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 作者：罗平汉
前 言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的不满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
千百年来一向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拥至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办公共食堂的，就认为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言之，谁要是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就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然而，庐山会议后办起的公共食堂却生不逢时。1959年开始，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几年，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城镇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使得农民的口粮一减再减。可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还硬要去巩固公共食堂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困难的程度和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幸的是，在吃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亏，连续过了几年紧日子后，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一个的调查组深入农村，从而看到了从以前各种汇报材料中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群众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呼声，党的各级干部也深切地感受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顺应民意，作出了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公共食堂也因此得以解散。从此，吃了三年多大锅饭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这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余生也晚，父母生我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过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凡是上了一定年龄，吃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人，一提起那段日子，很少有不心有余悸的。
时下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说已颇为不少，但对于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笔者为此收集了若干材料，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点简单的勾勒和客观的描述，草就了这本小册子。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1)
1958年夏秋间公共食堂的大量涌现，固然是与这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密不可分，但要追溯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却要早于人民公社的成立。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还在互助组时期，农忙时节便出现了吃“转转饭”，即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有时也由几家凑米凑菜一起做饭吃，这样便于早出工，出工齐，提高生产效率。
到了农业合作社时期，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加之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农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农业社，从1955年起就办起了农忙食堂。这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社的彭德喜互助组（当时农业社还未建立），13个社员要耕种110亩田地，感到劳动力不够。有人提议说，集体吃饭，出工整齐，能够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农忙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伙。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至十几天。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一直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的合作乡，荆门县的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只不过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发展畜牧业，改良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止和消灭病虫害等。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亦发出通知，要求将四十条纲要交给全体农民进行讨论。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要求农村干部群众打破“生产已经到顶了”的保守思想，在低产地区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产地区继续发挥潜力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2)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又一次作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四十条”草案以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非常欣赏，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实。他亲笔写了一则批语：“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其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由于这些社论的发表，反冒进就成了右倾保守的同义词，而右倾保守意味着消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是谁也不敢再提倡反冒进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保守倡跃进即冒进的强大舆论氛围，一步步地将“大跃进”发动了起来。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起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的那种劲头来，掀起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的生产高潮。是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为了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组织和发动“大跃进”。
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顺时而生。河北省的徐水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徐水是一个只有31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足10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却组织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指整半劳力）”的劳动大军。其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并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
随着“大跃进”的步步深入，农村劳动力也就日趋紧张。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仅深翻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毛泽东曾是深翻土地的积极提倡者，他听说山东营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而增产，就鼓励各地搞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还说要制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个别地方深翻土地或许能够增产，但这个办法对全国并不见得都能见效，可是，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凡是毛泽东倡导的，各地哪有不雷厉风行执行之理，而且一些地方对深翻土地片面理解，以为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竟有翻一丈多深的。积肥也是越积越走样，有的地方在一亩地上施上万担的肥。这一切自然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本已不足的劳动力更显紧张。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3)
徐水也是如此，过去翻一亩地只需用工10个左右，由于搞深翻，此时需用工40个左右。如此大的用工缺口，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以往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中。恰在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会上，有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里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对办食堂进行具体研究，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乃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在此之前，徐水农民曾自发地办过一些食堂，但只限于单身汉参加。当然，这不包括早已办起的所谓“随营食堂”。
1958年7月初，徐水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议，“交流了办食堂的经验”，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据《徐水报》报道，徐水食堂的组织形式有这几种类型：一种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建立野战食堂、综合食堂、幼儿食堂、老年食堂；一种是按粮食指标划分食堂，到底怎么划分，该报没有详细介绍，所以不知其详；一种是以户为基础，以连为单位，不分幼、青、老，按一家计算，集体吃饭，也可以打回家去吃的食堂。《群策群力，办好食堂》，《徐水报》1958年7月25日。
该县的南张丰乡在办食堂之初因不甚积极，受到县委的批评。接到县委批评电话的第二天，南张丰乡就建立了92个食堂，实现了全乡食堂化。《徐水报》特地介绍了该乡双营社管理食堂的几种办法：第一是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规定用粮标准，在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的原则下，根据社员的年龄大小和劳动强弱，除早晨和晚上吃稀饭不限量外，将中午所吃干饭分为四等，即1至3岁4两，4至10岁8两，11至16岁14两，17岁以上1斤7两（此处为老秤，16两为1斤，下同）。另外为了奖励社员节约用粮，少吃一个馒头给2两粮票，作为社员个人储备粮。第二是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便于社员对自己的伙食心中有底。第三是为了照顾社员亲友来往吃饭问题，规定社员可以把自己节余的粮票给客人在食堂吃饭。“大跃进”后一些农村实行准军事化,农民列队下地生产。有病的社员则可在食堂吃病号饭。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全县妇女劳力大解放，行行业业出状元》，《徐水报》1958年7月8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4)
徐水县委所折算出的由于兴办公共食堂而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自然不可全信。要是果真能节约那么多的劳动力，食堂无疑是“优越”无比。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大跃进”启动以来，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加农业生产。伴随大办水利，县、社大办工业，以及随后出现的全民大办钢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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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1)
除了河北的徐水，较早实现农村公共食堂化的，还有河南的一些地区。1958年6月，中共沁阳县委向其上级新乡地委报告说，截至本月23日，全县已有357个农业社建立各种食堂1236个，参加食堂吃饭的有1966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共有7522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其中全民食堂825个，参加的有15072户。水北关、肖寺两个乡已实现了食堂化，参加食堂的户数占到了总户数的％。其他未建立食堂的社，也正在积极筹备建立。
沁阳县委在报告中还说：“食堂大量发展的事实给了‘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一个有力的批判。食堂的大量建立，不仅没有遭到群众的反对，而且迅速地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仅积极地入伙参加食堂，而且积极地带料带家具，支持食堂的发展，不仅有效地挖掘了大量的劳动潜力，解决了劳力不足的困难，而且是改造农民，使其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集体观念的一个有效措施，又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生活习惯的大革命，是党的总路线的具体体现。”
沁阳县委总结了办食堂的“巨大无比的优越性”，比如能够让社员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与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有利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贯彻实行。合作化后，生产是集体的，但生活是分散的，经常发生生产集体化与生活散漫的矛盾，食堂作为集体生活单位，可以改一家一户散漫的生活习惯为集体生活习惯，不仅便于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有助于树立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提高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私有观念。因此，办食堂不单单是有利于生产，而且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觉悟的一场革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由此可见，公共食堂在创办之初，就被上升到了树立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沁阳县委还认为，办公共食堂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社的组织。理由是集体生活方式，适应于集体生产，使群众的生活制度化、组织化，有利于对社员进行教育，从而巩固合作社。此外，办公共食堂还可以把妇女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劳动出勤率和生产效率；节约开支，计划用粮；有利于改造懒汉；因生活小事吵嘴打架的现象大为减少等等。在这个报告中，沁阳县委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条优点。
沁阳县兴办的食堂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全民食堂，也就是所有人口全部在食堂吃饭，全家全民集体生活；第二种是半食堂，它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各家做馍，在一块喝汤，另一种是在一块吃一顿或两顿饭，晚上各家仍旧各自做饭；第三种是专业队食堂，即某一专业队的生产人员在一块临时起火做饭；第四种是单身食堂，毫无疑问，就是单身汉在一起组织食堂。
对于后三种食堂，虽然社员也在一块吃饭，但并未取消社员的家务劳动，对于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观念”的培养也不及全民食堂。所以，沁阳县委认为，全民食堂是今后食堂的发展方向，应当将各种形式的食堂过渡为常年的全民食堂。
这些食堂办起来之后，粮食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大问题，沁阳在这个问题上有五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是按个人定量标准发给每人粮票，吃多少，买多少，交多少粮票，钱算钱，粮食算粮食。第二种是不发给个人粮食，只宣布各家的标准，实行饭票制度，以饭票代替粮票，吃多吃少不限量，但每天或几天核算一次，公布各户超支或节约的情况，使各户自行掌握标准。第三种是按人口多少、年龄大小给以定量。第四种是按人头给粮食，吃多少给多少。第五种是没有限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最后一种办法浪费很大，有些食堂最多的每天吃到了人均2斤粮。这五种办法出现后，沁阳县委认为还是第一、二种办法好，要求全县大力推广。
