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 １０９ ７１ １１９ ５５０ １３７３
１９４２ １３２ ７６ １２０ ７２０ ３９５１
１９４３ １２４ ６９ １２４ ２６９ １０２６０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６０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 ２０ 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１９４０年，只有大约４２０００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１９４０年每月大约有１０％的熟练工人，１８％的非熟练工人流动。１９４３年５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 ２３％。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６０—８５％。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１／３。①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　　１９４２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20—28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 １９４２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１９４３ 年平均为１４％，１９４５年平均为６７％。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１９４３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１９４３年，生产一吨铁耗费３５０００元；政府的铁价为３００００元一吨。１９４４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１８７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１２００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１５０００元；但它只能以１２０００元出售。①
最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１／４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１５％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②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8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 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 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①张嘉璈：同上书，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页。
②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149页。①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217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１９４４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５５％开工。重庆８０—９０％的钢铁厂在１９４３年春到１９４５年早些时候倒闭；１９４４年３２０家机械厂中有５０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２５０家煤矿中，大约有１８５家在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间倒闭。②
到１９４５年３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１９４４年矿业生产只是１９４２年水平的一部分（煤，７２％；铅，４９％；钨，２７％；锡，２７％；铜，２４％；锑，６％）。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１９４４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１３）。①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１９４４年　１１月与　１９４５年５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５０％；生铁，４６％；煤，３５％；电力，８％。尽管有这些增长，１９４５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１１％左右的资本。然而，到１９４２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１７．５％，资本的７０％，工人的３２％和马力的４２％。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１９３５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它经营９２个工业单位——３３家工厂，３８个矿和２１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１１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１９３８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３０％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②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28—29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①《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9页；《商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页。
②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141、 316页；《商务日报》， 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 1945年 8月7日。
③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①《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１９４０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无论其动机如何，②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①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１９４８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①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72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②《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１９３９年２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１９４１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１９４０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１９４１年３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②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１９４２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③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①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 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 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①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 174—175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３０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１９３９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①
１９４１年１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被捕。虽然他在１９４２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１９４３年被监禁在桂林。１９４０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ＣＣ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②
②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①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 151页。①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 月），第210—213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19（1944年3月 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 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 308页及各处。
②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１９３５年的１７００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４—５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不过他的①
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１０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５年间有１３０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②
最令人恐怖。
到１９４４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１年，那里庄稼歉收，而１９４２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３００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３００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１００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５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①
年》，第386页。
③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年3月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2/8— 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页。
①《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 106页；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页。
②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页；高思致国务院：《中 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678（1943年12 月24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 第3、23页。
①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9—19页；江上清：《政海秘闻》，第157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 附件1（《1943年12月26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 １９４３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 １９４３ 年春，大约有 ５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４０００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 １９４４ 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①
１９４５年５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１９３８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１９４３年４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XL2032 （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 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页。
②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 闻》，附件第3页。③《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第132页；《胡上将宗南年 谱》，第118—121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页；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21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 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年 7月27日），附件（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①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年4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 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542页。
②《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 4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③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１９４４年７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４０％）、中国共产党（２０％）、民主政团同盟（２０％）和其他团体（２０％）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④
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１９４５年１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 7月14日），第2页。
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③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④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 年5月8日），第3页。 第１２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１９３５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１９３６年８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上海开战后于８、９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１）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２）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３）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４）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１．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２．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３．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１９３８年４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１８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１５）。到１９３９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１５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３８年１２月）
洛川会议。陕西洛川，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２５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
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延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议题
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治局会议。延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１３日。１９３４年１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
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治局会议。延安，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
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延安，　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１１月６日。　１９２８年六大与１９４５年七大之
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
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１９４２年的整风会议和１９４５年４—６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早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
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
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度。１９３７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１９３８年１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１２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１９３８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①《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卷，第266—267页。 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３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１９３７年８、９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１１５、１２０和１２９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新四军是以 １９３４ 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１２０００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１）日本的战略进攻；（２）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３）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①
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②
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③
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①《毛泽东集》第6卷，第182页，《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②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１９３８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１９４２年或１９４３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１９３５ 年 ８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４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１９３５年１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达。但是张无法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到１９４５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１９３８年春利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１９３８年秋召开六中全会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４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南同志。１９３７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①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年）》，《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１９３６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后６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了（在１２月１２—２５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①
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１９３８年的头６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②此后，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
②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①《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72页以下。
①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 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 418页。
②《解放报》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页，声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 写的。
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③他也号召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王明不是投降派，但①
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１９３７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８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１９３８年８月，这个委员会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３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１９３８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９月，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１０月到１１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１９４０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的声音。
③《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①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３年，在１９４０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扩大了５倍，党员人数增长了２０倍（见表１６和１７）。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无庸讳言，如此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常常被忽略了。
表１６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１９３７年 ４００００人
１９４０年 ８０００００人
１９４１年 ７６３４４７人
１９４２年 ７３６１５１人
１９４４年 ８５３４２０人
１９４５年（七大） １２１１１２８人
来源：约翰Ｗ．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１１０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４０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１９４４年中至１９４５年中的１２ 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１７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①
①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员。军人的1/3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八路军 新四军 总人数
１９３７年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９２０００
１９３８年 １５６７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８１０００
１９３９年 ２７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９４０年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年 ３０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
１９４２年 ３４００００ １１０９６０ ４５０９６０
１９４３年 ３３９０００ １２５８９２ ４６４８９２
１９４４年 ３２０８００ １５３６７６ ４７４４７６
１９４５年（４月） ６１４０００ ２９６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１６。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１８）。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参见表１８。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１８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
①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陈云等上述人员，加上任弼
书记处 时、朱德和康生（其后还有刘少奇等）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
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
组织部 陈云（其后是彭真，约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
宣传部 凯丰
统战部 周恩来（约在１９４４年后为李维汉）
敌占区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兼，还有康生、刘少奇等人）
干部教育委员会 刘少奇（其后，李维汉）
社会部 康生（其后，周兴和李克农）
群众运动委员会 陈云
职工运动委员会 陈云（兼）
妇女运动委员会 蔡畅
青年运动委员会 冯文彬
出版发行委员会 张闻天
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到１９３８年）、南方局，中原局（这地方局 两个局建于１９３９年）、东南局（与中原局在１９４１年合并为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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