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苏青，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其代表作品为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
籍贯：浙江宁波
生年：1914年
卒年：1982年
出身：据说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举人，之后先是经商，接着由殷商变成地主，家里有几千亩田地，属于这个城市里新兴的市民群。
情事男主角：李钦后
子女：三个
生平大事记：
苏青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很多人喜欢拿乱世才女苏青与张爱玲做比较，理由是“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她们的相同之处是：同样的受过高等教育，同样的出身显赫，同样的因爱伤痕累累，连离世方式都相同到花落人亡无人知。
女子无友谊，她们是例外。她们的好很大程度上在于相惜相知。关于苏青，张爱玲有段经典的评论：“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她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由此可见，苏青的才情非同一般。
一、A角美丽B角青春
苏青死时69岁，这位孤岛时期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一生婚恋文字写得冰雪聪明，而自己的婚姻却只有“失败”二字可以形容。虽走过十年婚姻路，但一直无法得到内心的那个男人，渴望到极致，无果，她在《结婚十年》里心有戚戚焉----“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
事实真的不能如愿吗？看过《结婚十年》的人大抵会摇头。
我固执地认为，她是站在云端里看风景，等到风景都看透，她要日子细水长流。这日子的滋味包括，她与李钦后情感世界的爱恋与忧伤、寂寞与无奈、痛苦与绝决。
苏青1914年5月12日出生于宁波乡间外婆家里，祖父给她去了“和仪”这个名字，取“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之意。有此美名的女子，本该有一段美好姻缘的。但是，它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开始了。
彼时，苏青初中毕业时，学校开同乐会，她在话剧《孔雀东南飞》里，饰演兰芝，她未来的丈夫李钦后也担任了一个不很重要的角色，A角美丽B角青春，美丽和青春本是不分家的，就像船和浆，他和她彼此牵引，后通信数封，两颗樱桃做的心愈发甜美得靠近。
有了这种关系后，李家就让帐房上门来做媒。生活拮据的苏青母亲并没有一口回绝，说是考虑考虑。她到底经不起那媒人的劝说，说什么两家联姻后，冯小姐和弟弟的读书就都没有问题了。订婚的一笔聘礼，可以折成现金存放在东家的钱庄李，随时可以取用。苏青的母亲终于答应了。条件只草草谈了一个，必须要让苏青读完大学才能结婚。
其实,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条件啊，但是李家很快就出尔反尔了。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当然是不愿意的，一句“妈妈，他们怎么能言而无信，我还要读书呢”，就让母亲的眼泪心疼得落了一地，但是母亲嘴上还是说：“你这像什么样子呢？你既然已经许给人家，便是他家的人，说娶就得娶，不然我做娘的还有脸去见人吗？”苏青咬着唇哭了很久，她不知道自由恋爱的自由在哪里？后来，听母亲说可以继续读书，只好勉强同意了。
二、比失望还不快的是背叛
这媒妁之言的婚姻虽束缚，却自有一种陌生的新鲜，如裱花蛋糕，散发着神秘的香气，吸引着年少青春两个人。新婚之夜，在苏青的想象中是卿卿我我互诉衷肠的，但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青妹，我们安歇了吧。”如此现实，让她隐隐不快。
而，比失望还不快的是背叛。婚后，苏青很快发现李钦后与别的女人私通，这女人名叫瑞仙，是李钦后外婆的长孙媳妇。看瑞仙的妖魅样，苏青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想：未来恐怕难有好的结局。这爱是沙，指缝稍不并拢，就会哗哗洒落一地。
又过了几天后，她去中央大学继续读书，真不想再回婆家了。她的丈夫要去上海继续读书，他读的那个大学靠外婆家很近，又想到瑞仙，苏青心里更难受，但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把婚姻过出了问题。在大学继续用功读书以为可以忘却些什么，偏偏怀孕了，而且怀孕后生下的又偏偏是女儿。果然，她的不幸由此像沙一样开始洒落了。因为没能给徐家延续香火，她受尽公婆小姑的冷嘲热讽。
水深火热之中，夏天到了，李钦后放假回到家中，他对苏青说：“我要带你到上海去了，时时，刻刻，月月，年年，我们永远在一起。”他这样说，苏青自然高兴，她以为恶梦一样的日子真的要远去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苏青与李钦后不是没有爱的，只是爱得不够彻底。
到了上海，苏青并未因为远离家庭束缚而轻松，生活反而露出它更加狰狞的一面。身边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人，从此慢慢开始暴露了男人的众多毛病：自私、懦弱、虚荣，没有主张。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以至于苏青在文章里困惑地写道：“一个女子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便会小心眼儿起来了。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我像娇艳的牡丹，而众人便再好些也不过同绿叶胶管我点缀或衬托一番罢了。但是现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为这一耳光，她五内俱焚。
无爱，心是空的。在她病中，那个男人过分地和新欢一起在屋外合唱《风流寡妇》，她也没什么感觉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十年的婚姻啊，转瞬成空。“就是最美丽的花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暗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明和活力，花儿有开必有谢，唯有果子才是真实的。”看到这样的话，仿佛抚摸到苏青一颗寂寞无助心。
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彼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繁荣。情场失意，官场得意，苏青凭借自己出色的文采，创办了《天地月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顿觉十分伤感，饭吃了一半就草草离开了。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也好克尽为人母的责任。
对此，张爱玲同炎樱聊天时提及，炎樱说：“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开心。”然而苏青认为她就吃亏在这里。男人看得起她，把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她不愿意了，他们就说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可是苏青我们不能说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过是一个直接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因为她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面，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后来，胡兰成在《说苏青》分析得更为直接，他说：“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呵呵，是如此简单而单纯的一个女人啊，却还是被辜负了。
看习惯了张爱玲的人，可能对苏青会些看轻，这是可以理解的。张爱玲字里行间的灵气是苏青所没有的，然而苏青这里有的，张爱玲那里却也未必做得出来。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
说到底，苏青是个典型的民国女子，生活辜负了她，她在文章这里弥补过来。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也算是命运的另外一种补偿了。
1982年，苏青由于贫病交加在上海寂寞离世。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也只有四五个，全部的送葬时间仅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一直觉得张爱玲，是一匹葱绿配桃红的绸，苍凉得华丽无比。而苏青，却是一段锦，虽不及绸高贵，却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丝丝缕缕把花都绣在了我们的心头上，端详着看，那紧凑明倩的眉眼似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
苏青 印象苏青
印象苏青
一个女人，离了婚，带着个孩子，从丈夫家搬出来，到社会上讨生活——卖文章为生。这就是苏青。苏青的生活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她的家，她的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果腹。在这她身上，我们看到是一个时代承载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力量，看到的是一个“逼”字。苏青的在历史上的位置有她的特殊xing，在整个文学的进程中，似乎只有上海的沦陷之时，男xing话语被战火挤压之刻，她才有了机会，得以破茧而出。
她深知自己是个女人，是个妇人，她要求的不是女权，而是妇权，她就是要过日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看似离经叛道的豪言壮语其实包含着一个女人最最基本的要求。她看到的无非就是她自己，她就是要写她自己，毫不扭捏地，像一个小市民出卖劳动力谋生而理直气壮。她述说女人的委屈，不幸，并不悲悲切切。
作为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到社会上闯，在事业上，苏青不可谓不成功。写书就写到一本书再版36次，办杂志就办到社长主编发行一手包圆，尽情尽兴尽心尽力，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人”。可在爱情上，苏青却一直没有圆满的结局。她错就错在“旧式女人的权利她要，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结果到最后，芝麻西瓜一个也没得到。
一个单身女人有一个单身女人的苦，她办杂志（《天地》）办得有声有色，表面是风光的，可时代对个人的牵扯，往往是不知不觉中的，看着是肥肉，吃下去是毒药。她有一个女人的固执，她自认为是很有理的。“是啊，我就是为了要吃饭呀”。卖文，当然谁要就是给谁，苏青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即使是在建国后她为了糊口而去考戏曲编导班，政治科答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也只能勉强答出一个毛泽东），一不小心，就卖文卖到了“反动”刊物上去了，以此为媒介，自然还认识了一批反动要人，彼此还有了来往。苏青办《天地》杂志的时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公博二话没说就赞助五万，周佛海的妻子也赞助了两万作为贺礼。为了早点把出版社运转起来，苏青当然照单全收，可万没想到，这成了日后她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污点。
苏青的走红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在历史的空白处大书了一笔。但当feng liu云散的时候，当男权和民族主义的怒火东山再起的时候，苏青似乎“理所应当”不该被原谅。从抗战结束起，对于苏青的谩骂似乎就一直没停过，别人骂，她就反过去骂别人，毫不含糊的。苏青依旧是那个苏青，她不愿意像很多投机的文人那样换个名字又生活得若无其事，她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她或许是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感到“惘惘的威胁”，所以没离开大陆(也许是她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她所关注的仍然是那四个字：养家糊口。
在她看来，时代是变动不居的，可日子却是恒长的，一天三顿，就是我们的任务，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过度浪漫的成分，平民的生活安稳的家，就是她的人生理想。可时代没给她机会，反而跟她开了玩笑，她失业了，最后还万分巧合地进了监狱，文革开始后，不用说又是一番折磨，苏青这个名字渐渐在历史的灰尘中掩埋不见，在民族主义的怒火中蒸发开去。
苏青有她人生失败处。她太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敏感，以至于最后死的都很凄惨，张爱玲再不走运，她终究是活到75岁，可苏青呢，家破人亡。用句时尚的话概括苏青的悲剧就是：ruan弱的小资产阶级最终淹没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如今，对于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歧途佳人，我们只能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了，寻找那个re la，实利，不陈腐，却也缺少回味的苏青。苏青临死的时候，还托人找她那本成名作《结婚十年》，她想再看一眼，是啊，人生里顶完美的一段全都在这本书里了，然而，毕竟还是有了一个不甚完美的尾巴。
歧途佳人
苏青在当代的“出土”始终有点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
苏青走红就那么几年，可这从走红到没落间，却夹杂着一个活在沦陷区的女xing与男权社会的纠缠关系，颇令人回味。
1943年由于日伪的进攻，上海沦陷。苏青作为一个生活在沦陷区女人，便自然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沦陷区的平民，一个是40年代的离婚或者说是准备离婚的女人（她是44年才离婚的，但分居较早）。
于是，在她书写沦陷区平民生活的“平实的记录”里，也夹进了女xing独特的体悟，而这种在以往男xing话语高压下不能吐露的女xing gan受，在这个独特的历史缝隙里则得到了有力的抒发。原有的xing别秩序被一场战火打乱了，而日伪政权又只着重于主流意识形态防范，苏青们这才获得了机会，书写女xing体验，苏青靠的是本能，苏青是不是女xing主义者？未必，苏青写作，有点时事而逼的意味，那犀利的文字背后，包含着一种对于男xing世界的失望，我们似乎看见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妇女，抱着孩子，凄凄然无奈地喊：我是没办法呀，日子总还要过啊！
苏青的《结婚十年》为什么能够再版36次，往浅了说是她女作家si sheng huo这个独特的选题激发了大众的兴趣，往深了说则恰恰是因为她对女人生存状况的真实陈述，暗合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平民的生存状况。
