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拉里·佩奇担任Google的首席执行官，而谢尔盖·布林任总裁。公司共有85名雇员，他们常常需要加班，而公司把他们当做家人来对待，他们可以享用免费的食物、有益健康的果汁，还有各种丰富的小零食。Google的员工还能够享受到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生活便利，比如说可以在工作场合接受洗衣服务、头发造型服务，可以看牙和看病，还能够洗车，后来，公司还增加了托儿所、配备私人教练的健身房以及一个专业的女按摩师。这些设施实际上消除了离开办公室的必要。沙滩排球、桌上足球、滚轴冰球、单轮滑板车、棕榈树、豆袋椅甚至还有狗，在Google，这些东西应有尽有。它们的作用是娱乐以及培育一种有创造性的充满乐趣的环境。Google的大部分雇员虽然都是年轻的未婚人士，但他们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是在公司度过的。Google甚至还在公司的通勤车上安装了无线网络接口，这样Google的员工在往返于旧金山和公司的路上也可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将他们的能量倾注到手提电脑上，而不必担心途中的时间无法打发。
Google采取的这些反常规的措施，使其经营理念中纳入了真诚的元素。
拥有了搜索引擎，Google公司就拥有了第一流的产品，广告这个收入来源，还有一个强大的品牌，这个品牌不但使人联想到卓越的品质，还使人感觉到幽默感和正直的情操。这家公司同时还具备一流的人才和技术来满足全面出击的要求——无论是进行计算机基础设施的建设，出售广告还是支持员工开发出新的产品。同时，公司的创办者们拒绝偏离以用户和搜索结果质量为核心的原则，完全无视来自投资者的、要求公司在市场衰退期尽可能攫取每一块钱的压力。“他们打破了广告最根本的原则，他们的主页，也是用户最多的网页上完全没有广告发布。”斯坦福大学认证办公室在描述这个客户时这样说道。公司最有价值的网上房地产版块始终没有被任何形式的广告所污染，这样它才能够迅速加载。搜索结果页的加载速度也非常快，因为Google坚持只发布目标性文本广告，而不是那些占据大量频带宽度资源的多媒体广告。
因此，Google在为自己做市场推广的时候不用一闪一闪的非目标性广告也毫不令人惊讶。布林和佩奇继续坚持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坚持的方法，通过在用户当中建立良好的口碑来宣传自己。Google的忠实用户会将搜索结果用电邮发送给朋友。而布林和佩奇从学生时代起就以在斯坦福大学校内橄榄球赛上派送Google玩具球这样廉价的方式进行宣传，还在网络上开办商店，出售印着Google标志的帽子、T恤、熔岩灯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他们充分相信自己提供的搜索服务的优越性，进而觉得普通的用户会愿意为他们做正面的宣传，高兴地“对一个朋友谈起”自己发现的这个新工具。早年间，在Google还只有5个雇员，却有大约100万人在使用Google的时候，Google独立组装的这个计算机处理系统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他们一定得确保搜索用户不知道公司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那么多电话。事实证明他们是打造品牌的高手，他们并未通过任何大规模的广告战来打造品牌，而是让用户和新闻媒体自己去评价。“他们的服务是如此出色，因此他们实现了健康自然的有机成长。”前可口可乐公司市场部主管彼得·希利（PeterSealey）这样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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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第一桶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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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Google正欲振翅高飞之时，它最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的翅膀却被剪断了。微软是有实力创造出最具竞争力的搜索引擎来与Google抗衡的公司。然而，2000年6月，微软却打输了在华盛顿特区同美国联邦法院的官司，法官托马斯·彭菲尔德·杰克逊（ThomasPenfieldJackson）判定微软在其Windows操作系统中捆绑IE浏览器的做法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在案件审理期间，起诉人把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描述成一个专门欺凌弱小的大独裁者，使软件行业的许多人逐渐认识到这样的盖茨和这样的微软的真面目，并开始远离它，他们很乐意见到这个身价上千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受到其应得的惩罚。
Google又一次成为时运的受益者。那些曾经渴望为微软公司工作的工程师们开始将它看做软件行业的黑武士、黑暗力量的代名词以及放弃公平竞争原则的公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oogle是一家环绕着光环的新企业，它的座右铭是“不作恶”，他的领军人物是两个声誉良好的年轻小伙子。而且，它干净的界面也让人们对其产品感觉良好。它的产品似乎总是能够正常地运行，这一点与微软的产品大大不同，Windows的用户已经习惯了不停的重新启动和“致命错误”信息。另外，Google还有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使命：让人们可以方便且无偿地获得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这样鲜明的对比对Google招聘工程师的工作很有帮助，即使在微软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公共关系危机而决定暂缓进入新的市场之后，Google也还是保持着这项优势。当微软在对联邦法庭的判决进行上诉的时候，如果司法部、欧盟或者任何别的法庭指控他过度竞争，这样的打击都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未受损的声誉及越来越多人的爱戴，让Google又赢得了更多的光彩，一份重要的研究称它是互联网搜索引擎的领头羊，这项研究表明，99%的用户认为其性能优于竞争对手。而它还锁定了至关重要的大学市场。它允许各家大学在学校的网站上发布其为人们熟知的五颜六色的标志和Google搜索框，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出新的用户群体，其中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教师以及校友。在2000年5月号的《纽约客》杂志上，Google被描述成“最先进的数字化搜索引擎”。也是在这个月里，《时代数字》（TimeDigital）为Google做出了这样的褒奖：“Google就像是一束犀利的激光柱，而其对手就像是一根钝木棒。”
硅谷中的其他技术公司纷纷关门大吉，布林和佩奇却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干一场。“抓牢你的贝雷帽，坐稳了！Google很快就要有法文版的了。还有德语、意大利语、瑞士语、芬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挪威语和丹麦语版本的。”他们在写给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如此众多的忠实用户，提供不同的语言风格的搜索服务是非常合理的举措。”公司将Google网站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在其他国家建立网站来以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处理日益增加的国际访问流量。它还开始引入无线搜索功能，这样手机用户就可以利用手机进行搜索了。
然后公司又投入一项新的使命，向互联网用户推广他们的业务和品牌，而不是坐等用户访问Google网站的主页。在这个新的项目中，网络上的新闻、购物信息发布者以及其他的网站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添加Google搜索框。它们的用户可以使用Google的搜索服务，而它们则可以获得介绍费。这次经营形式的转向使Google以及规模不一的许多网站发布商都获益匪浅。突然之间，许多网站——一开始仅仅在美国，后来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搜索来强化自己的网站，同时，它们还能够因此获得一笔收入而不需要为此付钱。从Google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NBC或者FOX这样的电视网络向全国范围的连锁电视机构提供节目以扩大其品牌的知名度。这项策略几十年来在各大电视网络行之有效，而这项新举措也使Google得以接触全世界数百万计的互联网用户和网站主人。当它的竞争对手们纷纷淡出人们视线的时候，这项举措却大大提高了Google品牌的曝光率。为了保证最高的曝光率，以及最大的用户接触率，Google很明智地选择不要太贪婪。“通过签署联属合约，你可以在你的网站上添加一个Google搜索框，而且每当有人在你的网站上使用Google搜索服务，我们就会支付给你3美分。”布林和佩奇宣布，“这是我们感谢你宣传Google搜索服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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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第一桶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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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6日，Google朝着全球认可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它同雅虎签订了协议，为这家互联网上的发电站提供Google生成的搜索结果。这笔交易扩大了Google在网络中的活动范围，也提升了它的知名度，而且每天又增加了数百万使用Google的用户。雅虎是互联网中历史最长、知名度最高和业务最繁忙的网站，它是Google非常重要的客户。雅虎最终决定让Google取代之前承担这项任务的竞争对手Inktomi，成为雅虎的幕后搜索服务提供商，为这家年轻公司指明了新的未来发展分支的方向。雅虎在官方声明中宣布他们选择Google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其搜索服务的专业性以及其注重为终端用户提供更系统的结果的做法。
“雅虎选择Google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同样重视顾客的需求，”雅虎的总裁杰夫·马利特（JeffMallett）说道，“Google清楚地显示出了其适应网络飞速成长的步伐的能力，这尤其适应我们的需求，因为雅虎也在不断向全球扩张。”
谢尔盖·布林称这笔交易是“Google发展史上意义非凡的里程碑，也是对Google商业策略可行性强有力的证明”。这样的合作似乎是老天注定的——这两家公司的创办者们彼此相识，他们都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而且受到同一个风险投资家迈克尔·莫里茨的资金支持。这笔交易对拉里·佩奇意义更加特殊，因为他的哥哥卡尔二世也正在严肃地同雅虎谈判一笔大生意。第二天，6月27日，雅虎宣布了以4?郾13亿美元的价格并购eGroups的决定。卡尔·佩奇是这家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办人之一。在雅虎同佩奇兄弟的关系史上，这是重要的一周，这也是Google和雅虎关系史上最美妙的一周。使这更加完美的是，Google宣布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了，它的网站索引中存储了10亿张网页。这意味着，它不但是最快最好的搜索引擎，也是最全面的搜索引擎。“现在你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搜索相当于11.3万米厚的纸张信息。”佩奇说，“我们认为这很了不起。”
2001年初，Google每天处理的搜索请求达到了惊人的1亿次，相当于每秒1万次。Google还作为动词进入了美国英语的词汇表，这个趋势被记录在《纽约观察者》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记叙了纽约人在约会之前利用Google搜索对方信息的过程。尽管很少被讨论，自我搜索或说满足虚荣心的搜索，也就是人们利用Google在网上搜索对自己的评价的行为，也呈上升趋势。这是人类的天性。对于许多人来讲，如果自己的信息在Google搜索结果中出现，就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
而对于Google而言，其优越性的证明有赖于搜索界精神领袖丹奈·沙利文的肯定。“精通关于搜索的一切的专家是丹奈·沙利文，《搜索引擎观察》的编辑。”布林和佩奇在1月份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对他的《搜索引擎报告》的读者进行民意调查之后，丹奈称Google是提供‘杰出的搜索服务’以及‘最友善’的搜索引擎。我们对这个荣誉备感荣幸，因为沙利文先生对网络中任何一种搜索服务的微妙之处都非常熟悉。”
在广告生意方面，布林和佩奇在销售主管奥米德·科德斯塔尼（OmidKordestani）的帮助下，成功吸引了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以及主要的汽车生产商阿库拉（Acura）进入这个新的媒体。这些大公司再加上数千家中等规模的公司都在Google网站上发布自己的产品广告。布林和佩奇并不认为广告代表着恶，相反，他们开始将Google生成的相关性很强的广告看做他们为进行网络搜索的计算机用户提供的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Google的广告业务迅速发展的秘密是什么？这就是Google特别的运作方式。”他们说道，“Google只发布以搜索词为目标的文本广告。这意味着除非你在查找关于这个话题的信息，否则你不会看到相关的广告。因为整个网站上都没有动画网幅广告同这些广告争抢注意力，这些文本广告会被用户仔细阅读。而用户经常会发现这些广告同实际的搜索结果一样有价值。”
Google要如何将这个趋势转化成资本并且变成一个赚钱大户？以色列企业家、风险投资家约西·瓦迪以及后来成为Google首席执行官的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施米特（EricSchmidt）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分别找到了大幅提高公司销售额和利润的方法，而布林和佩奇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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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第一桶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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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建议他们不要继续在免费搜索结果上方发布广告，而是将Google搜索结果页面用一条垂直线分开，2/3用来发布免费搜索结果，1/3置于右边，发布以文本为基础的广告。在同许多人探讨过这个意见之后，布林和佩奇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个做法大幅增加了Google可用于发布广告的空间。它也增加了计算机用户点击广告的几率。他们最初担心这样的改变会使搜索结果的质量看起来降低了。不过，瓦迪这位在商业、财经以及技术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使他们相信，只要免费搜索结果同广告是明确区分的，搜索结果的完整性就能够保证，而他们的网页看起来就还是干净的，收入则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入Google。
埃里克·施米特在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个谢尔盖和拉里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重要问题。Google的搜索请求都是从哪里发出的，还有公司的广告业务都来自何处？这个问题的答案为公司勾勒了一张新的广告销售策略的蓝图。Google60%的搜索请求来自美国之外，而公司广告收入中仅有5%是来自北美洲之外的。拉里和谢尔盖为将Google打造成国际品牌以及使用户可以用多种语言进行搜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他们却没有特别地采取措施来开展境外广告业务。施米特对此胸有成竹。他派超级销售员奥米德·科德斯塔尼去欧洲，勒令他如果聘用不到主持欧洲销售业务的主要管理人员就不要回美国。施米特同科德斯塔尼开玩笑说，他往返于美国西海岸与欧洲之间建设Google海外销售力量期间，可以打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程累计纪录。科德斯塔尼不辱使命，不久，在伦敦和汉堡，东京和多伦多，Google的海外销售部门就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转。
在总部Googleplex中，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位工程师的新发明使得Googel的用户可以通过输入某人的姓名和邮政编码来查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另外一位工程师找到了检查拼写错误的方法。当一个人在搜索框中输入几个单词之后，如果其中一个单词的拼写是错误的，Google会自动提问道，“你是要搜索?菖?菖?菖吗？”这就好像它想要进入搜索者的头脑中，去发现他输入这些关键词到底想要找什么，而不是仅仅关注这些词。
