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 １９３１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１９３１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③《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① 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①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１９４２年１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如１９４２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１９４３年１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①
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①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②同上，1943年1月29日。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１９４３年３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
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
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１９４３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１０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１９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１２月１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①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１９４４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１０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Ｅ．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②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１２月３１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 １９４４ 年而得到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１１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１９４４年７月，经蒋的勉强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①《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②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①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使中国１９３１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在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５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１９４４年７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１９４４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１９４４年８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①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已做出努力”。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②
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改善”。②
在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１９４５年２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些要求。
这就是１９４５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② 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３０年代日本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１９４５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７ 月底哈里Ｓ．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８月１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１９４５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４月逝世和德国在５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１９４１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１９４５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Ｃ．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４６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①《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1月21、25日。
①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１９４６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１９４７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１９４５年条约。①就共产党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②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１９４７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
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①《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②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
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
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①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事实上，早在１９４７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 １９４９ 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①
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３５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４７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１９４５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① 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F16589/1023/10，见 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９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者采取攻势。１９４９ 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２０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１９４９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１９３１至１９４９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２０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第１１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１５００万至２０００万中国人死亡。①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１９４９年共产党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①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 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地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 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199页记载，官兵“伤亡 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 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 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 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 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但未指明出 处（《我的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 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 《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
战事是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从１９０１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１５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①
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１９１５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１９３１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１９３６年９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１０００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１９３７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
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７月９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１９３７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６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不过，７月７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５０００—７０００人（宋哲①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 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 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 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 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①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 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１０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１３５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②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７月１９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２—４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７月２５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①
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７月２７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②而蒋介石也于７月３０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③
８月７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④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⑤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１９３２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①
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８月１１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②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 297—300 页；詹姆斯 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91—95页。
①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②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 页。
③同上书，第339页。
④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 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 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⑤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41—49页。
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１．５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 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 ８月１３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有８万，日本军队只有１．２万。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作战中，大约２７万中国军队——整整６０％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日本人的伤亡超过４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②
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１１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５０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２—１３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７周的暴行中，至少有４２０００名①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中日战争已经②
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 １９２７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１９３５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１９３７年２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１９３５年８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①②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①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 页。事实上，早在大约 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１）镇压反日活动；（２）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３）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性。他们记得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①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这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１２月２日，蒋政府也不同意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１１月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１２月２２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 １９３８年１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 125页；布托：《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②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354—378页。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如１９３８年４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徐州于５月１９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
日本人 １９３８年 ６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１１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他们多数享有地方②
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１９３８年１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夺取这座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①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①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 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 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②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年》，第 139页。
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从重庆逃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
①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译者。
②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年》。③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④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１９３７年７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①
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是太少了。直到１９３５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于１９３６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②因此， １９３７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大约３０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８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１７０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令人忧虑。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第３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７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
１９３７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４００多位头面人物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经开始的７月１６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①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97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217—223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页。
②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章，1932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页。
③同上书，上册，第324—326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6—10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１９３７年８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被国防最高会议（１９３９年１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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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管。②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务已好些年了，在１９２４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 １９３８ 年 ３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①《中华志， 1937—1943年》，第321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8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 第115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
③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7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86、322— 323页。
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②随着１９４３年８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１９３８年初在武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选出来的２００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共产党得到大约５０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７０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超过８０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①
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１９３９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１９３８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
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
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
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
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③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①
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②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14页。
①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26—1227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 89—107页。
③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1731页。
①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１９３７年８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８ 月１０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１４６家工厂重１５０００吨的设备，随同２５００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６２３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其中大约３／４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３７０００吨）。另外，还有１１９家纺织厂重３２０００吨的机器，以及３２０家机器制造厂重约１９０００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厂迁移的有４２０００名技术工人，其中１２０００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①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１２００００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②
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５—７年的时间内获得５—１０％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③
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①
①《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6—43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211—218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页。
②《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页。
③《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页。
①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页；休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１９３９年后期，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６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５２所教育机构已迁入内地，还有２５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③但是，到１９３８年２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２５７名学生和１１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１７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１９３６年４２０００名学生增长到１９４４年的７９０００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直到当时，内地省份①
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第184页。
②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③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万。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全消除。②
①“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第9—12页及各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的恶化：军事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③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１９４５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国民党人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１９３７年７月以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１０％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争。１９３９ 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１１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１００英里攻取广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物资的１／３。其后，１９４０年９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轰炸了２６８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１９３９年５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４４００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１９４１年晚些时候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１９３９年７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③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月8日——译者。
①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②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①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②
１９４０年７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③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①
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１９４３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Ｅ．高思评论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②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长的磨擦。１９４１年１月新四军事变（见第１２章）后，统一战线实③
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１９３９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队——不同的时候在１５万至５０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地。④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１９３８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例如，１９４０年６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１９４２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１０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②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③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①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②《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③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①
—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１９４０年为３４万，１９４１年为１４．５万，１９４２年为８．８万，１９４３年为４．３万。②但是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４年初，战线并无重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３５０万以上。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③
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１９４１年，在全部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３０个师近５０万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６５万人。在１９３７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３０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