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 １９４１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③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①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②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③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①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②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①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１９４４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②
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１９４１年有１２个，１９４２年有１５个，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③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①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２０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３０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③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④
①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②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①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②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④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３０００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２０００名参谋接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１９３７年的８０％降到１９４５年的２０％。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①
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１８—４５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１００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①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②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②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１９４４年１０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２４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１９４４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１２００名士兵，他发现５７％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１９４５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⑤
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①
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２０００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１７００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１５０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２８０００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①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②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③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④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⑤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①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１９３８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１９４２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１．１万人中有６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１９４３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１万人的师每月６００人。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①
论：在８００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②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③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１０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１９３７年９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民党人。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１０００架飞机，２０００名“志愿”飞行员，５００ 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额为２．５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３％）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１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①
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年，法国提供了一笔５００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广西南宁的铁路。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１．５７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但是，直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２５００万美元和５０万英镑（合２００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而且，美国和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从１９４０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１９４０年为４５００万美元，１９４１年前期为１亿美元。１９４１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美国志愿队，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在战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但是，当时成为盟友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中国人认为应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１９４２年前期，日本人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线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关系紧张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飞机不足，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补给物资与重庆所表示的需要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尽管有运输上的困难，假如西方盟国的政策不是先打败德、意，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中国本来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１．５％，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只有０．５％——尽管这个数字在１９４５年上升到４％。①国民党人对①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第18－21、18、26、54、125—130页。
①同上书，第207页及各处。
①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现代中国军事 “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
１９４２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许多抱怨和误解，是围绕约瑟夫Ｗ．史迪威将军这个人物出现的。珍珠港事件时，被视为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挥官史迪威将军，起先被遴选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战指挥官。但是，由于他对中国的出色了解和参谋长乔治Ｃ．马歇尔对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担任后来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指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难的工作”。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②
区美军总司令后，他特别受到指示，要“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③作为在中国的美国战区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人对华盛顿的优先政策的不满面前，史迪威首当其冲。他与蒋介石首次闹翻，是在缅甸的盟军败绩问题上。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都不喜欢对方。在史迪威的许多品质之中，他对缺点直言不讳，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装腔作势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喜欢辛辣地讽刺。蒋介石正好相反，尚虚荣，不直截了当，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异。史迪威很快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史迪威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而在 １９４４ 年中期，他私下反复这样思索，“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石”。他问：“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蒋介石知道①
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和轻蔑看法，反过来也厌恶这个美国人。至少早在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他就试图把史迪威调离中国。但史迪威有马歇尔将军的信任，他保持其职务直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史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②
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３０个师，最后达到１００个师的精锐部队。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史》，第157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42、67、203页。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50、399、402页。
②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32页。
③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74页。
①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115、124、213、320、321、322页。
②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82页。
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极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末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的手里。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同样在１９４３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人的战役。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珍珠港事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航空特遣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声称，他以１０５架战斗机、３０架中型的和１２架重型的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 ６ 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①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而无需大量耗费自己的资源。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作后盾的史迪威，强烈反对陈纳德计划。他争辩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性缺点是一旦空袭有效，日本人将攻击和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鉴于中国军队当前处于无能状态，那些空军基地十分脆弱。但罗斯福却站在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一边，于是陈纳德的空中攻势开始了。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损失。此外，日本当局担心美国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袭击，摧毁其军事工业。于是，史迪威最担心的坏事不久成为事实。因为日本于１９４４年４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自１９３８年以来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役。它切断了国民党人的防线，甚至形成对昆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的威胁。这一军事威胁，恰好与经济萧条和正在增长的政治不满同时出现。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９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①
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②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９日，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①陈纳德：《战士风格》，第214页。
①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443—446页；塔奇曼：《史迪威 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92—493页。
②《史迪威文件》，第333页。
１９４４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的地步。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日本人于１９４４年４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卫他们的后方。到５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６月１８日失陷。
１０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 １９４４年 １１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①
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②
但是，１２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 １９４４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５０万士兵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１／４的工厂；政府税收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①
尽管到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计有２２次会战， １１１７次重要战斗，３８９３１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②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１９３９年，两次在１９４１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１９４３①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页。
②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 机消失》，第166页。①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据报道，有11万人被杀，16万人受伤，30万幢房屋被毁坏，8万头耕牛被杀 死。《新民报》，1946年3月20日。
②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 年9月20日），第26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页。
年１１—１２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９０％的伤亡。１９４３ 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７—８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③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值。例如，他们宣称１９４４年６—８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 ８４％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而只有１６％对付国民党人。①史迪威在１９４４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盲现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②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１００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１９４２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１９４５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１９４５年４—６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８个已经完成了１３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２２个师已经开始。但是余下的３００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③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页；高思致国务院：《一 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①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321—322页；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页。②《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页。
通货膨胀灾难
