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张道藩当选台湾立法院长，风光无限，蒋碧微和她的爱人过了几年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可恋人们一旦走入夫妻生活，即便是身处如画妙境，相处久了，便也就稀松平常。红玫瑰转白玫瑰，爱情在时光的流水中，渐渐打磨得没了棱角。爱情到了头，剩下的往往就是责任了。责任靠什么来保证？靠婚姻吗？至少张道藩是需要婚姻约束的人。
从一座围城，跳入另外一座围城，难免苦多乐少。更何况，张道藩的围城里，已经有了坐镇的夫人。虽然这夫人退避三舍，拱手让出城池，徒然顶着个名分，但她在等待时间的裁决。而懂得了婚姻的不可靠之后，蒋碧微也不急于入城（也有人说张蒋约定六十岁时成婚），她只是站在城墙上眺望，牵之招之，等待道藩的到来，来共同铸造童话。可同时，她为自己准备好出城和进城的台阶，第一次离婚，她要物质的保障，第二次恋爱如果失败，她则要赢得漂亮——即便是结束，也应该是由她来宣布，她讨厌受制于人，面对相处几十年的恋人，在最后关头，她需要保持一个优雅的姿势。
1958年底，张道藩想去新卡利多利亚，探望素珊丽莲她们，蒋碧微不横加阻拦，反倒主动促成。面对张道藩的犹豫和软弱，她决定给自己的爱情一个漂亮结局，她为自己策划了一次南洋之旅，回来时，他们的爱情宣告结束——张道藩已于三天前搬出了他们的爱巢。
1960年，原配素珊终于班师回朝。先几天，张道藩搬进了他们通化街的新居，蒋碧微得到消息，命人购了三束鲜花，去庆贺他乔迁之喜，并附上小纸条，以感谢的姿态，正式了结了这一段恋情。可是这段恋情，真的像蒋碧微口中所说的“达到了理想的境地”吗？见仁见智。
蒋碧微的一生，在两座围城游走，进城出城，转眼大半个世纪。繁盛烟花，刹那光华，渐渐散去，她终归寂寞。据说，在蒋碧微的家，卧室里悬挂的一张画，是徐悲鸿为其绘制的《琴课》，在客厅里悬挂的，是张道藩为其绘制的肖像。这种安排，饱含深意。又或许，她与张道藩，只是场面上的爱，爱给自己看，也爱给别人看——高官张道藩是她爱情的俘虏，这无疑是女性魅力的明证，是建立自信的好途径。当年的她，也许只是需要一段感情，来支撑满身伤痛的肉身。所以，云淡风轻后，她能做到与他和平分手。她帮张道藩完成三大愿望，出书、出画、出自传，最终两不相欠，完成一段他们所认为的伟大的恋爱。
而与徐悲鸿的纠缠，恐怕才是她的一生最痛。生命中最好的那几年，她与他一同度过。离婚时的财富要求，她不正是极力想让他在从物质上，对这段感情做出补偿吗？1953年，徐悲鸿因病去世，身在台湾的蒋碧微听闻，泪如雨下，她甚至还亲口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孙多慈——当年你死我活的情敌，最终都没能伴在他身边。命大如天，故人已乘黄鹤去，彼此的恩怨，还有什么好计较——她们的哭声混在一道了。她从来没得到过他，她也从来没得到他，然而恰恰是他，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蒋碧薇：离开徐悲鸿之后
蒋碧薇是徐悲鸿的前妻，年轻时应该是个美女，不然政客张道藩怎会对她一见难忘？在后来张道藩的描述中，蒋碧薇身材修长、一头柔顺的秀发、皮肤吹弹可破。
蒋碧薇与张道藩见面那年，婚姻正面临考验。那时，她与徐悲鸿已度过最幸福的蜜月期，徐悲鸿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艺术画作上。而感情丰沛的蒋碧薇在异国他乡难免孤寂。
在欧洲的留学生聚会上，远道而来的张道藩本是慕名拜访徐悲鸿，谁知一眼会看上蒋碧薇。那可真是心动的感觉，张道藩几乎无法掩饰，这次见面之后，他便悄悄向蒋碧薇示爱。蒋碧薇意外又心乱。张道藩与徐悲鸿不同，是个在情感上温柔细腻的男人，小情小调的，让在婚姻内备感冷漠的蒋碧薇很感动。
蒋碧薇在婚姻里混乱着，感动着，不知所措地幻想着。而忙于画作的徐悲鸿根本没有察觉，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
几年后，张道藩无法按捺相思之苦，他在意大利给蒋碧薇写了封长信，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面对这样的信，蒋碧薇知道她不再能与张道藩保持以往那种暧昧之情了，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思来想去，她还是拒绝了张道藩。无论如何，她爱着徐悲鸿，她无法忘记当初放弃一切，与徐悲鸿私奔到日本的艰苦。她多希望工作太过投入的徐悲鸿能感受到她内心的伤感。
徐悲鸿却毫无察觉，倒是把日子过得更淡了。那边的张道藩呢，在被蒋碧薇婉拒后，很伤感。为了忘记蒋碧薇，让自己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张道藩找了个法国姑娘苏珊，很快把婚结了。
婚后，张道藩希望能有新的开始，却发现他错了。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很难投缘，在失望之余，张道藩又想起蒋碧薇。
经过这些事情，就到了七七事变。国家动荡不安，徐悲鸿为抗战四处奔走，不但无法顾及儿女私情，连家人安全都顾不上。
那是一段非常混乱的日子，敌机时有轰炸，人人自危。为了保证安全，蒋碧薇接受张道藩的邀请，去他家地下室躲避危难。苏珊被张道藩打发到庐山，而徐悲鸿也不在身边。在特殊的环境里，一个有情，一个需要被爱，很难克制的，蒋碧薇放任了自己的感情。
蒋碧薇回重庆后，每天都能收到张道藩的情书。面对那些缠绵的情书，蒋碧薇内心矛盾，她也为自己与张道藩有过的放任懊恼，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此时，徐悲鸿能对蒋碧薇好一些，张道藩是无法介入进来的。但徐悲鸿在做什么呢？
张道藩很快从南京来到重庆，与蒋碧薇见面的次数多起来。而客居国外的徐悲鸿，与蒋碧薇是越来越遥远了。
徐悲鸿蒋碧薇再见面时，很多事情已无法挽回。徐悲鸿与院里女学生孙多慈的师生恋情被很多小报添油加醋地报导，这让蒋碧薇对徐悲鸿保留的一点坚持也开始动摇。
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姻再无法维持。蒋碧薇向张道藩征询解决办法，张道藩回信如下：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做张道藩的地下情人）。商议结果，他们选择了第四条。
蒋碧薇离婚后，带着孩子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这样的日子并不好过。张道藩很爱她，但为了政治原因，也不能和苏珊离婚。张道藩与蒋碧薇的隐情很快被苏珊知道，苏珊和张道藩吵闹过，还要离婚，张道藩却从不理睬。
但情人终归是情人，难登大雅之堂。张道藩出入于一些公开场合，永远不能带上蒋碧薇。蒋碧薇只能守着他们的暗室，等待他的到来。这样的等待太痛苦了，独处的孤单日夜袭绕着她，在寂寞的日子里，她不知自己选择是否正确。她想起徐悲鸿，也想起他的种种好处，想起年轻时陪伴他们的美好岁月，但时光不再，情意也不再。
这时的蒋碧薇与徐悲鸿已走上两条路，蒋碧薇给张道藩当情人，徐悲鸿已另娶比自己小26岁的廖静文。他们再无往来。
张道藩对蒋碧薇一直不错的。怕她伤感，他将苏珊母女送到澳大利亚养病，而后与她公然住在一起。无所顾忌。
两个人再深的感情也只有那么长吧，早走晚走，走完了就没了。当蒋碧薇发现她和张道藩再无法如以前那样渴望彼此时，感觉到张道藩心内对她的爱火已熄，他心事重重，大有倦鸟思归之势。
蒋碧薇慌乱过，给他写过长信，张道藩却已然冷淡。蒋碧薇看很多事再无能挽回，也不再苛求，还是艰难转了个身，离开了张道藩，此后，她生活清苦淡漠，与孩孙为伴。
徐悲鸿早已辞世，张道藩情意不再。蒋碧薇的两段感情无不是经过艰苦选择才换得的结果。但坚持到最后，也没能找到幸福。幸福究竟从何而来？在蒋碧薇写《我与悲鸿》、《我与道藩》的自传时，也许她能看到的，只是回忆里那瞬间的幸福。幸福不是能找到的，它需要珍惜与经营。珍惜身边的人，经营千年等一回的缘分，幸福有时很远，有时又那么近。
徐悲鸿苦恋才女孙多慈(1)
徐悲鸿苦恋才女孙多慈
孙多慈的照片很少流传，她的自画像并不漂亮，但在民国年间，被画师徐悲鸿爱慕的女孩，传说中是美的。
那年徐悲鸿35岁，正是婚姻危机的时候。他忙于绘画工作，妻子蒋碧微则在他的疏忽中沉醉于交际应酬。两个人因缺乏共同语言，越来越形同陌路。平日，徐悲鸿除了绘画，就是忙于南京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工作。
遇见孙多慈仿佛命中注定。18岁的孙多慈考取中央大学的文学院未果，于是作为旁听生来到艺术系，她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孙多慈初遇徐悲鸿，心底对他无限崇拜。而她年轻的脸庞，明亮的眼睛，略带伤感的目光，总是让徐悲鸿心生怜悯。
孙多慈的艺术感觉非常好，第一次交上来的画作就让徐悲鸿非常吃惊。她用笔坚实而厚重，造型准确传神，完全不似出自一个年轻女孩的手笔。
看过孙多慈的画，徐悲鸿对她更加心疼。那时孙多慈话不多，每次下课总是一个人默默离开，徐悲鸿看着她的背影，对这个女孩很好奇。
也许是惜才心切，也许是这种感情里还夹杂着一些徐悲鸿自己也不知的感情，他非常想把自己绘画上的才华传授给孙多慈。
于是有一天，徐悲鸿下了课，对孙多慈说：想参观我的画室吗？
孙多慈想不到老师会邀请她，又惊喜又意外，她羞涩地点点头。
孙多慈在徐悲鸿的画室里，看了很多他的画作。她深深迷恋在那苍凉的画作中。这天她还给徐悲鸿当了模特，坐在窗边，阳光洒在她的肩头，穿着丹青布旗袍的她看起来很美。
他们就这样熟识起来。
搞艺术的人生性敏感，容易孤独。徐悲鸿和孙多慈也不例外。一个结婚多年，正处在情感疲倦期，有许多话需要妻子之外的人来聆听。另一个独自在学校，远离家人，朋友也很少，除了学画，不知还能做什么。于是彼此开始倾诉与聆听。
孙多慈喜欢这样的日子，去老师的画室学画，或者和老师一起去郊外游玩，她在他的身边，脸上的忧伤逐渐消失，她变得活泼爱笑，甚至有些调皮。
那段时间，徐悲鸿的心情也阳光灿烂起来，和孙多慈相处日久，难免在授课时有些偏心，眼里仿佛只有孙多慈一个人，他一门心思指导孙多慈绘画，而疏于其他学生。这自然引起很多学生的不满，埋怨孙多慈抢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一时关于孙多慈与徐悲鸿的花边新闻传遍校园。
徐悲鸿对这些好像并不在意，依然去找孙多慈。那时孙多慈住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是禁止男士出入的，徐悲鸿却破这个例，不管别人怎么看，依然去女生宿舍找孙多慈，这让孙多慈非常尴尬，听到的闲言碎语更多了。
孙多慈这个年龄，自然无法面对别的女生嘲弄的目光，尽管她也盼着见徐悲鸿，还是决定搬离女生宿舍，在石婆巷租了一间房子。
如果说徐悲鸿与孙多慈起初在一起，只是师生或者朋友的感情，那么在1933年1月徐悲鸿离开学校远赴欧洲举办巡回展后，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不同了。长达一年半的分别，让两个人在书信中顷尽相思。
这一时，孙多慈才发现徐悲鸿在她心里有多重要。不见的刻骨想念转化成内心深处煎熬的爱慕，她在画作里倾诉着自己初恋的欢喜与疼痛。
徐悲鸿从欧洲回来后，两个人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见面。这次见面和以往不再一样，他在她的目光里看见了爱。
那样的爱，是要燃烧的。
之后，徐悲鸿带着几十个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也在其中。两人这时已难避彼此的感情，一路上非常亲密，也是在那回写生的路上，在僻静的山石背后，他吻了她。
这些事传得非常快。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闻得此事，心内像燃起大火。联想到徐悲鸿这些日子在家失常的表现，就越发确信他是有了外心。因为这时的徐悲鸿与蒋碧微确实很少交流，他不愿在家待，情绪失控。
蒋碧微冲到徐悲鸿的画室，一进去就愣住了，画室里，迎面就是一张孙多慈的画像，画像里的女孩子年轻貌美，看着她的目光纯净却能让人受伤。蒋碧微过去就把孙多慈的画三两把撕了，怒不可遏地要找孙多慈算帐。
徐悲鸿无法制止，也不知该怎么办。就在他的迟疑中，受到莫大伤害的孙多慈匆促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
徐悲鸿与孙多慈刚燃放的情感就这样被暂时制止了。
蒋碧微虽然分开了徐悲鸿与孙多慈，却无法让徐悲鸿的心收回来，他虽然见不到孙心慈，但显然还是念着她的。他回家依然无语，每天心不在焉，家里的事也很少过问，蒋碧微更像是个室友。这让蒋碧微非常伤心，她想，以前他们也是有爱的，可是这些爱如今在哪呢？她已尽了力，她可以用暴力去挽救他们的婚姻，却无法让一颗出轨的心移归原位正常跳动。
他们天天在一起，还是夫妻，可是谁都不快乐。
徐悲鸿与孙多慈不见面了，却依然不放心她的生活。于是他拿出2500元给朋友，请朋友陆续代购孙多慈的画，好让她能安心作画。对于这些，孙多慈并不知道，看有人按时来买画，信心大增，更沉迷于绘画的世界中。
那时徐悲鸿一个月的薪水也就三百大洋，这2500元可是他大半年的薪水，可见徐悲鸿对孙多慈用情之苦。他还在一幅画上，给孙多慈写过一首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在毫无音讯中，三个人过着各自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世界一下乱起来，炮火声将人们平静的生活打破，什么都不一样了。
徐悲鸿匆匆逃到长沙，没想到在这里会再次遇见孙多慈。意外的见面，让两个人都愣住了。
这是1938年4月，孙多慈与父母在长沙避难。她没有想到会见到三年没见的徐悲鸿。烽火乱世中，孙多慈掉下伤感的泪水。
徐悲鸿帮孙多慈一家迁到桂林，又帮她在广西省政府谋得一职，他也去了桂林。很短暂的相聚时光，两个人常常去漓江写生，希望时光就这样停止。
孙家长辈因徐悲鸿是已婚之人，并不希望女儿与之发生感情，对徐悲鸿一直没有什么好感，在桂林期间，尽管受到徐悲鸿的竭力相帮，还是住了不长日子，就带着女儿离开桂林迁往浙江丽水。
这让徐悲鸿特别不高兴，觉得孙家父母没有人情，但除了埋怨之外，也毫无办法。自此，他与孙多慈虽是彼此有情，终究无法在一起。
在浙江，孙多慈认识了许绍棣，正与王映霞热恋的许绍棣，一眼就看上了年轻有才的孙多慈。孙多慈对许绍棣没有任何感觉，但父母亲不知为何却不反感许绍棣。这年，孙多慈已经26岁，在当时已是大龄女青年，再不结婚似乎说不过去。孙多慈心内犹豫，却还是听了父母的话，答应了许绍棣的求婚。
结婚之前，孙多慈还是异常伤感，在给徐悲鸿的信中写：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没想到，余生她却没有再见到徐悲鸿。
与许绍棣婚后并不快乐。孙多慈一直难以忘怀徐悲鸿，每次与许绍棣在一起时，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拿两个人对比，她发现他没有徐悲鸿的才华，人也没有情趣，因此很看不起他。两个人经常为一些小事产生争执，每每这时，孙多慈就更加想念徐悲鸿。
徐悲鸿后来到底与蒋碧微离婚了，与孙多慈之间再不能有感情交集，一切都默藏在彼此的心里。徐悲鸿再婚的消息传来，孙多慈心情很是抑郁，不由画了幅红梅图，题诗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
诗中难掩惆怅的情怀。
画作传到徐悲鸿手中，徐悲鸿在画上补了只没有开口的喜鹊，那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以及对她的默默祝福。
1953年，孙多慈遇见蒋碧微，那是在中山堂看画展，没想到蒋碧微这次给她的竟是徐悲鸿在北京病逝的消息。
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孙多慈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分开那么多年了，连蒋碧微都没有想到，孙多慈对徐悲鸿的感情还是那么深。
清醒过来后，孙多慈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她一生只爱悲鸿，对许绍棣这些年来，也仅培养出亲情。
许绍棣还是爱孙多慈的，又比孙多慈年长23岁，所以也纵容她三年的守孝。许绍棣觉得没有必要和一个死去的人争风吃醋，影响本来就吃紧的夫妻关系。
孙多慈真的为徐悲鸿守孝了三年，这三年她素服素食，难有欢颜。长期的抑郁让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没几年就患上癌症。
徐悲鸿离世后，也带走了孙多慈全部的感情，她潦草地活过十几年，也追随他去了。徐悲鸿与孙多慈一生都在彼此的爱慕中，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结合，才在无限的遗憾中留下了对方的美好。
郁达夫和王映霞
但郁达夫毕竟是洒脱的，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子自然能摆脱尘 俗羁绊而遥遥领众人之先，来自世俗的种种浅薄他历来不屑一顾。所以他能依然平静地说出那句让世人震惊又再遭误解的话：“我是—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虽然他在血的洗礼中已经悲壮地完成了一个战士应该完成的使命；虽然他实现了他所追求的“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的夙愿。