到这年7月上旬，河南淅川县也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全县共建立农村食堂3986个，并且全部为常年食堂，加入食堂的农户89136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淅川县委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挖掘了占人口一半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投入大生产运动，建立食堂后全县每天可节约24568个劳动日；二是大大增强了社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集体主义觉悟，在饭堂里就可以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受到教育；三是节约粮食和柴、油的开支，仅烧柴一项，全县每月可节约柴20万担，全年则可节约240万担，以每担一元计算，折款240万元，可买112辆解放牌汽车；四是便于计划用粮，控制粮食浪费户，减少农业社粮食分配的手续；五是由于食堂食物集中管理，炊事人员专业，便于提高技术讲卫生；六是增强了家庭和睦，社员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闹分家的现象大大减少。到7月上旬，河南修武县16个乡的245个农业社中，有13个乡的128个社办起了不同形式的公共食堂212个，参加食堂的有11809户，29241人，占全县总户数的，总人数的，每个食堂平均户，人。修武县委在一份关于农业社办食堂的专题总结报告中说，由于食堂的建立，全县共腾出了9779个劳力参加生产，周庄乡的四个农业社原有195人根本不参加劳动，成立食堂后出勤率达到了100%。修武县委认为，农业社办食堂有十大好处，如能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能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时间；社员上下工一致，能做到生产休息两不误；可以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社员的生活；可以节约粮食；一些原来借口没人做饭不参加劳动的人没有借口了；能够增加社员间的团结友爱，养成社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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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2)
至7月22日，河南林县共建立常年食堂3496个，吃饭组（居住分散的社员合伙做饭）27个，参加农户93514户，占全县116402户的。全县43个乡都建立了公共食堂，其中食堂化的乡37个，占总乡数的86%；全县523个农业社中，建立了公共食堂的有502个，占农业社总数的96%，其中的426个社实现了食堂化。
从这年5月起，河南遂平县一些农业社就开始建立农忙食堂。到8月中旬，已建立各种食堂2139个，参加食堂的户数达73231户，占总户数有，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3261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遂平县公共食堂吃粮标准的掌握和处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粮食统一由食堂扣除，食堂按人定量发给各户粮票和餐票，由各户自己掌握，买多少饭交多少粮票，定期结账，各户节余超支均归自己，但节余的粮食需交食堂，由食堂折价给社员，全县有这样的食堂529个；第二种是按人定量发给社员餐票，吃一顿饭给一次票，这类食堂全县有1550个；第三种是吃粮不加限制，随便吃，这类食堂总数不多，共有60个。
虽然公共食堂一出现，就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幼芽”的高度，但干部、群众的顾虑还是颇多的。以河南修武县为例，对于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尽管有很多人拥护，并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但是，它仍然受着一种习惯势力的阻碍，因而有一些人反对，有一些人顾虑重重”。具体来说，群众的顾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入了食堂不方便，大家吃啥自己也得吃啥，以后吃不上小锅饭。二是担心入食堂后“吃马虎”，算不清账，自己吃亏。三是觉得大家在一起吃饭合不来，有的社员说：“一家人吃饭还吵嘴咬舌呢，这样多的人怎能搞好呢？”四是怕今后来了客人不好照顾。而沁阳群众的担心是：怕不自由，怕吃不好，余粮户怕吃亏，会过日子的社员担心浪费，还担心年老体弱者、小孩、产妇、病人不合口味，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沁阳的干部则主要是担心食堂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好巩固。
的确，众口难调，做好一家人的饭菜都不容易，何况几十家农户合并到一起吃饭。但是，“大跃进”发动之后，各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脑子发热，公共食堂一出现就对其赞赏有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作用。
当时人们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劳动，过集体生活，就能克服家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此时宣传舆论正在对个人主义大加批判，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并且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公共食堂则是克服个人主义的一种好形式。
对于合作化后的广大农民来说，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意识里，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是十分信赖的，他们认为，凡是上级提倡的，就应该无条件去执行。
农民产生这种认识也不奇怪，土地改革使他们获得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有少数富裕中农不很情愿，但当时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已经出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使不少农民感到长期的单干生活是不稳定的，加之舆论对两极分化的危险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作了广泛的宣传，使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全过程，完成了从个体农业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性转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广大农民从自身的感受和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气象的观察中，从各种宣传舆论的熏陶中，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因此，当各级组织大肆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多少怀疑，这也是公共食堂很快能兴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各家各户分散做饭与合作社的集体劳动的确有不协调的一面。合作社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1955年底，全国组织了190多万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7000多万户，平均每社有户。到了高级社时期，每个高级社农户的数目则比初级社有了更大的增加。1956年春，全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据1956年3月底的统计，全国农业社的数量减少了个，但入社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户数增加到了98户，其中初级社平均50户，高级社平均达到了250户。高级社一般按照生产经营的范围、生产上分工作业的需要及社员的居住情况等，划分为若干生产队，作为农业社劳动组织的基本生产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一般是几十户。生产队的生产劳动都是集体性质，而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吃饭的时间难以一致，这也就使得出工常常不齐，要等齐社员才出工，势必要耽误时间。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后，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组织极倡导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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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提倡”(1)
到1958年7月，河南新乡地区的公共食堂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辖的林县、沁阳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都占总人数的90％以上，实现了食堂普及化，博爱、修武等县也实现了乡乡社社有食堂。但是，食堂开办之初，还是有不少社员对这种事实上的大锅饭心存疑虑。
1958年7月21日，河南省妇联新乡专区办事处党组在一份《关于农村举办全民食堂向地委的报告》中说，在办食堂开始之时，较普遍地存在如下几种思想：贫农、下中农和青年人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则是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散摊，他们怕降低生活水平，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办，担心婚丧嫁娶、人来客往怎么办，怕天阴下雨刮风吃饭不方便；妇女担心食堂办不长，怕垮台；劳力多的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担心平时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一嘴插到大锅里一样吃；较懒的人有吃大堆的思想，总说“吃着，说着，总不会叫饿着”；勤俭持家的农户怕入食堂后把粮食拿出来，食堂办不好把粮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办食堂粮食超过指标，并且觉得办食堂麻烦。
这份报告反映出来的农村干部群众对开办公共食堂的顾虑，并不只是新乡一地的个别现象。公共食堂的出现也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就在农村出现过，但那时都是农忙食堂，极少有常年食堂，而且参不参加食堂，群众完全是自愿的，而全民食堂的开办，社员不但要全家去食堂吃饭，而且常年吃大锅饭，这必将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群众所担心的，集中起来，一是生活不习惯；二是老弱、产妇、病人不能照顾；三是搞平均主义。虽说公共食堂一出现，各级组织就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来大力推广，宣传种种优越性，但群众的顾虑却是有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地方公共食堂的开办，群众对此不外乎是这几种态度：一是积极拥护，二是表示反对，三是观望。1958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京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据调查报告介绍：
积极拥护赞成办食堂的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还有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这些人迫切要求摆脱许多家务劳动，以便积极参加生产，同时也好改善生活。
表示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以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伙食吃得好，怕参加公共食堂后，降低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里杀鸡买肉，大吃几餐后，才参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懒汉，他们怕办公共食堂后被动员出来干活。
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食堂持观望态度，他们在等待，盘算着在哪里吃饭省钱，如果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的话，就愿意加入，否则不加入。
这份调查中提及的社员对开办公共食堂的态度，大体反映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社员对办公共食堂出现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却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办食堂看成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加入食堂则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早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时就开始了，当时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集中批判的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均已被消灭，进入合作化后，富裕中农就被看成是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此时，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相当多的农户是富裕中农，所以将入不入公共食堂作为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自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出现之后，鸣放辩论的背后，并不是说什么言论、什么思想都可以放出来，都可以平等讨论或自由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是大批判。鸣放的目的，其实也是要把各种错误（姑且这样认为）的思想和议论引出，供随后的批判之用，颇有点“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的味道。所以，围绕公共食堂展开的“四大”，目的也就在于解除办公共食堂的思想阻力，一旦将吃饭方式这样的生活问题也上升到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这种大辩论的结果实际在辩论之初就已经确定。走资本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在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广大农民也深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这种可怕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什么切实的感受，而是一旦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并由此招来批判和斗争，1952年“五反”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一个很臭的名称。如此一来，即使有社员对公共食堂有疑虑，有担心，不愿加入，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公共食堂的大潮之中。
“这件事要提倡”(2)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还没有做到“放开肚皮吃饭”，多数食堂有定量限制，食堂比较普及的河南新乡地区，食堂吃饭有这几种办法：第一种是按国家粮食供应标准，以人定量发给本人，每10天或15天预支一次，由社员自己掌握，全家可以相互调剂。第二种是按照国家粮食供应标准，拿出大部分以人定量，分别计算出每户每天应得的馍和汤，其余少部分按每月劳动日平均分配。第三种是按各户的人数以人定量，采取中间不动，肚大肚小的加以调剂，调整后平均分配，不够的可以多买。第四种是不定量，在食堂尽管吃，但不准带走。第四种只有极个别的食堂在执行，实际上开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先河。新乡地区办食堂以来，一般吃饭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2两至1斤半，最少的14两，有的食堂在农忙时吃到了每天2斤。伙食标准一般是每月5~7元。全地区绝大部分食堂实行饭票制，票额有1分、2分、5分、7分、1角，由社、队统一印发给各户，凭票在食堂吃饭。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全国不少地方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食堂，报刊上也对此有过零星的介绍。1958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步兵学校曹尊标的《“十月”农业社的食堂》一文，这是中央大报最早一篇关于公共食堂的报道，尽管此前《人民日报》在报道中也提到过农村食堂，但没有详细的内容。这篇报道不仅介绍了南京郊区十月农业社食堂的开办经过，而且以访谈的形式介绍了食堂的好处。不过，这个食堂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食堂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吃饭多少有限制，食堂按每人的计划量发给社员粮票，如果吃超支了，要在工分中扣除，除了应得的基本口粮外，社员还有工分粮票。社员休假、生病，或者不想在食堂吃，可以拿粮票把粮食换回去，所以社员吃不吃食堂还是自由的。其次是食堂吃菜要钱，菜价从一分到五分不等，食堂有一张“饭菜一览表”，社员想吃什么，就把自己的姓名牌挂在菜单下的木板上，由食堂去做，到时用饭票、菜票去买，社员自留地的菜也可以作价卖给食堂。这实际上有些类似于机关和厂矿企业的职工食堂。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的报道，内称，最近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社员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欢迎。这篇几百字的报道，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了福建安溪县委合作部总结的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如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劳力用于生产；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解决了单身汉无人做饭的困难；计划用粮，不吃过头粮；改善了卫生状况等等。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将食堂的优越性见诸报端。作为全国最权威的报刊对公共食堂的推介，对各地公共食堂的开办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则报道配发的短评，更是倾向明显。短评说：
公共食堂的好处很多，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了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时间。大量的妇女可以从繁琐的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投入生产劳动。单身汉的生产劳动时间，也因为有了食堂而可以增加。一般劳动者吃饭时间一致了，就可以省得在生产时你等我，我等你，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是对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大有好处。从前在做饭和吃饭问题上发生的争吵将大大减少，人们的团结将日益加强。人们的智慧从个体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向集体事业和文化、政治方面发展。这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必能产生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也纷纷创办起来。至1958年6月中旬，湖北省荆州地区参加食堂的有107万户，占全区农户的％。广西石龙县至7月2日，全县建立集体食堂26655个，实现了村村食堂化。7月初，北京市郊区以生产队为单位，已办食堂1849个。公社化前，湖南全省的农业社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洞庭湖滨的常德专区有9103个农业社，办起了8万多个公共食堂。武冈、邵阳、新宁、桂东四个县，加入食堂的农户达85909户。另据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31万多个，参加食堂的群众占全省总人口的71％；辽宁已办农村公共食堂18000多个；青海省农业区24万多农户，全部参加了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好”(1)
