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罗林斯并尊重这样的事实，即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权力后，他被选为总统，并再度当选，承诺在2000年离职。我们之间还有非直接的家庭联系：在切尔西出生的时候，医生得到一位很不错的加纳助产士的帮助，她是到阿肯色州来继续读书的。希拉里和我开始喜欢上了哈加尔·萨姆，我们很高兴得知她也帮罗林斯的四个孩子接过生。
24日，我们到了乌干达，会见了约韦里·穆塞韦尼总统及夫人珍妮特。自从艾迪·阿明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以来，乌干达已走过很长的道路。就在几年前，它的艾滋病比例是非洲最高的。通过一项称为“重磅炸弹”的运动，强调节欲、教育、婚姻和避孕套，死亡率已减少一半。
我们中的四人去了两个小村庄，穆科诺和旺扬热，强调教育和美国资助的微型贷款的重要性。乌干达在过去五年已把教育经费增加三倍，在女子教育也包括男子教育上真的做了很大努力。我们在穆科诺见到的孩子穿着漂亮的粉红色校服。他们看起来显然很聪明，对事情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学习材料是不够的；教室里的地图那么老，上面还有苏联。在旺扬热，村里的厨师扩大丁业务，另一个妇女的经营也多样化了，除了饲养小鸡还养兔子，她得到了美国资助的微型贷款。我们遇到一个妇女，她的孩子才出生两天。她让我抱着她的儿子，．白宫的摄影师给这两位都叫比尔·克林顿的家伙照相。
因为安全问题，特工处不想让我去卢旺达，但我觉得应该去。作为对安全问题的让步，我在基加利机场会见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是胡图族，副总统保罗·卡加姆是图西族，他们正试图让这个国家恢复原样。卡加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他认定从人口占多数的胡图部落产生一位总统，就能推动这个国家的和解进程。我承认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阻止种族灭绝或防止难民营成为屠杀者的乐土行动不够迅速，我提出帮助这个国家重建，支持战犯法庭，让大屠杀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幸存者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最后说话的人是位高尚的妇女，她说她的家人被他们的胡图族邻居指认是图西族的杀人狂，而他们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在一起玩了多年。她被一把弯刀砍得严重受伤，六个孩子躺在她的身边死了。
她告诉希拉里和我，她向上帝绝望地哭诉，她幸存下来了，然后明白“我的生命存在应该有一个理由，它不应该是复仇那样卑鄙的事情。因此我尽我所能来帮助大家重新开始”。我被彻底征服了；这名高尚的妇女让我的问题看起来小得可怜。她增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尽全力来帮助卢旺达。
我从开普敦开始对南非进行访问，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南非。我向议会发表讲话说，我来“部分是为了帮助美国人民用新的眼光来看看新非洲”。看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一起合作，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没有否认过去或隐藏现在的分歧，但他们很有信心，他们会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这得归功于曼德拉所传递的和解精神。
第二天，曼德拉带我们参观罗本岛，他囚禁生涯的头18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我看了他干过活的采石场和不敲石头时囚禁他的狭窄牢房。在约翰内斯堡，我拜访了副总统塔博·姆贝基，他每年要和艾尔，戈尔就我们共同的议程会晤两次，而且他几乎肯定要成为曼德拉的继承人；我为一个以罗恩·布朗命名的商务中心主持了落成仪式，他是那么热爱南非；还访问了一个小学。在索韦托，我和希拉里与杰西·杰克逊一起去了教堂，这个人口众多的有色人种居住区产生了那么多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
这时候，我已与曼德拉发展了真正的友谊。他是那么不寻常，不仅因为他在27年的牢狱生涯中令人惊讶地从仇恨走向和解，也因为他既是一个头脑坚定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尽管他长期受囚禁，却从未失去对个人生活的兴趣或展现爱、友谊与善良的能力。
我们的一次会谈尤其有意义。我说：“曼迪巴（曼德拉的口语部落名，他让我这么称呼他），我知道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邀请看守你的狱卒来参加你的就职仪式，但你真的不恨那些囚禁你的人吗？”他回答道：“我当然仇恨了多年。他们夺走了我最好的年华。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折磨我。我没能看到我的孩子们长大。我恨他们。然而有那么一天，当我在采石场干活的时候，用榔头敲着石块，我意识到他们已经拿走了我的一切，除了我的头脑和心灵。这不经我同意他们无法带走。我决定不放弃它们。”然后他看着我，笑了，“你也不应该放弃。”
我歇了口气，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最后一次走出监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内心的仇恨再次升起？”“是的，”他说，“有一刻是的。然后我在思考，‘他们已囚禁我27年。如果我一直仇恨他们，他们还会再次囚禁我。’我要自由，因此我就放弃了仇恨。”他又笑了。这次他不需要说，“你也应该。”
这次访问惟一一天假期是在博茨瓦纳，这里的人均收入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高的，艾滋病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我们去乔贝国家公园旅行，看到了狮子、大象、黑斑羚、河马、鳄鱼以及20多种不同的鸟类。我们与一头母象和官的孩子非常靠近——看起来太靠近了。它竖起象鼻，用水喷我们。这让我边笑边想，如果共和党人能看到他们党的吉祥物向我们喷水，他们会有多么开心呀。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沿着乔贝河轻松泛舟；我和希拉里握着手，看着日落，默念祝福。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塞内加尔，我们参观了戈雷岛上的“不归门”，那么多非洲人从这里被运到北美当奴隶。就像在乌干达，我对美国在奴隶问题上的责仕和非洲裔美国人长期为自由而艰苦斗争表示歉意。我介绍与我随行的大型代表团，说他们“代表了3000多万美国人，这是非洲送给美国的伟大礼物”。我承诺要与塞内加尔和所有非洲人一起合作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出于尊重赛内加尔绝大多数穆斯林，我还与总统阿卜杜·迪乌夫一起参观了一座清真寺；访问了一个在美国资助下从沙漠中恢复的村庄；以及美国军事人员帮助训练的塞内加尔军队，这是我的政府提出的非洲危机应对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让非洲人更好地做好阻止战争的准备，防止出现另一个卢旺达。
