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里在1995年春天遇见谢尔盖的时候，他们一见如故。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否认的化学反应，而且反应的能量显而易见。他们初次会面于斯坦福大学的新生指导活动期间，当时谢尔盖的任务是带领拉里和其他可能到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们参观斯坦福阳光灿烂的加州校园并熟悉它的周边环境。很突然地，这两个人就开始为一些随机的话题展开了辩论。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争论得热火朝天，火花四溢，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他们正在做着彼此最热衷的游戏。
虽然谢尔盖比拉里和其他学生年龄都要小，但他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两年了。他是个数学天才，19岁那年就大学毕业了，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以10门考试都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们合作各种项目。谢尔盖非常自信，对环境适应得也很好，同时还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体操、游泳和社交活动的乐趣，同时，也花时间解决一些计算机和数学问题。斯坦福博士候选人中精英荟萃、竞争激烈，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拉里，对成为少数几个被录取的学生中的一员还不太适应，对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行性也还心存疑虑。他希望能在参观校园的过程中结识几个新朋友。
“一开始一切都令人恐慌。我总是在不停地抱怨，”他回忆道，“以至于差点被送上回程的公共汽车。”
幸运的是，拉里和谢尔盖很快就发现了彼此，而且，他们同样对同智力上堪与自己匹敌的对手争论充满热情，即使这样看起来很可笑。他们激烈争论的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说服对方以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世界。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彼此非常傲慢、不讨人喜欢，不过，毫不留情的随意交谈和口头交战为他们今后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亲密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生长的家庭环境中，学术探讨都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尽管不仅仅是，当话题同计算机、数学和未来有关的时候。学习强有力地维护自己有冲击力的想法，使他们都拥有了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思想深度。大部分认识布林和佩奇的人都认为他们聪明、友好，但也是很乖僻的人。
他们的抱负和兴趣都有相互重合之处，而他们的性格和才能却能够互补。谢尔盖的家在华盛顿郊外，他还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弟弟。他个性张扬，是个习惯处于聚光灯下的外向的人。拉里是两兄弟中年龄较小的一个，相对比较安静，更喜爱沉思。可是，在斯坦福1995~1996学年度期间，拉里和谢尔盖的智力比拼却发展出了历久不衰的友谊。而这样的转变还要得益于在相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各自的经历。
在一个以基因和技术而不是地理位置来为人们下定义的世界里，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有许多显著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第二代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且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计算机了。这是受到父母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工作场所和家里都会用到计算机和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使得拉里和谢尔盖与他们的同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读的都是蒙台梭利式学校，这加速了他们早期的教育；他们都住在离著名大学很近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是这所大学受尊敬的教授，他们母亲的工作也都同计算机和技术有关；在他们的家庭中，学问可不仅仅是受到重视，更是被视若珍宝。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是，拉里和谢尔盖都会完成他们博士阶段的学习，然后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进入学术和科学领域工作。
1960年，拉里的父亲卡尔·维克托·佩奇（CarlVictorPage）是第一批获得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的学生之一。5年后，他取得了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拉里的母亲格洛丽亚·佩奇（GloriaPage）是拥有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数据库顾问。拉里非常崇拜自己爱好娱乐、交友广泛的父亲，而且，父亲还曾经带着少年的他去听“感恩至死”（GratefulDead）乐队的演唱会。在拉里到美国西海岸之前15年，卡尔·佩奇曾经在斯坦福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他的妻子也在这所大学教授计算机编程课程。
拉里在斯坦福的第二个学期，其父因为肺炎综合征而去世，享年58岁。卡尔·佩奇小时候得过脊髓灰质炎，在临终前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在几周之内迅速恶化，很快就在医院去世。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拉里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拉里坐在盖茨大楼的楼梯上，非常消沉。”拉里在斯坦福同间办公室的伙伴肖恩·安德森（SeanAnderson）回忆道，“他的几个朋友围着他，试图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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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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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佩奇受到高度的赞扬，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和权威”，还有“成绩卓著的学者、深受爱戴的老师和无数学生的导师”。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乔治·斯托克曼（GeorgeStockman）说卡尔一直“期待拉里成为一位教授”。他还暗示说，拉里对辩论的爱好也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太好相处，”斯托克曼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同事的，“因为他热衷于争论每一个问题，而且……他和他的儿子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在学术上，他们父子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佩奇父子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为什么拉里在初遇谢尔盖时就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尽管拉里非常伤心，他还是留在了斯坦福继续完成学业。拉里的哥哥卡尔·佩奇二世就在硅谷工作和生活，这对拉里来说是巨大的安慰。兄弟二人可以相互依赖，拉里就不用独自承受丧父的打击。他们兄弟俩经常聚在一起，愉快地回忆父亲和童年的点点滴滴。
这并非拉里第一次不得不承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他出生于1973年3月26日，8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了，当时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不过，他的父母还是尽力让拉里在正常的环境下成长，而拉里也感觉自己沐浴在两位母亲的爱和智慧之中。这两位母亲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和父亲的同居女友乔伊斯·怀尔顿索尔（JoyceWildenthal），她也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这两位女士至今还是朋友。
拉里中学时代读的是位于东兰辛的麦克唐纳中学。当时在拉里的童子军领队尼克·阿彻（NickArcher）眼中，拉里是个“独立思考的人”。在卡尔二世的记忆中，弟弟拉里求知欲强、兴趣广泛，涉猎的范围远远超出计算机知识。在兄弟二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都热衷于找出“事情是怎么运作的”。卡尔二世回忆说：“不光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还包括社会学、政府、政治等等，几乎任何事情我们都感兴趣。”他们的父亲一辈子都是坚定的民主党人，鼓吹该党人人拥有受教育权和发展机会的信条。他们的祖父曾经参加过1937~1938年间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汽车工人静坐罢工行动，这次罢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些因素影响了两兄弟对社会事务的态度。他们的外祖父移民到了以色列，成为沙漠小城阿拉德最早的居民之一。他忍受艰难困苦，在死海边的艰苦环境中以制作工具和模具为生。而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他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他的外孙们身上复活了。
拉里的母亲信仰犹太教，父亲信仰科技，而拉里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未受到犹太文化或是宗教的影响——他像父亲。卡尔·佩奇在儿子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大量接触和使用计算机。“我很幸运，家父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这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而言是非比寻常的。”拉里说，“我们幸运地在1978年就拥有了我们的第一台家庭电脑。它大极了，而且非常非常贵，在买了它之后，我们家的伙食水平下降了不少。但我一直都很喜欢计算机，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做很多事情。”
事实上，拉里对计算机技术的接触和了解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他在东兰辛读书期间，他的老师们对于他做家庭作业的方式，时而惊叹，时而迷惑。“读小学的时候，我交给老师一份用文字处理程序做的作业，可是，他们连什么是撞针式打印机都不知道。很多我做的东西他们都无法理解。”拉里说。卡尔二世记得拉里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电脑了：“在我的记忆里，拉里6岁时就一个词一个词地把《青蛙和蟾蜍在一起》输入了电脑。”几年之后，拉里用一套螺丝刀把家里的电器都拆掉了。比拉里年长9岁的卡尔二世读大学时，会在假期从密歇根大学回到家里，这时，拉里喜欢帮他做大学里布置的计算机作业。在从东兰辛高中毕业之前，拉里就已经用Legos语言编写了一个可以工作的喷墨打印机程序。“从来没有谁强迫我。我只是真的很喜欢计算机。”
拉里同父兄一样，进入了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主修计算机工程，并同时选修了企业管理课程。他于1995年拿到学士学位。大学期间，他担任了国家计算机工程师荣誉学会EtaKappaNu密歇根大学分会的会长，而在他们的校园油炸面包圈售货摊上工作也让他觉得很有乐趣。
他还利用自己在学会中的领导地位来开发程序。“进行LeaderShape项目的经历特别棒。”他说。这个覆盖全校的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培养必要的技能，以适应将来步入社会后可能会担负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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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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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还说自己从一流的教授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愿意慷慨地分享他们的建议和专长的人，他们帮助我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他说道。而他的师长对他怀有同样的感情。他在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们都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学生。“拉里是出类拔萃的，总是遥遥领先。”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埃利奥特·索洛韦（ElliotSoloway）说，“拉里在上我的课时，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做他的项目，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笔记本电脑。”
谢尔盖·布林的父母同样有丰富的科学和技术背景。他的母亲尤金妮娅·布林（EugeniaBrin）是美国航空航天局Goddard太空飞行中心一位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气和天气情况对太空旅行的影响。谢尔盖的父亲，迈克尔·布林在马里兰州立大学教授数学，曾经发表过许多篇学术论文。他研究从抽象几何学到动力系统领域的各种复杂的数学问题。
“他是个普通的孩子，”迈克尔·布林是这样评价谢尔盖的，“但是他很喜欢摆弄计算机，最开始的时候是用老式的Commodore64玩电脑游戏。”Commodore64是早期的家用电脑。
谢尔盖于1973年8月21日出生在莫斯科，6岁的时候随父母离开了前苏联。这个家庭离开祖国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更大的自由并为自己和儿子寻求新的机遇。
“我离开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子的未来。”迈克尔·布林说。
在他们到达美国之前许多年，他的亲戚们就有不少人曾经来过这里。为了打破加诸于妇女身上的枷锁，谢尔盖的曾祖母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微生物学。可是，1921年，她同另外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一起回到了莫斯科，想要为建设新的苏维埃国家尽一份力。谢尔盖的祖父同迈克尔一样，是莫斯科的一位数学教授，他拥有数学博士的头衔。而谢尔盖的母亲也是数学家，是一位俄罗斯土木工程师。
到美国之后，迈克尔·布林开始在马里兰州立大学任教，教授数学。他很骄傲地回忆起谢尔盖从小就不仅对计算机感兴趣，还非常热爱数学。“他数学很好，”这位父亲评价道，“在中学时，学校甚至为他和另外几个数学水平很好的学生专门配备了特别教师。”
