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目录
序言
序曲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档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新女性
第九章 文艺转型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结语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序言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往往相当优秀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想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在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如历史的专门化往往强迫我们以为它是)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又为什么连在一起。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这个企图是否成功。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即使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他们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了一门13次演讲的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托(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礼拜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序曲
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得和遗忘的辩证，觉察不出它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作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作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诺拉(Pierre Nora)，1984年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巴拉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
1
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阿尔伯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阿尔伯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nles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安全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元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世)。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中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皆精，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轶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是有其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很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时间上的这么一块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世，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很明确的区域。
但是，不仅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本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情形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因斯(J．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德勒(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毛泽东21岁，胡志明22岁，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同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2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m Thought)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其结果如下：
1914年或之后出生者 23％
活跃于1880-1914年间，或在1914年已是成人者 45％
出生于1900—1914年间者 17％
活跃于1880年前的 15％
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或纪年上或感情上是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这样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庞大数量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法国或乔治三世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历史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而且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但是，不明确区域的历史则不同。它的本身是过去五条理和不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显然精确，永远是由学术与公私传统的二手记忆所传达。它仍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们个人所能影响的。它所形成的，类似那些斑驳的古代地图——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搭配着怪物和符号。这些怪物和符号被现代的大众媒体所夸大。正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区域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遂使媒体也对它全神贯注。多谢媒体的恩赐，这种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持久记忆的一部分：提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在沉没后的75年，还具有最初的冲击力，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大标题中。而当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想起一次大战爆发的那一时期，我们心头闪过的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历史学家联想起过去的形象和轶事(当无敌舰队接近英国时，德瑞克[Drake)在玩滚木球游戏；玛丽—安东涅特[Marie-Antoinette)的钻石项链或“让他们吃蛋糕”；华盛顿渡德拉瓦河[the Delaware))，与时代的联系更密切。后面这些形象和轶事没有一件会片刻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家。它们是在我们以外。但是，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能保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帝国时代那些被神话过的形象，如提坦尼号邮轮、旧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Dreyfus)吗?
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脱去神秘面纱，正因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们里面。这并不表示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腐败(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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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某种历史透视法，是因为20世纪后期的人们，事实上还牵扯在止于1914年的那个时期之中。这也许是由于1914年8月是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之一。当代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现代人也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并且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间确有一贯的连续性和转折处。毕竟，历史不是公共汽车——当车子抵达终点时，便换下所有的乘客、司机及服务人员。不过，如果有一些日期不只是为了划分时代的方便，那么1914年8月便是其中之一。在当代人的感觉中，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志着“漫长19世纪”的终止。历史学家已学会谈论这个“漫长的19世纪”，它也是我们这一套三册书的主题——本书是最后一册。
无疑，这就是它能吸引这么多业余和专业史家，与文化、文学和艺术题目有关的作家，传记作家，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及同样多的时装设计师的原因。我猜想：在过去的15年间，光是英语世界每个月至少有一本关于1889-1914年的重要书籍或论文出现。它们大多数是写给历史学家或其他专家看的，因为如前所写，这段时期不但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也为大量而且激烈的历史辩论提供了框架。这些国际或国内的辩论大多始于1914年的前几年。它们的主题非常广泛，举几个例子来说，有帝国主义、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英国的经济衰退、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起源等。在所有的辩论主题中，最著名的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到现在已有好几千册，而且继续以可观的速度争相推出。它是一个活的主题，因为不幸的是，自1914年后，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便挥之不去。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中，帝国年代所关心的事物显然与现代的重叠性最大。
将纯粹专论性的文献放在一旁不谈，这个时期大多数的作家可分为两类：回顾类与前瞻类。每一类往往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本时期一两个最明显的要点上。在某种意义上，由1914年8月这个不能通过的峡谷的这一头望向那一头，它似乎是异常遥远且无法回归。而同时，矛盾的是，许多仍旧是20世纪晚期特色的事物，均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30年。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骄傲的塔》(The ProudTower)，是描写战前(1890-1914年)世界的畅销书。它是前一类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现代法人组织管理的研究——《能看见的手》(The VisibleHand)——可代表第二类。
就产量及销路而言，回顾类几乎一定占优势。一去不返的过去，对于优秀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他们知道就时代已经不同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可了解的，但是它也具有使人产生怀古思想的极大诱惑力。最不具理解力和最易动感情的人，也会不断尝试去重新捕捉那个时代：一个上等和中产阶级倾向于赋予它黄金色彩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belleepoque)。当然，这种办法非常合乎娱乐业者和其他传媒制作人、时装设计家的口味。在电影和电视的推波助澜下，它恐怕已成为公众最熟悉的版本。这种视点当然是令人不满的，虽然它无疑捕捉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高度可见面，毕竟是这一方面将“财阀政治”和“有闲阶级”这样的词汇引入公众的谈话之中。这种版本是否比那些思想成熟但情感更为恋旧的作家版本更不切实际，恐怕尚有争论余地。这些作家希望证明：如果没有那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或不可预测的事件，失去的乐园当年也不会失去；没有这些错误和事件，当年更不会有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或任何在1914年前应对世界的失落负责的事物。
另一些历史学家比较注意与大断裂相反的事物，也就是说，许许多多具有我们当代特色的事物，乃是起源于(有时非常突然的)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他们致力于寻找那些明显的根苗和前例。在政治上，构成大多数西欧国家政府或主要反对势力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是1875—1914年的衍生物，而其家族的另一支——统治东欧的共产党——亦然。(统治非欧洲世界的共产党，是仿效东欧共产党组织，不过在时代上晚于这一时期。)事实上，民选政府、现代民众政党、全国性有组织的工会，以及现代福利法，也都是衍生自1875—1914年间。
在“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名目下，这一时期的“前卫”(avant garde)风格接掌了20世纪大半的高尚文化产品。甚至到今天，虽然有一些前卫派或其他学派不再接受这种传统，他们却仍使用他们所拒绝的说法来形容自己(后现代主义)。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这一时期三项创举的支配：现代形式的广告业、现代报刊杂志的倾销，以及(直接或通过电视的)电影。科学和工业技术在1875-1914年后显然有长足进步，但是，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波耳(Niels Bohr)那个时代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连续性存在。至于工业技术方面，石油动力的汽车、飞机，都是帝国年代的发明，直到今天仍主宰着我们的自然风景和都市面貌。我们已改进了帝国时期所发明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但未能予以更换。回顾历史，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或许已不再符合1914年以前所建立的构架，但绝大多数的定向指标，仍是有用的。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介绍过去是不够的。帝国年代与现在是否连续的问题无疑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的感情仍然直接牵扯在这段历史之中。不过，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在孤立的情形下，连续和不连续是无足轻重的事。那么，我们该如何为这个时期定位?过去与现代的关系毕竟是写史者与读史者最关心的所在。他们都想要，也应该想要了解过去如何变为现在，他们也都想要了解过去，但主要的阻碍是过去不似现在。
《帝国的年代》虽然可以独立成册，但主要是作为“19世纪世界历史全盘考查系列”的第三和最后一册。这里所谓的“19世纪”是指“漫长19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1914年。作者最初无意着手这么一项具有疯狂野心的计划。这些年间我断续写成这三册书，除了第三册外，其他两册最初都不是这三部曲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可以连贯，是因为它们对19世纪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由于这个共同看法已能联贯《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并且延伸到《帝国的年代》(我希望如此)，它当然有助于联贯帝国的年代与其后的年代。
我用以组织19世纪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成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它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法国大革命所针对的“旧制度”，其政治阻力已被克服；而这些旧制度本身，看上去也正在接受一个凯歌高奏的资产阶级领导权，接受它所代表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进步。在经济上，原先受限于腹地狭隘所导致的各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困难，这时已获克服，这主要得归功于工业转型的扩散以及世界市场的大幅度拓展。在社会上，革命年代贫民爆炸性的不满情绪此时也逐渐平息。简言之，持续而无限制的资产阶级进步的主要障碍似乎均已铲除，因而其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难，一时间似乎还不致引起忧虑。在欧洲，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分子，似乎较任何其他时期少。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已开发的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日益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阶级，其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已在这期间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是出现在高度繁荣和扩张的经济中，出现在那些他们拥有最强大势力的国家中，并出现在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境遇不像以前那么悲惨的时刻。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经延伸到(或行将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涵盖了妇女。但是这个延伸的代价，却是迫使其中坚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退守到政权边缘。因为选举式的民主政治，亦是自由主义进步不可避免的产物，已在大多数国家扫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机而且必须转型的时代。他们传统的道德基础，正在他们自己所累积的财富、舒适和压力下崩溃。连它作为一个主人阶级的存在，都逐渐受到其经济制度转型的危害。为股东共有而且雇用经理和行政人员的大企业机构或法人，开始取代了拥有和管理其自己企业的真正个人和家族。
这样的矛盾无穷无尽，充满了整个帝国年代。事实上，如本书所记，这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朝其“离奇死亡”迈进。它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刻死去，成为所有矛盾的最大牺牲者，而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进而产生的。
尤有甚者，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知识生活，竟充分意识到这个逆转模式，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行将死亡，意识到他们需要另一个世界。然而，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特有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剧变，人们既早有预期却又始终误解和不信。世界战争即将来临，但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最棒的先知，能确切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战争。而当世界真正处于地狱边缘之际，决策者却完全不相信地冲向地狱。伟大的新社会主义运动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对他们的多数而言，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不断增加的多数自然会凌驾日渐消减的少数。然而对那些期望真正造反的人而言，它却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首要目标便是创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此作为迈向下一阶段的必要前奏。因而，革命分子即使是想要超越帝国年代，也还得先留在里面。
在科学和艺术方面，19世纪的正统被推翻，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新近受过教育的学识之士，更坚信那些在当时甚至连前卫派都拒绝的事物。如果1914年前已出现世界的民意测验家，曾经计算抱希望乐观与失望悲观的人数，那么他将发现抱希望乐观的人占了大多数。矛盾的是，他们的比例在新的一个世纪(也就是当西方世界接近1914年时)竟会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来得更高。当然，这份乐观不但包括那些相信资本主义未来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它会被废弃的人。
与其他时期相比，帝国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个时代内部，不存在其他逆转的历史模式，或可逐渐破坏其时代基础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全然内化的历史转型过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续发展。这个漫长的19世纪的特异之处，在于这个世纪将世界变得面目全非的巨大革命力量，竟是倚靠在一种特定的、有其历史性的脆弱工具之上。正好像世界经济的转型，在一段非常重要的短暂时期，是与英国这个中型国家的命运认同一样。当代世界的发展，也与19世纪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它有关的构想、价值、假设和制度，它们在资本年代似乎获得的胜利程度，正显示出这个胜利在历史上的短暂性质。
在本书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社会与文明，显然并不代表现代工业世界的永恒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还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配世界革命的记忆，已不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渗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化。当时完全掌握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主力的大陆，如今已不再是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的主力。不管是一般的历史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历史，都不曾在1914年告终，不过世界的极大部分，都已经由革命进入一个基本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帝国的年代，或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年代，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列宁也没有说它是。他只是在他那本深富影响力的小册子的初版中，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级”。(在他死后，帝国主义重被命名为“最高阶段”。)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观察家，而且不仅是敌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家，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几十年的历史，那个他们活过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阶段。无论如何，它似乎已为一个与过去非常不同的世界做了准备。而自1914年以后，世界果真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虽然它的改变方式与大多数先知所预期或预言的不一样。我们已不再能回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20世纪晚期对于复兴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呼吁，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自1914年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纪已属于历史的陈迹。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一章 百年革命
荷根(Hogan)是一位先知……先知兴尼西(Hinnissy)是一个能预见困难的人……荷根是今天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明天会有事情发生。
——《杜利先生说》，1910年
1
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独立宣言》，世界上第一座铁桥的修筑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个较古老的世界。)
首先，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图便是想要支配最恶劣、最荒凉的北极和南极。1909年，美国的皮里(Peary)击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对手，赢得率先到达北极的竞赛。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达南极，比不幸的英国船长司各特(Scott)早了一个月。(这两项成就没有、也不预期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随着1904年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只要十五六天的时间便能从巴黎抵达海参崴。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讯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于是，西方世界的男女——当然不止他们——以空前的便捷和数量，进行长距离的旅行和通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879年时，几乎有100万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这个事实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会被视为是荒谬的幻想。(有关于这一全球化过程的较详尽记述，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和第十一章。)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晚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带有极大的臆测性，这些数字说不上精确，使用它们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假定：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和过去一样，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猜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欧洲人(包括人烟稀少的俄属亚洲)，由1800年的2亿人，到1900年的4．3亿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到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万左右上升到8000万以上。非洲这块备受破坏的大陆，其人口统计数字我们自认所知甚少，不过可以确定其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缓慢得多，这100年之间顶多增加了三分之一。在18世纪末叶，非洲人口大约是美洲人口总和的三倍，可是到19世纪末叶，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洲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其人口虽然由于欧洲人的迁移而由假想中的200万人膨胀到或许600万人，但因其数字太小，在人口统计上不具什么分量。
然而，这个世界就某方面而言，虽然在人口数上正日渐变大、在地理上则愈趋缩小整合，成为一个因货物和人口移动、因资金和交通，以及因产品和构想之间的结合愈益紧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区划。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18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贫穷的地区，有进步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有较强势和较弱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单位。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有一道鸿沟将世界的主要地带与其南北地区区分开来。这个主要地带是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城市的传统所在地，由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精英负责管理。而使历史学家大为高兴的是，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个地带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庞大的地带之内，在这个由东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欧洲人的征服而进入南北美洲，并为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庞大地带之内，其各项发展虽然极其悬殊，却似乎不是无法克服的。
就生产和财富而言，更别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小的，或许可说是在一与一点八之间。事实上，根据一项最近的估计，在1750—1800年间，我们今天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不过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太过巨大而且相对比重太高的关系。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其一般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较欧洲人为高。18世纪的欧洲人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把它视为在任何方面不如欧洲的经济文明，更不会视它为“落后国家”。但是，在19世纪这100年当中，西方国家，也就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革命的基地，与其余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由缓慢到迅速。到1880年时，根据同样的调查显示，“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了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愈拉愈大。这个过程颇为戏剧化：195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1：5，1970年更达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与“已开发”世界中真正已开发地区(也就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出现得较早，而且扩大的速度也更为戏剧化。1830年时，这些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第三世界”已几乎高了一倍，1913年时更高达七倍。(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纯粹是统计学上的思维产物，是以居民人数去除国民生产总值。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上虽然是有用的，却无法说明那个区域中任何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不能说明其间收入的分配情形。只不过，在理论上，一个“每人平均”数字较高的国家，比“每人平均”数字较低的国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较多。)
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人们逐渐看出：贫穷落后的国家很容易被击败和征服(除非其幅员非常辽阔)，因为它们的军备技术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新的现象。1798年拿破仑(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配备相去无几的法国军队和埃及本地军队之间的战斗。欧洲军队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于神奇的武器，而是由于其较大的侵略性、残忍性和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组织纪律。可是，在19世纪中叶渗透到战争之中的工业革命(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却藉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见第十三章)更增强了“先进”世界的优势。因此，由1880-1930年的半个世纪，将是炮舰外交的黄金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铁的时代。
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导致误解。第一(较小的)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与第—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其对第一世界可能或实际的依赖——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类组成之外，中国与塞内加尔(Senegal)，巴西与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与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甚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因为，以贫富分类的办法只适用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也只适用于某种结构的经济，而在依赖性世界中，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也不是这样的经济。除了性别以外；历史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某些社会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访问时可以得到像西方百万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酋长却无法如此，甚至在观念上也不能。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当他们离开家园之后往往都变成工人，也就是沦入“贫民”阶层，但若以此来认定他们在其故乡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相当离谱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幸运之地，尤其是在热带，那些地方的人们不必担心吃住或休闲的匮乏。事实上，当时尚有许多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概念不但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表示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说当时的世界的确存在这两个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这主要是由于主导和经手完成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论时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组国家，因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而具有一致性。这组国家包括欧洲，而且不仅是那些清楚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地区——主要是在欧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欧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部区域(自16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已成为穷乡僻壤)，以及最初创建伟大海外帝国的征服者：尤其是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它也包括广大的东部地区，这个区域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后裔——1000多年来不断抵御来自中亚的一波波军事入侵。其中最后一波入侵缔造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该帝国曾在16-18世纪控制了东欧庞大地区，不过到19世纪，该帝国已逐渐被逐出。虽然1880年时它仍旧控制横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不小地带(现今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全部)以及一些岛屿，但是它在欧洲的日子行将结束。许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领土只能在礼貌上被称作“欧洲”，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在当时仍被称为“近东”，因而，西南亚才会变成所谓的“中东”。另一方面，驱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虽然其人民和领土都付出了备受蹂躏的代价，但它们却因此而跻身欧洲强权之列：奥匈帝国，以及更重要的俄罗斯。
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德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光彩之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Czemowitz，Cem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出现却较快。)
至于高尚文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它们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是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却无疑是个强国；可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段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人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都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土著人口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情。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他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简单的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其农业雇用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和实事求是的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茅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伟大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在面对工厂和现代分配法的竞争下，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不过，我们大致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主要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时，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时，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其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戏剧化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同时具有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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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法律规则)，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别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是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它们的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根本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同样的不稳定性(如果不一定是同样的古老性)也影响到某些至少是属于“已开发”世界、或居于“已开发”世界边缘的老迈帝国，其原因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匈帝国——的“强权”地位实在不够稳固。
就国际政治来说(也就是，就欧洲政府和外交部的统计数目来说)，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当时世界上堪称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体，其数目非常有限。1875年前后，欧洲这样的实体不超过17个(其中包括六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南北美洲有19个(其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美国)，亚洲有四五个(主要是日本及中国与波斯这两个古老帝国)，非洲也许有三个勉强称得上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其中美洲的共和国数量冠于全球。此外，几乎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瑞士和1870年以后的法国不是)，不过在已开发国家中，它们大多是立宪君主国，至少官方已朝某种选举代议制的方向表态，欧洲方面惟一的例外是位于“开发”边缘的帝俄和在明白属于受害者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然而，除了瑞士、法国、美国，可能还包括丹麦以外，上述的代议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奠基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虽然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才拥有投票权。由于不能断文识字者便不具选举权，再加上军事政变频繁，使我们无法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归类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过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倒是相当民主，事实上，除了美国落基山(Rocky Mountain)区的几州之外，它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民主。然而，在欧洲以外的这类国家，其政治上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原居民——印第安人等——已被淘汰的假设上。在那些无法用把他们赶到“保护区”或种族绝灭的办法将他们加以淘汰的地方，他们也不属于政治群体的一部分。1890年时，美国6300万的居民中，只有23万是印第安人。
至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愈来愈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即使是在其最后的避难所——巴西和古巴——也已接近尾声。19世纪肋年代，所有的合法奴隶制度均已消失。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真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却有着明显矛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讽刺地说法，巧妙地表现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Ritz)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不过，在“已开发的”世界，除了社交上严格限制的特权外，现今决定分配方法的，基本上是金钱的有无，而非出身或在法定自由和身份上的差异。而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排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实际上的权势。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还可以运用许多法外强制力量。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美洲内地的居民都很清楚这一点，更别提美国的黑人了。可是，在那些不平等依旧是正式社会与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地方，与它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官方理论相违的地方，两者之间仍然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刑讯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如中华帝国)，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知道哪些阶级是“可刑讯”、哪些是“不可刑讯”(套用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字眼)的差异。
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其大多数的男人与愈来愈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写字的能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教导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愈来愈必要的那种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最多也不过处于开发边缘。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除外)境内，捷克地区的斯拉夫人、操德语的居民，以及阅读书写能力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进步的部分，而大半没有阅读写字能力的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人，则代表了其落后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城市，如当时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凭证，因为通常城镇居民的读写能力都比乡村居民高得多。这种识字率的差异反映了相当明显的文化因素，譬如说，和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犹太人比较鼓励大众教育。一个如瑞典那般贫穷而且绝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850年时，其不能阅读和书写的人数尚不到10％，这种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区，是指邻接波罗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数国家，并且延伸到中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以法国人为例，1901年时，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渔夫是工人和家仆的三倍，农夫则是他们的两倍，半数的商人没有阅读书写能力，而公仆和专业人士显然阅读书写的能力最高。自耕农的阅读书写能力比不上农业雇工(不过差不了多少)，但是在较非传统的工商业领域，雇主的阅读书写能力通常都比工人来得高(不过不比其办公室职员高)。在现实的状况下，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小学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但是这种大众教育绝不能和通常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为一谈。在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上，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东亚满清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除非他们也采用欧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国的情形那样，民众虽有许多是文盲，却不妨碍其国家的极少数人创造出十分令人欣赏的文化。不过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开发”地带或欧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世俗大学(大学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指19世纪德国式的现代设置，这种德国式大学当时正在西方各地兴起)，以及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歌剧院。这两种设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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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且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放进去的现实却非如此。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按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机勃勃区域的方式，或为了迁就这个区域的目的而改变，在这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除了一些边际性和日渐减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为止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开发”国家的最“进步”地区，也因为继承了象征古老和“落后”的传统遗产，而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包含了些许反抗改变的社会。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便有系统地说明这种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变，说明其众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致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为继续不断的改进，甚至那些显然还需要改进的各种事物提供了保证。300多年前，聪明的欧洲人还把古罗马人的农业、军事技术，乃至医药视为典范。不过200年前，对于现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还在认真地讨论。而18世纪末叶，专家们还在怀疑英国的人口是否会继续增加。然而上述疑虑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了。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从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
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它的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有力(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有力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它们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本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还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用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也深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活动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种产品其知名度超过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较不具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数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数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数比率仍然几乎是三比一。不过在随之而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外行观察者，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肋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e]让它可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预期和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无线电活动。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作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愈是戏剧化的发明便愈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A．Edison)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架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因此，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大量的交通方面。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除南部尖端以外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即使在“已开发”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据法国官方对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丧葬的分类，有3．5％为富人，13％—14％为中产阶级，82％-83％为劳动阶级(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过，我们也很难否认这些地区的平民境遇的确有一些改进。在某些国家中，每一代平均身高的递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开始，但是那时并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后的情况，当时的改善也微乎其微。(营养绝对是人类身高增加的决定性因素。)1880年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相当短：在主要的“已开发”地区是43-45岁，德国在40岁以下，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在48-50多岁之间。(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虽然对这个数字影响最大的婴儿死亡率此时正开始明显下降，但是整体而言，这个世纪的平均寿命确实是呈上升趋势。
简言之，即使是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穷人的最高希望或许仍是拥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足以栖身的屋顶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裳，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时刻，亦即当夫妇俩的子女尚不能营生，以及当他们进入老年之际。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真的会挨饿。甚至在西班牙，最后一次饥荒也在19世纪60年代便告结束。然而，在俄国，饥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机：迟至1890—1891年，俄国还发生了一次严重饥荒。在日后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中，饥荒仍然不时可见。相当比例的富裕农民确实正在出现，而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术工人或手工艺人能有多余的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企业家和商人所瞄准的市场对象，仍是具有中等收人的人。当时在供销上最值得注意的创新，乃是在法国、美国和英国启始，并开始渗透到德国的百货公司。“好市场”(Bon Marche)、惠特利万国百货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华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其顾客对象都不是劳动阶级。拥有众多顾客的美国，已经在筹划以中等价格货物为主的大众市场，但是即使在美国，贫民的大众市场(“廉价”市场)还是少数小企业的专利，这些小企业认为迎合贫民是有利可图的。现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尚未到来。不过为期不远了。
在当时人们还喜欢称为“道德统计数字”的那些领域，进步似乎也是明显的。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数显然在增加。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每一个英国居民每年大约寄两封信，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却增加到42封，这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吗?1880年时，美国每一个月发行1．86亿份报刊杂志，而1788年时却只发行33万份，这不也是文明进步的指数吗?1880年时，参加英国各种学会进修科学的人数或许只是4．5万人，大约比50年前多了15倍，这又是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呢?无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统计数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谴责非婚姻性行为的人随便猜度出来的道德品质来看，自然会显示出较不确定或较不令人满意的趋势。但是，在那个时期，“先进”国家中随处可见自由立宪制度和民主趋向，这能不能视为与当代不寻常的科学和物质胜利互补的道德改进迹象?英国国教主教和历史学家克赖顿(Mandell Creighton)宣称：“我们一定要假定人类事物已在进步当中，正如自来撰写历史所根据的科学假设一样。”当时有多少人会不赞成他的话?
