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还在为拿破仑战争而忙乱之际，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历任总督的领导下，扮演着与土耳其人和其他来自北方的侵略者一样的角色。在维也纳和会之后，东印度公司继续征收赋税、发动战争，并派遣使节到亚洲各国，俨然是个半独立的国家。不过，东印度公司的使命仍然是将财富送往西方。
我们无法在此详述东印度公司的种种作为--与各种势力勾结，最后击败了一切对手取得了对印度的霸权。总之，东印度公司的势力一直延伸到阿萨姆、信德、奥德等地。印度的地图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开始呈现出今日英国学童所熟悉的轮廓，几个直接受英国统治的大省包围、连结着许多零碎的由印度本地王国统治的土地。
1859年，在印度土军的重大叛乱之后，东印度公司'帝国'被并入英国政府的统治之下。英国政府颁布了《改善印度条例》，印度总督成为代表英国王权的副职，而印度大臣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地位，直接对英国国会负责。1877年，贝肯斯菲尔德爵士为了完成对印度的征服，拥戴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
印度与英国就靠着这种不寻常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印度迄今仍然是大莫卧儿帝国，但大莫卧儿皇帝却被'戴皇冠的共和国'所取代。印度成了没有独裁君主的独裁国，其统治兼有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病和民主主义不负责任的危害。印度人纵然想鸣其不平，也没有可以投诉的国王。印度人的皇帝是金色的象征。印度人只好在英国散发传单，并在英国下院提出抗议。但英国国会越是为了英国问题而忙碌，印度就越是受到冷落，最后被少数高级官吏所左右。
在铁路与轮船被使用以前，除了在印度的势力之外，欧洲各帝国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扩张。英国有一派政治思想家甚至认为在海外扩张领土会使王国趋于衰落。英国在澳洲的殖民地，如果不是因为在1842年发现了贵重的铜矿，在1851年又发现了金矿，可能永远不会对英国产生任何重要性。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澳洲的羊毛成为越来越畅销的商品。1849年以前，加拿大的情况也不太乐观。由于英裔居民与法裔居民间的纷争不断，加拿大发生了多次重大暴动。直到1867年，加拿大联邦自治政府因新宪法的颁布而建立，内部的混乱状态才开始得到缓和。同时，铁路的出现也改变加拿大的情况。与美国一样，加拿大也因为铁路的出现实现了向西的扩张，其谷物及其他物产也得以销往欧洲。铁路的发展还促使加拿大各地在言语、感情、利益等各方面趋于一致。看来，铁路、轮船、电报，确实使殖民地发展的一切条件发生了变化。
早在1840年以前新西兰就已经有了英国人的定居地，他们成立了新西兰土地公司，从事岛上的资源开发。1840年，新西兰也成为归属英国王权的殖民地。
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在英国所属领土之中，加拿大是第一个依靠新的运输方式开发，并表现出新经济潜力的地方。这期间，南美洲的诸共和国，尤其是阿根廷共和国，因为家畜贸易与咖啡栽培，也开始与欧洲市场接触。这以前，这些地方连居民都没有，吸引欧洲移民到这里来拓荒的主要是黄金、原料、象牙、奴隶等。但是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欧洲诸国因为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的供给必须依赖海外输入；同时，由于工业生产的发展，新的原料如树脂、兽脂、橡胶等曾经不受重视的物资，也渐渐成为必需品。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因为控制着热带以及副热带地区的原料生产，所以获取了庞大的商业利润。1871年以后，先是德国，继之是法国，稍迟有意大利，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未被占领的原料出产地区以及在那里有利润可赚的东方诸国。
于是除了有门罗主义能够阻止这些欧洲国家入侵的美洲之外，在全球的其他地方，欧洲列强又展开了对政治不受保护地区新的争夺战。
中国被侵史
中国被侵史
紧靠着欧洲大陆的，是欧洲人不太了解但却对之充满幻想的非洲大陆。1850年以前，非洲还是一个莫测高深的神秘大陆，人们仅对埃及和沿海地区略有了解。我们在这里无意去叙述最早抵达非洲大陆中心的探险家和冒险家，以及其后陆续跟进的政治间谍、行政官吏、交易者、移民、科学家的惊人故事。不过，非洲大陆上古怪的人种俾格米人（Pygmy），奇异的野兽欧卡皮鹿（Okapi），还有罕见的果实、昆虫，可怕的疾病，浩瀚的森林，雄伟的山峰，庞大的内海、大河、巨瀑，渐渐展现在欧洲人眼前。欧洲的探险家甚至还在津巴布韦发掘出了已绝灭的某一古代民族的文明遗迹。当欧洲人来到这个新世界时，发现那里的阿拉伯奴隶贩子已经有了来福枪，而黑人的生活却仍然乱做一团。
到1900年为止的半个世纪之间，欧洲列强在非洲全境都进行了勘探和测绘工作，并依照结果绘制成地图，然后将之瓜分一空。在这场争夺战里，当地土著的幸福几乎从未受到过人们的注意。阿拉伯的奴隶贩子虽然没有被驱逐出境，却受到压制。在比利时所属的刚果，为了强迫当地土著采集野生橡胶，缺乏经验的欧洲行政官吏与土著居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地土著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可以说，所有欧洲列强都在非洲留下了可耻的污点。
1883年，英国不顾埃及当时在形式上仍然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悍然出兵占领埃及；1898年，马尔尚上校从非洲西海岸进入中非时，妄图强占尼罗河上游，因而在英法之间几乎引发了战争。这一类故事在当时发生得太多，我们也不再一一叙述。
此外，英国政府起初允许奥伦治河地方和特兰斯瓦尔地方的荷兰移民布尔人，在南非建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却又悔约，于1877年吞并了特兰斯瓦尔共和国。特兰斯瓦尔的布尔人为了自由而战，在1881年的朱巴山一战中击败了英国军队。英国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从而在英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惨痛的一页。英国与这两个共和国的战争，在1899年又再次爆发，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3年的镇压才使这两个共和国屈服。然而，它们屈服的时间是很短暂的。1907年，征服了他们的英帝国主义政府垮台，英国的自由党人开始着手处理南非问题，这两个共和国终究重新获得自由。它们与英国在好望角的殖民地以及纳塔尔自愿联合，组成了英国主权下的自治共和国――南非联邦共和国。
在短短的25年中，非洲差不多完全被欧洲列强瓜分，仅剩下较小的三个国家未被吞并，它们分别是位于西海岸的由解放后的黑人奴隶组成的利比里亚，伊斯兰教君主所统治的摩洛哥，以及1896年在阿杜瓦之战中击败意大利而确保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获得大量财富的荣华美梦。
