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3
唐王朝的兴起
公元220年，汉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六世纪末，中国北方出现军阀割据和贵族统治的局面，其人口大多是中国人和突厥人混血的后代，而南方人则是“更为纯粹的”中国人。
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统治仅持续了很短时间。由于经常遭受北方草原突厥人的袭扰，内部起义频频，加之连年征战，隋王朝建立仅仅三十年后便灭亡了。公元618年，一位属于北方汉族和突厥人混血的贵族将军李渊宣布终止对隋朝的效忠，向首都长安（现在的西安）进发，并自封皇帝，庙号高祖。由此，唐朝建立，并统治中国长达三百年。
唐高祖征服隋朝的过程非常值得一提：他和野蛮的东突厥人达成了军事同盟，然后才取得了胜利。此外，在他写给突厥统治者的信中，高祖使用了“启”这个字，这是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敬称。对于一个想要做中国皇帝的人来说，以平等的口气甚至卑微的口吻称呼一个野蛮人实在是一件有失颜面的事。他的儒家顾问十分反对，但是高祖解释说：“古人曰：‘能够一人之下，才能万人之上。’在这个比喻中，塞外的那些野蛮人相当于什么呢？他们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人而已。此外，‘启’这个字并非价值千金，即使是千金我也愿意给他。为什么我们对一个字竟然纠缠不清呢？”
高祖精明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七世纪时中国新的现实。中国当时四周都受着强大的非汉族人的威胁，包括东西突厥、回鹘、契丹和鲜卑，他们都来自中国北方的大草原，此外还有藏族、南诏和来自朝鲜半岛的高句丽（Koguryo）。面对所有这些威胁，要想维持一个统一的中国不仅需要建设长城，而且还要处理好与不同野蛮民族的关系乃至与其联盟。
此外，在汉朝灭亡后，中国的宗教版图彻底发生了变化。从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开始，源自印度并由商人和僧侣介绍到中国的佛教就成了中国的主要宗教，其信徒比源自本土的道教还要多。通过吸收本土元素，佛教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虽然佛教徒和道教徒常常激烈对立，但是大多数普通中国百姓完全可以同时信奉佛教、道教以及本地其他宗教。对于世俗人来说，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比中国传统的死后成仙观念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得道成仙，而其余大部分人只能进入阴森可怖的地狱。
最后，至少在北方，中国人和野蛮人之间原来的鲜明界线开始模糊了。在公元220年到581年间的混乱时期，一些“野蛮人”统治者征服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并建立了独立的王国。这些统治者很多接受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并和中国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开始通婚，从而产生了一批混血的游牧贵族，他们信奉佛教，既说汉语又说突厥语。（因为多数游牧民族没有书面语言，所以掌握汉语成了他们做官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北方由已经中国化且具有较高文化的前游牧民族所控制，加上通婚盛行，使得那种认为中国人文明野蛮人落后的传统观点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虽然唐朝皇帝本身宣称自己的祖先是著名汉朝大将李广利（Li Guangli）和道教哲学家老子（Lao Tzu）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是中国北方的混血贵族，充其量只有一半的汉族血统。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宗教和影响最具包容性的王朝。这种宽容性在太宗皇帝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他是最聪明最英武的中国统治者。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唐太宗描写为唐王朝的真正缔造者，虽然他的登基过程伴随着相当残酷的斗争。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4
帝国缔造者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高祖的次子。公元617年，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李世民便鼓励父亲起义反抗隋朝皇帝。在父亲攻占长安后，刚刚成立的唐王朝面临着数百次叛乱以及其他有势力贵族的挑战。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李世民带领军队在一次又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获得胜利，同时让北方的突厥人保持了中立。公元624年，李氏家族巩固了自己在北方和南方的统治地位。显然，能够成功利用外族是唐朝军事胜利的关键因素。在李氏家族巩固自己军事实力的过程中，他们吸收了外族军队，允许其原有将领继续统领自己的部队，并统治自己原有的土地。
从唐王朝建立的那一刻起，为了争夺权力，李世民就和自己的兄弟们展开了斗争。公元626年，李世民谋杀了他的哥哥，即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并默许他的一个军官杀害了他的弟弟。然后，他逼迫父亲退位，接着以唐太宗的名号继续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公元626-649年）。虽然李世民对待自己的家人很残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很受人民的尊敬，而且原因竟然是他的仁慈。
唐太宗的人生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让中国人和野蛮人平等相处，而他则是最高统治者，既是皇帝又是突厥可汗。唐太宗自己说：“自古以来所有皇帝都亲近汉人远离蛮夷。只有我认为他们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敬我如父母的原因。”和他的父亲一样，唐太宗也把归降自己的人民纳入了帝国的统治，尤其重用了突厥和其他外族首领做自己的将军，给他们冠以中国式头衔，与他们联姻，甚至将皇家李姓赐予他们。他说突厥人将他视为父亲的说法绝非空洞的吹嘘。唐太宗非常熟悉中国和突厥习俗，孩提时代，他就与一个西突厥王子和东突厥可汗成为了朋友。这些经历对他统治游牧民族产生了有利影响。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在他的统治阶段大批土地并入了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的控制版图。虽然汉族皇帝很高兴让游牧民族占据长城以北的草原，由他们自己的可汗统治，但是唐太宗的抱负远远不止控制这些地区。公元630年，因为唐太宗“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通晓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战功卓越”，因此他给蒙古突厥人（Mongolian Turk）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他们的领袖赋予了他“天可汗”（Heavenly Khan）的称号。唐太宗接受了这一称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治北方草原地区的皇帝。
唐太宗同时拥有天子（Son of Heaven）和天可汗的称号是史无前例的。突厥人所用的天可汗这个头衔在游牧民族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让太宗皇帝正式成为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更令人惊奇的是太宗皇帝不同凡响的宽容政策。他说：“夷狄（草原人民）同样也是人，他们的本性和汉族本性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统治者应该关心自己的美德是否能荫庇他们，也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怀疑他们。”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太宗皇帝平等主义的言论。他的话宣传成分可能大于对政策的真实描述，而且主要是讲给突厥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汉人的教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唐太宗的声明与历史先例，以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能与当今中国人的思想也有着很大不同）。
通过结合突厥人和汉人的力量，唐太宗皇帝控制的版图越过了中亚，越过了帕米尔山区，到达了今天的阿富汗（Afghanistan）。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和塔什干（Tashkent）都变成了中国统治下的行政区。西藏和西部最远到达里海（Caspian Sea）的突厥部落都向他表示臣服。如果没有游牧部落做后盾，这些征服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唐太宗的继承者进一步拓展了唐朝的统治版图，吞并了满洲（Manchuria）、朝鲜半岛大部、越南中部和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在版图、人口和军事实力方面没有哪个帝国能与之争雄。
从登基之初，唐太宗就意识到贸易的潜在重要性。在更早的时候，虽然他的帝国还在战乱后的恢复期，但是唐太宗仍然倾尽国库修复丝绸之路（Silk Road）。同时，他还努力征服西部地区以及西突厥的绿洲小国，并于公元658年最后征服了西突厥帝国。由于唐帝国的控制和保护，丝绸之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所以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外国人和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城。然后，外国商品和风尚再从长安传播到国内各地。在中国建立大使馆的国家最西可以到达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 Persian）。
最后，中国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官方联系。外交和商贸交织在一起，常常很难明确分清二者的关系：商品交流大多来自于进贡制度，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常常结伴而行。唐朝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关系：包括与外国使节的通信联络；安排外国使者在中国的旅行和食宿；为外国国王授予中国式头衔；注册送给皇帝的贡品和礼物；聘用翻译；编辑有关外国风俗习惯、地理和产品的书籍等等。唐朝统治者希望所有出使外国的使节，官员，甚至嫁给外国统治者的公主都能带回一些国外的信息。
伴随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唐朝人也开始喜欢上了许多外国的东西：“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中国人对新奇的外国事物的浓厚兴趣。”在长安和洛阳的中国人开始穿着突厥和波斯服装，男男女女都喜欢上了野蛮人的帽子，尤其喜欢在骑射时使用。效仿突厥生活方式甚至成了某些人的时尚，有些汉人甚至在首都的闹市中支起了帐篷并住在里边。来自南亚的罕见木材被运到中国，制成了博彩用具，家具，装饰性和宗教性雕刻，用来建设华宅和宫殿，寺庙和修道院。由于外国药品，食物和香料特有的药用价值和神奇功效，中国人开始喜欢上了这些东西。优质的印度香料成为了很多人追逐的对象。据说，宫中女眷使用了大量香料，以至于香气在几英里以外都能闻到。
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都很喜欢观赏外国动物，例如狮子、犀牛和大象，它们都是外国使节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有时，外国人本身也被当成了“商品”。富裕的中国家庭购买外国奴隶在自家做事，外国统治者也常常把音乐师，舞蹈师，侏儒，歌妓等等作为礼物送给唐朝皇宫。虽然中国人偶尔试图控制外国奢华品对自己的腐蚀，但是因为奇货可居，外国商品仍然很受欢迎。
然而，喜欢外国货不能等同于喜欢外国人。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喜欢外国人的产品，但是对于他们又心存怀疑和仇恨。事实上，唐太宗与野蛮民族结盟受到了大部分儒家官员的反对，他们总是顽固地坚持中国人优越的保守思想。
这种民族优越感在影响甚广的唐律（Tang Code）中也有所体现，这部法律是唐太宗的法律顾问们编篡制定的，后代王朝，以及日本，朝鲜，越南曾经部分或全部地采用了它的内容。至少，在纸面上，唐律是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是区别对待的。根据唐律，外国人居住的地方通常限制在一些贸易中心城市，例如长安、洛阳、广州和扬州，以及开放的陆上贸易走廊周围。而且，外国人不能和中国人说话，除非他们之间存在贸易关系。如果未经允许，中国和外国人通婚，他们就会被流放到2000里（约400英里）以外。
