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利赛人和文书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训，用没洗净的手吃饭呢？”耶稣说：“看来以赛亚对伪善的你们所作的预言是没有错的。百姓用嘴唇亲吻我，心却在远离我。你们遵守的是人的规定，却抛弃了上帝的诫命，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所宣告的，不仅是道德与社会的变革。若干证迹显示，他的教义含有极明显的政治倾向。根据耶稣的说法，天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王位，天国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天国在人的心灵中能扩展多远，外在的世界所获得的改革与更新也就能进行多远。
即使听的人是聋子与瞎子，也可以听出耶稣话中改革世界的决心。从那些对耶稣的反对以及耶稣受审判的情形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为同时代的人们设计一套改革、融合、扩展人类生活的方案。实际上他也这么做了。
如果细细品味耶稣的教义，我们便会知道为什么那些富有而幸福的人们会对耶稣的话感到异样的恐怖，并觉得他们的世界会因此而发生震撼。耶稣是想让他们把从社会利益中蓄积的少许私有财产交出来，使其受到普遍的宗教生活的照耀。耶稣好像是一个可怕的道德猎人，把人类从他们一向所居住的舒服的洞穴中拖了出来。在他所说的天国中，一切财产、特权、自负、优先权都不存在。除了爱之外，不可能有动机与报酬。人们对耶稣的教义感到迷惘，并齐声反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连耶稣的弟子们都对他的果敢态度感到惊异。祭司们更是感到，他们与耶稣之间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绝无和解的途径。罗马的士兵们，面对超越他们所能理解且又威胁到他们整个纪律的事物，目瞪口呆之余，只能狂笑不已。他们给耶稣戴上荆棘编成的王冠，穿上紫色的长袍，把他打扮成恺撒的模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如果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教义，就意味着必须开始一种奇异而可怖的生活，并抛弃自己本来的习惯，抑制自己的本能与冲动，而去寻找一种不可琢磨的幸福。历山大的宗教及拜日教的削发为僧、供物、祭坛、蜡烛、诵经、为神灵塑像等形式，甚且也采用了它们的宗教用语和神学思想。而这些却又绝不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疑惑或不信任。这些宗教与其他一些不十分兴盛的宗教共同存在着，它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信徒，因此经常会有一些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加入另一种宗教。有时，有某一种宗教会受到政府重视，而基督教则比其他的竞争者更容易受到猜忌，因为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一样，不肯对神圣的罗马皇帝顶礼膜拜。即便撇开耶稣自己的改革精神不提，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基督教被当成一种反叛的宗教。
圣保罗使弟子们习惯于一种想法：耶稣与奥西里斯一样，会死而复生，并会为人间带来永生。此后，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关于救世主耶稣与天父上帝之间关系的复杂的神学论争也促成了基督教的混乱。阿利阿派认为耶稣虽然是神，但却不是天父，他应该位于天父之下。萨伯利阿派则认为耶稣只是天父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耶稣就是天父，就好像一个男子可以同时承担父亲与工人两种角色一样，耶稣同时承担着上帝与天父两种角色。而三位一体派则提出了更深奥的教义，他们认为上帝是唯一的，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时也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有个时期阿利阿派曾经占据了上风，其后经过争论与暴力争斗之后，三位一体派的信条成了基督教的公认信条。我们可以在阿塔纳细阿信条中找到关于这些教义的详细记载。
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神学争论作出评价，因为这些争论不可能像耶稣本身的教义那样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耶稣本身的教导，确实是为人类的道德和精神生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耶稣相信，上帝是全世界人的父亲，所有人类都是兄弟，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上帝居住的殿堂，是无比神圣的。这些主张，不可避免地给其后的人类社会以及整个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随着基督教及其教义的普及，一种人之为人的新的尊严出现在世界上。正如对基督教怀有恶意的批评家所抨击，圣保罗曾劝奴隶们服从，这也许是事实，但保存在福音书里的基督教的精神强烈反对人对人的压制，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基督教对角斗场上亵渎人类尊严的角斗也明确地提出了反对。
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基督死后的200年间，基督教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无数的信徒加入到基督教会之中。同时，基督教也吸收了很多新观念与新意志。罗马皇帝之中，有人敌视基督教，也有人对基督教保持了一种宽容的心态。在2世纪和3世纪，基督教开始遭到迫害。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下令大规模迫害基督教徒。巨额的基督教教会财产被没收，所有的圣经和宗教书籍都被毁弃，基督教徒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大量教徒被处死。书籍的毁弃是值得我们注目的，因为这一举动显示出当局已经注意到了文字中的信仰所蕴涵的巨大力量。这些“文字里的宗教”――即基督教与犹太教，是受过教育的宗教。它们的存续，大部分是依靠那些能够识文断字并了解其教义的人们。以往的宗教并没有像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如此借助于个人的理性。在蛮族入侵西欧而引起动乱的时代里，基督教会成为保存学术传统的主要机构。
戴克里先对基督教会成长的压制完全失败了。因为在诸多的行政地区，大部分居民和多数官吏都是基督教徒。公元317年，葛莱略皇帝颁布宽容的敕令。324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他对基督教采取了友好的态度，临终时竟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大帝放弃了一切神圣的称号，但却在军队的盾牌及旗帜上加上了基督教徒的象征符号。
过了没有几年，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公认的国教，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与基督教教义相左的诸多宗教，被迅速地消灭或吸收。390年，狄奥多西皇帝更下令把亚历山大城的朱庇特的神像捣毁。这样，从5世纪初叶开始，罗马帝国内所有的神殿和僧侣都处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的统治下，波斯的势力快速复兴，在其后的三个世纪之间，他们成为罗马帝国强有力的竞争者。
我们仔细看一下欧洲地图，便知罗马帝国的弱点何在。多瑙河在今日的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地方往南拐，在那里形成一个马蹄形，从这里到亚得里亚海只有320公里的陆地。罗马人从未好好地整顿过海上交通，因此这320公里宽的土地便成了帝国疆域内的西方拉丁语地区与东方希腊语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蛮族对这马蹄形的地区的攻击最为严重，因为一旦蛮族突破了这条防线，罗马帝国就会分裂成两个部分。
如果罗马帝国的士气高昂，那么极可能出兵抢回达其亚，可惜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君士坦丁大帝确实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帝王，他把入侵的哥特人从罗马帝国的生命线巴尔干地方击退，但却无力把国界推进到多瑙河彼岸。君士坦丁大帝想依靠基督教徒的团结与道德的力量，来恢复帝国衰败的元气，并决心在赫勒斯庞特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创建新都。拜占庭其后为了纪念君士坦丁大帝而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坦丁大帝死时，拜占庭犹在建设之中。君士坦丁大帝在位的末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汪达尔人因不堪哥特人的侵扰，请求准许他们迁居到罗马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大帝在今日多瑙河西岸的匈牙利赐予他们一块土地，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汪达尔人的战士名义上成了罗马士兵，不过仍然由他们自己的指挥官统率，罗马终究未能将这些人同化。
在为重新组建罗马帝国的操劳中，君士坦丁大帝逝世了。不久，罗马帝国的国界又遭突破，西哥特人几乎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在亚得利亚堡打败了瓦林斯皇帝，并在今日的保加利亚地方，抢到了一块土地定居在那里。他们表面上称臣于罗马皇帝，实际上确是征服者。
从379年到395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着罗马帝国。在他统治期间，罗马帝国还比较完整。但意大利与庞若里亚的军队由汪达尔人斯底利哥统率；巴尔干半岛的军队由哥特人阿拉列统率。4世纪末，狄奥多西大帝病逝，留下了两个儿子。阿拉列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其长子阿尔卡求斯在君士坦丁堡称帝，斯底利哥则在意大利拥立次子霍诺留登基。阿拉列与斯底利哥以皇子为傀儡，对帝国展开了争夺。这期间，阿拉列进兵意大利，在短暂的包围之后，于公元410年占领了罗马城。
蛮族入侵帝国分裂
蛮族入侵帝国分裂
5世纪的前半叶，蛮族的军队几乎入侵了罗马帝国所有的领土。要把当时的情况明白地描述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巴尔干等地，曾经在早期帝国之下欣欣向荣的诸多大都市，虽然还得以苟延残喘，但却疲惫至极，人口锐减，濒临衰亡。无疑，这些都市里的生活是粗俗、浅薄、充满不安的。地方官吏依然飞扬跋扈，在罗马皇帝的名义下，干着道德败坏的勾当。教会仍然存在，但圣职者通常都是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们从来不肯读书，却喜欢大搞迷信与恐怖。不过在帝国内没有遭受劫掠者破坏的地方，仍可以看到书籍以及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
乡村的生活也很不景气。罗马帝国内到处都显露前所未见的荒废和混乱状态。有些地方更因战争与瘟疫使土地早已荒芜，盗贼在道路上和森林里横行。蛮族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侵入了帝国的领土，并拥立他们的酋长为统治者，还冠以罗马的官职名称。如果入侵者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也许会与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妥协，占领都市后会与当地人交际应酬并进行通婚，或许还学会了一丁点拉丁语。然而，入侵罗马的却是属于不列颠的朱特人、盎格鲁人、萨克森人等农业民族，他们对城市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几乎把罗马化的居民从不列颠南部都赶了出去。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条顿土语取代了拉丁语，这种方言以后演化成了英语。
在这部小书里，我们无法为读者详述形形色色的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在混乱的罗马帝国里为了寻找财富和舒适的住居地而转战的情景。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汪达尔人历史上最早出现在东日耳曼地方，后来定居于庞若里亚。公元425年的时候，汪达尔人从此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后迁移到西班牙。他们发现来自南俄罗斯的西哥特人以及其他日耳曼民族都已经在西班牙建立了统治。于是汪达尔人由真塞立克率领，从西班牙渡海来到北非（429年），并占领了迦太基（439年），建造了舰队。他们确保了海上霸权后，又占领并掠夺了当时尚未从半世纪前的阿拉列的占领与劫掠中完全恢复过来的罗马（455年）。从此，汪达尔人成了西西里、科西嘉、撒丁以及其他西地中海的大部分岛屿的统治者。他们事实上拥有了与700多年以前的迦太基海上帝国极相似的另一个海上帝国。汪达尔人的势力于公元477年左右到达巅峰，他们成为领有这广大地方的极少数征服者。但到了6世纪，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汪达尔人的领土又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夺回。
汪达尔人的故事，仅是众多的类似冒险故事中的一个。随后，一个与以前的征服者没有任何种族关系但却是最为可怕的民族开始入侵欧洲。他们是西方世界从未领教过的蒙古系的匈奴人和鞑靼人，也是充满活力和战斗能力的黄色民族。们得以在中亚大草原称霸，则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以后的事情。5世纪确实是匈奴人的世纪。最早来到意大利的一批匈奴人，是霍诺留的主子汪达尔人斯底利哥的雇佣兵团。后来，他们占领了汪达尔人原先居住过的庞诺尼亚。
5世纪中期，匈奴人中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将领阿提拉。关于他的势力的详细情况，我们知之甚少。阿提拉不但控制着匈奴，还臣服了日耳曼诸族令其朝贡。他的帝国从莱茵河横跨大平原，一直延伸到中亚。阿提拉还曾与中国交换使节，其大本营设在多瑙河之东的匈牙利平原上。在这里，阿提拉接见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使者普利斯克司。普利斯克司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阿提拉帝国的故事。这些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驱逐的原始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一般人住在小屋或帐幕里，首长们则居住在有栅栏的木造建筑里，并在那儿举行宴会、酒会乃至听吟唱诗人的朗诵。不用说荷马故事里的主角们，就连亚历山大属下的马其顿人，来到阿提拉的营帐时，想必也比置身于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二世颓废的宫廷里，更觉得舒服惬意。