1898年，德意志掠取中国的胶州湾，英国人占领了中国的威海卫。第二年，俄罗斯又吞并了中国的旅顺港。中国人因此而产生了对欧洲人的憎恨。他们杀死了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并于1900年包围了北京的欧洲诸国使馆。欧洲联军打着援救使馆人员的旗号进入北京，事实上，他们却在北京掠夺了巨额的贵重财宝。接着，俄罗斯人强占了中国的满州；1904年，英国人入侵中国西藏……
在瓜分世界的列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兴势力――日本。在以前的历史上，日本只是个小小的配角。这是因为这个遥远而封闭的国家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日本总是在接受外部世界带来的新事物，却几乎没有向外部世界输出任何事物。最初的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其文明、文学、艺术等传统则师承于中国。日本人的历史很有趣，也很有传奇色彩。在基督纪元的头两个世纪，日本就发展出了封建制度与武士制度。他们对朝鲜和中国所发动的攻击，简直就是法国与英国战争的东方版。日本首次与欧洲接触是在16世纪。1542年，有几个葡萄牙人搭乘中国帆船来到日本；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萨维尔来到日本传教。有一个时期日本人非常欢迎与欧洲的交往，欧洲传教士也使为数不少的日本人都改信了基督教。日本人最信任的一个欧洲人是威廉?亚当斯，他把建造大型船只的方法传授给了日本人。很快，日本的船只就能够航行到印度、秘鲁等地。但是，后来在日本的西班牙多米尼哥教派、葡萄牙的耶稣会与英国新教派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纠纷，并分别向日本人警告其他教派的政治意图，另外，势力较大的耶稣会还残酷地迫害佛教徒，这使日本人终于下了一个结论：欧洲人是不可忍受的祸根，尤其是天主教，只不过是教皇与当时已占领了菲律宾的西班牙王国等政治野心家的宗教面具而已。日本人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基督教徒的活动，1638年更采取了对欧洲人的“锁国”政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断绝了与欧洲的往来。在这两个世纪之间，日本人就像居住在其他星球上一样，与世界完全隔绝。日本政府禁止建造适于航海的大型船只，因而日本人无法再出到海外，而欧洲人也不能进入日本。
这一时期，日本被置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绘画式的封建制度继续存在，约占人口5％的武士、贵族及其家族，骑在其余人民头上肆虐。而外面的广大世界却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势力不断产生。从日本海峡通过的他国船只越来越多，有时也会有遇难的船和船员漂到日本。通过马岛上的荷兰人居留地――那是日本唯一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日本人开始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欧洲列强。1837年，一艘轮船挂着奇异的星条旗，搭载着在太平洋上漂流的数名日本水手，开到了日本的江户湾，又因遭到炮击而离去。后来，又来了数艘挂着同样旗帜的船只，事实上，这些船只都是美国的军舰。1849年，一艘美国军舰前来日本要求释放18名遇难的美国船员。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在佩里提督率领下来到日本。佩里不顾日本政府禁止外国船只在其近海停泊的规定，将军舰停于禁海之上，并致书当时统治日本的两个统治者。1854年，佩里又引率十艘用蒸气作为动力，用大炮作为武装的军舰来到日本，提出通商条约，日本人无力拒绝，只得同意。佩里为了签署条约，率领500名士兵登陆，日本诧异的看着这些耀武扬威的访问者从大街上通过。
中日甲午海战
中日甲午海战
俄罗斯、荷兰、英国等继美国之后来到日本。下关海峡的一个诸侯炮轰外国船只，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的舰队联合攻击那个诸侯，破坏了他的炮台，并击溃了守军。1865年，联军舰队停泊在大阪海上，迫使日本签订向外国开放的条约。
日本人因为这些事件而深感屈辱。其后他们凭借自己惊人的智慧与努力，提高了日本的文明水平，改革了国内的政治制度，渐渐地赶上了欧洲列强。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取得过像日本人这样快速的进步。1866年，这个国家还停留在中世纪阶段，举国上下都是一幅封建主义的浪漫画卷；而到了1890年，日本已经赶上了最先进的欧洲列强，日本人也成了完全欧化的国民。从此，日本人打破了亚洲注定要比欧洲落后的宿命论，相比之下，欧洲的进步则似乎变得缓慢起来。
我们在这里无法详述1894年到1895年之间的中日甲午海战――此事正好是日本欧化程度的佐证。日本已经拥有了强有力的欧化军队，以及规模小但却颇为完整的舰队。然而，日本的兴盛使得英、美两国已将日本视为欧洲国家而给予其同等的待遇，而其他正在追寻类似印度的殖民地的列强，却还梦想将日本当成亚洲的新印度而予以瓜分。当时的俄罗斯正想从满洲入侵朝鲜，法国则早已在遥远的南方东京、安南等处获得立足之地，德意志也虎视眈眈地寻求着殖民地。这三个国家互相勾结，以战争作为要挟，阻止日本从中日战争获得某些利益。
日本暂时屈服了，退回国内开始养精蓄锐。不到十年间，日本蓄积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对俄罗斯宣战。这场日俄战争标志着欧洲独占螯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亚洲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俄罗斯的国民对于发生在这遥远地方的战争根本不感兴趣，一些有远见的俄罗斯政治家们也反对这愚不可及的侵略。但是，沙皇被包围在包括他的堂兄弟大公们在内的一群财阀投机家之中，这些人则梦想着在中国掠夺到大量的财富，因此执意不肯撤退。于是日本士兵越过大海大批前往旅顺港和朝鲜，而无数的俄罗斯农民则从西伯利亚铁路被输送到远方的战场上去送死。
俄军的指挥极其拙劣，加上补给品又被人做了手脚，结果海陆军队都被日本击败。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航非洲南端，刚刚抵达对马海峡就被歼灭。这种徒劳无益的远征及其失败激怒了俄罗斯民众，引发了革命运动，沙皇只得中止战争（1905年）。他把1875年抢到的库页岛南半部分给了日本，从中国满洲撤兵，并将朝鲜也交与日本。欧洲人对亚洲的侵略，至此已到了尾声，欧洲的触角也从此开始从亚洲收缩。角色。接下来是所属关系不很明确的埃及。名义上埃及还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并有自己的元首――即总督，但实际上埃及却在近乎专制的英国官吏统治之下。
再接下来是关系更暧昧的盎格鲁―埃及所属的苏丹。它由英国政府与英国政府控制下的埃及政府共同占有，共同管理。
1914年的大英帝国还包括一些半自治的领地，主要是马耳他岛、牙买加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等，这些地方立法机构是选举出来的，而行政机构却是由大英帝国任命的。
大英帝国还有一些直辖的殖民地，英国政府通过殖民部来统治它们。这些殖民地包括锡兰岛、特立尼达岛、斐济群岛（此处有任命制的议会），直布罗陀、圣赫勒拿岛（此岛有总督）等。
