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时候，我离开了我在山区的老窝，花上几天时间去坎布里奇看望希拉里。我和她没有试图改变我们目前的状况，但她同意圣诞节的时候过来看我。我爱她，希望和她在一起，但我能够理解她的保留态度。我这个人充满激情，有着很强的紧迫感，就我的背景来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稳定的婚姻。她知道嫁给我就如同走钢丝，而且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此。另外，阿肯色在她看来肯定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不适合定居，尽管她已经不再觉得它远在月球的另一面。正像我说过的，我也拿不准让她来这里定居对她是否公平。我仍然认为她应该有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我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我觉得工作比拥有私人生活更加重要。我遇到过我们那代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但我认为在政治潜力方面，她比他们都要略胜一筹。她头脑聪明、心地善良，组织能力也比我强，政治技巧与我接近，只不过我的经验更加丰富一些。我非常爱她，既需要她，又想让她得到最好的发展。那是一种高度的两难心境。
我回到阿肯色的时候，政治演讲已经激烈展开。像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一样，我们因参议员萨姆·欧文水门事件听证会和战争的继续进行而群情激奋。我们看来似乎有机会在国会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一些进展，石油价格的骤升以及汽油配给制的实行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地方的民主党人不看好击败我们的国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的前景。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记录非常保守，他是尼克松总统强有力的捍卫者。但他的举止非常友好、低调。在周末，他常常回到家乡，到他的选区中走访。同时他的社会工作做得非常好，帮助小城镇获得用于取水和污水处理的拨款，为选民争取一些政府补助，这些补助往往是通过他在华盛顿投票削减一些项目获得的。哈默施密特从事林木生意，获得了选区中一些小型企业主的全力支持，另外，在经济上占有很大比重的木材、禽类以及火车运输业中，他也拥有很大的股份。
那年秋天我和好几个人谈过，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竞选，其中包括休和黛安娜·金凯德夫妇、莫里斯和安·亨利夫妇、史蒂夫·史密斯，以及克拉克·惠洛克的内弟鲁迪·莫尔州众议员。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竞选，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这场竞争取胜的可能性看上去微乎其微。另外，德高望重的戴尔·邦珀斯州长也很可能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挑战富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是费耶特维尔人，我的大多数朋友尽管非常喜欢邦珀斯，但也觉得有义务在那场注定艰苦的竞选战斗中帮助参议员。
局势变得越来越明朗，我们这一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参选，我于是开始考虑自己参选。从表面上看，真有点荒唐。我离开这里长达九年，刚刚回来六个月的时间，投入我的新工作才三个月，和这个选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任何关系。但另一方面，费耶特维尔有很多大学生和自由民主党人，从这里起步是个不错的地方。温泉城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选区南端最大的一个城镇。克林顿家族是从耶尔县迁过来的，那里也是温泉城的一部分。全部加起来，我在选区的21个县中的五个县里有亲戚。我年纪轻，又是单身一人，我愿意夜以继日地干。即使我不能获胜，如果我表现很好，我认为并不会对我参加将来的竞选造成多大的损害。当然，如果我搞砸了，我那期待已久的政治生涯尚未开始就会走向结束。
圣诞节过后不久，希拉里来看我，我当时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1月的一天早上，我们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约翰·多尔打来的。前一年的春天，他来耶鲁大学做“卡萨布兰卡”审判竞赛裁判的时候，我和希拉里曾经和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刚刚同意出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负责调查尼克松总统是否应该受到弹劾一事，伯克·马歇尔已经向他推荐了我。他要我向法学院请假，到他那里工作，同时帮助他招募其他一些优秀的年轻律师。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参加国会的竞选，但我愿意考虑他提供的机会，我第二天再给他回电话。我必须迅速考虑好，我找希拉里商量，让她帮我做出判断并提出建议。从那以后的几年中，我经常请希拉里帮我拿主意。等我给约翰回电话的时候，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感谢他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我谢绝了他。我说我已经决定冒险尝试参加国会的竞选，因为很多有才华的年轻律师都会不惜任何代价愿意为他工作，参与总统弹劾案的调查，而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到阿肯色的战斗中去。我感觉得出来，约翰认为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的确，用任何一个理性的尺度来衡量，我都显得很愚蠢。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
我建议约翰雇用希拉里以及我们在耶鲁大学的同学迈克·康韦和鲁弗斯·科米尔。他听丁大笑起来，说是伯克也已经向他推荐了这几位。最后，他们都去跟着约翰干了，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多尔最后招募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这证明，没有我，他照样可以网罗一个了不起的班子，而这也正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还差几天希拉里就得回坎布里奇去了，我带她从我的住处出发，往东行驶大约25英里到达亨茨维尔，去那里看望前州长福伯斯。假如我打算参加国会竞选，我迟早都得礼节性地去拜访他。再说，尽管我不大赞成他在小石城的做法，但他非常聪明，脑子里装满丁阿肯色政治方面的所有学问，这是我希望获取的。福伯斯住在一座费伊·琼斯设计的漂亮房子里。他干了12年的州长。在他离任的时候，手里没有钱，他的支持者为他修建了这座房子。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伊丽莎白住在一起。伊丽莎白是一个迷人的马萨诸塞女人，仍然留着20世纪60年代的蜂窝式发型，在她结婚之前，曾在小石城短暂从事过政治评论员的职业。她极为保守，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和州长的第一任妻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州长的前妻名叫阿尔塔，是山区里一个忠诚的平民主义者，一直在当地的报纸《麦迪逊县纪事》做编辑。
我和希拉里被领进了福伯斯的家，在一个完全由玻璃围成的隔间中的大圆桌前坐下。从这里可以眺望欧扎克山区以及下面的镇子。在随后的四五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提问，奥瓦尔则一一回答。他侃侃而谈，介绍了阿肯色的历史和政治，讲得非常引人人胜：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要捍卫他在小石城的所作所为；他为什么认为尼克松总统的问题可能会或不会影响国会的竞选。我说得不多；福伯斯刚刚回答完前一个问题，我就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要他回答。希拉里什么也没有说。奇怪的是，在四个多小时里，伊丽莎白·福伯斯也没有说什么。她只是不断地给我们添咖啡和点心。
最后，在我们的会谈明显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伊丽莎白·福伯斯瞪着我说道：“啊，克林顿先生，您对国际上有人阴谋推翻美国一事有何感想？”我也瞪着她，回答道：“嗯，我表示反对，福伯斯太太，您不反对吗？”这之后不久，福伯斯夫妇就搬到了休斯敦，在那里奥瓦尔一直伤心欲绝，因为伊丽莎白在他们的寓所中惨遭杀害。1979年，我宣誓就任州长时，曾邀请所有的前任来参加，其中包括福伯斯。这一举动在我那些进步的支持者当中引起了争议，他们觉得我让那个老恶棍起死回生了。事情的发展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应验了那句古老的格言：好心永远没好报。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宁愿再做一次好事，让伊丽莎白也能起死回生，只是为了能与她讨论“赤色威胁”的话题。
希拉里离开之后，我去见戴维斯院长，告诉他我想参加国会竞选。我保证不耽误上课，而且要留出时间给学生们。我被安排在春季学期教授“刑事诉讼”和“海事法”，我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怀利向我表示祝福，也许是因为此刻已为时过晚，找不到别人来教这些课吧。
阿肯色的第三选区由21个县组成，这些县占据了阿肯色州西北部1／4的面积，是美国国会所有选区中最具有乡土气息的地区之一。它包括最西北端的华盛顿和本顿等几个大县、欧扎克山区的7个北部县、阿肯色河谷下游地区的8个县、西南部沃希塔的4个县。多亏了沃尔玛、泰森食品和其他禽类公司，以及J．B．亨特、威利斯·肖、哈维·琼斯等公司的货车运输业，华盛顿县和本顿县的一些镇子变得越来越繁荣，同时也越来越倾向共和党。到头米，福音派基督教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退休人员的涌人以及大公司的成，功，使阿肯色西北部成为本州最具有共和党倾向、最保守的地区，惟一例外19是费耶特维尔，大学的存在均衡了各种因素。