匈奴人与阿提拉统率下的游牧民，对地中海的希腊、罗马文明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时期，似乎与多年以前野蛮的希腊人对爱琴文明所扮演的角色颇为相似。看来，历史恰似在大规模地重演；然而匈奴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比早期希腊人更为强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早期的希腊人并非真正的游牧民，充其量也就是移居迁徙的畜牧农耕民。匈奴人到处侵略、掠夺，却从未定居。
数年间，阿提拉随心所欲地欺凌狄奥多西。他的军队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根据吉朋的说法，阿提拉将巴尔干半岛上不下70个都市，悉数予以破坏，狄奥多西借进贡来怀柔阿提拉，也曾派刺客想将他除去。451年，阿提拉将目标指向帝国之中仅剩的操拉丁语的地区。他入侵高卢，于是北部高卢的街市几乎都受到劫掠和破坏。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组织了联军，在法国东北部的特鲁瓦击败了阿提拉。这一场大会战，阵亡者有人认为15万，也有人估计为30万，总之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大会战。阿提拉的锐势虽然在高卢受挫，但他的庞大军力却并未耗尽。第二年，他又通过威尼斯入侵意大利，将阿奎利亚、帕多瓦付诸一炬，并掠夺了米兰城。
从这些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尤其帕多瓦避难出来的一大群人，逃到亚得里亚海北端海湾里的岛上，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威尼斯城邦的前身，而威尼斯在中世纪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
453年，阿提拉与一年轻女性结婚，在盛大的婚宴之后暴毙。阿提拉一死，他那偏好掠夺的联合军队即告分裂。匈奴帝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匈奴人也融入了周围为数更多的雅利安语系居民之中。然而，匈奴人的大举侵略，却在事实上造成了西罗马帝国的覆亡。阿提拉死后，汪达尔人及其他佣兵军团所拥戴出的十个皇帝，统治了罗马20年。来自迦太基的汪达尔人，在455年攻克并掠夺了罗马城。478年，蛮族军队的领袖鄂多亚克推翻了庞诺尼亚人皇帝罗幕路斯?奥古斯都，然后向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报告说：西方已经没有一个皇帝了。西罗马帝国就这样灭亡。493年，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登上了罗马王位。
从欧洲西部到欧洲中部，蛮族的领袖们事实上已经独立，但他们大部分却又向皇帝表示着暧昧的臣服，以王或公的称号统治属下的一块土地。这种实际上独立的盗匪型统治者，为数达数百至数千之多。在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还有达其亚等地区，拉丁语虽然掺杂了一些地方语音，却依然为一般通用语言；不列颠与莱茵河东则以日耳曼语（以及在波希米亚的斯拉夫系捷克语）为常用语言。使用拉丁文的仅限于高级的圣职者以及其他少数有教养的人们。当时人们的生活很不安定，财物必需靠武器来保护，城寨增加，道路损坏。6世纪之初，整个西方世界处于分裂之中，文化知识领域内也是一片黑暗。假使没有修道士与基督教徒，拉丁文化极可能已经被完全消灭。
以宗教为基础的罗马帝国
以宗教为基础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崛起，最早是因为市民权的观念使人民团结在一起。整个共和国的扩张时期，直到早期帝国时代，多数罗马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市民权，认为那是特权，也是义务，并确信在罗马法会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也有为罗马法光荣牺牲的决心。罗马人正义、伟大、守法的名声远及罗马国界之外。然而，到了布匿战争时代，市民权的意识因财富及奴隶制的发达而开始遭受损伤。市民权本身虽然获得扩张，而市民权的观念却早已变质了。
一言以蔽之，罗马帝国是一种原始的国家组织。国家没有对公民实施教育，也没有使不断增加的市民大众知悉其施政方针，更没有寻求市民大众对国策的支持。帝国内既没有学校组织以确保国家意志的贯彻，也缺乏信息发布机构来支持民众的活动。马略与苏拉的时代以来，争夺权力的野心家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针对帝国内所发生的事件去征求民意。市民权的精神已死，却无人觉察。不论何种帝国、国家，凡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终极而言，是依靠理解与意志而成立的，而罗马帝国的意志已荡然无存，罗马帝国因而崩溃瓦解。
操拉丁语的罗马帝国虽然在5世纪灭亡了，但其内部却已产生了某种利用它的威信与传统的东西。那就是操拉丁语的天主教会。帝国虽亡，天主教会却尚在，因为天主教会体现了人们的灵魂与意志，并且拥有使它团结的书籍、教师和传教士，而这些的确比任何法律或军团更强更有力。帝国渐趋衰亡的整个四五世纪，基督教普遍地扩及整个欧陆。它征服了欧陆的征服者――蛮族。阿提拉进军罗马城时，似乎罗马城的总主教阻止了他，完成了任何军队所未能完成的事――仅靠道德力量而将之逐退。
罗马的总主教――教皇，主张教皇即为全部基督教会的首领。由于罗马已没有皇帝，所以教皇主张将皇帝的称号与资格合并在他身上。于是他自称“旁赤费克斯?马克辛司”――这是罗马皇帝的一切称号之中最古老的一个称号，意为在罗马职司牺牲的最高祭司。帝国之间的争斗，使得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埃及处于长久的不安与荒废的状态之中。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这些地区的文明水准颇高，人民富裕，人口众多。此后却因不断的杀戮、掠夺、战时的课税等渐渐衰落，终于仅剩下少数农民散居在乡间，被捣毁的城市只剩下一堆堆的废墟。在这贫穷而混乱的年代里，只有北部埃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繁荣。亚历山大城与君士坦丁堡一样，虽然情况不是非常好，但仍维持着东部与西部贸易往来。
在这两个战乱不断的帝国里，科学与政治哲学似乎已告灭绝。雅典最后的哲学家们，直到雅典哲学学院被查士丁尼一世封闭，仍然保存着他们所未能完全理解，但却对之充满了无限的畏敬的伟大的古老文献。然而，不论是哪个阶层，都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勇敢而能以自主独立的精神思考事物的自由人，来继续对这些文献当中所包容的率直的语言与传统进行研究，并将其精神传承下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们在知识上极度贫乏，也是一个原因。当时的波斯和东罗马帝国都是新型的宗教国家，它们疯狂地迫害异端，压制人类自由的精神活动。
当然，世界上最早的帝国，无一不是以顶礼膜拜神或神圣的帝王为中心的宗教国家。亚历山大被当成神，罗马皇帝也被供奉在神殿上，对皇帝效忠就是对罗马帝国效忠。这种种做法都是把帝王当成神一样崇拜。但这些旧宗教，本质上乃是行为与事实的宗教，它们不会禁锢人的精神。只要向神献上供品并顶礼膜拜，实际上你怎么想或怎么说，好象都没有关系。然而，新型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却是以统治人们的精神为主。这些新宗教不仅仅需要遵奉，还要求人们理解自己的信仰，因此自然而然产生了有关信仰本质的论争。换言之，这些新的宗教乃是信仰的宗教。于是世界上出现了“正统派”这个新词。正教用严格的教条规定了人的行为、言语以及思想。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抱持着错误的见解，并把它传达给别人，就不再是知识上的缺陷，而是使灵魂永远堕落的道德上的罪过了。
在3世纪创建萨桑王朝的阿尔达西一世，以及在4世纪重建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都曾求助于宗教组织的力量，因为他们认识到宗教组织实为可以利用并统御人们意志的新手段。因此，在4世纪末以前，这两个帝国已开始迫害自由的谈论以及宗教的革新。在波斯，阿尔达西一世发现了一种古已有之的拜火教，这种宗教有自己的祭司与神殿，在祭坛上点燃圣火作为崇拜的对象。阿尔达西一世立即将之定为国教，以借助宗教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3世纪末，拜火教徒开始迫害基督教徒。277年，新宗教摩尼教的教主摩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被剥皮。在君士坦丁堡，人们也在忙着逮捕基督教的异教徒。因为摩尼教的观念渗入了基督教，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基督教徒使用各种极端的手段与之抗争。另一方面，来自基督教的观念也损害了拜火教的纯粹性。就这样，一切思想和观念都被认为是危险的。科学在这个时代完全失去了光辉，因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宽容与自由在这个迫害异教徒的时代根本不存在。
这时期拜占庭的生活，是由战争、黑暗的神学和人类的永恒不变的罪恶构成的。它像绘画一样浪漫，却无一丝清新与明朗。拜占庭与波斯，只要不与来自北方的蛮族抗争，便会在彼此间爆发可怕而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因此而荒废疲敝。实际上，即便是这两个帝国能紧密结盟，也没那么容易驱逐蛮族，恢复他们自己的繁荣。土耳其人或鞑靼人，早先与波斯，继而与拜占庭以同盟国的姿态，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公元6世纪，相对峙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查士丁尼一世与克斯洛埃斯一世；公元7世纪之初，则是赫勒克留与克斯洛埃斯二世之间的对抗。
贝都因民族的领袖―穆罕默德
贝都因民族的领袖―穆罕默德
在公元610年赫勒克留登基以前，克斯洛埃斯二世势如破竹，占领了安提阿、大马士革以及耶路撒冷，其军队直抵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小亚细亚的加尔西顿。公元619年，克斯洛埃斯二世征服埃及。但不久，也就是公元627年，赫勒克留在尼尼微剿灭了波斯军队。不过这时加尔西顿仍驻有波斯军队。公元628年，克斯洛埃斯二世被其子废黜并杀死。疲惫已极的两个帝国之间，总算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已经开始最后的殊死战斗，但它们做梦也没想到，使这场毫无目的的漫长战争结束的一场风暴，已经渐渐地在沙漠地区酝酿成功。
当赫勒克留正在叙利亚恢复秩序时，一封信件送到他手中。信件是通过大马士革南方波士特拉的帝国前哨部队转来的，上面写的是莫名其妙的闪系沙漠语言阿拉伯语。如果这封信确曾被交给过赫勒克留，肯定是由翻译官翻译出来念给他听的。此信的署名为“神的先知穆罕默德”，信中要求赫勒克留皇帝信奉“唯一的真主”，并做真主的仆人。至于赫勒克留皇帝是如何回答的，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同样的信件，也被送达忒西丰的卡瓦德。卡瓦德勃然大怒，撕破来信，下令将使者逐出。
这穆罕默德是贝都因民族的一个领袖，他的根据地是个叫麦地那的沙漠小镇。穆罕默德倡导信仰唯一真主的新宗教。在得知卡瓦德撕毁了他的信件之后，穆罕默德叫道：“主啊，让卡瓦德的手来撕裂他的王国吧！”把国界往北推展，隋朝与唐朝则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广大的南方。唐王朝的版图与今日中国的版图大小相当。在中亚方面，唐王朝声威远播，通过向自己朝贡的土耳其民族，一直延伸到波斯及里海。
唐王朝时代的中国，与汉朝时的中国大不相同。崭新而富有活力的文学流派出现了，造成了诗歌的大复兴。佛教使哲学以及宗教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艺术创作、工艺技巧和生活娱乐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人们开始饮用茶，并发明了纸，木版印刷术也在此时出现了。在这数个世纪之间，中国有将近数百万的人们，过着秩序井然、幽雅而舒适的生活。然而，在同一个时期，欧洲与亚洲西部的人口却在减少，那里的人们住在茅屋或有城墙的小城市里，或者是恐怖的盗贼山寨里。西方人的精神，因神学上的迷妄而暗淡无光，中国人的精神却是开放、宽容的。
唐朝早期帝王之一是唐太宗，他即位于公元627年，即赫勒克留在尼尼微获胜的那一年。赫勒克留曾差遣使者往谒太宗，想来赫勒克留必是有意在波斯背后求得一个同盟者。有一群基督教传道士也从波斯来到唐王朝（公元635年）。他们获得准许，为唐太宗说明基督教的教义，唐太宗还检阅了《圣经》的中译本。后来，唐太宗下诏准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并准许基督教徒创建教会和修道院。
公元628年，穆罕默德的使者也来到了唐王朝的土地上。他们搭乘贸易船从遥远的阿拉伯沿印度海岸来到广东。唐太宗与赫勒克留和卡瓦德不同，他认真地聆听了穆罕默德使者的话，并对他们的神学观念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唐太宗帮助伊斯兰教徒在广东建造了清真寺，这所寺院现今仍然存在，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点燃了这阿拉伯火焰的，是伊斯兰教的圣人穆罕默德。在40岁以前，穆罕默德从未做过足以惹世人瞩目的事情。他似乎对宗教方面的议论深感兴趣。当时的麦加，是一个著称于整个阿拉伯的市街，在那里供奉着一块叫做“卡巴”（Kaaba其意为方）的石头，麦加因此而成为朝圣者的聚集地。但是，这地方有众多的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南部全部都是信奉犹太教的教徒。另外，在叙利亚则有基督教的教会。
大约40岁左右时，穆罕默德开始显现出与1200年以前的希伯来先知同样的特征。首先，他先向自己的妻子传教，讲了唯一的真主以及对德行的报应和对罪恶的惩罚等事情。显然，穆罕默德的思想受到了犹太人与基督教徒的强烈影响。然后，穆罕默德把一小撮信徒们召集在身边，渐渐地开始走上街头抨击对偶像的崇拜。但此举却招来了市民们的反感，因为麦加的繁荣全赖前来朝拜圣石的朝圣者。然而，穆罕默德的说教还是越来越大胆，也越来越明显。他自称是为了完成宗教使命而受神托的先知之中的最后一个，并宣称亚伯拉罕与基督全都是他的先驱。也就是说，他是被神选出来的，是来完成神的旨意的。穆罕默德还拿出了自己所做的诗，并说那是天使传授给他的。他说自己在梦里曾被带到天国，亲耳聆听了神的旨意。