女人在男权社会里是“第二xing”，这些平民在沦陷区不也是处于屈从的地位么？他们不也相当于沦陷区的“第二xing”么？同样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着同样的危机感，同样的忐忑不安的心。这两种身份的暗合，或者说平民身份是女xing身份的保护伞，使得苏青（以及张爱玲等一批女作家）得以浮现并大红大紫。
庐隐们没来得及写的、女xing冲破封建家庭“胜利以后”的故事，苏青续写了，她写婚姻的矛盾——这婚姻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两个不同xing别的矛盾。
在《结婚十年》里，苏怀青要投稿，丈夫许同贤坚决不同意，因为女人自立了，男人就有危机感。可是这个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女xing已经觉醒了，不可能再回到最初的懵懂状态，所以他们最后感情破裂，离了婚。这点上，苏青作为新女xing，是被迫走出家门到社会做事，可是社会上更是危险重重，她又陷入了新的陷阱之中。这样一写，女xing的困境就出来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苏青的这种书写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糊口，为了活下去，一个婚姻出现问题的女人，以自己那么点si sheng huo经历来谋生，这种务实的做法，本身就包含着乱世中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的辛酸。
所以，苏青的出现和走红是在男权历史文化出现漏洞的这么一个特殊时期，用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她。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人”，“全社会都到苏青那里去取暖。”可见苏的饮食男女的文字很能打动当时的都市平民。
苏青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她们明显的不加掩饰的女**，她的《结婚十年》细细展示了女xing在男xing中心的家庭里逆来顺受最后终归于反抗的心路历程，是一部精确的心理纪录，纪录着女xing自己的经验，这恰恰是新文学男作家们塑造的女xing形象中所忽略的部分。
1945年抗战结束，司马文森写了一本《文化汉奸罪恶史》，文化汉奸名录里，苏青首当其冲。苏青之所以被人病诟为文化汉奸，就是因为她在沦陷区和那些“问题人物”有密切的往来，她和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等汪派的重头人物都有不浅的“交情”。尤其是陈公博，可以说对她有“知遇之恩”，她写文章，她办报纸，陈公博都鼎力支持。当时上海物资紧缺，实行配给制，苏青办《天地》纸源不足，陈公博特批给她一卡车白报纸，她高兴地坐在卡车上报纸堆上顾盼神飞，招摇过市。她办《天地》钱不够，陈公博给她“贺礼”，周佛海的妻子（她作品的忠实读者）也给她“贺礼”。
对这样一批鼎力支持自己事业的人，苏青这个政治敏感不强而且想快速成功的女人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她甚至在《古今的印象》这篇散文里肉麻地夸了一下陈公博的长相（她后来也有点后悔）。可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政治立场的错误，为后来的厄运埋下了祸根。
抗战结束后，苏青在《续结婚十年》的序言《关于我》等文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这些辩解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她这么做是——为了活下去。可是沦陷区那么多作家，为什么别人不“失节”也活了下去，偏偏你“失了节”。所以，如果说要辩解，也只能说她作为一个女人，在沦陷区做事情，比其他男人更艰难些。偏偏她又是个要强的女人。她想做好，她能做好，她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xing支配的媒体——天地出版社。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苏青还有是非观念的，在散文《谈做官》她也对政府的公务制度表示不满，《在上海事件纪念》里她也批判帝国主义，但都是从一个小市民的角度来批判的。所以苏青远够不上是汉奸的那个“高度”，顶多她只是个政治是非观念淡薄的女人。当然，我们现在隔了那么远地距离看，觉得骂她汉奸，于理有之，于情不忍。但在当时的那种历史语境下，她的这种行为犯了众怒，被痛骂，也属正常，这里面有很深的民族情绪（当然也不乏某些无聊文人嫉妒苏青走红）。
张爱玲说过，有的人买《结婚十年》就是为了看看里面有没有大段大段的xing描写，结果他们失望了。这和前几年大家对卫慧的好奇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有的人就是买《上海宝贝》就是要看看里面有没有xing描写，女作家的xing生活，名校女作家的xing生活，似乎对大众中的一部分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如果卫慧不是大学女生，恐怕她的xing生活没那么吸引人。但苏青不是为了写xing而写xing，她是把xing生活当作婚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写的，它服从整体，并没有格外放大。
正因为苏青在沦陷区太红了，在xing别秩序打乱的环境里她如鱼得水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苏青的形象完全和男权社会想像中的女xing不同。她的成就足以让男人觉得赶不上，觉得有危机感。
子一辈男xing曾经联合女xing反对封建父权，父权推翻了，女xing走入家庭，又到了夫权的威慑之下。从一扇门出来，走入另一扇门，女人依旧是“第二xing”。
男权社会里男人们都有自己想像中的女xing，可他们心中的女xing大都是异化的。新女xing的美好未来，往往只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左翼艺术家的部分作品往往反对父权制，都同情现代女xing，不是将她们看作玩物或者说是xing对象，而是看作有理解能力的智慧的伴侣，这乍一听很好，女xing似乎是平等了。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它其实是在把现代女xing的定义窄化了，他们用革命理xing取代或置换个人情感与职业独立，有点偷天换日的意思，民族主义使“女人”不断缩小。而右翼力捧的作品，或者说国民党那边承认的作品，也同样在把女xing纳入到光荣的救亡话语中，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左翼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比如陈铨的《ye玫瑰》中，艳华（一个女特务）也是为了刺杀一个汉奸牺牲自己的色相，牺牲自己的情感，并且这种牺牲很显然是大受鼓励的。
在那个时代，女xing大致有四种：传统型、幻想型、事业型、进步型。受到肯定的一般只有传统型和进步型。那么苏青呢，是想做传统型没做成，做了事业型，还做得轰轰烈烈，抢尽风头。她和男权心目中的女xing相去甚远，苏青的这种形象往往是被认为是“yao姬”式的，是对男权文化是有很大的威胁xing的。这注定了苏青之后不被接受的结局。
所以说，“新女xing”从一开始出现，就处于被男xing全面监视的状态之下，在这种监视下女xing的话语很难自由表达，女xing自身则被异化。但是正式在这短暂的上海沦陷的夹缝里，这种监视戏剧化地消失了，使得苏青的女xing话语得以合法化，但是当这种监视重新恢复的时候，苏青的境况就不容乐观了。
1945年抗战胜利，男权中心主义便开始以“民族主义的外表”来讨伐苏青，这种讨伐更深层面上是从五四以来的男xing对于“新女xing”这一群体的复杂情感上，男人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所规划的新女xing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恰恰是与现实中新女xing的形象相去甚远。正是因为这种深层次的恐惧和男权中心主义思想作祟，使得抗战胜利后重庆方面和重新从日本人手里接受上海的时候，原来国统区的一些人便对以苏青为代表的这些以身事伪风光无限的“女”作家特别不能容忍。于是苏青毫无悬念的“落水”了。苏青的没落是伴随着在上海男权文化的复位而来的必然结果。
棒打落水狗，苏青反抗了一阵，便禁声了。可苏青和她的写作，到底在女人的历史簿上，留下了一道鲜明的划痕。
苏青在1943
1942年1月，苏青的独子出生，时年8月，她的丈夫失去了律师工作，家庭生活陷入艰难境地，贫贱夫妻百事哀，经济上的窘迫，让苏青夫妇俩矛盾不断升级，丈夫的一耳光，反激发了她的生之意志，为身上衣，口中食，苏青努力写稿求生存。
1942年秋天，婚姻生活出现裂痕的苏青，因刊登在报刊上的一篇笔触尖锐的散文《论离婚》，而为时任伪上海市长的汉奸陈公博赏识，开启了一个中年妇女发展事业的大门。
在长篇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中，苏青曾用一种委屈的笔调，书写了自己被丈夫赶出家门后、寄人篱下的凄苦，在万分愁难之时，她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金市长。在小说中，苏青烘云托月地推出了陈公博高大温婉的形象，字里行间满含感激，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苏青在结识陈公博之时，她并没有离家，亦未同丈夫分居，小说中虚拟的艰苦环境，仿佛是为了凸显陈公博挽救她于苦海的意义。
在1943年3月出版的《古今》杂志周年纪念特大号上，苏青用一篇《<古今>的印象》回报陈公博，在文章中，她徐徐写道：“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静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这样的赞扬委婉而得体，符合陈公博市长的身份，并且从“敬畏”、“庄严”这些词语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苏青对于陈公博的尊敬。恰恰就在这个月，她正式离开了家，与丈夫分居。
历史的精妙处，就在于它懂得缝制无数的巧合。文人出身的市长垂青女文人，总归有他的原因，即便是他真爱才，也需要一种风云际会的条件。
苏青的那一篇《论离婚》，若论起来，仅算直白犀利，算不上超一流的文章，但没想到，苏青这篇从自我体验出发写出来的、有“切肤”之感的离婚解析，正好应契了陈公博当时因si sheng huo动荡而产生的惘然心情，她写出了陈公博对于婚姻的痛彻和困惑。
1942年夏，陈公博的结发妻子李励庄曾带儿子陈幹去饭店开房间，准备wu ye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准备以死要求陈公博撤换部署赵尊岳和王志刚（赵与陈公博关系明显暧昧），但终究被闻讯赶来的周佛海劝阻。
所以说，1942年，陈公博在婚姻生活上遭遇到的痛楚，是与苏青有相通之处的，虽然两人之前并不相识，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也大相径庭，可从苏青那里，他照见出了另一个自己，那自己麻缠在婚姻的围城中，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在汪伪yin云笼罩的上海滩头，表面歌舞升平，实际内忧外患，身为上海市长，陈公博的焦虑与压力，身边的人如何能懂？反倒是不相干的女文人，一出手，却恰巧点中了陈公博内心柔ruan处：从这个敢于从婚姻的小天地中走出来的女人苏青身上，他看到一种希望，看到了一种爱生活的力量，他对于苏青的帮助，更像是一种有意的成全，他也是曾经读过书，他也曾是文人，可投身政海，几度浮沉，身不由己，汪伪政权风雨飘摇，能够短暂的寄情文字，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解tuo。
有了陈公博做后盾，兴兴头头的宁波女人苏青便上路了。1943年，她大展拳脚，开创了那个时代女xing生命中的另一种精彩，可这种精彩，同样也是苏青后来怎么也抹不去的污点。
1943年1月10日，苏青出席了在金门饭店举行的“中国文化人协会”准备发起人座谈会；2月和3月，她都有作品问世，刊载在《古今》杂志上。
1943年4月，她出席了在静安寺金门大酒店8楼举行的欢迎“日本文化使团”茶话会，并且开始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自己最出名的小说《结婚十年》。
1943年6月，苏青参加了“古今社”在“朴园”举办的作家茶话会（她是列会的唯一女xing），并通过周佛海，结实了周的妻子杨淑慧（苏青后来办杂志，杨亦给予了大力帮助）。
这年夏天，陈公博邀请苏青做上海市政府专员，但不久，苏便因为不适应官僚机构的工作方式而辞职，陈公博应允，并照样发给她工资；同年10月，苏青拿着陈公博和杨淑慧的钱，在上海爱多亚路160号106室创设了天地出版社，发行《天地》杂志。
对于出任专员的一段经历，苏青显然是不愿意为人所道的，抗战胜利后，陈公博垮台，苏青出版《续结婚十年》时，出于政治的考虑，隐去了自己出任伪上海市专员的经历（可见苏青也不是全无政治意识），不过她还是如实写了收到陈公博十万元的事，因为这些钱，不管来路为何，它毕竟帮了苏青一大把，按当时的物价，陈公博的赠与可以供苏青维持生活二三十年，可没想到，大时代的转变，埋葬了一切，逼着大梦醒来，当然，这是后话。
创办了天地出版社，发行了畅销杂志《天地》，出版了畅销书的《结婚十年》的离家女人苏青，以一种极其强势的姿态，崛起在沦陷区的上海文坛。女出版社家、畅销书女作者、政府的红人，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名头，把苏青这个名字推到了时代的前锋，成为当时乌云密布的上海滩头，一道耀眼的金边。
1943年，是苏青人生中，最得意的年头，因缘巧合借力用力，在历史的夹缝处，苏青完成了从坐以待毙的家庭妇女到闯荡文坛的独立女xing的华丽蜕变，尽管这种蜕变，在未来，也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恐怕谁也等不及。时代是动荡的，将来还有更大的动荡要来，人生得意须尽欢，推到眼前的盛宴，谁又能拒绝？饮鸩止渴也要图个痛快。苏青就是以一种大无畏的、甚至有点撒泼的活力，将自己的人生推向了顶顶华丽的篇章。
1943年，苏青整三十岁。翻过这一年，苏青，这个已然独立的女人，便与丈夫李钦后，离了婚。
苏青的人民装
1949年，上海解放，有人在街上看到一向爱穿旗袍的苏青，也改换了人民装，不禁愕然。
苏青穿了人民装，这也没什么特别吧。当年上海滩头，时髦女子无数，一夜之间，不都换了灰布蓝布，短发齐耳，皮鞋改布鞋。
穿起人民装，她们就仿佛在演一出袖珍戏剧，可戏散了，人还是那个人，侬吃饭了哇——生活惰xing往往能够拉住理想的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苏青，反倒是代表了上海千千万万的小市民：穿了人民装，她们照样弯着腰在水门汀冲脚洗菜，照样一面嗑瓜子一面不忘探着头细听家长里短，人民装下包裹的，是一颗ri考量柴米油盐的心。
苏青身上，尤其有一种市民阶层妇女的泼辣和变通，她仿佛是张爱玲眼中那生活在蛮荒世界里的女子，在任何世代都能怡然地活下去。
1951，张爱玲参加了上海文坛某大会，一身网眼衫罩旗袍，望着一片灰蓝之海，即便是悄然独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她还是感到悚然。次年，张爱玲便借完成学业之故，离开上海，南下香港，就此天涯两隔，再没回过大陆。
那苏青呢？职业女xing苏青，不也爱穿旗袍，脚蹬皮鞋，手拎皮包，雄赳赳找书商要账？可到底时代是变了，苏青也改头换面，穿起了人民装，她和张爱玲一样，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只是，张爱玲的不变，是精神世界的不流俗，从小的生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都使得张爱玲在xing格上比较“独”，即便她有一双能够洞察人世纷扰的慧眼，可在现实生活层面，张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固执古怪的天才少女，她对于外界，始终抱着抵抗的姿态，她是远远地站在高处，奏出一曲凄艳的tiang shang ren jian。