我觉得，他是一个应该让世人牢记并怀念的伟大作家，这大概也是我知难而进撰写郁达夫传的重要源起。而当我带着创作冲动和种种好奇走访他的后人时，扑面而来的淳朴和亲切使我瞬间溶入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家族。
郁达夫一生中与三个女人结缘，共生育子女十一人，现健在六人，而这六个子女分散在六个地方，各有各的人生经历，直到1985年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举办“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的会场，才得以第一次团聚。郁达夫最小的儿子和女儿都已人到中年，竟是第一次与兄姐们谋面，喜极而泣的兄妹激动地拥簇在一起。
大女儿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笙有感而发，当场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作：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的确，他们同样坎坷、跌宕起伏的命运，让笔者也为之深深感动。这是种意外的收获，从他们的命运浮沉间，更能折射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郁达夫留给这个世界的是真与爱、纯与美的超逸文字，而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回赠他应得的桂冠。
坎坷长女郁黎民
2007年8月，正值仲夏，南京、上海、杭州、湖南省的桂阳，这几个“火炉城市”更是骄阳似火，气温高达40℃以上。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穿梭于这几个城市间采访郁达夫的子女们，所到之处都令我感触深刻，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澎湃，炎热中竟浑然不觉。
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孙荃生育四人：龙儿(早夭)、黎民(现居桂阳)、天民(已逝)、正民(已逝)，和王映霞生育五人：飞(现居美国)、静子(早夭)、云(现居上海)、亮(早夭)、苟(现居昆明)；与何丽有生育两人：大雅(现居香港)、美兰(现居南京)。
巧的是，我采访到的郁黎民、郁云、郁美兰三人，分别为三位夫人所生。采访中郁云对生母王映霞的态度很出乎我的意料。他生于1931年，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在子女中，他长的最像父亲。如今已76岁的他身体瘦削却很硬朗，发型整齐，西装笔挺，毫无苍老之态。他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愿谈及有关王映霞的事情，因为从他记事起，他们母子就不曾往来。也早就知道他曾撰文批评过母亲，但没想到时过境迁心结仍在。
王映霞是郁达夫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但也因她伤情最重。1940年王在新加坡与郁分手回到国内，两年后嫁给了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婚礼在重庆举行，气派豪华、冠盖云集。巧合的是，同年同月，郁达夫也在印尼和当地侨女何丽有结婚；而导致郁王分手的“第三者”——被郁达夫怀疑和王映霞有私情的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也和徐悲鸿曾经的红颜知己孙多慈结了婚。不能不说这是各人的宿命使然。
但郁王所生的三个儿子却因此而命运多舛，开始了四处投奔的颠簸生活。应该说这是王映霞作为母亲的绝情之处，她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却让孩子们流离失所。这大概也是郁云与她断绝母子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而郁达夫其他子女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其中有多少复杂的情感纠葛自是不言而喻。
笔者之所以在此细说郁达夫两个女儿，是因郁家久有重男轻女的传统，郁达夫仅有的三个女儿中，除一个已经去世外，从郁黎民和郁美兰相差整整20岁的同父异母的姊妹俩身上，也许更能体现出别样的人生况味。
郁黎民是郁达夫和孙荃所生的长女，生于1925年。现已82岁，但思维的敏捷和心胸的豁达却让人欣慰。她的浙江话里又夹杂着些湖南口音，听起来着实费劲儿，但教师出身的她条理清晰的缓缓讲述，透过谦和的眼神传递，倒帮助我听懂并领悟了她所说的，在她干净朴素的老屋里，燥热也仿佛退去了很多……
讲得最多的还是她的母亲孙荃，还有“文革”中她和家人的那些艰难岁月。
孙荃是个少有的才女，因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能够写得一手好诗词。她曾给郁达夫写的那首缠绵悱恻的《秋闺》：
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连郁达夫都不禁赞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但孙荃不够漂亮，性格又太过柔顺，让追求唯美和浪漫的郁达夫无法深爱。郁移情杭州美女王映霞后，孙荃开始了漫长的隐忍独居的生活，并开始吃素念佛，默默地做了一个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对他们要求严格，特别是唯一的儿子郁天民。
郁黎民记得有一次弟弟郁天民得了盲肠炎，高烧不退，必须手术。当把弟弟推进手术室时，孙荃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口中不停念叨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一幕孤苦悲凉的情景，深深刻进郁黎民的记忆中。
“母亲的一生太苦了!”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神里贮满冷惜，却也多了丝坚毅，我理解这丝坚毅，虽苦，却很有尊严。
正是这种尊严，让郁黎民和弟妹们活得朴素却高贵。她们发奋读书，从读小学起，就养成了每晚都围坐在一起自学的习惯。一张方桌，一盏煤油灯，孙荃一面做着手里的活儿，一面敦促着她们学习，有时给她们讲唐诗和《古文观止》。
这无疑是种温馨的画面，可里面却明显缺少着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父亲。
父亲留给郁黎民的温情记忆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反复强调自己的名字。“文革”前她叫郁沽民，小名文儿。“这个名字是当年父亲给起的，一是因为我是郁文的女儿(郁达夫名文)，二是他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纯洁公民。”
她出生在富阳老家，生下她后，母亲孙荃生病缺奶，因郁家有不允许奶娘进家的严格家规，便把她寄养在一个奶娘家里。可奶娘自己还有好几个孩子，所以根本无暇照顾她，她常常饿得啼哭。就这样捱到了十个月大时，父亲郁达夫从外地刚回来，就跑到奶娘家去看他的第一个女儿。只见女儿正光着身子躺在尿布中哭叫着，郁达夫心疼得二话没说，急忙解开棉袍把女儿抱进怀里，然后雇轿子送她去了外婆家，并另雇了奶妈。就这样，在慈爱的外公外婆身边，直到六岁时，她才被送回孙荃身边上了小学。
她被父亲抱在怀中时虽然还是不懂事的婴儿，但来自父亲的温暖，却贯穿着她的一生。
12岁那年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因王映霞在父亲身边，所以她不敢对父亲撒娇。
那是1937年的秋天，全国抗战已经爆发，郁达夫早已投身抗战 的洪流中，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多篇铿锵有力的政论和杂文。
大时代的巨流中，郁黎民也开始了自己的坎坷人生。
小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天目山的一所战时中学——浙西一中。因为成绩优异，她可以享受公费就读。但战乱年代，岂能安宁。为了生活，她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去找工作。她做过田管处的雇员，做过青工团的抗日宣传员，做过《民族日报》的校对，还当过县政府的会计。1942年的9月1日，是记者节，她作为报社成员也出席了记者会，就在那次会上，她邂逅了一生中最亲密的爱人——时任二十八军军部秘书的邹陔笙。
邹君也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写得一首好诗词，这是他们最合意的共同爱好，并且为人极清廉正直，她评价他就像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一样，亭亭净植在污浊的社会里。第二年秋天，因日寇大扫荡，报社不得不迁徙，可她却患了恶性疟疾，中途被困在一个小旅店里，既没有旅费回家也没钱吃饭。有一天她正无力地坐在旅店门口晒太阳时，仿佛天降，邹君快步向她走来，抱起软绵绵疲弱的她，直奔医院……
1944年暑假，她从浙西一中的高师部毕业，便和邹君结婚了。解放后，她随邹君回到他的原籍湖南，被分到桂阳县一中教书。
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郁黎民在父亲那栏只写，“父名文，卖文为生。”在这个地处湘南山区的小县城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也就不知道她是大文学家郁达夫的女儿。她觉得如果依仗父亲的名声让别人高看自己是没出息的表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好评才是光彩的。她常对人说：“父亲一生走的是个人奋斗的道路，母亲一生也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熬过来的，所以我们姐妹兄弟也应继承他们的这种个性。”
她和邹君一生都过着清淡简朴的生活，正像她“洁民”的名字一样，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也从不乞求于人，两人的个性都很耿直，也很坚强。
桂阳中学是桂阳县的重点中学，郁黎民开始教语文，后来学校缺数学老师，领导问她能不能改行，她一口答应：“服从学校安排。”之后她认真进修并自学钻研，对学习和事业，她从来都不甘示弱，在母亲孙荃的调教下，她从小就已培养出肯学习、肯吃苦的执拗性格。这种不肯服输的要强劲儿，使她工作成绩出色，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而邹君更是承担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程，有时还教中外历史和世界地理。他渊博的文化知识和正直的为人赢得学生的好评。
后来从老家富阳陆续寄来的一些她分得的郁达夫的版税，才使学校知道了她的身份。但这并没给她带来多少荣耀，反倒在“文革”中多了她的一条罪状——“反动文人的女儿”。
其实早在“文革”前的各项政治运动中，邹君都被卷入，什么“四清”、“思想改造”、“肃反镇反”、“反右斗争”。这个抗战时期为报效国家而投身戎马生涯的一介书生，草檄军书，先后随国民党六十二师和二十八军驻扎在浙西前线，直到抗战胜利。随着内战打响，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遂毅然投奔了共产党。解放前夕，被党组织派往衡阳市，以江东岸警察分局局长的身份作掩护，为解放衡阳市做了大量工作。但这段“地下工作”的历史很少人知，所以“文革”初有口难辩的他，还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监督劳动。而郁黎民虽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同样被开除公职。
此后13年，郁黎民一家开始了被她称为“暗无天日”的生活。
夫妻俩时常挨斗，特别是邹君，按头、罚跪、被拳打脚踢，在那时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让他跪铁砂，回到家后，郁黎民为他清洗膝盖上的伤口，挑出细屑时，发现他呆滞无语。他想到了死，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根绳子，藏在枕头底下，他一生刚正，怎能受这奇耻大辱。但他却下不了决心，不是怕死，而是怕“畏罪自杀”之罪名给儿女们带来更多的灾难。
她当然看出他的心思，几十年相濡以沫，她太了解他了。她对他说：“你死了也是白死，我们并没犯什么罪，为什么白白送死，我们一定得挺下去……”
工作组长对她说：“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你和他划清界线，和孩子们留下来，一条是你们全家一起去改造。为了照顾你，给你选择的机会。”
她平静而干脆地说：“我们一家不能分开。”
于是他们全家被遣送到邹君的老家——一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偏僻的乡村。他的老乡们说：“早知道他落到这样下场，当初何必送他出去读书!若从小让他学一门手艺，现在也不会害他这样吃苦了。”
一年又一年，风霜侵袭着乡下艰苦的岁月，他们苦中作乐，又开始读起书，作起诗来。其间“文革”的第三年因当地造反派四处乱打乱抓，郁黎民曾逃回过一次富阳老家，但近乡情怯，又怕连累母亲孙荃。哪知孙荃却安慰她：“连我这样足不出户的老人都有罪，何况你们。你们得坚强地活下去，国家主席和元帅们不也在受难吗?不会长期这样的，早晚得有个水落石出的。”
母亲的坚毅和远见卓识又一次激励了郁黎民，她知道母亲和弟弟的境况同样困厄，弟弟郁天民也已被打成右派，从工作着的浙江司法厅被勒令回乡监督劳动，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作家”、“反动文人”郁达夫的老婆和儿子。
1978年3月，孙荃去世，临终时曾说：“在我弥留之际，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历史的阴霾终于过去，1979年，邹君被平反，时已68岁。桂阳一中给夫妇俩补发了12年的工资，他们用这些钱在一处半山坡上盖了一幢二层小楼，院里种了桂花、枣、橘等果树，还种了玫瑰、菊花等花卉。大半生风雨飘摇，如今散步在自己宁静清香的小院，他们终于过上了安稳平定的晚年生活。直到2000年，邹君以89岁的高龄安然离去。
现在，这幢小楼的一层住着郁黎民的大儿子一家，为的是方便照顾她。她自己住在二楼，平时大部分时间待在那间宽敞的书房里。书房外还有一个平台，看书看累时，她便踱到平台上向远处眺望。因为楼是盖在半山腰上，所以从平台上可俯瞰半个县城。
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图书外，便是有关父亲郁达夫的作品集和研究者所写的评论集。各种版本竟有几百种之多，很多还是国外版本。出版时间的跨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已有80多年之久。
看到我吃惊的样子，老人微笑着说：“我是一个作家的女儿。当然不能太丢他的人，我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包括做人。这些年我细细地研究他的作品，发现他的作品里的确有种非常宝贵的思想，就是真实与真诚。他中年以后的小说清新质朴，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比如《迟桂花》，但我个人还是最偏爱他的诗词和散文……”
临别的时候，她对我说：“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学习我父亲的勤奋和爱国精神，他的思想境界，我的母亲是最了解的。她其实一直在等他回来，可惜他被日本人害死在 印尼，连尸骨都找不到，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终身遗恨啊……”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几天的采访中，老人第一次流泪。
16岁时，她曾写过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散文，登在《东南日报》上：“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你旧时的妻儿啊!富春江上下白帆点点，子女们正等待着您的归帆呢……”
但父亲并没有看到。
1965年郁达夫殉难20年后，她又写下饱含深情的诗篇，来纪念父亲：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土哀。谁怜身饲虎，万里不归来。
海外飘零久，颓唐事岂真?旌旗弄鬼蜮，慷慨一诗人。
一门彰节烈，惨痛那堪言。今日应含笑，繁花灿故园。
异域埋忠骨，于今二十年。应怜众儿女，惆怅望南天。
也许郁黎民对父亲郁达夫的寻找和怀念，将注定在这种惆怅中永远不能释怀。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时所说：“战争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郁达夫)这件事。”
这真是所有热爱郁达夫读者们的心声!