这次访问是美国总统对非洲进行的时间最长、最全面的一次访问。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和一些知名人土与我一起随访，也带去了一些我支持的项目，包括《非洲成长与机会法》，向非洲人表明我们在共同的历史上正掀开新的一页。尽管存在所有的问题，非洲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从城市里巨大的人群脸上，从住在灌木地带和沙漠边缘的学生和庄稼人脸上看出来。非洲给了我一件伟大的礼物：那位卢旺达寡妇和纳尔逊·曼德拉的智慧，让我找到了更多内心的宁静，这让我可以面对今后的事情。
4月1日，我们还在塞内加尔，赖特法官同意我律师的提议，对琼斯案进行总结性裁定，没有进行判决就撤销了这一案件，因为她发现琼斯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她的指控。这一撤销决定暴露出斯塔尔调查不公正的政治本质。现在他穷追不舍，理由是我在一份宜誓证词里进行错误陈述，而法官已经说这份宜誓证词没有什么关联，还说我在一个根本就毫无意义的案件中阻挠了司法公正。甚至已没人谈论白水事件了。4月2日，毫不奇怪，斯塔尔说他将继续追查这件事。
几天后，鲍勃·鲁宾和我宣布美国将阻止160万件进攻性武器的进口。虽然我们已在1994年的犯罪法案中禁止生产19种不同的进攻性武器，机灵的外国枪支制造商正试图避开法律，对枪支进行改进，但它们的惟一意图还是杀人。
4月10日是受难节，这是我当总统以来最愉快的一天。最后决定期限过了17小时后，北爱尔兰所有各方都同意一项计划，结束30年的宗派暴力。前一晚，我几乎一夜未眠，想帮助乔治·米切尔结束这场谈判。在凌晨2：30上床睡觉之前，除了乔治，我还和伯蒂·埃亨、托尼·布莱尔、戴维·特林布尔通电话，与格里·亚当斯也聊了两次。5点，乔治叫醒我，要求我再次给亚当斯打电话，正式结束这场谈判。
协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提倡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利；共同的政治决策和共同的经济利益；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并与爱尔兰建立新联系。缔造条约的过程是从约翰，梅杰和艾伯特·雷诺兹决心寻求和平开始的，在约翰·布鲁顿接替雷诺兹后继续下去，最后由伯蒂·埃亨、托尼·布莱尔、戴维·特林布尔、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共同完成。我给亚当斯的第一次签证和随后白宫紧锣密鼓的参与发挥了作用，乔治·米切尔出色地处理了谈判。当然，主要还要归功于那些需要做出艰难决定的人，北爱尔兰的领导人、布莱尔、埃亨，还要归功于北爱尔兰的人民，在凶险的过去面前，他们选择了和平的希望。协议必须经过5月X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来批准。带着几许爱尔兰式的生动，它被称为《受难节协定》。
这时候，我飞到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讨论最新的航天任务。这次发射宇宙飞船将进行26项关于空间对人体影响的实验，包括大脑如何适应，内耳和人的平衡系统会发生什么变化。听众中有一位这次航天飞行的成员，他就是77岁高龄的参议员约翰·格伦。他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149次空中行动，35年前，约翰成为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他正要从参议院退休，渴望再次进入太空。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丹·戈尔丁和我强烈赞同格伦的参与，因为我们的空间机构想研究太空对人的老化的影响。我一直是空间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包括国际空间站计划和即将到来的对火星的探测；约翰·格伦最后一次欢呼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显示空间探索的实际好处。
然后，我飞到智利进行国事访问，并参加第二次美洲国家峰会。经历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长期强硬的独裁统治，在现任总统爱德华多·弗赖的领导下，智利看起来坚定地坚持民主，总统的父亲在60年代曾是这个国家的总统。首脑会晤后不久，麦克，麦克拉蒂辞去了美洲事务特使的职务。从他担任这个职务四年以来，这位老朋友已经对这个地区进行了40多次访问，这么做传递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美国承诺要成为一个好邻居。
月末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我给1993年投票支持预算的国会成员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包括那些因为这么做而失去席位的人，宣布自1969年以来，赤字第一次被完全消除了。这一进展在我就职时无法想像，没有对1993年经济计划的艰难投票，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月最后一天，参议院以80对19票批准了另一件我主要关心的事情——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
5月中旬，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动摇了我们禁止核试验的努力。两周后，作为回应，巴基斯坦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印度声称它的核武器对威慑中国是必要的；巴基斯坦说它是在对印度做出反应。两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拥有核武器，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主张。一方面，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确信，不同于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印度和巴基斯坦几乎不知道对方的核能力和使用政策。印度核试验后，我敦促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不要跟风，但他无法抵挡政治压力。
我对印度的决定深表关切，不仅因为我认为这很危险，而且它阻碍了我们改善印美关系的政策，让我很难得到参议院支持来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法英两国已经这么做了，但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这表现在一些做法上，比如没有通过立法快速通道决议，拒绝支付我们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拒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问题尤其重要。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影响到世界其他经济脆弱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主动实施一个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对策。国会正在损害全球经济稳定。
