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摩洛哥比较不幸。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是地球上一个特别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它看上去是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任何海军攻击范围内的国家，都适合攻占的对象。而这个君主国内部的软弱，使它更易为外国的野心所乘，而各个掠夺者之间的争执所引起的国际危机，特别是1906—1911年的危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具有重大的催化作用。摩洛哥最后遭到法国和西班牙瓜分，并以在丹吉尔(Tangier)设立自由港来照料国际上(如英国)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摩洛哥失去独立，但由于其苏丹不再控制互相争战的柏柏家族，遂使法国尤其是西班牙，对这一区域的实际征服变得困难而且旷日持久。
3
伟大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其内部危机都是古老而深刻的。自19世纪中叶起，中华帝国便承受了许多重大危机的震撼(参看《资本的年代》)。它方才克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威胁，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放弃帝国中央的行政权而听凭外国人摆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独立领土，而且几乎霸占了帝国的主要财源——中国的海关总署。慈禧太后(1835-1908)虽能震慑其国人，但外国人却不那么怕她。在她的统治下，这个衰弱的帝国似乎注定会在帝国主义联合的猛攻下消失。俄国进入东三省，其敌手日本又将俄国从东三省逐出。在1894—1895年的一场胜仗之后，日本夺取了台湾和朝鲜，并且积极准备下一步进攻。在此同时，英国已经扩大了其香港殖民地，并且几乎使西藏脱离中国——英国人将西藏视为其印度帝国的属国。德国在北部中国占据了一些基地；法国人在其印度支那帝国周围施加影响力，并在中国南方扩展其阵势；甚至弱小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迫使中国割让澳门。可是虽然群狼愿意联合对付其猎物——比方说，1900年以镇压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为借口，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奥地利和日本联合占领并抢劫北京城——但在如何分割这一庞大遗骸的问题上，却无法达成协议。尤其是因为美国这个新兴帝国强权，坚持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它也要享有早期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权利。和摩洛哥的情形一样，这些在太平洋上对中华帝国的你争我夺，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较直接的结果是，它们一方面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独立，一方面却造成了这个世界最古老政治实体的崩溃。
当时，在中国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帝国朝廷中的儒家资深官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只有受西方启发的日本式)现代化，可以拯救中国。然而，西化却正意味着必须摧毁他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政治体系。即使没有受到朝廷阴谋分裂的掣肘，没有因为技术无知而削弱，并能免除每几年便来一次的外国侵略，保守人士领导的改革还是注定会失败。其次，人民起义和秘密会社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反对传统，仍旧和往日一样强大。19世纪70年代，在北中国有900万-1300万人死于饥荒，而黄河决堤证明了负有护堤责任的帝国的失败。因而，虽然太平天国落幕了，但是各种不满成分还是结合起来强化了这个传统。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事实上就是一次群众运动，其领导阶级乃由义和团的组织所形成，这个组织便是庞大而古老的白莲教秘密会社。可是，基于明显的理由，这些反叛的锋刃表现为杀气腾腾的仇外情绪和反现代化。它是针对外国人、基督教和机器而来。虽然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某些力量，但却无法提供规划或前景。
当时只有在中国南部，也就是商业和贸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来帝国主义又为某些本地资产阶级奠定发展基础的地方，才具有这种转型的基础，尽管它是狭窄而不稳定的。当地的统治群体已经在悄悄脱离满清王朝。只有在这里，古老的秘密会社才会与意欲更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方案相结合，甚至对它发生兴趣。孙中山(1866-1925)从南方新兴的共和革命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领导者。秘密会社和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关系，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有争执和有待理清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的关系既密切又必要。(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基地，这些革命分子甚至在横滨组成了一个三合会的支部以为己用。)它们都怀有对清朝根深蒂固的敌意，三合会仍然志在反清复明；都痛恨帝国主义，这种痛恨可用传统的仇外言词或假借西方革命思想的现代民族主义加以明确说明；也都支持社会革命的概念，革命分子从古代反朝廷起义的论调，转变为现代西方革命的论调。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或者更精确地说，土地改革)——虽然是承继自西方的政治词汇(尤其是穆勒的措辞)，但事实上，甚至是那些缺乏西方背景(孙中山乃是接受教会教育而且到处旅行的医生)的中国人，也可将它们视为反清老调的合理延伸。而对于那一小群主张共和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秘密会社对于接触都市、尤其是乡村的民众，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也有助于在海外组织华侨的支持团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最初便是在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上，动员这些团体。
不过，秘密会社(如日后共产党也将发现的)绝不是新中国的最佳基础；而来自南方沿海的西化或半西化激进知识分子，其人数和影响力仍然不够强大，组织也不够完善，无法取得大权。同时，启发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典范，也不曾提供治理中华帝国的具体办法。满清帝国在1911年的一场(南部和中部的)革命中覆亡。这场革命结合了军事叛变、共和造反、乡绅停止效忠以及民众或秘密会社的反叛。然而，实际上，一时取代满清的不是一个新政权，而是一堆不稳定的地区性权力结构，这些权力主要都握在“军阀”手中。之后的将近40年间，中国不曾出现稳固的全国性政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为止。
4
奥斯曼帝国久已摇摇欲坠，不过，不像任何其他古老帝国，它的军事力量一直还强大到足以使列强军队焦头烂额。自17世纪末叶起，它的北面疆界因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挺进，而被迫退到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巴尔干诸国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附属民族，则日渐骚动。在敌对列强的鼓励和协助下，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已被转化为一群多少带点独立成分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断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帝国大多数的边远地区，如北非和中东，久已不在奥斯曼经常性的有效统治之下。它们现在愈来愈(虽然不一定是正式的)落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到了1900年，形势已经很清楚。除了部分地区以外，从埃及和苏丹(Sudan)西边延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已落人英国的统治和影响之下。黎巴嫩以北的叙利亚是一个例外，法国人掌握了这一带的大权。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另一个例外，由于当时尚未在半岛上发现石油或其他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列强遂大方地把它留给当地部落酋长和贝都因(Bedouin)传教士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去争夺。事实上到了1914年，土耳其几乎已经完全从欧洲消失，也从非洲剔除。它只在中东维持一个软弱的帝国，而中东的这部分也未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不像波斯和中国，土耳其可为其崩溃中的帝国找到直接的替换物：一大群居住在小亚细亚，拥有共同血统、语言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徒。这些人口可以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这种民族国家，乃是以它们接受到的19世纪西方模式为基础。
这种情形，几乎不是那些西化官员当初设想的。西化公职人员在法律和新闻等新兴世俗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伊斯兰教律法不需要立法这一行业。1875-1900年间，具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增加了三倍，为更多的期刊打开了市场)，想用革命的办法来复兴帝国，因为帝国本身不太热中推动的现代化计划已告搁浅。以“青年土耳其”一名为人所熟知的团结进步委员会，是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它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于1908年初掌政权，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他们最珍爱的那种启蒙运动，乃是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所启发。它结合了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热切信仰、等同于宗教的世俗地位、非民主式的进步(引实证主义的一句格言：“秩序和进步。”)，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计划。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方式自然会吸引落后、传统国家的一小群执政菁英，因为他们想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国家推进20世纪。这种思考方式或许从不曾像在19世纪末叶的非欧洲国家那么具有影响力。
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同，土耳其的1908年革命也以失败收场。事实上，它加速了土耳其帝国残余部分的崩溃，又为政府添上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多党派议会制度等负担。这些体制都是为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对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政府的统治愈简单愈好，因为社会事物皆掌握在元气充沛、而且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下。“青年土耳其”政权继承了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将土耳其带到一次大战失败的那方。
因此，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从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结构转移到军事和独裁体制，从对世俗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由于它再也无法忽视族群内部的效忠，也无法驾驭非土耳其民族，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均质的国家，即将尚未被整批驱逐或屠杀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Kurds)等强行同化。建立在族裔和语言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甚至染有以世俗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帝国美梦。因为，西亚和中亚的大多数地区(主要在俄国境内)，其居民皆说着各种不同的土耳其语，土耳其当然想把这些人包括在“泛土耳其”同盟之中。因而，在“青年土耳其”内部，其政策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转变到西化但具有强烈民族性乃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如民族诗人和思想家戈卡尔普(ZiyaGokalp，1876—1924)代表的那种。以实际上废除帝国本身为开始的真正土耳其革命，要到1918年后，才在这类思想的支持下展开。但是，它的内容已隐含在“青年土耳其”的宗旨之中。
于是，土耳其和波斯及中国不一样，它不仅消灭了一个旧政权，而且也相当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土耳其革命或许缔造了当代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政权。这个政权激烈地推行进步、反传统的启蒙运动，以及一种不受自由辩论困扰的民粹主义。由于缺乏革命性的中产阶级，或任何革命阶级，于是知识分子和(战后尤其是)士兵遂接掌了政权。他们那个强硬而成功的领袖基马尔将军(Kemal Ataturk)，日后残忍无情地实行“青年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他宣布共和国成立；废止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罗马拼音代替阿拉伯文字；脱下妇女的面纱并将她们送进学校；如果需要，还可以军事力量强迫男人戴圆顶高帽或其他西式头饰，而非传统头巾。土耳其革命的弱点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它不被数目庞大的农村土耳其人接受，也无法改变农民社会的结构。不过，这次革命的历史性意义非常重大，历史家从来都不曾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国际性后果——帝国的崩溃和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以及1917年后,伟大得多的俄国革命。在这些事件的争辉之下，土耳其当代的各项发展遂显得毫不重要。
5
一场更受人忽视的革命于1910年在墨西哥展开。这场革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国独家的专属后庭(它那位被推翻的独裁者说道：“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部分是因为在一开始，这场革命的涵义尚未清楚表露。19世纪拉丁美洲共爆发了114起武装政变——直到今天，这些政变所导致的“革命”，仍是为数最庞大的一种——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时之间，似乎无法与它们明显区别。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现为第三世界农业国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会动乱，却又因俄国革命的爆发而备受忽视。
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一方面，因为它是直接根源于帝国世界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殖民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革命——在这样的世界中，劳动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虽然反帝国主义以及日后所谓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在新旧殖民帝国境内进展着，可是它们似乎不曾严重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大体看来，对殖民帝国的控制还是像取得一样容易。惟一的例外，是像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尚在抗拒外来征服的山岳战士地带。“土著起义”往往不需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平定，不过有时所采用的手段也相当残忍野蛮，如德属西南非(今天的纳米比亚[Namibia])赫雷罗人(Hereto)遭遇的情形。在社会和政治比较复杂的被殖民国家，反殖民和主张自治的运动诚然已开始发展，不过却往往无法结合受过教育的少数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传统护卫者，以波斯为例，这些传统主义者可形成相当大的政治力量。这两种人可想而知的互不信任，从而使殖民强国坐收渔人之利。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兰教导师，他们那时已为了这个目的结为组织；然而世俗的进步分子却想成为共和左派的法国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护国，反抗的中心是受过教育和主张西化的人士，这些人已在筹组立宪政党。这个新宪法党(NeoDestour Party)的领袖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为突尼斯独立国的领袖。
在伟大的殖民强国中，只有最古老、最伟大的英国，出现了无法永久统治的严重征兆(参看第三章)。它默许白人殖民地实质上的独立(1907年后称为“自治领”)。由于这种政策不会引起反弹，因此也很少造成任何问题，甚至在南非也一样。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战争之后，被英国兼并的布尔人似乎因为自由党所作的宽大安排，加上英国和布尔白人必须共同对付占多数的有色人种，因而遂与英国取得一致。事实上，南非并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造成任何问题。之后，布尔人又再度接掌这个次大陆。英国的另一个“白色”殖民地爱尔兰，曾是而且到现在还是麻烦不断。不过，土地联盟(Land League)和巴涅尔领导的那段火爆岁月，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已因爱尔兰政治上的纷争，以及政府采取压制与土地改革并用的政策而暂告平息。1910年后，英国的国会政治使爱尔兰问题再度复活，但是其暴动分子的大本营仍然狭小不稳，以至他们想要扩大其势力的战略，基本上只是另一次注定失败、注定招致殉难的反叛。英国对这次反叛的镇压，使得爱尔兰人起而抗暴。这正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之后的形势，这次起义是由一小撮完全孤立的武装好战分子所发起的未成功小暴动。和往常一样，战争暴露了看似牢固的政治建筑物的脆弱。
在其他地方，英国的统治似乎没有遭到直接威胁。可是，其最古老和最新近的两个属地，显然已发展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即使在1882年阿拉比巴夏(AmbiPasha)的青年士兵暴动平定以后，埃及也不甘心被英国占领。由土耳其派任的埃及总督(khediev)和当地大地主构成的统治阶级(其经济久已整合进世界市场)，以明显的不热中态度，接受了英国殖民总督克罗麦勋爵(Lord Cromer)的管辖。日后称为华夫脱(Wafd)的自治运动组织和政党已逐渐形成。英国的控制仍然相当稳固，事实上要到1952年才告结束，但是这种直接的殖民统治十分不受欢迎，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2年)遭到废止，改以比较不直接的管辖方式，后者意味着政府要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化。在同一年中(1921-1922年)，爱尔兰赢得了半独立，埃及赢得了半自治，这个事实显示出帝国已开始进行第一次部分撤退。
印度的解放运动情况更是严重。在这个几乎有3亿居民的次大陆，一个具有商业、金融、工业和专业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和一群由受过教育的英印官员构成的重要骨干，愈来愈愤恨英国人的经济压榨；也愈来愈不满于自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低贱地位。我们只要读一读福斯特的《印度之旅》(APassage to India)，便可以明了其中的原因。主张自治的运动已经出现。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1885年成立，日后成为民族解放政党)，它率先反映了这种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也显示出聪明的英国行政官(如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休氏事实上创立了这个组织)想借着承认正派抗议的办法来解除骚乱的武装。然而，到了20世纪早期，因为显然非政治性的神智学的影响，国大党已开始逃避英国的保护。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仰慕者，这门哲学的西方大师往往对印度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些，如前世俗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好战分子贝森特夫人，轻易便转变成印度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锡兰人，自然乐意看见西方人认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大党虽然日渐强大，同时持严格的世俗和西方思想，仍然是一个菁英组织。不过，一种以诉诸传统宗教的方式来动员未受教育民众的鼓动方法，已经在印度西部出现。提拉克(BslGanghadarTilak，1856—1920)针对外人威胁而发起的护卫圣牛运动，便获得相当普遍的成功。