但是，这些条款并没有严格执行。事实上，我们很难将种族隔离性质的唐律和唐皇室的具体现实对应起来。唐太宗本人就是汉人和野蛮人通婚的后代，而且出于政治目的与游牧民族统治阶级家族通婚也是唐朝获取重要联盟的常用手段。此外，唐太宗特别乐于接受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例如，唐太宗曾经将70000名朝鲜人迁移到了中国境内，并给予那些在中国定居的朝鲜贵族和官员荣誉称号。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鉴于一些顾问的激烈反对，唐太宗专门迁移了一百户突厥人到长安生活，检验他们是不是可以融入中国文化。他还专门制定政策，确保联合军队中的汉族士兵和外族士兵团结一致，并肩作战。
此外，唐太宗还特别关注对外来宗教的开放。公元645年左右，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和尚玄奘在中亚和印度游历十六年后返回了长安，带回了650多篇印度佛教文章和150件佛教珍宝。太宗皇帝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这位回家的和尚，赏给了他大量礼物，并赐给他一个头衔。在皇帝的要求下，玄奘记录了自己的旅行经历生动描述了自己经由巴克特里亚、波斯、阿富汗、克什米尔（Kashmir），最终抵达印度的经历，在那里他受到了印度国王斯拉迪塔的热情接待。
在太宗皇帝的支持下，玄奘终其余生翻译了他带回国的梵语经文。这个和尚的经历深深打动了太宗皇帝，在他去世前一年，当健康恶化促使他试图寻找佛教的长生不老药时，他宣布佛教优于中国的宗教。（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当时一位自称二百岁的印度医生为太宗提供的佛教长生不老药，可能造成了他中毒并最终去世。）
事实上，太宗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多元化最开放的时期之一。唐太宗不仅欢迎佛教，而且还热情鼓励来自西方更远地区的外国人将他们更加新奇的宗教带到中国来。在他统治期间，索罗亚斯德教（明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通过丝绸之路由旅行者介绍到了中国，而且这些外国信徒可以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在长安外国人聚居的西方市场上，波斯商人在索罗亚斯德教的火坛上使用活牲畜祭祀，而早晨和晚上穆斯林宣礼员也站在尖塔上呼唤穆斯林信众进行祈祷。今天，在长安还有一座当时建立的写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大型清真寺。
聂斯托里基督教（即景教）是基督教和近东宗教的一种融合性宗教，也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被介绍到了中国。公元635年，一个被中国人称为阿罗本（O Lo Pen，可能是Ruben的译音）聂斯托里派教徒来到唐朝皇宫。唐太宗接见了他好几次，并询问了很多关于景教的问题，还要求他将携带的经书翻译成中文。对景教产生兴趣之后，唐太宗不仅下令在长安建造一座景教寺院，甚至还颁发了一道圣旨：
道不止一种名称，圣人也不止一个。各个国家的宗教教义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可以泽被所有苍生。来自罗马帝国的大德之人阿罗本从远方把他的图像和经卷带到了首都长安。研习之后，我们发现其教义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其原则劝人向善，彰显人生大义。他的教诲深刻而不散乱，他的逻辑充分而不牵强。这一宗教将惠及众生，故准予在我大唐帝国自由传播。
唐太宗的统治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632年，唐太宗下令对帝国的重要家族编纂家谱。但是，这一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羞耻。虽然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之间的通婚在唐代并不罕见，但是中国的大多数贵族仍然保持着“纯正的”中国血统，对于西北部地区的“半野蛮人”家族，不论多么汉化，他们仍然怀有鄙夷的心理。让唐太宗感到震怒的是，汇总报告将皇帝家族放在了第三等。唐太宗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命令重新编纂。不消说，第二次编辑后，皇家血统排在了第一位。
这个新版的族谱汇总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提高了唐太宗最高等级大臣家族的社会地位，而这些人是皇帝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儒家学问选拔出来的，他们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名门望族。这种变化产生了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它让一些文职官员的地位超越了传统贵族。第二，进一步鼓励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制度出任官员的愿望。后一种制度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它并不是由唐太宗一个人制定的。这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更多地得益于武则天的贡献，她原来是唐朝的一个妃子，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5
女皇和春药
唐太宗最初选定的太子性格古怪，甚至可能精神上有些错乱。他拒绝说汉语，坚持说突厥语，遵循突厥习俗，穿突厥服饰。他与一个宫廷戏子搞同性恋的丑事让唐太宗大为愤怒，下令将这个戏子砍头。最后，这个太子被杀，太宗的另外一个儿子登上皇位，称为高宗皇帝。但是，唐高宗本性软弱，懒于朝政，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公元649-683年），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是自己妻子武则天的傀儡。
武曌（武则天为自己造的名字）是一个极其美丽、聪明的女人，又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投机主义者。十二岁时，她成为老皇帝唐太宗后宫中的一名妃子。按照习俗，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后，和其他没有生育的妃子一样，武曌应该削发为尼。对于她是否确实削发为尼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但是无论如何，武曌很快迷住了唐高宗，成了他最喜爱的妃子，并在公元652年为他生下了儿子。公元655年，她被立为皇后。不久，为了扫清自己掌权道路上的威胁，据说她杀死了高宗的第一个妻子和另外一名妃子。她命人将她们的四肢砍去，然后放进酒缸里。公元660年，当她的丈夫中风瘫痪之后，她实际上担任起了皇帝的职责。690年，高宗去世七年后，武曌正式登上皇位，宣布帝号，并成立新王朝大周。自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女人接受了上天任命，成为皇帝。
一个女人公然以皇帝身份统治中国，这严重违反了妇女三从四德的儒家思想。（毫不奇怪，传统历史学家大多数为儒家学者，对武则天颇有微词。）但是，武则天巧妙地利用佛教证明了自己的合法统治。武则天有一个情人，原来是化妆品和春药小贩，后来当了和尚。在他的帮助下，公元694年，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而弥勒佛是救世主（messiah），未来天堂的统治者。武则天还建造了一些著名的佛教建筑，例如，高约55英尺从巨石上雕刻出来的龙门石窟大佛。在这位女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国佛教已经演变成了一支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越来越中国化，演化成新型的具有很高影响力的中国化分支和教派。公元8世纪时，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力量，很多外国朝圣者，甚至包括来自印度的和尚，都来中国朝拜中国的菩萨。
武则天还进一步改革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她清除了政府中的西北贵族官员，因为这些人数百年来已经垄断了中国的政治。她甚至曾经下令处死了数百名贵族。这位女皇还系统地发展了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而非血统创造了一批新政府官僚阶层。但是，这种改革结果并没有造成一种纯粹的精英政治：只有那些富裕家庭的人才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而接受儒家教育是科举考试的前提。然而，无论如何，女皇的改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新建立的国家科举制度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原则，即政府官员的录用应该完全根据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文学素养，而不是世袭特权。
但是，武皇帝本人并没有一直遵从这种原则。虽然她的政府内有很多受人尊敬的学者型官员，但是她也任命了一些才能平庸的亲信担任重要职务。她有自己的密探，很多人都是她的亲戚，这些人又利用残酷的手段消灭她的敌人。围绕着她的私人生活出现了很多惊人的谣言，说她在八十岁时，还与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着疯狂的性关系。据说，这位女皇服用了太多的春药，结果“又长出了新牙和眉毛。”
公元705年，武皇帝终于最后退位。经过长达七年的内耗，李氏家族终于重返皇位，公元712年唐朝名称重新恢复。新皇帝谥号唐明皇，即光明的君主，他统治期间，中国的璀璨文化达到了顶峰。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6
唐帝国的鼎盛时期
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被认为是唐朝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登基之后，他立刻整顿了武皇帝奢华的宫廷生活，取消了死刑，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进行了改革。他的统治在唐朝是最长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公元712-756年）。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充分地将军事扩张和有力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从克什米尔到朝鲜，从伊朗到越南，这些国家都承认唐帝国的霸主地位。
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位于王朝的中心地带，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国际化最高的城市。这座城市中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外国人：阿拉伯的传教士；印度、波斯和叙利亚的商人；朝鲜和日本的和尚和学生；尼泊尔、西藏、西伯利亚的民族领袖；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的艺术家和表演家等等。
在长安的中国居民中，外国音乐、时装和香料风靡一时。那里的马球游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来自波斯，成为唐朝上流社会最喜爱的游戏。在某些特殊场合，来自中亚的乐团女演员骑在骆驼上，演奏一些新奇的乐器，例如琵琶（一种像梨子一样的鲁特琴），供帝国官员欣赏。来自贵族家庭的中国妇女穿着中亚款式的紧身衣和披肩。其他时候，她们也穿着宽松的裤子，骑马游猎，与后世上流社会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因为缠足甚至走路都成问题。
长安并非只是追求浮华和折中主义的地方，它也是学问和高尚艺术的中心。在唐明皇统治时期，文学，绘画，历史和美学理论，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长安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它还是一个大都市，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它是东亚文明的辐射中心。”
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也以对外国人开放的心胸，对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宽容而著称。公元713年，唐明皇接见了来自倭马亚王朝（Umayyad）哈里发瓦利德寻求军事合作的阿拉伯使团。阿拉伯人没有遵守中国觐见皇帝的规定，没有行跪拜礼，即摆出头触地的俯卧姿势。这些陌生人坚称，他们只对神灵跪拜，对人间的王只行鞠躬礼。唐明皇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免除了对方执行这一礼节的要求：“各国的宫廷礼节不尽相同。”（一千年以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则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当英国大使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拒绝跪拜礼，清朝政府便给他吃了闭门羹，他的外交使命也无功而返。）在唐朝的黄金时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景教教徒、摩尼教徒（Manichaean）都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寺庙中做礼拜活动，不用担心受到迫害，甚至有时还受到帝国军队的保护。
与同一时代的另外两个帝国相比，唐帝国的宽容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两个帝国是倭马亚哈里发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它们在宗教方面都非常独裁。