核试验的争议正在展开，我不得不离开进行另一次访问，参加在英格兰伯明翰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八大工业国首脑会议。路上，我在德国停留，与赫尔穆特·科尔在无忧宫会晤，这是腓特烈大帝的王宫；参加了柏林空运50周年庆典；与科尔在前东德爱森纳赫的通用汽车欧宝工厂一起公开露面。
科尔正争取再次当选，除了参加空运纪念庆典，我和他在其他场合露面引起了几个问题，尤其是他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格哈德·施罗德的竞选纲领看起来非常像托尼·布莱尔和我在提倡的内容。除了俾斯麦，赫尔穆特已经比德国任侧一位总理任职时间都长，而且他在民意测验中落在后面。但他是美国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的遗产是确定的：一个联合的德国，强有力的欧盟，与民主的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在德国的支持下结束波斯尼亚战争。我离开德国之前，与施罗德进行了友好会谈，他已从很普通的开始走到政治最高层。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定、精干，对想要做的事情头脑清醒。我希望他一切都好，并告诉他如果他赢得选举，我会竭尽全力帮他取得成功。
我到达伯明翰时，看到这个城市已经经历了非常难得的复兴，比3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更漂亮了。会议议程很有用，呼吁国际经济改革；在反毒品走私、洗黑钱和贩卖妇女儿童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建立反对恐怖主义的具体联盟。但无论这些有多么重要，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它相形见绌：印度核试验；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经济崩溃；中东和平进程停滞；科索沃爆发战争的前景；即将到来的《受难节协定》的全民公决。我们谴责了印度的核试验，重申我们对《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支持，我们想要一个全球条约禁止生产核武器所需的核原料。在印度尼西亚，我们敦促经济和政治改革，看起来这不可能出现，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处于那么可怕的混乱状态，短期内必要的改革甚至会让普通印度尼西亚人生活更艰难。几天之内，总统苏哈托辞职，但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没有随之而去。它们不久就会花我更多的时间。在理顺以色列的政治形势之前，我们无法在中东做任何事情。
在科索沃这个塞尔维亚最南部的省，大多数人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米洛舍维奇的统治让他们恼火。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塞尔维亚人攻击了科索沃人之后，美国对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武器禁运，几个国家还对塞尔维亚实施经济制裁。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络小组正在工作，以缓和危机。八大工业国支持联络小组所做的努力，但不久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
北爱尔兰再次带来惟一的好消息。超过90％的新芬党成员认可了《受难节协定》。由于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的工作，协定肯定会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支持。新教徒的意见更分裂。经与各方协商，我决定不从伯明翰到贝尔法斯特去亲自对这个协定发表看法。我不想给伊安·佩斯利任何弹药来攻击我，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却告诉北爱尔兰人该怎么做。相反，托尼·布莱尔和我会见了记者，并与英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电视采访，支持全民公决。
5月20日，投票前两天，我向北爱尔兰人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电台讲话，承诺如果他们投票“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永久的和平”，美国会予以支持。而那正是他们所做的。《受难节协定》得到71％的北爱尔兰人支持，包括大多数坚定的新教徒。在爱尔兰共和国，90％多的人支持它。我从未如此为我的爱尔兰血统感到自豪。
我在日内瓦做了停留，敦促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更公开的决策程序，在贸易谈判中更多考虑劳工和环境状况，听取普通公民代表的意见，因为这些普通公民觉得置身于全球经济之外。之后，我飞回美国，但没有远离世界问题。
那一周，在美国海军学院开学典礼上，我列出了一个积极的方法对付复杂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包括一个侦察、阻止和保卫计划以应付恐怖分子攻击我们的电力系统、供水、警察、救火和医疗服务、空中交通控制、金融服务业、电话系统、计算机网络，协力防止生物武器的传播和使用，让人们免受其害。我提议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中的检查体系；给我们军队接种疫苗，对付生物威胁，尤其是炭疽；训练更多的州和地方官员及国民警卫队员应对生物武器攻击；升级我们的检查系统和警告系统；存储药品和疫苗，防止可能发生的生物武器袭击；增强研究和开发力度，发明新一代疫苗、药品和诊疗工具。
过去几个月，生物武器袭击的可能性令我尤其担心，或许有一种武器可以通过遗传上的改变来抵抗现有的疫苗和药品。去年12月，在复兴周末活动中，我和希拉里安排与克雷格·文特尔吃饭，他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他的公司正试图完成人类基因组排序。我询问克雷格关于遗传图谱让恐怖分子开发合成基因的可能性，是否可能重新设计现有病毒，或把天花与其他致命病毒结合，使它更具危害性。
克雷格说那些事情都是可能的，敦促我阅读理查德·普雷斯顿的新小说《眼镜蛇事件》，一本让人毛骨悚然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想通过让纽约城感染“脑瘟疫”来减少世界人口，这种病毒是把天花和一种昆虫病毒结合在一起，可以毁坏人的神经。当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惊讶地看到在普雷斯顿的致谢词中提到了一百多位科学家、军事和情报专家，以及我自己政府内的官员。我敦促几位内阁成员和金里奇议长读一读。
