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位时间很长（公元1260-1294年），而且相对稳定。1276年，宋朝繁华的首都杭州终于落入了蒙古军队之手。由此，忽必烈获得了大批财宝，占领了众多城市，繁忙的港口，仅仅在长江上往来的商船每年就有20万艘次，以及大批训练有素的海军。此外，统一后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他统治的人民约在1.1亿到1.2亿之间。
虽然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几乎统治了整个文明世界。单单忽必烈统治的人口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帝国的规模。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数众多，而且比蒙古人普遍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的人民，忽必烈实施了一系列融合性的统治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很多看似狭隘的政策。最显著的，忽必烈禁止蒙古人和汉人之间通婚，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禁止他们携带武器。还有，忽必烈取消了中国传统选拔官员所依赖的儒家科举制度，而且一般情况下禁止使用汉人出任最高级别的政府职位。（但是，这并非蒙古人的普遍政策，例如，在波斯，波斯人可以出任这些职位。）
对于忽必烈采取的排斥性政策，有很多种解释。有人可能简单地认为他是一个反汉人的蒙古最高统治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几乎终生在中央帝国生活，忽必烈非常欣赏中国的灿烂文化，中国美丽的建筑和中国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前辈们对中国北方曾经进行过野蛮的杀戮和掠夺，但是当忽必烈征服南方以后，几乎对那里的一切都没有进行破坏。相反，他还下令维修寺庙，神殿和其他毁于战火的公共建筑。他的周围有很多汉族顾问，并用中庸思想和教化统治国家。忽必烈政策中同情中国的成分激怒了他的很多保守的亲属，这些人仍然抱着老的做法不放，只是想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压榨。
此外，忽必烈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民族宽容。他不仅没有将蒙古人的习俗强加到中国人的身上，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他本人，他的朝廷和他的统治阶级接受了中国文化。他接受了一个中国式的头衔，并为他的祖先们起了中国式的名字。他按照中国模式建造了一个中国风格的首都，接受了中国皇宫中的仪轨，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朝代，即元朝，意思是“元始”，或者“伟大的开始”。他积极推动中国艺术，音乐和戏曲的发展，奠定了京剧的雏形。虽然他本人可能一直没有文化，但是他支持中国文学和学问的发展繁荣，重新修建了中国的学校，再次启用了翰林院（Hanlin Academy），这个研究机构一直是中央帝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学术机构。历史学家戴维·摩根说：“与那些‘令人景仰的’朝代相比，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中国文学艺术家可能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有趣的是，虽然忽必烈禁止中国人担任最高等级的政府官职，但是担任这些职位的并不是蒙古人，而主要是非中国人的外国人。鉴于蒙古人缺乏统治经验，而且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忽必烈招募了优秀的维吾尔族，契丹族，波斯，中亚和欧洲人担任中国各地的封疆大吏和关键职位的大臣。所以，一个（非常腐败的）塔什干人担任忽必烈的财政大臣达二十年之久，一对来自中亚的父子相继担任了云南省的总督。甚至，马可波罗也成为了一个元朝官员，在南京附近的扬州工作。后来，马可波罗向他威尼斯的同胞吹嘘说，自己曾经担任扬州都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很有可能，他帮助朝廷管理那里的盐政事务，但这个职位和扬州都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那些由外国人担任的高级官员之下，中国人继续担任着较低等级的行政职务。事实上，忽必烈保存了大部分中国现有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统治机构，此外还建立了一些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机构，例如，专门负责寻找失踪牲畜的部门。在每个部门内，忽必烈系统地将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部门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安排人口数量，尤其是中国北方人、南方人和外国人的比例。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忽必烈会指派两个官员，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来担任政府中的同一职务，让他们一起管理政务。
