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金美清《豁意轩录闻》）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顶着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罪名，连同他的所谓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其他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发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在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上。自当天中午时分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着名小说《药》的经典描写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此前半年清代历史上最着名的那场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书面记录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地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书评家的真面目（2）
2010-2-26 8:37:37 本章字数:1122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钢刀一挥将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把它们一一装上去，技术上的难度无疑是大多了，同时整个过程也很复杂。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们准确地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前面也已经说了，这次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其他要案大案的大批人犯，七横八竖、血肉模糊地叠在一起，谁弄得清啊！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手段。说起来，这也是那时的司法工作者捞外快的一个惯例，彼此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停当，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清代一人犯法，全家同坐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罪犯家属无一能逃脱得了被流放的命运。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他的人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巡）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东北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才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己。“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练的概括。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的灵感。而且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动乱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位遵纪守法、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却一直显得相当的暧昧，至少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对新政府要么公开归顺、邀功争宠，要么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里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像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初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
书评家的真面目（3）
2010-2-26 8:37:38 本章字数:960
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善于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概括尚不足于表现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个人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装作没看到似的，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生平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这样一来，那些原本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与麻烦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所具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今后在试图论述作者生平与思想的任何时刻，都不得不像步入雷区的士兵那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书评家的真面目（4）
2010-2-26 8:37:40 本章字数:1105
书评家的真面目（2）
少年时代的金圣叹出身贫寒，也没有名师指点，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既无家庭背景也缺少贵人相扶、仅靠自己脑子聪明应付过来的书生。由于生平没有画像传世，我们很难想象这位风尘异人小时候是怎样顽皮的一副模样。不过性情狷介，桀骜不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从他十岁入塾读四书五经时无精打采，上课不是打瞌睡就是在桌子底下玩游戏，或者散学后给同学讲段子这些存世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通俗文学仿佛与生俱来的那种投契与热爱。根据可靠记载，他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时的年龄仅只有十一岁。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后，他初次应童子试，其表现就已经像他心仪的那些梁山好汉一样胆大包天、放诞不经。“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后作小诗，讥刺考官”。（王应奎《柳南随笔》）得到的惩罚当然是一次次地落榜。记录在采蘅子《虫鸣漫录》里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那些喜欢探究事物根源的读者，领略到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语言天才。一次县府的教谕和训导--教育局长和副局长--因讨厌金平日的所作所为，故意绕弯子骂人，出了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试题来难难他，让他好好吃点苦头。而金装作什么也不懂，一笑之下欣然命笔：“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辞意间的转圜与张力天衣无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将他的两位考官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至：“学博见之，亦无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类此。”
以上说的都是前朝旧事。在朱明帝国的晚期，金迫于生计，曾在同邑乡绅戴宜甫府中短暂充任过家庭教师。那段时间他的处世面目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放言无忌的儇薄少年，一下子竟成为像《聊斋志异》里的崂山道士那样谈神说鬼、道行无边的资深法师。连钱牧斋在《初学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里，也言之凿凿地说他是慈月宫陈夫人后身。“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姑以钓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谦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邓之诚当年在他所着的《清诗纪事初编》里，为勘破此谜看来也没少动了脑筋。吴中名僧戒昱在戴家作客时，甚至还亲眼看到过金披发闭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笔在沙盘上乱划，声称天台无叶泐法师神灵附身的滑稽场面。对此周作人的评价“少年狡狯”虽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内心深处无可排遣的怀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导致的行为乖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典型的玩世不恭。确实如此，相比于其时大部分江南才子都在秦淮河的妓馆花舫里醉生梦死，金的装神弄鬼总的说来，不过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更荒诞也更刺激的表现形式罢了。
书评家的真面目（5）
2010-2-26 8:37:41 本章字数:1328
从那时起到一六四一年成为着名畅销书作家的近二十年间，在金的个人档案里是个可疑的空白。唯一知道的事实是这期间他早已结婚生子，并以化名正儿八经考中了一名庠生--相当于今天拿了国家工资读书的大学生。新出版的《苏州史纪》一书搜集了不少金成年后的传闻轶事，这些文字为我们提供的金的形象尽管多少有些虚妄，但对那些愿意想象并领略他的风采，尤其是对他犀利的词锋感兴趣的人仍然不无裨益。就像他喜欢的《水浒传》里的重要人物公孙胜一样，在后人的记叙中金被赋予神灵般的智慧与道行。因为他“醉则须眉戟张如猬毛，或掷铁灯檠于地”的豪侠，也因为他在当有人向他请教人生意义时回答“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时的机智。有好几次我禁不住要将金的生活态度与当初唱彻吴地风月场所的艳情小曲《挂枝儿》相比--尽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内容上确实都非常相似。比如入乡随俗，比如不拘形役。“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纳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叙》中为我们描绘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像。用毛泽东时代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善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沿着《讲话》所开辟的光辉文艺道路奋勇前进的作家。如果不是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乱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滩时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应该有他一个不错的位子。
至于很多书中所乐于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计也是在那段婚后慵懒与政治失意的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如在前面提到的曾为才子书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刚好遇上他与一帮哥儿们正在轰饮聚谈。“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在没有迪吧与摇头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逐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关他清醒时的样子以及夜晚的生活，由于鲜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一向也就为人忽略不记。事实上，从他几年后不间断地将精彩纷呈的大部头着作推向市场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其余时间内，他基本维持的还是传统的灯火寒窗的生活--读书与着述。在唱经堂冬夜温暖的炭炉边，或仲春绿阴深锁的书房的窗下，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精神偶像的心灵交流中，他神游千古，笔如涌泉，喜笑怒骂，挥洒自如，那些让读者见一本喜欢一本的大着，变戏法似的被炮制出来--这样的想象与假设，应该不算是一点根据也没有吧！何况将精神面目隐藏在世俗行为背面，原本就是我们这位金先生的拿手好戏。想想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里令孤冲假冒的那个福建泉州参将吴天德，相信对我们准确认识他有莫大帮助。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家伙好酒贪杯，言谈怪诞，浑浑噩噩，高深莫测--确实让人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一个酒鬼呢还是绝顶武林高手。
书评家的真面目（6）
2010-2-26 8:37:43 本章字数:1289
书评家的真面目（3）
当公元一六四一年金在评点本《水浒》里突然以着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并迅速走红，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惊。几年后批本《西厢》的问世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穷愁落魄的酒徒，现在一下成了腰囊颇丰且为传媒注目的人物，其间的革命性变化除了愤时嫉雅的艺术精神和对商业的熟练操弄，也寓示着这位天生语言大师的锋利辨舌，已逐渐厌于对人世的嘲弄，开始将他开玩笑的对象锁定为书中的古人。他一上来就拿《水浒》《西厢》开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跟一向深恶痛绝的、以礼义为基础的中国正统文化对着干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积怨满腹的底层人物，这样的激进姿态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惊惧的思想锋芒加全新的艺术形式，这就是金私下里为自己准备、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秘密武器。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处心积虑发动的这场革命的目标，几乎覆盖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其中既有美学原则关照下对原着的腰斩与增删，也有将总批、读法、序言、眉批与夹批混合使用、滚动操作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独门手法。在某些章回与段落，他甚至经常在叙述到了高潮部分时，让笔触突然中断，转而扯起与此毫不相干的个人日常生活与市井轶闻--一种典型的欲擒故纵与好整以暇，从而令对作者隐私一向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着迷。市场对此反应强烈应该已在意料之中--特别是在南方城市。大众阅读阶层多少年来一直期待这样又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的文学读物出现。但即使是那些钦佩他推崇他的人，对其中明显隐含着的商业意图显然未能察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轻而易举获得的荣誉，认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伤风化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至少当时掌握话语权力的某些成名人物是这么看的。在一个仍然习惯以诗歌成就作为衡量文学才赋惟一标准的时代，金的另类做法遭到来自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冷遇，应该不难理解。他们既妒忌他的成功，又为他愤世嫉俗的大胆作风深感恼火。尤为可恶的是这位言谈放诞、举止粗鲁的市民的儿子竟然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他关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新书的销售程度，以及读者的反应。在苏州、松江、南京、太仓等地的坊间，他前呼后拥、装疯卖傻，任由书贾老板们将他包装成风头正健的畅销书明星，并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坦然接受由此而来的知名度与滚滚钱财。
有关归庄与金圣叹的那场争吵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令人扫兴，犹如几个世纪后作家王朔对他一个同行金庸的攻讦--简直就像是以沙袋作为攻击对手那样的拳击赛。金就是那只沉默的沙袋。《柳南随笔》的作者王应奎在记录当时的情状时使用的笔法十分耐人寻味。“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而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在用相当含蓄的方法表明了自己倾向的同时，又介绍了金的着作在当时几近洛阳纸贵的那种受欢迎程度。先后加入对金作品攻讦的还有尤侗、陆文衡等人。从对来自主流文学的蔑视始终置若罔闻不加辩驳这种奇怪现象来看，作者的内心相当沉着。
