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军队想尽了一切办法让功能与角色完美地对应起来。例如，阿契美尼德海军是波斯巨大海上力量的源泉，主要由腓尼基人统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水手，形成了波斯舰队的核心力量。波斯人自己虽然不善于航海，但是促进了海上贸易和商业活动，使那些在阿契美尼德统治下的腓尼基商人获得了巨大利益。同时，阿契美尼德统治者也获得了好处，因为他们从关税和通行费上也获得了巨大收入。
同时，波斯人也利用了埃及和希腊的海军力量。在大流士统治时期，艾奥尼亚海军上将西拉克斯（Scylax）曾经沿着印度河（Indus River）航行到印度洋，然后一直到埃及。大流士很可能还派遣过其他远征船队，甚至曾经环绕过非洲。此外，波斯人招募了大量的希腊雇佣兵，这些兵以英勇善战而闻名。至少，在希腊历史学家们看来，这些雇佣兵以后成了阿契美尼德军队的精锐。
像以往一样，当我们用现代词汇讨论古代帝国时，通常会犯时代错误。虽然阿契美尼德帝国在自己的整个统治范围内招募了最优秀的工匠和武士，但是他们的招募和我们现在大学里招募篮球队员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工匠或者武士很有可能是通过强制性手段征召的，个人自由和服役自由不是古波斯帝国的组织原则。而且，有记录表明，对于那些冒犯他的人，大流士常常将他们钉死在木桩上。当沙加迪亚（Sagartian）叛乱头目西坎泰克玛（Cicantakhma）被俘虏以后，大流士说：“割下他的鼻子和耳朵，挖下一只眼睛，把他绑在宫殿的入口，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然后，我在阿贝拉（Arbela）把他钉死。”对于米迪亚人弗拉瓦提斯（Fravartis），大流士也给予了类似的处罚：“我割掉他的鼻子，耳朵，舌头，挖掉他的眼睛，我用锁链将他绑在我宫殿的大门旁，并有士兵看守，每个人都会看到他。然后，我在埃克巴塔纳（Ecbatana）将他钉死在木桩上。”
而且，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宽容根本不是现代意义的平等。相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是一个等级政治制度，自然波斯人是处在最高处的。权利集中在高高在上的国王一个人的手中，而且无论在哪里，他都是权力的中心，包括苏萨，波斯波利斯，和孟菲斯（Memphis）（根据季节不同，阿契美尼德统治者会从一个都城转移到另外一个都城，而且还有大批随从陪伴着他们。）国王以下，那些统治自己小王国的总督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波斯人。总督以下，整个帝国内部最高等级的职位也是由波斯贵族担任。赫罗多斯是这样描写波斯人的：“他们认为自己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优越，然后根据距离远近给予其他民族一定利益，那些距离最远的，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最差的。”
然而，阿契美尼德国王们成功统治这个面积空前的帝国长达两个世纪，而宽容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通过接受当地法律和传统，通过保留本地语言、宗教和习俗，阿契美尼德帝国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被统治人民的反抗和起义。通过充分利用帝国最优秀的艺术家，思想家，工匠和武士等人的专业技能，不受他们的民族和宗教信仰阻碍，阿契美尼德的国王们将文化多元化转变为优势互补和力量的来源。
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文化具有极强的国际化特征。他们天堂般的花园中收藏了来自整个帝国的最罕见、最珍贵的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阿契美尼德国王的餐桌上摆满了来自被征服国家的最精美、最奇异的食品：有阿拉伯的鸵鸟，卡尔马尼亚（Carmania）的莨苕油，波斯湾的鱼，伊奥里亚（Aeolis）阿索斯（Assos）田野中的粮食，巴戈阿斯（Bagoas）原野特供的巴比伦小枣等等。色诺芬描述到：“波斯国王拥有众多的葡萄酒商，他们走遍每一片土地为他寻找最香醇的美酒。”皇家厨师游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只是为了搜寻新奇的美食烹饪方法，如果谁能为国王调制出新颖的美食就将得到丰厚的奖赏。
后来，希腊人大肆抨击波斯人在饮食上的奢华和浪费。赫罗多斯写道，当富裕的波斯人过生日时，他们会烤一头牛或一匹马或一头骆驼或毛驴。（但是，贫穷的波斯人只有山羊和绵羊。）赫罗多斯也强调了波斯饮食方面的极度丰富，并与希腊人的克制性进行了对比：“他们有很多种甜品，不同的菜会分开端上来。正是由于这种风俗，波斯人总是说希腊人的餐桌上菜肴少得可怜，似乎人们总是饥饿得不得了，因为在上了第一道菜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了。波斯人认为，如果我们还没吃饱，我们应该接着吃。”
皇家宴会档次又有所不同。赫拉克里迪斯说：“为了给国王准备饮食，他们每天要屠杀一千头牲畜。”（这个数字显得太难以置信，至少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应该是针对士兵的定额而言的。）国王使用的盘子和酒杯是金银制成的。在宴会上，三百多名皇家歌妓演奏竖琴或者歌唱。
阿契美尼德的宫殿富丽堂皇，综合了被征服王国的不同建筑风格，也是整个帝国的象征。通过将亚述、巴比伦、埃及和其他外国元素融入他们的建筑和纪念物中，阿契美尼德国王宣称他们继承了昔日帝国的风格，并证明他们更伟大。对于阿契美尼德国王们来说，如果想更有效地展示自己的权力，不是通过对人民进行同化或者波斯化，而是通过保留，包容，利用帝国庞大的多元民族文化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章 第一个超级大国 6
第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
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霸主。居鲁士和大流士已经彻底掌握了战略性宽容的秘诀，这让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已知世界绝大部分的庞大帝国，从非洲火热的沙漠一直延续到冰雪覆盖的中国。”但是，如果历史以居鲁士和大流士为荣，那么也应该将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定为恶棍。事实上，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薛西斯的“暴虐”统治（公元前485-465年），这一时期以波斯的几次大规模军事挫折为标志，并首次预示了希腊的崛起。
我们对于薛西斯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希腊人，他们告诉我们薛西斯残酷镇压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叛乱活动，捣毁庙宇和神殿，屠杀牧师，甚至奴役国民。除了残暴和狭隘以外，薛西斯生活颓废放荡。他的后宫佳丽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所以他与很多其他女人有染，包括自己的弟妹，儿媳和侄女（这些亲属关系都没能阻挡他的放荡）。希腊文献表明，薛西斯还坚持推行帝国的“波斯”特征。他提升了波斯神阿胡拉·玛兹达为至高无上的神，这是他之前的阿契美尼德国王们所从来没有做过的。在埃及和巴比伦，居鲁士和大流士曾经给予了当地人足够的自治权，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但是薛西斯却让这些国家处于被奴役状态。
当然，希腊古典文献对薛西斯的描述很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薛西斯曾经发动过针对希腊的大规模战争，并短暂占领了雅典，摧毁了雅典卫城的神殿。但是，古代统治者常常采用这些手段来报复叛乱者，所以很难说薛西斯是否比以前的阿契美尼德国王更暴虐。根据某些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在战略上可能的情况下，薛西斯继续沿用了阿契美尼德宽容的政策，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则进行了残酷镇压，唯一不同的是，薛西斯时期的波斯统治面临着更严重更广泛的威胁。
但是，无论如何，薛西斯成功维护了波斯帝国的完整，虽然阿契美尼德帝国后期叛乱四起，尤其在小亚细亚更为严重，他也进行了残酷镇压。大约在公元前400年，阿契美尼德失去了对埃及的统治，过了六十年才由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重新收复，他是阿契美尼德帝国倒数第二个国王。作为一个征服者，阿塔薛西斯的统治风格更像薛西斯，而不是居鲁士或者大流士。狄奥多罗斯（Diodorus）记载说：“在攻陷了埃及主要城市之后，波斯人对当地神庙进行了大肆抢劫，获得了大批金银，并带走了神庙中的文字记录。”最后，阿塔薛西斯被宫中的一个太监毒死。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时阿契美尼德王朝面临的众多问题在它以前的王朝中也是存在的。
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前336年即位。同一时期，一个新王朝正在希腊兴起。公元前338年左右，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统一了希腊的城邦。在菲利普去世六年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昔日所向无敌的波斯帝国。
为什么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了呢？经典的希腊文献将之归因于该帝国末期国王们越来越残暴的统治和镇压，导致更多地国民叛乱，促使他们转而拥护亚历山大。根据经典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当亚历山大抵达埃及时，人们曾兴高采烈地迎接他的到来：“因为波斯人对神庙不敬，加之他们残暴的统治，埃及人张开双臂热情欢迎了马其顿人的到来。”在腓尼基国，“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在以弗所（Ephesus）祭祀了本地的阿尔特弥斯神庙（Artemis）以后，亚历山大向希腊的沿岸城市发布了公告：“他命令推翻所有寡头政治统治，恢复民主制度；他恢复了每座城市原有的法律……所有城市马上派遣使者向国王表示臣服，并献给他黄金王冠，发誓在任何事情上与他密切配合。”
和居鲁士的圆柱一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描述包含着相当程度的对亚历山大歌功颂德的成分。很难想象，亚历山大在各地都以解放者身份受到热烈欢迎。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征服者，一个所谓的“历史上最充满智慧（和野心）的军事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国末期，这个国家越来越狭隘，动荡，充满暴力。也正好符合了本书的论点：随着波斯统治变得越来越狭隘，它就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稳定，同时也就更难管理这个帝国内的不同民族的国民。
这就是帝国统治的一个双刃剑和最难破解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度的宽容使居鲁士和大流士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同时也为自己的继承者播下了狭隘的种子。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面临着以后所有世界霸权国家同样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它从来没有被解决过。
波斯人将前所未有的、数量庞大的不同民族团结在自己的帝国统治之下，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一巨大成就是因为居鲁士和大流士执行了十分明智的政策，既没有对它的国民实施波斯化，也没有压制他们的宗教、语言、社会结构和希望。在开始阶段，部分被征服的人民与波斯人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包括文化，地理和语言上，所以波斯人很容易地就吸纳了他们。例如，米迪亚人彻底地融入了波斯征服者当中。但是，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和文化被包含进这个帝国内，但是在波斯最高统治者管理下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完整的社会结构。
虽然阿契美尼德帝国通过军事方式实现了统一，但是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形成统一的政治身份，也就是说没有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将这个松散的帝国紧密联合起来。由于居鲁士大帝奉行的独特宽容政策，“希腊人认为他是说希腊语的希腊人，埃及人认为他是说埃及语的埃及人，其他地区的人也有类似的观点。”阿契美尼德国民普遍对帝国没有任何特别的忠诚感，也没有作为其国民的骄傲感。但是，在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国民则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表现出自豪感。“没有形成可能团结各民族人民的阿契美尼德身份，所以人民也就不会为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去支持或者维护这个国家。”