1974年，与俄克拉何马接壤的史密斯堡是该选区中最大的城市，人口为72286，但它也是最保守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缔造者拒绝了多项城市改建基金，因为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几年之后，当水门事件中的人物约翰·马歇尔被提起诉讼的时候，他的几位律师都说在美国，能够让他受到公正审理的地方只有三个，而史密斯堡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到了那里，人们可能会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他。沿着阿肯色河顺流而下就到了东史密斯堡，这里以及史密斯堡以北山区的几个县大都倾向于平民主义者，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被均匀地分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两部分。山区各县，尤其是麦迪逊、牛顿和瑟西，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有一些新的人口迁徙到这里，但很多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00多年。他们说话的方式都与众不同，他们使用的一些非常生动的表达法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我最喜欢的一句是用来描述你非常不喜欢的某个人的：“如果他的脑子着了火，我决不会对着他的耳朵撒尿。”南部选区的乡下各县大多是民主党人，但仍然非常保守。最大的县是加兰，县政府设在温泉城。这个县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一般投票给共和党，那里有很多退休之后从北方来的共和党人。国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在那里很受欢迎。
黑人很少，大多聚集在史密斯堡、选区的第二大城市温泉城，以及选区东南部处于河谷地带的拉塞尔维尔镇和达达尼尔镇。有组织的劳动力在费耶特维尔、史密斯堡和温泉城很普遍，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大常见了。由于山区路况很差，再加上破旧的汽车和客货两用车占了大多数，因此这个选区中每一辆注册车辆所耗费的汽油在全美国来说都是最高的。考虑到汽油价格的上升和油料的短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在国会的选区中，这里残疾老兵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哈默施密特议员是二战时的老兵，很能取悦老兵们。在上一次的选举中，在福利政策和财政上的保守力量超过了中坚的民主党人和主张发展经济的平民主义者，尼克松以74％对26％的优势战胜了麦戈文，而哈默施密特在州里则获得了77％的选票，难怪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竞选。
希拉里走了几天之后，卡尔·惠洛克带着我首次踏上了我的竞选之旅，在选区的北部各县进行巡回宣传。我们的第一站是卡罗尔县。贝尔维里镇的人口大约为1300，在那里我去了希·比格厄姆的商店，他是当地有影响的民主党人，当时和他四岁的孙子在一起。20多年之后，那个小男孩克里斯·恩斯科夫成为我在白宫的助理。我还会见了当地卫理公会牧师维克·尼克松以及他的妻子弗莱蒂。他们是自由民主党人，反对越南战争。他们同意支持我。结果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一般性的支持。弗莱蒂成了我在该县的协调人，乡下整个投票区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为她倾倒。后来，我当选州长之后，她在州长办公室工作。那期间，她不停地向我灌输死刑是错误的这一观点。我和希拉里结婚的时候，维克主持了婚礼。
我们继续向东行驶到布恩县，接着又到了该选区东北端的巴克斯特县的首府霍姆山。卡尔要我见一见商人休·哈克勒，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在初选时他支持另一个候选人。但我们还是聊了起来。当他知道我来自温泉缄的时候，他告诉我加伯·克劳福德是他的好朋友。我回答说，加伯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休放弃了对那个家伙的支持，转而支持我。我还见到了瓦达·舍伊德，她经营一家家具店，而且还是县里的财务官。她注意到我衬衣亡的一个扣子松了，于是当场帮我缝上。那天，她也成了我的支持者。她后来再也没有为我缝过扣子，但我当选州长之后，她到州参议院来，用不同的方式——用她的选票——帮助我渡过险关。
离开霍姆山，我们向南行驶，来到瑟西县。我们在圣乔停了下来。那里有150人。我们去拜望了县民主党主席威尔·戈金斯。威尔已经80多岁了，但仍然像平头钉一样敏锐，他身体非常结实，对政治充满了激情。当他告诉我他支持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选票，后来也的确如此。在县政府所在地马歇尔，我会见了乔治·丹尼尔，他在当地经营五金店。乔治的弟弟詹姆斯是法学院的一名学生，为我提供了我的第一笔1000美元的捐款。他的哥哥查尔斯是县里的医生。乔治朴素的幽默引得我哈哈大笑，但同时我还从他那里上了令人痛心的一课。一位离开家乡好几年的越南老兵有一天走进他的店里，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他说要练习瞄准。一天之后，他杀了六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刚从鲁茨堡跑出来的，那是专门为小石城北部的老兵设立的联邦心理健康机构。他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很显然，是战争的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过了好长时间之后，乔治·丹尼尔才从这件事上缓过，劲来。布雷迪法案规定对枪支购买者要进行背景调查，而这是我所见到的支持这个法案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1993年，又过了19年之后，我才终于把布雷迪法案签署为法律，在这19年当中，人所共知的刑事犯、跟踪杀手以及精神病患者酿成了很多起杀人事件，而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当我和卡尔回到费耶特维尔时，我有一种如醉如狂的感觉。我为其他候选人工作的时候，我就喜欢一对一的“零售”政治。现在我真的热衷于走向小镇，热衷于在乡下的商店、咖啡馆和沿路的加油站停留。我从来都不善于争取金钱上的资助，但我喜欢走到人们的家里和店里，争取他们的选票。再说，你永远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一个有趣的人物，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学到一些值得学习的知识或是结交一个新朋友。
继第一个竞选宣传日之后又是几十个类似的日子。我常常是早上从费耶特维尔出发，能跑多少县镇就跑多少县镇，一直干到深夜。如果第二天需要上课，我就掉头往家赶，如果第二天没有课，我就住在一个好客的民主党人的家里，这样第二天我就能够前往下一个县。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又返回到东部，把山区的各县跑完。我差点没能完成这次行程。我忘了在周末之前给我那辆美国汽车公司1970年产的格雷姆林车加满油。由于汽油短缺、，联邦法律规定加油站在星期天关门。可我必须返回山区。绝望中，我给我们当地的天然气公司经理查尔斯，沙劳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让我从他设备场的油泵里弄一箱汽油。他告诉我把车开到那里，他来处理。让我吃惊的是，他来了，亲自给我的油箱加油。查尔斯·沙劳就这样单枪匹马保证了我的初期竞选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先是把车开到阿尔皮纳，去看望该县的民主党主席博·福尼，因为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没有遇见他。我没费周折就找到了他的小房子。在前院的客货两用车上有一个枪架，这是山里人常用的设备。博在前门接见了我。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白色的T恤衫遮住了他那肥胖的腰身。我开始推销我自己，以争取他的支持，他在看电视，听我说话时没有太多的言语。等我说完了，他说哈默施密特这个人欠揍，尽管他在他的家乡哈里森以绝对优势取胜，但他认为我们在布恩县的乡村地区可以取得好成绩。接着，他告诉我需要拜访的一些人的名字，然后说如果我理个发，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选票；他说他会支持我，然后就又看起了电视。我拿不准该如何理解博的话，直到后来我朝我的汽车走过去时，仔细地看了看他的客货两用车，我才全明白了。汽车保险杠上有个巨大的黏贴标签，上面写着：“不要责怪我，我曾经把选票投给麦戈文。”后来，我向博问起那个巨大的黏贴标签。他说他不在乎批评家们怎么评论麦戈文，民主党是代表普通大众的，而共和党不是，就这么回事。我当选总统的时候，博的身体不太好，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胆小的民主党人列维·菲利普斯把他带到白宫来与我们一起过夜。博玩得很开心，但拒绝睡在林肯卧室里。在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共和党人的种种恶行，以及共和党在整个20世纪对有钱有势阶层的效忠使他不能原谅林肯。现在博和林肯两个人都进了天堂，我喜欢幻想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去过阿尔皮纳之后，我又去了弗利平，那是马里恩县境内一个大约1咖人的小镇。这个镇子里没有铺设马路的地段比全州任何一个镇子都要长。我去那里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两人在那里负责协助我的竞选活动。他们是“红人”吉姆·米利根和卡尼·卡尔顿。在“红人”的客货两用车上，他们让我坐在中间，然后就沿着最脏的一条马路向埃佛顿驶去。埃佛顿是马里恩县最偏远的一块弹丸之地，我们要到那里去拜望利昂·斯沃福德，因为他是当地惟一一家商店的店主，得到他一个人的支持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几百张选票。“红人”突然把车停在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被笼罩在尘土当中。他拿出一包“红人”牌嚼烟，取出一块放在嘴里，然后把它递给卡尼，卡尼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接着卡尼又把它递给我，说：“我们想看看你是不是块材料。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嚼嚼这烟，我们就支持你。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踢出去，然后让你走回城里。”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把该死的车门打开。”他们瞪了我大约五秒钟的时间，接着就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启程朝斯沃福德的商店开去。我们得到了那里的选票，在后来的几年中，得到的选票还要多上很多。如果他们当真用品尝“红人”嚼烟来衡量我的话，我或许到现在还在回马里恩县的路上走着呢。
几个星期之后，我还会受到类似的考验。在阿肯色河谷的克拉克斯维尔，我和22岁的县长罗恩·泰勒在一起。罗恩来自一个显赫的政治家庭，他在政治上的见识远远超出他的年龄所能达到的水平。他带我到县里的博览会上去见县治安官，他说如果我们要想在这个县里赢得选举的优势，就一定得去见他。我们在骑术表演场地找到了他，他手里还抓着一匹马的缰绳。骑术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排马正在围着赛马场绕圈子。治安官把马缰绳递给我，让我加入表演的队伍，说是过一会儿向人群介绍我。他保证这匹马很规矩。我当时身穿一套黑色的西装，脖子上系着领带，脚上穿着一双尖头皮鞋。我五岁的时候曾经一身牛仔装束爬到马背上，但只是为了拍张照片而已，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骑过马。我前面拒绝了嚼烟，但这次我接过缰绳上了马。我想，有生以来看过那么多的牛仔电影，骑马还能有多难？开幕式开始了，我煞有介事地骑马进入表演场地。我刚沿着表演地场走了1／4的路程，罗恩刚刚把我介绍给观众，我胯下的马就停了下来，忽然用两条后腿直立起来。我居然没有掉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观众鼓起掌来，我想他们以为我是故意这样做的。但治安官比他们更了解实情，不管怎么说他同意支持我竞选。
