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克服严重的困难，仅靠“增饭法”、“代食品”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恢复农村的生机，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就必须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庐山会议之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继续高举着，并企图来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但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虽然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事与愿违，到了1960年夏，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折腾，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已疲惫不堪，整个国民经济也危机四伏，经济形势越来越紧张，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这时起，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调整农村政策，已逐渐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农村政策调整千头万绪。在各项农村政策中，群众最反感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但这两件东西1958年以来都一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是两个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还不敢对其“优越性”加以怀疑。此时形势又十分严峻，那么从何下手进行调整呢?当时人们认为，农村形势这样紧张，农民生活这样苦，公共食堂越办越糟，都是刮“共产风”的结果。因此，农村政策调整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共产风”的解决上，组织干部群众进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的整风整社。
“共产风”曾在庐山会议前有所纠正，但随后的“反右倾”使“共产风”有增无减。196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也曾针对这一问题发出过文件，要求各地加以纠正，但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1960年夏天，在各地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等所谓各种“大办”过程中，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愈演愈烈。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问题，1960年秋，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紧急指示信中共有十二条措施，所以又简称为“十二条”。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发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和纠正“共产风”，把有关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讲清楚，将“十二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社员听，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监督党员和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速贯彻，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活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2)
“十二条”在农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的社员说：“中央的十二条完全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条条入耳，越听越想听。”雅安县多营公社的社员更是说：“照这样办，我们睡着了也会笑醒。”在贯彻十二条的过程中，各地的“共产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十二条”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只有在北方的严寒季节和缺乏燃料的地方，在经过县委一级批准后，方可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因此，广大农民一方面对“十二条”表示由衷的欢迎，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能进一步解决困扰他们积极性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
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毛泽东的头脑清醒过来。他发动“大跃进”，提倡办人民公社，本意是想让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国人民能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但事与愿违，良好的初衷却带来了一个严重困难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异常的沉重。1960年12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作为一个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在全党面前承认错误，这是不容易的。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他请了身边的几个秘书、卫士吃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盐和油比平日多一些。席间，他对身边的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感到，有许多事情，下面的人瞒着他，使他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他希望身边的人下去调查，能告诉他真实情况。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二条”的基础上，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国家准备再拿出10个亿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15个亿来作为“共产风”的赔退补贴；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与人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十二条”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毛泽东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了，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还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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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3)
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于1961年1月中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一本题为《调查工作》的石印小册子摆到了他的案头，毛泽东见后非常高兴。这是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旧作，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写的，已经失散多年，一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从革命博物馆借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此书后，将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于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他把年前成立的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找来，听取他们关于纠正“五风”等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这些高级干部，听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讲公共食堂办得如何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对公共食堂一片赞扬。毛泽东本来就十分看好公共食堂，听柯这么一说，也不禁眉飞色舞起来。
就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坐一旁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却情绪低落，一言未发，便问道：“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公共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答：“我不好发言。”
毛泽东听出了江渭清的弦外之音，便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见此，便放开胆子讲起食堂的不好来。江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讲过，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后，不分老少，不管轻活重活，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的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江渭清接着又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农户，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泽东见江渭清讲得有道理，便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于是，江又讲起了不能办食堂的第三条理由：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现在办食堂缺烧柴，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都砍得差不多了。江渭清说，公共食堂所谓的“四菜一汤”，他在江苏没有见过，要是继续办下去，恐怕连“一汤”也喝不上了。《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听地方大员讲食堂的不好，虽然他对此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毕竟听到了关于食堂的不同意见，而以往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食堂如何好之类的话。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4)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浙江的嘉善。调查组选择了一个办得好的生产队和一个办得差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当年参与调查的逄先知回忆说：“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调查组选定的两个点，一个点由于没有深入下去，受框框束缚，得出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一个点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的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以为继，应该解散。田家英参加了后一个点的调查，也赞同解散食堂。然而，食堂在当时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年前中共中央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应该坚持，“反右倾”运动中有人因食堂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但是，田家英还是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听了江渭清和田家英等的汇报，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表示，对公共食堂，按群众的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人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在杭州去长沙的火车上，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人的汇报中，毛泽东插话说：办公共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与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们愿意常年吃食堂；有一部分愿意农忙时在食堂吃，农闲时在家里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吃。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就不要干。
随后，毛泽东到了长沙。2月11日和12日，他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乔木的汇报。在谈完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后，张和胡又谈到公共食堂问题。这时，毛泽东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湖南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其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汇报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湖南农村农民居住一向是分散的，听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会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后来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烧柴是公共食堂的一个大问题。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听张平化这么一说，毛泽东立即想起了在浙江时也听到了这样的汇报，就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5)
毛泽东听后说：“那何必呢？”
接着，胡乔木汇报了他们调查到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也补充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江渭清和田家英认为不能再办下去了，而张平化和胡乔木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四个人中，有两个省委第一书记，两个是他派来的调查组负责人，可对公共食堂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一时还难以下解散食堂的决心。但也正因为有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使得毛泽东对食堂问题比以往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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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1)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然而还在杭州的时候，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人民公社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章程，使得下面无章可循，是“五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此，田家英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的条例。毛泽东在找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和田家英等人商量后，认为搞这样一个条例很重要，于是采纳了这个建议。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讲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队与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问题，认为对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可能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一天，他致信刘少奇说，希望对这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三北”会议上进行讨论，以便参加会议的人回去之后指导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对此进行认真切实的调查。