书评家的真面目（7）
2010-2-26 8:37:44 本章字数:1171
也许在金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其余一切完全可以不计。在这一点上中间隔着三个世纪的两位金先生的胸襟气度多少有些相似。次年《才子必读古文》的选评出版，再次将金的人气指数推向了高潮。有人看见他在吴地的各种文学集会上频频出现，尖脸秃额、目光如电，生活中的形象与作品里的形象天然合拍。身穿一件襟上袖边到处都是斑斑酒痕的肮脏长衫，怀里揣着鼓囊囊的银包和大叠文稿，妙语如珠，到处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几次被没见过他的人当成某个仗着祖上万贯家产过日子、满身铜臭的乡下土财主。对此金的态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里甚至还视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现的某种戏剧性效果。
评点本《水浒》《西厢》的问世奠定了金在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这方面的里程碑意义恐怕至今无人能及。尽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热门小说提供的启示，金却是这帮人中干得最出色的。在他为自己制定的总题《六大才子书》的系列写作计划中，尚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等历代名着有待完成。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艺术的宏丽和思想上的离经叛道。鲁迅先生当年为讥讽考据派所需，曾将金对前人着作的出色阐述解释为“只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失公允。在我看来，金圣叹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纪手工业萌芽时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朴素、粗犷和朝气。这与袁中郎、王百谷辈的矫情与风雅简直就是两回事情。事实上他自己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里也曾反复强调：“文章最妙，是手写此处，目注彼处”“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这两段话既作为金艺术上的夫子自道，也对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现的澄清。而在包括诗歌在内的其他文学样式上，我们将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看来生动的口语与白描手法非但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他的艺术魄力，反而赋予他作品一种粗犷、野性的力量。被辑录在《唱经堂诗选》里的那些作品先后得到沈德潜、袁枚等诗坛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当年在不同场合也多次提到，对金《西厢》卷首的大文，托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序》，以及唐诗制义里的那些谈诗的短札，他一向是作为最好的散文来看待的。以下这个例子也许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当时在文坛所受重视的程度。金生前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唱经堂唐诗评》一书，而从顺治年间初版的《而庵说唐诗》一书卷首星岩居士梁纬的跋来看，崇拜他的同时代文人确实不少。“余于清人诗话中得金圣叹、徐而庵两先生，其细论唐诗透彻骨髓，则则皆中今人之病，真为紧要之话。”考虑到此人本身名气不小，这样的评价也算得上荣幸之至。据周作人先生后来考证，“星岩本名梁川孟纬，妻名红兰，皆以诗名。”
书评家的真面目（8）
2010-2-26 8:37:45 本章字数:1301
书评家的真面目（4）
入清以后金圣叹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有一段时间里曾经又黯淡了下去，甚至一度还有些难以辨认，我认为这主要出于他主观上试图保持低调的自我设计。包括其批评的对象，也一反往昔的激进与锋芒毕露，开始将兴趣集中在像才子古文、唐诗、时文精选这样的时尚读物上。出版界的鼓动与重金诱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新的政治格局下处世面目的无所适从和试图重新确认。“佳瓷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饭后无事，翻倒敝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静。”虽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旧逋欠文契与碎损佳瓷，是否影射覆灭中的前朝故国，但纪录在《人生三十三快事》里的这些沉痛惊警之论，说没有一点“微言大义”的意思在里头，也是不可能的。同时那段时间里他突然热衷于写诗也并非完全事出无因。考虑到当时我们这位前朝遗民的复杂心情极需寄寓与承载，一向以含蓄蕴藉见长的诗歌形式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最佳选择。
一个知识分子在结束暴政的异族统治面前所持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样，在合作与对抗这一常见的毫无新意的格局中，金为自己选择的方式是既不合作也不对抗--一种纯粹的中立态度。这可以从他《咏陶渊明抚孤松图》的“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和《咏柳》中的“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一例千条与万条”看得出来。与他持同样政治观点的当初似乎还有冒辟疆、余淡心、李渔等江南名士。所幸的是，那时的政府尚不至于像后世的某些朝代那般苛刻。个人的生活习惯与隐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唯一的要求是脑后的辫子--作为某种政治符号和底线。有关他顺治年间的生活情况一向少见记载，除了偶尔发现他去太湖东山孙女婿家的贯华堂读书度假外，大多时间想必都在唱经堂中着述自娱。因为对他来说，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从“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这样的寄兴文字中，好像还是可以知道一些他那时日常生活的片断与情趣。
金圣叹兼有艺术家的天赋与商人的精明，但他显然对仕途功名一向缺少常人所热衷的那种浓厚兴趣。已被学术界考定为出自金伪撰的那篇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前的施耐庵自序，很好地描述了他甲申前后的思想轨迹--提倡闲适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禄。连他取材于《论语》故事的个人笔名圣叹二字，据金的一位资深研究者张国光先生分析，其本意也不外乎“以孔子赞叹的不愿作官的曾点自比”。当然那时除了金以外，出于各种个人因素厌恶科举、梦想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人生成功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像金那样能将艺术与商业加以如此巧妙包装的作家确实非常少见。无论评点杜诗还是编辑学生考试类用书，他都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赢得市场。在明末清初愈来愈看重金钱和物质享乐的文学界，不少人将他的成功视作经典个案，并作为自己膜拜与模仿的对象。比如稍后的张竹坡与李渔。邯郸学步为《姑妄言》写回评的林钝翁。
书评家的真面目（9）
2010-2-26 8:37:47 本章字数:1315
还有乾嘉年间以脂砚斋为首的那一批致力小说评论的落魄文人。至于清代地下政治组织天地会取金批《水浒》序言中“以天地作父母”一语的喻意命名，流谬颇广的《古文观止》无论篇目及评语均照抄金的《才子必读古文》，则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出金的一生于后世的魅力与深远影响。
廖柴舟的《金圣叹先生传》作于十七世纪后期，迄今为止仍然是搜集金的身世资料最详尽的着作。这位虔诚的广东人一生的很多时间被用于寻访金的遗迹，包括收辑着作残稿，遍访亲友，到金的故居苏州憩桥巷周围实地踏勘。他有一种荒谬的个人见解，那就是金之所以有那样超众的才华与见地，全部秘密在于有某种神灵附身。艺术之神通过金的肉身发言与布道，这就是廖试图为我们描绘的荒诞情景。在文中他甚至还给金的死因抹上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其中的一个真假难辨的细节是：“其解杜诗时，自云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以为戒。后以醉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这与尤侗在《艮斋杂记》内所胡说的什么金解读律诗时、“分两截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简直同样荒唐。据邓之诚先生考证，“（尤）侗之诋 为争才子名”。而廖燕是将金视作精神偶像，以至被越缦堂主人李慈铭讥为“瓣香所在，自居何等”的人。在试图探讨金的意外被杀一事的根源时，两人却表现得异口同声，这的确是非常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金的笔力与才情已经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想象。如果不是几年后哭庙案的意外牵连，他也许会象唱经堂窗前那几十株迅速拔高的芭蕉那样，用不可抗逆的浓阴与勃勃生机覆盖他所处的文坛。
将金圣叹与冯梦龙、凌蒙初等其他畅销书炮制者区分开来，是因为金字里行间那种很难为商业气息漫漶的思想光芒。他也不像吴梅村、余怀等人那样，企图通过饮酒品剧、伎乐歌吹这样的世俗享乐忘怀自己的遗民身份。他是喧哗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里最清醒的家伙。无论小说回目前大段大段的议论或诗中的某个用词，都是他人生见解的酣畅表达。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明代的李贽--另一位风尘高人。从两人对《水浒》与《史记》的评价中，确也可以看出只有艺术大师之间才具有的独特眼光和相象之处。
另一位艺术大师李渔同样对金惺惺相惜，尽管这一点多年来罕有人知。在谈到金本《西厢》对戏剧界的贡献时，李曾经这样评价：“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之填词为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闲情偶记》卷三）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作祟的前提下，这样谦卑的恭词，竟然出自一向狂负简傲的李笠翁之口，其中的意义确乎非同寻常。晚清的梁启超甚至以历数生平恨事的方式表达他对金的仰慕并详述其理由：“余于圣叹有三恨矣，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读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想。二恨圣叹未曾自作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记》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先生之批评。”按照这样的推崇备至来看，如果金果真遂梁所愿生于同代，而戌戊变法又能侥幸获得成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样一种推测，那就是梁肯定会力荐金出任新政府首任文化部长。
书评家的真面目（10）
2010-2-26 8:37:48 本章字数:1125
让金圣叹来评点小仲马的《茶花女》会是怎样一番新鲜模样？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奇想，也亏梁启超的政治脑袋想得出来。不过说起来，金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倒还有几分相象之处，除了生前同样未能有足够时间来完成手头的着作，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同样也始终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想想当今的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古龙等无故受到的非议，就不难对金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有深切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六六○年当他偶尔得闻顺治的一番知音之论，要禁不住感从中来，泪流满面。尽管如此，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一个一边对政府冷嘲热讽一边感恩涕零，写下颂词八章的人，该是怎样一副古怪的面目？
书评家的真面目（5）
也许正因为金政治形象的一向诡谲与不易把握，我对他一年后在哭庙案中突然以政治极端分子的面目出现一事，始终抱有深刻的怀疑。在某些论者笔下，他甚至被说成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组织者。同时，由于他名闻天下的文名，作为导火线的那张揭告吴县知县贪赃的疏状，也被理所当然被认为出自他的手笔。对此新出版的《苏州史纪》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金并非此案关键人物、仅仅因为在审理过程中与主事者的同学关系才被牵连，但对金的知名度和社会名流身份，在当时意欲扩大战果、邀功请赏的主办官员眼里的价值。仍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再加上他一向为地方当局所恶的恃才傲世、言谈放任、无视名教礼义等所谓恶习，才有可能对金何以在最后被作为哭庙案首犯处死，家产籍没入官，妻儿流徙辽阳这些惨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然我们已在讨论金的死因，那就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背景与过程吧！对于不明此案真相的那部分读者，这样的精彩回放对帮助他认识中国和历史乃至现实，想必一定有所裨益。首先要进入我们视野的两个关键人物是任维初与朱国治，当时他们的身份分别是苏州吴县知县和江苏巡抚。顺治末年江浙一带由于连年灾歉，加上张煌言、郑成功等前明余部在沿海诸郡的抵抗活动，使国家的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士民缙绅阶层拖欠应缴税粮的情况十分普遍。素有酷吏之名的朱某与任某手里因有朝廷的加急诏令，自然将催讨工作开展得格外如火如荼。但这时被突然曝光的任假公济私、监守自盗一事很快成为当地最令人震惊的新闻，并引起普遍的愤怒。在吴县百姓大多釜炊告绝，儿女啼饥的悲惨状况下，他们的父母官任维初竟有三千余石粮米通过亲信吴行之在苏州的米铺里秘密出售，这是怎样叫人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一场以罢免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于是初显雏形，主事者为苏州府学的一大批热血学生。他们私下集会，制定纲领，反复计划。而几天后顺治的突然崩驾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表演舞台。
书评家的真面目（11）
2010-2-26 8:37:49 本章字数:993
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四日上午，市东郊一向清静的文庙内素幡垂地，哀恸惊天，作为苏、松两郡皇帝灵位的主祭之所，当地自巡抚以下大小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按规定须连续三天在这里哭哭啼啼守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学生代表突然冲进来鸣冤呈揭，要求立即以贪污罪惩治吴县知县任维初。与此同时，他们说动苏州儒学教授（市教育局长）程邑打开树有孔子塑像的文成殿，以传统的对圣人木主哭诉的方式鸣钟击鼓，声泪俱下，阐明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并在短短时间内很快争取到市民学生一千余人的参与。纯粹从政治手腕与组织才能上来看，这些人的策略相当高明，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选择任的上司兼后台江苏巡抚朱国治作为诉求对象，显然是他们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向一个更大的贪官举报一个小的贪官，何况两人的关系又相当暧昧，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在经过短时间的利弊权衡后，朱当即下令以惊动先帝灵位的罪名将为首学生十余人收押在狱，其中甚至还有被指控贪赃的任维初本人--作为某种策略和对民情的抚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金圣叹已出现在被捕者的名单上，或者说他具体卷入了这次流产的学潮。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当时金的真实面目并非台上的演员，而只是一名热心的看客。以同情者的身份挤在人群中关注事件的发展，应该符合我们熟悉的金中年以后的政治性格。
