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练元秀从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次年和同校４３届毕业生钱继武结婚，也就停止了创作。解放后她一直在上海市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作，五个子女各有成就。去年一家人共同为他们庆祝了结婚６０周年的纪念日，子孙满堂，其乐融融。
她还向我展示了她年轻时漂亮的照片，从童年到为妻为母，一条生命的长河，在每一个欢颜中流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结婚典礼，还有那时的人情世相，真切如在眼前。
告辞出来，我走在雨线中默默思考。练元秀也许是那一批“小姐作家”中最幸福的一个了，她与张爱玲年纪相仿，也曾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作品，可是她们的文学成就自然不可相比，而各自的生活道路又是如此不同。作为一个女人，究竟谁的方式离幸福更近呢？
顺便说一句，在她家看到大同大学的校友录，竟然发现４０年代成名的女演员蒋天流就是她的同班同学。那个曾在张爱玲编剧的著名电影《太太万岁》里把委曲求全的唐太太“陈思珍”演得活灵活现的女主角，今天仍然健在。
接下来我还是要感谢上天对我的眷顾，让我找到了当年“金都戏院同茂演剧社的李宗善小姐”，如今她已是８３岁高龄了。拜访她时，她穿着宝蓝色的绒线衫，吃着土司面包喝咖啡，一边侃侃而谈。一口标准的国语，我十分惊喜。
原来她虽是常州人，却从小在北京长大。作《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是她族中长辈，父亲是中国西洋画的先驱李毅士，陆小曼和她是表姊妹，南京中央大学大名鼎鼎的文学院院长汪东也是李家的亲戚。她家姊妹三个，姐姐李宗真，弟弟李宗美，显然是用“真善美”排列为名。抗战爆发后，她父亲独自去了内地，后来在桂林去世。她只在东吴大学读了一年就因经济窘迫而辍学，做过家庭教师，又演话剧，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刊登在《万象》、《大众》、《宇宙》、《女声》等杂志上。后来她因主演话剧《小凤仙》颇有反响，曾由桑弧引见，到张爱玲家与之会面交谈。她的先生顾懋祥是院士，著名的船舶专家，曾在香港大学读书，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上海，和张爱玲还是同时的校友。４０年代后期她曾在上海启秀女中教书，解放后随先生去了哈军工，一直任教，没有再创作。她的精神状态和记忆力全不像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思维活跃，动作敏捷，而且依然勤于执笔。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为早逝的父亲出版画集，还准备写回忆柯灵、汪东等与之有过来往的文化人士的文章。
李宗善老人只有一个女儿，已移居海外，因此她独住，请一个小阿姨帮忙。这个小阿姨还在另一家做事。这“另一家”说起来也不陌生，就是笔名“文宗山”的吴崇文先生。他父亲是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吴绮缘，他太太是演过《林家铺子》、《不夜城》、《护士日记》等电影的老演员林彬。上海虽大，世界还小。
吴先生也是常州人，和当年的女作家施济美、俞昭明都很熟悉。他说目前住所的前主人就是女作家邢禾丽。早在拜访沈寂先生的时候，就听他讲起，施济美发表在他主编的《幸福》杂志上的代表作《凤仪园》，其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邢禾丽。她由家庭包办，嫁给了汪伪政府的粮食局长后大椿。抗战胜利以前，后大椿因贪污被处决，邢禾丽的处境可想而知。还由老作家徐开垒那里得知，邢禾丽是他在东吴附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那时她叫邢念椿。几位先生都不知邢禾丽后来如何，还要靠我自己继续努力了。
施济美是目前这一群女作家中除张爱玲以外名声最响亮的一个，解放后作品集出了几次，研究文章也有好几篇。我了解她终身未婚，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妹妹施济英的女儿施红。
施氏三姐妹，在陶岚影的文章里都有所介绍，三个人在当时也都有作品发表。只不过两个妹妹济英、济珍志趣并不在文学，只有姐姐成为作家。
施济美和俞昭明是上海培明女子中学的同学，由此与她的弟弟俞允明相恋。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俞允明入武汉大学，后又随校西迁四川乐山，在１９３９年夏天的一次日机轰炸中不幸遇难，从此，施济美一生献身教育，独身而终。这是我从前在书里看过的。