牛顿县的欧扎克山区是美国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之一，它是布法罗河的发源地，而布法罗河是国会《未开发景观河流法》宣布保护的第一条河。我完成了在欧扎克的巡回宣传之后，首先到布法罗河边的一个小聚居区去看望希拉里·琼斯。他居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但他是个道路建设商，也许算得上县里最富有的人。他们家投身民主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内战或是更早的时候，有家谱可以证明。他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河边的那片土地上。大萧条时期，他们一家丧失了很多土地。二战以后，他回到家乡，干了好几年才又把失去的土地收回来，恢复了土地的完整。布法罗河被定为保护河流，这却成了最让他痛苦的噩梦。在河边拥有土地的大多数人终身都可以占用他们的土地；但他们在有生之年除了可以把土地卖给政府之外不允许卖给任何人。他们一旦死去，只有政府才有权收购。因为希拉里的宅地位于公路主干线上，政府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征用这块土地，把它当做办公总部所在地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有八个孩子，他们希望孩子能继承他们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个公墓，18世纪出生的人都埋在那里。每当某个无依无靠的人死去，希拉里总是出钱将其埋在这个公墓里。我对保护这条河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让宅地的原主以景观地役权的形式保有土地，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对这条河进行开发，避免环境恶化，同时又能允许这些家庭把土地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与布法罗河边民众的接触，使我在当上总统之后比其他民主党人更能体会西部农场主的心理，更能体会为什么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与他们眼中的各种特权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怨气十足。
希拉里·琼斯最后在与政府的抗争中输掉了。这让他心力交瘁，但这并没有泯灭他对政治的热情。他搬进了一所新房子，仍然愤愤不平。他后来在白宫与我和希拉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希拉里带他走进地图室，给他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45年在佐治亚的沃姆斯普林克斯去世时使用过的地图，他差点哭了出来。他崇拜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博·福尼不同，那天晚上他睡在了林肯卧室里。博·福尼来白宫看我们的时候，我曾跟他开玩笑，说让他睡在林肯的床上，他拒绝了。希拉里·琼斯则说他至少曾经”在安德鲁·杰克逊画像下面那张床的旁边睡过”。
从我见他的那天起，到我从白宫飞回家乡，在他的葬礼上发表讲话，希拉里·琼斯一直是我在牛顿县的支持者。他代表了牛顿那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美好的精神，我从16岁初次见到那里之后，就一直深爱着它。
县政府所在地贾斯珀是一个不到400人的镇子。镇上有两家咖啡馆，一家是共和党人常常光顾的地方，另一家则是民主党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我要见的人沃尔特·布拉塞尔住在民主党人经常聚集的那家咖啡馆下面，因为咖啡馆是他妻子开的。我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到那里的，他还没有起床。我坐在那间不大的起居室里，他起了床，开始穿裤子，这期间起居室和卧室之间的门一直敞开着。他还没有完全睡醒，脚下滑了一跤，圆球般的身躯差不多真的滚了10或15英尺，出现在起居室里。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所以我不能笑。但他自己笑了起来。他说他曾经很年轻，身材瘦削、行动敏捷，是煤山中学篮球队的先发后卫。30年代他曾经率领球队战胜小石城中心中学，赢得了州里的冠军。他的体重是他在县里从事私酒酿造那几年长起来的，再也没有瘦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愿意支持我，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去继续睡觉。
接下来，我把车开到乡下去看望比尔·福勒，他在博克斯利有个农场。比尔曾经作为阿肯色州的代表在约翰逊政府的农业土壤和保护区管理局工作。我们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壮观的山景。他说他愿意支持我，但他认为哈默施密特身上“虽然粘上了尼克松这摊臭屎，但粘得不够多，不会让他一直臭到选举日”。接着他对总统做出了评价：“我不愿意这样评论一位共和党人，但尼克松本来可以做一个很棒的总统。他聪明、果敢。他就是太不体面了，他是不能自己。”在返回费耶特维尔的途中，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回响着他的这番话。
竞选活动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除了“零售”政治外，我还努力通过竞选活动的例行程序开展工作。我前面提到过，雷蒙德伯伯和加伯·克劳福德两个人共同签署了一张面值一万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启动资金，并且我自己也开始筹集资金。起初，主要是在费耶特维尔筹款，接着在整个选区，最后就扩展到了全州的范围。我在乔治敦、牛津和耶鲁的几个朋友，以及麦戈文和达菲竞选活动机构都寄来了小额的支票。为我捐款最多的是我的朋友安妮·巴特利。她是温斯罗普·洛克菲勒州长的继女，我当了州长之后，她到阿肯色驻华盛顿市办事处工作。另外，在选民集会上，成千上万的人把一美元、五美元或十美元的钞票在我们经过时放到我们的筹款箱里。
2月25日，我在阿文奈尔汽车旅馆正式向家人宣布我参加竞选，之所以选在那个地方是因为我母亲早晨开始工作之前总要到那里去喝咖啡。
雷蒙德伯伯送给我一座处于很好地段的小房子，作为我在温泉城的总部。我的母亲、我在帕克大街上的邻居罗斯·克雷恩以及年轻律师博比·哈格雷夫斯——我曾经与他的妹妹在华盛顿共事——三个人设立了一个一流的竞选机构。罗斯后来搬到小石城来，在我当上州长之后到州政府任职，但母亲一直致力于这个机构的建设，并将其投入到以后的竞选活动中去。主要的竞选总部设在费耶特维尔，我的银行家朋友乔治，谢尔顿同意出任竞选总部的主席，和我一起打篮球的年轻律师P．H．马丁同意担任我的财务主管。我在学院路上租了一所旧房．子，那里在大学生的帮助下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即使在周末也有人，我的堂兄罗伊15岁的女儿玛丽·克林顿单独待在那里。我们在房子的两边都画上了大幅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克林顿国会竞选”字样。到现在宣传画还在那里，只是随着新的公司的接连迁人，上面已经被覆盖了很多次。现在，代替原来宣传画的是“文身”两个字。此外，我儿时的朋友帕蒂·豪在史密斯堡开设了一个竞选总部，随着选举的临近，其他一些竞选总部也在选区里的各个地方冒了出来。
3月22日，我去小石城登记备案。到此时为止，我面临着三个竞争对手：吉恩·雷恩沃特、戴维·斯图尔特和吉姆·斯坎龙。吉恩·雷恩沃特是州参议员，留着平头，是个保守的民主党人，来自费耶特维尔南边的格林伍德。戴维·斯图尔特是个英俊的年轻律师，来自耶尔县的丹维尔。吉姆·斯坎龙身材高大、喜欢交际，是格陵兰的市长，格陵兰在费耶特维尔南边几英里。最让我担心的是斯图尔特，他长得英俊迷人，能言善辩，来自克林顿家族的家乡，而我本来一直指望那里的人会支持我的。
竞选中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在4月6日：拉塞尔维尔是个大学城，位于选区的最东端。人们在拉塞尔维尔的河谷中举行了选民集会。这是一个必须参加的活动，竞选联邦、州和地方职位的所有候选人都在那里，包括富布赖特参议员和邦珀斯州长。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比尔德是主要演讲者。他做了一个老式的颇有传教色彩的演讲，接着拉起小提琴以飨观众。随后，候选人的演讲开始了，参加国会竞选的候选人被安排在最后。等其他每一个人都讲了三到五分钟之后，时间已经过了10点。我知道轮到我们的时候听众肯定已经感到疲劳厌烦了，但我赌了一把，选择最后发言。我想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给听众留下印象。
我为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把内容压缩到两分钟。在演讲中，我充满激情地呼吁进一步加强国会的职能，指出国会要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反对共和党政府的权力集中，国会不应该只代表共和党盟友的经济利益。虽然我的演讲是事先写好的，但演讲时我是背诵出来的，而且在其中注入了我的感情。不管怎样，我的演讲在听众中引起了反响，尽管一个漫长的晚上下来听众们都已经非常疲惫，但他们居然还站起来欢呼。在听众们往外走的时候，支持我的志愿者们把我的演讲稿发给他们。我这个头开得还真不错。
活动结束的时候，邦珀斯州长朝我走来。他先是对我的演讲恭维了几句，然后就说他知道我曾经在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干过，他觉得他自己不应该剥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席位。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让我大为惊异：“大约12年之后，你也许会面对同样的抉择，需要考虑是否与我竞争。如果你觉得那么做是对的，你就要去做，记住是我告诉你要这么做的。”戴尔·邦珀斯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若是当个心理学家，并以此谋生，也会干得非常出色。
接下来的七个星期是集会、露天剧场、馅饼晚餐、募捐、一对一的“零售”政治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只是具体的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劳联一产联当时正在温泉城举行会议，他们很支持我，在经济上和组织上推动了我的竞选活动。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也赞助了我，因为我支持联邦政府对教育提供援助。