从二月四日事发到四月二十六日金被突然逮捕这八十余天，不妨视作哭庙案的第二幕。主要演员为江苏巡抚朱国治。事实上这整场戏似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尽情表演。一方面，他连夜火速给北京打报告，诬称学生“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摇动人心倡乱，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同时还暗示此事与当时令朝廷震怒的金坛叛逆、镇江失事等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在主审官苏松道台王纪明明已取到任出售赃粮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连夜使人于道（台）处取供改之，即发一牌于任维初，高抬岁月，其略云‘兵饷甚急，多征粮以备不虞。’盖欲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也。”（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样一来，贪污的恶官仿佛川剧变脸般一下成了朝廷的功臣，爱国的学生转瞬间却沦为煽动暴乱的罪犯。等到案情看来已顺利地朝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朱于是开始加紧了对漏网学生的搜捕。这时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苏州府学教授程邑，在他所谓被迫提供的那份名单上，丁观澜、金圣叹的名字赫然在目。
书评家的真面目（12）
2010-2-26 8:37:51 本章字数:1173
程某在哭庙一案中究竟担任了何等角色--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我已有多年。从他自学潮初起之际就给省里写信揭发任维初，以示呼应，并为之四处奔走这些事实来看，显然应该是这场运动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这一点也正是他令朱衔恨的主要理由。好在因为与朱的上司--江浙总督朗廷佐的师生关系，才在后者的庇护下得免报复与株连。但紧接着发生的向官方提供闹事学生名单一事峰回路转，从而使任何打算确认此人在事变中真实立场的努力，再次变得非常困难。对此，我个人的推测是他与金之间可能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考虑到金平素嘲弄礼仪，鄙夷名教，考试中多次胡作非为等放肆行为--对作为当地最高教育长官的程多有得罪--这样的分析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么样，在朱喜出望外获取名单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苏州憩桥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则传闻说他即使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仍然谈笑风生。当时他正在厕所里出恭，执行缉捕命令的公差在厅堂守候。也许“恭”“公”的刚巧谐音给了金灵感并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来就迫不急待笑指着公差对他的朋友们说：“此谓之公人。”还有一则传闻相比之下也许更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临终前所写的那两句诗--是赠给前去探狱的一个朋友矍斋主人的。其时他被收押在南京总督衙门的死牢里已有三月之久。由于自知死期已近，诗中不禁对自己生平的未竟着作满怀担忧与怅恨：“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总算唐诗评点工作的完成让人稍感欣慰，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这些书怎么办呀！）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对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让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就其价值与重要性而言，前者都显然是较后者更值得关心的东西。
书评家的真面目（6）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种令历史学家值得深思的现象。那时正常运转中的国家机器突然出现一种心律紊乱般的恐慌。苏州与湖州由于被确诊为是作为主要发病区的左心室与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钺刀剑在内的各种医疗器械的强行干预。“奏销案”“哭庙案”“庄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发生，刚尝到几年太平盛世甜头的江南士子，转瞬间又吓得如同惊弓之鸟。连吴梅村、冒辟疆、余淡心这样的文坛领袖此后也都主动淡出了公众视线，那些一般的诗人作家更是要么醇酒美人消磨、要么钻进故纸堆里不敢出来。看来，没有比江山的稳固更值得统治者关心和重视的事情了--历史学家其实早就已经这样告诉过我们。在风尘仆仆的古运河两岸，一批批身系囚械被押解进京的缙绅名士就是最生动的说明。衙门开始收缴违禁书籍，各省的文教官员奉命即时检查各类自费出版的文稿。集会结社宣布被取消。我们熟悉的苏州观前街前铺面气派的那些大小书局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在不到一年以前，这里尚以全国最繁华的图书产销中心着称--此时却门可罗雀。
书评家的真面目（13）
2010-2-26 8:37:52 本章字数:1498
金圣叹在此期间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许多年来一直让人同情与惋惜，是因为自始至终笼罩在他身上的那种悲剧色彩--作为一场未遂民主运动的无辜的牺牲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或像余怀、李渔那样生平拥有多位政界朋友，那么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保证他能有机会将评点进行到底并带给读书界更多的惊喜。我甚至还设想过他被捕后设法绕过朱，将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声不错的江浙总督郎廷佐申述，或作为某种权宜之计，请人到程邑处说情、为自己平日的所谓放肆言行表示悔意，设法求得对方的宽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也该去试试。但现存纪录除了提到他初次提审时因在大堂上非常奇怪地哭着喊叫顺治的名字，以至被当场掴了三十记耳光外，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试图为自己的罪名辩驳与开脱。也许在金这样深谙佛理的人看来，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云过眼一样亦真亦幻。“为汲清泉淘钵器，恰逢青鸟吃小虫”，事实上在数年前所作、后来为周作人誉扬不止的《今春》一诗中，他对人生的谵妄与虚无，早就已经作过精彩的描绘并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种纯粹以身饲虎式的大慈大悲，受命定中的一切，可以帮助我们对他入狱后令人困惑的沉默作出精神上的某种解释。
生活在一个由“博学鸿词”（一种破格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文字狱”交替组成的时代里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发出理想的魅力，而作为运转机制的文官集团，却大多由庸才与贪官组成。知识阶层被允许享有包括同性恋、雏妓、经商、做官、学术研究、声色犬马在内的全部自由。一旦他们的目光试图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间抬起来，对循环中的现实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质疑，等待他们的很快就将是另外一种命运。而金圣叹作为这方面一个不幸被选中的代表，将对所有意图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与恐吓的作用--这就是他何以被强派为哭庙案主犯处决背后的真正含意。我们以下还将不无凄然地看到，即使在狱中，金的待遇也并不像后来的文明社会中那样，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犯身份奢望有所改善。虽然据说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但那些年青闹事学生“时当盛夏，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这样的刑罚与虐待，想必他同样也不可能幸免。但那又怎么样呢？金当然不会对这样的小事在意。谁会相信一个不关心自己生命的人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呢？
据可靠记载，金圣叹临终前将事情变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场豪言壮语的另一个版本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喊叫顺治名字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作为自己读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金仍满充满了感遇之情。一个朝廷的拥戴者竟然被朝廷作为它的判逆者处死，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和讽刺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戏剧性效果，几天以后，当他在前面提到过的南京三山街的临时刑场被斩首，他的妻子默默地将他的头捧在手上，他的儿子、两个女儿哭叫着在人堆搜寻着他的尸身。在素有火炉之称的这座南方城市夏日灼热的阳光下，他的头颅仿佛一个盛放冰火两种极端物质的精美的容器，又像是为现实光线所勾勒的一团浓重、复杂的阴影。我们看见上面的须眉与皮肤，半白的鬓发、满脸的血污、与脖子连接部分切割后所形成的犹如灿烂花朵般的横截面、眼中的安祥之光，仿佛还在口吐珠玉的微笑的嘴唇。我们甚至还看见隐现在他头颅内部的思想的锋芒和智慧的莲座。当然，对由上述这一切所构成的他一生中的真正面目，尽管观察了很久--非常遗憾--最终我们似乎还是没有能够看清。
两个板桥（1）
2010-2-26 8:37:54 本章字数:1159
两个板桥（1）
多年以来，郑板桥郑燮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现在他生前手订的那部全集里，也凸现在他那些以竹兰梅自喻的线条夸张的书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间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艺术作派，更使他在两个世纪后的那些崇扬阶级斗争的文学史编撰者眼里，获得了广泛的青睐。而且，作为一名出身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小县作家，又身处经学大师、天才诗人辈出的雍乾王朝，要在当时宛如现在的彩票市场、证券交易所那样闹哄哄的文坛崭露头角，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并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势，更有意思的是他仿佛川剧名角似的能同时以清官、狎客、画廊老板、风月闲人等多种面目出现，并始终在它的中间隐匿自己真实的暧昧的面庞。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初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太平盛世，郑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谓关心民瘼的诗词，诸如《孤儿行》《逃荒行》之类。而事后，他瘦小、佝偻的身影可能立刻就会出现在扬州盐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腻的床上。他的成功在于他发出的这些声音虽然矫情而突兀，且不无政治功利，但在当时的文学大合唱中却因过于刺耳从而显得不同凡响，并穿越书页与时光最终抵达我们的耳边。由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向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恶习，于是他被目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躺在文学史上接受后人的敬仰。只要我们的批评家将作家分门归类的惰性思维有一天不改变，这种敬仰看来还得继续沿袭下去。
在那个由南方士子统治文坛的时代，郑生于江苏兴化的事实显然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先天的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简单，五十岁以前一直以苦读与卖画打发日子，其间除去过两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台局限于他的家乡扬州一带。既无名师传授，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才气与天赋，因此终其一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子以外，得不到他自以为应该得到的重视与推举，倒也不能说是怎么委曲了他。如果我们有兴趣查一查他的朋友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些和他一样靠自学成才，疏狂放诞，后来终于混出几分名堂来的文艺青年。四十四岁中进士应该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这得益于他对时文和制艺（考试大纲）的钻研，以及通宵达旦、下死功夫复习的本领。这种本领即使今天我们在贫困地区发狠考大学的农村穷孩子身上仍然不难见到。这以后他在山东的范县与潍县做了大约十二年的县太爷，然后又回到扬州卖画，并于十年后在那里去世。他的简历中至少有两处地方因语焉不详以至不免令人微有疑惑：一是他乾隆元年的赐进士出身到乾隆七年实授山东范县知县，中间当了六年多的空头进士，甚至连个混饭的都中闲职也没有，这在清代的职官制度上并不多见。二是有关他一七六五年逝世的记载年谱里可以详细到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但于死因却过于珍吝笔墨以至没留下半点记载。
两个板桥（2）
2010-2-26 8:37:55 本章字数:996
与他的同时代作家相比，郑显然是一个复杂、矫饰、颇有城府，并且因爱说大话、言行相悖，因而总让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家伙。长期以来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声誉，不仅因为他的才华，还在于有关他作为一个时代叛逆者形象的种种轶事传闻。从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热衷于自我标榜道德情操的同时，身影却在扬州世俗的灯红酒绿间醉生梦死。而这个一到知县任上就将怜才爱士挂在嘴边的人，一旦心情不好时遇有读书人有事上谒，居然会作出“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捽头黔面驱之出”（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关于他六十一岁那年的被罢官，竟然也可以有“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与“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呵斥”（蒋宝龄《墨林今话》）两种内容与性质都完全不同的版本。至于他平日好骂名流而又附庸名流，抨击权贵而又阿谀权贵诸种事实，更在不可枚举之列。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难以释怀的困惑与尴尬：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
两个板桥（2）
兴化是清代属高邮州管辖的一个颇具几分水乡情调的小县。公元一六九三年，当心高气傲的郑板桥出生在城东鹦鹉桥与杏花楼一带的汪头时，父亲郑之本的现实身份只是当地的一名三家村塾师，家里穷得丁当响不说，甚至连炊釜也常常告罄。郑三岁时母亲汪氏的病故对这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郑发迹后对早年的回忆侧重于叹穷叫苦而少具体描述，我们无法知道那些年代他们一家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仅从诗中偶露鳞爪的一些零言片语，依稀得知童年的郑由一个名叫费乳娘的邻居女人带大，并在父亲的私塾里完成了最初的学业。教他学习填词的老师是县里的一名老秀才陆种言先生。还有两件生活方面的大事是尿床和爱吃黄桥烧饼。在他三十岁父亲逝世前后，甚至他本人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教师。多年以后当他在山东做官，回忆自己当初的苜蓿生活，曾有“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名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这样深沉的感叹。
两个板桥（3）
2010-2-26 8:37:56 本章字数:1091
三十岁以后郑板桥到了扬州--出于愤怒和贫困生活的两重压迫，其情景完全相当于今天中国内地自觉怀才不遇的大学生到深圳打工。十八世纪前期的扬州由于盛产“瘦马”、盐商、文化经纪人、寺庙与风月，加上又是权势熏天的两淮都转运使衙门的所在地，（中央政府管理江南盐政的最高行政机构）其繁华富奢之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一大批落拓不羁、风流自命的才子、诗人、画家、骨董贩子、风水鉴赏师什么的于是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集在那里不亦乐乎地打秋风、吃白食、索赠请托，鬻画卖字。根据《扬州画苑录》的作者汪鋆后来统计，当时扬州城里光有点名气的画家就有五百余人，他们中的皎皎者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黄慎等，加上稍后也欣然加入这一行的郑板桥、李方膺与罗两峰。由于作品风格以及生平事迹的某种相似性，“扬州八怪”云云也就成了后人对这些商品经济中游刃有余的风云人物的一个特殊称谓。很多论者习惯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在我看来未免过于天真。要知道当时的需方市场主要由权宦、贪官、娱乐业老板、暴富的盐商、附庸风雅的巨贾豪绅等所形成，艺术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只是一种体面的装饰。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机敏人物喜欢胸佩一枚据云出自郑手笔的“难得糊涂”的徽章招摇过市一样，当年把持扬州政纲的这些恶俗势力的代表，也非常希望能有高雅的书画来点缀他们糜烂、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的首选对象无疑就是象征清高人格力量的竹、梅、兰一类的风雅之作，而且构图愈怪、线条愈奇则出价越高。在商品经济中，市场需求总是代表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八怪”中除当过宫廷画师的李鱓会画几笔仕女，罗聘、黄慎偶尔也画些鬼神外，其余几乎大都以铁棒磨成针的功夫在所谓“岁寒三友”身上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其情景颇似浙南、广东沿海地区那些几十家开在一起，生产同一产品的家庭作坊。诚然，同行间的竞争与相互启发，也是促进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得到最大发挥的一个良性动力。