能够到施济美生前居住过数十年的房间亲自感受她残留的气息，这种殊荣是我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很多使我好奇的照片：施济美的父亲施兆夔，是气宇轩昂的外交官，曾多年追随顾维钧出使欧洲；解放后在北京卫生系统工作的三妹济珍，施济美那篇《小三的惆怅》里爱养小动物的姑娘，圆圆的脸盘很像母亲，因为心爱的孩子夭折悲痛过度，很早就去世了；施济美和二妹长得很像，都酷似父亲，从照片上看不出来，她竟有陶岚影说的“五呎六吋长”的“好莱坞的标准高度”。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后来为何会遭遇如此惨痛的命运呢？施济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含恨自尽；最小的弟弟，做英语老师，未及成婚，三十几岁就自杀了；姐弟四人中唯一有子女环绕膝下的二妹济英，还有一个智障的儿子。我听到施红女士讲述这些心酸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上演，真要扼腕叹息。而且我来迟一步，施济英刚刚去世年余，如果能够亲访她，会有怎样的收获啊。
不过施红女士也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的妹妹和俞昭明的二女儿嫁给了一对同胞兄弟，现在都在海外生活。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原来施济美和俞昭明的友谊维持了终生，两家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解放后她们共同退出创作舞台，隐没在各自的教学岗位上，但彼此的感情却依然像陶岚影文章里说的，“长得温文尔雅，又多情，又讲信义，施济美着实是个好女孩子。和她最知己的女朋友叫俞昭明，前些日子就住在她的家里”。单是这种比女权理论中讲的“姐妹情谊”更鲜活真切的生死之交，也足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一段佳话了。
我自然大喜过望，马上顺藤摸瓜，又得以访问了俞昭明的长女步华女士及其父亲步启颢。
也是在俞昭明从５０年代初直到１９８９年去世居住的房间里，我面对着她那平和安静而又深藏忧患的遗照，老式的镜台、橱柜，阴雨绵绵的天空压下一种无声的闷悒。步先生介绍，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输入输出管理委员会签证室做公务员，主任就是施济美的父亲，后来俞昭明也到这里工作，两人得以相识，并于１９５０年结婚。——记得吴崇文先生曾说，他们恋爱时，俞昭明的母亲不放心，还拜托他去相看男方，他看后作了如实汇报，认为很好。历史的细节往往就是这样温暖而美丽。
步华女士一直称施济美为“好爸爸”，因为施济美未婚，不便叫“干妈”，意思却是一样的。施济美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儿，经常为她指导作文。“*”刚开始，她只有十五六岁，当时家里受到冲击，同时知道施济美也很危险，为了避免祸端，两家已不再来往。一次她上街打酱油，刚出巷口，迎面就看见施济美走来。施济美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路上和步华不期而遇，以这种曲折的方式了解她家的现状，因此一见之下非常惊喜，立刻向她询问。步华为了不让她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施济美果然感到放心多了，随即乘公共汽车回家。
之后，风声渐有松动，俞昭明这才带着步华到施济美家中探望，彼此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以为这场劫难可以告一段落了。不料，接下来形势又严峻起来，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深夜，施济美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这个噩耗是慢慢才让俞昭明知道的，巨大的打击丝毫不亚于当年唯一的弟弟俞允明的殉难。她也曾有过自杀的经历，后来不到７０岁就病逝了。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２日，她们这对好姊妹曾一同参加由胡山源发起的“上海文联”文艺青年聚会，风华正茂，意气昂扬，曾是上海文坛多么靓丽的风景。陶岚影、邢禾丽也加入了那个年轻自由的团体，如今我还没能寻到她们的踪迹。另有两位同样与她们并列在那次大会的名单上，就是汤雪华和程育真。
汤雪华是胡山源的寄女，在生活和写作两方面都得助益良多。她出生在１９１５年，身世坎坷，后来在胡山源家中结识了成为她先生的籍云龙，结婚生子。解放后籍云龙因“托派”问题被捕入狱，后病逝狱中。汤雪华也停止创作，当了棉纺工人，直到退休才终老苏州，１９９２年去世。她的作品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佳构，很值得引起研究界的注意。我联系到了她的独子计天明先生，他现在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设计专家了，其母在天有灵，理应深感欣慰。
同以苏州为根的还有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女儿程育真。她在１９４８年赴美留学，与华侨报人吴敬敷结婚。后因抗美援朝战争阻隔没能回国，就定居于斯，有两个女儿。今日仍健在，身体尚好，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国探亲。