1958年的“大跃进”，的确激发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各种“大办”的遍地开花，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紧张。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的要求，客观上刺激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产生。一些农村还兴办了“农业大学”或“红专大学”，甚至组织农民吟诗作画学哲学。在1958年这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一向寂静的中国乡村此时显得格外沸腾，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大跃进”启动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高指标又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从1958年春开始，农业生产的浮夸风开始露头，到了夏秋间，各种虚报浮夸就美其名曰“放卫星”。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既为“大跃进”取得的一个个“成绩”所鼓舞，同时又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空前地发展起来，于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
1958年4月下旬，刘少奇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据他后来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在火车上，他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吹公社，吹乌托邦，还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要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此外，还吹空想社会主义，吹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车到郑州时，刘少奇还对河南省长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1958年3月20日，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该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改变了落后面貌。看了应举社的事迹，毛泽东十分振奋，于这年4月间亲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里所说的“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指的是“大跃进”发动之初确定的超英赶美的时间。当时的时间表，是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超过英国，然后再用一定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面貌即将发生巨大变化是充满信心的。实际上，他此时已在思考我国农村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
在广州，毛泽东向刘少奇等人谈了他对于农村发展的设想。1958年5月19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发言中，将这些设想透露出来了。陆在发言稿中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可见，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绘制的未来社会的蓝图中，公社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而公共食堂又是公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杨之华等谈话。刘少奇说，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青年团代表都讲了公共食堂问题，江苏常熟普遍办起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这些将来会统统要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么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庭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着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因此，他是主张消灭家庭的。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的家庭已不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
“人民公社好”(2)
刘少奇又说，现在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这里牵涉到妇女劳力解放问题。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子，家家补衣服、做鞋子，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这么做，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种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的服务性事业。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约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多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同时把做饭的事业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要求全国妇联研究如何把家务劳动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组成为大规模的集体服务事业，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提出，三四十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7月7日，刘少奇到北京市通州区视察。在听取区负责人关于全区农业生产、区乡工业、文教卫生情况的汇报后，他说：磨面、做饭、带孩子、缝纫、洗衣这些事实现集体化，这就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生产集体化了，生活也得集体化，否则就和生产集体化不相适应。为生产服务的事业集体化，跟生产集体化配合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道说，在视察中，“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集体化，既省钱又省人，使广大妇女能够更好地参加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久，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再次由他的秘书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透露出来。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在演讲中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安庆市锡麟人民公社庆祝成立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半个月后，陈伯达的这个讲话，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在此前后，我国农村再次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辽宁在1958年5月进行了一次并大社的工作，全省原有的9600个合作社并成了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2000户左右，其中万户以上的社有9个，最大的有18000户。各地在小社并大社的过程中，新合并成的大社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共产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也有一些地方将合并后的大社称为公社。
这年4月，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地区的20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大社，总人口达到3万多人，并从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中得到启发，认为大社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要像卫星上天的速度那样快，故取名为卫星农业社（又叫卫星集体农庄）。卫星社成立后，不但其规模大，而且在麦收之际相继发射两颗小麦高产“卫星”，一颗号称亩产小麦2105斤，另一颗则更大，声称亩产小麦3537斤7两5钱。这是当年正式见诸《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的第一批农业高产“卫星”，卫星社也顿时为全国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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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好”(3)
1958年6月底至7月初，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在郑州召开农业协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讲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更问题时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经开始了新的变化，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更，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他还说，像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谭震林让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到郑州汇报，并向他们讲了一番办公社的道理。随后，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改名为卫星公社，河南农村也随之出现并小社办公社的高潮。这年8月1日，新乡县的七里营大社还在河南第一个挂出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紧接着，毛泽东公开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
1958年8月4、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安国两县。在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又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
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在公社的办公室门口，看到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当县委负责人询问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不好时，毛泽东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七里营的棉田时，毛泽东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又说：“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这里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视察山东的情况，特地点明了这几句话，并在引题中以醒目位置刊出。从此，各地出现的大社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人民公社。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会上，毛泽东就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作了多次发言，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充分肯定。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将建立人民公社上升到“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的高度，并且强调“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决议在最后充满信心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这样，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至9月底，全国农村除西藏、台湾外，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至10月底，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共有26576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曾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于是，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1)
建立人民公社对于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两个人民公社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一个是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一个是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公布的同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也在各大媒体上同时刊载，各地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按照这两个公社章程，依样画瓢建立的。
在这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有建立公共食堂的内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时，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第六十二条称：“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之日臻完善。”于是，各地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也纷纷仿效办起公共食堂。
此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人民公社开办公共食堂也非常关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8期上，刊载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所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在这个社，提起办食堂这件事，无论是社干部还是社员都会喜笑颜开地把它赞扬一番。农民们喜欢食堂，是由于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收入；第二个好处是节约了粮食；第三个好处是节约燃料，减少了社员的开支；第四个好处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该社食堂三次兴办、两次垮台，最后巩固下来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亲笔批示《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要其考虑将此文刊登在《红旗》上。半个月后，《红旗》在1958年第5期以《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为题，发表了此文。
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在县城边的大寺各庄，特地去了公共食堂的厨房，看了食堂的规则。正在徐水深入生活的著名作家康濯在他关于毛泽东视察徐水的长篇通讯中写道：
毛主席笑着同老人们握手告别。然后，去两个食堂的厨房看了看，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
“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
“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
毛主席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和大家点头，他老人家显然是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还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呢！
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张国忠回答说，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会吃“过头粮”。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张答：“我们现在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这年9月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了公共食堂问题，说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此外还节省粮食，节省柴米，节省经费。他还特地提到这是徐水县的经验。可见，徐水的公共食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对发展公共食堂也作出了大量指示、决定。
