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天，我又给了阿拉法特我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他还是拒绝了。相比之下，以方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他甚至不愿意以这些让步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我再一次请几位阿拉伯领导人来干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试图敦促阿拉法特，他们告诉我他不愿意做出妥协。看起来会谈陷入了僵局，而且是灾难性的。鉴于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请他们在我去冲绳期间继续留下来磋商。尽管他们同意了，但我离开后巴方仍然拒绝在我提出的建议基础上谈判，称这一方案早巳被他们拒绝；以方也不愿妥协。造成这一局面有我的失误，因为我没有明确告诉阿拉法特留下来谈判到底应该干什么。
我给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其他成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她邀请阿拉法特去她的农场，邀请巴拉克去附近葛底斯堡著名的内战战场。这让他们很感兴趣，但两人之间却没有进展。什洛莫·本一阿米和前将军阿姆农·沙哈克同穆罕默德·达赫兰和穆罕默德·拉什德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他们是各自代表团中最愿意迈步向前的人，但即便是他们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恐怕也不能改变各自领导人的意愿。
我在第十三天赶回来，又开始连夜工作，主要研究的是安全问题。第十四天也是如此，一直到凌晨3点多。阿拉法特认为，如果不出现“主权”一词，对圣殿山和整个东耶路撒冷的有效控制就仍然不够。在放弃之前的努力中，我试图劝说巴拉克接受阿拉法特对东耶路撒冷城郊的全面主权、在东耶路撒冷内部的有限主权、对“高贵的避难所”的“监管”主权，但阿拉法特再一次拒绝。我中止了谈判。这让人沮丧和伤心。双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要求几乎没有区别——归根到底就是谁拥有主权。
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我总结说在冲突的历史、宗教、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下，双方无法在目前达成协议。为了给巴拉克回国后一个体面的理由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我说一方面阿拉法特清楚地表明他愿意继续会谈，另一方面巴拉克展现出“非凡的勇气、远见以及对这一时刻的历史重要性的理解”。
我说，以我八年在全球维护和平的经历来看，巴以都对对方表现出真正的尊敬和独到的理解，而且首次坦诚地探讨了冲突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各自的底线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相信在年底前能够有机会达成协议。
阿拉法特一直想把会谈继续下去，他不止在一个场合中声明未来他不可能再遇到像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和美国谈判代表团这样致力于和平的组合了，但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不表现出灵活的态度。或许他的代表团内部就无法在让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许在他们真正伸出和平之手前想利用一次谈判机会看看到底能从以色列那里得到什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让巴拉克完全暴露在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中。巴拉克是以色列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这并非没有意义；不论他有多么鲁莽和固执，巴拉克为了给以色列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总是甘冒更大的危险。在对媒体的讲话中，我请以色列人民放心，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他们安全的事情，他们应当为他感到自豪。
阿拉法特以不到最后一刻不做决定而著称，或者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半夜前五分钟”。离我卸任还有仅仅六个月了。我真心希望阿拉法特的手表能够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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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营会谈正在进行的同时，其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与越南达成了一项全面贸易协议；众议院批准了我的长期支持者麦克辛·沃特斯提出的修正案，同意实施首批千禧年减债。此时，该计划在博诺的领导下已经有了人数众多的支持者。
到那时，博诺已成为华盛顿政治生活中的常客，而且变成了一流政客，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出其不意的本领。一天，拉里·萨默斯来到我的椭圆形办公室，他对经济学了如指掌，却对大众文化一无所知。他说刚刚同“一个叫博诺的人”就减债问题进行了交谈，“他穿着牛仔裤、T恤衫，戴着一副大太阳镜。来见我就是为了减债的事，而且对事情很在行”。
八国峰会批准了我们到2015年使全球儿童都接受小学教育的承诺，所以冲绳之行可以说非常成功。我先拨款3亿美元为900万儿童每天提供一顿丰盛的饭菜，当然前提是他们要到学校来。向我提出这一倡议的是驻罗马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乔治·麦戈文大使、麦戈文倡导食品券方面的老搭档鲍勃·多尔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我还视察了冲绳的美军基地，感谢日本首相森喜朗让美军在此驻扎，并许诺减轻我们的军事存在所造成的紧张状况。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八国峰会，为赶回戴维营而匆匆离开不免有些遗憾。八年来，各国领导人对我所提出的倡议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并通过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
切尔西陪我一起去了冲绳。对希拉里和我来说，今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下半年女儿能待在家里，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的前三年攒足了学分，所以最后的六个月里可以在白宫和我们共度。现在她既要帮妈妈竞选，也要在白宫助我一臂之力并陪同出访。她在这两方面都干得很出色，她的陪伴让我们感到生活越发美好。
月末，我和共和党人继续为减税而斗争。他们仍想将未来十年的预算盈余花在减税方面，说什么钱是纳税人出的，理应还给他们。这个理由很充分，但是除了一点：预算盈余只是推算，能否减税还要看是否真正实现财政盈余。我试图给民众讲清楚：假设你们收到了知名电视主持人埃德·麦克马洪早已广泛宜传的一封信，开头就说“你或许已经赢得了1000万美元”。我说收到信就花掉1000万美元的人应当支持共和党人的计划；其他人则应当“紧跟民主党，保证繁荣的势头”。