南京，遗腹女郁美兰
说实话，在见郁美兰女士之前，我是很有些好奇的，无疑，她的人生经历更有传奇色彩，她是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早上出生的。可以想象，在当时还不知道郁达夫已经被害，只以为失踪的情况下，她的母亲——个毫无文化，只会说印尼话的24岁的年轻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身边还有个一岁多的儿子，她的境遇该是多么令人同情。而这个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的遗腹女，她的成长中又将有多少坎坷在等待着她。
但很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的郁美兰女士穿着讲究，充满朝气，完全看不出她已经61岁，顶多50出头的样子。
如果说郁黎民老人身上的淡泊和从容，还留有太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痕迹的话，那么郁美兰身上则完全是时代女性的现代感和浓浓的时尚气息。她开朗热情，和我想象中的忧郁气质毫不沾边。
她的头衔是“江苏省侨联主席”。
在她的办公室里，看她雷厉风行地处理着工作，对她的干练机敏不禁油生敬佩。
当我把我的感觉告诉她时，她很理解地说：“其实很多人都和你有同感，我虽然是遗腹女，但我的出生却不像父亲所写他自己是‘悲剧的出生’，我觉得我是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的，我体会最多的是周围的华侨们对我们一家的帮助……”
我想在这里有必要先向读者交待一下当时的情状，因为1942年2月4日，郁达夫和胡愈之(著名作家、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等人在新加坡沦陷前乘船逃往印尼后，到他牺牲前的这几年经历，是不太被人所知的。
印尼当时还被日军占领，所以这些文化人进入印尼后，只能先隐藏在偏僻的渔村里，住茅棚，吃粗粮，加上语言不通，条件十分恶劣。为安全起见，掩护身份，他们隐姓埋名，分批转移到各个地区。郁达夫化名“赵廉”，和胡愈之等人在“巴爷公务”(地名，位于高原，气候好些，华侨也很多，因此隐姓埋名于此地，不容易暴露)开设了一个酒厂，这个酒厂为当时这批中国流亡文化人解决“生存的经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还开过肥皂厂、造纸厂，以求增加新的经济门路。酒厂成为这些流亡文化人的落脚点。
但不久后的一次外出中，郁达夫不慎暴露出精通日语，被日本宪兵队胁迫充任了宪兵队翻译。他也因这段经历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和诽谤，说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实际上却是因了这个突发的特殊情况，郁达夫才得以将计就计，利用这个翻译身份，做了大量保护同志和华侨的工作。1946年，周恩来总理知道郁达夫殉难后，派夏衍去新加坡了解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人的情况，著名侨领陈嘉庚曾对夏衍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过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追捕的侨领。”还有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的负责人也对夏衍说：“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当翻译一年后，郁达夫用了一系列几乎是“自残”的方式才终于从日本医官那里开出患肺病的证明，得以辞职。这些“自残”的方式包括用冷水冲身，让自己伤风；为了咳嗽，不惜狂饮酒，甚至吃鸦片……
1944年年初，郁达夫的真实身份终于被一个华侨汉奸发现并告密，但此时的郁达夫却首先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危，及时通知胡愈之等人迅速转移，以免牵连进去。
之后郁达夫独担风险，直到牺牲。
当得知郁达夫被害后，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华侨朋友都来到他家里看望孤儿寡母，并送钱送物，“这对刚刚经历了分娩和失去丈夫痛苦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安慰啊。”
郁美兰充满感激地回忆到，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关心和资助，才使她们娘仨渡过难关。后来这些捐款由当地侨领，也是郁达夫好友的蔡清竹先生代为管理，用于生活费和兄妹二人的读书费。这笔钱一直到郁美兰八岁时才全部用完。为了生活，朋友们劝何丽有改嫁，但何丽有却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条件，就是要能保证大亚和美兰去首都雅加达上学读书。
这个没有文化的质朴的女人直到丈夫被害后，才知道自己嫁的人竟是中国的一个大文学家。
郁美兰说：“我理解父亲的苦心，他选择一个容貌平常又没有文化的当地侨女做太太，恰恰说明了他在身陷狼窝的斗争环境中，为免暴露身份所用的一片苦心。我也非常钦佩我的母亲，她虽然没有文化，却非常善良和伟大，她用温柔和质朴让父亲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得到了慰藉和温暖，而父亲对她也倍加呵护和体贴，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常对我和哥哥说，你们的父亲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啊，哪个朋友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相助，常常是出门时带着钱，回家时却无分文了。在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母亲始终很坚强地面对困难，尽全力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无愧于她挚爱的丈夫。”
何丽有改嫁后，郁美兰兄妹来到雅加达上学，读华文学校，住在蔡清竹家里。1957年蔡回国，定居在厦门，又把郁美兰兄妹托付给他的二女儿接着照管。
渐渐长大的郁美兰从报纸上，从父亲朋友的长辈口中，逐渐了解着自己的父亲。自懂事起，她就对父亲有着强烈的“探秘”心理，她渴望了解父亲的一切，她近乎贪婪地读着有关父亲的纪念回忆文章，更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能报效祖国的有用的人才。
1960年7月1日，在郁达夫的挚友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亲自关照下，郁美兰兄妹终于回到国内。他们先是被安排在厦门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著名侨领陈嘉庚创办的。不久又进入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在校学习的五年中，她的生活费大部分由国家负担，加上胡愈之等人的时常关照，让她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怀着感恩的心情，她刻苦学习，在该校读完整个初中和高 中课程后，于1965年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然而，她上大学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喊口号，贴大字报，郁美兰没有想到还有攻击她的大字报，说她美化了海外华侨资本家是靠“勤俭持家”发达的。原来活泼开朗的美兰平时在和同学们聊天时，说起过海外华侨创业的艰辛，想不到竟成了一条罪状，这让她哭笑不得。但她可不是性格软弱的人，非但不弱，还挺勇敢。她与那些攻击她的造反派们据理力争，最后索性什么派别也不参与，自顾逍遥起来。
趁着大串联的机会，她跑到海南的“加来”华侨农场，去看望在那里定居的母亲。1960年，因为印尼的“排华”政策，何丽有被安排到这个农场定居。她改嫁后，又生下五个孩子，但丈夫却在1963年因病去世，丢下她和五个年幼的孩子，困境可想而知。孤儿寡母没有依靠还时常挨欺负。郁美兰在海南住了十天，有一次，村里又有人欺负弟妹，郁美兰再也压抑不住怒火，气愤地找到农场场长，义愤填膺地去替母亲讨公道。这一理论还真管用，因为她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这一名头着实震住了村里人，从那以后村里人竟再也没人敢欺负何丽有和孩子们了，临走时，郁美兰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母亲，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她只能安慰母亲，日子会慢慢好转起来的。
她觉得母亲是一个有着坎坷命运，极为普通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员，平凡得就像大地上的一棵小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父亲郁达夫在一起时的两年半岁月，留给她的却是永远温馨也伤感的回忆。直到郁美兰的哥哥郁大亚后来到香港定居，把何丽有和她的孩子们也先后接了过去，生活状况才得以好转。
1970年，郁美兰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分配，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的，但报效祖国的心愿一直是她心中的一个理想，她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
新疆落后贫瘠的生活条件让郁美兰至今难以忘怀。她说：“有了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里推着自行车换液化气的经历，对以后克服工作和生活的困难，才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在边疆生活的十年，我恐怕不会有今天可以从容地面对各种实际工作和生活的挑战能力。”
在新疆的十年中，她还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爱人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一个非常优秀和沉稳的男人。早在北京读书期间，她因为经常在周末去胡老家，在那里与胡序建相识，他们相互欣赏，很快就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
1980年，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将他们夫妇调到了南京，胡序建身兼要职，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郁美兰则先在金陵石化工作了七年，1987年调到了江苏省侨办国外处，直到担任了侨联主席。
郁美兰的工作能力很强，除了所学的机械仪表自动化专业外，英语和马来语也非常娴熟。在新疆炼油厂工作期间她先是当助理工程师，后来厂里发现她还有其他才能，便又把她调到厂部情报室管理外文资料，再后来叉要她去职工大学教英语，“郁美兰的工作总是获得上下的一致好评”。
20年的侨务工作，其实也在实现着郁美兰报效祖国的心愿，她牢记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有着与生俱来的与祖国休戚相关的爱国情怀，工作中她常常被侨胞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郁美兰热爱侨务事业，她的母亲就是一位华侨，父亲郁达夫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在海外，并因正直慷慨的人格魅力在华侨当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郁美兰对此深有感触，每次到国外出访都会碰到这样的奇遇，当她把名片送给海外朋友时，对方一看她的名字，竟说：“哦，您是姓郁达夫的郁。”而当对方知道她竟是郁达夫的女儿时，不禁更大喜过望。郁达夫在海外华侨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所以郁美兰也把侨务事业视做父亲的未竟事业而用心去做。
在采访过程中，郁美兰身上洋溢着的朝气和活力始终感染着我，我问她是如何保持这么旺盛的精力去工作和生活的，她笑了，说是事业使她年轻，因为内心总有工作和奉献的激情，所以便总有青春的活力。
临走的那天，郁美兰女士亲自开车送我，坐到驾驶位上，她戴上墨镜扬起下巴的一瞬，自信果敢瞬间流露。打开音响，是旋律优美的小提琴乐曲。曲意悠远令人沉醉。我一边听一边想起采访中郁美兰说过的一句话：“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亮，当我想念父亲时，我便会向天空遥望……”
黄逸梵：少奶奶走后怎样
（1）
提到黄逸梵的时候，大家总说，这是张爱玲的母亲。有个后来居上声名煊赫的女儿，也是烦难的吧（不过是幸福的烦难）。其实作为一名标准的女旅行家、不到位的女画家、颇有风采的女社交家，黄逸梵在民国时代轰轰烈烈的出走女性群体中，有其鹤立鸡群处，根本无需靠女儿出位。
以前看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面形容张国荣扮演的阿飞是无脚鸟，一辈子都只能在天上飞，现在记起，竟忽然觉得用无脚鸟形容黄逸梵也很合适——她仿佛天生有一种离心力，名字里的那个“逸”字，似乎让她有了一种活性气体般上升的气质，她是时刻想要冲破房顶的，她要飞到外面的世界去，她渴望新鲜与自由，她用一生验证了“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真理性。
从最初的离家，到最终的客死，黄逸梵是游走在时代边缘的奇女子，她亦中亦西，又非中非西，她以敏识东方人情世故的心去交结西方，又以西方式的对自由的狂热来抵挡东方给予她的束缚——东方给了她一双小脚，西方给了她以小脚走天下的勇气。
民初时代自由而又混乱的空气里，黄逸梵扮着精致的妆容，穿着翩跹的服装，迈着轻倩的步伐，在地球的纬线上历历而过，她有一百多个名字，每一个都是全新的自我，最关键是，精彩也好，无奈也罢，她都认可这种生活，并坚信这是唯一能使她快乐的方式。
在新旧时代撞击的时刻，黄逸梵的出走，有种石破天惊的味道，名门之后叛逆起来，比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要来得亮烈。可能因为从小见多识广，黄逸梵眼界颇开阔，她没有遗少们身上那种依赖传统的惰性，加之父母早逝，无顶头上司的管束，她更是做得了自己的主。
“五四”的风有没有吹到黄逸梵身上，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吹到了，究竟吹到多少，我们也不敢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她曾订购过改良版的《小说月报》、《文学季刊》、《西风》和《良友画报》，并且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二马》看到笑出声来——新文艺与她想必是亲近的。她喜欢朝气蓬勃的东西，她是学校迷，在封建文化的沉积地带里，她需要呼吸新知识的空气。她爱钱，分家产分来一大批古董让她有足够的资本去寻找理想（这是她旅行的最重要支撑），但我想她应该更注重精神生活，钱很重要，可钱只是支持精神生活的后备军，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则永远是生命前端最耀眼的前驱者，她的这种金钱观，似乎也影响了张爱玲。