在“已开发”国家中，很少有人不赞成。不过有人或许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这些部分，也是相当迟才有这样的共识。在世界的其余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过，但当时的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这位主教的主张。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国人从外面引进的新奇事物，是干扰古老习惯的事物，而非带来改进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所带来的干扰已证明是不可抗拒，而其带来的进步却又薄弱得无法取信于人。世界既不是进步的也不应被认为可能会进步：这种观点同时也是“已开发”世界中坚持反对19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力主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于饥荒、旱灾和时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为，则我们可望藉着回复到以前不知如何被遗弃的真实信仰(譬如说：《古兰经》的教义)，或藉着回复到某种公正和秩序的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而恢复人类生活预期的标准。无论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习惯是最好的，进步只意味着年幼的人可以教训年长的人。
因而，在先进国家以外的地区，“进步”既不是明显的事实，也不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假设，而主要是外来的危险和挑战，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欢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统治者以及认同外国和反对宗教的人。那些被北非的法国人称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断绝于其过去及其同胞联系的人。他们如果想要享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好处，有时便得被迫处于这样的自我隔绝境地(比如说在北非得放弃伊斯兰教律法)。而许多新兴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发现，甚至在与欧洲进步地区相毗连或被进步地区所环绕的落后地区当中，也很少有几个地方的乡间居民或零星的城市贫民，愿意追随明确表示反传统的现代化人士。
因而，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较小的那部分“进步”，是自身产生的；在大得多的另一部分，?进步”却是以外国征服者的姿态闯进来的——一小撮当地的通敌者帮着它闯进来的。在第一部分当中，甚至一般大众也认为进步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它正在发生当中。在法国，任何准备在竞选中拉票的明智政客和重要政党，都不会自称为“保守派”。在美国，“进步”是全国性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第三个拥有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德意志帝国，自称为“保守的”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选举中所赢得的选票还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进步真的这么强有力，这么普遍和为大家所喜爱，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太欢迎甚至不大愿意参与呢?这种不愿意，只是由于过去的重负吗?(这种重负将以不均匀但不可避免的方式逐渐从还在它下面呻吟的那些人的肩膀上卸下)一座资产阶级文化特有的殿堂——歌剧院——不是很快就将利用橡胶业所赚得的赢利，在亚马孙河上游1000英里的马瑙斯(Manaus)兴建起来吗?(这个地方位于原始的热带雨林区内，因发展橡胶业而被牺牲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机会欣赏到威尔第的《游吟诗人》[Il Trovatore]。)成群好斗的拥护维新者，如墨西哥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派”(cientificos)，不是已经主宰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或者预备像奥斯曼帝国同样名副其实的“团结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forUnion and Progress，通常称为“青年土耳其”)一样，正想要主宰他们国家的命运?日本不是已经打破它好几个世纪的孤立，接受了西方的习惯和思想，并将其本身转化为现代强权吗?(它的强大力量，不久便由军事胜利和对外扩张具体展现。)
不过，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推举的方式生活的拒绝，却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图更值得注意。于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当时尚能将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会导出下列结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类都无法达到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可区分成不同“种族”的观念，几乎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深入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万国博览会(World Expositions)这个歌颂进步的伟大国际庆典中，有些“种族”是位于科技胜利的摊位，有些则是扮演补充它们的“殖民亭”或“土著村”。甚至在“已开发”国家中，人们也日渐被分成两类：其一是拥有充沛精力和优秀才能血统的中产阶级；其二则是因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懒惰大众。生物学自此开始被某些人用来作为不平等的解释，尤其是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
可是，诉诸生物学的这个事实，也使那些改革者的失望变得更加戏剧化，那些改革者企图实施其国家现代化的计划，却遭到其同胞的漠然和抗拒。拉丁美洲诸共和国的理论家和政客，认为其国家的进步有赖于“亚利安化”(Aryanization)，亦即经由异族通婚而使其人民愈来愈“白”(巴西)，或实际上以引进欧洲白人的办法来替换现有人口(阿根廷)。无疑，这些统治阶级都是白人或自以为是白人，而其政治精英中的欧裔非伊比利亚姓氏也开始不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即使是在日本，虽然今天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在那个时期，“西化”似乎困难不少，以致有人以为：想要完成西化，只有注入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遗传因子(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和第十四章)。
这类借用伪科学胡乱加以治疗的政治医术(比较本书第十章)，使得作为普遍愿望的进步与其实际的不规则进展之间的对比，更加戏剧化。只有某些国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将其自身转化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许多国家和社群当中，“先进的”(一般而言也是富有的)与“落后的”(一般而言也是贫困的)人中间，也有一道鸿沟。当那些生活在中西欧，处境优越、受过教育而且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和富人，面对从东欧贫民窟逃向西方的250万同胞时，便会有此感觉。这些野蛮人真的和“我们”是同一种族吗?
由于进步世界内外的野蛮人，其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进步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当中，少数可以控制野蛮人而使文明得以维持的人当中。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说过：“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改进野蛮人，则专制政府便是对待野蛮人的正当政府形式。”但是，进步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难题。它会把大家带到哪里?就算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征服——这项征服愈来愈倚重科学与技术的向前推进——的确是无可否认的，是普遍、不可逆转，因而也是无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纪70年代，想要阻止它们甚或减缓它们的企图也愈来愈不切实际、愈来愈归于沉寂，甚至那些致力于保存传统社会的势力有时也已经尝试使用现代社会的武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电脑和广播节目传播《圣经》教义者；就算代议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进步和读写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进步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加速进行，然而，进步果真会把我们带向穆勒所谓的文明的跃升吗?年轻的穆勒曾经明确指出，这个进步的世纪应是：一个更完善的、更明显拥有人类和社会最佳特质的、更臻于完美的、更快乐、高尚和聪明的世界，甚至国家。
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产世界的进步已到了可以听到比较富有怀疑、甚至比较悲观意见的阶段。而且这些意见又因19世纪70年代种种未曾预见的发展而得到加强。文明进步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在将近30年史无前例的扩张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危机。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二章 经济换档
合并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商业体系的灵魂。
——狄西(A．V．Dicey)，1905年
任何资金和生产单位之所以合并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生产、行政和销售成本。其着眼点在于藉着淘汰毁灭性的竞争，而取得最大的利润。
——法班公司(I．G．Farben)创办人杜斯保(Carl Duisberg)，1903-1904年
有几次，资本主义经济在科技领域、金融市场、商业和殖民地等方面，已经成熟到世界市场必须极度扩张的程度。整个世界的生产，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更包容一切的层次。在这个时候，资本便开始进入一个剧烈增长的时期。
——赫尔方德(I.Helphand[Parvus])，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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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第二国际)成立的那一年，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在对世界经济做过通盘考虑之后指出：自1873年起，世界经济的特征便是空前的骚动和商业不景气，他写道：
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进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洲、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
虽然有些日后的历史学家认为难以理解，但这种通常以比较平淡无奇的方式所表示的看法，却是许多当时观察家们所共有的。因为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节奏的商业周期，虽然在1873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实造成了一些严重的不景气，可是从未趋于停滞的世界生产，仍旧继续戏剧性地向上攀登。在1870-1890年间，在五个主要产铁国中，铁的产量不只增加了一倍(由110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而现今已成为工业化指数的钢产量，也增加了20倍(由5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国际贸易持续大幅度增长，虽然其速度不似以前那样快得令人晕眩。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大步前进，而工业革命也波及到像瑞典和俄国这样的新国家。若干新近整合到世界经济的海外国家，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因而难免也导致与20世纪80年代十分相似的国际债务危机，特别是这两个时期的债务国家也大致一样。由于阿根廷铁路系统在五年间增长了一倍，而阿根廷和巴西每年也吸引到20万移民，因此在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于19世纪80年代窜升到令人咋舌的大数目。我们可以把如此这般壮阔成长的生产时期称为“大萧条”吗?
今日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可能会抱怀疑态度，但是当时的人却不曾如此。这些聪明、灵通却忧心忡忡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难道都得了集体妄想症吗?认为这是个“大萧条”时期实在挺荒谬的，甚至不祥的预测，在当时看来也有些言过其实。并不是所有深思熟虑的保守人士都和威尔斯(Wells)持同样看法，他说他已感觉到野蛮人正在整军待发的威胁，这次他们将来自内部，而非如古代那样从外入侵，他们想要攻击当前的社会组织，甚至文明持续性的本身。但是，还是有人认同威氏的感受，遑论愈来愈多的社会主义者希望资本主义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内部矛盾下崩溃。这个不景气的时代似乎显示出这些矛盾。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以及随之而起的社会弊病，那么19世纪80年代文学和哲学中的那种悲观调子(参看第四以及第十章)，便无法完全解释。
至于经济学家和商人所忧愁的，是未来的经济理论宗师马歇尔(Af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种长期的“低物价、低利息和低利润”。简言之，在19世纪70年代公认的剧烈崩溃之后(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当时的问题不是生产而是利润。
农业是这次利润下降最显著的受害者，事实上农业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气的经济地带，而它所导致的不满情绪更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前几十年间产量激增的农业产品(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溢满整个世界市场，在高昂的运输成本保护下，多数市场仍能抗御大量外国农产品的竞争。农产品的价格在欧洲农业以及海外出口的经济当中，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暴跌。1894年时，小麦的价格只有1867年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对于购买者而言，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对农夫和农业雇工来说，却是灾祸。当时，农夫和农业雇工仍占工业国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只有英国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区，同时发生的天灾，更使情况雪上加霜。譬如说，1872年开始的葡萄虫传染病，使法国水果酒的产量在1875-1889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对任何牵涉到世界市场的国家中的农夫而言，这不景气的几十年都不是好过的日子。农夫的反应随其国家财富和政治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从选民的骚动一直到反叛都有，当然还包括因饥荒而造成的死亡(如1891-1892年的俄国情形)。19世纪90年代横扫美国的平民党(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麦产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间，在爱尔兰、西班牙、西西里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多起农民叛变，或被视为叛变的骚动。在已经没有农夫阶级而不需要为此发愁的国家，如英国，自然可以任其农业萎缩：在这些地方，小麦耕地面积在1875-1895年间整整消失了三分之二。有些国家，如丹麦，积极推行农业现代化，并改而经营利润较大的动物产品。还有一些政府，如德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则选用关税制度来维持其农产品价格。
然而，两种最普遍的非官方反应却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无土地的人和拥有土地却因捐税过高等原因而穷困的农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拥有生产潜力的土地的农民，则占了参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纪80年代，老牌移民国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爱尔兰“大饥荒”后10年间的特殊情形例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匈帝国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从这个时期开始，继而跟进的是俄国和巴尔干诸国。(1880年前，南欧惟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国家是葡萄牙。)这是一个将社会压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活瓣。至于合作社，则为小农提供了适度的贷款。到了1908年，德国超过半数的独立农民，都隶属于这样的小银行(19世纪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所创办)。同时，合作购买供应品、合作推销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制品加工以及丹麦的腌熏猪肉)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多国兴起。1884年之后的10年间，当法国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条使工会合法化的法律时，为数40万的农民几乎都隶属在2000个这样的工会里面。到了1900年，美国约有1600家合作社制造乳制品，大半数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兰的酪农业，更是在农民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商业也有其自己的难处。在一个经过洗脑、认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才是经济灾祸的时代，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的商人竟然更担心物价下跌。在这个就整体而言堪称通货紧缩的世纪中，再没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严重——在这段时期，英国物价下跌了40％。合理的通货膨胀不但对债务人好(每一个负担长期贷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赢利率的自动提升，因为以较低成本所生产的货物，当它们可以出售时，是以当时较高的物价水准售出。相反，通货紧缩却有损赢利率。如果市场能因此大幅度地扩展或许可抵消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当时市场的成长并不够快，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工业技术使产量能够而且也必须快速增加(如果工厂要赚钱的话)；一方面因为互相竞争的生产者和工业经济的数目也在成长当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生产能力；同时也因为日用必需品的大众市场尚在缓慢拓展。即使是对资本产业而言，日新月异的性能、更有效的产品利用以及需求的变化都可以造成很剧烈的后果：1871年5月到1894年8月间，铁的价格足足下跌了50％。
更进一步的困难是：商业的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并没像物价那样急速下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工资不可能按物价跌落的比例减低，而各个厂商也负担了相当大而且已经过时或行将过时的厂房和设备，或者负担了新的厂房和设备，在利润偏低的情况下，这些新厂房和设备将无法如预期那样快速赚回本钱。对世界某些地区而言，情形更为复杂，因为白银的价格及其与黄金的兑换率都在逐渐下跌，并曾一度上下波动而且不可预测。在金价和银价都稳定(如1872年以前的许多年间)的前提下，以贵金属(世界货币的基础)计算国际支付是相当简便的方式(大约15个单位的白银等于一个单位的黄金)。然而，当兑换率变得不稳定时，建立在不同贵金属之上的通货交易，便没那么简单了。
是否有补救物价、利润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对许多人而言——如当时轰动一时但今天已为大家所遗忘的关于“复本位主义”的辩论所示——一种反转的货币主义应该是解决办法。这些人以为物价的下跌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黄金短缺，而(通过采取金本位的英镑，也就是金镑)黄金已成为当时世界支付体系的惟一基础。由于白银的产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为然，因此若同时采用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制度，便可因货币的膨胀而刺激物价高涨。那些受到强大压力的美国大草原农夫，以及经营落基山银矿的业者，都对通货膨胀抱有极大兴趣。通货膨胀此时成为美国民粹运动的主要政纲，而人类将被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预言，也给了伟大的民权拥护者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辩论灵感。至于在布赖恩所喜爱的其他议题上，如应以字面解释《圣经》的真理并必须禁止宣讲达尔文学说等，他无疑都是输家。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银行业、大企业和政府，并无意放弃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对他们而言就像“创世纪”对布赖恩一样，都是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无论如何，当时只有不包括在核心国家之内的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主要是以白银为基础。
政府通常比较容易听信利益团体和选民团体的话，这些人力促政府保护国内生产者对抗进口货的竞争。他们之中，不但有庞大的农民集团，也包括重要的国内工业团体。工业家们设法凭藉不许外国竞争对手进入的办法，将“生产过剩”减少到最低限度。至少在商品贸易上，“大萧条”结束了漫长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二章)。(资金、财务交易和劳力的自由移动，甚至可能更为显著。)保护性关税由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德国和意大利(纺织业)首开其端，自此永远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并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法国的梅利纳(Meline，1892年)以及美国的麦金莱(McKinley，1890年)罚约性关税中，达到最高峰(见下表)。
欧美各国平均关税：1914年
│ 国 家 │ 百分比│ 国 家 │ 百分比│
│ 联合王国 │ 0 │ 奥匈帝国、意大利│ 18 │
│ 荷 兰 │ 4 │ 法国、瑞典 │ 20 │
│ 瑞土、比利时│ 9 │ 俄罗斯 │ 38 │
│ 德 国 │ 13 │ 西班牙 │ 41 │
│ 丹 麦 │ 14 │ 美国(1913) │ *30 │
*1890年49．5％，1894年39．9％，1897年57％，1909年38％。
虽然英国偶尔也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强大挑战，可是在所有主要的工业国中，它却是惟一牢固把持无限制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这其中的道理很明显，更何况英国没有众多农民，因而也不必担心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选票问题。英国绝对是工业产品的最大输出国，而且在本书所述阶段愈来愈以出口为导向，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在这方面，它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只略逊于某些小型的进步经济国——如比利时、瑞土、丹麦以及荷兰。英国可以说是资金、“隐形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运输服务的最大出口国。事实上，即使在外国竞争已侵略到英国的工业之际，伦敦城和英国运输业却在世界经济当中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反过来说，虽然大家常常忘记这一点，但英国早已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成为世界农业出口物的最大市场，而且主宰了，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某些出口晶的世界市场。以蔗糖、茶叶和小麦为例，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购买了全部国际贸易量的半数。1881年时，英国几乎购买了世界外销肉品的半数，以及较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羊毛和棉花(欧洲进口量的55％)。事实上，由于在萧条期间英国已任其国内的农业生产缩减，因此它的进口倾向遂更为显著。到了1905-1909年间，约有56％的谷物以及76％的乳酪和68％的鸡蛋是来自国外进口。
因而，自由贸易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允许海外的农产品生产者以其产品交换英国的制造品，从而加强了联合王国和落后世界的共生；英国的经济力量基本上便是建立在这个落后世界之上。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农牧主人、澳洲的羊毛生产者和丹麦的农夫，对于鼓励其国内制造业都不感兴趣，因为作为英国这个经济太阳系中的行星，日子也可以过得很不错。然而英国的牺牲却也不小。如前所述，自由贸易意味着当英国的农业站不住脚时，它便会任它倒下去。英国是惟一一个甚至连保守党政治家也随时愿意抛弃农业的国家，虽然这个政党在很久以前也是主张保护贸易。没人会否认这样的牺牲比较容易，因为那些非常有钱并在政治上仍有左右力量的地主，如今从都市地产和投资有价证券当中获得的收入，几乎和农田租金不相上下。可是，自由贸易会不会如保护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也意味着随时可以牺牲英国的工业?由20世纪80年代英国所采取的非工业化政策看来，100年前的这种恐惧似乎不是不切实际的，毕竟资本主义所要生产的不是任何特殊产品，而是金钱。虽然这个时候已可明显看出：在英国政坛上，伦敦城的意见要比外郡工业家的意见占更大的分量，可是一时之间，伦敦的利害似乎不会和大部分工业区的利害相冲突。于是，英国仍旧支持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只有在无限制移民一事上例外，因为英国是最早通过反对[犹太]外国人大批拥入的歧视性立法的国家之一[1905年])，这样一来，遂给了采取保护主义的国家控制其国内市场和拥有充分外销拓展空间的双重自由。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曾停止争论这场国际保护主义复兴所造成的影响，或者易言之，停止争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在19世纪这100年中，世界经济核心部分的基本单位愈来愈倾向于由“国家经济”所构成，亦即英、德、美等国的经济。虽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1776年)用了这么一个实用主义的书名，然而在纯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国家”这个单位是没有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是无法再缩减的企业原子，是受到将赢利尽量扩大或将亏损尽量缩小的规则所驱使的个人或“厂商”(有关厂商的讨论不多)。他们所能运作的“市场”是以全球为范围。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正如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它并不赋予政府任何地位。更正确地说，政府作为一项经济因素，其存在只会干预“市场”的自主和自发运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法是有一点道理的。一方面，它似乎合理地假定(尤其是在本世纪中期的经济自由化之后，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促使这样一个经济运作和增长的，是其基本单位所作的经济决定。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性的，而且也只能是全球性的。在19世纪这种趋势日渐明显，因为它的运作范围已延伸到愈来愈遥远的地方，并且对所有地区都造成愈来愈深刻的改变。更有甚者，这样的经济不承认边界的存在，因为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干预生产因素自由活动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因而，资本主义不仅在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在理论上也是国际性的。其理论上的理想境界，是以国际分工来保障经济的最大增长。它的评估标准是全球性的：在挪威尝试种植香蕉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洪都拉斯(Honduras)生产香蕉的成本低得多。它对于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反对议论根本置之不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不得不接受其假设所可能引出的最极端、甚至最荒谬的后果，只要这项假设可以说明它将带来最好的全球性效果。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证明全世界的工业生产都应集中在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正如其80％的手表生产当时是集中在瑞士的一个小地区一样)，或者可以证明全法国人都该迁移到西伯利亚(正如为数庞大的挪威人当时的确因移民而迁移到美国一样)，那么它没有任何理由该反对这样的发展。(1820-1975年间，有85．5万左右的挪威人移民美国，这个数目几乎是1820年的挪威人口总数。)
因此，就经济而言，英国在19世纪中期垄断了全球工业的情形有什么不对呢?或者，在1841-1911年间几乎失去其一半人口的爱尔兰，这样的人口发展又有什么不对呢?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惟一均衡，是全世界性的均衡。
但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不够的。逐渐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既是一群固体集团的结合，也是一个易变的流体。不论构成这些集团的“国家经济”(也就是以国家边界所界定的经济)起源是什么，也不论以它们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德国理论家的理论)具有怎样的缺陷，国家经济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如果比利时仍然是(和1815年前一样)法国的一部分或统一的尼德兰的一个区域(如它在1815-1830年间那样)，那么恐怕没有人会把比利时视为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业经济体。然而，一旦比利时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政策和其居民经济活动的政治重要性，都会因这个事实而形成。诚然，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乏像国际金融这类基本上是国际性，而且因此避免了国家制约的经济活动。可是，即使是这种超国家的企业，也都非常留意该如何把自己附属于一个重要的国家经济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860年后，(大半为德国人所有的)商业银行家族往往都将其总行由巴黎迁到伦敦。而大银行家族中最具国际性的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营业好坏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位于主要国家的首都当中：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家族一直强劲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则不然(法兰克福分行拒绝迁往柏林)。在德国统一之后，法兰克福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了。
自然，这些论述主要是适用于世界的“已开发”部分，也就是适用于可以在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其工业经济的国家，而非地球的其余地方；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体而言，不管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它们都得依赖“已开发”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或许是别无选择，因为殖民强权已决定它们的经济未来，帝国经济已将它们转化为香蕉或咖啡共和国。要不就是它们往往对其他的发展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作为由母国所构成的世界经济的农产品专业生产者，也自有好处。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国家经济”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开发世界不只是许多“国家经济”的总和。工业化和不景气已把它们转化成一群敌对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获益似乎就会威胁到其他各经济体的地位。不仅是商号之间彼此竞争，国家之间也互较高下。因此当新闻界揭露了外国的经济侵略之后——如威廉斯(E.E.Williams)的《德国制》(Made in Germany，1896年)或麦肯齐(Fred Mackenzie)的《美国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1902年)——英国的读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当年在面对外国技术已超越他们的(正确)警告时，是多么镇静啊。保护主义已表现出国际经济竞争的形势。
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保护主义是要将每一个民族国家用一组政治防御工事环绕起来，以抵御外国入侵，而过分普遍的保护主义，对于世界经济的成长是有妨碍的。这一点在旋即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得到充分证明。然而，在1880—1914年间，保护主义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尔的例外，也不具阻碍性；再者，如前所述，它只限于商品贸易，而没影响到劳力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流动。就整体而言，农业保护主义在法国奏效，在意大利失败(意大利的回应是农民大量迁移)，在德国则庇护了大农产。而工业保护主义则拓宽了世界工业的基础，因为它鼓励各国工业以其国内市场为目标，而这也带动了各国工业的迅速成长。根据统计数字，在1880—1914年间，生产和商业的全球性成长无疑比在实行自由贸易的那几十年高出许多。1914年时，在都市化或“已开发”的世界中，工业生产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匀。1870年时，四个主要工业国囊括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们却只生产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72％，不过这个生产额是1870年的五倍。保护主义对这种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待商榷，然而，它不会造成成长的严重停滞却似乎是相当清楚的。
可是，如果说保护主义是发愁的生产业者对这场不景气本能的政治反应，它却不是资本主义对其困难最重要的经济回应。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回应乃是经济集中和经营合理化，套用美国的术语来说，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学管理”——此时，美式术语已开始决定全球风尚。“托拉斯”和科学管理的目的都在增加利润，在竞争和物价下跌的冲击下，当时的利润已饱受压缩。
