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作为耶鲁大学法学专业的正式学生参加第二个学期的学习，这个学期是我在那里学习负担最重的一段时间。教我们“商业法”的教授是约翰·贝克，他是耶鲁大学教员中的第一个黑人。他对我非常友好，让我做一些科研工作来贴补我那微薄的收入，他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约翰和他的妻子在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都曾就读于菲斯克大学，那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黑人学校。他告诉我他们当时是多么恐惧，他和他的同学在参加民权运动中获得了何等的快乐，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选修了查尔斯·赖克的“宪法”，这么说吧，罗伯特·博克有多保守，查尔斯·赖克就有多激进，20世纪60年代几部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文化”著作中有一本《让美国恢复青春》就是他写的。我的“刑法”教授是史蒂夫·杜克，他是一个风趣、尖刻的人，是个好老师，我后来与他一起摘了一个关于白领犯罪的讨论会。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是“政治和公民权利”，讲课的是汤姆，艾默生教授，他是一个衣着整齐的小个子，曾经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政府中任职，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就是他本人撰写的。我还上了威廉·利昂·麦克布赖德教授的一门课“国家的法律与哲学”，做了一些法律服务工作，打了一份短工。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周四次开车到哈特福德去，给一个民主党商人迪克·休斯曼帮忙。我是在达菲竞选活动中认识他的，我帮助他在市议会里做些事情。迪克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而我认为我对他的确有所帮助。
在2月底，我飞到加利福尼亚去，和弗兰克·阿勒、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他的女友布鲁克·希勒在一起待了几天。我们在洛杉矶布鲁克·希勒的家里会面，受到了布鲁克的父母马瓦和劳埃德热情和慷慨的接待。希勒夫妇很多年以来一直为一个叫“沃尔特·司各特人物展示”的名人秘闻专栏撰稿，这是全美国最吸引读者的一个专栏。紧接着，在3月，我又去了一趟波士顿，因为弗兰克住在那里，正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当记者的工作，所以我去那里再度看望他和斯特罗布。我们在弗兰克房子后面的树丛中散步，或是沿着附近的新罕布什尔海滩徜徉。回到家里后弗兰克似乎很高兴，但仍然有些伤心。虽然他摆脱了兵役和监狱，但他似乎陷入了一种忧郁当中，那是一种屠格涅夫所说的“只有非常年轻的人才知道的一种莫名的忧郁”。我还以为他已经早已摆脱了这种状态。
春天像以往那样提起了我们的情绪。各种政治新闻就像个大杂烩。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以平衡黑白学童比例的做法。中国人为了答谢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也准备派乒乓球队来美国。针对越南战争的抗议仍在进行。麦戈文参议员5月16日来到纽黑文，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1972年竞选总统。我对他很有好感，觉得他很有获胜的希望，因为他有着光荣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轰炸机飞行员，在肯尼迪政府中曾经提出了“食品换和平”计划，另外他还提出了下一次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选举的新规则。麦戈文带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这些规则，目的是为了使全国大会的代表在年龄、种族和性别方面有着更加广泛的代表性。那些新的规则，加上初选中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的分量，实际上就必然使老牌的政治领导人在1972年的提名过程中发挥较小的影响，而党内的激进主义者的影响则有所上升。里克·斯坦恩斯一直在这个委员会工作，我确信他的手腕非常强硬，头脑也非常聪明，一定会设计出一个对麦戈文有利的制度来。
法学院的学习以及政治方面的进展都非常顺利，但我的私人生活却是一团糟。我先是和一个女孩分了手，结果女孩子回了家，嫁给了原来的男朋友。接着我又痛苦地跟一个法学院女生分开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她，却不想做出承诺。我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将就着过，在近一段时间不再谈恋爱。可是有一天，我坐在教室的后面听艾默生教授讲授“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时候，看见山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显然，她到课堂听课的次数比我还少，她留着非常浓密、颜色很深的金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脸上没有化妆，但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力量和镇静是我在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很少见到的。下课以后，我跟着她走出了教室，我打算向她做个自我介绍。当我走到距离她几英尺远的时候，我伸出手去，想去碰她的肩膀，可马上就把手收回来了。这差不多算得上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肩膀的接触，我很可能会开始某种我无法停止的事情。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又好几次在学校附近看见那个女孩，但我都没有接近她。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狭长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一头，跟一个同学杰夫·格勒克尔谈论加入《耶鲁法学杂志》的事情。杰夫劝我加入，说是加入以后保证可以使我有机会在某个联邦法官手下找个书记员的工作，或是在一个获利很高的律师事务所里谋得一份差使。他说得句句在理，但是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准备回阿肯色老家去，再说跟法律评论相比，我更喜欢政治。过了一会儿，对于他的请求我就突然连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因为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她回看了我一眼。又过了一会儿，她合上书，从房间的那头径直朝这头走了过来。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准备一直这样盯着我，我也准备反过来盯着你。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被此的姓名吧。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叫什么名字？”希拉里当然还记得所有这一切，只是字眼稍有不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惊异，在好几秒的时间内都无言以对。最后，我脱口说出了我的名字。我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她走了。我不知道可怜的杰夫·格勒克尔是怎么想的，但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谈过那个法律评论杂志的事。
过了几天之后，我走下法学院去一楼的楼梯时又见到了希拉里。她穿着一条颜色鲜艳的拖地长裙，我打定主意准备和她待上一会儿。她说她准备去注册下个学期的课程，我就说我也要去。我们排了一会儿队，同时聊了起来。我的感觉好极了，可是等我们排到队伍前面的时候，登记员抬起头看着我说：“比尔，你怎么又来了，你今天早上刚刚注册过。”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希拉里以她特有的方式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把戏被揭穿了，于是干脆要她陪我走一走，到耶鲁美术画廊去看马克·罗思科的作品展览。我既激动又紧张，结果忘了大学里的校工正在闹罢工，博物馆没有开门。幸运的是，有一个保安在值班。我向他恳求了半天，还主动提出如果他让我进去，我愿意帮助他们清扫博物馆花园里的树枝和垃圾。
保安看了我们一眼，好像看出了些名堂，就放我们进去了。整个展览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观看。太美妙了，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罗思科的作品。看完之后，我们走到花园里，我把那里的树枝都捡了起来。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但是工会在博物馆的外面没有纠察队，再说，当时政治在我的头脑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把我答应要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和希拉里在花园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花园里有一个臣大而美丽的女子坐像，那是亨利·穆尔的作品。希拉里坐在女子的腿上，而我就坐在她的旁边，我们就这样聊着。不久之后，我就俯下身去，把我的头放在了她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随后几天我们也是一同度过的，我们厮守在一起，天底下的事情我们无所不谈。下个周末，希拉里去了佛蒙特，去看望一个一直在跟她约会的男友，因为这是很早以前就约定了的。我对此焦急万分，我不想失去她。她星期六很晚的时候才回来，一回来我就给她打电话。她病了，我于是给她带去一些鸡汤和橘子汁。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不开了。她的很多时间都在我们海边的房子里度过，她很快就赢得了道格、唐和比尔的友谊。但是，几周以后，母亲来看我的时候，她在我母亲那里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希拉里在母亲到来之前把头发剪短了。头发剪得有些失败，看上去比从杰夫·德怀尔的发廊里走出来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像摇滚歌星。加上她没有化妆，身上穿着工作装和牛仔裤，脚上没有穿袜子，再加上刚刚在米尔福德的沙滩上走过，脚趾上还沾着焦油。她看上去更像是个太空来客。而我的态度显然是非常认真的；这让母亲感到非常不满。母亲在她的书中称希拉里是一个“让她大长见识的人”。希拉里“不化妆，戴着乐瓶一样的眼镜，棕色的头发没有明显的发式”；而我的母亲总是涂着亮粉色的口红，也总涂着睫毛油，头发上扎着一根银带。每当我看到她们两人想彼此摸透对方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很有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母亲越来越不在意希拉里的外表，随着希拉里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她们还真的了解了对方。她们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外表之下，两个人都是头脑聪明、个性坚强、随机应变、充满激情的女人。当她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有我表现的机会。
到了5月中旬的时候，我已经和希拉里寸步不离了。结果，我和她的几个好友见了面，其中包括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班同学苏珊·格雷波，我后来任命她为俄勒冈的联邦法官；另外一个是卡罗琳·埃利斯，她是一个聪明、滑稽的黎巴嫩女子，来自密西西比，与我相比更是个“南方”人，现在是密西西比大学的校长；除此之外还有尼尔，斯泰因曼，他是我在耶鲁大学见到的最聪明的人，199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为我筹集了第一笔竞选基金。
