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300人牺牲(1)
——红军六盘山疑案
从历史档案资料上得来的数字，参加长征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四支远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超过18万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经过长征的历练红军人数减少至不足56万人（随后在西路军又损失2万多人）。按此计算，途中的损失就超过12万人。若是再扣除长征期间在路上不断补充的新战士，红军实际损失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途中损失的这些人，相当大一部分是被各种各样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以血肉之躯迎战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自身的免疫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会被降至最低点，伤病经常出现。1936年4月，陈锡联同志任红
四方面军红十师师长时，在甘肃省
镇原县相子镇留念在无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找群众抬担架不易，更难有医院安置伤病员。许多指战员都说：“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在长征中，无论是党和红军领袖、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女还是男，几乎都为疾病所困。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过老山界时病体仍未痊愈，主要靠担架抬着行军。一些身体强壮者也未能幸免，如蔡畅身边的勤务员平时活蹦乱跳，但爬到雪山顶上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是三国时诸葛武侯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人们传说因时令产生的瘴气造成了大量士兵中毒而死。据现代医学考察，所谓瘴气实际是蚊虫传播的疟疾病。红军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时，恰恰也从这里通过，幸而开始天气较冷蚊子不多，染疟疾者较少。进入西康后，就有一些人染上了当年这种被称为“军队克星”的病。
中央红军翻越雪山时，有很多人得了高山反应症。身体素来健壮的康克清也出现这一症状，一时走不动。身边的人帮着她拿背包并前来搀扶，最后终于走过这段险途。
草地看似美丽，脚下的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喝了草地水轻者肚子发胀，重者中毒而亡，只能靠接雨水为生，疾病在这里会被迅速传播。红军进入草地时严重缺粮，处于半饥饿状态下行军的人更极易生病，在草地患重病不能行走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红军进入草地前，周恩来就患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邓颖超本来体弱多病，这时已不断吐血。过草地的第一天，就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邓颖超从马上摔下来，长征到达陕北的邓颖超掉进泥潭里，一动也不敢动。前面的人走远了叫不应，等了很久后面来了人，才把她慢慢拉出来，全身已浸透了。第二天起，她就开始发烧拉肚子，由于过河时陡然涨水，抬她的担架员被急流冲走，她咬着牙扶着别人的肩膀，摇摇晃晃地前行。邓颖超后来回忆，走出草地时，她已经不像人样，刚刚走进一家藏民房子，就倒在满地的牲口粪屎中，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蔡畅赶来看她，见到她的模样以为她活不成，放声痛哭。
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在长征时只有21岁，懋功会师前后患了伤寒病，卧床不起。6月的天气，他身上盖着好几床棉被还觉得冷。他连天拉肚子，肠子的内膜都泄了出来，命如游丝。经当地一位老中医的调治，命总算保住，顽症却未能彻底治愈。
六盘山离奇死亡300余人
知道病因的疾病并不可怕，当年囿于客观环境和医疗水平，有些不知原因的死亡则充满了神秘和恐怖，也给指战员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
担任前锋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回忆过草地时，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
红二军团六师冒着雨雪翻越老则呷登山，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有过记载：“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休息通常是能够恢复体力的，为什么会造成猝死？雪看上去洁白无瑕，况且大家都喝了雪水，为什么有人会死？谁能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不仅让死者不能瞑目，而且也会让身经百战的生者心中不安。
海拔4443米的亚克夏雪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1952年7月，解放军剿匪部队137团在这里发现了12具17年前长征红军的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骨架旁还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是什么无声无息地夺去了一个班建制的战士的生命？事后推测，凶手可能是高山缺氧窒息。
长征途中还发生过一件离奇的命案。中央红军在翻越六盘山时，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了300余人。红军保卫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抓了一些可疑的人，立案调查数月，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证据。直到50多年后谜底才揭开：原来红军下山后，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泉水喝。没想到清澈的泉水中含有大量氰气，与土壤中的钾、钠结合生成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这些人都是被氰化物阻断了中枢神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生命。
医护人员最辛苦
许多老红军回忆，经历过长征的人，差不多都能当半个医生，因为见到过各种疾病和无数的死亡，大家也都懂得用简易方式处置病患。