经济集中不应与严格定义的垄断(由一个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也不应与较广义的垄断(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诚然，招致公众谴责的戏剧化集中例子的确是属于这一种，它通常是由厂商间的合并或市场控制的安排所造成，而根据自由企业的理论，这些厂商应该要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互相残杀才对。这便是美式的托拉斯，以及甚为德国政府喜爱的“辛迪加”(syndicate)或“卡特尔”(cartel)——主要在重工业方面。“莱茵—威斯特发里亚煤业联合组织”(Rhine-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1893年)控制了当地90％左右的煤产量；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90％～95％，这两者当然是垄断性企业。而占了美国钢产量63％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的“十亿元托拉斯”，实际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大萧条”期间，远离自由竞争、向合并独立企业发展的趋势已经异常明显，并且在全球繁荣的新时代还会继续下去。在重工业中，在迅速成长的军备工业这样密切依靠政府订单的工业中(参看第十三章)，在石油和电气这类革命性的新能源工业中，在交通，以及在某些像肥皂和烟草这类日用必需品的制造业中，垄断或由一小撮具支配性厂商控制市场的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控制市场和淘汰竞争对手，只是比较一般的资本主义集中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既不普遍也非不可逆转的方面：例如1914年，美国石油业和钢铁业的竞争情形便较十年前还大。因此若以1914年的情形而言，把这个始于19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称为“垄断性资本主义”，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我们称它为什么并不重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只要我们同意(也必须同意)合并牺牲了市场竞争而获得进展，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牺牲了私人小商号而获得进展，大商业和大企业牺牲了较小的商业和企业而获得进展，而这种集中显示出由一小撮支配性实业或企业控制市场的倾向。这一点，甚至在像英国这种老式小规模和中型竞争性企业的坚固堡垒中，也很明显。由1880年起，供销模式也发生了革命。“食品杂货商”和“肉贩”现在不单是指一个小零售商，而愈来愈常是指那些拥有百家分行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商号。在银行业中，具有全国网络的大型合股银行，当时以极快的速度取代小型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并吞了164家小银行。1900年后，如前所述，老式的或任何形式的英国“乡村银行”，都已成为“历史古董”。
像经济集中一样，“科学管理”(这个词汇到1910年左右才使用)也是因“大萧条”而产生。它的创始者和提倡者泰勒(F．W．Taylor，1856-1915)，于1881年开始在问题严重的美国钢铁业展开他的构想。利润在不景气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与日俱增的公司规模和复杂性，显示传统的、凭经验的和粗略而实际的企业经营方法，尤其是生产方式，已经不合乎时代需求了。因而，需要一套更合理、更科学的方法来控制、监督并规划那些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大型企业。这项由泰勒主义全神贯注并被日后大众等同于“科学管理”的任务，便是如何能让工作人员多做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采用了三种主要方法：(一)将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工作群中孤立出来，将他、她或这个工作群对工作过程的控制，转移到管理人员身上。这个管理人员要确切指示这个工作人员去做什么以及完成多少产量，而其所根据的是(二)系统地将每一个过程分解为按时间调节的组成因素(“时间-动作研究”[time-motion study))，以及(三)利用各种不同的工资给付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增产动机。这种以成果作为支付标准的制度很快便广为传播，但是在实际运用上，照字面解释的泰勒主义于1914年前不管在欧洲，或者甚至在美国，几乎都没有什么进展，而在战前最后几年，也不过是管理界所熟悉的口号而已。1918年后，泰勒的名字和另一位大量生产的先驱福特(Henry Ford)一样，同时在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计划经济者和资本主义者之间，成了合理使用机械和劳力以使生产尽量扩大的代名词。
不过，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1880-1914年间，大型企业的结构转化，从生产到办公室和会计工作，都有重大进步。现代法人组织和管理等“看得见的手”，已取代了亚当·斯密意指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于是，高级职员、工程师和会计师开始接下业主兼经理的工作。“股份有限公司”或联合企业取代了个人，至少在大型企业中，典型的实业家现在很可能不是创办家族的一员，而是领薪水的行政人员，而监督他的大概会是一个银行家或股东，而非负责经营的资本家。
还有第三种摆脱企业困境的可能办法——帝国主义。“不景气”和殖民地瓜分热潮在时间上的巧合，时常受到人们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密切的关系，至今仍争论不休。无论如何，如下章将要说明的，它们的纠葛要比简单的因果关系复杂得多。不过，大体上不可否认的是：为资本寻找更有利润的投资环境的压力，正如为生产寻找市场的压力一样，也促进了向外扩张。1900年时，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领土扩张不过是商业扩张的副产品。”而他绝不是从事国际事务和从政人士当中，惟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我们还必须提一下“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后果或副产品，亦即大萧条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这种骚动不仅发生在因农产品价格崩溃而震颤不已的农民当中，也出现在工人阶级里面。我们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大萧条”会在无数国家引起工业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动员，而其中在若干国家其动员的时间竟由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直延伸到大规模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出现。因为，矛盾的是，导致农民萌生过激想法的物价下跌，相当明显地降低了赚取工资者的生活花费，而在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它无疑促成了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在此我们只需注意：现代的各种劳工运动也是不景气时期的产物。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对这些运动作进一步分析。
2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经济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是繁荣的大调，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气小调。建立在商机蓬勃基础上的富足繁荣，构成了今日欧洲大陆还称为“美好时代”的背景。这种从愁云惨雾突然转成幸福安乐的变化，实在太过戏剧性，以致平庸的经济学家得要寻找某种特别的外在力量去解释它，比如说他们在南非克伦代克地区(Klondike，1898年，最后一处西方淘金热所在地)所发现的大量黄金当中，找到了一个机械之神，如此这般。整体说来，比起某些20世纪晚期的政府，经济史学家通常对于这种基本上属于货币理论的课题并不太感兴趣。然而，情况好转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以致一位慧眼独具的改革者赫尔方德，以巴渥斯(Parvus)这个笔名写文章指出：这种好转表示一个崭新而漫长的资本主义急速进展时期即将开始。事实上，“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繁荣之间的对比，已为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第一个臆测根据，后人已将该理论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蒂耶夫(Kondratiev)联在一起。当时大家都以为：那些曾对资本主义未来，甚至对其即将崩溃做出悲观预测的人，显然是错了。马克思主义者则开始热烈地讨论这项突变对于他们的未来运动有何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经济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时期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尤其是德国的相对、甚至绝对进展；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和短期的波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康德拉蒂耶夫的“长周期”理论，这个波动的下跌与上扬，将本书所论时期整齐地划分为两半。
在原则上，人口由4500万上升到6500万的德国，以及人口由5000万上升到9200万的美国，理应赶上领土较小而且人口较少的英国，我们自然不需为此大惊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国工业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惊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由不及英国工业出口总数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国的出口数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称为“半工业化国家”(实际上来说也就是大英帝国真正或实质上的“自治领地”，包含其经济属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国制造品的出口量都较英国多。它们在工业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国三分之一，甚至在未开发世界也比英国高出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处于世界霸权巅峰的美国(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国大了三倍)，其钢铁生产也无法达到世界产量的53％，纺织品产量也未能企及世界产量的49％。再一次，我们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甚至是不是)当时的英国经济增长会步向减缓和衰落，虽然学者们的相关讨论异常地多。不过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谁在这个成长中的世界经济里面进步的较多、较快，而是其整体性的全球成长。
至于康德拉蒂耶夫的循环理论——称它为严格的“周期”乃是以假设为论据的狡辩——的确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成长的性质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关于任何世界经济成长的问题。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任何关于经济自信和经济不安这种奇异轮换(它们共同形成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周期”)的理论，能广为大家接受。其中堪称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论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将每一次的“下降趋势”和一组经济“创新”的利润潜力耗竭紧紧联系在一起，再将新的上扬与新的一组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主要(但不仅是)是技术性的，其潜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为经济成长中“领先部分”的新工业(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棉织业和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铁路)，如同过去一样，会成为将世界经济由它暂时陷入的困境中拉出来的机器。这个理论似乎相当可信，因为自18世纪80年代起，每一个长期的上扬阶段确实都与新的、而且愈来愈在技术上富有革命性的工业有关：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25年的那个繁华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这类全球性经济繁荣时期中最不寻常的。对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潮而言，其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创新工业——广泛地说，包括化学和电气工业，以及与即将和蒸汽展开激烈竞争的新能源有关的工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支配世界经济活动。简言之，由于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康德拉蒂耶夫的周期理论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它顶多是让我们可以宣称：本书所论时期涵盖了一个“康德拉蒂耶夫周期”。但这件事本身也不足为奇，因为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经济现代史，很容易落人这个模式。
然而，康德拉蒂耶夫的分析有一点是与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时期必然有关。亦即世界上的工业部分(因继续不断的生产革命而成长)和世界农业产量(其成长主要是由于新生产地带，或新近成为专门从事出口生产地带的不连续开发)之间的关系。1910-1913年间，西方世界可供消费的小麦产量，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平均数的两倍。但是，这项增加大半来自少数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西欧(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农业产量的增长，只占新供应量的10％-15％。因此，即使我们忘却了像毁灭澳洲半数绵羊的八年大旱(1895-1902年)，以及像1892年后危害美国棉花的棉铃象甲虫(boll-weevil)害，世界农业增长率在最初的跃进之后趋向缓慢，似乎也是不足为奇的。再者，“贸易条件”往往也对农业有利而不利于工业，也就是说：农夫在购买工业产品上所花的钱比较少或绝对少，而工业花在购买农产品上面的钱比较多或绝对多。
有人认为这种贸易条件的转变，可以解释1873-1896年间的物价下跌，以及自那以后一直到1914年乃至1914年以后的物价显著上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贸易条件的这种改变，会对工业生产的成本造成压力，因而也对其可图的利润造成压力。对这个美好时代的“美好事物”而言，可谓幸运的是，当时的经济结构是建构在将利润所受到的压力推到工人身上。实质工资的迅速增长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之一，现在显然慢了下来。1899-1913年间，英国、法国的实质工资事实上还下降了。1914年前那几年，社会上之所以充满不满甚至爆发冲突，部分便是由于这一点。
那么，是什么使当时的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不论详细的解释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显然可以在工业国家的中央地带找到——这个地带日渐围绕着北温带延伸——因为这些国家是全球成长的发动机，是生产者也是市场。
这些国家此刻在世界经济中心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迅速成长，而且不断延伸的生产集团。它们现在不仅包括19世纪中期已完成工业化的大小中心(其本身大多也以给人印象深刻、乃至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扩张)，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捷克；也包括一系列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区域，像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意大利北部、匈牙利、俄国，甚至日本。它们也形成了愈来愈大的世界货物和服务购买团体：这个团体愈来愈靠购买为生，也就是对传统农业经济的依赖愈来愈低。19世纪对于“城居者”的一般定义，是“住在有2000居民以上地方的人”。可是，即使我们把标准稍微提高到5000人，欧洲“已开发”地带和北美地区的城居者比例，到1910年时，已分别由1850年的19％和14％上升到41％，而且约有80％的城居者是住在人口2万以上的市镇(1850年时只有三分之二)；而这些人中，又有一半以上是住在拥有10余万居民的城市当中。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当中，储存着庞大的顾客群。
再者，承蒙不景气时期物价下跌的恩赐，即使将1900年后实质工资的逐渐下降计算在内，顾客手上可以花的钱还是比以前多得多。这种顾客日渐增加的情形，甚至在穷人当中也不例外，商人如今已可认识到它们的意义。如果说政治哲学家害怕群众出现，推销员却欢迎他们。在这个时期广告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的设计，是为使收入不多的消费者也有可能购买大型产品。而电影这种革命性的艺术和行业(参看第九章)，从1895年的无足轻重，成长到1915年时超越了贪婪梦幻的财富展示。相较于电影制作费的高昂，那种由王公支持的歌剧显得异常寒酸，而这一笔笔高昂的制作费用，竟都是来自付了五分钱的观众。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说明世界“已开发”地带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虽然海外新地区和海外经济已有相当可观的成长，虽然有史无前例的大量人口因移民海外而流失，然而，19世纪欧洲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事实是上升了。其增长率由前半个世纪的每年7％，上升到后半个世纪的8％，而在1900-1913年间，更上升到几乎13％。如果我们把欧洲加上美国这个深具购物潜力的都市化大陆，以及某些正在迅速发展但规模小得多的海外经济，那么我们便拥有一个“已开发”世界的轮廓——它的面积占地球的15％左右，却包含地球上40％左右的居民。
这些国家因而形成了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它们加起来构成了国际市场的80％。尤有甚者，它们还决定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发展；这些其余部分的经济是靠着供应外国需要而成长。如果乌拉圭和洪都拉斯当年没有外力干预，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无论如何，它们恐怕都难逃被干涉的命运。巴拉圭一度不想要加人世界市场，但却被强大的力量逼了进来。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它们之中的一个生产牛肉，因为英国有牛肉需求；另一个生产香蕉，因为有一些波士顿商人认为美国人会花钱吃香蕉。某些卫星经济会比另一些卫星经济来得成功，不过它们愈成功，对中央核心区的经济愈有利。对于中央核心区而言，这样的成长意味它的货物和资本有更大和不断成长的市场。世界商船的增长可大致指出全球经济的扩张程度。在1860—1890年间，其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总吨数约在1600万到2000万吨之间；然而在1890-1914年间，它几乎增加了一倍。
3
那么，我们该如何概括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呢?
首先，如前所说，它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经济。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部分都有所扩展，在欧洲是因为俄国以及此前与工业革命少有接触的瑞典和荷兰的工业革命；在欧洲以外，则是由于北美和日本的发展所致。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大为增长(1880—1913年间，这些货物的国际贸易几乎增加了三倍)，因而其专业生产区和其整合人世界市场的地区，也大为增长。加拿大在1900年后跻身世界小麦主要生产者之列，其收获量由19世纪90年代的每年平均5200万蒲式耳，上升到1910—1913年间的2亿蒲式耳。阿根廷也在同一期间成为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之一，绰号燕子的意大利劳工每年都会横渡1万英里的大西洋，去收割阿根廷的小麦。帝国时代的经济是一体的，在这个经济体中，巴库(Baku)和顿涅茨盆地(DonemBasin)都是工业地区的一部分；欧洲将货物和女孩一并出口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新城市；而在位于亚马孙河上游1000英里的橡胶业市镇当中，歌剧院在印第安人的枯骨上盖了起来。
其次，如前面所提到的，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显然较以前更为多元化。英国不再是惟一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经济。如果我们把四个主要经济国的工业和矿业生产(包括建筑)加在一起，1913年时，美国占总数的46％，德国占23．5％，英国占19．5％，而法国占11％。如同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帝国的年代，基本上是国与国竞争的年代。再者，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比1860年更多样、更复杂。1860年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半数的出口货都是运往同一个国家——英国。190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例已降到25％，而第三世界出口到其他西欧国家的数量，已超过出口到英国的数量(31％)。帝国的年代不再是只有一个中心。
世界经济的这种日趋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它对英国金融、贸易和运输服务的依赖所掩盖，这种依赖不但继续维持，事实上还与日俱增。一方面，伦敦城仍是世界国际商业交易的控制盘，而且比以前更甚，以致单是它的商业和金融服务收益，便几乎足以弥补它在商品贸易上的庞大赤字。另一方面，英国的国外投资和巨大的商业运输势力，在一个依赖伦敦而且以英镑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更加强了英国的中心地位。在国际资金市场上，英国也仍然具有绝对的支配力。1914年时，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国家，共占世界海外投资总额的56％，而英国一个国家就占了44％。1914年时，单是英国的轮船船队，便超出其他欧洲国家商业船队总和的12％。
事实上，英国的中心地位此时正因世界的多元化而增强。因为，当那些刚刚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从低开发世界购买愈来愈多的原料时，在它们当中便累积了对低开发世界相当大的贸易赤字。英国独力重建了全球性的平衡：藉着从它的竞争对手处进口更多的制造晶；藉着将自己的工业产品外销到依赖性世界；更藉着它所拥有的庞大隐形收入，这些收人是来自银行业、保险业等国际商业服务，也来自它巨额的外国投资对这个世界最大债权人的支付。英国工业的相对式微，从而加强了它的金融地位和财富。截至当时，在利害关系上仍能保持相当和谐的英国工业和伦敦城，自此开始爆发冲突。
世界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乍看之下最为明显的科技革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电话和无线电报、留声机和电影、汽车和飞机，均成为现代生活景观的一部分，同时也藉着真空吸尘器(1908年)和阿司匹林(惟一普遍使用的发明药剂)这样的产物将科学和高科技带入一般家庭之中。我们也不应忘记脚踏车，它像其他这个时期所发明的对世人有所裨益的各种机器一样，它对人类行动解放的贡献立刻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可是，在我们将这组了不起的新发明歌颂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别忘记这只是今日的回顾性看法。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主要的创新是在于藉着对蒸汽和铁的改进——钢和涡轮——不断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学和内燃机为基础的革命性工业，诚然已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生气勃勃的新经济体当中。毕竟，福特已在1907年开始制造他的T型车(ModelT)。可是，单拿欧洲来说：1880—1913年间所修筑的铁路，其全长和1850-1880年间那个最早的“铁路时代”是一样的。在这些年间，法国、德国、瑞士、瑞典和荷兰，已大致将其铁路网扩大了一倍。英国在工业上的最后胜利——1870-1913年间，英国奠定了它在造船业上几乎独霸的地位——是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办法所取得的。新的工业革命尚在加强而非取代旧的工业革命。
第四个特点，如前所述，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一方面，这个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资本的集中可使人区别出“企业”和“大企业”的那种增长幅度，自由竞争市场的萎缩，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种发展，这些发展曾使观察家想为这个显然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贴上一个适当标签(参看下一章)。另一方面，人们藉着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有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第五个特点，是日用必需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随着人口、都市化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此前多少限于粮食和服装(也就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的大众市场，现在开始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晶的工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比有钱有闲阶级在消费上的显著增长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需求模式并没有显著改变。在汽车工业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车而非劳斯莱斯(Ralls-Royce)汽车。与此同时，革命性的工艺技术和帝国主义又有助于为大众市场创造一系列新奇的货物和服务，其范围从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在英国劳动阶级厨房中的瓦斯炉，到脚踏车、电影和极为普通的香蕉等等。1880年前，这些物品的消费市场几乎不存在。这项转型最明确的后果之一，便是开创了大众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份报纸的销售量已达到100万份，而法国的报纸也在1900年前后达到这个销售数字。
凡此种种不但表示生产方式已转型为现代所谓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购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内的配销转型。因而，1884年时，英国开始有四分之一磅标准包装的茶叶上市。这项发展将使无数诸如立顿爵士(Sir ThomasLipton)之类的食品杂货大亨，可以从大城市的工人后街当中赚取财富。立氏的游艇和金钱赢得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友谊，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特别容易被一掷千金的百万富翁所吸引。立顿的分店由1870年的没半家，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
大众市场的转型也自然而然地导出了第六个特点：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我们只需举英国的例子便可见其成长之一斑，英国在其极盛时期，曾以小得离谱的办公室作业支配整个世界经济：在其总数大约950万的就业人口中，1851年时仅有6．7万名公职人员和9．1万名商业雇员。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业的人士已超过30万人(几乎全是男性)，不过公务人员只上升到12万左右。但是，到了1911年，商界雇用了大约90万人(其中17％为女性)，而公职人员则增加了三倍。自从1851年后，商业雇员的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五倍之多。我们将在别处再讨论这种白领和非劳动阶级人数剧增的社会后果。
接着我将提一下这个经济的最后特点，那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众角色的日益增强，或者是像狄西律师这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所以为的：“集体主义”牺牲了旧日良好的强劲个人或志愿企业，而达成的具有威胁性进展。事实上，这项特色是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萎缩的征候之一；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是以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为理想，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情形亦是如此。然而，1875年后，人们日渐怀疑具有自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市场经济，一旦失去国家和政府当局的协助，其有效性将如何。如今，这只操纵市场的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一方面，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愿和备受困扰的政府走上采取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它们也被迫采取政治行动以保护某些选民群体的经济利益，例如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与德国对抗经济集中的措施(成效较差)。另一方面，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日渐和各国企业群体之间的经济竞争结合在一起，因而，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它遂促成了帝国主义的现象，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者，它们也导致军备工业的发展，政府在这类工业当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不过，虽然公众所扮演的策略性角色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它在经济上的实际重要性并不大。这类相反的例子在当时也层出不穷：例如英国政府买下中东石油工业的部分利益，并且控制了新出现的无线电(两者都有军事重要性)；德国政府也随时预备将其部分工业国有化；以及俄国政府由19世纪90年代起有系统的工业化政策。可是，虽然如此，各国政府和舆论却都以为政府在这方面只不过是私人经济的小补充而已，即使欧洲在公共事业和服务领域的(主要是地方性)政府管理上有显著进步，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虽然社会主义者不大考虑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经济所具有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同意这种视私人企业为至高无上的看法。他们或许曾经把这样的私营企业视为“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不过这类企业大半是由既无社会主义意愿也不同情社会主义的地方官员所主持。由政府大规模控制、组织和支配的现代经济，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875-1914年间，在大多数强国迅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政府的支出往往呈下降趋势，虽然备战的开销使这部分费用陡然攀升。
“已开发”世界的经济便是以这些方式增长和转型。可是，令当时“已开发”和工业世界人士大感惊异的，不只是其经济的明显转型，更是其明显的成功。他们十足是生活在一个昌盛的时代。甚至劳动大众也从这场扩张中受惠，由于1875-1914年间的工业经济是属于劳力异常密集的工业经济，因此便为拥人城市和工业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且不需技巧或可迅速学会的工作机会。这便是大批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之所以能够适应工业世界的原因。不过，如果说这种经济的确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它对贫困现象的减轻却成效有限。在历史的大半时间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把贫困当作其注定的命运。在劳动阶级的后设神话中，1914年前的几十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诚然，对这些人而言，“美好的时代”是在1914年以后失去的。对于战后的商人和政府而言，1913年永远是个坐标点，他们希望由艰难困苦的时代回到这一点。从阴沉和艰难困苦的战后岁月往回看，这个不寻常的战前繁荣时期，似乎是他们企望回复的“正常状态”。可是这样的想望只是徒然。因为我们看到：促成这个美好时代的那些趋势，正是驱使它走向世界大战、革命和分裂的趋势。它们使得失去的乐园不再复返。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只有完全的政治迷惑和天真的乐观主义可以阻止我们认识下列事实：所有由文明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在扩张贸易上投注全力，在一段看似和平竞争的过渡期后，贸易扩张已明显即将到达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权力将独自决定每一个国家能在地球上瓜分多少经济控制权，也将决定其人民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其工人赚钱的可能性。
——韦伯(MaxWeber)，1894年
“当你们置身中国人当中……”德皇说：“要记住你们是基督教的先锋，并用你们的枪尖戳穿你们所见到的每一个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让他了解我们西方文明的意义……而如果你们偶尔顺便捡到一点土地，绝不要让法国人或俄国人把它抢去。”
——《杜利先生的哲学》，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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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已开发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决定其步调的世界经济，非常容易变成一个由“先进地区”支配“落后地区”的世界，简言之，也就是变成一个帝国的世界。但是，矛盾的是，从1875—1914年这段期间之所以可称为“帝国的年代”，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基于另一个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称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的统治者人数，恐怕正是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
在欧洲，德国、奥国、俄国、土耳其和(就其作为印度领主而论的)英国的统治者，都自称是“皇帝”。其中有两个(德国和英印)乃是19世纪70年代的新产物。它们十足抵消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而且犹有过之。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中国、日本、波斯以及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习惯上其统治者也被承认有此称号。而在1889年之前，巴西还有一个美洲皇帝存在。我们也许还可在这张名单上加上一到两个更为虚幻的“皇帝”。1918年时，这张名单上的其中五个已经消失。而如今(1987年)，在这群精选出来的超级君主当中，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亦即日本天皇，这个日本皇帝的政治姿态甚低，而政治影响力也无关紧要。(摩洛哥的苏丹比较喜欢“国王”[king]的称号。伊斯兰教世界其他现存的小苏丹，都不会也不可能被视为“诸王之王”。)
在比较重要的意义上，本书所论时期显然是一个新型的帝国时代——殖民帝国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霸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遭遇到严重挑战，但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倒数25年间，西方国家还不曾企图将这种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1880—1914年间，这种有计划的侵略野心开始出现，而欧洲和美洲以外的绝大部分，都被瓜分成那一小撮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和日本——的正式或非正式管辖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所牺牲的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前工业时代的欧洲殖民帝国。西班牙虽企图延伸它在西北非所控制的领地，然而它的受害还是比葡萄牙严重。不过葡萄牙在非洲的主要领地(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zambrique])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它们的近代竞争对手无法在如何瓜分它们的问题上取得协议。可是1898年时，却没有类似的竞争可以阻止美国夺取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遗迹(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在太平洋的遗迹(菲律宾)。在名义上，亚洲伟大的传统帝国大致仍保持独立，不过西方列强已在其领土内割划出一块块“势力范围”，乃至直接管辖区；这样的区域有时甚至可涵盖其所有领土(如在1907年英、俄、波斯协议中所规定的)。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无能，使这种变相占领的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名义上的独立，或是因为它们是方便的缓冲国(如暹罗——现在的泰国——将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分隔开来，或如阿富汗隔开了英国和俄国)；或是因为敌对的帝国强权无法对分割的方式达成协议；或是只因为它们的面积太大。惟一能抗拒正式殖民征服企图的非欧洲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它曾令意大利这个势力最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无进展。