Google还发布了一个假以时日，会革命性地改变互联网使用中的许多方面的新功能。它就是Google图片搜索。这项服务中包括了数百万张照片以及其他的图形，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点击而获取这些图片。用户需要做的就是在Google的图片搜索框中输入文件名或者描述文字，须臾之间，图片及其相关信息就出现了。而图片搜索及其各项功能也成为了全球大热门。这表明，Google的搜索模式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扩张空间。在2001年夏天发布这项服务的时候，Google索引中存储了2?郾5亿张图片，根本就没有谁能够与它抗衡。“如果一张图片相当于1000个单词，那么100万张呢？或者更精确地说，2?郾5亿张呢？”布林和佩奇在写信给朋友宣布这项新功能时这样问道。他们还提醒公众说，成人内容的图片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你需要知道，利用这项功能搜索到的结果中可能会包括成人内容，因为Google在决定一张图片是否符合你的搜索请求的时候会考虑好几个因素，而这些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很可能一些不适宜的图片会被包含在你看到的图片中。”我们曾经提到有人在去会见素昧平生的约会对象之前会用Google搜索这个人的信息，现在，在搜索的时候，人们不但可以读到这个可能的追求者的信息，还能看到这个人长什么样。
当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时候，Google的搜索访问流量激增。“许多新闻网站都因为巨大的访问流量而拥堵不堪，没有办法为急于获取信息的公众提供服务，”布林和佩奇指出，“Google竭尽所能来弥补这个不足。它将捕获的新闻报道发布在Google的主页上，同时它也继续同世界各大主要新闻来源保持一系列的深度链接。”无论是在平常的日子，还是发生惊人事件的日子里，Google都已经融入了美国文化的脉搏，同样也越来越能够融入全球大家庭，因为它已经拥有66种语言的搜索服务了。
年终报表的数字浮出水面，看起来布林和佩奇的商业策略成果斐然。这家成立仅仅3年的公司，其运行情况比大多数网络公司兄弟都要好得多，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强调创新和培育恰当的公司文化。公司还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同时也开拓了许多充满增长潜力的全新商业领域。访问流量继续稳步增长。而广告也开始为公司带来收入，虽然目前还只是一股涓涓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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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第一桶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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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银行家，也是Google的董事会成员之一的迈克尔·莫里茨很高兴看到这一切。他知道Google拥有市场上最好的搜索技术，也具备了各项必要条件。接下来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发生。“刚开始的时候，收入都是一点点慢慢来的，”莫里茨说，“就好像下雨一样，在倾盆大雨真正来临之前总是先落几个雨点。”
拉里·佩奇开玩笑说，Google之所以把获利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是因为谢尔盖希望能够给女士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一家正在赔钱的网络公司的总裁不会再具有吸引力。“2000年，在帕洛阿尔托，有很多人都是正在赔钱的?郾com公司的总裁，女士们根本就不会再同他们约会。”佩奇说，“所以谢尔盖想，如果他是一家正在盈利的?郾com公司的总裁的话，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布林和他的搭档佩奇在2001年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在Google搜索结果右侧发布文本广告，并把是否点击的选择权交给用户。这一年，通过搜索流入Google的收入成就了Google的第一笔年利润。这个数字是7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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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的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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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Q》杂志的报道，在他们同亚马逊网站的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会谈过之后，贝佐斯对多尔说：“有些人就是想要划着一只橡胶皮艇穿越大西洋。他们想这样做无可厚非，问题是你是否能够容忍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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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的首席执行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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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0年12月，埃里克·施米特走进了Google公司同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会面，他却根本就没有兴趣拜访Google。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两个人把他的简历投影在了办公室的墙上。他曾经听说过Google是个古怪的地方，而他所看到的景象似乎证实了这个说法。“我认为那简直太奇怪了。”他说。他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过这次会面，但是KPCB的约翰·多尔，也是施米特所认识的最强悍的风险投资家，总是不肯放弃说服他会见Google的那两个家伙，要求他至少同他们谈谈加入公司管理队伍的可能性。施米特尊敬多尔，也非常珍视同多尔的关系。多尔给Google投资，成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并同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是因为多尔的关系，施米特肯定会一口拒绝这次会面。2000年10月，多尔在一次为当地一位国会议员募集政治资金的集会上同他谈到此事，虽然不得不买多尔的面子应承下来，他还是想方设法拖延这次会面。
“去和Google的人谈谈。”多尔说。
“没有人真正对搜索感兴趣。”施米特回答道。
“去Google看看，”多尔又说道，“这是一块需要打磨的璞玉。”
就施米特所知，在由科技公司和顶级金融家组成的小圈子里，多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败的纪录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同多尔的关系是值得维持的关系，即使同布林和佩奇的会面最终会证明是浪费时间。施米特当时是软件制造商Novell的首席执行官，他也确实在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因为他知道在完成了手头的合并案之后自己就得另外谋职了。不过，即使他已经做好了跳槽的准备，Google也不是这个商业管理博士会选择的公司。尽管多尔对它充满热情，但Google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搜索引擎。当时硅谷人士普遍认为搜索引擎毫无前途，包罗万象的门户网站才是首选的商业模式。施米特的信条是：只有那几个提供新闻、天气、购物和电子邮件服务的大门户网站才是用户在网络上驻留的地方。
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多尔对Google那么热心。也许，只是也许，他很担心自己能否收回投资，希望施米特能够充当救火队员，做一些补救工作。无论如何，埃里克·施米特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进了会面的办公室，准备见过那两位年轻的创业者、完成对多尔的许诺之后，再回到Novell继续工作。
谢尔盖和拉里对于会见施米特同样缺乏兴趣。他不过是他们为了取悦公司的风险资本投资人莫里茨和多尔而不得不浪费时间来会见的一系列技术主管人选中最近的一个而已。布林和佩奇已经做好准备，施米特从哪里来就得回哪里去，就像其他人一样。事实是，他们还是不想让任何人在Google的地位凌驾于自己之上，而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管账的人。将公司式的控制强加于Google只会伤害和僵化创新，阻碍公司的进步。而且，他还会向KPCB以及红杉公司发去耸人听闻的财务报表，让这两家公司相信他们正在浪费金钱。许多来自商界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本就理解不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公司文化，因为Google更像是大学校园的研究生培养项目，而不像一家以首次公开募股为前进方向的公司，而以赚钱为目的的风险投资家们最终追求的就是公开发行股票。
谢尔盖和拉里一向为自己不受他人左右而感到骄傲。这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在Google投入了2500万美元，可是它们得到的回报，除了沮丧、头疼和那两个人不时对Google进行的更新，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两个人不遗余力地想要掌握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但是，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坚决要求这两个人聘任比他们经验更丰富、年龄更长的人来参与公司管理，这个人知道该如何经营公司，也可以在公司需要从华尔街融资的时候作为代表公司的公众人物出面。
这两个人对于正在进行的一切非常清楚。他们利用一家公司来对付另外一家公司，就像是身怀绝技的扑克高手，无论手中掌握着的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牌，都能够通过虚张声势来赢得筹码。谢尔盖通晓人的天性，而拉里也从他哥哥卡尔的经验中受益匪浅，他们都知道对于一位风险投资人而言，最大的痛苦就是错过对一个具有成为轰动性的公司的潜力投资。而这正是富有的投资人不断投资的原因之一。
为了给这家搜索引擎公司找到合适的首席执行官人选，约翰·多尔已经白白忙活了16个月了。当埃里克·施米特走进办公室会见布林和佩奇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布林和佩奇坚持一定要聘任他们也能够认可的人来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多尔开始觉得自己相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他们满意了。这个人必须要具备能够满足他们的高标准的个性和智慧，还要愿意克制自我意识。这种要求使他们拒绝了一个又一个人选。在布林和佩奇看来，他们会保持对Google的控制权，而不是让多尔强加给他们一个外来的首席执行官来控制公司。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吓退多尔派来的许多候选人，而他们也都被吓得不愿意同这两个人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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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的首席执行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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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走进的那间办公室里摆放着盛食物的餐盘，墙壁上还投射着他的背景资料。这间办公室坐落在芒廷维尤的一栋建筑内，这座建筑原来属于太阳微系统公司。施米特原来曾经担任过太阳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不过很久以前他就已经离开太阳公司到Novell公司去应付新的挑战了。而现在，几乎就从他入座之时开始，谢尔盖就开始抨击他，称施米特在Novell所采取的策略是“愚昧的表现”。“我尽力予以回击，”施米特回忆说，“我们争论了近90分钟。”他们你来我往，进行辩论，质疑对方的意见，不时进行学术争辩。当时的施米特已经为在几个月内离开Novell铺平了道路。但当他走出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他最初的打算似乎初摇了，他对于自己同Google这两个家伙的对话有两个想法：这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的最精彩的一次争论；另外，他预感自己也许最终会同Google公司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
而布林和佩奇对施米特的印象也比对他们见过的其他候选人的印象要好。他们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风险投资人不断要求他们找一个人来处理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当时，莫里茨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履行聘用第一流的首席执行官的口头承诺，那么，红杉公司就会要求Google归还自己投入Google的1250万美元资金。同莫里茨之间的交锋非常激烈，但是，这根本就打动不了Google的那两个家伙，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威胁当回事。莫里茨觉得他们就像是青春期的孩子，只是为了挑战父母权威而拒绝他们的建议。“就算想要指导拉里和谢尔盖的人是天神，他们还是会提出问题的。”他说。
认识到了自己所面临挑战的艰巨性，多尔决定采取迂回策略。他安排布林和佩奇参加了一系列的会晤，拜见了许多他们敬重的技术行业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包括英特尔的主席安迪·格鲁夫。多尔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系列会面可以使这两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创业者明白，随着Google的成长，从长远角度来讲，更加明智的做法是他们专注于解决有魅力的问题，让其他人来负责公司日常管理这些俗务，而他们本人也会因此而过的更加愉快。这个办法似乎比说服他们履行一个他们根本就不重视的诺言要好一些。不过，多尔也不清楚这个办法的效果有多好。根据《GQ》杂志的报道，在他们同亚马逊网站的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会谈过之后，贝佐斯对多尔说：“有些人就是想要划着一只橡胶皮艇穿越大西洋。他们想这样做无可厚非，问题是你是否能够容忍他们这样做。”
多尔还是很乐观，认为布林和佩奇最终会想明白。而且，他直觉地认为施米特的个性和背景非常适合Google。而那两个人对施米特非常欣赏的一点是，施米特不仅有做首席执行官的经验，还是计算机科学家。就像他们在Google聘用的最优秀的员工一样，施米特具备令人信服的学术资历以及一个科学家对科研的热情。他手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他曾经在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供职（人们通常用其首字母缩写词PARC来指代这间研究所），也曾服务于贝尔实验室。他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在第一次会面时被吓倒。他也去过火人节。总之，施米特已经通过了他们的决定性测试。
在别人看来，施米特身上的一些经历是他的弱势，但布林和佩奇却把那当做他的优势：他曾经有过失败的经历。在太阳微系统公司任职期间，他领导了Java程序的开发以对抗微软公司，Java是一种独立的程序语言。而且，施米特为太阳公司制定了互联网市场战略。尽管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但是这表明施米特并不惧怕挑战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操作系统，他的挑战方式是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将系统强加在他们身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的独立精神，这正是布林和佩奇尊敬他的地方。这还意味着施米特知道太阳公司挑战微软权威的做法错在哪里。对于Google的这两个家伙来说，施米特的优势在于，如果他们想要开发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软件，他们不会再犯不必要的错误，而是可以从施米特和太阳公司所犯的战略和策略失误中吸取教训。
