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国家利益的观点进行考虑。
在他对奴隶制影响的批评中，首先听到的是奴役劳动居民的大贵族的敌人。而由于大贵族的敌人，在当时的官宦等级里除佩列斯韦托夫外，还有很多，所以，可以假定，对大贵族强暴的恐惧使某些其他下属人士相信，解放奴隶是有好处的。例如，尽人皆知，西尔韦斯特尔牧师便解放了他的全部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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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哪个地方实行奴隶制，那里就发生一切恶行”。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这一完全正确的思想最少已为伊凡。华西里维奇雷帝的一名——然而很可能不只一名——军职人员所熟知。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指出这一思想只不过促使佩列斯韦托夫要求消灭奴隶制度。奴隶制只是人奴役人的许多形式之一。但是佩列斯韦托夫没有问问自己，是否人奴役人以及莫斯科国的“一切恶行”
，都将因奴隶制的消灭而消失呢？如果他问过，那他除消灭奴隶制的要求外，也只会提出一个要求：这就是要求限制大贵族的力量和权势。他认为实现这一要求的最好办法，是发展沙皇专制制度。他连想也不想，沙皇的专制制度本身便可能成为全国被奴役和国内一切恶行的根源。我们在他的著作里，从未丝毫看到适当限制最高权力的任何表示。从这方面说，他比他的同代人，即前述法国人波丹，是大有逊色的。
波丹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保皇派。但他希望君主服从“自然法则”
，保障所属臣民的“天赋自由”
①。他将君主政权分为三类。他说：“所有君主制都或为世袭君主制，或为国王制，或为暴君制”（Ｔｏｕｔ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ｔ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ｉａｌｅ，ｏｕｒｏｙａｌｅ，ｏｕｔｉｒａｎｉｑｕｅ，第２７２页）。在国王制的君主国，国家元首尊重其臣民的天赋自由。而这种天赋自由表现于臣民有处理其财产的自由（财产的所有权，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ｄｅｓｂｉｅｎｓ）
，世袭君主制的特征，按照波丹的说法，在于臣民既没有人身自
①波丹：《共和国六论》（《Ｌｅｓｉｘｌｉｖｒｅｓｄｅｌ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巴黎，１５８０年版，第１１卷，第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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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０２
由，也没有处理财产的自由。波丹以为世袭君主制是第一个君主制（即政体的第一种形式。——著者）。
不要将世袭君主制同暴君制混为一谈。践踏本国法律者为暴君，而世袭君主则可能是一个完全守法的君主。波丹指出，古代波斯便是世袭君主制的一例，那里的一切都为国王所有，一切居民都是国王的奴隶。
时过境迁，臣民对国王的奴隶依附逐渐减轻，所以最后，这个君主政体只在名义上是世袭的。
然而就是现在，有些地方还实际存在。它存在于亚洲，埃塞俄比亚，甚至存在于欧洲：在土耳其，鞑靼和莫斯科。波丹没有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莫斯科沙皇的臣民，都自称为沙皇的奴隶（他写为ｌｅｓｃｈｌｏｐｅｓ，并解释说，即奴隶）
①。根据波丹的意见，在世袭君主制的国家里，国王所以被神化，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是人的主宰，又是财产的主人。世袭君主制国家的居民由于是本国国王的奴隶，都要受奴隶般的惩罚。波斯在阿塔克舍尔克斯皇帝以前，对于罪犯，甚至对于身居高位的罪犯，都习惯用肉刑。阿塔克舍尔克斯第一次决定惩罚罪犯时，要象以前一样剥去他们的衣服，但受鞭打的不是他们，而只是他们的衣服。同样根据他的命令，不再拔犯人的头发，而只是拔去他们帽上的茸毛②。波丹认为，这证明时过境迁，波斯的君主制度事实上已不再是世袭君主制了。由此看来，他认为对臣民施以肉刑是世袭君主制的主要外部特征；而臣民对君主的奴隶依附则是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这种依附的表现便是
①《共和国六论》，第２７４页。
②同上书，第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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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臣民无权自由地安排自己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这个观点比那种流行的老生常谈是深刻得多了。按照老生常谈，则东方专制国家甚至对身居高位的人们实行肉刑，——试一回忆旧莫斯科及其鞭刑、笞刑以及连根拔除胡须等等，——是由于缺乏“文化”。波丹知道，甚至在最文明的国家（希腊、罗马）