世界上有两大区域事实上已完全被瓜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上已无独立国家，这整个地区当时已完全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以及(小规模的)日本所瓜分。及至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无关紧要的西非利比里亚共和国，以及部分摩洛哥尚未完全被征服的以外，非洲已完全属于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多少沾点边的)西班牙所有。如前所述，亚洲仍保持了大部分名义上的独立地区，虽然较古老的欧洲帝国已开始从其原有的领地当中进行扩张或连接工作：例如英国将缅甸并入它的印度帝国，并且在西藏、波斯和波斯湾地区建立或加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是深入中亚，并(较不成功的)延伸至太平洋岸的西伯利亚和满洲；荷兰人在印尼的边远区域建立更坚实的控制；法国借着征服中南半岛(拿破仑三世在位时所发动)；日本靠着牺牲中国在朝鲜和台湾的权益(1895年)以及牺牲俄国的权益，建立了两个几乎是全新的帝国。地球上只有一个广大地区还大致未受到这个瓜分过程的影响。就这方面来说，1914年的美洲，和1875年、乃至19世纪2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加拿大、加勒比海群岛(Caribbean Islands)以及加勒比海沿海地区以外，美洲拥有一群独特的独立自主共和国，而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治地位除了它们的邻国外，也很少为人所看重。它们在经济上是已开发世界的附庸一事，再明显不过。可是，即使是愈来愈致力在这个广大地区维护其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美国，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将它加以征服或统治。美国惟一直接兼并的地区仅限于波多黎各(古巴仍保有名义上的独立)以及新开凿的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两侧。这片土地乃是另一个小型但名义上独立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一场轻而易举便告成功的地方革命，这个小独立共和国得以与面积大得多的哥伦比亚(Colombia)分开。在拉丁美洲，列强的经济控制和必要的政治强大压力，都是在没有正式征服的情况下取得的。当然，美洲也是当时地球上惟一没有列强激烈竞争的广大地区。除了英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所拥有的殖民地都不超过18世纪殖民帝国的零星遗迹(主要是加勒比海)，而这些遗迹多半没有重大的经济或其他重要性。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认为有什么好理由值得去向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挑战进而与美国为敌。(门罗主义是美国政府于1823年正式提出，其后又予以重述和修订。宣言中表示美国对于任何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的殖民和政治干预都将予以反抗。后来该主义遂被引申为美国是西半球上惟一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强国。随着美国国势日益增强，欧洲国家也愈来愈不敢对门罗主义掉以轻心。)
这种由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的情形(也就是这本书名的由来)，堪称是地球日益分为强与弱、进步与落后这个趋势的最壮观表现，这个趋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1876-1915年间，地球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左右，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左右，德国取得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美国取得十来万平方英里，主要是夺自西班牙之手；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的面积也是十来万平方英里。葡萄牙在非洲的旧式殖民地扩张了大约30万平方英里。西班牙虽然在净值上是一个输家(输给美国)，却也设法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拣拾一些石头较多的领土。俄罗斯帝国的发展比较难以度量，因为它完全是进入邻接地区，并且继续沙皇专制政治好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扩张。再者，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日本也夺取了俄国的一些领土。在主要的殖民帝国中，只有荷兰不曾——或者拒绝——取得新领土。它只扩大了对印尼群岛的实际控制，长久以来，荷兰人便正式占有印尼群岛。在小型的殖民国家当中，瑞典清除了它惟一剩下的殖民地，把这个西印度小岛卖给法国；丹麦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只留下冰岛和格陵兰(Greenland)作为其属地。
然而，最壮观的现象却不一定最重要。当世界局势观察家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分析这个似乎是国家和国际发展模式当中的明显新局面时，他们认为殖民帝国的创立只是其许多方面之一；与19世纪中期由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主控的情形显著不同。正统观察家认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国家扩张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如前所述，政治和经济因素已经无法清楚分开，而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了愈来愈积极和重要的作用。非正统观察家更是明确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新阶段乃是源自他们在这一发展中所目睹的各种不同趋势。列宁(Lenin)于1916年出版的小书，是对这个不久便被称为“帝国主义”现象的最有力分析。在这本总共十章的小书中，一直到第六章才讨论到“列强的瓜分世界”。
不过，就算殖民主义只是世界事务一般变化的一个方面，它显然也是最快速明显的方面。它可作为更广泛分析的起点，因为“帝国主义”一词，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其经济涵义，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这个词汇以往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形态，对了解这个时期的帝国主义帮助不大。皇帝和帝国当然是古老的，但帝国主义却是相当新颖的。这个词汇(在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中尚未出现，马氏死于1883年)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进入英国政治，19世纪70年代晚期，尚被视为一个新字汇，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突然变成一般用语。及至1900年当知识分子开始为它著书立说之时，套用最早对它加以讨论的英国自由党员霍布森(J．A．Hobson)的话说：“(它已)挂在每个人的嘴上，用以表示当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运动。”简言之，它是为了描述一个全新现象而设计的全新词汇。这个明显的事实，已足以在诸多有关“帝国主义”的激烈辩论中剔除掉下列学派的看法，亦即：“它不是什么新观念，事实上它或许只是前资本主义的遗存。”无论如何，当时人们的确认为它是新颖的，并把它当作一件新事物来讨论。
围绕这个棘手主题的各种议论非常热烈、密集而且混乱，以致历史学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理清它们，以便可以看出实际现象的本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数议论并不是针对1875—1914年间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容易引起强烈感情的主题，也是关于列宁式的帝国主义分析，它凑巧将成为1917年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思想，也将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思想。使这个议论特别风行的原因，在于那些支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自19世纪90年代起便拼得你死我活，于是，这个词汇本身也逐渐染上一种恶劣色彩，直至今日仍看不出去除的可能。“民主”一词因为具有正面有利的涵义，甚至其敌人也喜欢宣称自己是“民主”，然而“帝国主义”却正相反，它通常是遭到非议的，因此一定是别人干的。1914年时，很多政客以自称帝国主义者为傲，但是在本世纪他们已几乎销声匿迹。
列宁派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以当代作家的各式看法为依据，这些作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它的要点是：新兴帝国主义的经济乃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伟大的资本主义强权将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而列强在瓜分过程中的竞争，便是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此我们不需讨论“垄断资本主义”是如何导致殖民主义(关于这点，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也分歧不一)，也不需研究这种分析如何在20世纪后期扩大成范围更大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theory)。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假定海外经济扩张和海外世界的开发利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批评这些理论并不特别有趣，对于本书的脉络而言，也不太相关。我们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与马克思派的分析家相反，而这种情形遂使这个议题变得更加混乱。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否认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与一般资本主义或与19世纪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有任何必然关系。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根源，否认它在经济上有利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承认落后地区的开发利用对资本主义有任何必要意义，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也不见得有任何负面影响。他们强调帝国主义并未引起帝国强权之间不可收拾的敌对竞争，而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没有确切关系。他们排斥经济上的解释，而集中心力于心理、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解释。不过他们通常会刻意回避国内政治的危险领域，因为马克思派分析家往往强调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对母国统治阶级的好处，因为它可抵消大众劳工运动对劳动阶级日渐增强的吸引力。这些反击，有的强力而且有效，不过若干这类议论却彼此互不相容。事实上，许多反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述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反帝国主义论述的缺点在于：它并没有真正解释经济、政治、国家与国际事务上的种种发展在时间上的巧合，这种巧合对1900年左右的人们而言实在极其明显，以致他们想要找出一个通盘解释。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当时人会认为“帝国主义”既是新事物又是历史上的中心发展。简言之，这类文献大半不过是在否认当时十足明显、现在也十足明显的事实。
把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放在一边，历史学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显事实，也是19世纪90年代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瓜分世界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证明这一点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经济发展并不是某种哑语表演，而历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就这一点而论，即使是全神贯注在如何从南非金矿和钻石矿中牟利的商人，也绝不能被视作一架赚钱机器，他对于那些显然与帝国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不过，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其向偏远地区的扩张具有某种经济上的关联，那么再将全部的解释重心放在与此无关的帝国主义动机上，便显得不太合理。即使是那些似乎和征服非西方世界具有关联的动机，如敌对列强的战略考虑，在分析的时候也必须记住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中东的政治虽然绝不能以简单的经济理由予以说明，但如果不将石油考虑在内，也无法得到确切的讨论。
于是，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人世界最偏远角落。藉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金钱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章)。要不是这样，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对刚果盆地(Congobasin)这类地方的事务感兴趣，或为某个太平洋上的环礁进行外交谈判。这种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它在19世纪中期以相当大的幅度加速进行。1875—1914年间，它仍然继续增长，虽然在速度上相对来说较不惊人，但就分量和数量而言却大了许多。1848-1875年间，欧洲的出口量增长了四倍以上，但1875-1915年间却只增加了一倍。然而1840-1870年间，世界的商船运输只由1000万吨上升到1600万吨，但随后的40年间却增加了一倍之多，因为全世界铁路网已由1870年的20万公里，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万公里以上。
这个日渐紧密的交通网，甚至将落后和先前的偏远地区引进世界经济，并在富有、进步的古老中心地区，创造出对这些辽远地区的新兴趣。事实上，一旦人们进入这些地区之后，许多这样的区域乍看之下简直就是已开发世界的延伸。欧洲人已在此殖民开发，灭绝或赶走了土著居民，创建出了城市，而无疑也将适时创造出工业文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以西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南美洲的南端。总之，上述地区虽然遥远，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却与那些因为气候关系而使白人殖民者不感兴趣的地区不同，但是，引用一位当时的杰出帝国行政官员的话，“小量的欧洲人还是可以来此，以他的资金、精力和知识，发展出最可获利的商业，并且取得其先进文明所需的产品。”
那个先进的文明现在正需要外来产物。由于气候或地质因素，当时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某些原料，只能在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或只有在遥远的地方才能大量获取。例如这个时期的典型产物内燃机，靠的便是石油和橡胶。当时绝大多数的石油仍旧来自美国和欧洲(俄国以及产量少得多的罗马尼亚)，可是，中东的油田已成为层出不穷的外交冲突和欺诈的主题。橡胶完全是热带产物，欧洲人利用残暴压榨的手段，从刚果和亚马孙雨林区取得，而这种暴虐的行径正好成为早期反帝国主义的抗议目标。不久之后，马来亚也开始广植橡胶树。锡来自亚洲和南美洲。此前许多无关紧要的非铁金属，如今已成为高科技所需的钢合金的必要成分。这类非铁金属有些在已开发世界随处可得，尤其是在美国；另一些则不然。新兴的电气和汽车工业亟需一种最古老的金属——铜。铜的主要蕴藏区以及最终生产者，都是20世纪后期所谓的“第三世界”——智利、秘鲁、扎伊尔(Zaire)和赞比亚(Zambia)。当然，对于贵金属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始终是存在的。这种需求在本书所论时期将南非转化成全世界最大的黄金出产地，当然还包括它的钻石财富。矿业是将帝国主义引入世界各地的主要先锋，也是最有效的先锋，因为它们的利润教人万分心动，就算专为它修筑铁路支线也是值得的。
除了新技术的需求外，宗主国的大量消耗也为粮食制造了一个迅速扩展的市场。单纯就数量而言，这个市场乃是由温带的基本粮食所主宰。谷物和肉类已在欧洲殖民者的若干区域——南北美洲、俄国和澳大利亚——廉价地大量生产。但是它也改变了长久以来(至少在德国)特别被称为“殖民地货物”的产品市场，它们已在已开发世界的食品杂货店中销售，这类产品包括糖、茶、咖啡、可可粉以及其衍生物。随着快速运输和保藏方法的改善，如今也可享用到热带和副热带水果，它们使“香蕉共和国”成为可能。
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每人平均消耗了1．5磅的茶叶，19世纪60年代提高到3．26磅，19世纪90年代更升555．7磅，这些数字表示19世纪90年代英国每年平均要进口2．24亿磅茶叶，而19世纪60年代只需9800万磅，19世纪40年代更低至4000万磅。不过，当英国人抛弃了他们以前所喝的几杯咖啡，而灌满了来自印度和锡兰(Ceylon)的茶水时，美国人和德国人却以愈来愈惊人的分量在进口咖啡——尤其是由拉丁美洲进口。20世纪初期，居住在纽约的家庭每周约需消耗掉一磅咖啡。教友派的饮料和巧克力制造商乐于推出各种不含酒精的点心，其原料多半来自西非和南美。1885年创办联合水果公司(UnitedFruitCompany)的波士顿狡黠商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创立了他们的私人帝国，以供应美国先前认为无足轻重的香蕉。当时的市场首次充分证明了新兴广告业的性能，而充分利用这个市场的肥皂制造商，已将目光转向非洲的植物油。种植园、领地和农场，是帝国经济的第二支柱。宗主国的商人和金融业者则是第三支柱。
虽然这些发展创造了大企业的新分支，而这样的大企业(如石油公司)，其赢利是与地球某些特殊部分牢不可分，不过它们并未改变已经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和性质。然而，它们却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它们将这些地区转变成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综合体。这些地方日渐成为一种或两种农产品的专业生产地。它们把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而把自身完全寄托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马来亚愈来愈等同于橡胶和锡，巴西是咖啡，智利是硝酸盐，乌拉圭是肉类，古巴则是糖和雪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甚至白种人的殖民地在这个阶段也无法进行工业化，因为它们也受到这种国际专门分工的限制。这些殖民地可以变得极度繁荣，即使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尤其是当其居民系由自由、好斗的欧洲移民所组成，这些居民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一般都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他们的民主激进主义可能相当令人害怕，不过土著通常是被排除在“居民”之外。(事实上，白人的民主政治通常不允许土著享有他们为吝啬的白人所赢得的利益，它甚至拒绝承认土著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帝国的年代，一个想要移民海外的欧洲人，最好是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或乌拉圭。别的地方，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很理想。这些国家都发展出劳工和激进民主政党，甚至政府，以及抢在欧洲国家之前很久的大规模公共社会福利制度(新西兰、乌拉圭)。但是，它们的繁荣只是欧洲(基本上也就是英国)工业经济的补充，工业化对它们没有好处，至少对与农产品外销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好处。母国也不会欢迎它们的工业化。不论官方的说法如何，殖民地和非正式属地的作用只是补充母国的经济，而非与它们竞争。
那些不属于所谓(白人)“殖民资本主义”(settler capitalism)的依赖性区域，其情况便没有这么好。它们的经济利益在于资源和劳力的结合；劳力意指“土著”，其成本很小，而且可以一直维持在低廉的水平。然而，由地主或洋行商人——当地的、从欧洲来的，或两者皆有——控制的寡头政治和政府(如果有的话)，却可从该区外销土产品的长期扩张中受惠，这类扩张只会偶尔被短暂但有时(如阿根廷1890年的情形)相当戏剧性的危机所打断——危机的原因可能是贸易周期、过分投机、战争或和平。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们的部分市场，但是这场战争还是距离这些依赖性生产者相当遥远。在他们眼中，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帝国时代，一直延续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Great Slump)。虽然如此，在本书所述时期它们已愈趋脆弱，因为它们的运气日渐成为咖啡(1914年时，已占了巴西外销总值的58％，以及哥伦比亚外销总值的53％)、橡胶、锡、可可、牛肉或羊毛价格的函数。但是在农产品价格于1929年大萧条期间垂直下跌之前，与外销和债权的无限制扩张相较，这种脆弱性似乎不具长期重要性。相反，如前所述，在1914年前，贸易的条件怎么说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者。
不过，这些地区对于世界经济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不能解释当年的主要工业国家为何争先恐后地将地球瓜分为许多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反帝国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曾提出各种不同的瓜分理由。其中对大家来说最熟悉的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可为剩余资本提供较国内利润更高的投资环境(因可免除外国资本的投资竞争)。这个理由，也是最没道理的一个。由于英国资金的输出在本世纪最后30余年大幅上涨，而且从这些投资中所得到的收入对于英国的国际收支又确为必要，于是，当时有些人便像霍布森一样，自然而然地将“新帝国主义”和资本输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股巨大的资金洪流，事实上很少流进新的殖民帝国：英国的国外投资大多流人正在迅速发展且一般而言较为古老的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不久即将被认为是实质上的独立“自治领”)，以及像阿根廷和乌拉圭这类可称为“荣誉”自治领的地方，当然还包括美国。再说，大部分这样的资金(1913年时为76％)都投在铁路和公共事业公债之上。这类公债的利息确实比投资英国公债好一点(前者平均5％，后者平均3％)，但除了主办的银行家外，其利润通常都比不上国内的工业资本。它们一般只被视为是安全而非高报酬的投资。不过上述种种并不表示投资人不想靠殖民地大发横财，或不想靠殖民地来维护他们已做的投资。不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布尔战争(Boer War)的动机都是黄金。
比较合理而普遍的殖民扩张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当时，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寻找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售货员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三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不为人知的非洲则是另一个。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怒。当时人认为刚果盆地可以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销售期望，尤其是当时的比利时国王里奥波德二世(keopoldⅡ)正把刚果当作一个富有利润的事业加以开发。(事实上，即使在酷刑和屠杀使得顾客人数大量减少之前，里奥波德所偏爱的那种强迫劳动，也无法鼓励每人的平均购买力。)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经济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同样需求。如果它们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将是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它们不够强大，它们便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它们的国家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部分的瓜分，便是这种需求的合理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盛行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参看前章)。1897年时，英国首相告诉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坚决的保护主义者，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渴望兼并土地。”单就这个情形而言，“新帝国主义”乃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帝国主义者并不曾指望某一个特殊殖民地会自动变成理想中的黄金国，不过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地。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依循国际上的流行方式，努力经营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时，某位国务院官员便曾清楚指出这点。
在这点上，占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无法分开，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置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直布罗陀[Gibraltar)和马尔他[Malta)岛是第一种情形的古老例子；百慕大[Bermuda]和亚丁[Aden]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有用实例。)强盗式的分赃也在其中具有象征性或实质上的意义。一旦互相敌对竞争的列强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地图，每一个强国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得到过大的区域，或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小片土地。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德国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不大，战略价值更小，然而它之所以大为恼怒，就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强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竟会比英国、法国少那么多。为了衬托它的强国地位，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而它在189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无疑使它的地位大为降低。
如果列强指的是已经取得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小国似乎就是那些“无权”拥有殖民地的国家。1898年西美战争(Spanish-AmeficanWar)的结果，是西班牙失去了其殖民帝国剩余部分的大半。如前所述，由新的殖民主义者瓜分葡萄牙非洲帝国剩余部分的计划，当时也在慎重讨论当中。只有荷兰人安静地保存了它主要位于东南亚的古老殖民地。(比利时国王被允许在非洲割据他的私人领地，只要他允许大家都可以进入这块地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将伟大的刚果河盆地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拱手他人。当然，我们也应该提一下：由于政治原因，亚洲和美洲都有一片广大地区是欧洲列强不能予以瓜分的。在美洲，欧洲剩余殖民地的形势已为门罗主义所冻结，只有美国才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在亚洲的大半地方，列强竞争的目标是在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中争取势力范围。只有俄国和日本例外。俄国在扩大其中亚面积上是成功的，但它想取得北中国大片土地的企图却落空了。日本借着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取得了朝鲜和台湾。总之，掠夺殖民地的主要舞台是在非洲和大洋洲。
于是，帝国主义的战略解释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试图用保护通往印度之路和掌握印度的海陆缓冲地区，这两种需要可使印度免除任何威胁，来解释英国在非洲的扩张。我们的确应当记住：就全球而言，印度乃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这个战略不但要求英国控制通往这个大陆的短程海道(埃及、中东、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和长程海道(好望角和新加坡)，也要求它控制整个印度洋，包括非常重要的非洲海岸及其腹地。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警觉性向来十分敏锐。此外，在某些对这个目的而言相当重要的地区(如埃及)，一旦当地原有的权力崩溃，英国便会一步步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甚至实际统治。可是，这些说明并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动机。首先，他们低估了占领某些非洲领土的直接经济动机——其中夺占南非的经济动机最为明显。无论如何，西非和刚果的争夺主要也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其次，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之所以是“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珠宝”和英国的全球战略中心，正是由于它对英国经济具有非常实质的重要性。印度在本书所述时期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时期。英国的棉织品高达60％销往印度和远东，仅是印度一地便占了40％—45％，而印度又是通往远东的门户。同时，英国的国际收支关键亦在于印度所提供的国际收支盈余。第三，本土政权的崩溃(也就是有时引起欧洲人在其以前不屑统治的地区建立统治权的原因)便是由于经济渗透逐渐损害当地结构所致。最后，企图证明在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之中，不具任何足以导致世界领土再划分的动机是不会成功的，因为那个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显然与19世纪60年代不同。此时它已包含许多互相竞争而且尽量保护自己不为对方所利用的“国家经济”。简言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正如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宗教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一样。想要建立一种完全无关经济的“新帝国主义”的解释，就和想要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的原因之外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者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看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德斯(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然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德斯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明确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征服对母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m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人则冒了较小的生命危险，花钱进人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的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看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已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简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但尤以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为然。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级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更遑论对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无疑，这是有计划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的成功是由于它触及到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柔顺恭敬的印度大君——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i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Douanier]Rousseau)并不是惟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所以能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书记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m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致力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关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变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做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威[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其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19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
至于最热心致力于全人类平等的运动，是借着下列两种声音来表达的。在原则上以及往往在实际上，世俗左派都是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劳工运动的目标也包括印度解放，以及埃及和爱尔兰的自由。左派人士对殖民战争和征伐的谴责向来毫不犹豫，并往往因此触犯众怒(如英国反布尔战争人士的情形)。激进分子不断揭露发生在刚果、发生在非洲岛屿的可可种植地，还有发生在埃及的悲惨事件。在1906年的竞选活动中，英国自由党便抓住了公众对南非矿场上“中国苦役”的指责，并因此赢得大选。可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时代来临之前，除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例外情形(如荷属印度尼西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真正组织殖民地的人民去反抗其统治者。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之内，公开接受帝国主义，或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是那些尚未准备好自治之民族的必经阶段的人，通常只是少数的修正主义者或费边派(Fabian)右翼人士；不过为数不少的工会领袖，要不是对殖民地问题不感兴趣，便是认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威胁健壮白人劳工的廉价劳力。禁止有色移民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间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而兰开夏工会也和兰开夏棉织业主共同反对印度实行工业化。在1914年前的国际政治上，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仍是欧洲人和白种移民或其后裔的运动(参看第五章)。殖民主义对他们而言尚不太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1890年后期发现了这个阶段)的分析和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的兼并和开发利用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表征和特色：这个表征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样不可取，但还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这个位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