他们的家住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乔治王子县，他们的生活很朴素。谢尔盖读的是一所叫埃利诺·罗斯福高中的公立中学。这所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在这里，强健的体魄远远比发达的头脑更重要。谢尔盖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说，谢尔盖“对自己的智商非常自负”，总是试图证明老师错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谢尔盖对大部分老师的评价并不高，对同学们也是如此。他总是觉得在家里他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在马里兰大学注册了。通过加速的学习进程，1993年，在只有19岁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天才就作为优等生获得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
“我受到了很多关注，很多的一对一辅导。我比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的同学们准备得更加充分。”当回忆起自己在马里兰的大学生涯时，谢尔盖这样说道。在大学期间，他还学习了许多研究生课程。
“我的同事们都说他是个好学生，”迈克尔·布林谈起儿子时这样说，“总的来说，在大学好学生可以享受极大的自由。他们可以选修各种各样的课程，并接受优秀教师的指导。”
暑假期间，谢尔盖致力于发明使用于不同领域的分析工具，其中包括用于飞行模拟的三维图形指令序列。他在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通用电气信息服务公司以及马里兰大学高级计算机研究中心的暑期工作，加深了他对计算机科学、数据挖掘和数学的理解。
谢尔盖还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良好的幽默感。谢尔盖的母亲在她自己的网站上，将自己的照片与列宁的剪影并排放在一起，标题是《我与我最好的朋友的合影》。谢尔盖20多岁时，有一次为了庆祝他的生日，他的父亲为他写了下面的诗，并把诗发布到了网络中。
你越来越强壮
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头脑。
我却越来越衰老
几十年光阴已经逝去。
你很坚强，善于挖掘数据，
你习惯先上网冲浪再思考，
在网络中，你像闪电一样迅速地捕获信息
也在深夜中疯狂地游荡。
你努力地拼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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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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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维网的粪便当中。
你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海滩
我敬你一杯，我的儿子。
在庄严的椭圆办公室里
克林顿沮丧地计算着自己的损失，
丰满的实习生粉墨登场，
收获可观。
迈克尔·布林总是让他的家人和学生很开心，同时也时刻保持警惕。他经常在发还给学生的数学试卷上，仅仅写上一句“谨致以我深切的同情”，或者通过拿错误的答案开玩笑来取乐，他会说“这是个完美的错误”。他以前的学生回忆说，他的风格是非常吸引人的，但同时他也常常打击学生的自信心：“布林博士是个一流的演说家。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先吸一支烟。通常，他会出一道非常难的题目，然后就在大家都茫然无措的时候溜出教室去吸一支烟。他期待在自己吸完烟返回教室的时候，学生们能够找到答案。……他教的统计学课上，差不多一半的学生会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中途退出，因为他们受不了他对学生自尊心的伤害和打击。上他的课就像是接受电影《全金属外壳》（FullMetalJacket）里那位教官的训练。”
布林家的每一位成员都在互联网上创建了自己的主页，而且他们的主页互相链接，这是他们在网络空间亲密联系的体现。在自己的主页上，迈克尔·布林写道：“谢尔盖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他进行数据挖掘并且和他的朋友拉里一起开发了搜索引擎Google，据他自己称这是最好的。”比谢尔盖年龄小许多的弟弟山姆在自己的网站上表达了他对篮球的狂热：“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围绕着篮球建立起来的。我每天至少训练半个小时，还在周一和周四随队训练一个小时。我最爱的球队是华盛顿奇才队，因为他们的主场离我住的地方最近。”
在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毕业之后，谢尔盖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奖学金，并进入了斯坦福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迈克尔·布林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能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学者。
“我期望他能够获得他的博士学位，然后成为个人物，也许教授什么的，”迈克尔·布林说，“有一个学期，我问他是不是修了什么高级课程。他告诉我，‘是的，高级游泳。’”
在1995年遇见拉里之前，谢尔盖在斯坦福学习了许多他感兴趣的课程。他不需要上太多的研究生课程，因为在马里兰大学，这些东西他已经都学会了。所以他学习帆船驾驶并爱上了轻型帆船。他总是很积极地涉猎各种新的学生课程，这些课程使他通向偶然但是重要的新发现。他与博士班的同学和教授合作，进行了一个自动删除侵犯版权内容的项目，还进行了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而进行个性化电影评级这个想法也让他非常兴奋。“你为你看过的电影进行评级，”他解释说，“然后系统就会找出那些同你品位相似的观众的资料，来推断你还会喜欢哪些其他的影片。”布林的想法很有价值，亚马逊网络书店以同样的方法来推荐图书的服务推出不久就大受欢迎。
谢尔盖发现斯坦福大学就像是一场学术盛宴，提供了各种满足好奇心的机遇。“在读博士期间，我尝试了许多东西。”他说，“你探索的领域越广阔，你碰上有价值的东西的机会就越大。”
1995年秋天，拉里·佩奇入学之后，他和谢尔盖常常一起娱乐、一起工作。布林把他电影评级的想法和其他的项目抛在一边，专心协助佩奇达成他的目的。他们对发展中的互联网都非常好奇，而他们也开始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当他们还在象牙塔中东摸摸西看看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附近的硅谷到远在纽约的华尔街，一家叫做网景、成立仅仅16个月的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闹得沸沸扬扬。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的股票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上市。其第一天的交易就异常火暴，股价最高涨到了每股75美元的高价，从而使网景这家奇迹般的高技术公司，突然之间达到了30亿美元的市值。网景公司的IPO开启了硅谷的互联网时代，同时也造就了一股互联网淘金热。华尔街严阵以待。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公司做什么生意的股票经纪人也给投资者打电话，告诉他们老手们都开始下注了，而且现在一切还只是开端。人们似乎对网景公司根本就没有盈利这件事一点都不关注，因为，即使它的销售额不高，它的股价也会每个季度都翻一番。他们有个很棒的产品，叫做浏览器，是帮助用户在网络中漫游的，有了它，公司迟早会盈利的。有些分析师甚至宣称网景最后会超越强大的微软。事实上，1995年底的时候，它的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每股171美元。它的巨大成功驱使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们急于搜寻下一家有故事可讲述、有股票可出售的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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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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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景公司上市之后，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弥漫着美元的气味。其实，斯坦福大学本来也不觉得学术研究同经济收益之间存在冲突。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下一代教授和学术研究人员，不过，它也因为孕育了几家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公司而声名显赫，这些公司包括惠普和太阳微系统公司。［SunMicrosystems，s-u-n原本是英语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首字母缩写］。
像在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在斯坦福，博士生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学校的资源来进行有希望投入商业运作的项目。斯坦福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对自己职权的看法十分开明。它不是急于宣称自己学校的师生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每一项有突破性进展的成果都属于学校，而是积极地协助该发明的专利申请工作，并支付相关费用，然后再同该项技术的发明人达成长期的授权协议，以方便斯坦福这些冲劲十足的科学家们建立自己的公司并因此而致富。作为回报，这些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会让斯坦福技术授权办公室拥有自己公司的部分股权。
“我们从来都不希望这个机构成为技术转让的障碍。”斯坦福大学的校长约翰·亨尼西说道，“在斯坦福，我们为创业行为和有风险的研究项目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我们学校的氛围鼓励人们找出最尖端、最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学校的环境支持研究者们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投入商业运作。在这里，人们深切地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把一项技术介绍给全世界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发表学术论文，而是把你信仰的技术变成产品。我们的研究人员只要走出校园一英里，就能够找到许多经验丰富的人，并同他们讨论资助自己的创业公司的事情。”
在不远处的沙丘路（SandHillRoad），有许多家全美国最具侵略性的投资公司跃跃欲试，将赌注下在新创公司身上，期待能够从股票发行中得到丰厚的回报。这些公司被称为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在公司创立之初，冒着很高的风险为其投资，希望能够得到高额的回报。但谁的手中也没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因此在风险投资生意中经历几次错误的投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实力最雄厚的那些公司有足够的钱来支持新奇的创意和发明，而且希望能够在私人公司公开发售股票的时候大赚一笔。大学的旁边就存在着大量的风险投资人，这对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而言是个便利条件，使他们可以比其他学校的师生更容易得到资金和建议。通过使自己的教职员工拥有公司的股份并时常有额外的收入，斯坦福也成功地挽留住了许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教授。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百万富翁，而且在成为百万富翁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乐趣。既然这里总是阳光普照，有美丽的棕榈沙滩，聪明的学生，还能够自由地发展既有收益又尖端的创意，对于大多数的教授来说，不得不离开此地的理由似乎没有多少。而且在斯坦福工作比坐在沙滩上或是在私人机构工作有趣得多。
拉里和谢尔盖都是教授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在更传统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他们到斯坦福来的目的是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是变得富有。在他们各自的家庭中，什么都比不上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但为自己的父母所追求的道路感到骄傲，他们也非常期待自己成为斯坦福的博士而身披绶带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虔诚的学术热忱很快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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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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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总是形影不离。在校园里，大家都称他们“拉里和谢尔盖”，这个词组很顺口。“跟他们分享一间办公室是件很有趣的事，”芒兹纳说，“我们的作息时间都很不正常。我记得某个周六的凌晨三点钟，办公室里还满是人。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们真的是群极客’。我们对自己进行的工作都非常投入，而且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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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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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拉里和谢尔盖同计算机科学系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们一起搬进一个新家。这是一座由浅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气派的四层建筑，楼面上镌刻着“威廉·盖茨计算机科学”的字样。微软的董事长为这座大楼的建设投资了600万美元，这足以使他获得大楼的命名权。尽管盖茨并未在斯坦福读过书，但微软公司雇用了很多斯坦福的毕业生，所以，盖茨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座大楼的入口处，以便公司将来更有机会招募到顶级的人才。盖茨说他送这份礼物给学校的目的是“为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投资”。在捐助仪式上，工程学院的院长詹姆斯·吉本斯（JamesGibbons）预言：“在一年半之内，这里就会发生非比寻常的事情。到那时，会有人指着这里的一些地方、一些办公室或是某个角落说，这就是1996~1997年间他们白手起家的地方。要知道，他们做的事很了不起。”
拉里·佩奇分配的办公室在三楼，盖茨楼360室，他同另外4名研究生同一个办公室。其中之一的肖恩·安德森是个古怪和偏激的人，他后来甚至不回公寓，开始在办公室睡觉过日子。另外一个是本·朱（BenZhu），他的话很少。还有一个叫卢卡斯·佩雷拉（LucasPeriera），精力充沛。根据这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塔玛拉·芒兹纳（TamaraMunzner）的说法，他“非常非常非常有活力”，而芒兹纳把自己称为极客（geek）①，由互联网和网景的首次公开募股推动的硅谷繁荣极大地挑战了大家对学术追求的忠诚度。“那个时候，你很难沉下心来继续待在学校做研究，”芒兹纳说，“每次你去参加派对的时候，就会收到好几个工作邀请，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每个学期我都需要再次做出留下的决定。”
虽然办公室很拥挤，或者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同伴之情。谢尔盖·布林分配的办公地点并不在这儿，不过，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盖茨楼360室，同佩奇在一起。斯坦福大学的管理人员请布林帮忙改善新大楼里办公室的编号方式，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不过，作为交换，他要求学校更换原来配发的椅子。“后来的椅子要舒服得多，谢尔盖很聪明。”安德森这样评价道。
