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同时出现，那么甚至阶级意识的非政治表现，也将既不完整也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运动，多元的工人阶级才结合为一个单一阶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劳工运动的本身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这种普遍的“劳工运动”，反映了群众政党的真实情形。因为这些政党与小而非法的组织不同，绝大多数是由体力劳动工人所组成。1911-1912年，在汉堡的6．1万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之中，只有36名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外加两个高级专业人士。事实上，其党员中只有5％是非劳动阶级，而这5％当中又有半数是旅店主人。但是，对非劳工的不信任，并不妨碍他们对来自其他阶级的伟大导师(如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碍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开创元老、全国领袖和雄辩家(这两种人往往不易分辨)或“理论家”的崇拜。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的最初30年，它们吸引了理应接受这种崇拜的中产阶级伟大人才：奥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国的饶勒斯(Jaures，1859-1914)、意大利的图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兰廷(Branting，1860-1925)。
那么，这个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与该阶级共同扩张的“运动”，指的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包括了工会这个最基本普遍的工人组织，不过这些工会的形式各色各样，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经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为工人的商店，偶尔(如在比利时)也可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央机构。(虽然工人合作社与劳工运动具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却不是合作社最辉煌的部分，其最辉煌的部分是表现在意大利之外的小农和农庄主人身上。)在拥有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劳工运动可以包括工人实际参加的每一种组织：从摇篮到坟墓——更正确地说，应该是火葬场。由于他们反对教权，因而赞成“进步人士”热情提倡的火葬，认为它更适合这个科学和进步的时代。这些组织可以涵括1914年时拥有20万会员的德国工人合唱团联盟(German Federation ofWorker Choirs)，1910年时拥有13万成员的自行车俱乐部共同体(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邮会(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养兔会(Worker Rabbit Breeders)，这些团体的踪迹至今仍偶尔可以在维也纳的郊区旅店中看到。但是，大体上，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某个政党，或是其一部分，或至少与它有密切关联。这个政党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并且几乎永远或是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是(或同时)简简单单地称为工党或劳工党。不具有组织的阶级政党或反对政治的劳工运动，虽然代表乌托邦或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它们只能代表个别好战者、传播福音者、煽动者和罢工领袖的易变核心，而非大规模结构。除了在永远和其他欧洲发展相左的伊比利亚半岛外，无政府主义并未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劳工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连弱势都谈不上。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及俄国——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R．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升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中，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了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致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手，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意。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语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地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来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藉由突然、狂暴的权力转变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的实际显现更为逼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逼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在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时代回顾革命年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是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在红旗下动员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逐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不重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从中产生?考茨基有点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这句话简要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成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藉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的。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式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好战者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举棋不定。
1905—1914年间，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种工团主义者。矛盾的是，他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党会以此作为不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不公平，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马克思对它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左派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相信理性可对抗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权主义)，进步将战胜黑暗的过去；也相信科学、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即使是在三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1905年前，《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每版只发行2000-3000册，而工人图书馆中最受人欢迎的思想著作，是从其书名便可知其内容的《达尔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实际上，德国甚至连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德国最著名的“理论家”，是由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帝国进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后者如巴渥斯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因为由维也纳和布拉格向东走，四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冲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显关联——因为在这些地区，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实的。
而事实上，这里便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间历史上许多其他模式的关键所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在双元革命的国家，事实上，也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每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回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而任何出生于滑铁卢(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当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至少两次甚或三次革命。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自以为是这一传统的正统延续。在他们庆祝新的五一劳动节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庆祝的是三月节，也就是1848年维也纳革命受难者的纪念日。但是，社会革命当时正迅速从其最初筹划的地带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尤其是有纪律的阶级政党的出现，反倒加速了社会革命的退却。有组织的群众集会、经过仔细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取代了叛乱和骚动，而非为叛乱和骚动铺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国家中，“红色”政党的突然出现，对于其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它们之中没几个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断头台。他们可以承认这类政党是其体系中的激烈反对团体，不过这个体系提供了改进和修好的余地。尽管惑人的言辞皆指向相反方向，但当时的确没有，或尚未有，或不再会有血流成河的社会。
促使新政党致力于(至少在理论上)完全的社会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众将自己托付给这些政党的，确实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带给他们某些改进。就大多数希望改进的工人看来，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善，都必须通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方可达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选择集体改进一途的决定，使他们无法作其他选择。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贫苦无地的农业劳工选择了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放弃了大规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阶级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愈强，则其固守其中的社会压力便愈大。不过这样的压力并不阻止——尤其是就矿工这样的群体而言——他们立志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脱离矿坑。在工人阶级好斗者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以及他们的群众支持背后，主要是强加于新劳动阶级之上的被隔离世界。如果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有组织的成员的确是骄傲而且满怀希望的，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抱有希望。如果“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那么欧洲工人的梦便是集体性的。
这场运动是革命性的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从它大多数党员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不属于暴动式革命。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广大的半圆形地带，弥漫着贫穷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地带里的人们的确在计划革命，至少在它的某部分，也果真爆发了革命。这个地带由西班牙通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进入俄罗斯帝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从西欧迁移到东欧。下面我们将再讨论欧洲大陆和世界革命地带的命运。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其原来富有爆炸性的涵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回到西方，并传播到东方，成为社会革命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20世纪的大半时间。与此同时，在主张同一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其沟通上的裂缝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战爆发暴露出这道裂缝，人们才惊讶其程度之严重。这一年，长久以来赞赏德国社会民主正统的列宁，发现其首要理论家竟是一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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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似乎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他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人”无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妨碍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却也认识到：惟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八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隔离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止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于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扎实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夫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中的／jx3L匠和小商人，其数目比起它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上的理由。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它们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投身到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没有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指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得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科技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自动处理垃圾机。“进步”，如果只当作是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
最后也最奇异的一点是：作为局外人和永远的反对党(至少到革命时为止)，给了他们一个有利条件。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显然由少数分子那儿吸引到比统计数字多得多的支持。这些少数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即使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以及法国的新教徒。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它们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如我们在下章中将看到的，沙皇帝国的情形显然如此，而其最戏剧化的例子是芬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使芬兰的社会主义党在法律许可它接受选票时，便立刻收到37％的选票。1916年，它获得的选票更增加到47％，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全国性政党。
因此，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各政党，其所获得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可超越无产阶级。在具有这种事实的地方，一旦情况合适便可轻易将这些政党转化为执政党。事实上，1918年后也的确如此。然而，要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体系，意味着必须放弃革命分子、甚至激进反对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确实得不到公众支持。第一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是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氏后来成为法国总统。虽然他当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紧迫的反动威胁之下团结维护共和，可是还是被郑重地逐出这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战之前，就表面上看，这些政党始终是纯粹而不妥协的。
然而，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史学家能单就他们的阶级组织(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或是单就劳动阶级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所表现的一般阶级意识，来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觉是这个阶级的一分子，并以这个阶级的模式行动。这种意识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进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区域。譬如说，在加利西亚失落的一隅，极度虔诚的犹太哈锡德教派(Chassidic)织工，曾在当地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进行罢工。可是，许多穷人，尤其是最穷苦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其行为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自认为属于注定贫穷的一群，是被遗弃者、不幸者或边缘人。如果他们是来自乡间或外国的移民，他们或许会聚居在可能与劳动阶级贫民窟重叠的区域，但他们聚居的区域更容易为街坊、市场，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无数小巷弄所主宰。在这样的区域中，贫苦的家庭苟延残喘，他们中只有某些人真正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工会或阶级政党，而是邻居、家庭、可以给他们好处或提供工作的保护人、宁愿推卸责任也不施压的政府官员、教士，以及同乡——任何一个可以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们属于古老的内城庶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下层世界的赞赏，并不会使他们更为无产阶级化或更具政治性。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所著《雅各的一个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1896年)的世界，或布鲁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尔维区和米尼蒙当区》(Belleville-M6nilmontant)的世界，除了都对富人怀有愤恨感之外，均不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英国杂耍歌曲中的世界(如艾伦[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苦役者沼泽[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间没有隔着这些房子)，那个讽刺、嫌恶、冷淡、怀疑、听天由命和不关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于自觉的工人阶级世界，不过它的主题，如岳母、妻子和无钱付房租，却是属于任何在19世纪都市中备受压迫的群落。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世界。事实上矛盾的是，它们之所以未被遗忘，是因为它们比标准无产阶级那种可敬、单调、尤其是狭隘的世界，更能吸引当时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对比。贫穷老百姓的文化，乃至传统被遗弃者的世界，已逐渐变成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一个他们共同的部分。它们彼此承认，而在阶级意识及其运动的强势地区(例如柏林和海港汉堡)，前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也能与它取得一致，甚至鸨母、窃贼和买卖赃物者也会向它致敬。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不这么想，不过它们确实没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贡献给它。它们确实缺乏积极分子的永久斗志，更别说投入；然而如任何积极分子都知道的，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一般劳动阶级的共性。好斗者对于这类消极和持怀疑态度的死沉分子，有说不完的抱怨。既然一个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正在这个时期成形出现，前工业时代的平民遂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们没有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便会被历史所遗漏，因为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快逃，祖国来了。
——意大利农妇对其子说
他们的语言已变得复杂，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识字。他们读书，或者至少学习从书中获取知识。文学语言的词汇和习惯语法以及拼字所产生的发音，往往战胜地方语言的惯用法。
——威尔斯，1901年
民族主义攻击民主政治，破坏反教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并逐渐损害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合作主义……它宣称自由主义的方案已告终结。
——罗柯(Alfredo Rocco)，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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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动阶级政党的兴起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则民族主义在政治活动中的兴起则是另一个。民族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显然不是新鲜事(参看《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可是，在1880—1914年间，民族主义却戏剧化地向前大大跃进，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也都发生了改变。这个词汇本身便说明了这些年的重要性。因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19世纪末首次出现之际，是用来形容若干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思想家群体。这些群体激烈地挥舞国旗，反对外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支持其本国的侵略性扩张，这种扩张，行将成为这些运动的特色。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德国至上》取代了其他竞争歌曲，而成为德国事实上的国歌。虽然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只是形容这个现象的右翼说法，它却比1830年以来欧洲政治家所采用的笨拙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一词更为方便，因此，它遂逐渐被用于所有以“民族奋斗目标”为政治活动极至的那些运动，亦即所有要求自决权的运动，也就是促成某一民族群体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运动。在本书所述时期，这种运动的数目，或自称是代表这项运动发言的领袖人数，以及其政治重要性都有显著增加。
各式“民族主义”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即人民愿意在情感上与“他们的民族”认同，并以捷克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这种自发情绪是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而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选举，则提供充分动员它们的机会。当国家在进行这类动员时，它们将这种情绪称为“爱国心”；而出现在已经确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原始“右翼”民族主义，指的乃是政治极右派对爱国心的垄断，他们可藉此将所有异己归类为某种叛国者。这是一种新现象，因为在19世纪大半时期，一般人是将民族主义与自由激进运动混为一谈，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混为一谈。除此之外，民族主义并不特定和政治光谱上的某个颜色认同。在那些尚未建立自身国家的民族运动中，有些是与右翼或左翼认同，有些则对右翼和左翼都漠不关心。事实上，如前所述，有些运动(颇为有力的运动)虽然实际上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动员男男女女，但却是意外造成的，因为其主要诉求是社会解放。虽然在这一时期，民族认同显然已是，或已变成各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若说民族诉求与任何其他诉求是矛盾的，那就不对了。民族主义的政客和其对手，自然是会支持一种诉求排除另一种诉求，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之后便不能同时戴另一顶帽子。但是，历史事实却非如此。在本书所谈论的这个时期，一个人大可同时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和爱尔兰爱国主义者。康诺利(James Connolly)便是代表之一。1916年，康氏因领导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而遭处决。
不过，在实行群众政治的国家当中，由于诸多政党必须争取同一群支持者，它们当然必须做出彼此互斥的选择。
以阶级认同的理由诉诸其可能支持者的新劳工阶级运动，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发现——如在多民族区域常见的情形——自己正在与下面那种政党竞争，那种政党要求劳工阶级和可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捷克人、波兰人或斯洛文尼亚人而支持它们。因而，新兴劳工阶级运动一旦真的成为群众运动，它们便立刻全神贯注在“民族问题”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经过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列宁和年轻的斯大林(Stalin)——在这一时期都曾参与有关这个主题的热烈辩论，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急迫和重要。
在民族认同成为政治力量的地方，民族主义构成了政治活动的底层。即使当它们自称是特别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时，它们五花八门的表示也使其极不容易分辨。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民族认同在本书所述时期无疑更为普遍，而政治活动中的民族诉求重要性也日渐增加。然而，更重要的无疑是政治民族主义内部的一组主要变化，这组变化将对20世纪造成深远影响。
这组变化有四个方面必须一提。第一，如前所述，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及其被政治右翼所接收。这点将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身上得到极端表现，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便根源于此。第二，与民族运动发展上的自由阶段相当不同，它是假设涵括独立主权国家之形成的民族自决，不仅适用于那些证明其本身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生存能力的民族，也适用于任何自称为一个“民族”的群体。1857年时，在19世纪民族主义伟大先知马志尼的构想中，“民族的欧洲”包括12个相当大的实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而第十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的民族自决原则出现了26个国家(如果将爱尔兰包括在内便是27个)。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说明了新旧假设之间的不同。第三，是人们愈来愈倾向于假设：除了完全的国家独立之外，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无法满足“民族自决”。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对于自治权的要求大多不曾想到这一点。最后，当时出现一种用种族以及尤其是用语言来界定民族的趋势。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有某些主要位于西欧的政府自认为它们可代表“民族”(例如法国、英国或者新建立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有某些政府虽然以别的政治原则为根据，也因它能代表其居民的主要成员而被视为某种民族(沙皇便是这样，它以同时是俄罗斯和东正教统治者的身份，享有大俄罗斯民族的效忠)。在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其他国家内部的无数民族，并不曾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建立之后。当然，波兰人从不曾放弃复兴遭俄、德、奥瓜分的独立波兰。英国中的爱尔兰人亦然。当时也有各种民族群体，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居住在他们十分想要隶属的国家和政府疆界之外。不过他们之中只有某些造成政治问题，比方说1871年被德国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居民。(1860年被统一不久的意大利政府让给法国的尼斯[Nice]和萨伏伊[Savoy)，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不满。)
无疑，自19世纪70年代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数目增加了许多。不过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间，在欧洲所建立的新民族国家，比德意志帝国形成前40年间所建立的要少得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0年间所建立的国家，如保加利亚(1878年)、挪威(1907年)和阿尔巴尼亚(1913年)，也不具有什么重要性。(1830-1871年间建立或为国际所承认的国家有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所谓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也等于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授予匈牙利广泛的自治权。)如今，不仅是芬兰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些此前被认为是“不具历史”的民族(也就是，以前从未拥有独立国家、统治阶级或文化精英的民族)在进行“民族运动”，而且像爱沙尼亚人(Estonians)和马其顿人(Macedonians)这类除民俗学热中者外，此前几乎根本无人过问的民族，也开始兴起“民族运动”。而在久已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区域性的人口现在也开始在政治上以“民族”的身份动员。比方说，19世纪90年代，威尔士在一位本地律师劳合·乔治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威尔士”(Young Wales)运动，我们在下面将会再谈到劳合·乔治；又比方说，1894年时，西班牙成立了一个“巴斯克民族党”(Basque National Party)。而几乎同时，赫茨尔(Theodor Herzl)则在犹太人中间发动了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在此之前，犹太人对于它所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一无所知。
这些运动通常都声称是为某个民族说话，可是其大多数都尚未得到它们所欲代表的民族的多数支持。不过，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赋予更多落后群落成员强烈的怀乡诱因，使他们想与他们遗留下来的事物认同，并接纳新的政治构想。不过，大众确实愈来愈认同于“民族”，而对许多政府和非民族主义的竞争对手而言，民族主义的政治问题恐怕已愈来愈不容易处理。或许，大多数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欧洲局势观察家都认为：在意大利和德国完成统一，以及奥匈帝国达成妥协之后，“民族原则’’大致不会像以往那么具有爆炸性。甚至，当奥匈帝国当局被要求在其户口调查中加入一项对语言的调查时(这是1873年国际统计学大会[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Congress)建议的)，他们虽不是很热中，却也没有拒绝。然而，他们认为应该给一点时间，让过去10年间激烈的民族倾向冷却下来。他们非常有把握地假定，到1880年再度举行户口调查时，这种倾向便会冷却下来。可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重要的不是当时的民族奋斗目标在各个民族中所得到的支持程度，而是民族主义的定义和纲领的改变。我们现在早已习于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我们不需详细讨论这件事，只需要记住：在1893年盖尔联盟(Gaelic league)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人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Hebrew)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Babylonian)拘留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与神圣和仪式语言或博学的国际混合语言有别)，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标记，而非沟通工具。
这么说并不表示在以前语言不是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它是若干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而一般来说，它愈不显著，一个民族的民众与其团体的认同便愈强烈。语言并不是那些只把它当作沟通工具者的意识形态战场，因为单是要把它运用在控制母亲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以及邻居之间的交谈语言上，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是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在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左派采用这种语言之前，它几乎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而大多数说它的犹太人，也不在乎许多官员(包括奥匈帝国的官员)甚至拒绝接受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上百万人选择成为美国的一分子，美国显然没有单一的民族基础，而他们之所以学英语是为了必需或方便。他们努力地使用这种语言，并不是为了任何与民族灵魂或民族延续有关的基本原理。语言的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因为，它们必须由地方性或区域性方言——由无文字的实际口语所组成——的拼图玩具中，将这些方言加以编汇、标准化、均质化和现代化，以供当代人和文学之用。古老民族国家或知识文化的主要书写语言，很久以前便经历过这个编纂和更正的阶段：德文和俄文在18世纪，法文和英文在17世纪，意大利文和卡斯蒂利亚(Castile：西班牙中部以及北部地区)语甚至更早。对大多数语言群体较小的语言来说，19世纪是“大师”辈出的时期，这些大师确立了其语言的词汇和正确用法。对若干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巴斯克语和波罗的海语等——来说，大师的时代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书写语言与领土和制度具有密切、但非必然的关系。以“民族意识形态和纲领的标准模式”自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领土性的，因为它的基本模范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土国家，或至少接近于可对其清楚划定的疆界和居民进行全盘政治控制的国家。在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是个极端例子，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假借的计划，在几千年来赋予犹太民族“永久性、凝聚力和不可毁灭之标志”的实际传统中，并没有先例，与它也没有根本上的关联。这项运动是要求犹太人去取得一片当时已被另一个民族占领的领土(对赫茨尔来说，这片领土甚至和犹太人不必有任何历史关联)，以及说他们已有几千年不说的语言。
这种民族与特定地域的认同，在大规模迁徙的世界(甚至在非迁徙性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致另一种民族的定义也被发明出来，尤其是在奥匈帝国和散居的犹太人中间。在这种定义中，民族不被视为是“一群居民所附着的一块特殊土地”所固有的，而被视为“自以为属于一个民族的一群男男女女”所固有的，不论他们碰巧住在哪儿都一样。这些男男女女皆享有“文化自治权”。支持“民族”地理论和人文论的人，便这样被锁定在激烈的争执之中，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里面，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纳粹派之间。这两种理论都不十分令人满意，不过人文论比较无害。无论如何，它不曾让它的支持者先创造一片领域，而后再将它的居民塞进正确的民族形状中去；或者，套用1918年后新独立的波兰领袖毕苏斯基(Pilsudski)的话：“国家造成民族，而非民族造成国家。”
根据社会学理论，非领土派几乎无疑是对的。“非领土”指的并非男男女女(增减少数几个游牧或散居的民族)不牢牢地附着于他们称为“家园”的那块土地，尤其当我们想到：在历史上的大半时间内，绝大部分的人都属于植根最深的人——靠农业为生的人。但是，那块“家乡领域”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领域，正好像现代英文’fatherland”(祖国)一词中的“father”(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时的“乡土”(homeland)是彼此具有真正的社会关系的人类的真实群落所在地，而非在成千万人口(今日甚至成亿人口)当中创造“某种连结”的虚构社会。词汇本身便可证明这点。西班牙文中的“patria"(家园、祖国)，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与西班牙具有同样大小的范围。’18世纪时，它还只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或市镇。意大利文中的“paese”(乡或国)和西班牙文中的“pueblo"(民)，也仍然可以意指一个村落或国家的领域或居民。(德国电视连续剧《家园》[Heimat]的力量，正是在于结合剧中人物对“小祖国”亨斯鲁克山(Hunsrtick Mountain)的经验与其对大祖国德国的经验。)民族主义和国家接掌了亲属、邻居和家园，其所造成的区域和人口规模使它们成为隐喻。
但是，人们所习惯的真正群落，如村庄和家族、教区、行会、会社等等，因为显然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涵盖他们生活中大多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步向式微。随着它们的式微，它们的成员感到需要以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们。而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正可填满这一空白。
它无可避免地附着在19世纪典型的现象——“民族／国家”——之上。因为就政治而言，毕苏斯基是对的。固定不仅造成民族，也需要造成民族。政府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由邮差和警察到教师和(在许多国家的)铁路员工——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可以要求男性公民(最后甚至要求女性公民)积极地投入国家。事实上，便是他们的“爱国心”。在一个愈来愈民主的时代，政府官员不能再依靠传统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服从阶级较高的人的稳定秩序，也不能再依靠传统宗教来确保社会服从。他们需要一个团结国民的办法，以防止颠覆和异议。“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更突出的阶级)的效忠。在立宪国家，藉着选举而参与政治的民众人数愈多，这样的要求则愈有机会提出。
再者，甚至非立宪国家，如今也珍视那种可以用民族的理由(可发挥民主诉求的效果，但没民主政治的危机)，加上他们有责任服从上帝所认可的政府官员的理由，来向其臣民提出诉求的“政治力量”。19世纪80年代，在面临革命的鼓动时，甚至俄国沙皇也开始采取下列那个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向他祖父建议但未获采用的政策，即沙皇的统治不但要以独裁政体和正教原则为依据，也要以民族为依据——承认诉诸俄国人是俄国人这个事实。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19世纪的君主都必须穿戴上民族的化装服饰，因为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他们所统治国家的本地人。成为英国、希腊、罗马尼亚、俄国、保加利亚，或其他需要君主国的统治者或统治者配偶的那些王子和公主(大半是日耳曼人)，为了尊重民族原则，而将他们自己归化为英国人(如维多利亚女王)或希腊人(如巴伐利亚的奥托[Otto))，进而学习另一种他们在说的时候会带有口音的语言。虽然他们与这个国际亲王工会——或许我们应该说是这个国际亲王之家，因为他们都是亲戚——其他成员的相像度，远比与自己的臣民大得多。
使国家民族主义甚至更为必要的，是工业技术时代的经济和其公私管理的性质需要民众接受小学教育，或至少具有阅读识字的能力。由于政府官员和公民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大规模的迁徙使甚至连母子和新婚夫妇之间也隔着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路程，遂使19世纪成为口语沟通崩溃的时代。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学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好处：它可以教导所有的孩童如何成为好臣民或好公民。在电视流行以前，没有任何媒体和世俗宣传可以和教室相提并论。
因此，就教育来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1870—1914年间乃是小学的时代。就连那些素以良好教育制度闻名的国家，小学教师的人数也大增，瑞典增加了三倍，挪威也差不多。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开始迎头赶上。荷兰小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在1870年前还没有建立公立教育制度的联合王国，小学生的人数则增加了三倍；在芬兰，它增加了十三倍；甚至在文盲充斥的巴尔干国家，小学的孩童数目也增加了四倍，而教师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但是国民教育系统，也就是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和监督的教育系统，需要以国语教学。教育也和法庭与官僚制度一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也是使语言成为国籍主要条件的一大力量。
国家因而创造了“民族”，也就是民族爱国心，并且至少为了某种目的，特别急迫和热切地创造了在语言上和管理上的均质公民。法兰西共和将小农转化为法国人。意大利王国在“创造了意大利”之后，顺从阿泽利奥(Azeglio)的口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第二节)，尽了最大的努力用学校和兵役“制造意大利人”，结果有成有败。美国规定：懂英语是作为美国人的条件之一，而且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引进基于这种新公民宗教的真实崇拜(在其不可知论宪法下所能拥有的惟一崇拜)，其表现方式是在每一所学校中，每天举行向国旗效忠的仪式。匈牙利尽了一切力量想将其多民族的居民转化为马札儿人。俄国坚持将其较小的诸民族俄罗斯化，也就是以俄文垄断教育。而在那些多民族得到相当承认，且允许小学乃至中学以某种别的方言教学的地方(如奥匈帝国)，国语仍在高等学府享有决定性优势。因此，非主流民族若能在其国家当中争取到自己的大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在波希米亚、威尔士和佛兰德斯)。
国家民族主义不论是真实的，或是为方便而发明的(如上述君王的例子)，都是一种双刃的战略。当它在动员某些居民的时候，也疏远了另一些居民——那些不属于、或不想属于该国主要民族的居民。简言之，由于它将那些为了某种原因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群落区分开来，遂使得非官方民族的那些民族更容易被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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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其他民族不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民族拒绝接受?毕竟，对于小农来说(而且对于其子女来说更甚)，成为一个法国人有相当多的好处。事实上，任何人在他们自己的方言或土语以外能学会另一种主要的文化和升迁用语，都可带来不少好处。1910年时，70％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1900年以后他们来到美国时平均口袋中有41美元)，已成为会说英文的美国公民，虽然他们显然不想停止说德语，也不曾放弃德国式的感情。(平心而论，很少有几个州真的尝试打断少数语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面，只要它不向官定“国家民族”的公开优势挑战即可。)除了宗教、诗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定语言很可能无法与官定语言竞争。虽然今日我们可能不容易相信，但是在那个进步的世纪，的确曾有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威尔士人，承认他们古老的凯尔特语地位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为它进行安乐死。(这个名词是1847年在国会讨论威尔士教育的委员会上，一个作证的威尔士人说的。)当时有许多人不仅选择由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也选择由一个阶级转换到另一个阶级，而这样的迁移很可能意味国籍的改变，至少是语言的改变。中欧满是拥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满是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译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马札儿人。在这个自由主义和充满流动的时代，美国和英语并非惟一发出公开邀请的国家和语言。而乐于接受这种邀请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事实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认其渊源时为然。在19世纪大半时期，“同化”(assimilation)绝不是一个坏字眼，它是许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人中产阶级的人。
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绝“同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被允许成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员。最极端的例子是欧洲殖民地的土著精英，他们被施以其主子的语言文化教育，以便可以代表欧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显然欧洲人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迟早会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西方教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明确表达其要求的具体语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识分子用荷文写道：为什么荷兰人期望印尼人庆祝荷兰人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纪念?如果他是一个荷兰人，“我不会在一个其人民独立被偷窃的国家，张罗独立的庆典。”
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种极端情形，因为从一开始起，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种族优越感，任何程度的同化也不能将黑皮肤的人变成“真正的”英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即使他们和欧洲贵族一样有许多财富、有高贵的血统和对运动的品位——许多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印度土王便是如此。可是，即使是在白人的范围内，表面与实际之间仍有显著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对任何证明他有意愿和能力加入“国家民族”之人提供无限制的同化机会，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接受某些群体。对于那些在当时根据仿佛高度合理的理由，假设同化的范围可以并不遥远的人来说，这种矛盾更是戏剧性，这些人就是西化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犹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法国犹太籍参谋的受害事件)，会不仅在犹太人中间也在所有自由主义者之间，造成这么不成比例的恐怖反应，并且直接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1914年以前的半个世纪，是著名的仇外时代，因而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时代。因为，即使不说全球性的殖民主义，这也是一个大规模流动和迁徙的时代，尤其是在大萧条那几十年，也是充满社会紧张的时代。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到了1914年时，大约有360万人(几乎是总人口的15％)已经永久离开了休战时期的波兰领土，其中还不包括每年50万的季节性迁徙者。由此而产生的仇视外人心态，不是来自下层社会。它最始料未及的表示，那些反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表示，是来自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实际上永远不大可能遇见纽约下东城的定居者，或住在萨克森收割-EX棚里的人。韦伯虽然是有不存偏见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眼光，可是他也逐渐对波兰人产生了强烈敌意(他正确地指控德国地主大批进口波兰人充当廉价劳工)，并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美国对于“斯拉夫人、地中海民族和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实见于当地的白人中间，尤其是信仰新教、以英语为母语的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这些人，甚至在这一时期，已发明了他们的本土英雄神话：那些在广漠西部行侠仗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牛仔(幸而未组成协会)——神话中的广阔天地与大城市膨胀中的危险蚁丘，真有天壤之别!(三位代表这个神话的美国东北部精英，是威斯特[Owen Wister]，他在1902年出版了《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画家雷明顿[Frederick Remington)和稍后的狄奥多·罗斯福总统。)
事实上，对这些资产阶级来说，贫穷外国人的拥人，既加剧了也象征着人数日增的都市无产阶级所引起的诸多问题，这些人结合了国内外“野蛮人”的特征，这些特征似乎行将淹没高尚者的文明(参看第二章)。他们同时也凸显出社会在应付急速变化的各种问题上的明显无能，以及新群众不可原谅地未能接受旧有精英的优越地位，而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波士顿是富有而且受过教育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信奉新教的传统资产阶级的中心，而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正是于1893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在政治上，中产阶级的仇视外人，几乎可以确定比劳动阶级的仇视外人更为有效；劳动阶级的仇外只是反映邻居间的摩擦，以及对压低工资、竞求工作机会的恐惧。不过实际上将外国人排除于劳力市场之外的，是区域性的劳动阶级压力，因为对雇主来说，进口廉价劳工的诱因几乎是不可抗拒。在完全拒绝接纳陌生人的地方，如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实施禁止非白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洲，这种仇外不会造成全国性或社群之间的摩擦；但是，在那些当地社群已遭歧视(如南非的非洲人或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它自然很容易加速摩擦。不过，在1914年前，工人阶级的仇视外厶很少发挥实际效用。整体而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即使是在美国，也只造成出人意料之少的反外国劳工骚动，而在阿根廷和巴西，这类骚动几乎可以说不曾发生。