再者，到了20世纪早期，已有了另外两个甚至更为庞大的印度民众运动养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开始形成集体组织，以应付该地的种族歧视。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轻的古加拉特(Cujemti)律师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后，转而成为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动员印度民众的主要力量(参看第三章)。甘地展现了圣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强大作用。在此同时，一种比较激进的政治解放运动也在孟加拉出现。孟加拉有其复杂世故的本土文化、庞大的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异常众多的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职位的下中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英国人想要将这个大省份划归伊斯兰教统治区的计划，使反英骚动在1906-1909年间大规模蔓延(这个计划后来流产)。从一开始，比国大党更激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便没有整合到国大党中。在这个阶段，它结合了以印度教为诉求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类似于爱尔兰和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运动。它在印度制造了第一个严重的恐怖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印度北部还有其他的恐怖活动组织，主要是以从美国回来的旁遮普移民(“卡德尔党”[Ghadr Party))为基础——到了1905年，它已成为警方的头痛问题。再者，最初的印度共党党员(如罗伊[M．N．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战期间出现于孟加拉恐怖主义运动之中。虽然当时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强大，可是聪明的行政官员已经看出：朝向适度自治的退化发展，虽然进行得很慢，却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自治的建议最初是由伦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
全球帝国主义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带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国，或二次大战之后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墨西哥当时的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靠其伟大强邻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它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决策。它是类似于波斯那样的国家，而非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经济帝国主义是一股可能的现代化力量，那么墨西哥的本土统治阶级并非不愿接受。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地，构成当地统治菁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日日夜夜都梦想着进步的到来，那种能赐予他们机会去完成国家使命的进步。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落后、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而他们又自视为这个文明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进步意指英国、法国以及愈来愈清楚的美国。墨西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紧邻美国强势经济影响力的墨西哥北部统治阶级，虽然轻视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没风度，却不反对将自己融人世界市场，并进而加入进步和科学的世界。事实上，在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经济上最先进的农业中产阶级领袖。相反，现代化最大的阻碍，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们不具流动性也没有感觉，完全陷在无知、传统和迷信的深渊。有些时候，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就像日本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资产阶级世界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影响下(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他们甚至渴望对其人口结构进行一次生物学转型，以便他们能接受进步。巴西和南美洲南端借着大量引进欧洲人，日本则借着大量与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统治者并不特别喜欢白人大量移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北美洲人。他们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借着诉诸一段大致虚构的独立历史，借着与前西班牙时代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认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现代化排除了生物学幻想，而直接致力于利润、科学和进步，这些都是由外国投资和孔德哲学促成的。称为“科学家”的那群人，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这些目标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向前大挺进的整个时期，墨西哥出现了一位无可匹敌的全国政治领袖——迪亚斯总统。在其总统任内，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不少墨西哥人从中获利，尤其是那些能够挑拨欧洲敌对企业家(如英国石油和建筑大亨皮尔逊[Weetman Pearson))，并让他们与俨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的人，
当时和现在一样，介于格兰德河(Rio Grande)与巴拿马之间各政权的稳定性，皆受制于华盛顿特区的态度是否友善。华盛顿特区是个好斗的帝国主义特区，而它当时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过是美国的经济属地。”迪亚斯希望借着挑起欧洲与北美投资者的不悦来保住其国家的独立。为此，美墨边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欢他。当时美国非常热中于以武力干预中美洲小国，但墨西哥面积太大，不适合作军事干预。然而到了1910年时，华盛顿已无意再浇爱国者(如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公司被英国在墨西哥这个主要产油国中享有的影响力所激怒)的冷水，这些人早已想将迪亚斯推翻下台。毫无疑问，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邻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亚斯政权更脆弱的是，在以军事领袖身分夺得大权之后，他便大量减缩军队，理由很明显，因为他认为兵变比民众造反的危险性更大。没想到他却面临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革命，而他的军队，不像大多数拉丁美洲军队，却无法镇压这场革命。
迪亚斯之所以会激起群众革命，正是因为他成功地推动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的政权偏袒富有企业心的地主，尤其因为全球性的繁荣和铁路的快速发展，使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转眼成为极具潜力的财宝库。中部和南部某些村社，原是在西班牙皇家法律下面受到保护的组织，并在独立的最初百来年愈益强化，然而在迪亚斯上台30年间，他们的土地却有计划地被剥夺。于是他们构成了这起农业革命的核心分子，其领袖和代言人是萨帕塔(EmilianoZapata，1879-1919)。碰巧，莫雷洛斯(Morelos)和格瑞洛(Guerrero)这两个农业不安状态最严重、也最容易动员的州，离首都都很近，于是，对国家大局的决定性就更大了。
第二个不平静的地区在北方。墨西哥北方已迅速(尤其是在1885年击败阿帕切[Apache]印第安人以后)由一个印第安边疆转型为经济活力充沛的边区，与邻近的美国边区互相依存。当地住有许多潜在的反叛者。他们来自以前攻打印第安人的拓荒群落，现在其土地已被剥夺；来自愤恨自己被击败的亚基(Yaqui)印第安人；来自新兴和日渐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大量充满自信的流浪客，他们拥有自己的枪支和马匹，在空旷的牧野和矿区中四处可见。维拉(Pancho Villa)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是土匪、牛贼，最后成了革命将军。此外还有成群有权有钱的大地主，如梅德若家族(Maderos)——梅氏或许是墨西哥最富有的人家。这些大地主与中央政府或当地的地主同盟，竞争该州的控制权。
这些可能的反动群体，事实上很多都是迪亚斯时代大量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受益人。使他们产生异议，或者更正确地说，将一场有关迪亚斯总统再度当选或可能退休的普通政治争论转化为革命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墨西哥国经济日渐整合进世界经济，或者更正确地说，整合到美国经济。美国1907—1908年的经济衰退，对墨西哥造成灾难性影响。它直接造成墨西哥国内市场崩溃以及对墨西哥企业的压榨。同时间接引起在美国失去工作的墨西哥赤贫劳工，大批拥回墨西哥。于是，现代和古老的危机碰在一起，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和被破坏的农作物的歉收，使食物价格高涨，超过穷人的购买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一场选举战争遂变成了大地震。迪亚斯虽然错误地允许对手公开竞选，却轻易地击败其主要挑战者弗朗西斯科·梅德若(Francisco Madero)。但是，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失败的候选人竟照例发动叛乱，在北方边区和农民反叛中心造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动乱，使政府无法进行有效控制。迪亚斯失势，梅德若接掌政权，但不久却被暗杀。美国想在互相争雄的将军和政客中找出一位容易驾驭或能干的腐败者，扶植他建立一个稳固政权，但是没有成功。萨帕塔在南方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他的农民徒众；维拉在他必须付钱给他的革命军队的时候，没收了北方地主的土地。他宣布，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有钱人，他这样做是在照顾自己人。到了1914年，谁也料想不到墨西哥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可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承受社会革命的震撼。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后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形势才渐渐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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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作为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俄国，要不是因为那场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它终将继续演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当时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问当时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会发生革命，答案无疑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当时是一个庞大、行动迟缓而且无效率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皆处于落后状态，1897年时全俄1．26亿人口中，有80％是农民，1％是世袭贵族。对19世纪晚期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俄国的组织都太过老式陈腐，完全是一种官僚化的独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说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则惟一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个办法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表示第二个办法就行得通。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普遍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从中庸保守到极端左派的俄国人士，都不得不成为革命分子。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以来便了解到，俄国如要保住其强权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广大幅员、众多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但原始的军队。它需要现代化。俄国和罗马尼亚一样，是欧洲最后的农奴制度根据地。1861年农奴制度的废除，原是为了将俄国农业拉进19世纪，然而，这项政策既未造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农夫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十章第二节)，也未使农业现代化。1898—1902年间，欧俄部分的谷物平均产量，只有每亩不到9蒲式耳，而同时的美国却有14蒲式耳，英国更高达35．4蒲式耳。虽然如此，大片开辟的外销谷物生产区，还是使俄国成为世界的主要谷物供应国。由19世纪60年代早期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全俄谷物的净收获量增加了160％，外销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这却也使俄国农夫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在世界农业的不景气期间，小麦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
虽然1891年的饥荒使人注意到农夫的不满情绪，可是由于农夫基本上并不受村落之人的闻问，他们为数几近一亿人的不满，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这种不满，不仅因贫穷、缺乏土地、重税和低谷价而尖锐化，同时也可通过集体村社这个潜在的重要组织予以凝聚。矛盾的是，这些集体村社是因为农奴解放而加强其受官方认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于某些官吏认为它们是对抗社会革命分子的忠诚基地，而予以增强。不过却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催促尽快将村社废除，把土地转为私人财产。革命分子也因类似的辩论而分裂。民粹主义者(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九章)认为革命的农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直接社会主义化的基础，而且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的惨剧。可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却认为这已不再可能，因为公社已经分裂成互具敌意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也欢迎这种发展，因为他们比较相信工人。在这两种辩论中，双方都宣称农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个欧俄省份中，公社拥有80％的土地，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决定而重新分配。诚然，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地区，公社的确正在崩溃，但比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几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坚实。在它仍然坚实强固的地方，它有时会为神圣俄国的沙皇表达村落舆论，但有时也会发出革命的呼声。在它遭到侵蚀的地方，它将绝大多数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发动气势汹汹的抗御。事实上，对革命而言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村落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尚不妨碍全体农民(不论贫或富)一致参与的大规模运动的出现，以对抗乡绅和政府。
不论他们持什么样的看法，俄国公众生活(不论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对于土地改革处理不当而且忽视农民。事实上，由于政府将农业人口的资源用在19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工业化之上，遂使农民原已强烈的不满更为强烈。因为乡村代表俄国的大宗税收，而这份税收同高保护性关税以及庞大的外来资金一样，都是专制俄国实行经济现代化以增加国力所必需的。私人资本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的混合，其结果十分可观。1890-1904年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于修筑了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五年间，煤、铁和钢的产量也都增加了一倍。但是另一方面，专制俄国现在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工业劳动阶级，这个阶级集中在几个主要工业中心的庞大工厂复合体中。因此，俄国也开始出现劳工运动，而劳工运动显然致力于社会革命。
迅速工业化的第三个后果，是俄国西方和南方边陲区域不成比例的发展，而这两个地区皆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居住地，例如波兰、乌克兰以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石油工业)。社会和民族的紧张状态都为之升高，尤其是因为俄国专制政府想要借助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系统的教育，推行俄国化政策，加强它对这些地区的政治控制。如前所述，足以指明社会和民族不满情绪已经结合的事实是，在若干(或许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政治动员中，有些新兴社会民主(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衍生活动，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民族”政党(参看第六章)。斯大林以一名格鲁吉亚人而成为革命俄国的统治者，与拿破仑以一名科西嘉人而成为革命法国的统治者相较，更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