在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将殖民主义整合进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在原则上无疑是对的，不过其理论模式的细节却不一定正确。有的时候，它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太过于夸大殖民地扩张对于母国经济的重要性。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无疑是“新的”。它是一个竞争时代的产物，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但新鲜而且紧张，因为在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见第二章)。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之诉求”的时代。它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的一部分，在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它隶属于一个全球经济的边缘部分日趋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在1900年时似乎很自然，而在1860年时却又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所有想要将帝国主义的解释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特殊发展分别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活动，虽然它们通常都很渊博，有时也很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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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西方(以及1890年后的日本)冲击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帝国”方面对其母国的重要性，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类问题比第二类容易解答。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它们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戏剧化也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可能微不足道，无关宏旨。古巴的兴亡要视糖价和美国是否愿意进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开发”国家——比如说瑞典吧——也不会因为古巴所生产的糖突然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而感到严重不便，因为它们不会只依赖这个地区作为其食糖供应地。对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而言，其所有的进口货几乎都来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国，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几乎都是运往这些国家；但是母国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1870—1914年间稍有增加，都仍不过是聊备一格。在整个19世纪，大约80％的欧洲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都是在已开发国家之间进行的，欧洲的国外投资亦然。就流向海外的货物和投资而论，它们大多进入一小撮以欧裔殖民者为主并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当然，还有美国。在这一点上，从尼加拉瓜和马来亚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和从德国或法国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在几个母国之中，帝国主义显然对英国最重要。因为英国的经济霸权，便是向来以它和海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来源的特殊关系为关键。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制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间的兴隆岁月以外，从未在正值工业化的经济市场上特别具有竞争力。因此，尽可能保持它对非欧洲世界的出入特权，对英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19世纪晚期，它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成功，眨眼之间便将正式或实际上属于英国君主的面积扩大到地表的四分之一(英国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四分之一染成红色)。如果我们把实际上属于英国卫星经济、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帝国”也算在内，那么地球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在经济上是英国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为英国甚至将它奇怪的邮筒形状外销到葡萄牙，也把类似哈罗德百货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这种典型的英国机构外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这个间接受其影响的区域，有许多已逐渐受到其他强国的渗透，尤以拉丁美洲为最。
然而，除了那个最大、最丰富的矿脉——南非的钻石和黄金——以外，这种成功的防卫性作业和“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南非的矿脉立时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万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贝兹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们大多数也立即被纳入英国上流社会——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银子夸耀自己，这个上流社会对暴发的接受度是无与伦比的。它也引起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殖民地冲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South African War)，这场战争压制了当地两个小共和国的抵抗，这两个小共和国是由务农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英国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于对其已有属国和领地更有系统的开发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经济地位——在像南美洲这样的地区，英国是当地出口货的主要进口国，也是主要投资国。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国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在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如白人的自治领，或像美国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进行。在这些地方，英国的政治行动不曾也不能进行。因为，当(大萧条以后所建立的)外国债券持有人联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在面临著名的拉丁暂停偿债或以贬值的通货偿债而叫苦连天之时，英国政府并无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人，因为它办不到。在这方面，大萧条是一场决定性的考验，因为它引起了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也使母国的银行陷人严重灾难。1890年的“巴林危机”(Baring crisis)，便是由于巴林银行太过无节制地卷人拖欠债务的阿根廷财务漩涡。而英国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设法让这个大商号不致破产。如果政府准备以外交势力支持投资人(1905年后愈来愈如此)，那么它想要对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国政府支持的他国企业，而非依赖世界的大型政府。(当时确有几桩炮艇经济事件，例如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们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改变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团体和政府支持英国的经济利益，有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如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英国政府和资本家不会不支持有助于英国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他们便支持智利对抗秘鲁；而1891年时，他们却支持智利总统巴尔马塞达[Balmaceda)的敌人。事实上英国支持的主角是硝酸盐。)
事实上，如果把好坏年份放在一起考虑，英国资本家从他们非正式或“自由的”帝国中，还真是获利不少。1914年时，英国几近半数的长期公共投资是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1900年后，超过一半的英国储金是花在海外投资上。
当然，英国也在新的殖民世界中取得它该有的一份。而由于英国的国力和经验，它的这一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或许也更有价值。如果说法国占领了西非的大半，那么英国在这个地区所占有的四个殖民地却控制了较密集的非洲人口、较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优势。可是，英国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张，而是在于避免别国入侵这些它已用贸易和资本予以主宰的领土，当时大半的海外世界均是如此。
然而，其他的强国是否也从它们的殖民地扩张中获得合乎比例的利益?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式殖民只是全球性经济扩张和竞争的一环。而对两大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而言，殖民并非它们的主要环节。再者，如前所述，与非工业世界的特殊关系对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重要性，对其他国家却不然(可能只有荷兰例外)。我们只能相当有把握地说：首先，在寻求殖民地的驱策力上，经济潜力较小的母国也有适度的增加。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劣势——对法国而言，则是可以弥补它在人口和军事上的劣势。其次，在所有国家中，都有一些特殊经济团体——其中最显著的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经济团体以及使用海外原料的工业——强力敦促政府进行殖民扩张，而它们所持的理由自然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幌子。第三，虽然有些这样的团体从这种扩张当中得到许多好处(比方说，1913年时，“西非法国公司”[Compagnie Franqaise del’-Affique Occidentale]付出26％的股息)，然而大多数名副其实的新殖民地却没吸收到多少资本，而其经济结果也非常令人失望。(虽然1913年时，法兰西帝国贸易的55％都是以母国为对象，法国却未能将其新殖民地充分整合到它的保护主义系统当中。这些地区和其他区域以及宗主国间已有固定的经济往来。由于未能打破这样的固有模式，法国不得不通过汉堡[Hamburg)、安特卫普[Antwerp)和利物浦[Liverpool]，购买它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产物，如橡胶、皮革和毛皮、热带木材等。)简言之，新殖民主义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经济体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代的副产品，同时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然而，就母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增加这件事而论，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十分成功。
可是，帝国的年代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地球上少数“已开发”地区的征服全球，已借着武力和制度，借着示范和社会转型，改变了人们的意象、理想和希望。在依赖性国家当中，这种改变除了对当地的优秀分子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当然也应该记住：在某些区域，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社会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基督教传教工作，创造了接受西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今日非洲国家使用法语与英语的分野，恰恰反映出法国和英国殖民帝国的分布。(这两个殖民帝国在1918年后，瓜分了前德国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大洋洲的基督教传教工作曾使许多人改信西方宗教以外，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都尽可能不去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令比较刚愎的传教士懊恼的是：殖民地人民所接纳的西方进口宗教很少是信仰本身，而多半是西方宗教中有利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制度系统的成分，或符合他们需要的成分。正如由热心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带给太平洋岛屿的户外运动一样，西方观察家所见到的殖民地宗教，往往和萨摩亚群岛(Samoan)的板球一样令人意外。甚至在那些传统宗教只流于形式的地方也不例外。但是，殖民地也很容易发明它们自己特有的基督教，这个情形在南非(非洲真正有大批土著改信宗教的地方之一)尤其显著。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早在1892年便脱离了传教团体，建立了一种较不与白人认同的基督教。
因而，帝国主义带给依赖世界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当然，早在这个时代之前它便已展开这项工作。对于所有面临依赖或征服的政府和精英而言，这几十年的经验已使他们明白：如果不西化便会被毁灭(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七、八和十一章)。而事实上，在帝国时代启发这些精英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上都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期。当时它们采取了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形式，这个现代化的学说，启发了巴西、墨西哥以及早期的土耳其革命政府(参看第十二章)。精英分子对西方的抗拒仍能使西化继续进行，即使在他们基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政治实用主义而反对全盘西化之际亦然。穿着缠腰布、身怀纺锤(劝阻工业化)的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不仅受到阿默达巴德市(Ahmedabad)机械化棉纺厂主的支持和资助，而其本人也是一个显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律师。如果我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印度传统主义者，便无法真正了解他。
事实上，甘地本人充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有影响。甘地出身于地位相当于一般商人和放利者的阶级，这个阶级以往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关系不大，可是他却得以在英国接受专业和政治教育。19世纪80年代晚期，甘地开始着手撰写一本英国生活指南，以期对像他这样环境普通却想去英国念书的学生提供帮助。在那个时候，去英国念书是有志印度青年最渴望的选择。这本指南是以绝佳的英文写成，书中指导他们许多事情，从如何搭乘轮船前往伦敦和寻找宿舍，到虔诚的印度教徒该如何解决饮食问题，乃至如何习惯西方人自己刮胡子而不依赖理发师的习俗。甘地显然既不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条件的西化者，也不无条件地反对英国事物。正如日后许多殖民地解放先驱在其母国的短暂停留期间一样，甘地选择到意识形态与他较为投合的西方社交圈中走动。以他的情形而言，他选择了英国素食主义圈——他们绝对也是赞成其他“进步”思想的人。
甘地学会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所创造的环境中，运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动员传统民众去达成非传统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这个办法是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罗斯金(John Ruskin)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无法想象来自俄国的政治花粉如何能在印度受精开花，但是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现象已在印度的激进圈中十分普遍，不久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激进分子当中也将非常普遍。)因钻石和黄金而繁荣的南非，吸引了许多印度普通移民。在这个新奇的环境中，种族歧视为不属于精英阶级的印度人创造了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现代政治动员的形势。甘地便是借着在南非为印度人的人权奋斗，而得到他的政治经验并赢得他的政治驱动力。那时，他还无法在印度本国进行这些活动。最后他回到印度，成为印度民族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但这是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的事。
简言之，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创造了造就反帝国主义领袖的环境，一方面也创造了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开始回应其呼声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以对西方的反抗为主轴，来陈述在西方母国支配和影响下的民族和区域历史，将会是一种时代错误和误解。它之所以是一种时代错误，除了下面将谈到的例外情形以外，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最重要的反帝国运动时代，都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期间。它之所以是一个误解，是因为它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容——独立、民族自决、领土国家的形成等(参看第六章)——引人尚未、也尚不可能包含它的历史记录当中。事实上，最先接触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精英分子。他们是藉由造访西方和西方所组成的教育机关而接触到这些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机关里面形成的。从英国回来的印度年轻人，可能带回来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底(Garibaldi)的标语，但是当时恐怕没有几个旁遮普(Punjab)居民，更别提像苏丹(Sudan)这样地区的居民，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因此，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文化遗产，是它为各类少数精英所兴办的西式教育。因为，少数因此具有读写能力的幸运者，可进而发现一条升迁捷径，亦即充当教士、教师、官僚或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阶级。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可能出任新统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们穿着统治者的服饰，并接受他们对时间、地点和处理家务的奇异想法。当然，这些人都是具有行动潜力的少数精英，这便是为什么这个甚至以人类的一生寿命来衡量也是相当短暂的殖民主义时代，却会留下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丘吉尔曾经说过：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个殖民主义经验(由最初的占领到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么长，这的确是个惊人的事实。
依赖地区对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自从16世纪起，异国经验便是欧洲扩张的一项副产品，不过，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察家，往往将欧洲和欧洲殖民者以外的奇异国度视为欧洲文明的道德测量器。拥有高度文明的异国，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点——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扰的异族，则往往被视为高尚的野蛮人，其自然而且令人钦慕的举止正说明了文明社会的腐化。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愈来愈把非欧洲人及其社会视为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甚至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惟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惟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壮丽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蛮人不止一次地焚烧抢掠?式微中的莫卧儿帝国首都，一个在萨耶吉·雷(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城市，又何曾抵抗得住英国人的进攻?对于一般欧洲人而言，这些地方已成为他们轻视的对象。他们所喜欢的只是战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进殖民地军队的战士(锡克教徒、廓尔喀人、柏柏人[Berber]、阿富汗人、贝都因人[Bedouin))。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勉强的敬意，因为它虽然已趋没落，却还拥有足以抵抗欧洲军队的步兵。当日本开始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后，它才逐渐被欧洲人平等视之。
然而，也就是这种紧密的全球交通网络，这种可以轻易踏上外国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世界和异国世界的冲突和交融。真正认识到这两点并加以思考的人数并不多，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确有增加，因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包括以航海为业的知识分子(如洛提[Pierre Loti]和最伟大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员(如东方通马西农[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闻从业者(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过，异国事物已日渐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欢迎的青少年小说中，想象中的德国主角漫游于美国的蛮荒西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有时也溜进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惊险小说的恶棍中，已出现了不可思议但权力无边的东方人，如罗默(SaxRohmer)小说中的傅曼殊博士(Dr．Fu．Manchu)；英国男孩所读的廉价杂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他操着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奇怪的半吊子英语。它甚至已成为日常经验当中一个偶然但可预料到的部分：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蛮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于1887年后征服了欧洲；而在愈来愈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伟大的万国博览会中，也可看到这类展览。不论其原意为何，这些奇异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纪录片式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而言都加强了“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它们之所以充满帝国主义的偏颇，乃是由于——如康拉德的小说所示——异国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连结，主要是通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渗透。从实际的帝国经验当中借来的日常用语，多半都用在负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坏罢工者称为"crumiri”(北非某个部落语)；意大利政客将南方的投票部队唤作“ascari”(殖民地土著军队)；“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国的印第安酋长，在欧洲则成了政治头子的同义字；“caids”(北非土著酋长)指的是法国的帮派领袖。
但是，这类异国经验也有比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员和士兵(商人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开始认真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也对此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国)，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项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统治，或为协助殖民地统治的副产品，而且大半无疑是基于对西方知识优越于一切的坚定感和自信感。宗教这个领域或许是一个例外，对于公平的观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们并不十分肯定。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训。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前卫派对非西方文化是一视同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启发。这种情形不仅见于代表精粹文明的异国艺术(如日本艺术，日本艺术对法国画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也见于那些被视为“原始的”异国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无疑，它们的“原始风味”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早期的前卫人士教会了欧洲人把这样的作品视为艺术品(往往是伟大的艺术品)，教导他们只看其艺术本身，而不论其出处为何。
帝国主义的最后面向也必须一提，亦即：它对母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这两个民族之间虽然不乏敌对竞争，然而据说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这一点可从希特勒对英国的勉强尊敬中得到证明。这些国家的少数上层和中产阶级——官员、行政人员、商人、工程师——有效地行使这一支配权。1890年前后，6000多一点的英国官员，在7万多一点的欧洲士兵协助下，统治了几乎3亿印度人。欧洲士兵和为数多得多的土著军队一样，只是听取命令的佣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军队——爱尔兰人——中抽调组成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但绝非不普遍。绝对的优越性莫此为甚。
因此，直接与帝国有关的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但是他们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巨大。1899年，当大家认为作家吉卜林——印度帝国的诗人——快死于肺炎时，不仅英国人和美国人(吉氏不久前才献给美国一首谈论“白种人的负担”的诗，论及美国在菲律宾的责任)很悲伤，连德国皇帝也拍了一通电报以示慰问。
可是，帝国的胜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母国统治阶级对帝国所采行的统治政策，显然完全不同于本国，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愈来愈难解决。在母国内部，如我们即将提到的，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可避免地日渐风行，而且注定会继续风行下去。然而在殖民帝国中，实行的却是独裁政体：一方面借着有形的威逼，一方面依靠殖民地对母国优越性的消极归顺——这种优越性大到似乎无法挑战，因而遂变得合理合法。士兵和自我训练的殖民地总督，统治了地球上的好几个大洲；可是在母国国内，无知和卑下民众的势力却无比猖獗。在此，我们不是可以学到一个尼采(Nietzsche)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中所指的那种教训吗?
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警告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德皇威廉二世便曾号召西方团结以应付“黄祸”。一个赢得这般容易、基础这般薄弱的世界帝国，一个因为几个人的少数统治和多数人的不抵抗便可轻松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长久维持吗?吉卜林，这位最伟大、或许也是惟一的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对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那个代表帝国骄傲的伟大时刻——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
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
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
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
是和尼尼微(Ninevah)和泰尔(Tyle)一般!
上帝赦免我们，
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
他们炫耀地计划在新德里(NewDelhi)为印度修建一座壮丽新都，然而克里蒙梭(Clemenceau)却预言它将成为一长串帝国废墟中的一个。克氏是惟一抱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吗?而他们在统治全球上的脆弱度，真的比统治国内的白种群众大这么多吗?
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腐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腐蚀，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权力和事情成功所带来的奢华，不正也是削弱其继续努力的杀手吗?帝国不是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依靠心理和野蛮人的最后胜利吗?
这些问题在那个最伟大也最脆弱的帝国当中，引发了最为不祥的答案。这个帝国在面积和光荣上超过以往的所有帝国，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濒于衰败。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暂且听听霍布森对这种恐惧的看法：
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物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解除了武装。威尔斯(H．C．Wells)小说中那个迷人无害、过着在阳光中嬉戏生活的艾罗依(E100，将会受到他们所依靠的黑色摩洛克人(Morlocks)的摆布，并且完全无法抵抗。德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盖文尼兹(Schulze-Gaevemitz)写道：“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正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
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而为一。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
——莫斯卡(Gaetano Mosca)，1895年
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诚然，它也尚未发挥全力，其原因有二，其中之一的影响多少是永久性的，另一个则比较短暂。首先，不论财富的数字意义，它的权力将永远无法与之相称。其次，新被赋予投票权的阶级，其组织的不健全已令它无法对先前存在的均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凯恩斯，1904年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会忽略应提供造成集会机会的法定假期。
——《美国社会学学报》，1896—18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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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述时期开始于在欧洲统治者及其惊恐的中产阶级当中所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这种歇斯底里症乃是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以我们今日比较野蛮的标准来看，也十分可观(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化。
诚如睿智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大众整体而言是贫穷的。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但是，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谓的“上流人土”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男性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遑论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书所论时期开始之前，民主的稳固基础是建立在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时代讲究逻辑的法国人所谓的“法定国家”(the legal country)和“实质国家”(the real country)之间的区别。维护“法定国家’’或“政治国家”的防御工事，乃是投票权所需的财产和教育资格，以及在大多数国家当中已经制度化的贵族特权(如世袭的贵族院)等。自“实质国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国家政治范围的那刻起，这种社会秩序便有了危险。
如果那些无知粗俗的民众，那些不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优美和逻辑的民众，控制了各国的政治命运，那么政治上将发生怎么样的事呢?他们很可能会走向引爆社会革命的道路，1871年社会革命的短暂出现，曾使衣冠之士大为惊恐。古代暴动式的革命似乎不再会迫在眉睫，但是，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及到拥有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以外的阶级，革命的危险难道不会尾随而来?难道这种情形不会像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在1866年所害怕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吗?