1958年9月4日，河北省委指示各地委、县委，要求未实现食堂化的地区，应迅速普遍发展，已经初步实现食堂化的地区，必须在各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巩固工作，依靠群众把食堂办好。河北省委在指示中说：“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标志着我省农业集体化后，在群众生活习惯上，又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大变革。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生活问题，必然会呈现出社会主义集体思想与资本主义个体思想的斗争，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的斗争。因此，必须在食堂化运动中充分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加强集体主义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着重阐明集体生活与集体生产的关系，广泛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通过鸣放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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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2)
指示还规定，食堂的规模应根据生产组织的需要，兼顾生活方便和便于管理的原则，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为宜，对于居住过于分散的山区、草原区，可以生产组为单位组织互助食堂。食堂的组织形式应以全民食堂为主，随着社会生产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有条件的公社可以单独建立老年食堂、幼儿食堂或职工食堂。自留地和开荒地，在食堂化后社员已不需要，且与集体生产的矛盾很大，因此对自留地或小片荒地内种植的粮食作物和蔬菜，年内基本上由社员自营自收，粮食交社，蔬菜卖给食堂，也可采取折给工本费的办法归队经营。秋收后动员社员交出自留地给公社，由公社统一规划菜地分给食堂。社员自养的猪，也折价归队，分圈喂养，社员不愿交队的也可由社员暂时户养，至于社员自养的奶羊、鸡、鸭、兔等仍由户养，以后逐步地建立养兔场、养鸡场、养鸭场等。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河北省委特别强调，各地要加强对食堂化的领导，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为此，必须注意阶级路线，警惕坏人破坏。要依靠贫下中农为骨干建立食堂，食堂管理人员要选择政治可靠的贫下中农担任，地富分子和被管制的坏分子参加食堂，要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同意，对已参加者要适当管理，防止他们破坏食堂。各级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群众集体生活委员会，由党委农村工作部和教育、商业、粮食、卫生、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干部组成，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群众集体生活办公室，以保证食堂化的发展。
10月14日，河南省委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办好公共食堂，重点做好六项工作：
（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公共食堂工作的领导，实行书记挂帅，发动全党全民办好公共食堂。在领导上，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妇联、民政、商业、粮食、卫生、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县以下由上述有关部门组织生活福利部，地委以上由上述有关部门抽调若干干部建立生活福利办公室，专管此项工作。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建立伙食代表会和伙食管理委员会，经常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发动群众对公共食堂提出批评和建议，实行民主管理，经济公开，以便把所有公共食堂办得更好，进一步促进“以钢为纲”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
（二）要切实贯彻执行吃饱吃好吃省的原则。各个公共食堂要大力调剂伙食，做到“粗粮细吃，细粮好吃”，“一种粮食做多种饭”，特别要研究红薯的吃法。积极扩大副食品生产，建立专业蔬菜队和畜牧饲养场。对老、幼、病、孕（妇）要加以适当照顾，使他们吃得更饱更好，达到人人满意，个个舒畅。当前应酌量采集鲜菜，储备足够的冬季干菜。
（三）认真贯彻阶级政策，切实做好公共食堂工作人员的配备工作。对现有公共食堂干部和炊事人员，必须进行一次严格审查，对混进食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当一律加以清洗；对不适宜做公共食堂工作的人员要加以调整。要选拔具有高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团员，贫农、下中农成分的积极分子，担任公共食堂的管理和炊事工作，并要求他们听从群众的意见，改进食堂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群众服务。同时，要加强公共食堂的治安保卫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和杜绝贪污浪费等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公共食堂的清洁卫生工作。以食堂为单位建立清洁卫生委员会，经常负责督促检查公共食堂的卫生和向炊事员进行卫生防疫教育。公共食堂的炊事人员，必须是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公共食堂的炊事用具要保持清洁，碗、筷要经常消毒，做到四无四净，即：无蚊蝇、无老鼠、无灰尘、无污水，用具净、碗筷净、饭桌净、食物净。对有传染病的人要单设饭厅，单备碗筷，防止传染，以保证广大社员的身体健康。
（五）目前气候日渐寒冷，大部分公共食堂缺乏饭厅，有的露天吃饭，有的是饭厅过于分散和拥挤，为使社员吃好饭，各个人民公社应统一计划，迅速修盖一些简易饭厅，不仅可以作为吃饭场所，而且可以作为开会、学习和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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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3)
（六）目前各地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很多，只是缺乏认真的总结和推广。各级党委应该立即组织专人，深入现场，认真总结办好公共食堂的典型经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先进旗帜。同时，人民公社必须经常召开公共食堂代表会议，组织和开展友谊竞赛。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地把公共食堂办好。
与此同时，各种报刊对各地建立公共食堂的情况也作了大量的报道，并配发了一批社论、评论。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更是对办好公共食堂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办好公共食堂作了详尽的阐发。
社论说，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举办公共食堂，正是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女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措施；实现生活集体化，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是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键。因此，办好公共食堂，决不是什么生活小事，而是很大的事情，是全民的大事情。社论还说，办好公共食堂不是生活小事，还在于它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公共食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办好公共食堂是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都应该把公共食堂办好。
社论还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对于食堂的规模，社论认为，太小了不能充分发挥食堂优越性，不能起到解放生产力和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的作用；太大了又不易管理，增加经营上的困难和社员吃饭的麻烦，所以目前应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为宜。如果生产队比较大，社员居住比较分散，也可以一个队建立几个食堂。至于在居住过于分散的地区，目前又不能改变这种分散的状况的，公共食堂也应当上山、下田，或者及时建立临时性的随营食堂。
社论还要求各地加强对公共食堂的组织领导，县以下的党委和支部，应有一个书记或社（队）长负责领导食堂工作。同时，乡社干部应该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应有自己单独的食堂，以便了解关心食堂，适时改进食堂工作。还要配备政治坚强、有社员们正在公共食堂吃饭业务能力的干部担任管理员。食堂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也应由政治进步、身体健康、克勤克俭并热心食堂工作的社员担任，账目要定期公开，由社员讨论制定食堂公约。要经常运用大字报征求社员意见，改进食堂管理。当然在办食堂之时，还要教育全体社员提高政治觉悟，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一篇详尽的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
在全国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实现公社化的过程中，公共食堂也普遍建立起来了。
北戴河会议后，河北省截至1958年9月2日，已办起食堂万个，在食堂吃饭群众达27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3％，有98个县市实现了食堂化。至10月中旬，河北的公共食堂达到23万个，全省有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
至1958年10月14日，河南全省建立公共食堂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80％，而农村人民公社参加食堂吃饭的占总人口的98％，实现了全省食堂化。
至1958年9月28日，陕西建立公共食堂万个，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就连比较偏远的青海、宁夏也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1958年11月20日的《青海日报》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群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基础上”，全省农村和牧区公共食堂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9800多个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已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牧业总人口的90％左右。12月6日的《宁夏日报》则称：至此时，宁夏全区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全区152个人民公社已经建立9748个公共食堂，加入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户，占全区户数的％。其中5000个食堂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
“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4)
截至1958年9月29日的统计，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个省共建立公共食堂563373个。至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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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1)
“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的小锅小灶，集中到公共食堂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共同吃饭，的确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与当年对公共食堂的种种“优越性”的宣传，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当年各地都总结出了许多条。北戴河会议后，河南南阳地区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在全地区建立公共食堂46397个，参加食堂的农户有130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29％。为此，南阳地委农村工作部在介绍该区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时，借镇西县柳泉乡群众之口，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四大优越性：（一）能节省粮食，减少浪费；（二）节约烧柴；（三）能解放大批劳力参加工农业生产；（四）减少了社员烦琐的家务劳动，人人心情舒畅，出勤率空前提高；（五）对病人、孕妇便于照顾；（六）使社员有时间学习文化；（七）吃饭统一，时间一致，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便于对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各项工作；（八）从根本上杜绝了粮食投机；（九）不论食堂大小，每个社员都能吃得饱、吃得好；（十）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十一）能大量发展集体副业，改善生活；（十二）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干部、社员在一个锅里吃饭，能够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达到干群一条心；（十三）操心的人多，食堂是集体福利组织，办得好坏社员都非常关心；（十四）生活调剂好，大家都很满意，生产格外积极。
1958年第7期的《红旗》发表了该社编辑李友九的《河南信阳来信》，在讲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时，来信提到了十二大好处，即：一、解放妇女；二、节省劳动力；三、改善伙食；节省粮食；四、节省柴禾；五、节省灯油；六、节省家具；七、免得失火；八、免得家里吵嘴；九、好除“四害”；十、好监督二流子；十一、便于开会，便于领导；十二、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李友九认为，公共食堂的最大好处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
河南省遂平县委在一份关于建立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
（一）公共食堂适应了当前生产上的军事化、战斗化组织形式，能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能够培养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家庭私有观念是私有制总和，同时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公共食堂的建立，能够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位狭隘的落后意识，因此，这一思想改造，再加之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从根本问题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更加有利于“破资立社”，促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
（三）公共食堂的建立，取消了小家庭生活单位，能够正确地贯彻实施粮食政策，有效地制止私分瞒产，有利于粮食的分配，同时也有利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四）挖掘了劳力潜力，使妇女社员摆脱了琐碎的家务劳动，更好地投入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正达到了男女平等，同时也能节约大批劳力，提高出勤率和生产效率。
（五）可以移风易俗，减少因琐碎之事吵嘴斗架和因做饭不齐影响生产而发生不团结的不良习惯，使社会上出现了左邻右舍团结和睦的道德风尚。
（六）由于干部和群众一起吃饭，更便于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反映，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减少了浪费，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
（八）有利于除“四害”、讲卫生，减少疾病的流行，增加社员的身体健康。
（九）便于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时事教育，促进文化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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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2)
（十）公共食堂的建立，促进了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河南鲁山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一县一社，也就是将全县43万多人组织在一个大公社里。到1958年11月，全公社（即全县）共建立了3675个公共食堂（意味着平均每一个食堂超过1000人），其中农村食堂2643个，全县100%的人在公共食堂吃饭。鲁山县委也将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如打破了几千年的私有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节约了燃料、粮食，能大量发展副业生产，便于加强社员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与遂平县委的总结大同小异。鲁山县委还借社员之口，为食堂的优越性编了一首顺口溜：“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劳力来节约粮；厨房饭厅宽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饭桌上请，小孩有馍又有汤；老少照顾都周到，个个吃得饱又好。吃起饭来人人喜，内心感谢毛主席；只要苦战再苦战，幸福生活乐无疆。”
其实，不论是十大好处，还是十四大优越性，这些大都是表层的东西。当时人们之所以看好公共食堂，与这些“优越性”或“好处”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却正如李友九在《河南信阳来信》中所提出的，是解放妇女和便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两大好处。正是有了这两点，公共食堂才可成为“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阵地”，也才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李友九的来信中可谓抓住了公共食堂“好处”的实质。
