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１９３０年４月３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１９２９年２月、６月、１０月和１２月给中共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１９３０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６月或７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①《红色文献》，第335和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③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⑤《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⑥《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①《红旗》，1930年8月16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１９２８ 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①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②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１９２８年到 １９２９年初的成就，在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８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省。
１９３０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３０年７月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不到１０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９月１日到１３日，毛和彭的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３０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①同上书，第2卷，第133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59和128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135和13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 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①《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１９３１年７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１９３２年１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在３０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１９３７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③１９３１年９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①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１９３１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１９３２年８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④
②同上书，第246—269页。
③《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①《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②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③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④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 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１年底和１９３２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①
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了。②
第二次围剿（１９３２年５月至６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０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的有④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但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沈阳事变”①
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１９３２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１９３３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③
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①《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和133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42页。
②《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③《剿匪战史》，第1卷，第28—4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①《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②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 要历史》，第90页。③《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④从１９３２年５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９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２４军和第２９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１９３３ 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１９３３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为基础；大约有７０００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１９３４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①
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他们开始实②
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２００００名工人修筑７００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１９３３年 １０月１７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
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１９３４年２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
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①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２／３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１３或１４英里长的战线。第二个变化发生在１９３４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④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 683—685页。⑤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①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到处。②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 页。
①《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②
—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１９３４年４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③
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０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
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①可能出于这种考虑，１９３４年７月方志敏的红１０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②８月，萧克的红６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最后，当③
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１９３８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１９２７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６０００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
②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 第266页），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 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 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期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的贡 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 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③《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
②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 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 页。
③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 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3页。
的估计。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①
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但广②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③
线，④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１０ 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２／３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这是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⑤
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⑥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１９３５年１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①
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１０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占领遵义的，并于１９日离开这个小城，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②
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③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④经过 １１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⑤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①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 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 1954年第2期，第88页。 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 有详细的叙述。
②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个 石的行营主任。③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④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⑤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⑥《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①《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②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册，第7—9页。③《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和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 13集， 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④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⑤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①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 Ｎａｎ—ｔ′ｕｎｇ、②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张面临另一种选③
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１９３５ 年 ２ 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１９３３年冬至１９３４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④
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回忆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毛泽东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①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１９２８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毛泽东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４日的两河口①《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9页。②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③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④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①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②
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①
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②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中共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衷方案。③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８月５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２５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④
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⑤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毛泽东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①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②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③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②《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①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②《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③《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④同上，第51期，第81—82页。
⑤同上，第51期，第79、82页。
①《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②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③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拒绝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部队由临时中④
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恶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同时陈昌浩进军甘⑤
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⑥
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⑦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２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毛泽东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⑧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①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衷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②
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③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订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④
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⑤
④《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⑤同注②。
⑥《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⑦同上，第48期，第85页。
⑧《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①《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②《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③《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④同上，第54期，第88页。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１９４５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１９３０年３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①（参见第９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１９３１年７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中国共②
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③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３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１５０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④
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①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 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137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②《红色文献》，第386—392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页；郭华伦：《中 共史论》，第2卷，第326页。
③《王明选集》，第3卷，第51—52页。
④《明报月刊》，第58期，第87页。
被破坏不下１４次。国民党的调查科①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６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２４０００名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３００００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然而由于国民党的②
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６０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③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２４０００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④
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⑤
刘少奇
１９３４年底或是１９３５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８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刘的①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２９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４００至５００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１９３６年２月创立时只有３００人，但到７月已发展到１３００人。②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②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61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408—414页。
③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页。
④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8—209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页。
①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的手抄本。②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页。
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刘少奇用③
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１９２７ 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 １９３７ 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共产党人。
③同上书，第187—189页。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１９３５年９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维埃连成一片。①当１０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１９３６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１９３７年１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３５０００平方英里面积和１５０００００人口。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②
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８０００名健壮的红军与１７个国民党师对抗。③
主要由于长征中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１９１６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１９３１年９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就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俄国的工具。
１９３４年４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０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辞。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①
来，这表现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②
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①《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②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2355页。①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②《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末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在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 １９３５ 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①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把蒋排除在拟②
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１９３５年８月７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③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①两①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期，第85页。②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③《王明选集》，第1卷，第9—10、11—13、25和53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页以下。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页。
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②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③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１９３６年２月至４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８０００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围剿。①（参见下面第１２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系开始改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②
议。所以毛能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４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③
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④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②《毛泽东集》，第5卷，第10和13—14页。
③《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各处。
①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 命》，第35—37页。②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
③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页。
④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页。
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１９３６年４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①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②
自１９３５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③
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④
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１９３６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１２月１２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①
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３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但是有②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①同上书，第1卷，第194页；《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
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