可是，自1870年后，大家已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至少就全德国而言)、瑞士和丹麦，已经实行了建立在广大投票权(有时甚至在理论上是男性普选权)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在英国，1867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几乎将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由占20岁以上男子的8％增加到29％。在一次为争取选举权民主化的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后，比利时于1894年扩大其选民人数，从成年男性的3．9％增加到37．3％。挪威在1898年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由16．6％增加到34．8％。随着1905年革命，芬兰更独树一帜地将其民主政治普及到76％的成年人都拥有选举权。1908年，瑞典选民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以向挪威看齐。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奥地利那一半已实行普选；意大利也在1913年跟进。在欧洲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已称得上是民主国家；阿根廷在1912年也成为民主国家。以日后的标准来说，这种民主化尚不完备——一般所谓的普选权，其选民人数都只介于成年人口的30％—40％之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妇女的投票权也不再仅是乌托邦式的口号。19世纪90年代，白人殖民地的边缘有了最早的妇女投票权——美国怀俄明州(Wyomi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南部。在1905年到1913年间，民主的芬兰和挪威也赋予妇女投票权。
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中。读者们已经看到，即使是那些在今日被视为最彻底、最具有历史传统的民主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是到相当晚近才决定放宽其选举权，更别提直到1918年仍拒绝有系统民主化的荷兰(不过荷兰和比利时的选民人数增加率差不多)。政客在他们(而非某些极左派)尚能控制选举的时候，也许会听任选举权做预防性的扩充，法国和英国的情形或许便是如此。在保守人士之中，有像俾斯麦一样的愤世嫉俗者，他们相信民众在投票时仍会秉持传统的效忠(或如自由派所说的无知和愚蠢)，因此他们认为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的力量。但是即使是俾斯麦也宁可不在支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冒险尝试，他在普鲁士仍维持了绝对亲右的三阶段投票制。这种防备后来证明是聪明的，因为大众选民已无法由上层予以控制。在其他地方，政客不是屈服于人民的暴动和压力，便是顺应他们对国内政治冲突的估计。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害怕迪斯累里(Disraeli)所谓的“轻举妄动”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用何种方式进行，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
最原始的操纵办法还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对普选产生的议会权力加以严格限制。这是俾斯麦的模式，亦即将德国国会(Reichstag)的宪法权利降到最低程度。在其他地方，则借着经由特殊(和权重的)选举团体和其他类似机构所选出的第二议会——有时(如在英国)是由世袭的议员组成——来节制民主的代议会。财产选举权的基本原理仍得以保持，并藉由教育资格予以增强(比方说，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受过较高教育之人拥有额外的选举权；英国则为大学保留了特殊席位)。1890年，日本开始采用具有上述限制的议会政治。这种“变种的投票权”(英国人的称谓)，还可利用为己党利益擅自改划选区的有效设计(奥国人所谓的“选举几何学”)而予以加强。这种设计是借着窜改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而将支持某些政党的力量极小化或极大化。对那些胆小或谨慎的选民，可用公开投票的方式对他们施加压力，在有权有势的地主和其他赞助人的监视之下尤然。丹麦维持公开投票直到1901年，普鲁士到1918年，匈牙利到20世纪30年代。如美国城市领袖所熟知的，赞助可以产生为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组织。在欧洲，意大利的自由党员吉奥利蒂(Giovanni Giditti)已被公认是随从主义政治学的高手。投票年龄的最低限制颇富弹性：由民主瑞士的20岁到丹麦的30岁不等。当投票权扩大之际，年龄限制往往也会提高一点。而藉由复杂化的过程使人不易前往投票，从而简单破坏其效力的行动，也始终不乏新例。1914年的英国，估计约有半数工人阶级，是经由这个办法被剥夺其公民权的。
不过，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下来，但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广大之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自然会导致为了选举或藉由选举所组织的群众政治动员，其目的在于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群众运动和民众政党组织、大众宣传政治学、大众媒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大众化或低级趣味的“黄色”报纸)，以及给政府和统治阶级带来不少新麻烦的各项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场合中消失，因为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已使人们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开加以讨论。政党组织候选人会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们太愚笨无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好的，而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个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谈话被那些包围在身旁的记者传到最遥远的酒店去?政客愈来愈不得不诉诸大众选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众对话，或间接利用大众新闻报导(包括其竞争对手的报纸)这只传声筒。俾斯麦或许从来不曾对精英以外的听众发言。然而，在1879年的选举战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已将群众助选引入英国(或者也包括欧洲)。除了政治局外人外，再没有人会以辩论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时的那种坦白和真诚，来讨论民主政治的可能后果。不过，当统治者隐藏在浮夸的言语背后之时，对政治的严肃讨论则退人知识分子和少数有学识并了解它们的民众世界。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也是新政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涂尔干(Durkheim)和索列尔(Sorel)、奥斯特洛戈斯基(Ostrogorski)和韦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韦伯的世界(参看第十一章)。
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心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中进行，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正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也因此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Simplicissimus)、法国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u Beurre)或维也纳克劳斯(KarlKraus)的《火炬》(Fackel)。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贝洛克(Hilaire Belloc)便在针对1906年自由党选举大胜所写的讽刺短诗中，捕捉到这个缝隙：
依赖特权，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可恨权力崩溃了；
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民主，重获其统治权。
那么，如今为了政治行动而群起动员民众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那些在此之前没资格参与政治，或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阶层，它们之中的好几个可组成相当混杂的联盟、联合或“人民阵线”。其中最可畏的是工人阶级，如今它已在一个明确的阶级基础上从事各类政党和运动动员。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由若干不满意的中间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庞大但有欠明确的联盟，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比较害怕富人还是比较害怕穷人。这个联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构成的旧式小资产阶级，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之下逐渐凋零；也包括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中的“非劳力和白领”的新下中阶级，他们在大萧条时代及其之后构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工匠问题”和“中等阶级问题”。他们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对抗“大”势力所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小”这个字——如英文中“小人物”(little man)、法文中“小商人”(le petitcommercant)和德文中“小人物”(der kleine Mann)中的“小”字——正是其标语和口号。法国有多少激进社会主义杂志不都骄傲地在名称中冠上“小”字：《小尼斯人》(Le Petit Nicois)、《小普罗旺斯人》(Le Petit Provencal)、《小沙兰特人》(Le PetitCharente)和《小特尔瓦人》(Le Petit Troyen)。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为小财产和大财产一样需要对抗集体主义；而书记和技术劳工的收入虽然可能非常接近，但书记的优越性必须予以保护，他们不能与技术劳工混为一谈；尤其，已确立的中等阶级并不欢迎中下阶级与他们平起平坐。
“小人物”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修辞学和煽动法的活动领域。在那些具有深厚激进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其强大或绚丽的政治修辞学都将“小人物”固定为左派，虽然在法国，其中包含有极大成分的盲目爱国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欧，其民族主义是无限制的，尤其是在反犹太这个议题上。因为犹太人不仅可被视为资本主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中打击小工匠和小商店主人的代表——银行业者、商人、新兴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也可被视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而更普遍的情形，是被视为损害古老传统和威胁道德真理以及家长制的人。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反犹运动在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已成为有组织的“小人物”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分。它在别处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谁能从19世纪90年代震撼法国的反犹太骚动、为期十年的巴拿马丑闻以及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参谋部的德雷福斯上尉于1894年时误被以替德国做间谍活动而定罪。在一场使整个法国为之分裂、震动的还他清白的运动之后，他于1899年被免罪，最后在1906年得到复职。这个事件在欧洲各地都留下不小的创伤)，猜想到这个时期在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6万个犹太人?(参看第六章及十二章)
进行政治动员的群众当然还包括小农。在许多国家，小农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至少仍是最大的经济群体。自19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不景气时代，小农和农夫愈来愈常被动员为经济上的压力团体，并在许多情形不同的国家，如美国和丹麦、新西兰和法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批加人合作购买、推销、成品加工和信贷的新组织。不过，虽然如此，小农却很少在政治和选举上以阶级的意义动员起来——假设这么庞杂的一个群体可以算作一个阶级的话。当然，在农业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府胆敢忽视农耕者这么庞大一群选民的经济利益。可是，就小农在选举上的动员而论，即使是在某一特殊政治运动或党派的力量显然是依靠小农和农夫支持的地方(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民粹党或1902年后俄国的社会革命分子)，小农也是在非农业的旗帜下进行动员。
如果说社会群体已作了这样的动员，那么公民团体也基于宗教和民族性之类的局部效忠而进行联合。之所以说它们是局部性的，是因为即使是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大动员，也永远是与其他宗教或世俗集团对立的团体。而民族主义的选举动员(在某些地方，例如波兰和爱尔兰，这项动员也等同于宗教的选举动员)，几乎永远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自发运动。它们和政府所宣传倡导的爱国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有时也逃避政府的控制；它们和宣称代表“国家”以对抗少数民族颠覆的政治运动(通常是右派)，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参看第六章)。
然而，这种政治告解式的群众运动，其兴起却颇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阻挠。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团体，具有最惊人的动员和组织其信徒的能力。自从1864年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起，政治、党派和选举便是罗马教会想要摒弃的悲惨19世纪的一部分(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以谨慎的态度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代思想妥协的天主教思想家，从他们的备受排斥中便可证明天主教会此时仍旧不接受这类思想(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曾谴责“现代主义”)。除了完全反对和特别维护宗教实践、天主教教育、教会“易受政府损害以及易受政府与教会不断冲突损害”的制度以外，在这个世俗政治的炼狱世界，天主教会还能有什么政治活动呢?
因此，虽然——如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将证明的——基督教政党的政治潜能很大(在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它们脱颖而出成为主要政党，除了法国以外，至今仍是主要政党)，虽然这种潜能显然随每一次选举权的扩大而增加，但是教会却拒绝在它的支持之下组成天主教政党。不过，自19世纪90年代初，教会也认识到将工人阶级由无神论的社会革命争取过来的好处，以及照顾其主要支持者——小农——的必要。然而，虽然教皇对天主教徒关心社会的新政策给予祝福(1891年的新事件通谕[Encyclical RerumNovarum))，教会对于日后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基督教民主党的创始人，却抱怀疑态度，并不时予以敌视。教会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就像“现代主义者”一样，似乎已与世俗世界不可取的趋势妥协，也因为教会对于新天主教的中间和中下阶层核心分子感到不安，这些城市和乡村的核心分子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争取到行动空间。伟大的煽动政治家卢杰(Karl Lueger，1844-1910)，是在违抗奥地利神职组织的情况下，于19世纪90年代成功地创立第一个主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即今日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前身，该党在1918年后的大半时间统治了独立的奥地利。)该政党以反犹太诉求征服了维也纳中下阶级。
因此教会通常支持各种各样的保守或复古政党，或是多民族国家内附属天主教的民族以及没有感染世俗病毒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和这些团体保持了良好关系。它通常支持任何人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因此，真正的天主教民众运动和政党，只见于德国(它们的产生，是为了反抗。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的反教士运动。)、荷兰(该地所有的政治活动皆采取信仰组合的方式，包括基督新教和非宗教性组合。)和比利时(早在民主化以前，天主教徒和反教士自由党员已形成了两党政治。)。
基督新教的宗教政党甚至更为稀少，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信仰的要求往往与其他口号合而为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如在大多不信奉国教的威尔士人中间)，反民族主义(如反对爱尔兰自治而愿与英国联合的乌尔斯特[Ulster]新教徒)，自由主义。(如英国的自由党，当古老的辉格党贵族和重要的大企业在19世纪80年代投诚到保守党之后，不信奉国教的团体更因之得势。不信奉国教者系指英格兰和威尔士非英国国教会的新教徒。)而在东欧，政治活动中的宗教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包括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沙皇不仅是东正教领袖，而且也动员东正教徒抵制革命。对世界上的其他伟大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家)而言，更别提局限于特殊群落和民族的教派，在受其影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范围之中，并不知道有西方民主政治的存在，也与它毫不相干。
如果说宗教具有深厚的政治潜力，那么民族认同同样是一种不可轻视而且在实际上更有效的推动力。在1884年英国投票权民主化之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囊括了该岛上所有的天主教席位。在103个议员当中，有85个形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巴涅尔(Charles Steward Parnell，1846-1891)背后训练有素的方阵。在任何选择以政治来表达其民族意识的地方，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人显然会以波兰人的立场投票，捷克人则以捷克人的立场投票。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那一半，便因这种民族划分而告瘫痪。事实上，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多次暴动和反暴动之后，其议会政治已完全崩溃，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议会中成为多数。1907年奥地利普选权的诞生，不只是对压力让步的结果，也是为了动员选民大众去投非民族政党(天主教，甚或社会主义)的票，以对抗势不两立、争吵不休的民族集团。
严格形式的(有纪律的政党运动)政治性群众动员尚不多见。即使是在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的那种单一和包括一切的模式也绝不普遍(参看下一章)。不过，构成这种新现象的因素当时几乎到处都可看到。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其基础的组织构架。理想的群众政党运动必须在一个中央组织复合体外加上一个地方组织或支部的复合体，每一组织都应有为了特殊目的而设的地方支部，并整合到一个具有较广泛政治目的的政党之中。因此，1914年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遂包括了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这个联盟乃是为选举而组成的全国性组织，亦即在每一个议员所代表的选区当中都可见到其踪影。它组织许多选举集会，并由联盟会长出任主席。出席参加集会的人士不仅包括它自己的代表，也包括同业公会(工会支部的城市企业联盟)的代表，工会本身的代表，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和劳工协会(Land and Labour Association)的代表，盖尔人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的代表，类似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之类的互助会代表，以及其他团体代表。(附带一提：古爱尔兰修道会乃是爱尔兰本岛和美洲移民的联系桥梁。)这是一个动员核心，是国会内外民族主义领导人士的联系环节，也构成了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选区范围。这些积极分子尽可能将自己组织到大众之中，因此在1913年时，爱尔兰为数300万的天主教人口中，已有13万联合爱尔兰联盟成员。
其次，各种新兴的群众运动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它们不只是为了支持特殊目的(如维护葡萄栽培)而组成的压力和行动团体。当然这类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固体也是成长迅速，因为民主政治的逻辑便是要求各种利害团体向理论上应对它们相当敏感的全国性政府和议会施压。但是，像德国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成立，并在次年就有20万农民参加)这样的团体，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虽然它的态度显然倾向保守，而它又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主宰。1898年时，它的支持者包括分属于五个不同政党的118名德国国会议员(总数共397名)。和这种不论其势力多么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同，新兴的政党运动代表了整体的世界观。是其整体的世界观，而非特殊或不断改变的具体政治计划，构成其组成分子和支持者的“公民宗教”。对于卢梭、涂尔干以及社会学这门新学问的其他理论家而言，公民宗教应该可使许多现代社会因之结合，不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扮演阶段性的黏合剂。使那些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团结一致的要素乃是：宗教、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意识形态，不论其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什么样的实质利害关系。
矛盾的是，在那些具有强烈革命传统的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和有点勉强的英国，他们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新旧精英分子驯服至少部分的新动员群众，而他们所用的策略，对北美13州的7月4日演讲者而言，是非常平常的。英国的自由主义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人，它也从不曾忘记其前辈曾为了清教徒的利益参与了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的行动。(自由党党魁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自掏腰包于1899年在英国国会前方为克伦威尔[Ohver Cromwell)立了一座雕像。)自由主义成功地维持了大众劳工党的发展，一直到1914年后。更有甚者，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LabourParty)，也这样跟随在自由党的脚步之后。法国的共和激进主义尝试以挥舞共和与革命的旗帜来对付其敌人，并吸收动员群众，它们也的确得到一些成功。“左派无敌人”和“所有好的共和党员团结一致”等口号，颇有助于将新兴的民众左派与统治第三共和的中心人物结合在一起。
第三，就其运作的方式而言，群众动员可说是全球性的。它们或是粉碎了古老的地方性或区域性政治体制，或将它推到不重要的地位，要不便将它整合进较广泛的全盘性运动。总之，在民主化的国家，全国性政治活动并没有为纯区域性的党派保留多少发挥空间，即使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类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国家亦然。因此，在德国，汉诺威(Hanover，至1866年方为普鲁士所兼并)的区域特征——明显的反普鲁士和对旧日威尔夫(Guelph)王朝的效忠——也只能表现在投给全国性政党的选票比例比其他地方稍少而已(85％，别处为94％—100％)。因此，信仰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或者就此而言的社会和经济少数群体，他们有时局限于特殊地理区域的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与旧日资产阶级社会的选举政治相反的是，新的民众政治愈来愈与以地方权贵为基础的旧式地方政治无法相容。在欧洲和美洲，仍有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和拉丁美洲——的保护人，也就是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可以将整批受保护者的选票“交付”给出价最高的人，甚至更大的保护人，即使在民主政治当中，“老板”也从未消失。但是，在民主政治中，由政党制造名人，或使他不致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无助的情形，还是比相反的发展多得多。努力使自己适应民主政治的年长精英，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地方性保护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发展出各种折中方式。而事实上，在旧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充满了老式“名人”和新政治操盘者、地方老板，或其他控制地方政党命运人士的复杂冲突。
因此，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亦即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米歇尔认为他可以从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得出这项铁律。米歇尔也注意到新群众运动崇拜领袖人物的倾向，不过他过分重视这一点。因为，在本书所述时期，那种自然会以某些全国性群众运动领袖为中心的崇拜，例如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元老)或倍倍尔(Bebel，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画像的崇拜，其实信念的成分远大于个人的成分。再者，当时很多群众运动并没有富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当巴涅尔在1891年，因私生活混乱和天主教与非国教徒的道德冲突而失势时，爱尔兰人便毫不迟疑地抛弃了他。可是没有任何领袖能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他的私人效忠，而巴涅尔神话在他死后很久还在流传。
简言之，对其支持者而言，政党或运动是代表他们、也为了他们而采取行动。因此，组织很容易便代替其组成分子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可轻易地支配组织。于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是因为它们能结合组织和群众支持，因此便拥有庞大且几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们是潜在的政府。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都是以制度化为政权系统的政党运动取代旧体制、旧政府和旧有的统治阶级。这种潜力之所以非常可观，是因为较古老的意识形态组织显然缺乏这种力量。比方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宗教似乎已失去自行转化为神权政治的能力，而它当然也不想这么做。(这种转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1848年后在犹他州建立的摩门教共和国[Mormon Commonwealth)。)胜利的教会所建立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是由世俗机构所经营的教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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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才刚开始要改变政治。可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时已十分明确，对那些国家统治者及其所要维护的阶级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维持国家的团结，乃至存在的问题，在面临民族运动的多国政治中，这个问题显然已万分急迫。在奥匈帝国，它已经是政府的中心问题，而即使是在英国，大规模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也粉碎了已确立的政治结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内精英分子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政策的持续推行，尤其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政策。民主政治不是像商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不可避免地干预资本主义运作，并导致不良后果吗?它不会威胁英国所有政党都绝对拥护的自由贸易吗?它不会威胁健全的金融和所有可敬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理吗?它不会威胁到金本位制度吗?最后一项威胁在美国似乎是急迫的。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的大规模动员，其最激烈的言辞便是攻击——引其伟大的演说家布赖恩的话——将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之举。比较一般性，却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面临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群众运动威胁时，该如何保卫已经拥有社会的合法性，甚至其实际生存。这些威胁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经由鼓动选出、又时常因无法协调的党派冲突而告分裂的议会，其效能显然不高；而不再以拥有独立财富之人为基础，反以依靠政治兴家致富之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又无疑是腐败的。
上述现象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在分权的国家，如美国，政府(也就是总统所代表的行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民选议会，不过也很可能因权力的制衡而瘫痪。(但是总统的民主选举又会招致另一危险。)欧洲式的代议政府，其政府(除非仍在旧式王权的保护之下)在理论上必须依靠民选议会，因此其各种问题更是难以克服。事实上，这些政府好像进出旅馆的旅行团一样来来去去——一个国会的多数党崩溃，另一个就继之主政。欧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国——或许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自1875年到欧战爆发前的39年间，法国一共有过52个内阁，而其中只有11个维持一年或一年以上。诚然，同样的名字往往在这些内阁中一再出现。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续，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设的、非由选举产生的和隐形的官僚人员手中。至于说腐败，它也许不会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19世纪初，像英国这样的政府，也会将名副其实的“国王下面的肥缺”和赚钱的闲差分配给他们的亲戚和侍从。可是，即使它实际上没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但它却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须用种种方法兑现他们对商人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或反对。而使这种腐败更显突出的原因在于：至少在西欧和中欧，清廉是常设的资深公务员和法官的必备操守——在法治国家，此时他们大多仍受到保护，并没有选举和赞助的顾虑(只有美国是一大例外)(但是即使是在美国，1883年也成立了一个“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为独立于政治赞助的“联邦文官体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础。但是，赞助在大多数国家仍较一般所假设的更重要)。政治上的腐败丑闻不仅发生在对金钱转手不加掩饰的国家，如法国(1885年的威尔逊丑闻，1892—1893年的巴拿马丑闻)，也发生在对金钱转手加以掩饰的国家，如英国。(1913年的马可尼[Marconi]丑闻，两个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劳合·乔治[Uoyd George]和伊萨克斯[Rufuslsaacs]——日后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印度总督——均牵连在内。)(在凝聚性甚高的统治名流内部，令民主观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惊的交易，并非不常见。曾任财政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之父，欠了罗思柴尔德大约6万英镑；罗氏对英国的金融兴趣是可想而知的。这笔债的大小，可用下列数字说明：这笔钱相当于那年英国所得税总额的0．4％。)当政府基本上可说是以用政治恩惠购买选票的办法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时，议会的不稳定当然可能与贪污有关——政治恩惠几乎无可避免地皆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云，意大利的吉奥利蒂便是这个策略的高手。
当时社会上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大众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了解。从事公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比方说法国正派言论的堡垒——《时代》(Le Temps)和《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The Crisis Of the Modem State)；而好学深思的保守党殖民地总督和日后的阁员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参看第九章和第十章)，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淹没的感觉。
新的政治形势只是一步步地发展，而随着各国内部情况的不同，发展也不甚均衡。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太容易对19世纪70年代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作个比较通盘性的考虑，而就算作了也几乎没有意义。使无数政府和统治阶级陷于类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上突然出现的大规模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看下一章)，不过，在事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使政府头痛的仅有运动。广泛地说，在大多数有限宪政和有限选举的欧洲国家，自由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所拥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纪70年代已逐渐崩溃。就算不考虑其他理由，它至少也是“大萧条”的副产品。1870年在比利时，1879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国，除了偶尔的短期掌权之外，它们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来的新时期，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同样的政治模式。不过在美国，曾经领导北方赢得内战胜利的共和党，基本上赢得了总统的连任，一直到1913年为止。只要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像革命和“分离”之类的基本挑战可以挡在议会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组那些既不想威胁政府又不想破坏社会秩序者的办法，来推翻议会中的多数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是可以挡在外面的。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坚实好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存心瓦解英国下议院，并在下议院中扮演关键的少数派角色。它的出现立刻改变了国会政治，以及跳着端庄双人芭蕾的两个政党。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辉格党中的百万贵族和自由党商人匆匆加人保守党，而这个保守并且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政党，日渐发展成土地财主和大商人的联合政党。
在别处，形势虽然更戏剧化，事实上却比较容易处理。在西班牙的王权恢复(1874年)之后，反对者的分裂(共和党为左派，王室正统派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时间掌握政权的卡诺华斯(Camovas，1828-1897)，可以操纵政客并举行一次毫无政治意义的农村选举。在德国，互相冲突的成分相当软弱，以致俾斯麦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从容统治；而奥匈帝国可敬的斯拉夫党派的温和作风，也有利于文雅时髦的塔费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执政)。法国的右派拒绝接受共和，它是选举中永远的少数党，但由于军队没有向文人当局挑战，因而，共和政体在历经无数次的震撼危机(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仍能屹立不坠。在意大利，梵蒂冈对世俗和反教权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轻易地执行他将反对政府者转化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
