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末，我在拉斯韦加斯的全国州长协会发言后，州长鲍勃·米勒带我和我以前的几个同事去和迈克尔·乔丹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从两周前才开始打球，而且现在还戴着软大腿支架以保护自己。我以为我真的不再需要它了，于是比赛时把它脱了下来。
乔丹是一个很棒的高尔夫球手，有时一个甚至高得出奇的人，也能在适合矮个子的比赛中表现出色。当我们在打标准5杆洞时，我悟到为什么他能赢得这么多的NBA总冠军。乔丹看着他的45英尺下坡最后决定胜负的一击，说：“我猜我只有靠这一击才能赢得这个洞。”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事实上是期望做高难度的轻击。他这么做了，而且成功了。乔丹跟我说，如果我戴上我的大腿支架还能打得更好，“你的身体不再需要它，可你的大脑还不知道”。我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原因是我不停地和白宫通电话，想知道预算谈判的最新进展，为了结束谈判，我们做了最后的提议和妥协。
比赛进行到一半多一点儿，拉姆·伊曼纽尔打来电话说已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厄斯金打电话确认并说这次结果很理想。我们得到了所有教育和保健基金，税收削减也很合理，是1981年里根时期的10％左右，保健医疗的储备金可以应付，中产阶级减税已通过，资本收益税率从28％减到20％，每个人都同意苎们的预算在2002年就能持平，如果经济继续增长，可能在这之前就能达到平衡。厄斯金和我们整个小组都表现出色，尤其是我的立法助手约翰·希利。我很高兴，所以后来戴上我的大腿支架，接下去的三个标准杆没有失手。
第二天，所有曾为预算努力过的国会和政府部门成员在南草坪上参加盛大庆典。庆典气氛愉悦，演说热情慷慨，虽然我特意为儿童保健计划对民主党-人表示感谢，尤其是特德·肯尼迪、杰伊·洛克菲勒和希拉里，庆典还是体现了两党合作精神。赤字已从1993年高峰时的2900亿美元减少了80％以上，协议基本上是一个进步的预算，包括了我支持的中产阶级减税和共和党支持的资本收益削减。除了教育、保健和减税条款，协议规定每包烟加征15美分税，这是为了帮助支付儿童医疗保险，还恢复了对合法移民的120亿美元的残疾和医疗补助，授权区增加了一倍，我们有资金继续净化环境。
那天在白宫甜蜜而又轻松的氛围中，真是很难想像我们曾经针锋相对了两年。我不知道这样的好感觉能持续多久，在紧张的谈判中，我已努力做到始终保持文明。几周前，特伦特·洛特因为在一场立法小战役上输给白宫而恼羞成怒，在周日早晨的一个谈话节目中曾称我为“一个被宠坏的、乳臭未干的小子”。洛特说这话几天后，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不介意。经过一周的紧张工作，他在星期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差极了，他希望自己从来也没有同意接受那次电视采访。他只是累了才容易发怒，当采访者用我去煽动他时，他就上钩了。他笑着说，“那正是发生的一切”，事情就过去了。
大多数在高压下工作的人时常会说一些他们不想说的话；当然我也不例外。通常，我甚至不去理会共和党人对我的谈论，如果一些刺耳的话被我注意到，我也试图忽略它。人民雇用总统是为了替他们做事；为个人的小事情发火只会干扰这样的工作。我很高兴我给特伦特·洛特打了电话，也希望我能在相似的情形下打更多类似的电话。
但对肯·斯塔尔这样的人又另当别论了，他强迫人们对希拉里和我进行诬陷，而且起诉那些拒绝为他撒谎的人。4月，吉姆·麦克道戈尔在改变了供词以迎合斯塔尔及其在阿肯色州的代理人希克·尤因后，最终进了监狱，不过斯塔尔建议缩短刑期。斯塔尔对戴维·黑尔也干了相同的事。
斯塔尔对麦克道戈尔和黑尔的关照与他对待苏珊·麦克道戈尔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苏珊因藐视法庭罪入狱，因为她拒绝在大陪审团面前回答斯塔尔的问题。苏珊在阿肯色县监狱待了短暂一段时间，在那里，她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脚镣，腰里还有一条腰链。之后，她被移交给联邦相关部门，她在一个医疗单位住了几个月，但与其他犯人分开。然后她被带到洛杉矶监狱回答指控，说她从以前的一个雇主那里挪用了资金。当新找到的文件证据粉碎了对她的指控后，她被宣告无罪。在这期间，她被迫每天23个小时待在一个通常是被裁定有罪的谋杀犯住的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她还被迫穿着一件通常是谋杀犯和儿童性骚扰犯才穿的红衣服。几个月后，她被投入一座监狱中部的一间树脂玻璃的单身牢房；她无法与其他犯人说话，看电视，甚至听外面的声音。在送她出庭的监狱汽车上，她被关在专门囚禁危险罪犯的车厢里。她那汉尼拔·莱克特式的囚禁于7月30日结束了，之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提起诉讼，指控是斯塔尔要求把麦克道戈尔囚禁在“野蛮”环境中，为的是逼她作证。
数年后，当我阅读麦克道戈尔的书《一个愿招供的女人》时；感到不寒而粟。她本来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这种折磨，而且可以从中获得很多钱，只需要讲出斯塔尔和希克·尤因想让她说的谎话。她如何经受住他们的考验，我永远不得知，但她戴着镣铐的情景最终开始穿透白水记者建立起来的包围着斯塔尔和他工作人员的屏障。
春末，最高法院一致判决，我在白宫期间，葆拉·琼斯案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我的律师的看法被驳回，我的律师认为总统工作不应受到诉讼干扰，可以在我任期结束时再提出诉讼。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表明，在职总统不该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的职务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诉讼的对象，因为辩护太让人分心而且消耗时间。最高法院说，对一位总统的非职务行为采取搁置原则会伤害到诉讼的另一方，因此琼斯案不应被搁置。此外，最高法院说，为这个案件辩护不会对我造成不合适的负担或时间消耗。这是最高法院在很长时间内做出的一项最政治化的天真判决。
6月25日，《华盛顿椰报》报道说，肯尼斯·斯塔尔在调查一些谣言，说包括琼斯在内有12名到15名妇女与我有染。他说他对我的性生活没有兴趣；他只是想询问那些可能我曾与之谈论过白水事件的人。最后斯塔尔派了几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有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的私人调查员来调查这件他表示没有兴趣的事情。