我在苏州程小青的旧宅里访问程小青的孙子程黎明。他向我展示了程育真最近一次回国时在东吴大学旧址上拍的照片，依然精干利落，风韵十足。她到美国后还坚持创作了很长时间，成果斐然。不知能否得到她的准可，把她的海外创作也纳入到我的研究视野中来。无论如何，知道她还健康地生活，就是一个振奋我心的好消息。
另外周瘦鹃的女儿周玲，当年以“令玉”为笔名，在《紫罗兰》上也有一些作品。她现在定居北京，有望尽快联系到。
我的寻访行动，还将无限地延长下去。就像小时候翻看荣宝斋的仕女画谱，开始对上面所有的名字都陌生，我立志要认识她们，于是拼命地读诗词，看掌故，不知用了多少时间，她们的面孔终于清晰起来了。班婕妤，鱼玄机，薛涛，李清照，朱淑真，叶小鸾，顾太清，等等，她们是中国女性人物长廊里的精品座像，更是女性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希望早日找到当年所有“小姐作家”的线索，勾勒出一幅更为全面饱满的４０年代上海女性文学画图。
在读《大众》杂志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位名叫汪丽玲的女作家，她曾与张爱玲一起出席过聚谈会。我千辛万苦在一条弄堂里找到了一位“汪丽玲”，结果却颇为奇特。这位年近八旬的奶奶一听我的来意，马上反应道：“她在《大众》上常有作品。”原来她读中学时就看《大众》，知道有一位与自己同名的女作家，同学中也时常有人以此和她开玩笑，不过从未见过面，也没听到过任何有关的消息。今日见我，老奶奶希望我能探知一二，帮忙解开她一生的“疑问”。我除了感谢她，还觉得此行并非空手而归。一个跨越了数个文学时代的读者，在今天也一样是珍贵的。
我非常感谢为我提供过无私帮助的作家、作家家属，和文学前辈们，甚至对那些曾热情指导我在上海弄堂里穿梭寻找的陌生人，也心存敬意。我会以挖掘机式的力量和毅力认真做事，以奉献给这座城市，一处深埋已久的宝藏。
汤雪华
汤雪华（1915—1992），本名计中原，曾用笔名汤仙华、汤中原、张珞、小珞、东方珞等，浙江嘉善县西塘镇人。幼年先后失去父母和唯一的姐姐，幸得姐姐在松江景贤女中的任课教师胡山源帮助，被一位汤姓牧师认为养女，得以读书成材，并认胡山源为寄父。1935年因肺病复发，肄业于湖州湖郡女中。病中在胡山源的鼓励下开始创作，处女作《在医院中》经由胡山源推荐，于1940年发表在上海《健康家庭》杂志上，从此开始将近十年的文字生涯。其作品不断发表于《万象》、《春秋》、《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茶话》、《申报?春秋》、《中央日报?文综》等知名刊物，在文坛引起了相当的反响。短篇小说《山乡》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她被评价为“作品特别多，而且好的也多，取材又广普，笔调也老练，有些文章，竟然不像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写的”。代表作有《郭老太爷的烦闷》、《死灰》、《红烧猪头和小蹄膀》、《烦恼丝》、《墙门里的一天》以及长篇小说《亚当的子孙》等。
1946年，汤雪华来沪参加胡山源的寿诞聚会，结识托派领袖彭述之的助手籍云龙，于1948年初结婚，次年生下独子，就此告别文坛。
1952年12月，籍云龙被捕并判处无期徒刑。汤雪华在一家私营棉织小厂做工，生计艰难。1958年为避免作为“反属”遣送山区，她忍痛和丈夫离婚，从此两相隔绝。“大跃进”浪潮中，她随厂内迁江西九江，多次被评为九江市一级劳动模范。“*”开始后，时在苏州工艺美专读书的儿子赴苏北插队。经过艰苦努力，1973年，她退休回到苏州，儿子也重伴左右，并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1992年7月25日，晚年苦尽甘来的汤雪华因病去世。
汤雪华小姐是我们最熟悉也最佩服的一位女作家。我对于她的作品，向来只有三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是“好”，第二个批评还是“好”，第三个批评仍旧是“好”。只是站在小姐的立场上，未免觉得她太大胆太泼辣，拿话剧演员中的孙景路来比她，真是再恰当不过。其实，在生活中，她是一位“摩登的林黛玉”，因为人生经验比较的丰富，见到的不平也多一点，又常生病，所以思想中脱不了悲观的成分，常常做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来，虽然今年也还不过二十*岁。我见过她的照相，知道她不胖；可惜从来没有机会和她谈上一谈，不知道她的口音。
施济美
施济美（1920—1968），笔名梅子、方洋、梅寄诗、薛采蘩，祖籍浙江绍兴，生长于北京。其父施肇夔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顾维钧的得力助手。1927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后，全家随父亲搬到南京。1935年，施济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由此结识时为上海浦东高中学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渐发展为知己的恋人。
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八?一三”事变后，俞允明改入武汉大学就读，随校西迁四川乐山。而南京沦陷后，施、俞两家在施济美的机智指挥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惨无人道的日机轰炸中遇难。施济美强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笔迹继续为俞家二老写家书，并且终身未嫁。