1993年，在世界贸易中心发生爆炸案后，我们已很清楚，恐怖主义会在国内发动攻击，俄罗斯的一位叛逃者告诉我们，他的国家储存了巨量的炭疽、天花、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病菌，甚至在苏联解体以后还在继续生产这些病毒。于是，我们扩大了纳恩-卢格计划的范围，与俄罗斯的合作包括了生物武器，不再局限于核武器方面。
1995年，东京地铁发生沙林毒气事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克拉克领导的反恐安全小组，开始重点研究防范化学和生物袭击的国防计划。1995年6月，我发布第39号总统决策令，让不同政府部门明确各自的责任，防止和应付那样的袭击，减小恐怖主义者秘密行动的能力，主动出击抓捕国外恐怖分子。在五角大楼，有几名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中有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和海军部次长理查德·丹齐格。在1996年后朋，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了丹齐格的建议，给整个军队注射疫苗，防止炭疽。一位狂热分子用假身份，从一个实验室以约300美元购买了三小瓶瘟疫病毒，在他被抓之后，国会也行动起来，更严格地控制美国实验室的生物战剂。
到1997年后期，在确认俄罗斯拥有比我们以为的更巨量的细菌战战剂后，我授权美国同那些在苏联时代曾在大量生产生物武器的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合作，希望这样能够准确了解目前的情况，阻止他们向伊朗或其他高价购买者提供专业知识或生物战剂。
1998年3月，迪克，克拉克召集政府部门约40人在布莱尔宾馆进行“桌面演习”，商量如何应付使用天花、化学战剂和核武器的恐怖袭击。结果令人担忧。如果使用天花，将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付出太多的人身伤亡来控制传染病。抗生素和疫苗储备不充足，检疫法已经陈旧，公共健康体系状况不佳，国家紧急状况计划没有很好筹划。
几周后，应我的要求，克拉克召集了七位科学家和应急反应专家，其中包括克雷格·文特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他已花了几十年进行反生物武器的研究；纽约市紧急措施局局长杰里·豪厄尔。在比尔·科恩、珍妮特，雷诺、唐纳·沙拉拉、乔治·特内特和桑迪·伯杰的陪同下，我用几个小时会见了这个小组，讨论威胁和应对办法。虽然前一晚我几乎未眠，以帮助结束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我还是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话，并问了很多问题。我听到的每一点都让我确信我们还没有做好应付生物袭击的准备，即将拥有的基因排序和重组能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影响深远。会议将要结束时，莱德伯格博士给了我一份最新《美国医学会杂志》，这一期专门讨论了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读完之后，我对此更关切了。
不到一个月后，这个小组呈递给我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未来四年花费将近20亿美元让公共医疗系统扩容，建立国家抗生素和疫苗储备，尤其是防天花的疫苗，通过基因工程加强研究开发更好的药品和疫苗。
在发表安纳波利斯演说那天，我还签发了另外两份关于恐怖主义的总统决策令。第62号决策令提出了十点反恐动议，给政府各部门分配责任，让他们担负具体职责，包括拘捕、遣送和起诉恐怖分子，阻断其网络；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理恐怖袭击的善后事务；保护重点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系统；保护海内外的美国人。
第62号总统决策令还设立了国家反恐和保护基础设施协调员一职；我任命迪克·克拉克担任该职，他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反恐问题上的负责人。他是职业专家，曾为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工作，组织政府的反恐工作敢作敢为又非常适度。第63号总统决策令建立了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以便首次准备一份全面计划以保护我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电信和供水系统。
月末，斯塔尔试图强迫苏珊·麦克道戈尔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但他又失败了；他第六次质问希拉里，用了近五个小时；再次用税收问题指控韦布·哈贝尔。几位前检察官质疑斯塔尔非同寻常的举动是否恰当；哈贝尔主要被再次指控对顾客过度收费，因为他没有就这笔钱交税。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斯塔尔还指控哈贝尔的妻子苏济，因为她在两人联合所得税申报单上签了字；他还起诉了哈贝尔的朋友迈克，肖费勒会计师和查尔斯·欧文律师，因为在哈贝尔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给哈贝尔提供免费建议。哈贝尔在答复中很直率：“他们认为通过指控我的妻子和朋友，我就会讲一些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谎话。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不会撒总统的谎。我不会撒第一夫人的谎，或撒其他任何人的谎。”
5月初，斯塔尔继续推行恐吓策略，指控苏珊·麦克道戈尔严重藐视法庭，妨碍司法，因为她继续拒绝与大陪审团说话，她曾因藐视法庭被囚禁18个月。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斯塔尔和希克·尤因无法威逼苏珊·麦克道戈尔撒谎，这让他们非常棘手。虽然这可能又要花费苏珊几乎一年的时间来证明，但她比他们坚定多了，最终她会得到澄清。
6月，斯塔尔最终陷入了一点困境。史蒂芬·布里尔在《容汇》上发表一篇文章，着重指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非法泄露消息的策略，报道说斯塔尔在一个90分钟的采访中承认泄密，法官诺尔玛·霍洛韦·约翰逊裁定“可能有理由”相信斯塔尔的办公室向媒体“严重并反复”泄密，戴维·肯德尔可以传讯斯塔尔和他的助手们，以便找出泄密的源头。因为法官的裁定涉及到大陪审团的诉讼程序，这个决定被秘密实施。奇怪的是；斯塔尔这方面的工作却没有被泄露给媒体。
5月29日，巴里·戈德华特去世了，终年89岁。对他的去世我很伤心。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哲学观也不同，但戈德华特对我和希拉里出奇地和善。我也很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老式自由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公民私人生活，信奉政治战应该集中在观念上，而不是个人攻击。