7月底，我很关注联邦调查局，为的是比它为斯塔尔做性调查更重要的事。路易斯·弗里的管理有一系列错误：联邦调查局法医实验室的拙劣报告威胁到几个急迫的刑事案件；两套计算机系统开支大大超过限度，它们是为了让国家犯罪信息中心升级和给全国警官提供指纹迅速查对而设计的；联邦调查局把关于共和党官员的档案转给白宫；指认并显然是诱捕了理查德·朱厄尔，他是奥林匹克炸弹案的疑犯，随后罪名被洗清了。还有一件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针对的是1992年在卢比里奇一场殊死对抗中弗里的副手拉里·波茨的行为，联邦调查局为此受到严厉批评，在弗里任命他之前，波茨受到了严格审查。
弗里受到媒体批评，也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批评，他们以联邦调查局的不合理行为作为理由来拒绝通过我反恐立法中的一些条款，这些规定会授权联邦调查局窃听追踪那些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的恐怖分子嫌疑人。
有一个方法肯定能让弗里讨好国会的共和党人并摆脱媒体：他可以与白宫采取敌对立场。无论是出于信条或需要，弗里已经开始那么做了。当档案公开的时候，他最初的反应是责怪白宫，并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承担任何责任。当竞选资金的事传出的时候，他给珍妮特·雷诺一份备忘录，并把它透露给媒体，恳请她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当中国政府在1996年可能试图给国会成员非法捐赠的报告被披露后，职位较低的探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链上的人通报了情况，并敦促他们不要报告上司。当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准备前往中国时，白宫法律顾问查克·拉夫，一位受尊敬的前联邦检察官和司法部官员，就北京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计划向联邦调查局询问。显然这是国务卿在与中国人会晤之前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但弗里个人命令联邦调查局不要把它已准备好的答复送给奥尔布赖特，尽管这件事情已得到司法部以及弗里的两位最高级别助理同意。
我相信弗里不会傻到相信民主党会在知情情况下接受中国政府的非法捐赠；他只是在尽量避免受到媒体和共和党人的批评，即便这么做损害了我们的外交行动。我想起我在任命弗里的前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在阿肯色州的联邦调查局退休特工打来的，他恳请我不要任命弗里，警告说只要有利可图，他就会马上出卖我。
无论弗里的动机是什么，联邦调查局对白宫的行为只不过是另一个表明华盛顿已变得多么疯狂的例子。这个国家状态良好，而且在变得更好，我们在整个世界推进和平与繁荣，而对丑闻的愚蠢调查却仍在继续。几个月前，《波士顿环球报》很有思想并有独立见解的专栏作者汤姆·奥利芬特，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形：让美国巨型丑闻机g8运转的巨大而又虚荣的力量对如何看待事情影响很大。这台机器的动力源泉是外表，外表产生问题，创造更多的外表，所有的一切反过来产生一种正义的狂怒，它要求极细心的审查者详细调查，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是独立的。这种狂怒，当然，只有同谋犯和罪犯才能抵制得了。
8月开始的时候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失业率降到4．8％，是1973年以来的最低点，两党通过了平衡预算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很大。另一方面，这种合作精神并没有延伸到任命程序上。杰西·赫尔姆斯阻止我任命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州长比尔·韦尔德为墨西哥大使，因为他觉得韦尔德曾侮辱过他，珍妮特·雷诺告诉美国律师协会，有101个联邦法官的职位空缺，因为参议院在1997年只批准了我任命的九个人，没有一个人被批准担任上诉法院法官。
我们一家8月休假的时候回到了玛莎葡萄园，上次去是两年前。我们待在我们的朋友迪克·弗里德曼的家里，他的家靠近牡蛎池塘。我和切尔西一起出去慢跑，以此庆祝我的生日，我还劝说希拉里和我一起在明克草场的公共球场进行我们两人之间每年的高尔夫球赛。她从不喜欢高尔夫球，但每年都会迁就我一次，她会围着几个球洞走上一圈。我还和弗农·乔丹在风景优美的老内克农场球场打过许多场高尔夫球。他对高尔夫球可比希拉里喜欢得多。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就像开始时一样，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29日，托尼·布莱尔邀请新芬党参加爱尔兰和平会谈，这是第一次给这个党以正式地位。31日，戴安娜王妃在巴黎撞车丧身。不到一周后，特雷莎嬷嬷也死了。她们的死让希拉里很伤心。她对她们非常了解，也喜欢她们，在两次葬礼上，她代表美国出席，先是飞到伦敦，几天后又飞到了加尔各答。
8月，我还不得不宣布一件很让人失望的事情：美国将不会签署禁止地雷的国际条约。导致我们退出的局面非常奇特。从1993年以来，美国已花了1．53亿美元在世界各地排雷；在南非，我们的一架飞机在运送完一支排雷队后于飞行途中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我们已销毁了150万枚自己的地雷，另外到1999年，我们计划再销毁150万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做了这么多消除世界上的危险地雷的工作。
在条约谈判的最后时刻，我要求进行两项修改：要求把沿着朝鲜边境的那必经联合国批准的有显著标记的雷场看做例外，因为它们在保护韩国人和我们在那里的军队；对那个批准欧洲生产的但不包括我们生产的反坦克导弹的条款进行重新措辞。我们的反坦克导弹是一样安全的，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军队。但这两条修正案被拒绝了，部分是因为地雷会议决心要通过可能是最强烈的条约，以纪念这方面最著名的支持者戴安娜王妃的去世，部分是因为会议上一些人想让美国难堪，或要威逼我们就这么签署协议。我不喜欢我们被排除在国际协议之外，因为它有损于我们在进一步阻止地雷的生产和’使用上的影响力，有些地雷只要三美元一个，但我无法拿我们军队或韩国人民的安全去冒险。
9月18日，希拉里和我带着切尔西去了斯坦福大学。我们希望她的新生活尽可能正常，并和特工处一起确保给她配备年轻的特工，他们会穿着平常，尽量不显眼。斯坦福已同意禁止媒体在校园内接触她。欢迎仪式和与其他家长一起参观让我们很愉快，之后我们把切尔西带到她的宿舍，帮她把东西搬进去。切尔西很开心很兴奋；希拉里和我有点伤心和焦虑。希拉里想摆脱这些，她在屋里乱转，帮切尔西整理东西，甚至用菌丝纸给她垫抽屉。我把她的行李带到楼上她的房间，然后整理她的双层床。此后，我望着窗外，而她的母亲忙着帮切尔西整理所有的东西，这让切尔西很不安。集会上学生发言人布莱克·哈里斯对所有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们“会在大约一个月后想念你们，想念15分钟”，我们都笑了。我希望那是真的，但我们肯定会想念她。我们要走的时候，希拉里已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并做好了准备。我没有，我想留下来吃晚饭。