1942年大学毕业时，“孤岛”全面沦陷，远在巴黎驻法大使馆任职的父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绝到待遇优厚却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任职，宁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师，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党员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苏州俞昭明的住所暂避。
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学声誉上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她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等刊物，《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不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抗战胜利后，《凤仪园》、《群莺乱飞》、《圣琼娜的黄昏》、《井里的故事》、《鬼月》等高质量的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她文学道路的巨大拓展，长篇小说《莫愁巷》更代表了她创作生涯的高峰。
解放后，施济美淡出文坛，献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中，她受到残酷*，于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
长得温文尔雅，又多情，又讲信义，施济美着实是个好女孩子。和她最知己的女朋友叫俞昭明，前些日子就住在她的家里，如今俞昭明小姐在苏州乡下教书，平素很喜欢写作，她的作品，曾散见于各种杂志上，《万象》上的一篇《小茉莉》当是她的代表作。施济美的大妹济英，和她姊姊长得很相像，也是一位优等的“小姐作家”，《紫罗兰》上曾发表过她的作品。济珍是她们家的三小姐，施济美有一篇得意杰作《小三的惆怅》，其中的主角就是她。她们三个都很来得，没有佣人的时候，居然也能够自己煮饭吃，自己收拾房间，可是要她们洗衣裳就都不能胜任了。大“小姐”到底不能和小“大姐”相提并论的。
俞昭明
俞昭明（1920—1989），笔名凯蓝、俞协寰，祖籍江苏淮安，幼年随担任书记官的父亲一直住在北京，几近成年才迁居南京、苏州。1935年到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施济美结为好友，并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苏州黄棣老家教书，1946年回到上海，主编带有三青团背景的杂志《今日妇女》。在此期间加入三青团，还曾在1946年的庐山会议上作为该组织的代表向蒋介石献旗。之后进入施济美父亲任职的上海输入输出管理委员会签证室做公务员。
1950年，俞昭明与同事步启颢结婚，先后调到外贸系统几所学校做语文老师。“*”期间，一个学生在试卷上引用了*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她并不知道这个句子的来源，只是觉得毛泽东思想应该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列主义，而不应到此为止，于是在“顶峰”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由此遭到*。
1974年，她从上海财政金融学校退休，1989年12月因病去世。
俞昭明的创作虽然不多，却以其鲜明的“京味儿”特色在“东吴系女作家”乃至40年代上海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小茉莉》、《落花流水》、《梅家酒店》、《黑芍药》等一系列以老北京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海派文学的风格样式，在沟通京、海文学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短篇小说《玄武湖之梦》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
程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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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育真，江苏苏州人，中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之女。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文科。1944年大学毕业后，被母校聘请到当时东吴附中执教中文，1948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同年在美国结婚。