黄逸梵和张志沂的离婚，与其说是一对性格不和的夫妻的分手，不如说是两个迥异时代的分裂，他们之间不是没有爱，黄逸梵不是不曾被张志沂的真情感动过，那首朴质动人的七绝，也曾将大洋彼岸的黄逸梵召唤回家，离婚的时候，她还逼着他去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没有情还有义，她从不是把事做绝的人。可站在新文化的空气里看旧文化，那种无法磨合的冲撞，让黄逸梵无法忍受。张志沂也未尝没有痛苦，未尝不想挽留，可根深蒂固的思想背景的无交集，让黄逸梵和张志沂，仿佛两棵距离过远的树，因为最初的错过，而终究无法站在一处，更何况，她又是一味把他关在门外。
黄逸梵婚姻破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过程中，女方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五四之后的离婚案件里，多以外出读书的男子抛弃原配包办夫人为主。可黄逸梵的离婚，却全然反转，不是男人休了她，而是她休了男人，在这场婚变中，她自认为不是受害者（但最后她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她还曾交代张爱玲不要怪你“二叔”（张家大房没女儿，张爱玲口头上算是寄养在大房名下，所以喊亲身父母为二叔二婶），她利落地走出家门，留一个悲戚的男人在身后，这个转身，不能不说是漂亮。
当然，这个转身，也可能是因为爱。假如我们姑且承认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中描述的部分情况属实，那么黄逸梵的离婚，大概与某个留学时代的同学有关。
1924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出国留学，黄逸梵就手搭上顺风车，以小姑监护人的身份，偕同前往。如此这般二婶三姑联袂留学的情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少之又少，称一句绝代双骄，不为过。在这里，我们看重的，是两个女性并排前驱的姿态——黄逸梵出走的同盟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这就在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猜测之外，又开了一种奇境，女性情谊，让人暖心，也容易造就精彩，电影《霹雳*》中巨大卖点，是三个矫健玲珑的女性，而二十年代的法国街头，估计也有这样一对夺目的东方之花走过，生活就是戏剧，她们既是导演又是演员。
五四时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为中国送来了女性偶像娜拉，她那关上家门的一声巨响，激励了多少女性走出封建家庭的大门，寻找自由与幸福，但都是从家庭中走出来，中国的新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却同西方的娜拉有不小差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革命的对象，是丈夫海尔茂，她拒绝做丈夫的玩偶，她要独立自主，她要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女性，也就说她反对的对象，是男性。
而中国的广大女性呢，她们身处的环境，是封建文化晚期，她们大多数人反对的，是以父亲形象为代言人的封建家庭，就在这个反封建的过程中，子一辈的男性参与进来了，他们牵起新女性的手，一同打出幽灵塔，去找寻一种更自由更*的空气。中国女性在寻找自由的过程中，*（比如秋瑾离婚是为了闹革命）和代际问题，被凸显出来了，但同时，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两性之间的斗争，却无形中被掩盖或者忽略了，庐隐石评梅那一代女性，遭遇的正是这个问题，她们冲破万难，和新一辈的男学生男革命者结合在一起，可胜利以后呢，两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不能不使她们迷惘。
所以鲁迅说，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于女性出走的问题，鲁迅还以小说《伤逝》给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在涓生的鼓励下，子君走出了原来的家庭，“我是自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走出来之后呢，同样懦弱迷惘一个涓生，是否是可靠的精神和生活的导师？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提引导子君了。于是，子君回去了，死去了，革命失败了。
回过头来看黄逸梵，她则完全是一派西式风格，父母的缺席，让她在走出家庭之初，反对的就是她的丈夫：她不满他抽大烟、娶姨太太、不上进，她要寻找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她一上来，做的就是两性斗争，虽然身处一个畸形社会，因为某种条件的成熟，黄逸梵才真正的一脉相承，她堪称易卜生笔下那个娜拉的中国版本，中国的娜拉走后，究竟会怎样，我们不妨在黄逸梵身上找找答案。
黄逸梵身上有种梦幻文艺气质。她或多或少有精神洁癖，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道：她母亲这样新派，她不懂为什么不能说“碰”字，一定要说“遇见”某某人，不能说“碰见”。“快活”也不能说。为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九莉心里想“快活林”为什么不叫“快乐林”？她不肯说“快乐”，因为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稍后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当然也忌。此外还有“坏”字，有时候也忌，这倒不光是二婶，三姑也忌讳，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也是多年后才猜到大概与处女“坏了身体”有关。
（2）
黄逸梵始终给人一种少女般的印象，永远不老似的，在那张最经典的照片里，她梳着微卷的发式，笑容淡定，眼神深邃而有光，俨然一派女学生风情——学校里那种积极向上的多情空气，正对了她的胃口，再加上天生小脚的黄逸梵，没有在适学年龄进新式学校念过书，好奇心的驱使，更是不能不敦促她下定决心回炉再造（她们那个时代有中年妇女上小学的，可见好奇心求知欲有多大）。
她学油画，在外人看来，她是画家。1933年，徐悲鸿蒋碧微去欧洲举行画展，路过巴黎时，曾和黄逸梵同住一所房子，徐蒋住二楼，黄住四楼，蒋碧微称黄逸梵为画家黄女士，可见她学画坚持了很多年。可在国内外油画界里，我们到底没怎么听见过黄女士的名头，她爱学校的空气，可真学起画来，作为暂无物质忧患的名门之后，她似乎又少了一点狠劲。张爱玲知道自己去港大读书不易，就学期间，出去看个风景都觉得奢侈，考英文背得出整本《失乐园》，黄逸梵能做到吗？青楼出身的潘玉良知道留学艰难，刻苦劲头上来，蓬头垢面，恨不得牙不刷脸不洗，直钻到艺术世界里去求真经，黄逸梵能做到吗？明显懒散。国外的风光都还没看够呢，阿尔卑斯山滑雪，大脚的小姑子都滑不过小脚的嫂子，来日方长，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环境让她觉得很惬意，且玩乐一阵再说。
她学唱歌。当然也是半途而废。张爱玲曾这样写母亲唱歌：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她也去社交。长相美艳，又有见识，黄逸梵有资格在社交场面上施展手段。据说，当年在国内想逃婚，她就能想得起写信给某鸳鸯蝴蝶派文人（估计也是看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看多了），后来到海外，她理应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她和旅法画家们很熟，徐悲鸿去巴黎办画展期间，邀两个西方画家做客，作陪的人中，就有一个黄逸梵。她和胡适也是故交，多年以后，张爱玲去纽约见胡博士，凭的也是她母亲这层老关系。她在印度一度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成功打入海外上流社会，所谓社交秘书，乍听上去总有点像专门的公关人才。黄逸梵不简单，在人世风景里，她总能找到自己的栖居地。
当然还有恋爱。《小团圆》出来后，我们不能不再次深化对黄逸梵情爱世界的理解，虽然张爱玲是在写故事，可以张爱玲对黄逸梵的感情，在这故事里，她没必要抬高母亲，当然也没必要贬损。小说中，蕊秋（以黄逸梵为原型）的感情世界，总仿佛有一层暧昧的疑云，神秘的朦胧，除了似乎对留学初期那位“简伟”付出过深情（简伟是小说中的代名，他可能是蕊秋留学后第一次真正的恋爱对象，故而蕊秋投入很深），后面的恋爱，她从没斩钉截铁过。周旋，成了蕊秋恋爱的主要策略，当然，会这样估计也是因为受过伤。
九莉考大学前，蕊秋从法国回来，她嘴上谈着“我那菲力才漂亮呢”（菲力是个法科学生，九莉在她的速写簿上看见他线条英锐的侧影，戴眼镜），她总是用蓝色航空邮简写信。
九莉在香港念大学，蕊秋过境时去看她，中间夹杂了一个项八小姐和毕先生——毕先生原本中意蕊秋，蕊秋对他冷落，反让项八小姐钻了空子，就此和毕先生同了居，香港陷落后，九莉还曾托他们打听回上海的船票（有人说，项八小姐和毕先生就是《倾城之恋》的原型，依稀是有个影子，可生活的经验终究是毛边的，艺术作品也没法和现实对号入座）。这时节的蕊秋，恋爱处在全盛期，在海边，她还能遇到个白截身子像马的出水年轻人。
离开香港，蕊秋去了新加坡。后来新加坡陷落，蕊秋坐着难民船去了印度，可她的恋人劳以德，却因战争死在了海滩上。此前她一直说要找个归宿，劳以德死后，估计她也放弃了这个想法。恋人的死，恐怕对蕊秋打击很大，这样的结局，很容易让人有宿命感，难道她注定要一个人走？
1948年前后，蕊秋回国，这时她已经不注重修饰，总是一件小花布连衫裙，一双长筒黑马靴，再不然就是一双白色短袜——马来亚都是这样——她在印度的一个麻风病院住了很久，她有个恋人是英国医生，大概这时候就在这麻风病院任职，在马来亚也许也是跟他一起。
蕊秋在饭桌上有突然提雷克，是张爱玲港大时期的一名医科老师，有点好色的，他总说她需要照顾，还给她塞了二百叨币。情感世界里，四面楚歌，她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温暖的回忆。
《小团圆》里，楚娣一句“二婶不知道打过多少胎”，令所有人骇然。当然，我们宁愿相信张爱玲是在写小说，那么以上猜测便均可推翻，可这故事，到底有真实的影子啊，蕊秋与黄逸梵之间，最起码也是约等于。从蕊秋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想见，黄逸梵在两性纠缠中，确受过不少苦。在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写娇蕊多年后在公车上遇见振宝，张口一句经典：往前走，遇到的无非是男人——走出了家庭，对张志沂关闭了大门，黄逸梵的人生之门，也曾对别的人打开过，两性斗智斗勇的历练中，黄逸梵可能没输，但也算不上赢，命运之手的调拨，让人心生无奈。
后来，黄逸梵迁居英国，据说她领养过一个华侨的女儿。1957年8月，黄逸梵病重，此时，不知道有没有可心的人在她身边守候，她写信给张爱玲，希望见女儿最后一面，张爱玲却连去伦敦的机票都买不起，只能寄给母亲100美元。
年末，黄逸梵去世，按照赖雅日记记载，张爱玲听闻，大病一场，两个月后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留给她的一箱子大古董（可能还有一些家具和一些钱），当箱子被打开时，整个房子充满了悲伤的气息。赖雅觉得黄女士去世后，悲伤仍徘徊不已，尤其是她的照片，嘴唇那样富于生命力，仿佛还活着一般，赖雅说：“照片就像一部小说。”
黄逸梵走了，是客死，没有爱人陪在她身边，估计她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那个同她一起闯出家庭留学欧洲的小姑子张茂渊，到底没有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终在古稀之年后，结了婚。
当年是她同她一起，反抗家庭，潇洒地走到广大的天地里去，可终究怎么样呢？对女人来说，究竟什么才是自由？婚姻的围城固然束缚了女人的自由，可也有所谓“带着镣铐跳舞”，只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努力经营，两性之间是不是就真的找不到一个相对的平衡？黄逸梵选择恋爱而放弃结婚，实验结果如何，冷暖自知。
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不稳定，不知道在人生暮年，黄逸梵会不会因为人在异乡漂泊而找不到安全感；午夜梦回，她会不会觉得有点冷；走在伦敦街头，看见一茬又一茬鲜灵水嫩的年轻恋人，她会不会想起当年自己身后，追求人数众多的盛景……到底都过去了，老了终归有苦，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违抗。
如果有人要问，黄逸梵走后到底怎样，我们只能说，她勉强和生活打了个平手，也算胜利了。张爱玲：黄逸梵张爱玲几度团圆几度离散
套句白话，没有黄逸梵，就没有张爱玲。
是黄逸梵一手打造了半拉淑女和全面体文学家张爱玲。与此同时，她也给了女儿最深的怆痛，这种怆痛，不是来源于恨，而是来源于爱和由爱而生的怨。这怆痛不是见血封喉式的猛击，而是氤氲在张爱玲一生每一寸的呼吸中，像一剂上瘾的毒药，明知终有苦痛，却偏偏如此需要，无论如何戒不掉。
张爱玲羡慕母亲，爱母亲，可她始终学不会母亲的那种洒脱。正又是黄逸梵的这种洒脱，让张爱玲一生都在寻找失落的安全感。黄逸梵衣袂翩翩，神龙见首不见尾，满世界乱飞，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作风上，和黄逸梵比，张爱玲都显得有点老派，她有点跟不上母亲的脚步，抓不住母亲的爱，进而从失望里生出了怨。
这种怨，有点类似我们长久等待一个迟到的人，嘴里不停地叨咕，心生烦恼，可真等到期待中的人出现，一瞬间便阴霾尽过，日朗风清。
张爱玲与黄逸梵的最大的分歧，是在人生观上面，张爱玲之精明务实，黄逸梵之浪漫飘逸，使她们交流起来，难免有隔阂。压根就是两种人。九岁的张爱玲在《大美晚报》发表漫画一张，得稿费五元，黄逸梵让她珍藏起来做纪念，张爱玲不听，出去就买了一只小号的丹琪唇膏。
黄逸梵是将人生艺术化，张爱玲是将艺术人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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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几度团圆几度分离，对于黄逸梵，张爱玲仿佛始终是一个送行者，她站在母亲身后，看着远去的那华丽的背影，听见远处传来嗡地一声轰鸣，船要起航了，黄逸梵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她留下来的点点滴滴，则仿佛一块情感的压缩饼干，积存在张爱玲的心中，苦辣酸甜，张爱玲用一辈子去体验。
只可惜，黄逸梵的天涯之旅，始终没有张爱玲的位置，她经不起如此的漂泊与怆痛，她没有机会和母亲并肩战斗。
黄逸梵像是大地，张爱玲是大地里长出的花。这花儿，从种子时代，便开始期盼，有朝一日能离开大地，可真等到绽放时节，花才蓦然发现，她竟一刻也离不开她。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在上海麦根路家中出生，她与黄逸梵的母女缘分，正式开始。家人给她取名张煐，因为大房里没有女孩，口头上，张爱玲被过继到大房去，所以她称黄逸梵为二婶。这是张爱玲与母亲最初的团圆。