穆罕默德的宗教势力日渐增长，市民们的敌意也逐渐加深，终于有人谋划要暗杀他。为了躲避当地的反对派，穆罕默德与公元622年偕同他忠实的朋友兼弟子艾卜?伯克尔来到了麦地那。因为那里的人们信奉他的教义。麦加与麦地那之间因此而爆发了一场战争。最终战争通过谈判结束了。麦加采用了唯一真主的礼拜仪式，穆罕默德也被承认是先知。这新宗教的信徒，一如往昔他们是偶像崇拜者时一样，可到麦加去朝拜。如此，穆罕默德不必阻扰麦加朝拜者的通行而在该地确立了唯一真主的地位。公元629年，他以统治者的姿态回来麦加。这是穆罕默德向赫勒克留、唐太宗、卡瓦德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差遣了使节第二年的事。
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在这四年间，穆罕默德的势力扩张到阿拉伯的其余地区。他还将自己所创立的宗教的戒律，以口述的方式编成了《古兰经》一书，并声称这是神传授给他的。
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力量。伊斯兰教强调唯一的真主，对真主的统治极其崇拜。比起其他宗教来，伊斯兰教要自由、简单的多。《古兰经》中只规定了朝拜麦加的有限礼仪。穆罕默德还亲自规定了各种预防措施，以防在他死后被神化。伊斯兰教还主张在真主面前，不论肤色、出身、身份，所有的信徒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伊斯兰教帝国的真正建设者并非穆罕默德，而是他的朋友、援助者艾卜?伯克尔。如果说穆罕默德是原始伊斯兰教的精神与想象，那么艾卜?伯克尔就是伊斯兰教的良心与意志。每当穆罕默德动摇时，都要靠着艾卜?伯克尔来支撑。穆罕默德一死，艾卜?伯克尔立即成为“哈里发”（继承者之意），他以震撼山岳的信仰，依照那位先知于628年向世界上所有君主送去的信函，开始了使全世界归属于阿拉伯的努力。而他所凭借的，只不过是仅有三四千人所组成的阿拉伯人军队。危。从672年到718年之间，阿拉伯人屡次从海上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但这个伟大的城市始终岿然不动。
阿拉伯人的历史文明
阿拉伯人的历史文明
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政治才能，也缺乏政治经验，因此这个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从西班牙到中国国界的大帝国，面临着迅速崩溃的命运。阿拉伯帝国的统一，从开始就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受到损害。但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不在于阿拉伯帝国政治上的分裂，而在于阿拉伯帝国对人的心灵和人类一般命运的影响。阿拉伯人的精神，比1000年前希腊人的思想更急剧地扩散到这个世界上。中国以西的整个世界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从而导致了旧观念的崩溃和新观念的发展。
在波斯兴起的这种昂扬的阿拉伯精神，不仅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的教义发生了接触，而且也与希腊文学和被译成叙利亚语而被保存下来的希腊科学发生接触。同样地，它在埃及也发现了希腊文化；在西班牙还发现了活跃的犹太人思想和辩论的传统。在中亚，它与佛教和中国文明的物质成就遭遇，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从而使书籍的印行成为可能，然后这阿拉伯精神还接触到了印度的数学和哲学。阿拉伯人开始认识到《古兰经》并不是唯一全能的书籍，他们排斥异教的恶习也迅速地消失了。
在阿拉伯人足迹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研究学问的热潮。8世纪之际，在整个“阿拉伯化”的世界里都成立了教育组织。到了9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学校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与开罗、巴格达、博克拉以及撒马尔罕的学者们通信。犹太人的精神与阿拉伯人的精神彼此影响和同化着。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同属闪族的种族以阿拉伯语为媒介从事合作。在阿拉伯人的政权崩溃以后很久，讲阿拉伯语的世界仍在继续着这种知识上的合作，直到13世纪还产生了不少令人惊讶的成果。
最早由希腊人开启端绪的各种系统搜集和研究的方法，因为闪族世界的复兴而再度复活。长久以来被埋没的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博物馆所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发芽、成长，并即将结出果实。人类在数学、医学、物理学等方面，有了非常重大的进步。粗糙的罗马数字，由现在我们所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取代，零的符号也首次被运用。现今全世界通用的“代数学”、“化学”等名称，都是阿拉伯语。几个星辰的名称，如大陵变、阿耳德勃兰、牧夫座等，都显示出阿拉伯人天文学知识的丰富。阿拉伯人的哲学，也使得法国、英国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哲学再次放出异彩。
阿拉伯的实验化学家被称为炼金术士。他们在精神上还很不开化，因而将自己的炼金方法与成果都当做秘密而不予公开。这些炼金术士很清楚，如果他们的发现能够成功，将会给他们带来暴利，并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发现了有重大价值的冶金术，即合金、染色、蒸溜、药剂、香水、光学玻璃等工艺，但是他们寻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第一个目标是“哲人石”――就是把一种金属元素变成另一种金属元素，从而用人工来制造金子的方法。另一个目标是“长生药”，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发明一种长生不老之药。这些阿拉伯炼金术士艰涩难懂的实验，逐渐扩展到基督教徒的世界。最后，全世界都被他们的研究所吸引。炼金术士的活动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和合作性的工作，他们知道了交换思想的好处。继而，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之后，最后的炼金术士变成了最早的实验哲学家。
这些古老的炼金术士所探寻的虽然是哲人石与长生不老之药，然而从结果来看，他们却发现了能使人类控制世界和自己命运的力量――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种协同与联合的制度，这就是一直到今日仍在欧洲的生活中留有痕迹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一种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它产生的过程大致如下：由于无论在哪个地方，孤立无援的人们总会感到不安，所以都希望能以牺牲自己少许的自由来换得援助与保护。孤立无援的人们寻找到了比自己更强有力的人物，这些人物成了他们的领主或保护者。这就是说，孤立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自愿地为领主服兵役或者缴纳贡税。而这些领主又从属于更大的领主，他们也从更大的领主那里获得保护。最后，城市也开始依附于封建保护者，甚至连修道院和教会也加入了进来。当然，在获得保护之前，受保护的人必须向保护者宣誓效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组织。不过，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起初，叛乱和私人冲突经常发生，渐渐地，秩序被建立起来，一种新的制度和法律产生了。随着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渐趋完善，在某些地方终于形成了新型的国家。早在6世纪之初，今日的法兰西和荷兰即已有了法兰克王国，在其创建者克洛维的统治之下，其后更有了西哥特王国与伦巴底王国。
公元720年，当伊斯兰教徒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克洛维子孙的宫廷，这个宫廷是事实上由宰相查理?马特尔所控制的法兰克王国。732年，查理?马特尔还在普瓦泰击败了阿拉伯人的军队。查理?马特尔成为从阿尔卑斯山之北、比利牛斯山脉直到匈牙利的欧洲大君主。他控制着众多使用法兰西系拉丁语和高、低日耳曼语的诸候。他的儿子丕平后来纂夺克洛维王朝的王位。768年，查理?马特尔的孙子查理曼成为这庞大领土的君主。他认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如此的伟大，所以一度曾想恢复拉丁皇帝的称号。后来，查理曼征服了意大利北部，成为罗马的统治者。
我们若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欧罗巴的历史，就可以比那些单纯的国家主义的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拉丁系罗马帝国的传统是如何的受拘束，又是如何的不幸。为了获得这幻影般的优越权，在这狭窄地区进行的激烈斗争，长达1000年之久。欧洲的活力被消耗殆尽。这个时期的战争是无法遏制的，欧洲的野心家们完全丧失了理性。其原动力之一，就是像查理曼那样想做罗马皇帝的野心。查理曼的领土，是由各种未开化的封建日耳曼小国混合而成的。在莱茵河之西，这些日耳曼民族中的绝大多数渐渐地开始说拉丁化的土语――它们最后融合而成法兰西语。在莱茵河之东的日耳曼民族，却依然在使用他们的日耳曼语（德意志语）。这样，这两个未开化的征服者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起来，产生分裂也就不足为奇了。查理曼死后，他的儿子依照法兰克的习惯将其帝国分割了，这更促成了领土的分裂。于是查理曼时代以后的欧洲历史便呈现出一种纷乱复杂的状态。一方面，使用法兰西语和使用日耳曼语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敌意日渐加深；而另一方面，君主与王室为了争夺欧洲的王侯、主教的位置而展开了激烈地争斗。当时要想当皇帝都必须有加冕仪式，所以当时君主与王室的最高野心，就是夺取已趋衰微而地处边陲的罗马，在那里举行自己的加冕仪式。
欧洲政治混乱原因
欧洲政治混乱原因
欧洲政治混乱的第二个原因，是罗马教会不想让俗世的王侯当皇帝，从而使罗马教皇成了实际上的皇帝。教皇原本就已经是“旁赤费克斯?马克辛司”（即最高祭司）了，并且也统治着日趋衰败的都市罗马。教皇虽然没有军队，但却有遍布整个拉丁世界的由属下教士所构成的宣传体系。尽管教皇不能直接对民众实施控制，但却握有人们想象之中的天堂与地狱的钥匙，因此能对人们的灵魂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整个中世纪，正当王侯们为了获得平等权，继而是特权，然后是为最高的皇冠而尔虞我诈之际，罗马教皇则以基督教国家中的最高领袖的身份时而大胆，时而狡猾，时而无力地（这是因为教皇的年纪都很大，所以他们在位的时间平均不到两年）玩弄着权术，企图使所有的王侯都服从于他。
然而，王侯对王侯，皇帝对教皇的这种对立，绝不是使欧洲混乱的全部原因。君士坦丁堡依然有皇帝，他使用希腊语，要求整个欧洲向他效忠。查理曼一心想复兴帝国，而他所能复兴的，只是帝国的拉丁地区而已。于是，拉丁帝国与希腊帝国之间，很容易就会发生对立。最后，希腊语系基督教与新兴的拉丁语系基督教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罗马教皇声称，他是基督的第一个使徒圣?彼得的继承者，因此，他也是所有基督教社会的领袖。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与总主教都不同意罗马教皇的主张。这样，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在各个教会之间产生了，并在1054年造成了教会的决裂。之后，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分道扬镳，公开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对立。
在这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里，不久又产生了三组对立。当时的波罗的海和北海一带，仍然残存着一些没有被完全基督教化的北欧部族，他们就是诺曼人。诺曼人雄居海上，侵扰着南至西班牙的整个基督教国家的海岸。他们还顺着俄罗斯的河流逆流而上，来到中欧，并开始在南边的河流上称霸。诺曼人也以海盗的身份出没于里海和黑海。他们在俄罗斯建立了几个公国，是第一个被称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这些诺曼系的俄罗斯人，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9世纪的英格兰，是查理曼属下的爱格柏统治的基督教化的低地日耳曼国家。886年，诺曼人从爱格柏的继承人阿尔弗德烈大帝手中抢走了英格兰一半的领土；1016年，在喀奴特的统率下，诺曼人又占领了英格兰全境。此外，912年的时候，洛尔夫率领的另一队诺曼人征服了法兰西北部，建立了诺曼底公国。
喀奴特不但统治了英格兰，同时也支配着挪威和丹麦。但喀奴特的短命帝国却因为他的死，而被其子嗣们瓜分，这是未开化民族的一种陋习。如果诺曼人这种短暂的统一能够继续下去，那事情又将会如何呢？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诺曼人大胆而又精力充沛，他们乘坐着他们的加利船，航行到冰岛、格陵兰等地，成为最早在美洲登陆的欧洲人。其后，诺曼人的冒险家们从撒拉逊人手中夺回西西里岛，甚至还掠夺了罗马。喀奴特王国的船队竟然可以完成从美洲到俄罗斯的航行，这不能不让我们惊叹。
日耳曼人与拉丁化欧洲人的东边，是斯拉夫诸部族与土耳其诸民族混合居住的地方。这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在8世纪和9世纪西迁的匈牙利人。他们曾生活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之下，但查理曼死后，他们就占据了匈牙利，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匈牙利人承袭了其远祖匈奴人的本性，每到夏天就入侵欧洲各地。938年，他们通过日耳曼（德意志）入侵到法兰西，还越过阿尔卑斯山抵达了意大利北部，他们大肆放火、劫掠、破坏，然后又退回了匈牙利。
最后从南方入侵罗马帝国，并扫荡了罗马的残余势力的是撒拉逊人。他们当时称霸于海上，他们唯一海上劲敌是诺曼人――即来自黑海的俄罗斯系诺曼人与西方的诺曼人。
尽管处在这些充满活力与攻击性的诸民族的包围之中，查理曼以后的一连串野心家却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下，为复兴西罗马帝国努力，虽然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闹剧。自从查理曼的时代以来，西欧的政治生活始终纠缠在这种观念里。在东方，罗马势力的希腊半边早已衰弱无力，最后只剩下衰败的商业都市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数里的领土。就政治上而言，查理曼以后的1000年间，欧洲大陆都是墨守成规，而没有丝毫的创造性。