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程育真少年时代就爱好文学创作。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是当时东吴大学四大才女之一。婚后，又和先生在纽约创办了日报，担任编辑之职。期间，前后创作发表了数十篇长篇、短篇小说及散文。直至1998年底，夫妇结束报业正式退休。目前居住在美国纽约。
说到程育真小姐的时候，我们总爱提起她是程小青先生的千金，以表示她是将门之“女”。她所写的小说毕竟也还不错。她的小说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因为她是一位十足道地热心的基督徒，单看她每到礼拜天的那种早礼拜晚礼拜的忙劲，你就可以了解她了。同时，在她的小说里，总有音乐长音乐短，那是因为她非常爱好音乐的缘故。她曾经当众唱过一首《最后的玫瑰》，却不曾看见她弹过琴。现在她在六马路外滩一家保险公司中服务，平时白天是没有空的，所以你若问她忙不忙时，她总归一口吴侬软语，回答说：“忙是忙得来！勿晓得忙点啥！”
郑家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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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瑷，浙江湖州人，出身于湖州名门望族，幼年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曾就读于湖郡女中，与汤雪华是校友。抗战爆发后转入上海就学，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国文系、英文系和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一直任教，曾担任《学生日报》副刊“初苗”主编。
她是“东吴系女作家”中崭露头角较迟的一位，不过一经在1943年9月15日《春秋》发表《号角声里》，便显示出充裕的才气。《紫罗兰》、《宇宙》、《第二代》、《少女》、《今日妇女》、《幸福》等刊物上都留下了她的墨迹，《逝去的晴天》、《她和她的学生们》、《霏微园的来宾》、《阴暗之窗》等略带感伤气息的言情小说都是她的代表作。另外，1946年到1947年，她还成为《申报?出版界》的固定作者，贡献了关于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世界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凯旋门》等文学作品的书评，显示出智性的一面。
解放后，郑家瑷随先生远赴内蒙古，后来又到北京女儿家定居。其他情况不详。
邢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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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禾丽，原名邢念椿，江苏常熟虞山镇人，1923年左右出生。毕业于东吴大学附中，与作家徐开垒是同班同学。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国文系。1942年3月1日以一篇《歧途》亮相于《万象》“学生文艺选”，之后继续为《万象》贡献了《空课》、《睡莲》和《瞑目》三篇小说。另外在《万象旬刊》、《万岁》、《新地》等刊物上也屡有作品发表。短篇小说《上帝的信徒》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被评价为“她的作品几乎每篇里都寓有醇厚的教训气息”。
她遵从家长的指婚，嫁给汪伪粮食局长后大椿。后大椿因贪污罪，在1944年3月15日被处决。次年，邢禾丽又嫁给政海名流周毓英，订婚仪式由张爱玲小说《色?戒》男主人公易先生的原型——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主任丁默做证明人，介绍人则是受日本海军部支持而出任《申报》社长的陈彬。1945年5月15日《海报》登出消息：女作家选得如意郎！周毓英邢禾丽昨订婚。
其他情况不详。
邢禾丽小姐和郑家瑷小姐是好朋友，她们都是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的高材生。从前曾在东吴和施济美、程育真、杨珍先后同学。邢禾丽写的字，温柔而有骨气，正像她的人一样。郑家瑷比她们微胖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无缘无故地觉得郑家瑷的相貌和身段一定和薛宝钗十分相像，其实我压根儿没有看见过真的薛宝钗实在是怎样的。最奇怪的是：施济美和杨珍听见我这样说时，竟都表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练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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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元秀，祖籍苏州，生于上海，出生当日适逢元宵节，所以起名“元秀”，小名园园。其父时任省立上海中学教导主任。