8月非常繁忙。月初，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在费城获得提名。希拉里和我去玛莎葡萄园为她举行了几次竞选募捐会。然后，我去爱达荷州看望扑灭一场危险森林大火的消防队员。9日，我给15名美国人颁发了自由勋章，其中包括已故的参议员约翰·查菲、参议员帕特·莫尼汉、儿童防卫基金的创立者玛丽安·埃德尔曼、预防艾滋病积极分子马蒂尔德·克里姆医生、杰西·杰克逊、民权运动律师克鲁兹·雷诺索法官以及韦斯·克拉克将军。在光辉的军旅生涯结束前，克拉克将军领导了反对米洛舍维奇及其种族清洗的艰苦战斗。
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中，确实有一件事情与政治毫无关系：我去了朋友比尔·希贝尔斯位于芝加哥附近、伊利诺伊州南巴林顿的柳溪社区教堂。在比尔的牧师领导会议上同几百人座谈。话题包括我何时决定从政，我的家人都去哪里做礼拜以及这对我的意义，为什么很多人仍不相信我已经为自己的过错道了歉，我怎样运用民意测验，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些，我希望以怎样的方式被大家记住等等。希贝尔斯具有不同寻常的寻根问底的能力，可以让我谈论那些通常不愿公开提及的事情。能花几小时置身于政务之外真是惬意，况且还可以进行内心自省，这是忙于政治事务时无暇顾及的。
8月14日晚，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幕。希拉里对民主党人给予自己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并郑重地指出了今年选举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播放了哈里·托马森夫妇制作的我的第三次会议录像，里面概括了八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在潮水般的掌声和鼓舞人心的乐曲声中，我走上台去。大家静下来时，我说今年的选举其实是关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让进步和繁荣保持下去吗？”
我请在座的民主党人确信，我们一直执行的是1980年里根总统提出的一个政党是否有能力继续执政的标准：“同八年前相比，我们今天更富裕了吗？”事实也证明哈里·杜鲁门的那番话是正确的——“如果你想活得像个共和党人的话，最好投民主党人的票！”听众高呼表示支持。我们更富裕了，而且不仅是经济方面。就业机会增多了，被录用的人多了，债务减少了，少女母亲也少了。我们既变得多样化，又更加统一。我们已经修建并跨过了通往21世纪的桥梁，“并且，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我明确指出，我们在繁荣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同样是对美国性格、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的检测，就如同过去逆境时的考验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民主党掌权的国会，美国早就有了《病人权利法案》、可以增加最低工资、有维护女性利益的强有力的同工同酬法律以及中产阶级大学学费和长期看护的课税减免。
我赞扬了希拉里30年来为公共事业做出的贡献，尤其在白宫期间为儿童、家庭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说，正如她一直和我们的家庭在一起，她也会和纽约州及美国的无数家庭在一起。
然后，我列举了戈尔的诸多优势，重点强调了他坚定的信仰、睿智的看法、对未来的理解和宽阔的胸怀。我感谢蒂珀关于精神健康的倡议，并赞扬戈尔选择乔·利伯曼是明智之举。我还谈起了和乔的30年友情，以及60年代乔在南方为民权运动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大党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位犹太裔美国人，他证明了艾尔确实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国”。在讲话的末尾，我表达丁自己的感谢和一个请求：
我的朋友们，54年前的这个星期，在一场夏季的暴风雨中，我诞生在南方一个小镇的一位年轻寡妇家中。美国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探索怎样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机会以实现你们的梦想。现在，我已两鬓斑白，皱纹也越来越深，但投入到我挚爱的工作中的乐观和希望与八年前一样没有丝毫改变，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心中是何等的感激。
我的美国同胞们，此刻，我们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一定要慎重考虑、深入感受，并做出明智的选择。还请记住……一定要以人民为先，要继续修建那些跨越障碍的桥梁。不要停止对未来的思考。次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抵密歇根州的门罗，同戈尔夫妇一道参加“火炬传递”活动。一大群人为戈尔送行，他要去洛杉矶宣布获得提名并当选为民主党主席，而我则要去当地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很多年都没吃麦当劳了。
布什一切尼的竞选组合确立了双面的竞选主旨。积极的方面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保证选民享有和我们现在提供的一样的条件，但政府更小、减税更多。消极的方面是提高道德水准，结束华盛顿激烈的两党之争。说得轻一点的话，这其实是言不由衷。在团结华盛顿的共和党人的问题上我用尽了所有手段；他们却从我上任第一天起就想把我妖魔化。现在却说“只要你让出白宫，我们就会停止胡作非为”。
除非选民认为戈尔也做了什么错事，否则有关道德水准的争论不应引起共鸣，况且选票上还有一位非常非常正直的利伯曼。我不在候选之列，所以选民要是拿我的错误来批评他们的话，不但不公正，而且不利于他们自己。我知道他们的策略不会奏效，除非民主党人认可了共和党人言论的合法性，并且没有能够提醒选民弹劾事件的彻底失败以及如果右翼势力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将给国家造成的更大损失。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一位副主席早就宣称如果布什当选，他们就会在白宫设立办公室。
大会之后，民意测验表明艾尔·戈尔反超并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我陪希拉里去纽约州北部芬格湖区度假几天并做些竞选宣传。她目前在竞选中遇到的问题和刚开始时有所不同。朱利亚尼市长已经退出，她的新对手、长岛地区的国会议员里克·拉奇奥提出了新的挑战：他风度翩翩、为人精明，和朱利亚尼相比没那么偏激，却更加保守。
月末，我做了两次短途旅行。在华盛顿同墨西哥当选总统维森特·福克斯会晤后，我飞往尼日利亚会见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我希望支持他在减少艾滋病方面的努力，以避免尼日利亚的感染率上升至南部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强调最近通过的非洲贸易法案，希望能够帮助尼日利亚困难的经济。奥巴桑乔和我出席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集会，会上一名年轻女学生讲述了她在学校普及艾滋病知识的努力；一个叫约翰·伊贝克韦的男子的故事非常动人，他和一个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的女子结婚，后来也感染了，但他拼命地为妻子找药，希望生下的孩子没有感染这种病毒。最终约翰成功了，小玛丽亚出生后没有携带病毒。奥巴桑乔总统把伊贝克韦的妻子请到台上，拥抱了她。这一动作非常感人，它清楚地表明尼日利亚不会拒绝帮助艾滋病患者，而其他国家却因为拒绝提供帮助而导致艾滋病愈演愈烈。