，主人也对其奴隶施以肉刑；而在文明落后很多的国家里，其自由居民却不能想象他们的国王会这样对待他们。
波丹懂得，问题不在于缺少“文化”
，因为文化本身也只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果；而在于这些社会关系，其本质便是所有社会力量都受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的奴役。同样，他显然很知道，世袭君主国的臣民所以把他们的国王神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不文明，而是由于他们的奴隶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国王对于他们是神，是一切幸福的来源。
①他尽管出于理论上的需要，认为必须提醒读者：世袭君主是一回事，而暴君又是一回事；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坚决的“国王制”拥护者，因为
①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将两种不相协调的属性：沙皇和世袭大地主，结合在“最高当局一人之身”
，乃是一个“反常现象”
（《俄国史教程》，第３卷，第１６页）。波丹更有根据地认为这两种特性的协调，更确切地说，它们的完全符合，就东方专制国家而言，乃是完全正常的。
克柳切夫斯基说：“人们不把国家理解为由最高当局管理的人民联合，而理解为国王的经济体；居住在国王世袭领土上的各居民阶级，都按其经济来源的重要性参加这个经济体。因此，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宗旨都服从土地主人王朝的利益，而且法律本身也具有经济命令的性质，这种命令发自莫斯科河畔的克里姆林庄园，它规定所属当局、主要是地区当局的活动，但更多的是规定居民履行各种义务的程序”
（同上书，第１６页）。我们在所有东方专制国家里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
如果这是“反常现象”
，那就应该说，在东方专制国家里，这种“反常现象”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里，已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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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０２
“国王制”给居民以人身和处理财产的“天赋自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国家学说上，波登是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第三等级的思想家。这个发展阶段的特点，首先在于这个等级在反对封建主的解放斗争中，尚不完全相信其本身的力量，因而支持了国王取得专制权力的野心。这种专制权力可帮助资产阶级铲除其历史道路上的封建障碍。因此，资产阶级同这种权力妥协，甚至把它理想化了。但是资产阶级同它的妥协、乃至把它理想化，只是在它帮助资产阶级向前发展的限度之内，用波丹的话说，就是在它不改变其为国王专制，不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公民的“真正私有主”（Ｖｒａｉ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的权利的限度之内。
如果君主也想象东方君主那样对待其臣民的财产和臣民自身，则专制权力对于法国第三等级便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了。这样的君主，波丹是一定要把它算作暴君的。
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十六世纪的莫斯科政论家是完全不能理解当时法国先进政论家所制定的社会政治概念的。波丹完全正确地将“莫斯科”列为世袭的君主国。莫斯科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加受国家的奴役，国家元首自然把这种力量视同奴隶。这一点波丹是注意到的。在这种社会发展方向之下，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政论家，甚至不能想象会有这样的“自然法则”
，能够在公民或经济生活中规定某种界限。我们知道，佩列斯韦托夫不仅了解自由这个概念，而且明确地看出了许多社会罪恶同奴隶制的因果关系。然而在其实际计划里，他并未超出取消奴隶制要求的范围。