年仅三岁母亲去世，兄弟姐妹也陆续夭折。此后父亲续娶的二继母，进门未满一年也匆匆过世，于是她又有了一位三继母，生有三子一女。
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后，上海中学迁入租界，父亲带着几个弟妹同往苏州光福三继母的娘家避难。16岁的练元秀便由六姨母收留继续求学，于1940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入校不到三个月，因一次实验事故，不得不休学静养，期间开始文学创作。
1941年练元秀重回学校，改入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就读，直到1944年毕业。在这短暂的大学时代里，她一共发表了七八篇小说，分别刊登在《紫罗兰》、《西风》、《飚》、《新世纪》等杂志上。由于主编《紫罗兰》的周瘦鹃是练元秀六姨夫张珍侯的好友，因此，练元秀受这位亲切的“周家伯伯”鼓励，先后为《紫罗兰》写了《决斗》、《神秘的王先生——我的二舅》、《情盲》、《奇遇》和《紫》等数篇作品，笔调清新，情感真挚。
1945年9月4日，练元秀和相恋四年的大学同学钱继武结婚，从此告别文坛。解放后，她一直在上海市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目前居住在上海。
杨依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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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依芙（1920—？），笔名杨奇姿、杨珍，广东新会人，卒业于上海著名的私立贵族学校——培成女校，后考入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中学时代即爱好写作，成年后成为《万象》杂志推出的“新人”女作家。1941年10月1日以一篇《小竹》亮相于《万象》“学生文艺选”，受到主编陈蝶衣的赏识，其后更以“杨珍”之名相继发表了《蓝色的多瑙河》、《圣保罗教堂的晨钟》、《灯塔》和《庐山之雾》四篇唯美的言情小说，拥有众多青年读者。《庐山之雾》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被誉为“上帝的女儿们”之代表，“清新的笔调，爱娇的口吻，纯正无邪的人生观，正似广大的艺圃中一丛丛将开的蓓蕾”。时人评价她的作品，“颇富于诗意，同时也颇富于情感（素心《〈万象〉四位女作家》，《海报》1942年6月22日，第53号，第二版）。”
抗战胜利后，她又以“杨依芙”的原名发表了《玫瑰念珠》、《西泠桥畔的黄昏》、《怀念曲》、《梦痕》等作品，数量有限，主题雷同，艺术上也未能突破前期纯美流畅的闺秀风格。她是“东吴系女作家”中突出发展了言情之美的重要一员。
《蓝色的多瑙河》被推许为一时之佳作，作者杨珍小姐，当时也曾被誉为天才之写作者。杨小姐是广东人，想起来广东人应该长得黑点才对，她却生得恰好相反，在她的外貌上几乎找不出半点南国女郎的气质，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雍容华贵的闺秀风度。在去年的五月间，她曾突然的溜出了上海，（那时报纸上曾传说她此行是为了结婚，其实不然。）——而八个月以前她又回来了。现在，她在一个公共团体担任着文书方面的职务。
“最近几个月内，您大概不会再离开上海吧？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读到您的大作。”问杨珍。
“大概不会离开吧！——我不会写，写得一塌胡涂，事情也很忙。”不会写是客气,事情忙倒像是真情实话。但愿她在百忙中分出一部分时间来,重生花之笔，让我们能够读到她的新作。
“孤岛”时期的上海摩登--漫谈《小姐集》
付艳霞
《小姐集》是一本会让人好奇的书。书名只是因素之一，其次是这些与张爱玲同时代的"青春美少女"的写作才华和生活状态，更深层次的则是这一次群体性的史料发掘，会不会给张爱玲评价，给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小姐集》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就是张爱玲。这一批青春韶华的女大学生是张爱玲的同行，她们的写作曾经是张氏才华的直接"陪衬"。因而，这本书既可以作为张迷阅读的一个新延伸点，也可以作为张爱玲研究的一个新参照。
文学史肯定张爱玲，是因为她对"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精神疏离；普通张迷则是因为她写尽了市民生活中亘古不变的爱情与婚姻的底子。如今，在《小姐集》的参照下，一个长久被忽视的背景陡然凸显，那就是"青春文学"。久负盛名的《传奇》出版的时候，张爱玲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都市少女，心智和阅历都是年轻的。她的沧桑感，她的命运感，确实是天才的横空出世，还是有很多同龄人的参照；时局动荡是催熟了张爱玲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值得探求。看过《小姐集》之后或许才会发现，一直以来被定格为"老"和"旧"的张爱玲猛然生动鲜活起来了，她和这群摩登而有才华的大家闺秀一样，摇曳在"孤岛"的喧嚣与华丽之中。