不过，进入外国的移民群体，不论他们是否曾遭到当地人的仇视，都很容易生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了故乡村落，便不能再假定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定义的民族，如波兰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不仅是因为他们移人的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新定义，如美国将此前自以为是西西里人或那不勒斯人，甚至卢卡(Lucca)人或萨勒诺(Salerno)人等移民，全部分类为“意大利人”。这种情感的产生是因为他们需要社群间的互助。除了家人、朋友和这些由故国来的人以外，这些刚迁徙到新奇陌生环境中的人，能期望向谁求助?(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每个不同区域的迁徙者也和自己区域的其他迁移者团结在一起。)有谁能了解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谁能了解她?因为女人的家务领域，使她们比男人更依赖单一语言。在最初的移民社区中，除了类似于教会这样的团体以外，还有谁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社群，而非一堆外国人?他们的教会即使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的，实际上却是民族性的，因为它的教士是和教徒来自同一个民族。而且不论他们用什么语言做弥撒，斯洛伐克的教士都需要用斯洛伐克语和教徒说话。于是，“民族”成为人际关系的真正网络，而不仅是一个虚构社会。只因为远离故国，每一个斯洛文尼亚实际上和每一个他所遇见的斯洛文尼亚人都有一种可能的私人关系。
再者，如果这类移民要在他们所在的新社会以任何方式组织起来，则组织的方式必须允许他们能彼此沟通。如前所述，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而且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章第一及第四节)，它们甚至梦想一个全人类说单一世界语的未来——在“使用世界语”的小群体之间，这个梦仍然存在。例如，考茨基在1908年时还希望全体受过教育的人最后都会结合为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民族群体。可是在当时，他们却面临了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问题：匈牙利工厂中的工会，可能需要以四种不同的语言发布罢工命令。它们不久即将发现，民族混杂的部门工作效率较差，除非工作人员已经能以两种语言沟通。劳动阶级的国际性运动，必须是民族或语言单位的合并。在美国，实际上成为工人大众政党的民主党，也必须以“族裔”联盟的形式发展。
民族迁徙的情形愈甚，造成无根民众彼此冲突的城市和工业发展愈迅速，这些被连根拔起的民众之间的民族意识基础便愈广。因此，就新的民族运动来说，流亡往往是它们主要的孕育期。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利克(Masaryk)，是在匹兹堡(Pittsburgh)签署捷、斯两族合组国家的协议，因为有组织的斯洛伐克群众基础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vlvania)而非斯洛伐克。至于在奥地利被称为鲁塞尼亚人(Ruthenes)的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落后山区居民(1918—1945年间将并人捷克)，他们的民族主义除了在移民到美国的罗塞人当中，此外并不具任何有组织的形式。
移民间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于其民族的民族主义成长，但却不足以解释它的产生。然而，就移民间的民族主义是以移民对旧日故乡风俗的模糊怀念为基础而论，它无疑与故国正在孕育民族主义的那种力量有相似之处，尤其以较小的民族为然。这就是新传统主义，是一种防御性或保守性的反动，用以抵抗现代化、资本主义、城市工业，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扩散，抵抗这些力量对旧日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
天主教会支持像巴斯克和佛兰德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小民族受到“自由派民族主义”的排斥，在自由派眼中，这些小民族显然是无法变成“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教会的支持显然带有传统主义的成分。在这个时期人数急增的右翼理论家，往往发展出对以传统为根据的文化区域主义的喜好，如普罗旺斯(Provence)的本地语言推行运动。事实上，20世纪晚期西欧的分离主义和区域主义运动(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普罗旺斯语)，其思想渊源均来自于1914年前的右派思想。相反，在这些小民族中，资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通常都不喜欢小型民族主义。在威尔士，劳工党的兴起逐渐损害了威胁要接管自由党的青年威尔士民族主义。至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自然也喜欢大国或世界的市场，而不喜欢小国或区域的狭窄拘束。在俄属波兰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该国的平均值)，当地资本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都不热中；而根特那些公开以法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始终是佛兰德斯民族主义分子痛恨的对象。虽然这种漠不关心并不十分普遍，但它已有力到使罗莎·卢森堡误以为波兰的民族主义不具有资产阶级基础。
但是，使传统的民族主义分子更沮丧的，是农民这个最传统的阶级对于民族主义竟也只有微弱的兴趣。巴斯克民族党成立于1894年，其目的在于维护所有古风，抵抗西班牙人和无神论工人的侵犯，可是说巴斯克语的农夫对它却不具热忱。像大多数其他这类运动一样，它主要是都市中产或低中产阶级的团体。
事实上，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主义进展，大致是由这些社会中间阶层所带动的现象。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称它为“小资产阶级的”是颇有几分道理。而它与这些阶层的关系，也有助于解释我们已经谈到的三个新特点：语言上的好战政策，要求组成独立国家而非次等的自治权，以及政治上的转向右派和极右派。
对于由大众背景中兴起的中下阶级来说，事业和方言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从社会建立在大众阅读书写能力的那刻起，如果他们不想沦入纯粹靠口语沟通的下层社会(偶尔在民俗学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其口语必须多少官方化，以作为官僚政治和教育媒介。大众(也就是小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它只能用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威尔士语或某种方言或土语禁止在教室使用，曾在地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记忆中留下许多创伤。这种禁止不是由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民族的某种极权主义的要求，而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于当政者真正相信：除非以官定的语言教学，否则教育便会有所不足；而一个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能力和其职业前途，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妨碍。)以一种纯粹的外来语施教的教育，不论这种外来语是活的还是死的，只适用于精心挑选的少数人，只有这些人花得起相当的时间、费用和气力，去取得对它的纯熟使用。官僚政治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因为它决定一个语言的官定地位，一方面也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需要阅读识字能力的最大雇主。因而自19世纪90年代起，在奥匈帝国中，关于不同民族混居地区的街名应该用什么语言书写，以及关于特殊助理邮政局长和铁路站长应该由哪一个民族的人来担任，便产生了无穷的琐碎斗争，甚至危及到政治活动。
但是，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众所周知，所谓次要语言和方言，只不过是没有军队和警察力量作为后盾的语言和方言)。因此，在这个时期考究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背后，隐藏了许多压力和反压力。(比方说，尤其是1910年比利时和奥地利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方言的政治要求，便是依靠在这样的调查和统计数字上。因此，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每当出现如比利时的情形，即操双语的荷裔比利时人数目显著增加时，或出现如巴斯克的情形，当巴斯克语的使用在迅速成长中的城市几乎消灭时，便会有民族主义者为语言而发起动员。因为只有政治压力可以为在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这一点，也只是这一点，才使得比利时在1870年正式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使得佛兰芒语在1883年成为佛兰德斯中学的必修科目。但是，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而论，在它1912年总数480万的中小学学生当中，可能或实际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比例，显然比在1874年总数220万的中小学学生中来得高，遑论以各种互相敌对的语言进行教学的10万多名新增教师。
可是，在多种语言的社会，接受以方言传授的教育，并可因这种教育而得到职业升迁的人，或许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较卑下，或“因社会地位不佳而享受不到大多数人享有的权益”。虽然他们往往可因为比只会说精英语言的势利小人多懂一种语言，而在竞争次要的工作机会时占有优势，可是，他们还是会认为在谋求最高层职位时他们是居于不利地位，而他们这种感受似乎也无可非议。因而，当时有一种压力，要求将方言教学由小学教育延伸到中学教育，最后延伸到完整教育系统的巅峰——方言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说威尔士和佛兰德斯对于这样一所大学的需求是高度政治性的。事实上，威尔士在1893年成立的国立大学，曾一度是威尔士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民族机构。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几乎一定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总而言之，新的中下阶级乃至中产阶级仍是接受斯洛文尼亚语或佛兰德斯语教育这一事实，凸显了主要奖赏和最高地位仍属于说法语或德语者的现象，虽然这些人不屑去学习次要语言。
可是，要克服这个固有障碍，却需要更多的政治压力。事实上，所需要的是政治权力。说白一点，就是必须强迫人们使用方言达到某些目的，虽然他们通常宁可使用另一种语言来达到这些目的。匈牙利坚持在教学上要用马札儿语，虽然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匈牙利人，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明白，在匈牙利社会中，除了最官僚性的任务以外，至少要懂得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是必备的技能。强制性或形同强制的政府压力，是将马札儿语变成书写语言的必要条件，马札儿语在变成书写语言之后，便可在其境内为所有的现代目的效劳，即使在其本土之外没有任何人看得懂。只有政治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政府的力量——可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其生计和事业前途与其语言有关的人，不大可能会问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使其语言发展更为兴盛。
就这方面说，语言民族主义对于分离是具有内在偏见的。相反，对于独立国家的领土要求，又似乎愈来愈和语言分不开，以致我们看到官方对盖尔语的支持在19世纪90年代介入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虽然(或者实际上因为)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显然非常习惯使用英语。而犹太复国主义则复活了希伯来语作为日常用语，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犹太人语言可以使他们建设一个领土国家。我们可以对这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制定语言的努力作一些有趣的反思，因为有些将失败(如使爱尔兰人重新改说盖尔语)或半失败(如编制更挪威式的挪威语[Nynorsk])，而另一些将成功。然而，在1914年前，它们通常缺乏必要的政府力量。1916年时，实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语的人不超过1．6万人。
但是，民族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和中间阶层紧密联系，这种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人一事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夫，很容易具有吸引力，尤其(再一次)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外国人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流行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在4000万人口中只有6万犹太人的法国，它的效力最强大；在6500万人口中有50万犹太人的德国，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犹太人占人口15％的维也纳亦然。(犹太人占了布达佩斯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反犹太主义在布达佩斯却不构成政治因素。)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美好时代”典型资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个戴高顶丝质礼帽和抽雪茄烟的胖男人，而且他还有个犹太鼻子，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绝给予农夫和小工匠信贷的角色。
因而，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倍倍尔觉得反犹太主义是“白痴的社会主义”。可是，当19世纪末政治反犹太主义兴起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犹太人等于资本家”这个公式(在东欧和中欧许多地方，这个等式并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有系统地对抗其支持者的潜在或公开的仇外心态，以致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深刻厌恶，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显得较从前更为可耻。它标示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大国中的明显右倾，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古老群众组织(许多体操协会)，由承继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义作风，转为具有侵略性、军国主义和反犹太的姿态。此时，爱国精神的旗帜已成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侗，虽然在有的地方爱国精神和法国的三色旗一样，是认同于革命和人民奋斗的目标。于是，左派人士认为炫耀国名和国旗，可能会有被极右派污染的危险。一直到希特勒上台，法国左翼才重新充分运用激进派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的转移到政治右翼，不仅是因为它以前的思想伙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陷于一片混乱，也是因为以往显然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配合的那种国际形势，不再有效。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许甚至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din)为止，国际形势都显示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获利，不一定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损失。事实上，欧洲地图虽因两个主要的新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创建，和巴尔干半岛上若干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改观，可是却没有发生战争或对国际间的国家体系造成不可忍受的破坏。在大萧条以前，像全球自由贸易之类的事情，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或许对英国好处最多)。可是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样的宣称听起来已不再真实。而当全球性的冲突再一次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严重、虽然尚未成为迫切的可能时，那种视其他国家简直就是威胁者或牺牲者的民族(国家)主义，便因之得势。
在自由主义危机中出现的政治右派运动，一方面培育了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也受到它的鼓舞。事实上，最初以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一词自称的人，往往是那些因战败刺激而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例如1870-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之后的巴雷斯(Maufice Barres，1862—1923)和德罗列德(Paul Deroulede)，以及1896年意大利可耻地败于埃塞俄比亚之手以后的柯拉蒂尼(Enrico Corradini，1865—1931)。他们所创建的运动(这个运动使一般的字典上出现了“民族主义”一词)，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意反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反对议会政治)。在法国，这种运动一直只是聊备一格，比方说，1898年创立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便迷失在不切实际的君主主义和出言不逊的无趣言谈之中。意大利的这种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建立在爱国狂、仇视外人以及愈来愈扩张国土、征服甚至战争行动的理想化上。
对那些无法精确解释其不满的人而言，这样的民族主义特别能够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错。德雷福斯案使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了特殊武器，不仅因为被告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外国人在法国参谋总部干什么?)，也因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替德国当间谍。相反，德国的好国民每当想起他们的国家正遭到其敌对联盟有系统的包围(如他们的领袖常提醒他们的)，便吓得战栗不已。与此同时，像其他好战民族一样，英国人已准备好用那股不正常高涨的仇外兴奋情绪，来庆祝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股仇外情绪说服了英国皇室将其日耳曼姓氏改为盎格鲁—撒克逊姓氏——温莎(Windsor)。无疑，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公民，除了少数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几个知识分子、国际性商人和国际贵族及王族俱乐部的成员外，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爱国狂热。无疑，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内，都深深浸染了19世纪的种族优越感(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以及本书第十章)，以致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的阶级或民族在先天上便较其他人优越。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在各帝国的人民间加强这样的诱惑。可是，无可怀疑的是，最热烈响应民族主义召唤的那些人，多半都介于“社会上已有确立地位的上层阶级”与“最下层的农夫和无产阶级”之间。
对于这个发展中的中间阶层来说，民族主义也具有范围较广、工具性较少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他们作为国家“真正捍卫者”的集体身份(回避他们为一阶级的说法)，或者作为(他们非常垂涎的)完整的资产阶级身份申请者的集体身份。爱国心补偿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卑下地位。因此，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英国，在1899—1902年的帝国主义南非战争中，其接受召募的工人阶级曲线，完全反映了经济形势，它随失业率而升降；但是中下阶级和白领阶级青年响应召募的曲线，却清楚反映了爱国宣传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军人的爱国心可为他们带来社会报偿。在德国，它为就读中学到16岁(即使未上下去)的男孩，提供了可出任预备军官的机会。在英国，如战争将说明的，甚至连替国家服务的办事员和售货员也可以成为(用英国上层阶级严峻的术语来说)“暂时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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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的民族主义，不只局限于以失意的中产阶级或反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祖先所诉求的那种意识形态。因为，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能够提出或包含全国性诉求的政府、政党或运动，多半可享有额外利益；相反，那些不能或不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居于不利地位。无可否认，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主要作战国家激起了真正的(虽然有时是短暂的)大众爱国精神的勃发。而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全国性工人阶级运动败给了分解为“以每一个民族的工人为基础”的个别运动。奥匈帝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尚未崩溃之前便已崩溃了。
不过，作为“民族运动和挥舞国旗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的广泛诉求之间，有一点非常不同。前者看不到国家建立或扩张之后的情形。它的纲领是反抗、驱除、击败、征服、驾驭或淘汰外国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能在一个爱尔兰民族、日耳曼民族或克罗地亚民族的独立国家(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中，维护其爱尔兰人、日耳曼人或克罗地亚人的特性，宣布其光荣的未来，或为达到这个目标尽一切牺牲，就足够了。
事实上，正是这一点使它的吸引力只能局限在下列范围内：热情的理论家和好战者、寻找凝聚力和自我定义的不定形中产阶级、可以将他们所有的不满归罪于罪恶的外国人的群体(主要是挣扎中的小人物)，当然，还有那些对那种“告诉公民说有爱国心便够了的意识形态”大表欢迎的政府。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单有民族主义是不够的。矛盾的是，这一点在尚未获得自决的民族的实际运动上最为明显。在本书所论时期，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民族运动(并非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得到)，几乎全是那些将民族和语言的诉求与某些更强有力的利害或动员力量(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相结合的民族运动。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天主教会，那么佛兰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的运动在政治上便会微不足道。没有人会怀疑：天主教信仰赋予受异教统治的爱尔兰和波兰民族主义一种一致性和群众力量。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爱尔兰的芬尼亚勇士团成员(Fenians，最初是一个世俗、事实上反教权的运动，诉诸各种信仰的爱尔兰人)民族主义已成了一大政治力量，其原因在于他们允许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认同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
更令人惊异的是，如前所述，那些最初以国际主义和社会解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也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解放的媒介物。独立波兰的重建，不是19世纪完全致力于独立的无数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所能领导的，而是由隶属于第二国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完成的。亚美尼亚(Armenian)的民族主义亦然，犹太人的领土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建立以色列的不是赫茨尔或魏茨曼(Weizmann)，而是俄国人所启发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有些这类政党在国际社会主义中受到批判，因为它们把民族主义远放在社会解放之前，可是这样的批判却不适用于另一些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后者是在意外之中发现它们代表了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芬兰的社会党，格鲁吉亚(Georgia)的孟什维克(Mensheviks)，东欧大片地区的犹太人联盟，甚至拉脱维亚绝对非民族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相反，民族主义运动也觉察到：就算不提出特定的社会纲领，至少也要表现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因为这可带给它们不少好处。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现于工业化的波希米亚——被同受劳工运动吸引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分占——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1907年，社会民主党员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得到38％的捷克选票，而成为最大政党。)捷克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最后成为独立捷克的代表性政党，并且提供了最后一任总统——贝奈斯(Bene~)。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启发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这个人把他们的名称和他们结合“反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和“含糊的人民主义社会煽动法”的态度，带进了战后的德国。这个人便是希特勒。
因而，当民族主义被调成鸡尾酒时，它才真的普受欢迎。它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它本身的滋味，也在于它掺合了其他的某种成分或许多成分。它希望能藉这些成分解消费者精神或物质上的干渴。但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是名副其实的，却不是挥舞国旗的右派所希望的那样——它既不那么好斗又不那么专心致志，而且确乎不那么反动。
矛盾的是，在各种民族压力下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却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极限。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毫无疑问已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甚至在大战爆发之后，民族独立仍然不是重要的争论点。在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中，只有四个民族对政府抱有坚决敌意，其中三个可以与帝国境外的民族国家认同(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然而对大多数民族而言，它们并不特别想要冲破这个某些狂热的中产阶级或中下阶级口中的“诸民族牢狱”。在战争过程中，当不满和革命的情绪真正上升之际，它也是先以社会革命而非民族独立的方式呈现。
至于西方交战国在战争期间，反战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日渐压制了群众军队的爱国心，但却未曾摧毁。如果要了解1917年俄国革命对国际所造成的不寻常影响，我们则必须牢牢记住：1914年甘心情愿、甚至满怀热忱走上战场的人，是受到爱国思想的感动。这种爱国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中，因为它带有公民责任意识。这些军队的奔赴战场不是因为嗜好作战、嗜好狂暴和英雄气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种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义的无限制扩张；更不是因为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敌意。
正好相反。所有实行群众民主政治的交战国，其国内宣传都说明了：它们所强调的不是光荣和征伐，而是“我们”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们”代表了对于“我们”所体现之自由和文明价值观的致命威胁。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够因战争而予以动员，惟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感到这场战争不只是一般的武装格斗，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将因“我们的”胜利而更好，而“我们的”国家，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将成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度”。因此，英国和法国政府声称它们是在维护民主和自由，抗御君主权力、军国主义和野蛮习性(“德国兵”)；而德国政府则声称它是在维护秩序、法律和文化的价值观，抗御俄国的独裁政体和野蛮习性。征伐和帝国扩张可以是殖民战争的宣传素材，却不是这场大冲突的宣传素材，即使在幕后主宰各国的外交部也一样。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民众，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战场，而非以战士或冒险家的身份走上战场。可是，这个事实恰恰足以说明：在民主社会当中，爱国心对政府运作的必要性以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为，只有把国家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才可以有效动员民众。1914午时，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有这种想法，他们便是因此而动员。一直到为期三年无比惨烈的屠杀和俄国革命的例子，才让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错了。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就尽可能最广义的范围来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声称属于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也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儿女、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著作、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游艇和银行存款。
——詹姆斯(William James)
带着极大的兴致……他们开始购物……他们全力以赴，就好像在为事业冲刺一样；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
——威尔斯，1909年
这个学院是因创办人的爱妻的建议和劝告而创办的……其宗旨是给予上层和中上层的妇女最好的教育。
——录自豪洛威学院(HollowayCollege)创办宗旨，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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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似乎受民主化威胁的那些人。在资产阶级从事征服的这个世纪，成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文明深具信心，他们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没有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物质生活才称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们也过得很不错：周围环绕着装饰华丽的坚固物品，身着大量织物，买得起他们认为适合他们身份而不适合比他们低下的人的东西，消耗很多食物和饮料，或许有点消耗过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饮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国是一个赞美美食的词汇。众多的仆人弥补了家中不舒适和不实际的地方，但仆人无法隐藏在这些地方。一直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这些是为了迎合被视为其主力中坚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些中坚分子包括商人、自由业者或较高级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他们不一定指望贵族的身份或极富有者的那种物质报酬，但是他们却远高于那些买了这样东西便不能买那样东西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处，是其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而且所谓特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只有短暂的胜利。这或许便是为什么走过当年的人，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将它视之为“美好的时代”。让我们以探讨这个矛盾，作为综述本书所述时期中产阶级机遇的开始。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是指郊区的房子和花园，很久以来，这已不再一定是“资产阶级式的”。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我们最初可在花园郊区中看到，这种花园郊区，是19世纪70年代像诺曼·萧(Nonnan Shaw)这样的建筑师，为舒适但不一定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所规划开拓的(贝德福特公园[Bedford Park])。这种聚落一般是为比英国类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阶层所发明的，它们发源于中欧市郊，如维也纳的小屋区(Cottage-Viertel)与柏林的达伦(Dahlem)和绿林区(Grunewaed-Viertel)。后来又扩及社会较低阶级，出现在中下阶层的郊区，或大城市边缘未经计划的“亭台式”迷宫。最后，通过投机的建筑业者和理想主义的市镇设计者，进入到半独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为部分舒适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镇精神。理想的中产阶级住宅不再被视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个面朝市街、自命为华厦的大建筑中的一个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围绕着青葱草木的小公园或花园中的都市化或正确的说郊区化的别墅。它成为非常强烈的生活理想，不过在非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城市中尚不适用。
这样的别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贵族和士绅的别墅——相比，除了其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装模作样。诚然，这些聚落大致是单一阶层的社区，而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事实，使它们更容易集中力量来追求舒适生活。这种隔绝的产生，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义态度的(盎格鲁—撒克逊)设计家，其设计的“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和那些特意要将中产阶级从比他们低下的人群中移开而开辟的郊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而这种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资产阶级要放弃其统治阶级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个当地的富人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除了重税和暴政以外，波士顿城不能给你们什么。你们结婚以后，找个郊区盖幢房子，参加一个乡间俱乐部，并以你们的俱乐部、家和子女作为生活中心。”
但是，这些传统别墅或乡间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和模拟者——大资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后者如克鲁伯家族的山陵别墅(Villa Hugel)、阿克罗埃家族(Akroyds)和克罗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厦(Belle Vue)，这些家族支配了羊毛业城市哈里法克斯(Halifax)的烟雾生活。这样的建筑，是权势的外罩。它们的设计，是为了替统治阶级的某个高级分子向其他高级分子以及较低阶层炫耀其财富和威望，也是为了组织影响力和统治的事业。如果内阁是在奥尼姆公爵(Duke ofOmnium)的乡村府邸组成的，则克罗斯雷地毯公司的约翰·克罗斯雷在他50岁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请他在哈里法克斯自治市议会的49位同事，到他设于英格兰西北湖区的府邸欢聚三日，并在哈里法克斯市政厅开幕当天，招待威尔士亲王。在这样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认可的外交与政治上的公开功能。这些职责的要求优于居家安适的要求。我们不会认为阿克罗埃家族会只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绘有古典神话场景的宏伟楼梯，造一间雕梁画栋的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图书室和九间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纳25个仆人的厢房。乡绅无可避免地会在其郡中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如当地的大企业家不会放弃在伯利(Bury)和次维考(Zwickau)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一样。事实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资产阶级，也不容易避免藉着选择他的住处，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楼层、他能指挥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装和社交往来的礼节，来显出(应说强调)他的地位。一位爱德华时代证券经纪商的儿子后来回忆道：他们家比不上福尔赛一家(Forsytes)，因为他们的房子不大能够俯视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不过离得也还不算太远，因而勉强不失身份。“伦敦的社交季节”他们是没分的，但是他母亲平日午后都会正式地“待在家里”，并曾经举行许多晚宴，晚宴中有从惠特来方国百货商店请来的“匈牙利乐队”。同时，在5月和6月，他们也会按时举行或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餐宴。私生活和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会地位，或由于他们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于资本累积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于这些诱惑之外。是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的好运，使他们跨人成功者的世界。但是，这同时也为他们强加上旧式精英的那种公共生活方式。不过，在这胜利的一刻，有四项发展鼓励了较不正式、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项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渐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轻视者”以外所有中产阶级的公共和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产阶级被迫实际上完全从政治活动中撤退。这些政治活动已为群众运动或群众选民所支配，这些选民拒绝承认那些不是真正针对他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叶，维也纳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某个阶级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即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文化，这个阶级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许扮演他们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即使是非犹太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找不到太多追随者。布登布鲁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他的作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骄傲的汉萨(Hanseatic)同盟城市贵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经从政治中撤退的资产阶级文化。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尔家族(Lowells)，虽然尚未被从政治中逐出，但是他们对于波士顿政治的控制权即将交给爱尔兰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北部仁慈专制的“工厂文化”宣告瓦解，在这种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会的会员，但他们仍然追随雇主的政治倾向，并且厌祝其雇主的周年纪念日。1900年后工党出现的原因之一，足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具影响力的地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放弃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竞选国会和市镇议会的席位。就资产阶级在保持具政治权力这点上，此后他所能动员的恐怕只有影响力，而非徒众。
第二项发展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和清教价值观念中的某些关联变得略微松动。这样的价值观念，以往非常有助于资本累积；而资产阶级也往往以这样的价值观念自我标榜，表示他们与懒散而放荡的贵族和懒惰而好饮贪杯的劳工有别。对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而言，钱已经赚到了。它可能不直接来自它的出处，而是由纸张所做的规律性付款。这些纸张所代表的“投资”，即使不是源自远离伦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道远地区，其性质也可能是隐匿不明的。钱往往是继承来的，或分给不工作的儿子和女性亲戚。19世纪晚期许多资产阶级是“有闲阶级”——这个名称是当时一位相当有创意的无党派美国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发明的，维氏写了一篇关于它的“理论”的文章。甚至有些真正在赚钱的人，也不需要在它上面花太多时间，至少如果他们是在(欧洲的)银行业、金融和投机买卖中赚钱是如此。总之，在英国，他们剩下足够的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简言之，花钱至少和赚钱一样重要。花钱当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挥霍，在“美好的时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确多的是。甚至比较不富裕的人也学会了如何花钱追逐舒适和享受。
第三项发展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趋于松弛，这种现象反映在家庭妇女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个比较独立的“青年人”类别的出现，这个类别指的是介于少年和适婚年龄之间的年龄群，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参看第九章)。“青年”和“现代”两个词有时几乎可以互用，如果“现代化”意有所指，则它指的是品位、室内装饰和风格的改变。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发展在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中均已历历可见，而在它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显著。它们不仅影响了休闲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住宅作为其妇女活动背景的作用。当时休闲的方式是旅游和度假。如维斯康堤(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正确说明的，当时进入其荣耀时期的海滨和山间大旅馆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项发展是属于或自称属于或热切希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数正在稳定增长，简言之，就是整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稳定增长。将所有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关于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种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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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的不容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三、四节)，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名称日渐变成不洁的字眼)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的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在法国，有人主张大革命已废除了所有阶级；在英国，有人主张阶级——不是那种封闭式的世袭阶级——并不存在；在声音愈来愈多的社会学领域，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形成过于复杂，不能如此简化。在美国，危险似乎不在于民众会以一个阶级的方式动员而指压榨他们的人为另一个阶级，而是在于：在他们追求平等的宪法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因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原本属于精英分子的有利条件(除了无法争辩的财富事实以外)。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70-1914年间的产物。由于社会学家喜欢以最适合他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方式重新将人分类，遂使这门学问至今仍受困于有关社会阶级和身份的无穷辩论。
再者，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u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资产阶级又分为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有产阶级(Besitzburgerturm)和藉由较高教育而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教养阶级(Bildungsburgertum)；而中产阶级则看不起小资产阶级(Kleinb'tirgertum)。西欧的其他语言也只能在“大”或“上”，“小”或“低”这些字眼上拨弄资产阶级的变换和不精确分类。但是，究竟该如何决定谁能自称属于任何这样的阶级?
基本的困难在于自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毕竟，资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最高一层。甚至在古老的土地贵族未被淘汰(如在美洲)或未被剥夺其应有特权(如在共和法国)的地方，贵族在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也显然较前为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19世纪中叶曾经维持了突出的政治参与和绝对多数的财富，但是它现在也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1858—1879年间，在去世的英国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117人)尚是地主；1880—1899年间，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在1900-1914年间，这个百分比甚至更低。1895年前，在几乎所有的英国内阁中，贵族都占多数。1895年后，他们从来不曾是多数。即使在贵族已经没有正式地位的国家，贵族的称号也绝不会受人轻视。自己无幸取得贵族称号的美国富人，赶紧藉着让女儿缔结“金钱婚姻”的方法，在欧洲购买贵族称号。辛格(Singer)缝纫机公司的女儿便因此成为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过，即使是古老而且根深蒂固的君主国，如今也承认金钱和门第已是同样有用的标准。德皇威廉二世以为：“满足百万富翁对于贵族勋章和特许状的渴望，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但是要授予他们这些权位却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们必须作慈善捐赠以用于公益事务。或许他是受了英国模式的影响。”观察家大可如此认为。在1901—1920年英国所创造的159名贵族中，除了那些因军功而受封者外，另有66名商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工业家)、34名专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只有20个人是凭借其土地背景。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么资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极不清楚。这一点对“古老的”下中阶级或独立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影响不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使他们固定处于较低层次，事实上也令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法国激进派的方案，便是围绕着“小即是美”这个主题而作的一系列变化。“小”这个字，在激进派的集会中总是不断重复。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财政、大商人。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德国的同类人士，不过在德国，它带有民族主义、右翼和反犹太色彩，并不是共和和左翼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激进派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压力。从高位者的眼光看来，不仅是他们的“小”使他们无法取得较高身份，他们的职业也同样不适合，除非在例外的情形下，他们的财富可大到人们完全想不起他们原来的出身。不过，财富分配制度的戏剧性转型，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使某些修正成为必须。到今天，“杂货商”一词在上中阶级看来仍旧带有轻视的意味，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一个靠着袋泡茶致富的立顿爵士，一个借着肥皂赚钱的勒伍豪勋爵(Lord Leverhulme)和一个靠冷冻肉发财的威斯泰勋爵(Lord Vestey)，他们取得了贵族的称号和蒸汽游艇。然而，真正的困难是由于服务业的大幅度拓展。这些在公私办公室中工作的人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并领取工资酬劳(虽然这样的工资称为“薪水”)，但是他们的工作又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有赖于正式的教育资格(虽然其资格并不高)。尤有甚者，这些男人(甚至一些女人)大半坚持自己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付出极大的物质代价追求可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办事员“下中阶级”和高层专业人员，甚或日渐增多的受薪行政主管和大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
就算不提这些新兴的下中阶级，显而易见的，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也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定义理论标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难解决。“中产阶级”的条件为何，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例如工资关系和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不过在19世纪中期，这个标准是相当明确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级公务员以外，这个阶级的人需要拥有资本或投资收入，并且或许是雇佣劳工的独立营利企业家或是“自由”职业(一种私人企业)的从业员。重要的是，在英国所得税的呈报上，“利润”和“报酬”是列于同一个项目之下。可是，随着上面提到的改变，要从一大群中产阶级群众中，甚至从更大一群渴望这一身份的众人中辨别出“真正的中产阶级，这些标准就变得不大管用。他们并非全都拥有资金，但是许多以较高教育程度代替资金而无疑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资金，而他们的人数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间，法国医生的人数多少稳定地保持在1．2万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时，已增加到2万人；在英国，1881-1901年间，医生的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建筑师的人数由7000人增加到1．1万人。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增加都远超过成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但是，谁能说领取高薪的经理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已日渐成为大企业的一个必要部分，至此，如1S92年时一位德国专家所指出：“旧式小企业那种亲密和纯私人的关系，已完全无法运用到这种大型事业上。”
所有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数构成分子，至少就他们大半是双元革命之后的产物而论(参看《革命的年代》{导言))，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他们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英国所注意到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正在社会中攀升的家庭，而资产阶级则是已经到达顶点或一般被认为已位于高原之上的家庭。但是这样的快照，几乎拍不出这个动作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只能由类似于电影的社会学予以捕捉。“新社会阶层”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国第三国共和政权的基本内涵——他无疑是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在没有事业和财产的背景下，通过民主政治而得到影响力和收人。“新社会阶层”甚至在大家认为“已经到达”之时，也不曾停下脚步。相反，它们已“达到”改变资产阶级性质的程度吗?那些靠着家产悠闲度日的资产阶级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时反对但仍旧构成资产阶级精髓的价值观念和活动的人——不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吗?