结果，在帝国的核心层面上存在着强大的分裂力量。随着对抗的不断加剧，那些在波斯宽容政策下保留并强化的不同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最终阻碍了帝国的统一。因为缺少强烈的能够将帝国不同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凝聚力，中央集权的统治慢慢失去了控制能力。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末期，分裂性叛乱一直不断出现，只有通过军事镇压手段才能维系帝国的继续存在。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各个王国后，他向各地的精英力量明确表示他们的地位和生活不会改变，而阿契美尼德国民则完全更换了统治者。
第一章 第一个超级大国 7
亚历山大大帝
经典作家们对亚历山大的体貌特征进行了具体描述。十三岁时，他个子并不很高，但是肌肉非常发达，健壮，走路飞快。他皮肤白皙，头发蓬松金黄，就像雄狮的鬃毛一样。他的两只眼睛不太一致，一个是灰蓝色的，一个是深褐色的。他长着尖利的牙齿，就像“小钉子一般”。他的嗓音稍稍有些高，步伐急促。他高昂的头常常偏向左侧，可能是刻意为之。历史学家皮特·格林（Peter Green）说：“在他早期的画像中，常常流露出几分女性特征，表明在他巨大的魅力背后存在着刻意控制的歇斯底里。”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亚历山大认为他是一些英雄和神灵的直系子孙，例如阿基里斯神（Achilles）和赫拉克勒斯神（Herakles），正是这一信念一直激励着他一生的崇高抱负。他的父亲重金聘请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作为亚历山大的老师，并告诉他这个男孩“有点儿不太好管”。和那一时代的希腊人一样，亚里士多德具有十分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认为所有的“野蛮人”，即希腊以外的人，天生就是奴隶，所以希腊人统治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据说，亚历山大利用自己老师批注的《伊利亚特》（Iliad）作为自己的“战争教科书”。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否在初期接受老师对“野蛮人”的轻蔑，然后又抛弃了这一观念，至今还是件值得讨论的事情。无论如何，当他的父亲在公元前336年被暗杀以后，亚历山大马上就登上了马其顿的王位，并在军人的支持下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然后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
那么，亚历山大是不是宽容的呢？在他最近出版的亚历山大传记中，历史学家盖伊·麦克莱恩·罗杰斯（Guy MacLean Rogers）在描写这位远古伟人的时候刻意避免了现代观念的使用：“我们在认识亚历山大时，不能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淫乐或者正直的人（如某些人所言），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入乡随俗的人，一个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或者弥赛亚（messiah）。相反，亚历山大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天才型人物，我们不能把他套入某种具体的传统或现代的极端类型。”同时，罗杰斯也使用了一些极具现代意义的概念来描述亚历山大，说他是“一个未被广泛承认的原始女权主义者，有限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和宗教空想主义者。”他建立了一个有“最优秀”精英统治的庞大帝国。不过，不容置疑的是：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强化，亚历山大越来越像昔日的波斯皇帝，采取了战略性宽容政策，以便赢得被征服人民的支持，并从各民族中招募了最优秀的武士和领袖充实自己的军队和政府。
当亚历山大进入波斯之后，他并没有表现为一个外国征服者，而是说自己是为被暗杀的大流士来复仇的。事实上，大流士是他以前的对手，这样他顺利地成为了阿契美尼德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对居鲁士表现出极大的尊崇，并恢复了很多总督的职位，虽然这些人曾经与他为敌。他甚至娶了一位波斯女人，并鼓励其他希腊人也这样做。虽然他的这些政策让很多希腊人感到困惑和失望，但是毕竟这些做法赢得了波斯贵族和大多数当地居民的支持。
在征服巴比伦以后，亚历山大命令重建据称是薛西斯破坏的寺庙，包括强大的风暴之神巴力的神庙（Baal）。在巴比伦牧师的指引下，亚历山大向巴力神进行了祭祀。不论巴比伦人是否认为亚历山大是把他们从波斯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救赎者，还是仅仅对他心存恐惧，但他们确实是张开双臂迎接他的。他们也热烈欢迎了他的马其顿军队。整整一个月，亚历山大的军人在这座城市最漂亮的家庭中食宿，随便享用美酒、美食和美女，包括一些达官贵人的妻子和女儿。职业交际花大行其道，晚餐后的脱衣服表演已经成为时尚。士兵们还参观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景点，包括奇妙的空中花园。
在征服埃及之后，亚历山大也参与了类似的出于安抚性质的宗教仪式。在写到亚历山大成功获得埃及人的支持时，皮特·格林使用了很多情感因素：
亚历山大获得的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原本认为的一个政治性外交活动演变成了深刻的情感和精神历程……过去，波斯国王曾经依靠征服当地王朝成为了埃及法老。亚历山大击败了大流士，在牧师们的眼中，他现在成了这里合法的统治者。公元前332年11月14日，这位年轻的马其顿人被庄严地任命为法老。人们将埃及双冠戴在他的头上，将权杖和连枷放在他的手上。他现在既是神又是国王，是太阳神和奥西里斯神的儿子……有一些早期迹象表明亚历山大与他的马其顿同胞失去联系……现在，在埃及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中，在这个让希腊人既神秘又敬畏的文化氛围中，他渐渐意识到，他确实是一个神，是神的儿子。
公元前330年左右，亚历山大听说一个波斯人正在组织针对他的叛乱。于是，他来到巴克特里亚，在他的王宫里布满了波斯侍者和卫士，包括大流士的弟弟奥克塞斯里斯（Oxathres）。他戴上波斯王冠，穿上波斯传统的白色长袍和绶带，甚至为自己的骏马配上了波斯马具。有几位古代作家批评亚历山大接受波斯服饰和习俗，认为他自甘堕落于奢华和东方文化。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和过去的波斯国王一样，也是一种明智的宽容策略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在苏萨组织的集体婚礼将这一政策推向了高潮。
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和大约九十名希腊和马其顿官员接受了波斯或米迪亚新娘（当然是在他的命令之下），她们都来自于王室或者贵族家庭。很多学者曾经质疑亚历山大的动机，但是他的这一决策毕竟表明他决心巩固作为阿契美尼德帝国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同时希望建立一个混血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在苏萨娶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巴西妮（Barsine），去世国王大流士的大女儿，另外一个也是波斯王室的一个女儿。和亚历山大的第一次婚姻不同（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叫罗克珊的巴克特里亚女人），那次是按照马其顿仪式举行的，但是这次集体婚礼却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在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后，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盛大庆祝活动。根据古文献，亚历山大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亭子，其中有一百个供新娘使用的房间：
房间装饰极为富丽堂皇，有华丽的正装和便服，还有其他紫色，红色，和金色的衣服……支撑帐篷的柱子每一根都有二十个腕尺长，都用黄金白银包裹，镶嵌着珍贵的宝石，四周垂挂的帷帐用黄金绣出各种动物图案，支杆都是用金银制成。
和阿契美尼德国王一样，亚历山大也组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士兵来自帝国的各个地区。他精选了三万年轻力壮、英武潇洒的波斯人，然后让他们学习希腊语，学习马其顿军事技能，编入他的部队。他的骑兵不仅包括波斯人，还包括索格代亚纳人（Sogdian），阿拉契西亚人（Arachotian）、佐朗吉亚人（Zarangian）、阿里亚人（Areian）和帕提亚人（Parthian）人。他的海军同样包含各个地区的士兵。拥有将近两千艘军舰的庞大海军，他的十二万士兵沿印度河进入了印度。军舰上的士兵有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Cypriot）和埃及人，以及主要由希腊和波斯人担任的军官。亚历山大在印度河上为期六个月的战役极为残酷。他们遭到了顽强抵抗，他的军队至少杀死了八万印度士兵，还有更多俘虏变为了奴隶。
很多希腊人，包括亚历山大的众多士兵非常蔑视甚至憎恨他们国王依赖外国人以及虚情假意地接受外国习俗的做法。他们担心亚历山大被野蛮化，结果引发了欧匹斯（Opis）兵变。亚历山大成功镇压了这次叛乱，为了庆祝胜利，他举行了一个共有九千人的盛大庆祝活动。为了安慰希腊人，亚历山大将来宾按种族和等级进行了划分。亚历山大和希腊人坐在一起，旁边是波斯人，再旁边是其他民族的士兵，但是这些士兵都是按民族坐在一起的。
如果像某些人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希望实现彻底的“人类团结”，那他也绝对不会让这些希望阻碍自己巨大政治抱负的实现。正如皮特·格林所说：“亚历山大至高无上的理想就是战争与征服。那种认为他可以避免采用血流成河的残酷战争手段横扫整个大陆，以某种神秘方式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的想法是荒谬的。他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伟大抱负，而且他也确实获得了传奇般的成就。”事实上，在他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过程中，宽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24年，世界霸权已经从波斯人手中转移到了希腊人的手中。亚历山大过去是，而且一直是，希腊或马其顿历史上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事实上，他或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人。”他王宫中的王座是由纯金制作的，他的随从人员包括五百名身穿紫色和黄色衣服的“携带苹果”的波斯护卫，一千名穿着深红色和深蓝色斗篷的弓箭手，和五百名被称为“银盾”的希腊精锐步兵。
随着亚历山大对其他地区的征服，希腊语和希腊文学、艺术、建筑和哲学被传播到地中海地区，跨越了大洲，最终跨越了历史。同时，亚历山大从埃及一直到印度都建立了城邦式统治，“野蛮人”的思想被帝国接受并吸收，形成了一个叫作希腊主义（Hellenism）的融合性文化，对以后的基督教世界和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亚历山大战功卓著，但是他最大的遗产是实现了跨越大洲的文化统一，这是波斯国王们从来没有做到的。
但是，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这一地区的政治统一也宣告结束了。亚历山大的下一批征服目标是阿拉伯半岛，西地中海地区和欧洲，但是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他便在三十二岁时英年早逝，据说死于神秘的发热。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出现内讧，演变为诸侯混战的局面。据说，在他死后，除了一个人之外，那些来自苏萨，和亚历山大一起集体结婚的男子都与他们的波斯妻子离了婚。
这一地区的重新统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才得以实现。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1
角斗士，托加长袍和帝国“黏性”
只有罗马，以母亲的方式，而不是以女王的姿态，以一个共同的名称，拥抱并养育了被她征服的人民；她称被自己征服的子民为“公民”（citizens），并用自己博大而真诚的拥抱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我们将一切功绩都归功于她追求和平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公元4世纪诗人，克劳狄安
他们彻底顺从了，再也不穿裤子了。
——克劳迪亚斯皇帝，约于公元48年，指被征服的高卢人
如果说在西方存在某个偶像式的帝国，那就是罗马帝国。在地域上，它仅次于阿契美尼德帝国。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它都超越了以前的各个帝国。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从根本上来说仅仅是一个战争机器，而罗马帝国更为我们带来了思想。即使那些居住在帝国最遥远边陲的居民都希望成为“罗马人”。帝国长达53000英里的优质道路和桥梁网络将不列颠人和柏柏尔人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个广袤的地域内，存在着数千个罗马浴场，圆形剧场和寺庙，它们的规格几乎完全相似，而且里面的客人都是穿着托加袍的罗马人。希腊语和拉丁语是两种通用的语言，利用它们，成千上万的商人、士兵和帝国官员在罗马帝国人所称的“天下”（orbis terrarum）或者说世界上可以自由交流。
在鼎盛时期时，罗马帝国拥有大约6000万人口。这个帝国如此巨大，以至于罗马人都相信帝国已经延伸到了世界上适于人类居住地域的极致。在罗马帝国诞生时，边界守护神特米纳斯肯定是睡着了。