会上，毛泽东还谈到了食堂问题，认为参加食堂也是要农民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允许他在家里吃。但他同时又强调：“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参加会议的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认为食堂不办不行，不办食堂妇女就不能参加劳动，而且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也有人讲到农村中有一部分中农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在家里吃得好。对此，毛泽东表示：“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有人反映，河南一些食堂为了解决烧柴问题，用了许多劳动力去拾柴，还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听后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过了几天，毛泽东在会上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内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为继，非停办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3月14日，“三南”、“三北”两个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
第二天，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说，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同的，但其余要统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质。所谓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刘少奇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供给制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已持否定态度。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将条例一字不漏地讲给或读给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认真进行讨论，切实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
“农业六十条”草案对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作了一些调整，比较重要的有：
“农业六十条”(2)
缩小社、队规模。大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公社化之初小社并大社的过程中，曾对人民公社的“大”和“公”大唱赞歌，片面地认为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不顾不同农业社经济条件和贫富的差异，硬加合并组成公社。至1958年11月，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共组成了26572个“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平均个农业社组成一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达4777户，其中大的公社有上万户，更有一个县只有几个甚至一个公社的。公社在全社范围内实行统负盈亏、统一分配，实际上是穷队“共”富队的“产”，还美其名曰实现共同富裕。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对人民公社进行了一次整顿，公社的数量有所增加，规模有所缩小。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开展，尤其是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用8年时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队（即生产大队）所有制到基本社（即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后，公社的规模再度扩张。到1960年底，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25206个，如辽宁每社平均6500户，每个大队平均345户，有一个生产大队竟有250个生产小队。社、大队规模过大，社员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看不到边、摸不到底，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又实行平均主义。社员见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并不直接挂钩，当然也就对集体生产和集体经济漠不关心，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社、队规模过大，也不利于生产管理，容易滋长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针对这一情况，“农业六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利于团结，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并且认为公社和大队的规模，一般应与原来的乡和高级农业社的规模相当。到1961年8月，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55682个（包括已经调整和预定秋收后调整的规划数），比调整前增加30478个；生产大队为万个，增加万个。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人民公社成立时，社员的自留地、私有宅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全部转为公社所有，个人只能保留少量的家禽家畜。由于“共产风”的影响，使社员在公社化之初即将自养的家禽家畜宰杀，大吃几顿后再加入公共食堂。这样，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基本上不存在了。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此曾有所纠正，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社员可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1959年5月和6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规定属于自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属于私有公养的，给予社员合理的报酬。但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后，这些政策出现了反复，有些地方将社员的家庭副业作为“逆流”、“资本主义尾巴”对待。随后刮第二次“共产风”，社员的自留地被收走，自养的猪、羊、鸡、鸭被刮进了所谓“万猪场”、“万鸡场”，使社员从事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受到重大打击。河北省吴桥县桑元大队大观李生产队7户社员，1959年在自留地里种谷子，共收了719斤，吃了100多斤。到了这年冬天，生产队因为口粮紧张，向社员开展所谓挖潜力运动，队干部硬说这7户社员的谷子是偷的，谁不交出就“熬鹰”（即不让睡觉）、“辩论”，翻箱倒柜，结果这几户社员挨了四、五个晚上的冻，只得把粮食全交了出来。提起这件事，社员都说：“谁种自留地谁倒霉，今年给也不种了。”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吴桥县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情况》，196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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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3)
“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列了一章讲家庭副业问题，并且强调“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它们的助手”。以条例的形式将此肯定下来，经过宣传和动员，终于消除了社员的顾虑，调动了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对于他们开展生产自救、救荒渡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条例还规定，公社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得超过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生产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3%。为了巩固大队所有制和发展大队经济，在今后几年内，公社一般应少提或不提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如果要提，提取的比例要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超产指标要留有余地，超产的大部或全部应奖给生产队。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人民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既要加强对公社各级和各部门的领导，又不应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日常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对人民公社的原有体制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它对于广大农民最关心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草案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并要求供给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对于公共食堂，草案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公共食堂必须严密制度，杜绝贪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定期选举工作人员和公布账目。”尽管草案中也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既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办农忙食堂，对于一些居住分散和燃料不足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但有“积极办好”这个大前提的存在，各地依然不敢解散食堂。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没有解决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大兴调查研究后取得的一个成果，表明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开始解放思想。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了一封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信，并附上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要求从即时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计划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空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了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5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利用会议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就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等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的苦工夫，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开好中央工作会议。
于是，广州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扎实的调查研究。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1)
广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听取陶铸和陈伯达在番禺大石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情况汇报。随后，他离开广州，先到了湖南，再次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期间，他去了趟武汉接见外国客人，然后又回到长沙，继续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 “六十条” 反映的汇报。
在4月9日的汇报中，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深有同感地说：“才不是哩！”张平化又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道：“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在此之前，胡乔木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来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公社，和社员共同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
自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韶山公社党委也曾隐约地察觉到了食堂中的问题，并且绞过脑汁，费过心思，对公共食堂进行过一系列的整顿巩固工作。原来食堂规模过大，他们采取缩小的办法，将公社化初期的30个食堂，变为210多个食堂，平均每个食堂只有10户左右。公共食堂存在平均主义现象，韶山就实行军、干、工家属按规定交生活费的制度。一部分没有柴山的食堂没有柴烧，公社借支了1万多元煤款，调运生活用煤。但是，这些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农业六十条”草案下发之前，韶山公社的多数食堂，有的是半停半办，有的是明办暗停。据调查组对石忠等5个大队69个食堂的摸底，集体吃饭的占36％，公饭私菜的占％，停办了的占％。韶山大队虎形生产队的食堂在年前就停办，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1960年6月去了解情况，社员们就将私菜私饭拼起来吃应付省委领导。石忠大队王皮塘生产队食堂，自1961年以来就没有开过伙，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去检查，队长和积极分子就在深夜偷偷整灶，第二天一早集体煮了饭吃。队长向公社党委领导汇报说：“我们这个食堂坚持了常年集体。”
中央调查组发现，公共食堂是社员最关心的问题，解散食堂是广大社员的共同心声。“农业六十条”草案下发后，韶山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对食堂问题分为三派：赞成、反对、中间。调查组有意识地把三派人找来开会座谈。会议一开始，反对再办食堂的干部就问赞成办食堂的干部：“把良心拿出来，说真心话，你说你家生活比三年前过得怎么样?”几句话问得赞成办食堂的干部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
农村公共食堂几乎是一阵风办起来的，但要把它解散，却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为了取得解散食堂的经验，调查组和韶山公社党委决定，以一个群众坚决要散的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食堂作为试点。
旺冲生产队有14户，54人，除一户是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全队有水田50亩，旱地5亩。旺冲食堂在韶山大队是办得较好的，属于一类食堂。这个食堂柴草充足，并且有少量出卖。食堂养了4头猪，积蓄了100多元，在当时已是很难得的了。
这个生产队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时，群众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公共食堂上。“农业六十条”草案中虽然只讲了一句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可群众对此印象特别深，也记得特别牢，因为它符合群众的心愿。旺冲生产队除了一户困难户和一户干部家属，其他的人都主张解散食堂。
