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前 言(1)
像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一样，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使我震惊。当消息流传到外界，当朝日新闻社记者们开始报道那些大字报，当被捆绑的尸体沿珠江漂流至中国香港，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一半由于信息不通，一半由于缺乏洞察力，我们对这些纷乱的事实不能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后来，事态渐渐明朗化，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已发现并宣布了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1966年7月，他命令党的书记们亲临北京大学去经受这场文化革命。“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1］毛泽东对一些在1935年跟随他从江西到延安的干部们说，这些在国内战争很久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更有战斗力的革命者。毛泽东宣称：“闹事就是革命。”［2］
至少对我来说，这类话是意想不到的。任何*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
也许因为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所知甚少，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20世纪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诚然，其他学者，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以及史华兹，已经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所有这些“主义”，仍使我感到不满意，不管对它们的具体论述和思考是多么令人敬佩。譬如，斯图尔特?施拉姆精确证明了毛泽东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某种未必代表人类最终命运的东西”）为什么是其思想中某种“辩证法的癖好”的产物。但是，这种癖好首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就像施拉姆所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癖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3］。
的确，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形象的。但是，当解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时，这样一种描绘就令人困惑不解了。他是一个大胆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用实践的秘诀来解析理论的浪漫的*主义者？或者像一些人曾谨慎地暗示的那样，他甚至是一个用对抗性矛盾概念来代替阴阳概念的道家辩证论者？
我发现，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可以拒绝认真地对待毛泽东主义。为什么把理论智慧赋予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走向了1949年的胜利吗？为什么由于相信毛泽东的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远非对斯大林理论主张的模仿，就要把他的成功的策略和理智的精妙混为一谈？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变成一个*主义哲学家而使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甚至在掌握社会主义的辞藻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使命。但是，当我愿意承认“战场是［毛泽东的］学校”时，我也就假定了自觉的革命行动是靠理论来指导的。那种思想又受到了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一种假设的理论框架的支持。那些假设及其起源往往能被当事人意识到并直接描绘出来，尤其是在当事人理智地反省的时候。但毛泽东通常不是这样的。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前 言(2)
所以，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已超出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而牵涉到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由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不得不探究到他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所使用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主义革命的独特性——只有被放在历史背景中才讲得清楚。不过，简单的对照是不明智的。总体的归纳（“东方人使自己适应自然，西方人反抗自然”）会把超越时间和无历史意义的特性赋予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果没有具体的大众语言来沟通这些文化，那么总体的归纳也就只能依赖于那些一般的特性。
诚然，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任何特殊的民族语言都是一种“不断隐喻的过程”。他曾经写道：“语言既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也是一个收藏人类生活与文明化石的博物馆。”［4］因此，毛泽东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主义的新名词。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语言，我们就能开始懂得一些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假设，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外思想融合在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中的方式了，因为*主义不仅对他们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也具有启迪意义。就一种普遍真理本身的要求来说，*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他“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现代中国，*主义本身像“毛泽东主义”一样，已经变成一种混合体。
为了揭示这种混合性，本书第一部分由几个片断组成。有些仅与毛泽东本人有关：他害怕革命的倒退，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等等。但更多的篇幅则通过非类推的方法，研究了毛泽东和他的政策，以及其他的政治事例。其中有一些是具体的历史，例如清代乡约体制，甚至曾经可以在当代中国产生相似的制度；也有的是抽象的概念，例如卢梭的“大立法者”；或者甚至是含有隐喻的，像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因此，这些片断是充满想象力的：首先，透过表面现象可以看到，毛泽东显然是在为他那种政府理论做掩饰；其次，评价毛泽东本人的政治象征，这些象征往往是与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革命形象相适应的。因为毛泽东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神话创造者，他通过讽喻象征的手法来反映人民的追求。
提供这些片断是为了说明存在西方*主义与中国*主义这样两种语言。为了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我使用了一种哲学词汇——其原因并不在于我把它看作是其自身的一种先验的语言，而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更鲜明的对比方式。所以，本书以下几部分试图对中西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出一种逻辑一致的阐明。只对政治上的毛泽东主义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比较零散。既然毛泽东及其同僚那样地低估康有为的理论，为什么还要阐述这种理论的演化呢？这里，我认为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尽管毛泽东不了解康有为思想的错综复杂性，但康的关于“仁”的一元论概念，以及他的有关人类史的三阶段的理论，却渗透到了毛泽东那整整一代人的思想之中，粉碎了儒家关系的专制，为更加激进的社会批判形式开辟了道路。康的这种普遍重要性，是我花费如此多篇幅来讨论他的部分原因。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前 言(3)
但是，为什么我同时也要详尽地说明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难道仅仅因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自认为是“康德派唯心论者”吗？事实上，毛泽东甚至并不理解康德原著的含义。相反，他只是从弗雷德里希?泡尔生——一位二流的新康德主义者，他仅仅强调康德哲学的某些倾向——的一本书中了解到康德哲学的。如果我们只对毛泽东早年的唯心主义性质感兴趣，那么研究泡尔生的影响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们要追溯到原始的来源？答案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思想只能追究其来龙去脉才能界定。在这里，毛泽东的知识环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是，当我们看到组成这种环境的各个部分因时因地发生变化时，这些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就更加重要了。这不仅向我们显示了“纯粹理性”的力量；同时，它也——用物理学的形象语言来说——建立起了粒子运动的场。譬如，《历史与意志》的基本主张之一是，毛泽东的辩证法并不是真正*主义的，因为中国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结构并不具有欧洲理性主义的普遍的本体论范畴。直接陈述这样的命题几乎很难表明它是真实的。所以，为了清楚地表达其意义，我通过追溯先验逻辑的发展，而把我对那些范畴的本质的理解告诉读者。因此，本书有关康德思想的说明，旨在告诉读者，西方*主义后面的范畴是多么坚实，而毛泽东主义由于处在不同的知识环境中，因此在运用同样的这些范畴时，就显得更加富有弹性及灵活性。因此，《历史与意志》花了大量笔墨引导读者去了解组成每个思想领域的各个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宣称它们有区别，试图以此证明西方和中国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的基本特征。
最后，我深切地期待读者们自己能把这些知识的片断综合起来。每一个作者都希望他的读者通过反复讨论来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最后的综合，直到它具有一种比较完善的结构。我更是如此，因为《历史与意志》这本书在结构上还不是尽善尽美。它只是由一系列论文汇集而成；这些论文在主题上是相关的，但并不具备逻辑上的连续性。读完一部分内容之后，读者应该记住它的论点，以便把它同另一部分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就是说，本书试图提供一系列内容，就像一组镜子的映像，这些映像虽各不相同，但它们最终都会聚集在“*”这同一个焦点上。此时，当历史（官僚政治的规范化）和意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冲突时，这些映像就最终被统一了。
魏斐德
1972年于伯克利
［1］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6年7月22日），见JeromeCh’en，ed.，MaoPapers:AnthologyandBibliography（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0），—30。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前 言(4)
［2］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小组成员时的讲话》（第二版）（1966年7月21日），见Ch’en，MaoPapers，
［3］Stuart，“MaoTse-tungandtheTheoryofthePermanentRevolution，”ChinaQuarterly，46∶225—226.