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认为，罗马人一直有着“统治整个世界的愿望。”远在公元前75年，罗马共和国在铸造钱币时就使用了“权杖、地球、花冠和方向舵的图案”，这些都标志着罗马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帝国的庞大版图连普通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可以看到叙利亚的狮子，希腊的水牛，突尼斯的豹子和英格兰的狗熊，在帝国的圆形剧场中角斗士就是和这些猛兽搏斗的。在这些竞技场中，最为著名的是罗马圆形大剧场（Colosseum in Rome），在一般情况下，它可以容纳五万名观众。公元1世纪著名剧作家兼哲学家塞内加（Seneca）说：“阳光照射到哪里，罗马的版图就延伸到哪里。”公元2世纪中叶，安托尼努斯·比乌斯（Antoninus Pius）皇帝的称号为Dominus Totius Orbis，意思是“天下之主”（Lord of all the world）。
除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外，罗马帝国还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一个顶峰，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就，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都没有被超越。除了像维吉尔（Virgil）和塞内加这样伟大的古典诗人和哲学家以外，罗马文明还产生了为角斗士治病的著名医生伽林（Galen），他编著的医学教科书在欧洲一直到15世纪还在被人们广泛使用，还有著名的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死于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Mount Vesuvius），他著作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是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之一；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著作的十卷专著在他去世一千年以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在启迪着建筑师们。罗马还为世界树立了代表性政府组织标准。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将公民权扩展到了帝国内每一个男性自由民。这种大规模的身份解放政策使罗马在公民参政方面远远超过了希腊或任何其他古代文明社会。
“罗马的辉煌”延续了两千多年，从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罗穆卢斯（Romulus）始建罗马城一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攻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罗马的统治者们在历史上非常著名，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征服伟业，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残暴。朱利亚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奥古斯塔斯·恺撒（Augustus Caesar）用自己的名字为我们命名了两个月的名称（译者：指七月和八月）；而卡利古拉（Caligula）的名字几乎与专制和堕落是同义词。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从公元70至公元192年间的鼎盛时期（High Expire）是罗马文明的顶峰阶段。
鼎盛帝国时期大概与四个前后相连的皇帝统治时期相吻合：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托尼努斯·比乌斯和马克斯·奥里留斯（Marcus Aurelius），他们都遵循了罗马领养儿子然后将他培养成下一任皇帝的习俗。在这一阶段，Pax Romana，即罗马太平盛世出现，罗马帝国的各个省，从苏格兰南部到西非的农业城镇贸易活动非常繁荣。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揭示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世界各国各时期的政府从来没有像它这样长期有秩序地进行统治。”
本章并非试图叙述罗马帝国的历史，相反，我的重点将放在公元2世纪时该帝国的黄金时期，分析宽容政策如何让它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自己的对手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国的。我还会着重分析罗马帝国长盛不衰的深层因素，这对当今美国政治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虽然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时间至今只有短短的二十年。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2
世界性罗马帝国：
“唯一包含世界所有民族的祖国”
像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一样，罗马帝国将自己征服的各民族融入了帝国之中，将它们划分为罗马帝国的“省”（province）。在鼎盛帝国时期，共有约四十个这样的省。与阿契美尼德帝国类似的是，罗马人也依靠各地精英协助自己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基本上保留了各地政府的原有结构，让他们继续管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
但是，与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或者任何其他古代帝国不同的是，各省的政治精英在帝国范围内所能实现的成就是没有限制的。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所有国王和几乎全部总督都是波斯人，但是在罗马帝国并非如此。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皇帝本人，可以来自于帝国的各个地区。历史学家科尼留斯·塔西托（Cornelius Tacitus）写道：“除了罗马以外，皇帝也可以来自其他任何地方。”从公元98至公元117年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他的高级顾问包括一个希腊人，一个摩尔人（Moor）；盖尤斯·朱利亚斯·亚历山大·比诺尼西亚诺（Gaius Julius Alexander Berenicianus）则是以色列国王哈罗德大帝（Herod the Great）的后代。
图拉真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他是第一个来自一个省的罗马皇帝，他的登基向人们证明，帝国的最高职位从此“向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放，不论他是什么种族或民族。”图拉真的继承者同样来自西班牙，而哈德良的继承者安托尼努斯·比乌斯则来自一个高卢（Gallic）家庭。下一个皇帝马克斯·奥里留斯的父亲则是一个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an），公元193-211年在位的赛普狄米亚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是非洲人，他的妻子是叙利亚人。所有肤色、所有背景、所有文化传统的人齐聚在“不朽之城”（Eternal City）罗马。
各个省为罗马帝国提供了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剧作家兼诗人塞内加是西班牙人，塔西托可能是高卢人，演说家和导师马克斯·奥里留斯是非洲人。在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认同，所有公民，甚至包括像西塞罗（Cicero）所说的“来自粗俗和野蛮地区的人”，都能参加政治活动，分享帝国的权力和荣耀。
在采取这种宽容民族政策的过程中，罗马人从古希腊人那里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发现固执己见和民族隔离常常引发仇恨，并最终导致战争。罗马的宽容政策可以通过克劳迪亚斯皇帝（Claudius）在公元48年对罗马参议院的一次演讲得到充分解释，他认为刚刚被征服的高卢人应该有权参政。克劳迪亚斯对参议院这样说：
除了视被征服人民为外夷这种错误思想以外，还有什么更有害的因素推动了斯巴达（Sparta）和雅典（Athens）的陷落呢？但是，我们聪明的始祖罗穆卢斯曾经数次既与对手作战又让他们自然融入社会！曾经有过陌生者做我们的国王，将高级职位授予自由人的儿子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人们普遍而不完全正确的认识，但是在罗马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如果你从整体上审视我们的战争史，没有哪一场战争比征服高卢人的战争时间更短，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非常牢固的和平。现在，生活习俗、文化和婚姻已经将我们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把金子和财富送给我们，而不是自己留着。
克劳迪亚斯说服了参议院。之后，就像爱德华·吉本所说：“那些曾经在阿莱西亚（Alesia）攻打过朱利亚斯·恺撒的高卢人的子孙现在统领着罗马军团，管理着行省，还可以进入罗马参议院工作。他们希望建设国家而不是破坏它的安宁，这对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马帝国为宽容政策制定了一个新标准。1790年，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说：“可以这样说，并不是罗马人自己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而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投入了罗马人的怀抱。”在威尔逊看来，罗马的宽容政策完全是“一种扩大帝国版图的最安全的策略。”
当然，在罗马帝国著名的宽容政策和融合政策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妇女几乎全部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她们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穿戴托加长袍。此外，虽然公民身份扩展到了帝国内几乎任何一个男性自由民身上，但是能够成为公民的仍然只是所有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奴隶占有非常大的数量，他们主要在田野之中从事奴役性的劳作，为供养庞大的罗马城市服务。
导致奴隶出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些被买卖的奴隶包括战俘，战俘的妻子儿女，海盗和绑匪的受害者，奴隶的孩子，被父母卖为奴隶的子女，税收官员抓获的负债者，甚至包括自卖自身的成年自由人。奴隶的境遇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购买奴隶是为了让他们去放牧，有些人则让他们提供性服务。还有一些奴隶是在主人家中从事家政服务，这些人需要经过认真训练和拉丁语的学习。最不幸的是斗兽场中的奴隶，他们不是观众而是角斗士。和通常的罪犯一样，成千上万的奴隶在无数观众的疯狂喝彩声中被野兽撕成碎片。“很多受害者被绑到柱子上然后解剖，所以医生们常常观看比赛，以便研究解剖学。”女人和男人一样被打死，用叉子穿死，鞭打，或取出内脏。孩子的双脚被绑住吊起来，然后放鬣狗撕咬。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罗马帝国的福利永远不能扩展到最底层的罗马公民身上。只要国民支付相对较轻的税赋，罗马帝国允许各地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从不列颠到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帝国子民都能从罗马太平盛世和法律推广中获益，这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3
帝国的成长过程
根据罗马神话，公元前753年，双胞胎兄弟罗穆卢斯和瑞摩斯（Remus）一起建造了罗马城，城市的建造地点靠近台伯河（Tiber River），当年他们就是被叔父装在一只篮子里遗弃在这里，然后被一只母狼发现并用自己的奶水养大的。显然，罗穆卢斯具有很强的报复性，据说他的兄弟因为嘲笑他修建的城墙太矮而被他杀害。但是，后来罗马以其宽宏仁慈的品质著称于世，尤其对来自意大利的难民仁爱有加。根据历史传说，早期的罗马人同意将邻近的萨宾人（Sabine）并入这所城市，以避免因罗马人诱拐萨宾妇女引起冲突。公元前56年，演说家西塞罗曾经写道：“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罗马人民的名望主要归功于这座城市的缔造者罗穆卢斯，他利用自己与萨宾人订立的合约教导我们，为了实现城市的发展，即使允许敌人成为罗马公民都在所不惜。在他的管理和榜样作用下，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停止过批准并授予外族公民权这一传统做法。”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人利用类似的策略兼并了意大利的其他部族，例如伊特鲁利亚人（Etruscan）和翁布里亚人（Umbrian）都聚集在了罗马的保护伞下。在征服对手之后，罗马人没有抢劫或掠夺对方城市的财富，而是与对方签署和平条约，而他们提出的条件几乎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条约的条款是相当简单的。那些被征服的城市可以由原有官员按照原有法律进行管理，但是有两个前提：其一，每一个城邦都可以自由地与罗马进行贸易，但是城邦之间不得自由贸易。这样，那些规模较小的城邦很快就在经济上对罗马形成了依赖；其二，每一个城邦都必须为罗马输送兵员。