专制俄国占领了被瓜分的波兰的最大部分。自从1830年起，欧洲所有自由主义者都熟悉、也同情以士绅为基础的波兰抗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自从1863年的起义被击败之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已告销声匿迹。(俄国所兼并的部分，形成了波兰核心。在被德国兼并的部分，波兰民族主义分子也由少数人进行势力较弱的反抗。不过，被奥地利兼并的部分却与哈布斯堡王朝达成相当不错的妥协。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波兰的支持，以在其互相斗争的诸民族中保持政治平衡。)1870年后，在“全俄罗斯之专制君主”统治的帝国心脏地区，可能就要爆发一场革命的新想法，已是欧洲自由分子所熟悉而且支持的论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制政体已显出内在、外在的软弱迹象，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个高能见度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最初几乎全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贵族士绅、中产阶级和其他受过教育阶级的子弟，以及其史无前例的高比例女子，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包括了相当数目的犹太人。这类革命分子的第一代主要是民粹党人(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他们仰赖农民，但是农民却不注意他们。他们在小团体的恐怖行动上表现得较为成功，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1881年事件——在该事件中，他们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恐怖主义不曾严重削弱专制政治，它却使俄国革命运动引起了国际的注意，而且有助于促成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普遍性具有的共识，即俄国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粹派在1881年后遭到消灭或驱散，不过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他们再度以一个“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形式复兴，到了此时，各村落已愿意聆听他们的诉求。他们后来成为左派的主要农村政党，不过他们也使其恐怖主义支派再度复活，此时恐怖主义已为秘密警察所渗透。(秘密警察长阿泽夫[Azev，1869—1918)面临着复杂的任务，一方面，他得暗杀够多的杰出人士以满足他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又得交出够多的同志以满足警方，以不失去双方对他的信任。)像所有指望俄国革命的人一样，他们大量吸收西方传来的适当理论，而借助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他们也致力研读社会主义革命最具权威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著作。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在社会和政治上并不可取，因此在俄国，那些如果生在别处便会是自由主义分子的人，在1900年以前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曾做出如下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走向被无产阶级推翻的阶段。
因而，无足为奇的是，19世纪70年代在民粹主义运动废墟上成长的革命运动，便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过，它们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未组织成一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正确地说，尚未组成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社会民主组织，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个互相敌对、不过也偶尔合作的复合体。虽然在这个时期最强力支持社会民主政治的群众，或许仍然是栅栏移民区(Pale，犹太联盟[JewishBund，1897年)的根据地)北部的无产阶级工匠和户外劳动者，可是以工业劳动阶级为基础建立一个政党的构想，已有某种实际根据。在追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已习惯于将脉络放在马克思革命组织的某个特殊派别身上，这个派别是由列宁领导，列宁的兄弟曾因暗杀沙皇而遭处决。由于列宁拥有结合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非凡秉赋，使得这个派别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记住下面三件事。首先，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俄文的bolshe为“多数”之意，由于他们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有效大会上暂居多数，故名之)只是俄国社会民主政党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一，而社会民主政党又与帝国其他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别。其次，它要到1912年才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因为到那时它才几乎已确实成为有组织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第三，在外国社会主义者或一般俄国人眼中，不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无法理解或次要的；它们都应受到支持和同情，因为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仇敌。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在于它的组织较好、较有效率，且较可信赖。
虽然农民的不安状态在解放以后已平息了好几十年，可是沙皇政府却明白地看出：社会和政治的不安状态不但方兴未艾，而且甚具危机性。如1881年后一波波犹太屠杀所显示的，专制政府不但不曾阻挠，有时反而鼓励大众反犹，而民众对反犹运动也给予大力支持，只是俄国中部和东北部的大俄罗斯人不如犹太人集中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居民那么热中。日渐遭受虐待、歧视的犹太人，愈来愈为革命运动所吸引。另一方面，了解到社会主义潜在危险的俄国政权，遂开始玩弄劳工立法，甚至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在警察的保护下，组织过短暂的反贸易工会，而这些组织日后有效发展成真正的工会。实际上，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正是因为工会的示威群众遭到屠杀。总之，自1900年起，俄国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不安正在迅速上升。长久以来半潜伏的农民叛变，在1902年左右纷纷爆发。同时，工人也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奥德萨(Odessa)和巴库(Baku)发动几近全面的罢工(1902-1903年)。
不稳定的政权最好避免危险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国的专制政府却一头栽进去。作为一个强权(不论它是如何懦弱)，它坚持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中发挥它自认为应当发挥的作用。它选定的地盘是远东，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便是为了渗透远东而修筑的。在此，俄国的扩张遇上了日本的扩张，两者都以中国的权益作为牺牲。除了中国这个无可奈何被迫与日本交战的倒霉大国之外，俄罗斯帝国是20世纪第一个低估日本的国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有8．4万名日人被杀，14．3万名日人受伤，但对俄国而言，却是一场迅速而屈辱的灾祸，并且凸显了俄国专制政府的软弱。甚至自1900年开始组成政治反对势力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大胆进行公开示威。沙皇在意识到革命风潮日渐升高之际，就加速议和。可惜和约尚未缔结，革命便于1905年1月正式爆发。
如列宁所云，1905年革命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的方法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它用的是“无产阶级的方法”或许过于简单，虽然促使政府退却，日后又再度施压使政府在10月17日颁布类似宪法文件的，是首都的大规模工人罢工，以及帝国大多数工业城市的响应性罢工。再者，自动将自己组织成委员会(苏维埃)的，无疑是拥有村庄经验的工人。在这些苏维埃中，10月13日成立的“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其作用不仅是一种工人会议，有一段短暂时间它也曾扮演首都最有效的实际权威。社会主义政党很快便认识到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如圣彼得堡年轻的托洛斯基(L．B．Trotsky，1879—1940)。(其他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大多处于流放之中，无法及时回到俄国采取积极行动。)工人的干预虽然十分重要(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其他政治敏感中心)，可是，使专制政府不胜抵抗的，却是在黑土(Black Earth)区、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克兰部分地方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以及军队的崩溃(此一崩溃因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兵变而更为戏剧化)。弱小民族同时动员的革命抵抗，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当时人可以，而且也确实把这场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中产阶级压倒性地赞成革命，学生(和1917年10月不一样)也为它全面动员，而且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异议地接受下列看法：如果革命成功，也只能建立一种西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赋予人民言论、行动以及政治自由权，在这个制度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还得延续下去。简而言之，当时人一致认为由于俄国太过落后，因此无法把社会主义列入当前的革命日程表中。不论在经济和社会上，俄国都还没做好采用社会主义的准备。
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有社会革命党人例外，社会革命党仍旧梦想着将农民公社转化为社会主义单位，只是这个美梦已愈来愈难以实现。矛盾的是，这个梦想只在巴勒斯坦的屯垦区(kibbutzim)真正实现过。这样的屯垦区是典型的帝俄农夫产物，由信仰社会民族主义的都市犹太人在1905年后由俄国移植到圣地。
可是，列宁和帝俄当局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俄国自由主义或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在数量和政治上都太过微弱，不足以接管帝俄，正好像俄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太过薄弱，不足以在没有外国企业和政府的主动协助下完成俄国的现代化。即使是在革命的最高峰，官方也只做了有限的政治让步。让步的结果根本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宪法，只不过是一个间接选出的杜马(Dulna：国会)。这个国会对于财务只有有限的权力，对于政府和宪法则一点权力也没有。当1907年革命的不安状态大致平息，而人为操纵的选举仍然无法产生一个相当无害的国会时，宪法的大半内容已遭废除。俄国诚然没有回复到专制政体，实际上其帝制已经重建。
但是，如1905年证明的，这个帝制是可以推翻的。与孟什维克派(Mensheviks)这个主要的劲敌相比较，列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由于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或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制造出来。它将由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由职业革命分子(列宁对20世纪政治的惊人贡献)组织和领导，并依靠渴望土地的农民大众的支持——农民在俄国政治上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其革命潜力也已获证明。大致说来，这便是列宁派在1917年以前的立场。由工人自行掌权，跳过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行的下一阶段社会革命(“不断革命论”)，这种想法在革命期间确曾短暂浮现于人们心头，即使它不过是为了刺激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人认为，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化，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具长期存在的机会。列宁曾经思考过这种论调，但仍然认为它不切实际而排斥之。
列宁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成长之上，建立在仍旧支持革命的农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动员和联合之上，只要它们与专制政府为敌，这些力量便明显是革命的资产。(因此，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全俄罗斯的政党，一个好像非民族性的政党，列宁却仍坚持自决权，甚至与俄国脱离的权利。)当俄国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进入另一回合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无产阶级确实在不断成长。而蜂拥进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年轻农村移民，又比较倾向于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而非缓进的孟什维克。更别提那些笼罩在悲惨烟雾之下的煤、铁、纺织和烂泥营区——顿涅茨盆地(Donets)、乌拉尔山区、伊凡诺夫(Ivanovo)，这些地方一直都倾向共产主义。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之间，无产阶级的士气虽然低落，可是1912年后，它们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这道巨浪因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金矿区200名罢工工人的被屠杀而变得汹涌澎湃。
但是，农夫会是永远的革命分子吗?在能干而有决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对1905年革命的回应，是创造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倾向保守的农民团体，同时借着全心全力投入俄国式的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以改进农业的生产率。为了维护那些拥有商业头脑的企业性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公社已有系统地被打碎成一块块私人土地。如果说斯托雷平押在“强大稳重者”身上的赌注赢了，那么在村落富人和拥有土地的穷人之间，必定会发生社会两极化的现象，也就是列宁宣称的农村阶级分化。但是，在面临真正的可能性时，列宁以其对政治实情惯有的无情眼光，认识到这种分化并无助于革命。我们无法确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终究会不会达成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立法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省份广被接纳，但在别处效果便差得多。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后又被暗杀，加上1906年时帝国本身只剩下八年的和平岁月，因此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实际的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既未为帝制创造出“资产阶级”代替物，也未赋予帝制超过六年的喘息时间。到了1912-1914年，俄国显然再度沸腾着社会不安。列宁相信，革命的形势已再度到来。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碍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军队的赤诚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样的是，这些军队既未丧失士气也未忙于别的事。另一个有碍革命的因素，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因1905年的失败而消沉，大致已放弃政治激进主义而接受非理性主义和前卫艺术。
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大战的爆发使不断升温的社会和政治骚动降低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热情消逝之后，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灭亡了。
在1914年时，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国边界到中国诸海的所有古老帝国。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骚动和印度民族主义所显示的：革命正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蚀新帝国主义。然而，它的结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宁所谓的“世界政治火药库”中闪烁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轻率地低估了。当时人们还无法看出俄国革命会造就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世界上的第一个)，而且会成为凹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国大革命是19世纪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样。
可是，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广大社会地震带的所有爆发中，俄国革命无疑具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暂时震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直接后果。它几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许也加速了中国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奥地利皇帝采纳了普遍选举权，而这项制度却使奥匈帝国的政治难题为之转型，并且统治更趋不稳。因为俄国是一个“强权”，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五块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国内的疆域计，它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注定会有深远的全球性影响。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纪后期的无数革命中，法国大革命也因之成为最具国际重要性的一个。
但是，俄国革命潜在的影响力会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为广大。俄罗斯帝国由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德国边界，单就其幅员和多民族性来说，它的崩溃也较欧洲或亚洲比较边远或孤立国家的崩溃更具影响力。俄国身跨征服者和受害者、进步者和落后者世界的这个极重要事实，更使它的革命在欧洲和亚洲都激起广泛回响。俄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又是一个科技上的中古农业经济国家；它既是一个帝国强权，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俄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足以赶得上西方世界的最进步文明，可是1904—1905年间，它的农民士兵却对其日本对手的现代化感到惊讶。简而言之，俄国革命似乎对西方的劳动组织者和东方的革命分子具有同等影响力，德国和中国都随其震荡而摇晃。
帝制俄国说明了帝国年代全球的所有矛盾。一俟世界大战枪响，它们便会同时进发。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欧洲日渐清楚却又无力阻止的。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在(1900年3月27日的)辩论中，我解释道……据我了解，所谓的世界政策，其任务只是支持和推进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贸易，扩张我们人民的劳动力、活动和才智。我们无意执行侵略性的扩张政策。我们只想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顺理成章所取得的极重要利益。