那个时候，安德森把盖茨楼360室变成了一个微型丛林，到处挂满了植株和藤类植物，办公桌上也摆着盆栽。他还在屋里放了个5加仑（约22?郾7升）的大桶，在上面安装了用自己的电脑控制的喷嘴。“我建立了一个自动喷水系统，”他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小玩具。”他还在他的电脑里插入了内置式钢琴，办公室里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架钢琴”。芒兹纳还带来了一个垫子，如果谁想要小憩一下，它就派上用场了。
拉里和谢尔盖总是形影不离。在校园里，大家都称他们“拉里和谢尔盖”，这个词组很顺口。“跟他们分享一间办公室是件很有趣的事。”芒兹纳说，“我们的作息时间都很不正常。我记得某个周六的凌晨三点钟，办公室里还满是人。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们真的是群极客’。我们对自己进行的工作都非常投入，而且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
拉里和谢尔盖总是不停地相互取笑。芒兹纳说他们“巨聪明，但不自负”。他们从互相挑战和辩论中得到快乐，而且一旦找到合适的话题，就要同别人辩论个三百回合才罢休。他们总是在讨论计算机、哲学以及一切他们想得到的话题。有一次，他们两个大声地争论是不是可能用利马豆来做成建筑物大小的陈列品。芒兹纳被他们逗得坐在椅子上满屋乱转，高喊：“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在盖茨楼360室的一个角落里，拉里的桌子底下，他们用Legos固件组装了一个机箱。办公室里的同伴们发现，要是不把这两个人撵出去的话，大家就都干不了活。“我学会了带着套头耳机编程。”芒兹纳说。
佩奇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设计更好的新型交通系统。他在底特律附近长大，这一经历使他深入地思考，在把人员和物资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程中，怎样才能降低事故率和花费，减少污染和缓解交通压力。“他热衷于谈论理想的自动化交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汽车在各处自动行驶，如果你需要用车，你就进入其中一辆，然后告诉这辆车你要去哪里。它就像是出租车，不过价格更便宜，而且在行驶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车距比较近，”安德森回忆道，“佩奇对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问题非常有热情。他喜欢用各种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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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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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吉夫·莫特万尼（RajeevMotwani），今年30岁，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从谢尔盖1993年到斯坦福来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是谢尔盖的指导教师。他看着布林和佩奇结成亲密的学术伙伴，而他对这两个人的喜爱之情也与日俱增。“他们都很聪明，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莫特万尼这样说，“不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各有特色。”谢尔盖更加实际，善于解决问题，同时对工程很有一套。他只需要知道某种做法可行就行了。他还很有数学才能，脑筋转得很快，性格也外向。“他就是个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可是，他是这样机智，以至于你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点。”莫特万尼说。布林缺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直接闯进莫特万尼的办公室，从来不敲门。而佩奇是个凡事深思熟虑的人，他希望搞清楚为什么某种做法可行。虽然佩奇雄心勃勃，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更加内敛。他进莫特万尼的办公室之前都会先敲门。“如果有20个人在一起开会，谢尔盖肯定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人。而拉里即使就坐在人群中，你也注意不到他，不过事后他会问，‘嘿，你觉得这个想法如何？’”
谢尔盖的行事风格同一般的斯坦福学生不同。“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激进。他是个说话办事直截了当的人。他行为的力度非比寻常。”另一位斯坦福教师丹尼斯·阿利森（DennisAllison）这样说道，“谢尔盖很投入。他可以传达明确的信息，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你了，他会直接同你讲话，并期待你的回应。同他谈话很令人激动。”
布林同莫特万尼紧密合作，希望找出办法，从大山一样庞大的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他们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是MiningDataat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而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Midas）是一位能够点物成金的古希腊国王。布林为MIDAS每周的讨论选择话题并排定发言顺序表。他和莫特万尼还以此为主题，合作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
数据挖掘可以被用在零售商业中，以确定顾客通常都会同时购买哪些货品，来帮助零售商更好地组织商品的陈列方式。布林和莫特万尼希望可以把同样的技术用于新出现的、还像一团乱麻似的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就像未开发的西部，没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荒无人烟，缺乏管理。数百万的人在网络中登录，使用电子邮件来相互联系，但是在那样一堆乱糟糟的网站中间，你几乎完全无法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人们曾经努力开发出一系列帮助互联网用户从互联网中找到信息的工具，包括WebCrawler、Lycos、Magellan、Infoseek、Excite和HotBot。然而，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人们的搜索体验非常糟糕，”莫特万尼说，“你常常会得到一些毫无意义的结果。”莫特万尼曾经测试过一个叫做Inktomi的搜索引擎，这个引擎是在授予莫特万尼学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的。他输入“Inktomi”，试试看会发生什么。结果，莫特万尼说：“它不在搜索范围，它找不到它自己。”
同时，斯坦福的博士学位申请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Filo）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搜索方式。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依赖于技术，他们雇用了一些编辑，按字母顺序为网页目录进行排序，并从中选取网站。他们给自己的公司起名雅虎。尽管他们的办法可以帮助网络用户容易地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但信息还不够完整，而且也跟不上网络不断膨胀的步伐。布林和莫特万尼还试用了其他网页目录和搜索引擎，但是，没有哪一个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恰恰相反，一个简简单单的搜索指令会带来一长串毫不相干的结果。他们必须花几个小时人工过滤一张张网页，来找出自己想找的信息。布林和莫特万尼确信，开发出新的办法来进行搜索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佩奇曾经花了一些时间来参加数字图书馆项目。他也开始用一种叫做AltaVista的搜索引擎来搜索网络。它反馈结果的速度要快一些，而且也比其他工具的结果更优化。但是，佩奇意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在提供网站列表的同时，AltaVista的搜索结果还提供一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关于“链接”的信息。链接造就了网络的活力，当计算机用户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找到这些突出显示的文字或者短句，点击这些链接，然后访问其指向的另外一张网页。佩奇关注的不是AltaVista提供的主要搜索结果，而是思考如何能够通过分析这些链接来收取被漏掉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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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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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的指导教师之一，赫克托·加西亚-莫利纳（HectorGarcia-Molina）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研究链接具有潜在的价值。看起来，AltaVista并没有对这些链接进行任何的处理，而只是把它们按原始的模样显示出来。佩奇希望深入地挖掘这些链接，研究如何更进一步地利用它们。不过，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佩奇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佩奇从来不缺乏野心，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其斯坦福大学的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
从表面上来看，佩奇的想法何止是英勇无畏，简直就是可笑。他甚至宣称下载工作很简单，很快就能够完成。加西亚-莫利纳和其他教师都对此深表怀疑。然而，佩奇对此相当认真，而且拿定主意要为自己的研究做好万全准备。他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的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曾经提出这样的说法，认为信息饥渴的计算机用户可以点击突出显示的文本，从一个文件跳到另外一个文件。对一位富有远见的计算机专家而言，网络就是链接。
1996年慢慢过去，在此期间，佩奇和布林合作进行下载和分析网络链接的工作。获取数据的过程比佩奇预计的要长，而且他估计他们每放一个网络爬虫程序出去搜集整个网络，计算机科学系就得为此支付2万美元，但是他急于完成这项工作。他想要发现这些自动化的交叉指代的重要性。他的研究目的不但吸引了布林的注意，还吸引了布林的指导教师莫特万尼的注意。因为，这项工作有希望改进网络搜索。布林之所以加入这个项目，一是因为他很希望能够与佩奇一起工作，二是他一向对从大量随机数据中提取信息很感兴趣，而这个项目恰恰与此相关。如果布林想要发挥他数学和编程的优势，还有哪个舞台比互联网更广阔呢？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可以通过计算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的数量来确定这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尽管受欢迎程度并不总是同价值相关，不过，他和布林都生长在学术世家，非常重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引用了诸多相关文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佩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链接就像是文献引用。科学家会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已出版的文献，而这些引用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界确定某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说，“事实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引用了上万种不同的文献。”他还说，“如果你的成果在相关科学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就说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值得一提。”
而佩奇得出的结论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网站。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概念上的突破：并非所有的链接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更重要。佩奇赋予从重要的网站上发出的链接更高的权重。那么，他又如何确定哪些网站更重要呢？很简单，指向哪个网站的链接多，哪个网站就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人气很旺的雅虎主页上有指向某个互联网网站的链接，那么这个网站马上就变得重要一些了。佩奇把自己的姓氏同自己正在处理的这些文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他的链接评级体系起名为“PageRank”（网页序列等级）。
佩奇的另外一位指导老师，斯坦福大学的特里·维诺格拉德（TerryWinograd）教授称，解决网页排序问题的学术出路，最终取决于弄明白通过追踪链接到底可以发现什么。“一开始，拉里的想法是进行随机的网络浏览，就像是在网络中漫无目的地漫步。这套算法（一系列数学方程式）是为普通的网络用户发明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在某个网页上点击一个链接，就会到达网络上的某个目的地。对这个过程的提炼造就了PageRank。”
布林和佩奇相信，把PageRank算法应用于互联网，可以作为他们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个叫“BackRub”的简单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为它主要处理反向链接。佩奇一直善于精打细算，他把自己的左手平放在扫描仪上，将自己的手纹转化成了一种黑白的图片，而这就是BackRub网站的标志。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都为这个正在形成的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创意。莫特万尼说，不久，他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的途径。尽管事先并没有想到，不过当这三个人把自己的排序方法应用于互联网的时候，却出其不意地解决了互联网信息搜索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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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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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坐下来，然后说，‘让我们来发明下一个伟大的搜索引擎吧。’他们只是想要解决有趣的问题，又碰巧想到了一些不错的创意，”莫特万尼说，“拉里贡献了一些想法，谢尔盖贡献了一些想法，我也贡献了一些想法，我们都参与了项目的创意。渐渐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维诺格拉德也同意他们的想法是一天天逐渐发展成熟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成立一家公司，不过他们确实想要创造更优越的搜索方式。”
