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电子工厂。在爱卡电子工厂中，荣智健占有60%的股份，因此，在这次出售中，他个人获得720万美元。按照当时美元对港元的汇率折算，荣智健一举收获了5600多万港元。这一收益比他当年100万港元投资的56倍还多。
此时，距离荣智健离家南下整整四年。短短四年的时间，荣智健从当初怀揣5000美元的穷小子一跃而成为一名拥有千万资财的大富翁。
就在荣智健沉浸在小试牛刀的快乐中时，荣毅仁带领的中信集团也乘风破浪，将业务扩展到了全世界——1980年5月4日，中信香港分公司成立；1982年3月27日，法国巴黎代表处成立。至1982年，中信集团已同世界上54家外国银行、证券公司、租赁公司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并同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些有代表性的银行签订了不同期限的贷款和透支协议，而且还开展了存款业务。
正文 No.2海外淘金（1）
2010-5-29 9:40:45 本章字数:951
1984年，荣智健怀揣着在香港掘到的第一桶金前往美国淘金。当时他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他找到表妹唐芙生——五姑父唐熊源的女儿商量。而这一次表兄妹的会面给荣智健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唐芙生在那时最火的王安电脑公司任副总裁。
王安电脑公司是美国电脑界的一个传奇，同时是美国IT业的西点军校，像大名鼎鼎的思科总裁钱伯斯等人当年也只是王安公司的职员而已。王安电脑公司的前身是王安实验室，它是由中国移民、哈佛大学博士王安于1951年创办的一个公司，专门生产他自己发明的磁脉冲记忆芯片等特种电子与数字设备。
50年代末期，王安成功研制了工程专用数字控制装置weditrol；1963年，又成功地开发了linasec半自动排字机；1964年，公司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100万美元；1967年，王安电脑公司已经发展为拥有400人的一个不小的公司。
1967年8月23日，王安的股票公开上市，每股价格高达38美元，当天盘价拉了3个大阳柱，飙升到40.5美元，股票的发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7年8月22日，王安电脑公司的净值为100万美元，而一天之后，公司的市场核定资本已高达7000万美元。
王安公司于1977年推出了VS型计算机系列；1979年，开发了办公室信息系列产品；1980年，开发出一体化信息产品，以求同IBM争夺市场。王安电脑公司这些产品的推出，都受到用户的极大欢迎。此时的王安公司，已不再是产品单一的小公司，而是捋IBM之须，某些领域不输给IBM的大型现代化的公司了。
1980年，王安电脑销售额高达5.43亿美元，1982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84年突破20亿美元大关。资料表明：从1976年到1984年，公司年销售额增长61％。在此期间，公司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活动，1978年兼并记录系统公司，1982年收购美国卫星系统公司的部分股票，1984年兼并英特卡姆公司，1985年收购特雷诺姆公司的部分股票。
1985年，王安电脑公司的情况是：分公司遍及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员工逾3万人，总营业额为23.5亿美元，在《幸福》杂志所列全美1000家大公司中位居161位。
正文 No.2海外淘金（2）
2010-5-29 9:40:48 本章字数:900
唐芙生凭借自己在业内的人脉网络，介绍荣智健认识了在微软工作的林铭博士和米歇尔•弗尤尔，他们在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
在一次闲聊中，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谈起了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荣智健对此很感兴趣，并提议三人开办这样一个公司。随后，他们从微软挖了几个高级工程师，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最初公司总投资200万美元，荣智健出资120万美元，占60%的股份。
三人的分工是：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由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负责，荣智健则去开拓香港和内地市场。
1983年1月，荣智健重返香港，恰好遇到电脑业发展的黄金季节，CADI产品的销售一路飘红。CADI创建还不到一年，就引起了美国另一家电脑设计硬件厂商Mentor Gaphics的关注，其老板蒙特亲自前往拜访荣智健，言明有意入股，荣智健最终同意其购买28%股份。
在蒙特入股不到半年时，荣智健和林铭又找到他，提议将两家公司合并以挂牌上市，最后也达成协议。
1984年，合并后的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路狂涨，荣智健见好就收，适时抛出所持股票，套现所得4800万美元(约3.74亿港元)。
在短短六年间，荣智健将初始投资100万港元变为近4亿港元，增值近400倍，荣智健财富的增值速度像是搭乘了火箭。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1982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多年之后，荣智健谈到自己早年的创业经历时，对于运作CADI上市一脸春风。
运作CADI上市套现之后，荣智健的资产已经上升到4亿港元，这个时候他再次回到香港，准备大举进军香港的楼市。
当时正好是中英政府关于香港“97回归”谈判的开始阶段。因为未来前景不明，香港商界和普通民众对于要不要继续投资香港摇摆不定，并引发了楼市动荡。荣智健凭借在北京的关系，知道中国政府一定会收回香港，于是有了重点开发香港的决心，并趁机大举购入香港物业。
正文 第三章：父子.江山