［4］AntonioGramsci，TheModernPrinceandOtherWriting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57），—111.
图片说明：
1、p6，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2、p10,“*”中，《语录》的应用随处可见。
3、p17，1946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金匾。
4、毛泽东题词。
5、p25，卢森堡，Ｒ.（1870—1919），为波兰出生的德国*主义者，社会哲学家与革命家。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在1919年1月的柏林起义，但未成功，与其他数百位相关人士被逮捕，遭严刑拷打后被杀害。
6、p28，*，Ｋ.（1818—1883），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7、p33，毛泽东和彭德怀。(1953年)
8、p41，卢梭，Ｊ-J.（1712—1778），法国政治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9、p47，《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手迹。
10、p49，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末期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
11、p52，朱熹（1130—1200），宋代哲学家，理学的创始人。
12、p64，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1965年辞去在古巴所任职务，在非洲、*等地建立“游击中心”。1967年被*政府俘获后杀害。
13、p66，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家。
14、p72，卡斯特罗，1926年生于古巴。领导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起义和游击战，并获得胜利。今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15、p75，程颐（1033—1107），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与兄程颢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程颢（1032—1085），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颐之兄。
16、p83，王夫之像及其著作《噩梦》。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称船山先生。学术成就很高，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所研究。
17、p86，《卜算子?咏梅》。毛泽东手迹。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1)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
1．革命奠基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卓著的声望不是一下子就赢得的。他是在1935年著名的遵义会议期间得以参与领导的，但直到1942年，在经历七年的思想妥协和政治变动之后，他和他的思想才独领*，支配了全党的。［1］然而，为他作传的人却将他理想化了，描绘出一幅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图景：他作为一个有预见性的革命家，对通向胜利的惟一道路抱有坚定的看法，这使他击败了其他竞争对手，获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列宁也许因他能够按照形势的需要作出让步并调整个人信念而备受称颂，毛泽东则由于坚信他个人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动力有一种可靠的直觉而为人赞扬。
毛泽东早期的实用主义是造就他这种刚直的特殊形象的原因之一。他主张的策略———1927年依靠农民的激进主义、1933年期间的游击战和1935年北上抗日的决定———总是与正统的*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相牴牾。虽然毛泽东从未死守这些教条，也未独立地发展它们，但他确实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早地认识到，革命应从农村开始，红军既要注意作战，又要注意发动农民群众。
于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成为毛摆脱在野地位，摆脱在党内的政见孤立和在延安黄土山沟的流放的斗争史。毛泽东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但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太晚，以至未能早日获取胜利。这样，毛泽东似乎独自开拓了革命，以至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成了他个人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的传奇。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加具有革命性。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自我实现。当我们进入自己设计的角色时，我们都成了自己虚构的东西。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毛泽东担心胜利以后国内出现停滞和倒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相反，他确信只要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他的革命业绩永存下去。
在国内战争即将获胜之际，毛泽东对革命的成败变得关心起来。1949年胜利前夕，他就觉察到了权力可能会破坏他的同志们的革命纯洁性。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2)
胜利把一代革命者从中国的农村带进了资产阶级的大城市；由于斗士变成了官僚，干部和群众疏远了。“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3］。胜利也使共产党员们斗志松懈，认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和打败武装的敌人的斗争已最终结束，虽然毛泽东坚持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4］
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国内的动员运动，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党的热情，暂时减轻了毛泽东对革命出现倒退的忧虑。但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之后，这种忧虑又恢复了，而且益发强烈。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社论可能是毛泽东本人撰写的。社论警告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5］毛泽东此时再次强调胜利尚未完全确定，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1957年2月，他宣布说，在中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
毛泽东主义者后来常说，刘少奇副主席认为在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再需要搞阶级斗争了，毛主席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他那时的谬论来的。［7］但这是一种事后的说法。使毛泽东忧心忡忡的直接原因，是东欧的*。假如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如此轻易地就被动摇，中国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毛泽东对这种危险的感受因他对朝代兴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识而增强了。例如，他在国内战争年代后期提及的“糖衣炮弹”（糖弹），就是有意地与当时所谓的“刘宗敏思想”的错误联系起来。1644年，刘宗敏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1606—1645）手下的一位声名狼藉、贪得无厌的将军。李在北京城外打败明军之后，他的军队在刘宗敏将军指挥下开进京城。由于他们掠夺拷打居民，危害了人民对新王朝的支持。清朝军队很快就将李自成从京城赶走，建立起他们自己延续较久的王朝。1944年，诗人郭沫若发表了一篇论李自成的文章；在他看来，这支农民起义军和红军之间显然存在着可以相比的情况。如果共产党人像李自成的人一样，进入首都只是为了趾高气扬地把所控制的财富装满自己的腰包，那么他们的“王朝”就可能恰像李自成的一样短命。不久，毛泽东也接受了这个思想，他在一次讲演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8］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3)
同样，毛泽东［他少年时代崇拜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那样的英雄［9］］也必然地要将他的成功与一个开国君主的成功联系起来。像这样的君主一样，他也必定意识到，永远保持胜利的成果是困难的。即使毛泽东自己未做这样的联系，党内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的，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毛泽东和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相比较。秦始皇的统治垮台，就是由于他对人民勒索过重。［10］毛泽东所受的正统教育（这使他接触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他在孩提时就已熟记的豪杰人物小说，唤起了他头脑里的中国人皆有的这种朝代循环的意识。［11］《三国演义》开篇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12］毛泽东并非担心他的“王朝”会同样衰落。但中国统治王朝的接续和为它们编写的朝代史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启迪：所有的政权在它们的开创者的热情鼓舞下，都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结果，又都因政治遗产被继承者挥霍殆尽而归于衰败。*