尽管青年郑板桥一向神往前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豪迈风采，但事实上他当初去扬州时腰间揣的却只是两个又冷又硬的黄桥烧饼，而且四顾茫然，唯一的投靠对象是一个在一所破庙里当和尚的族父。我怀疑他当初于书画一道不过稍会涂抹几笔而已，至少在他现存的题识文字中找不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仅仅出于父殁子亡、生计无依的现实悲剧，其次是风闻淮上巨贾出手豪绰，对落魄才子动辄以大把银子相赠，加上自己崇敬的同乡艺术家李复堂听说在那里也混得不错。这种种理由已足够让一个绝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并且有理由在旅途中对未来充满奇妙的想象。但扬州很快让这个自以为是的淘金者尝到了理想破灭的苦涩。
两个板桥（4）
2010-2-26 8:37:58 本章字数:980
金钱在任何时代都是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条件是交换。让势利、精明的扬州盐商对一个既无名气又无作品的小县秀才青眼另加，怎么说也不现实。郑的机灵与练达在这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得益于多年来底层生活的磨练。他当即赶往北京找到早几年已在那里充当皇帝私人画师的李鱓，并以同乡和崇拜者的身份，好不容易弄到了李的几封荐书。重回扬州难免让郑产生今非昔比、躇踌自得的感觉，他下榻于城中金农住过的天宁寺里，并很快与汪勤斋、黄瘿瓢等着名画家交上了朋友。虽说当时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觉预测到书画一行在这座新兴商业城市里的广阔前景，但由于一时还拿不出手，只好一边苦读制艺为会试做准备，一边坚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词干谒豪门与公卿。数年以后，当意外的成功从天而降，整个扬州都将为自己当初对这个容貌丑陋的外地小伙子的轻视而感到羞愧。也不知他使用了什么法儿，竟使得一个程姓徽商慷慨出手，一下子就捧出千金相赠。相比于他晚年名气最大时一幅扇面或斗方的润资也仅须碎银五钱，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应该不难想象。正是这笔可观的馈赠使郑的人生迅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开始移居镇江焦山别峰庵中静心复习迎考，并于次年侥幸中了进士。同时，他带有编年体式的自编全集里的内容，也相映成趣地从昔日的嗟贫叹穷，讥时讽世，逐渐转入对风月以及声色犬马的关注与描述。扬州对郑板桥一生的名山事业事实上起到了某种催生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即使我们略去程羽宸的一千两银子不计，他的艺术和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那里清丽的山水与文化的力量。这就使得他后来在山东潍县任上对淮扬商贾不遗余力的抨击，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后来被从全集中偷偷删去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中，他突然以道德扞卫者的标准形象出现，感慨“凡米盐舩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此前在写给堂弟郑墨的信中，自觉已成为政界人物的郑同样愤激于“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这样在他看来简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文坛状况。（《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数年以后，突然被罢官的郑荷笔彷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成为那里听气候于商人，写字作画，满街名士中的光荣的一员。
两个板桥（5）
2010-2-26 8:37:59 本章字数:1165
两个板桥（3）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间郑板桥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机在江南的几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飞来飞去。那时他的现实身份已是“赐进士出身”，却令人沮丧地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当然希望立刻弄到实授。设计中的方略仍然是通过对江浙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献诗--恭维加自我推荐--这样毫无新意的公式。他诗集里的一大批谄媚之作即集中写于此时，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几年以后当他在维县县署中为诗歌界的恶俗痛心疾首，认为“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时，显然已经忘了当初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顶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终都能保持从容的态度与恬然的心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可能还要提到。这里有一个特殊人物必须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郑板桥诗中谦恭有加的都转运使卢公--即乾隆初年扬州政界商界的领袖人物--两淮都转运使卢见曾。这个被袁枚戏称为卢矮子的家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加上又身处财富与权势的中心，其对四方穷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于清廷的盐政像今天的烟草一样采用严格的专卖制度，官督商销，从沿海产区运往内地，其中的利润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转运使大人就是掌握盐引（食盐专卖证），权势熏天，想让谁发财就让谁发财的那个人。商人们手携珠宝与美妓整天围绕着他的情景，如同一群饿犬围绕着一块肥肉，而朝中大佬因为每年都指望他丰厚的“炭敬”和“冰敬”，与他的关系自然也就非同寻常。以至这个职位在后世的经济学家眼里，被视为官僚资本、商业资本黑箱运作的一个典范。打秋风的文人墨客在考虑对象时往往也视此为首选，何况慨然以一代宗师自命的卢矮子以及稍后的曾宾谷风雅的生性，使他们对有求者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这个从三品官职年俸银一百三十两的区区收入，要支持这样体面豪奢的生活显然非常困难。受贿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于是也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主要手段。可怜的卢矮子后来终因江南盐政案的全面爆发而伏诛。继任者曾宾谷的下场自然也同样倒霉。“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清诗纪事》第十四册）此事后来被龚自珍写入他那着名的《咏史》一诗，其中除郁达夫先生所激赏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以外，尚有“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贫狎客操全算，团扇才子踞上游”云云，俨然一副扬州政治、商业、文化的众生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人生中的真实嘴脸，应该找不到比扬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两个板桥（6）
2010-2-26 8:38:00 本章字数:1080
郑板桥上诗一事发生在卢刚到扬州上任后不久，在这满纸谀词的四首律诗中，为了求得卢的力荐，竟然将他比作是王昌龄、李白和杜甫，同时又毫不客气地吹捧了一通卢的父亲以及家世的清德，然后才婉转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不幸现状。最后又突然笔走边锋，以退为进，自称“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其精义完全符合司空图论诗所要求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巴结其他权贵人物时，郑使用的大致也是这种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愿以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寻常诗才还不足以引起这些南方政界权要的重视，二是卢当时适逢朝廷突然检查财务，惊恐不安，以至无暇他顾。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等待与失望后，郑只好又跑到北京去另找门路。神通广大的李复堂为他引见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其间，也不知郑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讨得了这位小他近二十岁的王爷的欢心，仅半年不到，一顶山东范县知县的乌纱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见这个堂堂七品正职对多年来一直担任乡村教师兼流浪画家，尝尽穷愁滋味的郑的重要意义。在当年由郑亲自手写刀刻，承揽全部出版活计，并为之撰写跋文的慎郡王的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堂诗草》中，显然出于感恩戴德的理由，郑一口气拉来五位唐代大师加一位宋代名将--杜甫、韩愈、王维、杜牧与韦应物，还有岳飞--来形容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诗歌爱好者的艺术成就。（“英伟俊拔之气，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韦□□。□□清远之态，似王摩诘。沉□□□□□，似杜少陵、韩退之。”“紫琼道人深得读书三昧，便有一种不可羁勒之处。试读其诗，如岳鹏举将兵，随方布阵，缘地结营，不必武侯八阵图矣。”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原文有脱字。）就算我们不去过多指责这种所谓评论骨子里的谄媚与不负责任，甚至相信他当初写作态度的真诚--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报答自己的恩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后他对别人巴结豪门、挟权贵自重的鄙夷和愤怒呢？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那就是，当我们对擅长搞政治的那位郑板桥的了解越深，我们和传统印象中的那位搞艺术的郑板桥的距离也就越远。任何推崇他的人都乐于举出他的清正与骨气作为立论依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像画在纸上的那些自我标榜清高的梅兰竹之类一样，根本经不住现实风雨的淫浸与吹打。郑板桥对今天的文学史家的意义显然在于他用文字为自己塑造的那个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个比方，他善于让我们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满身污泥的藕节--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板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郑板桥一生被迫充当的只是它们之间的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两个板桥（7）
2010-2-26 8:38:02 本章字数:979
两个板桥（4）
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后，迫不及待所干的一件事就是出版自己的诗集。要此之前他已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曾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遗憾的是一向以愤世嫉俗着称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变本加厉、以一身而两兼之。（语见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多少风月与色情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于五年后死去），而他去世的原配徐氏生前就在那里、携带两个女儿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这样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已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考量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因为《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这样的说法。（典出清初袁箨庵事，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但问题是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师李复堂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滕县由于风雅过度，最终惹出了大祸，甚至还以渎职罪吃了几年官司。完全出于矫枉过正的目的，郑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重新选择的角色是勤政爱民。当时适逢黄河发大水，刚调任潍县不久的郑急于建立功绩，不经请示 就启动国家粮食储备赈济邻县灾民。好在他当时的上司同样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这事也就糊里糊涂过去了。
两个板桥（8）
2010-2-26 8:38:03 本章字数:1194
几年后黄河继续发大水，郑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强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令其平粜。”（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钱的那一方怎样含冤受屈，也一定会非输掉官司不可。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拍案大骂，驮钱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捽头黔面驱之出”这样可怕的程度。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据称有贤政之名的县令，而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极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的农民出身所发自本能的对中产阶级的憎恶，至此终于发展到了顶点。因此，由于士绅阶层的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满所直接导致他的被免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连上引《国朝耆献类征》一书作者法坤宏为他所作的小传中，也说他“臧否人物，无所顾忌……而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不能否认郑板桥的偏激政令所带给当地老百姓的实惠与好处，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传记里津津乐道的“潍人戴德，为立祠”这样的美誉。（《咸丰兴化县志》卷八）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长官行事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他个人的人生中也是失败的。至于说他离任时因将宦俸都捐给了地方，以至皮夹子掏不出一分钱，行李箱里也只有几本书而已，对这种矫情的说法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支付长年累月的狎嫖费用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新屋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五十两白银。考虑到清代七品官职每年几十两银子的俸入，这样的开销也已经不算太小。然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在致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又在大骂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好在我们现在对两个板桥的不同嘴脸多少已有了一点认识，因此面对这样的尴尬事实，过于吃惊或过于感慨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以前了解这一点，并认识到人生的复杂与多义--不管他是一位公认的历史名人或身边的某个现实人物。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说他的全集了，因为这也可看作是他山东十年为宦收获的一部分。我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仿佛一个光怪陆离的跳蚤市场、或者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城的某些杂七杂八的时装模特展览。世俗者的自鸣清高可能是它的一个主要基调，而愤世与随俗，穷酸和摆阔，炫耀风月以及关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杂在一起，仿佛黄金与瓦砾被置放在同一货柜上出售。当然这中间还要加上一点半通不通的学问和几分机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评他的同行，同时自己又不停地继续这么干，显然是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样热衷于说话、以至他的抒情主体在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威胁以前，彼此之间往往自己先吵了起来。