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一起建立了一个复杂搜索引擎的雏形，供斯坦福大学内部使用。这个搜索引擎以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为基础，并引入了PageRank算法，因此，用它在互联网中搜索信息，得到的结果在相关性上比以往的引擎要优越得多。其他引擎主要依赖将搜索与句中的词语同网页上的词语进行比对来进行搜索，而PageRank则更进一步，将搜索结果以逻辑形式排序之后再呈现给搜索用户。这是第一次，人们可以迅速地在互联网中进行搜索并迅速地找到有用的结果。
1997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决定给BackRub起一个新的名字。佩奇绞尽脑汁却还是想不出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而且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名字，所以他请同一办公室的肖恩·安德森来帮忙想一个。“所以，我就走到白色书写板前面开始进行头脑风暴，写下一个又一个名字，而他不停地说‘不行，不好’。”安德森回忆说。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他几乎绝望了，所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我坐在白色书写板前面，提出一个又一个创意，最后我问，‘Googleplex怎么样？你们不是要建立一个通过搜索和索引巨大的数据库来使人们对信息进行组织的公司。Googleplex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说，‘那么，我们就用Google怎么样？’因为他喜欢短一点的。我在我的工作站中键入G-o-o-g-l-e，不过我把这个词拼错了，而这个词还没有被注册。拉里认为这个名字可以接受，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注了册，并在白板上写道：Google?郾com。同雅虎和亚马逊一样，这个名字很有互联网公司的气质。第二天我一进办公室就发现塔玛拉留了一个条子说：‘你们拼错了。正确的拼写是G-o-o-g-o-l。’可是，注册已经被接受了。”
1997年，这个引擎以google?郾stanford?郾edu的网址为斯坦福大学内部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个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来。大学的技术认证中心开始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都开始用它来在网络中搜索信息。“它很快就成为我唯一使用的搜索引擎。”斯坦福的丹尼斯·阿利森说。“Google很快就成为我系统默认的搜索引擎，”维诺格拉德补充说，“它很快就在斯坦福流行起来了。”
他们没有钱雇用设计师和艺术人才来设计精致的页面，所以Google的主页一直很简单。不过，从刚开始的时候起，Google干净、清新的外表就得到了寻找信息的互联网用户的青睐。Google主页以白色为背景，只使用最基本的色彩，它的纯净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它简单清新的形象与大量拥挤不堪的网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网页上到处都是闪烁的广告，塞满了图形和各种形式的文字。Google并不在其主页上兜售任何东西，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Google是他们自己的，也非常乐意使用它。“以这种方式设计主页，实在是个明智的选择。”阿利森说道，“如果你去一家网页设计公司，要求他们为你的搜索引擎设计主页的话，你肯定不会拿到这样的设计。页面上没有动画效果，没有金属质感的色彩，也没有声音和光影。它的设计直接挑战了这样一个人们普遍相信的说法：人们喜欢在一片嘈杂声中找寻自己的方向。”
随着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计算机不够用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购买零部件组装机器，还在仓库里翻找没有人认领的计算机。“我们猜想，如果一台计算机的主人没有马上把它们拿走，就证明他们不急用，我们就先借来用用。”布林说。他们的导师们在得知他们到处搜寻可用之物的窘境之后，从斯坦福的数字化图书馆计划中拿出1万美元资助他们。他们在盖茨楼360室塞满了计算机之后，又把佩奇的宿舍变成了数据中心。“我们收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部件。”布林说。同时，他还特别提到，他们学到了非常有益的一课：通过集成和连接便宜的个人电脑部件可以做出性能优越的计算机处理系统。“为了节省一分钱，拉里愿意搜遍整个世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统负责人查利·奥吉斯（CharlieOrgish）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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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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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坐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叫做东方美食家（MandarinGourmet）的中国餐馆里，佩奇和布林打算向保罗·弗莱厄蒂（PaulFlaherty）介绍自己这种性能更好的搜索引擎的优点。弗莱厄蒂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是AltaVista的设计者之一。布林和佩奇希望AltaVista公司能够付100万美元购买即将获得专利的PageRank系统。毕竟，这个算法可以改进他们的搜索结果，而AltaVista占据了整个搜索市场份额的54%，所以，从逻辑上推断，这家公司应该对吸收最优越的技术感兴趣。而布林和佩奇也可以在售出专利之后，继续他们在斯坦福的学业。
在听完弗莱厄蒂对AltaVista工作原理的解释之后，这两个Google发明人知道自己的系统比他们的更优越。弗莱厄蒂说的另外一件事也让他们印象深刻：整个AltaVista的数据库全部打印出来的话，要堆9650米高，而这个搜索引擎可以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从这个数据海洋中找出任何一个词。这种描绘使他们久久难以忘怀。这场晚宴的主人是丹尼斯·阿利森，内有预测运气的小纸条的甜饼还没有上桌，他就开始担心这次会面的前景了，不知道它会变成激烈的争执，还是能够以友好的气氛结束，因为布林和佩奇说话的方式太激烈了。
他们说，AltaVista只是一个开端，而未来属于Google。弗莱厄蒂也认为他们的创意很酷。“我感觉他们以链接为基础的页面排序方式一定会大有作为，而且它刚好可以弥补AltaVista的不足。”弗莱厄蒂说道。但是，他还是提醒他们，一旦他们的创意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问题和烦恼也会随之而来。人们会试图闯入你的系统，攻击你的网站，还会恶意操纵你的搜索结果。不过，布林和佩奇并没有被吓倒，恰恰相反，他们信心十足，希望他们的技术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用。“他们对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感到兴奋。”阿利森说，“他们急着同大家分享自己的成果。从根本上讲，他们只是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说，‘AltaVista已经过气了。它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两个家伙手中掌握着PageRank这个法宝。”
在中国餐馆就餐几周之后，布林和佩奇得到了弗莱厄蒂的回音，他说AltaVista最终还是决定放弃Google。因为AltaVista的母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不希望在技术上仰仗外人。“那些管理工程技术部门的人不太愿意从外部引进技术，”弗莱厄蒂说，“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不是在这里研发’的门户之见。”让事态更加复杂化的一个因素是，当时DEC正在进行同康柏电脑公司的合并案。搜索引擎并非他们的重心，也不是优先考虑的部分。尤其是，当时AltaVista正在成为一站式目标网站，希望吸引用户将它的网站作为其使用网络的起点。搜索只是AltaVista提供给互联网用户的众多服务中的一种，它还提供新闻、购物、电邮和其他一些服务。
之后，斯坦福的教授们和大学的技术认证办公室还帮助布林和佩奇同Excite以及其他一些搜索引擎进行接洽，可是，这些公司都没有买下Google。对这些公司来说，是否拥有更好的搜索技术是无关紧要的。看起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出售尽可能多的广告，并尽可能迅速赢得最多收入上。维诺格拉德陪着他们拜访了一家沙丘路的风险投资公司，但是没有人对为“搜索”提供资金感兴趣。尽管拉里和谢尔盖相信，对于在互联网上搜寻信息的用户们来讲，搜索引擎对于他们的网络使用经验作用特殊且重要，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搜索引擎则是替补队员，只是在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服务中的一种。不过，他们两个并没有放弃。“他们或多或少对权威持有怀疑的态度，”维诺格拉德说，“如果他们看到全世界都往某个方向移动，而他们相信应该往另一个方向移动，则他们更有可能说，‘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都错了’，而不是说，‘也许我们应该再重新考虑一下’。他们对自己的方法非常有信心，他们会告诉你其他的人都错了。”
表面上看，雅虎应该愿意买下他们的技术，因为它主要依靠人工编辑的地址目录来搜索网络，而缺乏快速搜索的办法。可是，它也拒绝购买Google技术或者其使用许可。在一定程度上，雅虎拒绝这个搜索引擎是因为它希望计算机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在它自己的网站上。而Google搜索引擎创造出来，是为人们提供快捷的答案，使他们可以迅速到达最相关的网站的。而雅虎的地址目录即可以回答问题，又能够将用户留在雅虎网站上，购物、看广告、查邮件、打游戏，使人们在雅虎网站上花更多时间和金钱，而不是更少。雅虎的创办人之一大卫·费罗给布林和佩奇的建议是：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搜索引擎独一无二，并愿意挖掘它的潜力，最好的选择是暂停在斯坦福大学博士阶段的学习，创办自己的公司。他说，这样，他们就能创造出适合他们搜索引擎的经营模式。如果这个引擎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好的话，它就一定会很快站稳脚跟，因为，互联网成长速度惊人，而用户总是被吸引到最棒的服务和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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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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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遭到拒绝使拉里和谢尔盖备受打击，不过也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面临两难的选择：‘我们要离开学校吗？或者我们把它作为一项课外项目进行？’”维诺格拉德说。在遭到一系列拒绝之后几个月，他们决定，至少目前他们的重点是为斯坦福大学的用户们改进自己的服务，以后再做出更重大的决定。有一天，在不熟练地摆弄一个叫做GIMP的图形软件的时候，谢尔盖仿照雅虎的标志，为Google的每个字母填充了颜色还在它们的后面添了一个感叹号。他似乎对自己做出的新标志非常满意，尽管它只不过是几个幼稚园风格的填充着基色的印刷体字母，而且还是放在纯白的背景之上的。不过，对谢尔盖最有意义的不是新标志的样子，令他得意的是，通过自学，他学会了使用GIMP，这个免费的图形软件并不很容易操作。
1998年春天，布林和佩奇向许多被他们称为Google的朋友的人发送电邮版新闻通讯，希望他们帮助自己传播信息。他们写道：“Google目前的数据库已经投入运行一个多月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反馈——”“你对搜索结果还满意吗？对于新的标志和格式你有什么意见？我们提供的新服务对你有用处吗？如果有评论、批评或创意，或者发现其中的bug，都欢迎你提出来。此致！——拉里和谢尔盖。”
7月的时候，他们在每个搜索结果下添加了一些概括信息，或者说是摘录的片断，并用粗体突出了某个网页上同查询语句特别相关的部分。这样的举措使Google的用户不再需要一个一个地访问这些网页来决定哪些结果是最有用的。“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看到Google发生一些改变。我们计划在现有的2400万张网页的基础之上，再大幅扩充Google的索引。对于那些为我们发来标志和建议的人，我们在此深表谢意。请继续这样做。过得愉快并继续使用Google搜索。”他们在另外一份邮件中这样写道。
尽管他们在邮件中显得干劲十足，但维诺格拉德知道，他们现在正遇到很大的阻碍。要想真正让Google发展壮大，他们需要离开校园并承担一定风险。但是，没有资金来源，他们没有办法购买他们需要的计算机零部件来尝试这个行动。维诺格拉德强调了佩奇的断言，“我说，‘我看不出你们要怎么弄到那些钱。’他答道，‘那么，你会看到的。我们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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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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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感兴趣的是应该怎样做一件事，并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为动力，而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阿利森说，“他们想要把这个世界数字化并且为人们所用，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的必要性。他们并肩作战，打破一切限制，清除所有阻碍，居然凭借着一点点运气，使这项工程运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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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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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底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拉里和谢尔盖坐在帕洛阿尔托一所房子的门廊里，焦急地等待来自硅谷的天使投资人。这两个人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不断地改进自己搜索互联网的新方法。他们尽可能采取经济的方式、想方设法节省每一分钱，但他们还是没有资金可用了。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戴维·切瑞顿（DavidCheriton）提议说，如果他们去见见他的朋友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Bechtolsheim）也许会有些帮助。此人是一位计算机天才，而且曾经投资了一系列成功的新创公司，是个传奇式的投资人。
贝托尔斯海姆将自己的银色保时捷汽车停在了切瑞顿家的房子前，从车上跳下来，走向门廊，而戴维正陪同拉里和谢尔盖等在那里。同硅谷中的其他一些富有的企业家一样，贝托尔斯海姆工作十分努力，虽然他并不缺钱，但是，他对技术充满了激情，热爱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同时，他还很谦虚。贝托尔斯海姆是太阳微系统的共同创办人之一，两年前还曾经以上亿美元的价格向思科系统公司出售了自己创办的另外一家公司。他当时在思科公司担任副总裁，同他一起进行技术开发的工作人员都看不出他是一位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切瑞顿告诉贝托尔斯海姆，布林和佩奇要给他看“伟大的创意”，他们找到了迅速从互联网中找到相关信息的更好的办法。这成功地激起了他对这两个学生的兴趣，看起来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当时，我使用互联网的首要目的是进行搜索，”贝托尔斯海姆说，“令我沮丧的是，当时大家普遍使用的AltaVista并不太好用。”