曾与张爱玲齐名的才女苏青
苏青则不同。苏青的不变，不是精神的抵抗，而是一种坚韧的日常心，她初登文坛，就是家庭主妇形象，少女的固执与她不相干，她怀抱着《结婚十年》走上街头，变成一尊铜像，屹立不倒。她不与生活作对，她只谋求生活，把劲使到点子上，为生活添砖加瓦。苏青对于生活的爱，是实打实的，像一块厚厚枣泥糕，甜mi满满；而张爱玲对于生活的爱，则有点类似于落水人抓稻草，因为内心世界有着虚无的惶恐，所以不得不用这密匝的物质来抵挡，她仿佛是一堵空心墙，外面坚固，可拍一拍，里面却有回响，那是张爱玲复杂的内心世界。
因为有着对生活的热情，苏青反倒容易随波逐流。这种随波逐流，不是没立场，没主见，而是有点随遇而安的意思——在生命之河顺流而下，走到哪，她都想着采一把沿岸的吃食，填补体力，继续走下去。
苏青的政治敏感度显然没有张爱玲强，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嫁给胡兰成而为人诟病，张爱玲虽心中不满，却虚晃一枪，只对读者声明，并不强辩，那苏青呢，她也在有日伪背景的刊物发文章，又曾在汪伪政府里做过事，她自然也要被骂。听闻风声，苏青毫不含糊对骂过去，一点不避嫌，在那篇《关于我》的散文里给出的理由，未免有点诡辩，可苏青似乎总是相信，她的日常道理在任何时代都是讲得通的吧。
汪伪败退，跟着国民党败退，一夜之间，红旗插遍上海，改天换地，可这对于苏青来说，仿佛没分别，日子总还要过，她没有去像张爱玲一样出国，仓仓惶惶的，她不是没有机会，她本可以去香港，据说她前夫的弟弟也曾邀请她去美国，可她都拒绝了，所谓家累太重，还是因为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解放后，她依旧过着自己日子，依旧同周佛海的妻子来往（在她困难的时候，周妻向她伸出过援手），保持着原有的xing情，可是文章到底写不下去了。
1949年底，苏青在九三学社吴藻溪的介绍下，加入“妇女生产促进会”，她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养家糊口，她仿佛一株带着降落伞的蒲公英，落到哪，就能在哪存活似的。
苏青的坚韧，不是坚贞不屈，大的理想于她仿佛是不相干的，她的“理想”，都有点急迫，是眼前生活生发出来的一点两点必需。在新社会，苏青依旧兴兴头头，香港的《上海日报》可以发文章，她便当即写两篇过去，也不问环境允许不允许，这时的苏青，多少有点晕头转向，她仿佛是拿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的妇女不小心被路警盘查，一脸委屈无告，怯生生辩道：我要吃饭呀。可在新时代，吃饭也要看你到底吃哪口锅里的饭。
虽然苏青在沦陷区建立了声名，但以她的写作题材和整体格调，恐怕不至于震动高层，解放后的苏青，作为一个讨生活的小市民，她愿意发光发热，为社会服务，便还是有她的位置。
1951年苏青参加了上海文化局举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就此走上编剧道路，《卖油郎》、《屈原》都是极其卖座的作品。1955年胡风事件中，苏青因一封她写给贾植芳的信而获罪，过了一年铁窗生活，再出来时，人事全非，亲友都疏远了她，苏青的生活热情，仿佛是遭遇了瓢泼大雨，从头到脚，渐渐冷了下来，虽然她仍努力工作，编写了《雷锋》、《王杰》、《诗人李白》等戏，可终究因为对于生活的tuo离，而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感染力。
在惊惶的文革十年，苏青在世俗里扮演的，不过是个小角色，她的受难，在那个时代，亦没有特殊xing，年华老去，健康走低，工资一度停发，苏青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没有任何追求的老太太。看晚期苏青的照片：还是一身人民装，短发朝后梳，仅及颈项，两手交叠着，脸上有种淡淡的谦卑的笑，这哪里还是写《结婚十年》的那个苏青。褪去繁华与锋芒，苏青已筋疲力尽。
苏青当年穿起一身人民装，福焉？祸焉？它是融入新时代的隐身衣，还是降服旧时代“残余势力”的紧箍咒？无法言说。命运的蹊跷，我们只能放到大的生命线条里去解读，谁的人生，不经历潮起潮落，张爱玲只身赴美，找到的日子，又何尝不是乐不抵苦？
一抹天青转灰蓝，苏青的褪色，最大的遗憾，是其女xing锋芒的日渐消歇，那个大谈月事怀孕养孩子离婚的苏青，仿佛天幕间突现的一弯虹彩，耀眼一瞬，又渐渐隐没在白炽的男xing天空里。
萧红: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
萧红，原名张西莹，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笔名萧红，悄吟，是我国30年代著名女作家。她最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籍贯：黑龙江省呼兰县
生年：1911年
卒年：1942年
出身：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但她却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情事男主角：萧军、端木蕻良
子女：有一女，因无力抚养而送人
生平大事记：
1932年，萧红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萧红，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放异彩的女作家。她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日本东京、北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流亡写作。多年来，她坎坷的情感经历和她的作品一样，被重重讹传和误解所遮盖。
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这是萧红对自己困顿一生的情感总结,深刻而孤独，亦是疼痛的。
一、今生是这样开始的
1932年的夏天，《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了一封求救信，信里说：我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因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毅然出走，但是社会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逃出了封建家庭，却没有逃脱一个伪君子设下的陷阱。他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抛弃了我！
现在我住在滨江饭店，欠老板六百元的巨债，被当作人质，每走一步都受到旅店严密的监视，真像一只被封在茧里的蛹，孤独、窒息。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现今的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要被卖掉。谁能救我呀?上帝!谁能救我!我曾经有过少女的梦想，美丽的青春，可如今这一切都毁灭了……也许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应该有温暖和爱。我还年轻，还有憧憬和追求，还要生活，要奋斗，请你们伸出手来。这封信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最为义愤填膺的是《国际协报》里的“三郎”编辑，当即要求只身前往。其中，写信人是萧红，三郎就是萧军。他和她，一个侠肝义敢，一个软弱多情，像金风和玉露，相遇了，今生就这样开始了。
滨江饭店里,她瑟缩如惊弓之鸟,怯怯地望住他,寒冷里穿着单薄的衫子。他当即起了怜悯之心，在心里浅吟低唱道：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随着谈话的深入，萧军发现萧红不是一个平常的女性，她的经历和见解都让他惊讶,竟让他“感觉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临行时我指着桌子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这就是您的饭食吗？’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与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后来，他在洪水之夜，勇敢地救出了她。他的眼里，她像一朵野荠菜花，带着田野的独特气息，正在把他的心一点点侵袭掉。应了那句话，她本想收获一缕春风，他却给了她整座森林。
但,获得自由后的萧红和萧军却又不得不面对贫穷和饥饿的追杀，他们经常出入当铺，四处借贷，而此时的萧红又即将分娩。没有列巴喂食的爱情注定是贫穷的。以至于她呆在空空的旅馆里，失望地想到：“秃光的街树，白云在天空作出各种曲线。高空的风吹破我的头发，……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谁都看得出，这份爱情看上去不美，带着捉襟见肘的窘迫。但是他和她还是忘情地爱了，那么义无反顾的。
二、做萧军的妻子太痛苦了
起初,萧红是安于现状的，只把萧军当做一个懂她的男人，对于他的坏脾气，她也是能忍当忍。而萧军对养活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亦坦然自若。这一段时间，二萧联手一同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是他们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其间，萧军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
可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因为性格上的不合,两年后的某天,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当即动手打了萧红。打的理由，后来萧军曾在书里这样间接或者说直接地解释为：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受苦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爱的保护理由居然是打人,看了，不觉哑然。
其实，这道爱的裂痕一直都在。只是在他们爱着的时候，上帝轻轻蒙上了他们的眼睛。萧红的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萧军拣回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臣要服于君，君要统治臣。
后来的有评论家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了，纵然怀着萧军的孩子，她依然不想回头了。萧军试图挽回，但是被拒绝了。以前一直认为患难与共是最巩固的夫妻关系，现在看，患难夫妻也并不是长久婚姻的代名词。
三、我和端木蕻良没有罗曼史
1937年10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在武汉相识。因为情趣相投，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雨，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是端木的胸襟，也是一个男人的胸襟，萧红眼里这些都是可爱之处。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更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
因为文人的惺惺相惜，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西安古城，大雁塔旁，碑林处，清风徐来，处处都留下了两人相谈甚欢的足迹，虽然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但两颗心的距离却分明越来越近了。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后来饱受世人争议的罗曼史的开始。
萧军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彼时，萧红与端木，像极了两个玩过家家的孩子，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等到两萧正式分手后，他们的爱情底色才真正显露出来，一个很受伤，一个很怜香惜玉，于是，两人感情迅速发展，像火瞬间燃烧。而，萧红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爱了就相信是永远，所以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美好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不要眼泪，不要爱恨离别，我只要和我心爱的永远在一起。
1938年4月两人到了武汉，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以前对武汉的印象平平，因为萧红与端木的缘故，我突然觉得武汉是个可爱之地，因为它允许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这桩婚姻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祝福。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且人们大都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对此，萧红与端木，都选择了沉默，或许这就是他们爱情的伟大之处吧，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而且，我想，萧红此时不是不想说，而是学会了冷眼旁观。这冷眼旁观里有她想要的那种冷静的生活理性的爱。萧红后来对胡风的无意之说，刚好可说明她当时的心境。"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身边常有男人感叹：拜金女太多真爱难寻，现实生活里到哪里去找喜欢过寻常生活的女人。听了，作为女人着实不安。于是，在心里就替她不值得起来，人生如河，岁月如歌，萧红，你生错了年代啊。
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萧红的生活简单得多么让人心酸，但是萧军不能给她这种生活，端木也没能给她这种生活。萧红与端木，感情切合成同心圆时，彼此是真的用心在爱的。但这仓促的结合并没有给对方相互审视的机会。一双新鞋，刚穿到脚上，因为新没有人会太在意它的挤，久了，脚起了泡才知道了疼。
这就像萧红和端木的婚姻，日子久了，两人性格的差异在生活中显露出来，失落与幻灭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外表倔强勇敢，但毕竟是个女人，是女人就需要男人的呵护与宠爱的。而端木呢，说到底是个大男孩，家庭优裕，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除了飞扬的文采，并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而且还是一个需要加倍呵护的妻子。
婚后不久，武汉大轰炸，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困苦和寂寞留给了自己。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荡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1942年1月22日，这虚弱的身体如朽木终于沉沉睡去。
一直不知道萧红的爱情与什么有关，偶然读到她的诗：“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爱得这样心明眼亮，想来是一种萧红式的洒脱，不问也罢。