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一些自己影响力欠佳的地方，这些县不像欧扎克山区几个县那样组织得力：西北边陲地带的本顿县、阿肯色河两岸的几个县和沃希塔山脉的西南各县。在耶尔县，我的竞选活动由我的表哥麦克·康沃尔负责，他是当地殡仪馆的殡仪员。因为当地所有的人死了都由他下葬，所以没有他不认识的人。他那乐观向上的性格使他能够在艰巨的战斗中——一场对抗他的邻居，丹维尔的戴维·斯图尔特的战斗——保持不懈的斗志。积极参与到这场竞选中的人在数目上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年轻教授和商人、富有天赋的当地劳工领袖、县里和市里的官员、死心塌地的民主党人，其中既有来自学校的高中生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初选的那一天，我们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都胜过了对手。我得到了44％的选票，州参议员雷恩沃特以26％对25％的选票险胜戴维；斯图尔特，取得了参加第二轮初选的资格。斯坎龙市长虽然没有钱，但他非常勇于竞争，获得了其余的选票。
我想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6月11日的第二轮初选，除非投票的人数非常少，但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希望我的支持者不把投票当回事。因此，当瑟西县的民主党主席威尔·戈金斯宣布所有的投票都在位于马歇尔镇广场上的县政府大楼进行时，我大为担心。县里的人不可能仅仅为了一次选举而开车跑上三四十英里蜿蜒的山路来投票。我给威尔打了个电话，想劝他多开几个投票站。威尔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我说比尔，请安静。如果因为投票的人数少你就不能打败雷恩沃特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对抗哈默施密特。我不可能为了两三个投票人就在乡下开设一个投票站，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我们要把钱留到11月的时候再用。现在只能是投多少算多少了。”
6月11日，我169％对31％的选票赢得了第二轮的初选。在瑟西县也以177票对10票赢得了胜利。11月的选举结束后，我给威尔打电话，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他不希望我因为什么事情感到于心不安：“我知道，你以为我在第二轮的初选中替你做了手脚，但我没有。实际上你以177票对9票胜出。我倒是给哈默施密特加了一票，因为我不忍心看他连10票都得不到。”
初选的结果对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我一次又一次投身于陌生的环境，对人们有了很多的了解——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向，他们的政治观点是如何取决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我还一直按照教学计划坚持教学。尽管很艰难，但我喜欢这样，我觉得我干得不错，只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在春季组织学生考试，我需要给他们打分，而当时竞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我或是把学生们的海事法考卷带到车上，一边行驶一边判卷，或是在二天的竞选工作结束后，再挑灯夜战，给考卷打分。但是在旅行途中，我丢了五份考卷。我感到非常惭愧。我主动让学生们来选择到底是重新考试，还是不要具体的分数，得到这门课的全部学分。他们都选择要学分，但其中有一个学生为此感到很不高兴，因为她是一个好学生，本来很可能得A的，此外她还是个忠实的共和党人，曾经为哈默施密特工作过。我想或许是因为丢失了考卷，或许是因为在竞选中我跟她从前的上司竞争，我一直没有得到她的宽恕。20多年后，我从前的这位学生苏珊·韦伯·赖特联邦法官成为葆拉·琼斯案的主审法官，那时候，我自然又想起了从前的事。苏珊·韦伯·赖特非常聪明，也许当初我应该给她打个A。但不管怎么说，到了大选的时候，我跟法学院请了无薪假期。
整个夏天，我一直快节奏地工作着，只是因为参加我弟弟的高中毕、业典礼和我们高中同学的第十次聚会，以及到华盛顿去看望希拉里，见见她在总统弹劾调查委员会的同事，才偶尔打断一下忙乱的节奏。希拉里和她所有的同事们都因为工作而疲惫不堪。约翰的要求非常严格，调查必须全面公正，每个人都必须守口如瓶。她的劳累让我颇为担心，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消瘦；她那可爱的头本来就大，现在与她瘦削的身体比起来就显得更大了。
周末的时候，我带她离开那里，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外滩去放松一下。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开心，我开始认为弹劾案调查结束后，希拉里实际上可以到阿肯色来，跟我生活在一起。这年年初，希拉里到费耶特维尔的时候，曾经为争取法学院的一个教职，接受戴维斯院长的邀请参加了一次面试。几个星期之后，她又来了一次，给委员会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学院愿意给她提供一个工作，因此她现在可以到阿肯色来教书，同时从事她的律师业务。问题是她是否愿意来。当时我更担心的是她太累了、太瘦了。
后来，我因为竞选活动以及我家人遇到了更大的健康问题而回到家里。7月4日，我在芒特内博炸鸡店发表了演讲，那是自1966年我代表弗兰克·霍尔特到那儿以来的第一次。杰夫、母亲和罗斯·克雷恩开车来听我发表演讲，并帮助我在人群中做鼓动工作。我感觉杰夫的气色不太好，得知他最近没怎么工作。他说整天都站着太累了。我提议他到费耶特维尔来，和我住上几个星期，他可以帮我接接电话，同时作为成年人，也能给竞选总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指导。他接受了我的邀请，看上去好像还很高兴，可是当我夜里赶路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出他病了。一天夜里，我吃惊地看到他跪在床边，身子趴在床上。他说躺下来的时候无法呼吸，他想方设法，可就是无法入睡。后来，他在总部再也不能全天工作了，于是他就回家去了。母亲告诉我，他的病跟糖尿病以及几年以来一直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有关。在小石城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里，他被诊断为心肥大，也就是心肌的增大与恶化。很显然，这种病是无药可救的。杰夫于是回到家里，尽情享受余生。几天之后，到温泉城进行竞选宣传时，我去见了他，与他喝了会儿咖啡。他当时正在去西盂菲斯的路上，他要去那里看赛狗。他还像平常那样衣冠楚楚，穿着白色的衬衣、裤子和皮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8月8日，尼克松总统宜布他准备第二天辞职。他的总统生涯因为他保留的他本人与助手对话的录音带而走向完结。我觉得总统的决定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但对我的竞选非常不利。就在总统宣布辞职的前几天，哈默施密特议员还在为尼克松辩护，在《阿肯色报》头版刊出的访谈中，他还在对调查水门事件一事进行批评。我的竞选活动因此而获得了好的势头，但随着尼克松这个沉重的负担从哈默施密特肩上被卸除，你可以感觉到，风头也跟着消失了。
我接着遇到了影响我的第二件事。希拉里打电话告诉我，几天之后她要到阿肯色来。她的朋友萨拉为她开车。萨拉比希拉里大二十几岁，她在希拉里的身上看到，女人也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她认为希拉里在华盛顿干得那么出色，而且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到阿肯色来简直是发疯。于是她就利用把希拉里送来的好机会，每走上几英里路，就劝上几句，好让希拉里回心转意。等她们终于来到费耶特维尔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的晚上了。但是我正在参加本顿维尔的一个集会，本顿维尔就在费耶特维尔北边不远的地方，所以她们就开车过来找我。我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讲，与其说是讲给听众听，还不如说是讲给希拉里和萨拉听的。握过手之后，我们回费耶特维尔去，回去面对我们关于未来的安排。
两天之后，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杰夫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他只有58岁。母亲非常伤心，罗杰也是一样。现在，母亲已经失去了三个丈夫，而罗杰也失去了两个父亲。我马上开车回家去料理后事。杰夫生前希望火葬，我们只好把他的遗体运到得克萨斯去，因为阿肯色那个时候没有火葬场。杰夫的骨灰被带回来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把骨灰撒在汉密尔顿湖里，那里距离他最喜欢钓鱼的码头很近，母亲和她的朋友玛琪·米切尔一直看着我们把骨灰撒完。
在葬礼上，我宣读了颂词。我努力用几句话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他为我的母亲献出了无尽的关爱，他像父亲一样爱护罗杰，他给予我的是真诚的友谊和明智的建议。另外，我还颂扬了他对孩子们的好心、他对失意者的善意，以及他面对疾病和临终时刻表现出来的尊严。正像他去世以后罗杰常常说的那样，“他做出了多么痛苦的努力叼”。不管他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如何，在与我们共同度过的短短六年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大家还是非常想念他。
在杰夫生病之前，我对糖尿病几乎毫不了解。糖尿病后来还害死了我在1974年的竞选活动主席乔治·谢尔顿。此外，糖尿病还成为夺去我的朋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的两个孩子以及几百万其他美国人生命的罪魁祸首。它对我国少数族裔的影响很大，少数族裔当中糖尿病患者的比例过高。当上总统以后，我了解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花掉了所有医疗补助费用的25％，这个数目非常惊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作为总统，我为什么要支持干细胞研究，为什么要支持糖尿病自我护理计划。美国糖尿病协会把这项计划称为自胰岛素研制以来在糖尿病护理方面取得的最重要进步。我这样做是为了厄斯金的两个孩子，为了乔治·谢尔顿，也为了杰夫，因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不会像他那样饱尝痛苦、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葬礼几天过后，母亲以她特有的“摔倒了再爬起来”的方式劝我继续参加竞选。政治可以因为死了人而停止，但停止的时间不能太久。我于是回去继续工作，但我确保经常给母亲打电话，或是回去看望她。罗杰在秋天的时候离开家，到康韦的亨德里克斯大学读书去了，他走之后，我就更加注意关心母亲。罗杰对母亲也非常关心，差点没有去读大学。最后经过我和母亲的反复劝说，他才走了。
到了9月，民意调查显示我还落在后面，本来落后59％，经过8个月艰苦繁重的工作，还是落后23％。接着，我的运气来了。9月8日，距离州民主党大会在温泉城召开还差五天的时候，福特总统宣布无条件赦免尼克松总统，尽管他在执政期间“犯下了或可能犯下了”许多罪行。国民表示强烈反对。、我们又开始走人了正轨。
在州大会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竞选上。邦珀斯州长已经在初选中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了富布赖特，因此在投票选举中就再没有什么其他激烈的竞争了。我不忍心看到富布赖特失败，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大会代表都铆足了劲头，同时我们还火上添油，让温泉城的会议中心里挤满了家乡的朋友，以及来自整个选区的额外支持者。