这些条约让罗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飞速发展起来。到公元前275年，罗马演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国家，面积达50000平方英里，从意大利北部的卢比肯河（Rubicon）到意大利南部沿海的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十年后，罗马开始巩固自己对西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布匿战争（Punic Wars）后，罗马征服了西西里岛（Sicily）、撒丁岛（Sardinia）和科西嘉岛（Corsica）。公元前202年，布匿战争达到了顶峰，在扎马（Zama），即今天的突尼斯，罗马击败了汉尼拔（Hannibal）富有传奇性质的大象军队。
布匿战争充分证明了罗马推行民族宽容政策的成功。汉尼拔的军事策略认为，经过几次迦太基人的胜利，罗马拥有的意大利联盟将很快崩溃。但是，让汉尼拔惊讶的是，虽然经过了几次惨烈的战斗，罗马的各个盟友仍然非常团结，并最终赢得了罗马的胜利。
当然，对于那些特别顽固不肯投降的城市，罗马也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例如，在与迦太基的战斗中，加图（Cato）曾经明确表示：“必须摧毁迦太基。”公元前149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三年后，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大部分城中居民被屠杀，迦太基也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
对迦太基的征服标志着罗马帝国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帝国的发展方向。在最早期的扩张过程中，罗马一直刻意避免进行直接兼并，相反，早期的罗马皇帝通常是通过建立附属国或势力范围，以及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胁迫潜在的对手等方式实现帝国的扩张。所以，在布匿战争期间，我们很难精确断定罗马帝国的边界。
但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的战略发生了变化。奥古斯塔斯和图拉真皇帝率领自己的军队兼并了早已被征服的地区，从威尔士（Wales）到亚美尼亚（Armenia），从瑞士到约旦，所有这些地方都逐步被置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从此，罗马帝国的边界被明确界定下来，通常都是沿着较大水路划定的。在帝国边界划定以后，罗马皇帝动用了大量资源修建边界要塞，例如英格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同时，他们还大规模修建了罗马帝国公路网，这样每当需要镇压起义或者需要抗击外敌入侵时，帝国军团就可以快速调动集结。
但是，即便处于直接控制之下，罗马皇帝也很少干预各地人民的生活，也几乎没有实施大的经济或社会改革。事实上，一个历史文献把罗马帝国描述为“没有统治的政府”。当然，与同一时代的中国汉帝国相比，罗马帝国的统治力度确实较弱，汉帝国具有的统治机构几乎是罗马帝国的二十倍。
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70年，罗马帝国得到了急剧扩张，吞并了欧洲大陆大部，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和中东的很多地方，包括巴勒斯坦（Palestine）、叙利亚和埃及。在这些征服战争中，罗马将公民权扩展到了被征服地区的精英分子身上，同时又残酷镇压了那些敢于抵抗罗马统治的国家。在罗马建成六个世纪后，它由一个很小的城邦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帝国，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周围地区，将这一著名的大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4
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对于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或者说鼎盛帝国时期（High Empire）的准确时间，历史学家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一般认为与四位皇帝的统治年代大体相符，从图拉真开始，他的在位时间从公元98年至公元117年，后来的罗马人尊称他为optimus princeps（最好的统治者）。作为皇帝，图拉真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非常受人民的爱戴，而且极其平易近人，他在军事征服和执政能力上也取得了惊人成就。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张到了波斯湾（Persian Gulf），以前从来没有哪位罗马统帅到过那么远的地方。在征服达契亚（Dacia，今罗马尼亚）以后，他带回了数以百万磅的黄金白银，这是罗马帝国国库最后一次从战争中获得大笔财富。
同时，图拉真还推行了古代为数不多的一次社会立法，执行了著名的“供养政策”（alimenta），即借钱给农民以便救助那些贫穷的儿童。由于图拉真是一位公正公平的统治者，以至于在四世纪新皇帝登基时参议院会祈祷“希望新皇比图拉真还优秀”。中世纪时，但丁（Dante）曾经把他想象成一个异教徒，希望通过向教皇格列高利（Pope Gregory）忏悔摆脱地狱的纠缠。
哈德良是图拉真的继承者，统治年代从公元117年至公元138年，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热衷于希腊文化，同样是罗马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哈德良终止了罗马的扩张战争，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帝国统治的巩固，维护，和完善上。除了建造八英里长的哈德良长城以外，他还命令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造新的城市、寺庙、澡堂、港口、引水渠、拱门和圆形剧场。哈德良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酷爱观光，在长达二十一年的统治过程中，他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度过的，巡视罗马各省，检查军队的训练情况，甚至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训练。
虽然哈德良以宽容著称，很多人也曾经见识过他一次典型的狭隘经历。因为受希腊文化对人类身体崇拜的影响，哈德良废除了犹太法律中对男性婴儿实施的传统割礼制度。（崇拜希腊文化的哈德良可能认为割礼制度是对人们身体的摧残，他还废除了阉割制度。）这一禁止决定，以及哈德良计划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罗马殖民地的尝试，导致了公元131年至135年由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chba）领导的犹太人起义。当起义被镇压后，根据几个古代文献记载，哈德良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并在一个原犹太寺庙的原址上修建了一座丘比特神庙（Jupiter），并将自己的塑像放在神庙内。为了在犹太人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他还命令在寺庙的空地上摆放了一头由大理石制作的猪。（显然，这头猪是罗马军团镇压犹太人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这种狭隘行为是一次例外，并非常规性的统治原则。在哈德良去世后，罗马皇帝重新允许犹太人执行自己的宗教活动，甚至允许当他们的宗教活动与帝国法律冲突时可以免予惩罚。在哈德良继任者安托尼努斯·比乌斯执政期间（公元138-161年），罗马的太平盛世达到了顶峰。图拉真与哈德良都以巡游帝国而著名，与此相反，在成为皇帝之后，安托尼努斯·比乌斯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意大利。虽然他也在苏格兰和北非发动过几次小的旨在巩固边疆的战争，多数情况下他更喜欢利用外交手段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吓阻潜在的敌人。他的继任者马克斯·奥里留斯后来是这样描述安托尼努斯·比乌斯的：“他不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神灵，也不刻意追求人们的赞美，他不希望自己的人民送礼行贿或阿谀奉承，他在每一个方面都很适度，没有不良行为，也不会单纯为了追逐时尚而求新求变。”
从公元161至公元180年，马克斯·奥里留斯在位，和所有其他皇帝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具有哲学家风格的统治者。马克斯·奥里留斯出生于一个著名的参议员家庭，所以他曾经见过哈德良皇帝，并且这位皇帝称五岁的奥里留斯为“骑士”，并许诺让他获得最好的教育。十二岁时，马克斯·奥里留斯决定选择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人生道路。他穿粗布斗篷，在地板上睡觉，最后经过母亲的苦苦劝说才搬到一张铺了几块皮子的小床上。马克斯·奥里留斯成功地驾驶着自己的帝国穿越种种挑战，包括公元169年的一次巨大瘟疫，以及自己统治后期的一次日耳曼人（Germanic）入侵。当他在公元180年去世时，罗马帝国还处于鼎盛时期，比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要强大。
那么，罗马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呢？公元2世纪中叶，希腊作家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Aelius Aristides）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管窥一下罗马帝国的繁荣景象：
如此众多的货船来到这里，每时每刻将每一个民族的每一种商品运来，这座城市俨然成了整个地球的产品加工厂……赫西奥德（Hesiod）曾说大海有涯，而这里是所有东西的源头又是终点。这里可说是万物聚集，精彩荟萃，贸易、航海、农业、洗矿，所有现代和古代的手工艺，所有产生和生长的产品，应有尽有。如果有人在这里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那肯定是至今还不存在的。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现代以前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榜样，一定可以让当今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感到为之叹服。随着罗马国力的增强，原来实行的各城邦之间的进口税和早期限制已经取消。随着帝国边界的进一步巩固，有些地区已经成了自由贸易区，从苏格兰到塞浦路斯（Cyprus），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有非洲的橄榄油和备受欢迎的西班牙鱼沙司。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极为完善的交通网络，包括欧洲的河流、地中海的海运和著名的罗马道路。
罗马的“全球贸易”甚至延伸到了远东地区。罗马商人穿越印度洋，穿越丝绸之路，将异国香料、香水、各种丝绸、奢侈的布料带回到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罗马和伦敦。反过来，罗马产的玻璃器皿、金币和其他货物最远抵达了越南和马来西亚。早在公元前289年，罗马人就制作出了青铜币以满足帝国商业的需要，并综合了各种因素统一了货币，最终让罗马变成了经济上的一个超级大国。
但是，能够自由流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货物，罗马还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各种人才。在罗马的一个军队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克里特岛（Cretan）的弓箭手，巴里阿里克群岛的掷石手，西班牙的剑客，希腊罗德岛（Rhodes）的水手。批发商和零售商，主要是叙利亚人、犹太人和阿拉姆人（Aramean）在罗马大量进进出出，从非洲带来黄金、象牙和珍贵的木材，从阿拉伯半岛带来香料，从印度带来珍珠和宝石，从中国带来丝绸，从中亚和俄罗斯带来皮毛，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带来琥珀。除了奴隶和农奴被束缚于自己的主人和土地上以外，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享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同时，罗马为人们提供了众多发展机会，即使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提达斯的北非小镇（即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讲的是当地一个柏柏尔地主的二儿子或三儿子的生活经历。这个男孩名叫昆图斯·洛留斯·乌比库斯（Quintus Lollius Urbicus），他从北非出发计划赶往亚洲、朱迪亚（Judea）和多瑙河、莱茵河下游，然后一步步出人头地的过程。最后，他成了不列颠的总督，然后带领帝国军队进入了苏格兰，为帝国拓展疆土。到老年时，昆图斯成了罗马市的提督。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5