总之，忽必烈的统治思想更多的是开放而非狭隘。（他经常派遣使臣去会见教皇和欧洲统治者，邀请他们派遣最优秀的学者来中国，但是对方拒绝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忽必烈奉行的禁止中国人与蒙古人通婚，学习蒙古语和担任重要政府职务的政策，应该另有原因。这绝不是种族沙文主义，很有可能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保护数量很小的蒙古人不被庞大的中国人口吞没或同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或许忽必烈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考虑问题的，是希望不同民族之间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无论如何，忽必烈的政策导致了不同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大融合。在皇宫的高墙内，蒙古统治者继续实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说蒙古语，饮食也依照蒙古传统做法，甚至在皇宫的蒙古包地板上睡觉。在皇宫外边，元帝国的首都，中国人称之为大都，或者“伟大的首都”；欧洲人称之为“汗八里”，或者“可汗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西夏人、突厥人、波斯人、中亚人和欧洲人。这些国际侨民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无一不有：小贩、医生、妓女、厨师、水利工程师、占星师、雕塑师、守门人、书记员、翻译、宗教顾问、批发商和经销商等等。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在大都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们可以看到拉比、印度贤人，以及更多的佛教徒、穆斯林、聂斯托里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虽然忽必烈本人信奉佛教，但是他的皇室成员中很多人却是基督徒，经常参加弥撒仪式，不过在中国的大部分蒙古人仍然信奉他们传统的萨满教。蒙古人的一些德高望重的顾问则是道教和儒教信徒。
虽然受过儒家教育的中国南方上流社会可能一直讨厌野蛮人对自己的统治，甚至感到是一种耻辱，但是毕竟蒙古人给他们带来了和平和政治统一，这是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港口城市成为了进出口贸易的中心，杭州成为食糖中心，扬州成为大米中心，而刺桐（Zaytun，今天的泉州）则盛产珍珠和宝石。
蒙古人新疏浚的大运河（Grand Canal）长1100英里，从杭州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北京，从经济上将中国南方和北方联系起来。中国的商船频频造访越南、马来西亚、爪哇、锡兰（Ceylon）和印度南部，然后带回大批的食糖、象牙、肉桂和棉花。中国与蒙古统治的波斯、中亚和欧洲之间的陆路和海运国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这个中央帝国，各个宗教和各个民族的商人在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的良好氛围之中聚敛了大笔财富。
同时，占绝对数量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只是向一个新的朝廷纳税罢了，但是同样还是受着原来地主的压榨与剥削。（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忽必烈没有破坏中国南方大地主的资产。）另外，如果元朝皇家档案可信的话，忽必烈创建了21000所公立学校，以促进全民教育。此外，农民可能从忽必烈实施的中国法律的改革中得到了好处，因为宋朝时刑法非常严苛。忽必烈规定，对于那些具有悔罪表现的轻度罪犯实施特赦，而且还用罚款代替肉体惩罚。欧洲统治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刑具拷问罪犯，或者用巨轮压死他们，但是忽必烈反对酷刑。他还反对使用死刑，在他统治时期，死刑数量大大降低，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甚至比现代的比例都低。
有人认为，蒙古的全球统治是全球化浪潮的第一次出现。在蒙古人统治之下，欧洲和远东地区第一次通过贸易线路和“牙木”（Yam，译者：蒙古驿站）连接起来：一种驿站网络，大约每隔三十英里一个，遍布蒙古帝国的各个地区。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述，如果传递的信息比较紧急，这个系统的传递速度每天可达三百英里。此外，牙木也帮助了国际商人，可以为他们提供住宿之所，有时甚至可以让他们享受丝绸被褥的待遇，此外还有食物、额外的马匹、饲料，甚至旅行向导等等。