两个板桥（9）
2010-2-26 8:38:05 本章字数:1151
家书十六通在我看来就像读雷锋日记，或听一个领导在讲台滔滔不绝作报告，不允许有任何驳诘--因为经不起驳诘，因此唯一的听众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与咏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陈。前者不过将李鱓叔祖壶庵道人李沂的诗拿来略作改动，就归入了自己名下，而后者如闻盲师说鼓词--仅仅对事件作某种故作高深的复述，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如《绍兴》中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两句，就算我们不论其立意上对文徵明《满江红》的拙劣仿袭，就文字与语感而言，较前作“千载休言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之蕴藉惊警，相去又何止千里！
对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进行明显超出常规界限的模仿，这是我接着要谈到的郑诗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且因为数量不是一首两首，理应引起我们的职业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他的题画诗作为他诗艺与思想特色的综合体现，一向为后代的推崇者所嘉许。但只要我们的阅读工作稍微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他的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农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的影子，题兰诗“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也像是金农题兰诗“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另外一个版本。难怪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里要说他：“……以步青藤，而描画不成，丑怪百出。其论诗曰：宋以后无诗，近之金寿门，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类此”。由此看来，倒也不是完全事出无因。同样，我们也发现蒋心余赠他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一诗，才到手就被他现炒现卖，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当点心”一句，更是将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略作改动就拿来用上。诗学天赋的匮乏可能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另外阅读视野上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郑主张一生只读四书、六经、韩文、杜诗，余无足观）也局限了他的想象力和知识结构。生在远非法制社会的清王朝在今天看来还是郑的一大幸事，因为这不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着作权诉讼的麻烦，同时也用不到像刘心武先生那样在公众面前丢乖露丑，面对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诘责，机关算尽，不得已编撰出“梦中得句”这样的现实神话来。
当然据此断言郑不会写诗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艳情之作--多半是长短句，某些作品的题跋，以及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几首题画名篇，加上我个人喜爱的他的早期作品《扬州》四首，《维坊竹枝词》和《燕京杂诗》，还多少有点意思。但问题是一个江苏省的二流诗人，由于笔下稍涉民间痛痒，以至身价百倍，在今天读者中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领袖当时诗坛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黄仲则、厉樊榭等同代杰出诗人，除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坠落为政治批评，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两个板桥（10）
2010-2-26 8:38:06 本章字数:1324
所幸这种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扭转过来，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对郑的评价中我们听到了“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这样久违的声音。
两个板桥（5）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并没有如当初与李复堂约定的那样立刻返回扬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显得相当苍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净寺里。这当然又是金钱的力量--拿了定金为杭州太守吴作哲作画。他甚至还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为地主兼中介者的乌程知县孙升，说起来还是他的一个昔日对头。但面对银子与免费招待的诱惑，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不妨又“难得糊涂”了一回。“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在客居期间寄回兴化老家的信札里，他这样兴冲冲告诉他的堂弟，并随信先捎回了三十两银子--作为这趟典型的“秋风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我发现他在信中还充分展示了他的会计才能，如果那时也能考级的话，一个中级职称估计是少不了他的。“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当然这封信函连同此行为孙某作的两首祝寿诗（诗中将自己与孙比作苏东坡和苏的朋友贾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为慎郡王诗集撰的肉麻跋文这样的文字，在他亲手编定的全集里你是读不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诗集的自序里要恶狠狠地警告“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的全部精义所在。（《后刻诗序》）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两个板桥的龃龉与冲突中，他之所以总是毫无原则地倾向于其中的风雅者，不仅因为艺术审美方面的某种功利与盲视，他一贯张扬的道德姿态也总使他显得相当被动，无可奈何之余，只能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名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写的道情，新安有个姓曹的举人曾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还有个叫吴其相的盐贩子，没什么文化，长得也丑，但能背他的《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朝中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等等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的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板桥自叙》）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
两个板桥（11）
2010-2-26 8:38:08 本章字数:1582
（《后刻诗序》）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着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包括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主人有三绝，曰画，曰诗，曰字。世人皆谓诗高于画，燮独谓画高于诗，诗高于字。”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许就显得相当有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 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　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蒋敦复《随园轶事》）
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来好好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多年来一直令郑眼红心热。虽说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但彼此在名气、地位和经济上的差距，又何止是一两个档次？加上在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比如郑一生时常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哀王孙》《秋兴》八首诸篇等置于嘴边不离须臾，而袁却坦陈不喜欢杜甫的诗，并引明人林贞恒的观点来说明自己不喜欢的理由，认为“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痛而呻矣。”但纯粹的艺术之争何以会上升为对品行与人格的攻讦？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应该由郑--即作为道德老师的郑--来作出回答。台静农先生当年偶然从《批本随园诗话》得到郑板桥、赵翼作文攻击袁枚的线索，深感兴趣，后来他在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好不容易找到了赵的《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一文，而始终以郑文无处觅迹为憾事。（台静农《随园故事抄》，见《龙坡杂文》）他当然不会想到郑当时所作的其实系诗非文，而且匿去标题--这就是今天仍然列于全集里的那两首《偶然作》。“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着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刻薄的笔调，阴暗的心理，难以抑止的愤怒与怨气，仿佛有意要为钱钟书先生讨论袁与他同时代人关系时所断言的“子才……盛名之下，占尽韵事，宜同时诸生，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提供一个绝妙的注脚。
两个板桥（12）
2010-2-26 8:38:09 本章字数:1356
（《谈艺录》）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当两人在扬州卢矮子的官署里意外相遇，戏剧性的一幕立刻开始上演了。当时卢涉嫌贪污一案经上下打点及亲家纪晓岚力保后，已脱去干系，风风火火赶回扬州继续当他的两淮转运使兼诗坛领袖。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风雅人物--自然包括郑板桥在内--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来投奔门下。是年卢发起的一个叫做红桥修禊的征诗大会，和韵者竟有七千余人之多。也正是在这次盛会的席间，当郑见卢对袁异乎寻常的礼敬，另一个板桥--作为生活隐型人的板桥一一立刻就粉墨登场了。据袁后来回忆，当时郑满脸肃穆，声音哽咽，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风闻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从中来，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场。言下之意当然是为中国诗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痛不欲生。郑板桥那天还对他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几人”，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意味。可以想见，当时年近古稀的郑对袁说这些话时后者心里的感动。于是彼此赠诗，互有恭维。袁枚写的那首就是现在编入《小仓山房诗集》中的《投郑板桥明府》，郑板桥的却在重订时删去了其中谀词，仅存“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当然，郑并非头一次干这样的事情。当年他上诗卢雅雨求官，后因不遂其欲，加上卢矮子又谪戍塞外，于是其中“龙标格韵青莲笔”一句在后来结集出版时，也就理所当然要降格为“清词颇似王摩诘”了。
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的几个钱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州湖州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捎回去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很难得地见到郑自己对此倒也并不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朗，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听后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两个板桥（6）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乔装贩夫牧竖，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进，才终于弄到了手云云。但这些商业炒作带来的的负面效应是：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前来求字索画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大多都是开口白要或以微薄礼品权充润资。这个可怜的打秋风的老手，现在总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两个板桥（13）
2010-2-26 8:38:11 本章字数:1348
但郑的练达与精明使他有足够的方法应付一切，于是，一张惊世骇俗的告示很快出现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凤楼的大门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不能赔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一一这就是那张仿明人戴易的《板桥润格》出笼的动机与背景。至于非要将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视为艺林美谈，则完全出自后代不识世味酸辛者的附会与误读。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似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年轻时瞎了一只眼睛、现在连另一只也瞎了，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出租房里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趁热打铁在那里暂时呆了下来。黄慎回老家福建住了一阵，终因在大城市里热闹惯了，呆不住，干脆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不再像以前这样自由自在。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还去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蓦然回首，这一瞬间他将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无，它们开始渐渐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宣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杭州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及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打算为自己的世俗人生预先安排后事了。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在上面，他认认真真题了一首诗：“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已有些为时过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被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像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柳亚子的牢骚（1）
