。温和的方法优于激烈的方法，因为压迫者也是旧社会的俘虏，他们对权力的滥用是一种不自觉的错误。除了这个富于同情的动机之外，毛泽东还指出利用强权去打倒强权的最终结果仍然是强权的建立。
在他对于温和方法的一般偏好之中，毛泽东区分了不同的形势并采取了适于相应环境的行为。在学术领域，他建议进行不受传统或迷信束缚的彻底研究。在社会领域，他提倡大众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持久的运动，为那些当权者提出“忠告”，并实现一种“呼声革命”。这种战略与“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形成鲜明对比，在他看来后两者只能导致巨大的混乱。然而，为了抵抗日本的直接威胁，他建议把罢课、罢市、*和抵制日货作为有效措施。这种对为多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寻找适当方法的关注，可以在他后来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论文中找到其理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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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型的觉醒、无畏和自信———这一贯穿文章始终的主题，表达了对大众联合的力量的一种信念，这种联合是在中国和西方的群众运动的刺激下形成的。五四运动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它把毛泽东进步的政治情感和他对于实践活动的偏好，融合到他所从事的激进的政治活动中去。政治参与为毛泽东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从这时起，革命便成为他的理论和实践的焦点所在。
毛泽东的五四运动观的内容，与这些观点中新的政治诺言一样有趣。其导向是普遍而彻底的：号召是“世界的”，为的是解放“人类”，基本口号是“由强权得自由”［48］。但自相矛盾的是，毛泽东对于即将发生的、彻底的社会转型的自信，是他所建议的温和策略的原因。他没有将新社会看成一个令人绝望的事业，所以也没有诉诸暴力。事实上，暴力会用旧秩序的方法玷污新的秩序。
把这项工作与夜校广告联系起来是基于毛泽东的一个预设，即启蒙是行动的前奏。这种态度可以在早先毛泽东对于泡尔生的一个评论中得到最好的解释：
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49］
尽管教师与被教授者，行动者与受动员者，有知者与无知者的两分法在《湘江评论》中还不明显，但是对湖南落后情况的过分描述以及新闻事业的性质都暗示着一个领导团队对于唤醒大众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民众的大联合》
在《湘江评论》上连载三期的重要的政治论文是分为三个部分的《民众的大联合》，它对联合起来的群众力量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政治观点的理念以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进行了详细阐述。《湘江评论》极高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篇文章，它还被全文转载在一份四川的刊物《星期日》上，后来又在上海得以重印。［50］
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文体特征是：一再发生的由坏的极端向好的极端的辩证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于各种现象背后基本的一致性的强调。“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的事实，在国际上通过世界大战、在国内通过北方与南方的战争，成为政治转型的先决条件。“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51］中国期待着一场类似的变革。尽管她此刻在政治、经济事务上似乎无能为力，但是未来的中国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2］正如毛泽东在后来的一篇著作中所评论的那样，对立面间相互转化的主题，既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典型的*主义特色。*建议把无产阶级作为最根本的革命群体，其哲学推理是，他们所受的压迫之深使他们成为一个敌对的阶级，而非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53］对于对立面间相互转化的一个相似的信念，使毛泽东乐于接受这样的结论（否则这将会令人不安），即他所推崇的行动原则———“大联合”———一直是历史上的贵族、强权者以及资本家权力的根本来源。联合的技巧———联合的力量来自于数量———的完美之处就在于以少数对抗多数。最伟大的联合产生于最衰弱而充满苦难的社会，并进而摧毁它的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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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社会转型的方法论，一种对中国即将发生转型的判断。在第一部分，毛泽东讨论了“大联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的论证从下面这个判断开始，即“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54］。他指出，少数掌权者利用他们在教育、金钱以及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迫使人民大众走向这样的极端，他们懂得了关于各种剥削方法的隐秘的知识，而且意识到大众联合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只要有人振臂一呼，旧社会就会土崩瓦解。在第二部分中，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一种大联合的方法，即从拥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开始。他给出了各种基本群体（农民、工人、妇女等等）所拥有的共同利益的实例，并且建议将这些群体聚合在普遍的联盟之中。第三部分论及了中国对这样一种运动的准备。毛泽东十分现实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打破了辛亥革命的神话，但他一样重视省、县议会的经验，当然还有作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而成长起来的各类组织。他推断，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令人难堪的表现是由于长期的压迫导致的政治经验的缺乏。