在强行军中，最苦最累的往往是医护人员。红三军团有个看护队，在过草地时24人就牺牲了8个。每次出发前，他们都要先给病员服药，给伤员换药、包扎好伤口，路上吃的、喝的、用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在过草地时，队员们将所剩不多的粮食让给伤病员，自己去摘野菜充饥。到了宿营地，他们先给伤病员烧水、洗脚、看病、换药，然后自己才去休息。这样，他们比一般战士要起得早、休息得晚，再加上缺粮少吃，身体也渐渐虚弱。伤病员有增无减，担架不够用，医护人员还要搀着伤病员走。长征到达陕北的康克清
红军很重视医疗卫生，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红四方面军还创造了一套以中草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不过到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药品得不到补充，就只有凭借经验抗击病魔。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前人用牺牲换来的经验就成了一剂良药，它让人们能避开即将到来的危险。红四方面军南下时自然条件更为恶劣，但有了此前翻越夹金山的经验，爬山前准备比较充分，反而损失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根据以往经验，在翻越雪山时向全部队口传命令：翻越途中所有人不得坐下来休息，各级干部要照顾体弱有病的人，不能让一个人停下。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难题并增强指战员的体力，贺龙带头去钓鱼。草地河流纵横，鱼很多，藏民又不吃鱼，很容易钓到。食物中添加了动物蛋白，能增加人身体的抵抗能力，又避免吃野菜带来食物中毒的危险。
【点评】有了后方不怕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患病众多，轻病号都坚持跟随部队，重病号的安置却成了大难题。为保存重要骨干，红军规定团以上干部和重要技术骨干（如电台人员等）伤病后抬着走，其他重伤病员每人发几块银元安置在群众家中。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调查统计，有15万失散红军，相当一部分就是长征途中的患病离队人员。
长征中的红军因为疾病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最终到达了全国仅存的根据地陕北。在那里，指战员们感到最安心的一件事，便是不再怕生病，因为那里有后方医院，有苏区老乡的窑洞可休养，病愈后马上又可以归队。经过长征的人，对根据地的作用刻骨铭心。
第六部分 女性之谜
第一章 战争无性别(1)
——女性参加长征数量之谜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队伍中，也都离不开红军女战士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战士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性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说法不一，无从查考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红军女战士成为拿到了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性，有的是中央苏区机关的干部，有的是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的是文工团的战士。当时没有留下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女性的确切数字，这些女性究竟占全部工作女性的百分比是多少，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红军部队里的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参加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作战，人数增减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沿参加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合影，
右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妇女队伍中，还有几个来自一方面军的人，如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政委的王泉媛、吴富莲，帮助四方面军组织文艺工作的李伯钊等。她们不仅都成为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而且长征的时间长达两年，走的路也比一方面军主力多了1万里。
走与留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
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个体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的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苏区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随队远行是福是祸，当时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点评】女性奇迹辉煌表现
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总之，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不足3000名。
对参加长征的女性，无论是领导人、党史战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不曾吝惜赞美之词。确实，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章 行程更漫长(1)
——女性长征的代价之谜
二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红军女战士的“行”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与男红军相比，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修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修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八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八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头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头砍掉。