“自由”是一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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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的概念，其内容在每一特定时间都决定于特定的具体的——归根到底，经济的——条件。根据佩列斯韦托夫的观点，解放国内的居民，便是消灭（“撕碎”）卖身契。他不能象波丹那样，为莫斯科国的居民要求“真正私有主”的权利。他是这样一部分官宦等级的思想家，他们的命运同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命运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纯粹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则是将“真正私有主”的权利交给国王的；它给予地主的，只是因服役而暂时使用土地的权利。象不久以前国有财产部分配我国土地于其部门所属农民一样，国王在地主之间为了酬劳他们服完军役而分配以土地。
１５６年伊凡四世注意到“有些达官显贵和军人占有了许多土地，而服役情况很差，他们的服役同国王的赏赐和领地不相配称”。
因此，他命令——他的上谕保存在编年史里——实行平均分配：“在封地里实行土地清丈，应得多少就给多少，余额分给贫困户”
①。这是一次在地主之间实行的真正“土地平分”。如果地主享有“真正私有主”的权利，这是不可能实行的。然而在莫斯科国的当时经济情况下，这样的土地重分则为利于“军役”所必需，而且对于地主本身也是有益的。这就是为什么地主阶级的理论家佩列斯韦托夫不能听任这种重分违反“自然法则”
的原故，正如第三等级的理论家波丹也会作此主张一样。
不仅如此。
佩列斯韦托夫定会感到这样的土地重分，——以及将土地的“真正私有主”
的一切权利转移给国王，——是保障军人，即使军人获得实际自由的必要条件。我在上面业已指出，他可
①季亚科诺夫：《古代罗斯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概论》，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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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０２
能由于在一些社会及经济发展与莫斯科大不相同的国家居留了多年，不很了解莫斯科经济生活的特点。但是，他既然保持着莫斯科官宦等级前述部分的观点，便必然领会到这种特点所造成的关于君主权力的特性的全部概念。他的自由要求没有超过取消奴隶制的范围。当他想为其政治理想寻求一个典范的时候，他的目光自然不是向西方看，而是向东方看，向波丹公正地称之为世袭君主制和以居民对国王的奴隶依附为特征的国家看。
在波丹的著作里，有一段引自普卢塔尔霍夫所写《费米斯托克洛传记》的很有教益的摘录。波斯宫廷的一名皇帝卫队长阿塔班，在传记中对费米斯托克洛说：“你们希腊人最为珍视自由和平等。而在我们看来，在我国大量法律中，则以规定我们必须尊敬我国皇帝，崇拜他象崇拜上帝一样那条为最好。”
莫斯科国的居民也认为必须不仅由于恐惧、而且出自良心，对自己的国王尊敬和崇拜，作为尘世的上帝。同样的原因总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由于历史的发展将莫斯科国王的权力范围扩大到东方“世袭君主制”的相应权力所特有的那样广度，莫斯科的社会思想也就越加具有东方的气质了。我们往下就可看到，莫斯科人在混乱时代同波兰人谈话中所发表的见解，同很久以前阿塔班同费米斯托克洛谈话中所发表的见解，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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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贵族和僧侣斗争影响下的社会思想运动
在我们面前，佩列斯韦托夫是这样一部分莫斯科官宦等级的理论家，他们急切地需要扩大沙皇对于所属臣民的财产（自然首先是不动产、地产）的支配权。佩列斯韦托夫丝毫不愿想到给沙皇权力设定范围的任何“自然法则”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个问题：那些领有较大世袭领地的官宦等级的最高部分，由于有利于“军人”的“土地重分”而可能蒙受和实际上很快就已蒙受重大损失，对于这一“自然法则”
，是否也未想到呢？对于这一问题，只能作肯定的答复：是的，他们想到了这种法则。然而值得指出，就是这最高部分也从未想到要利用明确规定的法则标准来限制沙皇的权力。他们与其说是提出要求，不如说是作过建议，而且他们的建议也没有涉及国家制度、而只是涉及国家管理。从这方。。。。
面说，有一本叫做《瓦拉穆的术士圣谢尔吉伊和圣赫尔曼的谈话》的著作，是颇堪玩味的。这本书的创作可能是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①。
①见《古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１８５—１８７年）
，圣彼得堡，１８９５，第１０辑，第２部分，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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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０２
圣谢尔吉伊和圣赫尔曼坚决主张“父老兄弟”即修道士都要完全服从沙皇，这本书便是用他们的名义写的。
