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②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③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妇女。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题。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３０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１２０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⑤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①《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 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 页。
②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③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④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3页。
⑤《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①《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②《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 617页。
③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④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 151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１９２７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初期他认为１９２７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①
理性上的诚实。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②
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龚楚是③
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１１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１９７１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①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 11日），第296—300页；和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章。
①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②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１０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１９３５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１９３７年２月和１１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②
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３０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①
①《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②《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①《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和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 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１９２７年７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１９２７年４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②后来，到１９２７年５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 ７ 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１９２７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８月１日江西南昌起义，８月到１０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１２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②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２５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
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①
②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③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 （1964年4—6月），第3—54页。①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年》，第12章。
②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③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３０％。②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１９３１年１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Ｂ．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Ｈ．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紧急③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从现阶段④
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１９２７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①
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②
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毛泽东从失败③
②《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第37—87页。
②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 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 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２８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１９２９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①贺龙在１９２７年底只带着８枝枪和２０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１９２９年５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１１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②
豫不决，证实了毛在 １９３８ 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③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１９２７年的中国是否能与１９０５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１９１７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④
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 １９２７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①接着在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②
央的１１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
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①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①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③
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１９２７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④
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
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
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
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 １９３１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３４年全年报道过③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①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①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②《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 Ａ．Ｊ．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④
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⑤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２０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 １９３０年，１３个左右苏维埃约有３００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１９２９年７月至１０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①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这一事实②
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６个月的③
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④
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③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 日。④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⑤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①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④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０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１９３０年２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１９３０年５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１９２９年４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１９３１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１９３１年１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③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⑤
①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 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②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③《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１９３３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１９３１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２８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②
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１９３３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在其他地方，这③
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④
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１９３３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２８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１９３４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１９３３年６月至９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接着，在１０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１９３４年１至２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
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508页。②《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 页。
③《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 页。
④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①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 154—184页。
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１９３３年３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③
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④
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②
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③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９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
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
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
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
要的。④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１９３３年８月８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①
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１５％。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３１２５②户中就有１５１２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１９３３年９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②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 3卷，第195—196页。
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 第3卷，第207—208页。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 3卷，第223页以下。②《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③《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①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③《斗争》， 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年3月15日。
产 ３０７５３９ 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６０６９１６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 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１５—２０％。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⑤
埃政府在１９３３年７月发行了３００万元公债，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发行了１０００万元货币，并在１９３３年７月向人民借谷６０万担。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⑥
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１９３４年１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但自秋收起义失败，①
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２９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１９２８年７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１９３０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⑤
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１９３４ 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３０％是工人，而６８％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７７％）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４％。①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④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 日。
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⑦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285页。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37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 —59页。
③《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④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 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270页。
⑤《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⑥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起草的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②
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③
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１：３。事实上，这一比率在１９３４年是２８％对７０％。④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１９３１年２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⑤
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在战斗和⑥
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①
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１９３０年１２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１９３０年约有５万人。１９３１年增加到１０万人以上，１９３２年增至２０万人，１９３３年增至５０万人。在１９３０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１９３５年７—８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１９３７ 年辖３个师的八路军以及１９３８年的新四军。③
②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③《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④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⑤《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453—25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69页。
②《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③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 203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１９２７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１９２８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决议反复①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１９２９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②
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③
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１９３０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①《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年10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和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③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 文献》，第346—355页。
②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982页。 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③
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１９３０年６月或７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共产国际①
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１９２８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③
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１９２９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１９３０年２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一旦取得一省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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