根据群众要求，韶山公社党委宣布旺冲不办食堂，并提出解散食堂要注意不影响当前生产，不影响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对困难户的生活妥善安排。听到这个决定，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兴高采烈，一连自动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讨论解散食堂后的一系列问题。群众对中央调查组说，开会热烈的程度，相当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高潮。经过讨论，与群众生活密切的房屋、菜地、柴山、账目、炊具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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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2)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的时候，胡乔木刚从韶山调查回来。他在汇报中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 ‘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这时，毛泽东问胡乔木参加了社员的讨论没有？胡乔木回答说：“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理由，如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补充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
毛泽东还问胡乔木食堂能不能现在就散，胡乔木说，现在散也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房子问题。又说，韶山公社5个大队的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剩下的30多个为什么还要维持。胡乔木说，因为思想还没有解放，食堂的优越性宣传了很久，说是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说：“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4月14日，胡乔木就韶山公共食堂解散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胡乔木还建议对解散食堂的问题，“应该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即使群众确实要办的，也要独立核算，同生产队的分配分开，以提高劳动日的工值和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第二天，毛泽东就将胡乔木的报告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单独给张平化写了一封信，嘱其立即将报告及附件印发给正在召开的湖南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等人开会。据王任重日记所载：“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到这时，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明朗了。
广州会议一开完，刘少奇就到了湖南，准备到湖南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几年，刘少奇在外地视察的时间并不少，但他感到，以前的调查，虽然走的地方多，但不深入，没有把真实情况摸清楚。这一次，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行前，他对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车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3)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回到了湖南宁乡，到了离家乡炭子冲仅十多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以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作了办公室兼卧室，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天。
到宁乡的第二天，刘少奇在住地听取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并到附近的麻豆山、潭湖等地同社员谈话，了解到了社员对食堂、分配、住房、生产等方面的意见，使他对湖南及宁乡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湖南省委负责人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结束对王家湾的调查，刘少奇到毛泽东的旧居参观后，回到了长沙。途经炭子冲时，他没有停留，只是从车里扫了一眼离别了几十年的故乡。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同湖南省委商量后，他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刘少奇来之前，中共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调查组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生活都搞得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大队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在天华，刘少奇一共住了18天。为了把情况弄清楚，他决定从群众最为关心的公共食堂入手，深入了解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一到天华，他就对大队干部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什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生活。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干部和社员放下了包袱，讲出了天华公共食堂的实情：这个大队共有20个生产队，1100多人，1958年以来，全大队先后共办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体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来斤，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取消，食堂管理上漏洞又很多，加上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办得并不好，社员生活艰难，天华的自然条件不错，但也有100多个浮肿病人，公共食堂成为严重挫伤社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是，当第二天刘少奇召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开座谈会，要他们再谈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时，干部们一致说食堂有许多优越性，应该继续办下去。大队的一位女干部还说，“六十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有办食堂的条件，省里还在这里开过现场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刘少奇感到，干部们的头脑仍被“左”的东西束缚着。同时，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也使他们心有余悸。刘少奇没有责备他们，而是决定亲自去食堂看一看，并找社员进行座谈。
4月15日上午，刘少奇察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部分社员座谈。座谈开始时，社员既不说要办食堂，也不说不办食堂，而是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意思是现在生活不如以前，但就是不讲食堂不好。刘少奇问社员们，把食堂办小一点，三五户、十户八户办一个小食堂，有没有这些缺点，有没有办法？社员说没有办法，但仍不愿深谈。刘少奇对社员们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错了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社员们被国家主席的诚恳态度所打动，纷纷诉说了食堂的实情和生活的种种不便。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4)
听取群众意见后，刘少奇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住在一起，自留地没有了，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这不能怪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晓得，还不是官僚主义在作怪。
在作了初步的调查了解之后，刘少奇感到公共食堂的问题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少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说：“你们的意见还是要办食堂，不过划小一点。我找小队干部谈，跟你们的说法差不多，也是划小一点。开始的时候说不办的人还没有，以后我讲是优点多还是缺点多，他们说优点也有，缺点也有。……小队干部的心理，我看得出来，恐怕是多数小队长是不愿意办的。据说有人坚决主张不办，不过我觉得他还没有讲，他还有顾虑。”他又说：“听了他们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好讲散哩！”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对天华大队的干部说：“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多数社员愿意散，那怎么办，是不是让它散？横竖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办食堂，饭，他们自己得煮。他们要坚持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人家要散，坚决要散，我们反对，不准，这个事情维持不下去。”“看来，1958年10月1号一声喊，就办起来了，办食堂的时候不是自愿的，并不怎么自愿。这几年觉得不方便，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勉强在食堂里面没有好处。”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认为，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
听刘少奇这么一讲，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的说：“那天思想还有顾虑，好像一个党员不参加食堂不像样。社员内心还是愿意散的，不愿散的是困难户。散食堂，你刚才一提，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有的说：“自己体会生活真要自愿，办食堂要把‘自愿’摆在前头，要承认差别，不承认差别，就拐场（按：湖南方言，走样之意）。”还有的说：“真正做到自愿，大多数社员内心是愿意散的。会有百分之###十的人散。”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当谈及食堂问题时，刘少奇说：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三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他又说：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愿望。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后，办不办公共食堂上升到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广大干部明知公共食堂为绝大多数群众所不满，但又不敢做主满足农民的愿望解散食堂。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平均主义阵地。
公共食堂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解散食堂成为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但是，由于几年来对食堂所谓“优越性”的片面宣传，尽管它已成了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谁也不敢提出要解散食堂。为了解除基层干部对解散食堂的思想顾虑，刘少奇在调查研究时指出：现在90％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90％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党总支，决定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这个决定得到了天华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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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5)
得知天华解散食堂的消息，附近大队的公共食堂也闻风而散。
离天华不远的青田大队乙家塘生产队在学习“农业六十条”草案后，4月15日开始已分散做饭，社员都退出了食堂。4月26日，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联合调查组开了一次座谈会，请社员谈退出食堂后的体会。会上社员谈了退出食堂后的三大好处。
一是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社员彭福初说：“食堂也有好处，照顾了困难人。不过要照顾的太多。冒（按：湖南方言，没有之意）按劳付酬。累的累得个死，吃的吃个死，反正吃大锅饭，怕懒得（按：无所谓）。分户做饭，冒得依赖了，要做好多工分，才能拿回口粮。自己一年有个划算（按：计划），细伢子（按：小孩子）都作了安排，做一分有一分呀!”社员杨玉英小声地说：“真是鬼。彭广梅的爱人，怀孕八个月了，总说有病，五六个月冒出工。咯（按：这）几天拿起锄头挖田垄，尽是劲。肚子冒凸起一点，她怀孕还是个假的。”
二是对生活上的意见少了。社员黎桂庭说：“平日吃饭还差半点钟，厨房里挤一屋子人，你说饭烂了，他说饭硬了，你说菜少了，他说不干净，尽是意见。分回来搞，吃多吃少，吃好吃歹，随你自己，意见就冒得了。”
三是有利于发展家庭副业。社员彭保初说：“高级社时我家里至少要送四头肥猪，咯几年冒得这回事。如今分户养猪，只要两年，我保证一年送几头肥猪没有问题。”女社员彭淑英接过话头说：“空坪旮旯，以前冒人管，咯只有几天，挖尽了，合起来是有亩把地，都下了种。以前是做样子，现在是搞实际的。”这些朴实的话语，可以看出社员对解散食堂的兴奋心情。
在天华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去长沙工作了几天。然后，回到了阔别36年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继续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
炭子冲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并不差，可是社员的生活却很困难，不少社员因粮食不够和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一天，刘少奇到离炭子冲十里远的彭家冲去看亲姐姐，他的姐姐也饿得骨瘦如柴，起不了床。到其他社员家去看，发现社员背地里煮食的野菜，也是没有油、没有盐。来到不大的花明楼公社医院，看到这里住了几十个病人，大部分是浮肿病人。对此，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
公共食堂问题是刘少奇这次回乡调查的一个重点。他亲自视察了花明楼公社安湖塘生产队的食堂，多次找社员了解食堂的真实情况。5月6日，刘少奇找来了炭子冲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王升平从1952年起就担任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经常向刘汇报农村情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王也不自觉地犯了刮“五风”的错误，后来在反“五风”时被撤职。回乡后，刘少奇让人去找王谈话，王以为是省委工作队找他，拒绝不见，连续找了三次，送信的人说是刘少奇回来了，他才急急忙忙地赶来。
在谈话中，刘少奇问王升平：“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对这个问题，王升平不敢回答，因为刘少奇回来前几天，县里、公社还在宣传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说不办食堂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办不办食堂是衡量革命与保守的分界线。于是，王升平只得谨慎地说：“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鼓励王升平说：“有人向我写信，尽说好话。你们讲实话，相信你们的。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刘少奇这么一说，王升平打消了顾虑，大胆地说：“现在农村公共食堂不好，还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坐在一旁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感到很惊讶，问道：“问题有这么严重?”