倭马亚帝国（公元661-750年）是围绕着伊斯兰正教（Islamic orthodoxy）建立起来的，认为所有其他宗教都是异端邪说。虽然在倭马亚帝国初期，对于非穆斯林的迫害还相对较轻，但是在公元704至705年，同一个哈里发瓦利德表示要将亚美尼亚基督贵族都聚集起来然后在他们的寺院中把他们烧死。其他人则在十字架上钉死，或者斩首。几年以后，哈里发乌马尔二世（Caliph Umar II）发表了如下声明：“所有信众，那些非穆斯林只是一些卑微的尘埃。安拉创造他们只是为了只是让他们做撒旦（Satan）的党羽；他们的行为极其有害；他们所有卑贱的努力都是无用的，虽然他们自认为她们所做的工作是高尚的。安拉，天使，和所有人都诅咒他们。”非穆斯林不得担任公职。（相比之下，当波斯萨珊王子被阿拉伯人击败以后，于公元674年逃到中国，在长安受到了热烈欢迎，并成为御林军的一位将军。）
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在对异教徒的迫害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七世纪时，异教现象几乎被彻底根除，其迫害手段包括强迫改变信仰，折磨，挨饿，甚至无情屠杀。反闪族运动在帝国盛行，不同的拜占庭统治者，包括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和圣利奥三世（Leo III），都命令犹太人接受强迫形式的洗礼。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公元685-695年，公元705-711年）统治时期，持续进行了残酷的宗教迫害，与之相对的亚美尼亚东正教（Orthodox Church）教徒被活活烧死。吉本说，查士丁尼对宗教迫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甚至让一个高级顾问鞭打自己的母亲。结果，当他被罢黜以后，他的鼻子被人们砍掉，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没鼻子的查士丁尼。到八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已经极为衰落，大部分土地被阿拉伯人所占领。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大宗教帝国的兴起，以及他们一神论所产生的危害，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讨论。但是，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在公元600年到800年期间，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最大帝国都是在它们各自的正教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帝国都深信，对于真正的信教者来说，那些不信教者毫无价值。” 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顽固思想与中国唐朝奉行的宽松而不太独裁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方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可能是最活跃和最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和几乎所有其他中国王朝不同的是，唐帝国统治者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非常感兴趣，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唐帝国的史料中，对拜占庭帝国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当时中国人把拜占庭帝国称为“拂菻”（Fu Lin）：
拂菻是古（罗马帝国），位于西海（Western Sea），东南与波斯接壤，东北与西突厥比邻。这一国家人口密集，城镇林立。都城城墙采用加工石材筑成，城中居民超十万户。它的一个城门高200余英尺，全部用青铜包裹（黄金门）。在皇宫中，有一个用黄金制作并饰以玻璃、水晶、象牙和珍贵木材的人像。水平屋顶采用水泥覆盖。炎热的夏季，水力驱动的机械将水引到屋顶之上，然后再从窗户前瀑布般留下，冷却空气。
在王宫中，有十二个大臣辅佐国王。当国王从王宫出来，陪同他的随从会带着一只大口袋，任何人有诉状都可以投到里面。男人头发很短，穿着绣花长袍，并让右臂裸露出来，女人的发型则像皇冠。拂菻人崇尚财富，喜欢饮酒和蜜饯。每隔七天就有一个休息日（基督教的星期天）。
这个国家出产亚麻、珊瑚、石棉和很多珍奇的东西。他们有很多魔术师，有的可以从嘴里喷出火来，有的可以从手上流出水来，有的可以从脚上滚出珍珠。他们还有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可以把小虫子从脑袋里取出来医治某些疾病。
同样，唐王朝也记录了阿拉伯半岛和伊斯兰教的起源：
（阿拉伯半岛）是前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男人长着大鼻子和黑色的胡须。他们在银制的腰带上佩戴着银制的短剑。他们不喝酒，没有音乐。女人穿白色衣服，出门时就会用面纱盖上脸。他们建有大型礼堂供数百名信徒进行宗教礼拜活动。每天，他们礼拜天帝三次。每隔七天（星期五）他们的国王（哈里发）会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向国民演讲：“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将在天堂中重生。那些勇敢作战的人将会获得幸福。”所以，他们的男人都是勇敢的士兵。他们的土地贫瘠，不能生长谷物，他们狩猎并以猎物为生，并在岩石上收集蜂蜜。他们的住房就像马车上的帐篷。他们种植的葡萄有的像鸡蛋一样大小。
在隋代……一个波斯男人（穆罕默德，Mohammed）在麦地那（Medina）附近的山上牧羊。一个狮人（大天使加布里埃尔，Archangel Gabriel）对他说：“在这座山的西边有一个山洞，里边有一把短剑和一块刻着白字的黑色石头（卡巴天房黑石，Kaaba）。谁获得了这两件宝物，就会拥有统治人类的权力。”于是，这个人去了那里，找到了宝物……之后，阿拉伯人变得非常强大。他们使波斯帝国灭亡，击败了拂菻王，入侵了印度北部，进攻过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他们的帝国从西南部的海洋一直延伸到我们帝国的西部边界。
尽管这些针对拜占庭和伊斯兰的描述存在着不准确甚至歪曲的地方，但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唐帝国的自信和好奇精神，以及尝试了解外国文化的努力。虽然这些叙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不够详尽，但是比起其他王朝，例如，一千年后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年），唐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虽然世界在通讯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清帝国的皇帝们顽固地，几乎是故意地，忽视欧洲帝国的不断崛起，并将欧洲人一概称为“进贡的野蛮人”。一个18世纪中期的清朝皇家文件包含了如下混乱的记录：
1.意大利在1667年向中国进贡（实际是荷兰），教皇（the Pope）在1725年进贡（并非事实）。
2.法国和葡萄牙是同一个地方。
3.瑞典是荷兰的属国。
4.生活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是占领了马六甲海峡（Malacca）和澳门（Macau）的葡萄牙人。
5.瑞典和英格兰都是荷兰的简称。
1818年，即将征服中国的英国、俄罗斯和法国这些强大的帝国，与吉兰丹（Kelantan）、丁加努（Trengganu）和其他在马来半岛上的小国一样，被清王朝列为自己的属国。实际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朝统治者对西方的极端无知是中国不能抵抗欧洲征服的主要原因。
黄金时代的唐帝国是否和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一样，也是一个世界霸主，或者超级大国呢？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在七世纪和八世纪时，中国周围的王国或者部落联盟都比它小得多，不能对它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唐帝国实在太大，它在边境上部署的军力往往不足，所以这些国家的军队也可击败唐朝的军队，而且这种情况在这个强大帝国的整个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公元678年，在争夺西部控制权的战争中，唐朝的18万军队在青海湖附近（Lake Koko）被吐蕃军队击败。公元751年，在靠近今天的撒马尔罕附近与阿拔斯哈里发王国（Abbasid caliphate）的塔拉斯（Talas）战役中，一支规模较小的唐朝军队被敌军击败，这场战争可能只是一场边境上的小型冲突，但是阿拉伯军队的数量确实远远超过唐朝军队。
更为复杂的是，唐朝常常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而不是真正的流血冲突辅以巧妙的外交活动来慑服自己的对手。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但是也让唐帝国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它的统治地位常常取决于外族王室及其人民对它的忠诚度，而这些人常常被中国人所轻视，于是这些外族人便对唐帝国报以仇恨，虽然不甚明显。
虽然承受着这种统治上的脆弱性，但是唐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罗马帝国陷落后的欧洲“强国”相比，唐帝国的优越性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强大的法兰克帝国（Frankish Empire）可以说是八世纪和九世纪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统治下的人口可能在500万到1000万人之间。但是，唐明皇时期，中国人口高达6000万。几乎在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只有1000万到1300万。即使唐帝国后中东地区人口最多最强大的倭马亚哈里发帝国，统治的人口最多也不过才3600万人。唐帝国拥有的常规军总数大约在50万到75万之间，远远高于倭马亚帝国。总之，在鼎盛时期，唐帝国在人口、财富和总体军事实力方面都远远胜过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7
垂暮的唐帝国和狭隘思想的出现
和古代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造成唐帝国巨大版图和影响力的宽容政策同样播下了它衰落的种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帝国的没落可以追溯到来自一个外族人的攻击，他掌握了过大的权势。一旦唐帝国开始衰落，狭隘思想就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唐帝国所奉行的宽容战略在于这个帝国从来没有尝试将汉人身份强加给非汉人国民的身上。因此，在庞大的唐帝国版图内，没有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或者文化“黏性”将“野蛮人”和中国人团结起来。相反，早在八世纪初，唐明皇就发现自己统治的庞大臣民由非常不同和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群体组成，而且这些人对于中国缺乏忠诚和善意。
为了维护帝国的正常政治秩序，唐明皇不得不依靠不断增长的外族军队，尤其是鲜卑（Xi）和契丹（Khitan）人组成的军队。这些部落的首领被唐王朝任命为地方军政首长，他们控制着大量永久性编制的边防军，并拥有几乎无限的民事、经济和军事管理权。在公元712年至733年之间，唐朝建立了九个这样的都护府（military governorship）。都护府的将军常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拓展唐朝的边界。因为成功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常常得到奖赏，所以类似的独立军事行为越来越普遍。因此，在唐明皇统治时期，中央控制权不断丧失，和外族人掌握军事权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角度来看，唐帝国赋予非汉族军事统帅军权和行政权的行为，是唐统治者试图弥合汉人和草原“野蛮人”之间隔阂的成功尝试。但是，唐帝国招募的庞大外族军队一直保留着外族人的身份。当这些突厥人，西藏人，或者蒙古人在本族将军的带领下，认为自己被汉人利用和支配时，他们很快地就叛离了唐朝。最后，大唐帝国被那些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一部分的外族人所削弱。
公元755年，安禄山领导的叛乱给唐帝国带来致命打击。在八世纪四十年代，年近六十时，唐明皇疯狂地爱上了自己儿子的一个妃子，杨贵妃。很短时间内，杨贵妃就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位晕头转向的皇帝，并在皇宫里安插了自己声名狼藉的亲戚和党羽。正是由于杨贵妃的影响，安禄山，这个普通的肥胖军官才掌握了军权，并且最后组织了叛乱，永远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
对于安禄山的准确民族身份，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观点。根据一个历史文献，他属于突厥族契丹部落；还有另外一些资料认为他属于突厥和古索格代亚纳人的后代（Turk-Sogdian）。但是，有一点大家都是公认的，即他不是汉族人，身材很胖，没有什么文化，性情粗俗。还有一点非常清楚，安禄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非常善于逢迎他的上司。公元750年，他获得了将军称号，得到了皇室宠信和杨贵妃的赏识，并且通过滑稽的表演迎合了皇帝的嗜好。