我离开尼日利亚，飞往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去参加由纳尔逊·曼德拉主持的布隆迪和谈。曼德拉希望我和其他几位非洲领导人能共同出席和谈的最终阶段，以规劝布隆迪各派领导人签署协定，避免出现另一幕卢旺达悲剧。曼德拉跟我讲得很清楚：我们轮流唱红脸黑脸。我发表一个积极的讲话，敦促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然后曼德拉再要求他们在他提出的协议上签字。这招确实管用：皮埃尔·布约亚总统和19个派别中的13个在协议上签了字，很快又有4个签署了协议。尽管此行给我增加了负担，但参加布隆迪和谈给非洲和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美国是和平的调解人。正如我在开始戴维营会谈之前讲过的——“要么我们取得胜利，要么在尝试中陷入僵局。”
8月30日，我飞往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同行的有丹尼斯·哈斯特尔特议长及另外六位众议员，乔·拜登和另外三位参议员，还有一些内阁成员。我们都想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总统的“哥伦比亚计划”的支持，该计划的目的是将这个国家从毒品走私犯和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他们控制了这个国家1／3的国土。帕斯特拉纳为了和平甘冒生命危险，曾孤身一人到游击队的据点和他们谈判。努力失败后，他请求美国帮助实现“哥伦比亚计划”以取得胜利。由于哈斯特尔特的强力支持，我从国会得到10亿美元的专项拨款。
卡塔赫纳是一个有城墙围绕的古城。帕斯特拉纳带我们同城中打击毒贩的官员还有那些深受暴力之害的人见面。其中·有一位警官的遗孀，她丈夫在执行任务时被杀害，他只是成百上千因为正义和勇敢而被杀害的人之一。安德烈斯还把切尔西和我介绍给一群可爱的年轻音乐家。他们把自己称为“巴耶那多的孩子”，他们的家乡巴耶那多是在暴力控制下的村落。那晚，他们身着传统服装为祈祷和平唱歌跳舞，帕斯特拉纳、切尔西和我也在卡塔赫纳的街道上和他们一同起舞。
9月，第一周结束时，我否决了取消房地产遗产税的提案；宣布将推迟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将其留给下一任总统；我和希拉里在纽约州博览会上做竞选宣传。周末，我去联合国参加千禧年峰会。这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最大的一次聚会。我在联合国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简短但充满激情，我呼吁国际社会在安全、和平、共同繁荣方面加强合作，目的是遵循一个简单原则建设我们的世界——“每个人都重要；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只要相互帮助就能都做得更好。”
演讲结束后，我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迪克·霍尔布鲁克一起倾听下一位发言人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的讲话。伊朗最近几年举行了几次选举，有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市长选举。每次改革派都能赢得选票中的2／3到了0％。但问题是，在伊朗的宪法下，由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委员会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宣布某些立法无效并禁止一些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还控制着伊朗的国外情报行动，为其支持恐怖主义提供资金。我们尽量接触哈塔米，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还对他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推翻伊朗的当选政府是错误的。希望我做出的尊敬姿态能够让下一位总统取得更大进展。
科菲·安南和我共同主持了传统的午餐会，临近结束时，按照我的惯例，我起身站在桌子旁，和离开的领导人一一握手。我本以为最后一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纳米比亚官员，他挡住了我的视野。但他离开后却露出了被他挡在身后的最后一位——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伸出手来，我也握住他的手，这是40多年来首位美国总统这样做。他说他不想给我制造麻烦，只是希望在我离任前表示自己的敬意。我回答说希望有一天两国能够和解。
联合国会议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每天增加原油产量80万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9月19日，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批准了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这样就扫清了中国人世的障碍。我敢确信，时间会证明这是我八年任期内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9月希拉里也好事连连。12日她赢得初选，在布法罗由提姆·鲁塞特主持的辩论中轻松击败拉奇奥。拉奇奥有三个问题：他声称纽约州北部困难重重的经济已经有所好转；进行有误导的竞选宣传（后来被要求加以解释），暗示莫尼汉参议员支持他而非希拉里；当着希拉里的面想强迫她承认不属实的竞选资金。希拉里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风度并回答问题，而她确实做得不错。一周后，民意测验表明她以48％对39％领先拉奇奥，新近加入支持她的队伍的是城郊妇女。
9月16日，在同黑人国会议员共进晚餐时，我满怀感情地向以非洲裔为主的一大群人道别。我回顾丁取得的成绩；对戈尔和利伯曼的竞选表示支持；并请求他们支持高素质但始终得不到重用的黑人法官。然后我抛开讲稿，用下面这段话结尾：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托尼‘莫里森曾说我是这个国家第一位黑人心中的总统。这个荣誉对我来说胜过诺贝尔奖。这是因为在我模糊的记忆深处，有对你们思想的深刻了解，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为那些被抛弃、有时受到伤害、但通常是被遗忘的人的命运担忧。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到底要感谢谁。但我确信我配不上这个荣誉，因为无论我做了什么，我想都是应该的。我别无选择。
几天后的20日，我在同国会西班牙裔同盟共进晚餐时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在基督教主教大会上也是如此，我还强调虽然离卸任仅有120天，但在此期间将竭尽全力和国会一同致力于中东和平。随着国会对我任期末的宽容，我知道自己有机会取得更多成果，但在中东问题上却不敢保证。几天后，在我的经济小组的陪同下，我宣布中等收入的水平在去年增加了1000美元，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突破4万美元大关；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去年减少了170万，12年来首次大幅度下降。