我后来了解到，希拉里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度过了她的童年；在韦尔斯利学院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大学期间她在政治上因为民权和战争等因素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大学毕业后的旅行她去了阿拉斯加，在那里，为了生活，她曾经找了份工作，负责把鱼身上的黏液去掉。她对法律援助产生了兴趣，愿意为穷人和儿童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我还听说她在韦尔斯利的毕业典礼上作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她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远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美国变得更好。那次演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播放，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声名远扬的感觉。她在政治上让我感到满意的一点是，她和我一样既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注重实际。她希望改变现状，但她知道要想这样做，就必须进行持久的努力。我们一方总是把遭受打击和失败看成品行高尚和地位优越的证明，希拉里和我一样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感到厌烦。希拉里在法学院是杰出人才，在我们那个充满竞争的小鱼塘里是一条大鱼。我相比而言则更加游移不定，时进时出。
在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在谈论希拉里的时候都好像有点害怕她，但是我不怕。我只是想和她在一起。但时光渐渐地在流逝。希拉里已经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暑期工作，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特鲁哈福特、沃克和伯恩斯坦，而我已经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麦戈文参议员在南方各州的竞选协调员。在没有遇到希拉里之前，我一直盼望得到这份工作。我准备把迈阿密作为我的活动基地，这项工作需要我在南方各地奔波，组织各州的竞选宜传活动。我知道我会非常胜任这份工作，尽管我并不认为在普选中麦戈文在南方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相信在初选时他可以赢得相当数量的大会代表。无论如何，我所遇到的是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这对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这个机会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第一要靠我和里克·斯坦恩斯的友谊——他在竞选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第二是借助竞选委员会采取的赞助性行动，他们至少要把一个南方人安排在一个负责人的位置上！
可此时的问题是，我不想干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佛罗里达，我和希拉里会彼此思念对方。尽管我觉得竞选的前景非常激动人心，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担心，就像我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参加竞选宣传简直就是“使我的孤独成为常态的一种方式”，使我与投入正义事业的人们打交道，但是我和他们之间却总是保持着一臂的距离。我和希拉里在一起则没有任何疏离的感觉：她总是和我面对面，然后不知不觉地，她又走进了我的心。
，我鼓起勇气，问希拉里我是否能和她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去，一同度过这个夏天。她起初是不相信，因为她知道我是多么热衷于政治，我是多么反对那场战争。我告诉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我的工作和理想，但是我爱她，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让我同她去加利福尼亚。到这时为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才只有一个月。
我们在帕克里奇做了短暂的停留，去看望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多萝西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从一开始就跟她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和希拉里的父亲却有一种陌生感，就像希拉里和我母亲之间也存在着陌生感一样。休·罗德姆是一个脾气很坏、说话生硬的共和党人，最起码他不相信我。但是我们聊得越多，我就越喜欢他。我下定决心，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很快，我们就开着车上路了，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那里距离她在奥克兰的工作单位很近。她在奥克兰工作期间将住在她母亲同母异父的妹妹阿德琳的一座小房子里。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开车回了华盛顿，告诉里克·斯坦恩斯和麦戈文竞选活动经理加里·哈特我不能去佛罗里达了。加里认为，我居然要错过这样的良机，简直是疯了。我想里克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我想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丁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
离开竞选活动的确让我感觉不好，我主动提出到康涅狄格州去干上几个了苎期，在那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竞选机构。我在每一个国会选区都签约雇用三一些工作人员之后，马上就赶往加利福尼亚，这次我走的是南线，因为我想回家一趟。
我开车往西行驶，一路上感到心旷神怡。我参观了大峡谷。我是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到达那里的，我爬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去观赏日落的景象。岩石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沉积而形成的，层次分明，当大峡谷从谷底开始渐渐沉人黑暗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岩石居然在变换颜色。
离开大峡谷之后，我冒着酷热开车经过美国最热的地方“死亡之谷”，然后往北开，朝着准备和希拉里一同度夏的地方驶去。当我走进她在伯克利的房子时，她用一个桃子馅饼——我最爱吃的——迎接我，那是她亲手制作郎。这种感觉很好，但好景不长。白天，希拉里去上班，我就到市里去走走，在公园里或是咖啡店里看书，要么就是把旧金山逛个遍。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到当地的餐馆里去美餐一顿，要么就待在家里聊天。7月24日，我们开车去了斯坦福大学，到那里的露天剧场去听琼·贝兹的现场演唱。为了让所有的歌迷都能够看见她，她每人只收2．5美元的入场费，这和当今一些大型演唱会昂贵的票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兹演唱了那些热门老歌，同时还首次在公众场合演唱了《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可我和希拉里之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于是我们决定回纽黑文以后搬到一起。这个做法无疑引起了双方家庭的关注。我们在法学院附近埃奇伍德大街21号一座旧房子的第一层找到了一套公寓房。公寓房的前门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微型起居室，起居室的后面是一个更小的餐厅和一个比餐厅还要小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是一个破旧的厨房和一间浴室，浴室非常小，抽水马桶的盖子有时会擦到浴缸。房子实在陈旧，地板从墙脚开始向中间倾斜，倾斜的角度很大，我只好用几块小木片垫在小餐桌的一条腿下。但是房子的租金对于手头紧张的法学院大学生还是很合适的：每个月75美元。这套公寓房里最可爱的地方是起居室里的壁炉。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希拉里坐在壁炉前面，一块看温森特·克罗宁撰写的拿破仑传。
我们太幸福了，也太贫穷了，对于我们的新家我们只感到自豪。我们还很喜欢请朋友过来吃饭。我们最喜欢的客人有鲁弗斯·科米尔和伊冯娜·科米尔夫妇。他们两人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博芒特，两人的父亲都是非裔美国教士。他们从小在一个社区里长大，交往了几年之后走人结婚的殿堂。鲁弗斯学习法律，而伊冯娜正在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伊冯娜获得了博士学位，而鲁弗斯也成了休斯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贝克和博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鲁弗斯——我们班最出色的学生——开始抱怨起他每天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你知道，”他慢吞吞地说，“生活完全给安排反了。你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在了学习上，然后就开始工作，等你6岁退休的时候，你已经老了，不能再享受生活了。一个人应该在21岁到35岁之间退休，然后再拼命地工作，一直干到死为止。”当然，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我们现在都快6岁了，可都还在工作呢。
我在法学院的第三个学期开始了，我选修了“公司财务”、“刑罚审判过程”、“税收”、“房地产”，还参加了一个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题的讨论课。讨论课的教授是伯克·马歇尔和詹·多伊奇。伯克·马歇尔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为他曾经在罗伯特·肯尼迪手下担任司法部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部长。他名声远扬的另一个原因是，到那时为止，他是耶鲁大学惟——一名所有课程都得优的学生。马歇尔个头不高，短小精悍，明亮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就跟自言自语差不多，但是在他的声音里、他的脊梁里有一种钢铁般的力量。多伊奇说话别具一格，语句不完整，像意识流，一个句子没有说完就跳到下一个句子，这显然是因为他的脑袋受到创伤的结果。有一次，被车撞了，他被撞出了很远才重重地摔在硬硬的水泥地上。有好几个星期他都神志不清，等他醒来的时候，脑袋里已经多了块金属板。但是他非常聪明，我弄清他的说话风格之后，就为那些听不懂他说话的人进行翻译。詹·多伊奇还是我见过的惟一一个能把整个苹果吃掉的人，连苹果核一块吃下去。他说所有的精华都在核里面。他比我聪明，所以我也尝试了一次。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把苹果连核吃掉，每一次都会勾起我对多伊奇教授的美好回忆。
马文·克雷蒂安教我们两门课：“公司财务”和“税收”。我对“税收”课提不起兴趣，因为税法中充斥着过多的人为差异，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东西，它们在我看来为税务律师提供了帮助他们的委托人减少税金的机会，因而不利于美国各种有益的社会目标的推进。有一次，我没有认真听讲，在上课的时候看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克雷蒂安教授问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比他的课还有趣。我举起书告诉他，这是自福克纳去世以来在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在“公司财务”这门课上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对我在“税收”课上的不佳表现有所弥补。克雷蒂安教授问我为什么在“公司财务”这门课中表现出色，而在“税收”课上表现不佳，我告诉他这是因为公司财务与政治非常类似，在一些给定的规则中，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断奋争，参与各方都希望自己不会被人利用，而与此同时却希望利甩别人。