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一个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为根本的经济(如无疑支配了西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资产阶级”。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国时仅次于克鲁伯的第二大富翁)在功能上是一位资本家，因为其收入的十分之九是来自他拥有的煤矿、工业和银行股份、房地产合股，以及1200万—1500万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世袭贵族身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将资产阶级界定成一群男女组成的团体，以及这个团体与中下阶级该如何区分的问题，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那些坚信资本制度有赖于个别的私人企业家的人，不这样认为)，不过资本家的发展当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可以阐释其组织形式。(当时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官僚化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日益不为大众所喜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私人企业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渐降低资本主义的作用。韦伯和熊彼特便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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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其自身及其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愈来愈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deC．otha)g6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劳动阶级、农夫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人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愈来愈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非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v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和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间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人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分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并接着接受太学教育或高等专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及格。拥有6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藉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如韦伯·宋巴特(Werner Sombart))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惟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少数身份的自觉——当时的事实都是：这种小群体，如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已几乎完全将他们自己转化为银行家、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团体。)在全国性和国际性经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牵涉在内的人数很少，而有些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融业，更逐渐集中于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国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实际控制世界金融业的英国银行界，只包括住在伦敦一个小地区的几十家人。他们彼此相识，常去同样的俱乐部，在同样的社交圈走动，并且互相通婚。莱茵—威斯特发里亚钢铁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们也构成德国钢铁业的绝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谈话中形成，并在饭后的闲谈和高尔夫球场上定形。
因此，这个非常庞大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旧有的或新兴的，很容易便可成为精英组织，因为它可运用与贵族类似的办法或贵族的实际技巧(如在英国)。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尽量设法加入贵族阶级，至少通过其子女，或借助过贵族式的生活。可是，如果就此认为他们在面对古老的贵族价值观时会放弃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就错了。一则，通过精英学校(或任何学校)以适应社会一事，对传统贵族并不比对资产阶级更重要。因为精英学校(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已将贵族的价值观吸收到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公共服务而设计的道德系统。再者，贵族的价值观如今已愈来愈以挥金如土的昂贵生活方式作为品评标准，而这种方式最需要的就是钱，不论钱从哪里来。金钱因而成为贵族的判断标准。真正传统的土地贵族，如果他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参加与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种种活动，便会被放逐到一个衰落的狭隘世界之中，忠诚、骄傲，在社交上只是勉强够格，就像丰塔纳(TheodoreFontane)《斯特施林》(Der Stechlin，古代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乡绅]价值观的有力挽歌，1895年出版。)一书中的人物一样。伟大的资产阶级运用了贵族以及任何精英群体的手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学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真正测验，是为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人而设，不是为已经到达社会顶端的人而设。它将一个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地区非国教派园丁的儿子，转化为剑桥大学的导师，而这个儿子又经由伊顿公学(Eton)和国王学院，造就成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氏显然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们对他母亲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会茅舍中度过一事甚感惊讶。可是，终其一生，凯氏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骄傲成员——他日后称这个阶级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
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上有赖于教育的人(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快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中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工业家——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宋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500万人。
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于事。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位英国观察家草草地将下中阶级和工人一律归为“公立小学的世界”。
因而，在大门敞开的各体系中，非正式但明确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须确立起来。这件事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办到。1870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公立小学教育(在此之后的20年，上小学还不是义务性的)，1902年以前，英国尚未设置公立中学教育，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外，也没有重要的大学教育。(苏格兰的制度比较广泛，不过苏格兰毕业生如果希望升迁发达，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再拿一个学位或再考一下试。凯恩斯的父亲在取得伦敦的学位以后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国为中产阶级兴办了无数非常名不副实的所谓“公立学校”，其模范为1870年众所公认的九所古老学校,它们已成为贵族和绅士的养育所(尤其是伊顿公学)。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间，公立学校的名单已增加至64-160余所(视排他性或势利的程度而异)，这些或昂贵或较不昂贵的学校，声称其目的在于将学生训练成统治阶级。许多类似的私立中学(主要位于美国东北部)，也旨在培育良好或者至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以便他们接受私立精英大学的最后锤炼。
在这些大学中，正如在许多德国大学生团体中，私人协会如学生俱乐部或更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专院校的自治互助会组织，通常都采用能表达其目标或理想的希腊字的前几个字母为名称。)又征集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体——在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其地位为寄宿“学院”所取代。因而，19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教育开放和社会封闭的奇异组合。之所以说“开放”，是因为有钱便可入学，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绩便可入学(通过奖学金或其他为穷学生所想的办法)。之所以说“封闭”，是因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这种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国大学联谊会中的学生，为了决斗而醉酒受伤，因为决斗可以证明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是绅士而非平民。英国私立学校地位的微妙等级，是以那些学校彼此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输赢来决定。美国精英大学的团体，至少在东部，事实上是由运动竞技的社交排外性来决定，它们只在“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中做各种竞赛。
对于那些刚爬升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人而言，这些社会化的手法，为他们的子弟确立了无可质疑的身份。女儿们的学术教育没有硬性规定，而在自由和进步的圈子外也没有保障。但是，这种手法也有一些确切的实际好处。19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校友”制度，说明了教育机构的产物已构成了一个堪称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网络，也将年轻和年长的校友结合在一起。简言之，它使一群异质的新成员，有了社交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运动也提供了许多正式的黏合物。藉由这些方法，一所学校、学院、一个联谊会或兄弟会——经常有校友重访并往往出资协助——构成了一种可能的互助群体(往往也是在商业上的)，并进一步结成“大家庭”网络，这个“家庭”的成员可以说均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网络，在本地或区域性的亲戚关系和商业范围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联络渠道。正如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的指南在谈到校友会迅速发展一事时，便曾指出(1889年，“生命、学识、友谊兄弟会”[BetaThetaPhi)在16个城市中设有分会，1912年更扩及110个城市)，这些校友会形成了“有教养人士酌圈子，若非藉它之力，这些人根本不会认识”。
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企业的世界，这种网络的实际潜力可以由下列事实说明。“DeltaKappaEpsilon"这个美国兄弟会，1889年时拥有6位参议员、40位众议员、1位洛奇(CabatLodge，美国政坛同名祖孙档中的祖父)和那位狄奥多·罗斯福。到了1912年时，它更拥有18位纽约银行家(包括摩根在内)、9位波士顿富豪、标准石油公司的3位董事，以及中西部具有类似分量的人物。一位未来的企业家(例如皮奥瑞亚[Peoria])在一所常春藤大学通过"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韵严酷入会仪式，对他确实不会有什么坏处。
当资本家的集中情形日益具体，而纯粹地方性乃至区域性的实业又因缺乏与较大网络的连结而告萎缩时——如英国“乡村银行”的迅速消亡——上述这些组织除了社会上的重要性外，更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可是，虽然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制度，对于已有确立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分子是方便的，它对于那些想加人、或者想藉其子弟的同化而得以加入的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学校是中产阶级比较低下分子的子弟藉以高攀的阶梯。即使是在最以培育英才为宗旨的教育系统中，也很少有几个农夫之子，更少有几个工人之子，能爬到最低的台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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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上面的一万人”(upper ten thousand，意指上流社会)的排他性比较容易建立，却无助于解决“最上面的10万人”的问题(这些人居于顶尖人物和老百姓之间的不明确地带)，更无助于解决更为庞大的下中阶级的问题。下中阶级与下层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之间，在财产上只有极短的距离。他们的确属于英国社会观察家所谓“雇得起佣人的阶级”，在约克(York)这样的地方大城，他们占了总人口的29％。虽然19世纪80年代以后，家仆的人数不再上升或者甚至下降，因而赶不上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可是除了美国以外，中层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不雇用佣人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还是一个主子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可使唤几名女仆的主妇阶级。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的儿子，甚至愈来愈包括他们的女儿，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因为这可使男人有资格担任预备军官(或1914年英国平民军队中的“暂时绅士”)，也可使他们成为可望驾驭其他人的主子。可是，他们之中有为数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成员，在正式的意义上已不再是“独立的”，他们已成为从雇主那里赚取工资的人，即使这样的工资用了其他比较委婉的名称。在旧日那种特指企业家或独立专业人士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只承认上帝或政府权威的人士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逐渐茁壮，这些人是在政府团体和高科技资本制度中工作的受薪经理、行政主管和技术专家，这样的公私阶层制度，其兴起曾引起韦伯的警告。与旧日独立工匠和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并肩而立而且夺其光彩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办公室、商店和行政部门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在数目上确实十分庞大的阶级，而经济活动由第一、第二类逐渐向第三类转移的趋势，又注定使这个阶级更加蓬勃。到了1900年，它们在美国已经比实际的工人阶级更大，不过这是一个例外情形。
这些新的中层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多，而就其个人而言，往往又太无足轻重。他们的社会环境太过松散无名(尤其是在大城市)；而经济和政治运作的规模太大，不能像计算“上中阶级”或“上等资产阶级”那样以个人或家庭来计算他们。无疑，在大城市当中情形一直是这样，可是1871年时，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德国人不到5％，而1910年时却提高到21％。于是渐渐地，确认中产阶级的方式不再完全以“列入”该阶级的个人为对象，而是按照集体表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所住的地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这些集体表征可以指出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可是就个人而论，还是同样无法指认。对于公认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些表征指的是收入和教育的结合以及和民众出身者之间的明显距离，这种距离可表现在，比方说，在与不比他们身份低下的人交际尉，他们还是惯常使用文雅的标准国语和代表高尚身份的口音。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新是旧，显然是身份不同而且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与民众出身者相近。“新兴”小资产阶级设法与工人阶级泾渭分明，这一目标往往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动”便是他们谄上傲下的方式。
“坚实”而毫无疑问的中产阶级主体，人数不多。20世纪早期，死于联合王国并留有超过300镑遗产(包括房子、家具等等)的人，不到全民的4％。可是，即使超过舒适程度的中产阶级收入(例如一年700镑到1000镑)或许是高薪工人阶级的10倍之多，它却不能与真正的富人，遑论与巨富相提并论。在地位稳固、可识别和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当时所谓的财阀之间，还有一道深广的鸿沟。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观察家说：“这道鸿沟代表了世袭贵族与财富贵族中间的那条传统界限，已被抹去大半。”
居住地带的隔离(往往是在一个适当的郊区)，是将这些舒适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方法之一。如前所述，教育是另一个办法。19世纪最后25年间，体育运动已经制度化，并成为将上述两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枢纽。大约这个时期在英国定型的运动(英国也赋予它模式和词汇)，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国家。一开始，它的现代形式基本上是与中产阶级有关，而不一定与上等阶级有关。以英国的情形为例，年轻的贵族可能会在任何形式的体能勇技上一试身手，但是他们的专长是与骑马和杀人或动物有关的运动，或是攻击人与动物。事实上在英国，“运动”(sport)一词原本只限于这类事情，今日所谓的游戏或体能竞赛的“运动”，当时是归类为“娱乐”。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不仅采纳、而且也改变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贵族之流照例也喜欢显示昂贵的事物，如新发明的汽车。在1905年的欧洲，人们正确地将汽车形容为“百万富翁的财产和有钱阶级的交通工具”。
新的运动也渗人工人阶级，甚至在1914年以前，工人已经热衷于某些运动(当时在英国或许有50万人玩足球)，许多群众更是热切地观望和仿效。这个事实为运动设立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业余性质，或者正确地说，对于“专业运动员”的禁令和严格的阶级隔离。没有一个业余运动员可以有优异的成绩，除非他可以花比劳动阶级花得起的更多时间在一项运动上，除非他有报酬可拿。中产阶级最典型的运动，如草地网球、橄榄球、美式足球(虽然有些辛苦，当时仍是大学生的运动)，或者尚未发展成熟的冬季运动，都顽强地拒绝职业化。业余性的理想更有连结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好处，它在1896年初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中被奉为神圣定律。奥运会是一位赞赏英国公立学校制度的法国人所创办，并以它的运动场为灵感。
运动被视为构成新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因素，而这个统治阶级又以公立学校训练出来的资产阶级“绅士”为榜样，从学校在将运动介绍给欧洲大陆时所发挥的作用，便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同样清楚的是：运动具有爱国、甚至军国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助于创设中产阶级生活和团结的新模式。1873年发明的草地网球，迅速成为中产阶级郊区的典型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性一起玩的游戏，因而提供了伟大中产阶级的子女一个结交异性朋友的途径。这些不是经过家庭介绍的年轻人，确定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简言之，它们拓宽了中产家庭狭隘的交友圈，而且，通过“草地网球收费俱乐部”的交际网络，从许多独立的家庭小组织中创造出一片社交天地。“客厅很快便萎缩成不重要的场合”。如果没有郊区化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逐渐解放，网球是不可能盛行的。爬山、新兴的骑脚踏车运动(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人阶级大众运动)，以及从滑雪衍生出的各种冬季运动，也相当得力于两性间的吸引力，因此也在无意间对妇女的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尔夫球俱乐部在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专业和商业人士的男性世界，也将发生同样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高尔夫球场上所达成的一项早期商业交易。高尔夫球场是块广大的不动产，需要俱乐部会员花大钱修建和维持，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将在社交上和财政上不合格的人士排斥在外。这种游戏的社交潜力，像乍现的启示一样惊醒新兴中产阶级。1889年以前，整个约克郡只有两座高尔夫球场；1890—1895年间，新成立了29座。事实上，在1870年到凹世纪早期，各种有组织的运动形式征服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寻常速度，表示它满足了一种社会需要。感受到这一需要的人，比真正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多。矛盾的是，至少在英国，大约与此同时，工业上的劳动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皆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出现，以集体的生活方式或行动风格为自己定位，以显示彼此间的差别。运动是中产阶级创造的，如今则转型为两种明显以阶级为本体的区别。它是自我定位的一个主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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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社会上，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是以三项主要发展为特色。在较低的那一头，有点资格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加。这些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他们与工人的差别，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硬领”的劳动阶级)，以及他们自称自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较高的那一端，雇主、高级专业人士和较高级经理、受薪行政人员和资深职员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当英国的户口调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阶级登记人口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分类为“第一阶级”。在此同时，靠二手利润为生的资产阶级男女——清教徒的传统可从英国内地税捐处(British Inland Revenue)将这样的利润归类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来——也增长得相当迅速。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真正从事“赚钱”的工作，但可以分给他们亲属的累积财富却比以前大得多。在中产阶级的最顶端则是极为富有的财阀。1890年早期，美国已经有4000多个百万富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的安适。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收益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比技术工匠多(虽然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计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钱修饰外表。然而，他们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居于劳动大众之上。在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认为是“绅士”。“绅士”一词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它特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泛指任何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从来不等同于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希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体认似乎不曾减轻他们对地位较高及较低者的忿恨之感。这种无可救药的愤恨感，似乎是这个阶级的特色。
那些毫无问题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任何一个年收入几百镑(绝对算不上大钱)的人，都可过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称心满意。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以为(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位教授每年花费500镑便可享有不错的生活，他的同事——凯恩斯的父亲——证实了他的说法。老凯恩斯从每年的1000镑收入(薪水加上继承的资金)中设法节余400镑，这样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贴有莫里斯壁纸(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规的仆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年度两次假<1891年时，在瑞士的一个月假期花了这对夫妇68镑)，并尽情享受他集邮、捕蝴蝶、论理和(当然)打高尔夫球的嗜好。每年想办法花比这多100倍的钱，并不是难事。而“美好时代”极端富有的人，如美国的大富翁、俄国的大公爵、南非的黄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资本家，正是在竞相奢侈花费。但是，一个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极大的欢乐。比方说，1896年时，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图案的碗碟，可以在伦敦商店以不到五镑的价格购得。19世纪中期因铁路发展而建筑的国际性大饭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达到最高点。到今天，它们有许多还沿用当时最著名大师的名字——利兹(Cesar Ritz，Ritz一词目前就是豪华饭店的意思)。超级富翁可能常常光顾这些华厦，但这些饭店主要并不是为他们而建，因为超级富翁会修建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华屋。它们招徕的顾客，是中等的富人和过得不错的人。罗斯伯里勋爵在新开的塞西尔饭店(Hotel Cecil)用餐，但吃的不过是六先令一份的标准餐。以真正富有者为对象的活动，其价码是根据另一个标准。1909年时，一套高尔夫球杆和球袋，在伦敦索价1．5镑，而新推出的奔驰汽车，其基价是900镑。(文邦女爵[Lady Wimbome)和她的儿子拥有两辆这样的奔驰汽车，另有两辆戴姆勒[Daimler)、三辆达拉克[Darracq)及两辆那比尔[Napier]。)
1914年前的日子，无疑是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样不需怀疑的是，吸引最多公众注意力的那种有闲阶级，又是如维布伦所说的那些大肆挥霍、以建立个人身份和财富的人。这些人的竞争对象并不是较低下的阶级，因为后者身份太低，甚至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是在与其他大亨竞争。摩根对于“维持一艘游艇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得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便维持不起”)，以及洛克斐勒在听说摩根死后留下8000万美元时同样不一定可信的评语(“我们还以为他是有钱人呢”)，便可说明这个现象。在那镀了金的几十年间，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如杜维恩[Joseph Duveen))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没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幢(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浪费的食物，单是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的分量和种类(乃至食物的消耗量)都令人难以想象。
可是，事实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费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戚所从事的非营利活动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参看第八章)。伍尔芙(Virgiia Woolf)以为，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亦即一年500镑；而韦布夫妻伟大的费边式联姻，是以她在结婚时获赠的一年1000镑为基础。许多良好的奋斗目标都从不支薪的协助和财政赞助中获益，这些目标从藉由对穷人的社会服务以达成和平和节制饮酒——这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清理贫民窟的时代——到支持非商业性艺术。20世纪早期的艺术史，充满了这样的赞助。一位叔父和一连串贵妇的慷慨，成全了里尔克(Rilke)的诗歌，卢卡奇(nukacs)的哲学和格奥尔格(StefanGeorge)的诗歌，以及克劳斯的社会批评，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业所资助；家族企业也使托马斯·曼在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获利之前可以专心写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话：“红利进门，高尚的思想升起。”它们在别墅和公寓内外升起，这些地方的陈设，是采用“艺术及工艺”运动(art-and-crofts movement)的风格，这项运动是仿自中古工匠对那些付得起工资者所采用的办法。它们也在“有教养的”人家升起，对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对的，即使此前认为是不可敬的职业，也可以如德国人所云：请进家来。后清教徒时代中产阶级的另一奇怪发展，是到了19世纪末它已随时愿意让它的子女走上职业性舞台——这时舞台已取得所有公认的象征。比彻姆药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继承人托玛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选择把时间花在指挥德利乌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贸易业人家的子弟，英国著名作曲家)和莫札特(Mozart，无此优异条件)的乐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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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成员在这个富裕的年代开始游手好闲，并迅速远离此前赋予他们身份、责任和奋发精力的清教徒伦理——强调工作、努力、节约致富、责任和道德热诚的价值观——这个富有征服性的资产阶级时代还繁荣得起来吗?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的，恐惧(不，应该说是耻辱)、害怕和羞于在未来当寄生虫的想法困扰着他们。闲暇、文化、舒适都是很好的事。(这个“阅读《圣经》的一代”仍牢记上帝对金牛崇拜者的惩罚，对于以奢侈浪费公开炫耀财富之举，仍然抱相当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个把19世纪据为已有的阶级，不是正在从它的历史命运中退缩吗?它如何(如果办得到的话)能将它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观念调和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美国几乎尚未出现。在美国，虽然有些企业家为他们的公共关系发愁，但是这些生气勃勃的企业家，并未感觉到什么不确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兰那些献身于大学教育和专业服务的世家当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亚当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对其社会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关于美国的资本家，我们只能说：他们有的赚钱赚得太快，而且赚进的是天文数字，以至他们的教育强迫他们反对下面这项事实，即对人类、甚至对资产阶级而言，单是资本积累本身，并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标。(卡内基说：“聚积财富是一种最坏的偶像崇拜，没有任何偶像比对金钱的崇拜更使人降格。如果我再继续因商业而忧虑不已，而且专心致志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赚钱，必将使自己降格到万劫不复的地步。”)然而，绝大多数的美国商人不能与公认非凡的卡内基相提并论，卡氏捐了3．5亿美元给世界上各种杰出的奋斗目标和个人，同时却没有明显影响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Castle)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能和洛克斐勒相提并论，洛氏仿效卡内基慈善基金的新办法，在他于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项已较卡内基更多。这种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像搜集艺术品一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使他们在日后公众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柔化他在其工人和商业竞争对手眼中的无情掠夺者形象。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致富，或者至少相当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个充分目标，也是其阶级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在进入经济转型时代的西方小国中，我们也觉察不出什么大资产阶级的信心危机。例如，易卜生曾写过一部著名的戏剧来叙述一群挪威地方市镇上的“社会栋梁”(1877年出版)。和俄国的资本家不一样，他们没有理由感觉到整个传统社会的分量和道德，由大公们到农夫，更别说受他们压榨的工人，都是正对着他们而来。与此正相反，在俄国这个国家的文学和生活中，我们看到令人惊奇的现象，如以其胜利为耻的那个商人(契诃夫所著《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的洛巴克兴[kopakhin])，以及资助列宁共产党员的伟大纺织业巨子兼艺术赞助人莫洛佐夫(Savva Morozov)。不过，即使是在俄国，迅速的工业进步也为他们带来自信。矛盾的是，后来将1917年的二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的，是俄国雇主在前20年间所得到的信念，即“在俄国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经济制度”，而且俄国的资本家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其工人就范。(如一位中庸的工业领袖在1917年8月3日所云：“我们必须坚持……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当前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不可避免，便应该达到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应该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思想和行动。”)
无疑，在欧洲已开发的部分，许多商人和成功的专业人员，仍然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可以扬帆乘风破浪。不过，传统上支撑这些帆的两根桅杆，此刻已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两根桅杆，一是由业主所经营的公司，另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当时，一位德国的经济史家确曾如释重负地谈到：受薪职员所经营的大企业和自主企业家在卡特尔中失去的独立，“距离社会主义还很远”。但是，单是从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可以如此相提并论一事，已经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新经济结构，与众所公认的私人企业理想有多大的距离。至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耗损(其妇女成员的解放是一大要因)，如何能不损伤到这个对其仰赖甚巨的阶级的自我诠释(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二节)?对这个中产阶级而言，“可敬”即等于“道德”，而道德又极端仰赖于其妇女的外在行为。
资产阶级长久以来的特殊意识形态和忠诚，在这段期间所发生的危机，除了对某些自命虔诚的天主教群体以外，至少在欧洲，又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而且还毁坏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强固轮廓。因为资产阶级向来不仅信仰个人主义、自我尊重和财产，也信仰进步、改革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上层社会永恒的政治战斗(“运动”或“进步”派与“秩序派”之间的战斗)中，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站在“运动”的一方，不过他们对秩序也非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进步、改革和自由主义此刻都出现了危机。当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毋庸置疑，而至少在大萧条的怀疑与犹豫心态之后，经济的进步似乎还是可以断言的，虽然它引起了通常由危险颠覆分子所领导的有组织劳工运动。如前所见，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进步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概念。至于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情形，则似乎愈来愈使人感到迷惑。什么样的时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们在20世纪成为年轻一辈的精神领袖，而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当年在思想上却是受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勒南(Ernest Renan，1820—1882)的指引。
随着德国资产阶级世界的得势和成功，这种情势的知识面显得更令人迷惑。在德国，中产阶级的文化向来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简单明白不太亲近；然而，这个运动却深植于法英两国的自由主义当中。德国在科学和学术上，在工艺和经济发展上，在礼貌、文化和艺术上，以及同样重要的在国势上，无疑都是一个巨人。或许，就各方面来说，它是19世纪最可观的国家成功故事。它的历史显示了进步。但是，它真的信奉自由主义吗?就算它信奉自由主义，19世纪末德国人所谓的自由主义，对于19世纪中叶为大家所接受的各种真理而言，指的又是什么?德国大学甚至拒绝传授在其他地方已普遍接受的那种经济学(参看第十一章)。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是来自完美的自由主义背景，毕生自视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事实上就德国的标准而言，也是一个十足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也激烈地信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至少一度十分倾心右翼民族主义，以至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或者还可以看一看托马斯·曼两兄弟的文学内战。海因里希·曼(Heinrich，德国以外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或许[而且不公平的]是因为他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玛莲娜·狄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所主演的电影《蓝色天使》[Blue Angel))是一位古典理性主义者和亲法的左翼分子。托马斯·曼却激烈地批评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并拿它们(以熟悉的条顿民族方式)与德国的“文化”对比。可是，托马斯·曼的整个事业，尤其他对希特勒兴起和胜利的反应，说明了他的根源和内心是属于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两兄弟中，哪一个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又是什么?