查理曼的名字在欧洲的历史上虽然非常显赫，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形象似乎并不太明了。查理曼不能读，也不能写，却很尊重知识。他在进餐时喜欢让人高声朗诵，还特别喜爱进行神学方面的讨论。查理曼经常把很多学者召集到他在爱食拉沙泊或马因斯等地方的冬季行营中，通过与他们交谈来汲取各种知识。夏季里，查理曼则多半在与其他民族打仗，他的对手是撒拉逊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日耳曼族的异教徒。至于查理曼想继奥古斯都之后做罗马皇帝的想法是在征服了意大利北部之前产生的，还是之后产生的，以及他的这种想法是否是被一心想使拉丁教会从君士坦丁堡独立出来的教皇利奥三世所教唆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在罗马，教皇与这位有先见之明的查理曼大帝还在为应不应该由教皇为他公开加冕而争论。不过，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之际，教皇还是在圣彼得教堂为前来参拜的查理曼大帝举行了公开的加冕仪式。教皇取出皇冠，戴在查理曼头上，并称查理曼为恺撒，为奥古斯都，并给予他祝福。民众们为此欢呼喝彩，而查理曼对此却一点也不高兴，反倒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他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一个密诏：不要让教皇来为你加冕做皇帝，而要自己戴上皇冠，因为查理曼原本是打算自己给自己加冕的。于是，自从帝权复活之初起，教皇与皇帝之间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就开始了。但是，查理曼的儿子路易却没有秉承父训，对教皇是千依百顺。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
查理曼的帝国因其子路易之死而告分裂，操法语的法兰克与操日耳曼语（德语）的法兰克之间形成了鸿沟。其次继位的皇帝是撒克逊人享利的儿子奥托。公元919年的时候，奥托在日耳曼的诸侯和主教的会议上被选为日耳曼王（即德意志王）。奥托来到罗马，并于962年在罗马即帝位。这个撒克逊王朝在11世纪之初就灭亡了，被其他的日耳曼统治者取代。操多种法兰西土语的西部封建诸侯和贵族，自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灭亡后，就从未隶属过任何日耳曼皇帝，不列颠的其他地方也从未参加过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帝国）。诺曼底大公与法兰西国王以及众多的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处于帝国之外。
公元987年，法兰西王国脱离了加洛林王朝的控制，落入卡贝王朝之手。卡贝王朝一直维持到18世纪。在卡贝王朝时代，法国国王统治的地区只限于巴黎周围的一小块地方。
1066年，英格兰受到哈罗德?赫德拉达所率领的挪威诺曼人的攻击，同时，诺曼底大公也统率着拉丁化的诺曼人入侵英格兰。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虽然在斯坦福桥击退了前者，却在黑斯廷斯被后者击溃。英格兰遂被诺曼人征服。此后，英格兰与斯堪的那维亚人、条顿（日耳曼）人、俄罗斯人失去了接触，却与法兰西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争斗。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之间，英格兰人被卷入了法兰西封建诸侯的纠纷之中，成为法兰西战场上的冤魂。伊斯兰教哈里发领地的东北一带，住着许多土耳其族人，他们均已改信伊斯兰教。与南方更理性的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相比，他们的信仰更朴素，也更热烈。进入10世纪以后，土耳其强大起来，而阿拉伯人的势力却渐渐趋于分裂、衰弱。土耳其人与伊斯兰教帝国的关系，与1400年前的米堤亚人与最后的巴比伦帝国的关系越来越相像。到了11世纪，一群塞尔柱土耳其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拥戴哈里发为他们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上却把他当成是俘虏、傀儡。塞尔柱土耳其人还征服了亚美尼亚，继之又扫荡了小亚细亚东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1071年，东罗马的军队在梅拉斯吉特一战中崩溃，土耳其人的军队继续推进，终于彻底扫荡了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统治。最后，他们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尼西亚要塞，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迈克尔七世大为恐慌，因为这之前，他刚刚与占领了杜拉曹的一群冒险的诺曼人以及渡过多瑙河侵入帝国境内的土耳其贝奇尼格人进行过激烈的战争，帝国的军队损失惨重。迈克尔七世无计可施，只得向外求援。值得注意的是，他求援的对象不是西方的皇帝，而是拉丁系基督教会的领袖罗马教皇。迈克尔七世致信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告知形势的严峻；而他的继承人阿列克修?科穆宁更是屡次驰书给罗马教皇乌尔邦二世，告知危险迫在眉睫。
这是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决裂后还不到25年时的事情。它们之间的争执，大多数人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拜占庭方面的危机对于罗马教皇来说，正是压制信仰异教的希腊教会并恢复拉丁教会支配权的绝好机会。另外，这件事情还给了教皇解决当时使西方基督教各国大为苦恼的另外两个难题的机会。其中之一是经常破坏社会生活秩序的“私斗”现象，另一个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尤其法兰克人和诺曼人的战斗力量过于强大。于是,一场针对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建议停止基督教徒之间的一切战斗行为（1095年）。战争的发动者公开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从异教徒手里收复圣城。当时有个隐士叫彼得，他主动承担起了宣传的任务。彼得布衣赤足，骑着一头驴子，肩上扛着一只巨大的十字架，在街头、市集、教会等场合向群众展开了说教。从法兰西走到德意志，彼得广泛地进行了启蒙性的宣传。他谴责土耳其人对基督教朝圣者的迫害和欺凌，谴责异教徒对于圣墓的污辱，宣扬收复圣地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事情。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的宣传和教化，在这时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狂热的巨浪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基督教的群众性在这里首次显现出来。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念就能使这么广大范围内的民众为之赴汤蹈火，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在此以前，罗马的历史也好，印度与中国的历史也好，都没有可与十字军东征所匹敌的事件。不过，小规模的类似运动则有过一次：犹太民族在从巴比伦的虏囚生活中解放出来后也做过同样的事；另外，在往后的岁月里，伊斯兰教徒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集体精神。这种运动，确实与伴随着宗教的传播和发展而出现的新精神有关。希伯来的先知们、耶稣与他的使徒们，还有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类灵魂的训诫者，他们使个人的灵魂受到了上帝的关照。而在此以前，宗教是不涉及人的灵魂的，宗教只不过是庶物崇拜或伪科学。古代宗教以神殿为中心，祭司创造了神秘的牺牲，借恐惧心来奴隶和控制民众，而新的宗教则使人真正成为了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民众运动。倘若把此举看作是近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标志，不免言过其实，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近代民主主义的确是在这个时代兴起的。稍后，我们将看到，近代民主主义再次复兴，并引发了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
这最早的民主主义运动，终究却以极其可悲可叹的结局而告终。数目庞大的民众――与其谓之为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在既无指挥者，也没有适当的装备的情况下，为了拯救圣墓而从法兰西、莱茵兰、中欧等地往东进发。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十字军”。两大群十字军拥进匈牙利，错把改信基督教不久的马扎尔人当做异教徒，并对他们大肆迫害，结果却是十字军最终遭到歼灭。另一大群人也同样地犯了错误，在莱茵兰对犹太人大加迫害，然后才东进，却同样在匈牙利被消灭。由隐士彼得亲自率领的两大群民众，抵达君士坦丁堡，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结果却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击溃而遭屠杀。欧洲民众最早的民主主义运动，就这样开始，并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1097年），真正的军队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就领导权与精神品质而言，他们本质上是诺曼人。他们袭击了尼西亚，又沿着1400年前亚历山大前进的路线，进军到安堤阿。结果，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此城。1099年6月，他们包围了耶路撒冷。在围城一个月之后，他们发动强攻，并在城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说，当时耶路撒冷城内血流成河，连骑在马上的人都溅了满身的鲜血。7月15日傍晚，十字军攻入圣墓的教堂，消灭了所有的敌人。浑身血腥，疲惫已极的人们“喜极而泣”，纷纷跪下来祷告。
不多久，拉丁人与希腊人之间又形成了对立。只因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仆人，希腊籍的耶路撒冷总主教在骄狂的拉丁人的支配下，比在土耳其人的支配下更感到格格不入。于是，十字军处于东罗马与土耳其人之间，被迫两面作战。结果，小亚细亚的大部分领土被东罗马帝国夺回，留下几个拉丁诸侯掌管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等几个小王国，以作为土耳其人与希腊人之间的缓冲地区，其中，伊德萨是最主要的城市。然而这些拉丁诸侯连控制这几个小王国的力量都没有。1144年，伊德萨终于又落入伊斯兰教徒之手，从而引发了徒劳无功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举。这一次，十字军未能将以伊德萨收回，不过总算保全了安堤阿。
1169年，称霸于埃及的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纠集了一支伊斯兰教徒大军，倡议反对基督教徒的圣战，并于1187年再次占领了耶路撒冷。于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不过，这次十字军仍然未能夺回耶路撒冷。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1202-1204年），拉丁教会公然向希腊帝国挑战，却绝口不提与土耳其人的恩怨。这一次，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事实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由新兴的大商业都市威尼斯所发起的，结果，东罗马帝国的海岸与大部分岛屿，均被威尼斯人吞并。他们又在君士坦丁堡拥立了一个“拉丁”皇帝――即弗郎德勒的鲍尔文，并宣告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已经重修旧好。从此，拉丁系皇帝一直统治着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希腊人再次振作起来，从罗马主权中夺回自由为止。
13世纪初与12世纪一样，是教皇权力的极盛期，一如11世纪是塞尔柱土耳其人的霸权时代，10世纪是诺曼人称霸的时代。在教皇统治下，基督教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在这几个世纪之间，朴素的基督教信仰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广大地区。不过罗马本身却经历了几个黑暗而可耻的阶段。没有一个作家愿意在他们的著作中为10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与约翰十二世辩解，他们绝对是应该被憎恶和诅咒的家伙。
然而，拉丁系基督教徒的心灵与肉体依然是忠诚而纯朴的。一般的教士和修女都过着虔诚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堪作模范。正是由于信徒的虔诚，教会的势力得以巩固。过去伟大的教皇之中，有格列高里大教皇――即格列高里一世（590-604年），还有建议查理曼登罗马皇帝位并出其不意地为他加冕的利奥三世（795-816年）。到了11世纪末叶，则有伟大的圣职者、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他就是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接着就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教皇乌尔班二世（1087-1099年）。这两人就是使教皇控制皇帝的教皇极盛时期的创始人。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从挪威到西西里岛再到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无上的。格列高里七世曾迫使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沙向他忏悔，而且还让他光着脚，穿着麻衣，在冰天雪地中站在城里中庭等候宽恕。1176年，腓特烈皇帝也曾在威尼斯跪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宣誓永远忠诚于教皇。
教会的贪婪与软弱
教会的贪婪与软弱