除了功课之外，我还打了两份工。虽然我能够拿到奖学金，而且办了两份不同的学生贷款，但我还是需要挣钱。我每周为当地的一位律师本·莫斯工作几个小时，做一些法律研究，帮他跑跑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研究工作就失去了新鲜感，但跑腿的工作还是很有趣的。有一天，我按照某个地址，要把一些文件送到市中心的一幢高层建筑中，就在我爬上第三层，要么是第四层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经过，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呆滞的神情，他的胳膊上吊着皮下注射针头和注射器。他刚刚给自己注射了海洛因。我送完文件就尽快离开了那里。我另外的那个工作不像这个工作这么危险，但更加有趣。我在纽黑文大学的一项法律实施计划中为本科生讲授“刑法”。我的这个教职得到了联邦法律实施协助计划的赞助，是尼克松总统刚刚开始进行的一个项目。授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专业法律官员，使他们能够以符合宪法的形式开展逮捕、搜查和查封等工作。我经常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备课，为了不打瞌睡，我到距离我们房子一个街区的埃尔姆街餐馆里去备课。那个餐馆是通宵开门的，出售上好的咖啡和水果馅饼，而且坐满了纽黑文夜生活的各色人物。托尼是一个希腊移民，他的叔叔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到了晚上托尼负责打理这里的生意，在我备课的过程中，托尼总是为我免费续上咖啡。
餐馆外面的那条马路是一条分界线，把两批站街妓女的势力范围划分开幕。不时会有警察来把这些妓女带走，但她们总是很快就能回来继续拉客。站街女经常走进餐馆，要杯咖啡暖暖身子。当她们发现我是法学院的学生时，就有好几个人一屁股坐在我旁边或是前面的座位上，希望我能够免费为她们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指导。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一个人接受我的最好的建议：另外找个工作。一天晚上，一个高个子黑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卜副女人的打扮，他说他的社交俱乐部为了挣钱，想用兑奖的办法出售一台电视机，他想知道这种兑奖的办法是否与法律相抵触，因为法律是禁止赌博的。我后来才听说，他之所以那么担心，是因为那台电视机是偷来的。是一个专门收购赃物然后再将赃物打折卖出的朋友把电视机“捐献”给俱乐部的。我告诉他，不管怎么说，其他一些组织一直在搞兑奖销售，他们的俱乐部是不大可能遭到起诉的。为了对我的高明建议表示回报，他给了我一张兑奖券，这是我在埃尔姆街餐馆里得到的惟一一笔律师咨询费——一张兑奖券。我没有赢得那台电视机，但是那张兑奖券已经让我觉得得到了很好的报偿。兑奖券上用粗体印着俱乐部的名字：黑色另类。
9月14日，我和希拉里正要走进蓝铃咖啡馆的时候，一个人朝我走来，说事情非常紧急，让我马上给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打个电话。斯特罗布和布鲁克这个时候正在克利夫兰看望他的父母。我把零钱放进投币电话机的时候，心突然揪紧了。是布鲁克接的电话，他告诉我弗兰克·阿勒自杀了o《洛杉矶时报）在西贡的办事处刚刚主动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接受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回斯波坎的老家去了，显然是很高兴地回去的，因为他已经收拾好衣服，做好了去越南的准备。我认为他之所以要去越南，是想亲眼目睹一下他所反对的战争，并把所见所闻写出来，也许他自杀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个懦夫。他生活表面上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内心里的某种东西却迫使他结束了生命。
他的朋友们都大为震惊，但是我们也许不应该如此。六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在我的日记中写过，弗兰克真的再次陷入了沮丧，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他还没有在越南或中国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我说他“最终在身体上和感情上都陷入几年以来的紧张、压力和痛苦之中，他基本上是单独承受着这一切”。弗兰克那些关系亲近而理性的朋友都认为，让他的外部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也许可以平息他内心的骚动。但是在那个令人伤心的日子里，我明白了，是忧郁的魔鬼无情地赶走了他的理智。那是一种病，当病情严重的时候，配偶、孩子、情人和朋友都无法靠理性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一直不能真正理解这种疾病，直到我读了我的朋友比尔·斯蒂伦的作品（可见的黑暗：疯狂回忆录）——比尔勇敢地披露了他自己与忧郁和自杀的念头进行抗争的故事。弗兰克自杀之后，我既难过又生气——既是为他这么做，也为我没能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没有劝他去找心理医生。我希望我当时能够想到这些，但即使如此，或许也仍然无济于事。
弗兰克死后，我对课程、政治和周围的人都失去了原有的热情和兴趣。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希拉里我会怎么样。我们刚刚走到一起的时候，希拉里有一段时间对自己不是很自信，但很快就过去了，她在公共场合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我想即使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了解她的这段心理历程。她向我敞开了心扉，结果我对她的感情进一步加强、稳固。这次，是我需要她。她自始至终抚慰我，并提醒我，我所学、所做和所恩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在春季那个学期里，我对所有的课程都感到厌倦，只有杰弗里·哈泽德教授所开的“证据”这门课是个例外。在公正的审理过程中，哪些证据可以接受、哪些证据不能接受，对此做出规定的各种原则让我很是着迷，而如何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诚实而合理的论证也让我痴迷，这些内容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我后来总是尝试着把法律中的论证方法借用到政治中去。
在该学期我参加的法学院一项主要活动，一年一度的“律师协会审判竞赛”中，证据是个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3月28日，我和希拉里参加了半决赛，最后裁判从半决赛中选出四名学生，再加上另外两名替补选手，参加一场由一位三年级同学设计的全程审判，我们表现很好，两个人都取得了决赛的资格。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们为了“国家诉波特”审判大奖赛进行准备。波特是一名警察，被指控将一个蓄着长发的年轻人殴打致死。4月29日，我和希拉里对波特先生提起公诉，替补选手鲍勃·阿尔斯多夫协助我们进行公诉。迈克·康韦和托尼·鲁德是辩护律师，另外道格·埃克利是他们的替补选手。法官是前最高法院的法官阿贝·福塔斯。福塔斯非常认真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一丝不苟，接连对双方做出裁定，还不时提出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他暗中还在对我们四个人进行衡量，看看到底把这个奖给谁。我在半决赛中表现出色，我的发言是我在法学院所做的最出色的一次演讲，但是我在决赛中的表现却是最糟糕的。我有一天没有到场，因此根本就没有获胜的资格。希拉里的表现非常好。迈克·康韦的表现也非常好，他的总结论证非常有力，而且充满了感情。福塔斯最后把大奖给了康韦。当时我觉得希拉里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个大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表情严厉的福塔斯不赞成希拉里的装束，她的穿着高度违背宪法的严肃性。她穿着一件蓝色的仿麂皮夹克衫，颜色非常鲜艳——确实非常鲜艳——此外还穿着橘黄色仿麂皮喇叭裤和一件蓝色、橘黄色和白色相间的衬衣。希拉里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的庭审律师，但是她再也没有穿过橘黄色的裤子到法庭上去。
除了审判大奖赛之外，我还把我的竞争本能投入到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中。在年初的时候，我把我在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在学校附近建立了一个竞选总部。我有足够的钱——大约200美元——支付每个月的房租，安装一部电话。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有了800名志愿者。另外我们还得到了一笔数额较小的捐款，足以补偿我的投入，并维持这个总部的运转。
这些志愿者对于即将来临的初选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猜测，我们在初选中需要对抗的是民主党的组织及其强有力的负责人阿瑟·巴比里。四年前，在1968年，麦戈文的人在纽黑文的初选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民主党的中坚分子都把副总统汉弗莱的胜利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次我没抱多少幻想，不指望巴比里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于是我决定去劝说巴比里支持麦戈文。这件事经过了漫长的努力，但即使这么说也只不过是轻描淡写。当我走进巴比里的办公室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热情，却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他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露出两枚巨大的宝石戒指，一个戒指又大又圆，上面镶有很多宝石；另一个戒指上面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AB"，上面镶满了钻石；他的脸上带着微笑，告诉我1972年不会是1968年的重演，他已经联合了他的民意调查人员和一些车子，准备把支持他的人带到民意调查站去。他说他在竞选中已经投入了5万美元，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像纽黑文这样的小城来说，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回答说我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却有800名志愿者，他们会在他的根据地里挨家挨户地敲门，告诉所有意大利裔的母亲，阿瑟，巴比里要继续翘她们的儿子送去打仗，然后让他们战死在越南战场上。“你不希望出现这么不幸的结局吧？”我说，“你何必要在乎谁获得提名呢？支持麦戈文吧，他是二战中的英雄，他可以带来和平，而你也可以控制纽黑文。”巴比里听完以后回答说：“你知道，年轻人，你还不笨，我会考虑你的提议。十天之后，你再来找我吧。”等我再次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觉得麦戈文参议员是个好人，我们需要从越南撤军。我打算告诉我的支持者我们准备怎么做，我要你也去那里做做宣传。”
几天之后，我带上希拉里一起去见巴比里手下的那些民主党的领导人。那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会面。会见的地点是市区一座古老建筑的地下室，那是当地的一个意大利俱乐部“梅里巴斯”。那里的装饰是大红大黑两种色调。里面很暗，带着一种种族的气息，和麦戈文的风格截然不同。巴比里告诉他的支持者；他们准备支持麦戈文，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纽黑文小伙子被派到越南送死。巴比里说完之后，房间里传来了一片抱怨和倒抽凉气的声音。
“阿瑟，他差不多就是一个共产党。”一个人脱口而出。另一个人说：“阿瑟，他说话听上去像是一个同性恋。”这是指参议员说话时带有一种高原人特有的鼻音。巴比里一点也没有退缩。他把我介绍给大家，告诉他们我有800名志愿者，然后就让我来说，我着重介绍了麦戈文在战争中的业绩，另外介绍了他在肯尼迪政府中工作的经历。到了夜色已深的时候，他们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我觉得欣喜若狂。在整个初选过程中，阿瑟·巴比里和纽约市昆斯区的马蒂·特洛伊，是老资格民主党大佬中仅有的两个支持麦戈文的人。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支持麦戈文的消息被公布后，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电话。电话是特兰伯尔的两个坚定分子打来的，我在参加达菲的竞选时曾经和他们一块共事。他们无法相信我居然出卖了我们的竞选精神，做出了这样恶毒的妥协。“很遗憾，”我对着电话喊道，“我以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取得胜利呢。”说完我就挂掉了电话。结果证明，阿瑟·巴比里是一个讲究实效、忠实可靠的人。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在第一次投票中，麦戈文参议员在我们这个国会选区六个地方中的五个地方都取得了胜利。在11月的选举中，纽黑文是康涅狄格州惟一支持他的城市。阿瑟·巴比里说到做到，一诺千金。我当上总统以后，寻访到了他，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早巳退出了政界。我邀请他到白宫，仔细参观了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阿瑟·巴比里是詹姆斯·卡维尔所说的那种“坚持不懈的人”。在政治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很显然，在麦戈文竞选机构的眼中，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工作弥补了我以前的行为。我接到他们的邀请，要我加人全国竞选委员会，在迈阿密滩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开展工作，重点是南卡罗来纳州和阿肯色州的代表团。与此同时，希拉里去了华盛顿，为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律师事务所工作，负责“华盛顿研究计划”，这是一个提倡儿童利益的团体，不久之后这个团体就被称为儿童防卫基金。根据法庭的裁定，公立学校要实行种族融合，为了回应这一政策，南方设立了一些只收白人的学校，而希拉里的工作就是对这些学校进行调查。在北方，白人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到城里的学校上学，他们可以搬到郊区去住。但是在南方的小镇里，白人父母是不能做出这种选择的，因为郊区都是牧牛场和大豆田。法律本来是禁止这些学校申请免税资格的，但问题是尼克松政府并没有实施这些法律，结果显然在鼓励南方白人离开公立学校。