春天的其余时间我在为立法计划游说，并从事手头的工作：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禁止招募联邦文职工作人员的时候歧视同性恋者；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新经济改革计划；在白宫接待巴林的埃米尔；在联合国关于打击全球毒品走私的大会上发言；接待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国事访问；在加州的蒙特雷主持了全国海洋会议，在那里我把禁止在加州海岸开采石油的禁令延长了14年；签署法案，提供经费÷为我们25％没有防弹背心的执法官员购买防弹背心；在三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言，在六个州为民主党竞选。这是忙碌但很正常的一个月，除了在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旅行。在这个城市，一个15岁的男孩携带半自动武器打死并打伤了几个同学。它是一系列校园枪击案最近的一起，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密西西比州的珍珠城、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埃丁伯勒都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事件。
枪杀事件既让人心碎也令人烦恼，青少年犯罪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我来说，似乎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可预期的，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过度美化暴力事件，而且很容易让孩子得到致命的武器。在所有校园枪击事件中，包括其他几起没有出现死亡的事件，年轻的罪犯看起来是被激怒和孤立，或者是受某种黑暗生活哲学控制的。我恳请珍妮特·雷诺和迪克·赖利给教师、父母和学生一份指南，注意问题青年经常表现出来的早期预警信号，并附有应对策略。
我去了斯普林菲尔德高中，会见了受害者家属，听取了事情发生经过，对学生、教师和居民发表讲话。他们精神上受了创伤，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社区感到惊讶；经常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与人们一起分担悲伤，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好人，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进。
春夏之交，到了开始我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的时候了。虽然美国和中国在人权、宗教与政治自由及其他事情上仍存在相当多的分歧，我仍期待着这次旅行。我认为江泽民在1997年访美时表现不错，他期待着我的回访。
这次访问对我们两国来说都不平静。我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试图影响1996年大选的指控还没有解决。而且，有些共和党人在攻击我允许美国公司用中国火箭发射商业卫星，尽管中国并没有获得这些卫星技术，而且这种做法始于里根政府，一直持续到布什时代，为的是节省美国公司的钱。最后，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它容忍非法复制和销售美国图书、电影和音乐，会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
对中国人来说，许多官员憎恨我们批评中国的人权，认为干涉了他们的内部事务，其他一些人认为，尽管我有许多积极的言论，其实美国的政策是想遏制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在21世纪进行合作。
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经济发展迅速，必将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可能，我们必须建立积极的关系。不去中国会是愚蠢的决定。
前往中国前一周，我任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接替费德里科·培尼亚担任能源部长，任命迪克·霍尔布鲁克为新的联合国大使。理查森这位新墨西哥州的前国会议员接任这一工作顺理成章，能源部有两个重要的研究实验室就在新墨西哥州。霍尔布鲁克有能力解决联合国的问题，他也有经验和智慧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做出贡献。随着新麻烦在巴尔干地区酝酿，我们需要他。
6月25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抵达中国，随访的还有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和一个代表团，团员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部长鲁宾和戴利，以及六位国会议员，包括来自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众议院任职最久的议员。约翰的随访很重要，因为密歇根州依赖汽车工业，这让它成为保护主义情绪的中心。我很高兴他希望来亲眼看看中国，用他自己的判断力决定是否应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的访问从古都西安开始，中国人在那里精心举办了一个漂亮的欢迎仪式。第二天，我们有机会穿行在一排排兵马俑中间，并与下河村的村民举行了圆桌讨论。
两天后，我们进入正题，江泽民主席和我会晤，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并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我们诚恳地讨论分歧，也讨论我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领导人与一位外国元首真正就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进行辩论。江泽民对自己公开应付这些问题的能力越来越自信，他信任地让我不失尊重地发表不同看法，同时也强调我们在结束亚洲金融危机、推进核不扩散和促进朝鲜半岛和解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我倡导中国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人权，江泽民回答说，美国高度发达，而中国的人均年收人才700美元。他强调我们历史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我敦促江泽民与达赖喇嘛会晤，他说，大门是敞开的，只要达赖喇嘛首先声明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补充说，早就与西藏的佛教界领袖们有“几条交流渠道’’。我说，我认为如果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真的会晤，他们会相互非常喜欢对方的，这时候观众们笑了。我还试图提出一些实际建议，推动中国的人权。比如，仍然有一些中国公民因为一些不再存在的罪名而被关在监狱。我建议释放他们。