庐隐:她的爱情比你浅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WomeninModern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籍贯：福建省闽侯县
生年：1898年
卒年：1934年
出身:庐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青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
子女：育有两女
情事男主角：林鸿俊、郭梦良、李唯建
生平大事记：
1903年父亲去世，庐隐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说到庐隐，便会想起“芳华早逝”这几个字，然后想起她爱恨情仇的这短暂一生。
庐隐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母亲认为她不祥，从此就不爱她；因为庐隐爱哭，父亲有一次竟然差点把她丢到大海。所以，小小的庐隐，在人生初始就被迫戴上了“一双灰色的眼镜”，使得她“对人生的估价是那样的无聊消极”。她的忧郁直到她遇上了文学，一切才浅了，淡了，如烟消散。
文学是救人的,庐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愈发坚定了这一点,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的第一篇小说是用伤感的文言写的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为此她特意取了个“庐隐”的笔名，取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小说未写完她就不满意，一直压在箱底，最终付之一炬。她的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达了对社会的抗议。庐隐通过郑振铎将这篇小说交给了茅盾，并发表在矛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第一人。”
一、没有实现的花季结婚条件
庐隐并不漂亮，她个子不高，脸孔又黄又瘦，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类型。但是,她的才华如钻,辉映了她的一切不完美，她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出现时，这种光芒达到了极至。
十六岁，人生最美丽的花季，庐隐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但是，庐隐拿他与自己身边熟悉的少爷表哥们比，觉得他谦卑，不张扬，自然觉得他可亲近。彼时，庐隐从他手里借到了徐枕亚的那本《玉梨魂》，小说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遭遇，其情节凄婉，庐隐一边读，一边对比自己的身世，不知不觉间泪水湿透了衣襟。还书时，与林鸿俊谈起，依然难掩伤感之情。后来两个人经常相互借书看，一来二往的，林鸿俊被庐隐的才情所打动，于是翩翩少年的他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同为天涯沦落人，看完信后，庐隐的心痛了，眼泪在十指之间轻轻滑落了下来。他们俩的关系因此而亲密无比起来。
接下来，林鸿俊向庐隐提出结婚，庐隐开始是有一些彷徨和不安的，但母亲和哥哥的横加干预反而像恶意的石头投进了她的心海，瞬间激起了她的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听任他们的摆布了，于是绝决地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庐隐的母亲虽然不是很爱这个女儿，但是却深知她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但这个条件最终没有实现。是偶然，也是必然。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五四”时代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进入大学生活后的庐隐，很快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这有些悬崖勒马的况味，好在勒住的是不合适的一段情。
二、只求两椽清洁质朴的茅屋
一直觉得郭梦良在庐隐的生命里出现得太晚了。1922年庐隐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庐隐原籍闽县，因此她经常参加福建旅京学生同乡会的活动，还出任会刊《闽潮》的编辑。在一次同乡会的活动中，她结识了文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郭梦良，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她和他，都有才。之前，彼此已有好感，见面了，顿觉相见恨晚，两人双目对视的时候，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来了。此时，郭梦良已有妻室，没有人看好他们这段感情。
可是，“一旦找到了真爱，她可以不顾一切”。这就是庐隐！她说“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1923年夏，他们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结婚典礼。他们的结合是快乐与忧患交织的，庐隐出任教职，照顾家务，还写小说，郭梦良除了打理教务，研究人生哲学，也勤于编著。男耕女织，夫唱妇随，人生何求？庐隐想：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这么不动声色过到底好了。但是，理想的婚姻生活和现实的婚姻生活如雾，终究隔了一层水气。这水气是柴米油盐的过日子实际，亦是庐隐无所适从的地方，在这样茫然若失的婚姻情绪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她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
婚姻是允许女人成长的，庐隐已渐渐溶入了生活。1925年7月，她成功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郭梦良像她一样兴奋。但，不久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庐隐彻底被生活打懵，她的心事是：如果老天爷不爱自己，为什么要赐予她婚姻；如果爱她，为什么还要再次残忍地剥夺它……没有答案可寻的夜里，她孤单单守着郭梦良和她的爱情结晶-----不足一岁的女儿，长歌当哭，抚枕而恸，她的心啊，似白月光，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带着内心的痛与苦，带着孩子踉呛着把郭梦良的灵柩送回福州安葬的。
庐隐是长情的女子，她想守着郭梦良的魂就这么在在郭家住下去的。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她也不是有心刻薄，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心理上总有些无所适从。受愚昧无知的思想所害，婆婆在心里固执地猜疑是庐隐害了郭梦良。所以，生活中，处处与她作难，据称连庐隐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一个灵魂醒着的写字人连看书写字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其痛苦可想而知。
最终，庐隐实在无法忍受，只好带着孩子，像一只没有篷的小船，被命运驱赶着，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后来，她手中的笔将满腔情愫化为了沥血泣泪的文字：《郭梦良行状》、《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寄燕北故人》、《寄梅窠旧主人》，记载着这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和情感，它们简单让人心痛：我相中的乐园，并不是想在绮罗丛里，养尊处优；也不是想在饮宴席上，觥筹交错；我不过只求两椽清洁质朴的茅屋，一庭寂寞的花草，容我于明窗净几之下，饮酽茶，茹山果，读秋风落叶之什，抉灵海潮汐，示我亲爱的朋友…… 当时，她与石评梅同病相怜，她失去了郭梦良，石评梅失去了高君宇。在陶然亭，因为“君失娇杨我失柳”，她们多次抱头恸哭，怀念逝去的爱侣。但她们在人前却又常常把自己粉饰得如同快乐女神，她们狂歌，她们笑谑，她们游戏人间。
三、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
庐隐本来爱不着迹的自然界的种种，爱有神韵的男人和女人，爱看无踪无迹的浮云，爱到无人的地方，睡在草地上看小说，爱喝酒，吃醉了爱睡在床上做醉梦。丧夫后，庐隐的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醉了心或许不会痛吧。其时，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心想再也没有谁能打开她心里的那扇窗了。
1928年，当她在北师大附属中学教书时，一个比庐隐小九岁、相貌英俊的大男生，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李唯建，对庐隐展开了锲尔不舍的追求。庐隐既惊讶又暗喜，这个大男生，写诗，爱文学，思想清新，心灵未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学业也非常优秀，有着热烈的纯情和想象，与庐隐灵犀相通。他们通信频繁，爱情急骤升温。李唯建的出现，如同阳光，照彻了庐隐她的幽秘和阴暗。在化名“冷鸥”和“异云”的情书通信中，庐隐觉得她遇见了一个把她看透的人，那是李唯建给她的小诗：我握着你的心//我听你的心音/忽然轻忽然重/忽然热忽然冷/有时动有时静/我知道你最晰清。
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一度幽怨郁闷的庐隐重又变回了昔日快乐奔放的“孟尝君”。她有禅心，有慧悟，有真诚，但惟有爱情，能够使死灰复燃。庐隐认为，这寒凉的世界虽然风卷黄叶，雨打枯荷，但还不是一团糟糕。只要有爱情的温慰，烹文煮字以疗饥的生涯也不算太苦。
关于恋爱，庐隐说过：“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是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四、花样年华遭天妒
1930年庐隐不顾世俗偏见，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2月，庐隐和李唯建去日本度蜜月。行前，她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共六十八封情书）交由天津《益世报》连载，仿佛爱情长跑，引得世人瞩目。一年后，上海国光社即出版了这本充满狂热情话的书信集,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婚后他们一度在东京居住，研究文学，《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充满简单的幸福。1931年回国后，他们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1931年夏天，他们离开杭州到上海，李唯建受聘于中华书局，做外文编辑。庐隐则重执教鞭，担任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日子如歌,快乐是音符。
庐隐的朋友——著名作家苏雪林后来称赞庐隐一生英风飒爽，在恋爱上表现这种不平凡的举动，很可羡慕。
庐隐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无疑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这四年里，由于受到爱情的滋润和激发，她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单是1931年——1932年这短短两年间，她就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火焰》，还有《飘泊的女儿》等二十余个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许多散文、随笔。照此势头，照此创造力，一路往前冲，她的成就未可限量。可是，这花做的年华还是遭天妒了，她的生命在1934年因为难产而猝然熄灭了。庐隐这年怀孕将产，为节省费用计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女士来家伺候，结果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因分娩难产后的子宫破裂，于5月13日死于上海大华医院。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但她对此并无怨恨之心、责备之言。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写一状子，要去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话一出，李唯建的眼泪就下来了，是不舍，是心痛，是无奈，是回天无力。36岁的庐隐是带着遗憾与自己眷恋的世界作别的，她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上海公墓，棺内陪葬的是她的毕生心血——已出版的所有作品。
潘玉良：这凉薄的世间凉薄的情
潘玉良作品《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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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原名杨秀清，原姓张,后随夫姓,改名潘玉良,又名张玉良，字世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画家、雕塑家，一生作油画、水黑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多达四千多件，巴黎市政府收藏有她的作品，其中数件经常陈列于塞努希博物馆。
生年：1895年
卒年：1977年
籍贯：江苏扬州
出身：张玉良出生在古城扬州一个贫民家里。14岁那年，被舅舅偷偷哄着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
子女：无
情事男主角：潘赞化
生平大事记：
1919年入上海美专学画，1921年考入中法大学，1923年考取巴黎国立艺术学院，1925年考取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1928年回国后曾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7年再次赴法国巴黎直至1977年病逝。在法期间，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沙龙，获法国国家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等多个奖项，作品多次选送欧、美、日等国展出。
在目前的拍卖市场上，潘玉良作品的最高价出现在2005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其在1949年创作的《自画像》以1021.8万元的价格成交。
中外的经传中，这个女子被誉为民国初的“一代画魂”。研究者说，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仔细看，她的画还有一种味道，饮尽凉薄的爱之味。
这个女子就是潘玉良。