我开始在华盛顿为麦戈文工作。我首先到李·威廉姆斯那里报到，和一些在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工作的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就去见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众议员。他很有影响力，在华盛顿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对于税法有着细致的了解，在委员会的管理方面也很有技巧。他在迈阿密大会上已经宜布，他将成为阿肯色的“宠儿”候选人。之所以确立这类候选人，是希望防止一个州的代表团把选票都投给在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人，尽管在当时，某个地方的“宠儿”偶然也会以为说不定天赐良机，他最后至少可以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米尔斯而言，他作为候选人有双重作用：阿肯色的民主党人觉得，在代表投票中居于领先地位的麦戈文在家乡的普选中肯定会被击败，而米尔斯毫无疑问觉得他自己会成为一个更加英明的总统。我们见面时气氛很融洽，我告诉米尔斯主席，我想代表们对他会非常忠诚，但是我会在他们当中做工作，在一些重要的程序投票中赢得他们的支持，如果麦戈文参议员参与第二次投票的话，我就会这么做。
与米尔斯见过面之后，我又乘飞机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尽可能多地约见会议代表。很多人都很支持麦戈文，我认为他们在关键的投票中会帮助我们，但是他们也并非完全靠得住，因为麦戈文的委员会制定了新的规则，对代表团中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多样性做出了新的规定，而这些代表团并没有达到这些规定。
在迈阿密大会之前，我还去温泉城参加了阿肯色州民主党大会，目的是招揽我家乡的各位代表。我知道邦珀斯州长作为迈阿密大会的主席，会担心麦戈文对阿肯色的代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里与南卡罗来纳州一样，很多代表都是反对战争、支持麦戈文的。等我动身去迈阿密的时候，我做了说服工作的两个代表团都让我心里有了底。
在7月中旬的民主党大会上，主要的候选人都在迈阿密或是迈阿密滩周围的旅馆里建立了竞选总部。但是他们的竞选活动指挥中心却是会议中心外面的移动房车。麦戈文的宣传房车是由好几个人监管的：加里·哈特担任全国竞选经理，弗兰克·曼凯维奇担任竞选活动的全国政治主任和公开发言人，我的朋友里克，斯坦恩斯出任负责研究和州预备会议运作的主任。里克在规则方面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多，我们这些负责说服代表团的人出没于会议室，接受来自活动房车的指令。麦戈文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展了相当一段时间，这要感谢志愿者的恪尽职守、哈特的领导、曼凯维奇与报界的交道和斯坦恩斯的战略方针制定。在他们的帮助下，麦戈文在竞选中和民意测验中都胜过了一些比他更有声望或是更有个人魅力的人，比如：休伯特·汉弗莱；埃德·马斯基；纽约市长约翰·林赛，他改变了自己在选举中所属的党派；华盛顿州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以及乔治·华莱士，他在竞选中因为被一名杀手的子弹击中而瘫痪。纽约的女众议员雪莉·奇肖尔姆也参加了竞争，成为第一位参加竞选的非裔美国人。
我们认为，如果麦戈文能够抵挡住在加利福尼亚代表团投票资格上的争议，他在第一轮的投票中是可以获得足够选票的。根据麦戈文的新规定，每个进行初选的州必须使其代表团中人员的构成比例尽量接近他们所拥有的选票的百分比。但是，在加利福尼亚，他们采用的仍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即初选中的获胜者拥有代表团的所有席位。加利福尼亚代表团还声称有权保持其现状，因为到开大会的时候，州议会还没有改变选举的法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自己的规则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体制，麦戈文最后认可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体制，因为他在初选中赢得了44％的选票，而这个州的271名代表都保证支持他。反对麦戈文的人因此争辩说，麦戈文是个伪君子，大会只能给麦戈文的支持者44％的代表席位，即120个代表席位，而另外151个代表席位应该按照在加利福尼亚初选中的得票比例，分配给支持其他候选人的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反对麦戈文的，因而就投票支持关于加利福尼亚代表团投票资格的异议，只允许给予他的支持者44％的代表席位，这就使人们对他的第一轮投票结果产生了疑问。
如果遭到大多数大会代表的集体反对，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在加利福尼亚代表资格的问题上，麦戈文的支持者很希望这样做。南卡罗来纳州也想这么做，因为它的代表团人员的构成也违反了规定，在代表团中，只有25％的妇女，没有达到50％的妇女代表的要求，因而也面临着失去选票的危险。表面上，麦戈文因为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团缺乏代表性而反对他们的立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复杂，不值得详细说明。最重要的是，里克·斯坦恩斯决定，我们应该放弃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这就迫使我们的反对者必须遵守一项在资格争议上对我们有利的程序规则，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赢得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这还真起到了作用。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获得了席位，我们的反对者开始尝到了一些甜头。可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上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获得了加利福尼亚所有271名代表的选票，使麦戈文最终获得了提名。自从初选成为最主要的代表确定方式以来，有关加利福尼亚投票资格的争议可能是党派大会中最大的一例政治柔道赛。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里克·斯坦恩斯是规则方面的天才。我感到欢欣鼓舞，麦戈文现在实际上铁定可以取得第一轮投票的胜利了，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们也可以留下来了，他们逐渐地赢得了我的好感。
可是从这往后，形势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大会召开的时候，麦戈文排在尼克松总统的后面，但是在民意测验中他和尼克松总统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经过了好几天的大规模媒体报道，我们有望在那个星期里提高五到六个百分点。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果，我们就必须像上次处理代表资格异议时那样，在控制事态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出于某种原因，这种纪律性从那以后就消失了。首先，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在麦戈文旅馆的前面举行了一次静坐示威，除非麦戈文出来见他们，否则绝不肯移动一步。等麦戈文出来与他们见面的时候，媒体和共和党人把这件事描写成他对同性恋者做出了让步，这就使他显得过于软弱、对同性恋者过于放任。接着，在星期四的下午，他挑选了密苏里州的汤姆·伊格尔顿参议员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之后，却又容许另外几个人也被提名，出现在当天晚上的投票中。·另外那六个人也加入了这场竞争，每个人都准备了发言稿，选举变成了漫长的点名投票。虽然伊格尔顿的胜利是必然的结局，但是另外那六个人也获得了一些选票。得到选票的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罗杰·马德、电视人物阿尔奇·邦克，甚至毛泽东。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毫无益处的闹剧占据了电视上的黄金时间，将近1800万个家庭观看了这场选举。而我们准备播放的内容——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提名麦戈文的演讲，以及麦戈文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讲——都被推迟到了凌晨。肯尼迪参议员的演讲非常成功，非常鼓舞人心，麦戈文的演讲也很好。他号召美国“告别上层社会的欺骗……告别懒散者的浪费……告别误解与偏见。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园，回到我们拥有梦想的时代，回到我们能将国家推向前进的信念，回到我们能获得一个新世界的信念”。问题是，麦戈文到了凌晨2：48才开始演讲，按照幽默作家马克·谢尔德的说法，凌晨2；48也是黄金时间，但那是萨摩亚的黄金时间。结果他失去了80％的电视观众的支持。
好像这还不够糟糕似的，伊格尔顿因为精神忧郁曾经接受治疗，包括电击治疗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不幸的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还非常无知，他们不知道以前的总统，包括林肯和威尔逊，都曾经经历过阶段性的忧郁症。如果麦戈文当选，伊格尔顿就会成为总统的第二梯队，很多人一想到这点就感到不安。况且伊格尔顿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麦戈文，这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心理。如果麦戈文在知道这件事的情况下仍然挑选他做竞选伙伴，或许我们还能增强公众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解，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不禁对麦戈文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他能否胜任也打了个问号。我们的竞选机构只顾着自我吹嘘，甚至没有到密苏里的民主党州长沃伦·赫恩那里去调查一下情况，因为沃伦·赫恩对伊格尔顿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比较了解的。
迈阿密大会结束不到一周，我们就陷入一种比四年以前民主党离开芝加哥时更糟糕的状态，我们既显得过于随意，又显得过于笨拙。伊格尔顿的事情传出来之后，麦戈文先是说“1000％”支持自己的竞选伙伴。可是几天之后，迫于支持者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压力，他又抛弃了伊格尔顿。这之’后，直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才又找到一个替代者。特德·肯尼迪、康涅狄格的艾伯·里比考夫参议员、佛罗里达的鲁宾·艾斯丘州长、休伯特·汉弗莱和埃德·马斯基参议员都拒绝参选之后，终于有一个人——肯尼迪总统妹夫的萨金特·施赖弗——点头表示同意。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把选票投给一个倡导和平的候选人，这个人要崇尚进步，但又不能过于自由，在迈阿密大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把麦戈文兜售出去。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大会结束之后，我到华盛顿去看望希拉里，我感到疲惫不堪，连续睡了超过24小时。