2010-2-26 8:38:12 本章字数:1179
柳亚子的牢骚（1）
十七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苏州文化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虎丘山塘右侧以义烈着称的张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吴中着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在这里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柳安如的吴江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政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南社的纯粹文学组织，会在本世纪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画舫前往虎丘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者叫柳慰高，后改名柳亚子-一尚一连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冯春航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文人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柳亚子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着称的郭沫若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柳亚子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学社团，一跃而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知识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毛以及党内同人对柳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抗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党外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柳不仅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被朝野视为民主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中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文化名人--这就是也许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北京解放，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建国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毛泽东却明确告诉他：牢骚太盛防肠断！ 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那首和毛《沁园春》词中“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柳亚子的牢骚（2）
2010-2-26 8:38:13 本章字数:1127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苏州张公祠初创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诗歌写作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书记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编辑、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柳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柳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革命同志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南社纪略》一书里，柳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孙中山总统府、想担任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蒋介石冷遇就向蒋宣战、共产党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诗毛泽东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定庵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柳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文人们不啻一帖猛药。
古镇黎里与北面一个同样古朴的市镇同里相映成趣地坐落在三一八国道的两侧。即使以汽车时代的速度而论，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需车主以一百码的车速开上约三十来分钟方可抵达。而另一座海滨小城金山则相距更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或政治史上，这三处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出于地理学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领袖人物--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分别出生于上述地点，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将它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让人纳闷与意外的恐怕还有柳的突然成名，因为在南社成立以前，这位后来历官三朝，名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教书匠的的儿子，身材矮胖，双目近视，而且还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骄傲的也许只有十六岁当年所侥幸考取的那名秀才，这使他有机会在县城松陵结识了同样前来应试的陈去病与金天翮，并从此眼界始开。
柳亚子的牢骚（3）
2010-2-26 8:38:21 本章字数:1176
次年由陈介绍加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并与蔡元培、邹容等民初风云人物有幸相识，不妨视作是文学家柳亚子向政治家柳亚子所迈出的第一步。当时年方十七、自称维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里藏着拟上清帝光绪的万言书和用肥皂自制炸弹的秘方，言词激烈；行为乖张，私下里的打算却因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伺机在沪上的时新女校里找一位才貌双全的新潮女性做老婆，而且鞋子尺寸必须三十七码以上。虽说当年秋天他最终还是迫于母命与同乡郑佩宜女士订婚，但据南社旧人郑逸梅先生晚年回忆，那几年柳在上海确实跟一个叫史冰鉴的松江女子有过一番情感上的经历。细心阅读他的全集，在年轻时写给某位要好朋友的信中，也曾有“我生命史中最热烈的一段，就是在闸北的情形”这样的表述，可见对这一点他自己其实也并不想否认。这里提到的闸北为当时全国着名的上海爱国女校所在地，柳的表姐兼生平知己、后来在南京殉难的才女张秋石曾求学其中，而史为张的同学兼密友。“张娘妩媚史娘憨，复壁摇赐永夜谈。白练青溪厄阳九，朱栏红药护春三”，保存在《磨剑室诗集》内这惟一的艳体，依稀可辨认出几分当时的旖旎风光。当然，在正式出版的柳身后的各种传记里，这样的情史你肯定是读不到的。同时，这一事件似乎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柳的倔强与倨傲一向为世称道，但在外力的强大作用下，有时似乎也会委曲求全，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与让步。如果我们将这次婚事上的屈服与多年后与毛泽东在北京的冲突结合起来观察，虽然性质全然有别，但其中某些性格特征与情感上的相似之处相信还是不难找到。
从上海回来到南社成立前热血耿耿的五年间，刚投身政治、以双料革命家自命的青年柳亚子，却是以新婚丈夫和业余作者的身份在家乡黎里的沉闷空气里度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参与撰稿的《苏报》因言论过激被突然查封，以及他的师长章太炎、邹容等因此事先后被捕入狱。加上其时中国教育会与柳就学的爱国学社又不甘寂寞地闹起了内讧。暂回家中避避风头，静观事态变化，于是也就成为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其间数度往返苏、沪之间，广交同志朋友，撰写报刊专栏，搜罗乡邦文献，参加各类名目新奇的组织，甚至兴致勃勃拜职业革命家陶成章为师学习催眠术。头脑狂热，兴趣广泛，作为这方面的高潮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在黄浦江边的一条豪华外轮上，他由人领着去拜见了秘密回国的流亡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尽管事后找不到柳个人方面的任何纪录，比如感想、细节、印象、交谈内容等，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见肯定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今天参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的心思缜密的游客，想必仍然可以在磨剑室的案头发现那尊小小的孙的半身铜像。如果你向讲解员打听它的历史，我想她也许很乐意告诉你，自一九○六年秋天柳初次拜谒孙回来以后，这尊铜像就一直被置放在他的案头。
柳亚子的牢骚（4）
2010-2-26 8:38:22 本章字数:1076
孙当然不是柳惟一崇拜的政治偶像。这个长期闭塞乡间的少年秀才当时犹如一个扑在万花筒的圆孔内留恋忘返的孩子。新时代的画卷在他视线里神奇地展开，挟带着风雷与漫天飞舞的霞光。从卢梭、王尔德、保罗，到马克思和列宁，还有国人中的梁启超和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似乎都在柳个人的政治星空先后闪耀并焕发出浪漫的持久的光芒。他对古代的卓越人物如严子陵、王粲、贾谊等也一直怀有由衷的敬意。尽管如此，如果谁为柳的虔诚与虚心感动、进而认为这是一个谦逊的青年，那他显然将被证明过于天真。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实来看，一生自命不凡、心雄万夫的柳当时差不多是以一种引为同类、惺惺相惜的态度来接受这些非凡人物的。全国柳亚子研究会的印学专家们或许还乐于从他们的专业角度举证：在柳身后遗下的满满两抽屉印石图章里，随手捡拾几枚就能找出像“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佯狂屈正则（原）”“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样狂言无羁，自高自大的例子。正是后者的大言煌煌甚至在柳身后还为人衔恨以至风波陡起，并将一顶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他的精神躯体一一这就是一九六六年震惊中国政界的反动印章案。所幸其时长眠地下的柳亚子已看不到听不到这一切了，不然其间的风风雨雨，想来绝非牢骚二字可以了得。
柳亚子的牢骚（2）
分湖位于黎里镇的西面，在柳十二岁随父迁往镇上的周寿恩堂暂居以前，他们全家一直居住在湖边大胜村东头的那幢祖传老宅里。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盖，作为这座景物秀美、民风淳朴的水乡小村最显着的标志。在柳亚子的个人词典里，也许门前后来曾被他比作严子陵富春江的分湖，无论从内涵与外延上来看都应该是相当复杂的概念。比如说，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称，又是家乡文化的缩影与象征，在政治上又时常被用来形容某种与仕途腾达对立的人生状态。甚至还可干脆看作是文坛上大大有名的柳牌牢骚的别称和广告标识。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当我们素怀经国济世大志的诗人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时，扬言隐居分湖便作为某种精神要胁或向对方开出谈判条件出现在他笔下。民国元年他应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总理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因孙未能赏识他自矜的政治才具，上班未满三天便拂袖而去，所留下的纪事诗里就曾明确表示了“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这样的意思。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春的北京，满心打算羽扇纶巾辅助共产党坐天下的柳因仅被授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闲职，当即上书毛泽东表示不满，并声称“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柳亚子的牢骚（5）
2010-2-26 8:38:23 本章字数:1175
事后看来其政治目光同样也相当近视的柳当时俨然视毛为自己的学生兼密友，他似乎又将他一向得心应手的对付孙中山蒋介石的那套玩法拿了出来，结果却被证明犯下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还是在加入中国教育会，读书写作、在同辈间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时期，柳后来言词激烈，思想极端的性格缺陷事实上早已暴露得相当充分，并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试。当时他好像特别热衷与他的朋友们谈论暴力问题和各种舶来主义。结结巴巴的嗓音犹如乡镇节日的鞭炮声，炸响在分湖深秋或初春那些沉闷的夜晚。而短小、精干的躯体却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给尚淫浸在漫漫长夜中的二十世纪初的江南小镇带来最初的曙色。是的，柳亚子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没遮拦的言词风格，确实天生具有某种与火焰性质相同的内涵与外形，这一点不仅为他的朋友，甚至为他的敌人所乐于承认。然而，由于他的理智无法为他的身体在内部安装一个必要的控制枢纽，这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在给别人送去温暖与热情的同时，有时也时常会因火势过猛或温度太高，从而产生不必要的伤害。例如南社同人汪旭初就曾记有一段他与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柳）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诸葛亮）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着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相比汪的先誉后毁，诗人、古文名家林庚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林庚白参加南社，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郑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亚子》）
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南社、并出任首任书记，是柳亚子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苏州虎丘效仿复社前辈风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尽管山塘的画舫笙歌与分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中国文人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柳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毛泽东的井冈山那样的传奇色彩。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柳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吴越间巨浸”。前不久当我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苏南经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当晚投宿柳故宅周寿恩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我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我终于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文人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柳亚子的牢骚（6）