再者，如前所述，当各自由政党的优势在大萧条期间纷纷崩溃之际，资产阶级政治也变得更为复杂、分化。在英国，从前的自由主义者转趋保守；在德国，自由主义分化式微；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它的支持者转向左派和右派。所谓“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代表什么?或者，甚至在这些情形下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究竟必须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吗?毕竟，20世纪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典型的企业和专业阶级成员，往往公然站在政治中心的右方，而且，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人数日增的新兴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对公然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具有打从心底的亲近感。
旧有的集体认同的腐蚀情形，又因两个愈来愈迫切的问题而显得更为明显。这两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一帝国主义(参看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战争。在此之前，自由资产阶级并不热衷于帝国征服，虽然(矛盾的)其知识分子应该对治理印度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财产的方法负责(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四节)。资产阶级虽然可以让帝国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取得协调，但是往往无法使它们融洽一致。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为右倾。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既不反对民族主义也不反对战争。然而，他们向来只不过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视为演化的一个临时阶段，这个演化将朝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社会和文明。他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显然无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独立要求，抱有怀疑态度。至于战争，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予以避免，战争只能在信奉军国主义的贵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热切的情绪。俾斯麦那句切合实际的名言，即德国的问题只能以“铁和血”来解决，其用意便在于恐吓19世纪中叶信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也果然达到这个目的。
显然，在这个帝国纷建、民族国家主义扩张和战争日渐迫近的时代，这些情操已经不再切合世界的政治实况。一个人如果曾在20世纪重述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乃至19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普遍经验的常识，那么到了1910年时，他会发现上述常识已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肖伯纳[Bernard Shaw]的戏剧，在1900年后便因这样的冲突而得到一些喜剧效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预期：现实取向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多半会对其自身的立场动摇采取迂回曲折、避重就轻的解释，要不便是保持缄默。事实上，这正是英国自由党政府首脑所采用的办法，他们一面答应让英国参战，一面又假装不答应。但是我们看到的还不止于此。
当资产阶级的欧洲在愈来愈舒适的物质生活中走向其异常的灾祸时，我们观察到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地、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我们都知道那些像坠人情网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欢呼的年轻男子。(1914年前，未来年轻女子的那种好斗性，还不容易看出来。)一位平常极其理性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和剑桥使徒——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一刻。”意大利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Marinetti)写道：“只有战争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更愉快、更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一位法国学生写道：“在军营的生活和炮火之下，我们将经验到我们内在法国力量的最大迸发。”但是，很多较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命长到懂得懊悔的时候，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在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研究那个时期英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书名定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
我们可以将这个书名延伸到整个西欧。在他们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当时新世界的商人还没有这样)。他们已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些无条件衷心赞颂理性、科学、教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人类进步——这些资产阶级一度骄傲显示的事物——的歌曲，如今只能出自那些其思想结构属于过去那个时代、而又跟不上新潮流的人。在其1908年发表的《进步幻象》(The lllusions of Progress)一书中，才华横溢而又富反叛性的思想怪杰索雷尔，就针对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作出此警告。知识分子、年轻人和资产阶级政客，在瞻前顾后之余，仍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或将是为了最好的未来。然而，欧洲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保持了对未来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以他们最近处境的惊人改进为基础。这一部分包括妇女，尤其是1860年后出生的妇女。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八章 新女性
按照弗洛伊德(Freud)的说法，妇女的确不能由读书中获益，而且就整体而言，妇女的命运也不能借以改善。再者，在性的升华上，妇女也不能和男子有同样的成就。
——《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会议记录》，1907年
母亲14岁那年离开学校。她马上得去某个农场工作……稍后，她到汉堡去帮佣。但是他们允许他的兄弟学点东西，他成为一名锁匠。当他失业时，他们甚至让他再做一次学徒，跟了一位印刷业者。
——亚潘(Grete Appen)谈她的母亲(1888年出世)
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旨，在于恢复女性的自尊。其最重大的政治胜利、最高的价值也止于此。它们教导妇女不要贬低自己的性别。
——安东尼(Katherine Anthony)，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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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由西方中产阶级的脉络来思考本书所论时期一半人的历史，似乎是荒谬的。毕竟，西方的中产阶级即使是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开发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是一个较小的群体。可是，就历史学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妇女身份的改变和转型这一点来说，这样做却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改变和转型中有最惊人的一项——“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其开拓与推进几乎仍限于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就统计数字而言较不重要的社会上层阶级。虽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数目虽小但却前所未有的活跃妇女，在以前完全属于男人的领域卓然成家，如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Madame Curie)、贝丽阿特斯·韦布，但在当时，妇女运动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尽管如此，它还是大到不仅可以推出一小群开拓者，也能够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造就一种新人类——“新女性”。由19世纪80年代起，男性观察家开始对她们进行思索辩论。她们也是“进步作家”的主人翁，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Nora)和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以及肖伯纳的女主角——或者更正确地说——反派女主角。
就世界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那些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和南欧农业社会的妇女，其情形尚没有什么改变；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劳工阶级妇女，其境况的改变也都很小。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例外的，即1875年后，“已开发”世界的妇女开始生育为数显然少得多的子女。
简而言之，世界上的这一部分，正明显经验到所谓的“人口学上的变迁”，由古老模式的某个形态，大致说来便是由高死亡率所中和的高生育率，改变到现在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为低死亡率所补偿的低生育率。这一转变如何又为何发生，是人口史家所面对的大难题之一。就历史来说，生育率在“已开发国家”的陡降是相当新鲜的事。附带一提：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无法同时下降，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人口的壮观激增。虽然部分由于生活水准提高，部分由于医学革命，死亡率已呈戏剧性下降，可是在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仍然很高，直到战后30年才开始下降。
在西方，生育和死亡率的配合较好。生育率和死亡率显然影响到妇女的生活和感情，因为影响死亡率最惊人的因素，是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的陡降，而这种陡降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也成为明确的趋势。比方说，在丹麦，19世纪70年代1000个活着生下来的婴儿中，平均有140个夭折；但是在1914年的倒数5年中，这个数字保持在96左右。在荷兰，这两个数字是将近200和100多一点。(在俄国，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婴儿夭折率大约是250％0，而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260‰。)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较少的子女生育数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对妇女的人生改变更为显著。
妇女的晚婚、不婚(假定非婚生子女的人数不增加)，或某种形式的节育办法(所谓节育，在19世纪几乎等同于禁欲或中止性交)，都可确保较低的生育率。(在欧洲，我们可以不考虑大规模杀婴。)事实上，西欧行之已有数百年的特殊婚姻模式，都曾使用过上述办法，但以前面两者居多。不同于非西方国家的一般婚姻模式——也就是女孩子早婚，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婚，前工业时代的西方妇女往往晚婚(有时20多近30岁才结婚)，而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即使在18、19世纪人口快速增加的时期，在“已开发”或“开发中”的西方国家，欧洲的生育率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生育率低，而其人口增长率，不论照过去的标准看来如何惊人，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低。不过，当时已有妇女结婚率提高的一般倾向，而且她们的结婚年龄也较前提早，然而生育率却呈现下跌之势，这意味着刻意的节育必然已经相当普遍。对于这个令人情感激动的问题，有的国家正在自由讨论，有的国家则讨论得较少。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远比不过无数对夫妇有力而沉默地决定“限制其家庭人数”。
在过去，这样的决定大多是维持和扩大家族财力策略的一部分。由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住在乡下，因此这个策略的目的便是确保土地可以世代相传。19世纪控制后裔人数的两个最惊人例子，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大饥荒后的爱尔兰，其动机主要是由于农民想藉由减少土地可能的继承人数目，来防止家族土地消散。在法国的情形是减少子女的人数；在比较虔信宗教的爱尔兰，则是藉由将平均结婚年龄提高到欧洲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使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数目增多(最好是用宗教上受人尊敬的独身形式)，当然还包括将多余的后嗣全部送到海外充当移民等方式。因而，在这个人口增长的世纪便出现了罕见的例子：法国的人口保持在只比稳定多一点的水平，而爱尔兰的人口事实上是下降的。
控制家庭大小的新形式，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在城市中，它们无疑是受到对较高生活水准的欲望所激发，这种情形尤以人数日增的下层中产阶级为然。这些人负担不起同时支付许多幼小子女的开销和购买现在有可能购买的更多日用品与服务。因为在19世纪，除了贫穷的老年人以外，没有人比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妇更为贫穷。但是，节育的原因或许也有部分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某些改变，使子女更成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学和受训练的时期愈来愈长，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父母；而有关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减少或淘汰了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微薄的经济价值，比方说，在农场上，他们可以顶一点用。
同时，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以及在男人和女人对人生的期望上，节育都指出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如果希望子女日后可比父母过得好(对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既不可能也不为人所希求的)，则必须让他们的人生拥有较好的机会，而较小的家庭可使父母给每一个子女更多的时间、关怀和财力。而且，这个“改变和进步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改善社会和就业机会的大门，如今的每一代都可期望比上一代拥有更多机会，而这也告诉了男男女女：他们自己的人生，不必只是他们父母人生的重复。道德家或许会对只养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法国家庭大摇其头，可是无可怀疑，在夫妇私下的枕边谈话中，节育却暗示了许多新希望。
因此，节育的兴起指出了新结构、新价值和新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已渗透到西方劳动阶级的妇女圈内。不过，她们之中，绝大多数只受到极微小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大致皆居于“经济系统”之外。传统上所谓的“经济系统”，只包括那些自称受雇或有“职业”的人(家庭雇佣不算)。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已开发国家和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男性，都在这个标准下被分类为“有职业的”；而大约四分之三的女人(在美国是87％)是“无职业的”。(不同的分类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数字。因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包括47．3％的就业妇女；而在经济状况极不相似的匈牙利那一半，只包括不到25％的就业妇女。这些百分比是以全民为根据，孩童和老人都算在内。)更精确地说，在所有介于18岁到仍岁之间的已婚男人之中，95％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就业者”(如在德国)，而19世纪90年代时，所有已婚妇女当中，只有12％的人是“就业者”。不过一半的未婚女人和大约40％的孀妇，都是有职业的。
即使是在乡村，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生活的条件在改变，甚至妇女生存的模式也不会代代相同。不过，除了气候或政治灾祸以及工业世界的影响会造成戏剧性的改变以外，在这50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对于世界“已开发”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而言，工业世界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她们生活的特点，是家庭责任和劳动的不可分割。她们在同一个环境里恪尽这两种责任。在这个环境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妇女从事他们因性别而不同的工作——不论这个环境是在我们今日所谓的“家庭”或“车间”。农夫需要妻子做饭和生小孩以外，也需要她们种田；手艺工匠需要妻子帮着做活。有某些职业——如军人或水手——可以长期地将许多男人单独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女性；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纯粹的女性职业(或许卖淫或与之类似的公共娱乐是例外)，其大多数时间通常不是在某个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因为，即使是受雇为仆人或农业劳工的未婚男女，也是住在雇主家中。只要世界上大部分的妇女继续像这样生活，为双重的劳动和比男性低微的身份所桎梏，那么对于她们，我们所能说的顶多也不过是孔子、穆罕默德或旧约《圣经》时代所能说的那一套。她们不是不在历史里面，但却不在19世纪的历史里面。
诚然，其生活模式当时正受到经济革命所改变(不一定变好)的劳动阶级妇女，其人数很多，而且日益增加。改变她们的那种经济，其第一个方面便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初始工业化”，即适应广大市场而出现的家庭手工业和外包装工业的惊人增长。只要这样的工业继续在结合了家庭与生产的环境中作业，那么它便无法改变妇女的地位。不过有些家庭手工制造业特别适合女性(像制造花边或编草帽)，因而给了农村妇女稀有的优越条件：她们可以不必依赖男人而赚取一点现金。然而，家庭手工业一般所促成的，却是侵蚀传统上男女工作的差异，尤其是家庭结构和策略的转型。一旦两个人达到工作的年龄，便可以成家；子女是家庭劳动力的可贵生力军，因此在生孩子时，不需要考虑农夫担心的土地继承问题。因此，传统上用来平衡下一代与其赖以维生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机制，即控制结婚年龄、选择婚姻对象和控制家庭的大小和继承等等，也宣告崩溃。对于人口增长的后果曾有许多讨论，但是与本章有关的，是它对于妇女生活史和生活模式的较直接影响。
偏巧，到了19世纪晚期，各种初始工业，不论是男性工业、女性工业或男女双性工业，都成了较大规模制造业的受害者，正如工业化国家中的手工生产一样。就全球而言，日益盘据在社会调查者和各政府心头的“家庭工业”，仍然不少。19世纪90年代，它占德国全部工业就业人口的7％，瑞士19％，奥地利或许多到34％。这样的工业一般被称为“苦工”，在新出现的小规模机械化(值得注意的是缝纫机)和声名狼藉的低廉工资与被压榨劳力的协助之下，这些工业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还有所发展。然而，当其劳力愈来愈女性化，而义务教育又剥夺了它们的童工(通常是它们必要的一部分)时，它们便愈来愈失去其“家庭制造业”的性质。当传统的初始工业渐被淘汰之际(手摇纺织、支架编结等)，绝大部分的家庭工业都不再是一种家庭事业，而成为报酬过低的工作——妇女可以在简陋小屋、阁楼上和后院中进行的工作。
家庭工业至少让她们一边有可以赚钱的事做，一边又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便是为什么需要钱花但又离不开厨房和幼小子女的妇女，相率从事这种工作的原因。因而，工业化对于妇女地位的第二项重大影响，是更为剧烈的：它将家庭和工作场所分开。如此一来，妇女便大致被排除于公认的经济(领工资的经济)以外，使妇女传统上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低下地位，因经济上的依赖性而更变本加厉。例如，农夫没有妻子便几乎不成其为农夫。农场上的工作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虽然其中一性被认为具有支配力量，但若就此假定家庭收入乃由一性而非两性赚取，却是荒谬的。但是在新式经济中，家庭收入通常愈来愈是由某位特定的成员赚取。这类成员外出工作，而在固定的时候由工厂或办公室回家。他们所带回来的钱，则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这些其他成员，即使其对家庭的贡献在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必要的，却显然不直接赚取金钱。虽然主要的“赚取面包者”通常是男人，带钱回家的人却不一定只有男人。但是，不容易由外面带钱回家的人，通常却是结了婚的女人。
这种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顺理成章地造成一种性别-经济的划分。对于妇女而言，她主要的功能是理家，尤其是在家庭收入不固定和不宽裕的情况下。这—点可以解释中产阶级为什么经常抱怨劳动阶级妇女在这方面的不足。类似的抱怨在前工业时代似乎并不普遍。当然，除了富有之外，这个情形也造成了夫妻间的一种新互补性。只是，无论如何，妻子不再赚钱回家。
主要的“养家者”必须设法赚到足够养活全家人的钱。因而，他(因为他通常是男性)的收入最好固定在足够维持大家生活的层次，不需要家中其他人出力赚钱养家。相反，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最多不过被认为是贴补家用，而这一点，又加强了传统认为妇女(当然还有儿童)的工作是低下而且待遇不佳的想法。毕竟，付给妇女的工资可以少一点，因为她不必赚钱养家。由于收入高的男人，其工资会因收入差的妇女的竞争而减低，他们自然便设法要尽可能排除这样的竞争。如此一来，妇女便被迫在经济上依靠男人，或从事永远的低工资职业。在此同时，从妇女的观点来说，依赖就成了最适宜的经济策略。由于靠自己赚取一种好生活的机会很少，她想要得到好收入的机会，便在于和能赚大钱的男人结合。除了高级娼妓(想当高级娼妓，不比日后想当好莱坞影星容易)以外，她最有前途的事业便是婚姻。但是，即使她想赚钱过日子，婚姻也使她极不容易这样做，部分因为家事和照顾丈夫子女使她离不开家；部分是由于大家认为所谓好丈夫是好的“养家者”，因而男人更坚持传统上不想让妻子工作的态度。在社会上，如果人家看到她不需要工作，便明显证明她的家庭并不穷困。每一件事都共同指向使一个已婚妇女沦为依靠者。习惯上，妇女在婚前都会外出工作。而当她们居孀或被丈夫遗弃时，更往往不得不外出工作。但是她们在为人妻时，一般是不出外工作的。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婚妇女中只有2％从事为人所认可的职业；1911年的英国，也只有10％左右。
由于许多成年的男性“赚取面包”者，其本身显然无法赚取足够的家庭收入，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事实上对家庭的预算而言往往是必要的。再者，由于女工、童工的工资出名地低廉，而他们又很容易施以威吓(尤其因为许多女工是年轻的女孩子)，资本主义经济就鼓励尽量雇用他们，只要男人不反对，法律和习俗不禁止，或者工作的性质不过分耗用体力。因此，即使是根据户口调查的有限资料，从事工作的女人还是很多。户口调查无疑十分低估了“受雇”已婚妇女的数量，因为她们有许多有报酬的工作并未申报，或与妇女的家事无法区分：如招收寄宿者，兼差为清洁妇、洗衣妇等等。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1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34％均“受雇于人”，男人则有83％；而在“工业界”，德国的妇女占18％，法国的妇女占31％。在本书所论时期刚开始时，妇女在工业界的工作仍然几乎完全是集中在少数几种典型的“女性”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和成衣业，不过食品制造业雇用的妇女也愈来愈多。然而，大多数以个人身份赚取收入的妇女，却是在服务业中工作。奇怪的是，家仆的人数和比例却有极大的差异。它在英国所占的比例或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或许比法国或德国高两倍)，但是到了19世纪末，却开始显著下降。以英国这个极端的例子而言，1851-1891年间，这一数目增加了一倍(由110万人上升到200万人)，而在这段时期的其余年份，又几乎保持稳定。
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视19世纪的工业化(用其最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往往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排挤出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个经济体系的正式定义中，惟有能从中获取个人现金收入者，才算是“受雇者”。这种经济学至少在理论上将娼妓的收入算作“国民所得?，但不将其他妇女类似但无报酬的婚姻或婚外活动纳人“国民所得”；它将有报酬的仆人算作“受雇者”，但无报酬的家事操作排除在外。它使经济学上所承认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化，就好像在对妇女工作深具偏见(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二节)的资产阶级世界，它造成了企业的男性化一样。在前工业时代，亲自照顾产业或事业的妇女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仍得到承认。到了19世纪，除了下层社会以外，她们愈来愈被视为畸形物。在下层社会，穷人和较低阶级的卑下地位，使人们不可能将为数众多的女性小店主和市场商妇，旅馆和宿舍女管事、小商人和放利者看得那么“畸形”。
如果说经济被如此男性化，那么政治也是。因为，当民主化挺进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投票权在1870年以后逐步扩大时(参看第四章)，妇女却有计划地被排除在外。因此，政治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事，只在男人所聚集的酒馆或咖啡馆中，或在男人参加的集会中讨论。而妇女则被局限于私人的生活中，因为当时认为只有这样才适合她们的天性。这也是一种相当新的想法。在前工业社会的大众政治(从村落的舆论压力，到赞成旧式的“道德经济”暴动，乃至革命和临时建筑的防御工事)中，贫穷的妇女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为大众所承认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游行到凡尔赛宫，向国王表达人们对控制食物价格之要求的是巴黎的妇女。在政党和普选的时代，她们却被撇在一边。如果她们还能施展任何影响力，那也必须通过她们的男人。
事实上，最受这些过程影响的是19世纪最典型的新阶级妇女，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对农村妇女、小工匠和小店主等的妻女而言，她们的情况改变不大，除非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也被卷进这个新经济体系当中。事实上，在新处境中经济无法独立的妇女，与在旧日卑下处境中的妇女，其差异并不很大。在这两种处境中，男子都是具有支配力的一方，妇女则是次等人——由于她们根本没有公民权，我们甚至不能称她们为次等公民。在这两种处境下她们都得工作，不论她们有没有工资。
在这几十年间，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看到她们的地位因为经济的关系而有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结构的转型和科技本身已改变并大大增加了妇女就业赚取工资的范围。除了帮佣业的式微外，最惊人的变化首推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从业员的职业：商店和办公室中的职业。在德国，女性店员由1882年的3．2万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增加到1907年的17．4万人(大约是总数的40％)。在英国，1881年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了7000名妇女，但是1911年时却雇用了7．6万名。“商业和企业书记”的数目，由6000人增加到14．6万人——这得归功于打字机。小学教育扩大了教学的行业，这种职业在若干国家(如美国以及日渐普遍的英国)惊人地演变成女性的行业。甚至在1891年的法国，应征进人“共和国黑色轻骑兵”那种待遇不好的终身军人中，女性也首次超过男人；因为妇女可以教导男孩，但让男人去承受教育人数日益增加的女学生的诱惑，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某些这种新空缺遂可嘉惠于工人乃至农夫的女儿，不过更多的是嘉惠于中产阶级和新旧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儿。她们尤其感到有吸引力的，是那些相当为社会所尊敬或者(牺牲其较高工资水准)被视为为了赚取“零用钱”而工作的职位。(“管理仓库的女孩子”和书记通常来自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因而往往可得到其父母的津贴……在几种行业中，如打字员、书记和店员……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孩子那种“打工”的现象。)
妇女社会地位和期望的改变，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变得异常明显。不过，妇女解放运动比较明显的各方面，当时还大致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妇女。我们不需要过分注意其最壮观的一面——有组织的女性“扩大参政权论者”(suffragists)和“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s)为妇女投票权所作的积极的、(在英国等国家)甚至戏剧化活动。以一种独立的妇女运动来说，它除了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外，并不具太大的重要性。而即使是在这几个国家，它也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目的。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主张妇女参政已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它虽然可衡量出有组织女权运动的公众力量，但在进行的同时，却也显示出它的重要缺陷——其诉求主要仅限于中产阶级。像妇女解放运动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原则上，妇女选举权受到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支持；而至少在欧洲，这些政党事实上对解放后的妇女，提供了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绝佳环境。然而，虽然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左翼(不像过去强烈男性化、激烈民主和反教权的左翼部分)与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权主义重叠，而且有时受它吸引，但它却无法不看到大多数劳动阶级妇女在疾苦下的辛劳。这些疾苦比政治权利被剥夺更为迫切，而且不大可能因取得投票权而自动消除。然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参政权论者却不重视这些问题。
2
回想起来，这个解放运动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连它在19世纪80年代的加速发展，乍看之下也不足为奇。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样，赋予妇女较大程度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早巳暗含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论它对家长的私生活会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和不相宜。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转型，无疑为妇女(尤其是女儿)提供了更多机会。因为，如前所述，它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独立的妇女有闲阶级(不论婚姻状态为何)，她们遂要求从事非家务性的种种活动。再者，当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男子不再需要从事生产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开始从事以前吃苦耐劳的商人喜欢留给其女眷参加的文化活动。如此一来，性别的差异无可避免地缩小了。
再者，某种程度的妇女解放，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而言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绝非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富足到可以给其不结婚又不工作的女儿一个舒适的生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妇女进入俱乐部和职业协会的中产阶级男子，热衷于教育其女儿，以便将来她们可以独立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 劳工和社会主义这类解放无特权者的重大运动，其兴起无疑也鼓励了妇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们构成1883年成立的(小型中产阶级)费边协会(Fabian Society)的四分之一会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务业和其他第三类职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工作，而消费经济的兴起，又使她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目标。
虽然“新女性”的出现，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那么简单，但我们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这些原因。举例来说：在这个时期进入第一个光荣时代的广告业，以其一贯无情的现实主义，认识到妇女因控制购物篮而日渐占有经济上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可说明这个事实严重地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一个即使是在穷人之间也能发现大众消费的经济中，广告业必须针对妇女，因为他们的赚钱对象，是决定家庭采购单的那个人。至少，她必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体制的较大尊重。销售系统的转型，如复合商店和百货商店逐渐侵蚀街角的小店和市场，而邮购也日益淘汰沿街叫卖的小贩，经由顺从、奉承、展示和广告，资本主义将这种尊重制度化。
然而，虽然比较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其绝大部分的花费都是购买必需品或为习惯所固定，但资产阶级的贵妇，却久已被当作有价值的顾客看待。此时，被视为家用必需品的范围已经扩大，但是妇女个人的奢侈品，如化妆用品和日新月异的时装，主要还是限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市场力量尚未对改变其身份发挥多少作用，尤其是对早已具有这种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告业者和新闻记者认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妇女行为的传统框架更为稳固。不过在另一方面，妇女市场的确为妇女专业人员打开了相当数目的新工作职位，而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员，对于女权主义也相当积极。
不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错综复杂，起码就中产阶级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妇女的地位和希望无疑有惊人的改变。这个情形最明显的征兆，是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这些公立中学就读的女孩，其数目(大约3．3万人)又已达到中学男生的三分之一。英国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男女合校[几乎总是地位较低)增长得较缓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约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学就读的女生数目大致与在中学就读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岁以上仍继续就读英国国立中学的女孩，其数目比同类的男孩多得多。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类似的热忱。它在瑞典的进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展慢得多，在荷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比利时和瑞士进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500个学生，几乎谈不上有这样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国大约有250万的女孩子接受中等教育(比奥国多得多)。而颇令人惊奇的是，1900年的俄国也已达到这个数目。它在苏格兰的增长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增长慢得多。女子大学教育就没有这么不均匀，惟一的例外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理所当然的美国。俄国的女大学生人数从1905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300人；而美国1910年的大学女生总数是5．6万人，虽不到1890年的两倍，但已是其他国家大学系统无法望尘的数字。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大学女生的人数在4500-5000人之间，奥地利是2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美国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学；但是在奥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国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医学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妇女由德国大学毕业。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妇女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业学院)。到当时为止，各国在女子教育进步上的差异，尚未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
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渗透进男性大学的以外)都无法接受和同年龄男孩同样的教育。但是，就拿中产阶级妇女接受正式中学教育的情形已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国家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是正常现象的这个事实来说，也堪称史无前例。
年轻妇女地位改变的第二项、也是比较难以计量的征兆，是她们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游憩胜地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已经相当熟悉富有煽动情欲作用的韵律舞蹈。这些舞蹈暧昧而有富有异国情调(起源于如阿根廷的探戈舞、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时可见于夜总会或(更惊人的)旅馆的下午茶时间或餐宴上。
这种行动自由不仅表现在社交上，也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虽然妇女的时装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戏剧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种于公共场合捆绑女体的织物和鲸须制甲胄消失以前，已经出现了宽松和飘拂的衣裙。19世纪肋年代思想上唯美主义的风气、新艺术，以及1914年前夕的时装风尚，都有助于这种衣裙的流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妇女由资产阶级微明的室内逃避到露天来一事，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场合——从衣着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动局限中解脱，而束腹也在1910年后为更具伸缩性的胸罩所取代。易卜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时，以“一股新鲜空气进入她位于挪威的家”作为象征，并非偶然。运动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亲属的范围以外相逢和结伴。妇女(虽然为数不多)成为新成立的旅游俱乐部和登山俱乐部的会员，而伟大的自由器械——脚踏车——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来得高，因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动。它带给女人的自由，超过贵族女骑士所享有的自由。因为这些女骑士为了女性的羞怯，冒了相当大的受伤危险，仍然采用侧骑。通过日渐增加而且不大规矩的夏日游乐场度假(冬季运动除了两性混合溜冰外，尚在萌芽时期)，中产阶级的妇女还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们的丈夫通常留在城里的办公室中，只偶尔和她们一起前往这些游乐场。)(对于心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能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病历簿中，注意到假日对于病人好转所发生的作用。)总之，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但男女在一起游泳时无可避免会暴露的身体尺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廉耻观无法容忍的。
我们很难说这种行动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产阶级妇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关系，确实还只限于这个阶级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她们几乎可以确定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现，不论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一位俄国妇女回忆道：在1905年以后，“对一个‘前进的’女孩来说，很难不费唇舌地拒绝进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很大，接吻便够了，但是由首都来的大学生……却很不容易拒绝。‘小姐，你是老古板吗?’谁愿意当老古板?”这种解放的年轻妇女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们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数最多，在地中海国家几乎没有(这个情形可以解释俄国流亡妇女，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前进和劳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西北欧(包括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城市中或许相当多。私通几乎可以确定是中产阶级妇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动形式，它或许随着或许未随着她们的自信而增加。由闭塞生活中解放的乌托邦梦想式的私通(如19世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式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同法国中产阶级夫妇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如见于19世纪法国的通俗戏剧)，是非常不同的。(附带一句，这些19世纪的小说和戏剧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然而，19世纪的私通和19世纪的性一样，都无法予以量化。我们只能确定：这种行为在贵族和时髦的圈子里，以及在容易保持体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馆这样考虑周到和不具人格的制度之助)最为普遍。(这些观察完全只限于中等和上等阶级。它们不适用于农夫和都市劳动阶级妇女的婚前和婚后性行为，当然，这些妇女所占的人数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数量的历史学家有点为难，那么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家却无法不惊讶于这个时期男性有关妇女的刺耳言论，在他们的言谈之间，妇女已逐渐被认定是淫荡的。许多这样的说法，都旨在以文学和科学的方式，重申男性在积极和知识成就上的优越，以及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和补助性功能。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显示他们对妇女优越性的恐惧，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学家尼采经常被人引用的对男人的训谕——去找女人时不要忘记带鞭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年])——事实上并不比克劳斯对妇女的赞美更具性别歧视。像克劳斯一样，坚持不该赋予妇女的东西，便是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东西，或者像心理学家麦比乌斯(Miobius)所坚持的“与自然疏远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妇女与之搭配”的说法，可能被带有(如对麦比乌斯来说)所有为妇女而设立的较高教育机构均应予以毁弃，也可能(如对克劳斯来说)不具这个意思。不过，它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然而，当时有一种确切而新颖的坚定信念：妇女对于性欲具有强烈兴趣。对克劳斯而言，“妇女的淫荡是男人智力充电的地方”；19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现代心理学了不起的实验室，提供了对妇女性欲最复杂世故也最无拘束的认可。克里姆里(Klimt)画笔下的维也纳妇女，遑论一般妇女，是带有强烈情欲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显然反映了奥匈帝国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某些“性”实况。
改变的第三个征兆，是公众对于妇女的注意力显著增加，妇女被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和拥有特殊希望的个人。无疑，商业的嗅觉最先捕捉到特殊妇女市场的气味，例如，新创办的《大众日报》是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开设的专属版面，以及为新近具有读写能力的妇女所出版的杂志。但是，甚至市场也体会到把女人视为有成就者而不仅是纯消费者，在宣传上会极具价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国际博览会，便捕捉到这种时代风格。展出者的促销攻势，不仅和第一个专为奥林匹克设计的运动场配合，也和一个位于博览会中心地位的“妇女工作大厦”(Palace of Women's Work)配合。后者展示出死于20世纪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杰出妇女遗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素描、《简爱》(Jane Eyre)一书的手稿、南丁格尔(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亚马车等；也陈列了妇女的针线活、工艺、书籍插画、摄影等等。(然而，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妇女艺术家大多喜欢在“艺术大厦”[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妇女工业会议[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却向《泰晤士报》投诉，说1000多名受雇于博览会的妇女，其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们也不应忽视在竞争场合(运动再一次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脱颖而出变得卓然有成的妇女。温希尔登(Wimbledon)在男子网球单打开始举办的六年之后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又隔了六年之后，法国和美国的网球锦标赛也开始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在当时，这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创举。因为，甚至不过20年前，可尊敬、甚至已婚的妇女，若没有在家庭男人的陪同下在这种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还是不可思议的事。
3
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是男性生活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中等和上等少数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些少数人。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个或者最多一两千个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藉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前进分子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
可是，在这种限制范围之内，它已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力量，而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视的。比方说，她们是“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承传者、“舆论”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动(如保卫“道德经济”)世所公认的发起者，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不但是学会操纵她们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题和形势上，男人应当顺从的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绝对，在集体的实行上并非没有限制。这个情形和专制君主的神权统治并非无限制的专制政治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要替那种统治辩护，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下已学会操纵这个制度的妇女，会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要求冷淡以对，这些要求看起来并无法提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毕竟，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绝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动消极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法国妇女，也没有群起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奋斗。
由于时代在改变，加上妇女的附属性又是普遍、公开而且令男子骄傲的事实，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矛盾的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本时期有可能得到妇女大众的支持，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女权运动，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普遍解放运动中的妇女那个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它们特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说明，是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为演艺人员和极少数甚受人喜爱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妇女，提供了最优惠的公共环境，去发展她们的个性和才能。但是它们的目标尚不止此，它们还允诺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如同每个重视实际的妇女都很懂得的，这表示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古老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将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预料的，将只借以社会革命的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多数妇女真正的政治选择，不在于选择女权主义或男女混合的政治运动，而在于选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或社会主义。各教会针对19世纪的进步采取有力的后卫行动(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六章第一节)，维护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它们的热忱日趋强烈，因为它们的信徒以及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实际成员，都正在戏剧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纪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当时的女性宗教专业人员比任何时期都多。19世纪中叶以后，最著名的天主教圣人都是女性一事，显然不是偶然的：圣女尔纳黛特(St．Bernadette of Lourdes)和圣女特丽莎(St．Teresa of Lisieux)(两人均在20世纪早期被封为圣徒)；而教会又明显鼓励崇拜贞女圣母玛丽亚。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为妻子提供对付丈夫最强有力而且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反教权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会拥护其妇女的代价，是要它们的虔诚支持者接受其传统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且责难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统计数字上，选择通过虔敬的行为去维护其性别的妇女，远远超过选择解放的妇女。诚然，虽然从一开始起，社会主义的运动便吸引了异常能干的妇女先锋(如可以预期的，主要是从中等和上等阶级)，但是，1905年以前，在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却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妇女。19世纪90年代，向来势力都不很大的法国工人党，只有不到50名妇女党员，约占2％—3％。当她们大批被征召时(如1905年后的德国)，其中大多是社会主义男子的妻女或母亲。在1914年前，虽然德国的百分比已经相当大，但却还比不上(例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占30％的妇女党员，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党几乎占40％的妇女党员。工会中的妇女会员百分比始终不大——19世纪9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几乎都可略去不计；20世纪最初10年通常不超过10％。然而，由于妇女当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有关她们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标，因此进一步的推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1913年妇女在有组织工会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国10．5，德国9，比利时(1923)8．4，瑞典5，瑞士11，芬兰12．3。)
因此，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端关怀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也表现出极少的热忱。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曾经造就了一群了不得的杰出妇女，但是她们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罗莎·卢森堡和贝阿特丽斯·韦布)，并不认为应该把她们的才能局限于任何一性的奋斗目标上。诚然，到这个时候，取得公众的承认比较容易一点了：1891年起，英国的参考书《当代男士》(Men of the Time)将其书名改为《当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而那些以妇女或妇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如儿童福利)为目的的公共活动，如今也为自身赢得一些名声。不过，妇女在男人世界的前进道路仍然崎岖，成功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为数不多。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通常以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1895年所记载的英国“当代妇女”，绝大多数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法国的柯莱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两种身份。在1914年前，已经有一位妇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拉格勒夫[SelmaLagerlef]，1909年]。专业性事业之门也为妇女敞开，例如，在教育界和新兴的新闻业，前者是随着女子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长而开始；后者则是始于英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政治活动和激进公共活动成为另一种有前途的选择。1895年的英国杰出妇女中，最大的一个百分比(三分之一)是列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实上，如来自专制政体下的俄国而在各个不同国家从事活动的若干妇女(罗莎·卢森堡、札苏里希[Vera Zasulich)、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巴拉班奥夫[Angelica Balabanoff)、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国家的少数几位妇女(英国的贝阿特丽斯·韦布，荷兰的罗兰—豪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性政治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别处赶不上的机会。
在这方面，它与保守的政治活动不一样。保守政治活动在英国(不过很少在别的地方)得到许多贵族女权主义者的效命，但它却不曾提供上述机会。(女权主义的《英国妇女年鉴》[Englishwoman' Year-Book，1905年]，共包括了158位有爵位的贵妇，其中有30位公爵夫人或女公爵、侯爵夫人或女侯爵、子爵夫人或女子爵以及伯爵夫人或女伯爵。该书涵括了英国所有公爵夫人或女公爵的四分之一。)而它也与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不一样，在这段期间，从事自由党政治活动的政客，基本上都是男人。不过，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一位妇女(苏特内尔(Bertha von Suttner)，1905年)，象征了妇女如今在公共领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虽然妇女在医学上建立了小规模但迅速拓展的滩头阵地。(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位女医师，1901年有212位，1911年有447位。)可是，妇女最艰巨的工作，却在于抵抗有组织的专业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强烈抗拒。这一点或可帮助我们衡量居里(专制俄国的另一产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这段时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1903年、1911年)。虽然这些大师不足以说明妇女在男人所主宰世界的参与情形，但由于牵涉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可联想到一小群解放妇女在1888年后的劳工运动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包括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和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我们也可联想到对于幼小的独立劳工党很有贡献的巡回宣传家：艾妮·斯泰西(Enid Stacy)、凯塞琳·康威(Katherine Conway)和卡洛琳·马丁(Caroline Martyn)。不过，虽然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支持女权，而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她们绝大多数也强烈支持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可是，她们对它的注意却很有限。
那些集中注意它的人，通常致力于政治运动，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和投票权一样，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她们几乎不能寄望于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她们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的关系(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相近)，有时也是困难的，这种情形尤以英国为然。1906-1914年间，阻挡英国强力主张妇女参政运动的正是自由党政府。偶尔(如在捷克和芬兰人中间)，她们也会与主张国家解放的反对运动结合。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妇女被鼓励集中注意力于她们那个性别的事物，而许多社会主义的提高女权论者果真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妇女的被压榨情形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也因为她们发现：虽然她们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可是在这个运动中却需要特别为妇女的权利和利害奋斗。因为，一个自由或革命好战者的小规模先锋，其与大规模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是在于后者所包括的不仅主要是男人(也许是因为大半赚取工资和甚至更多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都是男性)，而且这些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他们基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又倾向将待遇低廉的竞争者排除到男人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妇女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典型。然而，在各种劳工运动之内，这些问题却因妇女组织和委员会的增加而减色，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尤以1905年后为然。
在提高女权运动的各种政治问题中，议会选举投票权是最为突出的。1914年前，虽然女子在美国几个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但是除了澳洲、芬兰和挪威，全国性的妇女投票权尚不存在。除了美国和英国，妇女投票权并不是一个动员妇女运动，或在全国性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议题；不过在美国和英国，它已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妇女中得到大力支持，在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得到不少协助。这项运动在1906-1914年间，因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就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直接行动战术而变得戏剧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主张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忽视为了其他奋斗目标而形成的妇女压力团体的广大政治组织，这些目标包括与其性别有关的——如反对“白奴贸易”，也包括和平和禁酒运动。如果她们的第一项努力不幸而未获成功，她们对于第二项努力的获胜(亦即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令)，却是贡献良多。不过，在美国、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妇女的独立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以外)仍旧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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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受到正派人士支持主张的妇女，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森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史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娜塔莉·巴涅(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它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森特和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味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颇不一致。心理学家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和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李奇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H．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也被其他人反对，说他是道德之敌)，而且赞成任何会毁灭现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放进任何政治组织的自负者。简言之，就作为一项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为何。在此，要紧的是家庭的未来，因为它的关键在于为人母的女性。妇女由家务的负担中解放比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阶级(尤其是在英国)，大致借着佣人和借着将其男性子孙及早送进寄宿学校的办法，摆脱家事的负担。在一个佣人不容易请到的国家，美国的妇女向来鼓吹节约劳力的家庭技术转型，如今也开始实现愿望。在1912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中，克莉丝汀·弗里德里克(Chriaine Frederick)甚至将“科学管理”引进家庭(参看第二章)。1880年以后，煤气炊具开始普遍化，不过速度不很快。自战前的最后几年起，电气炊具也开始普遍化，而且比较快速。“真空吸尘器”一词在1903年出现，而1909年以后，电熨斗已出现在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面前。但是它们的胜利还有待二次大战的间歇期的到来。衣服的烫洗也开始机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现)，1880-1910年间，美国洗衣机生产的数量，增加了五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工艺技术的理想国抱有同样的热忱。他们赞成比较集体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于婴儿学校、托儿所和食堂的供应(如早期的学校餐厅)，以便妇女可以将为人母的责任与工作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惟一的家庭形式。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ek)的《人类婚姻史》(Historv of Human Marriage，1891年)到1921年时已销售了五版，并被译为法、德、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the State)已作出必要的革命性结论。可是，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产物将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屯垦制度)，但我们却可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转了型的、基本上仍旧是核心的家庭。但是，对于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亲为其主要事业的妇女，大家的看法却不一致。正如肖伯纳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记者所说的，妇女的解放主要是关于她自己。虽然有些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为家庭和炉灶辩护(如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但左翼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妇女的解放将因其出外就业或对外界的兴趣而达成，因而他们极力地鼓励之。可是，合并解放和为母之道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
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人较男人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兼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艾玛莉·瑞巴塞德(Amalie Ryba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柏莎·尼瓦(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戈尔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
那么，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改变的问题。这些改变，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说明的是：这些妇女全部加起来，也只构成全人类女性的一个小百分比。)根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e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权)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资产阶级的习俗，独占这些职业和专业。例如男性的妇科医生主张：由妇女去医疗妇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适合的。到1914年时，虽然很少妇女能跨过这道鸿沟，但是在原则上，这条路已经打通了。虽然外表上与此相反，妇女却在为平等公民权的奋斗上(以投票权为象征)行将获得重大胜利。不论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驳，不到10年后，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全国性选举中都已初次获得选举权。(事实上，在欧洲只有拉丁语系国家[包括法国)、匈牙利、东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及瑞士，妇女尚未享有投票权。)显然，这个了不起的改变，是1914年前奋斗的极至。至于在民法之前的平等权利，虽然有些比较重大的不平等已经废除，但得失却没有这么明显。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这时并没有重大进展，除了可以不计的例外情形，妇女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其可希望的待遇却低得多。她们可望得到的工作，由于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我们可以说，在拿破仑以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权”，现在也延伸到妇女身上。妇女行将和男子一样获得相等的公民权，而且，不论怎么吝啬和狭窄，事业之门现在也向她们的才能开放，就像对男子一样。如今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进步的有限，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权”的有限一样。它们是受到女人欢迎的，但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极大多数因贫困和婚姻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子维生的妇女而言，是不够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认为解放乃势在必然的妇女——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也许不包括新旧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婚前适于工作年龄的年轻妇女——来说，它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如果解放是指从私人和往往独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个人关系的范围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由她们长久以来禁锢其间的场所中逃出，她们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们特有的妇女气质——那些不只是在一个为男子所设计的世界中，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角色?换一句话说，妇女如何能以妇女的身份，在一个为不同构造的性别而设计的公共活动范围内与他们竞争?