在行军途中，红军女战士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条件使得她们的性别意识淡化。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同志在北京合影
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牛粪里刨食”，牛皮鞋底做成“美味”——红军女战士的“食”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红军女战士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自然环境的严酷。女战士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为了生存，她们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战士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上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唯一不觉行军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体强壮，背着三四条枪行军，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在延安曾对史沫特莱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夜宿女房东屋里闹误会——红军女战士的“住”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
女性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因为卫生问题。女性营养不良，第二性征没有了，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会闹出误会，曾经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一些干脆剪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女性恼怒和尴尬的神情，变成男性开心的笑料。
【点评】正视事实女性伟大
长征中的女性有着耀眼的光彩，却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这些绝不会有损于她们的伟大，也不会有损长征的伟大。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长征的著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善意，对女性的不尊重鲜有涉及。
是继续隐瞒还是正视这些事实，拷问着治史者的良知。
在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这种遗憾再持续下去？通过长征中妇女的经历也可看出，要消除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妇女在社会上得到彻底解放，确实需要经历很长远的历程！
第三章 乌泥涂脸剪长发(1)
——红军女战士战斗力之谜
长征中，除红四方面军外，其他几只红军部队都没有编制妇女作战部队，她们多被编在后勤、卫生分队，主要从事机要、秘书、卫生、党团妇女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回避开直接的战斗。
红四方面军编内的妇女独立师占了长征妇女的绝大多数，妇女也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琴秋：精通五国文字的红军女师长
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女性，当属张琴秋。她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张琴秋——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的政治部主任
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中共西北局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1933年，由鄂豫皖西征进入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建立了通江县妇女独立营，翌年扩编成独立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共有2500多人，张琴秋担任师长。她曾率妇女独立营创造过“五百农妇缴白军一个团”的奇迹，成了“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的传奇人物。
军史记载，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在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参加了攻打剑门关的战斗，激战两昼夜，取得了重大战果。作战的时候，女战士们用乌泥涂黑脸，剪掉长发，以防被敌人发现是女兵。
腊子口之战是妇女独立团付出较大牺牲的战斗。敌人在30米宽的山口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后面又有100多藏族土司骑兵尾追。独立团的女兵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谷之中。一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向敌人发起进攻。担任断后的一个排女兵由副连长谭怀明率领，与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战场上寒光闪烁，到处鲜血喷涌。经过血战，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而女战士则牺牲了70多人，大部分人连姓名也没留下。
西路军渡黄河西进的时候，1300多名女战士改编成妇女先锋团，她们多来自四方面军，团长和政委是红一方面军的王泉媛和吴富莲。已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也随队西征。妇女先锋团血战河西走廊，最终全军覆没于祁连山麓，张琴秋在突围时被俘，身份暴露，被马步芳解送到南京邀功。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周恩来营救下，她最终回到了延安。
在四方面军参战妇女中，出现过很多惨烈事迹，如大小金川一战，十几名女兵被敌人三面包围，弹尽粮绝，女班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带领全体女兵集体跳河自尽。
康克清：朱德身边的神枪手
中央红军中的女性不多，她们没有多少机会直接参战，但还是学习了刺杀、射击等本领。如康克清在红军中有“女司令”的威名。毕业于瑞金红军学校的她原本朱德与康克清打算领兵打仗，但组织上让她留在朱德身边，负责起朱德的保卫任务，因为她还是个身经百战的神枪手。