——德国首相比洛(von Bulow)，1900年
如果她的儿子是上前线去，那个妇人不一定会失去他。事实上，矿坑和铁路调车场是比军营更危险的地方。
——肖伯纳，1902年
我们将赞颂战争——世界惟一的保健法——的尚武精神，爱国精神，带来自由者的破坏性姿势，值得一死的美丽构想，以及对妇女的藐视。
——马里内蒂，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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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起，欧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战争的包围、充塞和萦绕。在本书写作之际，欧洲大陆绝大多数70岁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爱尔兰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岁以上的欧洲人，都曾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后出世的人，即在欧洲境内战火不再交织以后出世的人，也几乎没有度过世界和平的一年。而且，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子冲突的阴影里。几乎所有政府都告诉其人民，核子大战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为国际军备竞赛已经造成战争一起大家便同归于尽的态势。即使全球性的灾祸已经避开了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就像欧洲列强在1871-19t4年间躲过了大规模战争一样，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称为和平时期呢?因为，如伟大的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谁能否认这正是1945年后的世界大势呢?
1914年前的情形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和平是欧洲生活的正常和预期状态。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列强在弱国中寻找它们欺侮的对象，也在非欧洲世界物色它们下手的对象。不过它们有时错估了对手的抵抗力：布尔人给英国人带来的麻烦远超出预期，而日本人则在1904-1905年轻轻松松地打败俄国，并使自己成为强权。在离欧洲最近的最大可能受害者——长期以来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战争的可能性的确永远存在，因为其附属诸民族皆想要争取独立和扩大地盘，于是彼此争战不休，并将列强卷入它们的冲突之中。巴尔干一向以欧洲火药库著称，事实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开始。但是“东方问题”是国际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项，虽然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制造了许多国际危机乃至一场相当严重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但它却从来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后的中东，对大多数未在那儿住过的欧洲人来说，巴尔干半岛是属于冒险故事的领域，是德国儿童作家卡尔·梅这类作者的作品场景或轻歌剧的舞台。19世纪一般人对巴尔干战争的印象，是肖伯纳《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中所描写的样子。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作品一样，后来由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于1908年改编为以音乐为主的电影片——《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当然，当时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自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一般而言并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已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更以疯狂但富预言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届“世界和平会议”原定191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是大致抱着怀疑态度的各国政府代表。这些只是最初的集会，自从各政府在会议中对于和平理想提出坚定但理论性的承诺之后，类似的集会便不断开下去。20世纪的最初10年，战争显然是快要发生了。到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并未真正预期到它的爆发。甚至是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过去一样，他们当然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而反战者也无法相信他们长久以来预言的灾祸，现在真的降临了。甚至到了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他们虽然深深感到困扰，但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解决和平危机的办法总会找到。7月2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说：“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甚至那些按下毁灭电钮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想打仗，而是因为阻止不了这场战争。比方说，德皇威廉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不信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工厂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以后出世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想法，是如何根植于大灾难之前的生活结构中。
因而，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对1871-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来说，欧洲战争只是一种历史回忆或关于某个不确定未来的空谈。在这一时期，军队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功能是非战斗性的。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所有的重要强国当时都实行征兵制，不过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随着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将军和政客们对于带有革命倾向的无产阶级的加入军队，深感不安，事后证明这种不安是多虑的。对于一般征召入伍的兵士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似乎是军队生活的劳苦而非光荣。入伍成为一个男孩的成年仪式，之后将有两三年的辛苦操练和劳役，爱好军装对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强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点。对于职业军士来说，军旅是一种职业。对于军官来说，它是成人玩的儿童游戏，是他们较平民优越的象征以及刚健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将军们来说，如同历史上的惯例，它是政治阴谋和事业猜忌的场所——在军事领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类记载。
对于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军队不仅是攘外安内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积极热忱的办法，因为有些公民会对群众运动产生令人困扰的同情，而这样的运动又会逐渐损毁社会和政治秩序。和小学一样，兵役或许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办法，可借以灌输正当的公民行为，至少可将村落居民转化为国家(爱国)公民。通过学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还不会说标准国语，至少也听得懂。而军队也将意大利面这种原来是贫穷南方地区的食物，转化成全意大利的习惯。至于对非战斗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头军事表演——游行、仪式、旗帜和音乐——也为他们增添不少娱乐、灵感和爱国心。对于1871-1914年间欧洲非军事性的居民来说，军队最令人熟悉而且无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许当推军乐队。公共场合和公园若少了它们，简直不可想象。
自然，士兵偶尔也会执行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社会面临危机之际，他们可能被动员来镇压骚动和抗议。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须担忧舆论和其选民的政府，通常会小心防范军队射杀人民的可能性。士兵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往往很坏，而士兵拒绝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甚至更危险，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过在这段时期，军队还是经常被动员，在其镇压之下的国内受害者人数已多到无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认为并未濒临革命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死于军队镇压的人数自然非常可观。
对于军队来说，镇压国内平民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但是偶尔爆发的战争，尤其是殖民地的战争却比较危险。不过，这里所谓的冒险是医学上而非军事上的。1898年为美西战争动员的”．4万名美军中，阵亡的只有379人，受伤的只有1600人，但是死于热带疾病的却不下于5000人。无怪乎各国政府竭力支持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医学终于可以相当程度地控制黄热病、疟疾，以及当时仍被称为“白种人坟墓”区的其他祸患。1871-1908年间，法国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开拓中丧失八名军官，包括其中惟一可能导致严重伤亡的越南，在这37年总数约300名的阵亡军官中，有半数死于该地。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战役的严重性，特别是因为受害者的损失如此不成比例的惨重。即使对侵略国家来说，这类战争也绝不是乘兴出游。1899-1902年间，英国共派遣15万士兵前往南非，阵亡和受伤致死者共2．9万人，死于疾病的有1．6万人，而花费则高达2．2亿英镑。这样的代价当然不可忽略。不过，在西方国家，士兵的职务危机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运输工人(特别是海运)和矿工。在这段歌舞升平岁月的最后三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有1430位煤矿工人丧生，16．5万名(劳动力的10％以上)受伤。而英国的煤矿意外事故发生率，虽较比利时和奥地利为高，却比法国低一点，比德国低30％，而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强。冒着最大的生命和肢体风险的并非军人这一行。
因此，如果不计英国的南非战争，我们可说强国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当平静的。不过帝俄和日本军队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纪70年代与土耳其缠斗，1904—1905年间又与日本打了一场惨烈战争。日本人则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获胜。这样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帅克(Sehwejk，1911年哈谢克[Jaroslav HaS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没有战斗的回忆和奇事中看出。帅克是奥地利皇家军队著名的第九十一团前团员。参谋本部自然是尽责备战。他们大多数也照例根据上一次重大战事的经验或回忆来进行战备改良。身为最伟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人自然对陆上战争只作有限准备。不过，在1914前几年与法国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将军们，愈来愈明白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要求会多得多。但是就整体而言，预言战争将因军事技术进展而发生可怕转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将军们，甚至某些在技术方面比较开明的海军将官们，对于这些进展的了解也相当迟缓。老业余军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们的迟钝。但是1898年在圣彼得堡发表厚达六册的《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的，却是犹太人资本家布鲁赫(Ivan Bloch)。在这部预言性的著作中，他预测到战壕战争的军事僵局将导致长久冲突，而这种冲突必须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将使交战国陷入耗竭或社会革命。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但是对军事计划却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只有某些平民观察家了解未来战争的灾难性，不知情的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这种军备的新奇性，足以促成这些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伐技术(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四章第二节)，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进展，不仅是由于小型武器和大炮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发生了革命，也是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机、更有效的保护性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造成了战舰的改变。附带一提，甚至非战斗性的杀戮也因“电椅”的发明(1890年)而改变，不过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旧坚持用古老而历经考验的办法，如绞刑或砍头。
军备竞赛的明显后果之一，便是钱花得愈来愈多，尤其是因为各国都想跑在前面，或至少不落于人后。这场军备竞争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初并不激烈，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英国的军事开销，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不论就整体预算所占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因为其投射武器乃是当时的高科技军备。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
这种庞大开支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需要较高税收，或是膨胀性借贷，或是两者都要。但是另一个同样明显但往往为人忽略的后果，是它们已日渐使祖国的毁灭成为大规模工业的副产品。诺贝尔和卡内基这两位认识到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炸药和钢铁富豪的资本家，想借着将其部分财富用于和平目的以作为补偿。在这件事上，他们是特例。战争和战争产业的共生现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恩格斯在1892年所说：“当战争成为大工业的一支时，大工业遂成为政治上的必要条件。”相反，政府也成为某些工业分支的当然成分，因为除了政府外，还有谁能为军事工业提供顾客?它所生产的货物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间无休无止的竞争决定，因为各国政府都想为自己取得最进步、因而也最有效的武器供应。更有甚者，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武器生产，不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所需，还得应付未来战争的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让它们的工业维持远超出和平时期所需的生产能力。
无论如何，各国因此不得不保护强大的国家军备工业，承担其技术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并使它们获利。换言之，它们必须保护这些工业不受狂风暴雨袭击，这种狂风暴雨会威胁到航行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大海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船只。政府当然也可以自己从事军备制造，而且事实上它们早就这么做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或至少就自由英国而言——他们宁可与私人企业进行某种合作。19世纪80年代，私人军火业者承担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备合约，19世纪90年代提高到46％，20世纪最初10年更上升至60％。附带一提，当时政府随时预备给他们三分之二的保证量。无怪乎军火工厂几乎全为工业巨子所有，或是工业巨子所投资的。战争和资本集中携手并进。在德国，大炮大王克鲁伯在1873年雇用了1．6万名员工，1890年增加到2．4万人，1900年更达4．5万人左右。当1912年第50万门克鲁伯大炮离开工厂时，克鲁伯手下共有7万名员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在其位于纽卡斯尔的主厂中雇用了1．2万人，1914年时，这个数目增加到2万人，超过泰恩塞德(Tyneside)地区所有金属业工人的40％，这还不包括靠阿姆斯特朗公司转包合约维生的1500家小工厂员工。这些小工厂也很赚钱。
像美国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一样，这些巨大的集中工业，如果没有各政府间的军备竞争，便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往往想让这些“死亡商人”(和平倡议者喜用的词汇)为英国新闻记者所谓的“钢铁和黄金之战”负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推论说军火工业助长了军备竞赛，有必要时还发明国家劣势或“脆弱之窗”的说法，说利润优厚的契约可以消除这些。一家专门制造机关枪的德国工厂，设法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上登了一则新闻，说法国政府计划拥有加倍的机关枪。德国政府于是在1908—1910年订购了价值4000万马克的同款武器，使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像维克斯公司(Vickem)代理商希腊人扎哈罗夫(BasilZaharoff，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服务而被授予爵位)这类文雅可疑之人，特别注意让列强的军火商只把次要和即将过时的产品卖给近东和拉丁美洲诸国，这些国家随时都愿意购买这样的五金器具。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热烈进行。
可是，就算科技人员的确大力游说陆军将领和海军舰队司令(这些人对阅兵比对科学熟悉)购买最新的大炮，以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也不能就用军火制造商的阴谋来解释世界大战。诚然，1914年倒数前五年，由于军备的积聚已达可怕程度，因而使形势更具爆炸性。诚然，至少在1914年夏天，动员死亡武力的机械作用已无法节制。但是，使欧洲陷入大战的，并不是这种竞赛式的整军经武，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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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制造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书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但主要是反对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来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家却愈来愈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他的工作简化一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它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发。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19世纪的各国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关系，都将战争视为国际政治正常的偶发事件，而且都相当诚实地承认他们很可能会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作战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称为国防部。