2010-5-29 9:40:50 本章字数:107
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命运线在中信香港开始交汇，而这也是延续荣氏财富的开端。在以后的岁月里，荣智健凭借父荫和中资背景，通过频繁的资本运作，纵横香港商界，而其家族财富也累积到几十亿之巨。
正文 No.1父子聚首（1）
2010-5-29 9:40:52 本章字数:1333
在中英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夕，荣毅仁带领的中信集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中信香港也随即诞生。在当时，中资企业在香港所肩负的使命是经济战争，核心任务是维护香港稳定。
1984年，荣毅仁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信党组书记熊向晖商量，希望他能亲赴香港主持香港中信总经理米国钧的到任酒会，以示隆重。
米国钧是辽宁盖县人。1940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处长、中共天津市委副部长、国家科委副局长、驻奥地利商务代表、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驻斐济大使、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香港中信成立时，荣毅仁将其派往香港主持大局。
熊向晖说，那要选择一个“好时机”，中信的两位领导人将米国钧的就任时间定在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后。
这个时机选得果然好。从此次访港的日程表上可以看出，从熊向晖一行抵达香港到离开，香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安子介、李国宝、利国伟、唐翔千、查济民、郭鹤年、罗康瑞等悉数出面，轮流宴请，英资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Sanberg）则在赛马场包厢宴请熊向晖，并请他看赛马。在前后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不少宴请不得不安排成“请吃早茶”。这在香港工商界是少有的。
1984年10月11日下午，熊向晖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中区文华酒店为中信香港分公司新任总经理举行酒会。据当时香港报纸报道，五百多位中外各界人士参加了这次酒会，港府财政司彭励志、政治顾问麦若彬也亲自到场祝贺，场面热闹。
熊向晖在致词中指出，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决定扩展在香港的业务，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四化建设、振兴中华服务，并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些有益的事情。
1985年5月14日，香港中信公司在香港华润大厦正式挂牌营业，米国钧出任总经理，熊向晖、王军、雷平一、庄寿昌等为董事。
中信进驻香港后，荣智健和米国钧、王军等人的私人交往逐渐频繁起来。
1985年初，随着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香港各界对未来充满信心，楼市也开始从低迷中恢复起来。新年一开始，香港房地产市场涨势惊人，不仅买卖活跃，而且楼价也不断上升，有些楼价的涨幅非常可观，甚至达到八成。
当时，市区内较新的住宅楼宇售价，小型单位一般为每平方米600~700港元，个别的高达800港元，比1984年上涨了10%~20%；中大型住宅单位每平方米约为700~900港元，个别上升至1000多港元。
但是香港楼市的火爆并没有给荣智健带来实际好处。他所持有的物业以商业物业为主，但市场上比较好卖的是普通住宅，商业楼宇的售价、租金涨幅并不大。中环地区写字楼的售价每平方米约1000~2300港元，上环区约为530~1000港元，湾仔区约540~820港元，尖沙咀约500~1000港元，写字楼每平米的月租为5~20港元，湾仔区为4~13港元。
正文 No.1父子聚首（2）
2010-5-29 9:40:55 本章字数:1104
到当年9月，香港楼市开始由年初的火爆转入平淡，尤其是在11月和12月，一些物业推出的拍卖，几乎无人问津，楼花和现货楼盘又开始陷入低迷。荣智健在楼市中起起伏伏，虽然没有在楼市“牛市”中获得好的收益，但还算保住了老本。
炒房毕竟不是长期的生意，荣智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事业。而在这个时候，香港中信正陷入发展的低谷，正需要熟悉香港商业环境的自己人掌舵。在中信集团众人的劝说下，荣毅仁终于同意让荣智健进驻香港中信工作。
其实，在进入香港中信之前，荣智健早就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向父亲建言发展大计。他提议香港中信投资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当时港府正在规划中的东区海底隧道建设。
荣智健的理由是：香港地方狭小，车多、人多，道路拥塞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交通拥挤难题，港府除了在地面修建道路外，还往地下发展，兴修海底隧道是其方略之一。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港府决定在维多利亚港东部水下开凿第二条海底隧道，即东区海底隧道。这条隧道是香港第一条公路、铁路两用海底隧道，南起港岛区鲱鱼涌，北至九龙区观塘蓝田茶果岭，全长2.2公里，是双向四车道隧道，建成后将成为香港运输网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香港中信投标东区隧道，将可以介入到香港基础设施建设中，以此切入香港经济的大环境。荣智健的提议得到了香港中信的认可，最终，香港中信采纳了荣智健的提议，以3.7亿港元竞得东区隧道10%的股份。这一投资计划的成功，为荣智健后来入主香港中信奠定了基础。