几天之后，我整理好行装去了得克萨斯，在那里的晋选中帮助做一些协调工作。当我从华盛顿乘飞机去阿肯色州开汽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我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起，他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杰克逊。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之后，他几乎喊了起来：“在我所见过的人中，你是惟一支持麦戈文的白人！”我回到家之后，有一天我在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约翰·迪安向萨姆·欧文参议员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的情况，他正在对尼克松政府的错误行为进行指证——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我在飞机上遇见的那个小伙子。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能够有机会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很欣赏那个电话。在过去的两年中，随着水门事件的逐渐披露，公众的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但是，在1972年的夏天，去得克萨斯州拉票注定是徒劳，尽管到那里是件很有意思的差事。从1960年肯尼迪的竞选开始，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常常任命一些州外人士负责监管州里的重要竞选活动，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州外人士能够改变州里四分五裂、相互竞争的局面，另外还可以保证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把候选人的利益而不是把狭隘的局部利益放在首位。无论理论上是怎样的，在实践中，外来人士有可能引起各方人士的不满。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一直麻烦不断，而得克萨斯州又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竞选总部决定派我和泰勒，布兰奇两个人到得克萨斯州去。我前面说过，我是1969年在玛莎葡萄园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为保险起见，总部还派来一个年轻有为的休斯敦律师朱利叶斯·格利克曼，我们组成了三人领导小组。因为我和泰勒都是南方人，我们很愿意彼此合作，所以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够在得克萨斯州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在距离州政府不远的奥斯汀西六大街上建立了一个活动总部，我们还在科罗拉多河对面的小山上共同租用了一套公寓房。泰勒负责总部运作，掌管财务。我们没有多少钱，但幸运的是，他的手很紧，比我强多了，因为我不愿意拒绝任何人的要求。我负责县里的各个竞选机构，朱利叶斯尽量在他认识的有名望的得克萨斯人当中寻求支持，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其中的三人后来成为我和希拉里的好朋友：加里·莫罗、罗伊·斯彭斯和朱迪·特拉布西。加里后来成为得克萨斯州土地厅长，在我的总统竞选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罗伊和朱迪后来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是美国纽约市以外最大的。在我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中，加里、罗伊和朱迪都是支持者。
在得州人当中，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的人是贝琪·赖特。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来自得州西部的阿尔派恩镇。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群众政治中却有着比我更为丰富的经验，因为她曾经在得州“民主党和共同事业”这一组织中工作过。她聪明、激进、忠诚，尽职到了甚至有些过头的地步。她是我所见过的惟一比我还痴迷于政治、彻底投身政治的人。她与我们当中一些经验不足的人不同，她知道竞选已经受到重创，但她还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1980年我竞选州长失败之后，希拉里请求贝琪来小石城帮助组织我的材料，以便有朝一日我能够再度竞选。她来了，还留了下来，帮我组织了1982年那次成功的州长竞选。后来，贝琪在州长办公室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1992年，在我的总统竞选中，她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她为我和我的历史辩护，抵挡住了无休止的人身和政治攻击。她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力量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或持续拥有的。没有贝琪·赖特，我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总统。
我在得州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希拉里来和我团聚，同时也来参与竞选活动，因为她已经被安妮·韦克斯勒雇用，为民主党做一些投票人的登记工作。她和其他的职员相处得很好，把我最艰难的日子都给照亮了。
得州的竞选活动从起步时就很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伊格尔顿的缘故，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地很多民主党人不愿意认同麦戈文。劳埃德·本特森参议员在两年之前击败了性格暴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拉尔夫·亚伯勒，但这一次却不愿意出任竞选活动的主席。州长提名人多尔弗·布里斯科是得克萨斯南部的一个大牧场主，几年之后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他甚至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与我们的候选人共同露面。前任州长约翰·康纳利在九年之前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时候和肯尼迪坐在同一辆车里，他还是约翰逊总统的紧密同盟，这时却组织了一个称为“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的团体。
但是，得克萨斯是一个大州，不能够轻易地放弃，再说休伯特·汉弗莱在四年之前曾经在这里获得了多数选票，虽然领先的票数仅有3．8万张而已。最后，有两位州里的官员愿意出任竞选活动的主席，一个是农业厅长约翰，怀特，另一个是土地厅长鲍勃，阿姆斯特朗。怀特是一个老式民主党人，他知道我们不会取胜，但是希望民主党的候选人要在得州尽量拿出最好的表现。约翰后来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鲍勃·阿姆斯特朗是一个执著的环护主义者，他喜欢弹吉他，喜欢跟我们到“肖茨啤酒园”、当地的保龄球馆或是“阿马迪洛音乐厅”去。在音乐厅里，他把我和希拉里介绍给杰里·杰夫·沃克和威利·纳尔逊。
8月下旬，麦戈文参议员和萨金特·施赖弗根据预先的安排到得克萨斯州来见约翰逊总统，我想这下情况或许会有转机。施赖弗这个人蛮讨人喜欢，性格乐观、愉快，给竞选带来了生机和分量。他以前曾经创立法律服务社团，为贫困的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他曾出任肯尼迪总统和平队的第一任队长，还是约翰逊总统发起的“征服贫困之战”的主管。
麦戈文和施赖弗两人同约翰逊总统的会见还算不错，但是基本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因为约翰逊坚持不要媒体的人在场，另外他已经在他们会面的前几天对一家地方报纸不冷不热地表示了对麦戈文的支持。我从中得到的收获是总统的一张签名照片，他签名的时候泰勒不在，因为几天之前他就到林登·B，约翰逊大牧场去了，负责把具体的安排确定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支持民权的南方人，我和泰勒与麦戈文竞选活动中的其他同事相比，更容易对约翰逊产生好感。
见过总统之后，麦戈文回到奥斯汀的旅馆套房里，与他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员见面。对于竞选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大家都抱怨起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我和泰勒到那里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站住脚跟，组织工作的平稳、顺利就更别提了。我们的自由派党员们也垂头丧气，因为他们的州长候选人希西·法伦索尔德败给了多尔弗·布里斯科。由于某种原因，州里最高级别的官员，州务卿鲍勃·布洛克，本来是支持麦戈文的，却没有接到与麦戈文会面的邀请。麦戈文给他写信表示道歉，但这个疏忽太说明问题了。
麦戈文离开得克萨斯州不久，竞选总部就得出结论，我们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对我们进行监督和指导。于是他们就从艾奥瓦州的苏城派来了一位头发灰白、大脑迟钝的爱尔兰人唐·奥布赖恩。他在肯尼迪竞选中曾经是个活跃分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做过联邦检察官。我很喜欢唐，奥布赖恩，但他是一个老式的沙文主义者，让我们当中许多独立的年轻女性感到厌烦。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路上，那些日子是我在得克萨斯州度过的最好的时光。
向北，我去了韦科，在那里我见到了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险业巨头，我未来的支持者伯纳德，拉波波特。向东，我去了达拉斯，在那里我见到了杰斯·海，他是一位温和、忠实的民主党商人，后来一直是我的朋友和支持者；另外我还见到了一位州里的黑人参议员埃迪·伯尼斯·约翰逊，在我当总统的时候，她成为我在国会中最坚定的同盟；接着，我又去了休斯敦，在那里我见到并爱上了得克萨斯州自由主义者的教母比莉，卡尔，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声音嘶哑的女人，有点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比莉把我放到她的翅膀保护之下，直到她死的时候才把我放了出来。即使在我没有她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令她大为失望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减少对我的保护。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第一次深入接触墨西哥裔美国人，他们一般被称为奇卡诺人。我逐渐爱上了他们的精神、文化和食品。在圣安东尼奥，我发现了墨西哥风味的“马里奥的家乡，我的家乡”餐馆，有一次在18个小时当中我在那里连续吃了三顿。
在得克萨斯州南部，我和富兰克林．0D西亚及其朋友帕特·罗巴德斯一同工作，富兰克林是一个劳工组织者，性格粗犷但心地善良。一天晚上，他和帕特开车带我和希拉里穿过格朗德河，来到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他们把我们领进了一家低级酒馆，里面有一个流浪乐队在演奏，一个女子心不在焉地表演着脱衣舞，菜单上的特色菜是烤羊头。我当时疲惫不堪，面对着脱衣舞女和死盯着我的羊头居然睡着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乡村地区，其间，我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结果和给我加油一个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聊了起来。我于是请求他投票支持麦戈文。“不行。”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伊格尔顿。麦戈文不应该抛弃他。很多人都会遇到麻烦。一个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朋友。”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留给我的这个明智的建议。我当上总统后，西班牙裔美国人知道我曾经努力成为他们的朋友，因而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我的支持。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星期，尽管大势已去，我却经历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众议员亨利·B．冈萨雷斯在圣安东尼奥的曼格酒店举办了贝克萨县民主党晚宴。酒店在阿拉莫教区附近。在那里，曾经有200多名得克萨斯人在吉姆·鲍伊和戴维·克罗克特的领导下，为了摆脱墨西哥的统治、追求独立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60多年以后，泰迪·罗斯福为了在古巴的圣胡安山进行那场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而训练“莽骑兵”的时候，曾经下榻曼格酒店。曼格酒店里面有好吃的芒果冰淇淋，我一下子吃上了瘾。1992年的选举前夜，我们在圣安东尼奥稍作停留，我们的人买了400美元的芒果冰淇淋，让我们这些参与竞选宣传活动的人整整吃了一夜。