王升平说，邻近的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浮肿病的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罗家塘食堂是全公社的重点食堂，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几年来却只生了三个小孩，还有两个至今走路不稳。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6)
对于出现死亡的原因，王升平说，主要是没有饭吃只得吃树皮、稻草淀粉。连刘少奇家门口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的皮也被剥光了。当地干部得知刘少奇要回来，赶紧在树上涂了一层黄泥，用绳子捆上。
宁乡是我国有名的产猪大县，宁乡猪是有名的优良品种。过去开春前后，邻近各县都有不少猪贩子去宁乡贩运小猪。这几年国家对发展养猪没少号召，但生猪产量总是上不去。于是，刘少奇又问食堂还有多少猪。王升平说，过去每户平均有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生产队只有一头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五寸厚，只见骨头不见肉。全队只剩下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都绝了种。
听了王升平的话，刘少奇愈加感到食堂问题的严重，也坚定了解散食堂的决心。
5月7日，刘少奇在炭子冲大队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他对大家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他问参加座谈会的干部和社员：“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一个干部回答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
过了一会，刘少奇又问：“你们的食堂散了没有?”群众回答说：“散的多。”于是，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做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条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
刘少奇接着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社员原来家里的锅铲、坛坛罐罐不是被食堂收去，就是在大炼钢铁时被当做废铁送进了土高炉里。社员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原有的房屋，有的被食堂占用，有的则被拆掉用去肥田。所以食堂解散后，这些问题不解决，仍然会影响群众生活。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大队、公社、县、省、中央，组织生产这些东西，组织铁匠打铲子，组织木匠、篾匠生产炊具，生产一批解决一批，分给生产队。”
刘少奇还说：“食堂解散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的办公室、工厂、猪场，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
5月9日，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在途经宁乡县城时，他召开了有主管农业、手工业和财贸等工作的县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办了几年的食堂，没有优越性，群众意见很大，纷纷要求解散。可是食堂一解散，又出现了新问题，社员缺少煮小锅饭必需的炊具。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得那么严重，今天我请大家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办好。你们是工业、农业的后勤部，不是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吗，我看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就是为人民服务。将这些事一一落实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了宁乡。随后，他又将近期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1)
就在刘少奇回湖南调查之际，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武安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安，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在社员家里，周恩来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粮食。”
有一天，周恩来和县、社的干部在伯延的公路上边走边谈，他无意中发现路旁的树只见树干和树枝，不见树叶。按理，此时应是树叶茂盛的时候。周恩来便问树叶哪去了，陪同的干部随口说被羊吃掉了，不巧正好被一个在路旁放羊的女孩子听到了，以为是干部说她没有看管好羊，吃了树叶，就反驳说：“羊能上树吗?”干部们明知树叶被人吃了，但担心挨批评不敢讲实话。周恩来没有批评伯延的干部，但心情却很沉重。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三个食堂吃了饭。
第一个是公社食堂。因为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公社干部不敢破这个规定，但又觉得堂堂总理来吃顿饭，不能太差了，于是给周恩来准备了馒头、红薯和面条，另外炒了四个素菜。周恩来感到公社食堂不能反映整个食堂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去一个大队的食堂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到周恩来去时，社员已经提前打饭走了，结果在大队吃的与公社食堂的没有两样。第三天，周恩来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只得领他到了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到食堂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在同食堂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里面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就着咸菜吃了起来。这顿饭，使他了解到了食堂的真实情形。
在伯延公社，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对他说：“你幸亏来得早，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张二廷解释说：“地里收不上来，就是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也轮不到你，我们就在地里生着吃了，你又不在地里守着。国库里的粮食两年吃不完，三年扫扫尾，到那时还有啥吃的。”对张二廷的话，开始时周恩来还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农民讲的很有道理。周恩来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样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
在调查中，周恩来发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很不满。于是他提出找一个食堂进行一下试点，宣布自愿加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时估计会有20％的社员留在食堂。结果，试点的胜利街大队第一小队宣布这个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其余的社员全都退出了食堂。
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将电话记录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因为公务繁忙，在邯郸调查期间，周恩来两次回到北京处理国际事务和接见外宾。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在邯郸市交际处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已先在这里进行调查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河北省长刘子厚。还有河北部分地、市、县的领导。
汇报中，谢富治说，成安县小堤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两口子都互不敢说出不愿办食堂的真实思想。周恩来说：“看闹得多紧张呀！我原来也在食堂吃饭，后因吃饭时间老赶不上。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食堂吃饭，这能说是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以，不要把食堂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2)
王维纲说，涉县沿头公社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周恩来插话说：“我看了一个大食堂，一天需要20担水，800斤煤，4口大锅，一套大笼，800多人吃饭，真乱！他们还盖了一个新房子，还想盖楼，真浪费。”王维纲又说，社员对解散食堂很高兴，说他们现在不吃冷饭了，不两头冒烟了，亲戚也可以来往了。谢富治插话说，越搞得死，革命就越彻底。周恩来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原始社会的办法，我们要进入高级共产主义，而不是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刘子厚汇报说，干部对解散食堂有顾虑，现在解散食堂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周恩来针对这一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1958年时有物质，放开肚皮大吃，吃多了，食堂没有底了，把理想当成现实了。1959年，河北提出少办一些食堂，主席说可以自愿参加，办的不好可以散。庐山会议的时候，河南提出，食堂非办不可，还提出大搞食堂的优越展览。我当时就怀疑，怀疑的不是粮食，而是烧煤问题，他们说可以用柴烧，我说还是不要展览好。他们说物质丰富，条件都有了，可以这样搞。后来主席说，河南是假的，是骗人的。看气人不？庐山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一再强调食堂要办好，甚至自留地也不叫群众要，收回来。伯延社员问“自留地还收不收”？中国有句古话“民无信不立”。我们搞了四十年的革命，就是讲的“信”，如果变动大就失信了，就食堂这一点讲，就失掉信用了。因此，做事情要讲信用。
现在是多数食堂散了，有人说，可能留30％～40％，我看留下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还是对的，再多就有问题了。本来办食堂是好事，现在成了怨声载道。在伯延搞了个私办公助，但现在看还不行。这样搞，多数人会不同意，他们要说你们不公平，否则，就会都进来。现在只用了四个字“给予便利”，这比较好。还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有人说，单身汉一定愿意办食堂。反过来，也不是凡是单身汉都愿办食堂，或都不愿办食堂，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化。伯延有个单身汉，比我大一岁，生产很好，就是一直不在食堂。有人说妇女愿办食堂，我们说办食堂解放了妇女，但我在伯延问了三个妇女，都不愿办食堂。有人说，劳动力少，儿女多，无人做饭愿办食堂，可是伯延张二廷就是不愿在食堂，干部说这人思想落后，我看不是。还有人说，孤寡户愿意留在食堂。我们过去对以上四种人愿意办食堂的说法认为有道理，看来并不如此。所以说，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不能主观片面。如何克服，就是调查研究。