然而，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且和19世纪50年代与19世纪60年代不一样，它们甚至不想与另一个欧洲强国爆发有限的军事冲突。十足可以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罢了。(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甚至宣称：1914年时，德国的海军参谋部并没有对英国作战的计划。)20世纪的最初10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惟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继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攻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老皇约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毁灭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极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1912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地方大城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如这件事所表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愈来愈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所建立(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保证战争一定发生，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1871年后的几乎20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到和平。这种情形将在下一个世纪发生。但关键是，为什么发生?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状态(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异。自1945年起，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敌对国家是美国与苏俄一事，人们从不怀疑。但是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们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当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国家和敌对国家很容易看出来。单凭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国和法国将互相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维持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生，王朝崩散为各个民族碎块，将不但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一章第二节)。1871-1914年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是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TnpleAlliance)。事实上它是德奥同盟，因为作为第三国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还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阵营。
再者，因其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而在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后又牵涉更深的奥地利，显然在那个地区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之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之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是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作一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肋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也已预料到这样的联盟，而它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因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不过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却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因为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即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国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更有甚者；使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却根本不认为那值得—战；而导致奥地利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如1914年所示)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之所以转化成定时炸弹，主要是由于下列三项发展：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没有人担心意大利的背叛变节。说意大利是一个“强权”，只不过是国际间的客套话。)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她自己意料之外，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之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此时的情形虽然由于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而有所不同，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影响力。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hoda)危机中，当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之际，眼看就将血流如注。在非洲的瓜分中，一方的获利往往是建筑在另一方的牺牲之上。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带，以及在介于印度和俄属中、西亚之间有欠明确但争执激烈的地区(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区域)，大英帝国与专制俄国向来是死敌。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扩张的可能性，对于英国的历届外相而言，是永远挥不去的噩梦。这两个国家甚至在英国介入的惟一一场19世纪欧战中交锋(克里米亚战争)，迟至19世纪70年代，一场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就英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模式来说，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太遥远，根本不必考虑。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维持均势，而与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缔结永久性联盟的做法，似乎都与这项主旨不符。与法国联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与俄国联盟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再难以置信的事终究还是成为事实：英国同法国、俄国缔结永久联盟以对付德国。英国化解了与俄国之间的所有争论，甚至真的同意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提议随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消失。然而，这项惊人的转型是如何又为何发生的呢?
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外交游戏，其参与者和规则都已改变。首先，它进行的地理范围比以前大得多。以前的敌对和竞争(除了英国以外)大致限于欧洲和邻近地区，现在已是全球化和帝国式的——美洲大部分地方不包括在内，华盛顿的门罗主义使美洲注定成为美利坚帝国扩张的场所。必须排解以免它们恶化为战争的国际纠纷，在19世纪80年代可能为西非和刚果而起，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能为中国而起，1906年和1911年因西北非和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而起，它们的机会比因任何非巴尔干欧洲而起的可能性更大。再者，现在又加入了新的游戏者。仍然避免欧洲牵累的美国，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则是另一位玩家。事实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国协约的第一步，因为这个新强国的存在(它不久就说明它事实上可在战争中打败帝俄)，减轻了俄国对英国的威胁，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位，连带促使俄英争执的化解成为可能。
国际权力游戏的全球化，自动改变了英国的处境。此前，它是惟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标的强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欧洲在英国外交算盘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声，以便英国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活动。这便是欧洲均势和不列颠和平(PaxBritannica)的结合精义。不列颠和平是由惟一一支足以横扫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线的海军所担保。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还比不上英国一国。不过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不同了。
其次，随着全球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这种国际游戏所下的赌注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并不表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著名的话来说，此后战争只是以其他方式所作的经济竞争。这个看法是当时历史决定论者感兴趣的，因为他们看到许多由机关枪和炮舰所造成的经济扩张实例。不过，这是过分简化的说法。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必须对失控的世界性冲突负责，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资本家本身是有意识的好战者。商业出版物、商人的私人和业务通信，以及银行业、商业和工业代言人所发表的公开宣言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国际和平对他们有利。事实上，只有当战争不会干扰到日常生活时，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尚不是经济学的激进改革者)之所以反对战争，不仅是因为它将造成许多朋友丧生，也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无法依循根据日常生活惯例而制定的经济政策。自然，当时也有一些好斗的经济扩张主义者，但是，自由派新闻记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却几乎确切表达了商业人士的一般意见：认为战争有利于资本，是一种“大错觉”。1912年，他曾以此为名写了一本书。由于国际和平是资本家——甚至可能是除了军火制造商以外的工业家——繁荣扩张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主义的国际商务和财政交易也有赖于此，商人怎么可能希望打扰国际和平?显然，从国际竞争中获益的人没有抱怨的理由。正如今日渗透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对日本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德国工业在1914年前对它也很满意。那些遭受损失的人自然会要求他们的政府施行经济保护政策，不过这绝不等于要求战争。再说，英国这个最大的可能失败者甚至抗拒这些要求。虽然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起的确有点畏惧叫阵式的德国竞争，以及德国和美国资金的流人英国国内市场，但英国商人仍然压倒性地支持和平。至于英美关系，我们还可进一步讨论。假设单是经济竞争便可促成战争，那么英美的竞争与敌对理应构成军事冲突的准备条件——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如此认为。然而，正是在20世纪最初10年，英国总参谋部已不再为英美战争预做任何防范性措施。自此以后，英美冲突的可能性已完全被排除。
可是，资本主义发展无可避免地将世界朝国际竞争、帝国主义扩张、冲突和战争的方向推进。1870年以后，如历史学家所指出：
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已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最猛烈的剧痛之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
显然，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如果全球金融和商业的交易仍旧(而且事实上愈来愈)通过伦敦进行，英国却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的复兴，是这一合并的第一个后果。从资本的观点看来，政治支持对于抵挡外国侵略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国家工业经济互相竞争的地方，或许也不可或缺。从国家的观点来说，自此以后，经济既是国际势力的基础，也是其准绳。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强权”若不同时身兼“经济强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转变可以由美国的兴起和帝俄的相对削弱得到说明。
相反，经济势力的转移以及随之改变的政治和军事均衡，难道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吗?显然，一般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普鲁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为《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德国至上》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国歌，不过尚未正式化。
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的认同之所以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敌对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列强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胜利属于英国、法国、西方(尚不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和一位亚美尼亚代理商格本吉安(CalousteGulbenkian)，他可赚取5％的佣金。相反，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那一方。但是，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1871—1889年间，俾斯麦曾以无比的技巧处理这种敌对竞争。如俾氏所熟知，控制它的关键在于刻意限制目标。只要各国政府能够精确说明其外交目的——如边界移动、王朝婚姻、从他国获得的“补偿”——便可能通过评估和安排来解决。当然，如俾斯麦本人在1862-1871年间证明的，两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军事冲突。
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的无限性。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德必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的，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虽然列强仍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可是出了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疑地向弱国挑战。诚然，它们非常小心地控制住它们的殖民地冲突。它们似乎从未提供大战的导火线，但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Entente Cordiale)，这种“谅解”根本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权利，以换取英国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特权，摩洛哥这个受害者也是德国觊觎的对象。不过，列强毫无例外都想要扩张和征服。英国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侵略者辈出的情况下保住其全球霸业，因此，它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如此，英国也出兵攻打南非各共和国，甚至毫不迟疑打算与德国共同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全球性的大洋中，所有的国家都是鲨鱼，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了解这一点。
但是，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政治势力理应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为他的国家要求“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实际上为新德国取得的地位，比普鲁士一向所享有的要强有力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限定他的野心范围，小心不让事情失控。而对威廉二世来说，那项要求只是没有内容的口号。它只不过正式提出“比例原则”：一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人口愈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便愈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之中。但是这三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一个统计曲线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没有经济扩张作基础，政治要求根本不具意义。比方说，19世纪波兰知识分子坚信他们<那时尚不存在)的国家在世界上负有救世主的使命，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实际层面而言，虽然德国民族主义的煽动言辞带有浓厚的反英性质，但是当时的危险却不在于德国想要取代英国的全球性地位。相反，危险的根源在于一个全球性的强权需要一支全球性的海军，而德国已从1897年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另一个附加价值，是它所代表的不再是旧日的德国诸邦，而是统一的新德国。它的军官团不再代表普鲁士的乡绅或其他贵族，而代表新兴中产阶级，也就是新国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Admiral Tirpitz)是扩张海军的倡议者。他否认德国计划建立一支可以打败英国的海军，它想要的只是一支具有威胁性的海军，足以强迫英国支持德国的全球性、尤其是殖民地要求。此外，一个像德国这么重要的国家，能没有一支与之匹配的海军吗?