1986年，45岁的荣智健正式加盟香港中信公司。随后，香港中信公司进行了改组，原来的香港中信公司更名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军任公司董事长。次年2月，中信香港再度改组，米国钧出任董事长，荣智健仍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后来，荣智健回忆起当初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千：“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事人，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运作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必然结果，是邓小平敢闯敢冒经济战略风险的结果。是的，如果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也许很难有机会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人。但是，如果我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和本领，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我绝不辜负邓公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也不会给父亲丢脸失面。我会用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一个成功的佐证，为世界经营管理宝库增添一段‘上阵父子兵’的商界佳话。”
正文 No.2收购嘉华（1）
2010-5-29 9:41:00 本章字数:1198
在荣智健进入中信香港之前，原香港中信管理层几乎没有任何大动作，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原管理层干的最大一笔买卖就是收购当时的嘉华银行。
嘉华银行创办于1922年，当时称为嘉华银号，名称是取自当时的嘉南堂及南华公司，创办人为林子丰博士。
1924年12月，嘉华银行以“嘉华储蓄银行”之名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全数缴付资本为50万港元，总行设立于香港德辅道中208到210号。广州的嘉华银号便成了嘉华储蓄银行的广州分行，主要业务包括存款及汇款。两年后“嘉华储蓄银行”改名为“嘉华银行公众有限公司”。
1931年，嘉华银行于上海开设分行，进一步拓展银行业务，股本增至100万港元。1935年，由于中国经济不稳定，嘉华银行于上海及广州的分行停止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沦陷，嘉华银行暂停一切银行业务。1945年，本行在香港德辅道中269号新址重新开业，并于1949年1月改名为嘉华银行有限公司。
嘉华创始人林子丰逝世后，后人无心经营，1975年，新加坡侨商刘灿松购入嘉华银行超过三分之二股权，接管嘉华银行一切业务。
刘灿松入主嘉华银行后，正好迎来港英政府对银行实施新的监管措施。1978年3月15日，港府宣布放宽银行发牌措施，规定申请牌照的海外银行总资产须在30亿元以上，而其注册地又能以互惠条件让香港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该银行便可获发银行牌照。该措施实施后，持牌银行数目由1977年的74家增至1978年的88家。
香港弹丸之地，如此多的银行机构必然引起极为激烈的竞争，这也为1985年香港银行倒闭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控制银行数目，港府在1979年8月再一次宣布冻结银行发牌。
1980年7月，嘉华银行公开发售3500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溢价每股3角，随后于香港交易所挂牌。得益于牌照发放的收紧，银行业市场再度恢复秩序，嘉华银行上市当年即成为成长率最高的股票。
1981年4月，港府通过修订《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实行金融三级制（或称旧金融三级制，港府在1990年实施了新金融三级制），将整个银行体系分为三级机构，分别为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被统称为“认可机构”。
同年5月，港府宣布重新订定发牌准则，以限制符合资格的银行申请数目及避免过多银行在港开业。
1978~1981年，是香港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在这表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1982~1983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不景气，加上香港“九七”问题尚未解决，触发信心危机，地产市场崩溃，致使银行借贷坏账暴升，金融市场则动荡不安，香港银行业的泡沫开始逐步被挤破。
正文 No.2收购嘉华（2）
2010-5-29 9:41:02 本章字数:2946
1983年9月27日，政府接管财政出现问题的恒隆银行。同年10月17日，港府宣布规定固定联系汇率为7.8港元兑1美元，并废除港元存款利息税，以挽救港元弱势。在往后的两三年间，联系汇率虽对香港经济起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但金融业在香港的发展并无大的好转。
1985年是香港银行业动荡的一年，所有中小型银行都出现财政困难，6月7日，海外信托银行和工商银行便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港府接管，嘉华银行也不例外。虽然当时嘉华银行在香港的分行数已经多达26家，并有4个海外办事处，全资附属公司则包括嘉华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及与荷兰安美保险集团合资的嘉华安美保险有限公司，但也没逃过一劫。