他们说：“恳求你们，心爱的父老和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服从信仰正教的沙皇和大公，要关心俄国的大公，要在一切事情上依从他们，要为他们祈祷就象为你们自己祈祷一样。我们将由于这种祈祷而得到宽恕。祝我们的君主一切幸福，为了他们应该象为了我们的东正教信仰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却自己的头颅。可是，我们为了这种对上帝的善行，是不会损失一根毫毛的”
①。我们马上便可看到，为什么《谈话》的作者要上述两位圣徒向父老兄弟们、即修道士们发出号召，为什么他认为必须要求他们完全服从。那时我们便可相信，这一要求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一种社会生活矛盾。现在应当指出，《谈话》的作者谈到沙皇权力时，是把它描绘为应该是无限制的。
“上帝将整个最高权力赋予举行过登极涂油仪式的沙皇和上帝所选择的公爵。上帝赋予俄国公爵和沙皇以统治所有人的最高权力”
②。对于沙皇权力范围的这种规定，就是佩列斯韦托夫本人，甚至费米斯托克洛的对谈者波斯官员阿塔班也很难有所补充了。同这种沙皇权力无限论全完符合，《谈话》的作者深信，沙皇对于笃信宗教问题亦有给予最高关怀的责任。他主张“沙皇和大公应对各寺院和全国各地都发出朝廷温良的威慑，不剃胡须，也不对他们的最高地位有任何危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必须完整不苟地划十
①《古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第１０辑，第２部分，第２页。
②同上书，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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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字，全年实行斋戒祈祷；无论男女，凡年龄达十二岁者，都要向主和神父说出自己的心事。全世界的信徒和军队都应拥护沙皇，但不是一切人都对最高的沙皇负责“
①。沙皇还应关怀宗教书籍的修改②。《谈话》的作者断然反对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显然也是在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国产生的——似乎上帝是“随心所欲”或“独断独行”地创造了人。
“如果上帝是‘独断独行’地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他就不会设置沙皇和大公以及其他权力，也不会使人群各自分离”
③。象佩列斯韦托夫一样，《谈话》的作者认为沙皇的威慑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沙皇的威慑，则人们不会斋戒，不会忏悔，也不会尊敬神父④。但是，佩列斯韦托夫力图使沙皇的威慑主要用来对付“达官显贵”
，而《谈话》的作者则认为沙皇必须经常同“达官显贵”
、同佩列斯韦托夫所憎恨的这些人磋商。
他笔下的圣谢尔吉伊和圣赫尔曼直接了当地说：“沙皇应与大贵族及亲近的宠臣切实磋商一切。”
由此可见，《谈话》的作者就令本人不是“达官显贵”
，也是完全站在他们的观点上的。作为当时的一个尘世中人，他绝不会否认“军人”的重要意义。但是他知道并且记得，他们的行为每每不完全是“爱基督的”
，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圣徒的名义对他们宣读这样的训示：“异教徒在战争中勇于杀人、劫掠、淫乱，将他们的
①同上书，第２４—２５页。
②同上书，第２７页。
③同上书，第２５页。
④《古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第１０辑，第２部分，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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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０２
勇气用于一切肮脏的恶行，并因此受到夸奖。但忠诚的信徒在战争中应该在行为上效法沙皇，坚定不移地反对基督十字的敌人；对于同信仰的人们和在他们家里，应态度谦和，慨慷宽容，不殴打、更不折磨，不从事劫掠，不侮辱妇女，不危害修女、寡妇、以及其他孤儿和一切东正教的基督徒。看到他们流泪和哀叹，所有的军人都应竦然恐惧，不作恶“
①。
《谈话》的作者长篇累牍地证明一切权力都属于沙皇和他所委派的官吏。他也是拥护“世袭君主专制”的。但他劝告沙皇珍惜国家的支付能力。
“沙皇应该在征收任何收入时要手下留情，作事要宽大为怀，不要发怒，也不要听信流言”
②。
《谈话》的作者虽然对专制君主极为尊重，但迫使瓦拉穆的术士们对沙皇在国家管理上的疏失以及沙皇的“简单化”
（也就是……思想迟钝）
，表示担心。根据术士们的意见，这种疏失和简单化主要表现于沙皇不再听从其天然顾问们（即大贵族）的意见，而接受了出家的僧侣们的影响，这种僧侣便利用其影响敛聚财富。
“然而沙皇不应单纯，而应与顾问们磋商一切事务。……沙皇无意间愚蠢地阻止僧侣拯救灵魂多到不可胜数，使他们受到无穷的巨大灾难，从而向沙皇提出无所谓的荒谬的请求”
③。没有这种简单化毛病的沙皇，则是通过他的军政长官，而不是通过僧侣来管理国家的。