实际上，对政治体系惟一真正的挑战是在议会之外，是来自下面的反叛，但是，当时的立宪国家对此还不必太过担心；而军队，甚至在以革命宣言著称的西班牙，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在叛变和武装士兵都不时可见的巴尔干国家和拉丁美洲，它们乃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非潜在的挑战者。
但是，这种形势却看似无法持久。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他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擅于操纵有限选举权的政治高手俾斯麦，当他在19世纪70年代面对他视之为向“群山之外”的反动梵蒂冈效忠的有组织天主教群众时(因而有ultramontane一字，其义为“山外之人”，引申为“教皇至上论者”)，竟手足无措，只好对他们展开反教权战争(所谓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斗争)。面对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他也只能在1879年宣布这个政党是非法的。由于回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思议(被禁的社会民主党也获准推出其候选人)，因此他在这两件事的处理上都失败了。政府迟早都必须容忍新的群众运动——对社会主义者的容忍，要到1889年俾斯麦失势之后。奥地利皇帝在其首都被基督教社会党(Social Christian)的煽动行为攻占以后，三度拒绝该党的领袖卢杰担任维也纳市长，直到1897年才接受这件已成定局的事实。1886年，比利时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工人的罢工和暴动风潮(西欧最恼人的风潮)，并将社会主义者逮捕入狱，不论他们是否牵涉骚乱。可是七年之后，在一次有效的总罢工推动下，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某种普遍的选举权。意大利政府在1893年打击西西里的小农，1898年打击米兰的工人，可是，在米兰的50具尸体以后，政府改变了方向。广泛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社会主义酿成群众运动的10年，代表了一个转换点。一个新的政治战略时代开始了。
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代读者，可能会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任何政府认真考虑抛弃立宪和议会政体。因为1918年以后，自由立宪政体和代议民主政治的确在许多阵线上退却，虽然1945年后又再度恢复。然而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却非如此。甚至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也未导致整个选举和议会的废除。不像1849年(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一章)，即使是俾斯麦在他掌权末期玩弄暂停或废止宪法的构想，德国也不曾就此走向复古。资产阶级社会对于何去何从可能曾感到焦虑，但它仍然很有自信，因为全球经济汹涌向前的好景，是激不起悲观主义的。甚至在政治上持温和看法的人(除非他们有相反的外交和财政利害关系)，也盼望俄国发生革命。人们普遍以为，俄国革命会将欧洲文明的污点转化为正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而在俄国内部，1905年革命不像1917年的十月革命，它的确曾得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心支持。在无政府主义者盛行暗杀的19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都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总计当时共有两位君主、两个总统和一名首相遭到暗杀。(意大利的亨伯特国王[1CingUmbe~o)、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的卡诺总统[SadiCamot)、美国的麦金莱总统和西班牙的卡诺华斯首相。)1900年后，在西班牙和部分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区，已没有人真的为无政府主义感到困扰。法国警察早已准备了一长串公认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黑名单，其中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分子和反军国主义的颠覆分子。可是，当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法国内政部长甚至懒得去拘捕这些人。
但是，如果说(不像1917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整体而言，资产阶级社会尚未立即感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19世纪的价值观和历史期望，也还没有受到严重损伤。人们仍普遍认为文明的行为、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惯例，都将继续其长期的进步。当时残留下来的野蛮行为还很不少，尤其(据“高尚人士”所深信)是在下层社会和有幸被白人殖民的“未开化”民族之中。甚至在欧洲，也还有像俄罗斯和奥斯曼这样的国家，其理性之烛明灭不定或根本尚未点燃。可是，从那些震撼全国和国际舆论的丑闻，正可看出处在和平时期的资产阶级世界，对教化的期望有多高：德雷福斯事件是由于拒绝查究一件审判有失公正的事情；1909年的费瑞(Ferrer)丑闻，是由于处决了一名被误控在巴塞罗那领导暴动风潮的西班牙教育家；1913年的札本(Zabern)事件，则是由于20个示威者在一个阿尔萨斯市镇被德国军队关了一夜。在20世纪晚期的今天，我们只能以世风日下的喟叹回顾本书所述时期：在今天世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屠杀，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却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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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统治阶级尽一切力量去限制舆论和选民大众，限制他们对其本身和国家利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形成和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新的战略。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众现象出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看下一章)。而其结果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容易对付——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或者说已经登上台面，并进入一个好战、自治论和分离主义的新阶段(参看第六章)。至于天主教徒，除非他们与某种自治论的民族主义认同，否则也很容易整合，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保守的(即使像卢杰的这种比较少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人士亦然)，而通常只要能保护天主教的特殊利益，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甚至在爱好和平的斯堪的纳维亚，只要雇主在放弃以暴力手段对付罢工，进而与工会取得和解的态度上，远不及政治人物的表现，那么要将劳工运动纳入制度化的政治赛局当中，便是一件困难的事。大企业日益强大的力量尤其不肯屈服。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1914年前雇主这个阶级始终未与工会和好。甚至在英国这个工会早在原则上(而往往也在实际上)被接受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仍可见到雇主们对工会进行反攻，尽管政府官员采取和解的政策，而自由党领袖也一再向选民保证并极力争取劳工选票，但仍然无济于事。就政治层面而言，问题也很困难。新的劳工党派和依附于1889年第二国际的党派一样，它们拒绝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制度妥协；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妥协性便高得多(非革命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政治活动便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1900年，显而易见，温和改革派已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出现；事实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它也找到其理论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ustein)。伯氏主张：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其最终目的毫无意义。他主张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曾在1897年后的社会主义世界，引起了耻辱、迫害和热烈辩论。与此同时，群众选举制的政治(甚至最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也热烈予以拥护，因为它让他们的群众以最大的可见度增长)也只能安静地将这些政党整合进它的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者现在当然还不能进入政府。人们甚至不能期望他们容忍“反动的”政客和政府。可是，最起码在将温和的劳工代表引入赞同改革的较宽广阵线这一点上——结合所有民主人士、共和人士、反教权人士或“人民代表”，对抗反对这些高尚奋斗目标的敌人——颇有成功机会。1899年起，法国在卢梭(Waldeek Rousseau，1846-1904)的领导下，有系统地推行这项政策。卢梭缔造了共和联合政府，以打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显然向它挑战的敌人。在意大利，先是由札纳戴利(Zanardelh)推行这一政策，札氏的1903年政府依靠了极左派人士的支持；随后，伟大的捏造者与和解者吉奥利蒂也萧规曹随。英国在经历19世纪90年代的一些困难之后，自由党员和成立不久的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英国工党前身)于1903年达成选举协定，使它在1906年以工党的身份进入英国国会。在其他地方，基于对扩大选举权的共同兴趣，遂使社会主义和其他民主人士携手合作。例如，丹麦在1901年出现了欧洲第一个堪称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党派支持的政府。
议会中间派向极左派主动示好，其原因通常不是为了想要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因为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情形下也可轻易从议会赛局中被去除，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类似大小的共产党在欧洲的遭遇。德国政府用所谓“政治大联合”(Sammlungspolitik)的办法——亦即将誓言反对社会主义的保守人士、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集结成多数的办法——抑制最难对付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之所以向左派主动示好的原因，反倒是想开拓驯服这些政治野兽的各种可能性，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之士未几即认识到这些可能性。这项怀柔策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而雇主的不向威逼妥协和其所激起的大规模工业冲突，也未使事情更容易解决。但是，大体而言它还是成功的。至少它得以将大规模劳工运动分裂成温和派和不妥协的激进派，并将通常是少数人的激进派孤立起来。
然而，民主政治在其不满意情绪较不剧烈时，是比较容易驯服的。因此，新的战略便意味着大胆推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方案，可是此举却逐渐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派对政府的著名承诺，亦即不涉足为私人企业和自助组织所保留的领域。英国法学权威狄西已看出：社会主义自1870年起即利用滚动的蒸汽压路机，将个人自由的地表压成集中管理和平均化的营养午餐、健康保险和年薪制度等暴政。而他的确说对了几分。永远按理行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已决定用颇具雄心的社会保险方案，来消灭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口实。继他走上这条路的，还有奥地利和1906—1914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老人年薪、官办职业介绍所、健康和失业保险)。甚至法国在几度迟疑以后，也在1911年实施年薪制度。奇怪的是，现今“福利国家”的杰出代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却起步甚迟，而若干国家也只做了一点象征性的姿态，卡内基(Cam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摩根(Morgan)等人的美国，则完全没有这方面措施。虽然1914年时，象征性(在理论上)禁止童工的法律甚至在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也已存在，但在美国这个自由企业的乐园，联邦法律还是管不到童工。职业事故赔偿法到1905年时已相当普遍，可是国会对它们不感兴趣，而一般法院则谴责它们违宪。除了德国以外，1914年前这类社会福利方案仍相当有限。甚至在德国，它们显然也未能阻止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确立了，只是在欧洲新教国家和澳大利亚速度较快罢了。
狄西强调：一旦“不干预政府”的理想被抛弃后，政府机关的作用和重要性将会无可避免地不断增强。就这点而言，他也是对的。照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的官僚政治规模还不算大，不过却成长迅速，尤以英国为最。在1891—1911年间，政府所雇用的人数增加了三倍。1914年前后，欧洲公职人员在所有劳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从法国的3％(颇出人意料)，一直到德国和瑞士的5．5％-6％(瑞士的情形也同样出人意料)。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内，这个数字已提高到10％—13％。
昂贵的社会政策可能会减少经济所依赖的企业家的赢利，但是没有这些昂贵的社会政策，政府可以取得民众的效忠吗?如前所述，当时的人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可以支付社会改革所需的费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大家所喜欢的。而后来的发展却是战争，或至少是具有更大的煽动潜力对战胜的期望。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00年的“卡其选举”(Khaki election，利用战争热潮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选举)中，利用南非战争击败其自由党对手。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成功地利用人们喜爱炮声的心理，于1898年与西班牙作战。事实上，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年担任总统)所领导的美国统治精英，刚刚才发现荷枪的牛仔是美国主义、自由和本土白人传统的真正象征，可利用它来抵抗成群入侵的大批低下移民以及无法控制的大城市。自此以后，这个象征便广被利用。
然而，问题的症结却广泛得多。各国的政权和统治阶级在以民主方式动员的群众心中具有正统性吗?本书所述时期的历史大半都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这个任务相当急迫，因为古老的社会机制显然在各地都处于崩溃之中。德国保守党员(基本上是效忠大地主和贵族的选举人)在1881-1912年间，流失了半数选票。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选票有71％来自居民不到2000的村落，只有5％来自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然而前者在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正不断下降，后者却正是大批人潮的拥入地。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普鲁士贵族产业上，旧式的效忠可能仍可奏效，于是保守党在此掌握了几乎一半的票数。但是，即使就整个普鲁士来说，他们也只能动员选民的11％-12％。另一个主力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其形势更富戏剧性。这个阶级的胜利，是由于粉碎了古老阶级组织和群落的社会凝聚力，选择市场而非人际关系，选择上流社会而非群众。因此，当群众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奥地利最为明显。19世纪末，奥地利自由党员只剩下一个由德国城市中产阶级和犹太人所构成的残存孤岛。他们19世纪60年代的堡垒——维也纳自治市——已沦陷给民主激进派、反犹太人士、新兴的基督教社会党以及最后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布拉格(Prague)这个资产阶级核心尚能代表人数日益减少的德语居民(大约为数3万人，到了1910年时，只占全部人口的7％)利益的地方，他们同样既得不到日耳曼民族主义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效忠，也得不到社会民主党或在政治上被动员的德国工人的效忠，甚至得不到一部分犹太人的效忠。
那么，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某些国家，其本身在当时可能还是相当新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历史前例，遑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最近的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品，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递嬗频仍的政权，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共和的鼓动也是(或者看来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 ，
因而，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知识分子动笔为文，政府则采取行动。英国政治科学家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用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本身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华莱士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于是，政治生活愈来愈固守仪式，并且充满公开和潜意识的符号以及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由于以往确保隶属、服从和效忠的方法(主要是宗教性的)已经不大管用，对于某种替代品的公开需求便借着传统的发明而得到满足；这种发明，是利用像王冠和军事光荣这类已经过考验证明能引发感情的旧事物，以及如前所述(参看前一章)利用像帝国和殖民地征服这类新事物。
和园艺一样，这种发展是上面种植(或预备好随时可种植)和下面成长的混合。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当他们在制定新的国定假日(如1880年法国规定7月14日为国庆日)，或发展出英国君主政体的仪式化(自19世纪80年代，便愈来愈趋向神圣性和拜占庭式)时，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事实上，在1867年选举权扩大以后，英国的法律诠译者，仍明白地将宪法区别为“有效的”部分和“庄严的”部分。前者是统治借以进行的部分，后者的功能则是让民众在被统治时心悦诚服。大量的大理石和高耸石块在专家的规划下填满国内空地(政府急切地想借此证实其合理合法性，尤其是在新德意志帝国)，而这项计划除了充实无数建筑师和雕刻家的荷包之外，并不具任何艺术上的好处。英国的加冕典礼，此时已为了吸引民众注意力而自觉地组织成政治意识形态形式。
可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在感情上令人满意的仪式和象征。他们只是发现和填补了一个空虚之处，这个空虚之处是自由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所造成的，也是向民众表态的新需要和这些民众本身的改变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发明和同样在这几十年间对于大众市场、大众展览与娱乐商业的发现，是互相平行的。广告业虽然是美国内战之后的发明，却直到此时才首次获得应有的认知。海报便是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一种共同的社会心态(“群众”心理学已成为法国教授和美国广告大师的热门话题)将1880年开始举办的“皇家马术比赛”(Royal Tournament，一种公开展示的军事和戏剧表演活动)和黑池(Blackpool，新兴无产阶级的喧嚣游乐场)海边的灯饰联想在一起；将维多利亚女王和柯达(Kodak)女郎(20世纪最初10年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将威廉皇帝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Hohenzollern ruler)竖立的纪念碑与(法国画家)罗德列克(Toulouse-Lautrec)为著名杂耍艺人所绘的海报衔接在一起。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资开拓操纵的地方，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动出击自然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的大理石和砖造物，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是，当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被皇帝威廉二世革职)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非官方民族主义的热忱，这种热忱让德国人竖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相反的，非官方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Little Germany)当中。这一点可由《德国至上》(Deutschland Uber Alles)战胜比较谦和的国歌以及新兴普鲁士德国的黑白红旗战胜旧有的1848年黑红金旗当中看出。这两项胜利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
因此，当时的各个政权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尤其是通过对公立教育制度(特别是小学，也就是民主国家以“正确”的精神“教育我们未来主人翁”[这是罗艾(Robert Lowe)1867年的措词]的必要基础)的控制；而在那些教会不具有政治可信度的地方，则是藉由对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之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这个苏泽(J．P．Sousa，1854-1932)和埃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时代，国歌和军队进行曲都极尽全力地演奏。(在1890-1910年间，为英国国歌所谱的曲子，其数量之多，空前绝后。)当然，国旗是最重要的象征。在没有君主的地方，国旗本身便可以在实质上具体代表政府、国家和社会。美国学校每日举行的升旗仪式自19世纪肋年代晚期开始推广，终于成为普遍的做法。
拥有可资动员而且普遍为人所接受的象征的政权，实在是无比幸运。比方说，英国君主便是一例。他甚至以劳动阶级的节庆——足球协会杯决赛——作为他每年出席各种场合的首站，以藉此强调了大众公开仪式也可等同于大规模壮观场面。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政治仪式场地(如德国国家纪念碑周围)和可兼作政治活动场所的新运动场和运动馆，都开始繁增。较年长的读者，应当还记得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宫(Sportspalast)所发表的演说。而可以与某个拥有大规模民间支持的伟大奋斗目标相结合的政权也是幸运的，如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及共和国。
由于国家和政府正在与非官方群众运动竞逐团结和效忠的象征符号，于是，群众运动遂开始设计其自己的反象征符号。比方说，当先前的革命国歌《马赛曲》(Marseillaise)被政府接收后，非官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设计了《国际歌》(International)。虽然常有人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视为这类分离社群、反社会和反文化的极端例子(参看下章)，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够地道的分离主义者，因为他们仍旧藉由他们对教育(也就是公立学校系统)、理性和科学，以及对(资产阶级)“古典艺术”的价值信念，与官方文化有所关联。毕竟，他们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在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敌对的学校系统而与政府进行对抗的，是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如我们在爱尔兰例子中所看到的，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很容易在反政府的核心周围，建立起由协会和非法社群组成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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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政治团体和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些潜在的或事实上的颠覆性大规模动员上，成功了吗?整体说来，除了奥地利外，他们都成功了。奥地利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每个民族都把它们的期望寄托在别的地方。奥地利之所以能勉强维持，靠的不过是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的长寿、持怀疑和唯理主义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对境内若干民族来说，它毕竟是几种可能命运中最差强人意的事实。大体而言，这些群体还是愿意被整合到这个国家里面。虽然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相当不同(参看第十二章)，可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而言，在1875-1914年间，尤其是1900-1914年间，虽然不乏惊慌、出轨，仍不失为一个政治上的稳定时期。
这段时期，排斥现有政治体系的运动，如社会主义，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们的力量不够大——也是被当作主流舆论的催化剂。或许这便是在法兰西共和国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国强化反社会主义的原因，没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敌人更能促进团结。甚至民族主义有时也不难处理。威尔土的民族主义加强了自由主义，并且把它的斗士劳合·乔治拱成政府首长、民意煽动者以及与民主激进派和劳工取得和解的调停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在1879—1891年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之后，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依靠而平息。泛日耳曼极端主义，因威廉一世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甚至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党内，天主教党从不诘难这个双民族的一元政府。极右和极左派的不妥协者可以予以孤立。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它们还忙于别的事情。当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它们大多数在爱国情感的驱使下，与它们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团结一致。西欧惟一的主要例外，事实上却证明了这个法则。因为英国的独立劳工党之所以坚持反对战争，正是因为它也具有英国“非国教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长久爱好和平的传统。这个情形，使英国成为自由党阁员为这样的动机而在1914年8月相率辞职的惟一国家。
接受战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的表现并不是很热中。他们之所以接受战争，主要是因为害怕被迫随者遗弃；他们的追随者，在自发热忱的激励之下，踊跃从军。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人的情形)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要到很久之后才真正展开。
由于政治整合成功了，各政权因此只需面对立即直接的行动挑战。这种不安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国家尚未陷入革命或准革命的局势下，它们只能构成对公共秩序而非社会制度的挑战。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十七军团的兵变(1907年)，贝尔法斯特(Belfast，1907年)、利物浦(1911年)和都柏林(Dublin，1913年)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1908年)，甚至巴塞罗那的“悲剧周”(tragic week，1909年)，其本身都不足以动摇政权的基础。尽管他们的确很严重，也不仅仅是复合经济的脆弱象征。虽然英国绅士素以冷静闻名，但是当1912年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H．Asquith)在宣布政府决定对煤矿工人总罢工让步时，他还是哭了起来。
我们不应低估这类现象。即使当时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战前最后几年，他们已经常可感觉到巨变之前的社会骚动。在这些年间，豪华饭店和乡间别墅都不时会发生暴力事件。它们凸显了“美好时代”政治秩序的无常和脆弱。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高估它们。就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国家而言，破坏“美好时代”稳定(包括其和平)的，是俄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形势，而非西欧甚或德国的形势。在大战前夕使英国政治形势陷入危险的，不是工人反叛，而是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极端保守的上议院对抗下议院，军官集体拒绝听命于致力实现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政府，因此形成了宪政危机。无疑这样的危机部分是由于劳工动员，因为上院想要盲目拒绝却又无力拒绝的，是劳合·乔治的杰出煽动法。劳氏的方法，旨在将“人民”留在统治者的系统组织内。不过这些危机之中最后也最严重的一个，其起因则是自由党员在政治上主张(天主教的)爱尔兰自治，以及保守党员支持乌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极端分子对爱尔兰自治进行武装抗拒。议会民主这种程式化的政治游戏，自然是无力控制这种局面，就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仍可看到的那样。
虽然如此，在1880—1914年间，统治阶级还是发现——纵然他们心存怀疑——议会民主政治已证明它可与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相媲美。如同这个制度一样，上述发现至少在欧洲还是新颖的，这对社会革命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一直认为民主共和国虽然摆明是“资产阶级的”，却也是社会主义的前奏，因为它允许，甚至鼓励无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鼓励被压迫民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政治动员。因此，不论它愿意还是不愿意，它都会看到无产阶级在与其压榨者的冲突中获得最后胜利。可是，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马、恩的信徒却听到十分不同的调子。1917年，列宁主张道：“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最好外壳。因此，一旦资本主义控制了这个最好外壳，它便可以牢固地确立它的权势，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没有任何改变可以动摇它——不论是人事的改变、制度的改变或政党的改变都一样。”和平常一样，列宁所注意的主要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分析，而是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作有力辩论。列宁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革命俄国的临时政府，支持苏维埃掌权。总之，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它的主张是否正确。他这项主张很有商榷余地，它未能认出保护诸国免于社会动乱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以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我们应注意的是它的似是而非。在1880年以前，这样的主张对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几乎是同样难以置信。即使是对政治上的极左派而言，给予“民主共和国”如此负面的判断也是很难想象的。在1917年列宁提出这个意见的背后，西方已将近有一个世纪的民主化经验，而战前的15年，这种经验尤为丰富。
但是，政治的民主与繁荣的资本主义之间，其结合的稳定性会不会只是当时的一种幻象?当我们回顾1880-1914年这段岁月之际，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种结合的脆弱及其范围的有限。它一直是局限在西方少数几个成功发达的经济之中，通常也跨不出具有漫长立宪历史的几个国家。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也就是对历史无可救药的信念，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它在全世界的进展都是不可阻挠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未来全世界的模范。1919年时，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整个欧洲，均有系统地重组为民主式国家。可是，在1939年的欧洲，还有多少民主国家存在?当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独裁政府兴起时，许多人提出与列宁相反的理论，甚至列宁的信徒也不例外。但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想法也同样错误。1945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再度复活，自此以后，它一直都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最喜好的制度——这些社会多半是经济繁荣，面且没有对立或分裂的困扰，因此可以采用得起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堪称便利的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在20世纪晚期联合国的150多个成员国中，只在极少数国家能有效实施。1880—1914年间的民主政治进展，既未预示它的永久性，也未预示它的全球胜利。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施若德(Schroder)的鞋匠……他后来去了美国……他给了我一些报纸。我因为心情不好，所以看了一点。之后，我愈看愈有兴趣……报上把工人的苦况以及他们如何依靠资本家和地主描写得万分真实，令我十分惊愕。好像我的眼睛从前都没有睁开似的。该死的!他们在那些报纸上写的都是实话。我到那天为止的一生，便是一个证明。
——一位德国劳工，1911年前后
他们(欧洲的工人)感到重大的社会变迁必须尽快到来；由上流人士统治政治并拥有和享受政权的人间喜剧已经闭幕；民主政治的岁月即将开始，劳动者为其自身所做的奋斗，将较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更为优先，后者只是工人之间无目标的战斗。
——龚帕斯(SamuelGompers)，1909年
无产阶级的人生，无产阶级的死亡，本着进步精神的火葬。
——奥地利工人丧葬协会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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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愈来愈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建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如瓦斯、供水和秽物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仍有待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廉价劳力国家，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他们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更大规模，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用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要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a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
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尊重他们为有钱人。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辛苦劳动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界劳动。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家仆。
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用的工人几乎增长了六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用工人或雇用十个以下工人的小工坊，这类小工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工坊雇用的工人占从事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个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劳动力显然有无限需求，尤其是对那种随时可以投入其扩张部分的前工业劳动力，于是，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中，无产阶级人数逐渐以可观的速度增加。由于当时的工业成长还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术的结合，或者如建筑一样尚未大幅改变其方法，因此当时所需求的仍是旧有的手艺技巧，或将铁匠和锁匠的传统技巧运用到新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受过训练的熟练技术工人(一群有确定地位的前工业时代工资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发展上，构成了最积极、最具训练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一位车木工(倍倍尔)，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党领袖则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莱西亚[Iglesias])。