一、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蚌是历经沙粒的打磨，才成为圆润的珍珠；优秀的女人则是历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难，才愈发显得光彩照人起来。潘玉良也不例外，关于她的出身是这样的：一岁时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一下子失去两位至亲，玉良的妈妈无论怎样都难以承受，夜夜哭时时念，到了玉良8岁时惟一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郁郁离开了人世，失却了生存支柱，孤苦伶仃的她，被舅舅收养。
在舅舅家眨眼过了六年，女孩子到了14岁是最招人注目的时候，俗称剖瓜时节。此时的潘玉良明眸皓齿粉面含春，似蓓蕾一朵，任人见了都想注目一番。这时，穷怕了的舅舅起了歹心，偷偷哄着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知道这些，就会想到“凉薄”二字。这凉薄的世间凉薄的情。
还好，这时，她遇到了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
这年，玉良17岁，正值妙龄，经了怡春院三年的技艺调养，已成为这里响当当的头牌。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当地政府及工商各界同仁为减免有关费用而举行了盛宴，为新任监督接风洗尘，商会会长特意让潘玉良献上弦歌助兴。第一次给这么大的人物以曲助兴，玉良还真是有些慌乱，经过深深的吐气之后，这才回到状态里。只见她抚好旗袍坐定，纤手轻拨琵琶，朱唇慢启，双眉远山含黛间，一曲珠圆玉润的《卜算子》古调就在怡春院的金粉大厅内婉转回荡开来了：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这悲悲切切的曲，一声声，一字字，唱的是南宋天台营妓严蕊也是她自己。弦歌落定，潘赞化即动了恻隐之心，真想，真想为她轻轻拂去眼里的忧伤。商会会长看得情真意切，当即附耳说道：“玉良姑娘只卖艺不卖身，现在还是个雏呢”，潘赞化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他装作无所谓地只是“哦”了一声。
夜幕四合，潘赞化准备睡下，仆人来报：“大人，有个商会会长送来的漂亮姑娘求见。”漂亮姑娘？会长？潘赞化马上明白了会长的意图，有心见上一面，但是想到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即回绝道：“我睡了，叫她回去！”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妥，赶着补充道：“你告诉她，明天上午如有空，请她陪我看芜湖风景。”此时，潘赞化心里已明白了会长送来的姑娘，一定是白天弹琵琶唱曲的那个文静雅致的姑娘，他心里喜欢，但尚未做非分之想。
这边，玉良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怡春院，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关上房门，委屈就和着泪意涌了上来，她在想，如果自己不是商会会长那钓鱼上钩的饵，那该多好。
那一晚，玉良睡得颇不踏实，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梳洗打扮停当，奉命陪潘赞化出游了。芜湖水湛蓝明净如晴空，置身其间，是诗人的话，应该诗情迸发，是凡人的话，应该驻足观望，可是，玉良竟象个木头人一样，只知道跟在潘赞化的身后，亦步亦趋，根本不能胜任导游的角色。然而潘赞化没有因此轻看她，也没有把她只当作一个伴游的烟花女子。他自己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芜湖的风景名胜并不陌生，他反而耐心地给她讲述风景名胜的历史和典故。潘赞化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平而缓，那一刻，玉良听得真切，几乎忘了自己身份的低微，更忘了世人的冷眼和歧视，她感到潘赞化有学识，平易近人，遂产生了爱慕之心。
待夜幕降临时，潘赞化吩咐车夫：“送张姑娘回去！”张玉良突然双膝跪地恳求道：“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泪水盈盈，浑身显得有些轻微的颤抖，死死跪着不起，潘赞化知道商会会长这是将计就计了，遂弯腰牵了玉良的双手，玉良执着不起，紧紧握着潘赞化的手，还就势把脸乖巧地趴在他手上。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玉良鼓足勇气说：“他们把我当鱼食，想钓你潘大人上钩，一旦你喜欢上我，就找你讨价还价，给他们货物过关行方便，否则就以你狎妓不务关务，败坏你的名声！你若赶我回去，他们就说我无能，找流氓来糟蹋我，我知道大人是正派人，留下我对你不利，但我无奈啊！”潘赞化急问：“他们是谁？”玉良答道：“商会马会长和干妈他们……”潘赞化的心疼了，烟柳巷里难得有女出污泥而不染。
当晚，玉良留下来了。但是，潘赞化没要她，而是把床让给她，自己打了个地铺睡。
二、小妾难为，丹青异国寄情
一个正直而有怜悯心的男人总是让女人欲罢不能的，况且他重情重义到不看低一个青楼女子，所以，潘玉良当即在心里认定了这个男人，哪怕做牛做马，哪怕吃糠咽菜。
次日，潘赞化一早就出门了，玉良多少有点失望，那感觉像是一个新嫁娘盼郎归，不见心上人，她在房间里一个人低声唱曲：溪中春水清，岸上春花明。潘赞化是赞着“好好好”进来的，窘得玉良羞红了脸，起身说了声“大人你回来”来掩饰自己的表情。潘赞化坐下，拿了一套新编高级小学课本给玉良。从此，他教她学，知识的力量，让玉良心底的艺术之梦复苏了。
看她如此好学，潘赞化决定给她赎身回老家苏州，像要给她一双翅膀一样给她全新的人生，但是玉良的反应是“大人，你让我会苏州，那不等于让我从火海里往火坑里跳吗？舅舅还能容我吗？我宁愿守在大人身边，无怨无悔伺候你一辈子”。潘赞化不是不喜欢玉良，只是因为家有妻室的事实，有些却步。玉良再三表态不计名分，潘赞化也就无话可说了。惺惺相惜，最终潘玉良感恩戴泽地做了潘赞化的小妾。
婚后，二人去了上海，过着相知相爱并相惜的生活。那时候，幸福对潘玉良来说俯拾皆是，一副《莲》的画都能让彼此兴致勃勃研究大半天。爱之所至，有一天，潘玉良索性在自己的作品“荷花”下具名张玉良的上面工整的加了一个“潘”字，赞化说：“你怎么把姓改了？我是尊重女权和民主的，还是姓张吧。”玉良回首一笑，撒着娇：“我应该姓潘，我是属于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正是潘玉良想要的爱。
但是，这些很快被大夫人的到来打破了，潘赞化的大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大主小卑，是她坚信的原则。稍有不从，她就会给潘赞化难堪，弄得潘玉良又心疼又无助。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有一次，她甚至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潘赞化的大夫人如果当年能够听到这首歌，或许就不会这么残暴了吧？
不想继续闷闷不乐下去，在潘赞化的鼓励下，潘玉良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之旅：先是以素描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凭着绘画的天分和努力，两年后她又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同学……九年异国他乡的飘泊，潘玉良历尽艰辛，亦饮尽了相思的苦，带着学有所成的喜悦和对潘赞化的刻骨思念，她回国了。船到港口，当潘赞化像捧珍宝一样把她紧紧拥到怀里时，她的泪意涌了上来，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再也不。这是多么卑微的愿望，可是它仅仅是个愿望。
但是，潘赞化的大夫人却并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不惹她，她却惹你，总之，就是与潘玉良势不两立。这让潘玉良的精神压力很大。
彼时，潘玉良刚好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非常轰动，不料在收展时，有人却居心叵测在《人力壮士》那张画上,贴了一张恶毒的纸条。纸条上的内容是：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纸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登时把潘玉良的心击痛。女人该有一点小小的骄傲与自尊，该有。
三、这凉薄的爱啊，像一朵花
潘玉良一个人是怎样在内心挣扎的，我们无从了解，但是我们看到，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伤害之下，潘玉良别无选择，又重新开始了孤身旅居巴黎的生活。其实，这时候，她已经感觉到爱的无能为力，但是就像她一直把嵌有同潘赞化合影的项链戴在脖子上一样，她固执地相信真爱不怕距离的遥远。
南京陷落后，潘玉良与潘赞化失去联系，这让她痛苦万分。这时她的身边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王守义，像潘赞化一样，他爱她的高贵灵魂。一次，她在纳赛河写生，王守义向她提出求爱的要求，她抑制着泪水婉拒：“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王守义眼泪夺眶而出，声音颤抖地对玉良说：“好姐姐，你！……原谅我吧！”玉良又说：“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守义，守义，这个名如其人的男人，此后再也没和潘玉良言及婚姻。
之后，潘玉良美术作品展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她成功了，于是写信让潘赞化分享这份喜悦，并一再表达思念之情，和想回到国内的愿望。但是潘赞化因为考虑到时局等诸观因素回绝了。
事实上，潘玉良是永远的回不去了。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潘玉良伏在沙发上哭得一塌糊涂。悲痛欲绝到就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潘赞化是潘玉良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这凉薄的爱啊，像一朵花，一再错过花期，潘玉良的心为此苍老了。1977年，她在巴黎永远的安眠了。
从孤儿---雏妓----小妾----画家，潘玉良的一生充满传奇的伤感。值得庆幸的是，旅居法国的落魄岁月里，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在她身边，给她带来勇气与力量。一直觉得，潘玉良和王守义应该有开始的。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她和潘赞化的爱情愈发显得珍贵。
雷颐：抛弃“人道”之后
1949年末，新中国刚刚成立，名作家老舍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他的故乡——此时已是新中国首都的北京。气象一新的新中国，一切都令他兴奋、激动，立即开始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政权、新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以适应、紧跟社会变化。
1951年国庆，他写了《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这篇短文庆祝国庆，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 《人民文学》第四卷第六期上，描述这一年来自己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他兴奋地写道：“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最后，他“下了决心”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明。”“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最后，他写道：“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1950年，乐黛云在北大对一万名学生演讲。
几乎同时，当时北大中文系大三女生、年仅19的乐黛云在1951年的深秋，与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一同前往江西，奔赴“土改第一线”。北大文科师生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12团，负责江西吉安地区的土改工作。团长由县里人担任，副团长则由北大党委统战部长程贤策担任。
乐黛云在大学时代，摄于1951年。
程贤策其实比乐黛云大不了多少岁，却是她“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之一。1948年，她从贵州考上北大，先武汉找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负责人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程贤策。程有条不紊地组织先后到达的二十几名北大新生顺江而下到上海，再转海轮到塘沽，再到北大。程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一路上悄悄与她谈人生、谈理想，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的梦；在甲板上用他雄厚的男中音教她唱许多“违禁”的“解放区”歌曲：“特别是他迎着波涛，低声为我演唱一曲‘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圣洁，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17岁的她，“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格魅力的吸引”（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到北大后，程贤策担任了北大四院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导同学与国民党斗争，乐黛云也投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1971年，乐黛云在南昌。
现在，乐黛云不禁感叹几十年前土改运动中 “我们这些全然没有社会经验，也全然不懂得中国农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突然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的命运，甚至有了生死予夺的大权！我们当然只有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照《土改手册》的条条框框行事。”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绝大多数是城市青年，对农村知之甚少，更糟糕的是，越是从农村来的人越不敢多说自己对农村的看法，唯恐别人说他和地主划不清界限。当时年仅19岁的乐黛云，被派到一个拥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竟然还当了土改工作组组长。对此重任，她自然“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时甚至浑身发冷！”当时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他们村已经按 《土改手册》划出了8个地主，但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他们的是一位副县长，多次批评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软，特别是她这个“女组长”更是不行，当务之急是重新发动群众。由于总感这个“女组长”不得力，他终于亲自上阵，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村里，宣布第二天开大会，8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乐黛云争辩说，政策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但这位副县长说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并告诫她要站稳阶级立场。“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阶级），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看见‘陈尸三日’。我不断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晚上回到住处，她不禁大哭一场（上引书第206页）。