9月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约翰·沙里卡什维利将军的退休仪式，颁给他一枚总统自由勋章。他曾是一位杰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支持北约扩大，创建了和平伙伴关系，在40多次行动中部署我们的军队，包括在波斯尼亚、海地、伊拉克、卢旺达和台湾海峡。与他共事让我很愉快。他很机智，说话直爽，全心关注我们军人的福利。我任命休·谢尔顿将军接替他，谢尔顿将军负责海地行动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初秋主要处理外交事务，我第一次去了南美。我到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访问，表达拉丁美洲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性，并不断推动设立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委内瑞拉是我们第一大石油供应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海湾战争，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它总能提供比实际需要更多的石油。我的访问短暂而又简单；访问高潮是在西蒙·玻利瓦尔的基地给加拉加斯人民做的一次演讲。
巴西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紧张；许多巴西人长期仇恨美国，巴西是美洲地区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领导国，这个集团还包括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它与欧洲的贸易量超过与美国的贸易量。另一方面，巴西总统恩里克·卡多佐是一位现代的、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希望与美国友好，他明白与我们建立更坚强的伙伴关系会帮助他实现他的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减少长期的贫困；增强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巴西让我着迷，因为60年代，伟大的爵士乐萨克斯管吹奏者斯坦·盖兹让巴西的音乐风靡美国，从那之后，我就想看看它的城市和美丽的风景。我也很尊敬和喜欢卡多佐。他曾到美国做过一次国事访问，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领导人之一。我想表明我们都致力于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并表明我们支持他的政策，尤其是那些维持巴西巨大热带雨林的政策，它们的数目已由于过度砍伐大大减少，并支持他改善教育的政策。卡多佐已提出一个很让人感兴趣的计划，称为“助学金”计划，它每个月给贫穷的巴西人提供现金补助，条件是他们的孩子至少要完成85％的学校要求的课时。
记者招待会上出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我们除了回答了一些有关美巴关系、气候变化的问题外，美国媒体还提出了四个关于1996年美国竞选资金争议的问题。一名记者问，在一次海外访问中被问到那样的问题是否让我或我的国家感到难堪。我回答道：“那是你的决定。你必须决定你要问什么问题。我不会为你如何决定你的工作而感到难堪。”
希拉里和我与巴西足球传奇人物贝利一起访问了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一个学校。之后，希拉里和我一起前往巴西利亚，参加在总统官邸举行的国宴。亨里克和鲁思·卡多佐夫妇让我们见识了我已经喜欢了30多年的巴西音乐，一群妇女在演奏打击乐器，在绑在身上的不同大小的金属板上击出有规律的节拍，我们还见到了一位来自巴伊亚的非常好的歌手弗吉尼亚·罗德里格斯。
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是美国强有力的盟友，在海湾战争、海地和采纳强有力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问题上都支持美国。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田园中心为我举办了一次烤肉野餐，还向希拉里和我展示了探戈和阿根廷马术：一个男子站在两匹宽肩的公马背上绕着马场行进。
梅内姆总统还带我们去丁巴利罗切，巴塔哥尼亚地区一个漂亮的海滨小镇，在那里我们一起讨论全球变暖问题，以及我所希望的对这个问题的共同反应。关于环境变化的国际会议将于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我强烈提议为减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大胆制定目标，但我希望不是通过规则和税收来实现这些目标，而是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促进能源的节约和清洁能源技术的使用来达到这些目标。巴利罗切是强调环境重要性的完美地点。在我们住的劳劳宾馆前清凉的湖水对过，希拉里和我穿过了奇妙的阿赖安斯森林，里面有没有树皮的爱神木。树木被丹宁酸染成了橘黄色，摸上去很清凉。它们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完美的土壤、清洁的水、洁净的空气和适宜的气候。应付气候变化的正确行动将会让我们保护脆弱、特殊的树木，也可以维护地球上其他许多地区的稳定。
10月26日，回到华盛顿，在白宫南草坪上的帐篷下，卡普里西娅·马歇尔、凯莉·克雷格黑德以及希拉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为她举行了一个大型的50岁生日庆典。切尔西也回来了，给了她一个惊喜。桌上摆放着她每个年代喜欢的食品和音乐，旁边站着每个时期认识希拉里的人：50年代的伊利诺伊，60年代的韦尔斯利，70年代的耶鲁，以及80年代的阿肯色。
第二天，江泽民来华盛顿访问。那天晚上我邀请他到官邸进行非正式会晤。我与他已经一起共事了将近五年，江泽民的政治技巧，把中国融人国际社会的愿望，以及在他和他的总理朱镕基领导下的加速经济增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仍然对北京对待异见者的政策感到关切。我要江泽民释放一些异见者，并告诉他，为了美国和中国的长期伙伴关系，我们的关系中必须留有一定空间，容忍公正的、真诚的不同意见。