当工业劳动还停留在非机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术的阶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从事，而且由于其所需劳力甚多，因此当生产额增加时，这类工人也会随之激增。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营造业(修造基础结构、运输和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和煤矿业都雇用了无数工人。德国从事营造业的工人，由1875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将近170万人，即从总劳动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将近16％。1913年，英国有不下125万名工人(1907年时，德国有80万)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煤矿(1985年时，英德两国的数字分别是19．7万和13．75万)。另一方面，想藉着各种专门的机器和程序(由非技术性劳力操作)来取代手艺和经验的机械化，也对那些低廉无助的生疏劳工大开欢迎之门，这个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原本就缺少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技巧，而生产部门对此也不怎么需要。(福特说：“想要成为技术工人的意愿并不普遍。”)
在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虽然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较蓝领工人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工业经济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尚在起步阶段，因此它们的主要发展遂与美国相反。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居民主要是从事服务业，因为甚至连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现在，城市已成为制造业中心，到了19世纪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是集中在工业界。
当19世纪末的人们在回顾以往之际，最教他们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八九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二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敦提(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密德布鲁夫(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登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 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愈来愈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好几百人到好几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鲁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用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然而这些人却愈来愈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社会和政治上已经确立的秩序蒙上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教人吃惊的事。
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是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藉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简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他们的领袖以成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自喜。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作的全国户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迟早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主义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
我们不需抱这种乐观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在1914年前几年，甚至那些已获得奇迹般成功的政党，显然还是拥有极大的潜在支持力量可以动员，它们也的确在动员。而19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劳工政党的快速上升，自然会带给其党员、支持者和领袖一种兴奋的感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相信其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对于那些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动手出卖劳力的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光明希望的时代。套用俄国社会主义歌的一句歌词：“走出黑暗的过去，未来之光照耀通明。”
2
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它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它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它们代表这个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它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藉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为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愈来愈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到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它们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是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劳动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会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人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它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札儿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说明了：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幸运的是，诉诸国际主义或区际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结果，并非完全无效。语言、国籍和宗教歧异本身，并不会使统一的阶级意识无法形成，尤其是当各国的工人群体各在劳工市场有其地盘，因此不需互相竞争时为然。只有在这些歧异代表或象征“跨越阶级界限的严重群体冲突”，或这些差异似与所有工人的团结势不两立的地方才会造成大麻烦。捷克工人对德国工人的怀疑，不是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把捷克人当低等人看待。当乌尔斯特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看到1870—1914年间天主教徒愈来愈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而这种工作因此几乎全被新教徒垄断，并且这个情形还获得工会的赞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阶级团结的呼吁具有好感。即使如此，阶级经验的力量还是很强，因此，工人与其他特定群体(如波兰人、天主教徒种种等等)的认同，只会缩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阶级认同。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过是特定的捷克、波兰或天主教工人。虽然天主教会深深嫌恶阶级的划分和冲突，它还是不得不组成(或者至少宽容)工会，甚至天主教同业工会，不过它还是比较喜欢劳资联合组织。另一种认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阶级意识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因而，即使是在乌尔斯特的派系意识战场，当时还是有一个工会运动以及组织劳工政党的一般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两项主宰生存和政治辩论的议题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可能。这两项议题是宗教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绿色工人)无法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某种工会运动和工业斗争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个群落之内，而且只是微弱和间歇的)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单一政党却不可能出现。
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劳工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英国是相当例外的情形，因为英国已经拥有强大的非政治阶级意识和劳工组织。这个工业化先驱国的拟古倾向，使一种相当原始而大半是分散的工会主义(主要是行业工会)，深植于各地的基本工业当中；基于好几种原因，该国工业的发展较少藉由机器取代劳力，而主要是通过手工操作和蒸汽动力的结合。在这个旧日的“世界工厂”的所有大工业中——棉布、冶矿、机械与船舶建造业——都有劳工组织核心的存在，这样的核心，可以转化为群众工会主义。1867—1875年间，同业工会实际上已得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地位和特权，以致好斗的雇主和保守的政府和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未能减缩或废除它们。劳工组织不仅存在并为大家所接受，而且也非常强大，尤以在工作场所为然。这种异常独特的劳工力量，将来会为英国工业经济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在本书所论时期，它已成为工业家的最大难题，这些工业家正想藉着机械化和科学管理将它消灭。1914年之前，它们在最重要的几个事例上均未获成功，不过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注意英国在这方面的异常即可。政治压力有助于加强作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它不需要取而代之。
其他地方的情形就相当不同。粗略地说，有效力的同业工会，即作坊、工地或中小型企业，当时只在现代(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边缘发生作用。其组织在理论上或许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地方性和分权的。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工会组织，是以地方劳工办公室为中心所组成的小型地方工会联盟。法国的全国同业工会联盟(CGT)规定，只要有三个地方工会便可组成一个全国工会。在现代化工业的大工厂中，工会根本无足轻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自由同业工会”(Free Trade Unions)的力量，并不见于莱茵河西部地区和鲁尔重工业区。在美国，大工业中的工会主义几乎已在19世纪90年代被淘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恢复。但是它在小型工业和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中生存下来，并受到大城市市场的地方主义所保护。在大城市中，迅速的都市化以及靠行贿取得市府契约的政治活动，使工会拥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真正能取代由一小群有组织劳工组成的地方工会和(主要是技术性)行业工会的，是那种可在间歇性罢工中看到的工人总动员，不过这种动员只是偶尔、短暂的，同时也是地方性的。
当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是矿工与其他熟练工匠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熟练工匠包括木匠、制雪茄烟者、锁匠、机械师、印刷工人等等。无论如何，这些强壮男子明显具有从事集体斗争的倾向，他们在黑暗中劳苦工作，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像矿坑一样危险而且令人难受的孤立社群中，但是正是这种工作和社群的共同性以及其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甚至在法国和美国，煤矿工人也断断续续地组织了强大工会。由于采矿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又显著集中在某些区域，因此它们在劳工运动中的潜在(在英国是实际的)作用，是相当令人畏惧的。(矿工之所以特别团结的原因，可从德国矿工的打油诗中看出：面包师可以独自烘烤他们的面包；细木工人可以在家干他们的活；但是不论矿工走到哪里，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实的伙伴。)
另有两个部分重叠的非技术性工会主义，也值得注意：一是运输，另一是公职。公务员(甚至在日后成为公职工会根据地的法国)当时尚被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而这一点显然妨碍了铁路的工会化，因为铁路往往是国有的。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私人铁路的不可或缺性，赋予其雇员相当的战略力量，尤其是火车驾驶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然而，在其他地方，即便是私人铁路的工会也不容易组织。铁路公司绝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型企业，如果想要组织它们，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在一个几乎涵盖全国网络的组织上：例如“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London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mpany)，该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控制了6．5万名工作人员、7000公里长的路线和800个车站。
相形之下，运输的另一个关键项目——海上运输——却异常地方化，仅限于海港及其附近。由于这些地方往往是整个经济的枢纽，因此，任何码头罢工经常会演变成一般性的运输罢工，甚至酿成全面罢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量出现的经济性全面罢工主要都是港埠罢工：的雅里斯特港、热那亚(Genoa)、马赛、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这些无疑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非技术劳工的乌合性，它们还不大可能形成永久性的大规模工会组织。但是，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虽然不同，它们却同样对于全国的经济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一旦中断，国家的经济便会瘫痪。在劳工运动不断成长之际，各国政府愈来愈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致命危机，并积极寻找相应对策，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例子是：1910年，法国政府决定征召15万铁路工人入伍(亦即以军队的纪律约束他们)，藉此平息一次全面性的铁路罢工。
然而，私人雇主也认识到运输的战略价值。在1889～1890年问的英国工会化风潮中(这一风潮乃由水手和码头工人罢工肇始)，雇主的反攻便是以对抗苏格兰铁路上人的一次战役和对抗大海港大规模但不稳定工会化的一连串战役开始的。相反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劳工攻势，也将其本身的战略攻击力量设定在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联盟(也就是港口雇工)的三强同盟上。当时，运输显然已被视为阶级斗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运输比起另一个冲突区显然清楚得多，可是这个冲突区不久便证明它更具决定性——那就是重要而且不断成长的金属工业。因为在这个工业领域，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即具有技术背景而且加入行业工会的技术工人遭遇到伟大的现代工厂将他们(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贬为半技术作业员，负责操作那些日趋专门复杂的机械工具和机器。在这个工业技术迅速挺进的前沿，利害的冲突异常清楚。一般说来，在和平时代，形势对管理阶级有利；但是1914年后，在大规模军备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劳工激进化的锋芒。从金属制造工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的乞灵于革命一事，我们便可推想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紧张状态。
即使我们不把农业劳动阶级算在内，工人阶级也是个性质不一样，也不容易统一成具有单一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劳工运动也想组织和动员农业劳动阶级，可是一般说来成效不大。)(意大利是一个例外。意大利的“土地工作者联盟”[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是个超级大工会，它也为日后共产主义在意大利中部和部分南部地方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可能也在无土地的劳工当中具有类似的影响。)然而，它们却逐渐趋向统一。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3
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藉由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新福音带给人民大众，在此以前，除了压榨他们和命令他们安静、服从以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忽略了这些民众，甚至小学也不例外，它们只负责教诲公民尽他们应尽的宗教责任。各种有组织的教会，除了少数属于平民的教派外，皆迟迟不肯进入无产阶级领域，不肯接触那些与古老乡村和城市教区如此不同的人群。工人是默默无闻和为人所遗忘的一群，正如他们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一样。中产阶级社会调查家和观察家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默默无闻；而看过画家凡·高(Van Gogh，曾进入比利时煤田传播福音)书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为人所遗忘。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最先去关照他们的人。在情况适合的地方，他们最会让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体(从技术职工或好战先锋，到所有的屋外工作者或矿工)深刻感受到一种独立的身份——“无产阶级”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ege)周围山谷中的比利时农场雇工(传统上以制造枪支维生)，从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过着收人微薄的生活，只有养鸽子、钓鱼和斗鸡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变化。但是自从“工人党”(Workers Party)来到他们中间那刻起，他们便全体入党。从此以后，维斯德谷地(Val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给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地天主教的最后防御也遭到破坏。列日附近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和根特(Ghent)的纺织工具有同样的身份和信仰(他们甚至连根特人的语言——佛兰芒语——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单一、普遍工人阶级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样的身份和信仰。煽动者和宣传家将所有贫穷工人团结一致的信息，带到其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同时也带来组织。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便不能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存在。而通过组织，他们得到一群发言人，这些发言人可以清晰地表达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无法自行表达。这些人也拥有或发现了可以表达他们所感觉到的真理的言词。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贫穷的劳动者。因为，简洁陈述前工业世界劳动贫民人生哲学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谚语和诗歌，现在已不够用了。他们是新的社会实体，需要新的反映。这种认知开始于他们从新发言人口中听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们是一个阶级，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是一个阶级。因而，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好战者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入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间隙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愈来愈分离；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愈来愈具有支配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说：波鸿(Bochum，1842年有4200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000位居民，1911年有10．5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便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波鸿的消费生产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商外，还有几百个缝纫女和48个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个洗衣妇，几个制帽者，8个皮货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半个制作手套(中上阶级典型身份象征)的人。
可是，即使是在拥有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和多元性社会的大城市，除了在像公园、火车站和娱乐场所这些中性地带以外，机能性分工加上这个时期的市镇计划和房地产发展，日益将阶级与阶级隔离开来。旧日的“大众化区域”随着这种新的社会隔离而式微。在里昂，丝织工暴动的古老根据地“红十字区”(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为“小雇员”区，“蜂聚的工人已离开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工人由这个古老的城市搬到罗纳河(Rhone)对岸和他们的工厂宿舍。被逐出城中区之后，新工人阶级住处的阴沉单调，笼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尔恩(Neukollun)区，维也纳的法渥瑞腾(Favoriten)和奥塔克林(Ottakring)区，伦敦的巴普拉(Poplar)和西汉姆(West Ham)区。这些地方和迅速成长中的中产和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和郊区恰成对比。如果说传统手工艺广为大家讨论的危机，像在德国一样，将工匠中的某些群体逼成反资本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激进右派，那么它也可以像在法国的情形，加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或赞成共和的激进主义。对其职工和学徒而言，这些危机一定可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再者，承受强烈压力的原始农舍工业，不是往往也像早期与工厂制度共生的手摇纺织机织工一样，认同无产阶级的处境吗?在德国中部的丘陵地带、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的这种地方性社群，遂成为这个运动的天然根据地。
所有的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们据以判断的关键却是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与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无法分开，不论这样的情绪是否表达在罢工和较少见的有组织工会里面。地方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当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关，这些政党导致或反映了他们的动员。在法国的罗安那(Roanne)，织工们形成了工人党(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间，当这个地区的纺织业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立场立刻由“保守反动”转为“社会主义”，而工业冲突也已进入政治组织和选举活动中。可是，如19世纪中期英国劳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资本家)阶级为主要政敌的态度和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的意愿，并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传统上的共同阵线使劳动生产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产阶级团结一致，对抗闲散和“特权”，而信仰进步的人(也是一个打破阶级界限的联盟)则对抗“保守反动”。可是，这个大致造成自由主义早期历史和政治力量的联盟(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溃了，不仅是因为选择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类成员的利害分歧(参看第四章)，也因为愈来愈以规模和集中为象征的雇主阶级(如前所见，“大”这个关键字眼出现得更频繁了，如英文的“大”企业[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实业[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德文的“大”实业[Grossindustrie))，更明显地踏人政、商、特勾结不分的三角地带。它加入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煽动政治家所喜欢责骂的“财阀政治”，这种“财阀政治”在从不景气走向经济扩张的时代里，愈来愈常藉由新兴大众媒体自我炫耀。英国政府的首席劳工专家声言：报纸和汽车(在欧洲是富人的专利)使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必然。
但是，当针对“特权”的战斗与以往发生在工作场地及其周边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时，体力劳动者便在第三行业的兴起下与其上层阶级区别开来。服务业在有些国家成长得迅速而惊人，创造了一个工作时不需把手弄脏的社会阶层。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视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过渡地带或真空地带。可是这些新兴下中阶级和上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们将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隔开来，而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经济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资工人多一点)，促使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地位较高人士的相同性——这些相同性是他们希望拥有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参看第七章)。他们形成了孤悬在工人之上的一个阶层。
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涵括所有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第三项因素更从实际上给予加强，此即日益纠结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府。国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结构，树立了它的特性，也决定了工人奋斗的具体条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干预，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存也愈来愈重要。经济愈来愈趋向以一个整合的系统运作，或者更正确地说，在这个系统中，同业工会不再能以一个集合了许多地方单位的松散组织发挥作用，并把地方事务作为首要关怀。相反的，它被迫采取全国性观点，至少对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国，有组织的全国性劳工冲突这种新现象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而全国性罢工的幽灵，也在20世纪最初10年由运输和煤矿工人召唤到世人面前。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工业开始磋商全国性的集体协议，在1889年前，这种举动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种情形显然已稀松平常。
工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工会)愈来愈倾向于将工人组成综合性团体，每个团体涵盖一种全国性实业(“实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这种倾向，反映了上述以经济为一个整合体的事实。“实业工会主义”的灵感，是来自他们认识到“实业”已不再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类别，而是正在变成全国性的行动或战略概念，不论其地方性多么强固，它都是工会战斗的经济骨架。虽然英国的煤矿工人热爱他们的煤矿区、甚至他们的矿坑自治权，他们也意识到其本身问题和习惯的独特性，可是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却在1888—1908年间，基于这个理由结合成全国性的组织。
至于政府，选举的民主化加强了其统治者希望避免的阶级团结。扩大公民权的抗争对工人而言自然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因为争执的焦点(至少就男人来说)正是无产公民的选举权。财产限制的标准不论多中庸，都会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没有得到普选权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普选权的主要拥护者，并以发动示威和威胁全面罢工作为争取手段。比利时在1893年便碰上这种麻烦，此后又发生过两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兰也一样。这个现象，证明并加强了他们动员新皈依社会主义民众的力量。甚至刻意反民主的选举改革，也可增强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只要它们把工人阶级的合格选举人组成一个分离(和没有充分代表权的)选举区，例如1905年的俄国情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将选举活动视为脱离革命轨道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力加入使他们大为惊恐。这些选举活动只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单一的全国一致性，不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结果都一样。
更有甚者，是政府统一了这个阶级，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愈来愈采取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成其政治目的——它们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全国性法律的制定或推行。没有任何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更需要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补偿他们独立集体行动的不足；而全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政治人物对这个庞大危险的选民团体的要求便愈(被迫要)敏感。19世纪8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旧式工会和新兴劳工运动之所以分裂，其关键问题便在于劳工要求经由法律来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而非经由集体磋商来确立这个工作时数。这意味着：制定一条普遍适用于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国性的法律。充分意识到这项要求之重大意义的第二国际，甚至认为应制定一条这样的国际性法律。这项国际性口号的确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示威，该运动的确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现。(1917年时，终于获得自由而能庆祝这个节日的俄国工人，甚至放弃他们自己的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士同一天示威。)(如众所知，1917年时，俄国的恺撒历比我们的格里高利历[Gregorian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发生在11月7日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矛盾现象。)可是，除了对少数高尚的斗士和行动家外，促使工人阶级团结在每个国家之内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希望和主张。如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所表现的那样，除了短暂的革命时刻以外，其阶级意识的有效框架仍旧是国家以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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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阶级在1870—1914年间形成了有意识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个一般性的主题，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绍实际上和可能的种种变化，包括地理、意识形态、国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如在印度，当然还有日本)，即使工业发展已不可否认，工人阶级显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义的社会群体。阶级组织的这种进展，在时序上是不平均的。它在下列两个短暂时期中进展得特别迅速。第一次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年间发生的突出事件，有劳工国际性组织的重新建立(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1864—1872年间的第一国际)，以及劳工阶级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劳动节。在这些年间，若干国家的议会首次出现一定数目的社会主义者，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已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1887—1893年间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进展发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到1914年间——俄国革命对这项进展具有重大影响，尤以中欧为最。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上的重大进展，如今更得到选举权普及的助力，后者让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选票。同时，一波一波的劳工骚动，促成有组织工会力量的一大突破。虽然细节随各国情形而有极大的不同，这两波迅速的劳工进展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处可见。
可是，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有组织劳工运动的成长。虽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工人对其政党和运动几乎完全认同，尤其是在中欧和某些工业特区。因而，1913年时，一位对德国中部选区(瑙姆堡—梅尔斯堡[Naumburg-Merseburg))进行选举分析的观察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只有88％的工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显然，在这儿，一般都以为工人便等于是社会民主党员。但是这种情形既非典型，甚至也非常见。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自觉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这个世界包含、但远越过了“阶级政党”。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另一种生活经验为根据，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为根据。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语言和习惯的区域性变异，表现在他们共有的社会活动上(比方说，特别是表演给劳动阶级看的那些运动，如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足球)，甚至表现在阶级特有的衣着打扮上，如众所周知的工人鸭舌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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