公共食堂曾被认为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进而解放妇女的重大举措。对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论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只要妇女被摒弃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只有在现代大工业下才可以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但允许大规模的妇女劳动，而且直接要求妇女劳动，并且它日益设法使家庭的私人劳动也变为社会的生产了。”
列宁也曾指出：“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物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繁琐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开始了的地方，更准确地说，只有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说：“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幼芽（按：指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同男子的不平等。”
公社化后大办公共食堂之时，人们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解除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但她们被家务劳动所累，不能经常地、更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们所得的劳动报酬有限，以至她们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上，“还未能真正同男子居于平等地位，有时男子对她们往往有所轻视，把他们看成是被供养者”。于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措施，就上升到了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说办公共食堂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不如说是“大跃进”对妇女参加劳动的必然要求使然。伴随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一个接一个的“大办”，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所谓“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显然与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办公共食堂，搞生活集体化，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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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3)
各地在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纷纷认为节省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据称，河南、江西两省仅办公共食堂一项，即解放了846万个妇女劳动力。宁夏自称，公共食堂解放了妇女劳动力10万以上。《九千多公共食堂布满宁夏全区》，《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河北全省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后，节省劳力281万个，该省东光县妇女出勤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了96％，徐水县妇女出勤率则由原来的50％提高到了100％。河南实现食堂化后，每个社员可以多出3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凡是办了公共食堂的地方，无一不声称自己解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当年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一些常年被家务事缠身的青壮年妇女抽出身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集体劳动，但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一致，为了统一出工，必然发生你等我、我等你的现象。这也正是食堂产生之初具有自发性质的原因之一。但是，办食堂解放出的劳动力其实很有限。当年的计算方法，是建立在充分肯定食堂“优越性”上的，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想当然的性质。比如：一个100户农民的生产队，办公共食堂之前，每家需要一个人做饭，全队共需100个人。由于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统一，有迟有早，为了等齐出工，要浪费3小时，全生产队200个劳动力，共浪费600小时，以一个工作日10小时计，等于浪费了60个劳动力。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全生产队只需5个人做饭，与各家各户做饭相比，节省了95个劳动力；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又省出的60个劳动力。两者相加，建立公社后共解放出155个劳动力。
农村食堂炊事员正在做饭如果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食堂化前农民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时，农村妇女其实并不只是整天做饭，而是能附带做些农活的，有的妇女甚至充当了主要劳动力。而且当时农民的家庭人口一般都比较多，家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和半大的小孩，即使无力做从事生产劳动，但也可以做些煮饭、看管小孩之类的家务劳动。公共食堂办起来了，管理员、炊事员就只能由青壮年劳动力担任。此外，种菜、打柴、磨面等也需要有专人从事，而这些以前农民往往是在生产之余附带就可以做的。办公共食堂后，把一些并无多少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在食堂做饭，节省了还是浪费了劳动力，是显而易见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但使公社食堂的规模大，就是公社之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食堂规模也大，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上千人。除了平原地区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外，丘陵、山区农民居住都比较分散。办食堂后，农民为了吃一顿饭，从各家各户到公共食堂一个来回，本身就要耗去不少时间，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到公共食堂吃饭，排队打饭又需要时间，有的大食堂吃饭仅排队就需一两个小时。尤其是冬天，社员往往要把打到的饭后拿回家再热一遍之后才能吃，等于要重新煮一次，要在下雨下雪天就更麻烦了。按理，办公共食堂后，单身汉应该能节省时间，但事实也未必完全是如此。因为单身汉没有老人、小孩为其排队领取饭菜，等候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做饭的时间还要长。
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曾是当年办食堂时总结出来的又一大优点。今天的人们对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还能节约粮食颇不能理解，但当时的确是那样宣传的。那么，节约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也是出于想当然的推论，办法是：每家每户分灶做饭时，一家用小锅做饭仅锅巴粘掉的粮食以5钱计，一个80户人家的生产队，则共粘掉粮食2斤8两；如果在食堂用大锅做饭，80户需要三口大锅，每锅粘掉3两，共粘掉9两。两者比较，办食堂后节约粮食1斤9两。社员到食堂吃饭后，粮食不直接分配给社员个人，而是集中在食堂，由食堂按计划用粮，这样避免了有些社员寅吃卯粮。办公共食堂后宣传的各种节约，大都是这样算出来的。但是，公共食堂使农民吃的是真正的大锅饭，少数地方在食堂刚办之初，凭票吃饭时，尚能节约粮食，可人民公社化后，分配上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鼓吹“放开肚皮吃饭”，相当多的农民不免产生攀比心理，觉得自己吃少了就吃了亏，不但撑开肚皮吃，而且还随意糟蹋饭菜，加上食堂管理上的漏洞，浪费的粮食又岂是能用钱、两去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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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4)
再说食堂节约了柴火煤炭，计算的办法当然也是一家一户做饭时需要多少，合起来办食堂后又需多少，两者相减节约了多少。但公共食堂且不说要有人专门负责打柴，专人运煤，而且社员饭后需要用热水、开水时，还得自己烧。到了冬天，还需要将从食堂领到的饭菜在家里再热一遍，社员还得烧柴烧煤，不但谈不上节约，反而造成烧料的浪费。当年不少食堂图方便，就直接伐树当做木柴，加之此时全民大炼钢铁，不产煤的地方就伐木烧炭代替焦煤。这样一来，大量的林木被砍伐，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的一次大破坏。
公共食堂的另一大“优越性”，是能消除私有观念，提高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一产生，就被认为是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满腔的热情再加上满嘴的浮夸，使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先是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随着浮夸风的盛行，认为只需十年就可超过英国，十五年即可赶上美国。“大跃进” 进入高潮后，头脑就更热了，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以至于认为只需两三年即可超过英国，用不了多久就能赶超美国。赶超英美国之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要超过苏联，但实际也有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生产力能如此“飞速”发展，又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天真地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将来之事，而是很快就会到来，以至当年还出现了中国和苏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讨论。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就能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基础上，逐步实现生活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千年来，随着私有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目光短浅，在人们头脑中培植了自私自利的观点。继续照原样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是相矛盾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但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也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妨碍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建立，所以必须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当时人们还认为，举办公共食堂，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不但适合于集体生产劳动，而且由于家庭生活诸如育儿、养老之事都变成了公共事业，这就大大地削弱乃至逐渐根除家庭私有观念，克服并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并加速共产主义精神的培养。因为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不仅粮食交给了食堂，而且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上交给了集体，这样，家庭私有制也就彻底瓦解了。合作化后，实现了集体劳动，但生活仍是分散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供给制、集体劳动，人们就会感到自己真正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巩固和发展。不但如此，公共食堂建立起来了，托儿所、幼儿园也建立起来了，中小学生实行集体住校集体就餐，少年儿童也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样就容易使他们的集体主义习惯和共产主义品质成长起来，从而培养出共产主义全新的人。
共产主义诚然十分美妙，对人们也有着无限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推断乃至幻想，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便是共产主义将是产品极为丰富，道德十分高尚，彻底铲除私有制和彻底摒弃私有观念。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且还主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也许自己这一代人就能有幸目睹共产主义大同仙境的来临。既然如此，在生产资料完全实现了公有化之后，生活资料也应该实现公有化。家庭是最基本的私有细胞，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吃饭集体化，幼儿集体化，各式各样的家务劳动都集体化，就能使这个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得以攻破，大大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加之通过“大跃进”生产力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物质财富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共产主义也就很快到来了。
“大锅饭”的“优越性”(5)
生活方式的变革固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当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人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必要性的依据，却忘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一哄而上的公共食堂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人民公社化后全国迅速实现食堂化，除了对食堂“优越性”的片面认识外，当时劳动力的更加紧张，也是加速食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国原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还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显然只靠正规的钢铁生产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只得开展全民大炼钢运动，用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丢下手中的农活，找矿石、挖煤炭（没有煤的地方就伐树烧木炭）、垒土高炉，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全国农村投入土法炼钢的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人。就在千军万马大炼钢之际，农村又正好进入了秋收秋种的季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对劳动力的客观需要，加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把公共食堂作为新生事物大力推广，新闻媒体对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又大力渲染，每个地方总有一部分办公共食堂的积极分子，中国农民又普遍存在从众心理，于是各地食堂纷纷办了起来。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自然不会只有一片赞同声，总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持反对意见。中国农民毕竟是讲实际的，很快能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激动人心，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而眼下办公共食堂，不但把他们的自留地、自养的家禽家畜甚至于家里的锅碗瓢盆收进食堂了，而且不分劳动好坏都吃一样的大锅饭，也就使得相当多的农民觉得食堂优越性再多，也不如在自家吃饭方便自由。因此，纵使把食堂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办食堂心存疑虑，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
本来，在什么地方吃饭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但自从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挂上钩后，吃饭方式也就成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问题。不赞成吃食堂，就被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仍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这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怎样使那些不愿吃食堂的人断了吃小锅饭的念头呢，办法就是开展大辩论。所谓大辩论，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互相辩论，你说你的理由，我陈述我的意见，可当年的大辩论其实就是斗争会。既然有了公共食堂与实现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大框框和大前提，应不应该吃食堂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辩论的余地了。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后，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富裕中农赵中堂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办食堂都把粮食糟蹋了，我看一辈子也办不好。”富裕中农李大妮说：“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随便不自由，不如一家一户好。”这本来都是大实话，但这话不合时宜，何况他们还是富裕中农？自从地主富农消灭之后，富裕中农就成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名词。为此，生产队专门召开一次办食堂好不好的辩论会。在“辩论”中，一些办食堂的积极分子指责李大妮是代表富裕中农说话，她是“不让群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责赵中堂是“反对办公共食堂”。这两顶大帽子一扣，不要说富裕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也不敢对食堂说不是了。
