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此协议必须清楚地表明冲突已经结束，并结束所有暴力行为。我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新决议，宣布此协议和最终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将满足安理会242和338号决议的内容。
我说这些条件是不容商讨的，也是我能提供的最佳方案。我希望双方在此范围内磋商并达成最终决议。我离开后，丹尼斯·罗斯和其他成员留在那里对疑问做出进一步解释，但不听任何抱怨。我知道这个计划对双方都有难度，但现在该是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了（其实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巴方必须放弃让以方归还全部土地的要求；他们早就知道必须放弃，但就是不愿承认。以方将要让出东耶路撒冷和老城的部分地区，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圣地将得以保留；一段时期以来这已经很明显了，要想迎来和平就必须做出这种让步。以方还要放弃西岸的部分土地，或许要交换的土地比巴拉克最后的提议还要多一些，但会有足够的地方容纳80％的定居者。他们将会得到结束冲突的正式承诺。条件苛刻，但如果双方希望和平来临，那这对双方都很公平。
阿拉法特立即开始含糊其词，要求“加以解释”。但条件很清楚；要么以此为框架谈判，要么不谈。和以往一样，他还在耗时间。我给穆巴拉克打电话，告诉他条件的内容。他认为条件都是历史性的，并答应敦促阿拉法特接受。
27日，巴拉克的内阁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过其保留意见也均在条件范围内，所以是可以谈判的。此举具有历史意义：以色列政府已表态，为了获得和平，将建立一个约占97％西岸地区（其中包括作为交换的土地）和几乎所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在此也有居民点）的巴勒斯坦国。接下来就要看阿拉法特的表态了。
我每天都给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领导人打电话，催促他们迫使阿拉法特答应。对于以方的让步他们都很看重，认为阿拉法特应该接受协议。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跟阿拉法特说了什么，尽管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王子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储阿卜杜拉都有直觉阿拉法特会接受这些条件。
29日，丹尼斯，罗斯会见了我们都很敬重的库赖，以确信阿拉法特明白拒绝的后果。我将卸任，罗斯也将卸任，巴拉克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会输给沙龙。而且，在我投入这么多精力而一无所获后，布什是不愿理会这件事的。
我仍然不相信阿拉法特会犯这样的错误。前天，我刚宣布不去朝鲜达成禁止生产远程导弹的最后协议，因为基于目前的工作我确信下届政府会水到渠成地完成该协议。对此我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我们已经阻止了朝鲜生产钚和进行核试验的计划，在其他问题上没有韩国的参加就拒绝和他们打交道，为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创造条件。金大中勇敢地同朝鲜接触，这为双方和解提供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希望，他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已经去了朝鲜，并自信地认为只要我去就能达成协议。尽管我也想走完这一步，可我又不能在中东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之际冒半途而废的风险，尤其是阿拉法特已向我保证渴望达成协议并请求我不要离开。
除了中东和预算问题，在离任前的最后30天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意料之外的事。我在布雷迪法案颁布七周年之际宣布该法案已阻止61．1万名重刑犯、逃犯和跟踪杀手买到手枪；与来自24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哈佛大学庆祝世界艾滋病日，宣布我们已将美国国内艾滋病的死亡率减少了70％以上，并将为非洲和其他艾滋病肆虐的地区提供更多帮助；向公众透露总统图书馆的设计方案——在阿肯色河上建设一座由钢筋和玻璃制成的“通向21世纪的桥梁”；宣布将努力提高城市贫民区儿童的免疫能力，因为这些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一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使了最后一次否决权，因为一项破产改革提案对低收入纳税人的要求比对富人还要苛刻；颁布了严格的条例以保护病历档案的隐私性；赞扬印度在克什米尔保持停火状态的决定及巴基斯坦将从实际控制线撤军的行为；宣布新的规章以减少卡车和巴士燃烧柴油排放不利人体健康的气体。同一年前颁布的轿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辆的排放标准一样，新规定保证在2010年末新上路车辆将比现在运行的车辆清洁95％，以防止成千上万例呼吸器官疾病和儿童夭折。
圣诞节的前三天，我同意为62名罪犯赦免或减刑。在第一任期内，我没有签署太多的赦免状，因为急于处理积压案件。卡特总统四年中才批准了566个从宽案例，福特总统在两年半里批准了409个，里根总统在八年任期内批准了406个，老布什总统仅批准了77个，这其中包括颇具争议的赦免伊朗反美人士，释放奥兰多·博希——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联邦调查局认定他犯有多重谋杀罪。
对于赦免和减刑，在我做阿肯色州检察长和州长时就已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减刑上应保守一些；而对于未使用暴力的案件，若犯人已服刑，并在释放后一定时间内遵纪守法，就应宽大地授予其赦免状，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应归还其选举权。在司法部有一间赦免办公室，其职责是审核申请并提出建议。八年来，我不断收到该办公室的建议，从中学会了两点：高高在上的司法部官员花在审核上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对几乎所有案件的建议都是否决。