由于每一代关怀妇女社会地位的人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永恒的答案。每一个答案或每一组答案，可能都只能满足回答者所面对的历史。那些投身解放运动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妇女，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对于在政治上活跃、文化上能言善辩的杰出开拓先锋，所知甚多，但对于不活跃和不能言善辩的先锋却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西方解放妇女的风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进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艺术放任主义者)所预见的风格，是结合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妆品的普遍使用，化妆在以往虽然是以取悦男子为业的妇女(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艺人员)的特色，可是战后的“爵士乐一代”已公开地普遍使用化妆晶。她们现在开始展示身体上的若干部分，由双腿开始(19世纪的女性必须将双腿遮起来，不让好色的男人看见)。其二是战后的流行款式，却是要尽量减少使妇女看上去与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征——剪短传统的长发，将胸部弄成体质上尽可能的平坦。和短裙一样，束腹的抛弃和胸罩的行动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唤自由的象征。这些是老一辈的父亲、丈夫或其他掌握传统家长权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们还暗示了其他什么吗?或许，在职业妇女先锋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所发明的“小黑洋装”的流行风潮中，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工作和公开场合中的非正式装扮，也必须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臆测。可是，我们很难否认：解放后的流行迹象，指出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战间期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的妇女解放流行风潮，最初都是由战前的前卫款式中拓展出来的。更精确地说，它们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马特区(Montmartre)和蒙帕纳斯区(Montpamasse)、切尔西(Chelsea)、施瓦宾(Schwabing)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包括其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艺术中找到特殊、虽然令人迷惑和难解的表现。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九章 文艺转型
他们[法国的左翼政客]对于艺术非常无知……但是他们都假装多少懂一点，好像他们真正爱好艺术……他们之中的一个佯作剧作家，另一个乱拉小提琴，还有一个假扮着迷的瓦格纳崇拜者。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绘画，阅读颓废派的文学作品，而且以对喜好某种极端贵族式的艺术为傲。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915年
是在具有经过教养的聪慧、敏感的神经和不良的消化这样的人中间，我们找到了悲观主义的信仰……因此，悲观主义的信条不大可能对坚强而实际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发生影响力。我们只能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所谓唯美主义的诗歌和绘画中，在它们赞美病态和自觉理想的倾向中，找到悲观主义的蛛丝马迹。
——莱恩(S．Laing)，1885年
过去必然比不上未来。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怎么能承认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有任何优点?……
这便是我们何以要否认逝去的好几个世纪令人魂牵梦萦的光辉，也是我们何以要与高奏凯歌的机械技巧合作，这种技巧，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它的速度之网中。
——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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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什么能比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之间的文艺史，更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时期中所度过的身份危机。在这个时代，创作性文艺和其欣赏大众都失去了方向。前者对这个形势的反应，是朝向创新和实验发展，逐渐和乌托邦主义或似是而非的理论衔接。后者，除非是为了流行和艺术品的势利价值，否则便会喃喃自卫道：“他们不懂艺术，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或者，他们会退缩到“古典”作品领域，这些作品的优异，已为累世的舆论所保证。但是，所谓这种舆论的概念，其本身也正受到批评指责。由16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末，大约有100件古代雕刻品具体表现了大家一致同意的塑造艺术的最高成就。它们的名称和复制品，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所熟悉的：《拉奥孔》(Laocoon)、《望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垂死的格斗者》(Dying Gladiator)、《除刺的男孩》(Boy Removing a Thom)、《哭泣的尼奥比》(Weeping Niobe)，以及其他。或许除了《米罗的维纳斯》(Venusde Milo)以外，几乎所有这些雕像均在1900年后的两代之间被遗忘。《米罗的维纳斯》于19世纪早期被发现之后，便为巴黎卢浮博物馆保守的主管人员单挑出来，一直到今天还深受大众赞赏。
再者，到了19世纪末叶，传统高尚文化的领域又受到甚至更为可怕的敌人的侵袭。这个敌人是以一般人为诉求(部分文学例外)，并经过工艺和大众市场携手革命过的艺术。在这方面最不寻常的革新是电影。电影和爵士乐以及其各种不同的衍生音乐，当时虽然尚未奏捷，但是1914年时，电影已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行将征服全球。
当然，夸大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中大众性和创造性艺术家的分歧，是不明智的。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意见仍然相同，而那些以革新者自命并因此遭到拒绝的作品，不但被吸收到有教养人士视为“好”又“普及”的艺术主体中，而且以淡化和选择性的形式，融入广大群众的艺术中。20世纪后期深受大众喜爱的音乐会曲目，不仅有18和19世纪的“古典作品”，也有这一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古典作品”仍是主要的演奏曲目，如马勒(Maihler)、里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德彪西(Debussy)，以及许多在本国知名的作曲家(埃尔加、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雷格尔[Reger)、西贝柳斯[Sibehus])。国际性的歌剧曲目正不断扩大(普契尼[Puccini)、里夏德·施特劳斯、马斯卡尼[Mascagni)、雷昂卡伐洛[keoncavallo)、亚纳切克[Janacek)，当然还包括瓦格纳——瓦氏在1914年前的20年便已成名)。事实上，大歌剧曾盛极一时，甚至还为了迎合时髦的观众，而以芭蕾舞的形式吸取了前卫艺术(avant garde art)。在这一个时期享有大名者，到今天仍是传奇人物，如卡鲁素(Caruso)、谢里亚宾(Chaliapin)、梅尔巴(Melba)、尼金斯基(Nijinsky)。“轻古典作品”、轻松活泼的小歌剧，以及基本上以方言演唱的歌曲和小品，也盛极一时，如奥匈帝国的轻歌剧(雷哈尔[Lehar，1870—1948])和“音乐喜剧”(musical comedy)。从旅馆大厅和茶室管弦乐队、音乐台，以及甚至今日在电梯等公共场合播放的音乐曲目，均可证明它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严肃的”散文文学，今日看来，已经拥有并且能保持住它的地位，不过在当时，它却不一定广受欢迎。如果哈代(Thomas Hardy)、托马斯·曼或普鲁斯特的名望今日已实至名归地上升(他们绝大部分的作品是发表在1914年以后，不过哈代的小说却大半是在1871—1897年间问世)，那么本涅特(Arnold Bennea)和威尔斯、罗曼·罗兰和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du Gard)、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拉格勒夫的运气，就比较多变化。易卜生和肖伯纳、契诃夫和(在其本国的)豪普特曼(Hauptmann)，均已熬过了最初的丑闻期，而成为古典剧坛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19世纪晚期视觉艺术的革命分子——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到20世纪已被接受为“大师”，而不是其仰慕者的现代性指标。
真正的分界线贯穿过这个时期。这指的是战前最后几年的实验性前卫艺术，除了在“前进的”一小群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批评家，以及具有流行感的人)之外，它始终未曾在广大的群众之间得到真正自发的欢迎。他们可以自我安慰地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就勋伯格(Schonberg)来说，未来却没有出现——没有像瓦格纳那样有前途。(不过，我们却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日后已享有名声。)凡·高的未来出现了，立体派(Cubist)艺术家却没有。陈述这一事实并不是要评判艺术作品，更不是要低估其创造者的才能，有许多画家的才华确实非常超群。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一个拥有异常禀赋和非常多产的画家。可是，我们很难否认，今人是把他当一个特殊人物来赞美的，而不是因为景仰他的深远影响，或因为对他作品的单纯欣赏(除了几幅画，主要是他前立体派时期的作品)。他很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具有全方位才能的艺术家。
可是如前所述，以他们的成就来通盘考虑这个时期的艺术，就像史学家对19世纪早期艺术所采用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艺术在这段时期是异常兴盛的。单是可以花较多时间在文化上的都市中产阶级人口和财富增加的事实，以及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这些具有读写能力和对文化如饥似渴之人的数量大增，均足以保障这一发展。1870—1896年间，德国的剧院数目增加了三倍，由200家增加到600家。在这段时期，英国的漫步音乐会(Promenade Concerts，1895年)开始举办；新成立的美第奇学会(MediciSociety，1908年)为渴望文化的人大量生产伟大画家的廉价复制品；埃利斯(以研究性学知名)校订了伊莉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时代剧作家的廉价的美人鱼丛书(Mermaid Series)；而像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和人人文库(Everyman Library)这样的丛书，又将国际文化带给没有什么钱的读者。在顶极富豪当中，古代画家的作品和其他昂贵的艺术品，其价格在美国百万富豪的竞购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这些富豪出主意的是商人和与他们共事的专家，如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这两种人都从艺术品的交易中获取暴利。某些与文化圈关系较深的富人(偶尔也包括巨富)和经费充足的博物馆(主要是在德国)，不仅购买了旧日最好的艺术作品，也收藏新近最佳的艺术创作，包括极端前卫派的作品。前卫艺术之所以能在经济上挺下来，主要是由于一小撮这类收藏家的资助，如俄国商人莫洛佐夫和希楚金(Shchukin)。文化修养较低之士，则请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或波迪尼(Boldini)为他们自己，或者更常为他们的妻子画像，并请时髦的建筑师为他们设计住宅。
因此，如今那些更富有、更具文化修养也更民主化的艺术欣赏者，无疑也更富热忱和接纳性。毕竟，长久以来作为富有中产阶级地位指标的文化活动，在这段时期取得其具体象征，得以表现更多人的渴望或少许的物质成就。这样的象征之一是钢琴。由于可分期付款，许多人在财务上都负担得起。它现在进入急于表现其时髦的书记、工资较高的工人(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生活舒适的农夫的客厅中。再者，文化不仅代表个人的也代表集体的热望，这种情形，尤以在新兴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中为然。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中，艺术也成为政治的手段和成就，这种现象使建筑家和雕刻家得到许多物质报偿。建筑家为国家的自我庆贺和帝国的宣传建造巨大历史纪念物，将大量砖造物或石造物竖立在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和印度。而雕刻家更以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雕像，大至德国、美国的巨型人像，小至法国乡村的半身塑像，来供应这个被称为“雕像狂”的黄金时代。
艺术不能以纯粹的数量来衡量，而其成就也不仅是开支和市场要求的函数。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中，有更多人想当创作艺术家谋生，或者这样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占了较以前更高的比例。有人指出，艺术之所以纷纷从官方公开展览的官方艺术组织脱离(如“新英国艺术俱乐部”[New English Arts Club)，维也纳和柏林名称坦率的“分离组织”[Secessions)等，以及19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印象派画展的后继者。)，主要是由于这个行业和其官方机构已过于拥挤，而这两者又多半是掌握在年纪较大或已成名的艺术家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每日和定期出版物(包括绘图出版物)的惊人增长，广告业的出现，再加上由艺术家——手工匠和其他拥有专业地位者设计的日用必需品的广受欢迎，当个职业创作家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维持生活。广告业至少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形式，并于19世纪90年代陶醉在其小规模的黄金盛世：海报的时代。无疑，专业创作者的剧增，自然产生了许多商业化作品，或是其文学和音乐从业者所愤恨的作品。他们在写作轻歌剧或流行歌曲的时候，心中梦想的是交响乐；或者，像吉辛(George Gissing)那样，在艰苦地撰写书评、“论说文”或文艺专栏时，脑中所想的却是伟大的小说和诗。但是这样的工作有报酬可拿，而且报酬还不错。心怀热望的女记者(或许是新妇女专业人员中最大的一群)，光是供稿给澳大利亚的报纸，便可保证每年150镑的收入。
再者，无可否认，这个时期艺术创作本身也相当发达，而其涵盖的西方文明范围，也较以前任何时期广。音乐在这以前已拥有一张国际性的曲目单，尤其是源自奥地利和德国的曲目。可是，就算我们不把音乐算在内，本时期的艺术创作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我们在前面谈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提到异国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日本，20世纪最初10年来自非洲。)对西方文学的促进作用(参看第三章)。在通俗文学上，由西班牙、俄国、阿根廷、巴西以及尤其是北美传来的影响，广泛传播整个西方世界。但是，即使是公认的精英文化，也因为个人可以在较宽广的文化地带移动自如而显著地国际化。我们并不认为被某些国家文化威望所吸引的外国人，是真正的“归化”。这种威望曾使希腊人莫里亚斯(Moreas)、美国人梅里尔(Smart Merrill)、维雷-格里芬(FrancisViele-Griffin)和英国人王尔德，用法文写作象征主义作品；也帮助波兰人康拉德和美国人詹姆斯、庞德(Ezra Pound)在英国树立声誉；并确保培养画家的巴黎派(Ecolo de Paris)，出现本国人少而外国人多的现象，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西班牙人毕加索、格里斯(Gris)，意大利人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利普西茨(Lipchitz)、苏蒂恩(Soutine)，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希(Brancusi)，保加利亚人巴斯辛(Pascin)和荷兰人唐根(Van Dongen)。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知识分子向宇宙进散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时期中，他们以移民、访客、定居者和政治难民的身份，或是通过大学和实验室，散布于全球各城，孕育国际性的政治和文化。(由俄国来的这类亡命异国者，他们在其他国家政治上的作用，是大家所熟悉的，如：罗莎·卢森堡、巴渥斯和拉狄克[Radek]在德国，库里斯齐奥夫和巴拉班奥夫在意大利，拉柏波特[Rappoport]在法国，多布若吉努-基瑞亚[Dobrogeanu-Gherea]在罗马尼亚，戈德曼在美国。)相反，我们也可联想到19世纪80年代发现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译本形式)的西方读者，在英国艺术和工艺运动中找到灵感的中欧人，以及1914年前征服时髦欧洲的俄国芭蕾舞。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高尚文化的基础是本地制品和进口品的合并。
然而，如果对那些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以被视为“颓废”自傲的文学艺术和创作人才而言，这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在这个时期，民族性的文化，至少在其较不保守和因袭的表现上，显然是情况健全的。要在这个模糊领域作出价值判断是出名地困难，因为，民族情操易于使人夸大其民族语言所能达成的文化成就。再者，如前所述，这个时期有许多进步的书写文学，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够了解。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以盖尔文、匈牙利文或芬兰文写成的散文以及(尤其是)诗，其伟大之处必然仍是人云亦云，正如对不懂德文或俄文的人来说，歌德或普希金(Pushkin)诗歌的伟大之处，也必然是人云亦云。在这方面，音乐比较幸运。无论如何，或许除了前卫派的称誉，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可将某个民族性人物从其同时代人中挑选出来，说他享誉国际。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可说是当代拉丁美洲最好的诗人吗?他很可能是。不过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这个尼加拉瓜国民是以一位有影响力的西语世界诗歌改革者的身份，享誉国际。建立文学评判国际标准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1897年创设)得主的选择，永远令人不满意。
在那些于高尚文艺上拥有“公认威望”和“持续成就”的国家，文化的成果或许不大看得出来。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国家，我们也注意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第三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文化上(与世纪中叶相较)的活泼生气，以及此前相当光秃的创作性文艺树枝上的新叶成长，其中包括英国的戏剧和作曲，奥地利的文学和绘画。但是，尤其可观的却是在小型和边远国家，或此前不大为人注意或久已沉寂的地区，它们文艺的发展欣欣向荣，如在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或波希米亚。这一点在国际性的时尚上尤为明显，如本世纪后期名目多样的新艺术(年轻风格[Jugendstil]、自由风格[Stile Liberty])。它的核心地区不仅限于一些大型文化首都(巴黎、维也纳)，而且在多少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首都尤为明显，如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格拉斯哥(Glasgow)和赫尔辛基。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和爱尔兰，都是显著的例子。
或许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其余部分都不曾需要像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那样注意低地国家南部的文化，因为这段时期，梅特林克(Maeterlinck)和维尔哈伦(Verhaeren)曾短暂成为欧洲文学上的大名人(他们之中的前一位至今仍为我们所熟悉，因为他是德彪西《佩莱阿斯与梅丽桑德》[Pelldas et Melisande]的作者)，恩索尔(James Ensor)成为绘画上一个熟悉的名字，而建筑家欧塔(Horta)开创了新艺术，维尔德(Van de Velde)将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现代主义”带人德国建筑，默尼耶(Constantin Meunier)又发明了无产阶级建筑那种千篇一律的国际型。至于加泰罗尼亚，或者更正确的说是现代主义的巴塞罗那(在其建筑家和画家中，高第[Gaudi]和毕加索最负盛名)，在1860年时恐怕只有最富自信心的当地人才曾幻想过这样的光荣。而1880年的爱尔兰文艺观察家，也不会预料到30年后这个岛上会盛放出这么多的杰出作家(主要是新教徒)：肖伯纳、王尔德、伟大的诗人叶慈(W．B．Yeats)、辛格(John M.Synge)、年轻的乔伊斯(James Joyce)和其他比较地方性的名人。
可是，单是将本书所论时期的文艺历史写成一篇成功故事是不行的，虽然就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来说，它的确是一篇成功的故事，并且在低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的层次上，就其创作成就的广泛分布而言，它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即使我们留在“高尚文化”的范围之内(而高尚文化已经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即将过时)，被归类为“优良的”文学、音乐及绘画等创作家和公众，他们都不这么看待这个时期。当时当然仍有一些充满信心和胜利的表现，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与工业科技重叠的边缘地带，如纽约、圣路易、安特卫普、莫斯科(非凡的喀山站)、孟买和赫尔辛基的伟大火车站，这些19世纪的公共华厦仍旧被设计成艺术上的宏伟不朽之物。单是科技工艺上的成就——如埃菲尔铁塔和新奇的美国摩天大楼所说明的——便能使那些否认其美学吸引力的人为之目眩。对于那些渴望读写能力并日渐拥有这类能力的人来说，单是可以接触到高尚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伟大的胜利(高级文化当时仍被视为过去和现在的连续，“古典”和“现代”的连续)。(英国的)“人人文库”以系列的方式呈现高尚文化的成就，从荷马到易卜生，从柏拉图到达尔文。而当然，以公共雕像和公共建筑墙壁上的雕刻绘画来歌颂其历史文化的活动(如巴黎索邦大学和维也纳城堡戏院[Burgtheater)、大学及艺术史博物馆的墙壁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蓬勃。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在蒂罗尔地区(Tyr01)的争斗，便因双方分别在该地塑立对但丁和中世纪抒情诗人弗吉维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的纪念物而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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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世纪后期并不是一个充满胜利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而“世纪末”(finde siecle)一词为人所熟悉的含意，更是相当引人误解的“颓废”。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许多已成名的艺术家和渴望成为艺术家的人(我在此想起年轻的托马斯·曼)，均以“颓废”为傲。普遍的情形是：“高尚’’艺术在社会中显得局促不安。不知为了什么，长久以来被视为与人类心灵同步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在文化领域所展现的历史进程却与预期的不一样。德国知识界第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吉维努斯(Gervinus)，曾在1848年前主张：德国政治事务的安排，是德国文学另一次旺盛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新德国真正成立以后，文学史教科书满怀信心地预测这个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乐观的预测转变成对古典传统的赞颂，以及对当代作品的反对，认为它是令人失望或不可取的。对于比好为人师的一般腐儒更伟大的人物来说，“1888年的德国精神代表了1788年德国精神的退化”(尼采)一事，似乎已非常清楚。文化似乎是庸才的一种奋斗，使它自己变得坚强，以对抗民众和怪人(两者大致连为一体)的支配。在革命年代的今古之争中，今人显然获得胜利；可是如今，古人(不只限于古典时代)又再一次掌握大权。
教育普及所造成的文化民主化，甚至因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对文化如饥似渴者的增加所造成的文化民主化，其本身已足以驱使精英人物找寻更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身份象征。但是，这个时期文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文艺和“现代”文艺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最初，这种分歧并不明显。事实上，1880年以后，当“现代主义’’成为口号，而现代意义的“前卫”一词开始偷偷溜进法国画家和作家的会话中时，公众性与富有冒险性文艺之间的间隙，实际上似乎是在缩小。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呈紧张状态的那几十年间)，各种有关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看法似乎正在自然融合；部分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许多重要品味显然更具伸缩性，这点或许是由于公众认识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和年轻人是一个独立群体，加上资产阶级已进入比较无拘束和以休闲为取向的时期(参看第七章)。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大众，其堡垒——大歌剧——在1875年时，曾被比才(Bizet)作品《卡门》(Carmen)中的共产主义所震撼，到了20世纪的最初10年，却不仅接受了瓦格纳，也接受了以下层民众为主题的抒情格调和社会写实主义的奇异结合(马斯卡尼《乡村骑士》[Cavalkria Rusticana，1890年)；夏庞蒂埃[Charpentier)的《路易丝》[Louise，1900年])。它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使像里夏德·施特劳斯这样的作曲家功成名就。施氏1905年的独幕歌剧《莎乐美》(Salome)，结合了所有为震撼1880年的资产阶级而设计的因素，包括根据一个好斗而且声名狼藉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著作所写的象征主义歌词，以及不妥协的后瓦格纳音乐的格调。在另一个商业性更重的层次，反传统少数人的品味如今已可在市场出售，这一点，可以从伦敦家具制造商希尔斯(Heals)和织品商利伯蒂(Liberty)的财富看出。在英国这个文体地震的震中，早在1881年，吉尔伯特(Gilbea)和沙利文(Sullivan)这两个传统思想的代言人，便以轻歌剧《忍耐》(Patience)讽刺了一个王尔德笔下的人物，并且攻击上流社会年轻妇女对手持百合花的象征主义诗人的偏好，而不喜欢健壮的骑兵军官。不久以后，莫里斯和艺术工艺运动，又为舒适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口中所称的“我的阶级”)的别墅、农村小屋以及居家设计，提供了范本。
当时，人们使用同样的字眼来描写社会、文化和审美上的各种革新，更加说明了这种辐辏的现象。“新英国文艺俱乐部”、新艺术，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杂志《新时代》(Neue Zeit)，均使用加诸“新女性”之上的相同形容词。年轻和春天是用来形容德国版的新艺术，例如，“年轻维也纳”(Jung-Wien)的艺术叛徒，以及以春天和成长作为五一劳动节示威象征的设计家。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瓦格纳的“未来音乐”具有一种自觉的社会政治表象，甚至左翼政治革命分子(肖伯纳，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Plekhanov])，都认为他们觉察到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今天，我们之中绝大多数是觉察不出的)。事实上，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左派，甚至可在尼采这个伟大、但绝非政治“进步”派的天才中，发现其意识形态的优点。尼采这个人，不论他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却无疑是“现代的”。
无疑，“先进的”概念自然会与那些受“人民”启发的艺术风格相契合，或与那些以被压榨人民、甚至劳工奋斗为题材的艺术风格密切相连。在社会意识的不景气时代，这类作品为数甚多，其中许多(如绘画方面)是出于不赞同任何艺术反叛宣言者之手。“前进分子”自然会赞美那些视粉碎资产阶级为“正当”题材的人。他们喜欢俄国小说家(大半由“进步分子”发掘并在西方宣扬)、易卜生(在德国，还包括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如年轻的汉姆森[Hamsun]和更出人意料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特别是极端“写实”的作家或艺术家。这些人都被可敬的人物指控为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社会的污秽底层。往往(有时是暂时的)他们又被吸引到各种民主的左翼派别，如左拉和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艺术家超越了不动感情的“写实主义”，并以新方式表现他们对受难人群的热情。例如，当时尚默默无名的凡·高，挪威社会主义者孟克(Munch)，以《1889年耶稣基督进入布鲁塞尔》一文呼吁社会革命的比利时人思索尔；或纪念手摇纺织机织工反叛的柯尔维茨(Kathe Kollwitz)。可是，好斗的唯美主义者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拥护“颓废派”的人和类似“象征主义”这类有意使大众无法接近的学派，也宣称他们同情社会主义(如王尔德和梅特林克)，或者至少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相当兴趣。于斯曼(Huysmans)、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 de Lisle)和马拉梅(Mallarm6)，都是《反叛》(La Revolte，1894年)的读者。简言之，在20世纪到来之前，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裂缝。
以英国为基地的建筑和应用艺术革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最后无法和谐的共存。产生包豪斯派建筑(Bauhaus)的“现代主义”，竟是植根于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在这个烟雾弥漫的世界工厂，这个因利己主义而破坏艺术的社会，这个小工匠已被工厂浓烟吞噬无形的地方，由农夫和工匠所构成的中世纪，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是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和艺术典范。由于工业革命是一个无法变更的事实，中世纪遂无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对未来世界的灵感，而非可以保存或可以复原的事物。从莫里斯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晚期浪漫派的中古崇尚者如何变成一位马克思派的社会改革者。使莫里斯及其艺术工艺运动具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式，而非他作为设计家、装饰家和艺术家的多方面天才。这项艺术革新运动，其宗旨在于重铸艺术与生产工人之间一度断裂的链锁，并企图将日常生活的环境——由室内陈设到住宅，乃至村落、城市和风景——予以转型，因此，它并不以有钱有闲阶级的品味改变为满足。这项工艺运动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的冲击超出了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小圈子，也因为它启发了那些想要改变人类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对于生产实用物品和相关教育部门有兴趣的实际人士。同样重要的是，它吸引了一群思想进步的建筑师。这些人在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理想国梦想”和其宣传家的鼓吹之下，纷纷投入新颖而迫切的“都市计划”之中——“都市计划”一词，在1900年后为大家所熟悉。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所建的“花园城”，或者至少是“花园郊区”便是他们的作品之一。
随着这个艺术工艺运动的发展，艺术的意识形态已不仅是创作者和艺术鉴赏家之间的风尚，因为它对社会变迁的许诺，使它和公共制度以及改革派的公共机关官员发生联系，而这一点又使它介入到公共事务当中，诸如艺术学校的设立、城市或社区的重建或扩大等。它也使艺术工艺运动中的男人(以及显著增加的)女人实际接触到生产，因为它的目的基本上是要生产“应用艺术”，或在真实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艺术。莫里斯留下来的最持久的纪念物，是一组让人惊叹的壁纸和织物设计，这些设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上还买得到。
这种社会审美观和工艺、建筑、改革的结合极至，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的示范和宣传推动下横扫欧洲的新风格。这种风格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中“新艺术”(art nouveau)一词最为大家熟悉。这是一种具有审慎革命性、反历史、反学院并一再强调其“当代性”的风格。它充分结合了不可或缺的现代科技——其最杰出的不朽代表是巴黎和维也纳的大众运输车站——和传统工匠寓装饰于实际的工艺。这种结合直到今天，它主要还是意指一种繁复的曲线装饰，这种装饰乃以生物的图案(植物或妇女)作为模仿基础。它们是当代特有的自然、青春、成长和律动的比喻。而事实上，甚至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具有这一风格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均与社会主义和劳工有关——如在阿姆斯特丹兴建工会总部的伯尔拉赫(Berlage)，在布鲁塞尔兴建“人民之家”的欧塔。基本上，新艺术的胜利，是藉由家具、室内装饰图案以及无数较小的家用物件——从第凡内(Tiffany)、拉利克(Lalique)和韦克斯塔(Wiener Werkstatte)等商店出售的昂贵奢侈品，到通过机械仿制使它们得以扩散进郊区住宅的台灯和餐具。它是最早征服一切的“现代”风格。(在写完这一段以后，作者用一支韩国制的茶匙搅拌红叶，这支茶匙的装饰图案，显然就是出于新艺术。)