宴会上的演讲者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黑尔，博格斯。他为麦戈文和民主党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喊他起床，去赶飞往阿拉斯加的航班，因为根据安排，他将和众议员尼克·贝吉奇一起到那里去进行竞选宣传。第二天，他们在巡回宣传的途中经过雪山，飞机掉了下去，再也没有见到踪影。我很敬仰黑尔·博格斯，我真希望那天我们睡过了头。他死了，留下了他杰出的家人。他的妻子林蒂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本人也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她继承了黑尔在新奥尔良众议院中的席位，成为我在路易斯安那州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我后来任命她为美国驻梵蒂冈大使。
另外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发生在萨金特·施赖弗最后一次来得克萨斯期间。我们在得州南方腹地麦克艾伦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选民集会，集会结束后，我们立即赶到机场，刚好及时地赶上了一架飞往特克萨卡纳的班机。在特克萨卡纳，众议员赖特·帕特曼已经在阿肯色州和得州之间的分界线“州线大道”上集结了几千民众。不知什么原因，飞机没有起飞。过了几分钟，我们听说一个驾驶单引擎飞机的飞行员在麦克艾伦雾气蒙蒙的夜空中迷失了方向，此时正在机场上空盘旋，等待通过无线电通话引导着陆，但是要用西班牙语通话才行。首先，他们必须找到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导航员，然后要让那家伙安静下来，再引导他着陆。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坐在施赖弗对面，正向他报告我们在特克萨卡纳一站的具体情况。我们的运气简直差到了极点，如果说对此我们还半信半疑的话，这件事的发生把我们的怀疑一扫而光。施赖弗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个命运，他让飞机上的服务员为我们送餐。很快，坐满了两架飞机的竞选工作人员和记者团成员在麦克艾伦的飞机跑道上吃起了牛排。等我们最后赶到特克萨卡纳的时候，我们已经迟到了三个多小时，集结的民众已经解散了，但是有大约200个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包括帕特曼在内，跑到机场去迎接施赖弗。他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跟每一个人都握手，就好像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的第一天似的。
麦戈文在得州12233％对67％输给了对手，这比他在阿肯色州取得的成绩略微好一点，因为那里只有31％的投票者支持他。选举结束以后，我和泰勒留了几天，一是向人们表示感谢，二是负责收尾工作。接着，我就和希拉里去了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兹华坦尼乔，在那里度了一个短短的假期。最后，我们又回到了耶鲁大学。兹华坦尼乔现在已经得到了开发和建设，但是在当时，它还只是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有着高低不平的土路，没有管制的酒吧，以及在树间飞来飞去的热带小鸟。
我们以很好的成绩通过了期末考试，考虑到缺课那么长时间，我们对自己的成绩更加感到满意。但是我不得不下些苦功，努力掌握海事法中那些晦涩难懂的规则。我之所以修这门课，只是为了要上一门查尔斯·布莱克教授的课。布莱克教授是一个能言善辩、温文尔雅的得克萨斯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最喜欢的学生是希拉里。非常令我吃惊的是，海事法的管辖权涉及到美国的所有水道，只要一条水道在原来的条件下曾经可以通航，就必须被包括在内。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家乡周围的一些湖也应该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湖是由原来一些可以通航的河流筑坝拦截而成的。
1973年的春季学期，我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但是我的心思却总是被回家的念头以及希拉里何去何从的问题所缠绕。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负责当年的“律师协会审判竞赛”的组织工作。我们根据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人物编写了一个案情。英格丽·褒曼的丈夫被杀死了，汉弗莱·鲍嘉因此被送交法庭审判。伯克·马歇尔的朋友和原来在司法部的同事约翰·多尔带着他年轻的儿子来担任这场审判竞赛的裁判。我和希拉里负责接待他，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难理解他在南方执行民权裁定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那么有成效，他这个人安静寡言，直来直去，思维敏捷，个性强硬。他是个良好的法官，鲍嘉被陪审团宣布无罪释放。
有-天，“公司税收”课刚刚结束，克雷蒂安教授问我毕业后准备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打算回阿肯色老家，恐怕只能是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了，因为还没有人为我提供工作机会。他说位于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突然出现了教职的空缺，这真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建议我申请这个教职，并主动提出为我写推荐信。我从来没想过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但这个主意引起了我的兴趣。几天之后，在3月下旬，复活节放假，我开车回家。开到小石城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找了一个投币电话，拨通了法学院院长怀利·戴维斯的号码。我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听说法学院有个空缺，我想申请。他说我太年轻了，经验不足。我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好几年前就听人这么说过，但是如果他缺人，我会是个很好的人选，因为我工作努力，让我教什么课我就教什么课。再说，我不需要占住这个职位，他随时都可以解雇我。他格格笑了起来，并邀请我到费耶特维尔去面试。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乘飞机赶到那里。我有好几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写信的人有克雷蒂安教授、伯克·马歇尔教授、史蒂夫·杜克教授、约翰·贝克教授，另外还有卡罗琳·戴恩格——纽黑文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系主任，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给本科生上过“宪法”和“刑法”。面试很顺利，5月12日，我接到了戴维斯院长的来信，信上为我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工资是14706美元。希拉里非常赞成这个工作，于是我在十天之后接受了它。
钱并不多，但是教书却能够使我免除我的“国防教育贷款”，而无需偿付。我的另外一项法学院贷款非常特殊，它要求我和我的同学每人按照年收入的固定百分比偿付贷款，直到偿清我们班的全部贷款为止。显然，挣得多的人付得也就多，但是我们在借钱的时候就都知道这一点。我在耶鲁大学贷款处的贷款经历，促使我在当上总统之后产生了一种愿望，即改变联邦学生的贷款计划，使学生们能够选择在较长的期限内，按照收入的固定百分比进行偿付。这样的话，学生们就不大可能因为害怕还不清贷款而中途辍学了，同时学生们还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些工资较低但社会公益性较强的工作。当我们使学生们有机会选择这种依据收入偿付的贷款时，很多学生都选择了它。
尽管我不是最用功的学生，但是我对我在法学院度过的几年时间感到满意。从一些优秀、敬业的教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的一些同学也让我获益匪浅，在他们当中，有20多人后来都被我任命到政府或是联邦司法部门的职位上。我开始深刻地体会到法律在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公正、促进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纽黑文生活的几年，使我对美国城市中的社会现实和种族多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还有，当然了，我是在纽黑文遇到希拉里的。
感谢达菲和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使我结交了一些好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对政治充满了热情。与此同时，我还对竞选工程的一些技术细节有所了解。我又一次认识到，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要想在选举中取胜，在制定和提出政策的时候就必须小心谨慎、训练有素，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个纲领和计划，使民众对改革充满信心。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时期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改变，在我们的前进过程中，我们做事的方式必须符合机遇与责任、工作与家庭、力量与同情等问题的核心观念，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是美国成功的基石。大多数人都忙着养孩子、干工作、付账单。他们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关心政府的政策，也不像新右翼保守主义者那样对权力念念不忘。他们的脑子里藏着很多的常识，他们希望理解到底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但是不能指望他们会抛弃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安排，因为他们正是靠这些才得以生活下来，而且感觉不错。1968年以来，保守主义势力的拿手好戏就是力图使中产阶级美国人相信，进步主义的候选人、思想和政策，与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乔·达菲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却被他们描绘为一个软弱的、超自由主义的精英分子。乔治，麦戈文是一个真正的战争英雄，被南达科他乡村地区的保守派推举到了参议院，结果却被说成一个缺少勇气、行为激进的左派分子，说他不会代表美国的利益，说他横征暴敛，不知道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两个案例中，无论是候选人还是他们的竞选班子都是有过错的，因为他们强化了他们的对手着力刻画的形象。我非常清楚，要把民权、和平和反对贫困的计划都推上政治的小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而我知道我们不能指望总是能够取得胜利，但是我下定决心，不再束手待擒，不再帮助我们的对手取得胜利。后来，作为州长和总统，我又犯了许多类似的错误，但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为达菲和麦戈文这两个好人工作的机会，我犯下的错误可能还会更多。
我很高兴我就要回到家乡从事一份有趣的工作，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拿希拉里怎么办，或者说不知道对她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她在政治上具有和我一样的潜力，甚至可以说比我更有潜力，我希望她能够抓住她的机会。在当时，我比她更希望她有前途。我觉得让她跟我到阿肯色来就意味着结束她的政治生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又不想放弃她。希拉里已经决定不到大型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也不愿意为法官当书记员，玛丽安·埃德尔曼的“儿童防卫基金”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设立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她更喜欢那里为她提供的一个职位。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非常遥远了。