所以，结论是，极其漫长而沉重的压迫将导致格外迅速的发展：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55］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的政治视野是模糊的。其中在第一部分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一种世界的参照框架和一种向俄国这样的国家学习的号召，因为这些国家在大联合的水平上更为先进。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小联合，这种联合以地方为导向，虽然毛泽东的心里想的是长沙，但是他的建议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最后一部分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此是以全国为导向的。正如施拉姆已经指出的，这篇文章的结论（上文已引用）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最富于民族主义的段落之一。［56］当然，忽视该文第一部分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国际主义口吻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国际主义构成了毛泽东论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可部分地通过时间安排上的一种区别来加以解释。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学习那些在大众斗争反抗强权方面更加先进的国家。中国未来的转型一旦实现，它的荣耀程度将像它所受的压迫程度一样巨大，不过这种卓越将存在于改造后的世界秩序中，因此不会在竞争的民族中构成霸权。毛泽东对中国现有政治秩序的爱国主义，仅限于对中国未来的信念和对外国蚕食的抵御。第二年，毛泽东在关于湖南自治的提议中，回顾了中国自1911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彻底失败，并且总结道：“（对中国来说）最好分为二十七国。”［57］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地方主义思想，也没有像它看上去那样距离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那么远。毛泽东的论证使他通过自决原则———他利用国际上的范例把自决原则建立成为一项普遍的原则———来做出这一提议。毛泽东提议，为了中国人民的眼前利益而实行这种中国的次一级单位的自决，希望它们将来能够重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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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厘清毛泽东关于民族界限的立场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近代的民族经历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西方民族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发现共同的文化特征并努力建立相应的政治实体。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要求文化上具有多样性的帝国重新进行细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要求文化上相似但政治上具有多样性的各国进行合并。西方的民族大体上界定了自身，从而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它们寻求从一种共同的遗产中辨别个体的身份。相反，中国的民族经历则是对于一个在她之外的世界的发现。中国发现她被各种强行入侵的文化所界定，而这些文化是她定然不屑一顾的。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中国的定位从被假定她的文化意义具有普遍性后退到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这种后退是与民族界限的普遍消解和一种世界性社区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似乎在一个世界主义的框架内分享了这种对于文化生存状态的自信，毛泽东所处的这种立场不应该被简单地描述成民族主义的或国际主义的立场。
解读这篇文章的进一步的问题来自于下面这段文字：
［民众的］联合［已经取得成功］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一派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58］
当然，由这段文字中派生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当时是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论如何，更倾向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非*主义者。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讲到，1918年他待在北京时曾讨论过无政府主义。从这段引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心目中的无政府主义属于很温和的一类。理查德?索罗门声称“毛泽东本人在学生时代，不曾认真地对待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暴力而赞颂暴力的行为”［59］，这是完全错误的。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涉及从对等级制有敌意的善良的人们，到激烈的虚无主义者的全部范围。［60］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赞成为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建立组织，但是反对用暴力来实现这些目标。如果忽视了政治暴力问题，那么就可以声称，不是毛泽东后来皈依了*主义，而是毛泽东创造了中国的*主义，因为这样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原则，比如群众路线、国际主义以及善待改造后的反动派，都大致与他在文章中列举的无政府主义的美德相符。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怀有敌意。他们赞赏它对现存社会的拒斥和它的公社理想，但是又认为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正如1921年的一篇文章所表达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我们的同志。”［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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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与他后来的*主义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最显著的就是他在与当权者的对抗中不愿意考虑使用暴力。作为代替这种对抗的手段，毛泽东提出了另外两种办法：目前要耐心地建立起基本的团体，最终实现全能的“齐声一呼”。毛泽东的和平主义与他依赖团体而非阶级———也就是说，依赖社会性而非不平等的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62］结果是要求自由，而不是要求革命。从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毛泽东在1919年的政治观点比无政府主义者更加具有乌托邦色彩，而他自己的描述，“大杂烩”是最恰当不过的了。［63］