他们的初次会面并没有任何结论性的结果，不过从此他们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
谢尔盖和拉里喜欢施米特，而且他们也只能允许自己喜欢的人来做Google的首席执行官。不过有一点非常确定：他们才不会慷慨地让施米特轻易掌握现在还很廉价，可是有朝一日会非常值钱的公司股票，除非他们能够从此人身上榨取相当的投入。他们希望他证明自己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资金上对他们创办和建设的这家公司都极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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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的首席执行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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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和拉里打电话同他讨论具体的细节。
“你打算怎么做呢？”Google的两个家伙问施米特。
“我现在正在忙着出售公司。”施米特提醒他们。他不打算在自己正试图领导Novell完成并购程序的时候离开这家公司。
“我很高兴成为Google的董事长，”他说，“因为这个职务不需要承担日常管理的责任。至于首席执行官，则要迟些时候再说。”
“我们现在也不需要你。”拉里告诉他，“不过我们也认为将来会需要你。”
“我同意，随着公司的成长，我的经验会起作用的。”埃里克回答说。
双方挂断电话，深吸了一口气。在幕后，多尔分别在他们背后起了一些作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直觉地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配对。“约翰的作用非常根本。”施米特说，“当你从外面看Google公司的时候，看起来拉里和谢尔盖在同这些聪明的人共事的过程中享受到了许多乐趣。而迈克和约翰为公司增添了庄严稳重的因素。这一点不应该被忽略。”
接下来就是关于对施米特的薪酬条款的严肃谈判。拉里和谢尔盖坚持他一定要在公司投入一些他自己的钱。而施米特坚持，如果他要先成为董事长然后再当首席执行官的话，他一定要有机会持有公司的股票来保证自己的地位。而股票是硅谷中最受欢迎的货币。施米特明白这家公司缺少资金，但是却从来不缺乏创意，所以他并不要求公司支付很高的年薪。他从出售Novell的交易中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但是，他为Google工作的决定同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对搜索技术的看法是冲突的，他其实是在拿一件更有价值的东西来赌博：他自己的声誉。
他们围绕股权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在过去，当搜索这个想法的风险更大些的时候，拉里和谢尔盖都曾经慷慨地将公司的股票出售给斯坦福大学和从其他地方来和他们并肩战斗的人们。但是，如果施米特要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的话，他希望得到可以转化成数百万股股票的股权份额，成为所有Google雇员中掌握最大份额公司股票的人。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笔交易。首先，施米特同意出资100万美元来购买自己想要的Google股票。他在2001年初决定这样做，当时公司正缺乏资金，所以这笔钱真正具有商业意义。另外，布林和佩奇认识到约翰·多尔对他们还是有影响力的。他和莫里茨为Google投入了2500万美元，现在一年半过去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拉里和谢尔盖没有履行聘用一名首席执行官的诺言。这两家风险公司现在可以要求Google返还它们最初的投资，而无论是在财务上还是声誉方面，Google都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
施米特与布林和佩奇在2001年1月达成了协议，两个月后，也就是在3月，在所有的财务和法律条款都最终确定之后，双方签署了协议。从3~7月，施米特同时担任了Google的董事长和Novell的首席执行官，完成在Novell公司的正式工作任务之后他会处理一些Google的事务。“如果你是首席执行官的话，你就不能不在公司露面。”施米特指出。在7月的第二周，Novell合并案落幕之后，施米特正式走马上任，成为Googl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我不但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我还是投入实实在在资金的投资人，”施米特回忆说，“公司实际上需要这笔钱，而他们也希望看到坚定不移的决心。”
施米特上任后很快发现，Google这家科技公司成立3年以来，经营它的那两位技术工作者在人力资源、产品和用户身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但是，对于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他们却几乎没有投入任何金钱和时间。他搬进了离拉里和谢尔盖共享的办公室不远的一间9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拉里和谢尔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人、玩具、计算机设备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的办公室总是像个动物园。”施米特说。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过他也明白自己必须首先说服谢尔盖和拉里相信建立企业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比如说，公司进行财务记录管理和薪金支付使用的是Quicken公司生产的现成的财务软件，而那是人们在计算自己的所得税或者经营非常小的企业时才会采用这种软件。“对于一家新创公司来说，用它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家有200名雇员，收入2000万美元的公司来说，这个办法行不通。”施米特说。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施米特希望能够从甲骨文购买一个大型的商业和财务记账体系。这是他的工作。但是拉里和谢尔盖认为这是个坏主意，是白白浪费资金。这让埃里克觉得自己要完成最基本的任务都需颇费一番周折。“这是场硬仗。”施米特回忆说，“他们无法想象为什么要付那么多钱给甲骨文，Quicken就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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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的首席执行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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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样的冲突，施米特对于应付拉里和谢尔盖却很有一套。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强硬，什么时候该让步，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调和双方的分歧。他在Google工作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赞赏他们在Google创造的文化，以及公司清晰明确的风气和大家共同完成任务的使命感。他们有着非常广阔的视野。而他的工作是及时将他们的远见纳入一个最有机会产生实际利润的框架内。
“公司根本的结构、发展战略和文化都很棒，”施米特说，“我进公司头一两年间所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就是，为拉里和谢尔盖所创造的这颗宝石以及他们的创见框上了一个商业和管理的框架。”
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就难了，尤其是施米特不希望破坏公司原始的DNA以及他同拉里和谢尔盖的关系。对于施米特这名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和热情的飞机驾驶员来讲，这项任务经常就像是要在飞行过程中重建一架飞机，却连停下来加油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最终，他们三个人，在来自外部的帮助之下终于可以像一个团队那样合作了。这个外部的助力是Intuit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坎贝尔（BillCampbell），是多尔请来指导他们的。施米特学会了什么时候该战斗，什么时候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以及如何建立信任和进行自然的分工以促成决策的形成。事实证明，谢尔盖是天才的谈判专家，拉里是3个人中考虑问题最深入的技术人才，而埃里克对于经营公司的细节最在行。
布林和佩奇还是很喜欢调皮捣蛋。他们搞了一系列的恶作剧来考验施米特的勇气，破坏他的形象，挑战他的权威，让他明白自己在这里的位置。“我到那里的时候，”施米特说，“公司有许多没有记在个人名下的信用卡，拉里和谢尔盖常常把信用卡拿给别人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拉里和谢尔盖控制的那张信用卡之外的所有的卡。他们为了表示对我的不满，将他们的卡交给别人去买东西。有一天，我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我问道，‘是谁弄来的这个电话亭？’最后追查的结果是，一个拥有他们的信用卡号码的人买的。这很有意思。又有一天，蹦出来好几张按摩椅。谁买了这些椅子？我不知道。小小的恶作剧总是不断出现。”
随着Google的发展，多尔说服佩奇和布林聘任施米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他坚持让比尔·坎贝尔作为外部的顾问和教练来指导他们3个的意义也凸显出来，是比尔帮助他们实现了顺利的合作。Google的两个家伙从多尔和他的公司那里获得的绝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他们需要的指导，这些指导帮助他们以专业的方式来经营一家成长中的私人公司，且同时保有他们珍视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最后，他们接受了反常规的由3个人共同领导公司的领导结构。
在这3个人中，尽管施米特名义上是首席执行官，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投票的时候完全没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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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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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经济为伯科威茨带来了他期待的广告和收入。AskJeeves渡过了难关，并从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盈利。同时，它也为Google带来了其从别的渠道无法获得的客户。这两家搜索引擎的用户重合得非常小，所以这次合作对双方都很有意义。Google还利用同AskJeeves的合作来促进自己的广告合作网络开发，签下了各种规模的合作网站加入Google经济来发布Google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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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经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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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史蒂夫·伯科威茨（SteveBerkowitz）受聘挽救正在走下坡路的搜索引擎AskJeeves。在此之前，他就对Google经济和互联网野性的、能够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力量有了些许的认识。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能够预见棋局上接下来的两三步棋，公司现在处于下风的情况正中他的下怀，他一点都不为自己面临的巨大挑战担心忧虑，而是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将这家衰退中的公司带领到上升的道路上。这种自信来自他以往的经历。事业刚刚起步之时，伯科威茨就将“傻瓜系列丛书”由不起眼的计算机读物变成了出版界响当当的品牌。作为技术领域的门外汉，伯科威茨本能地抓住了许多网络业内人士完全忽略的事实：互联网与传统的媒体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它可以被看做向全世界的用户传达内容和广告的手段。他预见未来的能力，还有他对品牌打造和顾客忠诚度关系的理解，完全可以从出版行业成功地移植到Google经济中来。
伯科威茨来到AskJeeves工作，接管的是一个广为人知但是财务信用很有问题的品牌。过去，它不断地做出夸大其词的承诺，而运行情况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它还很不明智地过低估计了自己价值连城的特许经营权和其最负盛名的标志：穿着一丝不苟的英国男管家吉夫斯（Jeeves）。AskJeeves网站上这个男管家的出现为它增添了人情味，很对美国公众的口味。它使通常没有耐心的计算机用户变得更讲情面，他们希望这个英国仆人为自己提供第一流的服务，同时也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尽管吉夫斯的绅士风度给人好感，而伯科威茨也精明强干，但现实是，如果没有Google经济，他们俩都得一败涂地。Google，这个受到全世界爱戴的搜索引擎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许多企业从高质量的搜索、相关性强的广告以及人们对高技术开发重新高涨的热情中获益。Google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还帮助这个新经济体系吸引了数十亿美元，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商业巨头，都可以从中发现不可计数的发展机遇。在Google的公司总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闪烁着灯光的地球仪和从背面照明的地图上，都清晰地标识着不断从世界各地涌入Google的、数百万个搜索请求的来源，这显示出Google内在的力量和Google品牌的广阔触角，这些都是互联网领域和商业领域前所未有的。传统的用来评价某个企业的人气和获利水平的参数，已无法衡量Google用户和全球广告客户体系充满活力、自我强化的特征。这部分是因为，Google非常规的商业运作模式使人们无法用传统的静态指标来分析它。Google更像是一颗沿着滑雪坡滚下的雪球，随着它的滚动，其影响力、大小和滚动速度会越来越大。
作为继电子邮件之后最受欢迎的网络应用工具，Google激发了新的创意，成为连接商业伙伴和朋友的纽带，并为企业进行廉价快速的市场调查、人才聘用、广告推广和自我推广提供了便利。尽管它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有这样的目标，但是，它已经成为企业主最后的工具。在大大小小的不同方面，它影响着美国和全球的一大批企业。而且不光是企业，大学、政府还有科研机构也感受到了Google的影响。多亏了Google索引中可以在瞬间获取的信息，资金和创意才得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递。我们将这个年轻的公司称为搜索引擎、广告引擎、发展引擎和重要的新经济的催化剂，一点都不夸张。
2001年5月，史蒂夫·伯科威茨到达AskJeeves，开始了拯救它的历程。这家公司曾一度飞速发展，如今却陷入已经毁灭了许多家网络公司的恶性循环中。这时候，他还没有完全了解自己进入的这个新领域。不过他早就知道了AskJeeves公司。他曾经同这家公司做过一笔生意，让自己的傻瓜书系列进入这个搜索引擎的帮助界面上宣传。在签约成为这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公司的最高管理人员之前，关于它的一个事实真正吸引了伯科威茨的注意力：他自己供职的那家出版公司IDG拥有2亿美元的销售额，而20世纪90年代末，它在股票市场的价格是2?郾5亿美元；AskJeeves仅仅凭借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和8000万美元的负债就成功上市，而1999年12月，它的股票市场价格是50亿美元。“经过考虑之后，”伯科威茨回忆说，“我决定进入互联网市场。”