最后是广大的热带地区和原料产地。这些地区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因为那里生活着未开化的土著。它们名义上只是保护地，英国政府派了专员去管理这些地区。但这些地区同时也有土著的酋长（如在巴苏陀兰），有些地区还有特许公司（如在罗得西亚）。这些地区连英国政府都搞不清楚到底由谁来管理，有时是外交部，有时是殖民部，有时则由印度事务部参与其事，现今则大部分归属于殖民部管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英吉利帝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它实际上是一个与以前的帝国都不相同的混合体，它保证了广大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尽管官吏也很暴虐，而大英帝国依然获得了属地大多数人民的容忍与支持。与雅典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也是个海上帝国，连接帝国的是海上通道，日常的联系也完全依靠英国海军。与所有的帝国一样，大英帝国的形成，其物质基础是交通的发达。从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的航海术、造船术以及轮船的发展，使大英帝国的统治成为可能。然而，随着航空运输和陆上交通的新发展，也许有一天会引发大英帝国的危机，这也不是不可能。罗马帝国）结成了同盟，与意大利王国的同盟则没有取得成功。英国起初对大陆问题还是依然故我，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由于德国海军势力日益强大，渐渐被迫与法国和俄罗斯展开了合作。好大喜功的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期间，德国竟然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加入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结果，这不仅引起了英国的反对，甚至连日本和美国也成了德国的敌对势力。
战争带来的瘟疫
战争带来的瘟疫
于是，这些国家都开始了武装备战的工作。国民生产中枪炮、战备、战舰等的比率越来越大，战争的脚步也一步步逼近。1914年7月，战争终于爆发。德国和奥地利对法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发动了攻击。接着，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立即参战援助比利时，并将日本拉入了自己的同盟之中，而土耳其则加入了德方阵容。意大利于1915年向奥地利宣战，保加利亚则在这一年的10月加入了德军的同盟阵营中。1916年，罗马尼亚对德宣战；1917年，美国和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德宣战。正确地分析这一场大战的责任，是本书题旨之外的事情。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这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爆发，而是为什么没有人能预见这场战争并防患于未然。
大战的复杂细节，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叙述。不过人们在仅仅数月之间，就已经明白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然科学，给予了人们伟大的力量――控制钢铁、征服距离、克服病痛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被用于善行，还是被用于罪恶，取决于人们对道义的认识程度和政治的理性程度。欧洲各国政府由于受到古老的憎恨与猜疑政策的影响，从而爆发出史无前例的破坏力和抵抗力。大战使全世界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胜负双方都遭受了与所争利益根本不成比例的重大损害。
大战初期，德军企图入侵巴黎，俄军则准备入侵东普鲁士。不过，它们都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遭到强烈地反击。继而，各国都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力量，修筑了坚固的战壕。对峙的两军曾经一度固守在横贯整个欧洲的绵长战壕中，不付出巨大的牺牲根本无法向前迈进一步。双方的兵力迅速增加到数百万，后方则组织了大量的民众向前线运输粮食和军需用品。欧洲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迫停止，各国全力以赴地为战争服务。全欧洲除了残疾人之外，所有的男人都参加了陆军或海军，或者是被送往临时工厂从事军需生产。原来由男人承担的生产工作改由女人来承担，欧洲交战国一半以上的国民因为这一场战争而改变了职业。教育与正规的科学研究不是受到限制，便是被转移到直接的军事目的上。新闻报导也因为军事上的统制和强制性的宣传活动而改变了味道。
前方军事上的胶着状态，使得交战方开始将攻击的目标转移到后方的非战斗人员和对方的补给线上来。交战各方同时加紧了对武器的研制，枪炮的大小、射程有了显著提高，毒气瓦斯和坦克车也出现了，此外，空中袭击也适时地出现在了战场上。这些发明摧毁了战壕内士兵的抵抗。在一切新发明之中，空袭堪称最富有革命性的发明，传统战争因此而演化为立体式的现代战争。以前的战争，只有双方遭遇时才能发生，而如今则不必遭遇就可以对敌方实施打击。首先是齐柏林飞行器，继之是轰炸机，把战争从前线带到了越来越广阔的非战斗地区。文明人的战争所牢守的平民与士兵之间的古老区别，从此烟消云散。一切从事生产的人们，所有的车站和仓库，都成了破坏的目标。空袭的范围日渐扩大。最后，整个欧洲都处于戒严状态，也都成为空袭的对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城市，几乎每天都会遭到空袭。高射炮发出可怕的声响，消防车和救护车则在漆黑的街道上疾驰不停。夜复一夜，人们得不到片刻安宁，老人与儿童身心健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
自古以来，战争都会给人类带来瘟疫的流行，这次却直到1918年停战也没有出现任何瘟疫来临的迹象。在战争进行的四年之间，医学的发展阻止了所有一般性的流行病。但是，瘟疫终究还是来了。流行性感冒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里肆虐，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饥荒在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年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在这次战争中曾经一度被遏制。然而，1918年初，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饥荒之中，虽然这次饥荒的程度不是非常严重。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农民被征召到前线打仗，所以全世界的粮食生产大为减少；而生产出来的食品，又因为潜艇的大肆活动、国界的封锁而造成运输的堵塞，从而无法正常供应。各国政府开始管理日渐减少的食品供给，给人们定期限量分配食物。到了战争的第四年，不但是粮食，连衣服、住房和大部分日用品都变得非常缺乏。商业和经济极度混乱，多数人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
战争真正结束是在1918年11月。但是在这一年春季德军强攻巴黎，并几乎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中欧诸国即告崩溃，战争已经耗尽了它们的财力和资源。败而未被允许参加和会，他们只能接受和会的决定。然而，这次和会所选择的会议地点是极其糟糕的。1871年，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宣言也是在凡尔赛公之于众的；而如今，却要在这里发表内容完全相反的宣言，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