记者招待会的主要部分是辩论。我想让中国公民看到美国支持那些我们认定的普遍人权，希望中国官员看到更多的开放不会导致社会解体，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可以理解他们对此非常担忧。
参加完江泽民和夫人王冶坪举行的国宴后，江泽民和我轮流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第二天，我们一家到崇文门教堂参加星期天礼拜仪式，这是北京最早的新教教堂，是政府批准的几个礼拜场所之一。许多基督徒在家里秘密集会。宗教自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高兴，江泽民同意我派一个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来中国，包括一位拉比、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和一位福音派牧师，进一步商讨这件事。
我们参观了紫禁城和长城，我与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问答讨论。我们讨论了中国的人权，但他们也就美国人权问题向我发问，问我该采取什么措施让美国人民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变革同时又以这个国家为豪的年轻中国人，这都是些公平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为代表团设午宴，我们一起讨论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以及那些为了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仍需解决的问题。我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的是让中国继续融人全球经济，进一步接受国际法则，愿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一系列其他问题进行合作。那天晚上，江主席和夫人邀请我们到官邸吃饭，它位于一个安静的湖畔，这个地方住着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我与江泽民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他。他很有魅力，风趣，有极强的自豪感，但总是乐意倾听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并非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让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尽可能快地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
我们从北京前往上海，这个城市的起重机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希拉里和我与一群年轻些的中国人就中国的问题和潜力进行了一场引人人胜的讨论，他们中有教授、商人、一位保护消费者权益人士和一位小说家。这次访问中最受启发的经历是我和市长一起参加电台直播，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很好但也是预料得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给市长提的问题更多；向他提问的人感兴趣的是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计算机，担心随着城市越来越繁荣和越来越膨胀出现交通堵塞。我不禁想到，如果市民向市长抱怨交通堵塞，这说明中国政治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回国之前，我们飞到桂林与环保主义者会晤，讨论森林的破坏和特有野生动植物的消失。我们坐船沿着漓江行进，两岸大面积的石灰石地层景观奇绝，似乎它们冲破柔美的乡村风景耸立在那里。桂林之行后，我们在香港做了停留，会晤了董建华，他是中国人选定的回归后的行政长官。他在美国住过多年，是一个久经历练的聪明人。董建华要平衡喧闹的香港政治文化和更强调大局的中央政府，忙得不可开交。我又见到了民主倡导者李柱铭。中国承诺让香港保留更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我清楚的印象是，回归的细节问题仍在商量中，双方对于目前的形势都不是十分满意。
7月中旬，艾尔·戈尔和我在国家科学院举行活动，强调政府正努力避免电脑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崩溃。人们普遍担忧，许多计算机系统不会变到2000年，这将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几百万美国人的事务被打乱。我们组织了由约翰·科斯基宁领导的机构，竭尽全力确保所有政府系统为新千年做好准备，并帮助私人企业做好调整。只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确信是否已经成功了。
16日，我又签署一份我最优先考虑的法案——《儿童资助表现与奖励法》。1992年以来，我们的筹资已经增加了68％；又有140万家庭在接受儿童资助。这个法令将惩罚那些没有对儿童资助档案进行自动化管理的州，对那些已成功达到表现要求的州在经济上进行奖励。
这时候我宣布购买8000万蒲式耳小麦，分发给那些食品短缺的国家。粮食价格在下降，购买粮食不仅满足了人道主义需要，而且可为处境困难的农场主把小麦价格每蒲式耳提高13美分。国内部分地区的酷热让许多农作物受损，我恳请国会通过农场紧急援助一揽子计划。
临近月末，迈克·麦科里宜布秋天辞去白宫新闻秘书的职位，我将任命他的助手乔·洛克哈特代替他，洛克哈特曾是我第二次竞选总统时的新闻秘书。麦料里在这个要求很高的职位上表现出色，回答难缠的问题，清晰并机智地解释政府政策，长时间工作，全天随时待命。他想看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我很喜欢乔·洛克哈特，媒体似乎也喜欢他。而且，他喜欢和我打牌；我们之间的过渡应该很顺利。
7月，我继续在国内按计划推动工作日程，迪克·霍尔布鲁克飞往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会面，争取解决科索沃危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国内选举失利后辞职；纳尔逊·曼德拉迎娶莫桑比克前总统遗孀，可爱的格拉加·米歇尔，格拉加还是在非洲战争中为禁止儿童参军而斗争的领袖人物；肯·斯塔尔仍旧苦心经营着针对我的案子。
他坚持要我的一些特工作证，包括我的贴身特工队长拉里·科克尔。特工处拒绝了这一要求，前总统布什也两度写信反对这种做法。除非总统进入了白宫官邸，其他时候特工人员总是伴在他身边或站在他待的房间外面。总统靠特工来保护他们，以及保护他们的秘密。特工人员无意中听到各种各样的交谈，涉及国家安全、内政、政治斗争、人际斗争。他们以满腔的奉献精神、专业的技能和审慎的判断力辅佐来自两党的总统和整个国家。现在斯塔尔要置这一切于危险之中——他所调查的不是间谍或水门事件那种滥用联邦调查局权力的行径，或类似伊朗门那样肆意蔑视法律的事件，而是在面对那些欺诈性的问题时，我是否给出假的答案，是否怂恿莫妮卡·莱温斯基也这样做。