我这次是来试点的，在伯延揭开了盖子，大家都要求在麦收前散完食堂，这个趋势已定。问题是不要一哄而散，特别是县委的同志，要帮助社队不愿散的同志卸下包袱，要防止简单化。过去搞食堂是为了生产前进，现在散食堂也是为了生产前进，因为食堂已影响了前进，散食堂依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现在思想已经解放了，省、地已下了决心，要求县委的同志要慎重散好。
为了有步骤地解散食堂，周恩来要求各级干部做好九项工作：（1）房屋问题；（2）炉具问题；（3）粮食加工问题；（4）菜地问题；（5）油盐问题；（6）拉煤问题；（7）老弱孤寡挑水问题；（8）农村工作人员吃饭问题；（9）算账问题。在汇报会期间，周恩来还专程派人去武安了解解散食堂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通报，他还就解散食堂后社员节约用粮、生产积极性的调动等一一举例说明，以证明解散食堂是符合现实和群众愿望的。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他领导人对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很关注。广州会议后，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于1961年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
“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按：指四川）的社员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3)
朱德在信中还说，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之意）：（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河南荥阳县贾峪公社大滩生产队食堂是一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可是全队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外，其余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即下降了40％～50％。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61年5月13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利”。
报告中，邓子恢列举了公共食堂“有害无利”的五点理由：
第一，办了食堂并未节约燃料，反而增加浪费。
第二，浪费劳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其服务，而每日三餐每户还要一个人负责做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
第三，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
第四，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10％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最为群众所不满意的。食堂工作人员之所以克扣社员口粮，一是每个人的口粮标准都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可是，所扣粮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给社员，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第五，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盐、鱼、海带、糖、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在调查中邓子恢发现，办食堂已成了妨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干部们说，郑州会议后，各地的食堂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1959年冬的“反右倾”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这次“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会抓住这句话来责备。也有的干部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鉴于此，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
不约而同的结论(1)
中共中央派往各地的调查组，也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公共食堂的缺点和弊端。
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的中央河南长葛调查组发现：公共食堂是“目前农村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调查组到来之前，该县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已大部分散了伙，整个全县已有70%的食堂相继停办，余下来仍在勉强维持的，群众都在等待观望，只要干部一松口，也会马上停办。一些干部曾担心食堂解散后会影响社员出勤，调查组发现事实正好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用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都不占，而且让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还可以把30%左右的劳力从食堂中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停办后社员自己吃粮精打细算，再加些野菜，比过去吃得好，吃得稠。调查组所到的3个大队，自从食堂解散后，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解散前，有浮肿病人145人，此时只剩下27人，小孩子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过去在强调办食堂的重要性时，一些干部总是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樊楼大队的第五生产队共有49户，调查组除了3户地富外逐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是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
能节省劳动力曾是公共食堂的一大“优越性”，实际情况是食堂不但不能节约劳力，反而占用了大量的劳力。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第四生产队食堂有316人吃饭，炊管人员就有28人，占全队整劳力的24%，其中磨面的16人，炊事员9人，事务长1人，会计1人，监灶1人。而该大队全部7个食堂共有劳动力452个，炊管人员竟有186人，占总劳动力的415%。社员们说：“食堂把干部、劳力占去一半，下地干活的净是些老婆娃娃，一天干不了半天活，三个劳力不顶一个用，照这样弄法，再过一年吃啥？”
这年5月初，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到四川简阳平泉公社的石子大队，就公共食堂问题作了一次专题调查。这个大队共有7个全民、全日、全年的“三全”食堂。由于过去总是讲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调查组刚来时，社、队干部和社员在食堂问题上仍顾虑重重，干部怕自己说错了话再来一个“反右倾”，社员们则怕说食堂不好挨“辩论”，所以都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调查组5月2日进村后，有意采取“放”的方针，号召干部群众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放”的结果是全大队的7个生产队中，第二生产队有92%的社员主张办食堂，第三生产队有50%的社员主张办院坝食堂，其余五个生产队的绝大多数干部社员都要求退出食堂。全大队除第二生产队外共有237户，表示参加食堂的有16户，占总户数的。
调查组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社员不赞成办食堂，认为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可能是干群关系不好造成的，乃从5月6日起向群众反复说明食堂是社员集体的公共福利组织，食堂应该实行民主管理，要求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号召群众向干部提意见。于是，干部们纷纷表示要把食堂办好，自己带头吃食堂。这样一来，除了第二生产队坚持办食堂，第一和第七两个生产队坚持解散食堂的态度没有变外，原来多数人要求解散食堂的第三、四、五、六这4个生产队，多数人又表示要参加食堂。据5月8日的统计，除第二生产队外的237户中，表示参加食堂的有131户，占总户数的。
为了弄清楚干部社员对办食堂的真实想法，调查组通过个别访问、干部座谈等方式，对社员办食堂的态度进行了逐户的分析，了解到5月6日后表示参加食堂的社员，其实真正出于自愿的并不多。调查组对其中的100户作了分析，发现自愿参加的只有45户，其中包括6户干部，其余是单身汉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孤寡老弱户，也有少数因家庭不和愿在食堂吃饭的。表示暂时参加的有47户。这些户之所以参加食堂，是因为他们现在回家做饭还有困难，如果粮食和副产品分到户，划定了私人的柴坡，分配给一定的菜地，他们就退出食堂。另外8户则是在干部的影响下勉强参加食堂的。
不约而同的结论(2)
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调查组认为，这个大队坚决参加食堂的人占10%~20%，如果除去其中的干部，这些人中半数是因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而离不开食堂的。自愿退出食堂的占50%；本意要求退出食堂，但在目前条件下勉强参加的占30%。如果口粮、柴坡和菜地等问题得到解决，将有80%左右的社员退出食堂。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召开了几次社员大会，由社员谈自己对食堂的看法，一部分愿意参加食堂的社员谈到了食堂的好处，但调查组听到更多的是谈食堂的缺点。社员丁祖昆说：“过去不敢讲食堂的坏话，怕挨斗，现在趁早散伙，可少死人。”女社员苏秀贞说：“这几年硬是吃的受气饭，再不退伙，肚皮都要气爆了。”办食堂社员埋怨干部多吃多占，利用职权扣饭减粮，可干部们也有一肚子的委曲。第五生产队队长丁继祥说：“办食堂就像捏个麻雀，捏紧了怕它死，捏松了怕它飞。”
经过此次调查，调查组认为：“目前形式的大多数食堂，如果继续坚持办下去，即使增加一些‘小自由’和采取改进食堂的一些措施，一般地可以肯定是弊多利少。反之，如果让绝大多数的社员回家做饭，对少数困难户根据他们的自愿，帮助他们组织生活互助组，或者办几户、十几户的院坝食堂或农忙食堂，这样做一般也可以肯定是利多弊少，或者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驻河北邯郸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在报告中说，调查组一进村，群众就问：“食堂要不要下放到户?”又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邯郸调查组刚到一个大队调查时，发现80％的社员赞成回家做饭。这时，大队一位副支书说话了：“食堂不能散，食堂是方向，解散食堂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要散，要经过县委批准。”群众听干部这么一说，都不敢退出食堂了。为了让群众表达真实的意见，调查组在五个生产队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公决。投票的结果是90％的社员赞成停办食堂，愿留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只有10％。