11世纪初，教会的伟大势力来源于人们的意愿与良心，而教会却未能维持其势力的基础――即道德威信。14世纪初叶，教皇的势力已明显地趋于消减的状态。基督教国家的民众，逐渐失去了对教会的朴素信任，开始对教会不闻不问，不再向教会提出要求，也不再为教会服务。这是为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是教会的贪婪。没有后嗣的人，被劝告将其财产遗赠给教会；一些有罪的人为了忏悔而倾其所有。结果，许多欧洲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都归教会所有。而教会对于财产的欲望却又是无止境的。13世纪的时候，人们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牧师和神父都不是善类，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赚钱或夺取别人的遗产。
欧洲各国的国王与诸侯非常厌恶这一类财产的让渡。他们发现自己的领土并没有对封建领主的军队提供支持，反而养肥了教会的教士与修女。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早在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以前，王侯与教皇之间便发生过有关“圣职任命权”――即任命主教的权力的纠纷。如果圣职任命权在教皇手里，则王侯不仅失去对臣子们的良心与道义感的控制权，甚至要失去相当大一部份对于领土的支配权。这是因为牧师们都在要求王侯们给他们免税，因为他们要向罗马纳税。不仅如此，王侯还必须把人民交给国家的税款中十分之一交给教会。
11世纪，大多数拉丁系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呈示同样的状态――即国王与教皇之间一直在争夺圣职的任命权，而最终的结果都是教皇获得胜利。教皇宣称他有权解除国王的教籍或者解除臣子对于国王效忠的义务，还有权选择国王的继承人。教皇甚至还可以开除国家的教籍，而一个国家一旦被革除教籍,那这个国家里除了洗礼、按手礼、忏悔礼之外的所有宗教职能都将停止,牧师们也将失去执行日常的礼拜、婚礼、葬礼等职务的权利。12世纪的教皇就靠这两项武器控制了反抗的王侯和顽冥的民众。这些权力非同小可，只应该在非常的场合才能使用，而教皇们却未能觉察到这一点。教皇对这种权力的滥用终于使它失去了效力。13世纪末叶的30年间，苏格兰、法兰西、英格兰等陆续被革除了教籍。这还不算，教皇们还经不起对冒犯自己的诸侯进行十字军征伐的诱惑，这又直接导致了十字军精神的灭亡。
假如罗马教会不仅仅是与王侯们争夺霸权，而能留心于对一般人心的笼络，则罗马教会说不定能赢得对所有基督教徒的永久主权。但是，教皇的种种高压手段，终于使主教们的行动里带有了傲慢的成份。11世纪以前的罗马主教是可以结婚的，也很容易与周围的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民众的一部分。然而，格列高里七世却要求他们过独身生活。他的目的是为了截断神父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而使神父与罗马的关系更加密切，结果却在教会与民众之间造成了鸿沟。当时的教会还有自己的法院，不仅神父的案件要由宗教法庭审理，连修道士、学生、十字军士兵、寡妇、孤儿等的案件也要由宗教法庭来审判，更不用说是有关遗嘱、婚姻、誓约等的一切案件了。如果民众与神父之间产生了纠葛，民众必需接受宗教裁判。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只有民众负担义务，神父却什么义务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世界里的民众产生对神父的猜忌与憎恨实为理所当然。
然而，罗马教会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权势来自于民众的道义之心。罗马教会没有珍惜民众的宗教热情，反而去攻击这种热情。对于怀有疑惑的人，罗马教会不是去诚恳地为他们揭开迷团，而是用正统派的教义强迫他们服从。当教会干涉道德上的问题时，教会是民众的朋友；当教会干涉教养问题时，教会就成了民众的敌人。在法兰西南部，由于沃尔多人倡导人们的信仰与生活都应该回归基督的朴素，教皇英诺森三世居然发动对他们的十字军讨伐，企图用火、剑、凌辱以及最残忍的刑罚使沃尔多人屈服。后来，阿西西的圣芳济（1181-1226年）教导人们要以基督为榜样，过安贫与服务的生活，他的追随者圣芳济教团竟遭受迫害、鞭笞、监禁，最后被迫解散。1318年，又有四名圣芳济教徒在马赛被焚烧而死。另一方面，圣多米尼克（1170-1221年）所创立的残忍的多米尼克教团，却因其严格的正统派组织而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强有力的支持。在多米尼克教团的帮助下，教皇英诺森三世设立了迫害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
就这样，罗马教会因为其过分的要求、不正当的特权和不合理的宗教迫害，破坏了自己一切力量的根源――即民众的自由信仰。教会的势力因此而日趋衰落。但说到底，教会的衰落不是因为外部的因素造成的，内部日益加剧的腐败才是教会衰落的真正根源。的人宣称自己就是教皇的事情发生。每到这种时候，教会就不得不向皇帝或者其他外部势力求助，请求他们帮着解决争端。对教会来讲，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此外，每个伟大的教皇死后，都会留下一大堆的疑问。教皇一死，教会便没有了领袖，犹如被砍去头的身子，失去了主宰的力量。有时，继任者是前任教皇的死对头，上台后大肆毁损或破坏前任的业绩；有时，充任教皇的又是一个行将死亡的老朽，只不过是在墓穴旁边多徘徊几天罢了。
由于教皇制度的这些弱点，使得那些德意志的诸侯、统治英格兰的诺曼人与法兰西的国王有了可乘之机。他们经常会操纵选举，争相使有利于自己的人登上教皇宝座。随着教皇在欧洲的势力不断增加，这一类的干涉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环境之下，许多教皇软弱无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些教皇之中，毕竟还是出现了几个有雄才大略的人，这也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诧。
历代教皇
历代教皇
在这个时代的教皇之中，最有活力，也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未满38岁时就当上教皇的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与更有趣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分庭抗礼，相争相斗，而多才多艺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被称为“世界奇才”。这位皇帝与罗马的争斗，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就结果而言，罗马战胜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终结了其王朝的统治，然而对方也严重地损伤了教会与教皇的威信，教会和教皇因此而走向衰落。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亨利六世的儿子，母亲是西西里的诺曼王罗哲尔一世的女儿。119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年仅四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英诺森三世是他的监护人。当时，西西里刚被诺曼人征服，宫廷里充满了具有东方色彩和渊博知识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些阿拉伯人参与了对幼主的教育，他们尽力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弗里德里希二世。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兼有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双重思想。不幸的是，这种双重的思想教育使他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伪的。在那信仰至上的时代里，这种想法是很少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受任何拘束，自由自在地议论所有的问题，他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渎神和悖教的言论。
这位年轻的君主，随着渐渐长大而开始与辅佐他的人发生争执。英诺森三世对他的要求越来越多。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到了该登上帝位的时候，教皇居然提出种种条件来多方干涉。结果，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迫接受在德意志弹压异教徒的条件，并不得不舍弃他在西西里与意大利南部的王位。教皇这么做，是因为对教皇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太过于强大了。不仅如此，教皇还要求免除德意志神父的一切捐税。弗里德里希二世表面上答应了，实际上心里却根本不愿意兑现自己的诺言。教皇在这之前曾经促使法兰西国王掀起了一次血腥的十字军征伐，以对付国内的沃尔多教派，他希望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做同样的事。然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是一个比那些因为朴实与虔笃而招致教皇敌意的人们更为激进的异教徒，所以他拒绝出兵镇压沃尔多教派。此外，英诺森三世还怂恿弗里德里希二世组成十字军进攻伊斯兰教徒，夺回耶路撒冷。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一口答应下来，却一再拖延，迟迟不肯付诸实施。
弗里德里希二世赢得皇冠之后，选择他所更喜欢的西西里做为自己的居所，而不愿到德意志去。他答应英诺森三世的多项约定，也从来没有被实现。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饮恨驾崩。
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是教皇霍诺里乌斯三世，他也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无可奈何。1227年，格列高里九世继任教皇。他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制服这位年轻的帝王。格列高里九世开除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教籍，弗里德里希二世被剥夺了一切宗教上的权利。不过，这对于西西里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充满阿拉伯情调的宫廷来说，却是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格列高里九世又给这位皇帝写了一封公开信，揭发他的悖德（这一点是无由反驳的）和异教徒行径。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却回了一封更为尖锐有力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所有欧洲王侯的，信中明确地指出了教皇与王侯之间的争执，并揭穿了教皇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弗里德里希二世倡议欧洲的王侯结成同盟，以对抗教皇的野心，他还特别提醒王侯们要注意教会的财产。
在抛出了这致命的一击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心履行10年前的约定，召集十字军东征。这就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年），不过这却是一次近乎开玩笑的十字军东征。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兵来到埃及，与伊斯兰教教主进行了会晤。由于双方都对基督教持怀疑的态度，因而会晤的气氛非常融洽。结果，双方达成了互惠的协议，伊斯兰教教主同意将耶路撒冷交给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次十字军东征完全是一种新型的远征，几乎都是靠私人交涉完成的，既没有血腥的屠杀，也缺乏“喜极而泣”的场面。然而，这次领导十字军的却是一个被革除教籍的人，所以他不得不自己从祭坛上取下王冠，演出一幕完全没有宗教意味的耶路撒冷王加冕礼。因为所有的圣职人员都避开了他。其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回到意大利，将入侵自己领土的教皇军队逐出，迫使教皇恢复他的教籍。在13世纪，王侯对教皇采取这种行动，已经不会再激起民众的报复，那种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再复返。
1239年，格列高里九世又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发生争端，并再次将其革除教籍。两人之间再次爆发公开的对骂，教皇的威严因此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格列高里九世死后，英诺森四世即位，然而这争论却仍在继续。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写了一封深入人心的公开信，教会因此而蒙受了羞辱。在信中，弗里德里希二世责备圣职者的傲慢与对宗教的漠视，并且声称当时的一切堕落都源自圣职人员的傲慢与财富。他又向王侯们提议，为了保全教会的声誉必须全面没收教会的财产。这种想法往后就一直萦绕在欧洲王侯们的心中。
教皇分立
教皇分立
我们在此不打算叙述弗里德里希二世晚年的情形。他在西西里宫廷里的生活也许要更有趣一些。弗里德里希二世穷奢极侈，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据说他是个放荡淫逸的人。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个富有好奇心、喜欢探究事物的人。在他的宫廷里，不仅有基督教的哲学家，他还曾召集了犹太人和伊斯兰教的哲人，并且给意大利人的精神注入了大量的撒拉逊文化的色彩。弗里德里希二世把阿拉伯数字与代数学介绍给了基督教的研究者。在他的宫廷里，有一位叫迈克尔?斯各特的哲学家曾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还翻译了阿拉伯伟大的哲学家阿韦芳埃斯对这部分著作的注释。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在1224年创设了那不勒斯大学，扩大充实了萨勒路诺大学里著名的医学院，并建立过动物园。他有一本关于养鹰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鸟类的习性很熟悉。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又是最早用意大利语来写诗的意大利人之一。意大利诗就是在他的宫廷里诞生的。有一位作家曾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为“第一个近代人”，这是对他公平而贴切地描述。