*后来，*也强调了王朝的衰败和修正主义之间的联系。1966年，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林“从我国历史上来看”，考察了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他说：“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很多。”随后他援引了秦、隋、元、清等朝代为例，也提到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夺取了政权。“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当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十六年，我们无产阶级的专政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见*：《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引自MartonEbon，LinPiao：TheLifeandWritingofChina’sNewRuler（NewYork：SteinandDay，1970），
当苏联由于允许工厂按照叶夫谢伊?李伯曼臭名昭著的市场制度来管理，由于放映好莱坞电影（“美国的精神鸦片”），或由于让“资产阶级学阀”垄断大学，将考试分数当作允许深造的惟一标准而似乎背叛了革命时，这种历史现象必定显得更加普遍了。［13］“在苏联，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它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整个国家迅速改变颜色。前车之覆，须引以为戒。”［14］
1962年1月，毛泽东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党不变修，党必须更加全心全意地遵循群众路线。“要发扬*，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15］大约在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开始强调在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4)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16］
到1963年5月，毛泽东已经感到，如果忘记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反革命复辟就会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17］事实上，党本身也许已经成为这种复辟倾向的主要根源。
又过了18个月，毛泽东进一步将党内的这种倾向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并将像刘少奇这样的党的“右派”称之为“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8］。到1965年秋天，这位主席问他的中央委员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最后，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通知里竟然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过去，毛泽东曾多次认为党员需要接受再教育。［20］但进行再教育的这些整风运动基本上是组织内部的悔过自新，而不是从党外发动的思想革命。现在，毛泽*然断定反革命迫在眉睫，他勇敢地和自己的党对抗，仿佛它是一个敌对的政权。毛泽东声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1］，他求助于社会本身，希望动员起舆论支持自己，而不必进行一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清洗。毛泽东的这种重视舆论的倾向是由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使他强调为了“革新人民”（新民）而从道德上来激励他们的必要性；*列宁主义方面的训练，使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敏感起来；国内战争年代使他懂得了动员群众的重要性。
最后一方面的影响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但第一方面的影响，即毛泽东对传统的研究，表明他相信道德拯救是有历史渊源可寻的，以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所搞的那套社会思想灌输，也是有前例可援的。试将清朝的“乡约”制度和毛泽东的“街道公约”加以对比，也可以发现在表面的相像之下有着重大的区别。
“革新人民”（新民）的思想也就是通过精神鼓励来创造“新人”。这至少是毛泽东在1917年创立新民学会时的宗旨；当时，他在长沙还是一名学生。“新民”这个名称直接受较早的一份改良主义的杂志———《新民丛报》的启发而来，该杂志由毛泽东早年崇拜的英雄之一梁启超（1873—1929）编辑。但“新民”这个词的起源却要古老得多。过去中国学生都要死记的《四书》之一———《大学》的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22］，在止于至善。”［23］对大多数儒家学者来说，这段话强调的是，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是做道德上的楷模，以激励迟钝的大众。不过，在传统的做法上，也还设计有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思想灌输形式来革新人民的制度。明朝（1368—1644）大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发明的“乡约”制度就是其中之一。1518年，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地区*起义时创立了乡约制度，它企图用诱使起义者回到文明社会的办法使他们平复下来。乡约本身反映了这样的想法：邪恶是因世风日下产生的一种反社会行动。虽然官吏们的主要责任是在人民中维持“礼”，但是如果不与地方团体的成员们来分担这一任务，官吏们就无法获得成功。王阳明实际上是试图组织起一系列强化道德的团体，因为几乎无人有力量能够改造他们自身。订立乡约的地区的居民们应推选出“约长”，来记录他们的日常行为。个人要为每月的宴会捐助财物，每次聚会，击鼓如议，众人大声发誓：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5)
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24］
然后，对每个成员在过去一个月中的举止行为进行琐细的讨论。好的行为备受赞扬，坏的行为遭到批评，恶人被迫跪下，当众认错。反复强调聚会的根本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改造人。在发现有人做了坏事时，人们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当事人，而不是把他移交司法当局了事。
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25］
乡约制度在明朝末期消失了。但在17世纪中叶的*之后，清朝（1644—1911）第一个统治者顺治皇帝（1644—1661）颁布“六谕”［26］“教化民众”，重新施行了乡约制度［27］，其原因一半是为了恢复文明社会，一半是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长治久安。每个社团从它的生员（通过最低级别考试的人）和德高望重的长者中选出一位乡约官吏，负责解释这些条谕。乡约的头头和他的副手每月两次召集居民们宣读“六谕”，敦促人们孝敬长辈，教育后代，邻里和睦，安居乐业，勿犯罪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约制度逐渐变得更为精细。1729年，被委任来帮助头头宣讲皇谕的副手多达三个以上，各处专门宣讲皇谕的地点被称作“讲约所”。而且，早先的“六谕”被大大扩充了。早在1670年，康熙皇帝入情入理地详述了16条“圣谕”。他在“圣谕”中不是告诫中国百姓要“对父母尽孝之责”，而是命令他们对社会事务给予应有的重视，真诚履行孝悌之义。“圣谕”所期望的德行要达到的社会目的，是用各种实例来说明的。邻里和睦相处是为了防止纷争，讲究礼仪是为了守好规矩，学校将得到发展，谬说则遭到受尊崇的学问的抵制，等等。首先特别要强调的是，人们应安于各自在社会中所处的生产地位。崇尚节俭，积蓄钱货，克奉职守，解决人们的要求。这样，帝国的全体臣民就被分成顺民和刁民两类。皇帝正是依靠前者来阐释法律，警诫愚顽之徒，并作为文明社会与其弃民之间的调解者来发挥作用的。
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对社会秩序更为关心。1724年，他发布了详尽的教谕。在洋洋万言的劝诲中，他设想上天已为各人做了合适的安排，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是每个人的职责。“而若人皆安于职守，孜孜以求，则何事患不成。”这种语调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父亲的口吻，而且在城市繁荣富强时期是适宜的，它们听起来好像就是基佐在《靠自救还是靠天助》或塞缪尔?斯迈尔斯在《自助论》中所表达的资产阶级的一些言论。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6)
如果你认识到，朝廷日夜忧心和操劳的除民事外无他……
即使在付了公私税款和税金之后所剩无多，你也还能够通过日积月累，逐渐使自己和家庭过上富裕的生活，为儿孙留下可供继承的财产。［28］
因此，皇谕对社会的基本单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家庭应遵守秩序，个人应自主上进。等级制家庭和有进取心的个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鼓励，是因为他们对政府依赖顺从，就如同想往上爬的官僚对皇帝那样。社团自治和自由结社是被禁止的，因为放任自流和平等主义的社团在封建藩篱之内是非法的，这样做会被认为是有意违法。“淫恶之徒……称兄道弟；念咒起誓，互相勾结；夜聚朝散，违法乱纪；*一时，欺诈人民。且看一朝坏事毕露，则将他们依法捉拿惩处。”［29］这些秘密团体的成员之所以必须被剥夺其公民权，受到惩罚，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愿与集体对立，而是因为他们在一起阴谋反对政治传统和父权制社会。
清朝的乡约制度在18世纪末终止。虽然19世纪的官员如曾国藩（1811—1872，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敬重的湖南政治家）等曾偶尔恢复过乡约制度，以便将道德价值灌输给农民，但是该制度仍因清朝皇帝们固执于使用等级制的统治方式而被压垮了。因此，当宣讲乡约而它的消极的听众却被视作帝国的贼民时，乡约这一纯粹官僚主义的形式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事实上，比起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公约或爱国公约来，清末的乡约更不同于16世纪最初的契约。爱国公约是根据“因涉及国家或社会主义建设利益而必须遵守某些行为准则的邻里协定”［30］而建立的居民组织。这类公约———以及到处存在的学习小组———的目的是要人们不仅是消极地服从，而且还应积极地参与政治问题。［31］由于干部的领导，组员们懂得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然而，为了激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爱国公约、学习小组这类中间手段无关的其他方法最终也产生了。
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首次出版。与其称之为“语录”，不如译为“箴言”更好些；因为“语录”一词，最早在唐朝时习用，当时佛教禅宗的和尚用白话文记下大师的言谈，以便他们向群众传教。［32］《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起初是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编的，尽管它常常作为一种奖励的表示，发给获得“毛泽东思想的好学生”称号的年轻公民。1966年8月18日，《语录》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出来，很快便开始以“红宝书”而著称。后来，“红宝书”印数达到10亿册以上。到1967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国涌现，每逢开会必定要像祷告似的背诵毛泽东的语录。［33］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7)
