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１９４５年后还有东北局。
分局 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
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
各级委员会 适合于建立委员会的省、县、镇、区及分区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２９３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１９。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
表１９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八路军总部（延安）
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任弼时）
１１５师（前第１方面军；晋察冀根据地）
师长 林彪（１９３７年后期受伤）
副师长 聂荣臻（１９３８年起代师长）
政治委员 罗荣桓
１２０师（前第２方面军；晋绥根据地）
师长 贺龙
副师长 萧克
政治委员 关向应
１２９师（前第４方面军；晋冀鲁豫根据地）
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邓小平
新四军
军长 叶挺（１９４１年后，陈毅）
副军长 项英（１９４１年后，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１９４１年后，邓子恢）
政治委员 项英（１９４１年后，刘少奇）
副政治委员 饶漱石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２９６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这两个军的部队可①
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１６至４５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①晚至1944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 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185页。
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１７）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６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１９３９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①
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①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45年》，第8、9章。
②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③
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 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１９３５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６０００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７月７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２９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２９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①
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７月７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２０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１６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２５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９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２９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①
第１１５师的混合部队于１９３７年９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９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３０００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２０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①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 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220— 253页。
①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 ２００，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①
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２０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１９４２年）
（长度包括支线）
英里
北宁线（北平—山海关） ２８９
津浦线（天津—浦口） ６９４
平汉线（北平—汉口） ８０３
平绥线（北平—包头） ５４７
同蒲线（大同—风陵渡） ４２０
胶济线（胶州—济南） ２８８
正太线（石家庄—太原）ａ １５１
德石线（德州—石家庄）ｂ １２４
陇海线（西安—海州） ６５２
沪宁线（南京—上海） １０９
ａ．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１９３９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ｂ．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１９４０年６至１２月间建造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８６—８７、２０３、２０５、３２２
—３２５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然而现在，掠夺①
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①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203页。
①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页和第6章
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７０％，合计共５万人。这些人中一部②
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１８９８年生于河北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５３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１９３７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１９４９年后他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１９３５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１９３６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５０００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①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不是为了抗日。”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②
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１９３９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②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第108页。
①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 2版。
②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 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18—119页。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１．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１９４７年３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１９３６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行漫记》）到１９４４年末和１９４５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１０）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１４０万居民。大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１２％，却拥有土地的４６％。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３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
未能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１）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２）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的安全和生存问题。（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单。（４）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５）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６）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１９３７年９月６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１９３７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１９３７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 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１９３９年１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１９３７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１８８６年，比毛泽东早出生７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２０年代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１９２７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１９３８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间，估计约有１０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有些人①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作家、各类知识分子。１９３８年末，据说有２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所有这①些条件到１９４０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１９３６年中期到１９３９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１４章，第８４４页以下各页。）
２．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①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 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
②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179页。①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 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 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②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年》，第 2—4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 ２０ 年以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１９３７年初他害怕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①１９３６ 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引起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１９３５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１９３５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１９３６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①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②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
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
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③
牺盟会又制订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①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 12章。
①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3版。
③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页。
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４个“决死纵队”组成，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１０５个县中大约有７０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７个较大行政区中有５个据共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
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①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１１５、１２０和１２９师所提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河南、绥远。第１１５和１２９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３．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１１５师，与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锐的板垣第５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 １００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②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１）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７）
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
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１２）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
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
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１１５师的几支部队（约２０００人），在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１９３８年１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①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页。
②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 351页。①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页。
早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３０个县、冀中（平汉铁路以东）的２０个县和察南的４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１５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３９个县的１４８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２８个“组织”：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它指导根据地今后 ５ 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年１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９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①
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辖１１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２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的第１２０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 １２９ 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图１２。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１３万元以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５战区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３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１９３８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①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步来》，第84—89页。
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在战争的头①
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那种根据地。
１９３８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１９３９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设政策的决心。表２１和图１２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①
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入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了原第４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１９４１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１９３７年前一直与党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夺。
图１３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３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１）中共已经创立了相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
表２１ 新四军（１９３９年末）
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
任：邓子恢
江南指挥部（１９３９年７月成立）
第１支队。司令员：陈毅。１９３９年初向太湖东、南扩张的努力不很成功。这支部队的大部在１９４０①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 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38—48页。
①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 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 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在弄清日军 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年 ３—６月间转移到江北。
第２支队。司令员：张鼎丞。１９３９年初，罗炳辉率领支队部分力量渡江帮助组建第５支队，并
置于其领导之下。
第３支队。司令员：谭震林。
江北指挥部（１９３９年７月成立）。司令员：张云逸
第４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最初由武汉以北湖北大别山区（靠近黄安）原鄂豫皖苏维埃共产
党残部组成。最初由高敬亭，一个以前的贫苦农村屠户领导。高对抗新四军的命令和纪律，
拒绝与国民党部队合作。他勉强转移到安徽巢湖以东，被指责为“专横的军阀”，并于
１９３９年４月在一次公开审判后被叶挺下令处决。第４支队的一些成员被派去帮助组建第①
５支队。第４支队主要是一个训练单位。
第５支队。司令员：罗炳辉。１９３９年春在巢湖西南的庐江组成；１９３９年７月转移到苏皖边界南
京对岸的来安／六合地区。１９３９年底更东进至江苏高邮湖／运河地区。第５支队多次与国
民党人和日本人战斗。
第６支队。司令员：彭雪枫。１９３９年夏由八路军派往河南的部队组成。吸收了不少地方武装和
国民党军队的散兵。１９４０年初从豫东（太康／淮阳）向东进入皖北。第６支队是皖北和苏
北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
（２）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３）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乱的图１４，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①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1939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来源：陈永发前引论文，第2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24— 132页。
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
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１９３７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３００００余名成员的２００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①
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②
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匪”。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③
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作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１）不要轻率行动。（２）严格遵守纪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３）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４）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助他们赶跑敌人。（５）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他们。（６）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７）努力分化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８）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９）①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卷，第42页。②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页。
③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页。
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①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
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
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
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
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①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１９４１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
①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页。
①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页。
①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页。
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事实上毛、②
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１９３８年５月，他坚持根据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当这些领导人③
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①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彰的地主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②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页。
③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