虽然皇室中的其他成员感到安禄山图谋不轨，但是杨贵妃成了他的保护伞，甚至将他认为义子。结果，他有权在内宫拜见杨贵妃，这可是前所未闻的特权。这意味着，就像很多历史学家们怀疑的那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风流韵事。不管怎么样，尽管他出身卑微，还拥有外国血统，安禄山还是掌握了巨大的军权。公元754年，让皇帝的亲属们非常震惊的是，安禄山被任命为皇家“闲厩使”，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在叛乱前夕，安禄山握有北方三道节度使的军权，包括今天的北京、山西、山东，有权调动二十万军队和三万匹战马。
同时，在皇宫中，安禄山继续像个傻瓜一样自我作践地表演，以赢得皇室的欢心。但是，他准备造反的流言还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中。当被皇帝召见时，安禄山马上号啕痛哭地俯卧在皇帝脚下，信誓旦旦地表达自己的忠心，说那些都是敌视自己的人捏造的流言蜚语。于是，皇帝便深信不疑，并给了他新的奖赏。
不久，在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叛乱。长安和东都洛阳很快便落入了安禄山之手。唐明皇和杨贵妃在一小部分军队的保护下狼狈地逃到了四川。然后，皇帝的军队发生了哗变，要求皇帝杀死杨贵妃，说正是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帝国的危机。无奈之下，悲痛欲绝的皇帝不得不命令自己的总管太监勒死了自己的爱妃，她的尸体被扔进了一条臭水沟。不久一蹶不振的唐明皇便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直到八年之后，即公元763年，安史之乱才最终被镇压下去，李氏家族才重新恢复了统治。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唐帝国从此开始走向没落。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皇帝一直试图弥合汉人和外族人之间的隔阂，不断制定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政策。多年来，这一政策相当成功。随着唐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外族人积极参与了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它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实力和生命力也越来越强大。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变化。在八世纪末，唐王朝所奉行的对外族人和外族思想的开放政策不再是力量的源泉，反而引发了分裂、动荡和暴乱。
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外族人的侵扰和叛乱也时有发生，例如在唐帝国的边远地区就发生了多次叛乱。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这些地区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唐朝边境地区的分裂。吐蕃政权进一步吞并了西部地区，唐朝统治者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同时，各地军事首脑，几乎都是外族后代，越来越藐视中央政府的权威。伊斯兰教在唐帝国统治的中亚地区迅速蔓延，最终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过去，唐朝统治者曾经热情欢迎伊斯兰教徒和清真寺的建立，并将之作为自己国际化社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伊斯兰教已经成了唐帝国的敌对力量和重要威胁。
公元8世纪末，狭隘思想开始在唐帝国盛行，并像癌细胞一样肆意蔓延。汉人的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把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外族人的身上。最后，一个没有文化的突厥人几乎导致了唐帝国的灭亡。此外，唐明皇允许野蛮人控制军队领导层也让汉人感到羞耻。
或许，人们最反感的“野蛮人”是突厥人。在安史之乱时，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唐帝国绝望的皇帝们给突厥人送了很多礼物，给他们国家的皇家头衔，并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们。突厥人还垄断了向国内进口马匹的业务。关于马匹的安排是这样的：每年突厥人向国内输送几万匹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而且每匹马价值四十匹丝绸。这个交易对于国家来说非常不公平，不久唐朝的国库就空虚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突厥人骚扰唐朝官员，抢掠朝廷，绑架孩子，杀害公民。
最终，唐太宗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试验宣告失败。唐王朝终于没能克服中国人几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野蛮人的轻视和恐惧。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可以用来吸引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政治上的认同感。相反，将中国统一起来的、覆盖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身份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是民族性的，野蛮人一直处于这条线的另外一端。
公元760年，数千名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被中国歹徒在扬州杀害。公元779年，唐德宗驱逐外国使节，并禁止外国人穿戴中国服装。帝国针对草原民族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北方游牧民族和汉人是“平等伙伴”的面纱被彻底撕了下来。这些野蛮人最多只是帝国的“爪牙”，他们只是为中央王国守护边疆的武士而已。
由于排外思想的兴起，唐帝国奉行的国际理念迅速消失。来自于中国东南部通过科举制度获得地位的官员和学者开始宣传，中国优秀的道德标准和灿烂的文化被来自北方的腐朽野蛮贵族所污染。文人中出现了一种新思潮，希望振兴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古代的文学风格。外国的影响和思想被认为是腐蚀性的，通往中亚的道路也被关闭了。像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那样，唐帝国开始奉行自我毁灭性质的保守政策，将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试图通过摈弃外国元素实现民族“净化”。
公元9世纪，唐朝的狭隘思想更加强烈。公元836年，唐帝国颁发圣旨，禁止中国人和“有色人种”交流，“有色人种”意指东南亚和帕米尔高原以外的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来人，苏门答腊人（Sumatran）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唐武宗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在他统治期间，中国爆发了宗教迫害。摩尼教（Manichaeism）是众多突厥人信仰的一种宗教，成为了宗教清洗的第一个受害者。公元840年，唐武宗下令处死七十名摩尼教尼姑，捣毁摩尼教寺庙，没收摩尼教土地。五年后，在公元845年开展的大流放中，唐朝皇帝打击了所有外国宗教。基督教和索罗亚斯德教均被镇压，其信徒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以防他们继续腐蚀帝国的简朴美德和纯净的道德观念。”
佛教虽然已经进行了深刻的中国化改造，并且在中国人当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仍然受到了激烈打击。唐朝末期，佛教越来越腐化，帝国政府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佛教寺庙却非常富足。佛教的富足让一些腐败的和尚中饱私囊，违反了清修的誓言，生活非常奢侈。佛教的大部分财产被用来建造大型寺庙建筑和贵重金属铸造工艺，例如铸造佛像、大钟和其他宗教器物。唐武宗颁发的宗教驱逐令中，专门斥责了佛教，称它是在道德和经济上腐蚀帝国的外国宗教。
一定程度上出于增加帝国收入的目的，唐武宗强迫二十六万名和尚和尼姑还俗，让他们重新进行税藉登记。四千多座佛教大寺院和四万座小寺庙被关闭或转为俗用。佛教的大批财产被充公，青铜塑像被融化用来铸造钱币。但是，唐武宗试图根绝佛教的尝试没有成功。全国很多官员对佛教表示同情，并在暗地里违抗皇帝的命令。此外，在武宗颁布大驱逐令两年后，另外一位新皇帝登基，修改了武宗的反佛教政策，重修了受损的寺庙，甚至还新建了寺院。虽然佛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它一直保存了下来。相比之下，摩尼教、景教、索罗亚斯德教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彻底从中国境内消失了。
公元9世纪，唐朝统治者的名望和权力不断衰落。地区军阀开始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失去了财政控制权。在公元875年至884年期间，又发生了新一轮的起义，彻底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唐帝国的最后灭亡的过程漫长而血腥。长安遭到抢劫和破坏。在广州，叛乱者杀死了十二万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索罗亚斯德教教徒。公元904年，一个名叫朱温的地区军事首领抓住了皇帝，然后将他、他的随员以及仆人全部杀死。长安被拆毁的宫殿材料沿着渭河一直漂流到洛阳，在那里朱温建造了自己的新首都。唐朝的灭亡一般都记录为公元907年，以朱温杀害唐朝的最后一位小皇帝为标志。
在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和排外。中国北方因为面临野蛮人的巨大威胁，无数百姓举家迁往南方，使那里成为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后，野蛮人反而对中国人实施了宽容政策，并创造了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世界霸主。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1
横扫世界的野蛮人
上帝赋予手以不同的手指，他同时也给了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
——蒙哥汗，约于1250年
在成吉思汗（Zingis）及其子孙的强大攻势面前，世界为之战栗：苏丹被推翻，哈里发被打倒，恺撒则坐在王位上不住地发抖。
——爱德华·吉本，1776年
七个半世纪前，在蒙古大草原上有一个高地，今天只剩野草、牧民和偶尔光临的加拿大探矿队，过去则是帐篷林立的皇家城市哈拉和林（Karakorum）。在牦牛毡制作的蒙古包，蒙古人称作毡包（ger）的圆形白色帐篷中，那些没有文化的蒙古可汗们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远远超过罗马人曾经统治的领土。游牧的蒙古人没有科学技术，甚至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他们没有农业，甚至不能烤制面包。但是，他们统治了半个世界，包括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巴格达（Baghdad）、贝尔格莱德（Belgrade）、布哈拉（Bukhara）、基辅（Kiev）、莫斯科（Moscow）、大马士革（Damascus）和撒马尔罕。
1162年，在哈拉和林建立七年前，一个名叫铁木真（Temujin）的男孩出生在大草原上最荒凉的一个山坡上。当时，蒙古人是通过宗族关系组成的部族和氏族，散落在大草原上。多年来，他们仇杀敌人的男人，绑架敌人的妇女，盗窃敌人的牲畜。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Hoelun）就是被“偷来的”：铁木真的父亲在诃额仑刚刚嫁给一个敌对部落的男人后，就把她抢了过来。铁木真九岁时，他的父亲被人杀害，但是在这之前他曾经给铁木真定了一门亲事，女孩叫孛尔帖（Borte）。丈夫死后不久，诃额伦和五个饥饿的孩子便被族人抛弃。当寒冬来临时，一家人以浆果和草根为食，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制作的简单衣物。十六岁时，铁木真杀死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这违反了蒙古道义，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
那么，这样一个被驱逐者是如何成为成吉思汗，如何统一大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然后不断征服其他国家和人民，成为历史上最大帝国的帝王的呢？这些没有任何先进技术的蒙古人是如何组建庞大的战争机器，包括弩炮、投石器、炸药、便携式觇标，攻破中世纪中国、波斯和东欧国家的高大城墙的呢？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建立了一个从维也纳到日本海的庞大帝国并统治了一百五十年呢？
毋庸置疑，成吉思汗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蒙古人在战争中也极其残忍。他们曾经将融化的银水灌到敌人的眼睛和鼻子里。对于那些背叛他们的女人，他们会将她们的七窍缝合起来，折磨致死。成吉思汗曾经说过，人生快事就是“击败你的敌人，看着他们匍匐在你的脚下，拿走他们的马匹和财物，聆听他们女人的呻吟。这是最大的幸福。”