1935年春的土城之战打得很惨烈，就连作为火种保留的军委干部团也投入了战斗，伤亡100多人。女战士们也被卷入战斗。当时天正下着雨，道路泥泞不堪，在地势狭窄的山坡上，身为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掩护部队撤退。子弹呼啸着从她的头上掠过，康克清拼命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险些被俘，连自己的背包都被敌人夺了去。
李伯钊：水兵舞让战士们鼓掌喝彩
长征中的女战士白天要同部队一起行军，以嘹亮的歌声鼓动大家的斗志，使战士们振作精神，不掉队，不开小差。每到一个城镇，她们还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以标语、布告、演说等形式宣传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女战士出面动员的感染力和独特魅力，往往更使群众热情迅速高涨。如危秀英在遵义城内，一个人就动员了200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宣传和动员需要才艺，女性们个个才艺出众。蔡畅曾在法国、苏联留学，有一副歌唱家的嗓子，她唱的《马赛曲》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张琴秋则是唱自己在苏联留学时所学的歌曲，还经常给剧团讲课，自己带头表演节目。李伯钊是中央苏区的文艺局长，还当过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素有“赤色明星”之称。她能自编、自导、自演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她教战士们唱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打骑兵歌》等，多少年之后还让人们记忆犹新。同样让人着迷的是她跳的苏联水兵舞，男兵们总是一遍遍为她鼓掌喝彩，并喊着“再来一个！”使她久久下不了台。
红四方面军1935年成立了“新剧团”，设化装股、道具股、跳舞股、音乐股、戏剧股、总务股，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女孩子，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这些小女孩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演出形式灵活，有歌剧、舞剧、话剧、快板、双簧、山歌；她们还能根据真人真事现编现演。她们还经常充当工作队、运输队、救护队，遇到敌军还担当战斗员。
王新兰：11岁川妹子照样走长征
在长征艰难而特殊的环境下进行宣传，经常要付出牺牲。往返部队演出途中，经常会遭遇反动地方武装的袭击，剧团中的女性要拿起武器战斗，有许多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为此献出了生命。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就出自宣传队，她就是川妹子王新兰，当时年仅11岁。她的叔叔王维舟是中共早期党员，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加入了共产党。姐姐王新国在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妹妹王新兰则在宣传队当宣传员。
行军途中，王新兰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雪山，她拉着马尾巴；过草地，她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从不掉队。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立在风口、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用稚嫩的双脚伴随着歌声走完漫漫长路，到达陕北。
“小钢炮”刘坚：当面顶撞张国焘
长征途中，被张国焘关押的廖承志、罗世文等人，是经过康克清的秘密调查弄清事实，然后通过朱德、周恩来与张国焘的交涉，才得以被释放的。
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郭天民等人传播了红一方面军北上告捷的消息，张国焘在左路军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准备对他们进行“帮助”。素有“小钢炮”之称的四方面军妇女部长刘坚在会上仗义执言，使郭天民等人免于遭受残酷的打击。1936年秋，在洮州召开的“西进”动员会上，又是这门“小钢炮”出面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力主北上。敢在会上当面顶撞刚愎自用的张国焘，确实需要过人的胆识。
三大主力会师时，李伯钊在甘肃洮州遇到了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彭德怀。彭德怀吩咐她设法搞到张国焘的松岗会议记录，那上边有他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证据。
李伯钊与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就已经相识，她也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左路军进行慰问动员，后来随四方面军南下，比较熟悉情况。她找到担任会议记录的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傅钟当即表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在会宁会师后，记录本经由她的手转交给彭德怀，张国焘的分裂错误不久就得到了清算。
【点评】建制取消精神长存
成建制的红军女性作战部队，无论是在长征史还是妇女解放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她们作战不可谓不勇敢，但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建制的作战部队后来没有保留下来。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指示不要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长征中的“妇女独立师”、“妇女先锋团”都成了历史的名词，再也没有出现在人民军队的作战序列中。
以往的组织形式虽然不再，但当年红军女战士英勇无畏的行为，已经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章 感离别恩怨(1)
——红军女战士的情感之谜
在恶劣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加深，此所谓“患难见真情”。
参加长征的女性面临极其恶劣的环境，她们缺吃少穿，缺医少药，但她们唯一不缺的，就是感情。
红军女性为何而哭
很多参加长征的女性的回忆录都曾经提到：1934年深秋，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的决定、行军纪律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场的女性几乎全都哭了。