威泽弗德写到，蒙古人是“无与伦比的文明的传播者”。他们在中国建造基督教教堂，在俄罗斯建造伊斯兰学校，在波斯建造佛塔。他说：“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强迫国民接受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所以他们乐于接受并融合来自不同地区文化。”蒙古人将大米、小米和其他谷物新品种从中国带到波斯，然后带回各种柠檬和柑橘品种。在蒙古帝国内部，豌豆、豆角、葡萄、扁豆、坚果、胡萝卜、蔓菁、瓜果和各种带叶蔬菜得到了广泛流通。新型染料、油料、香料、建筑风格、印刷方法、纸牌游戏，以及绸缎、平纹细布、锦缎等等贸易也十分普遍。当时最高水平的穆斯林外科手术也在中国流行起来，而中国的内科和中药专家也在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治愈了很多疾病。俄罗斯商人来到中国北方，热那亚（Genoese）商人来到黑海（Black Sea），中国商人来到东南亚，他们建造的庞大商业网络一直延续至今。从阿拉伯数学，到塔吉克丝绸，再到中国的针灸，“蒙古人一直在寻找最优秀的东西，而且一旦他们找到，他们就会将这些东西传播到其他国家。”
作为蒙古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在统治了三十四年后，忽必烈在安静之中去世。在很多方面，他与成吉思汗都存在着不同。他缺乏祖父的军事天才和扩张的野心。他也更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即使在他统领的战役中，他从来没有像自己的前辈那样残酷杀戮。但是，和祖父一样，忽必烈没有受民族和宗教沙文主义的束缚。他充分尊重并利用了自己国民的知识、创造性和文化成就。他让各种信仰共存共荣，视中国文化为珍宝，甚至鼓励来自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知识和技术融入中华文明。
或许，与祖父成吉思汗相比，忽必烈更有意识地变成了一个世界人，试图创造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体系，而他的祖父从内心来说一直是一个草原牧民。通过融合阿拉伯、中国和希腊文明，忽必烈的天文学家和地图制作家制作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航海图表，地球仪，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人。他鼓励国际贸易、宗教共存、自由通讯和文化交流。忽必烈的两个最热切的期望是建立一个世界性字母表，将世界所有语言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世界性日历，将阿拉伯阴历、欧洲阳历和中国十二属相为周期的农历统一起来。
第四章 大蒙古帝国 8
狭隘与没落
和任何一个帝国一样，大蒙古帝国的灭亡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无能的统治者、腐败、起义、颓废、内部争斗、刺杀、外部攻击和坏运气等等。但是，蒙古帝国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衰落的。1368年，蒙古人结束了在中国的统治，汉族明朝统治者将成吉思汗的后代赶回了大草原。蒙古人在波斯地区统治的伊利汗国因为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已经在三十年前灭亡了。相反，统治中亚的蒙古人则在十四世纪末发起了新一轮血腥的征服，并最终建立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一直统治印度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人征服这一地区。同时，被称为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俄罗斯蒙古人，也慢慢地失去了统治实力和国土，并在随后的四个世纪里分成了越来越小的政权。
但是，在蒙古人控制的所有版图内，帝国的衰落有着一个一致的特征：狭隘思想的彻底出现，尤其是宗教思想的狭隘，不论官方或普通蒙古人都是如此。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鼠疫的流行，这次传染病导致了7500万人的死亡，结果国际贸易终止，也断送了四个蒙古可汗的领地，十四世纪的蒙古统治者与自己国内的主要宗教势力形成了联合。抛弃成吉思汗建立的宗教自由原则以后，这些统治者开始奉行宗教狂热思想，迫害异教徒，有时甚至实行大规模屠杀。
在每一个汗国内，具体的狭隘思想还存在着一些差别。俄罗斯的蒙古人首先转信了伊斯兰教，他们很快加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参加他们反对基督教统治的战争，有几次还攻击位于波斯的蒙古同胞，因为这些人对穆斯林国民的压迫越来越严重。1295年，波斯蒙古可汗哈赞（Ghazan）也皈依伊斯兰教，这是他统治的大部分国民所信奉的宗教。不幸的是，哈赞的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顾问纳兀鲁斯（Nawruz）是一个穆斯林将军和极端宗教主义分子。
纳兀鲁斯清洗了伊利汗国的佛教信徒，捣毁了佛教寺庙和塑像，并迫使其信徒，主要是蒙古少数民族改信伊斯兰教。犹太人和基督徒必须穿带有特殊标志的服装，这样暴徒就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并攻击他们。宗教暴乱频频发生，基督教堂和基督徒被捕，然后遭受殴打和杀害。甚至蒙古人最早信奉的萨满教也受到了残酷镇压。最后，纳兀鲁斯失宠于哈赞，被腰斩处死。但是，波斯的蒙古人仍然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实施统治，宗教冲突也一直不断削弱伊利汗国的国力，该国于1335年最终灭亡。