张煐是黄逸梵的长女，作为崇尚西方文化的新式女性，黄逸梵当然想在女儿身上，实践自己未竟的理想：西方淑女——这是黄逸梵培养女儿的终极目标。可作为张家人，张煐从一岁起，就表现出了对于母亲的疏离——抓周时，她抓了个金锭子，黄逸梵不能不失望了（按照抓周的习俗，可能黄女士想让女儿抓个笔之类的东西，以后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因为张爱玲的父亲与二伯父分家，张煐全家搬到天津三十二路一所旧花园洋房居住，在这所房子里，这时的张煐不过三四岁，可多年以后，她依然记得自己每天早晨，都会被女佣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坐在青格子棉被上，跟着黄逸梵背唐诗。
1925年，张煐五岁，黄逸梵偕同小姑张茂渊，去法国留学。张煐被她抛在身后，跟随父亲生活。在遭遇了*出身的姨太太的殴打和事业的失利之后，张煐的父亲写信请黄逸梵回来，并准备搬回上海。
1928年，黄逸梵回国，张煐全家搬至上海陕西南路宝隆花园的西式洋房里，张爱玲迎来了生命中与母亲二度团圆的时光。
小孩子的世界，一天一个样，隔了三年看母亲，眼睛里尽是天翻地覆，张煐不能不感到震动，她惊异于母亲的美，泥土色的软绸连衣裙，拖一片挂一片。时髦的黄逸梵，对于张煐审美观点的形成，有着现身说法的意义，张爱玲后来之痴爱奇装异服，从黄逸梵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发端。母亲的精致的妆容打扮，张爱玲始终望尘莫及，发展到后来，索性以怪奇取胜，对于美的追求，张爱玲始终觉得不足够。
从母亲这里，张煐找到了欢乐的、可供回忆的、五彩斑斓的童年，她第一次有权去选择自己房间的颜色——卧房刷成深粉红色，书房是海绿——后来在写作中，张爱玲之所以能鬼斧神工地运用颜色点染环境、心情，黄逸梵要记一大功。
1928年，张煐八岁，标准的学龄前儿童。黄逸梵的归来，恰巧赶上女儿受教育的当口，张煐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绘画、英文，朝西式淑女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930年，黄逸梵送张煐入黄氏小学，黄嫌张煐二字不响亮，遂为女儿改名为张爱玲（英译名），一代文学奇女，就此诞生。
同年，黄逸梵与张廷重离婚，离婚协议里，黄逸梵格外强调了女儿的教育问题，钱她不付，但对于女儿未来的教育走向，她保留决策的权力——这一英明的决定，直接影响到张爱玲未来教育的方向，影响到张爱玲未来的创作甚至一生。
人生的几个教育关键期，黄逸梵都及时地出现在张爱玲的身边，这不能不说是张爱玲的幸运，作为一个职业旅行家，黄逸梵对于女儿，不能说完全没尽到责任，她有点大将的气质，指点江山的事由她管，鸡毛蒜皮的事她不去计较，浪漫主义的刀，把这个女人雕刻得飞扬灵动，黄逸梵从不局促，她从来都是放眼世界，找寻自由的人生。我们不能佩服黄逸梵的眼光，虽然女子教育在1920年代已经初兴，但若是爱玲的父亲，打算将女儿深锁家中，按大家闺秀的路子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然，张父也给了张爱玲一种旧的情调，对于张未来的文学写作很有帮助）。
从1928到1932，这近五年的母女相处中，张爱玲见识了母亲的优雅与美丽，在黄逸梵的安排下，她接触到各个门类的艺术，这些日后都成为支持她文学创作的珍贵养料。然而这一段的相处中，张爱玲也有讶异，耳濡目染间，她似乎已经捕捉到了黄逸梵情感世界的离奇，这对张爱玲日后解析人间情爱，未尝没有帮助，但我们同时也能捕捉到，张爱玲对于母亲的失望与陌生，在牵手过街道的瞬间，她握着母亲瘦如细竹管的手指，感觉到内心一刹的挣扎与震动。
1932年，黄逸梵再度赴法留学，回来时，已经是五年后，张爱玲到了入大学的年纪。这是张爱玲母女的三度团圆。
这时的黄逸梵，正爬向人生美丽的顶峰，她坐在镜子前刷头发，还没涂上淡红色瓶装水粉，秀削的脸整个是个黄铜雕像，谈话中，她永远倒身向前，压在脸盆边，把轻倩的背影对着人，向镜子里深深注视。这在张爱玲看来是绝美。她口中的伦敦的雨季，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对于张爱玲来说，都是致命的吸引。她托人找张廷重谈女儿留学的事，张廷重却借故不见，张爱玲自己去找父亲演说，被严词拒绝，后母来说风凉话，张爱玲反抗，却遭到父亲一顿打，被关了起来，一关半年。姑姑来说情，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黄逸梵的存在，让张爱玲空前地无畏起来，母亲的世界，仿佛是个功率强大的吸铁石，自动便把张爱玲吸引到她身边去。1938年的阴历年前，张爱玲从父亲的家成功出逃，她走在大街上，每走一步都像是一个响亮的吻。
黄逸梵是有心帮女儿留学的，可她又有种种纠结，她对于自己的人生很爽快，但对于别人难免苛刻，女儿的未来当然最重要，她请犹太裔英国人给张爱玲复习数学，五元钱一小时，价格算是颇高，可西方还有恋人的她，有时难免抱怨，这让张爱玲始终觉得自己愧对母亲，甚至不敢找母亲拿坐车的零钱。
张家有女初长成，黄逸梵却发现女儿惊人的愚笨。她教张爱玲如何煮饭、如何洗衣、如何走路，如何看人，她告诉张爱玲点灯后应该拉窗帘，教张爱玲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告诫她如果没有幽默天才，一定不要说笑话。虽然这些东西没学到精通，可张爱玲到底没有辜负母亲的培养，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后因战事，转入港大就读。
这时期张爱玲对于母亲，始终有点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意思（因为怕受打击）。黄逸梵似乎属于那种要求特别高的母亲，对女儿难得称赞，即便是别人讨论她女儿哪里长得好，她也只不过一句：她头圆。有点类似黑色幽默了。黄逸梵一手打点了女儿的留学事宜，张爱玲对于她当然是感激，可这感激变为行动，却含着一种怯怯，她为母亲买了一朵用铁丝撑着的玫瑰花，原本以为母亲要骂，可却出奇地得到母亲的称赞，张受宠若惊。母亲在姑姑面前维护她细长的体形，她也开心到几十年后都记得。
1939年，张爱玲赴港读书，母女再次分散。在港大读书期间，张爱玲放假极少回家，1941年暑假，黄逸梵跟上海几个牌友结伴来香港游玩，张爱玲与母亲有过一段时间的小聚。张每天都像小客人似的去浅水湾见母亲，母亲同行的伙伴中，张爱玲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原本对黄逸梵有感觉的男士，因为不堪黄的冷落，而和另一位同行女士同居（黄显然对这位男士没兴趣），这可能就是张爱玲日后写出的传世之作《倾城之恋》的原型。
那一段时间的浅水湾之行，给张爱玲展现了一个高等华人斑驳迷离的世界，对她日后书写香港传奇，供足了材料，这个机会，无疑是黄逸梵带给她的，她的世界，对于张爱玲这个还站在人生边上的女孩来说，太精彩，也太刺激。
张爱玲在港大是奖学金大户，有一次，某位老师没给她评奖竟不好意思，私下给了她八百零票子，张爱玲喜不自禁，拿去给黄逸梵。这位母亲的奇崛处首先在于，无论什么事，都能朝男女问题上去想，慌得张赶紧撇清：他不喜欢我。接着，这位妈妈又因为打麻将，输掉了女儿的八百块。不多不少，刚巧八百块。
这八百，在张爱玲看来，是生存的证明，比天都大，重有千斤，可黄逸梵却四两拨千斤，一个晚上输个殆尽，此等行为对张的伤害，可想而知。所以日后，姑姑提起二婶，张爱玲会说，二婶的事，我简直不管了。当然，这仅仅是一例，可从此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此时的张爱玲，对于母亲，渐渐地有了怨气。不过换个角度想，黄逸梵的苦处，张爱玲又如何体会，年轻的时候，子女对于父母，总容易少了一层体谅，多了一份苛求。
第四度团圆后，黄逸梵去了新加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黄逸梵的男友死于战火，黄坐难民船逃到印度，做过尼赫鲁姐妹的社交秘书，她在印度也有个英国恋人。再次回到上海与女儿团圆，已经是1948年，这也是张爱玲母女的最后一段相处。
时间已经推移到二战后，张爱玲在上海日子里，都是与姑姑张茂渊住在一起。最后一次回国，黄逸梵显出老相，她已经不太注重打扮，生命的规律并不对任何人格外宽容，张爱玲虽然刚经历了情感生活的重创，可就一个生命来说，她如日中天。
因为没给她介绍“燕山”，黄逸梵便赶紧找人来做一套旗袍，她怕张爱玲以为她穿得太坏，见不得人。岁月催人，美人迟暮，母女关系走到此处，仿佛来了个对调，黄逸梵对于张爱玲，似乎有点怯怯了，以前，是张爱玲对于母亲的世界百看不厌，现在变了，因为感情世界的渐渐枯萎，黄逸梵似乎也开始对女儿的感情世界格外关注起来。她甚至开始有意无意地窥浴——看看女儿的身段有无变化，还抽查女儿和“燕山”的关系，她看女儿编剧的电影也开始“很满意”，还想着给女儿做媒（可惜手边没合适的人），开始爱同女儿说话（女儿心不在焉她就生气），叫女儿的小名。黄逸梵开始向女儿靠拢，这是为了拉拢感情，补救过去的照顾不周？还是想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找一个依靠，养儿防老？她可能以为自己一手造就出来的女儿，终究会陪在自己身边。
最心痛的一幕还是上演了。经过世事历练，张爱玲最起码学会表面的坚强，她留了二两黄金，准备还给母亲，作为多年来的“培养费”。黄逸梵拒绝了，紧跟着哭了起来，“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她不是不害怕“断绝关系”，对于这一幕，张爱玲多年后写道：她不是没看见她母亲哭过，不过不是对她哭。是不是应当觉得心乱？但是她竭力搜寻，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样的决绝，当然是张爱玲后来的判断，但这判断里，应该是有着某种隐藏，对于母亲的感情，张爱玲始终藏得很深，直到母亲病逝，她终于大病一场，两个月后才敢整理母亲的遗物。
黄逸梵一生漂泊，感情上不算顺利，打胎估计都有过不少，算得上*女子，可她渐渐步入自己的晚年，面对自己的子女，又有种不知如何交代的纠结与哀痛。所以她哭道：我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这就好像现在诸多女明星年轻时代闯过了头，闹出桃色事件，以后面对子女，总归尴尬。
可到底没有挽回女儿的心。
最后一次团圆后，黄逸梵还是孤身上路，远赴英国，她收养了一个华侨的女儿，这一举动，是为了缓解她自己思念女儿的痛吗？也许她知道，这一去就是永诀。
张爱玲（左）与姑姑合影
1957年8月，黄逸梵病重，她给张爱玲写信，希望能见女儿一面，张却因为经济问题，只能寄给母亲100美元。不久，黄逸梵在英国病逝。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子古董。这些古董支撑着张爱玲和赖雅，度过了人生最困窘的一个时期。留有遗赠，算是她对女儿最后的支持。
张爱玲：炎樱是映在张爱玲灯前窗纸上的花
（1）
炎樱喜欢张爱玲，是没有张爱玲喜欢炎樱多吧。
一个女人，身边没个女伴，总归有点怪。尤其在学校里。这时节的女人叫女生，女生间关系好的互称闺mi，特喜三五成群，叽叽喳喳，恨不得吃饭洗澡上厕所，都簇在一起，她们好得可以吃一碗饭、盖一床被、穿一条裙子，分享si mi心事，可有时候一旦关系坏起来，也是没有理由似的一坏到底。就算不错的，一旦某一人有了男友，组成二人世界，女xing同盟便难免出现裂痕。女人之间友谊的维持，不知怎么的（女人心眼小？），大多有点后劲不足，免不了有个虎头蛇尾的结局。
当年那个初出茅庐，求学无恋爱的爱玲，是需要炎樱这样一个能制造活泼空气的女伴的。可爱玲与炎樱友谊的最终走向，多少与她母亲姑姑的友情状况相类似：黄逸梵张茂渊一起留学闯天下，算生死之交，可在黄逸梵最后一次出国前，她们竟还为一个绿色的小铁罐子推推搡搡，一种生疏的客气，令张爱玲看了悚然。二婶三姑（因为口头上过继给大房，张爱玲叫母亲二婶）的这种做派，对张爱玲的处世态度，不能说一点没影响。
小时候的照片
友情不比爱情，逸梵茂渊也好，爱玲炎樱也罢，友情的付出，在她们这里，隐隐地需要一种对等，这友情里面含着一种同路人的姿态，但又是清楚明晰的，有点投桃报李的意思。逸梵茂渊上世纪二十年代携手闯荡欧洲，读书玩乐，关系不可谓不亲密，可后来三姑茂渊定居上海，二婶逸梵执意以旅行为生，渐渐地，二人疏远了。何故？生活轨道不同了，对生活的看法也有了大的差异，友谊走到这里，可谓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多少有点经不起冲击了。
转言之，胡兰成因汉奸罪逃匿温州，张爱玲并没有因为这而对他疏远，反而更加体贴，钱上面也一直勒紧裤腰带去供给——对于恋人的紧张和大度，与朋友相较，又大不同。朋友可以aa制，恋人夫妻则不大容易（离婚分家产另当别论）。
爱玲炎樱从咖啡馆喝咖啡出来，本要各自回家，炎樱不愿独行，经过讨价还价，还是爱玲先送炎樱回家，不过炎樱得出一半三轮车费，供爱玲坐三轮车回家，可即使炎樱出了一半路资，弱不禁风的爱玲依旧提心吊胆着：我一定要伤风了。钱是分得很清楚，可里面的繁复的感情，却得细细品咂才捉摸得出来。
为什么一定是爱玲先送炎樱回家？炎樱怎么就不能先送送张爱玲？不能怪，原本在每一段友谊中，双方投入的感情，就不可能完全对等，这好比《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和蒋莉丽，好起来是真好，多年后蒋从香港回上海，吃着饭，这对闺mi都能忘情地跳起舞来，但无可否认的是，蒋对王的感情，显然比王对蒋的感情来得深。蒋莉丽和王琦瑶的友谊，是蒋一手建立起来的，王琦瑶住她家吃她家，选上海小姐都是她家里一手打造，蒋莉丽一手树立起王琦瑶的风华，王琦瑶成了她心中的一件艺术品，她曾经对王琦瑶生气，多少也是因为她觉得这感情没有回报，是王琦瑶背叛了她。
张爱玲对炎樱的迁就，有点类似蒋莉丽对王琦瑶，当然张爱玲一定没有蒋那样热络，一盆火炭的，而且她要比蒋敏感得多，张爱玲对待外人的感情触角，像含羞草，一碰，就收起来了。张爱玲不是泼辣型人才，她属于外冷内热型，内心早波涛汹涌了，面上必还死撑平静。以张爱玲略微自闭的xing格论（她母亲就曾要求张爱玲答应她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她交朋友往往不在多（交际面有限，她也没法多交朋友），但一旦交上朋友，往往相交很深，一不小心就能发展成终身挚友。
炎樱和她是大学时期的同学，她家也住在上海，算是半个同乡，而且两人缘分之深，早在起航时就已经奠定——去香港都是坐同一班船，是替她们补课的英国人介绍她们俩一块走，爱玲母亲极力敷衍，重托炎樱照顾爱玲。送行完毕，亲人远去，爱玲倒在舱位上大哭，炎樱则独自走到甲板上去。爱玲对爱的需要，炎樱未必能懂。炎樱自小家庭幸福，虽是混血，可她父母亲是自由恋爱，后来她母亲从天津私奔出来与锡兰男子结婚，组成新家庭，遂生下炎樱兄妹三人，在上海经营宝石店，生活相对富庶。炎樱的情感状况，因为精神物质都不大缺，所以相对可能比较饱满，爱玲纠结内心里的世界末日感，她可能不是不想体察，而是体察不到，经典一例就是有一次港大放假，炎樱没跟爱玲说便提前返沪，爱玲得知后大哭。炎樱这时候估计会觉得困惑，至于吗？真至于。
在xing格上，炎樱和张爱玲有点相反相成的意思，这种黑白配里，我个人觉得，张爱玲需要炎樱比炎樱需要张爱玲多，换种说法，可能更好理解，叫张爱玲羡慕炎樱，赞赏炎樱，比炎樱羡慕张爱玲多。无论是《烬余录》还是《小团圆》，张爱玲都对炎樱在战火中去看电影，大为激赏。张爱玲港大读书多用功，可港大是富人子女进的学校（当然也不能说张爱玲是穷人子女），流行“绅士丙”，不兴太用功，炎樱就不大用功，可能还留过级，张爱玲未尝不羡慕炎樱的随意。炎樱的人生观在表面上与张爱玲符合，她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所以战争对于她来说倒不如喝热咖啡、吃炒蛋三明治、吃麦片重要。战争来了，人饿得要死，炎樱依旧要讨价还价，饿死事小，买了上当是大。战后布摊子上，炎樱照样挑拣讲价，不信不掉色，蘸了唾沫在布上猛搓。炎樱太精明了。张爱玲后来回上海写作，也总喜欢表露出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喜爱，不同的是，张爱玲的这喜爱后面，满是虚空。