江泽民说他同意，我们继续争论在不冒国内混乱风险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容忍多大变化和多少自由。我们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了，在江泽民返回布莱尔宾馆后，我上床睡觉，思考着中国将在现代社会的需要推动下变得更加开放，在新的世纪，我们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和我宣布，我们将增强合作，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和平利用核能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偷渡人口问题上进行合作；通过帮助培训法官和律师，加大美国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力度；合作保护环境。我还承诺尽我所能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江泽民回应我的讲话，告诉新闻界我们还同意定期举行首脑会晤，开通直接热线电话，确保我们能够保持直接联系。
当我们开始回答问题的时候，新闻界不可避免地问到人权问题、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江泽民看起来有一点点惊讶，但保持了良好的幽默感，基本上重复了他昨晚在这些话题上向我说的话，并补充说，他知道他在访问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人民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我回答，中国在那么多事情上都走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关于人权问题，“我们相信政府政策走在历史的错误方面”。几天后，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江主席就中国政府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做了坦率而审慎的评价。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经常以难以忍受的缓慢速度前进，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变化。
10月的法律战线有两大进展。苏珊·韦伯·赖特法官以偏见为理由撤销了葆拉·琼斯案中四条罪状中的两条（意味着它们不会被重新受理），我提出和解。我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样大约要花去希拉里和我20多年中所有积蓄的一半，也因为我知道，在我的法律小组已做的调查工作基础上，如果去审理这个案件，我们可以打赢官司。但我不想浪费我剩下三年中的任何时间在这个问题上。
琼斯拒绝接受和解，除非我就性骚扰向她道歉。我不能那么做，因为那不是事实。不久之后，她的律师向法庭请求卸职。不久，与卢瑟福协会——我对手资助的另一右翼法律基金会——有密切联系并得到它资助的一个达拉斯律师事务所的人代替了这些律师。现在甚至都不再假装只有葆拉·琼斯才是真正以她名字命名的案件的原告。
这个月早些时候，白宫向司法部和国会转交了44次经常被谈论的白宫非正式社交集会的录像带。它们证实了我一向所说的，那些非正式社交集会并不是第措资金的活动，而是与一些支持或不支持我的人展开的范围广泛且常常是很有趣的讨论。大多数我的批评者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抱怨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尽早公布。
不久，纽特·金里奇宣布众议院没有通过有关贸易立法快速通道的决议。我已经努力了几个月想让它通过。为了得到党内更多的投票，我向民主党承诺我会用劳工和环境条款来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并告诉他们我已得到智利的同意，在我们正在商议的双边协定中加上这些要求。不幸的是，我无法说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美国劳联一产联对输掉《j匕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票仍很生气，正把快速通道立法作为检验民主党人是支持劳工还是反对劳工的标准。即便是同意我的民主党人也很勉强，因为他们要在失去劳联一产联在经济和组织上的支持的情况下再次竞选。几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提出了有条件的投票，他们的态度取决于我是否会在美国针对国际计划生育的政策上进一步施加限制。而我不会那么做，于是我失去了他们的票。议长也努力想让这一法案通过，但最后我们至少还差了六票。现在我不得不单个地商谈贸易协定了，希望国会不要以修正案的形式枪毙它们。
月中，伊拉克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萨达姆驱逐了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六名美国人。我命令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编队开往该地区，几天后，核查员返回了伊拉克。
全球变暖会议12月1日在京都开幕。会议结束之前，艾尔·戈尔飞到日本，帮助我们的主要谈判代表、副国务卿斯图·艾森施塔特达成一项我们可以签署的协议，协议包括我们坚定的目标，但没有不合适地规定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同时呼吁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在30年内，它们将超过美国成为释放温室效应气体的领先国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释放这种气体的领先国家）。除非协议有变化，否则我无法将它提交给国会；即便在最好的形势下，也很难通过。桥本龙太郎首相希望京都会议对于日本及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友好国家都是成功的，在他的帮助下，谈判产生了一个我很乐意支持的协议，如果国会能够通过一些必要的税收激励措施来促进生产和购买更多的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产品，我想我们可以实现协议的目标。
圣诞节前夕，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了波斯尼亚，鼓励萨拉热窝人民留在和平道路上，在图兹拉会见了军队。鲍勃和伊丽莎白·多尔夫妇加入了我们的代表团，还有几位军队领导人和十多位两党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是美国红十字会主席，鲍勃刚刚应我的要求担任前南斯拉夫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主席。