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用一种我希望能够把选区中保守的和自由的平民主义成分联合起来的方式明确阐述我的思想。我首先严厉批评福特总统对前任总统的赦免，我的比较精彩的话是：“如果福特总统想赦免所有人的话，他应该赦免政府的经济顾问。”
很多年过去了，关于赦免尼克松一事我改变了我的看法。我逐渐认识到，国家需要继续发展，我认为福特总统做得对，尽管他那么做不太受欢迎。2000年，在纪念白宫200周年的庆祝会上，我们碰到一起，我把这种想法也对他说了。但是对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仍然相信罗斯福总统的话：“我们一直以为毫无顾忌的利己行为是道德败坏使然。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糟糕的经济学使然。”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比在1974年的时候更加适用。
我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温泉城。还剩下七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但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我们总部的工作越干越好。我那些优秀的青年志愿者已经变成了有经验的专业人土。
民主党派人来帮助我们，年轻人从他那里获得了非常有用的建议。这个人叫乔迪·鲍威尔，他的上司、佐治亚的州长吉米·卡特，在1974年帮助民主党取胜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几年之后，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记起了他，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希拉里到南方来的时候也来帮忙，她的父亲和弟弟托尼也是一样。托尼在阿肯色州的北部到处竖起宣传牌，告诉那些来自中西部的退休共和党人，罗德姆一家是中西部的共和党人，不过我这人还不错。
我的几个法律系的学生是非常可靠的驾驶员。在国会竞选过程中，每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总有几架飞机供我借用，使我可以迅速赶到某个地方。我的一位飞机驾驶员杰伊·史密斯已经67岁了，一只眼睛上罩着眼罩，他对仪表的使用并没有达到某个特定的级别，但他在欧扎克已经飞行了40年。我们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降到云层下面，在山脉间沿着河谷飞行，与此同时，他会给我讲各种逸闻趣事，拿富布赖特参议员开玩笑，因为富布赖特参议员曾经夸下海口，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知道越南战争是个错误。
史蒂夫·史密斯干得很出色，他对竞选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还调查了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记录。他搞了一系列制作精巧的小册子，把我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哈默施密特在这些问题上的投票进行对比，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我们每星期都发表一份对比资料。这些对比资料在当地的报纸上被大量报道出来，史蒂夫将其变成了有效的报纸宣传广告。比如，在阿肯色河谷，从克拉克斯维尔到南部与俄克拉何马接壤的史密斯堡，到处都是煤矿工人，他们在露天的矿井里工作了几十年，但是联邦法律强行规定，必须让这些遭到破坏的地貌恢复原状。许多矿工因为长年呼吸煤灰而染上丁煤肺病，他们有权得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哈默施密特的社会工作是帮助这些矿工得到他们的补助金，但是当尼克松政府希望削减这项计划的投入时，他投了赞成票。住在河谷的乡亲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我和史蒂夫·史密斯告诉他们，他们才知道。
我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有一些建议我倡导了20年之久。其中包括引入更为公平的税收体制，实行全民健康保险计划、设立总统选举的公共基金、精简联邦机构、提高联邦机构的办公效率、增加联邦教育基金的投入、创建联邦教育部（当时它只是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一个部门）、鼓励能源保护和太阳能开发。
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全国工会的经济资助，我们才得到足够的钱用于电视宣传广告。劳联一产联的地方领袖丹·鲍威尔是我的朋友，这笔经济资助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促成的。当我在国会竞选中以25个百分点落后于对手的时候，丹·鲍威尔这个家伙已经在谈论我成为总统之类的话了。我需要做的，无非是站在摄像机前说话。这迫使我在28秒的间隙思考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不再需要用秒表来提示，我的演讲到底是长了一两秒还是短了一两秒。宣传广告的制作费用很低。
那些电视宣传广告或许非常原始，但我们在无线电广播上做的广告却非常精彩。有一个在纳什维尔制作的宣传广告，实在是令人难忘，主要表现的是一个乡村歌手，他的声音听上去酷似阿肯色出生的歌手约翰尼·卡什。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如果你厌倦了豌豆和蔬菜，如果你忘记了什么是猪肉和牛排，有一个人的话你不可不理睬。”歌曲接着对尼克松政府资助农民把大量的谷物低价卖给苏联的做法进行抨击，因为这一举动使国内食品和动物饲料的价格大涨，对家禽养殖业和养牛业都造成了打击。歌中唱道：“不要再等待，让厄尔·巴茨（尼克松的农业部长）滚开！”歌中的叠句是这样的：“比尔·克林顿就要到来，他也无法再忍耐。他和我相仿佛，说他像你也不奇怪。把所有的事交给比尔·克林顿，让他来对付。让他来解决一切，我们送他去首都。”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告。唐·泰森是个家禽养殖业老板，他的弟弟兰德尔为了我的竞选拼命地工作。由于把大量的谷物低价卖给苏联，唐·泰森的家禽养殖成本大大上升，他给了我大笔的赞助费，目的是确保这首歌能够在乡村广播中反复播放。随着我们一天天走近选举日，我们赢得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但我们遇到的对抗也更大了。我得到了全州最大的报纸《阿肯色报》以及选区中其他几份报纸的支持。我开始在史密斯堡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得到了黑人社区的强劲支持，我在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在当地的分会之后，黑人社区的支持就更不在话下了。我还在共和党人占大多数的本顿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与史密斯堡隔河相望的克劳福德县，有四五个人为了能够使这个县转而支持我，一直在拼死地努力。史密斯堡往南行，就到了斯科特县，．那里捕猎狐狸和狼的猎人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现场追猎试验。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现场追猎试验是一种在野外举行的夜间活动。在乡下，猎人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的猎犬（猎犬和孩子一样得到细心的照顾）。猎人首先告诉猎犬进攻的目标，然后就把猎犬放出去追赶狐狸，让它们对着月亮狂吠。与此同时，妇女们整夜忙碌着，野餐桌上的食物堆成了小山。我甚至在哈默施密特的家乡哈里森县赢得了几个人的支持，他们非常勇敢，敢于向小镇的既有体制发起挑战。
一个秋天的下午，最激动人心的选举集会在白河边上举行。那里距离那块臭名昭著的“白水”地产不远——我后来曾经在那里投过资，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它。集会上，民主党人群情激愤，因为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正企图·以逃税的罪名把瑟西县的治安官比利·乔·霍尔德关到监狱里去。根据1876年的宪法，州和地方官员的工资需要经过民众的投票通过；上一次提工资是在1910年。县里的官员每年的工资只有5000美元。州长的工资也只有1万美元，但是他至少有房子，他的交通费和伙食费也可以得到补贴。许多地方官．员为了生存，被迫使用费用账户，这个账户上的数额我记得大约是每年7000美元。司法部之所以要把霍尔德治安官关进监狱，是因为他用费用账户进行个人消费的时候没有纳税。我认为霍尔德的案子是联邦政府提起公诉的所有案子中最小的一个逃税案。山区的人都认定，这是政治目的驱动的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认真考虑，陪审团认定霍尔德无罪。后来才知道，陪审团的成员们立刻就投了票，要将他无罪释放，但为了做做样子，只好在陪审室里拖延了一个多小时。比利·乔走出法院大楼之后，直接开车来到我们的集会会场，在那里他像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在返回费耶特维尔的路上，我在霍尔德一案的审理地点哈里森稍事停留，和鲁思·威尔森聊了聊这件事。鲁思是公共会计，为山区里的许多人处理税务工作。我告诉鲁思，我能够理解她为霍尔德的律师——我的朋友F．H．马丁——在选定陪审团成员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她说她的确帮了忙。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是不是选定的都是民主党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回答：“不，比尔，没有。实际上，在陪审团中，共和党人的比例是合理的。你也知道，那些要对治安官提起公诉的人都是从华盛顿来的，都是些聪明的家伙。他们身穿高档套装，看上去真是神气。只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真是太奇怪了。在过去的两年里，12名陪审团的成员中有9名都被国内税务署审计过。”我感到很高兴，鲁思和她的儿子都站在我这一边。鲁思对付了华盛顿的律师之后，司法部开始查询今后参加税务案的陪审员本人与国内税务署打交道的经历。
离选举日还差两个星期，哈默施密特的竞选活动最终启动。他看到了一份民意调查，说，如果他还不行动的话，我的旺盛势头有可能使我险胜。他手下的人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他在生意上的朋友以及共和党人都开始行动起来。某个人开始向所有的报纸发出呼吁，责令我出示我在1969年阿肯色大学对得克萨斯大学橄榄球赛上抗议尼克松总统的照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张照片——我前面提到过的“树的故事”也因此传开。温泉城的商会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晚餐会，目的是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有几百人出席了晚餐会，当地的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在整个选区中，共和党人开始吓唬商人，说我得到了来自工会的支持，我会成为劳工组织在国会中的傀儡。在史密斯堡，我们通过调查确认了6000名支持者，但我们寄给这些政治支持者的卡片根本就没有被发出去。很显然，工会对我的支持还没有延伸到那里的邮局。选举结束几天之后，有人在最主要的邮局外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那些卡片。美国医疗协会在阿肯色州的分支机构表示强烈支持哈默施密特，他们对我进行了抨击，因为我在斯普林代尔地区曾经试图劝说医生通过医疗补助为穷人看病。在选举日的前几天，哈默施密特甚至弄到了一笔联邦税收分享基金，为瑟西县的吉尔伯持小镇铺筑马路。最后他在这个镇子以38票对34票取胜，但是在整个瑟西县中，这是他惟一取得胜利的镇子。