但是，从英国的观点看来，德国舰队对英国海军的威胁，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压力——当时敌对列强的联合舰队总吨数已超出英国甚多(虽然这样的联合不值一信)，英国舰队甚至已无法维持它的最低目标：其海军实力必须超出另外两大强国的总和(“两个列强的标准”)。和其他海军不一样的是，德国舰队的基地全在北海，正对着英国，因此它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英国。依英国看来，德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强权，而如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这类地理政治学者所指出的(1904年)，这种陆上强国已比英国这个中型岛屿享有更大优势。海上利害对德国当然是有限的，但大英帝国却完全依赖其海上航线，事实上它也将(除了印度以外的)各个大陆留给陆上强权国家的军队。即使德国舰队完全不作任何举动，它还是会牵制到英国船只，使英国不容易、乃至不可能控制它认为最紧要的海域(如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海道)。海军之于德国，不过是国际地位和全球野心的象征，对于大英帝国却是生死攸关的事。美洲海域可以(而在1901年确乎)丢给友善的美国，远东海域可以让给美国和日本，因为在这个阶段，这两个强国似乎只有纯区域性的兴趣，而这些区域都与英国的利益无害。然而，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它并无意永久如此)，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由于英国主张维持现状，德国主张改变现状，因此就算德国不是有意，也必然会造成英国的损失。这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两国间的工业竞争，无怪乎英国会把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于是，它自然会与法国接近，而一旦俄国的威胁又被日本减少到最小程度，它当然也不忌讳与俄国合作。俄国的失败破坏了英国外相们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欧洲均势，而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失衡还是第一次。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国家畏惧的对象。出人意外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由“三国同盟’’的形成(1882年)到“三国协约”的建立(1907年)，花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不需通过错综复杂的细节，去研究它们的发展。我们只需记住，它们说明了帝国主义这一阶段的国际摩擦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没有人(尤其是没有英国人)知道列强之间的利害、恐惧和野心矛盾会把他们往哪个方向带。而且，虽然许多人都感觉到它们将把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愈来愈显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战争。1905年后，这些危机通常都是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的。
自1905年起，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新一波革命，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为即将爆炸的世界添上新燃料。1905年的俄国革命暂时使帝俄陷于瘫痪，从而鼓励德国伸张它对摩洛哥的要求，甚至威胁法国。由于英国支持法国，柏林被迫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上让步，毕竟为了一个纯粹殖民地问题而挑起一场大战是不符合政治利益的，更何况德国海军自认为它们还不足以与英国海军作战。两年以后，土耳其革命破坏了列强在近东这个活火山悉心建造的国际均势。奥地利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而引发了与俄国的冲突，直到德国威胁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国，这个危机方告化解。1911年因摩洛哥而起的第二次国际大危机，基本上与革命无关，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德国派遣了一艘炮艇摆好姿势要拿下摩洛哥南方的阿加迪尔港(Agadir)，但是由于英国似乎威胁要支持法国作战，德国才被迫撤退。至于英国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却是无关紧要。
阿加迪尔危机说明两大强国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到战争边缘。当土耳其帝国因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由巴尔干半岛逐出而逐渐崩溃之际，所有的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此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1914年的发展证明它们当时的态度是多么正确。它们僵在那儿不动，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看着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列强惟一能做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13年)，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君主。下一次的巴尔干危机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cFranzcFerdinand)前往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访问。
使形势更具爆炸性的，是这个时期的强权内政不断将其外交政策推进到更危险的地带。如前所述(参看第四章及第十二章)，各政权原本运作稳定的政治机器，自1905年便开始吱吱作响。在转化为民主公民的过程中，臣民的动员和反动员，愈来愈不容易控制，也不容易吸收整合。民主政治本身隐含着一个高风险因素，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例外，即真正的外交政策并非国会、甚至自由党内阁所能决定的。使阿加迪尔危机从一次欺诈良机转变为一场冲突的关键，是劳合·乔治的一篇公开演讲，这篇演讲使德国除了作战或退却之外别无选择。然而非民主政治甚至更糟。我们能不能说：1914年7月欧洲悲剧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力量无法成功控制其社会好战分子，以及专制君主不肯将权力交给他忠诚的民主子民，而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军事顾问?最糟糕的是，那些无法解决其内政问题的国家，会不会把赌注押在对外战争的胜利之上，以期藉此化解内政难题，尤其是当他们的军事顾问建议：既然战争已成定局，现在就是最好的开战时机。
虽然英国和法国也有许多困难，它们的情形显然不同于此。意大利的形势或许是如此，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冒险主义不足以发动世界大战。德国的情形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反复不断地争论德国内政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似乎清楚的是(如同其他列强的情形)，群众性的右翼鼓动激化了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有人则指出，劳工的不安状态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使得统治精英渴望以国外的成功来平息国内的麻烦。诚然，有许多保守分子，如拉提堡公爵(Duke of Ratibor)，认为为了重新建立旧日的秩序，必须打上一仗，而1864-1871年的情形便是个好例子。不过，这或许只能证明平民对于其好战将军的主张会少抱一点怀疑态度。那么，俄国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对政治解放作出适度让步之后于1905年重建的沙皇政权，大概认为它最有希望的复兴战略，便是诉诸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军事光荣。事实上，如果不是军队坚定热切的效忠，1913—1914年的形势，会比1905—1917年间的任一时刻更容易爆发革命。不过，1914年的俄国显然不希望战争。只是，借助这几年令德国将领颇感畏惧的军事集结，俄国乃得以在1914年筹划一场前几年显然无法进行的战争。
然而，有一个强国不得不用军事赌博来赌它的生存，因为如果不这样它似乎注定会灭亡。这个国家就是奥匈帝国。自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奥匈帝国即受困于愈来愈无法处理的民族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问题似乎最难缠也最危险。首先，因为他们不仅和帝国境内其他拥有政治组织的民族一样麻烦，一样争先恐后地抢夺好处，而且又因它们分属于实施语言弹性政策的维也纳政府和推行严酷马札儿化的布达佩斯政府，而使情况更为复杂。匈牙利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鼓动，不仅蔓延到奥地利，更使这个二元帝国一向不怎么和谐的关系愈益恶化。其次，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问题无法与巴尔干政治分开，而且自1878年后，由于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两者之间的牵扯更是分不清。再者，由于当时已有一个独立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的存在(遑论门的内哥罗，一个荷马式的小高地国家，有抢劫的牧羊人、打抢的盗匪、世俗和宗教首领，这些首领喜好派系斗争和英雄史诗)，更足以引诱帝国的南部斯拉夫异议者。第三，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乎注定了奥匈帝国的厄运，除非它可以明确表示它仍是一个无人胆敢骚扰的巴尔干强国。
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都不敢相信他那根小小的火柴会引爆整个世界。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如此的不可预知，如此的教人伤痛，而在回顾时又如此的令人难忘，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奥地利政治事件——维也纳认为它需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当时国际间的气氛似乎相当平静。1914年6月，没有任何一国的外交部曾预测到任何麻烦，而且这几十年来，公众人物被刺杀已是平常之事。大体上，甚至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强权欺压一个麻烦小邻国这类事件。然而，就在萨城事件之后五个多星期，欧战爆发了。从那时到今天，约有5000种书籍企图解释这个显然无法解释的事件(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以外，所有欧洲国家最后都卷人，日本和美国后来也加入)。接下来的答案似乎清楚而且无关紧要：德国决定全力支持奥地利，也就是不去平息这场危机。其他国家也无情地跟进。因为到了1914年，集团间的任何冲突——期望对方让步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至战争边缘。而只要越超过某一点，不具弹性的军事动员便无法挽回。“制止的措施”已无力再制止，只能毁灭。到了1914年，任何事件，无论多么不具目的，甚至是一个无能的学生恐怖分子在欧洲大陆被遗忘一角的行动，只要任何一个锁定在集团和反集团系统中的强权决定把它看得很严重，都可以导致这样的冲突。
简而言之，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合流。再度受到社会革命威胁的俄国，饱尝复合帝国解体威胁的奥地利，甚至因两极化和政治划分而受到无法动弹之威胁的德国，全都倾向于军事和军事解决办法。甚至法国也不例外。虽然法国上下一致不情愿付税也不情愿花钱大规模重整军备，1913年选出的总统却呼吁向德国报仇，并且发表好战言论以回应将军们的意见。这些将军如今带着凶狠的乐观，放弃了防守战略，想要横渡莱茵河进行猛攻。英国人喜欢战舰甚于士卒，海军一直为大众所喜，对自由党而言，它是贸易的保护者，是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改革不同，海军的恐吓带有政治上的性感。甚至政客当中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要与法国联合作战表示要有一支庞大的陆军并且实行征兵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设想海军和贸易战以外的可能。不过，虽然英国政府到最后仍然主和，或者更正确地说，为了害怕造成自由党政府的分裂而拒绝表明立场，但它却不可能考虑置身于战争之外。幸而德国在施里芬计划不久已准备好的入侵比利时之举适时发生，给了伦敦一个道德借口，以采行外交和军事上的必然手段。
但是，除了英国以外，所有的好战者都准备以庞大的征兵部队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欧洲的群众对于这场群众战争，又有什么反应呢?1914年8月，甚至在战火燃起之前，1900万，甚至可能5000万的武装士兵，已在边界上对峙。当这些群众被征召到前线时，他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战争对平民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在——如某些军事家准确预测的——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情况下?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志愿兵去增援他们区区20个师的职业军人(法国有74个师，德国有94个师，俄国有108个师)；因为其工人阶级的食物主要是来自海外；因为他们极端害怕封锁；因为在战争前几年政府面临了当时人不曾经历过的社会紧张和骚动；也因为爱尔兰具有爆炸性的形势。自由党首相莫莱(John Morley)认为：“战争的气氛不可能有利于濒临1848年情绪的民主制度。”(矛盾的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可能因战争而挨饿的恐惧，使海军战略家联想到可以用封锁的方式，使其人民挨饿来动摇德国。战争期间，他们的确这样做而且相当成功。)但是，其他列强的国内气氛也同样困扰着政府。认为1914年各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参战是为了平息内部的社会危机，是错误的。他们最多只能希望爱国心可使严重的抗拒和不合作减低到最小程度。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基于自由、人道和宗教的反战立场，以往在实际层面上向来是可以忽略不计，虽然除了英国以外，没有任何政府愿意接受其国人以良知为由拒服兵役。整个说来，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激烈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第二国际甚至在1907年致力于发动反战的国际性全面罢工。但是冷静的政客并不把这当一回事，虽然一位右翼狂人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暗杀了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兼雄辩家饶勒斯，因为他竭力想挽救和平。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反对这类罢工，因为几乎没有人相信那是可行的，而且无论如何，如饶勒斯所承认的，“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便不能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前所示，虽然警察小心翼翼地列出反战好斗分子的名单，法国内政部长甚至不屑于拘捕他们。民族主义最初也不是一个严重的异议因素。简而言之，政府的诉诸武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阻力。
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各国政府的预估却发生了错误。和反战者一样，各政府也对爱国热忱的不寻常高涨意外万分。他们的人民竟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伤亡的人数至少有2000万，这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躲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它也深植在自由党、工党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之中，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个星期，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德国人如大家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等到战争结束，而我们数以千计的善良同志骄傲地宣称‘我们曾因英勇作战而获颁勋章’之时，谁还敢说我们不爱祖国?”这句话是出自一位好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那时他刚于1914年赢得铁十字勋章。在奥地利，不只是具有支配性的民族为短暂激昂的爱国情绪所震撼。如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所指出的：“甚至在民族斗争中，战争也仿佛是一种拯救，一种不同事物将临的希望。”甚至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500万的征募者中，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跟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事实上，至少在公众圈中，反战领袖已所剩无几。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再也不曾如此。