他希望知道更多的信息。这两个人能够将他们的想法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佩奇信心十足地告诉贝托尔斯海姆他们可以使用便宜的个人电脑下载、索引并迅速地搜索整个互联网，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没有钱购买所需的机器。
贝托尔斯海姆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不过，他还是对其商业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因为AltaVista以及市场上其他一些搜索引擎都在赔钱。有些人甚至把搜索引擎看成一种商品，就像是万维网的藏书目录卡，没有什么可持续性的尖端技术或是持久的竞争力。贝托尔斯海姆并不确定这样的分析是否正确。毕竟，多年以前，正是杜威十进分类法这样一个简单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各地图书馆中数百万册书籍的组织方式。
这个早晨，坐在这个门廊中，布林和佩奇并没有因为同贝托尔斯海姆会面而感到紧张，而贝托尔斯海姆也很欣赏这两个热情无畏的年轻人。尽管生活在一个狂躁不安的时代，贝托尔斯海姆却见多了激动人心的创意最终无法转化成生机勃勃的生意的例子。当时，正是高科技公司蓬勃发展的时期，几乎每15秒钟就会有一家?郾com公司的股票上市，但是，在这片热潮中，当其他人都被花哨的PowerPoint演示搞得眼花缭乱的时候，贝托尔斯海姆还是能够对它们保持谨慎的怀疑态度。面对新的风险投资可能，他采取简单的方式来估量其价值，并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他从来不为一个项目的潜能下赌注，可以让他投资的只会是：自己可以理解的、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的创意；有获得实实在在的获利潜能的商业形态；还有聪明、热情和能干的创业者。
同时，他还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几个硅谷的同事。而切瑞顿这个具有经商经验和才能的大学教授就是他信任的人之一。反过来，切瑞顿也明白，一旦贝托尔斯海姆能够参与到这个投资，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风险投资项目中的话，该项目成功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提供的财务支持，更因为他同硅谷最优秀的投资人和技术人才都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另外，他还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检视新的创意和年轻的人才。通过与这两个学生的谈话，贝托尔斯海姆马上就看出来，他们才华横溢、目标明确，而他们缺乏的是资金和经验。
布林和佩奇向贝托尔斯海姆演示了Google的性能，并向他介绍了他们的想法。贝托尔斯海姆非常欣赏他们的发明，而且也理解了帮助Google提供更高明的搜索结果的技术突破。他还非常赞赏布林和佩奇的另外一些做法：他们没有花大笔的钱进行广告宣传，或是购买高端的硬件设备，而是购买主板以及其他一些便宜的零部件来组装自己的计算机。他们希望先开发出一个可以用于搜索的数据库，然后再去同风险投资公司接洽相关投资事宜。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搜索引擎来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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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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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网络公司从风险投资人那儿大量融资，然后再把这些钱用在做广告上，”贝托尔斯海姆说，“而布林和佩奇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做法。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使其提供足够强大的服务，然后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使用它。”
贝托尔斯海姆相信自己确实看到并理解了一个更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潜力。因此，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就最根本的问题进行提问。
“对于一家新创的互联网公司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你们打算用什么方式赚钱’。”他说道，“我向来不会插手那些没有经济效益的想法。”
他提出了几个可能性：通过免费提供Google服务而吸引固定的计算机用户群，然后通过广告或者通过销售什么东西来赚钱。可是，拉里和谢尔盖对于广告有一种本能的抵制，而且他们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担忧，生怕广告破坏了搜索结果的质量。在他们撰写的一篇关于搜索引擎的文章中，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广告的看法。他们同贝托尔斯海姆谈到可以向其他公司出售自己搜索技术的使用权，并从中获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公司会购买他们的技术，并把这项服务作为它们提供的一种服务产品。
对贝托尔斯海姆来说，搜索引擎中隐藏着一个神奇的电子版地址目录，就像黄页广告一样。水管工、网球拍这些服务或产品的联系电话被分门别类，按类别清晰地印刷在不同的黄页上。
“这是几年来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想法，”贝托尔斯海姆说，“我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对于这句话，布林和佩奇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而贝托尔斯海姆对这些事情早已轻车熟路，他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他很快提议给他们开一张支票，以便他们可以生产自己的计算机。而他马上就上路去赴下一个约会。没有谈判，没有讨论股票或者公司估价。不过这些细节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早期Sun公司的投资人毫不犹豫地递给他一张支票的情景，这个举动使得那位投资人立刻就成为这项后来被证明非常成功的企业的一分子。他希望自己可以对Google做同样的事。根据布林的回忆，他没有浪费时间讨论细节问题，而是马上开出了一张收款人是Google公司、金额是10万美元的支票。他选择这个数字，因为它是个很不错的整数。
为保险起见，佩奇把那张支票放在自己书桌的抽屉里。支票就在那里躺了两周，直到他们两个办完了成立Google公司的各项手续，并以这家新公司的名义开办了银行户头，他们才能够把这张支票入账。切瑞顿那天早上在自家门廊上的牵线搭桥非常成功。这两个20出头的小伙子非常兴奋，跑到汉堡王去吃大餐来庆祝。贝托尔斯海姆的投资不光给了他们信心，也使他们在向家人和朋友融资的时候更具说服力。他们很快就弄到了大约100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他们购买必需的计算机设备并迈出计划中关键的一步。
安迪·贝托尔斯海姆颇有点物成金的迈达斯国王的气质，不过，那天早上，他驾驶着自己的保时捷离开时，还并没有意识到刚才自己所作所为的巨大意义。“在我的构想里，他们也许可以吸引数百万的搜索用户，然后再利用这些访问流量来赚钱，”他说，“我当时没想到它会发展到今天这么大。没有人能想得到。”
在斯坦福大学盖茨楼380室，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正准备向在座的众多学术精英展示Google的运行方式。这是1998年的9月，他们受到斯坦福教授丹尼斯·阿利森的邀请来同各位专家一起讨论它们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开发出来的Google搜索引擎，及其在搜索互联网方面相对于人们更熟知的其他技术的优越性。屋里聚集着众多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教授们，他们都对两人的讲述非常期待。在教室前面，布林和佩奇做出决定，他们不会谈论同金钱有关的话题。这是一个用来讨论概念的时机，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斯坦福大学范围内正式介绍自己的成果。他们将要讲述自己是如何将多种因素结合起来，最终成功配制了自己的神秘配方，使得Google搜索引擎成为最快捷、最有效地在网络中搜索信息的工具。
阿利森主持了一系列关于重要的技术进步和突破的星期三论坛，布林和佩奇的发言是该论坛的一部分。他非常尊敬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具有充沛的精力，无穷的学术研究马力，超出他们实际年龄的成熟，而且他们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当做解决别人不敢尝试的问题的动力。对于布林和佩奇来说，巨大的挑战使他们干劲十足。尽管，多年以来，阿利森曾经见识过形形色色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这两个人身上无疑具有一些这些人所不具备的特色。他曾经见过太阳微系统、雅虎、罗技公司（Logitech）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创办者们穿过斯坦福大学神圣的殿堂，而Google的这两个人格外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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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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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非同凡俗的人，”阿利森说，“他们拥有最出色的计算机开发（hacking）素质。”
阿利森使用了“hacking”这个词，他指的并不是被称为黑客行为的入侵他人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破坏其网站的犯罪行为。在软件工程师和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的语言中，这个词被用来指软件编写能力和真正开拓新领域和发现创新可能的能力。这就是他们同别人不同的地方。斯坦福有很多人都有非常棒的想法，也有很多人志向远大，但是却没有几个人可以将想法变成现实，并克服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他最欣赏他们的地方是，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改变这个世界的大胆梦想。
“他们感兴趣的是应该怎样做一件事，并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为动力，而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阿利森说，“他们想要把这个世界数字化并且为人们所用，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的必要性。他们并肩作战，打破一切限制，清除所有阻碍，居然凭借着一点点运气，使这项工程运转起来了。”
布林和佩奇两个人一只脚仍踩在学术圈内，而另一只脚却已经踏出去，正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公司；对这两个博士生来讲，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次机会。他们可以借此机会，在孕育了他们的发明的学术氛围中，向一大群人介绍自己的发现，同他们讨论这个发现，并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很多人警告他们说，一旦他们离开斯坦福去创建自己的公司，保密是首要的原则，因为他们要防止竞争对手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的策略和他们的商业机密。即使在380教室里，他们也只愿意说这么多了。在这间教室里，有那么多头脑灵活的人要听取他们的解释，他们可不希望自己的话启发潜在的竞争对手。
“我是谢尔盖·布林，那边那个人是拉里。现在我就直奔主题了。”布林以其一贯的随意态度开始了讲话。他先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解释，假设有一个人正在旅途中，他在另外一个搜索引擎中输入搜索项“租赁轿车”。这时，这个旅人得到的搜索结果有一个问题：它们的排序完全是通过计算网页上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决定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使用Google查询同样的关键词，搜索结果就先进得多，而且是以针对性为基础的。当着在座的行家们的面，布林在Google中输入了“租赁轿车”，很快，Google就从万维网数百万张网页中找到了相关的搜索结果，搜索结果页顶端出现的是Avis、National、Dollar、Alamo以及其他一些汽车租赁公司的官方网站。
“我们努力使我们的搜索引擎做得更好，而不是仅仅通过计算单词的数量来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搜索结果，”布林解释说，“这项研究大概开始于3年以前。从根本上来讲，该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找到了衡量某张网页的重要性的方法以及PageRank算法。这个算法是Google搜索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我打算向各位介绍一下这种算法。”
虽然描述一张张网页通过链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过，要通过考虑这些链接已及其他数十种相关的因素来寻找有意义的搜索结果就复杂得多了。然而，要设计出更优越的搜索引擎，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考虑为什么最初网站的管理者要建立链接——他们希望将计算机用户引向互联网中的其他地方，那里有高价值的信息。当然，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网站能够借此吸引更多的访问者。
“现在，请让我来告诉大家搜索引擎所面临的挑战，”布林说，“首先，必须要索引整个网络，其数据量相当可观。我们会向你们介绍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还会告诉大家我们将如何改进我们的搜索结果，我们期待3年后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一些相关的社会问题。”
对于那些有兴趣和时间听取技术性更强的解释的人，布林邀请他们选修他和佩奇会在这个学期开设的一门关于搜索引擎的课程，并允诺说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而眼下，布林和佩奇将用剩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尽力解释清楚Google的搜索引擎的基础。
“最根本的是，”布林说，“什么使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搜索引擎呢？”
这是个设问句，不过为了防止教室里有人没有听出来自己是在自问自答，布林一点也没有停顿。
“互联网中有数百万个网站，更有数亿张网页。今年最近一次计算的结果是，一共有3亿张，”布林说，“那么，要怎样才能做到成功的搜索呢？事实证明，情况并没有如此糟糕。我们的一样重要武器就是‘摩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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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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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创新的话，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理解摩尔定律的根本原则。20世纪60年代，一名叫做戈登·摩尔（GordonMoore）的工程师，也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预言说，每年，计算机的处理能力都会成倍增长。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趋势，曾经专属于企业、大学和政府的硕大的大型计算机不可能发展成今天的个人电脑，而正是个人电脑赋予了个人巨大的力量。他所预言的发展趋势在之后的多年之间一再得到印证。现在布林要解释的就是摩尔定律是怎样用于创造检索整个互联网的搜索引擎的。