厌战的人们寻求和平
厌战的人们寻求和平
大战初期曾经有过的宽宏与忍让已荡然无存。战胜国的人们，完全不顾战败国的国民也同样遭受了痛苦，而只是一味地强调他们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与痛苦。大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盛行，各国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同时却没有有效的协调活动。若干独立国家在一个狭小的地区内共存，而每个国家都拥有强有力的军备，因而发生摩擦并导致战争实在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之故，即便世界大战没有以这种方式发生，也必定会以某种类似的形式爆发。同样地，若不以政治的统一作为防范措施，则在二三十年之后发生更悲惨的战争也属必然。为战争而组织的国家引发战争，就像鸡下蛋一样，是必然的事情。而因战争疲惫已极的战胜国国民，竟然忽视了这个事实，认为应该由战败国的全体国民来赔偿他们的一切损失。然而，假如战争的结果不同，战胜国的国民无疑必将受到同样的待遇。法国人与英国人同声谴责德国人，德国人则认定罪在俄罗斯人与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错误在于欧洲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凡尔赛和约》在惩罚与复仇的基础下签订，对战败国处以严厉的惩罚，迫使已破产的国家背负了巨额的战争债务。同时，《凡尔赛和约》还企图创设反对战争的国际联盟，以调整国际关系，这种行为明显缺乏诚意，而且也很不妥当。
就有关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是否有过为永久和平而调整国际关系的想法，这颇值得怀疑。国际联盟的提议，由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到了现实政治之中，其主要支持者是美国。在此以前，这个新的近代国家，除了保护新世界的门罗主义之外，从未发表过有关国际关系的明确理念。而如今美国突然被要求对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提供精神上的帮助，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美国国民虽然本来就倾向于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却也因此而对旧世界的政策有着传统性的猜疑，并养成了置身于旧世界的纷扰之外的孤立习惯。正当美国人开始考虑以美国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之际，德军的潜艇把美国人也拖进战争之中，美国不得已加入了反抗德军的联军阵容。威尔逊总统所提议的国际联盟组织，是一个创建由美国主宰世界的临时计划，考虑很不周全，而且相当危险。而欧洲方面却误以为这是美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提案。1918年到1919年之间，人们都因战争而疲惫已极，几乎愿意付出一切牺牲以防止战争的再次爆发。然而在旧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愿意放弃一小部分主权。倡议国际联盟的威尔逊的公开演说，似乎在一时间越过了欧洲各国政府而直接引发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各国人民都以为这是美国精心设计的良策，因此反应之热烈前所未有。不幸的是，威尔逊总统必须以各国政府为交涉对象，而无法直接与各国人民达成共识。威尔逊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但是一旦付诸行动，却又是个自以为是的人物。因此，这股由他所引起的热浪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
迪龙博士在其所著的《和会》一书里曾经指出：总统（指威尔逊）抵达时的欧洲，欧洲就像是为一个有创造性的陶匠准备好的一把黏土。各国国民从来也没有这么渴望过，跟在表示愿意领导他们前往没有战争、没有封锁的应许之地的摩西身后，并随他而去。在欧洲人民眼里，威尔逊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法国人民对他充满了敬畏与挚爱。巴黎的工人领袖们告诉我，他们在威尔逊面前流下了欣喜的热泪，他们的同志也表示过，为了实现威尔逊的崇高计划，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对于意大利的劳动人民来说，威尔逊的名字，恰似预报新世界即将来临的天使之音。德国人民则以为威尔逊和他所提倡的主义，正是和平的最后期望所在。大胆的缪伦先生说：“即使威尔逊总统对德国人做出了严厉的判决，他们也会心悦诚服，并马上开始工作。”在德国和奥地利，威尔逊有如救世主，只要说出他的名字，苦恼的人便可得到安慰，痛苦的人可以马上得到解脱……
威尔逊所引起的期待大致如此。我们此处不打算再叙述威尔逊如何使人们失望，他所创设的国际联盟又如何的脆弱无能。威尔逊的悲剧，就是我们人类的悲剧：梦想固然美好，却无法实现。美国人民反对总统的行动，不同意加入欧洲人期待的国际联盟。美国国民渐渐明白他们正在轻率地闯入他们没有任何准备的事物当中；而与此相对应，欧洲方面也渐渐发觉到美国并没有能力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局面。国际联盟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诞生了，所以生就了无法挽救的缺陷。国际联盟的组织结构细密但却不切实际，其权力也明显地被限制在某一范围内，这使得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改善国际关系。如果没有国际联盟的存在，也许有些问题还更简单一些。尽管如此，最初欢迎这个计划的那股世界性的热情，标志着全世界的民众――不是政府而是民众――都加入到了反战行列中来，这是任何历史都必须特书一笔的事。从此，在目光短浅的政府背后，一股寻求世界性的和平与世界性的秩序的力量，正在萌芽、成长。
然而，这股力量尚未被有效地发挥出来。凡尔赛的媾和是纯粹的政治性媾和，国际联盟则是政治性组织。它承认现存的各政府与现有的国家观念，并想在此基础上尝试将人类的诸多问题用修修补补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人类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政府与国家只是一时的，可视人类需要的变化而予以变更，并且也应当被变更。而最根本的是经济上的各种问题。它们是关乎财产与行动的问题。
从1918年到1932年，世界进入会议时代――人们试图通过和平的会议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从这一连串的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正在致力于重建这个世界，人们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国家主义与政治的框架，开始关心人类的财政和经济方面的统一，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自然，这期间也有过经济生活的混乱，人们不得不面对失业与贫困；政治生活也显现出了罕见的不安定。