炎樱身上有种少女的奇异的自负，她觉得谁都不美，见到张爱玲母亲，她也并不说美，而说：这种样子在香港很常见。
爱玲多少也有点把炎樱当作一件活动的艺术品来看的意思，炎樱固然聪明伶俐，可玲珑少年未尝不是满坑满谷，只要用心记载，谁生活里没有个把连珠妙语。如此说来，炎樱是幸运的，炎樱在现代文学中的形象，可以说是张爱玲一手创立起来的。
（2）
炎樱这名字是张爱玲给取的，这位锡兰裔混血少女原名法蒂玛?莫烯甸，虽然有些人爱屋及乌，激赏莫烯甸三个字，尤觉“甸”字有北方游牧的味道，我是不解其意，只把它与一般干巴的外文中译名同类处之，倒是后来的“炎樱”面目清晰别致新颖：炎夏之樱，炎之灼热，樱之绚烂，混杂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亮而浓的绯红，并且有热度，是烧红了的黑铁片。张爱玲不辞劳苦，记下炎樱语录，一方面，这固然由于炎樱能够妙语连珠，可专辟一篇文章给她，另一方面，也可见学生时代的张爱玲对炎樱的喜爱程度。
张胡恋，炎樱曾有过见证。但在《小团圆》里，九莉之雍分手后，比比又忽然愤然道：都说你跟邵先生同居过。可见炎樱对张胡恋的发展状况，也不是非常清楚（恋爱是排他的，战时上海娱乐活动减少，使得爱玲与炎樱渐渐疏远）。她的恋爱方式与张爱玲大不同，她是雷声大雨点小，张爱玲则是一爱就是大雨倾盆满身伤痕。她是那一派“邻家少女”作风，对痞气的不敢撩拨，换了比较老实的，她有时候倒说句把se qing大胆的话——她是故布疑阵，引起好奇心来，要追求很久才知道上了当。她相信婚前的zhen cao。
炎樱在与胡兰成相识之初给他写过一封信，话题颇广：汉字的辨识、艺术家的长相、和张爱玲一起出去的苦恼、崔承喜的舞蹈、苏青的叽哩喳啦、中国的规矩、上海的时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拉拉杂杂一大气，这封信的重点为何，读者看了多少有点不得要领，是为了小小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面吗？
她当然也有轻微的愤怒，因为别人提到她形容道：圆脸、微黑、中等身材、会说话。
女人在恋爱之初，总喜欢把自己的女友拉进来做挡箭牌，也算是缓冲的中间地带，但一旦恋爱快车开启，女友就被甩在身后了。张与胡相恋，在最开始，炎樱确实身影晃动，哪哪都有她，可后来的诸多事件，炎樱恐怕并不知情，炎樱在胡张恋爱中的作用，大抵只能算一个在场人，见证者，如果爱情也有法庭，法庭也会有审判，那炎樱可以出庭作张爱玲的证人。
所以当张爱玲向胡兰成说出“我不爱你了，而你也早已经是不爱我的了”，胡兰成妄图挽回局面，找中间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炎樱。他依旧不忘说好话，不过大抵也是实情：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
说得真够好听，“窗纸上的梅花”，就凭这个比喻，炎樱怎么也得跑趟腿吧。可即使炎樱愿意送达，爱玲又如何能理？
以炎樱的xing格，她朋友想必不少，无论在香港，上海，东京，纽约，炎樱似乎都惊人地吃得开，家里有钱是一方面，活泼的xing格，可能又是另一方面，她的朋友来得容易，她对朋友缺少一种紧张。1955年，张爱玲抵达纽约，秋天，她曾与炎樱共赴其美国女友家的鸭宴，东方不亮西方亮，刚到美国就立即与美国友人打成一片，炎樱是四海之内皆姐妹的吧，那爱玲此刻在她心中，是摆在什么位置？
炎樱的生计究竟为何，一直令人好奇。她家在上海开珠宝店，估计赚了不少钱，往后呢，炎樱一直都是沾了家族的光？还是因为她嫁得好？或是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她战后去日本，似乎是因为有位船主向她求婚，之后辗转美国，从过日子的水平看，似乎的确嫁得很好，即使老了之后，她丈夫还觉得她美丽。炎樱的家族和事业，一直是个谜，她生在中国，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锡兰人，信教，在上海住过，在香港住过，最后定居美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复杂的身世背景，似乎都向人们暗示着炎樱的背后，还有着巨大而chan rao的故事。
二战后，张爱玲去日本找炎樱，似乎想托炎樱安排一个工作，但终究无功而返。试想，刚从大陆移民香港，张爱玲遭遇的，是人生的第一次举目无亲无朋，她恐怕有点会把炎樱当作她彼刻生活和情感的救命稻草，可或许炎樱要结婚，或者是有了另一个完整的排外的情感世界，总之张爱玲大概真的有点失望，转而坚强起来，彻底明白生活真理：生活上和情感上都得自食其力才行。
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出来以后，有人揣测，这是不是写张爱玲和炎樱的啊，她们是tong xing *爱。《小团圆》出来后，疑问遂破之，小说中九莉与比比同住时，碰到她冰凉结实的大腿，忽然有种反感，联想到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田鸡腿，这才放心。她母亲蕊秋谈及她的这个朋友，说道：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
当然还不到控制的程度，但无可否认，张爱玲在去日本以前，对于炎樱，似乎是有种情感上的依赖，日本之行的失败，可以算是张爱玲友情上的断奶，自此，她彻底独立起来。
炎樱机智风趣。上海时期的张爱玲，有这样一个朋友，蛮好。她懂得分享她的成功，并且能积极地参与到这成功里来：《传奇》再版时的封面，是炎樱画的；《传奇》增订本的封面设计者，也是她；胡兰成办《苦竹》，亦是炎樱操刀制作封面。炎樱和张爱玲一起参加座谈会，穿奇异的衣服，成为张爱玲身边风头强劲的“双声”。炎樱开服装店，张爱玲也入股，帮着做做广告。可炎樱，到底不是张爱玲的患难之交。
炎樱说话办事，有时候有点“钝”，可这种“大智若愚”，平时用用是智慧，但关键时刻，就显得有不大仗义。1955年，张爱玲抵达美国，最初入住的是救世军办的救济贫民的职业妇女宿舍，炎樱不是也在纽约吗，爱玲何不入住好友家中，还是炎樱家有诸多不便，亦或是爱玲自尊心强，不想自己被救济？不得而知。她们一起去看胡适，炎樱离开上海太久，国语都不大会说了，这个混血女孩，可能注定要远离汉文化圈。
在美国生活艰难，张爱玲与赖雅相依为命。至于旧时好友炎樱，除了刚到纽约时与张会过面外、炎樱见证了赖雅和她的婚礼。张爱玲与赖雅结婚后，她们依旧有来往。1959年，炎樱还曾去信给张爱玲，对《北地胭脂》未能被出版商接受深表同情，张爱玲为之痛哭。1960年12月中旬，炎樱再次来信，宣布了自己的婚讯，并且告知爱玲，她在去日本的途中会路过旧金山，准备来看望张爱玲夫妇，可1961年2月7日，张爱玲和赖雅足足等了她一下午，可她始终没出现，可能是直接去了日本。时年3月下旬，炎樱再次通知他们，希望来家拜访，张爱玲等了很久，她再次爽约，当他们正要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以确定时刻表时，炎樱却突然出现了。炎樱这种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的xing格，多少有点让人吃不消。在此之后呢，这两位好友是否还常常相聚？也可能还是因为她们各自走入中年，都有自己的家庭需要打理，学生时代的闺mi，只能暂时靠后了。这其中的友情稀释，但愿只是因为时间空间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炎樱写信问候张爱玲，张爱玲原封不动收起来，过了很久才拆阅（不妨臆想，她们一直没有通过电话？）1993年，炎樱再次给张爱玲写信：eileen，我知道你一定很有名气，但我不能够为此而高兴，因为我不能够请你写的。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惟有去学中文吧。
言下之意，张爱玲的辉煌，她再不能参与了。经历了这么多，熬了这么久，年至古稀的张爱玲ri麻缠在生活里，怎么还可能与炎樱分享成功呢，根本走上了不同的路，文学之外的事，晚年的张爱玲无心过问，更何况，炎樱的表现，未尝没有让张爱玲心冷吧。友谊当然是深长的友谊，可那友谊的热度，却不能不降低了。当年那张爱玲灯下映在窗纸上的花，也因为灯火的黯淡，而渐渐隐没在暗夜里，纵有万千芬芳，也只能自赏。
1994年6月，张爱玲出版生前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在暮年的灯照下，重新展览审视自己毕生的关系网。炎樱重妆出镜。张爱玲对这段友情是基本认可的。
可依旧你是你我是我。1992年，张爱玲请林某做她的遗产执行人，支持她文学事业多年的宋淇夫妇继承她的全部遗产。1995年，张爱玲去世，骨灰撒入大海，她拒绝炎樱参与其后事。所以说，炎樱与张爱玲的友情，终了是冷处理。张爱玲很重义气，她把遗产全部划给宋淇夫妇，感念的，是他们在其患难时的多方援助，以及对其后半身事业和生活的多方关怀，她对炎樱的冷，可能恰恰也是怨她的不作为。
开头说，炎樱喜欢张爱玲，没有张爱玲喜欢炎樱多，当然是我的揣测。可话说回来，无论友情或爱情，全然对等，终也不可能，不然简直就是买卖了。在情感世界里，施与受的天平，总归会时不时来回偏倚，感情是流质产品，随作用力而转型，这会儿是这一形状，微微一压，又变成那一形状了。不能要求太多。
秦德君： 火凤凰涅
火凤凰涅
生命的精彩，以一种无法想象的形式展现出来，我们只能描摹。
看秦德君晚年的口述自传，颇受震撼，“火凤凰”三个字用在她身上，一点不为过。绝处逢生，峰回路转，几度跌倒，几度翻盘，秦德君的一辈子，等于活了普通人的几辈子，其炫目程度，足似好莱坞传奇大片。
如果让我列出一个民国女性传奇人物排行榜，秦德君怎么也要跻身前三——民国时代的革命女性里，有的是坚毅，但缺浪漫，有的是沉稳，但缺激情，有的是淡定，但缺艳丽，像秦德君这样集大成式的人物，真少之又少，秦德君是美貌有之、激情有之、浪漫有之、技能有之、忠诚有之。最重要是，她还有顽强的生命力，多次走在危险的生命边缘，她都能涉险而过，最终行至高寿，笑看风云，牢牢把握自我历史的解释权，不能不令人佩服。
更离奇是，作为一名从四川走出来的职业革命女性，秦德君一生的每次转折，竟都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人物息息相关。在大时代激荡的风云迷阵中，命运似乎总爱把秦德君，放置在最靠近风暴眼的地方，革命的浪漫与残酷，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仿佛四川山地里一道绝美的却又略带神气的虹，伴随着革命的风雨，在天穹上方若隐若现。
看秦德君的人生传奇，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名出色的革命之女，秦德君为革命的所做的牺牲，与为男人们所做的牺牲之间，有多少交集？又或者，革命只是男人的革命？没有男人们的帮助，秦德君不可能走出四川。秦德君最初的革命路，无疑是靠着男性革命者的启蒙，可在男女两性共同去革命的路上，民族国家的革命闹得轰轰烈烈，两性之间的革命，却始终没能卓有成效地进行，秦德君一生的情感遭遇，颇令人深思。
动荡时代需要叛逆之女。秦德君生逢其时，每每赶上革命的关键时刻。1919年，年仅十四岁的秦德君，便是当时四川第一个剪发的女子。要知道，在上世纪初的四川，女子剪发，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1927年7月8日，四川军阀刘存厚就曾贴布告严禁妇女剪发：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如敢故违，定以妇女坐法并处罚家长。就为一个剪发，连坐之刑都用上了，新旧时代斗争的严酷性，可见一斑。而秦德君则毅然剪去青丝，冲破封建旧习俗的关口，就此踏上了时代的潮头。
她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要求进北大读书。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学校当局查获，当即便把秦德君开除。那时北大已经开始少量招收女生，秦德君的被拒绝，或许的确是因为她的文化知识储备有限，可蔡校长的一封回信，还是让百年之后的我们有些感动，他是每信必复吗，即便是边远地区的女生来信，也能引起他的重视，丝毫没有官僚做派，光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当代的大学校长们，谁能匹敌。
当然，如果当初秦德君进了北大，她可能会走上另一条路。命运之神的安排，从来都有他的道理。与北大无缘的秦德君，接下来，将遭遇什么人——她在吴玉章帮助下，女扮男装从成都逃到重庆，一鼓作气，她在重庆见到了陈愚生、在武汉见到了恽代英、在上海见到邓中夏、在北平见到李大钊和高君宇，并在北平做了李大钊的勤务员。在秦德君的出走之路上，她所遇见的领路人，个个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后来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秦德君的精彩，顺理成章。
革命女性秦德君和文学大师茅盾的一段交往，是秦德君晚年自传中颇引人注目的一章。秦德君对于茅盾的生活和创作的指证，让人们看到一个多面的茅盾。值得玩味的是，茅盾在晚年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却只字未提他和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生活。
即便如此，这段生活的真实性，想必已经没有什么争议。《胡风回忆录》的开篇就是“偶遇秦德君”：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她是我在南京上中学时的教员穆济波的夫人，当时见过。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昌，我在他们夫妇租住的房子里借住过，1927年底到19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见到后，知道她已离开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他们坐在甲板上谈话，我上甲板时遇见了，只是彼此望见点了点头，我没有上前去，也就没有谈话。好像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这段话中，胡风在有意无意之中，以第三人的身份，以书面的形式，佐证了茅盾先生和秦德君女士的交往，并且他还点出，在此之前，秦德君曾经和穆济波在一起。
穆济波何许人也？这就要追溯到秦德君的第一次赴重庆时期。前面提到，吴玉章曾帮助秦德君从成都坐船去重庆找陈愚生。陈愚生是《新蜀报》的创始人，穆济波当时是《新蜀报》的编辑，按照秦德君的说法，穆济波是趁酒后霸占了她，她为了顾及面子，才勉强和穆济波在一起。
穆济波可谓痴心。北平、上海、泸州、南京，秦德君的革命路上，穆济波如影随形。1922年，秦德君在杨杏佛和邓中夏的帮助下，考入东南大学体育系，穆济波则在东南大学附中教书，胡风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穆济波和秦德君。
秦德君晚年曾说自己对于所爱的人太过于轻信，那么对于不爱的人呢，她可能又太过绝情。穆济波对秦德君，天涯海角一路追过去，用情算深，更何况，他们还曾经有过两个孩子。可那时秦德君不过二十出头，革命是浪漫的，秦德君对穆济伯的拒绝，我们只能说这位报纸编辑、中学教员穆济波，不是她理想中的爱人形象。
1925年冬，邓中夏代表党组织派秦德君去西安，以教书做掩护，继续为党秘密工作，穆济波带着孩子追到西安，在中山学院当老师。刘伯坚的到来，让秦德君下定决心离开穆济波。
刘伯坚是早期共产党员，曾赴法留学，长期从事革命工作（1935年被敌人杀害），他与秦德君在成都学潮时期就已经相识。1926年春天，北洋军阀吴佩孚指令刘镇华率12万大军包围西安。刘伯坚、邓小平、陈家珍等红色青年自莫斯科回国，帮助冯玉祥整顿西北军，9月在五原誓师，打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青天白日”大旗，并南下解西安之围。