“在人们制造出这些文本和各种网络文件的时候，磁盘运行的速度也比原来要快得多了。再过几十年，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人类知识，以及人类制造的一切信息都放进你的口袋里，其中还包括影音文件。”布林信心十足地说道，“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处理的。你可以把它们储存在某个核心位置，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处理它们。”
布林说，问题是人们不能处理数千条搜索结果。“不幸的是，人的发展却不遵循摩尔定律——他们进化的速度相对比较慢。这是个大问题。确实如此，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听众中爆发出一阵哄笑。
从安迪·贝托尔斯海姆那里拿到10万美元的支票，并决定暂时中止攻读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布林希望让在座的专家们知道他和拉里前进的大方向。“我们正处在将Google商业化的过程中。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会在Google?郾com网站看到它。目前，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优化我们的搜索引擎。不过，我不能在这里讨论具体的细节。”
通过听取布林的发言，阿利森意识到，同科幻小说一样，谈论搜索引擎远远比毫无瑕疵地实施这些设想容易得多。不过，阿利森有一种感觉，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做到，那么他们就会是这两个Google的发明者，而且，他们已经上路了。
Google搜索引擎考虑的因素比当时市场上任何一种搜索引擎都多。它不仅仅依赖单词和链接出现的次数来提供结果，而是将链接和单词的相关信息同其他变量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更有趣的方式来提供更好的搜索结果。比如，根据布林的说法，网页上出现的单词和短语之间的间隔，它们的字体大小，以及它们是大写还是小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尽量不过度简化信息，”他说，“我们以用户的需要为出发点。为了提供好的搜索结果，我们牺牲了许多计算机处理能力。不过，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要想提供高质量的搜索，不仅仅需要在编写软件时掌握正确的数学方程和等式，而且，非常根本也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掌握比市场上现有的搜索引擎使用的硬件都强大得多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其他人都忽视了搜索引擎技术配方中这个关键的问题，这对拉里和谢尔盖而言是件好事。从刚刚起步的时候起，他们就认识到，要想为计算机用户提供优质的搜索服务，就必须在计算机设备上投入大笔资金，而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这两个人不但计划开发软件，还打算在计算机网络工程上的每个方面多投入些精力，因为这也是提供最好的搜索结果不可或缺的部分。硬件和软件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密不可分，优化它们的结合是必需的。他们知道计算机内存以及其他一些零部件价格在不断降低，而其处理能力却在提高，所以他们可以从中获益。他们可以依赖内部的能力，开发软件，购买零件并自行组装便宜的个人电脑来完成搜索任务。他们设想中的许多做法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设想或实施过以类似的方式来提供高质量的搜索结果。
在听他们演讲的时候，阿利森回忆起自己在斯坦福大学同布林和佩奇相处的经历。他非常欣赏他们。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而且他们总是想要做正确的事情。抛开他们的技术知识不谈，你会发现他们是两位有个性的年轻人。这些素质在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中有着完美的体现。因为，在搜索领域，人们必须首先信任你这个人，才能进一步相信你的产品。在阿利森看来，他们还是兴趣特别广泛的计算机天才，这样的完美结合确保了他们可以在外面广阔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他们信仰社会进步，这种信仰在硅谷中意味着，他们偏爱免费的、开放性的软件系统，而不是比尔·盖茨和他领导的微软公司所偏爱的封闭性系统。同时，他们的立场也很坚定。
“他们非常看不惯商业化的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而且他们从来都不会出于谨慎而向人们掩饰他们的不满。”阿利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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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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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佩奇开始做报告的时候，阿利森还是很受震动。拉里是个非常出色的教师，他可以找到某个问题的关键，然后以非技术性的、人人都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它。在阿利森看来，拉里是个头脑清晰的人，而且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每次当你建立一个链接的时候，”拉里对教室里鸦雀无声的听众说道，“你就建立了一个引用。但是如果你像搜索引擎那样开始计算网络上引用的数量，你就会遇到新的问题。网络不像科学文献，任何人都能够制作网页。”
“一种看待PageRank的方式，”他解释说，“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用户模型。假设有一个随意的网络冲浪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只猴子，每天到处地跑，点击一个又一个链接，但这种乱点行为却不包含智力成分。你也可以说，这与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类似。”佩奇停顿了一下，听众们发出窃笑声，然后他又接着讲。
“从根本上讲，PageRank算法假设，如果有人用链接指向你，那么你就可以分得一部分属于他们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如果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指向你，这就比一个无关紧要的网站的主人指向你要有价值得多。比如，假如雅虎的主页指向你的网页，这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即使你只有一个在雅虎主页上的链接，这就已经很好了。要让重要的网站链接你，你要么付很多钱给别人，要么你的网页本身非常不错。而如果你在我的主页上有一个链接，估计没有人会把它当做一回事。”然后，佩奇解释了他是怎么找到产生分等级的搜索结果的配方的。“我们大体上根据那些网页的重要性，为他们赋值。一张网页的等级就由指向它的所有网页的重要性数值的总和来决定。”
搜索引擎的另外一个重要挑战，佩奇说，就是人们会想方设法地欺骗它来使自己的网站在搜索结果列表中得到一个更高的评级。因此，要赢得这场网络战争，搜索引擎必须要比那些恶意操纵它的网站更高明才行。
“人们会试图误导搜索引擎，”佩奇说，“有多少人曾经在搜索结果中看到色情内容和其他东西一起出现呢？看到的请举手……OK，我们看到有不少人承认他们看到过。这个问题对于搜索引擎来说非常严重。从根本上讲，人们试图通过让他们的网页出现在每个搜索结果中来赚钱，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在搜索什么，他们根本就是什么都不在乎。他们只想为他们的网页争取访问流量，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提出问题之后，佩奇解释说，他正在寻求解决的方法。他说，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充满活力的、不断更新的衡量网站真正重要性的方式，它使网站经营者钻系统空子的难度加大了。而Google总是将终端用户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它一定会做好这项工作的。
这时，佩奇忍不住又指出了其他搜索引擎技术的另外一个令人遗憾的缺点。“搜索引擎的运行不尽如人意。”佩奇说，“如果你把AltaVista输到另外一个搜索引擎中搜索，你能看到AltaVista的主页吗？很可能不会。而我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的确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Google运作方式的核心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小块，然后同时处理它们。凭借正确的数学方程，加上多台个人电脑，布林和佩奇可以创造出一个现代的流水线来处理信息的收集、索引和呈现。同时，根据摩尔定律，他们将来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强大的计算机处理能力。
“我们在网络中捕获网页，也就是说，我们走出去下载整个网络。大概每秒钟我们可以下载100张网页，”佩奇说，“要想可靠地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复杂的。事实上，我们存储了我们下载的所有信息，因为这对于研究工作非常有价值。我们将整个网络储存在硬盘上，拥有这些信息对于科学研究很有用处。”
拉里·佩奇进一步解释是什么使得Google搜索引擎比其他搜索引擎性能更优越，在座的斯坦福的学生和教授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当某搜索语句的搜索词数量大于1时，我们会关注网页上这些词之间的距离。”他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由一系列方程式构成的复杂的软件。其他的搜索引擎使用更简化的方式，所以追赶不上网络成长的步伐。Google拥有强大的数学方程式，下载了尽可能多的网页，还非常复杂，这些都使得它与众不同。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信息，你就必须捕获更多的网页，”佩奇说，“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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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Googl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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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非常谨慎，尽量不泄露PageRank和Google的所有秘密。在这间教室里，也许就有来自其他公司的间谍，他们不希望有人趁机偷走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
此时，布林决定要活跃一下会场气氛。他说，也许听起来网页捕获和索引的技术性很强，但这些工作仍很有风险，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谢尔盖解释说，在一些网站管理员的眼中，网页捕获爬虫是他们不乐见的入侵者。
“在进行网页捕获时，”布林说，“我们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联系上百万家的网站，就等于联络上百万名网站管理员。这就像是挨家挨户地敲上百万户人家的门，然后把你的电子邮件地址留给他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幸存下来，几率有多大呢？我估计，在奥克兰的某些地方你就会受点挫折。”
布林说，有一小拨“疯狂”的网络管理员认为Google的网页捕获器干扰了自己网站的正常运营，并深受其扰。他们通过规模庞大的电邮攻击来反击，或者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他们向我们抗议，试图起诉我们，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在蒙大拿的所有网站。现在，我们又放弃了新加坡的所有网站……时不时地，还会有人联络斯坦福大学的风险管理官员，而在那之前，你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不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他联络我们了。所以麻烦总是无休无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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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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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林和佩奇几乎用光了最初从贝托尔斯海姆等投资者那里筹集到的100万美元，又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卡所有的限额之后，形势更加严峻了。这一年的年底，它们网站的访问流量已经达到每天50万次查询，布林和佩奇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他们需要筹集到相当数量的资金来不断地为系统添加计算机。系统中添加的计算机越多，他们可以处理的查询量就越大。而他们能够处理的查询量越大，他们公司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失去对自己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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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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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带着建立世界上最棒的搜索引擎的梦想，离开了斯坦福大学。他们把计算机、小机械和玩具搬进了门罗公园附近的一所房子的车库和几个房间里，这所房子还带有温水池。这所房子的主人，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任房东，名叫苏珊·沃吉西基（SusanWojcicki）。因为她读书时的室友是布林的女朋友，所以她认识了布林。布林和佩奇本来可以用1500美元每个月的价格租下这几间房，但是他们坚持要支付1700美元，额外的200美元用来支付各项费用和税金。他们希望从一开始就以恰当的方式来做每件事情。9月7日，他们正式建立了Google公司，然后，他们在银行开了公司的第一个账户，将贝托尔斯海姆的10万美元支票转存入新账户。他们还雇用了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在斯坦福的博士生同学克雷格·希尔维斯通（CraigSilverstein），作为他们的首位雇员。“就像任何一家优秀的硅谷新创公司会做的那样，我们找到了一个有富余空间的地方，然后在车库里工作。”希尔维斯通说。不过，沃吉西基有一点惊讶，她本来以为车库里那些家伙只有在她白天外出的时候才来上班。“我们想，反正他们只有白天工作的时候才会在那里，我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他们，”沃吉西基说，“可是，他们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一整天都在。不过后来，我们也适应了。而且，托他们的福，我们可以免费上网了。”
5个月后，沃吉西基的车库已经装不下布林和佩奇的公司了。因此，1999年初，他们搬到了帕洛阿尔托中心的大学街的几间办公室。之后，公司还先后换过几次办公地点，而每次搬迁都标志着公司文化的进一步形成和公司的发展。他们希望工作的过程引人入胜、充满乐趣，而且决心保持这样的风格。一座时尚的大学城市中心建筑的二楼是一个理想的选址，这里离斯坦福大学还不到1英里，而且比办公花园要有活力得多。他们两个都不清楚公司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赚钱，不过，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搜索引擎足够好，总会有一些机构想要在内部使用它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帮助人们在网上更快捷地找到相关的信息这项工作抱有持久的热情，这一直是他们的首要动机。“因为对目前的搜索引擎不满意，所以我们创办了这家公司，”佩奇说，“即使我们的公司成功了，它也只是一个副产品。”