圣诞前一天，美国同意拿出17亿美元，提供金融支持，挽救疲软的韩国经济。这标志着我们致力于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这场危机在来年将更严重。韩国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金大中，他是一位长期的民主活动分子，70年代曾被判处死刑，直到卡特总统从中干预。我第一次遇见金大中是1992年5月在洛杉矶市政厅的台阶上，那时候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代表了和我一样的新政治态度。他很勇敢也好幻想，我想支持他。
我们前去过“复兴周末”，步人新年之际，回头看看1997年，我觉得很自豪，我希望随着所有事情的实现，最糟糕的党派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平衡的预算，50年来对大学的最大一笔资助；1965年以来对医疗保健的最大增加；北约的扩大；《化学武器公约》；《京都协定书》；彻底革新我们的收养法规及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以加速推广救生药和医疗器械；“一个美国”的倡议，它已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讨论目前的种族关系。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但它还不足以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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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来临的时候我并未料到这将是自己总统任期中最奇特的一年，充满了人格的耻辱、国内的政治斗争和海外的胜利，而且，尽管非常困难，这一年仍惊人地展示出美国人民的常识和基本的宽容。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我被迫前所未有地过着双重生活，只不过这一次我内心生活最黑暗的部分一览无余。
1月还是不错的，有三个项目启动：（1）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增加了50％，主要是支援共产党政权下台后的新兴民主政权；（2）一个投资220亿美元的儿童看护项目，使接受补助的工作家庭子女人数翻番，提供课税免除，鼓励雇主向他们的雇员提供儿童看护，扩大课前与课后的活动项目，使50万儿童受益；（3）建议允许人们“出钱加入”保健医疗计划，该计划覆盖美国6岁及以上人群，或失业的62岁或55岁人群，该项目旨在靠不太多的保险费和其他支付款项做到自给自足。这是必要的，因为那么多美国人因为精减、裁员或自愿而过早地离开工作大军，但他们失去了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险后别无其他能负担得起的保险。
这个月的第二周，我前往得克萨斯南部这个美国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敦促米申高中以西班牙裔为主的学生充分利用国会1997年批准的大幅增加大学生资助的法案，帮助缩小西班牙裔青年与其他学生在大学入学率上的差距。可我在那里却得知印度尼西亚经济崩溃，我的经济事务小组也奔赴下一个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前往印度尼西亚，确保其政府同意实施获得国际货币组织援助所必须的改革。
13日，伊拉克又出麻烦，萨达姆政府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检查团履行职责，萨达姆就此拉开强迫联合国取消制裁以换取继续进行武器核查这场持久战的序幕。同一天，中东面临危机，因为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政府到期尚未履行开放加沙机场或在加沙和西岸之间提供安全通道的承诺，又投票决定无限期控制西岸，结果导致整个和平进程危机重重。1月，世界的惟一亮点是白宫与波罗的海各国签署北约伙伴关系条约，旨在正式确立我们之间的安全关系，让他们放心，全体北约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最终目的是让爱沙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真正融人北约及其他多边组织。
14日，我和戈尔在白宫东厅宣布推动《病人权利法案》，通过一些受管理的医疗保健计划，为美国人提供一些过去常常被拒绝的基本医疗保障，希拉里则正面对肯·斯塔尔的第五次问讯。这次的问题是联邦调查局有关共和党人的文件是怎么落到白宫手里的，可这件事她一无知所知。
我为琼斯案作证是三天后的事了。我和律师已经演练了可能提出的问题，自认为准备充分，尽管我当天感觉并不好，而且肯定也没有料到要和卢瑟福协会的律师过招。主审法官苏珊·韦伯·赖特已答应琼斯的律师，给他们很大的权限去打探我的私生活，据称是要调查我任州长或总统时是否对担任或寻求政府职务的某个女人进行过某种性骚扰，时间段是自琼斯所称的骚扰前五年到现在。法官还严格规定琼斯的律师不要把任何证词内容或调查过程中的其他情况透露出去。
达到上述目的本不必通过那种深人打探的方式，只需让我直接回答是否曾经与为政府工作的女性单独相处之类的问题即可；然后律师们本可以询问那些女人我是否曾骚扰过她们。然而，那样做会让证词没有用处。这时候，参与本案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性骚扰的证据。我肯定，律师们想逼迫我承认和一个或多个妇女有某种形式的关系，这样他们能透露给媒体，可这样做就违反了法官保守秘密的要求。后来的情况表明，我连事情的一半都不知晓。
我宣誓之后，作证开始，首先卢瑟福协会的律师提出请求，法官也表示同意，将“性关系”定义为他们据称在法律文本中找到的那种。这条定义基本上涵盖了当事人亲吻之外最亲密的接触，不管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满足还是为了产生刺激。看起来这要求我既要有具体行动又要有心理状态，但不包括其他人的任何行动。律师们表示他们将尽量不给我提尴尬的问题。
我到场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可是只有10到15分钟是关于葆拉·琼斯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和琼斯无关的各种问题上，包括相当多有关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问题，后者1995年夏天在白宫做实习生，后在12月到次年4月初做正式职员，然后她调到五角大楼。律师们询问的重点是，我对她有多了解，我们是否曾交换礼物，我们是否曾通电话，我是否曾与她发生“性关系”。我谈了我们的对话，承认自己曾送过她礼物，但对“性关系”的问题做了否定回答。