不久，工作团召开全团 “庆功会”，乐黛云怀着满腔痛苦和疑虑去找程贤策，程的一番教诲解说让她彻底想通了。她发现，他已不是当年在甲板上低唱“啊！延安……”的程贤策了，“他显得心情沉重，眼睛也忆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仍然满怀信心地开导乐黛云：“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土改’的依据是‘剥削量’，‘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恩格斯教导我们：‘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乐黛云坦承：“这番话对我影响至深，后来凡遇到什么难于承受的负面现象，我都努力将其解释为‘偶然’，听毛主席的话则是须从‘必然’。”接着，程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导说，他最近才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任何第一反应都经严格的自省，因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他这一席话说得乐黛云心服口服：“不知道是出于我对他从来就有的信任和崇拜，还是真的从理论上、感情上都‘想通了’。总之，我觉得丢掉了多日压迫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于是，在庆功总结大会上，我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转变作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典型发言”（上引书第207页）。
光阴荏苒，转眼就是“文革”狂飙突起的1966年那个血与火的夏季。
1966年6月中旬，在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召开批斗“牛鬼蛇神”、“黑帮”大会，一声呼啸中，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也被红卫兵押上主席台。他的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画满红叉、泼上墨水，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苍白的脸上，不知是汗珠还是泪水，一滴滴流下。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急先锋、招降纳叛的黑手、结党营私的叛徒，最吓人的是“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内的特务”！突然又是一声呼啸，程又被押下台，一顶与他身高差不多的纸糊高帽被扣在头上，又被泼上墨水，墨水掺和汗水流了一脸！怒不可遏的“革命群众”又推推搡搡地押着他游街。
两个月后，经过“八?一八”“要武嘛”的号召，红卫兵以更激烈、残酷的方式开始“革命行动”。8月下旬，打人升级，程贤策家被抄，他多次被红卫兵毒打。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回家后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还有一次，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
最终，程贤策在9月2日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走向北京大学西北方向香山的密林深处，以烈酒伴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听到 “大喇叭”在整个校园尖声高喊“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乐黛云此时已经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只是心里发愁：“在那人人要划清界限惟恐沾身惹祸的日子里，程贤策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他的尸体从那幽深的密林送到火葬场啊！？”（上引书，第209－210页）
“文艺界”和“旧北京市委”在“文革”中首当其冲。8月下旬，红卫兵“杀向街头、冲向社会”，老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北京文艺》主编、文化部电影文化指导委员会委员……既是“文艺界”又是“旧北京市委”，自然是“黑线人物”、是“牛鬼蛇神”。8月23日中午，老舍与北京市文联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干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挂上黑牌、押上汽车解送到北京孔庙，接受北京女八中红卫兵批斗，上车慢的，红卫兵就用皮带抽。到会场后，面对这批被指为“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红卫兵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开始暴打这些“阶级敌人”。老舍头被打破，鲜血直淌。打、斗了一下午后，老舍等人被押回文联大院，又被聚集在文联大院的一大群红卫兵看见，要他跪在花坛的桌子上继续揪斗。这时，有人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在“海外关系”就是罪过的“那个年代”，美国、美金就是罪大恶极的象征，红卫兵当然更加愤怒，老舍再遭毒打 （傅光明：《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9页）。
不堪如此重辱的老舍，终于走向太平湖，投水而死。
其实，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而是其来有自。1951年，老舍已年过半百，是著名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大作家，此前所受到的几乎全是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的“旧教育”；程贤策虽还不到而立之年，但此前所受到的也几乎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教育。然而，他们却几乎在“一瞬间”将这些全然抛弃：
老舍不是也这样说过么：面对敌人要“打，为什么不打呢？！”“该打！该打！”；“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要“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
程贤策不是也这样说么：“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而要依据“剥削量”，只要“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由于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
如果说他们曾长时间受“旧教育”影响，面对暴力还会犹疑彷徨，还有内心矛盾，有感情冲突，会感到心情沉重，而红卫兵一代从小就受 “阶级斗争”教育，接受的是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无情批判，因此在面对“敌人”时没有、也不需要丢掉任何“沉重的精神包袱”，只会更愤怒、更坚决、更坚定、更激烈、更残酷。作为这些理论的接受者、受教者，乐黛云的思想观念庶几可反映后来红卫兵一代的思想观念：“土地改革使我懂得了必须把人划分为‘阶级’，只要一旦被划分为 ‘阶级敌人’，那就不是人，就不能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就可以对他实行非人待遇，为所欲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四院?沙滩?未名湖》第38页）
当一个社会的法制荡然无存时，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 “敌人”，昨天还指别人为“敌人”的人，今天就可能被另外的人指为“敌人”。一个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论、悲悯情怀的培养可能要很久很久，而它们的破坏、轰毁、抛弃可能只需短短一瞬，在这种观念中“阶级敌人”自然不被当“人”看待。历史事实说明，法制被破坏、人道主义被批判，必然是社会的劫难。因此，对“敌人”的认定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对“敌人”也一定要将其当人对待。这种文明社会所应有的法治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教育，应是所有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吕碧城：成全之美及其遗憾
(1)
有道是繁花似锦转头空，时光之河，往往在轻淹易没间，便能将繁华往事抹平，短短六十余载，很多人已经不复能记起吕碧城是何许人也。
流行文化的大潮中，吕碧城似乎不像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才女们具有如此鲜明的符号意义（但吕碧城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才女），可当我们翻开历史的面纱，看见薄幕后头那张独特精致的脸孔——闪光的岁月尘屑，满布芳容，眼光起落之间，我们不能不为吕碧城精彩人生惊叹：在中国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里，这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竟领衔主演了一出“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超绝景观。
晚清末年，女学初兴，先锋女性扎在男人堆里，格外扎眼。在这批女性里，如果说秋瑾，是把民族主义的信念贯彻到底的典型，那么吕碧城，则是把个人主义的性格魅力，张扬到极致的魁首。
吕碧城1883年生于安徽旌德，父亲吕凤歧为光绪进士，家学渊源。自小，吕碧城就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这使吕碧城自感遭遇“奇耻大辱”）。家庭破落，她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母亲的授意下，吕碧城又从外公家，投奔到在塘沽做官的舅父家，过了七八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生活境遇的急速转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性格的养成，有着不小的作用细腻、敏感、尖锐、脆弱、固执、叛逆，非正常的家庭生活，让吕碧城的性格如万花筒般绚丽。
1904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舅父苛责，年轻气盛的她，一怒之下，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
吕碧城“逃登火车”之时，易卜生的“娜拉”还未传至中国，中国的青年女性群体中，也尚未形成“出走”热潮。可即便如此，吕碧城负气式的逃离家庭的轻倩背影，还是无形中暗合了清末精英男性理想中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看似无望的出走，却无形中打开了吕碧城的天地，那曙光微曦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了生之骄阳。
在友人的介绍下，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的人生路，就此宽阔起来。
人生境遇环环相扣，所谓贵人，就是在你最迷惘时，带给你机遇的人，和报人英敛之一场相遇，让吕碧城的文采有了发挥的平台，她在当时中国最新兴的媒体——报纸上，凸显了自我的存在。
吕碧城，作为一个从老旧乡村走出来的才女，有了进入以前只有男人才能涉足的公共社交领域的机会，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仿佛雏凤清鸣，音振千里，格外引人注目。
吕碧城连续发表的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子李经义等人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虽然其中不乏恶意轻佻之辈，但真心赞美者，应占大多数。
忧心于国事的精英男性们，对于吕碧城的横空出世，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样的成全，包含着精英男性救国救民的忧思——中国最弱的是女性，女性强大了，同我们男性合同起来，共同努力，中国怎能不振兴？吕碧城在当时的形象，用句时髦的话说，那是众男人心目中“有晚清特色”的新女性：有美貌、有知识、有体魄、有气格，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男性的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有了众多上层精英男性的支持，吕碧城的发展顺风顺水，一路绿灯大开。
1904年9月，于文坛大展锋芒的吕碧城，在英总经理的帮助下，得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这一年，她不过23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下台，民国登场，气象万千。
1912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京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吕碧城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
1915年，吕碧城因看不惯政坛丑恶，携母亲移居上海，从事贸易，正式进入商海打拼。
吕碧城此番离京经商，用现在的话说，等于是高干下海，通达的人际脉络、绝美的公关面孔、超强的经营智慧，天时地利人和，吕碧城可谓全副武装，短短几年，她就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从此衣食无忧。
稳固的经济基础，让吕碧城在男权社会里，找到了自我生存的奇特一角这奇特的生存方式，类似于躲进小楼成一统，近似于大隐隐于市，但多少又有点关起门来做慈禧太后的味道。跳舞、喝咖啡、奇装异服，吕碧城在上海过的，是一种非常西化的生活。可另一方面，她又爱写词，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精髓，这样的日子，中西合璧，好不有趣。