湖南自治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政治激励下，毛泽东开始卷入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业。他最为著名的努力包括企图让湖南军阀张敬尧退位，以及1919年底一位不愿屈从婚姻的新娘的自杀事件促使他发表了一批论述妇女地位的文章。当学生反对军阀的全面罢课导致《湘江评论》被查禁后，毛泽东与张敬尧的第一轮战斗失败了。随后，毛泽东踏上了他的第二次京沪之旅，他此行的目的是获得在首都有影响力的湖南人的支持，以便驱逐张敬尧。毛泽东论述妇女地位的著作在长沙引发了一场对该问题的大讨论，但是现在能找到的，只有发表在那些报纸上的文章的片断。［64］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将妇女禁锢在一个“铁网”里，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惟一的出路。这种同样普遍的观点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立场中又一次出现，当时他说：“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65］
张敬尧于1920年7月被驱逐出湖南。尽管这一事件更多地归因于军阀政治的变幻莫测，而不是毛泽东、新民学会以及其他许多要驱逐他的湖南人的积极努力，但是形势还是为这个受尽战争折磨的省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之可以从军事统治下获得一些自主和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中，兴起了一场由两个派系参加的“湖南自治”运动。较为保守的一派由当权的政客组成，他们赞成由本省的政客和议会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起草宪法。较为激进的一翼则支持一个由*产生的制宪大会。在毛泽东为支持激进的自治派所写的十篇文章中，有四篇（以及一篇共同起草的提议）已经被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Mc?鄄Donald）发现。［66］
毛泽东的文章有两个基本的关注点：第一是成功而持久的自治所需的前提条件；第二是湖南自治的可能性和愿望。成功的自治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具备一个大众基础，因为完全由上层社会人士所组织的自治将是一种根本上的误解。这种大众基础可以通过真正将群众动员起来得以实现。在第二点上，毛泽东评论说，所谓只有大国才足以强大到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理论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谎言，它已被全世界兴起的革命运动所揭穿。自治将使湖南受益，这一点体现在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叙述湖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遭受的苦难的长篇文章中。第五篇文章，《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其内容正如它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篇文章是由毛泽东、长沙《大公报》的编辑以及湖南学生会的主席合著的，并有377名学生、记者、律师和其他人员在上面签名。尽管这不能被认为是毛泽东所著的一篇文章，但它一样是毛泽东做出过贡献的一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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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与前一年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内容有效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正有一位“伟大的联合主义者”在工作，他不因起点的薄弱而气馁，在现有的大众觉悟的水平上从事耐心的工作，坚持主张一个持久的政府需要大众的基础，并在国际发展和湖南所遭受的极端痛苦中寻找湖南自治可能性的证据。安格斯?麦克唐纳称这样的活动“更像是伍德罗?威尔逊而非列宁所为”［67］。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七个月后，一种激进的观点做出了同样轻蔑的判断：“如果有一天军阀被绅人阶级推翻了，那么绅人阶级会立刻转变成从前的军阀，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恶事，并对平民进行掠夺。”［68］这两种判断都用对于一种在抽象的意义上是必需的和充分的政治运动的接受，来代替对当前活动的关注。故此，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比列宁或*的策略更加僵化。毛泽东曾经在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面前为“驱张”和“自治”运动辩护：
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69］
另一方面，这种基调与他“五四”时的著作的基调有着重大的区别。五四运动的许多能量就像它产生时那样迅速地挥发掉了，尽管毛泽东采取了长远的而不是绝望的目光，但运动的教训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世界和中国已经苏醒，但是从人民当中获取其力量的持久的和实践的运动正在代替“齐声一呼”的政治机制。毛泽东在前一年曾强调围绕着共同的不满而组织各种“小联合”，此时这种对于组织和具体计划的政治能量的认识，正是他对当年的强调的自然而直接的发展。在自传中，毛泽东将这种认识与自治运动中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联系在一起：