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约４０％。从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到１９４４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长率又急剧上升。①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度支那和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 ３３％，而它的岁入下降了 ６３％。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 ８０％。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失。政府战时支出的约７５％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１０表）。
表１０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总额和价值以１００万元为单位）
期末 政府银行纸币发行总额 平均价格指数 按战前纸币折合的发行值
１９３７年７月 １４５５ １．０４ １３９０
１９３８ ２３０５ １．７６ １３１０
１９３９ ４２８７ ３．２３ １３２５
１９４０ ７８６７ ７．２４ １０８５
１９４１ １５１３３ １９．７７ ７６５
１９４２ ３４３６０ ６６．２ ５２０
１９４３ ７５３７９ ２２８ ３３０
１９４４ １８９４６１ ７５５ ２５０
１９４５年８月 ５５６９０７ ２６４７ ２１０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 １０３１９３２ ２４９１ ４１５
＊此为每年１２月份的数字，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４５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第
３０４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①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 年，173%，1942年，235%，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 8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的 通货膨胀，1937—1949年》。
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６．８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日本人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７２％；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１９４４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６％。
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８．５％。原因是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１５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８％。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１９３９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１９４０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１９４０年农业产量比１９３９年下降１０％，而翌年又下降了１３％。１９４１年７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在１９３９年７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确实，在１９４３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就日本人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①
从１９４０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１９４０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１９４０年和 １９４１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１４００％。其结果是工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①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页。
了，直到１９４９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新币毕竟容易得多。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只是在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１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 １９４２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１９４５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支出的１７％。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１９２８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１９４１年６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２０倍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１９４１年７月开始，中央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１９４２年７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的“征购”（在１９４３年７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品的眼前利益。”①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支。在１９４０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１９４４年政府实质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１９３７年与１９４４年间下降了约８５％，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９４％。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①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4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25—26页；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45—70页。
然不可能精确，１９４４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１／４以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物价每年上涨约２３７％；１９４５年仅１月到８月，价格就上涨了２５１％。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１９４５年１月与８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力，从１９４２年末的１２５５人增加到１９４５年１月的３２９５６人，以及１９４５年８月的６０３６９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１９４４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６只鸡蛋，而现在减为４只。但是，你们每天吃１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①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５００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４个供远程Ｂ２９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３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１９４４年６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５年５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１０亿元增加到２００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Ｂ２９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２０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①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 ５３％。然而，国民政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果。例如中国军队的３９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１９４４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约７％，但在１９４５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００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１１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
①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1、234—235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 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67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58 页。
①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72—273页；杨格：《中国与援助 者》，第290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115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4年》，第6卷，第906—907页。 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②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１９４０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１／５。到１９４３年，实际工资跌落到１９３７年的１／１０。虽然他们的境况因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
表１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教授ａ 士兵ｂ 公务员ｃ（重庆） 产业工人ｄ 农民ｅ 农村工人ｃ（四川）
１９３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３８ ９５ ９１ ７７ １２４ ８７ １１１
１９３９ ６４ ６４ ４９ ９５ ８５ １２２
１９４０ ２５ ２９ ２１ ７６ ９６ ６３
１９４１ １５ ２２ １６ ７８ １１５ ８２
１９４２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５ １０１ ７５
１９４３ １４ ６ １０ ６９ １００ ５８
１９４４ １１ — — ４１（４月） ８１ —
１９４５ １２ — — — ８７ —
资料来源：
ａ．１９３７—１９４２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
力》，《四川经济季刊》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第２６３
页；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的指数是６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
实》第２２卷第１７７期（１９４３年７月），第３４卷第４７９期（１９４４年７
月），第４６卷第７０１期（１９４５年７月）。
ｂ．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２６３页。
ｃ．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６３页。
ｄ．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６３—６４页。
ｅ．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２４３页。
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①
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②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页。
①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页。
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①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②
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０．１０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５．００元。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 １９４３年，如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３００％。到１９４４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年。
①《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论）；同上，1945年4月13 日，第2版（社论）。②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 政与通货膨胀》，第323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 1945年X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 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 种疾病。《新华日报》，1945年2月20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 ３／４——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６％，产业工人的７％，工业总投资的４％，电力的４％。但是，在战争的①
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１９４０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在１９４２年３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②这些有利因素导致１９４３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１２），而工业生产量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 １２％。１９４４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５．３％、８．８％和５．３％。更有甚①
者，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１９４４年生产显著下降。表１３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１９３９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１９４０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１９４４②
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９２８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８２％。
虽然１９４３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１９４０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１９４３年９月以后的工业危机。③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１９３８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不过，通货膨胀使商④
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１４）。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
表 １２ 中 国 非 沦 陷 区 的 工 厂
①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第659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 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 1943年》，第437页。
①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 胀》，第94页。②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③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 月1日），第7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 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页。
④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开办日期 合计
及以前 不确定
设厂数ａ ３００ ６３ ２０９ ４１９ ５７１ ８６６ １１３８ １０４９ ５４９ １０２ ５２６６按１９３７年货币
计算的新工厂投１１７９５０２２１６６８６５８３１２０９１４５９０３１ ４５７１９ ９８９６ １４４８６３４１９ ７３１７ ４８７４８１资ａ（千元）
实际开工的工厂— — — — １３５４ｂ — ２１２３ｃ — ９２８ｄ —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３０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ａ．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３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第２０６页。
ｂ．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４７页。据信，这个数
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ｃ．《中华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第４３３、４１１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
系１９４２年５月现存的私营工厂、１９３６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
的工厂（９８）和到１９４２年５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１１０）的总和。
ｄ．《中华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第３６３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
两类。
资料来源：
ａ．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
２卷第３期（１９４５年１月１日），第３０页。
ｂ．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１１０页。
ｃ．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第２１４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ｃ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ａ和ｂ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１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 １３％，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１９４４年占同类资本的８６％——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①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 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只是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①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表１４ （１９３８年＝１００）
年代 农业 制造业 零售商业 投机事业 美国债券事业
１９３７ — ５９ １０５ ２９ 缺
１９３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３９ ６１ １０６ １１１ ２９７ １８０
１９４０ ９２ ８５ １１２ ８０８ ５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