9月25日，经过我方工作组几周的努力，巴以会谈又步人正轨，巴拉克邀请阿拉法特到家中共进晚餐。在快要结束时，我打电话去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第二天，双方派代表团到华盛顿继续在戴维营未完成的谈判。28日，事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阿里尔·沙龙成为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该地区以来首位踏上圣殿山的领导人。摩西·达扬曾经说过穆斯林的宗教圣地应当受到尊重，从那时起圣殿山就受到穆斯林的密切注视。
阿拉法特说他已经请巴拉克阻止沙龙这样做，因为此举明显是要确认以色列对该地区的主权。这同时也是沙龙对前总理内塔尼亚胡挑战他在利库德集团领导地位的有力回应，因为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似乎比沙龙还要强硬。我也希望巴拉克能阻止沙龙煽动性的举动，但巴拉克告诉我他做不到。相反，沙龙被禁止进入岩石拱顶寺或阿克萨清真寺，他是在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护送下到圣殿山的。
我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敦促阿拉法特制止暴力。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能够不以牙还牙，哪怕只有一次，也会创造很好的机会。我想巴勒斯坦儿童应该手持鲜花欢迎沙龙，并告诉他即便是巴方控制了圣殿山，也会随时欢迎他的到来。但正如阿巴·埃班很早前就讲过的——巴勒斯坦人从来都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错过的机会。第二天，巴勒斯坦人在哭墙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色列警察对投掷石块的人和人群中的其他人发射了橡皮子弹，至少有五人死亡、几百人受伤。随着冲突的升级，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两幅痛苦而无助的画面：一个在交火中被击中的12岁巴勒斯坦男孩在他父亲怀里死去；两个以色列士兵被从一所建筑物中拽出来活活打死，尸体被拖着到处游行，杀死他们的一名巴勒斯坦人还骄傲地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展示了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
中东问题愈演愈烈耐，巴尔干局势却趋于缓和。9月的最后一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总统大选中被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击败。我们介入了选举过程，以保证结果公正并且世界能够听到科什图尼察的声音。米洛舍维奇当然要竭力挽回，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告诉他成功是不可能的。10月6日，巴尔干屠杀的幕后主谋承认失败。
10月初，我在内阁厅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均对减债提议表示支持，帕特·罗伯逊牧师也在场。他和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的强烈支持表明了减债拥有多么广泛有力的支持。在国会，麦克辛·沃特斯，我们最没有偏见的议员，和保守的预算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克共同推动这一努力。甚至杰西·赫尔姆斯也对此表示支持，这当然要非常感谢博诺所付出的私人努力。早期的结果鼓舞人心：玻利维亚在健康和教育上投入资金7700万美元；乌干达将小学人学率提高了一倍；洪都拉斯将义务教育的时间从六年提高到九年。我打算在最终的预算协议中涵盖所有的减债。
这个月的第二周，希拉里在与里克·拉奇奥第二轮也是更有礼貌的辩论中表现不错；我签署了与中国的贸易法案，并对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去北京并在最后一刻同中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艰辛努力表示感谢；还签署了我所倡议的《土地遗产计划》和增加美国原住民社区新投资的法案；10月11日，我和希拉里在查帕奎庆祝我们25周年结婚纪念。我们年轻时和刚刚开始创业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但现在女儿都要大学毕业了，我的白宫岁月也即将结束。我相信希拉里能够在参议员竞选中取胜，也对所有人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但我的遐想第二天就被打碎，一艘满载炸药的小船在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旁爆炸，17名水兵死亡，这明显是恐怖袭击。我们都认为这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干的，但也不敢确信。中央情报局赶去调查，我派国防部、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一同前往，也门总统阿里·萨利赫承诺在调查中全面合作，并将罪犯绳之以法。
与此同时，我催促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抓捕本·拉登。我们曾准备在10月对其发动一次导弹袭击，但中情局在最后一刻建议取消，原因是对其藏身之地没有可靠把握。除非对本·拉登的下落有了可靠情报，否则五角大楼反对派遣特种部队进入阿富汗，因为有随之而来的后勤保障问题。剩余的选择都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所有可疑的营地发动大规模轰炸或进行大规模搜索。如果找不到基地组织对“科尔”号事件负责的证据，我想哪一个方案也行不通。我非常失望，真希望在离任前能锁定本·拉登并进行导弹袭击。
在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进行了选举宣传后，我飞往埃及的沙姆伊沙赫参加有关中东冲突的峰会，与会者有穆巴拉克总统、阿卜杜拉国王、科菲·安南和现任欧盟秘书长的哈维尔·索拉纳。他们都希望能结束冲突，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虽来到场，但早巳介入这一问题。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也在场，但相互间的态度仿佛就像在世界的两极。巴拉克希望结束冲突，而阿拉法特想就以方军警滥用武力讨一个说法。乔治·特内特就安全问题同双方研究了一个方案，我则负责让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接受，并准备在峰会结束时的声明。