经过1957年秋冬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哪个农民还敢承认自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敢承担反对人民公社的罪名！如果有人对公共食堂有异议，招来的只会是谴责和批判。更何况食堂建立后，社员的口粮直接分到食堂，自留地被收走，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家里的炊具不是交给了食堂，就是作为废钢废铁送进土高炉了。这样一来，等于是食堂掌握了社员的吃饭权。如有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即使不与之开展大辩论，他也非到食堂吃饭不可。因为除了食堂，社员已没有其他可以吃饭的地方。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1)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在分配上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制度。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正是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成了公共食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在前面曾提到的嵖岈山和七里营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对供给制作了明确规定。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照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第二十二条关于供给制的内容是：“在保证满足公社全体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定级工资制。即从全年总收入中首先扣除税金、生产费用、公共积累，然后再由公社统一核定标准，扣除全社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婚丧等一切开支），实行按劳评级，按级定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办法。”
根据当时媒体的介绍，在人民公社建立前，有的农业社在分配上就已搞起了供给制，安徽无为县的响山农业合作社就是一例。
响山农业社成立于1955年。1956年春，国家投资整修长江沿岸的无为大堤，社里一部分社员在堤上做工，共得劳动报酬11660元。当时，这个社刚刚办起，底子薄，社员生活还有不少困难。这时，社主任、复员军人陈广复提议，把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劳动报酬折成劳动日，在秋后一起分红，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购买一些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由社里拿去统一购买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这个意见却遭到了领导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党支部书记李平的反对。李平认为这是社员的劳动所得，理应全部分给个人。至于社内资金缺乏，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向国家贷款。
对于这笔钱如何处理，响山社先后召开了党支部会和社员大会，就此进行讨论，结果陈广复的意见被采纳，李平的意见被否决。几年后，《安徽日报》在报道这件事时说：“在辩论中，大家一致批判了李平的主张，认为李平的主张反映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社员们指出，社员在堤上的做工和社内参加生产一样，所得的收入，应该参加社的集体分配，放在自己的腰包是不符合社章规定的。”不久，李平的党支部书记一职被撤销，供给制开始在响山实行。
响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是：社员的劳动收入，统一存放在社内，由社供给社员主要生活资料，需钱用时经社批准可以领取，最后结算。社员应分的粮食不是一次分到户，而是统一存在社内，以后逐月按国家粮食定量标准发放；生活必需品由各户根据实际需要报告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报社领导批准后，到社内的供销社领取。这些生活必需品必括柴、盐、食油、毛巾、肥皂、猪肉、食盐、香烟。过年过节，除了向社员发放现金外，社里还发给过节消费品。遇到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有存款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里领取实物或现金，属超支户的社员，经社领导批准后社里也可贷给实物或者现金。社员生病，可以到社内建立的卫生所医疗。上述这些内容，社员不用付现金，都在秋后决算分配时一次算账。
响山社的这种“供给制”，与后来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响山供给的物品，名义上说是供给，最终还是要钱的，只不过是不需支付现金而已，而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无偿的。据介绍，响山也有无偿供给的内容，如五保户的伙食、衣服、被褥、医药等。响山还实行所有房屋全部归社，“免费”分给社员住的办法。其实，这也称不上是免费，因为房屋本来就是社员的。
到了人民公社全面推行供给制时，响山社这一自发的供给制典型被发现，并为推行供给制提供了佐证。于是，响山社的经验被广为宣传，安徽省委还为其总结出了三大好处：第一，这种分配制度减少了商品的流通环节，缩小了货币流通范围，社员的主要生活资料都由社供给，而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社员的收入统一由社掌握，使用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批准，这就“突破了个人的所有权，可以由社调节使用”。“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堵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道路，有利于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第二，这个分配制度增加了社的流动资金，促进了生产发展，“群众生活也大为改善”。第三，“大大促进了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加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消灭”。总而言之，响山社的供给制是“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2)
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这种“共产主义幼芽”立即破土而出，成为基本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推行的供给制，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粮食供给制，这是各地普遍推行的方式，其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菜金和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的就是这种供给制。如果将副食品也包括在供给的范围之内，就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即伙食供给制。第三种类型是基本生活供给制，供给的范围包括伙食、衣服、住房等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多少种时称多少“包”，如供给的内容包括七种，就简称“七包”，当然也有八包、十包或者十几包的。
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各地基本上都实行了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只不过是供给的范围有所不同而已。在名目繁多的各种“包”中，有几个地方的“包”格外有名。
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曾搞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浴、缝、电等“十六包”供给制，具体标准是：
衣：按国家供应棉布标准，每人每年供应棉布1尺，皮棉2斤，鞋4双，折款元，分别于春秋两季发给社员，由其自己掌握使用。
食：根据国家规定的社员留粮标准，实行以人定量，油盐、燃料等杂费由公社供给，每人每年生活标准为139元，这些钱粮由公社分给各食堂，由食堂负责供应。
住：社员住房全归公社所有，对无房或缺房户由公社调剂，公社负责改善住房条件。
行：干部和社员因公出差，乘车住宿费凭票报销，每天补助生活费8元。到县里开会每天补助生活费3元，外出运输每天补助1元。
生：妇女生孩子住入公社妇产院，费用由公社负担，并补助鸡蛋20个，红糖1斤，或折补助费元。
老：无依无靠的老人住入幸福院，生活费每人每年100元。
病：实行公费医疗，每人每年医疗费2元，由公社卫生院掌握。
死：社员死后由公社供应一副薄棺材敛葬。
学：对学龄儿童及社员文体教育，在校学生的费用由公社开支，社办学校教员的工资由公社负责，公杂费实行包干，每人每年2元。
育：学龄前儿童分别送往幼儿园和托儿所，幼儿园单独成立食堂，儿童生活费由公社负责，每人每月5元。
婚：社员结婚男女双方各补助10元，公社食堂给予其改善一次生活。
乐：公社建立电影院、剧院、图书馆、俱乐部、游泳池、公园，成立剧团、歌唱队、体育队，满足社员文化娱乐和健身的需要。
理：社员每年发免费理发票12张。
浴：社员每人每年发免费洗澡票20张。
缝：社员持票到公社缝纫厂做衣服，超支自理。
电：凡使用电灯的社员，电费由公社开支；未安装电灯者由公社发给灯油费，每人每年元，凭票到公社商店领取。
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到七里营参观后，发现这里搞的是吃饭不要钱，认为是个新发明，回去后向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传出来。这样，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3)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津贴：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分为二等，一等每月2元，二等每月1元，一、二等各占50%左右。大中学生每人每月零用钱5角，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婴幼儿每人每月零用钱分别为1角、3角、1角，不发给个人，由集体掌握。
其他：农民的医疗费，由县财粮部发给各公社，由各公社统一掌握，农民看病在本公社有效，本公社不能治疗经医生证明转院，转院治疗一律付现款；结婚男女双方每人补助1元5角，生育补助3元，死亡丧葬适当发给丧葬费；看戏、看电影、洗澡不花钱，每10天发洗澡票1张，20天发理发票1张，1个月发电影票1张；取暖以每年105天计算，每户每天煤２斤，折款一次发给各户。
此外，河南的修武县也是实行全县范围的供给制。根据修武县人民公社9月份制定的《关于全民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试行方案（草案）》，修武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具体标准是：
（1）伙食。农民：按实有人数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元，菜地亩；中等学校、红专大学学生：在县城集体搭伙者每人每月7元，在农村者与农民相同；工人：煤矿井下工和高温作业工每人每月15元，其他工人元；干部：县级干部参加工作8年以上、区级干部参加工作12年以上、一般干部参加工作15年以上者，每人每月18元，其他干部元。此外，县城居民和干部家属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
（2）被服、日用品。农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2斤，布鞋2双，袜子1双，以上各项折合市价元，每月元。工人、干部：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3斤，鞋3双，袜子3双，帽子1顶，牙刷1把，牙膏2瓶，香皂2块，每人每月洗澡费元，理发费元，以上各项每人每月元。
（3）工资。参加劳动的社员根据劳动态度、体力强弱，干部根据德、才与现任职务，统一划分为十级，干部为一至四级，最高者15元，最低者4元；工人为三至六级，最高者7元，最低者元；农民六至十级，最高者2元，最低者元。
（4）福利。公费医疗全体社员每人每年2元；结婚补助3元；生育补助一般女社员2元，双生4元，女干部8元，双生13元；社员死亡发埋葬费5元；家在外地的干部经领导批准者往返路费由公社报销。
人民公社这种以“吃饭不要钱”为特征的供给制分配办法，是公共食堂得以迅速普及的根本前提，而公共食堂又成了供给制不可缺少的载体。没有供给制，公共食堂难以大量建立，建立了也不能持久；没有公共食堂，供给制就会失去依托。两者的紧密结合，才使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顽强地维持了三年之久。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1)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徐水、修武、嵖岈山和七里营，都是全国知名的典型，是各地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它们率先实行供给制的做法被披露后，立即引起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的群起仿效，只不过有的公社“包”得多，有的公社“包”得少，但“包”得最少的，也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包”吃。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也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给予了肯定与赞扬，从而使供给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并一直维持到公共食堂的解散。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以赞赏的语气讲到供给制问题。
在1958年8月19日的讲话中，当谈及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及房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分配，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的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阶级的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都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他还说，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1959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一定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是有饭吃，不死人，一条是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毛泽东认为，党的一些干部进城后变了，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抛掉了，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散，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他还说，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作风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还说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工资制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渔牧副。大，可了不起，人多势众，有些办不到的就办到了。公，就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有的已经取消了。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像农业工厂，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有些也许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机关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房屋公有。苏联私人有房子，国家盖不起，还奖励私人盖，中国人多，可以研究，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大家去干，每个人都自觉去干，没有懒汉。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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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2)
毛泽东认为，过去没有什么薪水，也没有什么“花”（按：指军衔），但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打败了蒋介石。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结果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使得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出官僚主义。人民公社搞起来后，就逼得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对于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毛泽东颇不以为然，说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没有出几个，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他还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对进城以来，尤其是实行薪金制以来干部作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认为薪金制、军衔制这些东西，等级分明，使得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主义。对于过去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却是相当地留恋，认为正是靠军事共产主义，靠政治觉悟，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试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要钱，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既然供给制能打败日本鬼子，能打败蒋介石，那么，为什么在向自然界开战时，就不能同样取得胜利?所以，他对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不但十分感兴趣，而且希望在全国推广。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仍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但是，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提倡和鼓励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只是要看条件。可是，当年不论干什么都鼓吹大破条件论，甚至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北戴河会议后，各地便不论条件成熟与否，争先恐后地推广起供给制来。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一天，毛泽东来到舒城县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合肥期间，与妇女干部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他还说，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情况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自此，“吃饭不要钱”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