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华盛顿，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几乎每一张赦免状都存在潜在的争议。如果你是个公务员，避开麻烦的惟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说不。司法部赦免办公室知道拖延案件和建议否决都不会使自己引火烧身；总统被赋予的宪法职能慢慢就变成了司法部的内部权力。
最后的几个月，我们竭力督促司法部提交更多的卷宗，他们也就做得好一些。在被赦免的59人及被减刑的3人中，大多数曾犯过错、服了刑并成了好公民。我还给一些所谓的“女友案”颁发了赦免状。这些案件中女性被捕是由于她们的丈夫或男友犯了罪，而且往往是与毒品相关。除非提供对其丈夫或男友不利的证据，否则即使她们自己根本没直接参与作案，也可能要服很长的刑期。那些拒绝这样做或不怎么知情的妇女就会面临漫长的铁窗生活。在许多案件中，男犯后来与检察官合作，被判的刑期反而比她们短。数月来，我们一直忙于这类案件。去年夏天，我已经为四桩类似案件颁发了赦免状。
我还赦免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前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他为自己的祖国做了不少贡献，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另外，我赦免了泰森食品公司的行政主管阿奇·沙费尔。他在埃斯皮的调查中被捕，因违反一个自己不知情的法律条款而面临强制性监禁，因为他按照指示做出了安排，让埃斯皮去泰森公司的一个疗养所。
圣诞大赦之后，我们接到了潮水般的请求，许多人是由于不满常规程序拖延才提出请求的。在接下来的五周内，我们处理了成百上千起请求，驳回了几百起，批准了140起。这样，八年中在7000多份要求赦免的诉状中，我批准了456个。我的白宫顾问贝丝·诺兰、布鲁斯·林赛以及我的赦免律师梅雷迪斯·凯布尽可能多地接手请求，从司法部获取信息并加以澄清。一些判决很容易处理，比如苏珊·麦克道戈尔和亨利·西斯内罗斯的案子，他们被独立检察官可怕地误判；再如更多的“女友案”和几年前就应被批准的大量例行请求。其中一个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导致的错判，因为司法部不知道该嫌疑犯正在另一个州接受调查。大多数赦免状颁给了那些无法突破法律体系的收入不高的人群。
最具争议的赦免状颁给了马克·里奇和他的合伙人平卡斯·格林，里奇是个富有的商人，因故意报告某些油类交易的虚假价格逃避税收而被指控，但这之前不久他离开美国去往瑞士。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案件很多，当时一些油类受价格控制而另外一些不受控制，这样就导致一些人隐瞒收入或收取客户过高的费用。所以许多公司和个人都被指控触犯了法律，但个人往往被迫究民事责任。像里奇和格林这样由于税款问题而引起诈骗诉讼的例子极少。在他们被起诉后，司法部命令联邦检察官停止提起类似诉讼。被起诉后，里奇一直待在海外，大多数时间待在以色列和瑞士。
答应缴纳2亿美元罚金后，政府已允许里奇的企业继续运营。这个数字是政府声称的4800万美元的逃税金额的四倍还多。税务专家马蒂·金斯伯格教授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的丈夫，他和哈佛法学院教授伯纳德·沃尔夫曼审查了那些有疑问的交易，得出的结论是里奇公司对税款的计算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里奇本人在这些交易中根本没欠税。里奇决定放弃时效法规，以便和其他类似的违法者一样接受政府的民事诉讼。埃胡德·巴拉克因为他对以色列做出的贡献及对巴勒斯坦人的帮助，曾三次向我提出赦免请求。以色列两大党中不少人都恳请我们豁免他。最后，司法部没有表示反对，说如果此举能给我国的外交政策带来更多益处就倾向于赦免他。
我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不支持我赦免一个富有的逃亡者。他的前妻曾是我的支持者，他聘请了我的一位前白宫法律顾问和共和党两位出色的律师加入其辩护团。最近，当选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又出面代表里奇。或许我犯了错误，至少我给予了关注，而且我是根据是非曲直做的决定。直至2004年5月，司法部仍未对里奇提起诉讼，真是个意外的进展。因为对政府而言，在民事案件中比在刑事案件中更容易找到证据。
尽管将来我会因为一些赦免状而遭到批评，但我考虑更多的还是我没有批准的那几个。比如，我认为迈克尔·米尔肯的案子就很有说服力，因为他获释后在前列腺癌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财政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坚决反对我赦免他，说这样做会在他们力图实施金融业高标准时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我最后悔没能给予赦免的两桩案子是关于韦布·哈贝尔和吉姆·盖伊，塔克的。塔克的案子正在上诉，而哈贝尔确实犯了法，但在考虑赦免前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出狱。他们都是由于拒绝说谎而被斯塔尔办公室误判的。要是我没当总统，没遭斯塔尔算计，他们两人根本不必忍受一点儿折磨。戴维·肯德尔和希拉里都极力劝我赦免他们，其他人则坚决反对。最后，在我的工作人员的固执的判断面前我让步了。从此我一直后悔不已。后来，我见到吉姆·盖伊·塔克时向他道了歉，将来有一天也准备对韦布这样做。
我们的圣诞节跟其他人的一样，但今年要细细品味一番，因为这是我们在白宫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要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招待会，享受与这么多人在华盛顿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我更仔细地注视着切尔西、希拉里和我挂到圣诞树上的所有饰物，注视着我们在黄色椭圆厅里摆满的铃铛、书、圣诞餐具、长筒袜和站立的圣诞老人。我不经意间发觉自己还特地走进二楼和三楼的所有房间更加仔细地看了所有绘画和旧家具。最后，我还抽时间让白宫的迎宾员给我讲了白宫里所有落地式大摆钟的历史。当希拉里和我意识到，我们的画像不久就会与历任总统及第一夫人们的画像摆放在一起时，这些画像猛然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俩都选了西米·诺克斯来为我们画像：我们欣赏他逼真的风格，他也将成为第一位将作品悬挂在白宫的非洲裔画家。
圣诞后的那个星期，我签署了更多的提案，并任命罗杰·格雷戈里为第四上诉法院的第一位非洲裔法官：他完全能够胜任，而且杰西·赫尔姆斯阻止批准黑人法官的做法已经够长了。这是一项“休会”任命，因为国会正在休会期，而总统每年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任命。我敢打赌新总统肯定不希望在东南部的上诉法院里全是白人法官。