我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遭到警察*。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70］
文化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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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运动并不是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为湖南准备基本改革所作的惟一努力。1920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一个赴俄勤工俭学计划、一个*主义学习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最成功的地方支部之一）以及文化书社。而且，他还是第一师范学校小学部的负责人和它的学友会总务。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中，最幸运的是有关文化书社的资料被保存了下来。尽管他所从事的其他活动的政治相关性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但是毛泽东把书社作为一项使命而不是一种维生手段来经营却是极不寻常的。能够找到的关于书社的文献，使这项事业的各种教育功能显现于今人面前。
文化书社是成员们出资合作建立的，并由选举的经理（毛泽东）来经营，他有义务半年做一次公开报告。书社的主要目的是“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71］。这项任务通过在长沙经营一家主要的书店和提供订购服务，以及鼓励在所有的县建立分支机构，最终得以完成。后来的计划宣称要建立一个编译机构和一个印刷部。［72］每个人，不管是出资一元还是更多，都被视为平等的成员；捐资不付利息并且不能撤回；主要书店在对分支书店的经销中不赚取利润；每个人都可查看书社的账目，无论是成员还是非成员。
这些规章已经暗示出成立书社的一些次要的动机，毛泽东在1921年4月———正好在他准备起身前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这些动机。书社不仅仅是一个只想出售进步书籍的书店，它还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半公开的省级机构，其使命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有价值之书籍”。提高它的半公开性是指，它部分成功地尝试利用县的教育官员和教育设施，在整个湖南境内组织文化书社的分支机构。而且，它被构造成为一个从事中国社会投资事业的模范组织：它的交易是公开的（与中国人在商业中偏好于保密形成对比）；它的资本不受撤资可能性的威胁；它不是一项为个人牟利的事业（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严厉谴责了中国商人过度的个人主义）；而且它的账目是有序的和有效的。这一“现代企业”使人们想起了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他通过证明他在拉纳克郡的工厂在财务上的成功，试图争取让英国的商人们人道地对待工人———不同的是，毛泽东试图在企业体系既没有初期的资本主义色彩也没有实质性的资本主义特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73］
只要它的命运被记录下来，文化书社就算是取得了成功。书社初建时一件妙举被记载下来：谭延闿———他是湖南有资历的政客和后来的省长———为书店题写了店名。到了要做半年报告的时候，已经有七个分支书店和七个学校售书站建立了起来，而且书社已经销售了160种书（根据李锐的记载，包括《*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以及《劳农政府与中国》），40种不同的杂志，和3种报纸。也许是毛泽东在这件事上的成功，促使他在第二年尝试进行另一种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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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修大学
毛泽东在湖南从事的最后一项没有以阶级观点作为前提的冒险事业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尽管韩素音（HanSuyin）声称“学校的整个目的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征召和培养干部”［74］，但是《湖南自修大学倡立宣言》很有说服力地给出了一个建立在参与式教育理念基础上的、更为宽泛的理由，这种参与式教育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最早时期的著作。然而，比起最初的构想，学校办得似乎并不成功，而毛泽东本人也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就无暇顾及它。
学校的创立者将它构想成一个半省立机构———一个具有讥讽性的理由是它间接得到省属基金的资助。给船山（王夫之）社每月400元的公共津贴，被合法地转用于学校的创立和维持。学校因为讲授反动学说而于1923年11月被解散，但是两个月后又以湘江中学的面目重新出现。
1921年8月16日，《湖南自修大学倡立宣言》刊登在长沙各个报纸上，以此来向外界介绍该校并吸引学生。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在它的第一段就已明确陈述的主题的发展：“他的（学校的）宗旨在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75］。毛泽东接下来批评了传统书院的职业导向，而且，更为有趣的是，他还批评了新式学校的组织结构和教学方法上的错误。在评价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之后，他描述了它们共同的“非平*义”：入学要受到考试和高昂费用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书院的知识分子阶级，他们将自己与大众隔离开来。［76］最后，毛泽东指出，湖南省需要这所大学，因为当时尚没有湖南大学，而湖南的人民需要一些东西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并发展他们的文化需求：
（自修大学）事实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77］