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我去温泉城会议中心参加一个即将结束的集会，这让我对哈默施密特的工作效率之高有了一点认识。在我们的集会上人没有几天以前参加他的晚餐会的人多。我们的人一直在拼命地工作，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但是，在选举日那天，我仍然觉得我们有可能取胜。当我们聚集在我的竞选总部观看选举结果报告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但还是满怀着希望。我们在计票中一直领先，但是接近午夜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人口最多、共和党人最集中的锡巴斯琴县很晚才报告计票结果。选票总数不足8000张的有15个县，我在其中的12个县中以多数票获胜，这其中包括布法罗河沿岸的牛顿县和瑟西县的所有选票。但是在6个最大的县当中，我输掉了5个县，在我从小长大的加兰县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华盛顿县，我都以不到500张选票的微小差距失败；以1100张选票的差距输掉了克劳福德县；在本顿县和锡巴斯琴县，我几乎全军覆没，在这两个县我落后的选票数加起来是我前面领先票数的两倍。我们两人每个人都以二比一赢了一个县，他赢了最大的县——锡巴斯琴县。我赢了最小的县——佩里县。现在看来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在全国范围内，乡村美国人绝大多数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而我却完全以乡村为基础开始我的政治生涯，这源于我与乡间民众的深入交往，源于我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实际问题的负责态度。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而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选票的最后结果是89324票对83030票，大概是52％对48％。
从全国来看，民主党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获得了49个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但哈默施密特的支持率很高，再加上在最后时刻发动的猛烈攻势，我们没能打败他。竞选活动开始之初，他的支持率为85％。我把他的支持率削弱到69％，而我本人的支持率从零上升到66％。成绩斐然，但不够理想。每个人都说我表现出色、前途光明。这话的确很中听，但我本来是希望取胜的。我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感到骄傲，但是我觉得在临近选举的最后几天里，我却让紧张的情绪有些松弛，结果让所有为我努力工作的人都大失所望，让我们改变现状的目的无法实现。也许如果我既有钱又有足够的意识，就会把哈默施密特议员的投票记录在电视广告中进行有效的宣传，那样的话结果或许会不同。不过说不定也没用。不管怎么说，1974年，在与成千上万人沟通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中产阶级投票者愿意支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解决他们和穷人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条件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关注他们的税额问题，在制造机遇的同时也要强调政府的责任。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上门或是打电话向人们表示我的感谢。然后，我就开始逃避。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我差不多都待在希拉里的房子里，那是靠近校园的一个宁静的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躺在地板上，调治我的遗憾带给我的伤痛，或是考虑如何偿付我在竞选中欠下的4万美元的债务。我的新工资为16450美元，足以满足我生活的需要以及偿付我在法学院欠下的债务，但要偿付竞选所欠的债款还差得远呢。在12月的什么时候，大学里举办了一个有乐队伴奏的大型舞会。希拉里哄我带她去。我们跳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的感觉变得好多了。但是，又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哈默施密特的得胜，反倒是帮了我的忙。如果我当初获胜去了华盛顿，我敢肯定，我后来根本就不可能被选为总统。而且，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在阿肯色州度过后来那辉煌的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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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我重返讲台，教了整整一个学年，没有因为政治活动有所中断，这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年。在春季学期，我教授了“反托拉斯”，组织了有关“白领犯罪”的讨论课；．在暑期培训班上，我教授了“海事法”和“联邦司法”；秋季，我再次讲授“白领犯罪”，另外还讲授“宪法”。在“宪法”这门课上，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讨论“罗诉韦德案”，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在宪法上赋予妇女在怀孕的前两个季度有选择堕胎的隐私权。之所以有“前两个季度”的规定，是因为大约两个季度后，胚胎就可以自然存活——也就是说，胎儿可以脱离母体的子宫独立生存。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指出胎儿一旦能够脱离母体存活，国家就可以违背母亲堕胎的意愿，保护婴儿的权益，使其得以出生，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会由于继续怀孕或生产而受到威胁。在我的一些学生看来，“宪法”这门课与其他的课程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记住每一个案例中的法律裁定，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在罗这个案子中花费这么多时间，因为有关三个季度的裁定以及裁定背后的推理都非常好记。
我要求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相信，在所有司法裁定中，“罗诉韦德案”是最难的。无论法庭如何裁定，他们都必须扮演上帝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胚胎脱离了生物学的范畴，具有了人的属性；对笃信宗教的人而言，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灵魂进入了肉体。大多数已婚和未婚的女子选择堕胎不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堕胎。大多数支持妇女应该享有自由选择权的人，都理解堕胎就意味着结束一个未来的生命，认为堕胎应该在合法、安全和从少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应该支持年轻的母亲完成妊娠。大多数坚决反对堕胎的人都认为应该对医生提起公诉，他们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但他们越来越不能肯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他们的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即以谋杀的罪名起诉堕胎的母亲。即便那些炸毁堕胎诊所的狂热分子也不会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妇女，虽然给堕胎诊所带来生意的都是妇女。此外，正如我们从最初的禁酒令以及后来的禁毒法中所了解的那样——因为彻底禁酒或禁毒比绝对禁止堕胎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如果公民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某些行为不应该被视为犯罪的话，要想依照刑法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那时就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最高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裁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引起反对在美国政治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裁定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令人瞩目的反堕胎运动，致使一段时间之后，在很多地方，实施堕胎的诊所急剧减少，使众多的投票者都转而加入到共和党的新右翼阵营。尽管民意测验显示了投票者关于堕胎的立场，但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矛盾心理意味着，堕胎问题对于选举的影响取决于哪一方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比如，在过去的、30年中，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往往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选民在投票时往往根据候选人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决定支持他或反对他，而对那些反对堕胎的投票者来说，其他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1992年是个例外。上诉法院就韦伯斯特案所做出的裁定被宣传得沸沸扬扬，该裁定限定了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选民感到不安和震惊，加上母高法院不久之后可能出现空职，因此我和其他一些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候选人在那一年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立场而受到损害。我当选总统之后，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再次得到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郊区选民又一次能够根据其他方面的考虑，把选票投给反对堕胎的共和党人，而反对堕胎的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尽管赞同我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做法，却往往被迫去支持反对堕胎的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又几乎总是保守的共和党人。