独居生活，多少影响了吕碧城的性格，因爱无所释，她移情宠物——养一对芙蓉鸟、一条宠物狗，珍爱万分。某次狗被洋人汽车压伤，碧城便连忙请律师同肇事者交涉，送宠物进兽医院才罢休。
对于宠物饲养的热衷，从某些方面，确也反映了吕碧城感情世界的寂寞，虽有众人陪伴，可曲终人散，灯熄火灭，吕碧城怕是依旧能感到生之孤苦，一览众山小的高渺虽然给了吕碧城生活的依靠，虚荣心的满足，可内心深处，最细微敏感的心绪，却无处诉说，放浪形骸，恐怕也只是排解痛苦的一种渠道。
吕碧城这种放诞风流的生活，开海上摩登之风气，为世人所瞩目，一颦一笑都成为大众绝好的饭后谈资。1925年，平襟亚在其主编某报上刊载了《李红郊与犬》一文，吕碧城认为其故意影射，侮辱她人格，便要状告平襟亚。平君知道吕碧城的厉害，忙避居苏州，化名隐居，吕氏寻他不着，便登报追缉，声称谁捉得到平某人，便以所藏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卉立幅为酬，轰动一时。从轰动一时的“狗官司”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吕碧城性格里的放诞与乖戾。
时势造英雄，吕碧城是应运而生的。她以其超一流的个人综合条件，贴符了清末民初高等社会精英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国民”形象。出走、办报、写词、办学、经商、学佛，吕碧城身上，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反叛气质，她尖锐、亮烈，然而也不乏妩媚，她不同于某些旧时代扭捏的淑女，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仿佛是从旧时代泥塘里长出来的莲花，吸收了旧时代沉积多年的养分，却一举冲破束缚，傲然出挺，娇艳盛放，坚定地承载新时代风露。
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精英男性心中那亡国灭种的焦灼，有心无意地，成全了吕碧城的辉煌。可反过来，吕碧城性格上的乖戾与反叛，又使得她在羽翼丰满之后，必然会在某些方面与男权社会产生抵抗。
这种抵抗，源自本能，是出于两性间天生的隔阂。这种抵抗却很有意思，它仿佛是一条悖论，一个反讽：精英男性提倡女权，一手塑造了吕碧城这样理想的“女国民”，这塑造，原本的指向，是救国救民——男性提倡女权女学的目的，是在民族自强民族解放这个大背景铺展开的——可向来尖锐的两性矛盾（男性对女性这个社会第二性的压迫），无形中，却被忽略了。
(2)
身为女人，吕碧城在接受女权思想之初，所能使用的言说方式，依旧是男性提供的一套话语——在女权初萌的时代，并没有更多的资源供她利用，在《大公报》倡女学，吕碧城所提观点，大多还只是对精英男性观点的亦步亦趋：从世界竞争和个人权利角度，来阐发兴女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的强大和女学的兴起，是因和果的关系——因为要同世界各国竞争，因为民族要独立自强，所以要兴女学，倡女权——女权的提倡，是被笼罩在大的民族解放的天幕下的，它多少有点先天不足。但随着人生历练的增加和女性体验深入，吕碧城逐渐开始了有了一种反抗的自觉，这种对于女性自我的关注和保护，在婚恋问题上尤显突出。
吕碧城早年遭遇退婚，出道之初，受的是当时天津《大公报》主办人英敛之的赏识，青春貌美、才华横溢的她虽自无意，可英敛之却对她颇有好感，可吕碧城后来索性同英敛之一刀两断，其中奥秘，恐怕也出不了情感二字。
退婚的苦恼，加上一段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很可能对吕碧城后来的情感走向造成了影响，对于恋爱和婚姻，她始终抱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度，而且一有阻碍，便立刻知难而退。
吕碧城最终的失婚，大概首先还是应当归结于她自身条件太好进而导致的曲高和寡：超一流的智力水平与生活档次，让吕碧城的择偶圈不断缩小。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吕碧城无人可配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其超强的女性意识造成的：不肯俯就，精神上要求太多，这是吕碧城婚恋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可这恰恰也是吕碧城值得人敬佩的地方）。
文名卓著、资产丰厚的吕碧城，在婚姻问题上，对物质和权利，似乎都没有太多苛求，她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琴瑟合鸣，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在吕碧城所交往的高层精英男性圈里，这样的心灵伴侣当然会有，遗憾的是，虽然精英男性们都能做到“咸推吕碧城”，但大多数男性的婚恋态度，并没有随着女性的解放而进步：娶一两房姨太太，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依旧很常见。
吕碧城虽独身终老，可在早年，她并没有放弃走入婚姻的希望，她与诗人杨志云情投意合，“诗简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可杨纳妾后，她只能是“悲从中来”，斩断情丝。
吕碧城要求的身与心两部分的一对一，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太少。她就像是现代都市里呼风唤雨的女金领：事业上极大成功，才情样貌一个不缺，可论及婚嫁，她能看上的人，实在有限，偶尔有一两个入得了法眼，没准也是“使君有妇”。更何况，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暗想，这样的女强人，谁敢娶？娶回家，有没有好日子过？男人们不能不为最后的自尊留点余地。
男女平等虽叫了这许多年，可实际上，要让男女完全平等，似乎也比较困难，生理心理上的差异，拉开了男女的距离。就在这或多或少的距离里，男人总想要占据一点优势，至少是心理上的优势。
吕碧城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虽相差七岁，却有姐弟恋爱的苗头，交往甚密。一部《晓珠词》，寒云公子激赏备至，二人同住北京之时，吕碧城经常去参加袁公子主持的北海诗酒之会，吕碧城去上海之后，两人依旧鸿雁传书，往来不断，后来袁公子定居天津，两人还有诗词酬答。可这段精神恋爱，终究还是没有结果，吕碧城自己也看得清，谈及此事，一笑而过：“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高干子弟显然不适合吕碧城。别说袁公子偎红依翠，身边选择太多，就算袁寒云是痴情种子，独独钟情于吕一人，但一入豪门深似海，袁家的规矩道理，也未必能容得下任性的吕碧城。
身为长辈的清末文化名流严复，很是关心吕碧城婚姻大事，不止一次地“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1909年6月13日，严复日记更是有“此儿不嫁，恐不寿也”的记载。可吕碧城却始终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婚恋态度，始终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出去。谈及自己的婚姻，吕碧城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于文学自娱了。”
男人们成全了吕碧城，吕碧城逆流而上，一跃龙门，成就自我，转身仍不忘还人世惊鸿一瞥。可当这绝世美丽悄然生成，吕碧城却好像木偶点了眼睛，有了活气，她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女人内心的指引，翩然离去——她要寻找自己的归宿——个人的进步超出了时代的发展，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前驱者的孤独与痛苦，只有前驱者独自承受——天涯之大，哪里有净土？
1918年，在事业上极度成功，在感情上却几度失意的吕碧城决定出国游历，赴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出国前夕，她与朋友告别时，她嘴里反复念叨的，是李清照的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四年后，吕碧城学成归国，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游历欧美，一去就是七年。
行旅的新鲜，不知可否冲淡人生虚无？吕碧城的人生孤旅，所求的，无非是精神的安慰。可走遍海角天涯，到底何处才是心的皈依？
躲开尘世纷扰，归隐青灯古佛旁，或许可以逃过劫数，心如止水，度此余生。
“二战”发生后，吕碧城自瑞士经美洲，回到香港。最初，她住在山光道自购的一座房子里，后来搬到香港东莲觉苑，一意礼佛。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港去世，享年六十岁。临终之前，她作自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遗命火化后，和面为丸，投放海中，与水族结缘。
纵观吕碧城一生精彩，个中因由有男性的成全，也有个人的努力。她踏着时代之风，在云端漫步，可一不小心，朝前迈出太多，把时代甩在了身后，自己却无可不免地被时代舍至边缘。
吕碧城太生逢其时，在那个动荡纷杂的时代里，她出尽风头，抢尽先机，成就一世风流。吕碧城又太生不逢时，她仿佛是误食了仙丹的嫦娥，虽身轻体灵，貌美如花，却只能守着明月度日，一生苦寂，谁人知晓。
她心中那抹淡淡的春痕，也只能到梦里去收获了。
陆小曼：行走的烟
陆小曼吸烟，被鸦片挟持意志，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瘾君子，这是定论。
陆小曼缘何与烟结伴？大抵是出于身体不好的缘故。本就生得淡薄，偏又过着长期昼颠夜倒的生活，两者交结起来，终于毁坏了陆小曼这个交际明星的健康。未及中年，她便“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痒”，有时还会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为求一时之舒展，陆饮鸩止渴，和鸦片烟扯上联系，虽是自愿，但却也透着无奈。
徐志摩生前对小曼这“没事抽两口”的癖好，非常痛恨。1931年3月19日，在写给小曼的信里，他说道：“前三年你初沾上‘恶’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么难受。但因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所以至多只是短时间绷长一个脸，一切都忧在心里。如果不是我身体茁壮，我一定早得神经衰弱。”
的确，留学归来、崇尚新文化、写新诗的徐志摩，怎么会对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大烟枪不厌恶？可爱妻要活命，他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徐陆的婚后矛盾，何止这一处？两人擦出爱情火花之时，真是惊天动地惊世骇俗。一本《爱眉小扎》，浓柔化骨，情调顶到十足。可恋爱是一回事，婚姻又是一回事，恋爱可以凭异性相吸的感觉走下去，可一旦要结为连理，那就不得不考虑多种因素。价值观世界观是否相近？人生观是否匹配？兴趣爱好是否有交集？脾气是否投缘？
徐志摩从剑桥毕业，接受的是标准的英式教育，温文尔雅，走天真多情Gentleman路线；陆小曼虽然英语法语一流，自小在法式学堂接受过教育，可她与同时代的林徽因凌叔华们比起来，还是“旧”了点。她像是一朵新旧时代对接挤压出来的奇葩。一方面，她有着旧式大小姐的娇岑与任性，另一方面，她又兼具了新女性的果敢（当然也有头脑发热和任性的成分）——冲破旧有婚姻，努力寻找真爱。陆的思想，大概还是受到过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徐志摩与陆小曼合影
可旧时代的生活方式，终究还是沿着新文化的溪流，缓缓而下，纸醉金迷，不经意间，便嵌印到新生活的方方面面，打造出了一个吸鸦片、做票友、打麻将、跳夜舞、逛商店的陆小曼。
与这样的娇贵的名媛生活在一起，徐志摩怎能不纠结？现时代里，香港明星钟镇涛娶了拜金女章小蕙，终至破产。他当年曾放出“娶老婆就是用来宠的”这类豪言，现在也不能不去后悔了吧。钟章这一对，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徐陆，不同的是，钟没有徐的才情和天真，章也没有陆的晶莹透亮。
回到上述徐志摩的日记中。所谓“前三年你初沾恶习”，推算起来，陆小曼应该是在1928年左右开始抽烟，那时徐陆已经从北京搬至上海居住。
那究竟是谁引导小曼吸上鸦片的？刚搬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怎么就突然吸起烟来？过去的公论是，翁瑞午。
翁瑞午，清光绪帝老师翁同龢之孙，标准过了气的高干子弟。此人善于推拿按摩，一指禅按摩法独步天下，经江小鹣介绍，翁瑞午来到徐家，施展按摩绝技，类似充当陆的私人医生。至于陆小曼抽鸦片，恐怕也有翁瑞午建议的因素。
陆小曼自己，就曾对王映霞说过：“我是多愁善病的人，患有心脏病同严重的神经衰弱……喝人参汤，没有用，吃补品，没有用。瑞午劝我吸几口鸦片烟，说来真神奇，吸上几口就精神抖擞，百病全消。”以陆小曼的个性，她似乎没必要撒谎。
可事隔多年，翁瑞午先生的女儿翁香光在接受某人采访时却说，陆小曼那烟是她母亲让她吸的，她母亲自己就吸，其父翁瑞午也是受了小曼的鼓动，才吸起烟来。按此种说法，翁瑞午成了受害者。
据翁香光女士回忆，她九岁时，经常由父亲带到徐府出诊，亲眼见过父亲为陆小曼推拿，效果显著。可究竟是不是翁瑞午建议陆小曼抽烟？翁瑞午自己，是不是在陆小曼的诱导下吸上鸦片？翁女士到底没拿出更多的证据，当年的种种“亲眼所见”，也成了孤证。
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徐志摩生前痛心疾首的抽烟，在其死后，陆小曼还在抽，并且大有借烟消愁，愈演愈烈之势。据说当年国民党禁烟抄家，发现陆小曼家有烟具，就把她关了起来，最后还是翁瑞午打通关节，保她出来。
徐志摩驾鹤西去，千娇万弱又抽鸦片烟的陆小曼谁来照顾，成了大问题。胡适？赵清阁？虽然都算挚友，可各有各的事业家庭，谁能放下一切，成全陆小曼？帮朋友是一回事，过日子又是另一回事，帮朋友是义气，过日子则要把自己整个人都搭进去的。
徐志摩生前，翁瑞午对徐家就时有资助，徐二度赴欧之前，翁就送过他一批古董，让他到那里去出售。陆小曼花钱如流水，日常生活开支巨大，又兼徐父对这位媳妇颇看不惯，不再给志摩小曼经济支持，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徐志摩为生活奔波，时常往返于京沪两地。
1931年，他经南京搭乘邮政飞机回北平，去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临走前在沪，他还同翁进行过一次交谈，要求他好好照顾小曼，翁郑重承诺。没想到这托付，竟成永诀。造化弄人，这历史的巧合，使我们惊叹于命运的残酷与凄美。徐死后，翁对陆的照顾，固然有一见倾心念念不忘的因素在，但另外，恐怕也不是没有信守承诺的考量。
早在1927年，上海无良小报《福尔摩斯》曾刊登过一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讥讽过翁陆的关系，这似乎并不符实。在徐志摩生前，翁对小曼，充其量，算暗恋，翁算是徐陆共同的朋友。徐志摩，对翁瑞午，应该是比较信任的。
翁瑞午一生中曾陪同陆小曼去过三次杭州，头两次，是在徐志摩未逝世前。第一回去，是在他认识小曼一家不久。第二回，则是在1931年5月，徐志摩母亲去世，陆小曼被拒绝出席婆婆葬礼。这两次出游，光明正大，徐志摩都知道。
徐志摩死后，翁瑞午顶徐的缺，照顾友人妻子，执意单方面付出，勇气可嘉。他同陆小曼，更多的是相伴，徐惨死之后，陆小曼对人生，有了大彻悟，内心深处，她仿佛也容不下其他人。
可人只要醒着，生活总归要落到实处，小曼也有她的困难。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么多年都是大手大脚花钱，陆小曼也不可能一下子缩减开支。更何况，她又没有固定收入，还拖着表妹一大家子。