我们结束法学院的学习生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带希拉里进行了她的第一次海外旅行。我领着她去了伦敦和牛津，接着我们又向西，到了威尔士，然后又从那里回到英国的湖区，那个地方我以前也没有去过。晚春时节，那里是那么美丽，那么富于浪漫气息。一天晚上，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恩纳戴尔湖的岸边，我请求希拉里嫁给我。我无法相信我居然会这么做。她也感到难以置信。她说她爱我，但是不能答应。我不能责怪她，但我不希望失去她。于是我要她跟我一起回家，到阿肯色去，看她是否喜欢，另外还可以参加阿肯色的律师考试，如果必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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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月，希拉里飞到小石城来探望我。回家的路很远，我开车带她回家．目的是带她去看一看我所喜爱的这个州。我们驱车西行，沿阿肯色河逆流而上70英里，到达拉塞尔维尔，然后沿着7号公路一直向南行驶，从沃希塔山脉和国家森林中穿越而过，不时停下车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我们在温泉城与母亲杰夫和罗杰一块儿小住了两三天，随后返回小石城去参加一门针对阿肯色律师考试举办的培训课程。结果证明那门课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通过了考试。
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希拉里回到马萨诸塞州，在儿童防卫基金供职，开始了她的工作，而我则跑到费耶特维尔开始了当法学教授的新生活。我找到的住处简直再理想不过了，那是一座漂亮的小房于，房子的设计者是阿肯色的建筑师费伊·琼斯，坐落在尤里卡斯普林斯附近的索恩克朗礼拜堂就是由他设计的，由于设计精巧绝妙而在国际上获得了嘉奖与称赞。从16号公路上费耶特维尔往东大约八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八十多公顷的土地，房子就建在那里。那片土地的东部一直延伸到怀特河中游的支流。几十头牛在牧场上吃草。房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大体上是一个单间结构，形状狭长，中间是浴室，如同一个从天而降的积木将整个房间分隔开来。前墙和后墙的门都是由一系列的推拉玻璃门构成的，再加上卧室以及浴室都装着天窗，因而可以确保采光明亮。整个客厅的前面是一个内包的阳台，从房体上突出来，阳台下是延伸到公路的斜坡。我后来发现，这所房子真是上天的恩赐，它是个平静、安宁的所在，特别是在我开始了第一次竞选之后，这种体会就更深了。我喜欢坐在阳台上，靠近壁炉，或是在河边的田地里跟着牛群一起漫步。
房子也的确有几个缺欠。每天晚上都会有老鼠光顾。我后来认识到，我实在没有办法除掉那些老鼠，而那些老鼠只在厨房中出没，并不过来骚扰我，我于是开始放一些面包屑给它们吃。户外到处都可以见到蜘蛛、壁虱，以及其他一些讨厌的东西。它们对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可是有一次一个隐居的褐色蜘蛛咬了希拉里，她的腿肿得很高，过了很长时间才消肿。另外，这个地方也不可能安全。那年夏天，在阿肯色州的西北部，发生了一连串的盗窃案。那个罪犯曾经偷偷溜进16号公路沿线的好多乡村住宅。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发觉好像有人来过，可是什么也没有丢失。也许，是我回来时把他吓跑了。我一时兴起，坐下来给窃贼写了一封信，因为说不定他还会回来：果没有，我下面告诉您您将会看到哪些东西——一台电视机，一年半前新买的时候价值80美元；一个收音机，三年前新买的时候价值40美元；一个微型录音机，三年前新买时价值40美元；另外还有很多纪念品和小玩意，没有几件价值超过10美元的。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两三年前买的。为了这些东西而冒蹲监狱的风险可不太值得。
威廉．J．克林顿我把这封信用胶带固定在壁炉上。不幸的是，这一招没有奏效。第二天，就在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家伙又回来了，偷走了电视机、收音机，以及我故意在信中漏掉的一件东西：一把一战中留下来的雕刻精美的德国军用佩剑——丢了它我感到很心疼，因为那是父亲送给我的，另外还有一个让我格外心疼的原因：就在前一年，我所拥有的另外一件惟一有价值的东西在华盛顿的时候也被人从汽车里偷走了。-那是我的父母在1963年送给我的礼物，一个塞尔默牌的马克Ⅵ型次中音萨克斯管。最终，我只好换了一个1935年的塞尔默牌雪茄切刀型萨克斯管，可那把佩剑却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在炎热的8月，我把最后几个星期都花在了备课和跑步上。我专门挑选一天中最热的几个小时沿着大学的跑道跑步，自13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体重减到了185磅。9月，我首次开始上课，所开的课程为“反托拉斯”和“代理人与合伙人”。“反托拉斯”这门课是我在耶鲁大学时学过的，我非常喜欢。“代理人与合伙人”讨论契约关系的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前一门课我有16个学生，后一门课有56个学生。反托拉斯法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政府应该想方设法防止垄断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非竞争性行为的产生，从而维持公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因而尽量使资料清晰明白，使原理浅显易懂。相反，“代理人与合伙人”这门课则显得很简单。我担心学生们会感到厌烦，不能领会确定普通企业中契约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担心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如何确定某些契约方之间的本质关系。我于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例子，并把它们用在课堂讨论上。比如，有关水门事件的一个个听证会以及白宫面对不断爆出的新发现所做出的回应引发丁人们的种种疑问。那些夜闯白宫的是什么人？是总统的探子吗？如果不是，他们在为谁做事？听从的是什么人的指令？在我的课堂上，我尽量使很多学生都参与讨论，同时我总是待在办公室或是法学院的附近，让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
我喜欢出考题，总是希望这些考题生动有趣、富有挑战性，而且公正合理。我读到过关于我在那几年的教学活动评述。我的打分方法引起了质疑，其潜台词是我过于宽容了，不是因为我过于软弱，就是因为我极不愿意得罪学生们，因为在竞选的时候他们都可能成为我的支持者。在耶鲁大学，打分只有三个档次：优秀、及格、不及格。一般很难得到优秀，但不及格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很多法学院，特别是那些入学要求更加宽松的法学院，打分往往更加严格，一般总有20％到30％的学生不能及格。对于这种做法我不能苟同。如果一个学生被打了很低的分，我总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没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为学习付出自己的努力。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智力上都不成问题，通过努力可以得到C。另一方面．我认为好的成绩应该说明问题。在我的大课上，人数介于50到90人之间．我会给两个或三个学生打A，给大约同样数目的学生打D。在一个有77名学生的班级里，我只给一个学生打A，只让一个同学没及格。一般来说，有可能不及格的同学宁肯停修这门课程，也不愿意冒得到F（不及格）的风险。在两个学生较少的班级里，我打了更多的A，因为那些学生学习更加用功，收获更多，因而理应得A。
尽管早在25年前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就开始招收第一届黑人学生，但是直到70年代初期，南方才终于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开始进入法学院。很多黑人学生缺乏读大学的基础，尤其是那些一直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糟糕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在1973年到1976年期间，大约有20名黑人学生修过我的课，我还认识了其他的黑人学生。几乎所有的黑人学生都非常用功。他们渴望成功，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同学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学业。有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如何带着一种既怀疑又生气的复杂心情批阅一名黑人学生的考卷的。我知道他一直在拼命学习，对考试的内容是理解的，但从他的考卷上却看不出来。他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需要从一大堆错误的拼写、糟糕的语法和蹩脚的句子结构中努力挖掘出他的答案。他的知识掌握达到了A级水平，但这种水平却被F级的表达所掩盖了，因为他从小学开始在学习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使他在表达方面带有很大的缺陷。我给他打了个B，把考卷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进行了订正，同时决定加强辅导，以便把黑人学生的刻苦努力和天生的才智转变成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我觉得这些辅导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心理方面都是大有帮助的，尽管还有好几名学生需要继续努力提高写作技能，尽管他们为心理负担所困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机遇的大门，而另一只脚却由于从前种族隔离的重负而举步维艰。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进入显赫的职业成为律师和法官的时候，他们的诉讼委托人和诉讼各方也许不知道他们是翻越了怎样的一座高山才成为律师和法官的。2003年，最高法院标举赞助性行动的原则，我想起了我的黑人学生，想起了他们付出的艰苦努力，想起了他们需要克服的所有困难。他们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证据用以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定。
除了可以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之外，当法学教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成为教职员工的一员，其中满是我喜欢和敬仰的人。在全体教员当中，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伊丽莎白·奥森堡和迪克·阿特金森。伊丽莎白是艾奥瓦州农场里长大的聪明女子，她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一个尽职的老师，和希拉里也成了好朋友。最后，她回到艾奥瓦州，到那里的检祭长办公室工作。我当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说服她到司法部工作。可是几年之后，她又回老家去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认为回去对她的女儿贝琪更好。
令人难过的是，1998年伊丽莎白患癌症去世，女儿搬到伊丽莎白的弟弟冢。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与贝琪保持联系，她的妈妈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当中的一个。从我上法学院的时候起，迪克，阿特金森就是我的朋友。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在亚特兰大开律师事务所。我建议他考虑谋一份教职，并鼓动他到费耶特维尔来面试。他来了，我们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个教职，他接受I。学生们都很喜欢迪克，而他也热爱教书。2003年，他已是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我们法学院最著名、最有人格魅力的教授是罗伯特·莱弗拉尔，他是我们州培养出来的最著名的法学学者，在侵权、法律冲突、上诉裁决等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1973年，他已经过了法定70岁的退休年龄，全职工作一年只有一美元的收入。他从26岁起就在学院里工作。在我认识鲍勃之前好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乘车往返于费耶特维尔和纽约之间，因为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为联邦法官和州法官讲授“上诉裁决”。最高法院超过一半的法官都听了这门课。无论在哪个学院上课他都从来没有迟到过。