我告诉阿拉法特，我准备就和谈的主要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前提是他必须同意安全方案，因为不结束冲突就不会有和平，阿拉法特同意了。然后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准备我要代表各方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有三个部分：承诺结束冲突；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造成冲突和双方行为的根源，该委员会由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共同任命，并征求科菲·安南的意见；承诺继续推动和平谈判。这听起来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希望成立一个由联合国组成的委员会，并立即恢复和谈；巴拉克希望成立一个由美国组成的委员会，并尽量推迟和谈，以观察冲突是否会平息。最终，穆巴拉克和我单独与阿拉法特会面，说服了他接受这一声明。没有胡斯尼的帮助是做不到的，此前，我一直认为他不愿意深人参与和平进程，但那天晚上他表现得观点请晰、言词有力、卓有成效。
返回美国后，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前往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参加“科尔”号爆炸事件中遇袭人员的悼念仪式，并私下慰问了他们悲痛欲绝的家人。像沙特霍巴塔营地爆炸案中的空军士兵一样，我们的海军士兵在一场完全不同于他们受训内容的冲突中丧生，而这根本不是他们受训去迎接的战斗。在这种情形下，敌人难以防范，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目标，我们强大的武器库对他们构不成震慑，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公开成了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知道在与本·拉登的斗争中我们最终会取胜，但不知道在找到正确解决方法之前，要有多少无辜的民众为此丧生。
两天后，希拉里、戈尔夫妇和我一同前往密苏里州的杰斐逊市，参加一个悼念仪式，悼念因乘坐小型飞机失事而丧生的梅尔·卡纳汉州长、他的儿子和他的一位年轻助手。早在1992年大选时卡纳汉就对我表示支持，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他是位很好的州长，是福利改革方面的领袖，去世前他正和现在的州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竞争参议员席位，双方势均力敌。现在再换其他候选人已经来不及了。几天后，琼·卡纳汉说如果密苏里州的选民投她丈夫的票，她就替他完成这些任务。他们确实投了他的票，琼在服务期间表现卓越。10月的最后几天，随着总统选举最后关头的临近，我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继续签署和否决议案；在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开展竞选活动，并在纽约州帮助希拉里做宣传。在生日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罗伯特·德尼罗教我如何像一个真正的纽约州人那样讲话。
会议之后，艾尔·戈尔把选举定位为“民众和权势”间的竞争。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能想到的保守派利益集团——医疗保险业、烟草公司、重污染企业、全国来复枪协会等等——都支持乔治·布什。但艾尔这一口号的问题是没能反映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本该受益于此；并且没能与布什反其道而行之的公开承诺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平民主义的口号也让部分摇摆选民认为艾尔或许会改变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接近月末，艾尔开始强调“不要冒丧失经济繁荣的危险”。到11月1日，他的支持率在民意测验中有所上升，但依旧落后布什四个百分点。
选举的最后一周，应格雷·戴维斯州长的邀请，我飞往加利福尼亚，为戈尔和我们的国会候选人忙了两天，在哈莱姆黑人区为希拉里做了广泛宣传，然后在周日返回阿肯色州的家里，为迈克·罗斯的竞选助阵，他在1982年我竞选州长时曾是我的司机，现在他要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杰伊·迪基一比高下。
选举的前一天及选举当天，我参加了全国60多个广播访谈节目，劝说民众投票选举艾尔、乔以及我们各地的民主党候选人。我早就录制了170多条电台广告和录音电话，电话专门打到民主党的中坚分子和少数族裔民众的家中，请求他们投我们候选人的票。
在选举当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道格拉斯·格拉夫林小学投票，即查帕奎当地的投票站。这种体验既奇怪又美妙：奇怪是因为这所学校是我在阿肯色州以外惟一投过票的地方，在26年的政治生涯之后，我的名字最终不在选票上了；美妙是因为我必须为希拉里投票。切尔西和我先投票，然后相互拥抱，接着看希拉里给自己投出了一票。
选举当晚的感觉就像是乘坐过山车。希拉里赢得了胜利，55％对43％，选举前的民意测验中除一次之外，这是最大的优势了。我因她而自豪。她在纽约州的经历就像是在绞干机里一样，和我1992年时的情形如出一辙。她先是占优势，接着落后，接着又占优势，但她始终保持应有的风度，奋力向前。
当我们在纽约市的君悦大酒店庆祝她的胜利时，布什和戈尔旗鼓相当。几个星期以来每个人都知道大选的结果将会很接近，很多评论员说戈尔可能在民众投票上会失败，但仍旧会赢得总统选举团的投票。大选前两天，我看了看地图和最新的民意测验结果，告诉史蒂夫·里凯蒂形势可能对我们不利。我们的选民投票很积极，和那些想赢回白宫的共和党人一样。在几个大州艾尔将会以较大优势获胜，但布什会赢得更多以农业为主的州，这样他们就在总统选举团的票数上占优势。在大选的当天，我仍然认为艾尔会赢，因为他有这种势头并且在重要问题上的主张都是正确的。
戈尔确实赢了，比对手多出50万张选票，但总统选举团的投票悬而未决。戈尔在新墨西哥州以366票的微弱优势取胜后，焦点最后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如果拉尔夫·纳德不参选的话，新墨西哥州等几个州的实际结果不会这么接近。我让比尔·理查森最后几个星期待在他自己的州，或许差别就是他造成的。
在我1996年大选取得胜利的州中，布什赢得了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田纳西州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在1992、1996和200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的选票一般稳定在47％到48％之间。但全国来复枪协会在该州和包括阿肯色州在内的其他几个州，给艾尔造成很大伤害，例如，持平民主义观点的耶尔县——克林顿家族一个世纪前就在此定居——在文化上是保守的，民主党人必须在这里取胜以便在整个州的选举中取得均势，但戈尔以47％对50％输给布什，就是因为有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干预。或许我可以扭转局势，但这需要两到三天去农村宣传，而且直到选举前回到那里时我才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
枪支游说团努力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击败艾尔，如果没有当地工会（自身也有很多全国来复枪协会成员）鼎立帮助，他们很可能就会成功。工会反击的口号是“戈尔不会拿走你们的枪，但布什会解散你们的工会！”不幸的是，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在基层没有足够多的工会成员来赢得选举。
在肯塔基州这个种植烟草的地方，我们反对烟草企业把市场推向孩子的立场影响了艾尔。在西弗吉尼亚州，他遭受的打击来自倒闭的韦顿钢铁公司，一家由员工拥有的公司。员工和他们的家人都认为倒闭是我的失误造成的，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没有限制从俄罗斯和亚洲进口廉价钢材。有证据表明公司倒闭另有原因，但韦顿的工人可不这样认为，于是艾尔就成了牺牲晶。