上帝的血亲
现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不存在的。没有证据证明罗马人认为白色人种比黑色人种更优越，反过来也不是。但是，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必须指出，罗马人是很势利的。他们不认为其他民族和自己是平等的。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是“人类之中上天的代表”。他们对于自己征服的民族有着各种各样负面的消极观念。
所以，按照他们的顽固认识，爱尔兰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生活于寒冷之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邻居苏格兰人则是“没有穿衣的喀里多尼人和麦亚特人（Maeatae），他们终日生活在潮湿的破旧房屋中，只有脑袋露出来，靠吃沼泽的野草为生。”在帝国的另外一端，生活在非洲热带的埃塞俄比亚人、努米迪亚人（Numidian）和毛里塔尼亚人（Mauretanian）身材矮小，长着羊毛一样的头发，声音尖利，双腿强壮，“烈日将他们的皮肤烤得黝黑。”太阳将他们的血液吸引到头部，所以他们“才思敏捷”，但是由于血液的缺乏使他们很担心受伤，所以不适合当武士。
另外，他们还认为非洲人“性情多变，纵欲过度”。他们的女人生育能力特别旺盛，所以常常生产双胞胎。埃及女人常常生产三胞胎，那是因为她们饮用尼罗河水的原因。
认为外国人在身体结构上奇怪的想法是罗马人频繁谈论的主题。例如，在印度，人们用耳朵睡觉。同时，罗马人似乎对印度等级制度中最高一级的婆罗门人（Brahman）非常敬仰，认为他们是“素食主义者，不穿毛皮，实际上根本不穿衣服，人们具有很强的身体控制能力，完全禁欲长达三十七年，（然后尽可能地多娶妻子。）”
总之，罗马人认为东方人，包括叙利亚人和小亚细亚人，打起仗来都是娘娘腔，穿着女人的衣服，使用的弓箭也都不像人用的东西。由于奢侈品、宝石和奇怪食物的腐蚀，这些东方人身体软弱、颓废，说起话来满嘴阿谀奉承，对于他们的国王过于谦卑。相比之下，罗马以西的人一般都很原始，未开化，好斗，撒丁岛人“凶残，是可恶的强盗，天生爱撒谎”。
西班牙人因为作战威武勇敢，所以受到了罗马人的尊敬。与那些“特别野蛮的”色雷斯人（Thracian）、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Parthian）相比，西班牙人相对文明一些。除了“兔子四处猖獗”以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们用尿清洗牙齿，甚至用尿洗澡。”
有趣的是，罗马人对于那些身材过于高大健壮的人特别厌恶。总之，北方人“魁梧，野蛮，长着可怕的四肢”。不列颠人和卡里多尼亚人身材大得可怕，日耳曼人，像凯尔特人和高卢人一样，也是身材高大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畸形的”身高，他们的智力则较为低下，所以这些野蛮人在战争中表现不佳。
即使在自己的地区，这些身材超大的北方人“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体力”。在温暖的气候下，这些人表现会更加糟糕，因为在那里“他们吃得太多，渴得要命，所以会喝太多的水，如果碰到他们不常见的酒更是不要命；所以他们会很快长胖。他们忍受不了那里的炎热和灰尘，所以总是拼命寻找阴凉好好休息一下。”阿尔卑斯山地的高卢人“身材尤其巨大，思想就像野兽一般”。一个罗马人说：“在进行第一次攻击时，他们像超人，但是之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般。就像他们阿尔卑斯山上的皑皑白雪一样，当战斗刚刚白热化，他们就会大汗淋漓，而且稍微一活动，他们就会在阳光下融化。”
简而言之，罗马人认为自己的身材是最好的，属于黄金分割的比例。令人庆幸的是，他们士兵的平均身高比高卢人或日耳曼人矮三到六英寸。“罗马人在智力上优于北方人，在体力上又优于南方人。”
但是，虽然存在着这些偏见，罗马人并没有停止将所有这些“野蛮人”吸引到自己的帝国中来，利用他们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在帝国社会中尽量发挥，并且能够在总体上与他们和平相处。根据吉本的观点，公元2世纪的罗马“是世界历史上一段难得的时光，人类的生活非常快乐而富足。” 那么，罗马人是如何让不同民族的人团结起来，并鼓励他们为帝国努力工作的呢？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6
罗马文化和公民身份的吸引力
或许，罗马帝国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他对人们的巨大诱惑力。从大不列颠到阿拉伯半岛所有被征服的人民都想成为它的子民，都想成为“罗马人”。吉本认为，罗马的地方官员很少“需要军队的辅助”，因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都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民族，所以他们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或者幻想，并且很少有人认为在罗马帝国中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那么，罗马的魅力到底何在呢？
和其他任何古代强国不同，对于不同民族来说，罗马帝国代表着一种communis patria，即共同的祖国。的确如此，人们认为（至少是罗马人这样认为）罗马文明比任何文明都优越，所以无需拒绝或强迫，被征服国家的精英会自动地投入罗马文化的怀抱，以便获得权力和地位。一旦某个民族被征服以后，被征服者会继续沿用这种思想，通常在两代人内来帮助修建罗马城市和圆形剧场，拥抱罗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各地精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罗马上学，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就会完全变成罗国帝国的公民。
此外，罗马人也非常愿意吸收其他民族的传统、知识和习俗，当然前提是他们认为有用。“罗马人之所以成为世界主人，主要原因在于，在他们与不同民族作战的过程中，一旦他们发现更好的习俗，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东西。”这种情况在罗马人征服希腊人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罗马精英们普遍承认希腊文化比他们自己的更为优越。在征服了地中海国家以后，罗马人宣称他们是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没有宣扬罗马民族主义或者罗马特质的思想，像哈德良这样的皇帝常常谈论一种希腊－罗马大文化的概念。
像效仿希腊文明一样，罗马帝国也建立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政权。每当罗马帝国的疆域得到扩张，罗马人都会建造新的城市，并赋予它们罗马名称，并建有很多罗马式建筑。虽然罗马继承了大量的文学，绘画，雕塑和建筑遗产，它也创造了很多自己特有的特征，例如角斗士表演和野兽狩猎。罗马文明是一种文化的大融合，不仅结合了希腊－罗马元素，还有各行省和各地的文化，对于帝国各地的精英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都可以流利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并阅读了大量希腊－罗马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和斯多葛学派（stoic）哲学家的著作。由于这种共同的教育，到公元二世纪时，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层社会具有了很多共同特征，甚至比那些为他们种植粮食或者饲养牲畜的本族农民或者奴隶呈现出的共同点还要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帝国不再以种族为标准划分阶层，文化和种族区别被社会经济学上的差异所取代。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成功输出希腊－罗马文化，罗马统治者并没有试图消灭各地的语言和传统。相反，各地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丰富性。虽然拉丁语是整个帝国的官方语言，但是希腊语、科普特语（Coptic）、亚拉姆语（Aramaic）、凯尔特语和柏柏尔语仍然继续使用。在非洲，到圣奥古斯丁时，还能听到有人使用普诺克语。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例如罗马或者亚历山大港，其多元化和语言的丰富性就像今天的纽约或者伦敦一样。
罗马的文化政策中值得批评的一点就是在罗马公民身份的引诱行为。为了安慰被自己击败的对手，罗马伸出了公民身份的橄榄枝，而且几个世纪以来这一方法维系了帝国的统一，让它有能力扩张到已知世界的边缘。
从核心本质来讲，公民身份说明某个人是精英中的一分子，它也保证了一种保护程度，这同样适用于上层的帝国官员，同时也适用于底层的民众。公民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罗马时期公民身份表示投票权；保有财产和签署合同的权利；不受折磨的权利；免受死刑的权利和在罗马法律下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希腊演讲家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指出：“你将你帝国中的所有人分为了两部分……而且在每个地方，你们授予公民身份的那些人都是非常成功、地位高和有权有势的人，……而剩下的那些人只是一些受统治的臣民。”
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个故事生动地介绍了罗马公民身份。据《使徒行传》叙述，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命令鞭打马其顿的使徒保罗（Paul）。在保罗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后，地方长官们顿感恐惧，马上把他释放了，并向他发出了一封官方道歉信。后来，当再一次在耶路撒冷被抓住以后，保罗宣布：“你们是否有法律依据鞭打一位罗马公民呢？况且，你们还没有找到我有罪的证据。”虽然保罗最后由罗马官员们执行了死刑，但是他的公民身份显然让他只能接受砍头惩罚（而不是受折磨或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地方社会的罗马化始于贵族阶层。当然，公职官员一般由罗马公民担任，不论他的种族和民族是什么。这个公民授予情况导致了本地精英分子的逐步罗马化，他们与罗马统治者获得了身份认同感，并且自己的利益与帝国的统一对应起来。正如艾利斯泰迪斯所写的：“根本没有必要动用警备部队来保护他们的大本营，每个城市中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人都为你守护着祖国。”
但是，罗马的公民身份并不是只向上层社会开放的。很多下层人通过服兵役获得了公民身份。罗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教义都规定，罗马的兵团，即军队的核心，必须由罗马公民组成。当兵团征兵不足时，军队统帅就招募外国人，然后授予他们公民身份。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普遍，例如凯撒创建他著名的高卢兵团时就是这样，即使在平时，尤其在东方，当兵源不足而公民又不足以补充军队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然后，更为常见的是通过参加辅助军事力量的方式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虽然这些部队主要由非公民组成，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部队里服役满二十五年，他就可以自动地获得公民身份。每年通过这种方式会有一万人成为公民。通常情况下，罗马军队中的士兵在服役期间不能结婚；因为统治者认为这会干扰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降低他们的忠诚度。然而，大多数士兵都有妻室和后代，当父亲服役期满，他们的孩子就会获得公民身份。这种做法是底层民众获得公民身份的一种主要方式。
在其他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全部居民可以一起被赋予有威望的，而且常常是能够获得物质利益的罗马侨民（Roman colony）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中的男性自由民就会全部成为罗马公民。逐步地，整个帝国内的罗马公民数量稳步增长，在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这一数量达到了顶峰，公元212年，他发布了一道命令，批准帝国内所有男性自由民全部成为公民。
罗马帝国在公民身份中不分肤色不分阶层的做法是一种工具，有利地推动了罗马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在整个帝国内，罗马公民都急切地穿上罗马托加长袍，采用tria nomina，即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罗马式姓名，以便表达自己的精英地位。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7
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穿上托加袍
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人，罗马的理想绝对不是为了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而是为了实现民族同化。罗马之所以实施宽容政策就是为了让任何一个群体都愿意接受罗马习俗、风格，让罗马民族精神充分地融入整个帝国当中，融入到每一个民族当中。但是，如果罗马人发现某种习俗是野蛮的，他们就不会对它试图保留、尊重或遵守。