同时，成吉思汗还实施了非常宽容的政策，即使按现代标准和当代统治者来看，都是非常开放的。当年，欧洲人曾经在火刑柱上杀害异教徒，但是成吉思汗却下令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还支持民族多元化，积极消除导致蒙古族分裂的部落隔阂，每征服一个地区，他就会选择最聪明能干的人为自己服务。两代以后，他的孙子蒙哥（Mongke）、旭烈兀（Hulegu）和忽必烈（Khubilai）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政策，最终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帝国。与蒙古人的嗜杀成性相比，民族和宗教宽容更大程度地帮助他们获得并维持了世界霸权的统治地位。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2
征服大草原
第一个进入蒙古大草原的欧洲人可能是修道士乔凡尼·迪·普拉诺·伽比尼（Giovanni Di Plano Carpini）。1246年，经过一年骑马长途跋涉，穿越欧洲大陆，这位修道士最终来到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事实上，伽比尼是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的间谍，他指派伽比尼到蒙古来了解这个让欧洲闻风丧胆，并征服了大片土地的民族。伽比尼是这样描述戈壁草原的：
这里根本没有乡镇和城市，到处都是充满沙子的贫瘠土地，肥沃的土地十分之一都不到，除非有河流灌溉，但是这里河流是很罕见的……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树木，但是非常适合放牧。皇帝、王子和所有人都用牛马粪取暖和做饭……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夏天经常有可怕的雷电和风暴，很多人在这一过程中死去，还有暴雪和风暴，有时人在马上都坐不住。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趴在地上，地上升起的满天尘土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里经常下冰雹，刚才还寒冷得令人战栗，一会儿却又变得酷热难当。
1178年，十六岁的铁木真可能就是面临着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却完全不同。1178年，根本没有蒙古帝国，甚至连首都都没有，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蒙古民族。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着几十个关系模糊，经常处于战争的部落和部族。与蒙古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有东部的鞑靼人（Tatar）、契丹人（Khitan）和女真人（Manchu），西部生活于中亚地区的突厥部落。鞑靼人和中亚部落都团结成了强大的联盟，但是1178年时，蒙古人则分散成众多相互对立的部落，分别有自己的首领或者可汗。
在草原民族中，蒙古人几乎处于最底层，“就好像低贱的食腐动物一样，和狼群一起捕食小动物为生。”但是，在蒙古人内部，有些部落，例如泰赤乌部（Tayichiud），声称自己地位比其他部族较高，并通过残暴手段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后来，铁木真打破了这种基于血统的草原等级结构，根据战功和忠心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取代了原来的宗族制度。但是，十六岁时，铁木真还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而已。而且，泰赤乌部一直想抓住并惩罚他，因为他在他们的土地上杀死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纪录特别模糊不清。据说，铁木真曾经被泰赤乌部的人抓到了，受了一段时间奴役之后，又逃脱了。不久，铁木真来到自己未婚妻孛尔帖的部族，宣称她是自己的新娘。虽然知道铁木真和泰赤乌部之间的矛盾，孛尔帖的父亲还是履行了七年前自己和铁木真父亲订下的这门亲事。有位传记作家认为，十六岁时，铁木真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吸引人的魅力和能力”。不管怎么样，孛尔帖的父亲给了他一件黑貂皮的大衣作为结婚礼物，这是大草原上最珍贵的皮毛。这个礼物让铁木真向着自己的权力迈出了第一步。
事实上，铁木真没有留下这件貂皮大衣，而是把它献给了一位富有影响力的长者，塔基尔（Torghil），不过人们一般称他为王罕（Ong Khan），他是强大的克烈部（Kereyid）的首领。因为与中亚有贸易往来，作为突厥人的后代，克烈部的文化比其他部族要先进得多。克烈部人也信奉景教的一种变体宗教，在帐篷中礼拜萨满神（Shaman Jesus），他们认为萨满神能救死扶伤，驱走死神。铁木真这样做的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克烈部是统一的，实力强大，控制着戈壁草原上的大片土地。通过将自己的结婚礼物送给王罕，铁木真表明自己视对方如父亲一般，这样他巧妙地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联盟。
事实证明，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这次联盟对于铁木真的兴起以及日后统一大草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初，克烈部帮助他救回了自己被蔑儿乞部族（Merkid）抢走的新婚妻子。此时，铁木真已经聚集了一小批忠实的追随者。铁木真和王罕的部下一起开始征服大草原上的各个较小的部落，包括那个将儿时的铁木真及其家人抛弃的著名部族泰赤乌部。每获得一次胜利，铁木真都按照同一个基本原则处理俘虏。他将被击败部族的首领全部杀死，包括大部分男性“贵族”，然后将剩余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不过不是奴隶而是平等的成员。
通过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铁木真和王罕也击败了鞑靼人，一个远比克烈部富足的部落联盟。据说，鞑靼人拥有的财富深深地震撼了铁木真，银制摇篮、缀有珍珠的毛毯、缎子、织有金线的衣物，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进一步消除部族矛盾以后，铁木真鼓励不同部族之间通婚，他自己也率先垂范，娶了两个鞑靼姐妹做妾。他还鼓励自己的母亲象征性地从被征服部落中挑选男孩孤儿作为自己的养子。这样，铁木真的“兄弟”有蔑儿乞人、泰赤乌人、主儿勤人（Jurkin）、鞑靼人，等等。
虽然仍是王罕的部下，铁木真现在统领着一支强大的跨部族、跨民族的军队，其数量已经超过了八万人。1203年，铁木真命令进行改革，正是这次改革极大地改善了中亚大草原的社会结构。多少代以来，大草原上的人民都是通过父系亲属维系社会关系。如果两个男人血缘关系密切，那么这两个人彼此间的忠诚度就应该更高。为了彻底消除基于传统宗族和血统造成的部族分裂，铁木真重新改组了自己的军队。他将自己不同部族的武士按每十个人分成一个班，命令他们像兄弟一样一起生活，相互保护。除非大家另有建议，否则班中年龄最长的人作为领导。十个班组成一个连，十个连组成一个营，十个营组成一个图们（tumen），或者叫军，而土门的将领由铁木真亲自挑选。这种跨部族跨民族的十进制的军事结构最终成为蒙古军队和整个社会的组织形式。
传统的草原首领总是将自己最近的亲属聚集在自己周围，铁木真根据才能和部下表现出的忠诚度选择军官和顾问。很多铁木真最亲近的亲信和高级将领，例如，在阿尔泰山区统领一个土门，最后征服波兰和匈牙利的速不台（Subodei），都与他没有亲属关系。反过来，铁木真在清洗那些不忠诚的“血亲”时却决不手软。事实上，与蒙古传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铁木真的叔叔、兄弟和侄子开始时没有一个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由于铁木真重战功轻宗族关系，一些原本地位卑微的放牧娃成为了将军。所以，很多鞑靼人成为蒙古帝国的高级首领，以至于几百年以来“鞑靼人”和“蒙古人”有时成了同义词。
铁木真在选择将军时判断非常正确，极为巧妙。他不仅要考虑部下的勇气，而且还要看他们是否足够聪敏，是否有耐心。那些有勇无谋的人不能率领军队，而是被安排担任保护后勤供应的重要职务。据说，有一次铁木真拒绝提升一位武士，并做出了如下解释：
没有谁比也速台（Yessoutai）更勇敢，没有人比他更有天赋。但是，因为最漫长的征战也不能让他感到劳累，不会感到饥渴，所以他也认为自己的军官和士兵也不会有这些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的原因。一个将军应该考虑到军队的饥渴，体察部下的疾苦，他应该充分掌握士兵和马匹的体能。
公元1203年，铁木真大胆地向王罕提议，希望王罕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大儿子术赤（Jochi）。此时，王罕和铁木真已经联盟二十多年，在王罕的领导下，铁木真已经征服了草原大部，只剩西部的乃蛮部（Naiman）。但是，虽然铁木真被认为是草原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但是王罕觉得铁木真及其家人不配做克烈部贵族。王罕可能也受了铁木真对手的蛊惑，铁木真对克烈部老酋长的巨大影响力让他们心存嫉妒。无论如何，按照一个世纪后马可波罗的记述，王罕对铁木真的提亲感到愤怒：“他竟敢想让自己的儿子娶我的女儿？他不知道他是我的部下和奴才吗？回去告诉他，我宁愿将女儿烧死也不会嫁给他的儿子。”
不久，王罕又给铁木真捎去口信，说自己改变了主意，同意这桩婚事。在去参加婚礼的路上，铁木真获悉这是个阴谋，王罕已经命令自己的部队伏击铁木真的营地，计划在帐篷中杀死他。因为寡不敌众，铁木真命令自己的武士进行疏散，然后他和几个亲随军官逃命，最后抵达了巴尔巨纳湖（Lake Baljuna）。下面发生的事带有很浓的蒙古民间传奇色彩。
突然间出现了一匹野马，饥饿的人们认为这时神灵显圣，他们杀了这匹马，剥了它的皮。然后，利用古老的烹饪方法，他们躲过了饥饿：
他们把马肉切成碎块，用马皮做了一个大口袋，把马肉和水倒进袋子里边。他们捡了一些牛粪生起了火，但是又不能直接将马皮做的袋子放在火上。于是，他们捡来石头放进火里烧，直到把它烧得通红，然后再将石头放进马肉和水中……经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些饥饿的人们终于吃上了煮好的马肉。
然后，大家发誓永远相互忠诚，并推举铁木真为首领。令人惊讶的是，这群人虽然只有二十个人，却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而且信奉不同的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万物有灵论者铁木真，他们对着蓝天和圣山不儿罕合勒敦（God Mountain of Burkhan Khaldun）举行了盟誓。这次跨民族跨宗教的盟誓预示着一种新型社会的诞生，并且铁木真，也就是日后的成吉思汗，最后将它变为了现实。
但是，首先，铁木真必须击败王罕。从巴尔巨纳湖，向大草原上的人们发出消息，说自己计划攻打王罕。几天以后，他的部队按照成十成百的建制从草原四面八方来到他的身边。一些武士作为先锋骑马在一些重要的地点驻守下来，铁木真和他重新组织起来的旧部如暴风骤雨般向王罕的领地扑去。
最后，铁木真伏击了克烈部首领。正当克烈部认为战胜了铁木真，欢庆胜利喝得东倒西歪时，铁木真和他的武士袭击了克烈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铁木真获得了胜利。王罕和少数亲随仓皇而逃，而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投降了铁木真。按照以往的政策，只要那些没有背叛过昔日主人的士兵都被接收了过来。在征服克烈部补充实力后，铁木真继续进行了征服乃蛮部的战争，这是大草原上唯一没有归降他的部族。1204年，铁木真征服了草原上的所有部落。他的疆土从戈壁沙漠一直延伸到满洲，再到北极的苔原地区。但是，这些地区人烟非常稀少。牲畜数量可能有两千万头，而人口则只有一百万。
1206年，为了正式宣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铁木真召开了一次大会，或者叫“忽里儿台大会”（Khuriltai），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大草原的各个部落。他们举行了一系列大型的户外活动，既有严肃的讨论，又穿插着庆祝、运动和音乐表演，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典礼，这个词来自蒙古语的Chinggis Khan,意思是“强大，坚毅，不可撼动，无所畏惧的所有部族的统治者”。他为自己帝国选定的官方名称是“大蒙古国”（the Great Mongol Nation），但是他坚持称自己的子民为“毡帐内的人民”（People of the Felt Walls），因为所有游牧民族都使用毛毡建造自己的帐篷。成吉思汗将草原上连年征战的各种部落，宗族，和世家团结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
掌权以后，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些是非常大胆的做法，确保整个帝国的团结统一。他严禁盗窃牲畜和绑架妇女，这是多年来造成草原矛盾冲突的两个主要根源。违反了这两个规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例如，任何人盗窃了一匹马或一头牛，都会被“腰斩两节”。同样，通奸者、间谍、巫师和声名狼藉作恶多端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成吉思汗下令，每个人享有绝对的宗教自由，他们可以自由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萨满教。所有宗教领袖，和尚，清真寺宣礼者，以及献身于宗教活动的人，都可以免除税赋和公共服务。但是，成吉思汗本人仍然保持着万物有灵的信仰，崇拜自然神灵。
同时，成吉思汗继续兼并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例如朝鲜族，和西伯利亚森林地区的部落，让他们加入大蒙古国。为了消除民族隔阂，成吉思汗将他们的武士吸收进自己的军队，并让自己的子孙与归降部落首领的后代通婚。他还在这些民族中挑选了一些非常能干的人才，让蒙古人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技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蒙古人才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字。