可是，在新艺术的核心地区却有一些瑕疵，这些瑕疵很可能是它之所以很快便从文化场合至少是高尚文化场合消逝的原因。这便是驱使前卫艺术走向孤立的各种矛盾。无论如何，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先进”文化的渴望之中，即在对普遍更新怀抱希望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面对“群众社会”的悲观之中，它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只是暂时隐藏。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当人们已清楚看出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其结果不是革命而只是从事有希望但依照惯例是有组织民众运动时，艺术家和唯美主义者便认为它们已不具有启示性。在维也纳，最初为社会民主所吸引的克劳斯，已在新的世纪与它脱离。已无法使他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运动的文化政策必须考虑其无产阶级好斗者的传统品味，但又得在实际上与低级的恐怖小说、浪漫小说和其他种种垃圾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艰苦战斗。创造一种人民艺术的梦想，与“先进”艺术的欣赏者基本上是上等与中等阶级人士这一事实发生冲突，只有极少数艺术家的创作主题可以在政治上为工人好斗者接受。与1880—1895年间的前卫艺术家不一样，新世纪的前卫艺术家除非是上一代的遗老，否则均不为激进政治活动所吸引。他们不关心政治，有些派别甚至转向右倾，如意大利的未来派。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及伴随两者而来的氛围，才能再一度将文艺革命与社会革命融合在一起，并在立体派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上面投射一道回溯性的红色光辉：1914年以前，这样的关系并不存在。老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912-1913年抱怨道：“今日大多数的艺术家都采取资本主义观点，并且完全抗拒当代伟大的自由理想。”而巴黎的前卫艺术家的确是将全部精力都投注于技术的辩论上，不涉足任何思想和社会活动。1890午时，谁会预料到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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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前卫艺术当中尚有更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都与维也纳分离派格言中所提到的两件事的本质有关(“给我们的时代以艺术，给艺术以自由”)，或与“现代性”和“真实”的本质有关。“自然”仍旧是创造性艺术的题材。甚至日后被视为纯粹抽象派先驱的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1911年时也拒绝与它完全断绝关系，因为如此一来便只能画出“像领带或地毯上”的那种图案。但是，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当时的艺术是以一种新起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感，去回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参看第十章)。它们面对着一道三重难题。姑且承认一棵树、一张脸、一件事具有客观和可描写的真实性，那么描述如何能捕捉它的真实?在“科学”或客观意义上创造“真实”的困难，已经使得印象派艺术家，远远超越象征性传统的视觉语言(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第五节)，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并未越出一般常人理解的范围。它将他们的追随者进一步带进修拉(Seumt，1859-1891)的点彩法，以及对基本结构而非视觉外表的真实追寻。立体派画家打着塞尚(Cezanne，1839-1906)的威名，认为他们可以在立体的几何图形中看到基本结构。
其次，在“自然”和“想象”之间，或在作为描绘沟通艺术与作为概念、情感和价值观的沟通艺术之间，存在着二元性。困难不在于该由它们之中选择哪一个，因为即使是极端实证主义的“写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动感情的人类照相机。困难在于被尼采的尖锐眼力诊断出来的19世纪价值危机，也就是将概念和价值观转化为创造性艺术的传统语言(描述性或象征性)危机。1880-1914年间，传统格调的官方雕像和建筑物狂流，淹没了整个西方世界，从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1886年)到伊曼纽埃尔纪念碑(Victor Emmanuel Monument，1912年)，它代表着一个正在死亡的——1918年后显然死亡的——过去。可是，对于其他(往往是异国情调的)风格的寻求，不仅反映了对旧风格的不满，也反映了新风格的不确定感。西方人从古埃及和日本到大洋洲岛屿，以及非洲的雕刻品中，追寻这种另类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新艺术可说是一种新传统的发明，不过这种新传统日后并未成立。
其三，当时还有真实性和主观性如何结合的问题。由于“实证主义”的部分危机(下章中将详细讨论)是坚持“真实”不仅是存在、有待发现的，也是一件可藉由观察家的心灵，去感觉、塑造甚至创造的事物。这种看法的“弱势”说法是，真实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但是只能通过那个了解和重建它的个人的想法去了解，例如，普鲁斯特对法国社会的观察，是一个人对其记忆进行漫长探索的副产品。这种看法的“强势”说法则是，除了创作者本身以及其以文字、声音和颜料所传达的信号外，真实性一无所有。这样的艺术在沟通上一定会出现极大的困难，而它也必定会趋近唯我论的纯主观主义。于是，无法与之共鸣的批评家便以这个理由将它草草了结、不予考虑。 但是，前卫艺术家除表现其心境和技巧外，当然也想传达点什么。然而，它想要表现的“现代性”，却给莫里斯和新艺术致命一击。沿着罗斯金一莫里斯路线的艺术社会革新，并没有赋予机器真正的地位，而机器却是此时资本主义的核心，套用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话来说，在资本主义的时代，科技已学会复制艺术品。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前卫艺术家，想要延续旧时代的方法去创造新时代的艺术。“自然主义”以扩大题材的方法，尤其是将穷人的生活和性包括进去，将文学领域扩大为“真实”的再现。已确立地位的象征主义和讽喻语言，被修改或改编为新概念和新希望的表示法，如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莫里斯图像学，以及“象征主义”的其他前卫学派。新艺术是这一企图的极至——以旧语说新事。
但是，新艺术如何能精确表达工艺传统所不喜欢的世界，即机器社会和现代科学?伴随新艺术而来的商业时尚，以大量生产的方式复制了树枝、花卉和女性等装饰图案和理想主义，而这不正是莫里斯工艺复兴的反证吗?正如维尔德——他最初是莫里斯和新艺术潮流的追随者——所感受到的情感主义、抒情风格和浪漫精神，难道不会和生活在机器时代的新理性现代人相矛盾吗?艺术一定不能表现那种反映科技经济的新人类理性吗?在简单实用的功能主义与工匠的装饰快乐之间，难道没有矛盾吗(新艺术便是从这种快乐中拓展出错综复杂的装饰)?建筑家鲁斯(AdolfLoos，1870-1933)宣称“装饰便是罪”，而这句话同样是受莫里斯和工艺启发的。显然，已有许多建筑师，包括最初与莫里斯乃至新艺术有关的人，如荷兰的伯尔拉赫、美国的沙利文、奥地利的瓦格纳、苏格兰的马金托什(Mackintosh)、法国的佩雷(Auguste Perret)、德国的贝伦斯(Behrens)，乃至比利时的欧塔，如今都走向功能主义的乌托邦，回复到不受装饰物遮蔽的纯净线条、形式和素材，并采用那种不再和泥瓦匠、木匠混为一谈的科学技术。正如其中一位建筑家缪西修斯(Muthesius，一如当时的风气，缪氏热爱英国的“本土风格”)在1902年所主张的：“机器只能创造出朴实无华的形式。”我们已置身于包豪斯和柯比西埃(Le Corbusier)的世界。
即使这种理性的纯粹性牺牲了将结构与雕刻、绘画和应用艺术等装饰完全融合的堂皇热望(这种理想是莫里斯从他景仰的哥特式大教堂中看到的，那是一种视觉上的瓦格纳式“整体艺术”)，但对建筑家来说，其吸引力是可以了解的，对于他们兴建的建筑物结构来说，工艺传统是不相干的，而装饰则是应用修饰。以新艺术为极至的艺术，此时还希望能看到两者的结合。但是，即使我们能了解朴素对新建筑家的吸引力，我们也应该说：绝没有使人信服的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革命性科技在建筑上的使用，必须伴随着剥夺装饰的“功能主义”(尤其，它往往成为反实用的审美)；或者为什么除了机器之外，任何东西看上去都应该像机器。
因此，我们大可合理地用传统建筑的21响礼炮，去向革命性科技的胜利致敬。建筑上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没有强迫性的“逻辑”。它所传达的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信念：传统以历史为根据的视觉艺术语言，对现代世界来说，已不适宜也不够用。更精确地说，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不可能表达19世纪所造成的新世界，只会使它更看不清楚。长成庞然大物的机器，似乎粉碎了它以前躲在其背后的艺术外观。他们认为旧日的风格再也无法传达人类悟性和价值观的危机，是这个革命的时代造成了此一危机，现在又被迫面对它。
马克思曾经指控1789-1848年间的革命分子，说他们“用咒语召遣过去的灵魂和魔鬼为自己服务，并且从它们那儿借来名目、战争口号和服装样式，以便用这种由来已久的伪装和借来的语言，展示世界历史的新景致”。在某种意义上，前卫艺术家也用同样的理由责备传统主义者和世纪末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语言，或者他们不知道这种新语言会是什么。尤其是当新世界最可辨认的一面是旧事物的瓦解时(科技不算)，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用来代表这个新世界呢?这便是新世纪开始之际“现代主义”的困境所在。
因此，指引前卫艺术家的，不是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对过去幻想的逆转。事实上，如在建筑和音乐上，他们往往是传统风格的杰出运用者。他们之所以放弃传统，如极端的瓦格纳派的勋伯格，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些风格已不可能再改良。
当新艺术将装饰推到极至之后，建筑家遂抛弃了装饰；当音乐沉溺在瓦格纳时代的伪色觉当中时，作曲家就抛弃了音调。长久以来，画家们的困扰是，旧有的画法不足以再现真实的外在和他们内心的感觉。但是，除了在大战前夕开拓完全“抽象”领域的极少数人(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俄国前卫派艺术家)外，他们都很难放弃画点什么。前卫艺术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大致说来，他们多半采纳如马克斯·拉斐尔(MaxRaphael)这样的观察家所谓的色彩与形式较内容重要的观点，或选择专心追求情感形式的非象征性内容(“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或者接受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拆卸象征性真实的传统因素，并以不同的秩序或无序予以重组(立体派)。只有因依赖具有特定的意义和发音的文字而备受拘束的作家们(虽然是少数人)已开始尝试，但大多数却感到还不容易发动类似的正式革命。抛弃文学写作传统形式(如押韵诗和格律)的实验，既不新颖也不算有野心。于是作家们引申、扭曲和操纵能以一般词汇叙述的内容。幸运的是，20世纪早期的诗作乃是19世纪晚期象征主义的直接发展，而非对象征主义的反叛。因此它能产生里尔克、阿波里尔(Apollinaire，1880—1918)、格奥尔格、叶慈、布洛克(Blok，1880—1921)和许多伟大的西班牙作家。
自从尼采以来，当代人从不怀疑艺术的危机反映了19世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这场危机正在以不同方式逐渐摧毁它的生存基础——构成这个社会并作为其秩序的价值、惯例和知识体系。日后的历史学家曾从一般和特殊的——如“世纪末的维也纳”——艺术层面，来探索这场危机。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两件事。第一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前卫艺术家，曾在1900-1910年间的某一个时刻明显决裂。对于业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决裂的年代可以有若干选择，而1907年立体主义的诞生不失为一个方便的分水岭。在1914年的倒数前几年，几乎所有后1918年“现代主义”的各种不同特征，均已出现。第二，自此以后，前卫派便发现它所前进的方向，是大多数公众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追随的。里夏德·施特劳斯这位背离曲调通性的艺术家，在1909年的《埃勒克特拉》(Elektra)失败以后，认为公众将不再拥护他这位商业大歌剧的供应者了。于是他卷土重来，回复到比较接近《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1911年)的风格，并获得极大成功。
因此，在“有文化修养的”品位主体和各种不同的少数者之间，便裂开了一道鸿沟。这些少数派高举他们持异议和反资产阶级叛徒的身份，表现出对大多数人无法接近并以为可耻的艺术创作风格的赞赏。这道鸿沟上只有三座桥梁。第一座是一小撮像德国工业家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样既开明又富有的赞助者，或像坎威勒(Kahnweiler)这样的经纪人，他们能够欣赏这个规模虽小但在金钱上极具报酬性的市场的商业潜力。第二座是时髦上流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比以前更热衷于不断变化但保证不是资产阶级的风格，特别是富有异国情调和惊世骇俗的风格。第三座桥竟是商业，这显得很矛盾。由于缺乏对审美的先人之见，工业遂能认识到建筑一向如此的革命性技术和实用风格的经济价值，而商业也看出前卫派技术在做广告上相当有效。“现代主义”的评断标准对于工业设计和机械化大量生产，具有实际上的价值。1918年后，商业赞助和工业设计将成为贯通最初与高尚文化前卫艺术有关的各种风格的主要作用力。然而，1914年前，它还局限在孤立的包围圈中。
因而，除非把他们当作祖辈看待，否则过分注意1914年前的“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家，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时，绝大多数人(即使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或许从未听过，比方说，毕加索或勋伯格。另一方面，19世纪最后25年的革新家，已成为中产阶级文化包袱的一部分。新的革命者属于彼此，属于城市特定区域咖啡馆中异议青年的好辩团体，属于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漩涡主义[vorticism：未来主义的一支，以漩涡纹构成图画))的批评家和宣言起草人，属于小杂志和少数对于新作品及其创作者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品位的经理和收藏家。例如迪阿吉列夫(Diaghilev)和辛德勒(Alma Schindler)。甚至在1914年前，辛德勒已经由马勒前进到柯柯什卡(Kokoschka)、格罗皮厄斯{Gropius)以及(较不成功的文化投资)表现派的魏菲尔(FramWerfel)。他们被部分高级时髦人物所接纳。如此而已。
尽管如此，1914年倒数前几年的前卫派艺术家，仍然代表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上的一个基本断裂。但是他们未能达成的，却是他们志在促成的20世纪真正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当时正在发生，它是社会民主化的副产品，是由将目光投注在完全非资产阶级市场的企业家居间促成的。不论是以平民版本艺术工艺方式，还是藉由高科技，平民艺术即将征服世界。这项征服，构成了20世纪文化最重要的发展。
4
平民艺术的较早阶段并不一定都很容易回溯。在19世纪晚期的某一个时刻，群众大量拥向迅速增长中的大城市，一方面为通俗戏剧娱乐打开了有利市场，一方面也在城市中占领了属于他们的特殊区域。狂放不羁的流浪者和艺术家也觉得这些区域极富吸引力，如蒙马特区和施瓦宾区。因此，传统的通俗娱乐形式被修改、转型和专业化，并随之产生了通俗艺术的原始创作形式。
当然，高尚文化圈，或者更正确地说，高尚文化圈的狂放边缘，也察觉到这些大城市娱乐区的通俗戏剧圈。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前卫派或艺术浪子、性叛逆者、赞助拳师、赛马骑师和舞蹈家的上等阶级纨绔子弟，在这些不可敬的环境中感到万分自如。事实上，在巴黎，这些通俗的成分被塑造成蒙马特区的助兴歌舞和表演文化，这些表演主要是受惠于社会名流、旅客和知识分子。而其最伟大的归化者——贵族画家罗德列克——更在其大幅广告和石版画中，使这些表演永垂不朽。前卫派资产阶级的下层文化，也在中欧表现出发展的迹象。但是在英国，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唯美主义知识分子欣赏的杂耍戏院，却比较名副其实的是以通俗听众和观众为对象。知识分子对它们的赞美是公正的。不久之后，电影便会将英国穷人娱乐界的一位人物，转化为20世纪上半期最受大家赞赏的艺术家：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
在比较一般的通俗娱乐层次，或是穷人提供的娱乐——酒店、舞厅、有人驻唱的饭馆和妓院，国际性的音乐革新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这些革新的溢出国界和漂洋过海，部分是通过旅游和音乐舞台的媒介，主要是藉由在公共场合跳交际舞的新风气。有些只限于在本地流行，如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那不勒斯民谣(＝)。另一些具有较大扩张力的，则在1914年前进入到欧洲上流社会，例如安达鲁西亚的弗拉曼柯哥舞(flamenco，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班牙的平民知识分子热切予以接纳)，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妓院区的产物——探戈舞。这些异国情调和平民的创作，后来都比不上北美非裔的音乐风格那般辉煌，并享有世界声誉。这种风格(再度是通过舞台、商业化的通俗音乐以及交际舞)在1914年时已经横渡大洋。它们与大城市中的半上流社会(demi-monde)艺术相融合，偶尔也得到落魄狂放之士的支援和高级业余人士的欢呼致敬。它们是民俗艺术的都市对应物，现在已形成商业化娱乐业的基础，不过它们的创造方式却与它们的宣传方式完全无关。但是，更重要的，这基本上是一种完全不拜资产阶级文化之赐的艺术，不论是“高尚”艺术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或是中产阶级轻松娱乐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它们行将由下面改变资产阶级的文化。
真正的科技艺术革命是建立在大众市场的基础上，此时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向前推进。这种科技一经济媒体的其中两项即“声音的机械广播”和报刊，当时还不太重要。留声机的影响力受到其硬件成本的限制，大致上只有比较富有的人家才买得起。报刊的影响则受限于对老式印刷字体的依赖。稳固的中产阶级精英阅读《泰晤士报》、《辩论报》(JournaldesDebats)和《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一般报刊的内容多半打碎成小而独立的专栏，以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较不愿全神贯注的读者容易阅读。它那种纯视觉上的革新——粗体标题、版面设计、图文混排，尤其是广告的刊登——是极富革命性的。立体派画家认识到这一点，遂将报纸的片段放进它们的画里。但是，惟一名副其实在报刊的兴盛下得以创新的沟通形式恐怕是漫画，它甚至可以说是现代连环漫画的最早形式。报纸将它们从通俗小册子和大幅印刷物中接收过来，并为了技术上的理由而予以简化。大众报刊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销售达100万份以上，它改变了印刷物的环境，但没有改变它的内容或各种共生体。这或许是因为创办报纸的人多半都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一定是富人，因而他们所体认到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价值观。再说，在原则上，报纸和期刊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电影(最后也通过电视和录影带)日后将主宰并改变20世纪的所有艺术。不过在这个时期，电影却是全新的，不论在技术上、制作方式上或在呈现真实的模式上。事实上，电影是第一种在20世纪工业社会来临之前不可能存在的艺术。在较早的各种艺术中，都找不到类似的事物或先例，甚至在静态的摄影术中也找不到(我们可以认为摄影不过是素描或绘画的一个替换物，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第四节)。有史以来第一次，动作的视觉呈现从直接的现场表演中被解放出来。有史以来第一次，故事、戏剧或壮观的场面，得以从时间、空间和人物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更别提从旧日对舞台幻影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摄影机的移动，其焦点的可变性，摄影技巧的无限范围，特别是能将纪录影片剪成适合的大小而后随心所欲予以组合或重新组合，立刻都成为明显的事实，也立刻为制片人所利用。这些制片人对于前卫艺术通常不具任何兴趣和共鸣。可是，没有其他艺术比电影更能戏剧性地表现一种完全非传统的现代主义的要求和意外胜利。
在它成功的速度和规模上，电影堪称是举世无双。一直到1890年左右，移动式摄影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虽然法国人是放映这类活动影片的主要开拓者，电影短片却几乎是在1895-1896年间，同时在巴黎、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和纽约首次放映，当作赛会场所、露天市场或杂耍表演的新奇玩意。不过短短12年，美国每周上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数便高达2600万，也就是说高达当时全美国人口的20％，他们大多数是去为数8000到1万家的五分钱小电影院。至于欧洲，甚至在落后的意大利，当时各大城市中已几乎共有500家电影院，其中单是米兰便有40家。到了1914年，美国的电影观众已上升到几近5000万人。到了这个时候，电影已成为大企业了。电影的明星制度已经发展出来(1912年利姆勒[Carl Laemmle)为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所制定的)。而电影业也已经开始在洛杉矶的山坡上植根，这个地方已逐渐成为它的全球性首都。
这种不寻常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这些电影先驱除了为大量民众提供有利润的娱乐以外，对别的事物一概没有兴趣。他们以马戏杂耍等娱乐主持人，有时甚至是小规模赛会表演商人的身份进人电影工业，如第一位电影显要人物法国的百代(Charles Pathe，1863-1957)，不过他并不是典型的欧洲娱乐业者。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如在美国的情形)，他们是贫穷但精力旺盛的犹太移民商人，如果衣服、手套、毛皮、五金器具这些行业拥有同样的利润，他们也会很乐意从事。他们为了充实他们的表演节目而制片。他们毫不迟疑地以受过最少教育、最不聪明、最不复杂世故和最不长进的人们作为对象，这些人坐满五分钱小电影院。而环球电影公司(Universal Films)的利姆勒、米高梅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梅耶(Louis B．Mayer)、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公司(Fox Films)的福克斯(William Fox)，都是在1905年左右从这些小电影院起家。在1913年的《国家杂志》(The Nation)中，美国的平民党对较低阶级用五分钱入场券所获得的这个胜利大表欢迎；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为了给工人生活添加一些较高尚的事物，遂将电影贬抑为劳动阶级堕落者寻求逃避的消遣。因此，电影的发展，乃根据自古罗马以来屡试不爽的欢迎模式。
再者，电影享有一项始料未及但绝对重要的有利条件。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前，它只能放映影像而无法发出声音，不得不以默片方式呈现，只有音乐伴奏的声音间歇打断默片的进行。这一点，使得二流乐器演奏者的就业机会大增。从巴别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电影因而发展出一种世界语言。这种世界语言使它们可以不必顾忌实际上的语言隔阂，而开发出全球市场。
毫无疑问，电影这项艺术的革命性创新(几乎全是1914年前在美国发展出来的)，在于它需要完全藉由受技术操纵的眼睛向可能是全球性的公众讲话。同样毫无问题的是，把高尚文化的前卫派艺术勇敢地抛在后头的这些创新，大受群众欢迎，因为这种艺术除了内容以外，把什么都改变了。公众在电影中所看到和喜好的，正是自有专业娱乐以来，使听众观众惊讶、兴奋、发笑和感动的那些事情。矛盾的是，这却是高尚文化对美国电影业具有重要影响的惟一一点。1914年时，美国的电影业已向征服和完全支配全球市场迈进。
当美国那些马戏团主持人正在从移民和工人的五分钱中使自己变成百万富翁的同时，其他的戏剧和杂耍表演主持人(更别提某些五分钱戏院惟利是图的商人)，正在梦想着如何开发可敬的家庭观众的较大购买力和较高“品位”，尤其是美国新女性和其子女的流动资金。(因为五分钱电影院时代的观众，75％是成年男性。)他们需要昂贵的故事和声望(“银幕古典作品”)，而美国电影制片削价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却无意冒这样的风险。但是，这类影片可以从电影先驱的法国进口或由其他欧洲国家进口，当时法国的电影产量尚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由于欧洲拥有正统戏院及其固定的中产阶级市场，因此遂成为富有野心的娱乐电影的天然源头。如果《圣经》故事和世俗古典作品(左拉、大仲马[Dumas]、都德CDaudet)、雨果[Hugo)的作品)搬上舞台可以成功，那么搬上银幕为什么不能成功?由成功女演员如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主演的剧服华丽的进口电影，或拥有史诗般壮阔场面的外来电影(意大利人的专长)，在大战前几年间，从商业的角度看来都是成功的。1905-1909年间逐渐明显的趋势是由纪录片转向剧情片和喜剧片。受到这一戏剧性转向的刺激，美国的制片家便开始着手自行制作电影小说和史诗。而这些，又给了像葛里菲斯(D．W．Griffith)这类美国白领主流的小文学人才一个机会，去将电影转化成一种主要的和原创的艺术形式。
好莱坞的基础是建立在下列两者的交会上，一是五分钱电影院的平民主义，二是人数同样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人所企盼的戏剧和情感。它的长处和短处，皆在于它的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大众市场的票房。它的长处首先是在经济上的。欧洲的电影选择了受过教育的观众，而牺牲了未受教育的大众，虽然这个选择也遭受到平民党演艺人士的抗拒。(“我们的这项行业是借着其通俗的吸引力而进步，它需要所有社会阶级的支持。它必须不沦为只是富有阶级的宠物，这些人可以花几乎和去剧院同样的钱购买电影票。”——《电影生涯》[Vita Cinematografica)，1914年。)若非如此，谁会去制作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的乌发电影合股公司(UFAFilms)的电影?与此同时，美国电影业已充分开发其大众市场，虽然在理论上，其人口基础不超过德国人口基础的三分之一。这一点，使它可以在国内减低成本并赚取到高额利润，因而能用削价竞争的办法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使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更为有利，并使美国的地位无敌天下。无限的富源也将使好莱坞能从世界各地重金聘请人才，尤其是从战后的中欧。不过它却不一定充分利用这些人才。
好莱坞的弱点也同样明显。它创造了一个具有不寻常潜力的不寻常媒体，但是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个媒体的信息在艺术上是微不足道的。今日还在上映或受过教育的人还记得的美国默片，除了喜剧以外，为数都很少。就当时制片的异常高速而言，它们只占所有产品的一个完全不具意义的百分比。诚然，在意识形态上，它们的信息绝非无效或微不足道。如果已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当年大量推出的低成本B级电影，那么它们的价值观却已在20世纪后期慢慢注入美国的高阶层政策。
无论如何，工业化的大众娱乐引起了20世纪的艺术革命，而这件事与前卫艺术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在1914年前，前卫艺术并不是电影的一部分，而它似乎也对电影不感兴趣，只有一位俄国出生的立体派艺术家例外，据说1913年时，他曾构想一系列的抽象影片。一直到大战中期，前卫艺术才开始重视这个媒体，而那个时期它已几乎成熟。1914年以前，典型的前卫艺术表演形式是俄国的芭蕾舞，伟大的经纪人迪阿吉列夫为这种芭蕾动员了最具革命性和异国情调的作曲家和画家。但是俄国芭蕾毫不犹豫地以富有和出身良好的文化精英为对象，正如美国的电影制片人以尽可能为最小公分母的人类为对象。
于是，这个世纪的“现代”或确确实实的“当代”艺术，出乎意料地发达起来。它为文化价值观的守护者所忽视，而它发展的速度之快使人联想起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但是，除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是极度的资本主义——之外，它不再是，也不再能是资产阶级世界和资产阶级世纪的一部分。它算得上是资产阶级式的“文化”吗?1914年时，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士，几乎都会回答说他们不这么认为。可是，这项新颖而富革命性的大众传媒，却比精英文化强有力得多。它对表现大干世界的新方法的追寻，占了20世纪艺术史的绝大篇幅。
1914年时，维也纳的两位作曲家比绝大多数的其他艺术家更明显代表了旧日传统，不论是其因袭的或是革命的形式。他们是科恩戈尔德(ErichWolfgangKomgold)和勋伯格。科恩戈尔德是中产文化音乐界的神童，当时已热中于交响乐、歌剧等等。日后，他成为好莱坞有声影片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和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导演。勋伯格在促成19世纪古典音乐的革命之后，在维也纳度过一生。他毕生都没有赢得听众的喝彩，但是得到许多音乐家的赞美和经济资助。这些音乐家比较善于适应环境并且富有得多。他们不需借着从勋伯格那儿学到的东西便可从电影业中赚钱。
因而，造成20世纪艺术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那些以这项革命为己任的人。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极度不同。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物质世界由什么构成?以太、物质和能。
——莱恩，1885年
一般人都同意，在过去的50年间，我们对于遗传学基本定律方面的知识，有极大的提高。事实上，我们可以平静地说，在这段时期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比这个领域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总和更多。
——珀尔(Baymond Pearl)，1913年
就相对论的物理学而言，时空不再是宇宙梗概的一部分。现在大家都承认它们是结构。
——罗素(Bertrand Russell)，1914年
有的时候，人类了解和构筑宇宙的整个方式，会在相当短促的时期改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种转变，在当时还只有很少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可以了解，乃至可以观察到。有时，甚至在正值转型的知识和创造性活动领域之内，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和观察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领域中都有转变发生，或以同样的方式被改变。比较完整的研究，必须区别那些人们意识到直线前进而非转型(如医学)的领域与那些已经发生革命的领域(如物理学)；区别那些经过巨大改变的旧科学与其本身便构成各种革新的新科学(因为它们诞生于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代，如遗传学)；区别那些注定会成为新舆论或正统的科学理论与那些将留在其学科边缘的科学理论(如心理理分析)。它也必须区别接受过挑战、但已成功地重建为大家所接受的理论(如达尔文学说)，与19世纪中期知识传统的若干其他部分——那些除了在较浅近的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此外已不见踪影的部分，如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物理学。而它也当然必须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像传统的人文科学领域一样，社会科学正日渐与自然科学分离，并造成了一道日甚一日的鸿沟。大半在19世纪被视为“哲学”的学术，似乎正消失在这道鸿沟中。而且，不论我们如何形容这个全球性的说法，它都是真实的。这个时期的知识景观——那些命名为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高峰，此刻正在浮现，遑论勋伯格和毕加索——显然与1870年聪明的观察家自以为看到的知识景观极不相同。
这个转型可分为两种。在知识上，它意味着不再以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方式去了解宇宙：一个尚未完成的建筑，不过为期不远；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建筑，为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坚实骨架所维系，用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可靠工具所建造；一个知识的建构，但也传达了愈来愈逼真的宇宙客观真理。在奏捷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思想中，由17世纪承继而来的巨大静态的宇宙结构，加上17世纪以后因延伸到新领域而扩张的结构，不仅产生了永恒感和可预测性，也造成了转型。它产生了演化(至少在人事上，演化可轻易被等同于长期的“进步”)。然而，现在已经崩溃的，正是这种宇宙模型和人类对它的了解方式。
但是，这种崩溃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在资产阶级世界的知识建构中，古代宗教的力量已从对宇宙的分析中剔除，在这个宇宙内部，超自然和神奇的事物并不存在。而且，除了视它为自然律的产物外，在相关的分析中也几乎不带感情。不过，除了允许的例外情形，知识的宇宙似乎与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直觉把握(“感官经验”)相配合，也与人类推理作用直觉的看法相一致。因而，当时仍然可以用机械(撞球式的原子)模型去思考物理和化学。(事实上，在被忽略了一段时期之后，不久将被打碎成较小粒子的原子，这个时期又恢复成物理科学的基本结构单元。)可是，宇宙的新建构却愈来愈不得不抛弃直觉和“常识”。也可以说，“自然”变得较不自然但更容易理解。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都根据以新科学革命为基础的技术生活，也与它共存；虽然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其视觉上的外表已因它而改变，而一般受过教育者的谈论也经常模仿它的概念和词汇，可是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场革命究竟被一般公众的思想吸收了多少。我们可以说，它是在存在上而非在知识上被吸收了进去。
科学和直觉的分离过程，或许可以用数学这一极端例子予以说明。在19世纪中叶的某一时刻，数学思想的进步，开始不仅造成一些与感官了解的真实世界相冲突的结果(如非欧几何学)，而且也造成震撼数学家的结果——他们像伟大的康托尔(Georg Cantor)一样，发现“我看到，但是我不相信”。布尔巴基(Bourbaki)所谓的“数学的病理学”于此开始。在19世纪数学“两个精力充沛的有待研究领域”之一的几何学中，好像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出现了，如没有正切(tangent)曲线。但是当时最戏剧性和“不可能”的发展，或许当推康托尔对于无限数的探究。在这项探究所造成的世界中，直觉的“较大”和“较小”概念不再适用，而算术的规则不再产生预期的结果。用希尔伯特(Hilbert)的话来说：它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进展，一个新的数学“乐园”，前卫艺术家拒绝被排除于这个乐园之外。
一个随后被大多数数学家遵循的解决办法，是将数学从它与真实世界的对应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化为任何假定，只要它具有严格的定义，并且不会自相矛盾。自此以后，数学便断绝了对任何事物的信任，除了游戏规则外。罗素对于重新思考数学基本原则一事贡献极大，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数学成了舞台的中心。用罗素的话来说：数学是一门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在说什么的科目，或它所说的话里面哪些是真的。它的基本原则，是借着严格排除任何诉诸直觉的事物而重新加以明确表达。
这种情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困难，也造成了若干的知识困难。虽然从数学形式主义者的观点来说，数学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是不相干的，但这种关系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20世纪“最纯净的”数学，曾一再在真实世界中找到某种对应，而且的确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或有助于我们借助科技主宰这个世界。哈代(G．H．Hardy)是一位专门研究数字理论的纯数学家，他曾骄傲地声称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实用价值。可是，即使是哈代，也曾提出一项实用理论，一项现代人口遗传学的基础理论(所谓的哈代-温伯格定律[Hardy-Weinberg law])。数学游戏和与之对应的真实世界的结构，其关系的性质为何?这个问题对于数学家的数学能力来说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事实上即使是许多形式论者，如伟大的希尔伯特，似乎也曾相信一个客观的数学真理，那就是：数学家如何看待他们所运算的数学实体的“性质”或他们的定理的“真实性”并非无关紧要。由法国人普恩加莱(Henri Poincare，1854-1912)发起，荷兰人布劳威尔(L．E．J．Brouwer)领导的“直观论”(intutionism)学派，激烈地排斥形式主义，如果需要，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许多最杰出的数学推理上的成果，这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曾经引发对数学基础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康托尔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集合论(set theory)，这项理论是在某些人的激烈反对下提出的。这场发生于纯思想尖端领域的战役，其唤起的激情，足以说明藉由数学来了解世界的旧日链锁一旦崩溃，将会带来多么深刻的知识和心理危机。
再者，重新思考数学基本原则这件事，也绝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想要把它建筑在严格定义和非自相矛盾说法上的企图，其本身也遭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日后将1900—1930年这一段时期，转化为“基本原则的大危机时期”(布尔巴基)。强行将直觉排除在外这件事，只有借着缩短数学家视野的办法才能办到。在这个视野以外，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如今已为数学家和数学逻辑家所发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罗素便系统地说明了若干矛盾，而这些矛盾也提出了最深刻的难题。最后，在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证明：为了某些基本上的目的，矛盾根本不能被淘汰，我们不能用不导致矛盾的有限步骤，去证明数学的若干公理是一贯的。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数学家们已经习惯与其学科的不确定性共存。不过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数学家，离这点还远得很呢!