我还宣布，算上刚颁布的预算，在未来四年中我们将有足够的钱偿付60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保持现在的势头，我们将于2010年成为无债国，目前每一美元税款中有12美分将被用于课税减免或进行投资。因为我们的财政状况，长期利率被调整到很低，尽管有所增长，但比我上任初期还是低了两个百分点，这样就降低了一系列费用，包括抵押、汽车贷款、商业贷款、学生贷款等。低息比减税更能够给民众的口袋里增加实惠。
2000年的最后一天，我签署了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参议员洛特和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强烈反对，担心被派往国外的美国士兵会由于政治目的被送上法庭。我也这样担心过，但我确信该条约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最先号召成立国际战争罪特别法庭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我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此条约。
那年又没去参加复兴周末活动，因为我们全家要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新年。我仍然没收到阿拉法特的回信。新年那天，我邀请他第二天来白宫。他来之前在酒店里接见了班达尔王子和埃及大使。阿拉法特一位年轻的助手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竭力催促他同意。阿拉法特来看我时，就我的提议问了许多问题。他愿意把哭墙给以色列，因为哭墙在宗教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坚持把剩余的50英尺西墙留给巴勒斯坦。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对。以色列应该拥有整段墙，这样可以避免有人利用墙下的通道来破坏圣殿山的遗址。耶路撒冷老城有四个区：犹太人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人教区。假如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划归巴勒斯坦，那么剩余的两个区应归以色列。但阿拉法特争辩说亚美尼亚人区的几个街区也应划给巴方，因为那里有些基督教教堂。他说这番话时，我简直难以置信。
阿拉法特也在努力放弃归还全部土地的要求，他知道自己必须如此，但对要遭受的批评却胆战心惊。我提醒他说以色列已经许诺接纳黎巴嫩的一些难民，这些难民的祖祖辈辈在今天的以色列北部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会接纳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几十年后，巴勒斯坦人的较高出生率会使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性面临威胁。在基督教圣地不会有两个都是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阿拉法特早已承认，签署1993年和平协定就含蓄地表明了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另外，该协议必须经以色列全民公决方可生效。全面归还土地只能起到破坏协议的作用，我没想过让以色列人就此进行投票。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将在我列出的条件内进行投票并找出最后解决方案。如果达成协议，我甚至认为巴拉克可能会赢得大选，尽管目前他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后于沙龙，因为选民害怕暴力冲突而且对阿拉法特拒绝和平非常愤怒。
有时阿拉法特显得有点迷惑，不能对事实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我时常感到他或许已不在最佳状态了。因为多年来，为了躲避暗杀者的子弹他要在小同的地方过夜，无数个小时都在飞机上度过，花在高度紧张的谈判上的时间更是数不胜数。可能他只是不能完成从革命家到政治家的最后飞跃。他已逐渐习惯于飞来飞去，把巴勒斯坦手工艺人制作的珍珠母礼物送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井与他们共同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如果暴力冲突结束了，巴勒斯坦不再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那将是全然不同的情况。届时，他肯定要为解决工作、学校和基本服务等问题伤透脑筋。巴方代表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希望他能达成协议。我相信库赖和阿巴斯也希望如此，但不想跟阿拉法特产生分歧。
当他离开时，我还是搞不懂他准备怎么做。他的肢体语言说不，但协议实在太诱人，只有傻子才会让这个机会溜走。巴拉克想让我到中东走一趟，但我想先让阿拉法特对我提议的重大问题向以方说是。12月时，双方在博林空军基地谈判未果就是因为阿拉法特不愿意接受对他来说比较苛刻的条件。
终于，阿拉法特答应于13日西蒙·佩雷斯同埃雷卡特见面后同他会晤，但结果又是一无所获。作为预备方案，以色列试图把我给出的条件中能达成协议的内容形成一个书面材料，这样假定巴拉克在大选中失利，至少双方也能最终签订协议。即便是这样阿拉法特都不愿做，因为他不愿被认为做出了任何让步。双方在埃及的塔巴继续谈判，虽然分歧少多了，但仍然没成功。阿拉法特从来不说“不”；他只是不让自己说“是”。骄者必败。
就在卸任前夕我们的一次谈话中，阿拉法特感谢我付出的所有努力，他赞扬我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而且是您让我成为了一个失败者。”我警告他说，他．将会一手造成沙龙当选，而且他将自食其果。
2001年2月，阿里尔·沙龙将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以色列总理。以色列人决定如果阿拉法特不采纳我的提议，他将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以色列入没有和平的伙伴，那么还是选一个最强硬的、不妥协的人来领导为好。沙龙将对阿拉法特采取强硬路线，埃胡德·巴拉克和美国也会支持他这样做。大约在我卸任后一年，阿拉法特说他准备好了在我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谈判。显然，他认为做出决定的时间，亦即“半夜前五分钟”，终于到来了。他的表已经坏了很久了。
阿拉法特在巴拉克接受我的提议之后予以拒绝是个历史性的大错误。然而，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入仍在致力于谋求和平。终有一天和平会来临。等和平来临时，最终协议将与在戴维营及以后漫长的六个月里提出的建议非常相似。