1986年4月21日，嘉华银行本行与中信公司签订协议，中信公司注资3.5亿港元收购嘉华银行92.5%的股份，嘉华银行成为“中信系”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也是第二家由中资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香港嘉华银行后，65岁的金德琴被派往香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当年6月，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金德琴出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嘉华银行董事长。
令荣毅仁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任命为嘉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0年9月11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3000万美元，委托中国银行借给中信公司，作为嘉华银行增资的备用贷款资金，年息4%，10年归还。金德琴拿到钱后并没有按规定存入中信公司的账户，而是直接存入了自己在嘉华银行的私人账户。
并且，他只用了其中的2566万美元认购了嘉华银行1991年1月发行的2亿港元的从属债券，扣留了余下的434万美元。在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过程中，国家的贷款1990年12月就到了他的私人账户，而认购从属债券是在1991年1月，期间将近一个月的利息184万港元就留在他的账户上。同时，国家外汇储备3000万美元贷给中信公司的年利率是4%，而他以中信公司的名义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年利率是10%，其中6%的利息差额也被他截留在自己的私人账户上。
从1991年到1995年，嘉华银行先后归还中信公司从属债券本息共3652万美元，金德琴即将这些款项全部转入其私人账户，他仅将其中的本息3502万美元归还国家外汇储备，扣留其中的利息差150万美元，加上期间新产生的利息共计1639万港元滞留给自己。
金德琴一共给嘉华银行造成了60亿元的损失，致使中信嘉华濒临破产，这就是2000年发生的金德琴弊案。这起中国最早的金融官员案由“中信”自己举报浮出水面。
这件事对中信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次危机中，年轻的常振明第一次以“白衣骑士”的身份出现，拯救了中信嘉华银行，他的才干也开始被高层重视，这为他后来拯救中国建设银行、中信泰富埋下伏笔。这件事情也成为王军自我纠错的一个教材，金德琴当时因为身在香港独立王国，从来不买王军这个新掌门的账。事发后还说：“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
金德琴事发也是荣毅仁始料未及的。尽管荣毅仁在构造“中信”时竭力将裙带关系的隐患排除在一个现代企业的门外，但专业企业精神和传统大型国企弊病的冲突也还是无法避免地存在于“中信”的某些局部。
金德琴的继任者、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1998年赴香港嘉华银行任总裁兼CEO时，仍然发现这个中资银行存在诸多显著弊端。
蔡重直后来回忆说：“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中信嘉华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1998年嘉华‘拨备’前的利润是6个多亿，如按5级分类法，最少要为不良资产准备近10亿的拨备，这就意味着要出4个亿的‘红字’，要亏损了。”
“银行吃的是信誉这碗饭，一家银行由于不良资产吃完了利润，又吃掉了部分资本时，它的信用危机就产生了。银行做到这一步，在香港已经是头条新闻了。而这个时候嘉华银行的高管还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
金德琴案发生后，中信嘉华银行发生了较大的信用危机，“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信嘉华银行盈利大幅度下滑，甚至面临亏损。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中信集团注资，或者寻求战略投资者来应对危机。
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最终，依靠蔡重直等人的努力，中信嘉华银行勉强活了下来，这也为后来中信嘉华银行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0年，中信集团派常振明担任嘉华总裁，重新整顿嘉华银行的业务。上任后，常振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斥资42亿港元收购华人银行，扩大中信嘉华的规模和业务。到2002年上半年，中信嘉华净利增长已达22.6%。
中信嘉华从2000年开始积极寻找收购对象，并聘请专业顾问就其收购策略提供意见。2001年6月中旬，中信嘉华银行发布通告，称计划发行10年期次级债券作收购合并之用，并明言该行正寻求收购香港一家资产总值与其相若或较少的银行。
而按此条件，香港本地可供选择的银行不多。符合“条件”的JGG日本信用保证（626.HK）、AEON信贷财务（900.HK）及廖创兴（1111.HK）三行的大股东均已表示无意出售手上权益，余下的仅剩港基国际（636.HK）及华人银行。
恰在此时，华人银行控股的股东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急需套现，表示有意转让股权。
华人银行是华银控股（0655.HK）旗下重要的全资子公司，在香港经营已超过45年，拥有21家分行。
2001年11月2日，香港中信嘉华银行斥资42亿港元收购香港华人银行，中信嘉华收购华人银行所涉及的资金主要由内部筹集。收购华人银行所需资金中33亿拟以现金支付，余下8.4亿则会以发行存款证缴付。
这项收购行动使中信嘉华资产从591亿港元增至约800亿港元，扩资35%，中信嘉华晋身成为香港第八大注册持牌银行（以资产计），香港第四大上市银行。中信嘉华收购华人银行后，规模和业务大幅扩大，在香港的分行由26家增至47家。