这样的重逢，对于刘伯坚和秦德君来说，都太具吸引力，在革命路上，他们到了知己。这年，刘伯坚31岁，还未成婚。女友的介入（据秦德君说此女友非刘伯坚不嫁，否则就要自杀），让秦德君很为难，她考虑到刘伯坚的政治生命，考虑到女友的安危，只能暂时放弃刘伯坚。
1926年冬天，刘伯坚决定和秦德君秘密在一起。所谓“秘密在一起”，有点类似现在的地下情，革命的征途上，秦德君两度与异性交往，都没能得到满意的结局。传统女性所必须要求的名分，秦德君不得已而放弃，同居生活，在秦德君未来的生活中，几度出现。
东征开始，秦刘的爱情生活告一段落，刘伯坚在前线，秦德君率领女子宣传队紧跟其后。1927年春天，秦德君发现自己怀上了刘伯坚的孩子。因怀孕行动不便，郭春涛就来扶秦德君上马，结果马匹受惊狂奔，秦德君坠马，腿摔坏了，不过好在孩子没事。这一场坠马事件，有点像是老天爷为秦德君的人生，埋下的伏笔，从狂奔的马上跌落下来，仍旧母子平安，已经是万幸。更巧合的是，这个扶马的郭春涛，因缘巧合，后来竟成了秦德君的最后一任丈夫。
革命的队伍开到郑州，冯玉祥去徐州拜会蒋介石，回来之后，冯玉祥便把大批共产党人驱逐出西北军。秦德君和刘伯坚只好乘车去武汉，在武汉，秦刘诀别，刘随周恩来去参加南昌起义，秦则因为腿伤，暂时住在朋友家里。
八一南昌起义后，秦德君寄住的朋友家搬离武汉，秦德君因为孩子没生下来，只能先躲避起来。等到1927年11月，秦德君生完孩子，这才辗转南昌，最后到了南京，住在东南大学哲学院院长汤用彤老师家里。1928年，秦德君把女儿托付给汤用彤夫妇，化名徐航，只身逃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秦德君的这段经历，可谓奇突：革命给了她腿伤，革命中的恋爱，又赋予了她一个小生命，不到23岁，三个孩子，两段恋爱，在遇到茅盾之前，秦德君已然是颇有魅力的革命女性了。茅盾在遇到秦德君之前，曾经写过小说《蚀》三部曲，里面不乏妖娆的革命女性。可那些角色，到底只能算是想象的产物，没有落到实处，可秦德君的出现，可谓是对茅盾先生笔下的革命女性，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秦德君对茅盾，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
秦德君和茅盾，在去日本之前，就已经相识——他们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共事过。1928年他们去日本之后相恋，值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心境。当时的秦德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情感上可能是脆弱的，而茅盾，也同样迷惘——小说《蚀》的不为大家接受，大革命的失败也对他在思想上有所冲击。他们的相遇，有点相濡以沫的意思。再加上秦德君和茅盾，在彼此心理，可能都有一种新鲜感，他是标准的文人，常常头上都要喷香水，她则是标准的革命女性，出生入死，年纪不大，却什么都经历过。在远离本土的日本岛上，在道德的规范相对薄弱的海外，秦茅相恋，甚至同居，有特定的环境心境，无可厚非。
日本时期，是茅盾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期，从此前的《蚀》三部曲，到此后重量级的《子夜》，中间的桥梁，是《虹》。而这部颇具象征意义的小说《虹》，无论是风景描写，还是梅行素这一人物形象的树立，多少透露出秦德君对茅盾的帮助。当然，茅盾对于秦德君，大概也有着多种方面的帮助，因为情投意合的恋爱，往往是双方面的付出。
根据秦德君的描述，她和茅盾在一起日子里，两度打胎，并且1930年共同回上海的时候，他们还曾一起去拜会过鲁迅先生。在上海，他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住在杨贤江家的三层楼上。可在茅盾的自传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段经历。
此后，茅盾经过考量，回归家庭。秦德君则回到四川，各自开创人生路，后来在重庆相遇，人事全非，两人再无交集。秦德君和茅盾的感情，因种种缘故，没能有结果。
在这里，我们不想去追问到底谁说的为真，一场恋爱的失败，双方都需要负责任。可是，我们不得不关注这结局，作为革命女性的秦德君，在恋爱中，确是被放弃的一个，虽然我们宁愿相信这放弃里，一定有许多不得已。在感情上，即便是秦德君这样一个骑马扬鞭的强悍女子，也没能力挽狂澜。只是，在场恋爱中，谁也无法去苛责谁，秦德君晚年写回忆录时的愤恨，自然有她的理由，可茅盾也未尝没有苦衷，社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种种情况堆簇在一起，铸成了历史。茅盾日后对于这段生活的隐藏，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怀念？据说，茅盾一直保存着他与秦在一起时，他为秦拍的三张照片。
和茅盾分手，秦德君回到老家，后来，她曾在重庆做过川军统帅刘湘的女参议官。1934年她与刘湘的参谋长王心卫结了婚，四年之后，王病逝，秦德君遇到了郭春涛。
前面我们提到，秦德君在东征途中曾经坠马，那个扶马人，就是郭春涛。郭春涛曾和周恩来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很好。当时任国民党实业司司长，在帮共产党弄情报，已有妻室。为情所感，她当了他的情人。情人身份，仿佛是秦德君摆不脱的咒语，革命半生，她依旧未能为自己的感情生活正名。直到1943年，秦德君才和郭春涛正式结婚。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秦德君和郭春涛，到上海从事策反国民党海陆空军人的工作，同时利用郭在国民党政府中的职位，搞地下工作。秦德君开始潜伏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秦德君为了掩护郭春涛而被捕，在狱中深受折磨，被判死刑，幸亏人民解放军及时解放了上海，她才捡回一条命。1950年，郭春涛去世，他和秦德君的婚姻，仅仅走过了七个年头。
关露： 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
（1）
如果拿一种颜色比关露，我选过去裁旗袍用的老绿——近似于路边的冬青叶。可质地上，又比冬青柔软。这老绿，比嫩绿厚重，比正绿低调，比苍绿轻灵。着附在身上，暗自华丽，不出挑，也不犯冲，和谁都能打成一片。遇红则艳，遇黄则明，遇紫则淡，走到哪里都爽爽朗朗，是天生的衬色胚子，默默付出的好材料。
许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关露的气质，是内敛的。不卑不亢，少言寡语，一副深黑的单眼皮眸子，眉宇间隐含英气，站在人堆里，绝算不上触目的美女。但又是清朗的，像一身洗白了的蓝布衫，自有一种味道。
当年上海《杂志》社组织沪上文人去苏州旅行，女作家中有苏青和关露二人，满身活泼的苏青，对她亦是敬而远之，不与关露笑闹。根本不是一路人吧。能让苏青噤声的女人，会有怎样的一种平和的冷，说一不二，分明的清闹冽。仿佛学生时代干练的辅导员，在场面上，总是“正色”，不苟言笑，可对知心的人，往往又有种娓娓道来的温婉。
父母早逝，关露身世飘零，但这无形中，也给了她走出来的机会。因为过早告别完整的家庭生活，家庭对于关露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黑暗的所在。她的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家，而不是打出封建家庭的幽灵塔。因此，在那个时代，茫茫一片的出走娜拉群体中，关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出走之初，就没有太重的激愤，代际之间的矛盾，在她身上，似乎没有烙下刺目的印记。
飞鸟入天，人生朝哪走，她自己选择。但在民族危难铺天盖地的时代，关露选择空间，其实又是有限的。自小孤苦，使得关露更加自尊自强，进步的路，几乎是她唯一选择。在南京读书之时，她也曾和进步女学生一起驱赶女生宿舍指导员，也曾写过热衷于文学作品，也曾青春激愤，但更重要的是，她即将遭遇到战争。
时代浪潮把千千万万革命之士推向中国东方。1930年代的上海，因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革命和文艺的中心。革命是浪漫的，26岁，身居沪上，关露的兴奋可想而知。这种兴奋里，有责任，上街贴抗战标语，为抗日伤兵募捐，到前线慰劳抗日战士，去纺织厂做宣传，组织姐妹团，读书班，诗歌小组，担任组织高层的“交通”。
从两性的角度看，作为女性，关露在革命和战争中，自觉地扮演着配角。当然从某种方面说，这也是一种力所能及。但在男性主导的时代，战争与革命，女性的参与，注定需要更大的付出，这种付出里，夹缠着女人的无奈。
一首“春天里来百花香”，让关露的名字红遍大街小巷。关露的文字里，有种温贫暖老的亲切，她绝不会是在夜上海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而是有种“和暖的阳光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的革命乐观。正如李安评《色戒》的一句话：一派病态的繁荣，当年的上海滩那个浊世里，关露无异于一泓清泉，写出这样词作的女子，深知人间苦痛，怎会做汉奸。世人误解，事前也未免太不做分析判断。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关露31岁，留在租界搞活动。次年春，她开始写长篇《新旧时代》。大批文人搬离上海，上海的文艺界一时间人才急缺。男性主导的文坛，竟在民族革命战火连天的局面下，削弱了许多。一批女作家涌上来了。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群星璀璨。柯灵评张爱玲那句，只有上海沦陷成全了她，不无深意，放在关露身上，也同样合适。
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让她们的人生彻底改头换面。苏青从少奶奶的生活突围出来，热辣辣地在沪上文坛直言不讳谈女人，张爱玲则从香港转回上海求生，一支绮丽缠绵的笔，写尽女人传奇。她们的写作，背后都有一个谋生的背景，是不得不为，时事而逼。那关露呢，这位当年在沦陷区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她的奇崛处，在于一种分裂，背后更艰巨的任务，让她清醒与超脱，但同时也给予她精神的压抑。
革命的精彩与残酷，叠加在这个女人身上，转身的红绿旗袍与一丝不乱的波浪头下面，却是个扭曲的姿势。1939年深秋，关露接到组织通知，去香港接受秘密任务，她的无间道生涯，就此开始。试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黏稠的空气里，于异国风格的港式饭店某个包装良好的房间中，两男一女表情凝重、窃窃私语。女的可能穿着旗袍，男的可能是西装革履，也许都还夹着一支烟，都是风流人物，十足的罗曼蒂克。可这罗曼蒂克又不单单是那环境那行头，不顾一切为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浪漫。香港低窄的天空里，关露穿着旗袍，端着手臂，踩着嗒嗒嗒的皮鞋声，在深黑的夜，走过一个潮湿的转角，前面的天空有些暗红，这是城市的灯火映天，还是黎明将至？黎明前窒息的黑，还是一下便把关露融了进去。
接受任务时，上级领导p叮嘱她，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坚定地答应了。不辩护，是为了大局，可不辩护，那就只能成为“汉奸”。这个伪汉奸的身份，像一条毒蛇，纠缠了关露一生。
接受任务的关露，来到汪伪特务头子l夫妇身边。据鲁迅的公子周海婴回忆，关露还曾和影星白杨一起去隆过鼻。那张整过容的照片，事隔多年，关露的亲妹妹都认不出是她，可见修改力度之大。整容？是单纯为了美，还是为了工作需要？看关露1939年的相片，高高的云头，淡淡的笑，碎花旗袍罩着披肩，带着深色手套。平心而论，比同时代的女作家超出不少。在革命战争中，关露的女性身份，得到了凸显，可这样的凸显，是幸还是不幸？
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的高门大户里，关露即将和特务头子l夫妇见招拆招。
对于关露来说，这段生活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始终是“剑拔弩张”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她多次向组织申请去苏联或者延安。
电影《无间道》里，陈永仁微笑着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其实，我是个警察。这微笑，太沉重，光天化日，身份的错位，仿佛一杯不加方糖的黑咖啡，越喝越有种清醒的苦痛。这时的关露，像极陈永仁，明知自己是好人，却不得不与敌特为伍。
斗争全所未有地复杂：一方面，是关露姐妹对李士群夫妇曾经有恩，这是人情；另一方面，关露想策反李士群，可李士群也想策反关露，同时他还想利用关露保持和地下党的联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是各为其主，各有各的打算。所有问题都摆在桌面上，彼此把对方看个透亮，这个前提下谈策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在这场猫鼠游戏中，关露明显处于下风——误入虎穴，原来的暗斗转为明争，随时需要防范对方的攻击。恰如伴虎，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怎能不内心纠结？1941年，l向关露表示自己政治上苦闷的心情，表达了想同组织联系的意愿，1942年2月，p由港赴沪，充分肯定了关露的工作，并安排关露撤出76号。
在深居76号的日子里，关露以女情报人员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组织派遣的任务。可就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个女人，关露失去了太多，最重要的是，她失去了一种正常的生活。当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平凡生活，原本就是种奢望，但关露的绝望，在于空前的孤立。她仿佛一个人在走着夜路，周围魑魅魍魉，她怎么也走不到头。
1942年，刚从76号脱身的关露，又接到组织派遣，前往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女声》的主编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有民主思想，关露需通过接近她，进而与日本方面的组织取得联系，搞到情报。
（2）
又是情报工作。宿命像张逃不脱的网，关露仿佛注定吃情报这碗饭。
关露这段时间的生活，相对76号的日子，是和煦的，这同时也是关露在上海文坛逐渐上升的一个阶段。1943年8月，日本在本土召开所谓的“大东亚学者代表大会”，关露经组织同意，前往打探情报。出发前，中国方面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全被登报，并且配发照片。这当然是日伪拉文人下水的手段，可身担重任，关露没有选择的余地，“汉奸”名声远播。
在《女声》当编辑的日子里，关露和佐藤俊子的交往值得我们注意。佐藤原本是关露观察的对象，可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交往，因为真心的参与，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战争带来的对立。更何况，即便敌我有分歧有对立，敌在明，我在暗，虚与委蛇也有了余地，关露的生活，毕竟有了一丝暖意。1945年，佐藤俊子去世时，关露写下的怀念篇章，字字含情，她并没有因为她是日本人便“另眼相待”，二人之间的友情确真，具有某种纯洁的底色。