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之后，教皇又开始与法兰西国王不断发生冲突。当时的法兰西国王的势力不断扩张，而教皇的势力却在不断缩小。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世期间，德意志就已经分裂，向来属于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的工作――即作为教皇的呵护者、支持者以及竞争者，开始改由法兰西国王来担任。有好几代教皇都采取了支持并追随法兰西国王的政策。法兰西的诸侯在罗马教皇的帮助与许可下，在西西里与那不勒斯设置了王国。法兰西的国王因此而看到了复兴查理曼帝国的希望。然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日耳曼王国的王位出现空缺，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皇帝（1273年）。这时，罗马教皇的政策开始在法兰西与德意志之间摇摆不定，各任教皇都有不同的倾向。在东面，1261年希腊人从拉丁系皇帝手里夺回君士坦丁堡，新希腊王朝的创建者迈克尔八世，屡次违心地尝试与教皇和解，然而最后却与罗马教会完全决裂。这一事件，加上在亚洲的拉丁系诸王国的没落，使得教皇在东方的权势就这样丧失了。
1294年，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即位，他是个对法兰西人抱有敌意的意大利人，且异常关心罗马的伟大传统和伟大使命。有一个时期，博尼法斯八世以高压手段推行他的政策。1300年，他主持了大庆典，无数的朝圣者聚集到了罗马。J?H?鲁宾逊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滚滚的金钱流入教会的国库，数量不可计数，堆在圣彼得墓前的捐献物也必需要两个人手忙脚乱地用耙子来收拾。”但是，这一次大庆典却只是表面上的胜利。1302年，博尼法斯八世与法兰西国王发生争执。1303年，当他想宣告革除法兰西国王的教籍时，竟然在阿纳尼的祖传宫殿里被纪克姆?德?诺加雷逮捕了。这个法兰西国王的手下闯入教皇的宫殿，并冲进教皇的寝室，然后看到教皇正手执十字架躺在床上。纪克姆?德?诺加雷对教皇破口大骂，并威胁恐吓教皇。博尼法斯八世虽然仅过了一天就被居民释放而回到罗马，没想到在罗马又遭到阿纳尼家族中某些人的袭击，被监禁起来。博尼法斯八世大受刺激，备尝幻灭的滋味，数周之后死在被监禁的房中。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国王这次对基督教的教皇所施行的暴行，是得到国民百分之百的支持后才行动的。法兰西国王凌辱教皇以前，召集了法国的所谓三级会议――即由贵族、主教、平民所组成的会议，并获得了同意。然而，意大利、德意志以及英格兰，都没有对这次冒犯至高无上的教皇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已然衰落，其对民众的影响已经荡然无存了。
整个14世纪，罗马教会始终未能恢复其在道德上的权威地位。接下来的教皇是克雷蒙五世，他是由法兰西的国王菲利普选出来的，也是法兰西人。克雷蒙五世并没有到罗马任职，而是把教廷设在了亚维农。亚维农虽然地处法国境内，却是不属于法国的教皇领地。其后，克雷蒙五世的继任者们也都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377年，格列高里十一世才回到罗马的梵蒂冈宫。但是，格列高里十一世的决定并未获得全教会的同意，因为多数红衣主教都是法籍人士，他们的习惯与想法都已经深深植根于亚维农。1378年，格列高里十一世去世，意大利的乌尔班六世被选为教皇。这时，这些反对派的红衣主教们宣称这次选举无效，他们选出了另外一个教皇――克雷蒙七世。这次分裂，历史上称为“教皇分立”。每一任教皇都留在罗马，反法的德意志皇帝、英格兰国王、匈牙利、波兰以及北欧，都对罗马教皇效忠。而对立派的教皇则居在亚维农，法王与其同盟国的苏格兰国王、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其他各德意志诸侯都支持他。双方教皇都革除了对方支持者的教籍，并互相诅咒（1378年-1417年）。
蒙古的衰落
蒙古的衰落
此后，全欧洲的民众都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思考宗教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教会的权威地位已经遭受到了普遍的怀疑。
我们在前面一章里曾经提到过圣芳济教团与多米尼哥教团，它们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里兴起的诸多新势力之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些新兴势力根据自己的判断，有的以扶植教会为目的，有的则以反对教会为目的。而教会对于圣芳济教团与多米尼哥教团都是加以同化并利用，不过有时也会动用暴力。但是对其他的势力，教会则采取了对抗和批判的态度。150年之后，一个名叫威克里夫（1320-1384年）的人出现了。他是牛津一个博学的医生，晚年的时候开始率直地批判主教的堕落与教会的愚昧。威克里夫与贫穷的神父们组织了威克里夫教团，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到英格兰各地。为了使民众能够评判他与教会谁是谁非，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英文。他比圣芳济教团和多米尼哥教团的成员更博识，也更能干。威克里夫在上流社会中有支持者，在民众之间也有众多的追随者。罗马教会对他恨之入骨，下令将他逮捕下狱，但威克里夫直到逝世时，仍然保持着自由之身。然而，把天主教会导向灭亡的邪恶而腐朽的势力，却不让他的尸骨在墓中安息。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作出决定，要把威克里夫的遗骨挖出并加以焚烧。1428年，在教皇马丁五世的指挥下，由主教弗雷明执行了这项决议。这种亵渎神灵的行为，竟然不是出自某一个狂妄之徒的手中，而是教会的公开决议。率极高，他们还懂得使用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来制成一种火炮，这种火炮的威力非常大。窝阔台汗降伏了金国后，指挥军队横跨亚洲，进逼俄罗斯（1235年）。蒙古军队的征服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1240年，蒙古军队攻陷基辅，到此为止，几乎所有俄罗斯的公国都成为蒙古人的朝贡国。波兰也惨遭蹂躏。波兰人与德意志人组织了联军，于1241年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茨与蒙古军队展开激战，结果却全军覆灭。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似乎根本未曾为抗御蒙古人潮水般的而作出过多少努力。
贝里在注释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直到最近，欧洲的史学家方才知道，原来1241年春，涌进波兰占领匈牙利的蒙古军队的成功所依靠的是完美的军事战略，并非是由于其具有压倒优势的兵力。但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成为一般常识。人们依然广泛地认为：鞑靼人不过是一支蛮族而已，他们获胜的关键是兵多将广……”
“蒙古军队从维斯杜拉河下游到特兰西瓦尼亚一带的军事布署，正确而有效，直实足令我们惊叹。这样的作战方式，当时的欧洲军队简直望尘莫及，欧洲任何一位指挥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后的欧洲将领，就战术上而言，幼稚得根本不能与窝阔台汗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是在熟悉了匈牙利的国情和波兰的状况之后，才开始着手其入侵计划的。这反映出蒙古人具有完整的情报组织，可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情报。而匈牙利人与基督教国家的诸势力，则像幼稚的野蛮人一样，对敌人一无所知。”
然而，蒙古军队虽然在利格尼茨大获全胜，却不再向西挺进。因为往西他们必需进入不适用他们战术的森林地带与丘陵地区。蒙古人转向南方，决定在匈牙利定居。一如马扎尔人杀戮或同化以前居住在匈牙利的斯琪奇亚人、阿瓦尔人、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将与他们同族的马扎尔人杀戮和同化了。当时的蒙古军队可能是想从匈牙利平原向西方和南方入侵，就像匈牙利人在9世纪，阿瓦尔人在7世纪和8世纪，匈奴人在5世纪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这时候窝阔台汗却突然去世了。1242年，由于继承权问题的纷争，无敌的蒙古大军开始退兵，经匈牙利、罗马尼亚班师回朝。
其后，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亚洲一带。13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征服了南宋王朝。1251年，蒙哥继承大统成为大汗，他派自己的弟弟忽必烈统治中国。1280年，忽必烈正式登基而为中国的皇帝，国号元，元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368年。正当南宋的残余力量被蒙古军队全部消灭之际，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也征服了波斯和叙利亚。当时，蒙古人对伊斯兰教徒很仇视，他们占领巴格达时，不仅屠杀了居民，同时也破坏了苏美尔人自远古以来就在建设和使用的灌溉组织，而这些灌溉组织对于美索不达美亚一带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发达的灌溉系统造就了当地的文明和繁荣。从此以后，美索不达美亚地区就变成了废墟和沙漠，仅剩下少许人口。蒙古人入侵埃及的计划没有得逞，1260年，埃及的苏丹在巴勒斯坦彻底击溃了旭烈兀的军队。
在这次失败之后，蒙古人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蒙古大汗的领土也分裂成若干国家。东方的蒙古人，与中国人一样成了佛教徒，西方的蒙古人则成了伊斯兰教徒。1368年，中国人终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繁荣的明朝，明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644年。俄罗斯人继续向东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鞑靼人朝贡，到了1480年，莫斯科大公开始拒绝这项义务，从而建立了近代俄罗斯的基础。
14世纪，在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领导下，蒙古人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帖木儿占领了西土耳其斯坦，并于1369年在那里封自己为大汗。之后，他又征服了从叙利亚到德里的广大地区。然而帖木儿所建立的帝国，随着他的死亡而告崩溃。1505年，野心家帖木儿的裔孙巴贝尔，率领着装备了枪炮的军队入侵印度平原，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最终完成了此项征服。这个蒙古系的王朝（阿拉伯人称之为莫卧儿王朝）在德里建立首都，并统治着几乎整个印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
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把日后以奥斯曼土耳其人闻名的土耳其民族，从土耳其斯坦驱逐到了小亚细亚。这些土耳其民族在小亚细亚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实现了统一。然后，他们横跨达达尼尔海峡，入侵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最后，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团团围住，成了一个孤岛。1453年，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用多门火炮从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一边发动进攻，并一举攻占了君土坦丁堡。这个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一时组织十字军之说甚嚣尘上，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十字军的时代毕竟己成为过去。
16世纪之间，奥斯曼的苏丹们，征服了巴格达、匈牙利、埃及以及北非等地，他们的舰队还在地中海上称霸。连维也纳也几乎失陷，神圣罗马帝国也被强求纳贡。15世纪似乎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弱化基督教国家普遍衰微的趋势。其一是1480年莫斯科公国的独立和复兴，其二是基督教徒慢慢地重新征服了西班牙。1492年，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与其后的卡斯提尔皇后伊莎贝拉终于征服了西班牙半岛上的伊斯兰国家格拉那达。
但是，1571年，在勒潘多海战中，奥斯曼人因骄傲自大而付出了代价，地中海重新落入基督教徒手中。――也普遍传播，使人们开始再次着手从事微妙但却有实际效果的实验科学。
此外，人类精神的觉醒如今已不再仅限于独立的知识阶层。一般平民的精神也开始觉醒，这在过去人类的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虽然基督教的信仰还在受到迫害，但是，只要是其教义所及的地方，都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它确立了个人道义心与正义之神之间的直接联系。于是只要有必要，民众就有了对王侯、圣职者以及他们的信条作出自己独立判断的勇气。
杰出的人物―培根
杰出的人物―培根
早在11世纪，欧洲就已经再度开始了对哲学的讨论，巴黎、牛津、波洛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城市中出现了规模巨大且十分兴盛的大学。在那里，中世纪的“经院学派”的学者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并对一些文字中所含的意义进行了反复地探讨和议论。这些观点与文字，对于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意义重大。这些学者中，因出类拔萃的天才而确立自己地位的，是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罗吉尔?培根（1210-1293年）。他是牛津的一个修道士，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也是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杰出人物。