除了对少数人，数学的危机一般是可以忽略的。然而为数多得多的科学家，到最后，甚至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却都牵涉进伽利略或牛顿物理宇宙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大致可以确定是开始于1895年，而其结果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取代了伽利略和牛顿的宇宙。这场危机在物理学界遭遇的抵抗比数学革命来得少，也许是因为它没有明白地向传统的确切信仰和自然律挑战。这一挑战要到19世纪20年代才会到来。另一方面，它却从外行人那里遭遇到巨大阻力。事实上，迟至1913年，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绝非愚笨的德国科学史家，在其长达四册的科学评介中，断然不提普朗克——除了视他为认识论学者外，也不提爱因斯坦、汤姆森(J．J．Thomson)，或一些今日不大会被遗漏的人士；他也否认当时科学界有任何不寻常的革命正在发生，他指出：“认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现在似乎变得不稳固，而我们的时代必须着手进行重建，乃是一种偏见。”如我们所知，现代物理学离绝大多数的外行人都很遥远，甚至离那些往往抱着雄心大志想要向外行人诠释其内容的人也很远，这样的企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增。这种情形，正如繁琐神学的较高领域离14世纪欧洲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徒十分遥远一样。左翼思想家日后排斥相对论，说他们与科学的概念不相容；右翼思想家则将它贬为犹太人的想法。简言之，自此以后，科学不仅成为很少人可以了解的事物，也成为许多人明知自己对其依赖日深，却又不表赞许的事物。
科学对经验、常识和广为大家接受的概念所造成的冲突，或许可从以太(hmfiniferous ether)这个问题得到最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就像在18世纪化学革命发生以前用以解释燃烧的“燃素”问题一样，现在几乎已被大家遗忘。以太据说是一种充满宇宙的物质，具有伸缩性、稳固、无法压缩和无摩擦性等性质。当时人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以太的存在，但是，在一个主要是机械性而又不相信任何所谓“远距离行动”的世界观中，它非存在不可。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的物理学充满了波，由光波开始(其实际速度到这时初次确定)，后又因电磁学研究的进展而大量增加，自麦克斯韦(Maxwell)以后，电磁学也开始研究光波。然而，在一个机械观的物质世界，波必须是某种东西的波，正如海的波浪是水的波浪一样。当波的运动愈来愈成为这个自然世界观的中心时(引一句绝不含糊的当代人的话)，“就所有有关它存在的已知证据都是在这段时期所搜集的来说，以太是本世纪所发现的。”简而言之，它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如所有权威物理学家所主张的(持异议者非常少，其中包括发明无线电波的赫兹[Heinrich Hertz，1857—1894)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6—1916))，“我们将不会懂得光、辐射、电或磁；如果没有它，或许不会有像万有引力这样的东西。”因为机械性的世界观需要它通过某种物质媒介来发挥作用。
可是，如果它存在，它必然具有机械的特性，不论这些特性是否借着新的电磁学概念而被人详细叙述。这个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自法拉第(Faraday)和麦克斯韦的时代起，物理学便采用两种观念上的体系，这两种体系不容易结合，而且事实上彼此愈行愈远。其中之一是个别的“粒子”(matter)物理，另一个是连续的“场”(field)物理。最简便的假设似乎是：就移动中的物质而论，以太是固定的。洛仑兹(H．A．Lorentz，1853-1928)曾经详细说明这种理论，洛氏是一位杰出的荷兰科学家，他与其他的荷兰科学家共同致力于使本书所述时期，成为可以与17世纪相媲美的荷兰科学黄金时代。但是这个理论如今已可进行测试，而两位美国人——迈克耳孙(A．A．Michelson，1852—1931)和莫雷(E．W．Morley，1838-1923)——在1887年一项著名而且富想象力的实验中，曾尝试验证这个理论。这项实验的结果似乎非常不可解释。由于它非常不可解释，加上它又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不符，因此在1920年以前，科学家们不断尽可能的小心重复这项实验，可是结果都一样。
地球在静止以太中的移动，其速度为何?将一道光线分为两部分，沿互相成直角的两道等长通路来回移动，而后又再度合为一道光线。如果地球循这道光线其中之一的方向移动，则在光这一部分的前进中，仪器的移动应使两部分光线的路线不相等。这应该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但结果却不能。以太(不论它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和地球一起移动，似乎也随着任何其他被度量的东西一起移动。以太似乎根本没有物理特征，或者是任何物质形式的解释都无法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选择，只有抛弃已经确立的宇宙科学形象。
不会使熟悉科学史读者感到意外的是，洛仑兹喜欢理论甚于事实。因此，他想要把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搪塞过去，以便挽救那个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杠杆支点”的以太。他那种不同寻常的理论使他成为“相对论的施洗者约翰”。假设时间和空间可以稍微拉开一点，以便当一个物体在面对它移动的方向时，看上去比当它静止或面对反方向时短，那么，迈克耳孙和莫雷的仪器可能掩盖了以太的静止性。有人主张，这个假说非常近似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但是洛仑兹和他同时代人所做的，却是打碎了那个他们竭力想要保全的传统物理学。可是爱因斯坦不然。当迈克耳孙和莫雷得到令人惊奇的结论时，爱氏还是一个小孩。他在进行研究之际，随时准备扬弃以往的古老观念。没有绝对的移动。没有以太，就算有，物理学家也对它不感兴趣。不论如何，物理学的旧秩序已注定消亡。
从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插曲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符合科学和科学史家承自19世纪的唯理主义理想，即事实胜于理论。由于电磁学的发展和许多种新辐射能的发现——无线电波(赫兹，1883年)、X光(伦琴[Rontgen)，1895年)、放射能(贝克勒尔[Becquerel]，1896年)，由于将正统理论延伸为各种奇形怪状的需要日增，由于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理论迟早将在基本上被改变以符合事实。无足为奇的是，这种改变没有立刻发生，但其速度已经够快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个转变是发生在1895—1905这10年间。
另一个结论正好相反。在1895—1905年间瓦解的自然世界观，其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于宇宙的先验假设。这个假设部分根据了17世纪的机械模型，部分根据了甚至更古老的感官直觉和逻辑。将相对论应用在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或者任何其他事物之上，其困难都不比应用在古典力学上更大。自伽利略起，古典力学的地位已被视为当然。关于两个牛顿定律都适用的体系(如两列火车)，物理学只能说：它们是相对的移动，而非有一个处于绝对的“静止”。以太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大家所接受的宇宙机械模型需要像它这样的东西；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绝对移动和绝对静止之间竟没有任何区别，在直觉上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它的发明使得相对论无法延伸到电动力学或一般的物理学定律。简言之，使这场物理学革命如此富有革命性的，不是新事实的发现(虽然确乎有一些事实的发现)，而是物理学家的不情愿重新考虑其典范。照例，愿意承认国王没穿衣服的，绝非那些复杂世故的聪明人，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发明理论，以便解释这些衣服为什么既华丽又看不见。
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第二个结论对历史家来说要比第一个有用得多，因为第一个结论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物理学会发生革命。旧日的典范通常不会(那时也不曾)抑制研究的进行，或抑制那些似乎既与事实符合、而在知识上也相当丰硕的理论的形成。它们只会产生一些如今回顾起来是不必要和复杂得不恰当的理论(如以太的情形)。相反，物理学上的革命分子——主要属于“理论物理学”，这门学问当时尚未在数学和实验室仪器之间取得被承认的特有领域——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意愿去廓清介于观察与理论间的矛盾之处。他们自有一套想法，有时甚至是为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成见所感动，例如普朗克所追寻的“绝对”。这些想法驱使他们在教师的反对之下进人物理界，教师们认为，物理学中只剩下一些小角落有待整理；这些想法也激励他们进人别人认为没有趣味的那部分物理学。普朗克的量子论(quantum，1900年宣布)，代表了新物理学的第一项公开突破。然而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最令人惊奇的却是他的孤立感、被误解感和几乎近于失败的感觉。这些感觉似乎始终不曾离开他。然而，在其本国或国际上，很少有几个物理学家比他在世时享有更大的荣誉。1875年，普氏完成其学位论文，此后25年间，年轻的普氏想要让他敬仰的资深物理学家了解、回应、甚至只是阅读他的作品而没有结果(这些物理学家有的日后终于同意他的理论)，在他看来，其作品的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之所以会有上述感觉，大半便是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回顾中看到，科学家们已逐渐认识到其领域中未解决的问题，并着手尝试解决，有的路走对了，大半却走错了。但是事实上，如科学史家提示我们的：至少从库恩(Thomas Kuhn)的时候起(1962年)，这已不是科学革命的运作方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时期的数学和物理学转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者，对于那些不把焦点放在理论学家专门性辩论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宇宙科学形象的改变，也牵涉到这项改变与其同时代事物的关系。知识的形成并不是自发的。不论科学和其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它与其发生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机之间的关系性质又如何，这种关系总是存在的。科学家所认识到的问题、他们所用的方法、那些他们认为一般而言尚令人满意或在特殊情形下够用的理论、他们用来解决这些理论的构想和模型，上述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那些生活与实验室或书房只有部分关系的男男女女的问题。
这些关系之中，有的非常单纯，几乎一眼即可看出。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发展原动力，大部分是来自帝国主义，因为各大帝国提供了征服热带疾病的强烈诱因，因为像疟疾和黄热症这样的热带疾病，抑制了白人在殖民地区的活动。因而在英国首相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190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罗斯爵士(Sir Ronald Ross)之间，便产生了直接关联。民族主义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1906年，德国官方力促瓦色尔曼(Wassermann)加紧研究梅毒测试(该研究为血清学的发展提供了诱因)，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人在这项研究上进展超前而急欲迎头赶上。科学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直接关联，有些是出于政府或企业的资助与压力；有些则是来自较不重要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是在工业技术的需求刺激下产生的。虽然忽视这类直接关联是不明智的，但是仅以这类关联进行分析，却也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在1873—1914年间。如果我们撇开化学和医学不谈，那么，科学与其实际用途之间的关系绝非密切。因而在19世纪肋—90年代，德国的技术学院经常抱怨说其数学家不肯只教授工程师所需要的数学，而到了1897年，工程教授更与数学教授公开交战。大多数的德国工程师虽然受到美国进步的启示而在19世纪90年代设置了工艺实验室，但实际上却与当时的科学没有密切接触。相反，工业也抱怨各大学对它的问题不感兴趣，只专心其本身的研究，不过即使是其本身的研究也进展得相当缓慢。在1882年以前还不让他儿子上技术学院的克鲁伯，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对(与化学截然不同的)物理发生兴趣。简言之，大学、技术学院、工业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协调彼此的兴趣和工作。政府所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确正在出现，但是它们还谈不上先进。虽然基础研究以前也曾得到过私人资助，可是主要的协调机构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ehaft，今天的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一直要到1911年才告成立。再者，虽然各政府无疑已开始委托进行甚至督促它们认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政府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委托者，除了贝尔(Bell)实验室外，工业亦然。再者，除了医学以外，此时只有化学已充分整合了研究与应用，然而化学在本书所论时期根本没有发生基本或革命性的转型。
在当时的工业经济中，有许多技术性的发展。电力可以任意取得，真空排气机和正确的度量仪器也发明出来。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上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解释中的必要因素，其本身并不是充分的解释。我们必须继续寻找。我们能够借着分析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成见，来了解传统科学的危机吗?
这些成见，显然主宰了社会科学。而且，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与社会和社会问题直接有关的自然科学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也非常重要。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种情形相当明显。在生物学直接和社会人接触的那些领域，以及在所有那些可以和“进化”的概念及达尔文这个愈来愈政治化姓名扯得上关系的领域，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很重要。两者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力量。19世纪时，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说多大便有多大。就种族歧视来说，生物学对于理论上主张人类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见的人类不平等，由责备社会转而责备“自然”(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而低下。因此，生物学不仅可能是政治右派的科学，也可能是那些怀疑科学、理性和进步者的科学。很少思想家比哲学家尼采更怀疑19世纪中叶的真理，包括科学在内。可是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雄心大志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却可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物。该书的论点是以“物竞天择”为根据，在天择的演进下，注定会产生一个“超人”新种族。它将支配较愚笨的人，正如人类在自然界支配和剥削畜生一样。而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优生学”和“遗传学”这门新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尤其明显。遗传学大约在1900年左右出现，不久之后(1905年)由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命名。
优生学比遗传学早得多。它指的是将农业和畜牧业常用的选择繁殖法运用在人类身上。其名称出现在1883年。它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性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力促政府采取正面或负面的行动，去改良人类的遗传条件。极端的优生学家相信，如要改良人类和社会情况，只有对人种作遗传上的改良，即集中全力鼓励优良的种系(通常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像“北欧人”[Nordic]那种色彩适宜的种族)，而淘汰不喜欢的种系(一般认为是穷人、殖民地人民和不受欢迎的陌生人)。比较不极端的优生学家，则为社会改革、教育和一般环境的改良留下一些余地。不过优生学虽然可以变成一门法西斯主义或种族歧视的伪科学，并在希特勒手下成为有意识的种族绝灭，可是，在1914年前，它并不特属于中产阶级政治的任何一支，反倒是与当时暗含优生学意义的种族理论相似。在这项运动盛行的国家中，优生学的理论可见于自由主义者、社会改革者、费边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派别的意识形态激烈辩论中。(节育运动与这些优生学的主张息息相关。)不过在遗传与环境的战斗中，或者套用皮尔森(Karl Pearson)的话，在“天性”与“教养”的战斗中，左派不可能独钟遗传。于是，在这段时期，医学界显然对遗传学缺乏兴趣。因为当时医学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一方面借着治疗微生物疾病的新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始于巴斯德和科赫[Koch]的时代，并促成细菌学这门新科学的诞生)，一方面则通过公共卫生的改良。皮尔森认为：把150万镑花在鼓励健康的繁衍上，胜于在每一个镇区为消灭肺结核病兴建一所疗养院。可是医生和社会改革家都不大愿意相信他的话。而他们是对的。
使优生学“科学化”的，正是1900年后遗传学的兴起。遗传学似乎表示：环境可以绝对根除遗传的影响，而大多数或所有的特征，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基因所决定，即可以用孟德尔学说的方法选育人类。虽然有些科学家投身遗传研究，是基于“种族文化至上的影响所致”(如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皮尔森)，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遗传学是出自优生学的偏见。另一方面，在1900—1914年间，遗传学和优生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密切的。虽然1914年前至少在德国和美国，科学和带有种族歧视的伪科学之间的分野绝不清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杰出科学家均与这个运动有关。不过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却使得严谨的遗传学家离开专心致志的优生学家的组织。无论如何，遗传学中的“政治”因素是相当明显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勒(H．J．Muller)于1918年宣布：“我从来没有对抽象观念的遗传学感兴趣，我对遗传学的兴趣始终是因为它和人类的基本关系——人的特点与其自我改进的方法。”
如果我们必须从对社会问题的迫切关注这个脉胳来看待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声称它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生物学的解决办法，有时还可替代作为社会主义方案。)，遗传学所符合的演化理论，也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近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也再度使我们注意这件事。“物竞天择”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与社会问题结下不解之缘，“物竞天择”的关键模型“生存竞争”，当初便是从社会科学中得来的(马尔萨斯[Malthus])。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察家们注意到“达尔文主义中的危机”。这个危机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臆测——所谓的“生机论”(vitalism)、“新拉马克主义”(neo Lamarckism，1901年时的称谓)等等。这场危机不仅是对达尔文主义说法的科学性存疑，该学说已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正统生物学；也是对其较广泛的意义存疑。从社会民主党员对达尔文学说的明显热中，便可看出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科学性的。另一方面，虽然在欧洲具有支配性的政治达尔文主义，认为它有助于加强马克思的看法即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过程是与人类的意志和意识无关，而每一位社会主义者也都知道它终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强调自由竞争，并将它奉为自然的基本定律，认为最适应环境的人(如成功的商人)终将战胜不适应的人(如穷人)。对于低下种族和民族的征服，或敌对国家之间的交战，也可以说明乃至保障适者生存的说法(德国的贝恩哈迪将军[General Bernhardi)，在他1913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中，便曾如此表示)。
这类社会论题也进入到科学家自身的辩论之中。因此，在遗传学早期，孟德尔派学者(在美国和实验主义者当中最具影响力)便和所谓的生物统计学家(biometricians，在英国和数学统计学家当中较受强调)，展开了一场难以休止的争论。孟德尔长期为人所忽视的遗传律研究，1900年在三个国家同时分别被发现，而且，不管生物统计学如何反对，它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基础。不过有人说，20世纪的最初10年被生物学家硬塞进其麝香豌豆报告中的遗传因子理论，是1865年时孟德尔在他修道院的菜圃中不曾想到的。对于这个论题，科学史家曾提出好几个理由，而其中一组理由显然具有清楚的政治意义。
经过大幅度修改的“达尔文主义”能恢复其作为科学正统理论的地位，主要得归功于孟德尔遗传学和下述新发明的携手合作，即将不可预测和不连续的遗传学“跃进”、变种或反常现象，引进“达尔文主义”当中。这些变异大多无生存或生育能力，但偶尔可带来演化上的好处，物竞天择便是建立在其基础上。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将它们称为“突变”(mutations)。弗里斯是好几个在同时代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学者之一，他曾受到英国最主要孟德尔派学者贝特森的影响，贝氏对变异方面的研究(1894年)，特别注意物种原始的突变性。但是连贯和突变不只限于植物育种。生物统计学大师皮尔森，甚至在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以前便拒绝接受突变理论，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可永久有助于社会任一阶级的伟大重建工作，是由革命达成的……人类的进步，像自然一样，从不跃进。”
皮尔森的主要反对者贝特森，绝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如果这位不平常人的看法有任何清楚的特色，那便是他嫌恶现存社会(不包括剑桥大学，他希望剑桥大学不要有任何改革，除了可招收女生入学之外，一切保持原状。)，厌恨工业资本主义和“污秽的小商人利益”，以及他对封建过去的怀念。简言之，对于皮尔森和贝特森来说，物种变异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特殊的科学理论和特殊的政治态度之间划上等号，是无意义的，而事实上也往往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像“演化”这样的领域——这个领域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比喻。用科学家的社会阶级来分析它们也是无意义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定义上都属于专业中产阶级。不过，在生物学这样的领域，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太过明显。
虽然理论物理学家，甚至数学家也都是人，但是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关系却不太明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影响可以硬塞进他们的辩论之中，但是意义不大。帝国主义和大众劳工运动可能有助于说明生物学的发展，但是简直不可能有助于符号逻辑和量子论的发展。1875-1914年间，研究之外的世界大事并没有直接干涉到他们的工作。这种情形和1914年以后或18世纪末19世纪初不一样。在这个时期，知识界的革命不能和外在世界的革命相提并论。可是，令每一位历史学家惊奇的是：科学世界观在这段时期的革命性转变，已成为更一般性和戏剧性趋势的一部分，即放弃长久以来为人所接受的价值观、真理、看待世界的角度，以及在概念上组织世界的方式。普朗克的量子论、孟德尔的重新被发现、胡塞尔(Husserl)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Interpmtatmn of Dreams)和塞尚的《静物和洋葱》(Still Lif with Onions)，这些都发生在1900年。我们也可随机选择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柯莱特第一本描写克劳汀(Claudine)的小说，或罗斯丹(Rostand)的《雏鹰》(L'Aigbn)作为新世纪的开始。但是，在若干领域中的戏剧性创新，却是万分惊人的。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项转变的线索。它是负面而非正面的，因为它未能以相等的替换物取代一个被视为有条理、可能包罗万象的科学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理性与直觉是不冲突的。如前所述，理论家本人也感到困扰和迷惑。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不愿意放弃那个合理、因果律和决定论的宇宙，虽然这个宇宙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麻烦。普朗克和列宁同样对马赫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msm)怀有敌意。相反，马赫虽然是19世纪末自然宇宙体系的少数几个怀疑者之一，日后却也对相对论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如前所述，数学家的小圈子曾为数学真理是否可以超越形式而发生争执，进而走向分裂。布劳威尔认为，至少自然数字和时间是“真”的。真实的情形是，理论家发现他们正面对了无法化解的矛盾，因为甚至连符号逻辑学家致力克服的那些“疑题”(也就是“矛盾”的委婉说法)，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如罗素日后承认的，即使是他和怀特海(Whitehead)辛苦半天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ka，1910-1913年)一书，也未能予以解决。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是退回到新实证主义——它将成为20世纪最接近被大家接受的科学哲学。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实证主义倾向(其代表人物有杜汉[Duhem)、马赫、皮尔森以及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不可以和新科学革命发生以前主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那种实证主义混为一谈。那个实证主义认为它可以找到有条理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即将受到真实理论的挑战，即受到用科学方法发现的自然“事实”的挑战。而这些与神学和形而上学随便臆测有别的“可靠”科学，将为法律、政治、道德和宗教提供坚实的基础。简单地说，也就是为人类赖以结合和构筑希望的方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像胡塞尔这样的非科学批评家指出：19世纪下半期，现代人的整体世界观完全由实证科学所决定，并被它们造成的“繁荣”所蒙蔽，这意味着当时的人正冷漠地避开真正与人性有关的决定性问题。新实证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实证科学本身的概念性缺点上。有些科学理论现在看起来已不够用，它们似乎也被视为“一种语言的束缚和定义的曲解”，而有些图示的模型(如撞球式原子)又无法令人满意。在面临这样的理论和模型时，他们选择两种互为关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他们提议在不带感情的经验主义乃至唯实论的基础上重建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则主张将科学的基础严格地加以公式化和定理化。如此一来，便可在不影响到科学实际运作的情况下，将人们的诠释从“真实世界”中剥离开来，即剔除掉那些有关内部一致性和命题实用的不同“真理”。如彭加勒所云：科学的理论“既不真也不假”，只是有用而已。
有人指出，19世纪末叶新实证主义的兴起有助于科学革命的产生，因为它容许物理概念在没有先验宇宙观、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干扰下进行转型。不论爱因斯坦对马赫如何推崇，这种说法显然都过分高估了科学哲学家，也过分低估了当时公认的科学普遍危机——新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数学、物理学的再思考，只是这个危机的某些方面而已。如果我们想从历史的脉络中观察这项转型，我们就必须把它视为这项普遍危机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要在这项危机的诸多方面找出一个共同特性，这个特性几乎以不同的程度影响到所有思想活动，那么答案必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们全都面对了“进步”始料未及、不可预测和往往无法理解的结果。说得更精确点，便是面对了进步所导致的各种矛盾。
我们可以拿“资本的年代”最骄傲的事物来做比喻。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正如凡尔纳(Jules Verne)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个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之后，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根据外推法，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不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却预言宇宙最后将冰冻而死，因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悲观主义提供了基础。)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
187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史上充满了不仅是期望变为失望之感(如一位幡然醒悟的法国人的玩笑话：“当我们还有一位皇帝时，共和国是多么美好。”)，更是期望适得其反的感觉。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逆转的感觉同样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参看第四章)；我们在文化的领域也已看到。在文化的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它产生了一个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规模虽小，却也兴盛了一阵子。日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诺尔道(Max Nordau)所著的《退化》(Degeneration)一书便是一个好例子——狂热得恰到好处的好例子。尼采以其能言善辩、充满威吓的口吻预告了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虽然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这场灾祸的确切性质。尼采比任何人都更擅于表达这种期望的危机，他借着一连串充满空幻直觉、未明真理的诗歌和预言警语，来传述这种危机感，虽然这种方式与他奉行的理性主义哲学讨论方式互相矛盾。自1890年起，他的中产阶级(男性)追随者人数便不断上升。
照尼采看来，19世纪80年代前卫艺术的颓废、悲观和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它们是“我们伟大的价值观和理想的必然结果”。他主张，是自然科学造成它自己的内部崩溃，塑造出它自己的敌人，一种反科学。19世纪政治经济所接受的思想方式，足以导出极端的怀疑论。这个时代的文化，正受到其自身产物的威胁。民主政治产生了社会主义；平庸造成了天才的不幸覆没；软弱造成了力量。这正是优生学家所弹的调子，只不过他们的论调比较平淡并带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在这种情形下，全盘考虑这些价值观和理想以及它们所属的概念体系，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吗?因为无论如何，“对所有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估”已经在进行之中。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类反思已充斥四处。惟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受这种对当下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而这些“民众”的兴起，正在中产阶级思想家中造成极大的不安。
打破已确立解释规范的科学发展，其本身便是这种期望转型和倒逆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这种过程可出现在任何男女身上，出现在他们面对当下并拿它和自己或父母的期望相比较时。我们能否假定，在这种气氛中，思想家会比其他时候更易于质疑既有的知识方法，更容易去思索，至少是去考虑当时仍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和19世纪早期不同，这种反映在心智产物上的革命，当时并非正在进行，而是正在被期待。它们隐含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危机之中，这个世界已不能再以其旧日的方式去了解。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大干世界，进而改变个人的展望，不仅是比较轻松的，也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必须以种种方法做到的。
然而，这种知识上的危机感，完全是一个少数人的现象。在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危机感只局限于直接牵涉到19世纪世界观崩溃的少数人，而非所有人都深切感受到。当时牵涉其中的人数非常少，因为即使是在科学教育已戏剧性发展的地方——例如德国，1880-1910年间，德国研究科学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八倍，他们仍是以千计而非以万计。而绝大多数的理工科学生，在学成之后不是进入工业界，便是投身到相当刻板的教学工作。他们不大会为宇宙形象的崩溃而发愁。(1907—1910年间，三分之一的英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出任小学教师。)在专业科学家中人数比例最高的化学家，当时尚处于新科学革命的边缘。直接感受到思想震撼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这两种人的数目尚未快速增长。1910年时，德国和英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加起来大约700人，而英国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人数，加起来是前者的10倍以上。
再者，即使是就它最广泛的定义来说，现代科学仍是一个集中于少数地区的团体。新诺贝尔奖得主的分布，说明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仍然集中于传统上科学进步的地区，也就是中欧和西北欧。在最初的76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除了10名以外，其余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奥匈帝国和瑞士。只有3名来自地中海区域，2名来自俄国，3名来自迅速成长但尚居次要的美国科学界。欧洲以外地区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主要是通过它们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类成就有的非常重要，例如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nst Rutherford)的情形。事实上，科学团体的地理集中度更高。在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中，60％以上来自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科学中心。
同样，尝试发展19世纪自由主义替代品的西方知识分子，即欢迎尼采和非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人数也不多。他们的代言人只有几十个，而他们的公众基本上是属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一代。除美国之外，这些教育精英还是极少数。1913年时，在比利时和荷兰总数1300-1400万的人口中，只有1．4万名学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减去芬兰)几乎1100万的人口中，只有1．14万名学生。即使是在教育发达的德国，其6500万人口中，也只有7．7万名学生。当新闻记者谈到"1914年的那一代”时，他们所指的通常是坐满一个咖啡座的年轻人，在替他们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nnale Superieure)的一群朋友说话，或者是剑桥大学或海德堡大学某些自命为思想潮流领导者的少数人。
然而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低估新思想的影响，因为数字不能说明知识上的影响。获选进入小规模剑桥讨论会的总人数(这些人一般称为“使徒”)，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37人。但是这些人中，却有哲学家罗素、摩尔(C．E． Moor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未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数学家哈代，以及好几个在英国文学界极负盛名的人物。在俄国的知识圈，1908年时，物理学和哲学革命已经造成极大的影响，以致列宁认为他不得不提笔写一本大书来反驳马赫，他认为马赫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政治影响既严重又有害，这本书的书名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不论我们对列宁的科学判断有何想法，他对于政治实况的评估却是高度实际的。再者，在一个(如克劳斯这位新闻界的讽刺家兼敌人所云)已经由现代媒体塑造的世界中，重大的知识改变的扭曲和通俗化概念，不用多久便会渗透到广大的公众之中。1914年时，爱因斯坦的名字除了在这位伟大物理学家自己的家中之外，根本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到了大战晚期，“相对论”已成为中欧娱乐餐厅里的笑话主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爱因斯坦的理论对绝大多数的外行人来说都是无法了解的，但他却成为继达尔文之后，惟一一个其姓名和形象广为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外行群众熟悉的科学家。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他们相信理性，就好像天主教徒相信圣母玛丽亚一样。
——罗曼·罗兰，1915年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看到侵略的本能受到抑制，然而阶级意识却予以解放。马克思说明了文明如何使得侵略的本能合理化；借助了解压抑的真正原因，也借助适当的组织。
——阿德勒，1909年
我们不同意下述那种陈腐说法，即认为文化的整体现象可以被推论成“物质”利害的产物或函数。不过，我们却相信：特别注重用经济条件去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是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只要能谨慎应用这个原则并不受武断偏见的束缚，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方法仍会继续下去。
——韦伯，1904年或许在此应该提一提另一种面对知识危机的方式。因为当时对于不可思议事物的思考方法，有一种是同时拒绝理性和科学。我们不容易度量19世纪最后几年这种知识反动的强度，甚至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容易了解其强度。因为，它那些能言善道的斗士，有许多是属于才智上的下层社会或半上流社会，如今早已为人遗忘。我们很容易忽略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巫术、魔术、心灵学(parapsychology，曾盘踞在一些杰出英国知识分子心头)，以及横扫西方文化边缘的各种东方神秘主义和狂热信仰。不可知和不可理解的事物，比浪漫时代早期以来的任何时刻更受人欢迎(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我们可以附带一提，早期这些事物原本主要是盛行在自修成功的左派之间，如今却往往急速转向政治上的右派。因为这些非正统科目已不像从前那样，是那些以往的学术怀疑者所喜欢的伪科学，如颅相学、顺势疗法(homeopathy)、通灵术和其他形式的心灵学，而是对科学和所有科学方法的排斥。然而，这些反启蒙主义对于前卫艺术虽然有相当大的贡献(例如通过画家康丁斯基和诗人叶慈)，它们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却是微乎其微的。
事实上，它们对一般大众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来说，古老的知识真理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相反，它们已经由那些认为“进步”尚有无限前途的男男女女的成功予以证实。1875—1914年间，主要的知识发展是民众教育和民众自修的大跃进以及公众阅读的普遍提升。事实上，自修和自我成长是新兴劳动阶级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也是对其斗士的主要吸引力。而新式教育教导给大众的或受到政治左派欢迎的，是19世纪那种合理、确实的科学，是迷信和特权的敌人，是教育和启蒙运动的主宰精神，是进步的确定和保证以及下等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社会主义更具吸引力，关键便在于它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达尔文和发明活字印刷的谷登堡(Gutenberg)，与潘恩(Tom Paine)和马克思一样，备受激进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员尊敬。社会主义者不断在其言词中引用伽利略“而它还是在移动”这句话，用以说明劳动阶级的奋斗终将获得胜利。
民众不断在前进，也不断在接受教育。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学教员的数目大增。在法国这类学校较多的国家，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在像英国、芬兰这类以往学校较少的国家，更增长了7-13倍；其他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学教员人数可能增加了四或五倍(挪威、意大利)。这种不断前进也不断接受教育的事实，足以将古老科学的阵线向前推进，虽然其后方补给基地即将陷入重组状态。对于学校教员来说，至少在拉丁语国家，科学课程意味着百科全书编纂者(Encyclopaedists)的精神、理性主义的进步，以及法国称为“精神解放”的手册(1898年)——一般人很容易把它视为“自由思想”或从教会和神的控制下解放。如果说这样的男男女女有什么危机，绝不是科学或哲学的危机，而是那些靠特权、压榨和迷信维生的人的世界危机。而在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以外的世界，科学即使在较不具比喻性的意义上，也意指权力和进步。它意味着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由那些科学家、那些受实证主义启蒙的寡头政治菁英，强加在落后和迷信的农村民众身上，例如老共和国的巴西和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墨西哥的民众。它意味着西方科技的秘密。它也意味着使美国富豪合法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最足以显示科学和理性这种简单的福音快速进展的证据，是传统宗教的戏剧性退却，这种退却至少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欧洲心脏地带。这并不代表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即将成为“自由思想家”(套用当代的片语)。当时的大多数人，几乎包括其全数妇女，仍然深信本地本族宗教中的那些鬼神及仪式。如前所述，各基督教会便是因此而显著女性化。当我们考虑到所有大型宗教都不信任妇女并且坚持她们的地位低下，而且有一些，如犹太人，更几乎将她们排除于正式的宗教崇拜之外，那么，妇女对神祗的效忠对理性主义的男人来说似乎是不可了解和令人惊异的。他们往往认为这正是妇女卑下的另一证据。因此，神祗和反神祗共谋对付她们。只不过在理论上主张男女平等的自由思想者，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感到惭愧而已。