“如果世界上还有僧侣当权，而不是沙皇的军政长官当权，那上帝是不会
①同上书，第２１—２２页。
②同上书，第２１页。
③《古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第１０辑，第２部分，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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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宽恕的“
①。
《谈话》里的瓦拉穆术士们对僧侣进行了最猛烈的揭发。圣徒们逃出尘世，不求财富；“而我们看来，罪恶多端的该死僧侣，则向仁慈的沙皇和天主说尽谎话，貌似伟大，名为僧侣，却是没有僧侣德行，坏事作尽而不作好事的僧侣”
②。
贪婪使僧侣倡导“新的异端”
，这就是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也可领有地产。
“这绝对是僧侣的灭亡。由于这种坏事，基督徒中的狡猾恶魔，以僧侣的外貌，利用沙皇的简单化和大公们给予的薪俸，阻止僧侣去拯救自己的灵魂，使他们受到无穷的巨大灾难；因为，这种权力是由上帝给予沙皇、大公和尘世的当政者的，而不是给予僧侣的”
③。
《谈话》将僧侣说成是能够干出一切狡猾的勾当和卑鄙行为的人们。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胆敢故意曲解圣书。
“而沙皇却不管、也不注意许多僧侣中的书生根据恶魔的诽谤性的险恶意图，从圣书中寻章摘句，删除真正的圣书旨意，代之以对己有利的叙述，然后提交宗教会议求证，似乎这就是圣书和圣徒之作”
④。这个地方证明，“圣书”论点不那么容易吓倒《谈话》的作者。为了取得完全的效果，他却用“最近以来”的情况吓唬读者说：“最近以来，僧侣们用谎言迷惑沙皇、大公以及其他当权者，向所有亲近者预告说，犹大出卖耶稣，所有以往的长老学者都将被钉在十字架上。最近以来僧侣学者也想用自己的谎言
①同上书，第２３页。
②同上书，第２０页。
③同上书，第２１页。
④同上书，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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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１２
迷惑，开始盗窃沙皇和大公。沙皇未注意及此，听信他们所说的谎言“
①。我们已经知道，在彼得以前的罗斯，“最近以来”的论点是神学论点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毫不奇怪，我们的作者要用这一论点来反对他最痛恨的“长老们”了。
然而读者如果以为《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在描写“最近以来”
的情景时只是根据他的幻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他用以描绘这一情景的资料，是从实际生活的观察中得来的。
例如，作者说，“最近以来”
由于僧侣的罪恶和沙皇的简单化，曾发生如下情况：“人们开始无端自扰，以为灾难临头，有的地方由于僧侣的罪恶而开始发生频繁的饥荒和瘟疫，许多地震和洪水，内乱和战争；世上开始各种各样的城市毁灭和纷乱，伟大的王国内将人心惶惶、惊骇万分，乡村荒芜，十室九空，居民减少，土地虽然辽阔，而人口越来越少，剩下的居民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竟无以为生”
②。
上述莫斯科国中央地带的荒芜造成一种情况，即尽管莫斯科土地是“更辽阔了”
，然而由于人工愈来愈少，居民的生产力愈来愈弱，所以“剩下的居民”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比以前更贫困得多。对于这一情况，《谈话》的作者并未忽视，而且在他所描写的“最近以来”的景况里，大加渲染。这一景况的其他同样突出特点使我们设想，这个时代的具有洞察力的莫斯科人就已预见到混乱时代的到来。
《谈话》中预言城市
①《古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第１０辑，第２部分，第２６页。
②同上书，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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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毁灭、内乱和战争也未必是一种词藻的修饰。同样，我们的作者的上述言论恐怕也不是由于他喜欢修辞的原故：“沙皇不能把握自己皇家的分寸，每每安于皇家自身的简单化，迁就僧侣的罪过和尘世的纵欲”
①。如所周知，英人弗莱彻于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朝代访问莫斯科国后，便预言混乱时代的到来。完全可以设想，他是根据同他接触的莫斯科人听到的事实作出这一预言的。而《瓦拉穆术士谈话》的作者所描写的“最近以来”的景况却使人想起，关于“内乱”的比较自觉的预期，在伊凡四世朝代便已产生。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瓦拉穆术士谈话》的作者还不能预见这一朝代的结束。