例如，他们非常讨厌爱尔兰凯尔特人邋遢的外表，他们头发很长，穿着长裤而不是托加长袍。他们批评不列颠人，因为他们喝牛奶，但是又不用牛奶制作奶酪，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讨厌生活在今天葡萄牙境内的卢希塔尼亚人（Lusitanian），因为他们在地板上睡觉，用橡子制作面包，喜欢喝水而不是葡萄酒，用奶油而不是橄榄油做饭。
但是，在罗马人看来，这些粗野的习俗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一旦那些野蛮的国民接受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这些人的轻蔑就会烟消云散。他们并不认为野蛮人应该永远被挡在文明之外；他们必须按罗马习俗生活，才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在公元48年，当克劳迪亚斯皇帝的反对者说，野蛮的高卢人太不开化，不能加入罗马参议院，这位皇帝的回答相当著名：“他们还不错啊，至少他们不再穿裤子。”
克劳迪亚斯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野蛮习俗是可以戒除的。而且，戒除得越早越好。和两千年后的英国人一样，罗马人坚信自己担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老普林尼描写到，目标是“为人们扫清障碍，让无数说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并为他们带来文明，也就是说所有民族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祖国。”克劳迪亚斯希望：“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穿上托加袍，包括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等等。”
同样，历史学家塔西托曾经描写过他的岳父，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Agricola）是如何实现“让英国人穿上托加袍的”。他鼓励自己的人民建造罗马风格的房屋和寺庙，让上层人士的儿子接受文科教育。塔西托认为，那些原来生活在原始居所并争强好战的不列颠人最终通过接受礼仪习惯了和平和平静的生活。他说：“虽然我们的服饰也开始流行起来，但随处可见的仍然是穿托加袍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列颠人受到了“邪恶生活方式的诱惑，包括宏伟的建筑、温暖的澡堂和典雅的宴会。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不列颠人称之为‘文明’，实际上这些只是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
换言之，罗马人并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罗马官员们鼓励被征服的精英们接受罗马文化仪轨，创造一个鼓励同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国籍和民族身份并不影响一个人成为罗马人。罗马帝国接受并同化大批新国民的愿望和能力是其伟大之处的秘密所在。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8
鼎盛帝国时期的宗教宽容
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对宗教的国际性态度。吉本深刻地指出：“罗马帝国流行的各种不同的礼拜方式，在人们看来都是一样真实的，在哲学家们看来都是一样虚假的，在地方长官看来都是一样有用的。所以，他们对宗教实行了宽容制度，不仅相互承认，而且保持了一致。” 罗马帝国对宗教施加的唯一限制是，他们必须对罗马帝国的权威和官员的仪式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从某些方面看来，罗马的宗教宽容政策并不奇怪。和波斯人一样，罗马人也是多神教徒，认为不同民族的人信奉不同的神灵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罗马的多神制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希腊神话基础上的，只是宙斯（Zeus）、雅典娜（Athena）和阿芙罗狄蒂（Aphrodite）转变成了丘比特（Jupiter）、密涅瓦（Minerva）和维纳斯（Venus）。按照希腊－罗马世界观，几乎什么东西都有神灵保护。如果其他民族信奉新的神灵，那又有什么错呢？
到公元2世纪，要想划分出一个“纯粹的”罗马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罗马大军横扫欧洲和北非时，每当他们征服新的城市和文化，就会发现新的神灵。每当结束一次战役，罗马的将军们就会接受被征服敌人的神灵，以便偷走他们的力量之源。他们没有摧毁这些地方神灵，军团的士兵们会带着它们返回罗马，并常常把它们放进自己家乡的神庙中。
除了“俘虏”外国神灵以外，罗马还常常“祈求”一个著名的外国神灵来罗马帮助他们处理自然灾害，例如流行病或者侵略。如果干旱或者饥荒特别严重，那么罗马神灵不是特别愤怒就是参与其中了。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到新的神灵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宗教和各地神灵崇拜都实现了统一共存。在某些地方，这种共存表现为分等级的宗教承认。例如，在毛里塔尼亚，一个地方市场由丘比特（一个罗马神）、朱巴（Juba）（一个被神化的本地国王）和范尼斯尼西守护神（Genius Vanisnesi，地方守护神）共同保佑。在其他地方，人们同样采取了神灵共用的态度。例如，在北非，人们几乎将塞图恩农神（Saturn）和丘比特混为一体，凯尔特人将他们的拉戈神与墨丘利神（Mercury）结合起来，而密涅瓦神则与众多的地方女神例如水神苏莉丝（Sulis）联系起来。
不过，罗马对于宗教兼收并蓄的政策也有其局限性。首先，那些被认为“非罗马性质的” 或者在道德上引起矛盾的偶像和习俗被禁止实行。所以，罗马帝国参议院废除了德鲁伊教利用活人祭祀的做法，以及弗吉尼亚女神西布莉（Cybele）崇拜者自我阉割的做法。还有一些神灵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埃及的伊希斯神（Isis）和塞拉皮斯神（Serapis），人们通常认为他们代表安东尼（Antony）和克利奥帕特拉女王（Cleopatra），所以当奥古斯丁教皇帝征服埃及后，便禁止人们祭拜他们。直到两个世纪以后，卡拉卡拉皇帝才将伊希斯神和塞拉皮斯神归入了罗马宗教当中。
总体来说，罗马人非常出色地将各地神灵融入帝国的宗教体系。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属于一神教，拒绝接受罗马异教信仰，给帝国的宗教融合带来了严峻挑战。
古代的犹太人主要生活在其祖先居住地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沿海城市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亚历山大港，这里是讲希腊语犹太人的最大聚居地。犹太人问题给罗马帝国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在罗马主要城市的“欢乐的熔炉”环境中，犹太人常常在自己的犹太教堂和庭院周围构建住宅，并反对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代替希伯来语。虽然也有大量说希腊语的“希腊化”犹太人，但是他们坚持独立生活的思想让很多罗马人认为犹太人是“内心野蛮的人”。
开始时，犹太人在帝国人很受欢迎，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着相同的宽容政策。公元前161年左右，在遭到叙利亚国王安泰阿克斯四世的猛烈攻击时，犹太人转向罗马人寻求帮助。罗马帝国非常渴望削弱叙利亚的实力，于是皇室便发表声明与犹太人交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得以巩固。尤利乌斯·凯撒允许犹太人崇拜自己的神灵，并给予他们法律自治权。为了表示感谢，犹太人为凯撒提供军事支持。在凯撒被暗杀后，罗马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地到他的火葬焚化地哀悼。
恺撒的继任者奥古斯丁也给予了犹太人优惠政策，甚至破例指示罗马政府的征粮和税赋分配不得干扰犹太人的安息日活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曾经非常热烈地赞扬奥古斯丁的宽容政策：
奥古斯塔斯知道，台伯河一侧的罗马城地区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很多人是自由民，现在已经成了罗马公民……他没有因为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禁止犹太人进入罗马或者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身份。他没有强迫他们抛弃自己的礼拜之所，或者阻止他们集会或者接受法律帮助……他非常真诚地尊重我们的利益，在几乎全部王室的支持下，为我们修复神庙提供了极大帮助。他还许诺，自己出资每天向最高神供奉更多全牲燔祭。
但是，在这件事上，其他皇帝远远没有奥古斯塔斯做得这样好。哈德良禁止他们实行割礼，禁止实行犹太法律。卡里古拉（Caligula）强迫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吃猪肉。这些挑衅行为和长期的关于耶路撒冷的冲突引发了犹太人三次大的起义。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6年至73年，提图斯皇帝（Titus）捣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寺庙，然后在公元115年和131年，由于犹太人抵抗压迫性法律，并有大量希腊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涌入他们的聚居区，便再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些起义导致了罗马和犹太人双方大规模的流血悲剧。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宗教和文化因素。无论如何，犹太人的运气发生了巨大变化，常常与在位皇帝的政策发生冲突。
基督教也对罗马的宽容政策造成了挑战。和犹太人一样，基督徒拒绝接受罗马的各种神灵，拒绝发誓效忠皇帝。但是，当犹太人被罗马军团征服时他们的“古老宗教”得到了认可，所以以上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犹太人。但是，基督教则是一个“新宗教”，而且信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不断增加，它也没有犹太人享有的特权，所以如果他们违抗了罗马人的权威，罗马人就会对他们的宗教下手。
结果，在早期的基督教徒和本地罗马官员之间时有冲突。基督徒也遭到了犹太人的仇视，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异教徒。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鼎盛帝国时期的基督徒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正如吉本所说：“由于某些王子的漠视和纵容，基督教虽然没有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但是基本上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也被他们信奉的宗教所包容。”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9
狭隘：基督教及罗马的衰落
罗马帝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主要源于他们秉承的衰落理论不同，事实上这种理论有几十种之多。帝国的过度扩张，经济危机，野蛮人的入侵和军力衰落都被历史学家们引用，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解释，例如铅中毒，道德腐败，土壤枯竭，大批隐士、和尚、尼姑还有其他逃避社会现实的人越来越多，以及“纯粹”罗马主义的削弱作用等等。分析罗马帝国破灭的各种原因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但是，至少有两点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两点也充分支持了本书的主题。
其一，虽然宽容政策对于罗马帝国的兴起和其太平盛世的维持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它同时也播下了罗马帝国最终分裂的种子。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通过公民权的鼓励作用，帝国事务的参与权和罗马文化的魅力，罗马帝国比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更成功地实现了对征服人民的同化。但是，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下的人民从来没有被“波斯化”，而在罗马帝国大量的各民族人民被“罗马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被“罗马化”，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希腊东部和北方的“野蛮人”没有被同化。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虽然罗马帝国努力保护这些地区人民的不同传统和文化，但是罗马人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早期的罗马帝国皇帝容忍了这些矛盾，他们的宽容政策无疑在鼎盛时期是成功的，促进了帝国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也正是由于罗马帝国所奉行的宽容政策，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人民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甚至接近民族自治，相对地与罗马人区分开来。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反对帝国统治，开始尝试寻求独立。
