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夏济安：《黑暗之门》，第168页。
①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10页。
革命前夕，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
八年抗战终于在１９４５年结束了，但人们的欣喜和宽慰却是短暂的。对千百万返回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甚至更加混乱。国民党政府对突如其来的抗日胜利仓皇失措。腐败和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严重，取代了建设，这激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大家熟悉的重庆综合症——上层的道德败坏与下层的幻灭，现在扩展到全国。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总结了１９４６年人们的普遍心情：
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
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
太快了。②
当战火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部队之间再次燃起时，大、中学的学生和教师的示威与“绝食罢课”，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全国范围内对和平的渴望。中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和平愿望，将矛头引向在迟缓的制宪过程中止步不前的国民党。在战争后期滋长的反政府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数量日增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自由、民主和新中国的政党。于是，中共在１９４９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前夕，实际上已拿握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
在这种混乱和骚动的不安气氛中，文艺界日益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当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从内地返回，或者从日本占领下的半隐居状态重新出现时，东部城市恢复了文艺活动的中心地位。重庆出版的杂志迁到了上海或者北平。新的报刊创刊，老的报刊复刊。书籍用质量较好的纸张重新印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它匆忙地主持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大张旗鼓的鲁迅逝世十周年（１９４６ 年）纪念会，并再版他的全集。
这个重新组建的协会，尽管维持联合阵线的外表，但显然受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还控制了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些成为左翼作家的专门论坛（如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声，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开明的代言人闻一多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被刺，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事业。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产党小说作品——钱钟书的《围城》（１９４７年）、巴金的《寒夜》（１９４７年）以及师陀的《结婚》（１９４７年）的出现，对左翼文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们只是创作整体中“孤立的例子”，完全无力抵挡正在高涨的新的共产党文学的浪潮。①
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反共分子，也特别提到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时期是共产党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①
河上》（１９４９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１９４９年）、赵树理的②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67页所引。
①同上书第472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中共产党文艺和非共产党文艺的 消长。因此战后年代看到“北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 和上海）的失败。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3、4部分。
《李家庄的变迁》（１９４９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１９４６年）等作品。在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１９４５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②
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③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材。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电影的黄金时期。①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②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太奇等等）。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电影媒介不仅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其一是战后的混乱。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②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262—264页。
③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126页。
①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6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213—214页。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8—1949年中 国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②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３０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２０年代晚期与３０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①
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１９３６年鲁迅的逝世与１９３７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①冯雪峰：《回忆鲁迅》，第93—94页。
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１９４２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５０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３０年代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１０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①
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②正在消失。
①《鲁迅全集》第7卷，第470—471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第278—286页。
②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33—561页。
第１０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１９３１—１９４９年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３０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１９２９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２０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１９２９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之间则增长２０％以上，１９２９年，新的关税税则①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１９３０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②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１９２５年洛迦诺公约③产生的国际合作的框架维持的，１９２９ 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①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②的框架，并通过密切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１９２９年后①1929年2月1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②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③《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②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③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诚使政府迟至 １９３０ 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１９３０年正受全球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外交的牵连。迟至１９２９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④
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门，反对这一现状。１９３０年１１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①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统一——提供了 １９３１ 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③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
④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章。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①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 １９４５ 年后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１９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１／５到１／４的市场。第三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策。在１９３１年９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２３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前提。①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１９３１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①
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①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①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①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页。
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引用１９３１年７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①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８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１１时左右事变后仅４０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 ９月１９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①
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１２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势态。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①
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①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①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7、 80—86页。
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１９３１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Ｃ．胡佛、国务卿亨利Ｌ．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在９月１８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１１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①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Ｓ．斯托威尔１９３１年所写的那样，“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①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于是到１９３１年末，美、②
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①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②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③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１９３２年１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①
这样，１９３２年３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②
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范。如史汀生１９３２年６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①
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 １ 月向英国建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１９２２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１９３２年 １月７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１９２８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③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页。
①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②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页。
①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第110页。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意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１９３１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１９３２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１９３２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①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１９３３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１９３２年８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１９３２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１９３３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②
①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页。
①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②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3章。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①。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１９３３ 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代，就１９３３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１９３３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４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３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①
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②
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遭到国联谴责。１９３１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③
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①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页。
①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页。
②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第 3章。
③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④
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５０００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①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１９３３ 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间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①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②
④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卷，第167—191页。
①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页。
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②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 1938年》。关于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 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 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他在１９３３年９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①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１９３４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３年的成就感到满意。①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１９３４年４月 １７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当然，不管多少花②
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Ｓ．斯托威①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 关系》，第135页。①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 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②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③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１９３５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④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１９３４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１９３３年末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忆录——１９３３到１９３７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①
这就是 １９３４ 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 １９３１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③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④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页。
①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１９３４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①
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１９２４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１９３５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６月１５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１９３５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①
１９３５至１９３７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１５１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７２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②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①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页。
①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页。
②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
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①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１９３５年 ６月），秦土协定（１９３５年６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②
陆军省和海军省于１０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１１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自治运动。①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１９３１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算起。那些②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１９３５年底暗杀唐有壬。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１９３４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１９３５年８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在法国诞生。１９３５年５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１９３６年７月至１９３９年），这两个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①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章。
②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①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②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页。
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它在１９３６年的一个成就是１１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１９３６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３８．２％和出口总额的５０．９％。日本购买的货物３０％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２０％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４０００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２５３００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２２００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６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①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 １９３７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１９２９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１９２９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尔张伯伦６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②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１９３８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的东亚，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①《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②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 年》。
靖’——的鼎盛时期。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１９３７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７月７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这次事变确①
实应当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①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１９３７年７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兵人数超过１００万），并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①
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②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①
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１９３７年底到１９３８年初，美、①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②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69、77页。
③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①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１９３７年８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１９３４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苏联期待华②
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 １９２２ 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的检疫讲话①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１９３７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１９３７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１９３８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Ｅ．英格索尔舰长于１９３８年１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②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②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 40页。
①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34—35页。 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１９３８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１９３８和１９３９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①
们清醒地认识到１９１９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１９２９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部分。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它优先考虑把德、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１９３８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的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９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①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入战争——译者。
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５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①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尽管英国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疑。１９３８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２５００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虽然英、美没有联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②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③间谍网得到情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④
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不影响亚洲。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１９３９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１９３９年８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含意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想的。同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的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务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期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１９３９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 、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废除该条约是华盛顿于７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１９３９ 年秋冬之
①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41—42页。②同上书，第50—53页。
③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 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④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 年》，第 48—49页。 际，在欧洲“假战争”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①
识。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定。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议会副议长Ｒ．Ａ．巴特勒，正含糊其辞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的。②
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束不了它的军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方的任何谈判。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让我们了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③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力量与理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消亡，１９４０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１９４０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１９４０年９月的轴心同盟。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１９３８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１９４０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１９４１年４月签订了中立协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①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②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③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24页。
纲领。这产生了所谓ＡＢＣＤ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ＡＢＣＤ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连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ＡＢＣ”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１９４１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导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ＡＢＣ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１００多万军队困在中国”。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①
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贴地包含了先前的两种概念。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②
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① 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日。③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性。因此在１９４１年９至１２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① １１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是遵循１１月２６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 ２０ 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１９４１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９ 月初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