1月3日，我和切尔西以及希拉里的其他家人坐在参议院，目睹艾尔，戈尔为纽约州的新参议员主持就职宣誓仪式。我兴奋得差点跨过栏杆。我们有17天可以共同任职，我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分别在白宫和参议院任职的夫妻。但现在的希拉里已经独挡一面了。我能做的只有请特伦特，洛特对她不要那么严厉，并主动请缨做希拉里在韦斯切斯特县的社会工作者。
次日，我们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活动，对我来说这个活动与母亲有关——庆祝2000年签署的《乳腺癌和宫颈癌预防与治疗法》，该法允许被诊断患上这两种癌症却没有健康保险的妇女享受完全的医疗补助。
1月5日，我宣布将保护39个州的6000万公顷原始国家森林不受筑路、伐木影响，其中包括美国最后的一片温带雨林，阿拉斯加的汤加斯国家森林。木材利益集团反对这一行动，我认为布什政府或许由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会加以保护，但全国只有5％的木材来源于国家森林，其中又只有5％来自无路地区。所以，不砍伐原始森林的树木完全可以应付，而且还能保住另一个无价的国家财富。
宣布完毕，我驱车前往迈尔堡接受来自军队的传统告别礼物——次盛大的军事典礼，包括授国旗仪式，旗上有总统图章，以及接受各兵种的勋章。他们也授予了希拉里一枚勋章。比尔·科恩强调说，我对他的任命使我成为让反对党官员担任国防部长的惟一一位总统。
做总统最大的荣誉莫过于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士兵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他们是我们的国家信条“合众为一”活生生的体现。我看到过他们在巴尔干的难民营里会心的笑容，帮助中美洲灾难中的受害者，打击哥伦比亚和加勒比海的毒贩，在中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受到热情的欢迎，在阿拉斯加州边远的岗哨上执勤，在中东的沙漠里日夜守卫，在太平洋上巡逻……
当他们投入战斗时，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因为有美国人民的儿女捍卫和平，所以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遭受损失，不再有人流泪。或许一开始我在军队里不怎么站得住脚，但我一直在努力。把总司令当好。而且，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我即将卸任时，我们的军队状况甚至比原来更好。
1月6日，星期六，去国家动物园看过熊猫之后，希拉里和我在白宫南草坪上同戈尔夫妇一起为过去八年中在白宫工作过的人们和付出过劳动的志愿者举行了欢送会。成百上千的人们赶来了，许多还来自很远的地方。我们谈论着，回忆着，一晃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介绍艾尔时说大选中他是人民的选择，他受到热情无比的欢迎。当他请在八年白宫岁月中结了婚或生了孩子的人举起手来时，我惊诧地发现人数是那么多。无论共和党人说什么，我们是重视家庭的政党。
白宫的社交秘书卡普里西娅·马歇尔自1991年就支持我，从我们的第一次竞选活动起就陪伴在希拉里左右，她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身后的帷幕缓缓升起，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走了出来，再度唱起《别停止思考明天》。
星期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了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菲尔·沃格曼牧师请我和希拉里向八年来热忱支持我们的教区全体教徒做一个告别讲话。切尔西也在那儿交到了好朋友，并在教堂的“阿巴拉契亚服务计划”中到肯塔基州农村的一个偏远山谷工作，受益匪浅。该教堂的教徒来自许多种族和国家，有富有穷，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老有少。方德里教堂为华盛顿无家可归的人和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难民提供帮助，而我也力图在这些地区维持和平。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沃格曼已告诉教徒们我会谈谈自己憧憬的新生活。因此我说自己的信心将受到考验，因为旅行时又要乘坐普通航班，走进大厅时会因为没有乐队为我奏《向总统致敬》而有点无所是从。我还说会努力做个好公民，努力为那些本应得到更好帮助的人们带去希望和运气，并继续为和平与和解尽自己的力量。尽管在过去的八年里我已全心全力去做，但这些工作似乎仍然极需关注。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在纽约市，我对倾向和平的以色列政策论坛发表讲话，此刻，我们仍有一线希望谋求和平。阿拉法特说过要有所保留地接受我的提议，可问题是他的保留与以方的不同，已经超出了我所提议的范围，至少在难民和西墙问题上是这样，但是，考虑到他想在我卸任前达成协议的诺言，不妨认为他的接受是诚心诚意的。美国的犹太人社团一直对我非常友善，像我的朋友海姆·萨本、丹尼·亚伯拉罕，他们都极其关注以色列局势，并在多年中给过我不少有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对我维护和平的工作表示支持。不论发生了什么，我认为都应该把自己的提议解释一下。
第二天，我向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28名优秀美国公民颁发了“公民奖章”，之后去了民主党总部感谢主席们——费城市长埃德·伦代尔和乔·安德鲁，并为特里·麦考利夫捧场，他为艾尔和我做了很多，如今正在竞选主席职位。在他做过所有那些工作后，我不敢相信他想当主席，但如果他决定了，我就支持他。我告诉那些在党内辛勤工作却没有得到荣耀或认可的人们，我非常感激他们。
9日，我开始到给过我极大帮助的地方进行告别访问。先去了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因为1992年圣帕特里克节我在这两地初选中的胜利实际上确保了我的最终提名。两天后，我去了马萨诸塞州。1996年大选时我在该州获得了最高支持率。之后是新罕布什尔州，1992年初该州让我成为“卷土重来的小于”。其间，我为位于草地广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堂一座富兰克林坐着轮椅的雕像揭幕。残障团体极力劝说我这样做，罗斯福的大部分亲属也表示支持。在罗斯福档案馆的一万多张他的照片中，只有四幅是坐在轮椅上的。从雕像落成那天起，美国的残障人士常常远道去瞻仰。
我在多佛向新罕布什尔州说再见。大约九年前，我在多佛许下诺言说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人群中有许多我的一贯支持者。我喊了几个人的名字以感谢他们，然后，对他们在那个遥远的冬天付出的努力所换来的回报做了全面的阐述。后来，我请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即使我不再是总统，我也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