《语录》强调认真的态度很重要，在这个方面，它跟乡约圣谕一样，与塞缪尔?斯迈尔斯具有某些相同之处：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34］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35］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36］
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37］
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38］
强调态度通常是毛泽东的思想的特征；它是如此强烈地称道勇气（“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39］）和努力“多思”［40］。事实上，毛泽东评价一个革命者，通常更多的是看他的精神状态，而不是阶级出身：问题不在于一个革命者是什么人，而在于一个革命者应当怎样行事。比如，一个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41］。所以，“怎样行事”讲的是办事的准则而不是目标。尽管毛泽东肯定能够对特殊的具体的问题进行论述，但是他往往认为行动的目标不成问题，从而使自己转而注意行动的方式。
虽然《语录》可能因而与“圣谕”在态度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也就到此为止。“圣谕”是向百姓宣读的，《语录》则是专门供百姓自己诵读的。《语录》的用心在个人，而非帝国的任何小集团的成员。《语录》既不刻在碑石上，也不贴在固定的地点，它可随身携带，不拘一处，为个人拥有。“圣谕”命令个人服从儒教传统规定的“天生的”社会等级制度，而《语录》却大胆地摧毁等级制度，并极力主张在一个以变革而不是以传统为控制力量的革命群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这样，无论是在物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语录》本质上不像“圣谕”那样凝固。
这一点，也许可以从《语录》的四大主题所蕴涵的对权威的矛盾心理中得到最好的证明。《语录》鼓吹的第一个主题，是群众至上。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4２］
除了个人只有在群众中才有独立性，只有深入集体之中才有个人的成就这些看法之外，《语录》中还有党和民众要时刻结合在一起的说教。由此，就有了第二个主题：“圣谕”仅仅对人民宣讲，而《语录》对干部和群众都适用。实际上，上面所说的群众最初只是指党员，因此《语录》有时带有手册———一种官方使用的手册———的味道。“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43］但是，起先作为党内文件的东西，现在却统而言之地对公众说了。在《语录》到处泛滥的现象后面存在这样一个原理：普遍的政治参与。官员和国民，干部和百姓，已合而为一。党也许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44］，但是在领导者和置身于最高合法权力层之下的被领导者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在江西苏维埃时期之后，毛泽东的哲学的最强烈的信念之一，就是使规律本身非神秘化。《语录》解释了未知事物之谜，并最大限度地化复杂为简单。“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45］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8)
第三个主题，是要求青年人成为社会革命力量的希望。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46］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47］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要求却是有矛盾心理的。尽管毛泽东确因青年更能反抗传统而看中了他们，但是他也深表忧虑，惟恐这个胜利后的新一代忘记最初发生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在“*”中有意识地再现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英勇顽强和艰难困苦，因为他担心作为他的革命接班人的红卫兵（当时被称颂为“新人”）会意志薄弱，松懈下来。［48］因而，《语录》的第四个主题就是要求人们应有信仰（“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49］），于是，“无产阶级*”终于触及到“人们灵魂”［50］。摩尼教徒式的斗争景象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信仰。在毛泽东的讲话里，提到有一个敌人，总是企图利用革命的错误：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51］
信徒们必须奋起反对这些敌人，必须监视自己的队伍，甚至必须确定官员们是否公正。因为信仰———这里是在抗议者的意义上使用的———使每个人变成了一名法官。《语录》本身也许要限制古怪的权威，但它像《圣经》一样，也准许个人做出判断。“圣谕”的毛病在于没有这种权威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没有《语录》的那种“让每个人思考同样正确的思想的决心与他们应自发地那样做的愿望之间”［52］的张力。《语录》尽管在当时享有权威，但它却力促每个人怀疑教条主义的权威。
红卫兵喊出了“造反有理”［53］的口号。“造反”二字，与“叛逆”曾是同义词，党员们起先用它来指责红卫兵对传统观念的破坏。但到1966年8月24日，它完全失去了叛逆的含义。那天，《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的一段早先不为人知的讲话，宣布说：“*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54］这个口号———像*元帅后来解释的那样———是用来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55］，以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然而，“造反”一词仍受到广泛的限制，因为只有像“*”那样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思想，才允许合法地攻击权力机构。1967年的《红旗》杂志举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范例：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9)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56］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57］
一个近乎是超人的英雄（诗中描写的英雄是小说《西游记》中与众神斗争的猴子），集合起一支人民的军队，进攻那些共产党内的当权派。很可能有两个权力源泉：党和毛泽东本人；但只有一个源泉是合法的。毛泽东的思想犹如神猴的金箍棒，它直接联系和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认可了它的合法性。这种群众运动的“规模很大”［58］，可以想见，它与党内“一小撮”（共产党中国里视为可耻的一个名词）人形成了天渊之别。按照“一小撮”的说法，受到谴责的的确不是党本身，但怎样把党的机构与其领导人分开呢？［59］列宁主义（这里指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译注）暴露出来的一个新的弱点是，它完全从数量上来（指上文说的千百万和“一小撮”的比较。———译注）判定是不是*主义的，把思想和组织割裂开来。
是什么东西证明了那种自封革命的做法最终是合法的呢？在上面所引的社论中，这个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历史的车轮，它是由革命成功的必然性来表示的。因而，毛泽东这个奠基者支持这样一些人，希望他们将他和他们的革命不断地、永远地进行下去。这一革命不应是单独一次行动，也不应有哪怕是一时的停顿。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60］。即使“*”获得成功，权力也“可能被再次（从我们这里）夺走”［61］。人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就可以太平无事了”［62］。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63］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革命奠基人(10)
不只是毛泽东有忧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对一个外宾说：
每次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巩固它。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资产阶级被剥夺权力后，力图复辟……历史上有很多次，一场革命成功后，紧接着就是一次复辟。在苏联，打败了反革命，私有财产变成了国有财产。但他们没有进行一场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政权受到腐蚀。赫鲁晓夫在1956年，着手搞了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仅仅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还不行，必须将革命深入到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领域中去。［64］
毛泽东这位革命奠基人由于拒绝在制度上做出妥协，并直接向群众发出号召，从而把他的赌注押在了人民身上。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红太阳(1)
1965年2月，毛主席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恐怕中国有苏联所批评的‘个人迷信’。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65］两年后，一位53岁的中国农民大娘在谈到她的领袖时这样说：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我们贫下中农热爱和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也最关怀我们贫下中农。生命离不开血液，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离不开毛主席，我们的心和他一起跳动。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带路人，是我们的恩人和大救星。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贫下中农靠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他老人家的好社员和好学生。