除了资产规模扩大以外，收购华人银行还有诸多好处：比如中信嘉华信用卡业务刚刚起步，而华人银行已经有成熟的信用卡业务，并且刚刚收购了金融财务机构，双方合并后可以使用同一平台、管理及品牌，中信嘉华利于加强偏弱的零售银行和信用卡业务；中信嘉华中资大客户较多，而华人银行的强项在于中小企业业务，其中小企业客户数目为中信嘉华的3倍，双方可以互补；中信嘉华财务状况存在诸多隐患，可以通过收购华人银行弥补。分析双方2001年中期报表，可以得到证实。
收购后中信嘉华的整体客户数增加了20%，其中中小企业客户更大增3倍，有利于未来业务的扩展。
正文 No.3渗透国泰露锋芒（1）
2010-5-29 9:41:04 本章字数:1359
1987年，中信香港成立之初，香港股市、地产及航运业尚处于低潮。经过慎重研究分析，公司管理层决定收购国泰的部分股权，这是中信香港成立以后的首项重大投资。
为了此次收购，荣智健仔细分析了历年来国泰航空各项数据指标。荣智健说：“我们分析了差不多六个月，觉得国泰的盈利前景看好，经营完善，而且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我们就把想法向北京总公司汇报，结果不到五天就得到了批准。”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简称：国泰航空，英文名称：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成立于1946年，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航空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观景路国泰城。国泰以香港国际机场为枢纽，是香港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提供定期客运及货运服务往全球各地。
国泰航空由美国籍的罗伊•C•法富尔（Roy C Farrell）及澳洲籍的悉尼•H•德坎措（Sydney H de Kantzow）于1946年9月24日创办。最初，他们均以上海为发展基地，后来决定迁往香港，并注册为国泰航空公司（据说，国泰的名字原是由法富尔及一群外国通讯员于马尼拉酒店的酒吧想出来的）。国泰航空公司是香港第一所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
成立初期，公司以两架改装自C-47运输机的DC-3营运航班，开办往返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及上海的客运及货运包机航班。国泰航空1946年创办时首架飞机是名为“Betsy”的DC-3客机，它在1983年退役后飞返香港，并在香港科学馆长期展出。
1948年香港最主要的商行之一的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即太古集团前身），收购了国泰的四成半股权。在约翰•基德斯顿•太古（John Kidston Swire）的领导下，太古洋行随即全权接手了国泰的营运业务。其后10年间，随着国泰引进头等客位及经济客位，机队不断扩展，而且服务日益完善。
当时的港英政府把香港以南的航线分给国泰经营，以北的则交予国泰唯一的本地对手——怡和洋行属下的香港航空经营，直至1958年，国泰收购香港航空。
20世纪60年代是国泰航空全速前进的时期。1962~1967年，公司业务每年平均跃升20%，成绩斐然。此外，国泰又再开先河，成为世界第一家为多个日本城市，如大阪、福冈及名古屋等城市提供国际航班服务的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的财务指标相当完美。20世纪80年代，国泰航空由太古洋行持股70%，汇丰银行则持股30%。1981年，国泰航空盈利1.3亿港元，1983年飙升至6亿港元，1984年高达8.8亿港元，1985年维持在7.8亿港元左右，1986年盈利跃升至12.3亿港元，比1985年增长58%。
1986年4月，国泰航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首次招股获得56倍的超额认购，5月16日正式挂牌买卖，截至同年底，国泰航空的总资产为110亿港元，其业务几乎垄断了香港航空业市场。
开始，荣智健的收购提议并不为中信香港的管理层看好，董事长米国钧也质疑他的决定。
正文 No.3渗透国泰露锋芒（2）
2010-5-29 9:41:07 本章字数:836
米国钧对香港航空市场也做过详细调查，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香港空运市场日趋饱和，国泰航空未来的收益率会不会收窄？“兼并国泰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航空货运和客运两大摊子。目前香港有37家航空公司，每周有1200班定期客货机飞往亚洲、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中东等地。你敢保证航空运输在香港没有饱和，还有空间？”
荣智健却不以为然，“收购国泰，并没有增加香港的航空运力，启德机场每小时平均客流量为五千多人次，繁忙时，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它已成为世界运量最大的空运站。我们只要用好现有的空间就够了。”
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通过收购与太古洋行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他所谓的“扯虎皮拉大旗”。当时的中信香港还是小弟级别的公司，如果能够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英资洋行建立合作关系，对中信香港的商誉有着巨大的提升。“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强同英资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是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不光是在生意上。”
在香港中信管理层内取得一致意见后，荣智健又做通了荣毅仁和国务院的工作，国务院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论证，不仅完全同意荣智健的收购方案，而且非常赞赏这一收购方案，为此，国务院借贷8亿港元给中信香港作为运作资金。