这样，在无疑出身于世俗环境的人士的指使下，瓦拉穆的术士在《谈话》里草拟了一个完整的纲领，其内容可以概述如下：１国家的无限权力属于沙皇；A２沙皇管理国家，与大贵族协商，但不受僧侣“这些未A埋葬的死人”的影响。
３沙皇珍惜国家的支付能力，约束军人，不许他们压迫A和平居民。
４寺院不得再占有已有居民的土地。
A我们看到，这一纲领有利于“达官显贵”
、但不利于僧侣。
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是反对僧侣的。它对我在本卷第一章关于莫斯科罗斯政教当局的相互斗争的论述，是一个补充。
①同上书，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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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１２
莫斯科国王需要土地；他需要很多土地。
为了增加土地，以伊凡三世为代表的莫斯科政府便已提出僧侣地产国有化问题。与此同时，莫斯科政府还逐渐地、但却一贯地缩小了世袭领地的土地占有者权力。政府在这方面的理想是将世袭领地完全变为封地。为了实行这一转变，伊凡三世的侄儿伊凡雷帝大显身手，利用他制订的皇帝直辖部分国土制度实施了佩列斯韦托夫的纲领，纲领中的“和”
（《》）
，即是纲领全S部内容——涉及沙皇对其臣民财产无限制的关系所依存之点。据Ｃ普拉托诺夫教授说，“皇帝直辖部分国土制度摧A \毁了旧时存在的贵族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对土地实行强制的经常交换，这个制度在一切必要的地方消灭了有封邑的世袭贵族同其世袭领地的旧联系，并将雷帝认为可疑的世袭贵族疏散到国家各区、主要是疏散到边境地区，使他们在那里变为普通的有公职的地主①。当这位立陶宛人的纲领获得实现，并由这位”天生的“莫斯科国王根据莫斯科经济条件作出相应补充的时候，当官宦阶级财产关系方面的真正革命完成的时候，大贵族的政治作用——按照这位普拉托诺夫教授的意见——就永远消灭了。但暂时革命还只是在准备之中，暂时生活还只是在为佩列斯韦托夫的未来纲领陆陆续续地创造具体的基础，暂时世袭大贵族的政治作用还未被坚定不移地消灭，所以莫斯科的官宦”世袭贵族“
，便力图维护其自身的生存，阻止日益逼近的威胁，把这种威胁转向其他方面。但他们是讲求实践的人，而不是理论家。他们很了解莫斯科国的
①《混乱时期史纲》，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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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经济状况。他们深知，实际上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土地总额是国家的最迫切需要。因此，他们欣然响应“伏尔加河中下流左岸的长老们”
，即为数无多、但很有影响的一部分僧侣的宣传，这部分僧侣站在宗教禁欲主义的观点上，认为寺院不应领有人。稠密的地产。大量辽阔寺院地产的国有化，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国家的土地总额，从而可将转变世俗世袭领地为封地的危险，延期发生。这一事实是对维护大贵族利益的政论家用瓦拉穆术士名义写出这一纲领的整个经济方面的充分说明。
至于这一纲领的政治方面，这里必须注意下述情况。莫斯科政府在没收寺院世袭领地问题上遭到僧侣等级的坚决抵抗，实行妥协，仍将这种领地留给“未埋葬的死人”掌管，而政府则限于对寺院土地进行监督以后，僧侣当局差不多在尼空总主教时期之前，长期放弃了反对情绪，而扮演了莫斯科专制君主的积极支持者的角色。寺院领地的拥护者约瑟夫。
沃洛茨基及其门徒“奥西夫派”
①，不久前还是世俗当局措施的批评者，现在却一变而为专制制度的满怀信心宣传家。在这方面，他们同那些力图依靠沙皇的无限权力来反对大贵族的小贵族思想家们，可谓殊途同归了。毫无限制的沙皇权力为实行上述土地革命所必需，这种土地革命是有利于小贵族
①“奥西夫派”——十五世纪末１６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家内一个宗教政治派别，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进一步巩固的过程中，他们支持了大公国的政权。奥西夫派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为宗教政治家约瑟夫。沃洛茨基的门徒而起的。——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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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１２
而不利于大贵族的。在有关这一革命的问题上，“奥西夫派”
完全站在沙皇和贵族方面。正如大贵族丝毫不反对寺院地产国有化，僧侣中的“奥西夫派”——即僧侣等级的最大部分，而且只有这一部分才具有比较重大的实际作用——也完全不反对沙皇政权对世袭贵族的强硬态度。因此，大贵族对“奥西夫派”
及对国王的影响抱着恐惧的态度，便毫不足怪了。