我们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们全村，全国都变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课堂。［66］
这段赞美之辞所包含的强烈感情体现了领袖和群众之间相互的爱。这种思想感情，不管是否切合实际，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位领袖同他的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既有封建的色彩，又有民粹的成分。因此，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红太阳”和天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人格主义试图消除政治精英，以便消除领袖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民粹主义因此能不自觉地凭借它的绝对平均主义导致权威统治。民粹主义同专制主义结合的现代形式依赖于群众运动的兴起。可是，中国的帝制既非集权主义也非平均主义，而是浮夸的民粹主义；同时，即使民粹主义在制度上被儒家官僚所认可，那种浮夸风气仍然比在任何其他官僚帝国中存在得更为持久。尽管庶民实际上已被剥夺了直接参与政权的机会，但是他们仍被具体地视为正统皇权的一致拥护者。欧洲的君主们验证其统治之公正的方法，是依靠各政治集团的反应。中国的皇帝们只承认非社团性的舆论。因此，孤家寡人的专制典型，在中国比在西方出现得早，它所产生的集权的民粹主义倾向比在其他地方所产生的要强烈得多。这也不单单是从国家的观点来说的。不管官方对于农民感激其慈父般的皇上的美化宣传是多么可疑，在民间确有一种爱戴好皇帝的强烈传统。这传统反映出了这样一种信念：国泰民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美德。
那位农民对毛泽东的爱戴也伴有一种对这位主席的依赖感———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完全和紧密的方式。这一切生灵所依赖的红太阳不是高高挂在天上，而是在人们的心中闪闪发光：一颗宗教事物与世俗事物无所不包的巨大天体。事实上，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不存在后一种区别。*他消灭封建迷信时，也把宗教完全地世俗化了。当他的存在维持着芸芸众生时，这个世俗之人也就被完全地神化了。一个清朝农民也许会虔诚地依赖皇帝来维持其内心世界的平衡，但是，尽管皇帝有时被比喻为天上的太阳，他却永远不会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作为民间宗教最受尊崇的代表，皇帝则用向上天奉献祭品的方式把自然同人类联结在一起。一个皇帝虽然可以打着佛的旗号［67］，但是被农民供奉在祭坛上的却是阿弥陀佛的画像———而不是皇帝自己的画像。今天，毛泽东的画像却被置于祭坛和佛龛的位置上。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红太阳(2)
*在*主义的词典中，崇拜是指忠诚于一个人而不是忠诚于一种教义。在宗教社会学中，崇拜是指一种狂热的或神秘的组织；它与宗教传统无关，主要关系到个人问题。所谓“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不无风险地并用这两重含义，因而这个名词似乎有点儿非难之意，意指迷信的偶像崇拜。不过，像一种纯宗教崇拜那样，对毛泽东的崇拜确实有助于捍卫一种个人形式的神正论。可是，不管毛泽东具有多么超人的领袖魅力，他毕竟不是一个典型的先知；对他的崇拜，尽管是借助于礼拜仪式的，但显然缺乏这种仪式的特征。当然，这种分类理论见于MaxWeber’s：TheSociologyofReligion（Boston：BeaconPress，1964），especially，也可参见Ge-offrey，“TheConceptofCult”，TheSociologicalReview，NewSeries，∶351—362。
同时，毛泽东的思想被称为“火车头、指南针、灯塔、照亮道路的明灯”，甚至是一种可以被用来创造“世界上各种奇迹”的神秘武器。［68］毛泽东本人既然已成为伟大的舵手，那么，到“*”时，当然就只有他的思想才能保证中国人民的安全航行。从人到思想的这种转变适用于两个目的。毛泽东通过向每个公民提供他自己的法宝，使他的思想不由自主地激发了人们的进取心；通过把活着的领袖同他的圣经分离开来，也有助于确保他的传统流传后世。从某种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来说，把毛泽东神化为他自己的思想，这使人想起已故帝王们被其后代继承者奉为神明的做法，这是一种对真人死后其不死的人格面具的崇拜。
这种人与人格面具分离的情形，对于大部分统治者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对于那些毫无超人魅力的统治者们也是如此。帝王们被其继承人神化了；皇位继承者们希望他们的统治王朝合法化，而不必暂时地依靠上天的意志。但只有死者才能被神化；人格面具不可能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因为它的神圣性是它沿着接近于上天的信仰等级上升的函数。
对毛泽东而言，重要的是与历史而不是与上天合而为一。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活了六十五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四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69］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红太阳(3)
正像*的这段颂词所表明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合而为一的个人身份是举世公认的。人们早已指出，这种融合作用迫使他将革命不断进行下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了他作为历史的那种自我形象的俘虏。但从另一种观点上看，历史与个人经历的同一性又把他从原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他才能约束他自己的行为。汉纳?阿伦德特曾经写道，人处在一张“人际关系网中，它包含无数冲突的意志和意向”，因此，个人的行动永远不会达到预期目的。虽然在这张网中行动确实产生了每个人的经历，“虽然每个人通过言行投身于人类社会，从而开始自己的人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作者或创造者。换言之，作为言行之结果的经历呈现出一个行动者，但这个行动者并不是作者或创造者”［70］。由于毛泽东创造了自己的经历，因此他似乎果真成了一个自由的行动者。
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毛泽东才是他自己的合法性的根源。不管他的领导具有多么超凡的魅力，这种领导的合法性是通过它与群众的联系而得以证实的。如果说皇帝们是用宗教仪式来证明他们同上天的密切关系，那么，毛泽东则通过反复尝试实现政府同人民的沟通来表明他接近于他的合法性的主要根源：群众。［71］当然，这一点是作为全党的*集中制方式而被明确提出来的。毛泽东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集中制问题。……有些同志……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没有*，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72］
毛泽东的“希望是和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名小学生”［73］。这使他成为其他共产党员的楷模，尽管普通干部（由地位，而不是由其他方面来决定）也许觉得接受群众批评有点难受。开放党的司令部的大门，让曾经令人生畏的权威面对着胆子日益增大的党外人士，这是与党的官员的自我保护本能背道而驰的。考虑到干部们的畏惧情绪，毛泽东曾再三批评他们的谨小慎微，并热情地敦促他们克服胆怯。“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74］他知道公开批评可能达到的严厉程度，但那些不得不经受批评的人将不会“都搞得灰溜溜的”。因为，害怕面对群众是自己拆自己的台。“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而要敢字当头。……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75］
毛泽东所以能够提出这番劝告，是因为他不仅是群众的小学生，也是他们的先生。初看起来，如果用一种辩证的语言来表述这种角色的混淆（究竟是谁在教育谁？），问题就好像完全清楚了。但是，当人们去验证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时，这种清晰性很快又失去了。我们曾说过，在1962年以后，毛泽东日益发生变化，更关心标准而非目标，更关心态度而非阶级成分。事实上，即使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背景也不足以“保证正确的态度”，在“*”把党内斗争定义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之后尤其如此。［76］阶级觉悟、党的工作和精通辩证唯物主义，全被具有“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77］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世界观所取代。到1970年底，甚至长征老战士也承认“过去我只有阶级感情，没能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78］。如果没有阶级，哪来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同样，这些党的干部还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加深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79］这一类的循环论证是否意味着通过学习产生无产阶级感情，而同时又只有具备了这种无产阶级感情才能学习？像一位干部所说明的那样，“学好和用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必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知道，一个人在学习方面的觉悟高低，取决于他对毛主席是否有深厚的感情”［80］。总之，正确的世界观是怀着无产阶级感情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而对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感情有多么浓厚，也就能激发起多么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这里，终于把个人与角色以一种建构的而非辩证的方式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格式塔。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红太阳(4)
换言之，毛泽东至少有三种化身：历史上的革命家，他过去的功绩鼓舞着现实的行动；当代的主席，群众的红太阳，他本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活样板（除了1966年畅游长江那种著名的偶然举动之外）；以及由他的思想所表现的人格面具。所有这三种化身把毛泽东置于一种同人世间活动隔绝的状况。所以，必须发现或造就另外一种人，他们将充当榜样，作为毛泽东想塑造出的中国人的态度的化身。