11日至14日，我分别为内阁成员、白宫工作人员和戴维营的朋友举行了宴会。14日晚饭后，唐·亨利在戴维营的小教堂为我们献上了动听的独奏音乐会。第二天上午是我们全家在这个美丽的小教堂度过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曾与护卫营地的年轻优秀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及其家人一同做礼拜。他们甚至让我和唱诗班一起吟唱，还总是在周五或周日就把乐谱放进我们在戴维营的住处山杨楼，以便让我提前温习。
周一，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举行的小马丁·路德·金诞辰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通常，我都是到社区做些义工来纪念这一天，但我想借今天的机会感谢哥伦比亚特区，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八年。特区的国会代表埃莉诺·霍姆斯·诺顿、市长托尼·威廉姆斯和市议会的一些官员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帮他们在国会通过需要的立法，并阻止了一些不适当的、爱管闲事的法案通过。特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与八年前我就职前走在佐治亚大道上时的情形相比，可谓旧貌换新颜了。
我还向国会发表了最后一份咨文：“建立统一美国的未竟工作”。咨文主要以种族委员会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基础，包括大量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缩小在教育、医疗保健、就业和刑事审判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种族界线；尤其要努力帮助低收入的没有责任感的父亲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对美国原住民社区加大资金投入；改革移民政策；通过仇恨犯罪法案；改革投票法；继续美国服务队的事业和白宫对建立统一美国的努力。八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美国正变得更加多样化，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7日，我在白宫东厅举行了我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仪式。布鲁斯·巴比特和我一同宣布了增加八处国家名胜古迹区。其中两处是在1803年路易斯和克拉克与他们的印第安向导萨加瓦韦和一个叫约克的奴、隶开辟的道路两旁。我们在美国本48个州保护的土地比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多。
宣布完毕，我离开白宫，踏上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旅程——去小石城向阿肯色州议会发表演讲。我的一些老朋友仍在州参众两院任职，一些一踏进政界就支持我或反对我的人们亦如此。那天到场的有：曾在或正在华盛顿任职的20多个阿肯色人，住在华盛顿的我的三个高中同学，还有我任州长时担任我与议会联络官的几个阿肯色人。切尔西也陪我去了。我们从机场出来，路过她曾就读的两所学校。我想，自从希拉里和我到布克艺术学校参加她的课程以来，切尔西已成熟多了。
我竭诚感谢曾帮助我走到今天的所有阿肯色州人，有两位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是弗兰克·霍尔特法官和参议员富布赖特。我敦促议员们继续在教育、经济发展、医疗保健和福利改革方面促使联邦政府支持各州。最后，我告诉老朋友们，三天后我卸任时将心存感激，因为“美国伟大民主的奥秘赐予了我这个长在阿肯色州霍普镇南赫维街的小男孩入主白宫的机会……我可能是完全靠自己的朋友赢得大选的惟一一位总统，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永远不会赢”。与朋友们分别后，我返回华盛顿准备为任期画上句号。
第二天晚上，处理完一天紧张而繁忙的事务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我感谢美国人民给了我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并简要概括了我的理念和政绩。接着，我对国家的未来提了三点想法：我们应继续遵循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道路；我们的安全与繁荣需要我们在支持繁荣和自由的事业中，在反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致命武器扩散、环境恶化、疾病和全球贫困的事业中当好表率；最后，我们一定要继续“把各种族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建设‘一个美国’”。
我向当选总统布什及其家人送上了美好祝福，并说我“留下的总统职位将比我入主白宫时更理想，更加充满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美国最美好的日子就在前方”。
19日是我任总统的最后一天，我就地雷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自1993年以来，美国已销毁330万颗我们自己的地雷，花费5亿美元在35个国家清除地雷，并且我们正在努力研制地雷的可行替代物以保护部队的安全。我呼吁新政府将我们的全球扫雷工作再努力进行十年。当我回到总统官邸时，天色已晚。我们还没有整理好行李，箱子到处都是。我必须做出决定，哪些衣服运送到哪里——纽约州，华盛顿，还是阿肯色州。希拉里和我都不想睡；我们只想从一个房间踱进另一个房间。我在白宫的最后一夜感受到的荣耀与刚参加完我们的第一个就职舞会回到家时一样。这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八年来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但现在就要结束了。
我回到林肯卧室，最后一次读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手写稿，凝视着他签署《解放宣言》的印刷画，当时他就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我走进女王厅，遥想当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艰难的日子里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空空的书架和空白的墙壁，回想起我在此召开的所有会议和打过的电话，北爱尔兰问题、中东问题、俄罗斯、朝鲜半岛还有国内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诵读《圣经》，阅读图书和来信，在整个1998年祈祷主赐予我力量和指示。