这个月底，斯塔尔给予莫妮卡·莱温斯基免于起诉的豁免，回报她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传唤我也要去作证。29日，我同意自愿作证，于是传票被撤回。我不能说自己是期待着这样做。
8月初，我在华盛顿与十位印第安部落首领会面，宣布全面努力增加美国原住民在教育、医疗、经济方面的机会。我的政府间事务助理米基·伊巴拉和部落联络官林恩·卡特勒很认真地做着这项工作，而这也是非常需要做的事。尽管美国的失业率是28年来最低的，犯罪率是25年来最低的，靠福利生活的公民人数比例也是29年来最低的，但那些还没有通过赌博业富起来的美国原住民社区情况还是很糟糕，只有不到10％的美国原住民上过大学，他们患糖尿病的几率是白种美国人的三倍，仍是美国各种族中人均收入最低的。有些部落失业率超过50％。我们将采取的新步骤令这些部落首领们备受鼓舞，会后，我心存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第二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两者相隔不到五分钟相继爆炸，死亡257人，其中12名美国人，伤5000人。初步证据显示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组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基地组织发动了这场袭击。2月末，本·拉登发出圣战宣告，号召袭击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和民用目标。5月，他说他的支持者会袭击美国在海湾的目标，并说要“将战争带到美国本土”。6月他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时威胁要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军用飞机。
此时，我们已追踪本·拉登多年。我的第一任期之初，托尼·莱克和迪克·克拉克就给中央情报局施压，要求多弄些这个沙特富人的情报，此人1991年被驱逐出祖国，1994年失去公民身份，居住在苏丹。
开始，本·拉登似乎是在经济上资助恐怖行动，但我们渐渐了解到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恐怖组织的头领，除了他本人的财富，还能得到大量钱财，车臣、波斯尼亚、菲律宾等好几个国家都有他的特工。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我们阻止了穆斯林游击队控制那里的企图，并与当地官员合作，制止了一起引爆12架从菲律宾飞往西海岸的飞机的阴谋，但是，本·拉登的跨国组织仍在发展壮大。
1996年1月，中央情报局在反恐中心设立了一个工作站，专门盯着本，拉登及其组织，之后不久我们开始敦促苏丹驱逐本·拉登。当时苏丹实际上是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难所，包括前一年6月试图刺杀穆巴拉克总统和成功暗杀其前任安瓦尔·萨达特的埃及恐怖分子都在那里。苏丹的领导人哈桑·图拉比和本·拉登的观点一样激进，而且两个人都涉足很多生意，自合法经营到武器制造和支持恐怖分子。
我们一边迫使图拉比驱逐本·拉登，一边要求沙特阿拉伯接收他。沙特不想让他回来，但本·拉登最终于1996年年中离开苏丹，显然和图拉比的关系还不错。他转到阿富汗，在那里，他受到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热烈欢迎，塔利班是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激进穆斯林神权统治的逊尼派军事组织。
1996年9月，塔利班夺取了喀布尔，并开始夺取阿富汗其他地区。到年底，中情局的本·拉登工作站已对他和他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好的了解。几乎在一年后，肯尼亚当局才逮捕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与袭击美国使馆的恐怖阴谋有关。
爆炸发生后的那一周，我继续执行正常计划，到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访问，推动《病人权利法案》和我们的净水计划，帮助民主党赢得那些州的选举。除了一些公开活动，我大多数时间在与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讨论该如何对非洲的袭击做出反应。
8月13日，我们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举行仪式，纪念12名遇难者中的10人。本·拉登认为这些人该死，只不过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包括一位我见过两次的职业外交官和他的儿子；一位正在休假中照料年老父母的妇女；一位印度出身的使馆官员，她周游世界，为接纳了她的国家工作；一位正在挽救非洲儿童免于疾病和死亡的流行病学专家；一位有三个小孩的母亲；一位自豪的新奶奶；一位白天为使馆工作的有才艺的爵士音乐家；一位同肯尼亚人结婚的使馆行政人员；三位军士，分属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据各种说法，本·拉登受到一种信仰的毒害，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真理，因此可以以上帝的名义随意地杀害无辜群众。我们追踪这个组织多年，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非洲屠杀之后，我集中精力，希望要么抓住他，要么杀死他，摧毁基地组织。
使馆爆炸后一周，我向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人民发表了录像讲话，他们的损失远比我们大，我会见了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确认基地组织要对此负责，并报告说一些罪犯已被逮捕。
我另外得到情报，说基地组织曾计划袭击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使馆，我们的敌人认为美国很脆弱，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正被我的个人行为争议所分散。我们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派了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去保卫它，并开始与当地政府合作，想摧毁基地组织在那里的分支。但我们在基地组织开展活动的国家也有一些使馆。
中情局还得到情报，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计划于8月20日在阿富汗的一个营地开会，评估袭击的影响，计划下一次行动。这次会议将给我们提供报复机会，甚至可能消灭基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我请桑迪·伯杰负责军事行动的整个过程。我们必须选定目标，部署必要的军事资源，想好如何应付巴基斯坦。如果我们发动空中打击，我们的飞机将飞越巴基斯坦领空。