毛泽东的革命一代曾在中国历史和小说的传统英雄形象中，尤其是在英雄豪杰小说的英雄豪杰形象中，找到了最初的自我。［81］上述这些豪杰，如武松（《水浒》）、黄忠（《三国演义》）、穆桂英（宋朝一位传说中的女将）等等，曾一度被推荐为人民共和国初期群众学习的英雄典范。但是这些英雄典范有两大缺陷。首先，这些英雄们在失败的困境中往往找到了最慷慨的机会，宁可守节而决不屈服，这很难成为国家向人民保证战胜逆境并夺取胜利的最好范例。第二个缺陷在于他们同封建时代的联系。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传统文化似乎早已死掉，被“五四”的一代埋葬了。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旧时代的幽灵再次登场。［82］侠义勇士们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与集体观念背道而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正在请出传统英雄人物来鼓起人们的勇气去反对专制权威。在“大跃进”时期，农民们把自己比作敢作敢为的勇士，他们面对自然界不再听天由命了。既然曾经有过种种教训，为何还要鼓励人们重新依赖这种个人主义的历史典型呢？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曾赞扬某个农业合作社的老人们说：“老年赛过老黄忠”［83］。
从传统英雄到现代英雄的过渡是通过三个榜样来实现的：诺尔曼?白求恩（八路军的加拿大籍外科医生，他于1939年死于血液中毒）、张思德（死于国内战争时期的一名战士）［84］和愚公（愚公敢于向自然挑战，他试图移开挡在他家门前的大山）。最后一位也是最令人钦佩的一位。“中国人民不仅要学习愚公，而且要成为一个愚公，一个活愚公，或一个新愚公，不管‘山’这个名词是用来比喻障碍、困难还是反革命分子。”［85］但是，在这些传统的各自独立的榜样中间，一个是无历史记载的神话人物，还有一个甚至不是中国人。再者，他们是这样的榜样：虽然非常无私，但却缺乏个人英雄的信念。社会所需要的是兼备如下两种最优秀的品质的人物：具有传统英雄的主观热情和现代榜样的集体责任感。
1963年3月，这样一个人物就借着雷锋的名义而被人民解放军政治部造就———或者说是发现了。全国很快就看到一批这样的英雄接二连三地涌现了出来，他们每一位都被用来说明这种或那种美德；可以用某位战士来说明部队的善行，可以用某位工人来强调利用废钢铁的重要性，可以用某位学生来作为鼓励自愿下乡的榜样。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品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完成的。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红太阳(5)
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红卫兵金训华，他兴高采烈地响应毛主席关于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于1969年5月到黑龙江插队。这个特殊的英雄（像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保存一本日记，描述了他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适应农村艰苦生活的情况。例如，他特别提到了捆谷草的困难，把自己流血的手同农民长满老茧的手相比较，他写道：“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思想上染上修正主义毒素。”［86］
1969年8月15日，当金训华试图抢救兵团的国家财产时，被淹死在双河的洪水之中。当迅猛的洪流把他推向水底时，他向身后的人们喊道：“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87］在这一不幸发生之后，他的日记的编者加上这样一段话：“青松林里，烈士墓前，一队队知识青年和少年儿童向英雄宣誓：以金训华同志为光辉榜样，学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业绩，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贡献毕生力量。”［88］金训华为之献出生命的财产是顺流漂浮的两根木制电线杆。
局外人是很难认真算清这笔账的。如果金训华是舍己救人，就没有人会嘲笑；但是，一种如此平庸和如此无意义的行为竟会是真正的英雄行为吗？这一事迹的如下两个特征可以减轻它的荒谬性：它同日常的（因而是微不足道的）工作有关联，同时它表达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完全信奉。这类英雄的创造者们有这样一种意图，不仅———违反人类的一切能作出公允判断的能力———要把微不足道变为崇高，而且还要给任何体现真正“无产阶级感情”的行为涂上庄严的色彩。金训华的意图之崇高和结局之粗俗（为了两根电线杆作出的自我牺牲）两者之间的外在的差异，比起克服自卫本能，以及通过“把一颗忠心献给毛主席”［89］而把灵魂托付给普遍意志的内在的斗争来说，那么前者的差异则显得无关紧要了。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1)
列宁主义完全否认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夺权和国家的最终消亡之间有任何矛盾。的确，社会主义专政通过把国民变成公平领薪水的国家雇员，教导全社会成员如何不靠相互剥削来进行自我管理和调节。那样就会达到“*的完成”：“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90］因此，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国家的暂时形式———即便是一种专政———并不重要。最终目的不是*，也不是民权，而是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解放。
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说：“*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91］但是，罗莎?卢森堡同列宁有分歧，她怀疑这个专政的官僚统治者们是否愿意允许他们自己的国家消亡。卢森堡曾经预见到一种“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的危险性：
倘若没有一般的选举，没有出版和*的无限制的自由，没有各种主张的论争，生活就会在每一个公共机构中死亡，就会变得徒具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政治会作为有活力的因素保存下来。公共生活逐渐沉睡，几十位精力充沛和经验丰富的党的领导者们进行指导和统治。他们当中，事实上只有十几位杰出的首领担任领导，工人阶级的精英被不时地邀请参加各种会议，在会上，他们为领导的演说鼓掌，并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决议案———实际上，是小集团的事务———一种专政，但是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仅仅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那就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亦即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92］
毛泽东比卢森堡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他宣称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官僚主义者］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93］
这种说法是毛泽东主义的夸大其词，是*主义阶级分析的惯用语中的政治性质的定语，可以不予考虑。但当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者们是一个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时候，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了。正像一些欧洲*主义者们（例如，米洛万?德热拉斯［94］）所论证的，党的官僚主义者们确实像一个“新阶级”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而且，按照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政治哲学的观点，斗争本身就规定了阶级立场。如果官僚主义者们是和无产阶级对立的，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已经作为阶级敌人而存在了。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2)
列宁坚信，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时———亦即当上层建筑的观念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时，人类将进入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尽管这个理想目标永远不会被*列宁主义者们所放弃，但是在苏联等一些国家中，工业发展的实际效果却是使得那些本来应该消亡的政治形式反而得到了强化。然而，毛泽东拒不接受这一种结果。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手段是斗争，而不是国家。
首先，毛泽东当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以苏联为榜样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强调广泛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做团结了中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敌人。“‘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9５］。组织就这样使人民取得了团结。但是，甚至在毛泽东强调政治团结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团结是和斗争一致的。因此，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是双重的。而且，因为毛泽东也相信进步是由一连串的矛盾阶段构成的，所以在实践中，一个时期的团结后面必将是斗争或分裂，然后再度变成团结。然而，许多年过去了，却只是在更大规模的斗争清洗中周而复始。实际上，斗争不仅不切实际地决定了人民共和国的体制———它甚至取代后者而成为一种政治形式。“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9６］
因此，从*主义哲学观点来看，尽管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改变，但毛泽东的行为却仿佛他的国家已达到了共产主义的最高水平。就连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会怀疑，这种做法是为了社会化人类的一种不成熟的幻想，而不惜牺牲自由。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人不是用他自己的劳动来规定他的社会自我，而是通过把由一个人格主义国家强加给他的非经济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而被造就出来的。