这一天我很早就提前录制好了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将要在我离开白宫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前不久播出。在讲话中，我感谢了白宫职员、官邸职员、特工人员、内阁成员以及艾尔·戈尔，他们付出的努力让我得以顺利完成总统任期。我遵守诺言，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又签署了1亿美元以便为更多的警察提供资金；那些新警察让美国在25年以来犯罪率达到最低。
过了午夜，我又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清理物品并回复了几封信。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旁，回忆起八年来的一幕幕，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久我就要参加权力移交仪式并正式离开白宫。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将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那些优秀的机组人员曾把我们送抵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我们最亲密的幕僚；我新的特工小分队；还有为我烘焙特别装饰的生日蛋糕的海军膳食管理员格伦·梅斯，以及负责保证行李万无一失的空军中士格伦·鲍威尔这样的终身军职人员；还有几个让我开心的人，乔丹一家、麦考利夫一家、麦克拉蒂一家，以及哈里·托马森。
媒体的几位随员也准备做最后一次飞行。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克·诺勒，他八年来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过去几周中对我的综述采访有一次就是他主持的。马克曾问我是否害怕“生命中最光辉的阶段就此结束”，我回答说自己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乐趣，每个阶段都是“专注的，兴致勃勃的，能够找到值得做的事情”。
同时我也期待着新的生活，建设我的图书馆，利用我的基金为公众服务，支持希拉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打高尔夫球，轻松自在地旅行。我知道我会享受生活，而且相信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但马克，诺勒的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我会怀念任期内的这段时光，我喜欢当总统，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是这样。
我想好了给布什总统的信，等到写好后要放在椭圆形办公室；我希望能够写得风度优雅、鼓舞人心，就像他父亲八年前所做的一样。很快布什就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我祝他一帆风顺。我曾密切关注布什和切尼在竞选中的言论。我知道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所做过的许多事他们不准备去做，尤其是在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问题方面。我想他们会批准大量的减税方案，不久我们就会像在20世纪80年代一样债务重重。尽管布什鼓励教育和美国服务队，但他在压力下会削减所有国内开支，包括教育、儿童看护、课后辅导、新增巡逻警察、创新性研究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但这些再也不需要我过问了。
我想我们在冷战后建立的国际伙伴关系将会因为共和党人的更加单边主义的立场而变得趋于紧张——他们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京都协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国际刑事法庭。我观察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已经八年了，可以想像得出布什总统在上任之初就不得不放弃“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口号，因为其党内的当权派是右翼势力和利益集团。他们像我一样对自己的道路坚信不疑，但我认为事实和历史都会倾向于我们的做法。
对于政策和计划中的一些问题我无法控制；在政治中有些事情是亘古不变的。我也无法左右对我所谓遗产的早期评价。美国从冷战到新千年的历史将会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关于我任职总统的表现，我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是否在一个崭新而又不同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为美国人民谋求了福利。
我是否通过扩大机会、深化自由的涵义、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来帮助形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毫无疑问，我努力让美国成为21世纪和平与繁荣、自由与安全的领导力量。我试图让全球化进程更加人性化，敦促其他国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统一的世界，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而且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我努力带领美国完成这种步人新世纪的转变，对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对针对我们的新的破坏性力量也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尽力营造植根于新的思想和优良传统的崭新进步政治理念，支持世界范围同心协力的行动。不论新政府及其国会会废除我的哪些具体措施，只要我们的努力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那么我指导新千年发展的方向就最终会被时代所接受。