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格顿说：“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民族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所以这种复杂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到了公元4世纪，说拉丁语的西部人和说希腊语的东部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于是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彻底分裂为两部分。同时，“帝国开始慢慢而又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内部分裂，原来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国民开始叛乱，而那些曾经忠诚于帝国的国民也抓住机会试图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
但是，“过度的多元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在黄金时代之后，罗马越来越残酷地进行了宗教迫害，奉行顽固的种族主义政策。这就是我的第二个观点：虽然这并不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唯一原因，但是狭隘政策进一步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新狭隘主义在罗马对待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起先基督教只是罗马人攻击的目标，后来则成为了狭隘主义的主要根源。公元3世纪，基督教发展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到公元300年时，基督教徒几乎占了帝国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最初的基督教徒非常不受罗马国民的欢迎，不仅因为他们拒绝承认罗马的各种神灵，人们还指责他们乱伦和人吃人，人们认为他们的圣餐是吃人的肉体和鲜血。因为基督徒拒绝参加官方的敬神仪式，人们通常指责基督徒导致了战争失败和自然灾害的出现，例如瘟疫、地震和饥穰。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对基督教发动了所谓的“大迫害”（Great Persecution）。当时，太平盛世正在消亡，北方的日尔曼人和东方的波斯人不断进攻罗马帝国。此举原本为了恢复鼎盛帝国的辉煌，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采用的政策却与黄金时代的价值观完全相悖，戴克里先决定根除“非罗马的”基督教这个大毒瘤。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罗马对基督徒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皇家官员将基督徒排斥在公职之外，并将他们从军队中清洗出去。公元304年，戴克里先颁发圣旨，命令逮捕任何一个胆敢不祭拜罗马神的基督徒。基督教堂被拆毁，经文被焚烧，数千名信徒被杀害。
令人惊讶的是，在强大的罗马和羽翼初生的基督教会之间的斗争中，基督教竟然获得了胜利。在进行了一系列简短而激烈的战争之后，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成为皇帝，而且至今令人不解的是，在公元312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在他转变信仰后，罗马针对几百万基督徒的迫害活动戛然而止，但是对于帝国内的其他国民来说，迫害时代才刚刚开始。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灭亡中的作用已经被争论了好多个世纪。吉本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虽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是吉本仍然提出，基督教强调的“未来生活、绝对服从和胆怯懦弱”极大地颠覆了罗马帝国果敢、英武和世俗性的传统价值观。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罗马官方对基督教的承认为帝国政策加入了致命的狭隘元素，这些元素又进一步削弱了曾经极其成功地起到团结不同民族同化和融合作用的帝国政策。
首先，异教思想已经广为传播，已经不可能通过简单禁止就能消除它的影响。相反，康斯坦丁大帝对罗马教堂停止了大规模投入，转而建设富丽堂皇的基督教教堂。但是，随着帝国越来越呈现出基督教特征，狭隘思想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教派”，例如斯多葛教、摩尼教（一种源自波斯的古老宗教）和犹太教都被无情镇压。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展开了一系列的清除异教的活动，结果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包括那些“异教的”基督徒远离了官方的正统思想。有史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了官方宗教：“现在，中世纪封闭排外的基督教社会出现了。”
毫无疑问，康斯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认为宗教的统一可以重新振兴罗马帝国，抵抗不断增加的野蛮人攻击。事实上，这种努力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他们对于异教徒和异端者的攻击却造成了严重的自我破坏，反而进一步促进了野蛮人的侵蚀作用。例如，在北非，关闭异教寺庙的行为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叛乱，而对于异教徒的迫害反而让汪达尔国王根塞里克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让他以解放者的身份夺取了政权。在其他地方，宗教迫害导致了犹太人的大规模迁徙，重新定居在波斯人的领土上，破坏了罗马帝国的贸易，并进一步加强了与罗马敌人的联合。正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指出的：“虽然古罗马人通过容忍各种宗教的存在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但是他的继任者们却对各个宗教逐个削弱，只保留其统治阶层的宗教，结果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更加糟糕的是，公元4世纪末，一场剧烈的种族冲突就像瘟疫一样横扫了罗马。此时，成千上万的日耳曼“野蛮人”移民到罗马帝国，其中大多数是躲避匈奴（Hun）袭扰的哥特人（Goth）、汪达尔人、勃艮第人（Burgundian）、来自东北部的伦巴第人（Lombard）、弗兰克人、阿勒曼妮人（Alamanni）、撒克逊人和西北部的弗里斯兰人（Frisian）。
这些日尔曼移民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一方面，他们是潜在的可怕对手，他们的士兵已经穿越到破烂不堪的边塞，跨过了多瑙河。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为严重缺员的帝国军队补充了兵源。
开始时，罗马传统的融合政策和自由的同化政策似乎对各种日尔曼部落也起了作用。罗马帝国允许他们在自己统治者的领导下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法律生活。他们的男人加入了罗马军队。他们首领的儿子接受了经典教育，有机会出人头地，甚至可以提升到军队最高一级的职位。罗马给了他们足够的土地，大部分人成为了基督教信徒。他们没有侵扰或攻击罗马（虽然他们后来确实这样做了），日尔曼族头目开始非常支持罗马皇帝的统治并希望成为帝国的臣民。西哥特人（Visigoth）领袖阿道夫（Ataulf）说：“全面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并通过哥特人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帝国事业的发展。”
但是，对日尔曼移民的同化工作永远没有完成，而且他们总是引发社会的动荡。从较早的时间开始，日耳曼人就时常遭受罗马人的骚扰和羞辱。罗马人常常把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以确保他们的效忠。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常常被作为奴隶使用。同时，常常遭受饥饿之苦的日耳曼人，虽然罗马人给了他们土地，但是他们根本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常抢劫或攻击他们更加富裕的邻居。当日耳曼人寻求更大自治权时，出现了暴乱。双方的不信任和敌视气氛愈发强烈。
最后，著名的罗马宽容传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国人讨厌本地的罗马人，而罗马人则厌恶日耳曼人身上“令人作呕的味道”，说他们抹在自己黄色头发上腐臭的黄油能把人呛个跟头。即使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支持与“体面的野蛮人”和平相处的罗马人也说：“阿勒曼妮人是酒鬼，撒克逊人、弗兰克人和赫鲁利人非常残暴，而阿兰人（Alan）永远是欲壑难填的色魔。”
在四世纪末期，罗马人对自己的一种国民第一次采取了种族隔离政策禁止通婚，禁止罗马人穿裤子和其他野蛮人的服饰（相对托加袍和束腰外衣而言），并斥责野蛮人的基督教信仰是异端邪说。遵守日尔曼传统的官员被认为对帝国不忠，被罢免官职，甚至遭到迫害。作奸犯科的哥特散兵游勇越来越多。最糟糕的是，出现了集体屠杀和种族屠杀，令局势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了罗马的洗劫。
这种冲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一个名叫司蒂里克（Stilicho）的混血儿身上，他的父亲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汪达尔族的罗马骑兵军官，母亲则是一个罗马人。司蒂里克的经历是一个典型例证，说明一个非罗马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罗马社会中步步高升。公元400年，他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是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将军，又是西罗马霍诺里乌斯（Honorius）的公公。但是，为了补充奇缺的兵源，司蒂里克曾经招募了数以千计的野蛮人加入罗马军队，于是便有谣言说他计划推翻东罗马皇帝，让自己野蛮人出身的儿子取而代之。虽然历史事实表明司蒂里克一生对罗马帝国都忠心耿耿，但是这一谣言还是起了作用。霍诺里乌斯与司蒂里克的儿子离了婚，罗马士兵出现叛乱，杀死了司蒂里克的支持者，对他的野蛮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他们的家人也被残酷杀害，财产被没收。公元408年8月，司蒂里克也被斩首。
敌对情绪不断升级，罗马也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亡。受到罗马人的厌恶与轻视，日耳曼人也开始憎恨罗马人，而在不久以前他们还满怀希望与之共同分享帝国的辉煌。那些曾经忠诚于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愤怒地转而与罗马人为敌，加入了叛乱武装。司蒂里克的野蛮人士兵加入了哥特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军队。公元408年秋天，阿拉里克率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城，并在公元410年成功占领。公元419年，西哥特人横扫了高卢。公元439年，汪达尔人占领了迦太基和罗马拥有的北非地区；公元455年，他们再次攻陷罗马城。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在它的土地上出现了多个混战之中的“野蛮人”王国，他们就是现代欧洲国家的原型。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继续维持了一千年的统治。但是，这个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对于宗教多元化抱有极端狭隘的思想，充满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斗争，而且一直遭受波斯人、斯拉夫人（Slav），以及后来的穆斯林的攻击，从来没有恢复过古罗马昔日的辉煌。
一个世纪以前，正当种族主义理论十分盛行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罗马帝国“纯正的”血统被其征服民族污染和削弱。如果我认识正确的话，其原因正好相反。