但是，在发生像世界大战那样的动乱与杀戮之前，人类必须致力于世界的重建工作。像国际联盟那种临时的行动，像各国之间举行的看似可解决一切问题，却永远也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会议制度，实在无法满足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的复杂政治要求。关于人际关系的各种科学，个人与大众心理学、金融学、经济学、教育学，都需要尽快进入应用阶段。因顽冥、落伍而已告死灭或已濒临死灭的道德和政治观念，必需由更明确、更单纯的观念――即人类有着共通的起源与共同的命运――来取代。
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与混乱。人类还处于青春期，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并不是由于衰老和疲劳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人类日益增长却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的旺盛精力所造成的。
一如笔者在本书里所做的尝试，当我们把整个历史当做一个过程来观察时，当我们看到生命朝着希望和胜利进行顽强的抗争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希望与危险并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仅仅是人类伟大前途的一缕曙光。在花朵或落日的美丽当中，在幼小动物的嬉戏之中，在诸多风景之中，我们将感悟到生命所能给予我们的某种暗示；另外，在雕刻与绘画作品之中，在伟大的音乐篇章之中，在某些了不起的建筑和庭园之中，我们也可以感悟到人类的意志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我们拥有梦想，我们也拥有不断增加的力量。人类终将迎来永久的和平与统一，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
回忆韦尔斯
回忆韦尔斯
韦尔斯罗素简介
韦尔斯罗素简介
附录：回忆韦尔斯罗素（B?Rusell 1872-1970）H?G?韦尔斯在中国被视为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是因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现在仅《世界史纲》一书有中译本。事实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超过他在历史学上的成就。韦尔斯的巨著《世界史纲》之所以能畅销全球，销量超过二百万册，主要也是靠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将文学与历史最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韦尔斯可能是西方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学者。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原本是无法相容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司马迁的手里及英国韦尔斯的手里，二者却获得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然而很可惜的是，韦尔斯的史学著作，仅有《世界史纲》一部而已。但是他在幻想小说方面的著述，却远远超过柏拉图、托玛斯?摩尔、陶渊明及几年前逝世的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从而创下文学史上'乌托邦著作'的最高记录。诚如罗素所言，韦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有些令人向往，有些却平淡无奇，有乐观的丰富想象，也有几分悲观的色彩。但是，他有一贯的创作动机：那就是希望人类的社会能逐渐的向理想的境界迈进，他的一生因为这个信念的鼓舞，才写出了大量的幻想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科学家的态度，社会学家的热诚在写这些著作）。直到他生命快结束时，他才领悟到，要改造人类社会并不是单靠思想与文学就可奏效的，一缕失望的感觉也在此刻顿时产生，要是韦尔斯先生在年轻的时代就领悟这一道理，很可能他不会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所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往往是'人尽其材'最有力的驱策力。
韦尔斯在20世纪英国文坛的地位，很像他的好友阿道斯?赫胥黎，他们二人都是当代的博学之士，都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典型产物。所以，未来的文学史家，一定会把他们相提并论，在文学作品中注入科学的因素，是他们二人最大的共同特色。在近代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罗曼?罗兰及汤姆斯?曼更了解音乐，同样在近代杰出的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赫胥黎及韦尔斯更了解科学，在他们二人身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变成了可以融会贯通的综合艺术。作为一位近代文明的批评家，他也可以与汤因比和罗素相提并论；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与萧伯纳及韦伯夫妇都是费边社的发起人及领导人物。但是过分的注重外在的虚名，使他只能成为文学家、史学家及文明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的进入古今圣哲之林，这是罗素最为他这位老友惋惜的一点。
韦尔斯在1866年的9月21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布罗姆莱（Bromley），比罗素大六岁，他的父亲是一位没有远见的小商人和职业的板球选手，母亲是一位女仆兼管家，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必须独立谋生。韦尔斯做过布商学徒，也当过化学助手，之后他进入中学就读。1884年，韦尔斯进入伦敦大学的皇家科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他的老师便是胡适先生最崇拜的托玛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也就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祖父(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作者）。1888年，韦尔斯获得科学学位，毕业后从事教职工作并开始写作《生物学教科书》，但不久因得肺病而被迫放弃教书。1891年，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双周评论》发表他的处女作后便开始投身于漫长而活跃的写作生涯。其间除了一度做过新闻记者外，直至1946年在伦敦逝世为止，他都在专心著述。他的第一部著作《与叔叔谈话选录》是在1895年出版的，他的初期作品常被与Jules Verne的著作相提并论。1903年，韦尔斯加入费边社，他的政治'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现代版。