这篇文章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是，尽管毛泽东此刻是湖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这篇文章的形式，结合了新旧教育体系的优点，是迄今为止毛泽东对现存环境所持的最中庸的立场的反映。然而，这篇文章的影响是更为激进的，因为毛泽东对新式学校的入木三分的批评，是对那部分有进步倾向且有影响的地方精英的一种根本上的抨击。［78］他对新式学校的批评基本如下：在师生之间没有亲密关系，只有统一的和机械的管理；而且，这种教育体系要求学生被动服从，因此，抑制了个性的发展。第二项指责与毛泽东早期在《体育之研究》和《民众的大联合》两篇文章中对这些学校的批评直接相关。［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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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概念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出现在这篇文章中［80］，但是“平民阶级”是主要的关注点，而无产阶级则是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说法出现的。对这个术语最有意思的使用是将其运用到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通过将知识神秘化来垄断学问，将自己从平民社会中孤立出来，并“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81］。“阶级”这一术语在这里的功能是用来识别具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自身利益的一个群体。阶级并不是通过所有成员共享的一种具体特征来定义的，而是通过所有成员都参与的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来定义的。正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阶级因此是“自为的阶级”而非“自在的阶级”。
创办自修大学后不久，毛泽东就按照1923年“二七惨案”———这次惨案包括对华北铁路工人的屠杀———之前的党的政策，开始忙于组织湖南的劳工运动。在1922年9月安源煤矿工人大*胜利的刺激之下，湖南劳工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毛泽东在劳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使他成为一个不受省长欢迎的人，后者下令逮捕他。1923年4月，毛泽东逃至上海避难。
结论
纵观毛泽东早期所有的活动和著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对公共事务的积极而忘我的关注。毛泽东以他为公共福利所做出的无数努力得以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招募新人的主要目标———积极分子的原型。
毛泽东的一贯风格是激励读者去做实事。道德规则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的：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导致了对于应当做什么的思考，这暗含着由谁去做的意思。在每篇文章中，毛泽东都将自己等同于那些看到这个问题并感到有必要去行动的人之中的一个。代词“我们”远比“我”更重要，它所指称的群体永远都不是排他的，而且它通常指的是人民。［82］
在本章所讨论的著作中，毛泽东的行动主义体现在理论关注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上。每篇文章都包含了一个对当下行动的重要而又看似合理的提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已经在从事自己所建议的那种努力。因此他所关注的是那些他很熟悉的事务，而他也是在考虑好某项行动可能会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写作的。毛泽东从来不对从哪里开始的问题避而不答。事实上，这种回答有时是被用作反驳不同观点的一种重要工具。［83］正如毛泽东向他的同伴、新民学会的成员们所谈论的那样：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是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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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实践导向对他的理论风格有一种基本的影响。因为任何一个理论提出都希望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理论在当下的正确性，而不关心与其他假设进行抽象的比较。毛泽东想要洞穿这个问题的本质，同时利用全体一致的假设（“大家晓得……”）来建立起他对于该问题的系统阐述，并利用中国历史和现代国家中广泛的实例来支持实际的判断。对于文章的普遍导向所必需的假设来说，全体一致的假设并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当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说“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85］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这篇文章并不是针对任何对该主张持相当保留态度的人。不断地列举实例是毛泽东他实践导向的另一个标志。这在《体育之研究》和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中尤其明显。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压迫和自由的辩证关系是建立在西方历史丰富实例的基础上的。因为文化书社和自修大学是新成立的组织，所以几乎没有可能用事例来展开论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推动这些新组织的一部分重要动机是，他希望它们具有示范功能。在他的思想中，实例的重要性为模范机构的创立增添了意义。
在这些早期著作中，现实的这种辩证性的相互依赖和不断变迁的性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具有明确的中心地位，这种思想在他关于湖南自治的那些著作中开始消失。这种转变并不代表用一种更为绝对的方法取代了辩证法，相反，后来他在湖南所从事的活动中，有限而实际的任务只要求进行大致的实际判断，后来他在党内的活动也只是要求做大致的意识形态的判断。在毛泽东后来著作的辩证的基础中，不难察觉到其思想的一种连续性。当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要求在方法上进行重大的调整时，比如在1937年和1956—1957年，毛泽东便根据他基本的辩证观点来进行推理。但是他的更富哲学性的著作揭示了他的思想的逻辑结构。它们并不是对一种在其他方面是教条的*主义的暂时背叛，是西方学者典型的反*主义偏见而不是毛泽东自己造成了毛泽东著作的僵化外表。