鲍勃·莱弗拉尔是一个个头不高、短小精悍的男子，长着一对具有穿透力的大眼睛，身体仍然壮得像头牛。他的体重不可能超过150磅，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那些又厚又重的石板我几乎抬不动，可他却能把它们移来移去。每次野猪队在返校节举行比赛之后，鲍勃和他的妻子海伦都会在家里举办一次聚会。有时候客人们会在前院举行一场触身式橄榄球赛。有一场球赛我记得尤其清楚，当时鲍勃和我，再加上另外一个年轻律师组成一组，对抗两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和一个9岁的男孩。比赛打乎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只要谁下一次得分就算得胜。我们一方开球，我问鲍勃是不是真的想赢。他说：“我当然想。”他就像迈克尔·乔丹一样具有竞争力。我于是告诉我们一方的第三个人向后场传球，让对方的防守锋来追我，然后他去右边挡住那个高个子后卫。对方那个9岁的男孩钉住了鲍勃，他们以为我会把球传给那个个子较高、年龄较轻的年轻人，即使鲍勃得到了球，9岁的男孩也能够对付他。我让鲍勃也到右边去阻挡9岁的男孩，然后迅速往左边跑，我在对方球员追上我之前就会把球扔给他。球被开出去之后，鲍勃非常激动，把那个9岁的小子撞倒在地上，然后向左跑去。当我们的队友完成了拦阻任务之后，鲍勃已远远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友。我把球抛给鲍勃。球在空中划了个高高的弧线，只见他带着球冲过了底线。他真是全美国最快乐的75岁老人。鲍勃·莱弗拉尔的头脑极为敏锐，他雄心勃勃，意志坚强，像孩子一样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有点像斯特罗姆·瑟蒙德，只不过他是个民主党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更加频繁地取得胜利。鲍勃在93岁那年去世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走得太早了。
法学院的各项政策是学院定期召开会议制定出来的。我有时会觉得这些会议时间太长，过分纠缠于一些最好由院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去处理的细节问题，但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学术机构的管理方式及各项政策。一般来说，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我就听从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他们知道的东西比我多，投入学术生涯的时间也比我长。我的确曾经力劝学院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放松针对教授实行的“要么出版，要么玩完”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强调课堂教学，让教师把更多的课外时间花在学生身上。
我自己所从事的公益工作包括为学生们以及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处理一些不太紧要的法律问题。我曾经试图在费耶特维尔北边的斯普林代尔，说服更多的医生以医疗补助的形式接收病人，但是没有成功。我还根据检察长吉米·盖伊·塔克的要求，为美国最高法院一个反托拉斯案件准备诉讼摘要。此外，我第一次作为律师出庭并提交辩护状，是为我的朋友史蒂夫·史密斯在麦迪逊县的选举法分歧案中进行辩护，而他是作为州代表出庭的。
亨茨维尔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奥瓦尔·福伯斯的家乡。那里的人口有一千出头。从法官和治安官往下排，民主党人占据了县政府大楼里所有的办公室。但是在阿肯色州北部地区的小山上和深谷里有大量的共和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1861年反对脱离联邦的那些人的后代。1972年，共和党人借助尼克松的政治滑坡，大大地露了一把脸。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让选民投寄足够数量的缺席选票，或许就能够扭转地方选举的结果。
案子是在麦迪逊县的那座老法院大楼里审理的。主审的是比尔·恩菲尔德法官，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代表民主党人出庭的是两个真正的人物：比尔·墨菲，一位费耶特维尔的律师，热衷于美国军团以及民主党的活动，是阿肯色州美国军团的领导人。第二位是当地的一名律师，w．Q．霍尔，人称“Q”，是一个独臂才子，极强的幽默感与其固定在左臂上的钩子一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些人被传讯到法庭上，说明为什么要投缺席选票。这些人生动地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极度的忠诚、粗浅舶政治见解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决定了阿肯色山区民众的生活现状。一位男子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出庭，为投缺席选票作证，他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提前申请。他解释说，他在本州的猎物和鱼类委员会工作，他在大选日的前一天去投票是因为他接到命令，要在大选日那天把本州设在山路慢车道上的惟一捕熊机转移到斯通县去。他的投票得到了认可。另一个人在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工作，被法庭召回来提供证词。他承认他在塔尔萨工作的时间超过了10年，可是每次选举，他都仍然在麦迪逊县投缺席选票，尽管他不是那里的合法居民。当共和党的律师质问他的时候，他带着强烈的感情说，麦迪逊是他的家；他到塔尔萨去是因为他在山区里无法谋生；他对塔尔萨的政治一无所知、毫不关心；再过上大约10年的时间，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就会回到家乡来。我不记得他的选票是否作数，可他对故土的依恋却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史蒂夫·史密斯在证词中讲到他在父亲开设的私人疗养院中收集居民缺席选票时所扮演的角色。法律似乎允许那些与疗养院有关的人为这些居民填与选票，但要求这些选票必须由这些居民的家人或得到特别的书面授权的人奇出。史蒂夫把所有的选票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丢进了最近的邮筒里。我向法官提交了一份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辩护状，指出史蒂夫无权邮寄这些选票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没有人认为他篡改了选票，也没有居民不同意让他代寄选票。因为我们都知道，并非所有上了年纪的居民都有家人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恩菲尔德法官做出裁决，不接受我和史蒂夫的说法，但是很多投给县法官查尔斯·沃顿、治安官拉尔夫·贝克以及他们的班子成员的缺席选票都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最终使他们能够继续留任。
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我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我从中获得了对阿肯色山区居民的富有价值的见识。我和一些我所见过的效率最高的政治家结为朋友。如果一个人刚刚搬到麦迪逊县，那么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会知道此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需要到法院大楼登记才能参加选举投票。而县里的文员会上门为民主党人登记。每次距离选举还差两个星期的时候，文员会给所有的民主党人打电话，索要他们的选票。在大选日的早晨，他们还会再打电话。如果快到傍晚还没有投票的话，就会有人上门带他们去投票。1974年，我第一次参加普选的那天，给查尔斯·沃顿打电话，向他询问我们的战况。他说一场大雨把县里一个偏远地方的桥梁冲毁了，我们的一些选民不能来投票，但他们在竭尽全力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可以以大约500张选票胜出。最后，我在麦迪逊县果然以501张选票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我搬到费耶特维尔几个月之后，就有了一种舒适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我热爱教书工作，有时喜欢去观看野猪队的比赛或是开车到山中转转；生活在大学社区当中，我和周围的人志趣相投，这也是让我感到惬意的事情。我还和卡尔·惠洛克成为朋友。他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头上留着灰白的短发，举止非常内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位于费耶特维尔与斯普林代尔之间的一个购物广场的自助餐厅里。与我们同坐一桌的人都在批评尼克松总统，只有卡尔例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回答时那种单调的语气：“我同意哈里·杜鲁门的观点。他说理查德·尼克松是这样一种人，就连盖在死人眼睛上的木币都要拿走。”过去，木币是一种圆形木头片子，承办殡葬的人把它们放在死者的眼睛上，这样在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死人的眼睛就不会张开。卡尔，惠洛克如同一本书，你不能根据书的封面对其做出判断。在他那锁闭的外表下面是强硬的意志和勇敢的心。
我对两位女教授尤其抱有好感，她们的丈夫都在州议会工作。安·亨利在商学院教书；她的丈夫莫里斯是一位眼科医生，我们的州参议员。安和莫里斯成为我和希拉里非常特别的朋友。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在自己家里举办了婚礼招待会。黛安娜·金凯德是政治科学系的教授，后来嫁给了州众议员休·金凯德。黛安娜长相漂亮、头脑聪明，具有政治眼光。希拉里搬到费耶特维尔之后，黛安娜和希拉里之间的友谊超出了一般朋友的关系；她们成了心灵上的伙伴，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她们在对方的身上找到了生活中难得的理解、鼓励、支持和友爱。
尽管费耶特维尔和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所有地方一样发展迅速，但它仍然有一个老式而别致的小广场，广场的中间是一个破旧的邮局，后来这个邮局被改建成了餐馆和酒吧。沿着广场的四边，排列着零售商店、办公室和银行。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广场就变成了农贸市场，出售各种新鲜的产品。我的堂兄罗伊·克林顿在广场的西北角经营坎贝尔一贝尔百货商店。我常到他那里买东西，对我这个新的家乡有了很多了解。县政府大楼就在距离广场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在当地从业或是在附近有办公室的本地律师是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其中有精明强干的老律师，也有聪明敏锐的年轻律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久之后都成了我强有力的支持者。
当地政治人物经常聚集的地方是位于镇子北部71号公路上的比利，施奈德牛排屋。比利是一个精明强干、声音沙哑、说话粗鲁的女人。她阅历丰富，但从来没有失去对政治所抱有的强烈的、理想化的激情。所有的政客都在她这里出没，其中包括鸡肉大王唐·泰森，他的企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公司。此外还有唐的律师吉姆·布莱尔，一个身高6英尺5英寸的与众不同的天才，后来他也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我搬到费耶特维尔几个月之后，比利关闭了牛排屋，在县政府大楼对面马路上一家酒店的地下室里开了个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在那里出没的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她还在大学生当中发展了一些追随者，她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在选举中为她所支持的候选人工作。到我们为比利下葬的那一刻为止，比利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