无论是就后世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影响而言，还是就《小姐集》所呈现出来的同代人的写作水准而言，张爱玲的地位都无法撼动。说来说去，这些被文学史和后来读者长久忽略的小姐作家们，充当的依然是从另外的角度证实张爱玲实力的"陪衬"。与莫扎特同时代的音乐家萨列里曾说，和天才莫扎特生在同一个时代，是音乐家的悲哀。这句话同样可以应用到这些文学才华突出的小姐们身上。这是造化弄人的悲哀。
施济美、汤雪华、邢禾丽、俞召明等这一批闪着青春光彩的名字，群体性地站在张爱玲的身后，共同构成了"孤岛"的文学版图。如果不是机缘际会，让她们离开写作，她们中的很多人也有实力能够被反复记忆和书写。
她们的写作和张爱玲一样，面对着沦陷时期的暂时安稳，她们也和张爱玲一样，关注着乱世中的安稳。在与张爱玲遭遇的方面，比如市民的爱情，宅门的恩怨，她们略逊一筹；而在有关知识女性的独立意志，有关市井小人物的悲喜剧方面，她们显示了各自不俗的功力。尤其是知识女性面对爱情和事业的困境，面对婚姻和自我独立的困境时候的心路历程，都充满了有别于子君和娜拉的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在张爱玲之外，在左翼文学和"鸳蝴派"市民小说之外，小姐作家们创作了一种新的小说，"女性知识分子小说"。施济美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十二金钗》是代表作。读过《小姐集》之后，才发现新时期伊始在西方文学理论催化下卷土重来的女性主义风潮，都不过是这些命题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的重演。两厢对比，时隔四十年的两次知识女性文学创作的集体喷发，或许会成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话题。
从艺术上而言，书里面收录的很多篇章，都颇有水准。比如汤雪华的《墙门里的一天》、俞昭明的《落花流水》、邢禾丽的《上帝的信徒》等等，都是上等的佳作。其中施济美、汤雪华的对话描写和白描功力，令人称奇。俞昭明、邢禾丽等人的叙事角度选取，也颇有心思。所有作家对于古典诗词歌赋的化用都信手拈来，国学文学熏陶的痕迹异常明显。甚至很多句子，也颇有名言之风，比如 "大多数的人在故事的末日是哭泣，因为人的故事多半是悲哀的，人生只是一缕长长的太息，眼泪是生命之谷，尤其是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
只是，从总体气质上而言，相对于"灰黄色"的张氏世界，相对于她深沉而苍凉的风度，这些小姐的世界显得更为健朗阳光，朝气蓬勃，真诚直白。而中国文化中似乎天然有幽怨的气质，风花雪月、饮食男女更是喜欢委曲婉转、百转千回。唯有如此，才昭示着成熟和练达，才包含着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气韵。
实际上，张爱玲也确实比这些小姐作家们成熟和洞达。作品中的表现不胜枚举，在作品之外，有意识的自我经营是最典型的体现。从自曝"天才梦"，到直言"出名要趁早"，乃至在服饰、言行等方面的惊世骇俗，所体现的都是作家在埋头书斋之外的清醒和理智。张爱玲在当时的引人注意，乃至她后世的显赫声名，很难说这些不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历代的文学写作队伍都是浩浩荡荡，时间的大浪淘沙总是从现时现地开始，很多历史都靠点滴的累积，靠"为人"与"为文"的互动，而机缘巧合和造化弄人也常常隐藏在时代的漫不经心之间。张爱玲为什么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识，而小姐作家们却被淹没？当下的写作者，在专注于文学本身的完善之外，在天分差异之外，似乎还应该得到某种启示。或许，这也是《小姐集》的文学外部价值大于内部价值的明证之一。
外部价值和内部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是文学史评价作家写作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小姐集》显然难逃被定位于文化价值的命运，就好比王家卫《花样年华》里的旗袍，王安忆《长恨歌》里的鸽哨，李安《色?戒》里的麻将一样，小姐作家的写作更像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孤岛"时期上海中上阶级小姐的生活。她们接受的是并不直接的"五四"思潮洗礼，面对的是并不彻底的市民生活。她们追逐物质的时候顾及精神，放任思想的时候又盘算现实利益。她们的精神气质更符合作为知识女性的"上海宝贝"那种时髦而前卫，大胆而先锋，骄傲而矜持的状态，张爱玲是她们的领袖，是"头号上海宝贝"。至于时隔五十多年后公然打出"宝贝"旗号的卫慧、棉棉们，完全是时代发展和文化变异的荒腔走板，章法都乱了，含蕴都浅了，白白糟蹋了这个味道十足的词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