女性天空的对接，有时候，也会有种相互扶持的感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关露圆满完成任务，赴苏北解放区，可“汉奸”阴云，依旧笼罩在她头上，一个出尽风头的“女汉奸”，在淮阴的街道，会经常遭到进步青年的唾骂。革命胜利了，为革命付出的女性，却依然蒙受不白之冤，关露痛苦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关露一生的折磨，从这里又接上了断点。如果说沪上时期的折磨，依靠坚定的精神支撑，还可以扛过去。但这时候的关露，遭遇的却是精神世界的崩塌，关露将自己对组织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交给《新华日报》副刊，相关工作人员却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
句句都在理上，有苦说不出。
关露精神分裂了，直到p送来了相关材料，关露心情才开朗起来，逐渐恢复了健康。
1955年，因为受上级领导p案件的影响，关露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1957年3月26日，才被释放出狱。1966年，文革开始，次年7月1日，年逾花甲的关露再次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25日出狱，关露一案，尚未有确切结论。这时的关露，已经年近古稀，她对组织没有任何怨言，只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历史结论。
作为一个女战士，关露的女性的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淡化的。身为革命的一份子，为组织付出，她是骄傲的，可对于身为女人的个人体验，关露却很少提及。在她为数不少的文字中，革命的浪漫与现实充斥其间，但我们很难在这里，找到张爱玲苏青笔下的那种女性体验。干革命，男女都一样，关露想发挥她最大的效用，为社会服务。
关露的全部热情，似乎都扑在了写作与革命上。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她的情感一直很低调，可她两次情感的最终失败，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1932年，26岁的关露与s结合，可革命工作的繁忙，却让关露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在与s结合的日子里，关露似乎不只有怀过一次孕，可帝国主义的战火已经烧到祖国的土地，大家都在抗战，关露怎么能愿意落后。她是女人，她需要丈夫，她也定是爱孩子的，可在民族革命的关口，让她坐在家里坐月子带孩子，年轻气盛的关露，怎么能答应？革命和女性自我的发展，在这里形成了冲突，在生孩子和闹革命之间，关露选择了后者，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小家庭的崩塌，很快，关露便与s离了婚。
假如关露有了这两个孩子，这个女人的未来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是不是会埋下幸福的种子，又或者最起码，结局不会如此孤苦？打掉孩子的关露，失去的，是做母亲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剥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露认识了w。1938年，关露在启秀女中教高中语文的时候，住w家。后来关露被组织派去做情报工作，她曾和w约定，日寇投降就结婚。可等到抗战胜利，关露来到淮阴，等到的，却不是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是一封w的绝交信。“汉奸”的困扰，折断了关露原应有的幸福，w当然有种种不得已，他还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做。但作为关露最亲密恋人战友朋友，在关露困难的时候，他却不能站在她身边，这是何等的遗憾，男性世界对于女性的惩罚，又何等的严酷。
1949年，关露和w在北京重逢，w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劝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曾经沧海难为水，人到中年，满心伤痛，关露又怎么可能再爱上别人，所谓刻骨铭心的爱，就是不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永远不会觉得幸福，人生的错过，使她不能不关闭自己情感的大门。
文革时期，关露被打入大牢，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写下诗句：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 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洪吴的故事里，无疑投射了她逝去恋爱的影子。她一直不曾忘记w，可生命太短，她已经没有机会。
1982年，关露被平反，恢复名誉，可这时的她，已经是满头白发，周身病痛。这年冬天，关露服安眠药自杀。从外面回来的小保姆发现时，关露已经告别了人世，身边唯一的告慰，只是枕旁的一个大塑料娃娃。她留下的信封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着w年轻时送她的一张照片，背面书：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这行字下面，有关露题诗曰：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一个偷偷生活过的女子，又偷偷地死去了。
统观关露一生，最精彩的一段在哪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苏青张爱玲一样，上海的沦陷成全了她，但她一生苦痛，也正从这里开始。写作成就她才女的声名，让她在上海滩头，格外突出；与特务周旋成就她志士的壮烈，这是她一生的丰功伟绩。但值得思考的是，革命的牺牲固然伟大，可身为女人，关露在革命中处于什么位置上？革命终究是男性的事业，胜利的果实，关露又何尝分享？女性的天空是晦暗的，即便是在充满希望的革命之途，她们于黑夜出发，却终没有看到黎明的曙光。
张茂渊：不值得的等待
张茂渊：不值得的等待
她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起初知道她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她清高智慧，张爱玲在她面前，也常常感觉到自己生活上的愚钝。
张爱玲和张茂渊的合影，可以看出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子，长相也还说得过去。她在张爱玲的身边，有着自己的职业，说着一些“冬之夜，视睡如归”的俏皮话，小姑独处。
在张爱玲的文字里，从未对姑姑的情事描述过。偶尔的几篇关于姑姑的文字，也是欣赏与仰视的。张茂渊是个独立的女子，有自己的工作，在电台讲新闻，每天一两个小时，换取不错的报酬。她不大与人交往，亲情淡薄，对张爱玲却不错。张爱玲年轻时与她有过一段时间相处，后来，张爱玲去了国外，两个人便失去联系。但在张茂渊年纪大的时候，有一次还托过人打听张爱玲，心里还是有记挂的。原本以为，张茂渊的情感世界一如她给人的感觉，是湿凉的，有距离的。及至看到一场50年的等待，才生出许多疑惑来。
时光退回张茂渊25岁那年，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她与26岁的英俊才子李开弟相遇。漫长的旅途两人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便忘不掉彼此。无奈李开弟已有婚约在身，只能分手作别。后来，他结婚，夫妻据说也恩爱，但和张茂渊一直没断过联系，直到李开弟的老伴去世，张茂渊才在78岁的高龄嫁给他。
关于张茂渊与李开弟，还有个版本是说李开弟是因为张茂渊是李鸿章的外孙女而拒绝了她的爱情，但在后来的相处中，发现张茂渊并没有因家族问题，而产生错误的人生观，便也在心内认可了他，可这时，他已经结婚了。
在这两个故事的版本中，我还是坚持自己考证过的第一个版本，认为更具有逻辑性。
让我细追究的不是这样一段50年的等待，到底是哪个版本更正确，而是这个故事的结果，无论哪个版本都是他们在等待50年后，结婚了。
这样的故事读完，总无法把故事里的张茂渊与张爱玲文字里的姑姑联系在一起。
张茂渊在张爱玲的笔下是冷的，对亲戚也如此。她不喜欢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吃饭时见面也不留他。张爱玲说有一回在阳台上被撞破腿，告诉姑姑，想得到安慰，不想姑姑看了她的腿无甚大碍后，更关心的是阳台的玻璃，张爱玲于是赶紧去配玻璃。
在张爱玲给我们的一些信息中，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张茂渊是这样一个痴情的女人。有时怀疑作家是不是在写别人时，总把自己的感觉不自知地加在对方身上。看看张爱玲身边亲密的人，一个张茂渊，一个炎樱，无不脱俗拔尘，对周围的人与事保持着相当的聪慧。
可是，她们是否真如此就很难说了。就说张茂渊，她一直对张爱玲不错，用公文纸给张爱玲写信，在张爱玲去香港读书时，她又托李开弟在香港作张爱玲的监护人。张爱玲到国外后，与姑姑断了联系，也没有想过再寻找。倒是张茂渊在晚年，很思念张爱玲，托人打听过张爱玲的下落。
从这些点点滴滴，拼凑出的关于张茂渊的碎片，与张爱玲笔下的姑姑是不同的。张茂渊心底还是很热的。
在文革时，李开弟受迫害，身体不好，张茂渊曾去农场帮他干过活。
张茂渊与李开弟从未断过联系。在这场50年的等待里，张茂渊的付出一直比李开弟多。
船上一别，不管何种原因，李开弟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结婚生子，而张茂渊却一直等待着。
这场50年的等待值不值？无从想象，在李开弟娶到78岁的张茂渊，看到她沧桑的容颜时，有何感想？会不会觉得有些残忍呢？李开弟到底真爱过张茂渊吗？如果真的相爱，为何不在年轻时争取在一起？那时年华正好，就像沈从文诗里所言，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一个最值得爱的人。
如果仅仅是怕伤害了原配，为何又要和张茂渊一直保持着暧昧的联系，他难道不知道这对守候着的女子有多么不公平吗？
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皆大欢喜。可是如果李开弟的原配没有早死，张茂渊没有那么长寿，这场50年的等待最终会等来什么？
如果李开弟真的爱张茂渊，就应该让张茂渊快乐。这样的等待会快乐吗？守候的苦是用时间搭出来的，一岁一岁磨蚀掉的岂止是青春呢？不能给她全部的爱，为何不让她早早放弃希望？是不是看着爱自己的女人永远与自己这样暧昧着很有成就感？李开弟的自私真是没得说。
张茂渊等到78岁才结婚，真是遗憾。这样的相守也算彼此得到吗？他不过是在原配死了后才娶了她，他一辈子什么也没耽误，张茂渊则只能用自己最难看的光景面对自己最爱的人。年轻时最热烈的爱已经消逝，看见的是彼此皱纹纵横的脸庞。难道他真爱她衰老沧桑的容颜？想想这些，这场等待真是有些残忍。
寻访“小姐作家”
文/王羽
当年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把《张爱玲文集》和《苏青散文选》藏在黑洞洞的书箱里，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看上几行，２０世纪上海文坛上的耀眼光芒，就在我灵活机敏的手指间盛放着。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张惠妹的《姐妹》，张爱玲刚刚去世不久，仿佛是一个无比遥远的年代了。
读了大学，偶然间发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女作家小说选”第一辑，入选的冰心、丁玲、萧红不用说，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罗洪等女作家也都是听说过的，唯有施济美是个陌生的名字。一本《凤仪园》读过，我对她直觉的喜欢，已超过以上任何一人，马上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幼稚的文章《惊鸿照影——论施济美的小说》，那便是我学写学术文章的开始，自然不可能也从未想到拿出来示人。在北方沙尘翻滚的气候里，我无法找到关于施济美及其作品的更多材料，上海成了我无比期待的厚土。
终于十分幸运地，我带着这个并不饱满扎实的课题南下上海，被一位亲切的博士生导师接纳于门下。自由厚重的读书时光，便与散落在各个图书馆和民间收藏家怀抱里的上世纪４０年代上海旧报刊相伴度过。以施济美为线索，我仿若推开了４０年代上海文坛百花园的一扇边门，顿时花开迷人眼，花香醉人心。于是我认识了更多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尤其是读到东吴大学毕业的陶岚影在１９４４年５月出版的《春秋》第八期上发表的《闲话“小姐作家”》一文，立刻像是获得了一张珍贵的女性文学地图。其文用幽默的笔致盘点了当时初登文坛的十余位年轻女作家，包括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程育真、杨琇珍、邢禾丽、郑家瑷、张爱玲、周玲、练元秀、马笑侬、李宗善、江泓，当然还有作者自己。经过六十余年的时光淘洗，张爱玲在当年那批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最骄人的成就，她的人生与创作都几近放大地展露在研究者和读者面前，自然无需多言。然而，其他的“小姐作家”们在各自的文学道路上走了多远，她们今天又在哪里呢？我开始在偌大的上海，展开了困难重重却又饶有趣味的“搜捕行动”。
我首先有幸联系到的是陶岚影文中所说的“顽皮的姑娘”练元秀。当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站在她家门前，门轻轻启开时，一张依稀可辨当年风韵的面庞逐渐闪现出来，我的心就难以停止快乐的颤抖。那些发表在４０年代《紫罗兰》杂志上的小说，《情盲》、《紫》、《奇遇》等，和面前这位依然清秀动人的白发婆婆，我一时实在难以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何其惊喜，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空转移后，我竟真的捕捉到了这颗明亮的星。
交谈过程中的激动将使我永生难忘。尽管我的耳力还不足以完全听懂老人的吴系方言，尽全力猜测推断，间或还要由她的家人进行翻译，但我仍然很快进入了那个逝去的文学场域。由口述而知，练元秀生于１９２１年，苏州人，父亲时任上海中学教导主任，母亲在她三岁时去世。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她开始和六姨母一家生活，六姨夫张珍侯不仅经营实业很成功，在文艺界更是名气仅次于郎静山的摄影家。《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和他是好友，见练元秀喜欢写作，就鼓励她勤加练笔，这才有了她在《紫罗兰》上的崭露头角。更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和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是中学同学，所以１９４４年张子静和几个同学编《飚》时，就恳切来向她约稿，这就是《飚》创刊号上的《孪生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