不管这些指责是否公正，它们至少都必须用一种截然不同于毛泽东的政治传统的术语表达出来。在法国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期间，欧洲政治思想的首要问题是人性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各学派关于人性不变论的观点，形成了两种社会理论。［9７］边沁主义者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因而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框架内提倡一种社会利益理论，主张分权而非集权。黑格尔学派否认人性的经验实在性，赞同与历史精神相一致的规范性理想。黑格尔本人能从哲学上解决现实同理想间的矛盾，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市民社会具体化为一个人类关系的集合体，把每一个人同规范性社会连在一起。但因为黑格尔的国家权威的学说使得个人为政体而存在，所以这两种理论向卡尔?*提出了一个无情的悖论：社会现实的专横和与之相对的理想国家的专横。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3)
为避免被任何一方的触角所伤及，青年*确信价值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而历史则是由人类自身所创造的。黑格尔的难题是用如下的一把实践之刀来解决的：人类劳动的概念。社会产生于人类劳动，而且从哲学上讲是依存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因此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社会重新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化的人类”。剩下的哲学问题，即社会决定人性的问题，就能用黑格尔自己的相关因果性理论来解决了；黑格尔的这个理论被磨炼成为*的独特的辩证法观点。人按照他自身的形象来创造社会；但因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所以社会规定了用以改变人性的新条件，从而使得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成为可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论点；在那儿他试图揭示黑格尔学派的哲学错误：“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9８］如果一个人开始成为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把通过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区别于动物的有生命的个人视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说，生产表现了每个人的生活。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生产什么是一致的。*认为，这因而就能使个人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9９］，并不像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想象中所表现的那样。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１00］；“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0１］。
尽管*同黑格尔主义者之间存在争论，但是他确实具备黑格尔的超越现存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常见于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写道：“我将证实，正像没有机器的理念一样，也没有国家的理念；因为国家是某种机械性的东西。只有成为自由的对象的东西才可被称为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国家。因为每一个国家必然会把自由人看作机器的齿轮。这正是它本不应该做的；因而国家必须灭亡。”［10２］但是，*更进了一步，他把自由的理念同民权或自然权的概念区别开来。“可见，任何一种所谓*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10３］在这一意义上，权力很可能被异化，但自由当然不可能被异化。在自由最终为社会化的人类获得之前，人们必须经由国家来解放他们自己，但这却需要进行一场否定国家本身的持久的革命。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4)
当然，在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作为政治国家出现的时期，在人类自我解放竭力采取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达到废除宗教、消灭宗教的地步的。但这一步，它只有通过那种达到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的办法，通过那种达到消灭生命、走向断头台的办法，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10４］
*因此采纳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却使它区别于并对立于国家，以期使社会化的人超越这两者。因此，“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10５］。作为对比，也许可以说毛泽东已接受这两者，并且把它们包括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之中。这也许表明毛泽东完全不关心*主义的异化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由人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明显的冲突所引起的。如果传统的中国政治观念否认这种冲突，那么这也就可以说明它不存在于中国人的基本思想中。因为如果没有那种辩证的假想，国家的概念就不会被神化；异化确实似乎就不会产生。
我这样转弯抹角地陈述论点，是冒着提出如下观点的危险的：在经典的中国政治理论中，公与私之间不存在差别。这当然不是事实。然而，这种被公认的冲突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即有意识地寻求公私合一、政治与道德的合一。特殊神宠论也许是圣谕中理想社会的主要依靠；但恰恰是因为这种社会普遍存在，所以特殊神宠论在官僚政体中并无一席之地。甚至皇帝有时也应该牺牲个人利益：天下为公，这句出自《礼记》的名言通常被注解为“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在理想意义上（如尧以帝位禅让于舜），即使是一位皇帝，只要他的个人家庭利益与天下为公的法则背道而驰，也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实际上，到了17世纪，已经提出了对中国史的一种权威性诠释（也许是通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而为人所知的）；它宣称，古代贤君们的公心已为现代统治者们的“私”心所取代，他们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个人帝国。在19世纪这已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当时，郑观应（生于1842年）等文人曾以公心的名义为帝国的改良进行辩护。
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郑的《盛世危言》（它把个性等同于自私的反社会形式［10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天下为公”是如此有名的毛泽东主义格言，所以人们当然认为，毛泽东提倡公而忘私是源于中国传统思想。但是，即使毛泽东深受这种思想影响，他的一心为公的社会政治观点也同封建中国的观念不完全相同；因为这种观念容忍官僚们有私人活动的余地。隐居的生活，拒绝为一个异己的朝廷服务，以及为了道义而辞官不做，都曾得到过皇帝的宽容和儒家的赞赏。这并非是由于公共行为与个人观点相脱离，相反，重视个人批评确定了官僚政治同士大夫伦理观的不可分离性，这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的一个原因。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5)
中国士大夫关于个人角色的传统观念阻碍他同其他人结合成独立的政治组织。在官场中，宗派是被禁止的，因为人们认为它会破坏合法统治的和谐。在心理上，它也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降低了士大夫个人的身份，而士大夫却必须以这种个人自主性带来的自豪感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依附性的心理补偿。文人学者对皇帝的个人的（甚至轻蔑的）评价也许是苍白无力的，但是对他来说，这种评价比政治组织或御用职业化更有意义；政治组织或御用职业化（不管多有效力）不是使他从属于别人的判断，就是使他为例行公事的角色牺牲他的道德独立性。大多数皇帝都认识到，以这种方式处理君臣关系的理想对君主的利益有利，他们表彰个别儒家学者那种根本无能为力（除了在改朝换代时）的道德说教，以便消除官僚的集体影响。对个人完善的评价如此之高，势必导致专制政权拒绝给予特殊的社会组织以合法的自主权。所以，我们后来可以认为，在反对特殊利益方面是雅各宾主义的一种毛泽东主义的形式，实际上是产生于相当不同的历史环境的。
反对结社的帝王思想已经扩展到了社团和政治派系。共产党内的反对派起初一般就是指后者。［10７］可到了“*”时期，宗派主义却成为一种美德；当时，毛泽东宣称这种分裂在党内斗争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10８］到1966年，他甚至乐于支持自发的结社（大概是红卫兵组织），他说：“志趣相投的青年常常共同结社；这是好事。”［10９］诚然，这些还远非是自治社团。在个人的，甚至多元的利益都被认为是脱离了公众利益的时候，这些社团却盛行了起来，它们与毛泽东的斗争理论中所确认的那种公众组织恰相吻合。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绝不是孤立的。刘少奇早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提到：“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妨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1１0］少数人或个人主义（一种精神状态）否认公众利益，就像《人民日报》在“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所写的一篇社论中评论的那样：“个人主义和小农意识像顽固的皮肤病：今天你把它消除了，明天它又冲了回来。……个人主义和小农意识只有到每一个公社社员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才能真正得到根除。”［11１］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6)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允许知识分子有自主权和个人意见，只要他们显然是无政治目的的。当时的口号是思想和政治是分开的。如在1953年的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哲学家梁漱溟批评了共产党。毛泽东气愤地抨击了梁，直到陈铭枢（前十九路军司令）出面调停为止。陈问主席，他是反对梁的政治观点还是思想，毛泽东才缓和了下来。这次会议的官方报道又说：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人的思想和其政治活动之间作重要的区分。一个人在思想上可以是非常落后的，同时什么罪行也没有，因为思想可以通过政治教育得到纠正。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支配其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涉及政治方面不容许有哪怕是极细小的偏差。政治观点要从政治意义上来处理。［11２］