中央辽宁海城调查组负责人胡耀邦在报告中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干部们说：自从办起食堂，通常有一个干部顶着，不是丢就是坏，不是修就是补，不是吵就是闹，这个说“饼子有大有小”，那个说“勺子长眼睛啦”，伤透了脑筋。干部们表示，宁肯领导两个生产队，也不愿分管一个食堂。
中央驻河北安国、徐水调查组负责人###在报告中称：两县不少社队食堂已经散了，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出现了一批“支应食堂”或各户轮流派代表去食堂吃饭的“代表食堂”。对于食堂，社员们最有意见的是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占，有的食堂炊管人员自己承认，他们每月要吃到40多斤粮食，比社员要多一倍，这种情况，造成群众之间、群众同干部之间不团结。此外，社员们还认为办食堂不利于积肥，浪费劳力和燃料，扩大了供给制部分降低了工分值等。
各中央局直至县委派出的调查组，通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也是食堂不能不散。
1961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组到陕西蓝田县三里镇公社的农光生产队进行调查。调查组发现，干部、社员议论最多、反映最大的是公共食堂问题。这个大队在1958年8月仅半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食堂化，由于一开始就搞“吃饭不要钱”，食堂只办了四个月就吃了全年口粮的一半还多，针对这种情况，蓝田县委提出“食堂不散，分户做饭”，食堂实际上名存实亡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整风“反右倾”，主张解散食堂的人不加区别全遭批判，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社会主义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反对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到1960年2、3月间又全部恢复了食堂。
调查组从座谈和个别访问中了解到，90%以上的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只有不到10%的人愿意在食堂吃饭。社员们主张不办食堂的理由是：（一）食堂占用的劳动力多。一般要占生产队劳动力的20%左右，多的达25%，而且多是“硬邦邦的强劳动力”，其中不少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不但如此，社员把饭打回家后，还得加些野菜再做一遍，结果是“两头冒烟”，更浪费时间。（二）烧柴有困难。全大队每年集体收获的柴，不过150万斤，而食堂全年需要500万斤左右，每年的秋末冬初80%的劳动力上山割一个多月的柴，加上社员零星收集的，才够食堂烧。到了冬天，社员家里取暖还得烧柴，所以办食堂更费柴。（三）粮食标准本来就低，却要过保管员、管理员、炊事员、磨面的等几关，每一关都拿一点，社员吃不到定量。（四）社员对管理员、炊事员不信任，这些人换来换去，增加了社员间的矛盾。（五）食堂做饭，私人养猪没有潲水，影响了社员养猪积肥。（六）亲戚朋友来往吃饭不方便，有时还得受气。（七）排队打饭、等饭的时间比自己做饭的时间长，还不如过去各家自己做饭出工齐、出工快。（八）食堂困难多困难大，干部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食堂上，把心费砸了，还是管不好。
不约而同的结论(3)
青海省乐都县汉庄公社的下营大队1958年公社化时办了四个食堂，1959年春天一度停办，1960年春又全都恢复。食堂恢复之初，要求群众“带粮入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户派一名代表到食堂去吃饭，办成了“代表食堂”。为了让全体社员在食堂吃饭，干部们采取逐户搜查的办法，把社员家里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走，强行办起了“全民食堂”。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由于允许社员打粮回家自炊，再也没有社员在食堂吃饭了，但食堂的招牌还在，干部们还不敢松口不办食堂，食堂所用社员的房屋和炊具也没有退，并且每个食堂还留一名管理员和炊事员。社员讽刺说：“管理员给炊事员打面，炊事员给管理员做饭。”
这年4月10日至5月24日，西北局派出调查组到这里进行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点，征求社员对食堂的意见，开始社员还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后来经过“六十条”的宣传，又慢慢与调查组熟悉，才把满肚子的意见说了出来。事后调查组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社员）一讨论食堂就有讲不完的意见，并且火气很大，半夜不散且没有一个打瞌睡的。”讨论中有人提议：“（食堂）现在不办，等以后粮食多了时再办。”马上有人反对说：“气受够了，粮食再多，办得再好，也不吃食堂了！”话匣子一打开，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这个说：“在劳动的时候，一想起食堂，刷地一下，就没劲了。”那个说：“只要不说不参加食堂是思想不好，不说不合政策，我就不参加食堂。”调查组问：“在家吃饭不是要耽误生产，影响妇女的休息吗？”不料妇女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用排队打饭的时间够在家做饭了”，“只要不办食堂，哪怕半夜出工也保险不耽误”。
这个大队的社员对食堂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口粮标准本来就低，又被层层克扣，管理员、炊事员多吃多占，口粮标准更是吃不到口，尽管炊管人员一换再换，但仍不能制止多吃多占的现象。调查组问一个社员：“要是你当管理员会怎样？”这个社员回答说：“我也非多吃多占不行。”二是排队打饭，耽误生产。三是办食堂不能养猪，以前没有办食堂的时候，每家都养一两头猪，有钱花，有肉吃，还能积肥，多打粮食，现在这个有194户的大队包括刚生下来的小猪，总共才六七十头。四是办食堂亲戚朋友来了没饭吃，不方便。五是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办食堂上，削弱了对生产的领导。六是在食堂吃饭，“有面子的人打得稠，没面子的人打得清”，不办食堂，“眼里看不见，心里不受气”。七是四个食堂，每天得派4个人，12头牲口驮炭，浪费人力、畜力，在家吃饭，社员每天下地捎回一些柴草就解决了燃料问题。八是食堂不能按自己的口味调剂花样，在家吃饭忙闲稠稀也好掌握。因此，这个大队的社员对食堂问题的态度是“一致主张不办食堂”。
乐都县田蒲家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也是三起三落。1958年8月，这里办了3个全日食堂，全体社员参加，开始搞“放开肚皮吃饭”，不算洋芋、蔬菜，每人每天吃一斤半面。到了10月，这3个食堂又合并成一个大食堂，吃粮标准由一斤半下降到一斤。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59年开春后，洋芋、蔬菜吃完了，口粮标准又下降到了5两。到了1959年3月，这个大食堂也就散了。庐山会议后，上级号召办食堂，但群众不愿办，为了应付上级，就办了一个“代表食堂”，每户参加一个人，带粮、带菜入伙，干部来检查，到食堂吃饭，干部走了，各自回家吃饭，这个代表食堂办了一个月也垮了。1960年5月，大部分社员的口粮吃完了，粮食靠国家供应，由于粮食不分给社员个人，而是直接拨给食堂，这个大队又办起了全民参加的全日食堂。
在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过程中，青海省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这个大队调查。这时，公共食堂已经垮了，当调查组提起食堂问题时，社员竟一致认为“食堂问题多，在家吃饭好”。他们向工作组历数了食堂的诸多弊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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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约而同的结论(4)
（一）在食堂吃饭，口粮要过“五关”，定量吃不到嘴里。社员说，现在一天只有半斤粮，经过大队保管员、生产队保管员、磨面的、食堂保管员、食堂炊事员等“五关”后，过一道关少一点，一百斤粮最少短三五斤，一百多人的食堂，管理员、炊事员、队干部、磨面的总共有十几个人，这样一来，真正吃到社员嘴里就不多了。一个社员说：“一个萝卜几头切，社员能吃到几嘴？”他们说：“打面回家，有一两是一两，眼睛看着，心里放心。”
（二）食堂人多锅大，烧硬柴，破坏林木。这个大队没有柴山，离煤矿又远，食堂只好砍树作燃料。两年来，食堂烧掉大小树木1500多棵，积肥拆掉的40多间马棚、圈房的木料，也都烧了。社员们说：“再办食堂，树都砍光了。”这两年口粮标准低，食堂的饭不够，社员把饭打回家还要添些野菜、代食品再做一遍。而在家做饭人少锅小，东捡西揍，烧柴问题就解决了。
（三）食堂做饭费劳力、费时间，在家做饭，捎带就做好了。该大队有两个食堂，共有276个人在食堂吃饭，一个食堂需要一个管理员、两个炊事员、三人去砍柴，常年要12个强壮劳动力做饭，占了全大队总劳力的1%，加上磨面的、采集和加工代食品的、摘菜洗菜的临时用工，全年共要用1685个劳动日，占了全年总劳动日的12%，如果加上食堂11亩菜地的用工，这几项占去了全大队15%左右的人工。由于食堂人多，排队打饭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比自己做饭的时间还多。社员们说：“有到食堂打饭的工夫，自己做凉面也吃上了。”
（四）食堂吃饭费用大。该大队的蒲家生产队食堂，1960年平均伙食费451元，占人均收入604元的65%，平均每人每月71元，如果在家吃饭，柴、菜、炊事员工分都不用出钱，每人每年只要18元就够了，比吃食堂能节约一半。由于食堂费用高，降低了工分值，许多社员生产不积极，这个生产队只有35户，却有8人装老装病不出工。
（五）食堂吃饭不方便、不自由。社员们说：“食堂吃一样的饭，每人一勺，多没有，少不打，不分老汉、娃娃、病人，都是糊糊。”
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过程中，河北总结出了公共食堂十个方面的弊端。例如：
——办食堂费劳力。赵县滦城公社东柴村大队有110户516人，共167个劳力，全大队办了两个食堂，其中炊事员、管理人员16人，米面加工人员10人，经营菜地人员20人，还要10人天天为食堂运煤，食堂共计占用劳力56人，占劳力总数的30％还多。全大队的110户有75户社员家中有能做饭的老人和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的妇女，只有35户需要劳力自己做饭。按每个劳力做饭误工四个小时计算，全队一天只要用17个半劳力做饭，比办食堂还节约38个半劳力。
——费煤、费柴、费钱，不利于节约。过去历来不用煤烧饭的大队，因为人多烧毛柴误工而改烧煤，再加上烧煤不节约，浪费很大。武清县蔡村公社寺各大队280户，以前做饭都是用毛柴，办食堂后改为烧煤，1960年食堂仅烧煤就用去了32万斤。社员吃食堂的饭不顺口，从食堂领走饭后回家重煮的现象也很普遍，“食堂点火，家家冒烟”，又费了许多的煤和柴。
——食堂吃不好、吃不饱。社员们说，食堂吃饭要过三关，即粮食出库后的损耗；粮面加工员多扣；炊管人员和队干部多吃少给。结果层层剥皮，社员不能吃足分量。社员认为在口粮指标低的情况下，食堂不能采集野菜，加工又粗糙，不如自己做便于掺菜，做得细致，吃得饱。
此外，办食堂平均主义严重，降低了工分值，多劳不能多得；食堂没有糠、秕、泔水，减少了养猪、鸡的饲料，不利于发展家畜家禽；养猪少了，肥也少了，社员自己不做饭，炕坯肥和草木灰肥也下降，不利于积肥；食堂不利于团结，社员怀疑炊事员和干部多吃多占，炊事员不满意干部和社员的监督，社员之间也常为打饭而闹口角；食堂排队领饭误工太多，单身汉因为没有人排队，结果因“干活在前，吃饭在后”也不满意，办食堂不利于出工；办食堂也不利于度饥荒，人多没好饭，口粮标准低怎么做也做不好；办食堂还使干部牵扯的精力太多，影响对生产的领导。这样，河北干部群众讨论的结果是，目前办食堂的条件不具备，办下去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团结，主张积极领导散好。
不约而同的结论(5)
“农业六十条”草案公布后，湖北省新洲县委在该县仓埠公社毕铺管理区第三生产队征求干部和社员对食堂问题的意见。在开始座谈食堂问题的时候，干部和群众摸不着底，有顾虑，只说食堂好，不说食堂坏。干部先说好，积极分子也跟着说好，群众则不肯开口，与会者都不愿讲真心话。后来，一个小队长问县委干部：“要我们说假的还是说真的？要说假的，食堂百个好；要说真话，还是下放到户好!”