1987年1月，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成功收购国泰12.5%股份，中信香港成为国泰第三大股东。
国泰航空为什么愿意卖股份给荣智健，其实是背后的太古集团看重了中信香港浓厚的中资背景以及巨大的能量。那时中资是香港名头响而又带神秘感的东西，大批的中共高干子弟在中信、光大以及新建立的内地驻港公司，如广东的粤海、广州的越秀、上海的上海实业、河南的豫港等公司工作。这些公司的巨大能量和商场大动作令香港人目瞪口呆。考虑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国泰的前景，太古集团决定舍小利投靠中信香港。
正文 No.4东亚航空战略图（1）
2010-5-29 9:41:09 本章字数:1147
中信香港参股国泰航空，使国泰航空既有英资背景，又有中资背景，对国泰航空的竞争对手港龙航空造成巨大的压力。
港龙航空公司是1985年4月成立的一家新公司，它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主席、毛纺大王曹光彪发起的。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曹光彪于第二年成立了港龙航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外国对香港航空业的垄断，并且将矛头直指英资的国泰航空。为此，他召集31个港澳商人，共同出资建立了以“香港本地人”号称的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的出现打破了国泰的市场垄断地位，为了打压港龙，国泰借助港英政府的势力，颁布不公平的航空政策“一条航线只准一家航空公司经营”，使港龙无法开拓新的航线。港龙也不甘落后，曹光彪邀请香港船业大亨包玉刚购入港龙30%股份，出任董事局主席，曹光彪任副主席。包玉刚的加入，使港龙实力大增。
1986年，港龙成立第二年，国泰宣布上市，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进一步扩大实力击垮港龙。同时，国泰在香港市场融资，意在洗清英资背景，使国泰也成为“本土企业”。
在国泰、港英政府和中信香港的联合围剿下，港龙航空终于扛不住压力，出现巨额亏损。荣智健一直在默默关注港龙和国泰的争斗，其实他早就萌生了收购港龙的念头，但苦于时机不成熟。
1989年11月4日，包玉刚终于支撑不住，宣布出售所持港龙航空的全部股权。
荣智健的机会终于来了，中信香港立马宣布：“收购港龙股票。”不过，令荣智健没有想到的是，太古洋行也立马宣布追随荣智健，收购港龙航空股份。
港龙航空众股东因为包玉刚的撤退，正处于惶恐之中，中信香港和太古洋行联手收购正中他们的下怀。12月，港澳国际将所持26.6%的港龙股份出售给中信香港。
1990年1月，港龙航空又新发2亿股新股，由太古和国泰航空斥资3.43亿港元认购，占扩大股本的35%，其中国泰占30%，中信香港的持股量升至38%。
接着，港龙和国泰签署管理服务协议，由国泰负责提名港龙的主要管理人员，并提供技术和行政管理上的服务。
荣智健并不满足与太古分享第一大股东的位置，随后，他又以5亿港元收购港龙46.3%的股权，使其持股总比率达到65%以上，成为港龙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股东。
至此，荣智健既是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又是港龙航空第一大股东，如何使两家航空公司形成良性互动成为荣智健的工作重点。荣智健完成收购后，紧接着开始对港龙和国泰进行股权和业务重组，中信香港将港龙航空14%的股权，即8000万股转让给太古集团，自持51%，太古集团又将4000万股转让给国泰航空，港龙成为国泰的子公司。
正文 No.4东亚航空战略图（2）
2010-5-29 9:41:12 本章字数:1860
同时，中信香港将港龙的业务委托给国泰管理，增添的飞机由国泰租赁，国泰停飞原飞北京、上海等地的大陆航线，出让给港龙。
中信香港控股后，港龙两个月便奇迹般地转亏为盈，1990年，港龙盈利1100万港元。国泰和港龙之间长达五六年的斗争到此得到化解，而最后的大赢家无疑是荣智健带领的中信香港。到1996年，港龙盈利超过10亿港元，七年间盈利升了几十倍。
1995年以后，荣智健开始不断增持国泰航空股份，减持港龙航空股份。至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信泰富所持国泰航空股份由12.5%上升至25%，而港龙航空的股份则由65%减持到28.49%。
在荣智健心目中港龙和国泰孰轻孰重，至此已见分晓。截至2002年，中信泰富在国泰航空的收益上升了5倍，而港龙航空较2001年仅增长60%，其中缘故不言自明。
两家公司和睦相处的局面仅维持了四五年时间，利益的驱动诱惑使两家公司再度走向对立。
2003年开始，国泰航空还是撕毁当初与港龙航空达成的协议，重新争夺内地航线。3月21日，国泰航空向香港空远管理局申请发给国泰航空香港至北京、上海和厦门三条国内航线的经营牌照。此时，港龙已经拥有18条飞往内地的航线，其中国泰提出分享的3条航线是其盈利能力最好的。
港龙航空在得悉国泰航空的申请后，入禀香港最高法院，引用2000年2月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内地和香港航空运输安排》中的“一公司一条线”的条款，提出强烈抗议。港龙还引用基本法第131条“提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往返航班，需由中央政府以及特区政府磋商安排”，以此质疑空运管理局作为国泰航空公司申请机构的合法性。
太古洋行、国泰航空和中信泰富组成的利益集团与国航集团、中航兴业、港龙航空以及内地航空公司组成的利益集团形成激烈对抗。最终，凭借荣智健个人的强大政治公关能力，国泰航空于2003年底获得了香港至北京、上海和厦门三条航线的空运牌照。
国泰入主内地航线后，对港龙打击巨大。根据港龙财务总监韦景辉计算，国泰加入北京、上海和厦门三地客运市场后，港龙每年将蒙受5.5亿港元营运亏损，对于整个公司而言，总运营亏损达6亿港元。