2010-2-26 8:38:25 本章字数:1455
南社对柳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取得共识。一帮地方文人偶然兴会所至、诗酒风流，竟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素怀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轻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紧锣密鼓地在加紧进行之中。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柳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陈去病的谦让与高天梅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运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柳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诗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高天梅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陈与高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诸贞壮、胡粟长两位均为江苏巡抚旗人瑞方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诸、胡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柳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写诗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陈去病和诗选编辑高天梅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柳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中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园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亚子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柳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党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柳亚子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着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南社设法主动与柳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柳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党内同人屈服，柳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柳亚子的牢骚（7）
2010-2-26 8:38:29 本章字数:1221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着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柳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着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柳亚子的牢骚（3）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前，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应该就已经不止一次为自己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那样令人神往的图景。不清楚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出现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包括多年后当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京国会礼堂看到经雷铁涯推荐前来担任自己古文秘书的柳亚子时，表示出的也只是礼节性的客套，看不出有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连是否还记得当初有见面这回事也是个问题。这对后者一惯的傲慢、自负、以及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事先曾费煞柳一番心思。无论在衣着、话题、用词、姿态，使用的语调上，均动了不少脑筋，包括身边的黑色大皮包里，说不定还有一部《隆中对》和《资治通鉴》藏着呢！你想想，“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超酷打扮，能是普通人吗？没有韩信和诸葛亮的水平，谁敢这样干啊？而这姓孙居然对此视若未见，仅寒喧几句后就以有事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深感沮丧与忿怒--准确点说，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大大发作。仅仅不过三天时间，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姜子牙，一怒之下就托病辞职，扬言要回他的分湖隐居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大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作为所谓自我尊严维护的那些所呈诗的诗题中，也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孙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样刚猛的毛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柳好好教训了一顿。
柳亚子的牢骚（8）
2010-2-26 8:38:31 本章字数:1272
大约就在这前后，一个以“青凹”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天铎报》《民生日报》《太平洋报》等沪埠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孙当时打算争取的统战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鹰派人物袁世凯。尽管不久以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柳亚子时，都不免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柳对袁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孙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支持他的南社旧党，整天在上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柳亚子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总是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往往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徐孝穆或许正是鉴于柳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称为“神经病患者”。
此后十年柳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江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顾悼秋、凌昭懿、沈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柳无忌《柳亚子年表》）此前在与南社要人高吹万、姚石子等泛舟杭州西湖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汩罗”。（李海珉《柳亚子》）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一九一七年与同社社友、诗人朱鸳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朱仅仅因为在对宋诗的评价上与柳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柳擅用手中权力，将其一举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朱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柳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南社大会上柳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文坛的评《红楼梦》，大鸣大放、反右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柳亚子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着名贤者信陵君，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门下畜养食客三千，皆鸡鸣狗盗、身负异才之士。而一旦政治上遇到挫折，当然就有理由花天酒地、醉死梦死，将肚子里卖不出去的货色自己消费了。“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仿佛只要是他想说的和做的，道理总归现成就有，谁让他是诗人呢？何况又有这么锋利的辨舌。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擅自改名为梨花里的家乡黎里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黎里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吴江文献。
柳亚子的牢骚（9）
2010-2-26 8:38:32 本章字数:1257
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朱少屏先生每逢这种时候，不得已只好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吴根越角诗余》《迷楼集》《分湖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柳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着书立学、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弄得好的话，说不定又是一个俞曲园或王壬秋将出现在文学史上。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柳亚子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湖红船上召开成立大会时，颓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远的嘉善西塘乐国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乐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柳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暴力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柳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列宁着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尔塞维克主张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新奇理论，与柳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柳突然申请加入在苏俄指导下改组的新国民党，并从此热心党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新南社，争取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中共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风骚》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中共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时柳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柳亚子的牢骚（10）
2010-2-26 8:38:34 本章字数:1314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诗人一一柳亚子与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珠江边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政见、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和养料。从柳抗战期间赠毛诗中“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着名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等诗句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柳也许因为年龄上比毛大六岁，参加革命的资历也自觉较毛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陈迩冬文也谈到会面中柳在毛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杀蒋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当两人在重庆再度相逢时，友情关系上大致还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着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柳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两方口气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怀人四截》一诗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比作自己的门生：“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柳对毛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柳的失败。
柳亚子的牢骚（4）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着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以后柳“独拜弥天马克思”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柳在北京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柳亚子的牢骚（11）