于是，群众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有的说：“食堂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吃也得吃。你说食堂不好，就说你‘反对人民公社’、‘挖社会主义墙脚’，给你扣上一顶‘富裕中农思想’的帽子。罢！罢！罢！情愿吃点遭罪饭，不受那个冤枉气。”有的说：“食堂要是有饭有菜，有干有稀，有茶有水，就比家里强，像现在这样是脱了裤子放屁，费两道手脚，烧两倍柴，还不如家里方便。老是一点清水粥，吃厌了端起碗来就愁。要是一家一户吃，一样的东西能吃几样的饭，汤汤水水，舒舒服服。”
湖北省安陆县青龙公社孛畈大队第一生产队第四小队的食堂，有饭厅、加工房、伙房，喂了四头母猪，种了四亩菜，在当时是一个办得很不错的食堂。“农业六十条”草案公布后，安陆县委就食堂问题在此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小队长说：“我们的食堂吃菜不愁，又喂了四头母猪，1960年那样大的困难都克服了，现在没有什么困难，改进不改进，照这样办下去就可以。最大的困难是十三个湾子（按：该队38户社员分散居住在十三个湾子里）不能搬拢来。”
分支部书记也说：“食堂已扎下了根，再不好改了。如果要改小，还有几个湾子，房子、用具也有问题。但是，照这样办下去，社员家里养猪、养鸡、照顾小孩又不好解决。”
小队长又说：“食堂是万岁之一，不办又散了筐，哪还能办社会主义！”
分支书也接着说：“社员在家里吃饭也有困难，出工不齐。”
干部说完后，社员对食堂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一个住在食堂附近的社员说：“办个农忙食堂好，忙时大家一起好抢季节，闲时各人在屋里，又能喂猪、打杂事，生产又好抓。”
一个住得远的女社员连对办农忙食堂也不赞同，她说：“你们近，当然好，受罪的是我们。我们吃一顿饭，跑二里多路，小孩拿饭在路上泼了，我爱人气得不得了，说：‘办个###食堂，拿回去算了。’”
另一个社员马上接着说：“我同意!”这个社员非常认真地说：“我看不在于食堂不食堂，一切在于工分不值钱。1957年没有办食堂，个个起五更做饭，生怕别人工分抢多了。队长说：办食堂人快活些，做活多些。我看1957年，人还扎实些，粮食吃的还多些。”
在座谈会上，一个县委干部问社员：“是不是中农不想办食堂?”社员连忙解释说：“我们湾子小，一无地主，二无富农，只有一个五类分子，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贫农。”
供给制出懒汉(1)
对于与公共食堂紧密相关的供给制，“农业六十条”草案仍坚持供给制和工资制三七开。各地在调查中却反映出不少问题，广大群众也纷纷要求取消。
1961年4、5月，邓小平、彭真在京郊的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5月4日，邓小平、彭真听取了调查组和县（区）委书记的汇报。先期在这里调查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汇报说，顺义县大红门大队1960年供给制支出是19万元，占总分配额的35％，按劳动工分应得与享受供给金额比较，占便宜的户共有142户。便宜户的情况可以分为七类：应该享受的6户（五保户、困难户）；不够五保户、困难户的老弱孤寡12户；劳动力少、人口多的30户；劳动力弱的20户；不出勤或出勤少的懒汉55户；富农4户；地主15户。
刘仁还汇报说：干部、社员分析出了供给制的四大毛病、三大好处。毛病是：（一）工分值降低，影响劳动积极性；（二）出懒汉。有的人懒得少出工、不出工；（三）出学生，等于集体供养学生，假期也不干活，学完都跑出去找事干了，农业用不上；（四）增加干部工作困难。三大好处是：（一）铁饭碗，人人有饭吃；（二）能培养第二代，不会因吃不上饭退学；（三）劳动力老了不怕没人管，可以进敬老院。
听完汇报，邓小平当即表示：三七开供给制不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5月13日，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的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害处很多。看来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生活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两天后，北京市委就改变供给制分配办法给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根据北京市郊区和各县的情况，所谓三七开的供给办法，害处很多；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实行供给制的办法，则好处很多，两者利害比较，优劣极为明显。”北京郊区的许多公社，社员根本上拿不到工资；即使发工资的，工分也不值钱。近郊菜区的工资高一点，一个工分能拿到一毛钱，远郊区一个工分一般只能拿到五分钱，低的只值一二分钱。社员们说：“养个鸡，下个蛋，也比劳动挣工分强。”供给制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户吃亏，吃亏户一般占总户数的40%~50%，多的达60%。群众对这种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很不满意，他们说：“供给制养懒人，养坏人。”“说什么吃饭不要钱，是不要死人的钱，可要活人的钱。”
邓子恢在龙岩调查时了解到，群众普遍反映供给制有害无利。主要表现在：其一，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1957年降低了50％～60％，甚至更多，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30％以内，比高级社时的公益金要高得多。由于供给面广了，供给量并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依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其三，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
广州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一个调查组，前往陕西临潼县华清公社和长安县韦曲公社进行调查。关于供给制问题，王观澜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社员和干部认为实行按劳分配、包五保户、补贴困难户的办法好得很。他们反映，高级社时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干部愁活少，社员抢活干’，‘社员做活挡也挡不住’。如果干部分配给哪个社员的活少了，活轻了，还认为干部对他‘有冤’。‘工分是命根子’是当时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他们回忆起当时‘活不够干，粮吃不完’的情景时，个个兴致勃勃，说得津津有味。讲到现在的情形：‘干活要队长挨门叫，叫也叫不动。’‘锣打破了人都叫不齐。’来了也是‘马马虎虎向前干，工分多少都吃饭’。”“许多干部主张包五保户和定时定量补贴困难户，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认为这样办，‘可以治有劳不劳的人’，‘去掉依赖根’。”
供给制出懒汉(2)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1958年8月至1959年3月，在分配问题上搞公社统一核算，公社对社员实行衣、食、住、生、教、婚、病、葬的八包供给制，食堂吃饭不过称，社员吃饭不要钱，社员的工资由公社按四级劳力统一发放，同级别的社员劳与不劳、劳多劳少都得同样的工资。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底，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上实行粮、煤、盐、油、菜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这个大队在1960年的分配中，供给部分占87%，工资部分只占13%。由于供给部分过大，社员多劳而不能多得，少劳者有的甚至还多得。社员张文卿一家五口人，两个整劳动力，两个半劳动力，全年共挣得工分4800分，得工资59元，享受伙食供给185元，两者共计224元。如果按劳分配，应得289元，少得45元。女社员李爱香一家四口人，其丈夫外流，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挣得工分1790分，得工资23元，享受伙食供给126元，共计149元。如果按劳分配，只能得126元，多得了31元。由于供给与工资的比例不合理，导致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出勤率低，劳动质量差，劳动力外流，超龄学生上学。东大路张生产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后，就有七个超龄学生重新上学。其中有一个人已经20岁了，早就不念书了，1960年却又背起了书包去读小学。
调查组对东大路张生产队调查的结果是，全队47户中，有40户赞成只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的全部按劳分配。他们的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能挖掘劳动潜力，鼓励外流劳力返乡，也便于生产管理。而主张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有5户，其中劳力少人口多的4户，无劳力的1户。这些人的理由是劳力少、人口多，挣工分不够吃。另有两户两种分配办法都表示赞成，这两户一户人口虽多，但家中有劳力，外边还有工人挣钱，另一户是6口人3个劳力，觉得无论实行哪种分配办法都不算吃亏。可见，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赞成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据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对衡水县任家坑公社呼家村大队的调查，供给制带来了严重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
（一）人口多而又有外援的户，白吃饭不给钱。这个大队1960年全年的收入中，供给部分占了20％。社员刘某一家6口人，1个女劳力，她爱人每月寄回50元钱，生活本来比较富裕，参加劳动很少。如果全部按工分分配，只能分得64元，享受供给制后，连同工资共分了102元，多得了38元。这种不该享受供给制的户全大队就有16户。大队长说，这些户劳动时有“四不做”。即：天热了不做，天冷了不做，突击活不做，派的活不合心不做。
（二）助长了投机取巧，不管老人。这个大队二小队队长姚某，夫妻两个都是整劳力，却把母亲分出来，吃了一年的“五保户”，享受“五保户”费用58元。这种儿子不养娘的人，全大队一年下来共出了13户。
（三）真正困难的户，并不能保障最低的生活需要。社员刘玉仓全家6口人，半个劳动力，全年吃粮、吃菜、烧柴共要180元，1960年只分了130元，超支50元。这样的农户全村共有3户。