最终，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的责任的辩护是效用。毛泽东赞同新民学会成为*主义的团体：“感情的集合要变为主义的集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86］由于其实用而接受一种主义，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投入，因为它所促进的革命活动是中心的任务。然而，倘若意识形态领导发生危机，那么就可以期待（尤其是在事后认识到），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有用方面的发展将优先于对党的教条的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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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著作中，毛泽东政治观点的主要特色就是他所说的平*义。尽管这一表述只在两篇著作中使用过［87］，但它构成了毛泽东以全体幸福和组织的非排他性为导向的基础，并渗透到他的著作和活动当中，而且解释了他在公开和半公开的事务中自我决定和公之于众的程序性原则。他的平*义导向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这种信念曾在他“五四”时期的文章中表述过，即人民大众的联合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从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湖南自治”的文章中自然而然推出的结论是，建立一个强大而可行的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
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88］
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都从它们的*结构中和平*义的使命中假定了自身的合法性。而且，两者都表达了一种类似于政府的强烈要求，渴望全省范围内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利用它们。
毛泽东的关注点在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明显转换，可以用他的政治期望的变化加以解释。在每一种情况下，毛泽东都求助于最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单位。“五四”时期那些乐观的文章，没有认识到大众力量在组织上的局限。直到1920年，毛泽东都不认为大众政治可以在全国规模上实现，他的活动都是采取全省的视野。因此他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并不是他的政治抱负的围槛；它只反映了一个实际判断，即在当时只能尝试进行地方运动。在所有情况下，次级单位的福利和自由裁断都是受到尊重的，无论它们是小联合、县议会，抑或是分支书社。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历的各个阶段是相一致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认识到，政治制度（类似于家长式的权力和学校的权威）在面对来自下层的坚决运动时都是“纸老虎”。随之而来的他在活动、态度上的政治化实际是五四运动的衰退使然。他的下一个尝试便是在一场政治运动的框架范围内，劝告运动的支持者们为他们的自治政府而强化大众的基础。但不仅毛泽东的努力没有成功，就是整个自治运动不久也成了新军阀赵恒惕的一个政治花招。之后，毛泽东的活动变得不太直接具有政治性。他的研究会旨在提高积极分子的理论水平，像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这样的更为普遍的努力，试图在全体人民当中启发他们的社会觉悟。同时，毛泽东自己的政治立场正在变得更加接近彻底的*主义者，而且他也更多地进入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组织角色。从1921年到1923年，毛泽东在组织全湖南的劳工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1923年的“二七惨案”中对华北铁路工人的大屠杀，标志着共产党在组织工会活动上的撤退，他们在湖南的处境也恶化了。毛泽东被迫逃离湖南后，在上海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此后不久，他便参与到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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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前*主义时期的思想的重要性，也许可以用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最佳的概括：“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89］毛泽东早期的活动和著作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风格的建立，这种思想和风格成为他政治身份持久的组成部分。不过，从毛泽东最早的著作中就可以认识到的那种连续性，并不是思想或行为的具体方面，它们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以及思想和经验的发展而存在于一种积极的辩证关系之中。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尽管在内容上并不连续，但在思想的形式或特定模式上具有连续性。在这些模式中，比较显著的方面是对当下的关注，而不管任何特定的时刻在“具体方面”的变化；还有在伦理的和社会的分析中对于辩证逻辑的使用。二是在方法上虽不连续，但在基本的假设上具有连续性。最基本的假设，即“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一直保持不变，尽管在毛泽东的社会分析的框架中（从团体到阶级）和他的政治行动的框架中（从自我组织的地方社团到共产党）发生了一些基本变化，斗争的必要性和实践的重要性的假设始终如一，尽管它们在应用上有所改变。最后，尽管在实际政策上并不连续，但在最终的抱负上具有连续性。毛泽东要将中国变成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这个目标最终隐藏在这样一些表面上是妥协的或平凡的事务背后，比如经营一家书店。
［1］RichardSolomon，Mao’sRevolutionandtheChinesePolitical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
［2］FredericWakeman，Jr.，HistoryandWill（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3）.