他们为那一刻的来临感到意外，但不再为战争的事实感到意外。欧洲已习惯于战争，就像人们看待暴雨将至的心情。就某种意义来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这样想的男人也比女人多得多。不过工人比较没有这种感受，农民更是。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这种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也是尼采公然抨击的对象。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人们真的认为它是跨越历史界限、标出文明断代、不只是为教学方便而设定的少数日期吗?或许是的，虽然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以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人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即使这是他们的幻想，也显示出一种彻底的改变。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或许在政治世界最为强烈。不过很少人像19世纪80年代的尼采那样，清楚地察觉到“一个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时代”已经开启；而左派甚至更少有人能像列宁那样，在诠释的过程中，从里面看到希望。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直接的双重灾祸，因为一个致力于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运动突然崩溃成无能为力，而在统治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和爱国浪潮，不论如何短暂，都在好战国家横扫所有政党，乃至深具阶级意识的劳动阶级。而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一切都已改变。当英国外相葛雷(Edward Grey)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Whitehall)的灯光逐渐熄灭，他不禁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自1914年8月起，我们便生活在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世界，即尼采预先宣告过的世界。于是，对于1914年前那个时代的记忆，总是笼罩着一层眷恋薄幕，总在模糊之中将它视为一个充满秩序、和平的黄金时代，前途一片光明的黄金时代。不过这种对旧日的缅怀，是属于20世纪最后几十年而非最初几十年的历史。在灯光熄灭之前的历史学家从不曾注意它们。他们全神贯注的，也是本书从头到尾全神贯注的，必然是要了解和说明：和平的时代，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文明、财富日渐增长时代，以及西方帝国的时代，如何在其体内孕育了战争、革命和危机时代的胚胎。这个胚胎终将使它毁灭。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结语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天真”这个字眼是愚蠢，舒展的眉表示冷漠。那些笑逐颜开的人尚未收到可怖的新闻。
——布莱希特(Benoit Brecht)，1937—1938年
之前的几十年，首次被视为一个不断稳定向前迈进的漫长、几乎黄金色的时代。正如黑格尔所云，只有当一个时代落幕之后，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它，因而，只有当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才能让自己承认上一个时代的正面特征。我们现在想要强调这个时代的种种麻烦，我们拿它和以前的时代作强烈对比。
——赫希曼(Albert O．Him&man)，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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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哈(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时不幸失火，导致1500人丧生；或是提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至如此，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持续提升。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藉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学外，惟一以百万计的数字是各国的人口以及生产、商业和金融数据。1914年后，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伊斯兰教徒、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被杀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由于这些数字往往缺乏精确记录或无法被人们接受，因此引起不少激烈争辩。但是争辩的焦点不过是多几百万或少几百万。即使是以我们这个世纪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天文数字，更不能赋予它们正当理由。它们大多数是发生在增长速度没那么快的地区。
这种规模的大屠杀远超过19世纪人们的想象范围，当时就算真有类似事件，也一定是发生在进步和“现代文明”范围以外的落后或野蛮世界，而在普遍(虽然不平均的)进步的影响下，这种行为注定会减退。刚果和亚马孙的暴行，依现代标准来说虽然不十分残酷，却已使帝国的年代大为震撼(参看康拉德所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因为它们代表文明人将退回到野蛮。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态——比方说，刑讯再度成为文明国家警察所用的方法之一——如果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不仅会深受舆论攻击，也会被视为是回复到野蛮作风，违反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
1914年以后，大规模的灾祸和愈来愈多的野蛮手段，已成为文明世界一个必要和可以预见的部分，甚至掩盖了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持续而惊人的进步，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区人类社会组织无可否认的进步，一直要到20世纪第三个25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跃进，这些进步才不再为人忽略。就人类的物质进步和对自然的了解控制而言，把20世纪视为进步的历史似乎比19世纪更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欧洲人成百万地死去和逃亡，留下来的人数却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高大、健康和长寿。他们大多数也过得更好。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理由不再把我们的历史放在进步的轨道上。因为，甚至当20世纪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还是有人预测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而是可能、甚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学上的灾祸、可能毁灭环境的科技胜利，乃至眼前的噩梦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中。
但是，对于走过这个动乱时代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场灾难似乎不是一个横扫一切的意外剧变或全球性飓风。它似乎特别是冲着他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而来。它的可能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法预防的，也就是群众社会革命。在欧洲，战争不只是造成了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西麓以东每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崩溃和危机，也诞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权，这个政权一步步有系统地将这场崩溃转化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颠覆、资产阶级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个政权，便是在沙皇崩溃之后建立的俄国共产政权。如前所述，在理论上致力于这个目的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在已开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存在，不过拥有议会制度的国家政客，断定它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现状。但是，战争、崩溃和俄国革命加在一起，已经使这个危险步步逼近，而且几乎势不可挡。
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不但主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紧接下来那些年的历史，也主宰了自此之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它甚至为长期的国际冲突添上内战和意识形态战争的外衣。截至20世纪后期，它仍旧(至少单方面的)支配着超级强权的冲突辞令，虽然只要瞄一眼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便知道当时根本不可能爆发单一的全球革命，这场革命据说将打倒国际术语中的“已开发市场经济”；尤其不可能导致一场由单一中心所发动的全球性单一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建立一个整体的、不愿意或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社会体系。一次大战后的世界历史，是在列宁真实或想象的影子中塑造而成，正如西方19世纪的历史，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子中形成一样。这两段历史最后都脱离了覆盖其上的阴影，但并不完全。正如1914年的政客们甚至还在臆测“战前那些年的心情是否和1848年相似”一样，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或第三世界任何地方，如果有某一政权被推翻，大家便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重新燃起希望或恐惧。
世界并未社会主义化，虽然在1917—1920年间，不仅列宁认为它很可能发生，甚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统治者，也认为这是必然的趋势。有好几个月，甚至欧洲的资本家，至少是他们思想上的代言人和行政官，似乎都已放弃希望，静待死亡。因为他们面对着自1914年起力量大增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而且在德、奥等国，这类运动已成为该国旧日政权崩溃以后仅存的有组织支持力量。不管什么都比布尔什维主义好，即使是和平让位。有关社会主义的广泛辩论(主要发生在1919年)，例如经济应进行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化、如何将它社会主义化，应该赋予无产阶级多少新权力等，并不是为了争取时间的战术性举动。它们只是顺势发展的结果，因为这个制度的严重危机时期很短(不论真正的或想象的)，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剧烈步骤。
由今视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惊恐是被过分夸大了。最可能发生世界革命的那个时刻，也不过只在一个异常衰弱和落后的国家里，留下惟一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在于广大的幅员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将在日后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超强力量。它也留下了反帝国主义、现代化和农民革命的相当潜力(当时主要在亚洲引起共鸣)，以及追随列宁的前1914年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工业国家，这些共产主义运动通常代表劳工运动的少数派。从日后的发展可证，“已开发市场经济”的诸经济和社会是相当坚强的。要不然它们不大可能从30多年的历史风暴中平安脱身，未曾爆发社会革命。20世纪到目前为止仍充满了社会革命，在它终结之前可能还有更多。但是已开发的工业社会对它所具有的免疫力，远超过其他社会，只有当革命变成军事失败和征服的副产品时，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发生。
因此，虽然有一阵子甚至连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主要防御工事的人，都认为它行将崩溃，但革命却不曾摧毁它。旧日的秩序战胜了这项挑战。但是在对抗之际，它已将自己(也必须将自己)转化成非常不同于1914年的样子。因为，1914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面对杰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列维(Elie Halevy)所谓的“世界危机”时，显得完全不知所措。它要不就让位，要不就等着被推翻。否则，它便得同化成某种非布尔什维克、非革命性的“改革式”社会民主政党。1917年后，这样的政党果真在西欧出现，并成为延续社会和政府的主要护卫者，因此遂由反对党变成可能或实际的执政党。简言之，它可以消失或使人认不出来。但是旧日的形式已无法再存在。
意大利的吉奥利蒂(参看第五章)是第一种命运的例子。如前所述，他异常成功地“处理了'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的意大利政治：安抚并驯服劳工，收买政治上的支持者，有欠光明地处理公务，让步并避免冲突。在其国内战后的社会革命形势中，这些战术已完全不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重建，是凭借了武装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正式向无法凭一己之力酿成革命的劳工运动挑战。(自由主义的)政客支持它们，想要将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系统之中，但是徒劳无功。1922年法西斯接管政府，此后，民主政治、议会、政党和旧日的自由主义政客均被淘汰。意大利的情形只是许多类似情形中的一个。1920—1939年间，议会民主制度几乎从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消失，不论是非共产国家还是共产国家。(1939年时，在27个欧洲国家当中，可以称得上是具有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只有英国、爱尔兰自由邦、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和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刚刚加入)。除了英国、爱尔兰自由邦、瑞典和瑞士以外，这些民主政体不久均在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或因与法西斯德国联盟而暂时消失。)
之前也讨论过的凯恩斯(参看第七章)，是第二种选择的例子。最有趣的是，他实际上终其一生都是英国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且自视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年轻的时候，凯恩斯是一位几近完美的正统派。他正确地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毫无意义，也与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文明无法相容。当他在1914年出任战时政府的专业顾问时，他赞成对“正常状态”尽量少加干扰。再者，他认为伟大的(自由党)战时领袖劳合·乔治，就是因为凡事都迁就军事胜利，才把英国带人经济地狱。(他对于抵抗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持非常不同的态度。)当他看到欧洲大多数地区和他视之为欧洲文明的事物在失败和革命中崩溃，虽然感到十分惊骇，但是并不意外。再一次，他正确地断定：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政治性条约，会妨碍德国(因而也包括欧洲)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回复到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眼看着战前“美好时代”(也就是他和他那批剑桥朋友非常喜欢的时代)无可挽回地步向消亡，凯恩斯遂立志将他可观的才智、创造力和宣传天才，全部投注在寻找一种从资本主义手中挽救资本主义的办法。
因此，他便在经济学上创造了革命。经济学在帝国的年代是与市场经济最密切结合的一门社会科学，而且它也躲掉了其他社会科学明显感受到的危机之感(参看第十章)。危机，首先是政治的危机而后是经济的危机，便是凯恩斯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基础。他成为主张由国家来管理、控制经济的急先锋，尽管凯恩斯显然献身于资本主义，但他倡议的那种经济如果放在1914年前，必然会被每一个已开发工业经济中的每一个财政部视为社会主义的前奏。