和狄更斯一样，他对伦敦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有深厚的同情与了解，从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可以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以社会学的眼光而非以政治的观念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虽然是基于科学的写实，但却充满了高度的人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韦尔斯才开始写历史著作，1920年出版了《世界史纲》，由于此书太长，有一千多页，所以在1922年他又写了一本大众化的《文明的故事》。本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著作，此后他就没有再写过这方面的著作。1934年他写了一本自传。1938年他的《世界战争》被改编为广播剧，曾经轰动全美，人们把这段播出时间命名为'恐怖的时刻'。虽然他是当代有数的博学家之一，但直到逝世前三年，才以一篇《论人格》的论文，获得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韦尔斯的观点
韦尔斯的观点
他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媒介者、理想的传达者、法律制度的评论者，同时也是社会的独断和观念的批判之所，因此小说不过是他所怀抱的社会思想的表达之所。综观他一生所写的小说可分为通俗科学小说、写实小说和社会小说三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
我第一次与韦尔斯邂逅是在1920年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这个曾被命名为“共效会”(Co?effients)的组织是由西特尼?韦伯和韦尔斯二人发起创立的，旨在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能联合起来发挥更大的功效，会友大约有一打左右，其中有些我已经记不得了。在我所记得的人中，最出色的是爱德华?葛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其次是麦钦德(H?J?Mackinder)（后来他也被封为爵士），当时他是牛津大学的地理学讲师，也是正在德国兴起的地缘政治学的权威。关于他的事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曾与一位土著向导攀越过基利曼耶罗峰（Kilimani alo），这位土著几乎完全是赤足走路，而他本人则穿了一双舞鞋。除此之外，还有亚莫莱（Amory）及官拜海军中校的倍莱尔思（Bellairs），他是一位说话风趣的海军军官，曾为了争夺京林区的议席而与那位名闻遐迩的陆军代表汤尼?鲍尔斯（Tommy Bowels）进行一场永远无法分出胜负的竞争。倍莱尔思中校是自由党人士，鲍尔斯则属于保守党，但是过了不久，培莱尔思变成了保守党，而鲍尔斯也变成了自由党员，因此他们二人才有机会在京林区继续争执下去。除了以上五位，我还记得的一位是赫恩斯（W．A．S．Hewins），他是当时伦敦经济学校的主持人，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是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中被养大的，但自从来到英国后，他改信了英国国教，他是一个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他极力支持张伯伦首相采行关税改革政策，他曾经把改革前与张伯伦的通信拿给我看，因此我知道这项改革，他出力最大。
直到韦伯谈起邀请他做“共效会”的会员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韦尔斯其人。在某次集会中，我很快地发现，我对大部分与会人士所发表的高见，实在无法苟同，也无法贡献一点有用的意见给他们，因为所有的会员除了韦尔斯与我之外，差不多都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对德战争，也大都认识不清。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共同的反感，我和韦尔斯开始接近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认为掀起大战是一件愚蠢的行为，虽然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当葛雷爵士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为对法及对俄订约的政策竭力鼓吹时，风波又起。两年后他这个政策为保守党政府所采纳，后来葛雷爵士本人出任英国的外相时，更是全力在推行此政策。我曾大声疾呼反对此项政策，因为我觉得它已直接导致世界大战，当时除了韦尔斯以外无人赞同我的看法。
由于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彼此很接近，我就邀请韦尔斯夫妇到牛津附近的巴格莱林庄舍间来玩。这次会面有愉快的一面，但也有不愉快的插曲，例如韦尔斯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他的太太伦敦腔太重，其实在我看来，这项指责用于他本人似乎更为适合。更严重的事是由他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慧星来到的日子》引起的。在此书中，他描写了地球经过一个充满气体的慧星尾部时人们的感觉。当时理性的胜利在两件事上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正在酝酿中的英德之战，由于双方意见的接近而中止了；另一方面是自由恋爱风气开始兴起。韦尔斯之所以被当时的舆论界所攻击，主要并非由于他鼓吹和平主义，而是由于他提倡自由恋爱。他当时曾极力声明他并没有鼓吹自由恋爱，只是预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之后，所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而已，甚至连结果的好坏他也不敢置评。我觉得他这些声明是言不由衷的话，因此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开始时提倡自由恋爱，而后来你却说没有？”他回答说，由于他尚未储蓄足够的版税，可以使他靠利息渡日，所以他还不敢公开地鼓吹自由恋爱。也许是那时候我对人格的要求过分严厉，因此他这个回答使我颇感不快。
自此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都很少见到他。到了1914年对德之战时，他却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变得好战起来，他喊出“以战止战”的口号，他说他特别热中于此次对德军国主义之战。在开战那一天，他就宣称整个普军政权将在利泽（Liége）防御战之前被瘫痪――事实上利泽不到一两天便陷落了。西特尼?韦伯虽然也同意韦尔斯对战争的看法，但此后也不敢苟同了。一方面是由于道德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韦尔斯竭尽心力想夺取韦伯的费边社领导权，韦尔斯对韦伯夫妇的敌意在他以后的几本小说中均有影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与韦尔斯又恢复了友善的关系，我很欣赏他的大作《世界史纲》，特别是前面的部分，并且我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相同的看法。他有无限的精力，并且有善于组织素材的天才，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位生动有趣的健谈者，他的双眼目光炯炯，在辩论的时候，令人觉得他是站在超个人的立场对事物发生兴趣，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对人发生兴趣。我时常在周末时，到他座落于伊塞克斯（Essex）的寓所去找他，每逢星期日下午，便到他的邻居华威克夫人（Lady Warwick）处举行茶会。华威克夫人是工党活跃有力的支持者，在她家诺大的花园中，有一个湖，湖的周围有爱德华七世所赠的巨大的黛绿色磁器青蛙，所以在她身上有新旧二种不同的性格，要找同时适合于这两方面个性的话题，似乎颇有点困难。