在1975年的时候，我对于堕胎的政治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关心。其实让我感兴趣的主要是最高法院针对相互冲突的法律、道德和生活观念所进行的艰苦的调和工作。在我看来，他们既然无从接近上帝，最好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不管学生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要他们认真地考虑堕胎这一法律问题。
秋天，我接受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学院让我每周一次到大学在小石城的校区去，上一门称为“法律与社会”的讨论课。这门课被安排在晚上，因为学生们白天都要上班，他们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很乐意去，我喜欢和他们交流。他们在警察局各部门或是警长办公室的实际工作到底与宪法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密切相关的？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教书之余，我还一直参与政治活动，做了一些有趣的法律工作。我被任命为州民主党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根据计划，这个委员会要确保妇文和少数族裔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党内事务当中，而不是滑人麦戈文规则酌陷阱。在麦戈文规则下，我们这些代表虽然能够代表特定的人群，但常常并不真正为党工作，也得不到任何选票。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做法。这一任命使我有机会到州里的其他地方去，会见一些民主党人，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都非常关注赞助性行动这一问题。
使我积极参与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偿付我的竞选债务。最后，我终于把这笔债还清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我们在竞选时筹措资金的方法大致差不多，既依靠许多小笔的捐款，也借助于一些人的慷慨解囊。我得到的第一笔250美元的捐助来自杰克，叶芝这位欧扎克的好律师，在我的竞选过程中，他和他的合伙人罗尼·特纳曾经努力地为我工作过。选举结束不到两周，杰克就把支票给了我。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下面的钱到哪里去弄，因此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令人难过的是，几个月之后，杰克·叶芝患心脏病去世。葬礼之后，罗尼·特纳问我是否愿意接过杰克手头的几个关于煤肺病的案子。尼克松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原则，使人们很难得到政府的补助金，而当事人已经得到补助金的案子需要重审。很多案子中的补助金都被取消了。我开始开车往欧扎克山区跑，每周一到两次，去查阅卷宗，或是去见老矿工们。我心里明白，只有官司打赢了，我才有可能得到律师费。
罗尼知道我很关注这个问题，对补助金计划的运作也很熟悉。的确，在煤肺病补助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评估的标准很松，一些不需要补助的人拿到了补助，但是，正如人们司空见惯的那样，政府计划在修正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
其实我在接手杰克·叶芝的那些案子之前，就已经同意帮一个人打官司，争取他的煤肺病补助金。杰克·伯恩斯来自史密斯堡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儿子是温泉城沃希塔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而我的母亲也在那家医院工作。杰克·伯恩斯的身高为5英尺4英寸，可他的体重却不超过100磅。杰克是个老式的男人，说话不多，富于尊严。他的煤肺病非常严重。他完全有权得到补助金，他和他的妻子非常需要这笔钱来支付各种费用。我们共同努力了几个月，他的耐心和坚定赢得了我的尊敬。当我们打赢官司的时候，我差不多像他一样高兴。
我觉得罗尼·特纳交给我的那摞案宗里有一百多个和杰克·伯恩斯类似的案子。为了处理这些案子，我常常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沿着那条蜿蜒的“猪道”向着欧扎克进发，而且总是乐此不疲。这些案子第一次是由行政法法官杰里·托马森审理的，他是个非常公正的共和党人。接着，这些案子又上诉到史密斯堡的联邦法官保罗·x．威廉姆斯那里。威廉姆斯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民主党人，跟随他多年的书记员埃尔斯珍·特林布尔·罗伊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对我也给予过很多帮助，当卡特总统任命她为阿肯色州第一位联邦女法官的时候，我真是兴高采烈。
就在我继续从事教学、政治和法律工作的同时，希拉里开始在费耶特维苎苎顿下来。我看得出她的确喜欢待在这里，说不定还愿意留在这里呢。她教授“刑法”和“审判辩护”，负责法律援助事务所的工作，同时监督管理为囚犯工作的学生。起初，一些粗率无礼的老律师、老法官以及一些学生不了解她，但最后他们都对她心悦诚服。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根据宪法的规定，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我们的法官就安排当地的律师为穷困的被告人担任律师，因为穷困的被告人差不多从不付钱，律师协会就让希拉里的法律援助事务所来处理他们的案子。第一年，法律援助事务所就为300多个人提供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事务所因此成为法学院的一个知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希拉里赢得了整个法律社区的尊敬，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并创下记录。几年之后，卡特总统正是因为她创下的这些记录将她任命为全国法律服务社团董事会的成员。
春季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庆祝“法律日”的活动，在“法律日”那天，吉米·卡特为我们做了主题发言。很显然，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我和希拉里简短地和他说了几句话，他邀请我们事后到小石城继续我们的谈话，因为他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约会。我们的谈话证实了我的感觉，那就是他当选的前景看好。当时水门事件刚刚结束，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政绩突出但与华盛顿的政治没有任何瓜葛的南方州长，一个能够把民主党人在1968年和1972年失去的民心赢回来的人，无异于一缕新鲜空气。六个月之前，我曾经去见戴尔·邦珀斯，劝他参加竞选。我说：“1976年，像您这样的人将会当选。当选者很可能就是您。”
他似乎有些兴趣，但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当选为参议员，如果他马上接着竞选总统，阿肯色的选民是不会支持他的。他也许是对的，但他如果参选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候选人，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
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之外，我和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及周围的地方还有一些奇遇。一天晚上，我们沿着71号公路往南行驶，把车一直开到阿尔马，我们要到那里去听多莉·帕顿唱歌。我本来就是多莉·帕顿的忠实歌迷，而那天晚上她的状态又可以说特别好。但那个晚上之所以给我留下最为持久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遇见了把多·莉·帕顿请到阿尔马的两个人：托尼·阿拉英和苏珊·阿拉莫。那时，阿拉莫夫妇还在纳什维尔向很多最著名的乡村音乐明星出售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服。他们干的还不止这些呢。托尼看上去酷似中了毒瘾的罗伊·奥比森，加利福尼亚多场摇滚音乐会都是由他促成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遇见苏珊的。苏珊在阿尔马附近长大，但后来迁到了西部，成了一个在电视上传教的人。他们两个人开始合作。托尼在推出摇滚歌星的同时也不断将她推销出去。苏珊留着浅淡的金发，在电视上传教的时候常常穿着拖地的白裙子。她对她的工作非常擅长，而托尼也非常善于推销她。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帝国，其中包括一个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安排的人员都是一些执著的年轻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对他们两个人的痴迷程度无异于文鲜明神父的年轻助手们对神父大人的崇拜。苏珊患上癌症之后，要回阿肯色的老家去。他们就在苏珊的家乡戴尔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阿尔马开了一个音乐厅（就是多莉，帕顿演唱的那个地方），在音乐厅的马路对面开了一个乡村歌手演出服装店，这个店与他们在纳什维尔的乡村歌手服装店如出一辙，只是规模小了一些。另外，他们还有一辆大卡车，每个星期都从加利福尼亚的农场运来食物，供他们两人以及他们在阿肯色的劳动大军食用。苏珊在家里制作上电视的传教节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最后不得不向病魔屈服。她死的时候，托尼声称，上帝已经告诉他，说是某一天要让她复活。于是他把苏珊的遗体放在家中的一个玻璃匣于里，等待那个幸运的日子的来临。他许诺说苏珊会起死回生，希望靠这个方法来维持企业的运转，可是推销者没有了可以推销的产品，注定会失败。形势急转直下。我当州长的时候，他因为税务问题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他房子的周围还上演了一出短暂的、非暴力的对峙示威活动。几年以后，他和一个更加年轻的女人扯上了关系。说来也真奇怪，上帝又跟他讲话了，告诉他苏珊不会回来了，于是他就把她的遗体从玻璃匣子里弄出来埋了。