当然AskJeeves有它的历史，不过伯科威茨的重点是它的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他首先了解了为什么一家曾经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会举步维艰，它到底有什么优势，更重要的是，它的用户是如何看待它的。很快他就发现，AskJeeves（它也被称为Ask?郾com）总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它的用户因此失望透顶。它在市场推广宣传中称，用户只要用普通的英语在搜索框中输入一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提法，毕竟互联网太复杂了，所以，许多的用户都在实验Jeeves是否真有宣传的那么神。毫无例外，他们对自己的体验感到失望。男管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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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经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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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AskJeeves在上市的时候提出了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可是它却没有明确的赚钱计划，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公司将自己在公开发售股票时筹集的数百万美元用于市场推广和宣传，希望能够提高品牌知名度并为自己的网站吸引访问流量，却没有在技术上进行投入以支持自己的承诺。它的广告很容易记住，琅琅上口，其中包括这样的话：“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你找不到你的小鸽子？”2000年12月，AskJeeves的好运气烟消云散了，其他不计其数的互联网金牌宝宝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它同互联网泡沫一同升起，又同它一起陨落。”伯科威茨说。但是他还是一个相信品牌效应的人，他认识到，同其他的搜索引擎和网站不同，它有一个人物Jeeves，Jeeves能为这个品牌带来新生。即使是在危机之后，AskJeeves仍旧具有强有力的形象，而且虽然它的产品不上档次，但它却莫名其妙地拥有一群忠实的用户。
帮助AskJeeves公司聘用伯科威茨的猎头公司，称他是对互联网、内容传递和经营上市公司比较了解的候选人。而事实上，他几乎对搜索一无所知。因此，2001年，刚刚上任的他，把头几个月都用在了提问和倾听上。“这家公司每个季度的收入是700万美元。我在接受这家公司的时候，不明白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他说。在对情况进一步了解之后，他做出了人事变动的决定，希望这些变动能够对重振公司起到作用。他几乎替换了公司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不过，他做得非常谨慎，一次只替换一个部门的领导。“我希望在拆散它之前找到修理它的办法，”他说，“你不能在驾驶的时候更换汽车的轮胎。”
伯科威茨渐渐开始将搜索引擎看成是一种能够作为独立品牌的特别产品。吉姆·兰佐尼（JimLanzone），新聘员工之一，认识到AskJeeves是以提供为问题找答案的服务而起家的，而它的服务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工劳动。与此相反，Google却拥有一个以其PageRank方程为核心的自动化的搜索体系，能够迅速提供相关的结果。兰佐尼试图找到一个适合AskJeeves的、可以同Google模式抗衡的、更依赖技术的模式。兰佐尼回忆说，在2001年8月他加入公司的时候，尽管AskJeeves声名狼藉，但它却仍然是排名前15名的网站。这怎么可能呢？兰佐尼认识到，原因就是那些在AskJeeves上有了许多失望经历的用户还是不断地回到这个网站上来，希望能够看到情况有所改善。伯科威茨和兰佐尼都不认为网站上1500万~2000万的访客数量能代表什么，但事实上，他们还是为品牌的力量感到惊讶。
这两个人同心协力得出的结论是，AskJeeves需要做的是购买可以为用户提供答案的技术，借此来保持网站的用户数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它能够生存下来的话，这个数量还会增加。“我们拥有用户群。我们的策略是改进我们的产品。”兰佐尼说。这个时候，华尔街对AskJeeves非常不看好，公司拥有的现金量甚者高出了它的股票市值。这标志着华尔街将预期它会花光手中的积蓄而最终破产。伯科威茨和兰佐尼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收购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搜索引擎，”兰佐尼说，“这事实上是你可以用来回答数十亿条查询的唯一方法。”
2001年秋天，AskJeeves的眼光落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7人小公司身上。这家公司坐落在远离硅谷的新泽西州的皮斯卡塔韦，名字叫做Teoma。（Teoma在苏格兰最古老的语言——盖尔语中的意思是“专家”，不过他的名字是个希腊人起的。）它最初是由五角大楼资助的，是由几个新泽西若歌大学的教授创办的。至少在伯科威茨和兰佐尼眼中，Teoma是“第三代搜索引擎”。在他们看来，第一代是AltaVista，第二代是Google，而第三代就是Teoma。后来AskJeeves把它称为ExpertRank（专家序列）。Teoma的技术中使用的数学方程和计算方法，比Google以受欢迎程度为基础的PageRank系统考虑了更多因素。事实上，谢尔盖和布林在斯坦福就读期间所写的论文中曾经引用过这个算法的概念原型。他们说这是一种可以根据搜索请求来为索引网站排序的方法。“布林和佩奇说自己的方法是根据‘广泛的受欢迎度’来为索引网站排序的，而这种办法是根据‘局部受欢迎度’来排序的，也就是说，Teoma是将网站分解成更细小的部分来检查，找出权威来源的身份。”兰佐尼说。他说布林和佩奇的结论是，局部受欢迎度难以很好地操作，因为这非常复杂，要实现实时操作就需要太多的处理资源，要不然就得耗费太长的时间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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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经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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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歌大学，一位50来岁、名叫阿波斯托洛斯·杰拉索利斯（ApostolosGerasoulis）的希腊计算机科学家以其智慧和连续几天穿同样的T恤衫的习惯而闻名。他发现了让Teoma概念变得可行，并能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进行“局部受欢迎程度”搜索的方法。但是，对伯科威茨来说，说服AskJeeves的董事会在网络经济崩溃之后，同意花数百万美元购买一个东岸的技术并非易事。AskJeeves还没有开始盈利，资金还很珍贵，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曾经充满前途而如今变成无底洞的技术。2001年夏天的一系列董事会议上，伯科威茨争辩说，对于AskJeeves来说，购买或者开发自己的搜索技术比控制获得广告业务的过程重要得多。“Googel的产品比别人的都要好，”他说，“成功的关键是拥有伟大的产品。”
伯科威茨推理说，如果AskJeeves能够拥有自己的搜索技术，它就能够保持对用户的控制。而许多董事会成员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说购买别人的技术使用权是更聪明的做法，因为那样可以让别人来支付研发费用，此时，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低于每股1美元了。不过，最终伯科威茨取得了胜利。因为，有人问道，“如果这个做法不起作用的话，谁来承担责任”，这时，他举起了自己的手。2001年9月11日一大早，他谈成了生意，以4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Teoma。后来看来，这是笔非常合算的交易，不过当时这可是比AskJeeves公司股票市值的1/10还高的金额。这笔交易是在恐怖袭击之前一点点达成并向外宣布的。开发出Teoma计算的希腊天才既没有表达达成协议的喜悦，也没有表达因为那场悲剧产生的绝望，而是开始了写作。“阿波斯托洛斯写了一首诗献给当时他还不认识的公司全体人员，”兰佐尼说，“然后他开始问我们要如何应对到AskJeeves网站来了解9·11事件情况的用户。其实这时候他大可以好好算算自己能拿到多少钱，置身事外。可是，他却因为对创造和发明的热情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2001年12月，AskJeeves搜索开始在Teoma技术的基础上运行了，这让伯科威茨看到了公司的未来。“这是AskJeeves重生的时刻，”伯科威茨说，“它定义了本公司用户的搜索体验。”
虽然伯科威茨从根本上强化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又改进了搜索技术，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重要的生财之道。这时Google出现了。2002年春天，AskJeeves同另外一家公司的搜索广告合同到期了。伯科威茨感觉这是一个可以同Google进行接触的时机，他打算同Google商讨合作事宜，由Google向AskJeeves提供广告，然后双方分享广告点击的收入。
“因为收购了Teoma，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自由代理人的位置上，”伯科威茨说，“我们将Google看做是一家广告代理商。大部分人借重Google，因为他们需要Google的算法搜索技术。而我们现在可以使自己处于不同的地位。”除了一个诱人的收入共享协议，伯科威茨愿意同Google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为AskJeeves的用户提供同搜索结果相关的广告，而这是额外的收获。他同Google的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会面，试图搞清楚双方建立合作的可能性。
这个合作案Google一方的领导者，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以及其全球销售主管奥米德·科德斯塔尼。这样的高层接触表明双方对这笔交易都寄予了厚望。“我同埃里克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伯科威茨说，“他表达了对这笔交易的期待之情，同时也指出我们的商业基础与他们的不同。他说，在一个迅速成长的市场上，同心协力培育市场比将竞争对手赶尽杀绝而造成市场缩水要明智得多。”Google还允许AskJeeves在谈判过程开始之前，以试用的方式测试Google的广告传送体系。伯科威茨对结果非常满意，并开始将Google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不过在他看来，谈判拖的时间太长了，他更习惯以更干脆利落的方式达成交易。而这部分上是因为在合同谈判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条款必须经过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认可。
尽管业内有些人警告说，Google会从AskJeeves偷走它的用户，2002年7月，伯科威茨还是同搜索行业的领头羊Google签署了一份长达数年的合同。在签约前的最后一分钟，合同期又被延长了一年，因为合同的金额是按年累计的，延长这一年，合同的总金额就可以达到1亿美元，这样宣布合作公告的时候可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然而这份合作协议对许多行业观察家而言却非常可笑，因为Google和AskJeeves都是寻求用户的搜索引擎。伯科威茨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理念是可以同时进行竞争与合作。我们希望同Google一起做的就是这个。我把这称为‘合作竞争’。另外，AskJeeves只有出险招，才有制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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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经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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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对于AskJeeves来说，这为他们带来了急需的收入。而对Google来说，这可以证明其他网站和搜索引擎同Google合作的时候不必担心自己的访问流量会被Google窃取。
“这个协议可以将我们的广告商介绍给数百万名新用户，同时，这些属于AskJeeves的用户还具备独特的特征，”埃里克·施米特说，“Google和AskJeeves拥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帮助人们实现简单快捷的网络搜索。通过合作，我们会促进整个搜索市场的发育。”
Google经济为伯科威茨带来了他期待的广告和收入。AskJeeves渡过了难关，并从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盈利。同时，它也为Google带来了其从别的渠道无法获得的客户。这两家搜索引擎的用户重合得非常小，所以这次合作对双方都很有意义。Google还利用同AskJeeves的合作来促进自己的广告合作网络开发，签下了各种规模的合作网站加入Google经济来发布Google广告。
Google又相继把自己的搜索和广告服务推销到了《纽约时报》网络版、亚马逊网站，以及其他一些访问流量非常大的网站上，Google经济因此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Google广告发布的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出价竞拍这些发布位置，并且他们愿意出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而鼎盛的Google经济也有自我强化的作用：点击Google广告的用户越多，这些网站的主人获得的收益就越高。他们获益越多，急于将Google搜索和广告技术添加到自己网站服务项目中的人就越多。而这个网络体系的规模越大，其他人挑战这一体系的困难就越大。正如主流电视网络是希望寻求广大受众群的广告商最好的选择一样，Google现在也成为发布网络广告的首选。
想要量化Google经济的威力，我们可以看看AskJeeves的财务业绩，因为它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通过Google获得的。2002年它还是亏损的，而2003年他的收入达到了1?郾07亿美元，而2004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到2?郾61亿美元，其中利润额高达5000余万美元。双方的合作非常成功，因此他们后来决定将合作延长至2007年。AskJeeves成为了健全管理和Google经济的最大获益者。“我们期待同Google继续保持合作，在继续向我们的用户提供良好的搜索经验的同时，开发付费搜索的巨大商机。”伯科威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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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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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Google，这条20%原则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尽管将每周的一个工作日拿出来做一件你（而不是你的老板）热切想要做的事情，不用担心诸如这个项目会不会赚钱、会不会变成成功的产品之类的庸俗问题。换句话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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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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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什纳·伯哈拉特（KrishnaBharat）是一名来自印度的31岁的Google软件工程师。2001年9月11日，他正待在新奥尔良一间旅馆房间里，观看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报道，心中充满恐惧。伯哈拉特不断地转换电视频道，疯狂地搜索网络，希望尽可能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为自己的家人担心，同时也担心自己的旅行计划泡汤，因为所有的航班都被联邦政府停航了。他很快就把自己专程到新奥尔良来参加关于信息提取的论坛的事抛在脑后，那些聚集到他的旅馆房间来的其他与会人员也忘了开会的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次继珍珠港事件以来对美国本土最严重的一次袭击上来。有时候伟大的创意就诞生在这样巨大的危机和灾难时刻。而对伯哈拉特来说，“9·11”就标志着这样一个新的开始。