2010-2-26 8:38:35 本章字数:1010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柳亚子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异国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明末清初家乡苏州一带的某些文学前辈，将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埋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史学着作《南明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着名的西南联大任过教员。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也是柳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于九龙、香港、桂林等后方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演等各种救亡活动。其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与自己的政党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蒋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党籍一一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朱鸳雏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柳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延安的共产党人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柳亚子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郭沫若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柳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嘉陵江边，曾是三国英雄刘备栖身的地盘，抗战期间成为国民政府在中国最后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中共主席毛泽东突然应邀前往那里与蒋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发起组织革命诗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柳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毛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着名词作《沁园春·雪》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柳在自己写的和词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词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首件大事。
柳亚子的牢骚（12）
2010-2-26 8:38:36 本章字数:1085
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共产党人的文学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毛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柳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蒋介石，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北京，当这个被旧友林庚白称作“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的可爱老头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柳亚子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毛泽东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柳亚子的牢骚（5）
黎里镇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目前依然是国内保存柳的生平资料与遗物最丰富的地方。图片、书籍、衣物、手迹、用品，从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柜与衣镜，到几张边角泛黄的自印方格稿笺，甚至一管秃笔与一张用红线勾划出重要段落的旧报纸，无不印有他生前手温与思想的生动痕迹。磨剑室的正墙上依然挂着南社社友傅纯根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青凹前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四进内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孙传芳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但有关它的传奇故事，正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当然，我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前不久我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我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帧柳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柳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伟业去北京前在苏州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毛泽东电邀赴京途中、在所乘坐的华中轮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郑佩宜，以及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万家宝（曹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民运分子兼文学泰斗，柳一直在香港从事地下党主持下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仅以革命元老与民主党派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孙中山、蒋介石等先后亮出过的杀手锏--他着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柳亚子的牢骚（13）
2010-2-26 8:38:38 本章字数:1293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北京的毛柳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毛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革命党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参拜位于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维汉、周扬召集的全国文联筹备会议上，柳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诗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六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京民主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柳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机会，柳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毛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柳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筹建华北文史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周恩来突然转达毛的意见，让柳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薄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诗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写作动机与背景：
开天劈地君真健，说刘依项我大难。夺席传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柳收到载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名句的毛的和诗。由于此前三日已有齐燕铭称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颐和园读书养病，加上诗末“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诗人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来他家做客，谈诗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中山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柳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写成的《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中他写下“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
柳亚子的牢骚（14）
2010-2-26 8:38:39 本章字数:1260
稍后所作《叠韵寄呈毛主席》一诗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这时，毛泽东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据早年坊间流传的一个毛诗注本所引未经证实的毛的原话，当时毛气呼呼地对他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可以想象，这样尴尬的残酷的场面当然为柳所始料未及，且无地自容。几天后当他主动请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颐和园，迁往城内车水马龙的北京饭店暂住时，不知上车前有否曾在园门口的西风斜阳间蓦然回首，伫身凝望？如果那样的话，我想，这个姿式应该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别。
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复到诗人形象的柳慎言微行，深居简出。位于城西北长街八十九号的那座僻静宅院，是他晚年在京最终的定居之所。大门额顶“上天下地之庐”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系毛的手笔一一作为搬家时的礼物一一同时也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或某种政治信物。其令旁人垂羡的殊荣，似乎也足以抹去记忆中彼此之间曾经发生的龃龉与不快。尽管这以后他仍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同时，在某些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重要会议的席间，如果谁有兴趣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中共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1）
2010-2-26 8:38:40 本章字数:805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1）
一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　　 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车中乘客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有些困难，但从不携家眷仆从，且无亲朋同事相送，举止慌张、行迹异常这些现象来分析，说此人身遇急难、或有什么灾祸意外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研究者对这一点也都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　　道光乙亥四月二十三日　　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诗稿里有着十分详尽的记录。当然，这里使用的是传统的旧历。如果要换算成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洋历法，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高潮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荒僻凉亭里等他。作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相看无言，洒泪而别。（“出都日，距国门已七里，吴虹生同年立桥上候予过，设茶，洒泪而别。”《乙亥杂诗》第二十门首自注。）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意思在这里都有了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喝多了胡说八道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这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2）
2010-2-26 8:38:42 本章字数:1195
当天傍晚时分车马已抵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穿过斜阳残照、衰柳暮鸦的运河码头，车中乘客突然令驭者勒住缰绳，缓步下车，登上堤岸，朝暮霭缭绕的北京方向最后望了一眼，然后掩面长叹，驱车急驶。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身后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和他情感的怨箫，都将在他的生命中被从此埋葬。包括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将从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猥琐的暧味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痛，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这位我们故事里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　　当然是在谒造名山，寻访耆旧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踪诡秘、谨慎，如同电影里那种胆大心细，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和曲阜的孔庙里度过的。而当一旦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出镜时，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高歌狂言、风流倜傥，频频扮演出醇酒美人、放荡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北地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好像一直在掩饰什么，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现出什么。时而访艳召妓，山盟海誓，时而车船频换，昼伏夜行。如同惊惶的蝙蝠迷失于现实的强光，又仿佛风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船倾桅折、束手就缚的命运。但他的求生意识与忏佛礼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自己。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在江苏省丹阳县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毙，尸体过了好几天后才为人发觉。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的着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　　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　　却以同样残忍和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精神永远分离。
二
数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死者的儿子龚孝拱托名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纪实体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一向被认为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宿儒多年来身传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书信诗词，包括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当初离奇地失踪、民国初年昌鹤亭好不容易从陈士可处弄到手，由况周颐编辑后交由西泠印社出版的那个女主角顾太清的《东海渔歌》钞本，尽管内容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但细辩详审、对照案中其他主要人物同时期的诗文研读，应该还是能找到不少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要将顾的词集以这样特殊的手法加以处理，效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掩弥障，除了证明这事确实有之，还能起到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3）
2010-2-26 8:38:43 本章字数: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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