布什仅仅以7000票多一点的优势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因为纳德得到了22198张选票。更糟糕的是，纳德在佛罗里达州拿到了9万多张选票，在这场将要拖上一个多月的选举之争中布什的命运悬于一线。
佛罗里达投票战开始后，很清楚我们在参议院获得了四个席位、在众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包括杰伊·迪基在内的三位现任众议院共和党人被打败，他在阿肯色州输给了迈克·罗斯。民主党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了四个席位，在角逐中除了一场外全部胜利。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对艾尔不利，因为负责选举的主要官员凯瑟琳·哈里斯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州长杰布·布什关系密切，而且证明选民身份的州议会同样由保守的共和党人主导。另一方面，在通常对选票计数有最后发言权的州最高法院，虽然民主党州长任命的法官更多，但这些法官都很少有党派之见。
两天后，下任总统是谁仍然是个谜。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阿拉法特。冲突正在平息，我想他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和平问题了。我告诉他如果想达成协议的话，只有不到十周的时间了。在一个私下场合，我挽着他的手臂，眼睛盯着他说，我有一个机会和朝鲜达成协议以结束其生产远程导弹的问题，但我必须亲自到那里去。整个行程大约要一周多，因为还要去韩国、日本和中国做短暂停留。
如果真想在中东地区谋求和平，就必须达成这一协议。我告诉阿拉法特在帮助巴勒斯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国一事上我尽了最大努力，但同时也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在我做出了这么多努力后，阿拉法特如果不想谋求和平，他也应该告诉我，这样我便可以去朝鲜结束另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他请求我留下，说我们必须完成和谈，如果不能在我离任前完成的话，再想达到目前的状况恐怕还需要至少五年。
当晚，我们设宴庆祝白宫落成200周年纪念。伯德·约翰逊夫人、福特总统夫妇、卡特总统夫妇、老布什总统夫妇都到场庆祝这幢人民建筑的生日，约翰·亚当斯以后的总统都在此居住过。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时刻，但老布什总统夫妇却放心不下，毕竟儿子的竞选结果胜负难料。但我很高兴他们能来。
几天后，切尔西和我去文莱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址选在新落成的酒店和会议中心，大会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主持。在为避免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必要改革方面我们取得了进展，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答应与我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一事开始谈判。我还饶有兴致地和他在夜间高尔夫球场打了一局，这种夜间球场专为避暑而设。1993年，我开创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今，我高兴地看到该组织的壮大及其所做的工作。在任内的最后一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我想我的努力已经结出硕果。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协议里，还体现在建立了一个在新世纪将美国和亚洲联系在一起的机构。
离开文莱，切尔西和我到越南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我们去了河内、胡志明市（旧称西贡）以及美越双方一起挖掘越战中失踪美军士兵遗骨的地点。希拉里特地从以色列赶来，她刚刚参加完利娅·拉宾的葬礼。
我同共产党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和胡志明市市长见了面。职位越高，领导人说话听起来越像老式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主席黎可漂试图利用我反对越战的态度来谴责美国当年的举动是帝国主义行为。我对此非常生气，尤其这些话是当着皮特·彼得森大使的面说的，彼得森曾是一名战俘。我告诉这位领导人，尽管我不赞成当年的对越政策，但无论怎样，当时的决策者们不应被称作帝国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他们是自认为在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好人。我指着皮特说，他在被称为“河内希尔顿”的监狱里待了六年，但原因并不是因为想在越南开拓殖民地。我们两国已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关系正常化、贸易协议、围绕战争中失踪人员展开双边合作，现在不是重揭历史伤疤的时候。国家主席陈德良也是一样，只是少了一点教条。
潘文凯总理和我在多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建立丁良好的关系；一年前他就对我反越战的态度钦佩有嘉。当我称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越战支持者是想让越南人获得自由的好人时，他回答道：“我知道这一点。”潘文凯关注的是未来，希望美国能在落叶剂受害者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对越南给予支持。胡志明市市长武日清说起话来同我所认识的活跃有为的美国市长一样，夸耀着自己在乎衡预算、裁员、争取国外投资方面取得的业绩。在当地一家餐馆用完便饭后，我还同一大群自发聚集起来欢迎我的友好群众握手，他们想建设共同的禾米。
参观战争失踪人员遗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回想起与在越南战场上牺牲的高中同学共处的时光，回想起1970年我在莫斯科帮助过的一位男子，当时他在寻找自己失踪儿子的消息。同越南人一起工作的美国人认为，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失踪的飞行员劳伦斯·埃弗特中校30多年前就是在那里坠机的。他现已成人的子女陪我们一同去了出事地点。我们的士兵和越南人一起站在齐膝深的泥里，把泥切成大块搬到附近的棚子里，然后再仔．细筛滤。他们已发现了飞机的零件和一件军装，这几乎足以证明失踪者的身份。这项工作在一位美国考古学家的监督下进行，他自己就是越战老兵。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挖掘。他们工作时的小心与精细让人赞叹，在场帮忙的越南人亦是如此。很快，埃弗特一家找到了他们父亲的遗骨。
从越南返回的途中，我得知我在被弹劾时的白宫法律顾问查克·拉夫突然辞世。一下飞机，我就去看望他的妻子休。查克非常杰出，他以技巧和勇气领导我们的辩护团在参议院陈词。