据说，1204年，当成吉思汗征服了乃蛮部以后，他的一个畏吾儿书记员将他的正式声明记录了下来，这让很多蒙古人感到十分新奇。畏吾儿人和蒙古人具有很近的血缘关系，畏吾儿人的文字是在基督教传教士的帮助下根据古叙利亚字母创建的，并且最初采用横写的方式，书写顺序为从右至左。成吉思汗将乃蛮部的畏吾儿书记员作为亲随一直跟着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他命令这些人创造一种新的文字，在畏吾儿文字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语。新畏吾儿－蒙古文字几乎和古畏吾儿语完全相同，只不过书写方式变成了竖直方向，从上到下书写，就像古汉字一样。以后很多年，成吉思汗一直依靠畏吾儿书记员撰写文件，向整个帝国发号施令。
公元1206年，原来那个被人认为怕狗和爱哭的小男孩铁木真，现在已经四十四岁，成了整个大草原的最高统治者。但是，此时成吉思汗仍然只是游牧民族的皇帝，征服文明世界还是以后的事。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3
征服东方
13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它就像一个年老的妇人，终日沉默寡言，穿着极其考究的衣服，被很多孩子包围着，但是似乎很少关注他们。”但是，与大草原部落相比，中国仍然非常令人向往，充满了美丽的佛塔、翠绿的湖泊、镶嵌着绿宝石眼镜的银制苍龙、雕刻的玉石工艺品、象牙做的棋子和凤凰形状的花瓶。与成吉思汗那些非常原始的猎人和牧民相比，中国有着完备的语言、学者、诗人、书画、桥梁建造者、青铜铸造工匠、贵族、王子，当然还有皇帝。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有不止一个皇帝。中国北方由女真人（Jurchen）建立了金朝统治，女真族原来也是满洲地区生活在森林里的“野蛮人”。女真人的首都是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统治的人口数量高达5000万。面积更大的中国南方地区则由更加强大的宋朝统治者统治，首都在杭州，那里的中国天子统治着将近6000万人。女真皇帝和宋朝皇帝都比成吉思汗拥有更加强大的军队，而且他们的大城市还有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保护，有坚固的要塞和先进的武器。因此，这两个皇帝都没有重视蒙古游牧民族的崛起，他们两个正忙着相互攻伐。
1210年，刚刚登基的年轻女真皇帝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蒙古大草原。他们要求成吉思汗俯首称臣并向女真人进贡礼品，而女真人给他的称号仅仅是“讨逆将军”（Commander Against Rebels），受女真皇帝统治。据说，成吉思汗没有向女真使者行叩头礼，而是向地上啐了一口，称女真皇帝是“笨蛋傻瓜”，然后上马就走了。蒙古首领这样藐视金朝皇帝，无异于公然宣战。
历史学家认为，成吉思汗企图侵犯金国目的是为了掠夺对方国土上拥有的无尽财富。而且，成吉思汗刚刚征服了西夏（Tangut），虽然西夏比起女真要好对付一些，不过他们的要塞也有非常坚固的城墙，这让他进一步增强了信心。虽然发生了内部叛乱，成吉思汗还是成功击败了西夏人。蒙古人曾经试图让黄河水改道淹没西夏首都，但是由于缺乏工程技术知识，反而淹没了自己的军营。无论如何，成吉思汗最终与西夏国王达成了联盟，对方赠给了他大批唐古忒骆驼（作为蒙古骑兵的后勤储备），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成吉思汗。
同时，女真皇帝虽然对成吉思汗的无礼行为感到懊恼，但是显然对于蒙古威胁的想法不以为然。据说，他夸口说：“我们的帝国就像大海，你们只是一把沙子。我们怎么可能对你们感到恐惧呢？”女真皇帝有理由充满自信，他们的城墙如铜墙铁壁，使用原始武器的蒙古人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女真武士的数量也远远高出蒙古军队，比例将近二比一。
但是，成吉思汗是一位罕见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也与传统军队完全不同。他们几乎全部由骑兵组成，因为没有步兵，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机动性，而且可以突然发起攻击。成吉思汗的武士们也非常顽强，纪律严明，而且足智多谋。马可波罗说，蒙古军队仅依靠干肉、干奶和饮水，就可以连续十天不用生火做饭。如果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就可以割开马的血管，喝几口血，然后再缝好伤口。”有时，武士们也可以弄到新鲜肉食，例如屠杀随军出征的贮备牲畜，或者依靠打猎，抢劫。
最后，成吉思汗利用欺诈、心理战，或许最重要的，毫不留情地利用女真人自己的人口和技术击败了他们。在进攻大城市之前，蒙古人首先进攻周围的村庄，然后付之一炬。惊恐的农民逃到城市里避难，于是道路人满为患，妨碍了女真人的后勤供应。突然涌入的一百多万难民挤满了高墙内的城市，引发了混乱和疾病。不久，城市中的粮食消耗殆尽，随着饥饿降临，抢劫，暴乱，人人相食越来越严重。女真士兵曾经一次就屠杀了三万村民。同时，在城墙之外，蒙古军队又抓捕了很多农民，在蒙古士兵的监督下拉水，挖战壕，制造木制或石头战具。蒙古士兵完全不怜惜这些人的生命，甚至利用他们做肉体盾牌。当这些肉体盾牌死后，蒙古人会用他们的尸体充填壕沟。
同时，成吉思汗还大力招募掌握新技术新工艺的老百姓充实自己的军队。每次战斗结束以后，蒙古人会认真分析自己抓获的俘虏，挑选有技能的人。而且，对于那些主动投诚的技工，蒙古人会给予丰厚待遇。这样，成吉思汗招募了大量有技能的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部队，他们为他建造了强大的攻城设备，例如便携式云梯、弩炮、火球投掷器、带火长矛、投石器、炸药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摧毁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墙。这些新式武器也逐步成为了蒙古军队的常备工具，而那些制造了这些工具的中国人也被编入了军队。每次打完胜仗，蒙古的战争机器都会变得更加先进，更加可怕。
即便如此，征服拥有大批军队的女真王国也绝非易事。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北方炎热的夏季也让蒙古人难以忍受，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蒙古士兵常常患病。1214年，经过三年无数次的战争，成吉思汗才最终包围了女真人的首都中都。女真皇帝没有抵抗，接受了成吉思汗提出的停战协议。为了换取蒙古人退兵，女真人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抚慰成吉思汗，女真皇帝送给他大批礼物，包括金银、绸缎、三千匹马、五百名青年、五百名婢女，并将自己的女儿送去与他们和亲。
成吉思汗满足了自己的所有要求，于是他和自己的军队退回了大草原。和对待畏吾儿，西夏和契丹王国一样，他也给了女真人很大的自治权，但是前提是必须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并持续不断地进贡。事实上，蒙古人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管理这些被自己征服的定居性社会。但是，蒙古人撤退后不久，女真皇帝便逃往南方，在开封建立了一个新朝廷。成吉思汗认为女真人背叛了自己，于是马上又返回了中原。这次，他攻陷了中都，放纵士兵烧杀抢掠，并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根据当时的一个文献记载：“被屠杀军民的骸骨堆积如山，尸横遍野，腐肉引发了瘟疫。”另外一个文献则说：“六万少女跳城墙自尽……因为她们不愿落入蒙古士兵手中遭受蹂躏。”
公元1215年，蒙古人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征服，并从中得到了极大好处。返回大草原的途中，成吉思汗部队的简易马车上装满了当时最珍贵的财物：用金线绣有牡丹的真丝长袍、美玉雕刻的牛和菩萨、青瓷花瓶、雕漆家具、挂毯、棋盘、手绘木偶、镶嵌着珊瑚、翡翠、钻石和天青石的首饰。为了收藏这些珍宝，成吉思汗下令在大草原上建造了几座建筑。虽然这座大型建筑被称为黄宫（Yellow Palace），其实主要是用来储存这些战利品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将领们仍然居住在可移动的毛毡帐篷里边。
不过，真正的战利品是人力资源。除了大批工匠以外，成吉思汗还带回了成建制的士兵和军官，其中很多人是主动投诚到蒙古人一边的。在他带回的中原人当中，有杂技表演者、魔术师、柔术演员、乐师、歌手、舞蹈师，以及裁缝、药师、翻译、制陶师、首饰匠、星相师、画师、铁匠、医生等等。尽管自己是文盲，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是文盲，成吉思汗还招募了民族学者，例如，博学而又通晓数种语言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来自契丹皇室，终生忠于成吉思汗，并向他提供了大量好的建议。
宗教宽容一直是成吉思汗统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也是帝国建设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例如，当成吉思汗从中国返回大草原后不久，穆斯林使团就从中亚今天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境内的八剌沙衮城（Balasagun）来到蒙古草原。他们告诉成吉思汗，巴拉萨衮的穆斯林正在承受着信奉基督教的屈出律可汗（Guchlug）的残酷迫害，他禁止穆斯林宣礼官招呼人们礼拜，也禁止信众举行宗教活动。他们希望大蒙古可汗能够提供保护，当然他也乐于效劳。蒙古军队入侵了巴拉萨衮城，杀死了屈出律可汗，把他的国土并入了蒙古帝国。之后不久，成吉思汗宣布在屈出律原来统治的地区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从此，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成吉思汗响彻东方，从西藏到咸海（Aral Sea），人们都把他看成宗教的守护者，中世纪波斯编年史学家褚瓦尼（Juvaini）说：“他是仁慈上帝的使者，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4
征服西方
现在，成吉思汗已经控制了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的整个丝绸之路，战争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似乎应该满足了。或许，正像众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年近六十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似乎应该在大草原上安静地度过余生了。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219年，成吉思汗建议与花剌子模（Khwarizm）的穆斯林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建立和平贸易关系。
在13世纪，穆斯林世界出现了分裂。塞尔柱突厥（Seljuk Turks）占据着小亚细亚，在巴格达还有一个阿拉伯哈里发。不过，身为突厥人的花剌子模苏丹统治的地域最大，他的帝国从印度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Volga River），其中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城市，例如，尼沙布尔（Nishapur），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穆斯林世界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且他们的文明在很多方面也是最先进的。在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比例来看，在当代这里是最高的，他们在数学、语言学、农艺学、文学和法学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虽然花剌子模苏丹表面上接受了成吉思汗的和平建议，但是在花剌子模境内每年都会有450名蒙古商人被杀害。当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派遣使者去见苏丹，要求苏丹给予补偿。但是，苏丹却杀害了使团首领，残害了其他使者的面孔，然后将他们遣返去见成吉思汗。苏丹的这个错误不仅葬送了他的帝国、他的生命，而且“让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废墟。”
和女真皇帝一样，花剌子模苏丹根本不认为蒙古军队会对自己形成严重威胁。花剌子模的大城市都有重兵把守，可谓固若金汤；而且，在蒙古大草原和花剌子模之间还有两千英里的高山和沙漠，从来没有军队穿越过。但是，成吉思汗偏偏不信邪，等到冬天开始进行了长途跋涉。他知道自己可能面临刺骨的寒风，狂风暴雪和坚冰覆盖的峡谷峭壁，但是，蒙古人喜欢寒冷的天气，与夏季穿越贫瘠的沙漠相比，冬季更适合他们。成吉思汗进军中亚，路上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去，但是他的确完成了这次有史以来最令人叹服的壮举。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工匠在现场设计和制作的各种强大攻城设备，就算成吉思汗的士兵再坚毅勇武，他们也不可能攻破花剌子模用石头垒起的坚固城墙。和传统军队不同，蒙古骑兵没有携带重型装备，因为那样势必行动迟缓。相反，他们携带了大批外国工匠，无论需要什么装备，他们都就地取材进行建造。所以，在跨越沙漠之后，成吉思汗的军队砍伐了他们最早遇到的树木，工匠们利用这些木材建造了折叠式云梯，还有装着轮子的巨大石弩，发射石块和燃烧弹的绳拉投石机（单臂扭转弹射器），以及其他“野蛮人”以前不可能有的复杂攻城设备。