港龙的这点损失不在荣智健的眼中，因为他已为中信泰富的航空业务规划了更大的目标，让国泰重夺国内航线，是其计划的一部分，荣智健计划打造涵盖东亚航空版图的大航空战略。客运和货运两个市场，他都要占领，这就需要培植公司最具竞争力的工具。在客运市场上，他选择了国泰航空；在货运市场，他选择与中国国际航空集团合资组建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总投资35亿元，注册资金22亿元，其中中国国航占51%，中信泰富占25%，首都机场占24%。
荣智健的计划获得了来自中信集团王军的支持。王军对外表示：“中信泰富未来的主营业务仍然是电力和基础设施，但集团将全力支持中信泰富参股国内各大航空集团，母公司会把与国内航空集团如东航、南航等合作及洽谈入股的事宜全部交由中信泰富去做。”
凭借中资背景、集团支持以及英资支持，荣智健的东亚航空战略逐步得到贯彻实施，在他的撮合下，国泰航空和中国国航建立起了更紧密的关系，一如当年，荣智健撮合国泰航空和港龙航空联合一样。
2004年上半年，太古集团再次购入国泰航空1608万股股份，对其持股量增至46.5%。同年12月，中国国航赴港上市后，根据双方之前签订的策略性配售协议，太古控股的国泰航空以战略合作的姿态斥资近27亿港元，收购中国国航9.9%的股权。
同时，国泰航空持有港龙航空17.79%的股权，中信泰富持有国泰航空25.74%的股权、持有港龙航空28.5%的股权，持有中航货运25%的股权；中国国航旗下中航兴业持有港龙航空43.29%的股份。2005年，中国国航与太古集团进行谈判，拟收购国泰航空持有的港龙航空股权。
基于同一大股东背景，港龙航空于2004年2月与中国国航就成都、重庆、大连及天津航线签署了代码共享协议。到2004年6月底，港龙经营的客运服务遍及亚洲29个航点，其中20个位于内地，同时全货机服务遍及亚洲、中东及欧洲8个航点。
荣智健的中信泰富航空资产包里，在香港有港龙航空作为旗舰，在内地有中国国航作为旗舰，通过不间断的资本腾挪，荣智健实现了其大航空的战略计划，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财技相当了得。
正文 No.5鲸吞“香港电讯”（1）
2010-5-29 9:41:15 本章字数:1423
1989年6月5日，香港股市一开盘，恒生指数骤然大挫，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套现。这天，香港恒生指数狂跌581点，跌幅达21.57%，为香港证券史上继1987年10月“87大股灾”①之后的第二大跌幅。
国内政局的动荡使香港人对“97回归”后的前景不看好，公司和企业搬迁或撤资的现象大规模发生。1989年6月股市狂跌后，搬迁之风愈演愈烈，各类公司迁往境外的不计其数。
另外，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对于香港各界的信心更是雪上加霜。
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6月19日，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联络小组自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恶，让一些香港的英资企业如坐针毡。香港电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就心急如焚，一方面，公司股价直线下滑，让股东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九七”之后的前景难料，各股东连日开会也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1981年10月1日，香港大东电报局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接管香港对外电讯。其中在伦敦的英国大东电报局占八成股份，其余二成由港英政府掌握。香港电讯公司垄断着香港与境外的电讯业务，但在运营上使用香港电话公司的本地网络。为此，1983年，香港电讯收购了香港电话公司的全部股权，使它们一起成为英国大东电报局的附属公司。
1986年，香港大东在香港上市，不久，跃居香港第二大上市公司，仅次于汇丰银行；1987年10月，香港电讯与香港电话公司正式合并，组成香港电讯有限公司；1988年2月1日，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650亿港元，超过香港首席财团汇丰银行，成为上市公司老大。
香港电讯上市以后，股东以香港本地股民居多，香港电讯虽然已成为一家“本地色彩的公众公司”，但是，最大的股东还是英国人。
时局的动荡下，岛内外迁风波愈演愈烈，这使得香港电讯几大股东又急又慌，但是尽管他们连日开会商讨，却仍束手无策。其他公司外迁，可以重新开张，照旧经营，而香港电讯如果搬离香港，它历经百年打下的电讯江山都将失去！因为它的客户不可能跟着迁走。搬与不搬，香港电讯面临生死存亡的两难抉择。最后，他们终于坚持不住，大家商议忍痛放血，集体出售部分股权套现离场。
这时，股灾对中信香港的业务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荣智健却对香港“九七”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经济大震荡之际，他马上调整中信香港的投资部署，以尽量减少损失。
荣智健收到香港电讯要出卖股权的风声后，马上意识到参与香港电讯的机会来了！电讯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巨大的商业利益让荣智健早想搏浪其中。
正文 No.5鲸吞“香港电讯”（2）
2010-5-29 9:41:20 本章字数:1142
荣智健马上召开董事局会议，阐明了自己的计划。诸董事对香港未来的局势亦如荣智健一样信心百倍。荣智健一说，当场通过收购决议。第二天，荣智健便亲自登门拜访香港电讯的股东，准备收购香港电讯。
荣智健离开后，香港电讯董事局马上召开会议并迅速做出了同意的决议。他们担心荣智健变卦，随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他，以示自己的郑重。荣智健收购香港电讯股份的要求得到了香港电讯方面的同意，收购迈出了成功的一步。荣智健随即请示北京总部。
此时，荣毅仁正在加拿大访问，而总部对荣智健的想法却有所顾虑。经过多方努力，总部终于同意了收购计划，但是要求收购资金由荣智健自己解决。
收购香港电讯20%股份要100亿港元资金，这是对荣智健最大的挑战，当时中信香港只有十几亿港元资金，怎么办?