虽然我们想与巴基斯坦合作，消除印度次大陆的紧张局势，而且我们两国在冷战期间还曾是盟友，但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进而支持基地组织。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使用一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用来训练塔利班和克什米尔叛乱分子的营地。如果巴基斯坦预先知道我们的攻击行动，很有可能他们的情报机构将给塔利班甚至本·拉登发出警告。另一方面，正忙于最大程度减少印度次大陆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担心，如果我们不告诉巴基斯坦，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空中飞来的导弹是印度向他们发射的，他们可能会报复，可以想像，他们甚至会动用核武器。
我们决定派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乔·罗尔斯顿将军，在计划发动攻击的时间，邀请巴基斯坦军方最高级指挥官一起吃饭。在我们导弹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前几分钟，罗尔斯顿将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时候要对塔利班或本·拉登发出警告已经太迟，但可以及时避免让他们打落我们的导弹或发起对印度的反击。
我的小组对另一件事也很担心：三天后，也就是8月17日，我将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担心，这会让我不愿发动攻击，或者如果我真下令攻击，我会被谴责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我的问题的注意力，尤其是如果攻击没有命中本·拉登的话。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很明确，就是给我提供国家安全建议。如果提议在助日发动攻击，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我说，我会处理个人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讨论那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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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星期六的早晨，大陪审团的听证会即将举行。经过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我叫醒希拉里，告诉她我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关系的真相。希拉里看上去就像是腹部挨了我一击，她望着我，愤怒的程度同1月我对她说谎后一样。而我能做的只有说抱歉，告诉她我一度认为这种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妻子。我告诉她我爱她，不想伤害她和切尔西。对于做过的事我感到极其懊恼，不敢说出真相是怕伤害家人，有辱总统职位。上任后经历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恶意诽谤，我不想在1月大陪审团作证后的舆论攻击中被迫辞职。但我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我也必须告诉切尔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更难启齿。孩子迟早会明白父母并不是完人，可这事还是有点太离谱。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父亲。切尔西在高中和大学的四年中，听到的都是对她父母的恶语诽谤。而今，她要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仅做了天大的错事，而且向妻子和女儿撒了谎。我真怕因此失掉婚姻和女儿的爱与尊敬。
那一天，糟糕的事情还没完，接下来便是处理在北爱尔兰奥马镇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从爱尔兰共和军分离出去的一派在繁华的商业区引爆汽车炸弹，造成28人死亡。参与和平进程的各方，包括新芬党，都对此予以谴责。我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种屠杀行径，对死难者家人表示哀悼，并敦促各方加大和平进程力度。这一非法组织不支持《受难节协定》，自称是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大约有200名成员和支持者，足以制造不小的麻烦，但不足以阻挡和平进程：奥马爆炸案充分表明了他们的丧心病狂。
周一，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我下楼来到地图厅，参加四小时的听证会。斯塔尔早就答应不在法庭进行，或许是因为他想让希拉里这样做时遭到了拒绝。但他坚持要将听证会全程录像，理由是24人大陪审团中有一位不能参加。戴维·肯德尔说，如果斯塔尔不录下这次“秘密”听证会，就欢迎大陪审团来白宫。但斯塔尔拒绝了。我怀疑他想把录像带送给国会，在国会可以公开而又不会让他陷入更大的麻烦。
大陪审团通过法庭内部的闭路电视观看了听证会，而斯塔尔等人却竭力把录像带变成家庭色情影片。他们的问题都是专门为羞辱我而设计的，以此让国会和美国民众感到恶心进而要求我辞职，之后他就能起诉我。萨缪尔·约翰逊曾说过，没有什么能像预见到自己的毁灭一样让人心智集中。而且，我预感到除了眼下要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吉凶难料。
初步问讯之后，我要求做一个简短的陈述。我承认“在1996年的某些场合和1997年的一次”，我有过错误的行为，包括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不恰当亲密接触；我承认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根据赖特法官在琼斯的律师请求下所采纳的“性关系”一词的定义来理解，这种行为并不构成“性关系”；我表示会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并竭尽所能回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就行为合法性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愿意谈及更多的相关细节。
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主问讯官提出了一长串问题，都是关于赖特法官确定的“性关系”一词的定义。我承认自己并不想积极配合琼斯的律师，因为他们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一样，总是一再地故意泄露消息。他们那时已经知道很难将案子继续下去，所以我确信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从我嘴里掏出“毁灭性”的新消息，然后透露出去，以此达到罢免我的目的。当然，我在接受问讯时并不知道斯塔尔办公室已经在背后做了那么多手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