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们总是对同一问题稍加变化反复询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的法律顾问小组感到很茫然，因为莱温斯基的名字仅仅在12月初才登上原告候选证人的名单，两周之后才向她发出作证传票。我没有告诉他们自己与她的关系，但我的确说自己不清楚这个奇怪的性关系定义具体指的是什么。他们也是。开始作证时，我的律师鲍勃·贝内特请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们就我与女人接触的情况问具体而不含糊的问题。就要结束有关莱温斯基的话题之前，我问向我提问的律师是否还有更具体的问题要问我。他又一次拒绝了。相反，他说：“阁下，我想事情很快会众所周知的，您会明白的。”
我放心了，又有点担心那位律师似乎不愿意问具体问题，也不想听我的回答。如果他当时问了这样的问题，我肯定会据实相告，不过我会讨厌那样做的。1995年末政府关闭期间，只有极个别人获准在白宫工作，那些工作人员都忙到很晚，我曾与莱温斯基有过不恰当的接触，并在11月到来年4月她离开白宫到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的某些时候又有过那种接触。之后十个月我都没有见过她，不过我们有时通电话。
1997年2月，我为每周广播发言做晚上的录音，莫妮卡是嘉宾之一，之后我又跟她独处了15分钟。我觉得自己这样做很恶心，所以春天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对她说这样做于己、于家庭、于她都不对，我再也不这样了。我还告诉她，她有才智、吸引人，本该拥有美好的人生，如果她乐意，我会尽力做她的朋友并帮助她。
莫妮卡继续来白宫，有几次我见了她，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恰当的事情。10月，她让我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我做了。她得到两份工作机会，并接受了其中一份。12月底，她到白宫来道别。那时候她已收到琼斯案的传票。她说自己不想去作证，我就告诉她有些女人填写了书面宣誓书，表示我没有性骚扰过她们，就避免了问讯。
我和莫妮卡曾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愚蠢的。我为此深感羞耻，不想让这件事传出去。作证的时候我试图保护自己和家庭免受自己自私的愚蠢行为的伤害。我相信这个扭曲的“性关系”定义允许自己这样做，尽管我也非常担心这样会让律师询问我具体的问题。我并不需要等多久就知道他为什么不那样做了。
1月21日，《华盛顿邮报》头条报道，说我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曾有私情，肯尼斯·斯塔尔正在调查对我的指控，称我曾怂恿她在法庭上就此事撒谎。这条消息最先是18日早上在一家网站公布的。作证是个准备；斯塔尔最初曾表示要帮助葆拉·琼斯，近四年之后他终于插手了她的案子。
1996年夏莫妮卡·莱温斯基已开始跟同事琳达·特里普讲她跟我的关系。一年后，特里普开始给她们之间的电话录音。1997年10月，特里普提出给《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播放录音带而且确实给保守的共和党政治评论家卢西恩·戈德堡播放了录音带。特里普在琼斯案中被传唤，尽管她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份提交给我的律师的证人名单中。
1998年1月12日星期一晚间，特里普给斯塔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讲述她偷偷录下了莱温斯基的话并安排转交那些磁带。她担心的是自己的刑事责任，因为她这样录音按马里兰州的法律可是项重罪，但斯塔尔的手下保证会保护她。第二天斯塔尔让联邦调查局特工给特里普安装窃听设备，这样她可以在五角大楼城的丽嘉酒店和莱温斯基吃午饭时偷录下对话。几天后，斯塔尔请求司法部增加他的权限以调查莱温斯基，显然他并没有那么诚实地说出自己请求的本意。
16日，也就是我作证前一天，特里普安排与莱温斯基在酒店再次会面。这一次等着莫妮卡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和律师们，他们将她带到酒店的一个房同，审问了她好几个小时，还劝阻她打电话找律师。斯塔尔手下的一名律师告诉她如果不想进班房就应该合作，还提出一份豁免她的交易，但午夜就过期作废。莱温斯基还被迫带上窃听设备录制了跟所谓涉及掩盖活动的人的谈话。最终，莫妮卡能够给她母亲打电话了，后者联系了她的父亲，而她父母离异已经很久了。他联系了一位律师威廉·金斯伯格，律师建议她，等他多了解些本莱的情况后再接受那个豁免交易，并猛烈谴责斯塔尔把他的当事人“在没有律帅在场的情况下”扣留了“八九个小时”，还胁迫她佩戴窃听装置诱陷他人。
这条消息捅出来后我给戴维·肯德尔打电话，向他保证自己没有唆使作伪证，也没有阻碍司法公正。我们俩都觉得显然斯塔尔正试图点起一场大火把我赶下台。他是想快速起跑，而我认为如果自己能熬过公众的攻击两个星期，就能拨云见日，媒体和公众就会关注斯塔尔的战术，便会出现对这件事更公允的评价。我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我也决心不要错上加错，让斯塔尔把我赶下台。这时候，歇斯底里的情绪开始蔓延。
我继续干自己的工作，还拒绝屈服，向所有人否认曾发生的事情：希拉里、切尔西、我的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我在国会的朋友、媒体人士、美国人民。除了自己的行径，最让我后悔的就是误导了他们所有人。1991年起人们就说我对天下所有事情都撒谎，而事实上我在公共生活和经济上一直都是诚实的，后来所有的调查都会证明这一点。这时候我正在我个人的失败上误导人们。我很尴尬，不想让这件事影响到妻子和女儿。我不想帮助肯，斯塔尔宣判自己的私生活有罪，我不想让美国人民知道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那段日子就像在噩梦中一样。我又更剧烈地回到了双重生活。
消息出来的那天，我按事先安排，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吉姆·莱勒的采访。我回答提问时说，我没让任何人撒谎，这是真实的，我还说“不存在不恰当关系”。尽管在莱勒问这个问题前很久不恰当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我的回答是误导性的，我很惭愧这样告诉莱勒；从那时候起，只要可能，我就说自己从没有让任何人不要讲真话。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我还继续干着自己的工作。20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商讨他从西岸阶段性撤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已经决定只要有“安全的和平”，他就推进和平进程。这可是勇敢的一步，因为他的执政联盟很脆弱，但是他可能认识到了，如果他再不行动，局势马上就可能失控。