当时，他们的搜索引擎在斯坦福大学和圈内人士当中已经很受欢迎了，每天要处理大概10万条查询。而这样的成长全都依赖于用户对其性能的广泛认可，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来向朋友们推荐Google。这些都是免费且行之有效，像病毒传播一样迅速广泛的市场推广方式。而且，现在他们离开了大学校园，变得更加孤立了，所以，他们不想放弃这个战略。1999年1月，他们二人为斯坦福大学的40名学生以及其他一些校内人士作了演讲，而且，他们还一直同他们的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月，他们又向用户和朋友们发送了通讯。
“现在搜索项目Google已经变成公司Google?郾com了。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高质量、大幅改进过的搜索服务，而一家公司似乎是实现该目标的最好的工具。”布林和佩奇在通讯稿中写道，“我们现在雇用了更多的员工，添置了更多的服务器，以扩大系统的规模（现在，我们每次订购21箱计算机元件）。同时，我们进行网页捕获的频率也提高了，所以我们的搜索结果不但生成得像从前一样快，而且还总是及时的。我们还在迅速地雇用专业人才，来将最新和最伟大的技术应用到网络中。”
布林和佩奇列举了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其中包括：顶尖的技术，股票配送，免费甜点和饮料，还有数百万的人“会使用和推崇你编写的软件”。尽管创业之初，他们曾经遭到许多潜在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的拒绝，他们的目标还是很远大，而且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他们的热情也不断高涨。而其他人也开始注意到他们了。1998年，Google就跻身于《个人电脑》杂志公布的最好的100家网站和搜索引擎之列——虽然还是以Beta版（或者说测试版）形式出现。
而当时盛行的合并风潮使布林和佩奇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那些更加著名的商业搜索引擎，包括AltaVista、Excite和Lycos，都在渐渐偏离它们最核心的使命——投资改进搜索技术。它们要么在更加巨大的母公司里渐渐沉沦，要么忙着追逐广告收入，因为那些新上市的?郾com公司拥有大笔资金却缺乏明智的经营方针，正盲目地大笔投入广告费用。这导致其搜索质量不断降低，也迫使用户们去寻找替代品。而在寻找过程中，他们找到了Google。能够在《个人电脑》杂志上露脸，使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知道了Google的存在。这也给Google的创办者上了一课，使他们意识到免费在媒体上曝光的价值。所以，在他们的硅谷邻居们大笔烧钱做广告的时候，Google并未跟风而上，花钱购买橄榄球职业联赛的广告权或是进行奢侈的市场推广，它分文未花，但却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欢迎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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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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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流行的认知是，一个能够满足各种需要的网站是最佳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可是布林和佩奇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种论调。这些综合门户网站一心想要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最终却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无法满足任何一个特殊的或者专门的需求。而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却是个性化。佩奇和布林是目标专一，反对多头出击的人，他们始终坚信互联网搜索是他们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长期的课题，而这样做会为他们吸引成群结队的新用户。为了确保每次搜索的速度、准确性和可靠性，他们将筹集到的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添置计算机硬件设备上，同时，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投在了寻找人才和开发软件上。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成为搜索行业的统治力量。就在大家都放弃了搜索、甚至把搜索贬低为一种商品时，他们俩却始终坚信，搜索对于万维网的导航和拓展至关重要。随着Google的查询数量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创造了一个极端受欢迎的品牌和标志。
在搬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新办公地址之后不久，Google的员工总数增加到了8名，但Google对满足每天不断增加的搜索请求却颇感吃力。Google拥有特别的计算机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改装便宜的个人电脑元件，并为组装而成的小型超级计算机特别编写软件来运作的，它的能力足以对付搜索请求的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网络下载量。但是，有些时候，它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似乎怎么也满足不了需求。在布林和佩奇几乎用光了最初从贝托尔斯海姆等投资者那里筹集到的100万美元，又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卡所有的限额之后，形势更加严峻了。这一年的年底，它们网站的访问流量已经达到每天50万次查询，布林和佩奇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他们需要筹集到相当数量的资金来不断地为系统添加计算机。系统中添加的计算机越多，他们可以处理的查询量就越大。而他们能够处理的查询量越大，他们公司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失去对自己公司的控制权。
1999年初，整个硅谷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气候中，即使Google并没有盈利，它还是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来融资。但是，公开发行股票意味着公开他们的商业机密和经营方式，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后果。而且，他们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继续建设他们的搜索引擎。继续吸引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因为他们需要的资金金额太大。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赚钱来发展公司看来也不可行。他们开始授权其他公司在其内部或外部网络系统中使用自己的搜索技术，并收取费用，而且成功地与红帽子软件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不过这笔交易只是一个例外。他们发现很难说服人们为搜索服务付钱，因为当时在企业中盛行的看法是搜索无足轻重。所以，他们需要巨额的外部资金注入。
佩奇和布林考察了吸收风险投资的可行性。他们决心从财务稳健的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筹集资金，但同时不放弃对公司的控制。这就像佩奇下载整个网络的设想那样，一开始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超级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也能够办到这一点。硅谷中的每个人都明白，每一个企业家都梦想着能够从一家知名的沙丘路的风险投资公司融资。恰恰就是从这些人手中拿到的钱，同这些人签署的合同，可以成就一家技术公司，也可以毁灭一家技术公司。同时，听任风险资本家攫取公司的控制权就等于破坏公司创办者的远期构想，以及公司在技术上取得巨大突破的机会。
在仔细研究了这个最大的潜在资金来源之后，两位Google创办人发现，有许多公司在融资后都失去了控制自己前途命运的权力。风险资本家要么很快地推动公司的增长，然后让它们上市；要么催促它们通过广告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许多精通技术的早期投资者，包括亚马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都建议他们同时去接洽两家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布林和佩奇同时找到了硅谷最稳健、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PerkinsCaufield&Byers）和红杉基金（SequoiaCapital）。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他们的目标是说服两家公司同时为Google投资，却不允许任何一家控制公司的经营权。当两家公司为了控制权、主导权以及成为唯一投资人而相互斗争的时候，布林和佩奇就可以决定Google的命运，并继续拥有大部分股权。如果不能成功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即使这不是人们通常做生意的方式又如何？他们要做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要么就不做。他们不会妥协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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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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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郾com公司繁荣的最高潮，KPCB公司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和红杉基金的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Moritz）每天不停地看关于新的商业创意的PowerPoint演示，早就对此生厌了。要弄清楚应该把宝押在哪个企业家身上已经很难了；可是，在一个个创意闪过屏幕的时候，他们还是得猜测自己看到的这几十个新的概念和技术中，到底哪些能够有所作为。对于这两位硅谷财经领域的巨人而言，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带来了一股清流。他们没有带来花哨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而是带来了切实可行的搜索技术，这项技术比多尔或者莫里茨所见识过的所有类似技术都要先进。这两个Google的创业者看起来超级聪明而且极端大胆。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还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斯坦福大学起步，义无反顾，专注于自己的梦想。显然，他们与那些拥有好的创意，却可能无法将创意变成现实的普通人不同，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最大的问题是，围绕这项搜索技术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经营模式，那么该如何评定它的价值呢？而且，这两个人既想要尽可能多的投资，又想要保有尽可能多的控制权，有没有哪个严肃理智的投资者可以同这两个人顺利合作呢？无论是多尔还是莫里茨都不是很能接受布林和佩奇想要采取的远期战略。这两家公司在别的地方都赚进了足够多的钱，它们都在?郾com热潮中狠狠赚了一笔。斯坦福教授戴维·切瑞顿同他们二人都是密友，他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向他们担保，Google的这两个家伙都是诚实的人，工作态度非常好。而且，他们还有别的优势。他们对待PageRank技术以及计算机硬件策略的态度非常严谨，而同时他们又是能够就广泛的话题同人交谈得很不错的人。他们是卓尔不群的。这使他们具有了特别的吸引力。
当布林和佩奇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时，莫里茨就通过雅虎的创办者之一大卫·费罗同他们认识了。莫里茨和他的公司红杉基金，曾经给雅虎投资200万美元，1996年雅虎以3200万美元的价格首次公开募股的时候，他的收获也颇为丰富。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布林和佩奇正在收集关于创办一家公司的信息，其中包括公司的价值评估法和其他技巧。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同斯坦福大学达成协议，让学校协助PageRank技术的专利申请工作，使他们可以以学校的名义出售这项技术的使用权。有人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在真正需要资金之前见见风险资本家是很有好处的。“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对怎样成立一家公司很是好奇。不过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快，我经常进行类似的谈话，”莫里茨回忆说，“所以，事后我几乎记不起这次谈话了。”
1999年间，Google的资金开始不足了。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之一，硅谷的一位财务经理罗恩·康韦（RonConway）联络了莫里茨，希望他可以见见布林和佩奇。
“罗恩·康韦向我们大力推荐他们，”莫里茨说，“我们也从雅虎的创办者那里听到过这两个人。当时是1999年春天，所有的事情都以一种令人手忙脚乱的速度进行着。那是个疯狂的时代，大环境也不够理智。”
莫里茨记得自己当时被Google搜索引擎的演示深深打动了。“我们在红杉公司，还有他们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小办公室里会过几次面。”他说，“因为他们的测试版Google网站已经投入运营了，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找出他们所提供的搜索结果同其他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的不同之处。他们最初的经营设想同广告毫不相干，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授权各种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和企业使用他们的技术来赚钱。”
那么，莫里茨是怎样评估他们的潜力的呢？他的回答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理解硅谷成功的风险投资商人是怎样决策的。与其说这是科学，不如说这是艺术。莫里茨同时还是雅虎的投资人，这一点对他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证明了多重关系网可以影响原本线性的决策过程。
“我们犯过许多错误，”莫里茨解释说，“但是，Google提供的服务，质量明显比其他公司提供的服务技高一筹。这就是我们投资的原因。另外，我们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搜索会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越来越不重要。而且，处于互联网发展进化的时代已使我们受益匪浅。拉里和谢尔盖这两个年轻人又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另外一个因素是，雅虎向多家搜索服务提供商购买了技术许可，他们同OpenText、AltaVista还有Inktomi建立过合作关系，而Google是最新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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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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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人对于利用Google这个搜索引擎来加强自己的服务非常感兴趣，”他说，“另外，他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Google的投资者，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对雅虎有利。”莫里茨说，红杉基金之所以投资给Google，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要帮雅虎的忙。“我们要帮忙来关照雅虎的未来。他们对Google的评价是正确的。在1999年，谁也说不清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Google是雅虎潜在的技术提供商。在我们看来，互联网催生出两样有用的工具，其一是电子邮件，其二就是搜索了，而Google打造了更优越的搜索工具。”