用这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自己的说法来讲，他是个“新闻瘾君子”。他阅读印度的报纸，观看印度的电视节目，同时也阅读《时代周刊》，还会跟与他同住的爷爷一起收听来自BBC广播台的新闻报道。伯哈拉特发现新闻检查制度和一些文化因素常常会妨碍新闻自由，很快他就形成这样的认识——如果想要理解某个事件，就必须了解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尤其是，当这些新闻与印度有关的时候。有一些话题对印度的新闻机构来说太敏感，他们不能公开讨论或是全面地报道这些事件，所以，每个星期伯哈拉特都焦急地等待《时代周刊》的到来。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祖父随时了解当地和世界新闻的方式而着迷，而年轻时代的热情最终影响了他对自己成年之后要做什么的想法。
从佐治亚技术学院博士毕业之后，伯哈拉特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开始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DEC（数字设备公司）工作，在那里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为AltaVista做顾问。这份工作加强了他对网络搜索的兴趣，这份兴趣是建立在他信息提取的教育背景之上的。在此期间，他遇见了Google的创办者。“我理解Google的技术和AltaVista的技术，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拉里和谢尔盖以及他们的态度。”伯哈拉特回忆说。1999年他加入了Google，与同样来自DEC的一位同事一起创办了Google的研发团队。
在新的职位上，伯哈拉特需要负责多项工作，因为搜索引擎的许多领域还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在研发团队中工作，也使他有机会将重点放在一些更长期性的项目上去，而他在Google的其他同事则需要完成一些现实性更强的任务。“我的研究工作是要了解数百万用户如何使用Google以及他们在使用Google时的行为。”
Google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伯哈拉特特别欣赏的：Google规定软件工程师要将自己时间的20%，也就是每周一个工作日，用在任何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上。这条20%原则是一种鼓励创新的方式。布林和佩奇都认为必须要建立和保持恰当的文化，创造出适宜的氛围，使有才华的技术人员愿意在其中工作，并能够激发他们产生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意。其他公司通常都不鼓励对边缘项目和想法的自主开发，这使那些有开拓精神的雇员想尽办法瞒着老板来偷偷进行研究。而在Google，这条20%原则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尽管将每周的一个工作日拿出来做一件你（而不是你的老板）热切想要做的事情，不用担心诸如这个项目会不会赚钱、会不会变成成功的产品之类的庸俗问题。换句话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研发。
这条20%原则在现代企业中并不常见，不过也并非没有先例。很多年前，3M公司，也就是消费品牌Scotch胶带的母公司，发明了一条15%原则来鼓励创新，规定它的工程师将工作时间的15%投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去。对于3M公司而言，这些时间是产生梦想的时间。比如，即时贴的创意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发明的。而更直接促使布林和佩奇为自己的工程师们每周留出一天自由时间的原因还是他们在大学中的见闻。大学教师们经常是每周花4天在办公室里，而在第5天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因为谢尔盖和拉里离开斯坦福创建Google公司以前，一直都在大学的环境中生活，所以他们将大学中自由和自主的学术氛围移植到自己的公司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20%的时间是专门留出来让人们进行探索的，”伯哈拉特说，“人们在进行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研发，或者为一些自己充满热情的东西努力的时候，会更有创造力。这也为取得根本性的创新创造了机遇。”工程师们既可以选择每周用掉20%的时间，也可以选择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开发一个项目。“人们在午餐时间讨论自己正在开发的东西，就好像他们是自己的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旦想法成熟一些，他们就会到一个更开放的论坛来讨论它——当然，也可以只在公司内部。”伯哈拉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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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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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Google内部计算机网络上的公告栏发布信息。不过，公司还设置了专门的同行评审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工程师们可以把自己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拿出来，接受大家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意味着其他人愿意和你一起努力，而此时你就具备了将这个想法变成项目的先决条件。然后你就可以着手建设这个项目了。Google提供专门的渠道来促使这些创意在20%的时间内萌芽并在创意论坛中开花结果。然后，会有一些创意得到资金支持，而公司管理层会关注它的进展以确保其见到阳光。”伯哈特拉说。Google不会让它的员工在月光下自己在家里进行开发。这种做法的危险是，要么这个项目会因为缺乏资源而流产，要么项目成功而开发它的员工会离开公司，全心开发自己的项目。于是，Google将自由和资源都放在了员工手中。“从根本上讲，这是个非常棒的范例，它帮助许多Google的工程师完成了自己的创造。”伯哈拉特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伯哈拉特还在佐治亚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新闻的热情继续高涨，并发明了一种新的“读报”方式。他希望看看能不能发明一个像网页捕获器或者网络吸尘器之类的东西，把分散的网站中类似的新闻报道集中到一个地方，重新打包，以方便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这是我对在线新闻的首次尝试，而当时并没有多少在线网络新闻来源。”他说。另外，伯哈拉特对于信息有着非常敏锐的注意力，他还擅长将信息按照容易读取的方式组织起来。他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可以根据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调整的新闻组织方式，而不是为所有读者提供单一的新闻内容和设计。“我最初的想法是要设计出更好的新闻版式，我知道如何为顾客度身定做产品。网络新闻通常的格式是，你必须点击链接察看新闻，然后再返回。我对自己说，‘我能设计出更好的版式。’然后，我意识到，可以先观察人们的行为方式，再根据观察的结果，按照用户的喜好提前安排好明天的新闻版面。”
而在9·11事件后，时机成熟了——伯哈拉特在印度被各种新闻来源包围的成长环境，他就读于佐治亚技术学院期间对新闻的研究，还有Google对20%自由支配的研究时间和创新的重视，为他展开研究提供了支持。当获得可靠信息开始变得重要的时候，他开始着手开发一个更好、更快、更简便的方法，帮助普通计算机用户，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发现世界上的人们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在他的头脑中，祖父在印度收听BBC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世界上在发生这么多事情，而人们又持有这么多不同的见解：美国的观点，世界的观点，阿富汗的看法，欧洲人的看法。这太有魅力了。我认识到网络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我们想要充分了解的话题。”伯哈拉特说，“每一份报纸都为了呈现出好的内容付出了努力，但是他们要么没有时间，要么不感兴趣，来同其他报纸建立链接。而且新闻还具有时效性，所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可能有时间去看其他人都是怎样报道同一个事件的。当然，当时的搜索引擎并没有提供让你找到其他相关文章的便利。如果成功，像我这样的读者，还有记者们自己，就都能够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因为过去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知道别人在写什么、说什么。特别是关于9·11这个话题，人们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去解决的问题。”
在9·11事件期间，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伯哈拉特开始努力工作，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时之间，需要处理的问题那么多，而且还有各种附属的小问题。伯哈拉特构想的基础是一套数学方程，它能够自动地模拟有经验的报纸编辑决定新闻的内容和版式的过程。他利用群集技术，将新闻报道分成不同的类别，从国际新闻到政治、到财经、再到体育，然后观察某个特定新闻所吸引的编辑行为的多寡。然后，他开始根据这些报道的来源来决定他们的评级，给美国各大报纸和有线新闻网络的记者采写的报道更多的权重，这些大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联合新闻还有路透社等。同时，兼收并蓄也很重要，所以不管一家媒体多大或多小，多么有名望或多么不为人知，伯哈拉特都想方设法将它包括进来。
考虑到新闻更新的重要性还有新闻的实时性特点，伯哈拉特的方程还为比较新的报道评定了较高的级别。“必须不停地进行处理，因为这是一个实时性的操作。”他说。为了给他的在线新闻网站创造不同的编辑风格，他还在方程中添加了相关性因素。比如说，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美国的用户来讲，美国的报道比加拿大的报道要更有意义，反之亦然。伯哈拉特的项目被取名为Google新闻，当不同版本的Google新闻出现的时候，这个特点就特别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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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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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底或2002年初的时候，他开发出了StoryRank的最初版本，这是用于生成Google搜索结果的PageRank程序的姊妹算法。不过他认识到这个方程还是不够完善，因为仅仅显示标题是不够的。因此，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为自己收集的新闻添加了搜索功能。实际存在的新闻总是比任何一张主页上能够显示的要多，不过新闻搜索功能就可以让用户自己用Google的方式决定突出显示哪些内容。
另外两名Google员工同伯哈特拉一起建立了一个运行模型。这个模型先在公司内部试运行，以期获得来自别人的反馈。2001年12月，当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来到他的办公室同他讨论Google新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我知道它很受欢迎，”伯哈拉特说，“我从其他工程师那里得到了许多反馈。突然之间，埃里克·施米特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这是个非常酷的产品。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来Google多长时间了，不过，他的确很感兴趣，希望这个项目能成功。然后，我同拉里和谢尔盖讨论了这个项目，他们俩也都很感兴趣。”
伯哈拉特在20%的自由时间里研究项目激起了普遍的热情，又得到了公司领导集体的认同，因此，它变成了一项全职开发的项目。对于伯哈拉特来说，这是美梦成真的过程。根据Google的惯例，他得到了所需的资源来进行演示并最终将它变成可以为数百万用户使用的技术。这意味着，开发人员要将重点放在用户界面开发上。一位经验丰富的产品经理马丽萨·迈耶负责从用户的角度来研究和重新塑造这个产品。另外还有一队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改善和测试软件，这些软件是用于网页捕获、报道评级以及将分散的信息组织成综合性体系的。“在Google，如果有什么值得一试，它就会得到资金支持。而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产品是否能够赚钱。”伯哈拉特说。
然而，是谁给了Google权力，让它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发布其他各个传媒公司报道的新闻呢？事实上，它并没有这个权力。但是这个概念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而各新闻机构也都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Google新闻总是会标出新闻报道的来源，而且它通过链接将用户带到报道的来源网站。实际上，Google起到了新闻推销商的作用。它没有假装自己拥有这些重新发布的新闻的所有权，这意味着它不需要得到授权并为自己从数百家，后来是数千家媒体提取的新闻付费。“我更喜欢这种模式，”伯哈拉特说，“我们希望成为信息的入口，但是我们并不想拥有那些内容。我们确实希望自己能够在帮助人们获取对他们重要的信息这一点上做到最好。”
同Google干净清爽的主页不同，Google的新闻页面上挤满了标题和内容。“我们希望确保信息密度足够大。要为用户传递新闻，它就必须是一张内容丰富的网页。”迈耶说。她还引用了报纸的术语，说在选择最后的设计时，他们还充分考虑了用户在“折边以上”能够看到的内容的质量。这个词指的是报纸头版的上半页的内容，用在网页上，就是指用户无须翻滚网页就能够看到的内容。
Google新闻不但受到广大计算机用户的喜爱，也受到新闻工作者的欢迎。后来又发展出的Google快讯服务，能够帮助人们通过电子邮件自动地追踪其感兴趣的特定话题。（伯哈拉特没有开发快讯。当时他已经调职到印度负责那里的研发部门。）数百万用户注册了快讯服务。对那些追踪某个特定公司、事件、个人或者某个特定新闻话题的人而言，它被证明非常有价值。那些过去总是担心自己错过某个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现在能尽知天下事，而且更加有效率了，因为有Google快讯，还有Google新闻的主页和搜索功能。Google新闻还带来了更广阔的思想交流，因为从世界各个不同来源收集来的文章可以被更广泛地阅读，这些来源既包括大都市的日报，也包括小城镇的小报。
“各种主题的新闻报道并置于同一张网页本身就会促进新闻阅读，”伯哈拉特说，“Google新闻为人们提供了寻找信息的机会，然后，我希望收到信息读者的反馈。我希望人们会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更激烈的辩论。我很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克雷格·内维尔-曼宁（CraigNevill-Manning）原来是新泽西若歌大学的教授，于2001年加入Google。他在若歌大学的研究重心是找出从网站提取信息的创新方式。他是新西兰人。Google之所以吸引他，不仅仅因为Google在做有趣搜索，他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更因为在Google，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人们可以使用的产品。他出生于1969年5月，比大多数Google员工都年长，他出生之后两个月，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就实现了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次行走。考虑到年龄和资历，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的内维尔-曼宁在Google的头衔是资深研究科学家。与其他人一样，他是被Google的创新文化，包括其20%自由时间的制度吸引来的。到Google之后不久，内维尔-曼宁就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了对网络零售行业的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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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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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另外一位产品经理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有些人访问Google是希望能够得到购物帮助，而我们却未必能够为他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并不能囊括网络中所有能够买到的商品，而且用户还常常希望能够比较同类的产品及其价格。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个需要。”他说。