与此同时，刘少奇就供给制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谈话。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离京前往河北的徐水、定县、石家庄、邯郸等地视察。期间，在谈及供给制时，针对徐水的什么都不要钱，刘少奇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和算钱都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粮食供给制为什么可以搞呢?就是因为粮食吃不完。
9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江苏视察。当地领导告诉他，江苏不少人民公社准备在今年秋收后实行粮食供给制。刘少奇对此很关心。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他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回答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也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是很高兴的。刘少奇认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说明，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人，而且群众的情绪更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他对陪同视察的当地干部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懒汉。”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
一些高级干部也撰文充分肯定供给制。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参观人民公社后，发表文章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吃饭不要钱’，现在看来，全面实行这个办法并不困难。我想，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这样，那一种产品丰富了，那一种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按需分配和定量供给的部分逐步扩大，按劳取酬的部分逐步缩小，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一位副总理也专门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进行论述，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则是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这种分配制度，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它既照顾了劳动力多的户，又照顾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并使所有社员都得到了可靠的社会保险。”
1958年国庆节前，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方式。据各省、市、区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河南、广西等几个省，计划在1958年或1959年1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他各地也都在重点试点，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一建立，就不再分现粮，而是实行以人定量，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实行吃饭不要钱。少数公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因此，“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粮食多了怎么办”(1)
人民公社不但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亿万农民过上了“吃饭不要钱”的生活。“吃饭不要钱”这在今天看来荒唐的口号，当时却被广为宣传并大力推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幼芽”、“共产主义因素”认识上的误区。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生产热情，以及由于头脑发热而导致的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用不着很久就会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实现。当时之所以如此看好人民公社，在没有什么实验、试点的基础上，全国一呼隆实现了公社化，也是看中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者间的关系。
当时，不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干部、群众，都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心理。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则需要丰富的物质条件，二则需要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大跃进”过程中盛行的说大话、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认为，第一个条件已经不成问题。对于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则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分配方式来解决。办公共食堂，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用意之一，也在于此。而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实则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一种体现。
对于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社会境界，在这种社会里究竟如何生活，人们的印象实际上是朦胧的。但有一点又是肯定的，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追求，已在许多的中国人头脑中扎下了根。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通过各种形式的鼓动，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更加迫切。此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虽然美妙，但还是非常陌生，非常遥远。现在不同了，人们感到它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未来，甚至认为自己能目睹共产主义的来临，享受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时候，不但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过粗线条的描绘，其中之一便是曾经论述过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制度，也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那么，人们在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上也就自然想到要改变农业合作社原有的按劳分配，而逐渐过渡到按需分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对供给制概括了十大好处，其中第一条是有利于巩固人民公社，巩固生活集体化，有利于最后消灭私有制度的残余；第三条是有利于培养人们集体劳动、共同幸福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培养人们为大公、爱大公，为集体、爱集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当时人们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供给的数量愈来愈充裕，供给的范围愈来愈大，就可以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各取所需。如此一来，供给制就成了分配方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想形式。不但如此，实行供给制，“还打破了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神秘观点，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由看得模糊，到看得比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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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2)
与“发扬共产主义觉悟”相联系，供给制还起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作用。实行供给制，建立公共食堂后，粮食不再分给社员个人掌握，而是拨给食堂，社员到食堂就餐。这样，一方面社员手中已没有粮食，无粮可卖；另一方面，社员吃喝在食堂，没有必要去买粮食，农村的粮食市场不复存在，从而“彻底堵死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复辟的漏洞”。一旦彻底消灭了粮食投机，也就“堵塞了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农民树立起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第二，片面地认为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能使农民的积极性大增。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范围，一般以社为单位，个别地方以县为单位，如河南的修武县、河北的徐水县。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在分配上虽然划分为工资与供给两部分（所以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又称为半工资半供给制），但实际上大多数公社的工资比重都不很大。河南新乡地区共有294个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有185个，实行伙食供给制的有104个，实行粮食供给制的有5个。从实现公社化到1958年11月，全地区有152个社发了一次工资，34个社发了两次工资，19个社发了三次工资，总共发工资710万元，每人平均2元左右。这还是公社化之初的情况。相当多的公社发了一两次工资后已无力再发。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这也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不论哪种供给制，凡供给的物品都是不要钱，当然，“吃饭不要钱”是其主体，这种“不要钱”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彻底的平均主义，或者说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平均主义。表面上看来，实行供给制后，农民吃饭不要钱，实际上并非如此，农民所吃的并非是别人的给予，而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只不过是在全公社范围内不管劳动好坏、多寡，搞平均主义。农民自然清楚这种所谓的“不要钱”是怎么回事。所以，尽管对供给制的“优越性”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仍有部分社员对这种“共产主义萌芽”有所抵触。河北省藁城县红旗人民公社社员对供给制的态度，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公社自称，社员对待供给制的态度，分为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拥护”供给制。具体是哪些人拥护?一是劳力少人口多的。该社城子村社员张洛藏，夫妇俩养七个孩子，妻子照料家务不能下地，四个应上学的小孩只有一个上小学，只有张洛藏一个劳力，听说要实行半供给制，他说：“这回算熬出来了。”二是老头老太婆，尤其是无儿无女者。东下村的万洛友，老两口都过了工资评级年龄，听说要实行半供给制，高兴地说：“俺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怎么想老了也得受罪，想不到现在实行半供给制，吃穿都不用惦记了。”三是年轻的媳妇和姑娘，她们感到工资发到自己手中，从此用不着张口向老人要钱。四是小学生，过去他们买书买文具、交学费都要向家长要钱，现在上学不花钱，自然高兴。第二种情况是“少数社员随大流，半信半疑”。这些人多半是人口和劳力大体相称，分配制度的改变对他们影响不大。第三种是“个别的有抵触情绪”，主要是劳力多人口少的的社员。据该社对孟村三队84人的典型调查，积极拥护的58人，占％；半信半疑随大流的21人，占25％；有抵触情绪的5人，占％。这些数据真实性暂且不论，就算完全真实，也说明即使是如此被看好的供给制，社员也并不完全拥护。要使这种制度普遍推广，大辩论自然是少不了的。
辩论之一，驳倒供给制吃亏论。实行供给制，对劳动力多的农民来说，吃亏是明显的。驳倒的理由是：搞社会主义，就是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实行供给制就可以家家户户过好日子，不能光看眼前，只计较个人得失，现在劳动力多的，过几年也许会变得劳动力少；现在劳动力少的，过几年也许会变成劳动力多。没有孩子的老了由谁养?光棍汉还不是要娶媳妇添人口?现在孩子少的，将来会不会孩子多增人口?江苏省句容县黄梅人民公社大同大队在讨论实行供给制时，有人说：今年收入不如去年分红多，自己养活了别人，吃亏了。反驳者说：现在吃饭不要钱，还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实行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剃头、洗澡、看戏不要钱，等等。和那时比起来，现在生活算得了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放远眼光，不能只计较个人利益。按照过去的分配办法，愁的愁，笑的笑，就不能共同富裕。不能共同富裕，一个人好一点，也不痛快。况且，劳力、人口等条件也会变化的，谁能保证没有三灾四病，劳力永远比别人强？各人都有老的时候，靠工分不如靠公社。这实际上是用平均主义的互不吃亏论去说服农民，因而辩论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实行半供给制，不是谁占便宜谁吃亏，而是人人都可以永远过着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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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3)
辩论之二，驳倒供给制出懒汉。实行吃饭不要钱，会不会出懒汉?当年的回答是：否，不但不会出懒汉，还可以改造二流子。广东阳江县东风人民公社为此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实行供给制后，人人要社供给，人人就要为社劳动，每个人的劳动已不光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社大家庭。所以群众的互相监督精神就会大大发扬起来，懒惰的人就难以躲过千百双眼睛。第二，因为公社实行了劳动组织军事化，生产行动战斗化，人人要遵守制度和纪律，否则给予批评，懒汉再也偷懒不了，就会逐渐变得勤快。第三，实行供给制后，生活得到解决，丢掉了沉重的家庭包袱，贫农和下中农就会更加积极劳动。不但如此，供给制出懒汉这种观点，“过低估计了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大跃进下愈来愈高的思想觉悟，广大劳动人民不会因为吃饱吃好，老幼生活有保障而不积极生产，相反会更加积极地劳动，集中精力提高生产，在人民内部要靠政治挂帅和共产主义教育，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能只拿物质奖励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实行半供给制，“由于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集体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广泛地开展，对懒汉的教育和监督更加严格”。因此，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
辩论之三，驳倒按劳取酬优越论。按劳分配本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开展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讨论中，按劳分配原则也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各地在开展“吃饭不要钱”的讨论时，对所谓“按劳分配优越论”也开展批判。1958年10月中旬，江苏常州地委召开各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研究这年秋收后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高淳、扬中两县提出应采取“按劳取酬加照顾”的办法，认为这样可以调动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劳力强弱的矛盾。结果，高淳、扬中两县的分配办法在会上受到批判。会议认为，“按劳取酬加照顾”的办法实质上是按劳取酬，不仅缺少共产主义成分，而且使社员斤斤计较，助长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高淳、扬中两县农工部部长只得赶忙打电话回去，要县里赶快大搞粮食供给制，开展以分配为中心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人民公社化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当年所谓的粮食“卫星”所迷惑，以致主观地认为粮食已经很充足，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
“放卫星”是“大跃进”期间特有的一个名词术语。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启发，不少地方把自己制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