罗马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它能够包容、吸收、回报，和融合不同民族，宗教，和背景的人民。在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非洲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高卢人，只要充分同化于帝国文化，都能跻身于权力组织顶层，甚至可以成为皇帝。当帝国不能同化新吸收的人民时，一则可能因为他们不容易同化，二则可能他们的文化和习俗超出了罗马帝国宽容的极限，这时罗马帝国就开始没落了。由于宗教和民族狭隘思想的共同作用，罗马激起了一系列自己不能控制的战争和内讧。正是当罗马帝国试图保持罗马的血统、文化和宗教的纯正之时，也就是重蹈了克劳迪亚斯和吉本指出的古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错误时，于是罗马就坠入了分裂和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1
混合血统的唐帝国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耶城生活时，我的父亲告诉我，我是一个神人的后代。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有点儿难以理解，但是后来我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是中国福建省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慈善家。在他死后，人们曾经看到小鬼儿，或者如父亲所说，中国的小妖，在他的坟墓上舞蹈，于是他的村民们就开始传扬他是一个神人（罗汉）。
三十年后，我将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女儿们听，并且在1999年，我和我的丈夫带着她们去了中国塘东（Tangdong），我曾祖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根据我父亲的描述，我希望在南中国海海边面对一大片白色沙滩，找到一座破败但尚能看出昔日荣耀的府邸。据说，如果天气晴好，在那里人们可以一直看到台湾。
从厦门乘坐出租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闷热旅途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塘东。那确实是一个海边的小村庄，而且确实有白色的沙滩，但是却没有所谓的府邸。事实上，海滩上堆放着很多高约三十到四十英尺的牡蛎壳堆，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味道。除了几只骨瘦如柴的母鸡，整个村庄似乎空空如也。尽管可能有过昔日的辉煌，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1999年的塘东，就像一个极度贫穷的鬼城。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村民，他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前面就是这个小镇长长的土质主街。他张着嘴盯着我们，于是我看到他前面的四个门牙已经脱落。我操着方言告诉他我的姓氏，并问他是否知道蔡家人居住的地方。
这位村民对着我眨了半天眼睛，然后他转身挥了挥胳膊，咕咕哝哝地说：“这条街一侧的所有人家都姓蔡，另外一侧的所有人家都姓劳。”
突然一下子找到了将近二百名新的近亲族人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希望找到我家老宅的努力只能宣告失败。但是，还算有所慰藉的是，我们找到了曾祖父的坟墓。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小镇上的人们仍然认为它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尽管现在它的旁边就是市政排水管道。
除了我的曾祖父，我还执着地希望能找到更为遥远的中国祖先。有一位第五代的姻亲，他曾经搬了三次家，收集了很多十九世纪的著名书法作品，现在被上海博物馆收藏。我的一个“叔祖父”，蔡继琨（Chua Ge Kun），可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是一位著名的交响音乐指挥和福州音乐学院（Fuzhou Music School）的创办人。最后，我们家最值得骄傲的传家宝，事实上是我们唯一的传家宝，是一本写于1655年长达2000页的古籍原件，是由我们的一位名叫蔡武能（Chua Wu Neng，译者：具体中文姓名不详）的直系祖先手书的，他曾担任明神宗时期的皇家御用天文学家。蔡武能还是一位哲学家兼诗人，1644年当中国面临清军入关，被皇帝任命为军事参谋总长。现在，一本皮制包装的《武能全集》就赫然摆放在我客厅的咖啡桌上。
很多人都曾经成功地在帝国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祖先的辉煌成就，例如中国、希腊、波斯、土耳其或者罗马等等，但是我一直将我的身份与一串串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联系起来。中国悠久历史中所包含的书法、科技、诗歌、戏曲、哲学、天人合一，和儒家文化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或许是因为这些东西与儿童时期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给我带来的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原因。
对于西方人来说，最著名的中国朝代或许是明朝，这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出产的青花瓷，以及最近出版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但是，对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来说，唐朝才代表着中国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具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政治实力，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鼎盛时期，它的高度一直是以后各个朝代所梦想达到的目标。从控制的人口数量来看，唐朝超过了同一时代的其他任何帝国，包括强大的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并非凑巧的是，唐代也比当时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开放，更国际化，在民族和宗教上更加宽容，而且可能超过了中国的任何其他朝代。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2
中国历史上的狭隘和“野蛮人”
在公元前221年前，中国中部的黄河流域出现了众多王国、民族和小型国家，他们一直相互混战，都想争当霸主。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和战乱也孕育了大量的文化现象。所有中国的主要哲学体系，包括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正像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后来发现的，那个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是由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结束的（即秦始皇），他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秦的读音是chin，这是西方人称呼中国的渊源。）和其他伟大的建国者一样，他统一了货币和文字，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包括1500英里长的中国长城，据说一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还有皇帝本人的巨大坟墓，其中藏有7000多座兵马俑。
这位始皇帝极其残忍和狭隘，甚至就连他的崇拜者都这样认为。他禁止进行哲学辩论，焚烧了数以千计的“具有颠覆性质的”书籍，严禁赞扬过去和批评当今。公元前212年，据说这位皇帝杀害了460名学者，然后把他们埋葬在了一个坟墓之中。那些公然反抗他的人被活埋，或者油烹致死，或者用车裂的方式撕成碎片。
由于秦始皇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全国各地出现了多次起义和至少三次针对他的暗杀活动。虽然这些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想到自己终有一死，于是他便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并最终死在寻找这种药的旅途上。他的儿子是一个懦弱的统治者，而且仅仅在建国十五年后，秦朝的大厦就轰然倒塌，被汉朝所取代，这一朝代一直延续了四百年。
虽然秦始皇统治时间短暂，但是他总结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原则，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包括唐朝，这一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重复：对多元文化的无情镇压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必要的。在秦朝，被镇压的主要是思想的多元化。在以后的两千年当中，中国的狭隘统治通常表现为零星的民族和宗教压迫，文化“清洗”，对外国人和外国思想的抵制，以及最根本的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中国文化优越感的固执观念。
或许，所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的思想，但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促使这种态度发展到了一种罕有的程度。由于自然屏障的保护，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欧洲、印度以及中东的发达文明联系十分有限。中国的邻国总体上来说较为分散，多为游牧民族或者部族。所以，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统一性国家，城市化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技术和文明方面最先进的地区。
同时，中国对自己的邻国存在恐惧也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人在数量和技术上都非常优越，但是那些游牧民族却有着中国人没有的一种优势：马匹。游牧民族拥有大片的草地，饲养大量的经过特殊育种的马匹，千百年来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军事优势。马匹，以及通过狩猎获得的高超骑术，使这些北方的野蛮人有能力对南方定居生活的中国人发起进攻，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其他商品，然后再退回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由于这些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屠戮和掠夺威胁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所以就构成了中国人对野蛮民族的认识。但是，野蛮的民族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草原地区的人民，有些外国人比另外一些外国人更具危险性，有些比另外一些更文明，但是所有中国以外的人或多或少都是野蛮人。
即使今天，在新“开放”的中国，很多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时都会觉得不自然，或者觉得那是一种禁忌。那些继承了不同种族外貌特征的人在中国人看来很奇异。例如，我的两个女儿具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她们都有着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和不太明显的亚洲面部特征，而且她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在2004年去中国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在她们去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上海这个大都市，她们都能引起人们的围观，人们会盯着她们看，咯咯地傻笑，并且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这两个讲中国话的外国小孩”，就好像她们是天外来客一般。在成都大熊猫饲养中心，当我们正在拍摄刚刚出生的粉红色的像小虫子一样慢慢蠕动的可爱的大熊猫时，中国游客们则在拿我们拍照。
秦始皇给这个以他姓氏命名的国家留下了很多遗产。他建造的长城一直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纪念性建筑。很久以来，长城是中国的标志，代表着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排他性，以及将自己与“野蛮人”分离开来，保护自己优秀文化的不懈努力，不论他们是来自中亚的凶悍游牧民族，还是来自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侵扰。
所以，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称为中国黄金时代的唐王朝竟然是由一个带有部分“野蛮人”血统的混血人开创的，不能不说让人感到有几分惊讶。而且，唐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国际性，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历史上后来从未被超越的对外国人的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