培根的著作言词激烈，他一语道破了时代的无知。在当时而言，发表这种论调是大胆得让人无法置信的做法。今天，人们尽可以批评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多么愚不可及，一切方法都是那么幼稚而拙劣，教条完全是骗小孩的玩意儿，因为这些批评至少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中世纪的人们，除非即将被杀，或者快要饿死，或者因得了传染病而行将就木，否则他们就会虔诚地相信一切旧的说法，相信组织其信仰的睿智和完美。所以，当时的人们对于加到他们头上的一切批判，不论其正确与否，均予以激烈的反抗。培根的著作，可以说是出现于深不可测的黑暗里的一道闪电。他不仅抨击了当时的愚昧，同时也为增进人们的知识提供了极大的启发。从培根有关必需进行实验与知识的积累的热情主张之中，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精神的重现。“实验！实验！”这是培根一再反复的口头禅。
然而，培根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误译也表示出无限的遗憾。当时的人们不肯大胆面对现实，只是把自己关在斗室里，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当时也只有这样的译本，但这些译本毫无疑问是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培根曾以他一贯的激烈口吻写道：“如果可能，我真希望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译本全部付之一炬。因为研究这些被歪曲了的译本，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增加错误而已。”假如亚里士多德能够复活，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这样译来歪曲时，想必也会对培根的这种说法产生共鸣。
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或被捕入狱，培根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稍事伪装，以在表面上与正统派的教条保持一致。然而，培根在其著作里始终在大声疾呼：“不要再被教条和权威所控制。看看这个世界吧！”他认为产生愚昧的四个主要原因是太过于重视权威和习惯，墨守成规，民众的愚昧，以及自以为是的人类通性。培根认为只要征服这些恶习，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就会展现在人类面前。培根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强有力的世界：“或许会出现不用划手的航海机器，它仅由一个人来驾驶，却比载满划手的船只更快速的航行于河海之上。同样地，也会出现不用动物来做动力的车辆，一如古代有钩刀的战车一样快速奔驰。还有，可能会出现飞行的机器，人可以坐在里面，操纵某些装置，这个飞行器就会像飞鸟一样在天空中振翼飞翔。”
尽管培根早就意识到了人类社会中蕴藏的巨大潜能，但人们真正开始有组织地探索这潜伏在黑暗中的伟大力量却是在三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撒拉逊人带给基督教国家的，却不仅仅是哲学家和炼金术士的刺激而已，他们还把纸带到了基督教的世界。如果说促使欧洲的理性复活的是纸，这绝非夸张之词。纸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纸了。公元751年，中国人曾经袭击过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系伊斯兰教徒。结果中国人被击退，还有一些人被俘虏。在这些中国俘虏之中恰巧有懂得造纸技术的人，于是造纸的方法传到了阿拉伯。9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用纸书写的文件，一直保存到今天。造纸术传入基督教国家的途径可能有两个，其一是经过希腊传入；第二个可能是基督教徒再次征服西班牙的时候，占领了穆斯林的造纸厂，从而学会了造纸。但是在基督教的控制下，西班牙的造纸业却并不发达，纸的质量也大为下降。直到13世纪，处于基督教影响下的欧洲才制造出上好的纸张，而意大利的造纸术也开始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大约在14世纪初的时候，造纸术传入德意志。不过一直要到这个世纪的末叶，纸张才开始被大量生产，其价格随之下降，书籍的印刷成为实际上可行的商业行为。于是印刷术的出现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世界的理性生活进入了更崭新也更活跃的阶段。知识不再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之间的涓涓细流，而是通过书籍以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人的方式，成为一股洪流，流到了世界上的各个地方。
蒙古文化的繁荣
蒙古文化的繁荣
印刷术产生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圣经》广泛地传播到民众之间；另一个结果则是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教科书。读书这种以前只有神职人员和贵族才能从事的事情，现在则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做的事情了。知识因此而开始普及。世界上的书籍大量增加，而且更容易阅读和理解了。这是因为印刷术的进展使得书中的文字更加清楚，以前因为字迹模糊而难以理解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读者们可以畅快地读下去，并毫不费力地思考。读书既然变得容易，读者自然就会增加。书籍再也不是贵重的饰物，更非学者的宝物。为一般民众所撰写的书籍也开始出现了。学者们开始弃用拉丁文，而改用通俗的语言来写作。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正是从14世纪开始的。
以上所讲，是撒拉逊人在欧洲人的理性复活上所扮演的角色。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蒙古人的征服所造成的种种影响。蒙古人的存在大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能力。在蒙古大汗的统治下，整个亚洲与西欧暂时得以自由交通。所有的道路都被开放，各民族的代表出现在哈拉和林的宫廷中。欧亚两洲间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和而造成的隔阂开始减弱，教皇们则萌生了让蒙古人改信基督教的愿望。蒙古人唯一的宗教，是名为萨满教的原始偶像宗教。教皇所派遣的使节，来自印度的僧侣，波斯、意大利、中国的工匠，拜占庭、亚美尼亚的商人等，与阿拉伯官吏、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等混居于蒙古宫廷。历史上有关蒙古人的征服与杀戮，我们听得太多太多，而他们对学问的好奇与渴求，我们却知之有限。蒙古人虽然不是富有创造性的民族，然而作为知识与方法的传播者，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却是相当重大的。从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神秘而富有传奇意味的人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自负而好大喜功的亚历山大或者精力旺盛但却目不识丁的政治幽灵兼神学家查理曼等人相比，他们至少并不逊色。
这些居住在蒙古宫廷的访问者之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后来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书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大约在1272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叔父前往中国，他的父亲与叔父在这之前已经到过中国一趟，给了蒙古大汗忽必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是忽必烈所见的第一个拉丁人。大汗委托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回欧洲为他聘请基督教的传教士和学者，同时也为他带一些激起他的好奇心的欧洲物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在第二次来中国时，顺便把马可?波罗带到了中国。
马可?波罗一家三个人没有走上次经过的克里米亚半岛，而是取道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有忽必烈赐给他们的金牌和其他证物，所以旅途很方便。他们先到耶路撒冷为忽必烈取了耶路撒冷圣墓前的油灯里的油，然后经西里西亚进入亚美尼亚。他们之所以绕道北行，是因为当时埃及的苏丹正在侵扰蒙古领土。接着，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似乎是想走海路前往中国。在霍尔木兹，他们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商人。但不知是何缘故，他们并未搭船东行，而是转向向北，经波斯沙漠到了巴尔克，然后又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噶尔，最后经和田、罗布泊、黄河流域而抵达北京。忽必烈在北京隆重的接待了他们。
马可?波罗年轻聪明，他很快完全学会了鞑靼语。忽必烈对他很重视。马可?波罗被授予官职，屡次被派到西南地方。他情不自禁的用文字描述了这个繁荣的国家：“沿路都有为行旅而设的豪华的旅馆”，还有“丰硕的葡萄园与田园”和众多的“寺庙”，大量的“织锦和精美的绸缎”，以及“连绵不断的都市与城镇”等。起初，欧洲人都认为这是马可?波罗的不实之词，但最终欧洲人的想象力还是被激发了出来。马可?波罗还谈到了缅甸有由数百头巨象组成的大军，但蒙古军队的弓箭手却将这巨象组成的军队击败了。马可?波罗还讲了蒙古人征服勃固的故事，他也谈到了日本，并夸张了这个国家的黄金储量。马可?波罗当了三年的扬州宣慰使，在中国人眼里，他似乎是与鞑靼人一样的外国人。他似乎还被派遣出使过印度。在中国的文献记录里，确曾提到过有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在1277年的时候做过中书省的官员。这证明马可?波罗的故事应该是大体真实的珍贵记录。
《马可?波罗游记》的刊行，给予欧洲人的想象力以强烈的刺激。欧洲的文学，尤其是那些15世纪的传奇小说里，经常可以见到中国、北京等名称。
地圆说与新大陆的发现
地圆说与新大陆的发现
两个世纪之后，热那亚的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向西航行肯定可以到达中国。在塞维利亚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哥伦布加了眉批的《马可?波罗游记》。热那亚人哥伦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存在着种种原因。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以前，是地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商业交易中心，热那亚人自然也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从事交易。但是，热那亚人的激烈竞争对手“拉丁系”威尼斯人，是与希腊人对抗的土耳其人的同盟者、支持者，因此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之后，君士坦丁堡对热那亚人便变得非常冷淡。另一方面，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地圆说”也渐渐在人们心中复苏，人们深信往西而去即可到达中国。此外，有两件事情助长了人们的这种想法。一是罗盘针的发明使人们可以确定航行的方位，而再不必依靠星辰来指引方向；二是以前的诺曼人、加泰鲁尼亚人、热那亚人以及葡萄牙人都曾出海到大西洋，甚至远航到达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述尔群岛。
哥伦布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一个个拜访了欧洲的宫廷，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刚从穆尔人夺回的格拉纳达得到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援助，获得了两艘小船。哥伦布终于踏上了横渡未知海洋的旅途。在两个月零九天之后，他抵达了一块大陆。哥伦布误以为那里就是印度，实际上，那里是一块新大陆，欧洲人以前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哥伦布从那里带回了黄金、棉花、一些奇异的动物以及两个身上刺着花纹的美洲土人――哥伦布想让他们接受洗礼。这两个美洲土人被称为印第安人，因为哥伦布终生都深信自己所发现的大陆是印度。其后不过数年，人们就明白到哥伦布所发现的是世界的另一块大陆――美洲。
哥伦布的成功，剌激着欧洲人不断地到海外进行冒险事业。1497年，葡萄牙人绕航非洲抵达印度，1515年又有葡萄牙船来到爪哇。1519年，西班牙人雇用的葡萄牙船员麦哲伦，率领着五艘船从塞维利亚向西启程，其中的一艘维多利亚号于1522年回到塞维利亚的河口。这就是第一艘绕航地球一周的船。他们出发时有280个人，只有31人生还，麦哲伦自己也在菲律宾群岛被杀。
用纸印成的书籍，完全被证实的圆形世界的现实，新大陆和各种奇异的风俗，突然打开欧洲人的心扉。因埋没已久而被遗忘的希腊经典被迅速地印刷出来进行研究，柏拉图的梦想以及充满自由和严肃的共和制时代的传统，为人们的思想加上了一层五彩缤纷的色彩。罗马的霸权首次给西欧带来了法律与秩序，拉丁教会又将之复兴。然而不管是异教徒统治下的罗马，还是天主教所控制的罗马，好奇心与改革都是遭到教会压制的。拉丁精神如今已到了存亡绝续的时候。从13世纪到16世纪，闪族人和蒙古人的刺激性影响，加上希腊经典被重新发现，欧洲的雅利安人终于得以脱离拉丁传统，再次成为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领袖力量。就是在康斯坦茨选出来的教皇）又开始倡议召集十字军。
为了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小民族，教皇前后五次派遣了十字军，但竟然都遭到失败。15世纪整个欧洲的无业游民和恶棍们，都被派往了波希米亚，一如13世纪被派去征伐沃尔多教派十字军。然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沃尔多教派不同，他们有信心进行武装抵抗。波希米亚的十字军一听到胡斯党徒的马车声和战歌声，就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如1431年的多马日利策之战）。1436年，教会又在巴塞尔召开了一个新的宗教会议，签了与胡斯教派达成了一项装点门面的协定，承认了胡斯教派在拉丁式仪式中的独特性。
15世纪，流行性瘟疫在整个欧洲社会引起了严重的混乱。英格兰与法国，平民阶级陷入极端的贫穷与不满之中，农民们常常发生暴动。胡斯战争之后，这一类农民暴动在德意志也骤然增加，并且染上了宗教色彩，而印刷术更成了促进这一类暴动的力量。15世纪中叶，在荷兰与莱茵兰等地，印刷工人已经学会了活字印刷术。这项技术迅速扩展到意大利和英格兰。1477年，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开始经营英国最早的印刷业。其直接结果是《圣经》被迅速普及，民众对《圣经》的议论成了常见的事情。欧洲成了前所未有的读书人的世界，一般民众的头脑里突然地注入了一种更清晰的思想、一种更容易接受的主张。而此时的教会却陷入了混乱和分裂之中，众多的诸侯们也正在寻求某些减少教会对其领土内庞大财产的控制权的方法。