花剌子模帝国的主要防线是一些大型绿洲城市，例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以及一串小型要塞。再往东，他们还控制着一些波斯城市，例如，尼沙布尔，大不里士（Tabriz），卡兹维（Qazvin），哈马丹（Hamadan）和阿德比尔（Ardabil）。但是，所有这些城市，在无坚不摧的强大蒙古军队面前一个又一个地陷落。具有巍峨清真寺和大型书院并有三十里格（league）城墙环绕的布哈拉城成为了蒙古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之后蒙古人对它进行了彻底掠夺。下一个目标是撒马尔罕城，这座城中有很多豪华的园林和高大坚固的城墙，沿着城墙还有十二座铁门，铁门两侧还有角楼，由二十只穿铠甲的大象和十一万突厥和波斯武士守卫。当蒙古兵摆好巨大的喷火武器准备攻城时，吓破胆的撒马尔罕军队和居民乖乖投降了，因为他们听说蒙古人特别残忍，如果抵抗他们必将遭受强奸、折磨、车裂，和大屠杀。
当然，毫无疑问，蒙古人屠杀了大量当地人，也制造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破坏。当成吉思汗的女婿在尼沙布尔战役中阵亡以后，据说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全部被杀。据说，被砍下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头颅有高高的三大堆，“甚至连小猫小狗都没有幸免。”这些有关蒙古人残忍报复的说法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成吉思汗显然主动支持了这种传言，因为这样可以达到军事宣传的目的。而且，蒙古人也可能夸张了自己屠杀敌人的数量，这样可以进一步震慑下一个被打击的目标。
虽然每次攻城的细节可能不同，但是成吉思汗的基本战略是一样的。在中亚和在中国北方一样，他首先袭扰城市周围农村地区，抓获俘虏，大规模杀戮，制造极度的恐怖气氛，从而引发大批难民，然后给城市带来可怕的混乱、饥饿和恐惧传言。于是，那些被围困的城中居民就面临生死选择。那些不抵抗的将得到宽大处理，拒不投降的，例如尼沙布尔居民，将死得很惨。
因此，很多老百姓，例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民众，都打开城门，投降了蒙古人。（花剌子模的很多居民是波斯人和塔吉克人〈Tajik〉，所以他们对于突厥苏丹没有太多的忠诚感，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像往常一样，贵族，总督和抵抗的士兵都被处死了。相比之下，宗教人士则受到了成吉思汗的保护，任何有技能的平民，玻璃器皿吹制者、制陶者、木匠、家具匠、厨师、染工、医生、商人、赶骆驼者都很受蒙古人欢迎。或许，对于成吉思汗进行帝国扩张最为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花剌子模多民族的知识分子：拉比、伊玛目、学者、教师、法官和任何可以以不同语言读写的人。
1223年，成吉思汗完成了对花剌子模的征服。（据说，那位苏丹和蒙古牧民一起步行逃离了帝国，然后在孤独和贫困之中死在里海〈Caspian Sea〉的一个偏远小岛上。）成吉思汗再次实现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穿越两千英里的冰川和沙漠，攻陷异常坚固的要塞，击败远比自己强大的军队，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和具有灿烂文化的国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他就是那个吃牛羊肉住帐篷的成吉思汗。
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统治着地球上最大的帝国，再次回到了蒙古大草原。公元1227年，在家人和朋友的注视之下，在所有忠诚的将军关注之中，一代天骄与世长辞。按照蒙古习俗，人们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为他进行了一场秘密的葬礼。（传说，在成吉思汗下葬以后，八百名士兵骑着马在他的坟地上不断踩踏，以免留下有关他坟墓的任何蛛丝马迹。然后，这些骑兵被另外一批武士杀死，这批武士之后又被另外一批武士杀死，最后一批武士还要被杀死。）爱德华·吉本认为：“成吉思汗去世时，已过花甲之年，战功赫赫，可谓为人生圆满。在弥留之际，成吉思汗要求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征服中国。”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5
“欧洲的悲哀”
但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没有履行他的意愿，这也是在成吉思汗意料之中的。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成吉思汗越来越关心如何保住自己创下的庞大帝国。虽然自己最早期的战争都是以抢劫激励士兵，但是年老的时候，他的愿望则变成了统一整个世界。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们：“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那么他就不能掌控人生，当然更不能控制他人。”不过，让成吉思汗最为担心的还是他的儿子们可能会内讧，尤其在谁接替他做大汗的问题上，极有可能爆发冲突。他的担心终于应验了。他的儿子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聪明，睿智，有能力激发部下的忠诚。两个大儿子争执尤其激烈，老二认为老大不是成吉思汗亲生的，因此不同意立他为接班人。结果，为了实现妥协，成吉思汗立了三儿子窝阔台为继承人，窝阔台为人和善，特别喜欢饮酒。
窝阔台生活奢侈，慷慨大方得近乎病态，自从登基之日起，便开始挥霍起来。在就职当日，据说他就命人打开国库，将珍宝分散给自己的臣民。他下令建造一个新国都以及众多花园，这些都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由中国工匠装饰，并用围墙围起，这在大草原的历史上可是第一次。首都的名字为哈拉和林，意思是“黑石头”或“黑色墙壁”。尽管皇宫建造得十分富丽堂皇，但是还是主要用作仓库和工匠的住所，皇室仍然喜欢住在他们的蒙古包里面。首都的三分之一专门用来让外籍行政官员居住，包括来自各被征服地区的书记员和学者，他们主要负责书信工作，但是实际上是代替没有文化的皇家来治理国家。窝阔台还下令为宗教信徒修建漂亮的寺庙，包括清真寺，基督教教堂，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使简朴的哈拉和林变成了世界上宗教多样化程度最高的首都。
窝阔台的首都管理起来费用特别昂贵，他的生活习惯也非常奢华。蒙古人基本上还是牧民，生产的产品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附属国贡品成了这个帝国唯一的收入来源，在窝阔台宽松的统治下，贡品也开始逐步减少。此外，窝阔台也不是一个善于管理经济的统治者。为了吸引商人来他遥远的首都经商，他为一些没用的商品付出了极高的价钱，这些商品包括象牙、珍珠、猎鹰、金制酒杯、镶宝石的腰带、柳编马鞭手柄、印度豹等等，高价购买之后，他常常赐给部下。1235年，成吉思汗多年积累的巨大财富几乎被他挥霍殆尽。对于蒙古人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征服更多的地方，抢劫更多的财富。
为了确定一个攻击目标，窝阔台专门举行了一次“忽里儿台大会”大会，会上出现了巨大分歧。有些与会者主张入侵印度，另外一些人建议攻打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大城市。还有另外一些人，包括窝阔台，希望攻打摇摇欲坠的宋帝国，蒙古对它的征服已经推迟了三十年了。最有经验的是年长的速不台，他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将军之一，在蒙古获得的众多重大胜利中，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速不台坚持认为应该征服欧洲，但是这个地方是绝大多数蒙古人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的。
十二年前，速不台曾经偶然去过欧洲，当时他和另外一名将军正在追捕花剌子模苏丹。在苏丹死后，速不台接到成吉思汗的命令，让他进一步了解里海以北的未知地区。在那里，他发现并征服了基督教国家格鲁吉亚（Georgia），将它变成了蒙古的一个附属国。再往北，速不台来到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Ukraine），当时这些地方由不同的公爵和王子统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速不台一一征服了这些城邦，杀死了它们的统治者。当他正准备穿越第聂伯河进入东欧时，却被成吉思汗召回了。现在，在1235年的忽里儿台大会上，速不台建议向西方进攻，因为那里有广阔的草原可以饲养蒙古马，当然也有大量的财宝。
因为在忽里儿台大会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窝阔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如果他父亲活着可能也会惊讶万分。他决定兵分两路，分别攻击欧洲和中国。攻打宋朝的一路失败了，窝阔台最喜欢的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但是，在欧洲，速不台却节节胜利。
尽管窝阔台有很多缺点，但是在征服欧洲的过程中，蒙古军队在很多方面表现得非常优秀。他们的主力部队由十五万骑兵组成，其中五万是蒙古人。速不台对成吉思汗一生总结完善的所有战略战术都烂熟于胸，并进行了充分运用。蒙古统帅中还有成吉思汗的两个最出色的孙子，蒙哥和拔都（Batu）。最重要的是，蒙古的军队使用了伊斯兰和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使用的武器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在攻打有城墙的欧洲城市时，他们不仅使用了欧洲人较为熟悉的弹弩和攻城铁锤，而且还使用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的手榴弹，爆炸性石脑油，原始的火箭发射器，和散发出可怕味道的化学烟雾弹。
俄罗斯和东欧首先陷落。1204年，斯拉夫世界珠宝和宗教中心基辅被占领，恐慌气氛迅速在欧洲弥漫。据说，蒙古骑兵还有他们的火龙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涌来（可能是指蒙古人的燃烧弹）。1240年，在遥远的英格兰有一位本笃会和尚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这样写道：“无数可恶的撒旦子民横扫了东欧。他们身穿牛皮做的衣服，拿着铁制的长矛，身材矮小而强壮，肌肉发达，力大无比。他们英勇善战，似乎永远不知疲倦。他们后背不穿铠甲，只是保护着自己的前胸。他们吸吮牲畜身上流出的鲜血，并觉得美味无比。”
之后，蒙古人涌入了德国、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富有欧洲“骑士之花”美誉的国家遭到惨败，近十万士兵阵亡，预示着欧洲封建社会的终结。蒙古人征服匈牙利的战争极为惨烈。当代一个文献记载：“死人东倒西歪，就像冬天的树叶一样散落满地，蒙古人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大批被害者尸体，鲜血如暴雨般流淌。”还有更为歇斯底里的暴行：蒙古兵疯狂蹂躏妇女，轮奸少女，甚至连老妇人都不放过，然后在宴会上再把她们吃掉。当然这种描述似不足信。
面对蒙古人的突然袭击，欧洲的基督徒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狭隘思想。连连失败让他们绝望，不知如何解释从天而降的大批蒙古人，于是欧洲牧师将罪责全部归结到他们之中的犹太人身上。他们说，蒙古人就是摩西（Moses）时代消失的希伯来部落，当初上帝把他们贬为了残忍的野兽。而且，这些野兽受到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犹太领导人的支持和资助，这些犹太领导人和他们的鞑靼同胞希望统治整个世界。更为糟糕的是，1241年与犹太历的5000年正好重合，这难道不是正好说明“犹太人巨大的邪恶，伪善，和可怕的谎言吗？”虽然非常荒谬，但是这些论调引发了可怕的悲剧。在约克（York），罗马和欧洲的其他大城市，基督徒将怒火倾斜到了犹太人身上，对他们周围的犹太人进行了残酷迫害。他们烧毁了犹太人的房子，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他们的行为与蒙古人完全相似，只不过借助了上帝的名义。
13世纪，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已经四分五裂，宗教狂热高涨，由于十字军东征，宗教对抗，反闪族运动，和对异教徒的迫害，整个欧洲已经极度颓废没落。欧洲的分裂和狭隘帮助了蒙古人。尽管他们在战争中非常残忍，但是欧洲的宗教狂热和偏执并没有阻碍他们的征服活动。因为欧洲统治者对具有高度技能非基督徒的迫害和驱逐，他们便很容易投入了蒙古人的阵营，而蒙古人也敞开怀抱欢迎他们，根本不考虑他们的种族与宗教信仰，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利益。从欧洲人那里，蒙古人获得了更多的书记员、翻译、建筑师、工匠，还有来自萨克森（Saxony）地区的矿工，他们知道如何为蒙古大草原带来无穷的财富。在哈布斯堡王国（Hapsburg）被征服前，哈布斯堡士兵俘虏了一个蒙古军官，结果他们发现这个军官竟然是一个能说多种语言的英国人，因为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他选择了为蒙古人工作。最后，哈布斯堡士兵将他杀害了。
1241年末，像往常一样酗酒之后，窝阔台突然死亡。几个月以后，他的哥哥，也是成吉思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去世了。于是，大汗王位继承人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蒙哥和拔都迅速从欧洲撤离，准备返回蒙古大草原，从而结束了蒙古人的第二轮征服战争。现在，蒙古帝国的版图向西已经扩展到了维也纳，但是，以后它的版图会更大。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6