这种宽容的主张还是夸大其词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措施早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就已提出来了；到1951年，毛泽东公开主张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３］思想改造的主张在以后的日子里有所减弱，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党的领导者则强调知识分子（地质学家、工程师、国防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工业化的重要意义。1956年，周谈到如下认识的重要意义：“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11４］官方的宽容首先是表现在“自然科学，包括医学，没有阶级性”［11５］的理论中；其次是表现在刘少奇的如下信念中，即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每个成员都清一色（又“红”又“专”）是错误的。
那时，毛泽东似乎与刘少奇一样对过去的成就抱乐观态度：初步的革命，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已经在中国获得成功。事实上，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允许存在一段时期的斗争或“乱”，以便在不危及国家统一的大前提下消除党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1956年5月的讲话（“百花齐放”）中，毛泽东高度信任知识分子能够在不怀疑政府的根本合法性的前提下批评它的具体缺点错误。党本身也能够接受一些公众的非议；因为毛泽东已开始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本危险在于官僚主义化（“资产阶级倾向”）。在党内，有人怀疑毛泽东在这年春天迅速从半社会主义跃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到了秋天，波兰及匈牙利的*证实了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裂痕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因此，毛泽东宣称“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11６］，并警告自己的党说，必须经受住别人，特别是政府机关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可是，1957年的“鸣放”很快就超出了可以接受的限度。当有人把现政权与希特勒统治相提并论时，它的合法性显然是危若累卵了。因此，毛对革命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很快便不复存在了，不再依靠他们来抵御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了。实际上，毛在思想上已把他们同党内的那些异端分子联系了起来。［11７］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7)
这种联系发生在党因“大跃进”的困难而出现裂痕之后。1959年7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受到彭德怀元帅“领导”的一个小集团即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尖锐指责。他们把毛泽东比作斯大林和铁托，批评他自傲自大，浮夸，并指责他“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11８］。毛要求自己听人家讲话，从这种要求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会议的紧张气氛。
我们是*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11９］
对毛泽东来说，革命从未像现在这样脆弱，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否认新秩序会失败。他说：“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1２0］同时，他不允许党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生产队所犯的许多错误，担心这样会引起倒退。“（登出来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12１］当时，他讲过一段著名的话，意思是说如果共和国倒台了，他将再次开始革命。他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那我们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12２］
结果是，毛泽东根本不必回到农村去。当中央委员会投票表决支持党中央主席反对彭德怀时，毛泽东再次相信党内是团结的，可以通过开秘密会议来解决这样的难题。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的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这种危险已经出现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12３］
毛泽东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比喻来解释团结与斗争之间这种辩证关系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一首诗，这首诗是汉赋家枚乘（？—前140）写的；枚乘描写了*的楚太子的道德痼疾。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的错误也可以看作一种毛病。
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是*的“览观”，列宁的“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12４］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8)
由于毛泽东把意识到疾病与战胜疾病二者混为一谈，所以他认为生病本身是有益健康的，疾病是健康的一个必要前提。一位卷入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同志甚至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两个字，曰：‘痛改。’”［12５］
大概早在40年前毛泽东就用过“疾病”*这种比喻，那时他反复阅读了梁启超办的著名杂志《新民丛报》。［12６］梁认为必须首先清除社会邪恶，然后才能进行实际建设。他把颓废比作疾病，主张一个人必须愿意“吐泻”，然后才能进行医治。［12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这样的比喻。正如他在《矛盾论》中所说，矛盾的对立面要通过矛盾的冲突来解决，如果发了“高烧”，那么整风就会因此而取得成功。“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12８］这看上去似乎很痛苦，然而它确实有助于减轻斗争的严酷性，因为是疾病———而不是病人———被清除掉了。
*用人的身体作这种类比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是不足为奇的。宋代哲学家和政治家朱熹，曾把封建王国比作四肢受伤的病人。朱说，一个人即使病得很重也阻止不了他照常生活，这对任何精通医学的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需要扁鹊（公元前3世纪）或华佗（汉代）的灵丹妙药，“冲肠、洗胃”。“如果他接受这样的医治，他就得救了。但是，如果他讳疾忌医，那么病情就将日益加重。”作者引译自Conrad，“ThePoliticalThoughtandBeh*iorofChuHsi”（，StanfordUniversity，1960），。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2９］
在后来的20年中，毛泽东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1３0］）。到了“*”期间，毛泽东又重申说：“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3１］当然，能否痊愈要取决于病人自己的态度，犯“错误”是可以的，“问题在于认真地纠正错误”［13２］。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9)
是不是所有教条主义的毛病都能被治好？当然有时似乎是如此。原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与“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军事俱乐部”有牵连；但当那些机会主义分子被说成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时，毛主席又说：
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13３］
然而，在这时，毛泽东对政治思想病的忧虑却有助于引导他证明背离就是一种反动的残余；它既反映了阶级斗争正在继续，又预言了后来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必然性。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13４］
在这段把人弄糊涂的阐述中，“严重的”思想错误不仅是指反动思想意识的有害的残余，而且也反映了现存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意识更多地不是取决于生产发展的阶段，取决于社会的个人，而是取决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的政治动机。
*和恩格斯曾明确地评价过有目的性的动机。事实上，就意识在生产领域取代了本能这一点而论，人是由意识来定义的。［13５］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3６］
但意识的形态是经济变革的函数。正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13７］或者像《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具体描述的那样：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3８］
历史与意志 第一部分 “独裁者”(10)
出于*主义的分析，毛泽东主义者倾向于把自己队伍中的反对派当作阶级敌人，所以“*”的对象（反动分子、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指的就是一度属于革命队伍但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于主席的那些人。由于毛泽东继续采取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治病救人），苦痛被部分地消除了。但是，正因为异端思想是资产阶级行为的决定因素，所以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就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了。［13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