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帝国
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帝国
在德意志，曾经当过修道士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成为发动对教会攻击的领军人物。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腾堡责难了正统派的种种教义与仪式。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像经院学派的学者一样，用拉丁文来展开论战。后来，马丁?路德开始借助印刷品，用德意志语言向民众广泛地传播自己的见解。虽然当时也有人阴谋要迫害他，并压制他的言论，但由于印刷品的影响，使德意志的诸侯之中产生了太多或公开或秘密支持他的人，马丁?路德因此而幸免于难。
在当时那种思想混乱、信仰薄弱的时代，有不少统治者认为还是断绝了自己的子民与罗马之间在宗教上的联系，对自己更为有利。他们希望能成为自己国家的宗教领袖。于是有英格兰、挪威、丹麦、北部德意志、波希米亚等国，相继脱离了罗马教会。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依然保持着独立。
然而这些王侯们却几乎未曾考虑一般民众的道德和思想自由。他们为了对抗罗马的势力，利用了人民在宗教上的疑惑与叛乱。当他们脱离罗马的控制时，这些王侯们立即在王权的控制下成立了国立教会，想企图镇压民众的运动。但是，基督的教诲――即人的正义和自尊是超越对世俗或宗教的忠诚的――总是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于是，这些分离出来的国立教会又分裂成在人与神之间不容王侯或教皇介入的许多小宗派。例如在英格兰与苏格兰，有很多教派都固执地奉《圣经》为生活与信仰上的唯一指针，他们非常厌恶国立教会的戒律。在英格兰，这些反对国教的教徒被称为“非国教徒”。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些“非国教徒”对英格兰的国家政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对教会的首长由王侯出任，竟因此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1649年）。在“非国教徒”的控制下，英格兰维持了12年繁荣的共和国岁月。
北欧诸国从拉丁系基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运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冲击促使罗马教会本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教会被重新改组，新的精神注入其中。这项运动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军人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在后世的文献中，他一般被称为洛约拉的圣?伊格那休斯。起初，他也有过一些传奇性的故事。1538年，圣?伊格那休斯成为一名教士，并创立了“耶稣会”。他将军事组织严明的纪律和侠义的传统导入宗教使命之中，并获得认可。“耶稣会”其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传道机构之一。它把基督教传布到印度、中国、美国，挽救了罗马教会的急速崩溃，并提高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教育水准与天主教的理性水平。“耶稣会”还唤醒了天主教徒的良知，并刺激欧洲新教徒更努力地从事教育。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天主教会，大多都是“耶稣会”教团改革的产物。洲大陆的多半土地，以及除了土耳其人占领的地区以外的整个欧陆的三分之一到约一半的土地。1506年，查理五世又继承了尼德兰。1516年，他的外祖父斐迪南死后，由于其母亲软弱无能，查理五世又成为西班牙事实上的统治者。1519年，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1520年，他刚刚20岁的时候被选为皇帝。
查理五世是个其貌不扬的青年。他的上唇很厚，下巴也很长，虽然肤色白皙，又有着一头金发，但看起来却不是十分聪明。然而，这个时代却是属于像查理五世这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那个阶段欧洲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少年君主。比如，佛朗西斯一世于1515年20岁时就继承了法国王位，亨利八世17岁时就担任了英格兰国王。在印度有巴贝尔（1526-1530年），土耳其有伟大的苏理曼大帝（1520年），他们都是特别能干的君主。此外，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1513年）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教皇利奥十世与佛朗西斯一世担心庞大的势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所以想阻碍查理被选为皇帝。法兰西斯一世与亨利八世也都作为候选人参加了这一次选举。但1273年以来，哈布斯堡家族做皇帝的长久传统早已牢不可移，加上选举时查理又大肆地贿赂选民，终于确保了自己当选为皇帝。
刚开始，查理五世只不过是操纵在宰相手中的傀儡而已。但不久，他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开始统揽大权。查理五世意识到自己高贵的地位似乎遭到了某些势力的威胁，因为皇位的外表尽管是华丽无比的，但同时却也是极不稳定的。
在查理五世即位之初，就面临着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造成的混乱局面。对查理五世来说，因为教皇反对他竞选，所以他理应支持宗教改革。但因为他所成长的西班牙是最富天主教色彩的国家，所以查理五世最终还是决心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这样一来，查理五世就不得不与支持新教的诸侯，尤其是撒克逊的君主发生纷争。查理五世领悟到疲敝已极的基督教世界即将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而自己却身在其中。查理五世力图弥补这道裂痕，并做出许多的努力，但一切都徒劳无功。这时候，德国境内又发生了一场将政治与宗教纷争纠结在一起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东西两大帝国趁机发动了对德国的攻击，形势变得非常复杂。查理五世在西方有士气旺盛的抗争者佛郎西斯一世，东方则有得寸进尺永不满足的土耳其人。当时土耳其人在匈牙利与佛朗西斯一世结盟，拚命地向奥地利索取贡物。查理五世虽然可以任意使用西班牙的财产与军队，却很难得到德意志在财政上的充分支持。经济上的困扰影响了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查理五世不得不大规模的举债，没想到，这却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但是，大体而言，查理五世与亨利八世结盟，连手对付佛朗西斯一世与土耳其人的策略是成功的。双方的战争主要在意大利北部进行，双方的将帅都很平庸，决定进军或撤退的是援军能否到达。德军最终攻入法兰西，却未能攻陷马赛，只好退回意大利，在米兰一战中一败涂地，并被围困在帕维亚。佛朗西斯一世的军队旷日持久地包围着帕维亚，却始终未能得手，反而遭到新开来的德军的进攻，佛朗西斯一世受伤被俘。然而，此时教皇与亨利八世却又开始担心查理五世会因战争的胜利而获得强大的势力，于是他们成了查理五世的敌人。波旁将领所率领的米兰德军因为发不出军薪而强迫指挥官入侵罗马，并于1527年闯入罗马市区大肆劫掠。教皇为了躲避掠夺与杀戮，逃到了圣安琪罗城。最后，教皇付给德军40万杜卡特金币才使德军退兵。这一场莫名其妙而且连绵达十年之久的战乱，使全欧洲都陷入了穷乏的境地。最后查理五世皇帝终于在意大利取得胜利，并于1530年在波伦亚由教皇为他实施加冕礼，从而成为由教皇加冕的最后一个皇帝。其间，土耳其人大举向匈牙利进军。1526年，他们击败匈牙利军队并捕杀了匈牙利国王，占领了布达佩斯。1529年，苏理曼大帝几乎攻克维也纳。查理五世皇帝对此深为忧虑，想尽全力来驱逐土耳其人。但德国境内的诸侯却不太赞同他的想法，加上佛朗西斯一世依然执迷不悟，一场德法战争又告爆发。查理五世占领了法国南部之后，在1538年终于说服了佛朗西斯一世，使他对德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佛朗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终于结盟连手对抗土耳其人。但另一方面，一些拥护新教并决心要从罗马脱离出来的德国诸侯已经组成了反抗查理五世皇帝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查理五世不得不暂时放下为所有基督教徒收复匈牙利的行动，转而关注自己国内的纷争。查理五世知道，这些斗争仅仅是战争爆发的序幕。德国的诸侯时而挑起战争，时而又在背后大搞阴谋和权术，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实现自己的野心罢了。这种斗争如同装满了蛇的袋子，任谁都对此束手无策。一直到19世纪，中欧仍然是一片混乱，处于疲惫和荒芜之中。
查理五世似乎并不了解这些纷争的真正原因。他虽然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但却认为造成这些宗教纠纷的是纯粹的神学观点上的不同。查理五世召开议会及会议，试图调停这些争端，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也尝试过发布公告和声明来重新探讨信仰问题，但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研究德国历史的学者，都应该详细地了解纽伦堡的宗教和约、雷拉斯堡议会和约以及奥格斯堡和约等文件。
我们在此叙述的这些内容只不过是这位盛极一时的皇帝苦难生涯中的一些类似事件而已。事实上，欧洲的诸多王侯与统治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在行动上是有诚意的。越发激烈的宗教纷争，民众对真理和社会正义的期望，当时知识的普及等等，无一不是王侯们为实现其政略而耍弄的手段。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曾经写过一本反对异端的书籍，教皇大为嘉许，赐给他“信仰守护者”的称号。但后来，亨利八世却因垂涎于一个名叫安娜?波莲年轻妇人的美貌而想与原配离婚，他还想夺取英格兰教会的庞大财产。1530年，亨利八世加入了新教派诸侯阵营，而瑞典、丹麦、挪威诸国在此以前即已参加了新教教派。
1546年，在马丁?路德死后仅数月，德意志的宗教战争即告爆发。这一场战争里的个别事件都无关紧要，我们也没有必要讲述战争的详情。最后，新教教派的萨克森军队在洛肖遭遇惨败，此外，查理五世的主要敌人――黑森的菲利普也因宗教上的背叛被囚禁；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则以每年纳贡为条件退兵。1547年，法兰西斯一世逝世，这对查理五世皇帝而言真是如释重负。这一年，查理五世总算安定下来，开始为了给这不安的世界带来和平而做最后的努力。不料到了1552年，德国又被卷进战乱之中，查理五世仓皇从斯布鲁克逃出，幸免被捕。1552年，欧洲因帕绍条约的签订而产生了一种不安定中的平衡局面。
以上所述即为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帝国32年间的政治概况。研究整个欧洲如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称霸的争斗里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当时，土耳其人、法兰西人、英国人、德意志人都尚未对美洲大陆有任何政治上的关心，也没有发现通往亚洲的新航线有任何的重要性。但是在美洲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事情。科尔斯特率领着他的少数几个部下，为西班牙征服了伟大的新石器帝国墨西哥，皮萨罗越过巴拿马地峡（1530年）征服了另一个奇异的国度秘鲁。然而这些事件，除了给西班牙国库带来颇具刺激性的银两收入之外，对整个欧洲毫无意义。
自从帕绍条约签订以后，查理五世开始产生了一些奇异的想法。他开始对自己做为一个伟大的皇帝感到无聊与幻灭。一想到欧洲人这种无休止的纷争，查理五世就感到烦躁不安，难以忍受。查理五世不是个特别健壮的人，而且生就是一副懒散的天性，他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查理五世决心退位，把德意志的全部统治权交给自己的弟弟斐迪南，西班牙与尼德兰则让儿子菲利普统治。之后，查理五世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位于塔古斯河流域北方丘陵地区的尤斯特修道院过起了隐居生活。1558年，查理五世逝世。
表面上，这位疲惫的高贵人物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厌恶之感，他在简朴与孤独之中企求与上帝同享一份平和的心境。查理五世这种放弃尘世的隐退行为，被以充满感伤的笔调渲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查理五世身边带了将近150名随从，他的行宫里没有宫廷的严肃，却不缺乏任何奢华与放纵。而且菲利普二世又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把父亲的劝告当做命令，奉行不渝。
查理五世虽然已经对介入欧洲的局势失去了兴趣，却被一些琐碎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普雷斯科特曾经写到：“奎克塞达、加兹特罗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国务大臣之间几乎每日都有信件往来，他们在差不多每一封信中都会提到有关先皇的饮食与疾病状况。因为只要提到有关病况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饮食，哪怕只是附注式的简单几笔。这一类话题反复地在国务大臣的通信里提及，是极罕见的事。阅读这种政治与饮食奇异地混和在一起的公文，还要保持严肃，对大臣们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巴利亚多利德前往里斯本的信差，被命令绕道亚兰迪去采购先皇御膳用的东西。每逢礼拜四，还必需送去下一个斋戒日所需要的鱼。查理五世认为附近所产的鳟鱼太小，所以必需从巴利亚多利德给他送去更大的鳟鱼。他嗜食一切鱼类，并且只要是习性类似鱼类的东西，他都喜欢。鳗鱼、蛙、牡蛎等，在他的食谱里占据了主要部分。瓶装的鱼，尤其酸溜鲣鱼是他最喜欢的，他经常会因为未能从尼德兰带来这种鱼而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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