翌日，阿拉法特来到白宫。我把与内塔尼亚胡会面的好消息告诉他，向他保证，我将争取内塔尼亚胡总理完成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的义务，提醒他以色列领导人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并如以往那样表示，如果他希望以色列向前走的话，就必须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第二天米尔·艾马尔·坎西因1993年1月杀害两名中情局特工被判处死刑，坎西制造的也是我在总统任期内的第一桩恐怖事件。
到了1月27日，也就是发表国情咨文的日子，美国人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都淹没在对斯塔尔调查的报道之中，我也是花了一个星期应对这件事。斯塔尔已经给很多白宫工作人员签发了传票，并要求调阅我们的记录。我请哈罗德·伊克斯和米基，坎特协助应付争论。演讲的前一天，哈罗德和哈里·托马森感到我在公开表态时总是太不确定了，在他们的敦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再次对着媒体表示“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
演讲当天早上，希拉里在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中表示她不相信对我的那些指控，自从1992年总统竞选起一直有“右翼大阴谋”设法要毁掉我们。斯塔尔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声明，抗议希拉里质疑他的动机。关于对手的本质，尽管她的话是对的，但是看到希拉里这样为我辩护，更让我为自己过去的行为羞愧不已。
希拉里接受的艰难采访和我对此的复杂反应显然证明了我对自己的束缚：作为丈夫，我犯了错，要道歉赎罪；作为总统，我在与一些势力进行司法和政治的斗争，这些势力为了毁掉我的总统职位，为了让我无力供职，把刑法和民法混为一谈，严重伤害了无辜的人们。
终于，经历了数年只打井不出油的窘境，我给了他们做文章的机会。因我的不当行为，我损害了总统这个职位和人民。这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不想任由反动者肆意妄为而错上加错。
晚上9点，当我走进人头攒动的众议院会议厅时，这里以及全美国的客厅里都能明显感觉到一股紧张气氛，这也是我发表国情咨文以来收看人数最多的一次。悬在人们心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是否会提到那场争论。我开始并没有提争议的事情。国家状况良好，新增1400万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历史最高，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降到27年来最低，联邦政府35年来缩减到最小。1993年的经济计划削减了赤字，预计1998年赤字为3570亿美兀，削减90％，前一年的平衡预算计划将完全消除赤字。
接着我简要介绍了未来的规划。我首先建议在把即将到来的盈余花在新的项目或是用于减税之前，我们应该储备社保基金迎接退休的婴儿潮一代人。关于教育，我建议拨款新增10万教师，把最低三个年级的班级规模缩减到18人；计划帮助社区实现学校的现代化或是新建5000所学校；为课后或暑期学校这样的额外学习项目提供款项，从而资助学校结束靠“社会推动”的局面。我重申支持《病人权利法案》，给55岁到65岁之间的美国人提供保健医疗，扩充《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并呼吁大幅度增加联邦儿童看护补助，多资助100万儿童。
在安全战线，我呼吁国会支持打击“来自恐怖分子、国际罪犯、毒品走私贩这个邪恶轴心的新威胁”；请参议院批准扩大北约+继续资助我们在波斯尼亚的行动，资助对抗生化武器及想方设法获得这些武器的非法国家、恐怖分子、犯罪集团带来的威胁。
演讲最后，我呼吁美国团结起来，展望未来：贫穷社区中授权区的数量增加到三倍；启动一项净水计划，治理我国的河流、湖泊、近海水域；提供60亿美元用于减税和研发节能型汽车、清洁能源型住房和可再生能源；资助“下一代”因特网，使信息传输速度加快一千倍；资助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由于国会的反感该机构没有财力处理手头堆积的6万宗涉及工作岗位歧视案。我还建议给予国家医疗研究所、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增资，以使“我们这一代人最终能打赢对抗癌症的战争，展开打击一切致命性疾病的革命”。
结尾的时候，我感谢希拉里领导保护美国珍宝的新千年运动，这些珍宝中包括又旧又破的美国星条旗，这面旗帜激发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凯在1812年战争中创作了美国国歌。
我在发言中只字未提那件丑闻，最主要的新观点就是“先储备社保基金”。我担心国会在没有解决婴儿潮一代人退休问题之前就会为即将出现的财政盈余打架，把钱浪费在减税和其他开销上。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我的观点，而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意，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在全国组织了一系列两党共同支持的讨论会，不管会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我们还是寻求共同点，争论该如何提供退休保障，而不是要不要提供的问题。
这次演讲两天后，赖特法官命令，所有涉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证据都排除在琼斯案之外，因为那“对于核心问题不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斯塔尔对我证词的调查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伪证指的是错误表述“实质性”问题。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那件事爆发十天后，《芝加哥论坛报》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我工作的支持率上升至72％。我决心向美国人民显示，我在恪尽职守，为民谋利。