我们之所以特别把凯恩斯挑出来讨论，是因为他有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日后在思想和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主张，说明资本社会如想要生存，就必须把整体的经济发展交由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管理，乃至计划，如有必要，还得将自己转化为混合式的公／私经济。这种学说在1944年后非常受到改革派、社会民主与激进民主派的理论家和政府的支持。只要它们(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不曾独创出这样的构想，便会热诚地予以采纳。因为1914年以前的那种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已经死亡的教训，大家几乎都已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的大萧条岁月中领受到了，甚至拒绝为其新理论更换标志的人也领受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起，整整有40年之久，支持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孤立的少数，除了那些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商人。那些商人因为过分关注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无法在整个体系当中找出最有利他们的位置。
大家必须接受这个教训，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替换物，不是市场引发的复苏，而是崩溃。这场崩溃并不是革命分子所希望的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但是，它或许是一个基本上藉由周期性起伏运作的经济制度，有史以来惟一一次真正危及到制度本身的经济危机。
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余绪之间的岁月，是一个充满危机和骚动的时期。帝国时代的世界模式在各种蓬勃发展的力量撕扯下宣告崩溃，之前那段漫长的歌舞升平的繁荣，静静形成了这些蓬勃发展的力量。是什么崩溃了?答案很清楚。崩溃的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视之为任何“文明”皆热切渴望的标准。毕竟，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在本世纪中叶以前，未来是什么样子尚不清楚，就算新的发展或许可以预料，但也因为它们与人们在骚动时代所习以为常的事物非常不同，以致人们几乎过了30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2
后续那个崩溃转型时代并且持续至今天的这段时期，就影响世上一般男女(其数目在工业化世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的社会转型而言，或许是人类经验过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时期。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世界人口第一次不再是由靠农业和家畜维生的人所构成。全球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的四分之一地区之外，农夫在这个阶段都是少数，而在已开发国家，更是极少数。这种现象是在短短的一代人之中发生的。于是，世界——不只是旧日的“已开发”国家——已经都市化。包括大规模工业化在内的经济发展，以1914年前不可思议的方式迈向国际化或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当代的科技，依靠内燃机、晶体管、袖珍计算机、到处可见的飞机、小小的脚踏车，已经渗透到地球这颗行星的最偏远角落。甚至在1939年，也很少有人想象到商业会如此没有止境。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已开发国家中，社会结构，包括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在内，已经产生戏剧化动摇。于今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使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作的事物，多半都是从过去继承或接收过来的，然而其发展的过程又适合将这个过去毁灭。就历史的标准而言，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期之内，不超过二次大战期间出生的男女的记忆范围。它们是人类经历过的最大规模和最不寻常的世界经济扩张的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100年，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局的预言似乎已经兑现。但是，尽管他们的信徒已经统一了世上三分之一的人类，他们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将推翻资本主义一事，却未实现。
显然，对这个时期而言，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伴随它的一切，都属于那个不再具有直接决定性的过去。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晚期都是这个漫长的革命性转型期的一部分。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转型的革命性质已可认出。历史学家可以注意下面的奇怪巧合：20世纪的超级繁荣距离19世纪的伟大繁荣整整100年(1850-1873年，1950—1973年)，于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经济困境，正好在19世纪大萧条之后的100年展开。但是，这些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除非将来有人可从中发现某种有规律性的经济周期，然而这是相当不可能的。要解释困扰20世纪肋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的事物，我们不需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
可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仍然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纪所塑造，尤其是由本书所探讨的“帝国的年代”所塑造，确确实实的塑造。比方说，日后为本世纪第三个25年的全球繁荣提供国际架构的世界金融安排，是那些在1914年便已成年的人在20世纪40年代协商出来的。而主宰这些人的历史经验，正是帝国年代走向崩溃的那25年。在1914年已经是成人的最后几个重要政治家或国家元首，要到20世纪70年代方才逝世(例如毛泽东、铁托、佛朗哥、戴高乐)。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国的年代及其崩溃留下的历史景观所塑造的。
这些遗产中最明显的一项，是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此自称的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我们在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尝试概述的原因，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三分之一以上人类的生活。不论前人曾对从中国诸海到德国中部的欧亚大陆，外加非洲和南北美洲少数几个地区的未来作过什么样的预测，我们都可相当有把握地说：那些自称实现马克思预言的政权，一直到群众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出现之前，皆不曾出现在前人展望的未来之中。它们所呈现的模式和意识形态，接着启发了落后、附属或殖民地区的革命运动。
同样明显的另一项遗产，是世界政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说那些习惯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附带一提，这些国家不赞同“西方列强”)，已构成20世纪后期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那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帝国时代列强分割世界的残留物。法国殖民地的丧失大约产生了20个新国家，从大英帝国殖民地衍生出来的国家更多。而至少在非洲(在写作本书之时，非洲有超过50个在名义上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所有的新国家都沿用根据帝国主义协商所划定的疆界。再者，如果不是由于帝国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晚期，这类国家受过教育的阶级和政府，大多数皆使用英语或法语。
另一项较不明显的遗产，是所有的邦国都应以(其本身也以)“民族”来形容。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项19世纪欧洲的产物)可以充当殖民地解放的意识形态，而殖民地的西化精英分子也的确为了这个目的才将其引进；同时也因为在这段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类似群体，而不像19世纪中叶的“民族原则”开拓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适用于中型或大型的民族。在19世纪晚期以后诞生的大多数邦国(而自威尔逊总统之后，也被授予“民族”的地位)，几乎都是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而在列强殖民地纷纷丧失之后，更出现许多小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12个非洲国家人口低于60万人，其中还有两个不到10万人。)就民族主义已渗透到旧日的“已开发”世界之外来说，或者就非欧洲政治已吸收了民族主义而言，帝国时代的传统仍然存在。
帝国时代的余波也同样出现在传统西方家庭关系的转型之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解放上。无疑，这些转型自20世纪中叶起，比之前任何时代的规模都大得多，但事实上，“新女性”一词正是在帝国时代才首次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而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政治和社会群众运动，也是在当时才发展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西方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可能已进入一个崭新而旺盛的阶段，其原因或可归功于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大量从事家庭以外的工薪职务。然而，这只是一项重大历史性发展的一个阶段。这项发展可以追溯到本书所述时期，而且从实际面考虑，也无法追溯得更早。
再者，如本书尝试说明的，今日的大众文化都会特色，从国际性的运动比赛到出版物和电影，多半都是诞生于帝国时代。甚至在技术上，现代媒体也不是全然新创的，而是把引自帝国时代的两种基本发明物——机械性的复制声音和活动相片——使用得更普遍、更精巧。
3
今日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方面仍是承继19世纪，特别是帝国的年代，或由其所形塑。想要找出这些方面并不困难，读者无疑可举出许多例证。但是回顾19世纪的历史，这便是能有的主要见解吗?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平心静气地回顾这个世纪，回顾这个由于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使人容易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而对英国人来说，它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对于北美洲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纪，美国不再只是欧洲外围的一部分。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1914年后他们将遭遇些什么，回应些什么，都已暗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之间的机遇里。
这是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它所造成的改变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纪，但是由于这种革命性和持续性的改变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因此显得更为惊人。在回顾之际，这个资产阶级和革命的世纪，似乎是突然上升到我们的视线之内，正好像纳尔逊的作战舰队已准备好随时采取行动，甚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也很高：瘦小、贫苦、满身鞭痕、酒气冲天的军舰水手，靠着虫子吃过的干面包维生。在回顾中，我们也认识到：那些创造这个时代并且逐渐参与其中的已开发西方世界，知道它注定会有不寻常的成就，并认为它必定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消除它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不管是过去或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那样，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天下太平；由单一语言构筑的世界文化；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藉由工人的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凡此种种，都不仅是革命分子的梦想。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这个世纪的基本精神。当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的地图不值得要时，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替自由贸易者科布登(Cobden)和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说话，替格兰特总统(PresidentGrant)和马克思(马克思不排斥乌托邦理想，但不接受它的蓝图)说话；替圣西门(Srant-Simon)说话——圣西门的“工业主义”乌托邦，既不能算是资本主义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兼具两者。19世纪最典型的乌托邦，其创新之处在于：在其间，历史不会终止。
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其自命代言人，则期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尽管方法不同，但两者的期望是一致的。在这个资产阶级的世纪，最能表达其文化希望，传述其理想之声的艺术家，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人。因为贝多芬是奋斗成功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征服了命运的黑暗力量，他的合唱交响乐以解放人类精神为极至。
如前所述，在帝国的年代中，曾有一些既深刻又具影响力的声音预言了不同的结果。但大体说来，对于西方多数人而言，这个时代似乎已较任何时刻更接近这个世纪的承诺。自由主义通过物质、教育和文化的改进，实践其承诺；革命的承诺则借助了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借助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集结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如本书所尝试说明的，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日增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这一希望。我们现在仍可分享这一希望，但不可能不带着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乌托邦的承诺的实现，却未造成预期的结果。我们不是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先进国家当中，现代通讯意味着运输和能源已消除了城乡的差异。在从前人的观念中，惟有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社会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如此。20世纪已经历了太多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狂喜，以至对它们的恒久性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之所以还存希望，因为人类是喜欢希望的动物。我们甚至还有伟大的希望，因为纵然有相反的外表和偏见，20世纪在物质和思想进步上(而未必在道德上和文化进步上)的实际成就，是异常可观而且无法否认的。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为那些从恐惧和匮乏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男女，创造一个可以在善良的社会中一道过好日子的世界。我们还可能这样希望吗?为什么不?19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不可能由某种预先划定的设计图(摩门教式、欧文式等)予以满足。即使这样的新设计会是未来的社会蓝本，我们也不可能在今天就知道或决定它会是什么样子。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可能被阻塞的：被普遍的毁灭所阻塞，被回归野蛮所阻塞，被19世纪所热望的希望和价值观的瓦解所阻塞。历史——这一君临19和20世纪的神力，不再如男男女女过去认为的那样，给予我们坚实的许诺，许诺人类将走人想象中的幸福之地，不论这个地方的确切形貌如何。它更不能保证这种幸福的境界真的会出现。历史的发展可能全然不同。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们是生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我们也知道，19世纪的成就虽然巨大，这些成就却非当日所预期或梦想的。
然而，就算我们不再能相信历史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我们也不必认定历史必然走向错误。历史只提出选题，却不对我们的选择预作评估。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这个成就获得实现的百分比将更高。然而，这并不等于确定无疑。未来惟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