“大跃进”启动之初，工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本来就定得比较高，而随着“超英赶美”时间的一再缩短，各项指标也就不断提高。而且当年还搞所谓的“两本账”，即规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称为第一本账，这是要对外公布的；另一个是期成的指标，称为第二本账，是内部掌握的。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搞两本账，且地方的第一本账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基数。由于层层都搞两本账，指标也就越提越高。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来后，曾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抵制，结果这些人被指责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被扣上“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的帽子，并对其展开辩论和斗争。这样一来，纵使明知那些高指标无法完成，但持有不同意见者也不敢讲话。高指标无法实现，就只好搞虚报浮夸。在这种气候下，浮夸风、“放卫星”进一步泛滥起来，并且愈演愈烈。
1958年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广东汕头专区1957年有约2000亩田达到亩产粮食3000斤，该专区澄海县的高额丰产田都是“一年三熟”。这个县的青锋农业社有一亩八分丰产田，亩产3129斤。这是粮食生产上较早的一颗大“卫星”。但不久，这个纪录不断被刷新。随便摘录几则《人民日报》关于“卫星”的报道标题，便足见当年“卫星”的厉害：“（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1958年8月13日）；“河南谢集乡人民公社放出‘卫星’，玉米亩产25715斤”（1958年8月31日）；“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60000斤”（1958年9月5日）。最大的稻产“卫星”放到了亩产16万斤，花生“卫星”放到了亩产5340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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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4)
河北徐水县还特地制定了六种作物的“卫星”标准。该县的特大号卫星、大卫星、中卫星、小卫星的亩产标准分别是：
甘薯：130万斤，50万斤，30万斤，10万斤；
玉米：4万斤，2万斤，1万斤，5000斤；
高粱：4万斤，1万斤，7000斤，5000斤；
谷子：3万斤，1万斤，5000斤，2000斤；
棉花（皮棉）：2200斤，1500斤，1200斤，1000斤；
大白菜：200万斤，150万斤，100万斤，50万斤。
一些放“卫星”的地方，还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然后报刊以大字套红标题刊出。实际上各种“卫星”的产量，除了虚报的成分外，大多是将多处即将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而成的，有的干脆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当时，不少地方还大搞高产试验，河南省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试验。中联部下放到这里的21名年轻干部，选了7分地，深翻了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马车，耙7遍，下种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即亩产10万斤），时称“七七试验”。试验过程中，这700斤种子分了好几次才播完。麦苗长出来后太密，就从邻近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用捆绑搭架的办法将倒伏的麦子扶起。又调来7台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子鼓风，并以手风琴对着麦田演奏歌曲，还把当时稀罕的收音机也摆放在麦田边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效果。尽管如此，这七分地最后仅收了163斤秕麦。
在放高产“卫星”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诸如“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话语，还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作者通过“科学”论证，认为亩产小麦四五万斤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此时，小麦“卫星”还只放到亩产3530斤。读了这篇文章，加之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这一年的农作物也确实长得好，这就使得他对那些高得离谱的“卫星”未必相信，但对这年粮食的“空前大丰收”并不怀疑。不但不怀疑，甚至还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去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告诉他，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毛泽东一听，既高兴又惊讶，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可以换机器。”毛泽东反问：“不光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粮食呀!”旁边有人说：“可以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又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徐水的干部预先只考虑怎样向上级吹牛，没想到毛泽东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只得说：“我们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见状，意味深长地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又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相信这年全国粮食超正常“增产”的大有人在。这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在一大堆的文件中，有一份特殊的文件，即由化学工业部党组提供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参考资料）》。文件的第一段话就是：“今年粮食大丰收，薯类已经显得过多，今年即使少种薯类，我们的粮食也是吃不完用不尽的，因此，利用多余的农副产品来发展化学工业在我国就具有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前途。”
毛泽东视察徐水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难题后，中国科学院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要求下属的几个研究所把粮食如何转化为工业产品的问题作为重点课题加紧研究。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但粮食产量实际上也只比1957年略为增产，后来经过核实，全年粮食总产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300亿斤。然而北戴河会议时农业部党组报告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按照当时流行的“两本账”的办法，会议宣布我国粮食产量1958年将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到90％。这年10月中旬，华北和东北九省市在西安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据各省自报，陕西、北京比去年增产一倍以上，山西、河北增产一倍半左右，河南、山东增产两倍以上。东北三省显得保守一些，只增产了42%。
“粮食多了怎么办”(5)
既然粮食如此大丰收，已经达到了吃不完的地步，实行“吃饭不要钱”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也是当时实行供给制的重要依据。中共苏州地委在总结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的经验时，列举了可以实行供给制的四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有粮。怎么个有粮?答案在于：“今年是大跃进的一年，粮食增产是肯定的，如果全社水稻达到估产数每亩3500斤，就比去年增加了好几倍。”“按照全社每人每年食用650斤计算，可供全社社员吃几年。”供给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牛皮大话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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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1)
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几乎没受什么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也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后，心里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国了，共产主义才沾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江苏淮安县联盟公社联盟大队的公共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是一个实行供给制的无人管理食堂。“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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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2)
当然不只是联盟大队的食堂社员来客吃饭不要钱。河北省安国县的伍仁村，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家乡，公社化之后，有当代关汉卿之称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来该村参观，他在参观后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我们尤其喜欢公社食堂的一种符合中国人民好客精神的制度。社员的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大家的亲戚朋友，第一天吃得好些，第二天到第五天当自己人看待，第五天以后才要粮票。这真是合情合理的制度。”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厨师在分菜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有470户1900人，共建立青壮年红专食堂12个，老年幸福食堂3个，幼儿食堂3个。这个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对病人、孕产妇、客人有特别照顾。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
顿数
日期早餐饭菜午餐晚餐饭菜一豆包
和平汤凉粉、肉丝、
白菜、萝卜烩面、百合汤菜包
和平汤豆芽、金丝、粉条二枣花馍
和平汤肉片、豆腐、
银丝菜汤面条、肉丝、
于花菜菜包
和平汤丸子汤、金针汤、
木耳汤、莲子汤三面包
和平汤金丝、银丝菜、
白菜、凉粉蒜面条花卷馍
跃进汤肉丝、炒韭菜、
银丝菜、烧白菜四火烧饼
跃进汤豆腐、雪花菜、海带、凉粉面片、银丝菜、肉丝烙饼凉拌粉条、银丝菜、
醋白菜、肉丝片五雪花馍凉粉、炒金针、烧白菜、银丝菜汤面角、
莲子汤杂烩面炒韭菜、炒红丝菜六卷子馍
和平汤凉粉、豆芽、
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银丝菜锅巴馍雪花菜、炒豆腐、
银丝菜、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
炒豆腐、炒白菜、
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银丝菜、
豆腐、凉粉、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放开肚皮吃饭”(3)
1958年10月底，广东省委向全省各人民公社建议：全省食堂实行粮食无限量的供给制和社员吃饭吃菜一律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广东省委的考虑是：今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早稻是大丰收，晚稻特大丰收也成定局，全省今年平均亩产预计可达1500斤左右，每人平均拥有粮食1700斤左右。加上全省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90％以上的农民加入公社的公共食堂等条件，应该使农民吃饱吃好。此外，广东省委还建议所有公社的食堂，自11月起实行青菜管饱、逢一（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吃荤的吃菜供给制。
当年人们曾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江苏江阴马镇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后，社员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好处的快板词。词曰：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一位著名诗人为“吃饭不要钱”特地赋诗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中说：“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 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 说来不相信，饭菜进了肚。想起从前事，不觉心酸苦。从前生活难，天天做苦工，顿顿吃不饱，牛马都不如。 烈士流鲜血，浇出胜利花。粮食庆丰收，办起大公社。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 ，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提倡“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民最支持。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态度，正如前面说及的江阴县马镇公社的尹积福那样，开始虽怀疑，接着是惊喜，最后是欢呼称颂。他们既是这一制度的最坚决拥护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现在办了公共食堂，不再为能否填饱肚子而担心，农民怎么不拥护?可是，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比过去成倍地增长，根本没有放开肚皮吃的条件。所以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到了这年底和1959年初，粮食就根本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农民也就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
中国农民有广泛而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使他们容易产生空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种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骤然兴起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除了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极为丰富，多得吃不完这一因素外，还与主观地认为实行供给制后农民觉悟将有极大的提高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这年的许多新名词、新花样，也是最先在农村中提出的。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显得比农村落后，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表现还没有农民兄弟们出色。这样就使得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和农村在中国社会变更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进入共产主义，走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长时间是党工作的重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十分顺利，这就使得相当多的干部，不但熟悉农村，处理农村问题感到得心应手。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那么从何处着手来实现这个变革呢？于是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问题在于，一则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二则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的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对于一部分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民家庭来说，虽然他们从供给制中得到了好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得的，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仅是笼而统之地说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这话自然也不错，也很堂皇，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会由衷地感到自己不好好劳动就对不起共产党，反而觉得共产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不管，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另一方面，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民家庭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所以，不论是得好处的一方还是吃亏的一方，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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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4)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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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