2月5日和6日，托尼和切丽·布莱尔夫妇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看着他们，我和希拉里都想到伤心处。他们令我们开怀大笑，托尼在公事上给予我坚强的支持，着重强调我们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我们带他们到戴维营与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共进午餐，并在白宫举行国宴，席间欣赏埃尔顿·约翰和史蒂夫·旺德的表演。宴会之后，希拉里告诉我，纽特，金里奇就餐时坐在她和托尼·布莱尔那一桌，对她说，对我的指控“滑稽可笑”，即便是真的也“毫无意义”，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我和布莱尔的新闻发布会上，托尼说我不仅是他的同事而且是他的朋友之后，《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克·弗里斯比终于问到我等着的那个问题。他想知道，考虑到有这样的痛苦和私生活中的这些问题，“什么情况下你认为不值得了，你会考虑辞职吗？”“决不。”我回答道。我说自己努力将个人恩怨与政治分离开来，但是我越是努力，“其他人越是使劲从别的方向拽我”。尽管如此，“我决不会离开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因此“我只会一直出来工作”。
月中，我和托尼·布莱尔继续在全球寻求支持，对伊拉克发动空中打击，以报复其驱逐联合国检查人员，科菲·安南在最后一刻得到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意，重新开始检查。似乎萨达姆不推就不会动。
除了宣传我新的倡议，我还花时间支持麦凯恩一法因戈尔德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不过这个月底参议院共和党人枪毙了这个法案；让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维·萨彻医生宣誓就任新的卫生局长；巡视佛罗里达州中部飓风受灾情况；宣布首批用于社区增强其预防对妇女施暴能力的拨款；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帮民主党人筹款。
1月末和2月，有些白宫工作人员受到大陪审团传唤。让他们缠上这件事，我感到很难过，尤其是贝蒂·科里，她过去是想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做朋友的，而现在却为此而受惩罚。我还感到后悔的是让弗农·乔丹搅到这个漩涡里。我们曾是多年的密友，我经常看到他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会儿他因为我成了被攻击的靶子。我知道他没做任何错事，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原谅我给他惹的这些麻烦。
斯塔尔还传唤了西德尼·布卢门撤尔，西德尼是名新闻工作者，也是我和希拉里的老朋友，他于1四7年7月到白宫工作。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斯塔尔想查明的是，西德尼对他的抨击是否够得上阻挠司法公正。这个迹象真让人胆寒，表明斯塔尔多么敏感，多么爱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任何批评他的人。斯塔尔还传唤了两名私家侦探，《国民间询报》曾雇他们追踪传闻中斯塔尔与一位小石城女人的绯闻。传闻有误，显然是把人认错了，但是这件事再一次反映出了双重标准。他动用联邦调查局特工和私家侦探窥视我的生活；一旦小报探究了他的生活，他就追究他们。
斯塔尔的战术渐渐引起媒体注意。《新闻周刊》发表了一张两页的图表，题为“阴谋还是巧合”，追踪支持和资助斯塔尔调查“丑闻”的20多个保守派活动分子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很多过去的联邦公诉人表示不安，不仅因为斯塔尔现在又开始关注我的私生活了，“而且因为他所调动的针对总统的火药库”。
斯塔尔备受指责的是，他强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母亲违心地作证。斯塔尔应该遵循的联邦指导原则要求，通常不应强迫家庭成员作证，除非他们也参与了所调查的犯罪活动，或者“攸关事宜”。2月初，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斯塔尔的调查公正无私。
3月，故事还在继续。我为琼斯案所作的证词外泄，显然是琼斯一方的人干的。虽然法官一再警告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不得外泄，也没有人曾得到许可。8日，吉姆·麦克道戈尔在得州的联邦监狱去世，为他漫长的每况愈下的生涯画上了一个悲伤而略带嘲讽的句号。据苏珊·麦克道戈尔说，吉姆已经改变了口供迎合斯塔尔和希克·尤因，因为他实在不愿死在监狱里。
这个月中旬，“60分钟”节目采访了一位叫凯瑟琳·韦利的妇女，她声称在白宫工作时，我曾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接近过她。这不是真的。我们有证据表明她的故事有疑点，包括她的朋友朱莉·希亚特·斯蒂尔所作的书面陈述，声称韦利曾让她撒谎，说韦利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告诉了斯蒂尔那件我被指控的逸事，事实上韦利没有告诉她。
韦利的丈夫已经自杀，留给她20万美元的债务。一周内，新的报道说，在我打电话对她丈夫的死表示哀悼后，她告诉人们我要去参加他丈夫的葬礼；这是在指控事件之后。最后，我们公开了一打韦利写给我的信，也是在指控之后，她在信上说她是“头号克林顿迷”，她想“用我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来帮助我之类的话。接着有报道说她把自己的故事以3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小报或一本书，之后故事慢慢消失了。
我提到韦利的令人不快的谣言，是因为斯塔尔利用了它。首先，他以极不寻常的举动，给了她“罪行豁免”——完全保护她可免除任何犯罪起诉——只要她说出“事实”。当她被认为没有诚实地说出令人难堪的与另一位男子有染的细节时，斯塔尔又给了她豁免。相反，朱莉·希亚特·斯蒂尔，一位注册的共和党人，当她拒绝改变故事并为斯塔尔撒谎时，他却对她提起诉讼。虽然她没有被裁定有罪，却在经济上毁了她。斯塔尔办公室甚至对她收养一个罗马尼亚婴儿的合法性提出质询。
在圣帕特里克节，我会见了北爱尔兰所有参加政治进程的政党领导人，我还同格里·亚当斯和戴维，特林布尔一起进行了长时间访问。托尼·布莱尔和伯蒂·埃亨想达成协议。我的基本作用是确保并推动各方在乔治·米切尔构建的框架下合作。我们的前面还有艰难的妥协，但我想我们在向那儿靠近。
几天后，希拉里租我飞到非洲，远离国内的喧嚣。非洲是一个美国经常遗忘的大陆，但我认为在21世纪，不论好坏它都将发挥重大作用。对于希拉里和我同行我真的很开心；她很喜欢去年和切尔西一起对非洲进行的访问，我们需要一起到外面走走。
访问的第一站是加纳，杰里·罗林斯总统和夫人娜娜·科娜迪·阿耶芒在独立广场举行的仪式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始；广场上挤满了50多万人。我们在高台上，两侧是穿着色彩欢快的肯特土著人服装的部落首领，欣赏几个加纳人演奏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