［3］毛泽东所说的这些话出自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对毛泽东所作的自传式的访谈，见RedStaroverChina（NewYork：GrovePress，1961），—188。虽然学术研究提供了另外的信息和视角，但这些叙述仍是关于毛泽东早期职业生涯最可读的和最令人兴奋的资源。
［4］StuartSchram，“Fromthe‘GreatUnionofthePopularMasses’tothe‘GreatAlliance，’”ChinaQuarterly49（January1972）∶88.
［5］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李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载《历史研究》，第1期（1979年1月），33～51页。
［6］这是由李锐所记录的毛泽东在弗里德里希?泡尔生（Friedrich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SystemderEthik）一书上所作的页边评注，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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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7～10页。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列宁正好相反，MaximGorky这样形容列宁：“我从没遇见或认识一个人像他这样对人民的不幸、悲哀和苦难如此强烈地感到憎恨、厌恶和轻蔑。”，“OLenine，”RusskiiSovremennik，1924/1，转引自［］，TheEarlyYearsofLenin，（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9），。
［8］毛泽东所回忆的与此有关的一个例子，见Snow，RedStar，。
［9］同上书，。
［10］《湖南自修大学倡立宣言》，见竹内实（TakeuchiMinoru）等编：《毛泽东集》（10卷本），（东京：北望社，1971—1973）第1卷，82页。
［11］我不打算详细说明影响毛泽东的各种思想，因为几乎不可能对魏斐德（Wakeman）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再有任何改进。
［12］Snow，RedStar，—130.
［13］陈志让（JeromeChen）在MaoandtheChineseRevolution（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一书中勇敢地尝试叙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中国政治史。
［14］中国台湾除外。
［15］参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3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16］1920年毛泽东卷入了一场湖南省自治的运动，并为运动撰写了几篇文章，本章的后面部分将详细讨论这些文章。毛泽东论述湖南自治的文章的中文原文由AngusMcDonald发表在HogakuKenkyu（法律研究）第2期（1972年2月），90～107页。McDonald后来发表了这些文章的英文译文，见“MaoTse-tungandtheHunanSelf-GovernmentMovement，1920：AnIntroductionandFiveTranslations，”ChinaQuarterly68（December1976）∶751—777。
［17］《〈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见《毛泽东集》，第1卷，55页。
［18］Snow，RedStar，
［19］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所引用的一封信，见该书第1卷，154页。（原文说法有误，这句话其实是向警予说的。——译者注）
［20］参见Snow，RedStar，—156；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历史研究》第3期（1979年3月），3～24页。
［21］原文如此。关于*一大召开的时间在党史研究上是一桩公案，根据邵德正的说法，一大是于4月召开的。沃马克可能参考了邵德正的研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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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么说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事例，即四川共产党人于1924年建立了一个省级党支部，但却不知道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已经存在了三年之久。见《吴玉章》（“WuYuchiang”），载Anne，BiographicalDictionaryofChineseCommuni*（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
［23］关于这本文集，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有一段长达11页的描述，但是由于作者找不到这本文集，所以只能望洋兴叹。见该书第1卷，151～161页。
［24］我在参考文献中所使用的这部著作的版本是两卷本的第三版（Berlin：WilhelmHertz，1894）。在第三版中有一些章节更换了标题，蔡元培对这些标题的翻译表明他所使用的是后来的标题。从李锐引用的风格及所给出的页码标注，我猜想蔡元培的翻译不会比“BookTwo：BasicConceptsandQuestionsofPrinciple”（，—429）的内容多出很多。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中文译文。对泡尔生哲学的总的看法，见Wakeman的HistoryandWill，—206，以及PaulFritsch，FriedrichPaulsenPhilosophischerStandpunkt，7ofAbhandlungenzurPhilosophieundihrerGeschichte，（Leipzig：QuelleundMeyer，1911）。
［25］这篇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在StuartSchram的PoliticalThoughtofMaoTse-tung（NewYork：Praeger，1969）中找到。Schram还完成了该文的完整而华丽的法文翻译，见MaoZedong，UneEtudedel‘EducationPhysique：ArticletroduitetpresentéparStuart（Paris：Mouton，1962）。
［26］《毛泽东集》，第1卷，53～55页。《湘江评论》仅正式出版了四期。第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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