韦尔斯的影响
韦尔斯的影响
纵使此后我不时遇见他，但是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卜居在里维耶拉（Rivi era，地中海滨的风景区，位于法国之西南，为疗养与游乐之胜地），而韦尔斯也在那里购置了一幢房子的时候，我们那泛泛的交谊慢慢成熟而成为友情。再后，当他和他同居的那个女伴（雕刻在他的起居室火炉上的是这一短句：“这幢房子是由两个情人建筑的”）分了手，而把房子送给她以后，他就搬来跟我同住。他是极好的同伴，他并不是一个像玛喀斯?庇尔邦或雷琪?忒涅那样的隽智之才，但他却有充沛的幽默感，会讽刺自己，也会取笑别人。有一次，他邀我共进午餐以便与巴比塞（Barbusse，法国著名小说家，生于1875年，死于1935年）相晤。巴氏是一部名叫《火》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这部小说曾轰动一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记得巴比塞是个修长、瘦削、多毛的人，穿着破旧的黑色服装，宛如法国送殡队中雇佣的执线人。他有一对精光四射的黑色眼珠以及一副浮躁的神情。他是一个热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谈吐口若悬河。虽然韦尔斯极娴法语，但他却故意说得迟缓，以使巴比塞的谈话可以多多涉及到他自己。巴比塞像对付一群听众那样对付我们。在他走后，韦尔斯便带着一种尴尬的微笑，转脸向我说道：“当我们听到自己的意见出自他人之口时，这意见就显得多么愚蠢乏味呀。”韦尔斯敏感机智，而且，纵然惯于把那些不赞同他意见的人看作愚蠢（也就是讽刺的目标），但他对于他们所加的诙谐却是没有恶意的。
韦尔斯具有强烈的性本能，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满足这些本能的需要是与爱情无关的，它纯然是一件生理学上的事情。如果幽默，犹如有些人所说，跟爱情互不相容，那么，韦尔斯就从来不曾经历过爱情，因为他对那变幻不定的爱情目标极为敏感。他不能把冀求的人理想化，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恋爱时所体验到的。如果他的女伴并不聪明，他不久就会对她感到厌倦，要是她聪明，她的智慧迟早也会使他感到扫兴。他不喜欢他的糕饼没有甜味，但是假如它有甜味，它却也使他倒胃口。他爱他的自由，当他发觉一个女人想法对他加以限制时，他就会勃然大怒，无情地斩断这种关系。有时，这可没有这么容易做到，于是他就不得不去忍受那些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对付的吵闹和互相指责。当然，他像大多数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切断一种业已继续多年的关系可能使对方感到痛苦和羞辱，这在他看来只是傻话了吧。我很密切地注意过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次经历，在谈论到她所带给他的烦恼时，他说：“你知道，女人老是把占有欲误认作恋情，而当她们离开时，使她们感到难受的，倒不是她们的心碎，而是她们对于财产的要求权被拒绝了。”他对女人极有吸引力，这使我感到诧异，因为他的仪表并不特别使人悦目，他生得肥胖丑陋。我有一次曾问他的一位情妇是什么东西使她特别爱他。我想象她会说因为他的才气和他的幽默感。结果压根儿不是，她说他身上有种甜蜜的气息。
尽管韦尔斯具有很高的声望，并对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却并不自以为了不起。他没有一点儿Stuffed Shirt（意即外表神气活现的人）的气息。他从不装腔作势。他天生有着良好的教养；他会带着殷勤动人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无名作家、图书馆助理员，宛如他们跟他自己同样重要。只有事后在他一次微笑以及一句警语里才能发现他是把他们当做如何愚蠢的笨蛋。我还记得我参加过PNE（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Plaawrirhts，Fditors,Edssayists and Novelists的缩写）的一次宴会，那时韦尔斯是协会主席。到会的许多人，在韦尔斯读完了一篇报告以后，都站起来发问。这些问题大都是愚蠢的，可是韦尔斯却非常有礼貌地一一回答他们。有一个胡须浓密的人，一再站起来就作些荒谬绝伦的演说，很明显地表示出他只不过是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韦尔斯完全可以制止他，但他仍然很留心倾听他，然后再跟他理喻，仿佛他一直说着的都是有理性的话似的。在会议终了之后，我告诉韦尔斯说，我是多么敬佩他应付那个傻瓜的那种令人惊异的耐性。他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到：“我在费边社当社员时，学得了许多对付笨蛋的策略。”
他从来不妄想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他也总是坚持他不足以被称为一个艺术家。那是他所憎恶的事情。当他谈起他的老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1843年生于纽约，1876年以后却常居英国，有名的小说作家）――亨利?詹姆斯常自称是个艺术家了时，他总要兴冲冲地调侃他。“我不是一个作家，”韦尔斯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政论家。我的作品只是高级的新闻文学。”在他和我同住一个时期以后，他送给我一部他的全集，当他下次再来时，他瞧见它们被堂皇的排列在我的书架上。这些书用的是精美的上等纸张，而且装着漂亮的红色封面。他用手指顺着它们抚摸了一遍，然后露出愉快的微笑，说道：“你知道，它们全已死了。它们都是讨论当时具有意义的事件。而现在，这些事件已不再具有当时的意义，所以它们不值得阅读了。”他所说的话语包含有好些真理。他文笔流畅，不过往往失之草率。我从不曾见过他的任何原稿，但我揣测他写作快速，而且极少修改。他有一种在这一句话里重复他在前一句里所说过的意思――不过却是应用另一些词句的习惯。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如此充溢，以致他感到只说一次未免不足。然而这却使他的作品变得不必要地冗长了。
韦尔斯小说的特点
韦尔斯小说的特点
韦尔斯的短篇小说的思路是很通畅的。这使他能够写出许多极好的甚至几篇卓绝的短篇小说来。不过他的长篇小说的思路却不相同。他早期为了糊口而写的长篇小说并不太好，因此他在提起它们时总有些轻蔑。他的见解是：长篇小说的任务应该是对付当前的迫切问题，以及说服读者取信他――韦尔斯――所坚持的改善世界的见解。他喜欢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张用不同花色的线编织成的花毡，他认为，那个设计花毡的艺术家业已给予它形式、平衡、联贯和布局，它并不是一种由许多毫不相关之物组成的揉合物。