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按照自己人间的上帝必须维护对天上的上帝的纯洁信仰的地位，必须同有权势的宗教人士的接触，当然要比他们同低级官宦等级的接触，频繁得多。佩列斯韦托夫在其给沙皇的第二次请愿书中写道：“我去国十一年，未能一见陛下”
①。然而任何莫斯科的修士大司祭或主教“要见沙皇”
，却是容易得多了，至于宫廷中的神父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不仅莫斯科的僧侣们如此。我不妨在这里提前一述库尔布斯基公爵关于伊凡四世与僧侣华西安。托波尔科夫在远离莫斯科的基里洛－白洛哲尔寺院会晤的叙述。伊凡四世问华西安：“怎样才能统治得好，而且得到强大精干的人为我服务呢？”这位长老“按照旧时代的惯常尖刻语调”机智地答道：“如果要做一个专制君主，那就不要在身边任用任何强过自己的顾问人员，因为自己要胜过一切人，才能确保统治，而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把最有智慧的人摆在身边，那就会不得不听信他们的意见“
②。库尔布斯基相信，这种“恶魔的三段论法”
（他这样称呼华西安。托波尔科夫的答复）
深
①勒日加：《十六世纪的政论家佩列斯韦托夫》，１９０８，第７９页。
②《库尔布斯基公爵的逸闻》，第３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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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合沙皇的心意，对沙皇的国内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两位瓦拉穆术士为什么要广泛谈论“简单化”的沙皇和“未埋葬的僵尸”磋商国是对国家怎样危害，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未埋葬的僵尸”——当然是指“奥西夫派”——对沙皇的影响，根本破坏了名门大贵族对沙皇的影响。因此，《瓦拉穆术士谈话》一书的作者对于同僧侣们会商国是的沙皇，提出了“最近以来”的威胁，便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希望这毋须作进一步的解释。但关于我们所研究的《谈话》，还要指出一点。圣谢尔吉伊和圣赫尔曼注意到寺院劳动者、即农民的困苦状况：“现在，我们该死……领有乡村及农民，统治他们，对他们凶恶和残忍，说尽谎话”
①。这两位瓦拉穆的术士提到，僧侣应爱护所有劳动者和预备修道士以及其他东正教信徒，然而他们事实上却残酷地剥削所属农民。劳动者“为我们僧侣整天无事不作，用他们的自愿和强迫劳动来养活我们，对我们唯命是从。然而我们该死，却受恶魔的指使，凌辱这些上帝选定的人们，仿佛他们是信奉异教的外国人和其他卑鄙的人们。啊！我们狂妄无知！……使他们受到可怕的遵守宗教法规的裁判”
等等②。
作为俄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事实，圣谢尔吉伊和圣赫尔曼的这一热烈宣言表明，《谈话》的作者完全站在大贵族的观点上，对于寺院农民的悲惨状况，是既感觉到了，而且进行了谴责的。象我们现在所要说的一样，他完全明白占有世袭领地的寺院僧侣，
①《古文献委员会研究年鉴》，第１０辑，第２部分，第１７页。
②同上书，第１７—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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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１２
是靠剥削农民而生活的。
他并且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这一点。
矛盾导致进步。在分为阶级——或分为等级，这在一定场合都是一样——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使人们看到，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他们就不会看到的真理。当然，处于特权地位的人们在看到这些真理时，他们的理解是颇为片面的。瓦拉穆的术士们为寺院农民的悲惨状况而痛心疾首。然而他们忘记问问自己，在大贵族的世袭领地里农民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知道，。。。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谈话》的作者所维护的是大贵族的利益。多年以后，英国的勋爵亦曾责备英国工厂主对工业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可是好心的勋爵也忘记问问自己：“在我们自有的地产里工人是怎样生活的？”
工厂主代他们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辛勤地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充分证明英国农村工人的状况，一点也不比工业无产阶级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