蒙古人的全球统治
成吉思汗的孙子们比他的儿子们要能干多了。窝阔台没有留下大位继承人，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宫廷斗争，成吉思汗战功显赫的孙子们都来自他的小儿子拖雷（Tuli）一支。在这些新可汗，包括蒙哥（Mongke）、旭烈兀（Hulegu）、阿里不哥（Arik Boke）和忽必烈（Khubilai）的领导下，蒙古人发起了第三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世界的征服战争。
1251年，年龄最长的蒙哥就任蒙古大汗。之后不久，他便命令弟弟旭烈兀征服中东，弟弟忽必烈征服中国南方。忽必烈不是一个非常好强的武士，所以他并不太急于完成自己的征服任务。相反，争强好胜的旭烈兀则不同，在随后的七年中，他横扫了穆斯林世界，征服了那些曾经与祖父成吉思汗为敌的国家。
尽管速不台充满希望，但是对欧洲的征服战争并没有给蒙古人带来多少战利品。与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和中国文明相比，13世纪的欧洲还相当原始、落后、贫穷。旭烈兀的主要攻打目标是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这些当时属于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尤其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的商业、艺术和文化中心。这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清真寺和犹太教堂，还有商品极为丰富的集市和博彩中心，这个天方夜谭（Scheherazade）中的城市似乎遍地黄金和财宝。
巴格达还是五百年前建立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Abbasid caliphate）的首都。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先知穆罕穆德（Prophet Muhammad）的第三十七任继承者，非常软弱、虚荣、无能。出于极度的傲慢，旭烈兀向哈里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马上投降，否则只有死亡。哈里发自信地回答说，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所有伊斯兰世界必将团结起来，杀尽这些异教徒。事实证明，这位哈里发错了。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是一个神权政治性的国家，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正教。13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国内充满了很多心怀异志的少数民族，包括什叶派教徒，犹太人，尤其是基督徒，他们非常渴望看到逊尼派统治者的倒台。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教派矛盾。在巴格达什叶派少数民族当中，很多重要人物，甚至可能包括哈里发自己的维齐尔（vizier）和总理大臣，都与蒙古人串通起来，扮演了信使和间谍的角色。此外，数千名巴格达的基督徒干脆直接加入了蒙古军队。
相反，与世界上很多人和国家相比，蒙古人在宗教政策方面更加开放宽容。在旭烈兀的军队中有来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教派的信徒。非常著名的什叶派天文学家纳索尔·艾丁·突斯（Nasir ad-Din Tusi）就是他的顾问之一。此外，旭烈兀的母亲和两个妻子都是基督徒，这让他很容易倾向于扶持中东的基督教势力，因此很多基督徒称他为拯救者。公元1257年，旭烈兀向巴格达进军。（他于1253年离开蒙古大草原，用了几年时间才清除了吸大麻而又不怕死的阿萨森派（Order of the Assassins），这是一个奇怪的穆斯林教派，控制着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的大批山区要塞。）1258年2月5日，经过一个星期的水淹和炮轰，蒙古军队攻破了巴格达的东城墙，几天之后，哈里发便屈服投降了。在这次战争中，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不仅是被蒙古人打败的，因为这支军队中还聚集了“中国北方，中亚，俄罗斯，高加索和伊朗等地的人力、财政、物质和技术资源。”
巴格达陷落以后，蒙古军队进行了大肆掠夺，大街上到处都是堆放的尸体，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但是，基督徒和什叶派教徒基本上没有受到伤害。据说，旭烈兀试图强迫哈里发吞金自杀，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旭烈兀便命令哈里发和他的男性子嗣躺在地毯上打滚，然后被人踩死，显然是专门用于名门望族的一种惩罚方式。
征服哈里发之后，蒙古人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成功控制了这一地区，而基督教十字军过去用了两个世纪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庆贺胜利，巴格达的基督徒开始屠杀穆斯林，并捣毁清真寺。在整个中东，从大马士革到阿勒颇（Aleppo）的基督徒以近乎疯狂的热情欢迎蒙古人的征服。首先，他们祈祷蒙古军队能够解放耶路撒冷，并跃跃欲试地希望报复过去的那些穆斯林统治者。
虽然蒙古军队表现得非常残忍，但是在他们中间没有宗教的毒素或者狂热的宗教行为。相反，在哈拉和林，蒙古皇廷对宗教的态度更像一个常春藤大学那样。鲁布鲁克的修道士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是基督教圣方济会的一个成员，他于公元1254年曾经到过哈拉和林，他说蒙哥大汗曾经主持过高水平的宗教辩论，期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他希望大家能找到共识。鲁布鲁克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天主教徒，心胸非常狭隘，甚至容不得其他基督教教派。当鲁布鲁克告诉大汗自己是来传播上帝教诲的时候，蒙哥让他在三个裁判面前进行了一次答辩：一个佛教徒、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基督徒。这次辩论在严格的监督之下进行，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任何人不得说轻视其他宗教的话。”人类学家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对这些辩论活动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在第一轮辩论中，来自中国北方的一个和尚首先向鲁布鲁克发问，问他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人死后灵魂又去了哪里。鲁布鲁克回答说，佛教和尚提的问题是错误的，最先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上帝如何自造了万事万物。这一轮，裁判组判鲁布鲁克获胜。
他们的辩论围绕邪恶与美德，上帝的本质，动物的灵魂，轮回的存在，以及上帝是否创造了邪恶等话题展开……每一轮辩论后，这些博学之人就会痛饮几杯，然后准备下一轮的争论。
……随着酒精作用越来越强烈，基督徒们不再试图利用逻辑辩论说服对方，而是变成了歌唱。穆斯林倒是没有歌唱，他们只是大声地背诵古兰经经文，试图压过基督徒的歌声，而佛教徒则陷入沉默打坐之中。在辩论结束的时候，因为不能说服对方，又不能杀死对方，所以和大多数蒙古庆典活动一样，以每个人都酩酊大醉结束。
虽然这些辩论在21世纪显得有些滑稽，但是与13世纪其他“文明”世界存在的宗教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元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发布了一个可怕的训令《特殊消灭》（ad exstirpanda），批准动用折磨手段彻底消灭异教徒。接到教皇训令之后，多米尼加（Dominican）的修道士们，就像“上帝的猎狗”一样，急不可耐地四处游荡，利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使受怀疑的对象屈服。整个欧洲，那些背负着十字架的国王们，包括爱德华一世（Edward I）和腓特烈二世都举起了抗击穆斯林的屠刀，他们以耶稣的名义对异教徒施以割舌和砍头的惩罚。在法国，鲁布鲁克的靠山路易九世（Louis IX）因为一系列神圣行为被追封为圣徒，包括他焚烧12000册《塔木德经》手稿的壮举。“十字架精兵”（Soldiers of the Cross）的怒火不仅发泄在穆斯林身上，甚至还涉及到了基督教东正教教派。在君士坦丁堡，“十字军战士屠杀了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修女，少女，妇女都被他们蹂躏侮辱……他们还对东正教教徒实施了残酷迫害。”
相反，“野蛮的”蒙古人却非常开放，具有极高的国际化思想，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蒙哥的朝廷中，鲁布鲁克不仅见到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宗教思想家，商人和外交使团，而且还结识了来自叙利亚、俄罗斯、匈牙利、德国、法国等地的艺术大师，包括来自巴黎的金匠大师纪尧姆·布歇（Guillaume Boucher）。虽然严格来说属于战俘，但是这些工匠们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在五十名助手的协助下，布歇对蒙古首都按照当时欧洲流行的风格进行了重新装饰。可以肯定地说，蒙古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充满自信：蒙哥和成吉思汗一样，认为蒙古人是上帝的宠儿，并且认为他们天生就是来征服世界的。但是，由于缺乏艺术、科学、专业知识、行政能力，所以蒙古人似乎毫无偏见地利用他们征服民族掌握的任何有用的东西。
最终，蒙古人没有攻占耶路撒冷，他们对西方的征服终结于1260年对巴勒斯坦的进攻，在艾因贾鲁（格里亚之井），旭烈兀的部队被以埃及人为基础的马穆鲁克士兵击败。不久，旭烈兀接到了哥哥蒙哥去世的消息。旭烈兀本人没有争当大汗的野心，听到这一消息他十分伤心。或许，他感到蒙哥的死预示着蒙古帝国统一的结束。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7
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在蒙哥去世前几年，他的弟弟忽必烈在征服中国宋朝的过程中进展不利，而且忽必烈总为自己找借口，这让蒙哥对忽必烈失去了希望，所以让自己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在哈拉和林管理政务。公元1258年，蒙哥利用爷爷成吉思汗曾经使用过的策略，带领部队穿过黄河向南中国的腹地扑去。虽然大宋现在已经没落，但是反抗却极为猛烈，是蒙古人遭遇到的最难以对付的对手之一。结果，在四川省，蒙哥可能患上了痢疾或者霍乱，死去了，此时距离蒙古人统一中国还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帝国内部爆发了残酷的内战。最富有戏剧性的是，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在夏都（Xanadu）和哈拉和林召开了忽里儿台大会，并宣布自己为大汗。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彻底分裂。
在自己的兄弟中，忽必烈总是给人一种卓然不群的感觉。他的兄弟们都特别顽固地坚守着大草原的传统生活习惯。他们首先是游牧民族和武士，就像成吉思汗一样，他们认为定居民族的奢华生活都是有害的诱惑。相反，忽必烈则更喜欢宫殿和城市，喜欢舒适的生活和享乐，他很早身体就开始发胖并患上了痛风。
最后，忽必烈战胜了阿里不哥。他的胜利可以看作一个农民战胜了一个牧民。当阿里不哥最困难的时候，由于寒冷，蒙古大草原出现了饥荒，导致牲畜大批死亡。阿里不哥的臣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所以只能依赖忽必烈给他们提供粮食，因为忽必烈统治的大批农业耕地可以提供足够的饮食。1264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并对自己的失败辩解到：“我们的日子过去了，现在是你们的天下。”忽必烈宽恕了弟弟（但是，两年后阿里不哥明显因中毒而死），但是毁掉了哈拉和林。忽必烈选择了女真人以前的首都中都作为蒙古帝国的新首都，中都于1214年被成吉思汗占领，日后改称北京。
但是，现在的事实是，蒙古帝国已经出现了分裂。蒙古皇室中原来支持阿里不哥为大汗的人拒绝承认忽必烈的合法地位。同时，旭烈兀和他的后代统治着阿拉伯和波斯，称为伊利汗国（Ilkhanate），成吉思汗大儿子术赤的后代控制着俄罗斯和东欧，也公开拒绝承认忽必烈为他们的大汗。
虽然没有得到自己家人的全力支持，但是忽必烈还是完成了祖父未能实现的夙愿：他征服了中国南方，完成了中心帝国的统一。从很多方面来看，忽必烈对中国的军事征服胜利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对普通民众内心和思想的征服。与成吉思汗的闪电战法相反，忽必烈对宋朝的征服采用了渐进式的战略，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忽必烈表现得非常耐心，进行了大量宣传，出台了很多明智的政策，说服中国老百姓，与腐朽的宋朝统治者相比，他有着更多中国的传统美德。
在与宋朝的战争中，无论获得多么小的一场胜利，忽必烈都进一步宣传说，上天的旨意已经降落到了他的身上。对于一个“野蛮人”来说，这种策略非常难得。结果，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学生、士兵，甚至将军投诚到蒙古一边。更加重要的是，虽然蒙古人以骑兵著称，但是在海战中也屡屡胜利。同样，忽必烈招募了大量非蒙古藉的人建造军舰，充当海军。他还成功获得中国海军将领的支持，他们控制的海防和内陆水网对蒙古人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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