再者，在绝大部分的非白人世界中，宗教仍然是谈论宇宙、自然、社会和政治的惟一语言。它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也认可了人们的思想行为。宗教已成为动员男男女女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使他们完成西方人企图用世俗词汇加以说明却无法充分表达的目的，英国政客可能希望将圣雄甘地贬低为利用宗教唤醒迷信大众的反帝国主义煽动家。但是，对这位圣雄来说，神圣的精神生活不只是为了取得独立的政治工具。不论意义为何，在意识形态上，宗教是无处不在的。20世纪最初10年的年轻孟加拉恐怖分子，日后所谓印度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最初乃是受到一位孟加拉苦行修道者及其传人辨喜(Swami Vivekananda)的启发。(辨喜的吠陀哲学教义，今日是通过一种删改过的加利福尼亚版本而为人所知。)这些恐怖分子将辨喜的教义解释成一种呼吁，呼吁附属于外国势力的这个国家起义反叛，并赐给全人类一种普世信仰。(“噢!印度……凭着你优雅的懦怯，你能得到只有勇敢和英勇才能得到的那种自由吗?……噢!力量之母，请除去我的懦弱，除去我的无男子气，让我成为一个大丈夫。”——辨喜。)据说，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最初是通过半宗教团体而非世俗政治，培养出他们以全民族为基础的思想和组织习惯”。当地中产阶级对于西方的吸收(通过像梵天运动[Bmhmo Samaj]这样的团体——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十二章第二节)以及对于西方的排斥(藉由1875年成立的雅利安社[ava Samaj])，便是采用这种方法，遑论“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下面我们将谈谈这个团体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关系。
如果说连印度已获解放而且支持西化的教育阶级，都认为他们的想法和宗教分不开(或就算认为分得开，也得小心隐藏这个想法)，那么，纯粹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措词，显然对民众没有什么吸引力。当他们进行反叛之际，很可能便是打着其神祗的旗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斯兰教徒因其共同的主人土耳其苏丹的失势而发起的抗英行动，或在“基督国王”的名号下展开的反墨西哥革命。简言之，若以全球而论，认为宗教势力在1914年时已比1870年或1780年弱小许多，是很荒谬的想法。
可是，在资产阶级的心脏地带(虽然也许不包括美国)，不论是作为一种知识上的力量或是民众之间的影响力，传统宗教都正以空前的速度消退。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是都市化的自然后果，因为我们大可肯定，在其他方面一律相当的情形下，城市对宗教虔信的反对态度要比乡村来得强烈，而大城市又常比小市镇更严重。而且，当来自虔诚乡村的移民与不信宗教或持怀疑态度的当地市民同化之后，城市的宗教感遂变得更为淡漠。在马赛，1840年时有一半的人星期天会上教堂，但是1901年时，只有16％的人上教堂。更有甚者，拥有欧洲45％人口的天主教国家，在本书所论时期，其信仰的崩溃速度尤其惊人。因为它受到(引一句法国教士的抱怨)中产阶级理性主义和学校教师社会主义的联合进攻，更受到解放理想与政治思考的联手出击——政治上的思考，使得与教会的斗争成为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反教权”一词最初于19世纪50年代出现在法国，而自19世纪中叶起，反教权主义便成为法国中间派和左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互助会的组织便曾一度为反教权者所控制。
反教权主义之所以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重心，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罗马教会选择完全排斥理性和进步的想法，因而只能与政治右派站在同一边；其二是，对于迷信和反启蒙主义的斗争，不但未曾分裂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反倒使自由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联合一致。精明的政客在呼吁所有好人团结合作之际，一定会牢记这一点。法国以联合阵线化解德雷福斯事件，并且立刻终止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支持。
这场斗争造成了教会和法国政府在1905年的分裂，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好斗的脱离基督教化运动(de-christianization)的加快进行。1899年时，利摩日(Limoges)教区只有2．5％的孩童没有受洗，当这个运动正是最高潮的1904年，这个百分比已高达34％。但是，即使是在教会和政府的斗争并非政治中心议题的地方，平民劳工运动的组织或普通男人(因为妇女对信仰要虔诚得多)的参与政治生活，也都造成同样的后果。在19世纪末叶的意大利北部，原本信仰虔诚的波河(Po)流域，如今也频频发出宗教式微的抱怨。1885年时，三分之二的曼图亚[Mantua]居民，已不在复活节时做弥撒。)1914年前迁徙到洛林(Lorraine)炼钢厂的意大利劳工，几乎都不信神。在西班牙(或应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和比克(Vich)教区，1900—1910年间，在出生第一周受洗的婴儿已减少了一半。简言之，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进步和世俗化是携手并进的。由于各教会所享有的官方垄断地位已日渐遭剥夺，于是，进步和世俗化遂挺进得更快。在1817年以前仍然排除和歧视非英国国教徒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很快便不再是英国国教教士的安全岛。虽然1891年时牛津各学院的院长大多仍旧是神职人员，但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教授仍具有神职人员的身份。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反方向的小涡流。例如，上流社会的英国国教徒改宗血统更纯的罗马天主教，19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者为多彩多姿的仪式所吸引，特别是非理性主义者和反动派对宗教的支持态度。对非理性主义者而言，传统信仰在知识上的悖理性，正是它优于理性的明证；对反动派来说，即使他们已不相信古代的传统和阶级壁垒，他们还是会予以坚守，例如法国保皇派和极端天主教派“法兰西行动”的思想领袖莫拉(Charles Maurras)。诚然，有许多人依然奉行宗教，而在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更有许多是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很少显露在他们的著作中。
简言之，在思想上，西方的宗教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已较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受到压制；而在政治上，它又全面撤退，至少是撤退到对外来攻击设防的信仰圈子中。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携手并进，自然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派大受其惠。而古老资产阶级所信仰的科学、理性和进步，正是在这些派别中开花结果。
这种固有确定性体系(已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化)的最重要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的主体，是在马克思死后由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推演出来的，并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在许多方面，考茨基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信念的最后胜利。它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必然论的、演化论的，并且坚决地主张“历史法则”和“科学法则”是同一回事。考茨基最初只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不过是将达尔文学说应用到社会发展上”；并于1880年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教导他们“从旧世界观转变到新世界观的过程是无法抗拒的”。矛盾的是，像马克思主义这种牢牢附着于科学的理论，竟会对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戏剧性创新抱怀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它们看来似乎会削弱唯物论(也就是自由思想和决定论)所强调的许多极具吸引力的确定事物。只有在新知荟萃的维也纳知识界，马克思主义才与这些发展保持接触。然而，即使俄国知识界的革命分子对这类创新贡献更多，但其马克思主义宗师甚至更杀气腾腾地依附唯物论。(例如，弗洛伊德接收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在维也纳伯加锡路(The Berggasse)的公寓；心理分析家中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维克多无亲戚关系)，则于1909年在这个公寓中宣读了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文章。同时，维克多的儿子弗里德里克，是一位科学家和马赫的仰慕者。)因此，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兴趣。而且，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些在政治上属于左派(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时的法国)，也很少有人对马、恩产生兴趣。在该政党惟一一位职业物理学家的劝告下，考茨基甚至不曾发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gectics' of Nature)，德意志帝国曾为了这位物理学家通过所谓的《艾伦法》(Lex Arons，1898年)，禁止社会民主党学者在大学任教。
然而，不论马克思个人对于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进步具有什么样的兴趣，他却将他的时间和思考能力完全投注在社会科学上。对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马氏思想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在意大利、中欧、东欧，尤其是在专制俄国，即濒临社会革命和瓦解的区域，马克思立刻吸引了许多极端聪颖之士的支持，虽然有的支持为时短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的时候(如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的学界知识青年，都是某种革命分子或社会主义者。而且如同日后第三世界历史上常见的情形，他们大多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虽然为追求马克思式的社会民主所举行的大众劳工运动规模很大，但富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为数却很少，奇怪的是，当时正进入早期工业革命的荷兰却是一个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制俄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后者有罗莎·卢森堡和巴渥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一些批评人物，这些人可充分感受到它在政治及思想上的挑战，并批判它的理论或对它所提出的知识问题找出非社会主义的回应。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或批评者，当然更包括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前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杰出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Croce，1866-1952)，对他们而言，政治因素显然是具有支配性的。在英国这种不需要为强大马派劳工运动发愁的国家，没有什么人会去多注意马克思一眼。但在运动势力强大的国家，即使是像伯姆巴-卫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这么杰出的奥地利教授，也得从他们的教师和阁员职务中抽出时间，去反驳马克思的理论。当然，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没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吸引力，它也不大可能激发出这么丰富的重量型著作，不论是赞成它的或反对它的。
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冲击，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困难。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而人类在观察他们自己的事情时，绝不会是中立和不带偏见的。如前所述，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上，当我们由无生命的世界移向生命世界时，意识形态便会顿时重要起来，尤其是对于直接牵涉到人类的生物学。社会和人类科学，完全是在那些最富爆炸性的地带运作，其所有理论都直接牵连到政治，而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家的处境，也都会造成莫大的干扰。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或任何时期，一个人很可能既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又是马克思革命分子，如潘尼柯克(A.Pannekoek，1873—1960)。潘氏的专业同事无疑会认为他的政治活动与他的天文学是不相干的；而他的同志也会觉得他的天文学与阶级斗争没有关系。然而如果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则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理论毫不相干。社会科学往往为了这个理由在同一领域曲折盘旋、反复穿越，或是绕着一个圈圈打转。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它们缺乏普遍为人接受的知识、理论主体，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研究领域，一个可借着理论的调整或新发现声称获得进步结果的领域。而在本书所述时期，“科学”这两个支脉的分歧更是日甚一日。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现象。在信仰进步的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似乎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若干经济学的重要学派——和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理论架构，即进化论(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是有关人类如何由原始状态发展到现在的状态，以及对现在的理性探求。一般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历经不同“阶段”的进步发展，虽然在其边缘会留下较早阶段的残余，或类似的活化石。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就像地质学或生物学这类演化学科一样，都是一门正面的科学。作家写一本名为《物理学和政治，或论将“物竞天择”及“遗传”原理应用到政治社会上》(Physics and Politics，Or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and 'inheritance' to political society)的书，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19世纪80年代，将这样一本书收纳在伦敦出版商的“国际科学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c Series)之中，并和《能量保持》(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光谱分析研究》(Studies in Spectrum,Analysis)、《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肌肉和神经生理学通论》(General Physiology of Muscles and Nerves)以及《货币和交易技巧》(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并列，也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
然而，这种演化论既不契合哲学和新实证主义的新风尚，也不被那些开始怀疑进步似乎走错方向的人接受，这些人显然也反对演化必然产生的“历史法则”。成功地被合并在进化论中的历史学和科学，现在又被分离开来。德国的学院派历史家拒绝把“历史法则”视为归纳科学的一部分。在致力于研究特殊、独特和不可重复的事物，乃至“以主观心理学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文学科中，归纳科学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在主观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始客观主义之间，隔了一道鸿沟。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资深史学期刊《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动员之下，历史法则理论受到大力攻击，虽然最初是针对那些过于偏向社会学或其他科学的历史家，然而不久却可看出，他们主要的开炮对象是社会民主党员。
另一方面，那些可望使用严格的数学论据，或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社会和人文学科，也抛弃了历史的演化论，有时还因此松一口气。甚至是那些不可能运用上述方法的学科，如心理分析学，也这么做。一位知觉敏锐的历史学家，曾经形容心理分析学是“一种非历史性的人类和社会理论”，它可以(如对弗洛伊德那群维也纳自由主义朋友来说)使脱轨和失控的政治世界变得较容易忍受。19世纪80年代，一场经济学的激烈“方法战”，也将矛头指向历史。得胜的一方，在另一位维也纳自由主义者门格尔(Carl Menger)的领导下，不但代表科学方法的观点(演绎而非归纳)，也代表有意将此前广阔的经济学视野狭隘化。持历史性想法的经济学家，或是被弃置在怪人和鼓动者的地狱边缘(如马克思)，或是如当时主宰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要求将他们重新划归到别的行业，如经济史家或社会学家，而将真正的理论交给那些新古典平衡状态的分析家。这种情况意味着历史动力学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那些经济波动和危机的问题，大致均被排除在这项新学术正统之外。因而，经济学成为这个时期惟一不受非理性问题干扰的社会科学，因为就定义来说，所有不能以某种理性方式加以描述的事物，均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像经济学一样，曾经是社会科学中最早出现而且最具信心的语言学，现在似乎对其以往最伟大的成就——语言演化模型——失去兴趣。身后启发了二次大战之后所有结构主义方法的索绪尔(Femand de Saussure，1857—1913)，当时却是将全副精力集中于沟通的抽象和静态结构，而词语正好是这种沟通的一个可能媒介。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与实验科学家同化。例如，一部分心理学家冲人实验室去追求有关过程、学习和行为实验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催生了美俄两国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理论(巴甫洛夫[I．Pavlov，1849-1936)、华生[J.B.Watson，1878，1958])，但这种理论几乎无法用来指引人类心智。因为人类社会太过错综复杂，即使是一般的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也不适用实验室那群实证主义者的简化法，不论他们有多么杰出；随着时间转变的研究，也不能用实验方法加以进行。实验心理学影响最深远的实际后果是1905年以后比奈(Binet)在法国创始的智力测验，因为它发现用显然具有永久性的智力商数来决定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极限，比决定这个发展的性质、过程或结果更容易一些。
这种实证主义或“严格的”社会科学日渐发展，孳生了许多大学学系和专业。但是在它们身上，却看不到什么可以和革命性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意外发展和震撼力。事实上，当时它们正处于转型期，这种转型的开拓者已在稍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边际效应和平衡状态的新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瓦尔拉(Leon Walras，1834—1910)和门格尔。他们的创新工作，是完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虽然第一本以实验心理学命名的杂志要到1904年才由俄国人别赫捷列夫(Bekhterev)创立，但该学科却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德国冯特(Wilhelm Wundt)学派。在谙言学家当中，革命性的索绪尔其名声尚不出洛桑(Lausanne)之外，因为他的盛名是建立在身后发表的讲义上面。
社会人文科学比较富戏剧性和争议性的发展，都与资产阶级世界知识上的世纪末危机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这场危机以两种形式出现。社会和政治本身，在这个群众的时代似乎都需要再思考，尤其是社会的结构和凝聚的问题，或(就政治而言)公民效忠和政府合法性的问题。经济学之所以能免除重大的思想震动，或许是因为西方资本经济当时没有面临同样严重的问题，就算有，也只是暂时性的。广泛而言，对于19世纪有关人类理性和事物自然秩序的假定，当时又有了新的怀疑。
这场理性危机在心理学上尤其明显，从它不妥协于实验案例，而尝试面对人类整体心灵一事便可看出。一个借着将个人的有用才干发挥到最大极限以追求合理目标的善良公民，最后会留下什么?如果这种追求是奠基在动物般的“直觉”之上(麦独孤[Mae Dougall])；如果理性只是摇晃于无意识波动潮流上的一叶小舟(弗洛伊德)；甚至如果理性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在它周围只有以薄幕相隔，而且全然不同于其他潜在意识(詹姆斯)?这些疑问对于文学巨著的读者、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好内省的成熟成年人来说，当然是再熟悉不过。可是，它们要到这个时期，才成为所谓人类精神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们无法放进实验室或测验式的心理学，而这两种针对人类精神的调查方式，则以不融洽的形态共存。事实上，这个领域最富戏剧性的创新者弗洛伊德，创造了心理分析这门学科。心理分析自绝于其他心理学派。自一开始起，传统科学界便对它自称具有科学地位和治病功能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它却对少数解放的外行男女知识分子，发挥了快速惊人的影响力，其中有些人主修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韦伯，宋巴特)。至少在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1918年后，含糊的弗洛伊德式专门名词已渗透进外行受教者的一般言谈之中。纵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恐怕仍是这个时期惟一一个什么人都知道他大名的科学家。无疑，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藉口，可让男男女女将他们的错误行为，归咎于他们无可奈何的事，例如他们的无意识状态。这更是因为，世人可以正确地将弗氏视为性禁忌的破除者，或可不正确地认为他赞成不要压制性欲。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性欲已成为公开讨论和调查的主题，而在文学当中，又完全不避讳地大肆着墨(只要看看法国的普鲁斯特、奥地利的施尼茨勒[Arthar Schnitzler)和德国的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普鲁斯特谈论男性和女性同性恋。施尼茨勒是一位医生，他对男女随便杂交有坦白的描写。魏德金德描写青少年的性欲)，而性也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当然，弗氏不是惟一、甚至不是第一个深人研究性欲的作家。1886年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性精神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发明了“被虐待狂”(masochism)一词。此书出版后，立刻出现了一群为数日增的性学家。弗氏并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性学家，和克拉夫特—埃宾不一样，性学家大多数都是改革家。他们想要设法使公众宽容各种形式的非传统(“不正常”)性倾向，并为那些性倾向的少数者提供咨询，进而解除其罪恶感(埃利斯、赫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埃利斯在1897年开始发表他的《性心理学研究》[Studyies inthe Psychology of Sex]。赫施费尔德医师于同年开始发表他的《性不明确事件年鉴》[Jahrbuch fur rsexuelle Zwischenstufen)。)特别关切性问题的公众，对弗洛伊德的兴趣不大。对他感兴趣的，是许多已获解放的男女读者。他们刚从传统犹太—基督教的禁忌中逃离出来，开始接受他们久已察觉到的力量巨大、到处存在而且多种多样的性冲动。
不管是弗洛伊德派或非弗洛伊德派，是个人性或社会性，心理学所注意的不是人类如何推理，而是他们的推理能力对于他们的行为影响有多少。在这样做时，它往往以两种方式反映这个大众的政治和经济时代。这两种方式都非常重要：一种是藉由勒邦(Le Bon，1841—1931)、塔尔德(Tarde，1843—1904)和特罗特(Trotter，1872-1939)等有意反民主的“群众心理学”，这些入主张，在群聚的民众当中，所有人都会失去理性行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广告业。广告业对心理学的热中是众人皆知的，这门行业早已发现不能用论理的方式来卖肥皂。谈论广告心理学的著作，1909年以前便已问世。然而，多半是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学，不必与一个演变中社会的各种问题纠缠不清。变了形的社会学则不然。
社会学或许是我们这个时期社会科学最富创意的产物。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努力钻研构成本书主要内容的那些历史性变化的最重要企图。因为，该领域最著名代表人物全神贯注的基本问题便是政治性问题。在过去，社会的凝聚是由于习俗和传统上对宇宙秩序的接受，这样的秩序通常是由某种宗教认可，并一度赋予社会服从和统治的正当理由。可是，这种情形已成往事。那么，如今社会该如何凝聚?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社会如何发挥政治体系般的功能?简言之，一个社会如何应付民主化和大众文化无法预知而且使人烦恼的后果?或者，更广泛地说，它如何应付资产阶级社会演化的后果，这种演化，看来似乎正要导出另一种社会?这一组问题，使得今人眼中的社会学创造者，有别于那些受到孔德和斯宾塞启发而现今大半被遗忘的实证主义演化论者(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在此之前，后者代表了社会学。
新社会学不是一门已确立、甚或有严格定义的学科，日后也不曾对它的确切内容达成国际性的一致意见。最多，只是在这个时期的某些欧洲国家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学术“领域”。它围绕着少数几个人、几种期刊、几个学会，乃至几个大学讲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涂尔干和德国的韦伯。只有在美洲，尤其是美国，冠上社会学家称号的人才比较多。事实上，许多现在被划归为社会学的作品，其作者皆以其他科目的学者自居：维布伦自视为经济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自视为神学家，帕累托自认是经济学家，莫斯卡自以为是政治科学家，甚至克罗齐也以哲学家自居。赋予这个领域某种一致性的，是想要了解社会的企图，这个社会已无法再通过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来了解。然而，不像社会学较后时期的风气，在这一时期它所注意的主要是如何遏制改变而非如何进行转变，更别提彻底改革社会。因此，它与马克思的关系亦不甚明确·。在今天，马克思往往和涂尔干及韦伯共同被视为20世纪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但是他的信徒并不很喜欢这种标签。正如当代一位德国学者所云：“暂且不说他学说的实际后果，以及其徒众的组织，即使从科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所打下的结，我们也必须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开。”
某些新社会学的从业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社会的实际运作，以别于自由主义理论对它们的假定。因而，在今日被称为“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便产生了大量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多半是以新兴选举式民主政治和民众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韦伯夫妇)。有的集中讨论社会的凝聚力量，这些力量足以抵挡因阶级群体冲突所产生的社会分解；有的则将焦点放在自由社会将人类贬为一群分散迷惑的无根个人的倾向(社会的反常状态)。因此，像韦伯和涂尔干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即使他们几乎都持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立场，也全神贯注于宗教现象。他们主张所有的社会既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具有相同功能的事物来维持它们的结构；而且所有的宗教成分都可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仪式中找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当时被视为是人类婴孩时期的残余(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协助及要求下，人类学家得以就近研究的原始野蛮部落，此时已不再被视为是过去演化阶段的展示，而被视为具有实际功能的社会制度。
但是，不论各社会结构和凝聚力的性质为何，新社会主义都无法避免人类历史演化的问题。事实上，社会演化仍然是人类学的核心。资产阶级社会由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对韦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两者所持的理由也相仿。因为韦伯、涂尔干和帕累托这三个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怀疑论者，都将全副精力贯注于新兴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想借着从更普遍的观点来描述社会演化，以反驳马克思，或者说是反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对马克思式的问题提出非马克思式的答案。这个现象在涂尔干身上最不明显，因为在法国，马克思除了为旧日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巴黎公社分子的革命学说提供略带红色的色彩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意大利，帕累托(在后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经济学家)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真实性，但是主张它不会导致所有统治阶级的覆灭，只会使一批统治精英取代另一批精英分子。在德国，韦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因为他接受了非常多的马克思式的问题，并以不同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回答。
总而言之，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激励和决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感，以及人们体认到有必要采取某种方法，以防止它崩溃或转变为各种不同(无疑较不可取的)的社会。它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吗?或者甚至为其开拓者想要建筑的一般社会科学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吗?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或许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却比较肯定。他们曾提出一种办法，避免他们所希望阻止或扭转的革命崩溃吗?
他们不曾。因为随着时序推进，革命和战争的同时到来已愈来愈迫近。我们接着就要探究这个问题。
[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你听过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吗?……它是一个最有趣的运动，与印度所谓的极端主义者运动非常相似。他们的政策不是祈求恩惠，而是夺取恩惠。
——尼赫鲁与父亲的谈话(时年18岁)，1907年9月12日
在俄国，君主和人民都是斯拉夫人。人民只因为受不了专制政治的迫害，便愿意牺牲成百万的生命以追求自由……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国家时，我更是情绪激昂。因为，它不但有像俄国一样的独裁政体，而且2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外来蛮族的践踏之下。
——一位中国革命分子，约1903—1904年
俄国的工人和农夫，你们不孤独!如果你们成功地推翻、打倒和毁灭封建的、受警察支配的、属于地主的专制俄国，那么，你们的胜利将是全世界对抗暴政和资本斗争的导火线。
——列宁，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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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春期，认为它是一段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时期：许多政权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十分昌盛兴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似乎是相当可信。在经济上，大萧条那些年的阴影尽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纪最初10年阳光璀璨的扩张和繁荣。原先的政治体系不大知道如何应付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骚动、矢志革命的大规模劳动阶级政党，以及公民为了其他理由而发起的大规模动员；而今，它们似乎发现了颇具伸缩性的办法，可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后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时代”，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是繁荣景气的年份，对于有钱人来说，生活异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最顶尖的富者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也是因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或许会为未来发愁，但并不真正害怕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权，大致说来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却显然不是这样。在这些地区，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虽然有些这样的国家不久即将陷入世界大战，可是对它们来说，1914年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分水岭，平静、稳定和秩序的时代不是在这一年突然变成破裂、瓦解的时代。在某些国家，如奥斯曼帝国，世界大战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包括俄国但一定少不了奥匈帝国，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其国内政治问题无法解决的后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简而言之，对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即构成1908年列宁称之为“世界政治火药库”的地区而言，就算没有1914年这场大灾难的干扰，稳定、繁荣和自由进步也绝不可能继续下去。相反，1917年后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稳定富裕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拖进全球性的革命动乱之中，而这种动乱会从这个互相依靠的单一世界体系的边缘上展开。
资产阶级的世纪，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第一种方法的效应比较深远，比较具有爆炸性。它说明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与波斯和土耳其革命的差别。但是第二种却更清楚可见。因为除了墨西哥以外，1900—1914年间的全球地震带，主要便是涵盖在那个庞大的古帝国区，其中有些帝国甚至可追溯到蒙昧远古。这个地理区是由东方的中国延伸到奥匈帝国，再延伸到西边的摩洛哥。
就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标准来说，这些古老的政治结构是东倒西歪、陈旧过时的，而且如许多当代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主张的，注定会消失。它们的崩溃和分裂，为1910-1914年的革命提供了环境，也为欧洲未来的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提供了土壤。在这些年间覆亡的帝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势力。中国虽然有时会陷于分裂，偶尔也曾遭受征服，可是至少有2000年之久，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明中心。伟大的帝国科举考试筛选出学者仕绅作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这项制度除了偶尔中断，也定期举行了1000余年。当科举考试在1905年遭到废除，帝国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事实上只有六年)。波斯在类似的一段时期也曾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不过它的命运起落得更戏剧化。它比它伟大的敌手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伊斯兰教徒、蒙古人与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又数次复活。奥斯曼帝国虽然年轻得多，却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theHun)的时代起，便由中亚乘骑出征，推翻并占领了东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土耳其人相继臣服。由于奥斯曼帝国首都设在君土坦丁堡(之前的拜占庭[Byzantium]“帝王之都”)，它遂成了罗马帝国的直系后裔，罗马帝国的西面一半在第五世纪已告崩溃，但是东面一半却继续存在了1000年，一直到被土耳其人征服为止。虽然自17世纪末叶起奥斯曼帝国已告式微，它却仍拥有横跨三洲的庞大疆域。再者，它的绝对统治者苏丹，也被世界上大多数伊斯兰教徒视为教主，因此也成为先知穆罕默德和那些第七世纪征伐者的传人。上述三大帝国在六年之间，都转型为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君主立宪国或共和国。在世界史上，这六年显然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
俄罗斯和奥匈这两个巨大欲坠的多民族欧洲帝国，此时也行将崩溃。它们不是很相似，不过却都代表同一种政治结构——把国家当家族财产般统治——这种结构愈来愈像19世纪的史前遗迹。再者，这两个帝国都声称继承了恺撒(Caesar，罗马皇帝的称谓，俄国的“沙皇”[Tsar]和哈布斯堡的“皇帝”[Kaiser)都是由这个字转音而来)的称号，前者是通过其仰赖东罗马帝国的野蛮祖先，后者则是托其中古祖先唤起了西罗马帝国记忆之赐。事实上，它们都是晚近的帝国和欧洲强权。再者，不像古老的各大帝国，它们位于欧洲，位于经济开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边界，因此从一开始，便部分被整合进经济上的“先进”世界，而其“强权”身分，又使它们完全整合进欧洲的政治体系——欧洲这个大陆的定义，基本上便是政治性的。(因为亚洲大陆向西延伸到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带，这块地区与亚洲的其余部分并没有显著的地理界线。)因此，如果与中国、墨西哥或伊朗革命那种较为微弱或纯区域性的影响相比较，俄国革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对欧洲和全球政治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欧洲衰弱的帝国的问题，是它们同时跨处两个阵营：前进的和落后的，强势的和衰弱的，狼的与羊的。那些古老帝国只是纯粹的受害者。除非它们能设法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富强的秘诀，否则便注定崩溃、被征服或附属于人。到了19世纪末，这种态势已经非常清楚，而古老帝国世界当中的大型国家和统治者，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尝试学习它们所谓的西方教训。但是，只有日本在这个困难的工作中取得成功，到了1900年时，它已变成狼中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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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教王国最西边的摩洛哥，苏丹政府曾经尝试扩张其管辖权，并对无政府、顽强而且家族互斗不休的柏柏人实行某种有效控制，不过不怎么成功。事实上，摩洛哥在1907—1908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称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在古老、但19世纪已呈朽腐的波斯帝国，同样不可能发生革命。波斯当时受到俄国和英国的双重压力，它竭力想逃避这样的压力，于是从比利时(日后的波斯宪法便以比利时为蓝本)、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请来顾问和帮手，不过他们也发挥不了什么制衡作用。当时的伊朗政治已经隐含了三股革命潜力，这三股力量将在日后汇聚成引爆1979年更大规模革命的力量：对国家衰弱和社会不公具有深切体会的西化知识分子；对外国经济竞争富有深刻感受的市场商人；以及伊斯兰教导师团体——这些宗教导师代表了伊斯兰教什叶派($hia)，该派拥有波斯国教的地位，足以动员传统民众。上述人士都深切了解到西方影响与《古兰经》的无法相容。激进分子和宗教导师的联合，已在1890-1892年间展示其力量。在1892这一年，帝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一位英国商人的烟草专卖权，因为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以及一次相当成功的对烟草出售和使用的联合抵制，甚至波斯国王的妻妾也参与这项抵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暂时消除了波斯的折磨，而给了波斯革命分子鼓励和方略。因为，打败这个欧洲皇帝的强国，不仅是亚洲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因而，不仅是激进解放分子将宪法视为西式革命的明显标志，较广大的公众也将它看成一种“神秘的力量”。事实上，许多宗教领袖的相率前往圣城库姆(Qom)，以及许多市场商人协同逃往英国公使馆(连带造成德黑兰商业的停顿)，在1906年时，为波斯赢得了议会选举和一纸宪法。然而英俄两国1907年的和平瓜分波斯协议，却使波斯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因此，波斯的第一次革命实际上已在1911年结束，不过在名义上，波斯仍保有一纸类似1906-1907年的宪法，一直到1979年革命为止。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帝国强权能向英国和俄国挑战，反倒使得波斯这个国家和它的君主政体得以生存下来。波斯君主除了一旅哥萨克(Cossack)军队外，根本没有什么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旅哥萨克军队的旅长，自称为最后一个王朝的始祖，史称巴列维王朝(Pahlavis，1921-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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