11月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中东问题和佛罗里达重新计票问题上。三个大县成千上万张选票没有被统计，这对戈尔不公平，因为从混乱的计票和出问题的打孔机造成的未统计选票来看，戈尔比布什还要多出几千张选票。戈尔在法庭上对这次选举表示了抗议。与此同时，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在中东再次会晤。我也不知道佛罗里达计票争议和中东和平努力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2月5日，希拉里去国会山参加新参议员就任仪式，前一天晚上，我跟她开玩笑说明天是“参议员学校”开学第一天，她一定要睡个好觉，穿一套漂亮衣服。她兴奋极了，我也确实为她高兴。
三天后，我前往总统任内惟一没到过的内布拉斯加州，在位于卡尼的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发表演讲，这事实上是一次告别演说，内容主要是敦促美国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宣布对棕榈滩和戴德两县的选票重新统计，并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对4．5万张选票重新验票：只有投票人的意图明确才能认定选票有效。布什的优势已经缩小到了154票。
布什州长立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要求结束重新计票。很多律师告诉我最高法院不会插手此事，因为选举过程属于州法律管辖的范畴，除非该过程歧视少数族裔等个别群体。而且，最高法院下达对另一法律行为的禁止令是很难做到的，如重新统计选票或在主人许可下拆除建筑物。如果要这样做，一方必须证明若该行为不被制止将导致不可修复的危害。最高法院的裁决是5票对4票，而且斯卡利亚法官给出的批准禁止令的直白意见让人吃惊。他说，什么是不可修复的危害？清点选票可能“给（布什）认定的自己选举的合法性笼罩上乌云”。是的，他说得不错。如果戈尔在佛罗里达州获得的选票比布什多，那么最高法院怎么能宣布布什当选总统呢？
当晚，我们在白宫举行了圣诞招待会。我询问穿过迎宾队的每位律师是否听说过这样的裁决。没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用不了多久，最高法院将公布关于重新计票是否符合宪法这一根本问题的另一条意见。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将以5票对4票禁止重新计票，我告诉希拉里不能再允许斯卡利亚写下第二条意见了，因为他在给出第一条时没有丝毫的掩饰。
12月11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抵爱尔兰。这里是我先祖们的土地，也是我为维护和平付出诸多努力的地方。我们先去都柏林会见了伯蒂·埃亨，然后到边界附近的邓多克参加一次大型聚会。这一城市曾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温床，而今则成了支持和平的力量。当欢呼的人群向我疯狂高唱《丹尼男孩》时，道路被圣诞灯火照得通亮，谢默斯·希尼曾这样评价叶芝——“他的兴趣是在思想上和现实中为奇迹开辟一个空间”。我感谢爱尔兰人用和平的奇迹填满了这一空间。
下一站是贝尔法斯特。在那里，我会见了北爱领导人，包括戴维·特林布尔、谢默斯·马伦、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然后，我同布莱尔夫妇、伯蒂·埃亨、乔治·米切尔一同参加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奥德赛体育场举行的大型会议。他们在贝尔法斯特聚在一起仍然不常见。一些尖锐的争论尚未解决，包括新设立的警察部门及放下武器的方法和计划。我请他们继续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并请他们记住和平的敌人不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需要的只是你们的冷漠。”我提醒到场的听众，《受难节协定》让全世界促进和平的人看到了希望，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刚刚签署的结束血腥冲突的协议中美国也发挥了作用。讲话结束时，我说我是多么热爱与他们为了和平而共同工作，“但问题不是我的感受如何，而是你们的子女未来将怎样生活”。
接着，我们一家飞往英国，与布莱尔夫妇一同住在契克斯别墅听戈尔发表他结束竞选的讲话。前天晚上10点钟，最高法院以7比2的结果裁定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不符合宪法，因为没有界定投票人意图是否明确的统一标准，所以不同的计票员可能用不同方式来清点或解释同样的选票。故此，最高法院说无论投票人的意图清晰与否，允许清点所有有争议的票，就是对未被清点的选票没有实施平等的法律保护。我坚决反对这一裁决，但苏特法官和布雷耶法官想把这一案件驳回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让他们立即制定重新汁票的标准和程序，这使我感到些许振奋。不久，总统选举团将召开会议。多数票中的另外五名法官表示反对，这样结果变成5：4。三天前要求停止清点票数的那五位法官，现在却说只能让布什赢得选举，因为依照佛罗里达州的法律，重新汁票无论如何要在当天午夜结束。
真是令人震惊的判决。将州权利当做圣物般崇拜的微弱保守派多数，如今居然剥夺了佛罗里达州明确的州职能——按照通常做法重新计票的权利。不想统计选票的那五位法官剥夺了成千上万人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即使选民要求重新计票的意图如水晶般清澈明晰，也不能够让自己的投票被再次清点。那么法官们凭什么还口口声声地说促进了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呢。他们说布什赢得了大选，是因为重新计票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完成，可他们浪费了三天重新计票的时间，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推迟至晚10点才宣布这一意见。那五位法官大言不惭地说出下面的一番话：该裁定不可用于将来选举案例的判定；其理由是“出于对目前情况的考虑，因为每次选举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必须要具体对待才会公平”。如果戈尔的票多于布什，我想同样的最高法院会毫无疑问地以9：0的结果裁定重新计票。而我会支持那样的判决。
“布什诉戈尔”一案将作为最高法院最糟糕的判决之一而载人史册。类似糟糕的例子还有不少：德雷德·司各特案，判决称为获自由而逃跑的奴隶仍是其主人的财产，必须归还；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维持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案例，将对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长周工作时间的立法保护视为对雇主财产权的侵犯；是松案，最高法院在珍珠港事件后批准将日裔美国人统统拘押。我们都熬过来了，而且推翻了那些错误的判决。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办到，五位共和党法官就剥夺了成千上万美国同胞的选票，但我知道美国最终将走出这黑暗的一天。
戈尔发表了精彩绝伦的结束竞选讲话，真诚、优雅、充满爱国，之情。当我打电话向他道贺时，他告诉我，一位专业喜剧演员朋友开玩笑说他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好结果：既获得了民众的青睐又不必去干那项工作。
次日一早，跟托尼·布莱尔谈了一会儿，我走出来，通过媒体表示了对艾尔的赞扬，并许诺跟当选总统布什合作。然后布莱尔夫妇陪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沃里克大学。在那里，我发表了又一次告别演说，是关于“第三条道路”集团所采取的通向全球化的途径：贸易加上经济授权、教育、医疗保健和民主管理的全球合约。这次演说还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感谢托尼·布莱尔给予我的友情及合作。我极其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并将怀念这些日子。