在已被清理一空的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夜，我想起了几英尺之外放在两个长沙发中间的咖啡桌上的玻璃展柜，里面是尼尔·阿姆斯特朗1969年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标本。每当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超出理性，我就会打断说：“看到那块岩石了吗？它已经有36亿年的历史了，我们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还是冷静下来继续工作吧。”
这块岩石给了我对于历史和“眼光长远”这一说法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的任务就是过得更好，活得更长，而且还要帮助别人也这样做。身后之事以及别人对我们的评价都是无法控制的。时间的长河会带走一切。我们只能把握瞬间。我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有待他人去评判。我返回卧室收拾东西时已经快天亮了，还有时间和希拉里、切尔西共同分享这一刻。
次日早晨，我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给布什总统写信，希拉里也来了。我们以欣赏的目光向窗外望去，久久地凝视着这片我们度过无数难忘美好时光的院落，多少次我拿网球逗爱犬巴迪玩。希拉里离去让我独自完成这封信。我把信放在桌子上，叫来所有职员一一道别。我们拥抱，微笑，流泪，照相。然后我最后一次走出椭圆形办公室。
走出房门后，我张开两臂，等候我的媒体记者抓拍了这一瞬间。约翰·波德斯塔陪同我走下楼去，希拉里、切尔西和戈尔一家都等候在国务楼层，在那里我们将欢迎下一任总统。所有官邸职员都赶来道别——房间管理人员、厨房工作人员、花房工作人员、庭院管理人员、迎宾员、男管家、我的男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我看着他们的面庞，想要牢牢记住，因为不知何时才能和他们再相见，而且就算再次见到了也不会和现在一样。他们很快就要服务于另外一个同样需要他们的家庭了。
海军小乐队在大休息厅演奏，我坐在正在弹钢琴的查利·科拉多军士长身旁，他已经为总统们演奏了40年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查利总在那里，他的音乐给我们的许多日子带来了好心情。希拉里和我跳了最后一曲舞。大约10：30，布什夫妇和切尼夫妇来了。我们边喝咖啡边聊了几分钟，然后我们八个人走进专车，我和乔治·布什坐在一起，从宾夕法尼亚大道一直开到国会山。
一小时以内，让美国2阗多年来保持自由的和平权力交接再次进行。我们全家向新总统一家告别，然后驶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当然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总统专机了。我担任了八年总统，把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用在了政治上，最终我又恢复了普通公民的身份，但是我内心充满感激，仍然牵挂着自己的国家，仍然在思考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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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写此书是为了讲述我的故事，讲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所经历的事情；尽可能公正地描述争夺国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各种势力；解释我们生活的新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并就美国政府和公民的应对之策提出我个人的观点；让那些从未涉足公共事务的人们了解一下担任公职是何种感受，尤其是作为总统的甘苦。
记述往事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各种感受记忆犹新。随着我试图平息的党派之争在第二任期内愈演愈烈，我不禁想弄清楚自己的任职是以何种方式融人美国历史长河的。
美国历史主要是我们为完成国家缔造者们要建立一个“更完美联邦”的使命而奋斗的历史。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两党为我们的国家尽忠效力，改革派和保守派就变革什么、保留什么展开辩论。但是，当不得不变革时，我们都要接受考验，反思是否符合我们的根本使命：扩大机会，深化自由的涵义，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于我而言，就是使我们的联邦更加美好。
在每个转折点，我们选择的都是统一而不是分裂：合众国初期，建立国家的经济和法律体系；内战期间，废除奴隶制保住了联邦；20世纪初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采取措施使政府更加强大，以保留竞争、提高对劳动的基本保障、为穷人及年老体弱者提供帮助，保护自然资源不被掠夺；60年代和70年代，推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在每一阶段，当我们为解释、保卫和扩大联邦而斗争时，强大的保守力量就会出来抵制，而且只要结果尚未确定，政治和个人冲突就会加剧。
1993年我就职时，我们正从工业时代向全球信息时代迈进，联邦面临着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美国人民面对的是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有待回答：我们是选择全球经济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我们是用无可比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勇敢面对全球化世界出现的威胁，还是仅仅满足于成为封闭的美国堡垒？我们是摒弃工业时代的政府及其承诺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还是对它进行改革，在保持其长盛不衰的同时给人们在新时期提供成功的途径？我们日益加剧的种族和宗教多样化会破坏还是会加强我们国家的统一？
作为总统，我给出的回答就要使我们的联邦更加完美，人民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团结一致，从而把21世纪的美国建成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政治中心。2／3的公民赞成我的基本路线，但在有争议的文化问题和一直引入瞩目的减税问题上，选民们分歧甚多。一旦遇到不确定的结果，党派之争和个人攻击就肆虐起来，很像建国之初的情形。