在中国，忽必烈后代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认为他们“过度的中国化”已经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元朝朝廷越来越倾向于执行成吉思汗的遗训，采用更加残忍的手段统治中国人。无论什么原因，元末皇帝越来越远离他们的中国国民，将自己孤立起来，强调自己的蒙古人身份，拒绝中国语言和文化。曾经受忽必烈大力支持的中国传统评书和戏曲被严令禁止。和其他可汗王国一样，蒙古人放弃了祖先奉行的宗教中立政策。黄教成为国教。
蒙古人在中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非常腐败混乱。各种各样的流言也开始出现，说在皇宫中的蒙古统治者在计划杀尽所有的中国孩子，举行奇怪的性仪式。后一种谣言至少部分上是真实的。在一个黄教喇嘛的怂恿下，蒙古统治家族举行了一种耸人听闻的性舞蹈，据说是获得喇嘛教启蒙的方法。在紫禁城之外（Forbidden City,译者：原文如此,其实这一名称是从明朝开始的），暗潮涌动，排外思想甚嚣尘上。黄教喇嘛和富有影响力的外国人获得了朝廷给予的优厚特权，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主要仇恨对象。1333年，十三岁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Toghon Temur）登基，成为元朝皇帝。这一时期，中国爆发鼠疫，河北省90％的人口死去。1351年，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鼠疫。同时，贸易和商业活动终止，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根据妥欢帖木儿的一个大臣巴彦（Bayan）的说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过度中国化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将全中国所有姓张、王、刘、李、赵的人全部杀光。这样，汉族人口就会减少90%。虽然这一计划没有实施，但是能充分说明元朝末期蒙古统治者的狭隘思想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妥欢帖木儿是中国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抗击蒙古人的起义在中国南方大规模爆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宣布自己为天子。1368年，当自己的部队将妥欢帖木儿的军队从北京赶出去以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在随后的三百年当中，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种族中心主义的隔离政策。当明朝皇帝发现不能征服周围的“野蛮人”时，他们重新修建了万里长城，将自己保护起来。外国商人被驱逐出境，并禁止中国人到国外旅行。同时，明朝统治者开始镇压非中国的习俗，宗教和思想。外国语言被禁止，中国传统的儒教和道教思想被确定为官方思想体系。直到21世纪，中国才再次向蒙古帝国时代那样开明，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
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蒙古大草原上原来四分五裂相互仇杀的部落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和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不同的是，成吉思汗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大蒙古国家，或者“毡房内的民族”，但是这个身份只是被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接受了。最初，在建立这种身份时，蒙古统治者并不是想同化非蒙古民族和国家，他们也没有这个吸引力，因为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认为蒙古统治者是最落后的野蛮人。
在成吉思汗子孙不断兼并大片波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东欧土地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蒙古人、“毡房内的民族”，或者以作为大蒙古帝国的子民而感到骄傲。相反，发生的结果却十分有趣。
蒙古统治者没有把这一身份强加给整个帝国，而是逐渐接受了被征服“文明”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忽必烈采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头衔，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王朝，接受了中国式的艺术，音乐和戏曲。在中亚，蒙古可汗们变成了穆斯林信徒，并将波斯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没有一种有效的“黏性”将越来越异化的王国团结起来。在很短时间内，曾经统治世界的蒙古帝国分裂成了四大部分，而且每一部分都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极端宗教化。不久，大蒙古帝国便分崩离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