离开英国之前，我们应伊丽莎白女王的盛情邀请前往白金汉宫。大家都非常愉快，谈到了大选和世界事务。然后女王陛下例外地陪我们下楼，并走到门口送我们上车，与我道别。在过去的八年中，女王一直对我亲切而友好。
12月15日，我和国会达成了包括多项内容的预算协议，这也是八年来我取得的最后一次大的立法胜利。教育预算尤其成功——最终，我保证了用10亿美元修缮学校；学前教育项目获得有史以来的最大增长；有足够资金让130万学生享受课外辅导；雇用10万名教师的资金增加25％；为佩尔助学金、加速前进项目和改进差学校增加资金。预算协议还包括“新市场汁划”、生物医学研究投资的极大增长、福利享受者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残障人员的医疗保健以及千禧年减债计划。
约翰·波德斯塔、史蒂夫·里凯蒂、我的立法助手拉里·斯坦和我们整个班子都干得相当出色。在任内最后一年，按照惯例我应该是无所作为，却让人吃惊地完成了国情咨文中做出的许多承诺。除了以上提到的诸多方面，国会还通过了非洲一加勒比贸易法案、中国贸易法案、“土地遗产”倡议和大幅增加工作家庭儿童看护补助。
我仍然对大选结果深感失望，也极为关注中东局势；但爱尔兰和英国之行及预算胜利之后，心中最终被圣诞来临的喜悦心情占据。
18日，雅克·希拉克和罗马诺·普罗迪来到白宫，参加我与欧盟领导人的最后会面。到此时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而且我很愿意最后一次接待他们。雅克感谢我对欧盟及大西洋两岸国家关系发展的支持，我回应说有三个大问题我们处理得很好：欧盟的发展和扩大，北约的扩大及与俄罗斯建立的新型关系，巴尔干半岛国家问题的解决。
我与希拉克、普罗迪会谈时，中东和谈在华盛顿的博林空军基地也开始了，希拉里在白宫接待了劳拉·布什，然后我们全家到华盛顿购物。纽约州居民决定希拉里不能离开那里。最终，我们在马萨诸塞大道使馆区岩石小溪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
次日，当选总统布什到白宫和我会面，正如八年前我跟他父亲会面一样。我们谈论了这次竞选、白宫的工作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他把过去共和党政府中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召集在一起，他们认为最大的安全问题是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伊拉克问题。我告诉他，以我过去八年的经验，我认为他最大的安全问题依次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中东和平问题，核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僵持局面，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及基地组织的关联，朝鲜，然后才是伊拉克。我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抓住本·拉登；我们仍可能在中东达成协议；几乎已经与朝鲜达成让其放弃导弹计划的协议，但他或许要亲自到那里结束最终的谈判。
他听着我必须要说的，没怎么评论，然后将话题转移到我怎样当总统。我惟一的建议就是应该团结一个好的班子，努力去做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然后，我们又谈了些其他政治问题。
2000年时布什就已经是个政界内行了，能将稳健的言辞与保守而具体的建议有机结合。第一次看他演讲是他在艾奥瓦州发表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演说，当时我就知道他有可能会胜出。初选之后，他因为右翼观点而不受欢迎，民意测验中也落后。但他通过调整言论，督促共和党国会不要牺牲穷人来平衡预算，甚至支持我在一些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又备受瞩目。他还是州长的时候，他的保守主义就因要同民主党主导的州议会合作以及得到民主党副州长鲍勃·布洛克的支持而有所弱化，因为布洛克在得克萨斯体制下掌握着大量的常规权力。现在布什将会控制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国会，他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式。会面结束后，我明白他完全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方式，但不知道是他作为州长时遵循的方式，还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击败约翰·麦凯恩时所用的方式。
12月23日于中东和平进程而言是个重大的日子。巴以双方在博林空军基地谈判了几天之后，美方代表团确信除非缩小谈判范围，事实上就是迫使他们做出大的妥协，否则将永远不会达成协议。阿拉法特担心受到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谴责；巴拉克在国内正失势于沙龙。所以，我将巴以双方代表请进内阁厅，给他们读了我的条件。这些是戴维营会谈以来我与双方分别进行交谈后积累起来的。如果他们在四天内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将取得进展；反之，这一切就会结束。
我读得很慢，以使双方都能仔细地做记录。在领土问题上，我建议西岸94％至96％的土地归巴勒斯坦，从以色列方面交换1％553％的土地，而以方控制的区域要包括80％的集中定居点；在安全方面，我说以军应在三年内撤离，由国际维和力量逐步接管，但在国际维和力量的授权下，可以有一小部分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谷再部署三年。以方还可以在西岸继续保持其预警站，但要设巴勒斯坦联络官。若发生“明显而迫在眉睫的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可以在西岸地区紧急部署军队。
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是“非军事化”的，但会有一支强力的安全力量；有领空权，根据以色列军队训练和行动的需要做出特殊安排；部署国际力量维持边界安全并起震慑作用。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我主张阿拉伯人区归巴勒斯坦，而犹太人区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应对圣殿山或者阿拉伯人所说的“高贵的避难所”拥有主权，而以色列人对西墙及其中的“神圣空间”拥有主权。在哭墙和圣殿山附近不准挖掘，如有需要至少要得到双方的同意。
在难民问题上，我说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是1948年及以后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的家园，也不排除以色列根据自己的法律和国家意志接纳部分难民的可能，尤其是优先考虑在黎巴嫩的难民。我建议国际力量对难民进行援助，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地点可以是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要交换给巴方的土地，他们目前所处的国家，其他愿意接纳的国家，或是以色列。双方都应同意此协议要符合联合国安理会194号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