（四）劳动力多、人口少的户，感到吃亏。社员呼良忠，一家两口人，两个整劳动力，实行供给制，比按劳分配要少33元，相当于减少了10％以上的收入。
当时看好供给制，除了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却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供给制出懒汉(3)
邓子恢在龙岩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供给制使“地、富、反、坏、二流子得到好处（据我工作组在龙溪地区了解，这类人人口多，劳力少，劳力弱，劳动又不积极，但对他们的供给却占到40％左右），贫雇农反而吃亏（特别是雇农，很多人土改后才成家，现在顶多三四口人，劳力强，他们所得供给只占25％左右）。由于供给制对地富反坏一视同仁，他们占了便宜，基本群众不满意。他们说：‘1929年分地主（按：龙岩是革命老区，1929年闽西暴动后即进行了土地革命），1958年养地主。’”
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
对这次各级干部开展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也格外的迫切。1961年5月6日，他致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做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按：指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内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到了此前在机关大院见不到的真实情况，对困难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解散还是维持公共食堂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汇集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手中，从而坚定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心。
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1)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1961年3月广州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和修改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制定措施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会上，党的领导人对几年来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作了认真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他还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
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
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与帮助，但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对于供给制问题，“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中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社员一切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抓紧利用农闲时间，把修正草案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社员听，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指示还明确宣布，中共中央以前的规定，“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为准”。这些重要修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表明中共中央在农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它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地对“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作了广泛的宣传贯彻。这是一个顺民心、得民意的文件，自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尤其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这一条，最受农民欢迎。“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公布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对石龙县的三里、象州、寺村、罗秀等公社就“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宣传后的反映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组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中说：
食堂确实是一个大盖子，只要一揭，如沸汤漫溢，不可遏止。对干部来说，又确实是一个大框框，有许多迷信，破除不了，但只要交给社员讨论，又如疾风卷浮云，很快会吹得天气晴朗。盖子是我们上边盖的，框子是我们上边做的。有了盖子和大框框，基层干部才又套上许多小框框。大框是社会主义阵地，小框框是一些清规戒律。大框框一拆除，小框框也随之开放。当把六十条和十七条（按：指广西区党委关于“六十条”的十七条补充规定）向社员做了宣传，并且由领导明确表明态度之后，社员立即沸腾起来，成为一时舆论的中心。
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2)
开始之时，石龙县对于散不散食堂还有一些争论。主要是个别干部对解散食堂有意见或疑问。有干部说：“散了食堂会影响出工。”社员马上反驳说：“高级社没有食堂，为什么出工比现在还齐整?”又有干部说：“分米回家，会有人吃过头粮。”社员又反驳说：“农民有两件本事，一会种田，二会过日子。”个别干部还说：“食堂东西不好分。”社员反驳说：“怎么不好分，上至房子，下至锅碗瓢勺，哪一件不是拿自社员。各人拿回去不就得了。”调查组在三里公社一个大队调查时，原本想做一下试验，让一个食堂先散，结果，全大队的食堂都要求散。原以为即使散也要经过一段准备时间，但社员早已等不及了，他们说：“哑巴弹琴，越快越爽神。”有的食堂只经过一夜的时间，社员就把食堂家具的分配办法、集体猪的养法、五保户的安置法、可能吃过头粮户的控制办法等都讨论到了，可见社员对解散食堂积极性之高。原来少数大队干部还想办三、六、九的农忙食堂，但群众谁也不同意，干部只好不再提起。
在讨论食堂问题时，社员最关心的是口粮是否发放到户和一次发多长的时间。办食堂时，也讲粮食分配到户，但分到户的只是指标，而粮食实际上还是分到食堂，所以尽管也说参不参加食堂由社员自愿，实际上是食堂和干部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不得不去食堂吃饭。在解散食堂的同时，石龙县决定暂时一次发一个月，秋收后再改为一年发两次。决定公布后，社员高兴极了，分粮食时社员兴高采烈。有的社员对上面来的干部说：“同志，秋后再来，保你吃上鸡肉。”还有的社员说：“公社化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的粮食挑回家，开心得很。”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明确取消供给制也深为社员所拥护。根据广西石龙县的调查，由于办食堂而扩大的供给部分，一般要占社员分配部分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所降低的工分值，也占应有工分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供给制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据老农反映，实行供给制后，起码有20％的人劳动态度变坏了。有的社员，把实行供给制看做是给共产党打长工，工作做得很坏。石龙县象州公社有一对兄弟，在地里做活，老兄便对老弟讲：“算算，够买口粮工分了没有。”不够，继续做；够了，就马上停工回家。宣布取消供给制后，石龙县的社员说：“说一百次，也教育不了懒人，这一下，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了。”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后，湖北省食堂的数目和参加食堂的农户都大为减少。据湖北省统计局6月底的统计：全省原有食堂237062个，此时只剩下74979个，而且即使仍在办的食堂近70％也是农忙食堂，12％是劳力食堂或半日食堂，常年食堂不到18％。食堂解散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增，许多群众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到我们心头了！”“要是这样办，我们保证进一步把生产搞好。”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在宣传贯彻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增。食堂解散之后，农民对自己分得的粮食精打细算，真正做到计划用粮。随着各家各户回家重新起火大锅饭 做饭，社员可以利用碎米、糠皮、潲水等喂猪、养鸡鸭，再加上“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对社员的自留地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允许社员开垦零星荒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社员可以通过在自留地种菜，在零星荒地种粮，搞家庭副业等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这对于克服严重的困难，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1961年下半年起，我国农村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加上天灾而凋零的经济开始复苏，随着各家各户的炉灶冒出炊烟，形势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