他后期的长篇小说，虽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不堪卒读，但至少不会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你开始阅读时还觉得有趣，但当你继续读下去时，你便会发现你的兴趣在逐渐减弱，只有靠意志力才能读完。我相信《杜诺?彭伽》(Tono Bungay，出版于1909年，对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在蜕变历程中所表现的无能，刻划入微)是一般公认为他最好的长篇小说。这是用他惯用的生动笔调写成的――虽然他的风格与其说是适于长篇小说，不如说更适于论文――同时，书中对人物的刻划也很出色。他审慎地避免了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家所想创造的那种悬而不决的局面(Suspense)，他多少会把将要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诉你。他那种“长篇小说家的任务”的理论使他在许多地方偏离正题，即使你对于书中人物和他们的行动觉得有趣，也简直不能不对这些感到些许不耐烦。
当他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在谈话中，他说：“我只对集体的人感到兴趣，我对个人漠不关心。”随后他又微微一笑：“我喜欢你，事实上我对你已经有一种真实的爱情，但我对于你却不感兴趣。”我笑了。我知道这是真话：“我怕我纵有一万个化身也不能唤起你的兴趣哩，老朋友。”我说。“一万个？”他叫道：“那不算一回事。一千万个。”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他会跟许多人接触过，纵使始终温文而有礼，可是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们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却只不过是些电影中客串群众的“临时演员”而已。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有使人觉得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满意的原因。他放在你面前的人物并不是个人，而是一些生动而饶舌的傀儡，他们的使命是在表达他所要抨击或维护的思想。他们并非根据他们的性格而发展，而是为了主题而变动。这犹如一只蝌蚪并没有变成一只青蛙，却变成了一只松鼠一样――因为你有一只笼子，你希望把它装在里面。韦尔斯似乎老是在他还没有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对他的人物感到厌倦，随后就干脆放弃了任何刻画个性的企图，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册子作者”。倘使你曾读过韦尔斯大部分的长篇小说，你简直会不自禁地注意到一件古怪的事情，那就是：在前后出版的著作中，他所处理的人物都是极其雷同的。
他似乎对于极少变化地应用那几个在他生活中扮演着一种亲密关切的角色感到满足。他对于他的女英雄时常感到些微不耐烦，但却以较大的放任态度对待他的男英雄。自然，他在他们当中大量地放进了他自己；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只是他自己各种不同面目的乔装。《婚姻》一书中的屈拉福特实际上便是韦尔斯认为他已经是的那个人，或者他所试图变成的那个人。
韦尔斯生活的点滴
韦尔斯生活的点滴
在最近25年里，曾有许多人跟我同住过，有时，我很想写篇关于客人的散文。有些客人从不随手关门，从不在离开房间时熄灭灯火。有些客人会在午餐以后穿着脏鞋上床打盹，因此在他们离开后就不得不将被单加以洗濯。有些客人在床上抽烟，把你的被单烧成许多洞孔。有些客人注重摄生，必须为他们调制特别食物，而有些客人则要等到他们的杯子给斟上了红葡萄酒之后才说：“我不要喝，谢谢你。”有些客人从不把书放回他们原先抽出来的地方，而有些客人则从成套的书册里拿走一卷而从不归还。有些客人在临走时向你借了一些钱而不偿还。有些客人不肯孤寂片刻，而有些客人则在瞧见你在阅报时忽然想跟你聊天。有些客人不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都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有些客人却想从早晨起床一直忙到晚间才休息。有些客人俨然以征服省区里德国纳粹党支部长那种态度对你。有些客人随身带了三星期的脏衣服要你出钱洗濯，而有些客人则把他们的脏衣服送到洗衣店里，叫你对账。有些客人打电话到伦敦、巴黎、罗马、马德里和纽约，却从不想探问这得需要多少费用。有些客人却尽可能攫取他们所能获得的东西而没有丝毫回报。
还有些客人只有跟你在一起时才感到快乐，他们力图取悦你，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使你高兴，他们的谈话令人愉快。他们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们刺激你，以及鼓舞你，总而言之，他们给予你的是远超过你所给予他们的，他们的盘桓时日只嫌太短。韦尔斯就是这样的一位客人。他具有一种交际本能。每当举行宴会时，他都要使它有良好结局。我不时邀请邻居来吃午餐或晚餐，有时他们显得没趣，但韦尔斯却能兴致盎然地跟他们闲扯，仿佛他们能够了解他似的。有一次却特别来得显著，因为这是我看见他宣告失败的唯一的一次。我的一个邻居听说他和我同住在一起，就来看我，而且对我说她对他非常钦仰，说她常听人说他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健谈者，所以非常想跟他见面。于是我邀她午餐。我们坐了下来，而喜欢谈话的韦尔斯就开始谈起话来。当他正聚精会神地谈着时，那位太太却用一句话语岔断了他，这显示出她并没有听到他说的任何一个字。他停了下来，而当她说完以后，他又继续下去。她重又岔断了他，于是他重又停了下来。当她停止时，他再度开始，而她却又再度打断。这明显地表示她并不希望听韦尔斯谈话，而是要他听她说话。他对她滑稽地露齿笑了笑，复归缄默。直到午餐完毕，他都闭口坐在那里，而她则兴致勃勃地发表了一大套支离破碎的陈腐之谈。当她走时，她说她快乐极了。
在战争时，我最后一次见到韦尔斯。那时我在纽约，他来美国演讲。在他刚要回到英国之前，他约我共进午餐。他显得衰老、疲惫与萎靡。他跟从前一样洋洋自得，但却是勉强装作出来的。他的演讲悲惨地失败了。他不是一个有天才的演说家。叫人奇怪的是在经历过这么多次公开演讲之后，他还不能背诵文稿，而只能看着念。他的声音微弱而刺耳，他把鼻子凑在原稿上念。人们听不出他说些什么，所以都成群地走开了。他也见到许多具有高度权威的人物，不过虽然他们殷勤地倾听他，他却看出他们对他所说的话很少注意。他感到痛心而失望。“最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对人们说着同样的话，”他激恼地对我说，“但他们却听不入耳。”那就是毛病的所在。他是太常谈到同样的事情了。他的思想是合理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错综复杂的，可是，跟歌德一样，他以为一个人必须时常重述真理。造物主赋予他的是：他从不疑心他是确凿地迷恋于真理。当人们一再被邀去听他们业已十分熟悉的见解时，他们当然感到不耐。他对于上一代已经有一种无形的影响，而且对于一般风气的改变也有卓越的贡献。但他已经说完了他的话。他因为发现人们把他当做一个过时的人物而感到悲伤。他们同意他或者不同意他，都已确定。当他们听他说话时已经不再怀着昔日那种兴奋的激动之情，而是怀着对一个年老而乏味的老年人的那种纵容心理。
他死时是一个失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