内维尔-曼宁认真研究了网络中的各家零售商，包括亚马逊网站，观察它们是如何根据产品、价格和产品描述来提取信息的。在大约6个月后，他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一个原型。部分是出于逗乐的目的，他给存储着自己新发明的编码的计算机文件起名“Froogle”，因为它同Google押韵，又能够传达消费者费尽心思比较价值的意思①。在公司内部，这个发明的官方命名是“产品搜索”。2002年初，他把自己的原型带给拉里、谢尔盖和埃里克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不确定它是否值得进一步的开发。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Froogle要成为Google核心搜索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单独的产品推出。内维尔-曼宁意识到，现在自己正确的选择是专注于日常工作，改进Google的广告体系，而暂且把这个想法放在一边。“在Google，我们有上百万个好想法，但是我们只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的一小部分。要做这个项目意味着好几个工程师要花几个月来开发它。所以，我暂时将Froogle束之高阁，回头继续做AdWords。”他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维尔-曼宁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让Froogle继续束之高阁。他开始着手完善这个项目，然后说服自己，并最终说服大家，这是个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公司高层对此却不是那么有把握。“那段时间，人们在考虑它的可行性，以及该将它放在哪里。它的研究因此停滞不前，不过，我们对于这是个什么样的产品有了更清晰的概念，”他回忆说，“我们在这20%的时间里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想法，然后会用一个过滤机制进行取舍，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产品。现在Froogle就在试图通过这个过滤器。”他时不时地走进谢尔盖的办公室去讨论Froogle并向他展示最新的功能和创意。他必须克服的障碍是Froogle是否能够像Google的核心搜索引擎那样包罗万象并能够适应网络的生长速度。
“对其价值的证明经常是这样的——拉里说，‘我想要买一台新的数码相机’，然后他就把‘数码相机’输入了Froogle。或者谢尔盖说，‘我知道有一种发出绿色光束的激光指示器刚刚上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在Froogle上找到它们。’渐渐地，问题变为，‘你能不能找到那些新的或是不起眼的产品？’也就是那些Google擅长在网络的犄角旮旯里找到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对拉里和谢尔盖又有什么用？”
最后，布林大发慈悲，为内维尔-曼宁开了绿灯，组建了一个新的工程师团队来开发Froogle。编写这套程序遇到的问题同其他Google项目不同，因为没有办法将它纳入PageRank体系。网络中销售的商品通常并不带有标志其受欢迎程度的链接，所以就需要找到不同的方法来确定什么是Froogle搜索最有用和最相关的产品结果。而为了让Froogle赶上2002年的销售旺季，研究工作必须争分夺秒。然而各种混乱情况还是让这个产品直至12月中旬才初次登场，它的迟到意味着它最初带来的冲击微乎其微。不过，在2003年又一个销售旺季来临之前，Froogle已经赢得了一定的用户，大部分的访问流量都来自试用过它的Google用户。遵从Google的传统，Froogle与其他的购物网站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拒绝在其主搜索结果中包含广告，相反，它提供的选择是在产品列表的右侧发布一小块清晰标志的文本广告。“用户希望能够进行一站式购买，在一个地方买到所有东西。”内维尔-曼宁说。
一场关于20%的自由时间的论战在Google员工和微软雇员之间展开了。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这20%的时间真的有实质性意义，还是只是一种吸引技术人员的作秀行为。这使两家公司之间的形势更加剑拔弩张了。Google的工程师乔·贝达（JoeBeda）高度赞扬了20%原则，并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够在Google内部运行良好。“对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项目而言，被允许和被鼓励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贝达说道，“在Google，工程师被积极鼓励去进行“20%项目”。这不是一个你在业余时间做点什么的问题，而是积极地找时间来做事情的问题。遗憾的是，我还没有一个像样的“20%项目”，而我急需这么一个项目。如果我想不出什么好主意的话，我确定这对我的形象会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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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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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ogle，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活力。如果有人想到了好主意，人们最常见的态度就是为这个想法感到激动兴奋，并集思广益、广泛交换对它的意见。而权术、政治，还有争夺这个创意所有权之类的情况则很少出现。自从我到Google以来，我还没见过有谁真正提高嗓门争吵或是大打出手。”贝达说。
“20%计划”在其他公司也行得通吗？我确信会有别的公司尝试这种做法的。不过，我认为必须要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与公司环境和哲学相适应的，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移植的做法。在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以上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而不代表任何Google公司的官方态度。请不要随意得出这是公司策略之类的结论。
但是一位微软公司的技术人员有着不同意见。他宣称，Google也许并不像这家公司及其员工假装出来的那样与众不同。“为什么微软没有‘20%原则’？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来，如果比尔·盖茨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支配20%的时间，我会说，‘这很好，比尔。不过我已经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了。’也许你会说我在微软是个异类，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任何一位雇员不喜欢他待的地方，他有很多的机会换个职位。事实上，我需要花20%的时间去做那些我讨厌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成本报告或处理杂务。现在要是有人能够帮我做这些杂事，我会把这当成是我真正需要的员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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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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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Google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广告，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广告，这一点也是个问题，它使公司的前途难以捉摸。如果雅虎或者微软在搜索领域取得优势，那么用户就会涌向它们的网站，广告商也会跟进。“如果广告商减少广告费，或者广告商数量减少的话，我们的生意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司在呈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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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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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尽其所能推迟了Google上市的进程，不过，离事先设定的2004年4月底的底限还是越来越近了。作为私人公司的好处多得很，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最糟糕的是，一旦上市，竞争对手微软和雅虎就会知道Google到底有多么赚钱，也会了解公司运作领域的细节。一旦这些信息曝光，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联邦法律规定，一旦公司具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和持股人，它就必须公布自己的财务状况，Google已经超过了这些界限。公司还通过配股的方式吸引了许多新的员工，这让拉里和谢尔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员工们将手中的股票变现。
他们知道有太多有过这样教训的公司：当公司还是私有制的时候，公司的创办人和员工都勤劳而精明，可是上市之后他们都迷失了方向。在很多例子中，上市的不幸结果是，数百名员工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而之前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没有钱购买私人轿车，然后，他们就失去了干劲和专注的态度。另外，布林和佩奇还要应付许多意料之外的媒体曝光。那时每个人都会知道他们是亿万富翁，所以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人的安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的自由是否会一去不复返？他们是不是必须雇用保镖来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呢？谢尔盖的父亲还继续在马里兰大学教授数学，他的母亲也继续为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工作。他们的许多教授同事和火箭专家同事并不知道他们同Google的关系。当人们知道了谢尔盖拥有的财富之后，他父母的生活是否会因此改变呢，他们是否会身处危险中呢？
虽然布林和佩奇都非常不愿意承认，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们在接受了KPCB和红杉公司的2500万美元投资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踏上了上市之路，而那是这个进程的第一步。风险投资家有责任将他们为公司下的赌注变为价值，然后为自己基金的投资人回馈现金或者股票。当时，两位创办人需要那笔钱来加快Google的成长速度，就像当初他们需要安迪·贝托尔斯海姆的10万美元来购买计算机和零部件并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公司一样。他们还从家人、朋友和一系列天使投资人手中筹集了100万美元，通过IPO，这些人都能够将手中的股票兑现。
如果公司可以有更多的战略资金来进行业务拓展，并有足够的现金应对将来同微软公司之间的竞争，那将很不错，不过，公司已经赚了足够的钱。布林和佩奇都不需要Google上市之后可以纳入个人囊中的那数亿美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相对朴素简单。他们也不认为财富的聚集是一张成绩单或者衡量成功的标准。
对于大多数硅谷创业者而言，IPO是个终极目标，是一个在镁光灯下用美国方式——美元，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时刻。但是布林和佩奇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热爱属于自己的隐私，热爱自由，并喜欢分析人士和竞争对手们不断低估Google的实力。因为公司没有任何负债，自行融资，资金充足，他们并不需要向公众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上市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来实现他们对Google的规划。
如果一定要上市，一定要放弃自己珍视的个人隐私，拉里和谢尔盖只能接受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就像当初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向风险基金融资一样。华尔街或者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来告诉他们要怎样来操作这次上市。他们对巨额融资毫无经验，但这没有关系。同建设伟大的搜索引擎、激励员工、经营一家快速成长、获利可观的公司相比，华尔街那些小把戏看起来很简单。所以，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找到一种方式保持对Google公司以及其IPO的完全控制。这比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存上巨额美元要重要得多。也许对于要不要进行公开募股他们没有选择，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要对华尔街卑躬屈膝，请求他们的帮助。
在华尔街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家公司以拉里和谢尔盖打算采取的方式成功地进行案值数十亿美元的IPO。但是，这根本就不足以吓退他们。他们已经习惯梦想和实践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IPO来开拓一条新路。他们会提出问题，找寻答案，并根据自己的是非观来做出决定。如果华尔街有人不喜欢他们的做法，这些人可以不加入。
在传统的公开募股前夕，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会根据投资者的需求、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来确定股票发行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的最初价格。股票发行公司同投资公司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华尔街经济公司受到利益驱动，通常会为股票定一个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这样股票更好卖不说，还能够让他们青睐的投资者从股票交易第一天的价格飙升中获利。而股票发行公司却希望价格越高越好，因为它要通过出售股票替自己的企业筹集资金。而股价越高，企业就可以筹集越多的资金。华尔街投资银行试图说服发行公司的管理者们，定一个低于实际价值的IPO价格，为投资者留些利益对公司有好处。他们争辩说，通过这样做，大投资者会认为这笔交易很合算，以后公司一旦需要筹集更多资金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购买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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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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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华尔街公司控制了IPO的全过程。他们为股票设定最初的价格，确定每位投资者分配到的股票份额，同时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拉里和谢尔盖知道这些丑闻，它们有的涉及触犯法律，有的违背道德，都是邪恶的。华尔街为IPO设定了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然后允许自己倾向的客户，在股票上市第一天股价飙升的时候抛出股票而大赚一笔，这些拉里和谢尔盖都很清楚，他们不希望成为这个腐败发臭的体系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超级自信的人，他们更信任数学方程、软件和技术，而不是那些急于获取高额服务费用的华尔街咨询师。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还能够以传统的方式从公司身上赚钱，他们那些做法的基本过程已经延续了数十年了。虽然技术已经足够发达来以更好的方式来操作这件事，但华尔街的人们还是选择利用他们一直以来采取的方法——将关系和费用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怎样实现每个客户的最大利益。而只要没有哪家重要的投资机构改变自己的做法，其他公司也就不会被迫改变。