出入都要小汽车，佣人成群，司机、厨子、男女仆人，个个样貌不凡、衣着入时；东西是喜欢就买，从不问价钱；吃奶是牛奶不吃，吃人奶，家里专供着个奶妈；将蜂蜜放进针筒，注入体内，防便秘；用嫩豆腐擦脸，除去鼻子吸烟留下的黑痕。这些奇崛的生活内容，放到现在看，依旧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但翁瑞午顾不了这许多，为了维持陆的生活，他马不停蹄地去给人按摩、当帐席、炒股票、后来还去江南造船厂当会计。还不够？那就卖字画、卖古董、卖家具。他就是给心中的女神一个“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给她一个童话世界，任凭外面风雨琳琅战火连天，小曼依旧可以过她的神仙日子，不为柴米油盐皱眉头。
图为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夫人陆小曼
如此说来，送翁瑞午一个“痴”字，也不为过。痴，一个知加一个病，恐怕也只有翁瑞午“知”陆小曼之心“病”，恰巧他们也是因病结缘。
陆小曼曾经谈自己与翁瑞午的关系：“我与翁最初绝无苟且瓜葛，后来志摩坠机死，我伤心至极，身体太坏。尽管确有许多追求者，也有许多人劝我改嫁，我都不愿，就因我始终深爱志摩。但是由于旧病更甚，翁医治更频，他又作为老友劝慰，在我家长住不归，年长日久，遂委身矣。但我向他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我们不正式结婚。’我对翁其实并无爱情，只有感情。”
(2)
这个约法三章，有点类似鲁迅处理离婚的问题的方法，不同的是，这其中，一方面有陆小曼念念不忘徐志摩的缘故，另一方面，陆大概也不愿意看到翁为了自己，全然抛弃原来的家庭。
当然，从好友升格为情人，翁瑞午并非一蹴而就。徐志摩死后，翁瑞午全权负责照顾小曼，但每天不管多晚，总归要回家。
1926年10月3日，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
据说有一天，过了凌晨两点，翁借口汽车坏了，一个人在陆家二楼烟榻上睡了一晚。开了这个头，他便常常如此，小曼睡三楼，不去管他。到月底，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送来三百元，附带一警告条：如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停止了。后来才知道，是徐家老爷买通了门房做监视。翁瑞午大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搬上三楼，自设一张床睡。从此以后，陆的全部费用，由他负担。
这故事戏剧性十足，徐老爷派人潜伏，真有点侦探剧的味道，但无论这段叙述有几分真实度，值得肯定的是，翁作为男人的担当。以上叙述若确属实，翁陆同处三层相安无事，两人之间，还真有了点梁祝的意思。
那翁瑞午的正牌家庭呢？照顾朋友遗孀，一照顾就是二十多年。翁太太的隐忍和无奈，翁家子女对于这位“干娘”的爱与怨，恐怕都缠结在翁陆的感情里。扩大了说，陆小曼对与翁瑞午有感情，对于翁家上下，她亦不是没有感激。
陆与翁约法三章，不要名分，在社会上，不为人所认可，所以翁家的庆吊，她都不能参加。1942年2月1日，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大婚，新郎是徐悲鸿的学生张元吉，陆小曼精心挑选，送了翁香光一套白绸睡衣裤，还附赠一套瓷器浴具。这套浴具是徐志摩家当年想在上海开旅馆时，特地去英国定制的，非常精致。
抗战时期，生活萧条，翁瑞午的女儿翁文光在香港，每月会给翁陆二人寄一千块港币做家用；六十年代大饥荒，翁文光又常常寄猪肉、火腿罐头给他们。后来陆小曼去世，依旧是翁氏后人给她送的终。身后债，翁香光据说是帮她还了不少年。
六十年代初，翁瑞午病重，他托人叫赵家璧和赵清阁来家中，恳请他们照顾小曼。小曼很受感动。不久，翁瑞午去世。
图为老年时的陆小曼
1965年，陆小曼在上海病逝。
老年的陆小曼
陆小曼的人生，好比一个山坡，上山时遇到王庚，在山顶遇到徐志摩，下山时遇到翁瑞午。这下山的近三十年，她是每况愈下，后期想要振起，身体又不允许。
在凄惶的后半段生命旅程里，翁瑞午能做到与她相守相伴，也是难得。其实话说回来，翁瑞又何尝不像陆小曼的一支烟，陪她一同痛苦着，一同消磨着。这两人身上都有点颓废的纸醉金迷的气质。虽然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种气质越来越淡，但他们俩却依旧仿似戏曲脸谱上，最红亮和最鲜绿的两抹油彩。他们是真正属于旧时代的红男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他们俩才算是绝配。
蒋碧微：双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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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蒋碧微，并不觉得她是一个绝色美人。在徐悲鸿那些以她为模特的画像里，蒋碧微身上总是带着淡淡的毛茸茸的光。她抱着猫，或是闲卧着，有一种少女的恬静。可到了自传里贴出来的一张作者相，她便是一身旗袍斜坐在沙发上的少妇，翘着腿，嘴角微微下拉，露出一种微苦凝重的神色——不知道怎么的，隐隐感觉如此相貌的女子，是属于得理不饶人的类型。
一个是名声卓著的画家，一个是身居要职的高官，蒋碧微一生遭遇的两段情，堪称奇崛。
蒋碧微是那个时代出走的娜拉，她走出家庭，寻找爱情和新的生活。她也是为了逃婚。表面上看，她反对的是封建包办的婚姻，那个不学无术相貌平平的査姓男子，并不符合她理想中的爱人形象。她以十几岁的年纪，同徐悲鸿私奔去日本，辗转反复，最终拿官费去欧洲求学——蒋碧微人生的起步，一方面靠她的胆识，一方面可能靠着她的直觉。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身世波折的徐悲鸿，引起了她的同情和钦佩，一瞬间的决心，成全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出走。
这样一对璧人的出走，不由地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子君最后的离开，伤心无奈。蒋碧微不同，她是依偎着男人走出来的，赴欧几年，她也并未学得多么过人的生存本领。但在她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尖锐的东西，用民间一句俗话说，这是命硬。这个毅然跟随画家出走的女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不平凡角色。
蒋碧微太亮烈，她的世界，没有回头路。她似乎从不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她是爱情疆域的女战士，身披铠甲，手握长矛，长驱直入。当年撕心裂肺的婚变里，蒋碧微的表现可谓剽悍：她见到徐悲鸿孙多慈并存画中的台城月夜图，当即没收，声称只要她在世一天，此画便不能公之于世；孙多慈送枫树苗给老师，蒋则当机立断，让人把树砍了作柴烧；徐悲鸿为孙多慈印画册、做宣传、谋求留学的官费，蒋便写信给负责留学的中方代表，横插一杠子（据蒋后来声称，孙的留学本来就没机会，这算辩解吗？）。十几岁就陪他流浪天涯，功成名就的徐悲鸿，在蒋碧微看来，应该完完全全属于她一人，怎能与人分享？
可她偏就看不到，两人性格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已经让他们越走越远。蒋碧微识大体、顾大局，在世俗的世界里，她玩得很转，事事摆在面上，让人说不出半个不字。可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苛刻，对于徐悲鸿来说，却是有苦说不出。他的行为为人诟病，他的举止被指为不可理喻，可恰恰是这种“不可理喻”里，我们看出了一种艺术家独有的天真。相形之下，反倒是蒋碧微显得有点处心积虑了。
徐悲鸿画蒋碧微的素描
在与孙多慈交往之初，徐悲鸿就曾向蒋碧微说明过情况，胸怀不可谓之不坦荡，离婚的时候，他也悉数满足她的要求，一百万加一百张画，这是蒋碧微终身的物质依靠。可蒋碧微呢，她与张道藩 何时开始，她是否曾与徐悲鸿交涉此事？宽己严人，这个一向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女子，最后反而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虽然在回忆录中，蒋碧微把我与道藩的故事讲得如梦似幻，堪称现代的爱情典范，可张道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怀柔策略，夺取二嫂的做法，怎么也算不上光明磊落，政客的爱情游戏比起艺术家的来，多少有点阴森森。
面对婚姻的冲击，蒋碧微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竭力挽救的姿态：他诸多不义，奋然出轨，她替他掩盖，保住名声；他深陷广西，抛弃家庭，她不顾安危，毅然前往，劝他回南京。这时的她，可能真的是想挽救这场婚姻，但徐悲鸿的心思此时显然不再此处。这是感情的阴差阳错。等到同处重庆，他向她求和，她又不愿意去原谅这个被别人拒绝的徐悲鸿：镶有慈悲二字的极大的红豆戒指，给了蒋碧微太大刺激。可蒋碧微为何不懂得，此时正是她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以前这么的苦都过去了，丈夫要回家，为何还要拒绝？然而这就是蒋碧微，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1938年7月31日，徐悲鸿曾在广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两行小字的广告：“鄙人与蒋碧微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哪知登了广告，他仍未能和孙女士共结连理，反倒被孙老先生骂得狗血喷头。再回首时，蒋碧微已是怒火中烧。“回想二十年前，以一个不出闺门的十八岁少女，跟他跑出去到处流浪，共患难，挨贫穷，生儿育女，谁要是不承认我是他太太，他能不感到侮辱？可是他到今天，居然登出脱离‘同居’关系的广告，想就此抹杀自己的责任，其居心，其用计，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艺术家的冲动，可能也未必就到“居心”到“用计”的地步。可事实已就，徐蒋的情感裂痕，已然再下一城，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滑去。
更何况，从南京时期开始，张道藩就一直在她身边，嘘寒问暖，呵护备至。这个游学时代“天狗会”中的三弟，同二哥徐悲鸿的夫人走得很近，蒋碧微之所以在同徐悲鸿的情变中，表现得铿锵有力，我想不能不同张道藩有一定的联系。最起码，他是她情感的避风港，他给她退路，即便离了婚，她也不是无处可去，她已经设计好了下半生的爱情童话。于是，她的叙述中，露出了对画家不屑的口吻，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让她反感。
1941年愚人节前夕，一群朋友聊天，想到徐先生当年的离婚报道，便想趁机开个玩笑。于是，4月1日的《中央日报》上，果然登了这样一条广告：“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兹承吴稚晖张道藩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民国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庆磁器口结婚，国难方殷，诸事从简，特此敬告亲友。”
第二天，蒋碧微立马登了个否认启事：“昨为西俗万愚节，友人徐仲年先生伪借名义，代登结婚启事一则，以资戏弄，此事既属乌有，诚恐淆乱听闻，特此郑重声明。”都是老夫老妻，做这种游戏，固然有朋友撺掇和好的情意在，可蒋碧微未免太过计较，巴巴地去登个否认启事，找心理平衡，寻找情感的高地，大可不必。徐悲鸿的登报启事，是爱情的糊涂，蒋碧微的启事，则多少有点负气。多年共度，她还是不懂得他，她是适合做华丽客厅里的太太，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在人际交往上，她找到了乐趣。而他只是醉心艺术的画家，他需要的，不过只是一个懂他爱他，能与他在艺术的道路共进退的伴侣。
晚年的蒋碧微在回忆录中，前三分之一写“我与悲鸿”，笔调凝冷细密，毫发毕现，其中不乏抱怨。后三分之二写“我与道藩”，大段情书穿插其间，温柔绵软，情深意长，已婚的张道藩在她眼中，是有为的青年政治家（虽然也是画家出身），是潇洒中有其凝重，眉宇间洋溢着飒爽的英气，谈吐中充分流露出睿智与机敏。他服饰高雅，风度翩翩，这些都是苦画家无从比较的。
她与青年政治家恋爱了。她对于他，是充分理解、支持。为了他的政治前途，她情愿做地下情人。他们之间飞鸿不断，情意绵绵，他们的感情，可以追溯到留法时期，她把他当作今生唯一的知己。可在世人看来，这样的恋爱，终究未免俗气，既然真心相爱，为何不敢破釜沉舟，张道藩的权宜之计，损失的，到底还是蒋碧微的利益。
以蒋碧微的个性，她绝不会允许自己的恋爱变成悲剧，在第二段感情中，她始终没把自己放低，拿着端着，她永远做女神状。和道藩几十年的相处，是一场爱情长跑，在这段旅途中，她始终不是他的妻子，他亦不是她名义上的丈夫。在旷日持久的爱情马拉松里，她懂得不确定的重要性——结了婚的可以离，不结婚的才更难断。她和徐悲鸿，是对吵对骂，是标准的冤家。她和张道藩，却是相敬如宾，要说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可也仅仅如此。也许，她只是需要一场恋爱，好让自己有勇气去继续面对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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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深，恨之切，蒋碧微又何尝能忘记徐悲鸿。十八岁那年的出走，夜黑风高，溪水架小桥，她乘着黄包车，按照徐悲鸿的指示的路线，一路狂奔。海明威曾说，二十五岁的时候，能生活在巴黎，是幸运的。蒋碧微得到了这种幸运，巴黎生活虽苦，可到底成就了后来的蒋碧微。没去巴黎之前，她是养在深闺的少女，去了巴黎之后，她性格中的果决才茁壮成长。后来的蒋碧微，谁敢说不是在第一段婚姻中培养出来的。只可惜，徐悲鸿和蒋碧微对待爱情的方式不同。
1945年12月1日，徐悲鸿与蒋碧微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教授宿舍里，进行了隆重的签字离婚仪式。夫妻一场，蒋碧微需要一个郑重的仪式来为自己的婚姻正名（有离婚，必然有结婚，所以不是同居）。到场的人除了律师沈钧儒外，还有不少朋友以及徐蒋的女儿丽丽。蒋碧微办完手续，便搭车直驶重庆。在中国文艺社里，她度过了胜利以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后又去朋友家，打了一夜的牌。
在婚姻的那一霎，蒋碧微不会没有伤痛吧，多少年的恩怨，在纸面上一笔勾销，可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怎能是一纸合约就能清算。蒋碧微打了一夜的牌。这种太太式的发泄，也许正式她缓解伤痛的好办法。可她到底没有掉眼泪。从家庭走出来，走到大千世界里去，蒋碧微已经逐渐懂得了男人的不可靠。恋爱可以谈，生计还是应该自己筹划。所以，在正式走进张道藩的世界之前，她谋求了价值不菲的筹码，她已经为自己的下半辈子，做好了打算。
1949年5月26日，蒋碧微和张道藩在台北团聚，他们找到了渴望依旧的属于他们的孤岛宝岛，可是，这样一个孤岛，真就是爱情的天堂吗？张道藩法国原配素珊和孩子丽莲住在高雄，蒋碧微则住在台北，一南一北遥遥相望，张道藩身夹其中，拉锯战在所难免。
可机巧之处就在于，张道藩与法国之妻的孩子张丽莲，竟是蒋碧微姐姐所生，是蒋碧微安排把外甥女送给素珊抚养的。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解素珊膝下无子的孤苦？还是为了在道藩身边安插一个永久的痕迹？不得而知。
1950年，素珊在高雄港务局工作的姐夫得到机会，转职到澳大利亚东部的法属新卡利多利亚岛工作，素珊便同行去了卡岛，一住就是十年。素珊的移居，在蒋碧微看来，是因为素珊的母亲舍不得外孙女，素珊便也想同行。但不难揣测，素珊的离去，多少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思，她得不到丈夫的心，何苦还痴留台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