无论我的历史分析正确与否，我评价自己总统业绩的主要依据是，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我是这样计分的：上百万人有了新的工作；新的家和大学资助；孩子们有了医疗保险和课后补习；一些人不再依赖福利救济而选择去工作；不少家庭享受了家庭休假法的好处；人们居住的社区更加安全——所有人都能讲出他们的故事，而且故事都是越来越好。所有美国人的生活都更好了，因为空气和水更纯净，更多的自然遗产得到保护；而且，我们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和平、自由、安全和繁荣。这些他们也有自己的体会。
我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驶向一片未知的水域，驶向一个充斥着表面上毫不相关的积极和消极力量的世界。因为我用毕生精力让自己的双重生活合而为一，而且从小就被教育应看到所有人的长处，再加上任州长时亲眼目睹了全球化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所以我认为自己明白美国正处于何处，以及该如何步人新的世纪。我知道怎样才能使事情协调一致，也知道这样做的艰辛。
9月11日，基地组织利用全球化的产物——开放的边界、宽松的移民和旅游政策、容易获得的信息和技术——在纽约市、华盛顿市和宾夕法尼亚州谋杀了来自70多个国家的近3000人。事情又到了崩溃的边缘。世界为我们的损失而惋惜，同时也支持美国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从那以后，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愈演愈烈，虽然国内外也存在一些可以理解的、正当的分歧。
我们生活的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从根本上讲并不稳定，机遇和毁灭力量并存。这种状况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的世界从相互依存阶段发展成为拥有共同责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更加统一的全球共同体。建立这样的世界和战胜恐怖主义绝非一日之功，它将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一大挑战。我认为美国要引领世界就必须做好以下五件事情：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并提高我们相应的防御能力；通过帮助世界50％没有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解决贫困、教育、疾病和政府腐败问题，以增加朋友、减少敌人；加强全球合作机制，并通过它们促进安全与繁荣，与恐怖主义、艾滋病、全球变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做斗争；继续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学习的典范；努力结束认为分歧比共同的人性更重要这一由来已久的强迫症心理。
我相信世界将继续保持从孤立到互相依存到合作的前进趋势，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自从我们的祖先10万多年前第一次踏上非洲的热带稀树草原，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冷战结束后的15年来，西方已经与俄罗斯、中国等宿敌大大和解了；全球半数以上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生活在自己选举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合作史无前例，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与贫困、疾病和全球变暖做斗争并让全球所有儿童上学受教育的共识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和其他许多自由社会已经表明，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们可以互相尊重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的国家不会被恐怖主义毁掉。我们会打败它，但这样做时必须谨慎，务必不能损害美国的性格和子孙的未来。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的理想成了全球的使命。
就个人而言，我仍在为年轻时定下的人生目标努力奋斗。做一个好人是我毕生的愿望，这要求我学会克制愤怒并勇于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而且，这还要求我学会宽恕。希拉里、切尔西、我的朋友、上百万的美国人民乃至全球民众都给予了我宽恕，我也要向别人敞开最宽阔的胸怀。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我最初到黑人教堂做礼拜时，第一次听到人们将葬礼称为“回家”。我们最终都将回家，我想我也要做好准备。
同时，很多事情又让我欣喜至极，切尔西正开创自己的生活，希拉里在参议院表现出色。我的基金会努力给美国及全球的贫困地区带去经济、教育和服务的机会；努力与艾滋病做斗争并给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低价的药物；继续支持我对种族和宗教和解的毕生信念。
我有遗憾吗？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谈到的，于公于私都有。至于怎样看待成功和遗憾的比例，我想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我只不过想讲述自己的欢乐与悲伤、梦想与恐惧、成功和失败。而且，我努力解释自己在世界观方面与曾经斗争过的极右翼势力不同。实际上，他们也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真理，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认为圣保罗的话很有道理，他说我们在此生“是通过一扇模糊的窗子看世界”，“对事物的了解是片面的”。所以，他赞颂的美德是“信念、希望和爱”。
我过着一种奇妙而不可能的生活，充满了信念、希望和爱；生活给予我太多的恩惠和好运。这种奇妙的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与许多人不同，我有幸每天都为自己的信仰努力工作，这种信仰自儿时在外祖父的小商店里玩耍时就形成了。有爱我的、慈祥的母亲关心我的成长，从伟大的师长那里学到了知识，交到许多忠诚的朋友，同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女性建立了幸福的生活，还有一个女儿能把我生活中的希望延续下去。
正如我说过的，我认为这是个好故事。而且，讲述它时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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