夏天，我参加了暑期班两期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多挣点钱，另一方面可以待在费耶特维尔，和希拉里以及一些朋友厮守在一起。有一天，希拉里要回东部一趟，我开车送她去机场。当我们把汽车开上加利福尼亚大道时，我们路过一座漂亮的、凹凸不平的小型砖房。房子坐落在一个高坡上，前院还矗立着一道石头围墙。院子里有一块“出售”的招牌。希拉里说这个地方可真美。我到机场把希拉里放下之后，就去仔细地察看了那座房子。房子是单层结构，大约有1100平方英尺。里面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个和早餐室连在一起的厨房、一个小餐厅和一间绝妙的起居室。起居室的房顶是用横梁支撑起来的，房高相当于其他房间高度的一倍半。里面有一个好看的壁阶式壁炉和一个大飘窗。里面也有一个内包的阳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兼做客房。房子里没有空调，但大吊扇非常好用。房子的价格是20500美元，我用3000美元的定金把房子买了下来，因为定金数额较高，所以每个月的分期付款被降到了174美元。
我把我那一点点家具都搬到了新房子里，又买了其他一些东西，这样房子里就不会显得很空。希拉里出行回来的时候，我说，“还记得你喜欢的那座小房子吗？我把它买下来了。你现在就得嫁给我，因为我不能一个人住在那里。”我带她去看房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但是我的轻率举动还真奏效。她以前从来没有告诉我她准备在阿肯色住下来，但这次她终于同意了。
1975年10月11日，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的起居室里举行了婚礼。房子在出色的装饰匠玛莉恩·巴西特的监督下被重新粉刷了一遍。她知道我们手头并不宽裕，因·此帮我们为早餐室选择了亮黄色的墙纸，由我们自己把墙纸贴上去。这一经历再一次证明了我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欠缺。结婚时，希拉里穿着一条老式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长裙，我非常喜欢她的这条裙子。维克·尼克松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在场的人有希拉里的父母和弟弟、我的母亲、罗杰（他做男傧相）和几个好朋友：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贝琪·约翰逊·埃布林（她是从帕克里奇赶来的）和她的丈夫汤姆，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乔安娜·布兰森，我的堂妹玛丽·克林顿，我竞选时的财务主管P．H．马丁及其妻子默纳；我们在法学院最好的朋友迪克·阿特金森和伊丽莎白·奥森堡，还有我儿时的朋友、在竞选中曾经孜孜不倦工作的帕蒂·豪。休·罗德姆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中西部卫理公会的女儿嫁给一个阿肯色州欧扎克山区的南方人，一个浸礼会教徒。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到此时为止，为了说服他和罗德姆一家人，我已经努力了四年。我希望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心。反正我已经为他们所吸引。
婚礼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三百个朋友聚集在安和莫里斯·亨利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新婚招待会。晚上，我们又到比利·施奈德在“市中心汽车旅馆”的房间去跳舞，差不多跳了一夜。凌晨4点，我和希拉里已经上床，突然接到我小舅子托尼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华盛顿县的看守所里。晚会结束以后，他开车送一位客人回家的时候，被州警察拦住了，勒令他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并非因为他开车超速或是抢道超车，而是因为坐在他车上的女士喝醉了，把两只脚耷拉在汽车后车窗外面。托尼的车停下来后，副警官看出托尼喝了酒，于是就把他关了进去。等我到看守所保释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发抖呢。看守警员告诉我，我们的治安官赫布·马歇尔，一个我很有好感的共和党人，要求在夜里把看守所的温度调得很低，目的是防止喝醉的人呕吐。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托尼问我能不能把一个在城里与彼得·芳达合作拍电影的人也保释出来。我同意了。那个人颤抖得比托尼还要厉害，他上车准备开走的时候，由于全身发抖，竟然结结实实地把车直接撞到了希拉里的那辆黄色小菲亚特车上。尽管是我把他保释出来的，那家伙却一直没有把修车的钱赔给我。可从另一方面讲，他至少没有把他吃的晚餐留在看守所的地板上。就这样，我送走了我的新婚之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结婚。此刻结了婚，感觉不错，只是我不知道婚姻会将我们引向何处。
在美国，关于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人们所写过的文字或做过的评说也许是最多的。人们或分析，或批评，或自以为是地大发议论，态度之随意真让我感到吃惊。我结婚已经将近30年，再加上观察朋友们分手、妥协乃至离婚的经历，我已经知道，婚姻既是神奇的，也是痛苦的，婚姻所带来的满足与失望一直是个谜，即使是婚姻中人也难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处于婚姻之外的人来说，更是无法参透的。在1975年10月11日那天，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只知道，我爱希拉里，我爱我的生活和工作，也爱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美好未来。我为她感到自豪，与她结为夫妻令我激动，我们的关系未必总是完美无缺，但肯定不会令人感到厌倦。
我们度过了无眠的新婚之夜后，又恢复了工作。我们正处于学期当中，而我还有关于煤肺病案子的听证会要去出席。两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去度蜜月了。只是这个蜜月有些特别，希拉里的全家人，另外还有她一个弟弟的女朋友都随同前往。我们在一个漂亮的顶层套房里一同住了一个星期，有时到海边漫步，有时到餐馆里美餐。我知道这样的蜜月有些与众不同，但我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希拉里的妈妈多萝西，与她的父亲和兄弟在一起也很开心，和他们一起打牌，分享故事。跟我一样，他们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所有的人都能编出好故事来。
我在阿卡普尔科读了一本书，那是欧内斯特·贝克尔的《拒绝死亡》，厦蜜月的时候读这样的书的确很沉重，但我此时的年龄比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大一岁。我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正是最适合探究生活意义的时期。
根据贝克尔的观点，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在某个时候意识到死亡，接着注意到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死去的事实，然后我们认识到，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大多数人都千方百计地躲避死亡。与此同时，我们用一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方式去拥抱本体，拥抱一种自满的假象。我们追逐各种活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希望这些活动会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存在的樊篱，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能永生。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拼命地抗拒，抗拒我们注定要走向死亡这一必然的命运。有些人．追求权力和财富，有些人追求浪漫的爱情、性或其他的享受；有些人雄心勃勃，要出人头地；有些人与人为善，追求崇高。不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将面对死亡的命运。当然，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这样的说法：既然我们被创造出来了，那么肯定就有个造物主，在造物主那里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最终将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到造物主那里。
贝克尔的分析将我们引向何处？他的结论是：“谁知道在前面的路上向前发展的生命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似乎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塑造出一个什么——塑造一件东西或是塑造我们自己——然后再将其丢进混乱之中，换句话说，将其当做一份贡品，献给芸芸众生。”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出版前不久去世了，但他似乎达到了伊曼纽尔·康德提出的检验生活的标准：“如何在宇宙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人类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何从中学会人要成为人必须怎么去做。”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贝克尔的书使我相信，为了这样的目的付出努力是值得的。
12月，我还要做出另一个政治上的决定。我的许多支持者希望我再次参加国会竞选。债务已经偿清了，所以他们要我再较量一次。我觉得这一次要想击败哈默施密特议员更加困难，即使吉米·卡特在党内获得提名也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进入华盛顿的愿望，我想留在阿肯色。我对州政府越来越感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州检察长吉姆·盖伊·塔克，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代表阿肯色州写一份诉讼摘要，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那是一个涉及如何确定信用卡利率的反托拉斯案件。吉姆·盖伊正在参加国会竞选，因为威尔伯·米尔斯退休之后，国会中的席位出现了空缺。吉姆·盖伊如果竞选成功，州检察长的位子就会空出来，这个职位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就在我反复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花旗银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两个人跟他去海地。他说他因为经常乘飞机旅行，累计里程积分足以支付我们的机票费用。他说他要把这次旅行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们。从墨西哥回来还不到一周，我们就又动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