华尔街一向处于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像Google这样足够强大、大胆并且拥有足够的知名度来尝试为自己的上市过程设定新规则的公司还是异数。通常，企业需要华尔街指引道路，牵着他们的手、给他们建议，并提供给他们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让投资者们听取自己的故事以完成融资过程的方式。而这些公司愿意为这些关系和服务支付费用。华尔街的咨询师们告诉他们，这些费用要从他们通过发售股票筹集到的钱里出，而不是直接从公司的保险箱里拿出来。
然而，在Google呈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上市融资声明中，它勾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公众发售股票的方法。这被看做是平等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够参与。它能够克服华尔街的过低估价倾向。这个过程中包括了高科技版的被称做“荷兰拍卖”的部分，它得名于荷兰花农为郁金香和其他花卉定价的做法。
Google利用不间断的拍卖来出售自己的广告，而现在它将根据在网上收到的来自潜在投资者的出价来为公司的股票定价并售出这些股票。那些出价等于或高于公司为这些将要配售的股票设定的所谓清算价格的出价者能够进入系统，而出价低于这个价格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Google的管理者后来说，他们本来希望进行没有固定价格的不间断股票拍卖，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公司必须为所有投资者设定统一的IPO价格。）Google在开始接受将订购权交给经纪公司的投资者的电子出价之前，要公开宣布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然后邀请人们根据这个范围来出价。大投资者和小投资者都必须通过同样的过程来购买股票。Google不会对谁特殊照顾，也没有为家人和朋友专门留出股份，也没有私下交易。恰恰相反，即使是只有一点点资金、通常被华尔街漠视的初学者，也能够参与拍卖过程，只要他们买得起5张股票。这是个非比寻常的最小限额。要不是Google坚持，经纪公司是不会同意的。
突然之间，在美国的那些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首次公开募股的Google用户，现在也有机会购买几张股票了，只要他们能够买得起这些股票，他们就再也不会因为居住的地域或是手中掌握的人脉关系而被拒之门外了。这非常符合Google的特点。布林和佩奇本来非常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司上市，但既然决定要做，他们就要使这个过程尽可能地平民化。
布林和佩奇认为服务费的收取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华尔街专制行为，对此他们十分痛恨。所有的公司都要为IPO操作支付同样高昂的费用，无论这些股票好卖，难卖，还是销售情况普普通通。他们接洽的公司都提出要征收7%的费用，如果上市总额达到20亿美元的话，这些公司就能赚到1?郾4亿美元。从理论上讲，他们承担了股票卖不出去的风险，所以才能将这些费用纳入腰包。这是“保险行业”的潜规则：华尔街的公司向进行IPO的公司保证，他们的股票可以以某个特定的价格售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要承担股票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售出的风险，而上市的公司要为这个风险支付费用。而在实际操作中，所有银行为每笔交易收取同样的费用，而且会预售大量的股票。这对拉里和谢尔盖而言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尤其是Google的股票是非常受欢迎的。
两位创办人决定，他们将只为华尔街支付比平时通行的价格低一半多的费用，如果哪家经纪公司对此不满，他们可以选择不参与这笔交易。而且，他们还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来争夺控制权，要抵制不公平的定价过程以及丑闻缠身的华尔街的股票分配过程，同时还保留在最后一分钟根据自己的意愿取消交易的权利。说得客气一点，这两个Google来的家伙在向华尔街传递“死亡信息”。如果Google成功了，这笔交易有可能大幅削减上市费用，并削弱其他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的中间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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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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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还拒绝任命任何人担任Google上市过程中的董事会主席。这个职务一直是空缺的。这是很不寻常的，它是拉里和谢尔盖保持控制权的另一个措施。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将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他可以履行成为上市公司后必要的礼仪和法律责任。而他们两个可以控制施米特的行为，并共同经营Google。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以后还可以提名新的董事长。
每一家同Google接洽，讨论其处理Google的IPO事宜的华尔街公司，都必须签署严格的保密协定。当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SFB）和摩根士丹利银行被选择管理股票发售过程之后，Google要求他们在每次会议之后都签署新的保密协定。另外，Google向这些公司披露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也少之又少，并且尽可能拖延它们知道具体状况的时间。Google还提醒整个华尔街，一旦它们在IPO之前或之后泄露任何情况，它们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投资银行家和他们的律师都抱怨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像Google人那样不可理喻的人。
拉里和谢尔盖还得到来自WilsonSonsiniGoodrich&Rosati（WSGR）律师行的外聘律师的忠告，律师告诉他们，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上市文件之后，他们将会进入“沉默期”①；在此期间，他们要确保他们不会发表任何推销Google股票的言论。这家久负盛名的律师行事实上处理了同硅谷和华尔街有关的所有最大的交易。作为平民主义者，沉默期期间允许巡回演讲的规定对拉里和谢尔盖不具任何意义。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同拥有大笔资金的客户、机构投资者还有华尔街的重头人物进行幕后交易，还能够做演讲和回答问题。那么一般投资者呢？那些希望投资的普通Google用户呢？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的巡回演讲聚会中给那些业内巨头以特殊照顾，而任凭圈外人和小投资者们自生自灭呢？这看起来就是华尔街为了牟取私利而保留的传统，而拉里和谢尔盖的目标是在上市过程中，打破或者至少动摇这个传统。他们在巡回演讲中会很少说或者根本不说任何新信息，而且他们会将任何新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中，使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它们。
Google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我们也无意成为一家这样的公司。
布林和佩奇致投资者的信就是以这句话开头的。这封信是附在IPO文件中介绍Google的财务和运行细节的文件开头部分的（该文件是Google于2004年4月的第三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提交的财务公告中附一封阐述公司创办者经营哲学的信的想法，得到了WSGR律师事务所的认可。这两位创办人的信件的电子版很快就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中。这是两个人坚持要做的事情，无论公司的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和迈克尔·莫里茨对此持什么态度。从一开始，写这样一封信就是拉里和谢尔盖的想法。他们希望表明Google是有个性的公司，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企业和工作单位。而大部分其他的上市公司都会起草一份平常的IPO文件，其中包括通常的法律和财务公告。而Google这两个家伙希望用这封介绍公司文化、阐述他们世界观的信来吸引世界的注意。
布林和佩奇在信中警告华尔街以及那些不认同他们的投资者闪开，而莫里茨很担心这封信可能带来的严峻后果，他采取了一些行动。在这封信公开前的那天晚上，莫里茨最终从佩奇那里搞到了这封信的复本。通过删改，他使这封信的口气变得比较有节制了，他磨钝了一些最尖锐的刀刃，添加了一些空话，还有，最关键的是，他更充分地介绍了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
多尔和莫里茨费尽心机地迫使布林和佩奇雇用了施米特，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投资者的眼中抹杀他的地位。为了使人们对公司的前途有信心，并在IPO过程中得到恰当的估价，多尔和莫里茨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投资者们必须要确信在两位创办人推动创新并寻求改变世界的同时，还有一个稳重的、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来确保这家上市公司会关注股东们的利益，起到遏制和平衡的作用，并使公司以合情合理、财务完善的方式运作。
在信中，布林和佩奇一再强调，在Google成为股份公司之后，他们还是打算继续其在作为私人公司期间成功的做法。比如说，他们不打算屈膝跪在华尔街季度利润报告这只圣杯的祭坛前，恰恰相反，他们会做一切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对Google有益的事情。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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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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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司的管理团队的注意力都放到一系列短期的目标上，就会像一个节食者每半小时就称一次体重一样没有意义。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讲，“我们不会粉饰”季度或者年度报表：如果盈利情况在某个季度末非常糟糕，那么，当这个数字到达你手中的时候，它还是会很糟。
他们为自己的信起名为，“给Google股东们的持股手册”。他们说这封信是受到投资领袖沃伦·巴菲特领导的保险业巨人伯克夏-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表的启发。通过手中的笔，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同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投资人建立了联系。
Google是个经营业务单纯的技术公司。同包括雅虎在内的其他公司不同，它并不拥有或者生成内容。但是，它通过广告赚钱，这是媒介公司的经典生财之道。在他们的信中，两位创办人勾勒了Google的不同表决权股份结构（dualclasssharestructure）计划：A股是给普通投资者的，每股拥有一个投票权；而B股则留给他们自己，每股拥有10个投票权，这可以保证他们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这种结构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在不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接管公司，也可以吓退希望影响公司管理的股票投资人，从而帮助他们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经营公司。这对他们来讲太完美了，他们既可以通过上市筹集数十亿美元，又可以保有对Google的控制权。
布林和佩奇为了证明这种投票权不同的双层股票结构的合理性，将只有6年历史的Google与美国的3家主流报纸媒体——《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进行了比较。控制这些报纸的家族使用多极股票结构，以保证对这些报纸的控制并实现编辑自主权。对这样两个不断打破旧习俗、热爱硅谷文化、痛恨华尔街成规陋俗的思想者来说，如果要做出最令人信服、最具说服力的事情，就一定不能混淆原则和偏好。
这样一个结构的主要作用就是使我们的领导团队，尤其是我和谢尔盖，在Google股票不断交易的过程中，对公司的决策和命运享有越来越明显的控制权。纽约时报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道琼斯公司都采取类似的不同表决权股份结构。我们相信不同表决权股份结构可以使作为股份公司的Google保留其作为私人公司时的许多积极方面。
拉里和谢尔盖在公司内对员工伦理的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负责，然而，他们提出的不同表决权股份结构却使他们无须对任何人报备和负责。简单来说，实际上，在Google雇用任何人都必须经过布林、佩奇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同意，他们甚至坚持看到成绩单和考试结果。这两位创办人拥有最终的任用和罢免权，他们在管理作为私人公司的Google时，从来不需要对谁负责，现在当公司向股份制转化的时候，他们也不认为需要改变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像开除刚刚录用的软件工程师那样解雇埃里克·施米特。
作为一位投资人，你在对公司的团队下一个具有风险性的长期性赌注。我们相信，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中，人们应该具有大量的免费的无倾向渠道来了解高质量的信息。Google因此对世界担负了责任。不同表决权双层结构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能够履行我们的职责。
布林和佩奇说他们是以“不作恶”的信条来经营Google的并解释了在搜索领域他们是怎样做的。
我们的搜索结果是最好的，而我们也知道如何生财。我们并不为这些结果收费，也不会为收取费用而确保包含某网页，或者更频繁地更新某些结果。我们还发布广告，但我们尽量使这些广告具有相关性，而且我们明确标明哪些是广告。这同运营良好的报纸类似，在这些报纸上，广告也是明确标志的，而文章不受广告费用的左右。
通过这个毫不谦虚的声明，他们划定了自己的地盘，同时也打击了微软和雅虎这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拉里和谢尔盖给人气网站、第二大搜索引擎雅虎贴上了“邪恶”的标签，因为他们接受其他网站的付费来帮助其具有更多的出现在搜索结果中的机会。Google的搜索结果优秀而单纯，而雅虎的结果是有污点的。
但是二者的区别远不只这么简单。根据皮尤慈善信托机构（PewCharitableTrusts）的研究，大多数计算机用户都没有意识到Google的搜索结果中还包含了广告。这是许多聪明人搞不明白Google到底是如何赚钱的主要原因。皮尤研究称，62%的Google用户并不知道免费搜索结果同其右侧显示的广告之间的区别。根据市场推广专家的说法，如果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些写在小方块里的文字是付费广告的话，他们点击这些广告的可能性就会变小。Google的利润之所以增长得如此之快，是因为这个新媒体中存在许多界限模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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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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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为那些广告贴上了“赞助商链接”的标签，避免明确它们的特点。这个说法没有“广告”的意味，结果，更多的人点击了它们。“Google的广告出奇的有效，因为大部分用户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广告。这算邪恶吗？”艾伦·多伊奇曼（AlanDeutschman）在发表于《FastCompany》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这样问道。
对许多人而言，Google关于善恶的标准完全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它等于宣称Google的做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而且，它使公司与众不同，并受到全球的关注。它还对Google的潜在雇用对象和雇员们有正面的影响，而这是一位Google雇员在Googleplex的白色公告板上写的。许多最出色的工程师的内心深处有着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善恶观，而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决定光明还是黑暗的势力。出于本能，一些天才的技术人员就被吸引到一家除了拥有最大的利益和市场份额，还具有魅力十足的价值观和美德的公司。而当微软和比尔·盖茨在长达数年的反垄断进程和官司中纠缠不清，被形容成贪婪的独裁分子之后，Google的立场就显得更具魅力了。