莫里茨说他还认为布林和佩奇是一对最佳搭档。而且他不止一次地看到，由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公司比由单打独斗的个体创办的公司具有更大的成功可能。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以及雅虎的杨致远和大卫·费罗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且也许，只是也许，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Google身上。“他们是一对非常聪明的人。这显而易见。在我们做生意的过程中，我们遇见过许多的人，经过那么多年以后，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谁是特别的。一方面通过他们曾经做过和正在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通过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他们两人的目标性很强，这是那些狂热地想要创办一家公司的人必备的素质之一。只有那种燃烧的信念才能帮助他们克服必然会遇到的各种阻碍。”
莫里茨看中的是布林和佩奇以及他们建设起来的搜索引擎，而KPCB的约翰·多尔看中的是互联网长远的活力以及Google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所具备的潜力和前景。多尔比其他风险投资家更愿意将赌注押在那些能够以巧妙的方式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中长期获利的技术身上。在?郾com公司繁荣的年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当时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过热，人们对它的追捧也过度了，但是多尔不能认同这种看法，他坚信互联网的潜力远比人们当时看到的更大。作为一位风险投资家，远在人们还不能理解推动这些公司发展的概念的时候，多尔就为康柏电脑、太阳微系统和亚马逊网站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且也因此而发了财。事实上，他早就通过亚马逊的创办者杰夫·贝佐斯同Google建立了联系，因为贝佐斯不但是Google的早期投资人之一，还是布林和佩奇的非正式顾问。多尔作为硅谷明星风险投资家的经验和声望对于这两个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知道多尔加入Google可以帮助他们将自己的见识和创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商业交易。多尔同时还是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美国在线的早期投资人之一，而美国在线是Google公司一个潜在的超级客户。拉里和谢尔盖非常看重这些交易会为公司带来的收入。如果他们想要实现自己建设地球上最优秀、最复杂的搜索引擎的梦想，资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一笔由多尔领军的KPCB公司提供的投资就是对他们这家新创公司未来成功的权威性保证。
1999年春，莫里茨和多尔都做出决定，他们的公司将分别为Google投资。布林和佩奇发现自己完全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不过，他们遇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这两位风险投资家拒绝共同投资，因此Google很可能会同时失去这两位投资者。两家公司都希望自己说了算，并可以把Google当做自己的生意。但两家公司的规模都足够大，不可能将控制权拱手让给对方，而且如果只能作为处于劣势的合伙人的话，任何一家公司都不需要这笔生意。根据在硅谷通行的秩序法则，这根本行不通。不管是KPCB还是红杉，手头都掌握着大笔资金，根本不屑于同别人合作投资新创公司。而这样做根本就不可能在风险投资界谈成生意，至少是在同沙丘路上最负盛名的公司谈生意的时候，不能这么干。
布林和佩奇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急需资金，希望两家公司的投资尽快到位。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够说服这两家公司同时投资的话，也许他们可以在不丧失控制权的前提下吸引资金。这个“如果”可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不过，这是他们选定要走的路，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失去这两个投资人。幸运的是，Google的两位早期投资人罗恩·康韦和拉姆·施雷姆（RamShriram），刚好分别同莫里茨和多尔私交甚厚。他们都积极奔走，希望可以打破这个不寻常的僵局。事情拖了几周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为什么风险投资家赢得了“秃鹫资本家”的名声，他们也开始觉得，如果Google不接受他们的投资也许会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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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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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财务经理，康韦的人际关系网还比较宽，所以，布林和佩奇问他是否能够集合另外一群天使投资人。只有拥有一群被动的投资人，拉里和谢尔盖才能继续控制公司事务。另外，他们告诉康韦他们已经准备好走这条路了，不过，一定要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康韦并没有马上着手联络潜在的天使投资人，反而联络了施雷姆。他们决定向莫里茨和多尔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够找到合作的方法的话，Google的创办人就放弃同他们的合作。而且，这绝非虚张声势。
尽管当时，成群结队的企业家拜访KPCB和红杉，希望它们可以出资支持自己的新创网络公司，不过这个警告还是非常有效果。因为Google的这两个家伙看起来前途格外远大。这两家公司把自我意识暂时放在了一边，几天之内，康韦和施雷姆就成功地谈妥了投资事宜。KPCB和红杉这两家公司分别向Google投资1250万美元，风险投资总额为2500万美元，每家各占一半份额。同时，他们还同意让拉里和谢尔盖继续拥有多数股权的控制权。不过，因为他们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多尔和莫里茨提出了一个投资的附加条件：这两位企业家必须许诺雇用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企业管理人才来帮助他们将现在的搜索引擎转化成赚钱的商业形式。因为当时的Google公司甚至还没有明确的商业计划，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布林和佩奇同意了这个要求。他们觉得一旦掌握了这2500万和多数票控制权，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雇用某人来做主管的决策拖延到很久以后的将来。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不希望雇用一个人，然后向这个人报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决定。
1999年6月7日，在离开斯坦福大学不到一年之后，布林和佩奇发表了新闻公告，宣布KPCB和红杉这两家公司同意为Google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斯坦福校内以及帕洛阿尔托的许多人都目瞪口呆。这笔投资的数目太庞大了。而且，在此以前这两家公司从来没有合作投资过任何公司，但是，多尔和莫里茨却同时加入了Google的执行董事会。而对于他们的同学来说，布林和佩奇一向都对自己太有信心了，这次他们居然又没有放弃任何东西而获得了数目如此庞大的投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Google的这两个家伙简直是做成了一笔梦幻般的生意：他们拿到了建设自己钟爱的搜索引擎所需要的资金，同时还掌握了在公司当家做主的控制权。
“对于公司能够得到如此重量级的风险投资家的帮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佩奇在一次正式发言中说道，“我们计划大幅度推动公司和现有技术的发展，来确保我们能够提供网络上最好的搜索体验。”布林的信心空前高涨，他又补充了一句豪言壮语，“完美的搜索引擎可以加工和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信息，”他说，“这正是Google前进的目标。”
在新闻公告中，他们对正在申请专利的用来进行搜索结果排序的PageRank系统是这样描述的：它包含5亿个变量，20亿个词语。这使它的准确性和搜索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项目拓展成了大规模的网络挖掘。事实上，要是这份新闻公告中没有包含多尔和莫里茨的声明的话，斯坦福大学中的一些人还可能会认为这是假的呢。
“Google应该成为互联网上搜索技术的黄金标准。”红杉的莫里茨这样说道，“拉里和谢尔盖的公司拥有将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变成Google搜索服务忠实的终身用户的魔力。”
多尔补充说：“搜索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技术，这项技术的改进是非常有意义的。每一天，网络上要发生1亿次的搜索行为。迅速地找到恰当的信息对许多行业的网络用户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Google革命性地改进了搜索技术，而且竭尽所能按照用户的需要来提供信息。”
这份声明中包含了这次投资的具体细节，还包括关于Google的更多信息，其中包括它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资人构成，它每月高达50%的增长速度。这些都使得这家公司受到了来自全球的关注，使它有机会通过免费的媒体曝光并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公告发布的第二天，谢尔盖和拉里给朋友们发了下面这封电子邮件：
对我们而言，这是激动人心的一个月。我们争取到了资金，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用新的、激动人心的方式改进Google了。我们的能力还在不断加强，这都要感谢诸位！而且我们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以满足越来越大的需求量。这个月，我们为系统配备了更多的服务器，以确保用户可以快捷地进行查询（我们现在每次订购80箱计算机元件，而上一次的订购量刚增加到21箱）。我们还在努力工作来清除搜索结果中的重复内容，而且，我们还在开发一些新的功能，嘘——希望可以借此改善用户的搜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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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为Google工作的理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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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容易使Google及其创办人头脑发热的时刻。然而，他们的公告和对这笔交易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地赞扬着这个搜索引擎，大胆地预言它的前景，却都没有能回答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Google打算用什么方式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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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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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又一次成为时运的受益者。那些曾经渴望为微软公司工作的工程师们开始将它看做软件行业的黑武士、黑暗力量的代名词以及放弃公平竞争原则的公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oogle是一家环绕着光环的新企业，它的座右铭是“不作恶”，他的领军人物是两个声誉良好的年轻小伙子。而且，它干净的界面也让人们对其产品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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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第一桶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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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碎的时候，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正处于大举进攻的绝佳时机。因为泡沫的破碎，硅谷里到处都有公司裁员或是破产，而Google却没有受到影响。对于一家运行状况良好且处于上升期的新创公司来讲，再没有更好的机遇了。他们两个发现自己控制的公司，是这场毁灭大批技术公司的市场灾难中唯一还在继续雇用新员工的公司。作为一家私人公司，Google能够免受华尔街的毒害，而现在，它还能够雇用到杰出的软件工程师和数学家，因为这些人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就成了无业游民，或者自己手中掌握的股票变成了一堆废纸。这样的一种人才过剩的局面对于Google而言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它可以趁机大幅提升自己的研发实力和发展潜力。而在正常的商业运作的情况下，Google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当Google在搜索引擎行业中的主要对手们都因为财务危机而举步维艰、看不到复兴的机会时，Google却搬到了位于芒廷维尤的一个更大的办公总部。
在Google的总部里弥漫着轻松的气氛，这与外面环绕着它的大厦将倾的凄风苦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Google的气氛十分特别，将搜索技术的专利授权给Google公司使用的斯坦福大学技术认证办公室在描述Google公司充满乐趣的环境时，特意提到了下面这些细节：带着台球杆到处晃的程序员，嚼着五彩糖豆的助理，热爱Google简单、快捷、高相关性搜索结果的心满意足的计算机用户。布林和佩奇在建设为Google的商业运作提供动力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的时候处处精打细算，不过为了在Googleplex创造出适宜的公司文化，培养Google员工强烈的忠诚度和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他们可以说是不惜工本。而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其中包括色彩夺目的健身实心球，熔岩灯以及随处可见的五花八门的小机械和玩具，使这家公司充满了一般大学校园中才会有的活力。他们相信，从长远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会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