荣智健决定采取融资、配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一方面，他动用中信香港内部的自有资金20亿港元；另一方面，发行10亿港元五年期的香港电讯认股权证和2.24亿美元的零息债券。同时再向银行贷款54亿港元，在港的数十家外资银行同意贷款给中信香港，并且不需要提供担保。
最终，中信香港以每股作价4.55港元，斥资103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2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中信香港总资产跃升至200亿港元，成为巨无霸企业。
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额的交易之一。
中信香港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份的巨大成功，震动了香港。荣智健此次收购使得中信香港一举成为香港最大上市公司香港电讯的第二大股东，直接从大门进入了香港的电讯产业，而且中信香港总资产一夜之间跃至200亿港元。而香港电讯诸大股东因为中信参股解决了“九七”后的生死问题，也十分满意。
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是中信香港组建以来最大的一项投资，取得了预料之外的好结果，荣智健功不可没。但是，他事前没有向国务院主管部门请示，这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很大非议。事后，荣毅仁的好友、中信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协助荣毅仁写了“陈情表”，说明事情详细经过，说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以求得有关领导的理解和谅解。
尽管如此，有人还是“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说中信香港这是帮助英国人抽走资金，一时对荣氏父子形成雷霆万钧的压力。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获悉了这个情况，又一次出面为荣毅仁撑腰。
邓小平说：“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去搞好了。”
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也出来讲话了：“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
这样，非议才渐渐消去，荣智健闯关成功！后来，英国著名杂志《世界金融》将此次收购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正文 No.6借鸡生蛋（1）
2010-5-29 9:41:26 本章字数:846
荣智健在香港大肆收购企业的同时，也使中信香港债台高筑。收购嘉华银行、国泰航空、香港电讯等企业，动用资金过百亿，主要融资手段无非是自有资金、国家有关部门和总部拨款、银行放贷和发行债券等，这些融资方式都属于借贷型筹资方式，有固定的利息支出。对于中信香港这种依靠收购发展的经营模式，保持良好的现金流至为重要，如果债务包袱过重，将使中信香港陷入困境。
如何解决现金流问题？对于胃口巨大的荣智健来说，只有通过资本上市，才能进一步满足其对资本的需求。并且股市的融资成本较低，较灵活，更便于像他这样的资本运作高手操作。
因为IPO较借壳上市更为复杂，荣智健决定在香港股市里寻找规模较小、业绩平平或亏损的上市公司，来实施自己的上市计划。
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他要求下属关注这些公司业务前景是否良好，经营是否正规，资产结构是否合理。香港上市公司上千家，要找到合适的壳并不容易，这使得荣智健的计划迟迟无法开展。
正在荣智健困恼的时候，港龙航空原大股东曹光彪要出售自己的泰富发展公司的股权，泰富发展公司的前身是新鸿基首脑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公司，成立于1985年，第二年通过收购新景丰公司上市。上市后，在泰富的股权中，曹光彪家族旗下港澳国际公司占51%股份，获得控股权，冯景禧占19%。
曹光彪之所以出售泰富发展，与荣智健之前收购港龙航空有莫大关系。港龙航空与国泰角力搞得曹光彪财力枯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不得已通过出售资产来缓解公司发展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光彪真是荣智健的福星，先是把港龙航空卖给了荣智健，现在又将自己的上市公司也卖给荣智健，而且都是在荣智健最需要的关头。
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Monbury”，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持有泰富发展控股权的曹光彪家族成为直接目标。1990年1月，荣智健又专门聘请收购专家梁伯韬、杜辉廉的百富勤①为收购财务顾问。
正文 No.6借鸡生蛋（2）
2010-5-29 9:41:28 本章字数:884
收购非常顺利，中信香港迅速买下曹光彪通过罗克汉蒂顿（Rockhampton）投资公司持有的51%股权，共3.311亿股，每股作价1.2港元，总价约为3.97亿港元。
中信香港用旗下港龙航空38.3%的股权作价约3.739亿港元与泰富发展增发的股份进行交换，折合泰富发展约3.116亿股。至此，中信香港持有扩股后泰富发展59.51%的股权。每股按收购价1.2港元计算，此次收购共增发3.8亿股，泰富发展总股本达10.8亿股。
中信香港将泰富发展旗下永新股份8%的股权共4891.9万股，以每股1.5港元的价格转让给曹氏，泰富发展又回收资金7337.85万港元。
其后，中信香港将旗下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以5.5亿港元转让给泰富发展。
收购泰富发展，中信香港实际并没有投入多少钱。在上述同时进行的一揽子交易中，中信香港用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加两处物业即实现了借泰富发展的壳上市的目的。由于获得对泰富发展的控制权，中信香港并未丧失港龙航空及两处物业的控制权，还获得了1.53亿港元的现金收入。
而泰富发展在转换东家的过程中净现金流出3.95亿港元。泰富发展5.5亿港元购买中信香港两处物业，只回收了出售永新股份8%股份获得的7337万港元；增发新股3.8亿股中，除用于置换港龙航空股权的3.116亿股外，尚余6838.765万股，获得8206.5万港元（6838.765万股×1.2元/股）。
为补足这次并购中需要的庞大现金流，1991年8月，泰富发展随即以每股1.35港元配售14.9亿股新股，主要由郭鹤年、李嘉诚认购。中信香港同时将国泰航空12.5%股权注入泰富发展，换回泰富发展约24%股权，并将其改名中信泰富。这样，中信香港在中信泰富的股权下降至49%。
中信借壳上市之路，规避了初始上市的一系列法律程序，避免了复杂甚至是艰难的企业“包装”过程，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使得中信香港通过成功收购泰富发展一举踏足香港证券资本市场。
正文 No.7蛇吞象（1）
2010-5-29 9:41:30 本章字数:1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