在Google的IPO文件中公布的其出色的财务状况惊呆了分析师、竞争对手和投资者。这个飞速发展的搜索引擎拥有获利的倾向。2004年上半年，公司销售额达到14亿美元，其中利润1?郾43亿美元。而2003年同期的销售额是5?郾6亿美元，获利是5800万美元。两组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异显示了公司加速发展的势头。如果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不是如此惊人的话，布林和佩奇所说的话就不会那么值得注意了。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会更认真地听取富有的和有权威的人的话，而不是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话。这样的财务成果使Google创办者们的说法得到广泛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当许多在销售方面一筹莫展，没有利润可言的互联网公司都竞相上市的时候，Google选择继续保留私有制，一直等到最后时刻才显山露水。在此期间，它造成了一部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印钞机器，投资者们都对它垂涎三尺。
“本世纪最受期待的IPO开始了，上市文件披露了这位搜索引擎巨人的财务状况细节、商业策略和风险因素，而它迅速取代了鲍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关于伊拉克的纪实文学作品，成为了这个国度最热门的话题。”这是《新闻周刊》的说法。
布林和佩奇足够富有，也足够理想主义，可以把钱的问题放在一边。在他们对Google目标的描述中，这两位创业者说，他们希望Google的繁荣和独创性能够帮助这个世界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我们热切希望将Google建设成一个能使世界更美好的机构。我们正在建立Google基金会，而且我们打算为基金会投入可观的资源，其中包括投入员工的精力和大约相当于Google股票和利润总额1%的资金。我们希望这个机构可以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超越Google本身。”
然而，Google的IPO文件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非常恼火。在一系列私下交流的信件中，他们针对股票拍卖的机制向公司提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同时也质疑了两位创办人阐述公司哲学的信件，指责它的民间文化气息。
“请修改或删除下列说法，比如‘向世界提供伟大的服务’，‘做值得做的事情’，‘对世界巨大的积极影响’，‘不作恶’还有‘让世界更美好’之类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给Google及其律师的信中写道，“请将‘让世界更美好’标题下的那部分内容改成同贵公司产品有关的负面因素，比如同Gmail产品相关的隐私权隐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提出了数十个财务和法律问题，其中包括一些会使投资者对围绕Google的风险产生错误或者片面看法的提法：“你们称同OvertureServices的官司是‘毫无法律依据’的，这是个司法结论，Google无权做出这样的结论。请修改或删除这个说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在文件没有修改之前批准这次交易。虽然Google做出了一定让步，但拉里和谢尔盖并不打算放弃它的标准。委员会的官员特别不喜欢文件中对两位创办人、施米特以及其他人的随意称呼。“在整个文件当中，你们对执行官员、董事会成员和主要持股人都直呼其名。”他们写道，“为了清晰之故，请考虑修改这份公报，用全名来称呼这些人，或是用姓氏来称呼他们。”拉里和谢尔盖拒绝了这个要求。
2004年5月4日，Google刚刚为庆祝其上市进程的开始而举办了派对不几天，麻烦就来了：汽车保险业巨头Geico（美国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起诉Google的搜索引擎侵犯了其商标权。这家保险公司称Google的广告体系通过Geico拥有的商标非法牟利。因为Google的所有收入和增长点都来自广告，这样一场官司看起来可不是个好兆头。“我们现在是，可能将来也是，知识产权争端的对象，而为此类指控辩护的成本极高，我们有可能被要求支付赔偿金，而且我们使用某些技术的权利会受到限制。”Google在其上市文件中列出了上述可能的风险。在美国国外，Google拥有很强的增长潜力，不过它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纠纷。“法国的一个法庭认定我们非法纵容广告商选择一些商标作为搜索关键词，”Google宣称，“我们对这个判决提起了上诉。我们还在德国因为类似的事件卷入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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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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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在IPO文件公布之前，Google放松了其在美国的商标政策，允许公司使用其他公司登记注册的商标来做广告。这个举措非同小可，Google警告说，这会增加针对公司的诉讼的发生几率。而公司在搜索引擎行业的竞争对手雅虎是禁止这类行为的。Google宣称自己做出这样的改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不过一些金融分析师认为，这是为了在IPO之前大幅提高利润而采取的措施。
还有更多麻烦。自从Google公开它的巨额利润之后，来自雅虎和微软的竞争将是它面临的更大挑战。有那么多钱作为赌注，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剧了。这样的竞争可能对搜索互联网的计算机用户来讲非常有利，但是却为Google的潜在持股人增加了风险。“如果微软和雅虎成功地提供了同样或者更好的网络搜索结果，或者利用它们的平台，使自己的搜索服务比我们的更容易操作，那么我们的访问流量会大幅萎缩。”公司公告中说。另外，Google还警告说，它的发展并不具有持续性，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随着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会降低”。
再有，Google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广告，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广告，这一点也是个问题，它使公司的前途难以捉摸。如果雅虎或者微软在搜索领域取得优势，那么用户就会涌向它们的网站，广告商也会跟进。“如果广告商减少广告费，或者广告商数量减少的话，我们的生意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司在呈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告中说。
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完全通过在Google网站上由搜索激发的广告来赚钱。不过现在，公司的大部分增长和一半的销售额都主要来自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合作网站体系，这些创作网站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Google提供的广告。这个自我强化的体系对于Google未来的成功，作用不可低估。它使得这个搜索引擎能够像电视网络向其体系内的合作对象提供节目和广告那样运作，从而具有了一个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过，这种方式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Google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几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美国在线和搜索引擎AskJeeves。如果有一天它们离开Google，转而同微软或者雅虎合作，Google的收入就会锐减，而且这笔损失很难被弥补。“如果一个或者更多的主要合作关系到期或者不再更新，而我们又找不到同样规模的新合作伙伴的话，我们的生意将受到巨大打击。”公司声明说。
Google小小的、不打扰人的文本广告是个大热门。不过，主要的电视和有线网络因为出现了能够帮助用户屏蔽广告的发明而受到很大损失；同样，只要出现了可以关闭广告的新技术，Google也面临同样的危机。
上市还对Google的公司文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公司总部Googleplex里的工作氛围是很轻松的，没那么正式。拉里和谢尔盖知道许多员工的名字，而且他们拥有大部分员工的人事任免权。随着公司的迅速成长和IPO的进行，公司不得不引入更多的传统管理方式和体系。再也不能利用便宜的通用软件来记账，而必须雇用大型的会计事务所。随着Google的员工数量和销售额的增长，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保证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不破坏公司文化。
Google这个名词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动词了。这家公司建立了一个连锁企业和一个仅仅依赖人们奔走相告而获得全球性认可的强大的品牌。从来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互联网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不过，一旦Google不得不采取常规的做法，在广告和市场推广上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持其品牌的知名度的话，它的获利能力就会减弱。市场营销教父彼得·希利私下里说，他曾经建议Google研究消费者对Google品牌的看法，但是被公司拒绝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市场推广上花钱。
“他们对自己的技术太自负了，根本认识不到打造品牌以及同消费者交流的必要性，”希利说，“这些家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品牌代表着什么。他们就是程序员。”
色情业是互联网上最具规模的生意，而Google曾经一度宣称自己不发布成人广告。在其IPO之前，这个搜索引擎的自动广告注册系统不再阻止所有此类的广告信息，而这又带来了更大的法律风险。公司还为药物、财务服务、酒精饮料和烟花爆竹做广告，它也可能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其他新上市公司的经验对Google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它可能会面临IPO之后的人才流失。在这个搜索引擎还是私有企业的时候，谢尔盖和拉里总是很慷慨地将公司的股票送给员工，而且公司对于股票出售的规定比通常的情况还要松，这使得员工们可以很容易将手头的股票变现然后离开公司。在硅谷，有许多新创公司吸引着这些人才。而且，数百名Google百万富翁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专注精神。而一旦失去了早期雇员获取的高额经济回馈，Google还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刺激措施来招聘新的人才吗？最后，要是拉里和谢尔盖觉得Google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了，他们会离开它去追求新的冒险吗？“如果我们失去了埃里克、拉里、谢尔盖或是其他任何我们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服务，我们也许就没有办法贯彻我们的商业战略。”公司这样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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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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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Google是雅虎Overture分公司一场标的额高达10亿美元的诉讼的被告，Overture控告Google的整个广告体系公然侵犯了Overture拥有专利的广告方式。要解决这场诉讼也要耗费大量金钱，公司将不得不向雅虎支付一次性或是定期的授权使用费用。而最坏的情况是，Google将被迫寻求新的广告模式。
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公司的内部程序展开了调查。这家搜索引擎曾经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保留购买权，但是并没有登记这些股份，或是没有向其私人员工持股者公布财政数字。对于一家普通的公司来讲，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公开发售股票之前酝酿这样的调查，这无异于死亡之吻。Google的总法律顾问和外聘律师怎么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呢？分析人士猜测，这是因为拉里和谢尔盖并不真正想让员工们知道公司到底赚了多少钱，他们害怕这些消息会不慎泄露，而被竞争对手发现。所以，尽管有规定，他们还是决定对此保密。
在IPO过程中，Google标新立异地利用拍卖方式来出售股票的做法也不是没有问题或是风险的。“我们股票发行的拍卖过程也许会出现所谓‘对获胜者的诅咒’这样的结局，也就是说，投资者们会承受巨大损失。”公司警告说，“聪明的出价者会发现自己为股票支付了过高的价格，所以选择尽快抛出手中的股份以防股票价格降低而使自己蒙受更大的损失。”
股票市场进入盛夏时节，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在反复检查Google反常规的拍卖体系。这时，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搜索引擎巨头应该等到美国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再上市。公司应该能够从IPO中筹集数十亿美元，没有人会在8月进行这样不寻常的交易，因为8月里整个华尔街都在打盹。这个时候投资银行家都涌向汉普顿避暑山庄、玛莎葡萄园或是更具异国风情的地方，因为这个时段人们很少做出重大决定。重要的客户，包括公司和投资者们也都倾向于在此时休假。
但是拉里和谢尔盖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觉得整个公开募股过程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分散了公司的注意力，是巨大浪费。他们越早解决这个案子，事情就能够越早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所以他们还是勇往直前，即使2004年的夏天意外一个接着一个，并且Google蒙受了自其建立以来最糟糕的媒体曝光。
股票市场的技术板块近来的形势一直不乐观，又赶上夏季休眠期，还有一系列负面的宣传让公众感觉Google的管理非常混乱，一个理智的人会认为几个月后再进行公开募股会比现在马上进行结果要乐观得多。可是，布林和佩奇担心再拖延下去，Google的名声会被进一步破坏。华尔街公司、竞争对手和分析师继续对公司吹毛求疵，批评它的规划，批评它110～135美元每股的股价浮动范围，毕竟这几乎是每股收益率的150倍。公司提出的价格受到了广泛批评，许多人对几年前的经济衰退还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高价简直就是泡沫经济的写照。尽管Google尽量接纳个人投资者，它的拍卖过程还是太复杂了。它要求投资者在几家特定公司开办账户，然后遵循一系列复杂的规程，外行人更是被这些规程弄得晕头转向。两位创办人希望股票发售尽快结束，也赶快结束这些败坏公司名声的言论。
在2004年夏天的几个月里，Google看起来越来越不堪一击。媒体对它公开募股的报道事无巨细，它的每个失误及其潜在的风险都被放大了。两位创办人曾经宣称所有愿意拥有Google股票的人都要信任拉里和谢尔盖，而这个说法似乎越来越靠不住了。Google曾经成功塑造了完美企业的形象，可是，这些问题开始让Google的两个家伙看起来越来越不像《绿野仙踪》里的童话人物了，而更像是幕后操纵的黑暗势力。
在华尔街，有些公司判断这笔交易带来的麻烦会比它的价值更大。美林公司在没有任何公开解释的情况下宣布退出，并要求其个人及机构客户对这只股票持谨慎态度。它的退出，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一些财经分析人士和顾问建议他们的顾客在Google上市之后先在一旁观察，直到公司股票开始交易后再决定是否投资这只股票。人们还普遍担心在一个过热的拍卖环境中，那些在IPO中购买股票的人会支付最高的价格，而他们手中的股票除了跌价之外别无出路。
不过，在这一天来临之前，又发生了新状况，使投资者们更怀疑现在是否是Google上市的恰当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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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IPO进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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