女战士实在不愿意离开这片沃土，她们有的放弃了上海等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有的刚从深山老林中逃脱封建婚姻的桎梏，有的是为了逃出地主老财的凌辱和欺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块寄托着自己理想和希望的地方，进行着学习、劳动生产和生活，有的更是生于斯长于斯。今天就要告别这块土地，告别这种生活，去往一个未知的地方，怎不叫人落泪？
女性哭，还为着与战友的分离，与亲骨肉的分别。被选中参加长征的女性凤毛麟角，其他人都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大家都是要好的姐妹，一朝分别，生死难料，不知何日聚首，免不了潸然泪下。尤其是像贺子珍这样有了孩子的女性，更要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骨肉分离那一刻，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看到倒在路上的战友时，也会悲从中来。刘群先在翻越查河附近的雪山时，看到包括只有11岁的看护员在内的90多人被冻死在雪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
背着男人翻山越岭
由女性护理男性伤病员，需要更大的勇气。
照顾男伤员，由于缺医少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都要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伤在什么部位的都有，那是女护士所不能回避的。伤员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女性既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粮食不够宁可自己饿肚子。部队缺粮，重伤员难以下咽野菜，女护士们就先用自己的嘴把野菜嚼烂，然后再喂给伤员。当时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其中的大多数青春年少，面对男性的身体有着少女特有的羞怯。是战友之情，使这些女性冲破男女之间的大防。
一些伤轻的战士，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红军团长钟赤兵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肢。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将他抬走，战士和民夫人手不够时，女同志也来帮助，钟赤兵经常是由女护士抬着走。
红军翻过的大雪山——打鼓山
敌机时常轰炸长征队伍，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体弱有病的女红军邓六金勇敢地接替了民夫，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她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但她没有停下。下山之后，她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担架上的伤员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他心疼地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可当时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她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女担架员坚持下来了，中途没有丢掉一个伤病员。
身体瘦小的女战士危秀英在长征途中曾经救过一位发着高烧的男战士，并背着他翻越了两座山。由于分别得匆忙，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姓名。时隔20年以后，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两人再次相逢，危秀英才知道她救的这位男性叫廖志高，此时已经是四川省委书记了。
红四方面军女护士苟贵英在敌机空袭中，用身体掩护伤员，牺牲在四川马塘。为了不让战友受冻，女战士到深山去割棕，编织成“棕衣”，没有钢针就磨竹针代替，有的女战士甚至因此而被毒蛇咬伤而牺牲。
吵架拌嘴没有伤害姐妹情谊
长征开始之前，中央原定30名女性要编成一个队，同总政治部的队伍一起行军。但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女性被分散编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里。
但麻烦也来了。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都不好安排。刘群先向《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夫人披露：“在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跟党的负责人员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究竟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米粮。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亦没有一点不同。”
部队到达城口的时候，刘群先找到周恩来，提出把所有的女红军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妇女队。周恩来同意她的建议，任命刘群先当队长，归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要求她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在行军途中搞宣传，讲党的政策，鼓舞士气，还给她们配备了七匹马。
她们做了简单分工：李伯钊走在队伍的前头，负责安排食物；其他由刘群先负责；有时则两人一道，去找寻财产应予没收的地主。
妇女队只存在了一个月，到遵义后她们各自回到原单位从事看护或做政治工作，妇女队也就解散了。
过草地的时候，泼辣的刘群先与身体羸弱的蔡畅，也为食物问题吵过嘴。刘群先身体好，喜动，消耗大，自然吃得多；加上缺盐少油，成天吃青草，无时不感到肚子饿。但经常害病、饭量较小的蔡畅却要刘群先尽量少吃。不过吵完不久，大家还是和好如初，互相照顾。
青草成了女红军的主食，刘群先在分发“食物”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多给蔡畅一点嫩草。邓六金吃野菜中毒，腹部剧痛走不动路，掉队就可能牺牲，瘦弱单薄的危秀英架着她一步一步走。谢飞发现姐妹们的草鞋烂了，找了块马皮割成几块分给大家，用刀穿个洞后拴上绳子绑在脚上，才保障了行军。
“跑反队”终被接纳，“七仙女”拒绝嫁人
中央红军刚长征时，行军速度很快，女性跟得非常辛苦，很多人脚上磨出泡，落在后头，引起一些男性的不满，说她们拖了后腿。组成妇女队之后，刘群先把总部配备的七匹马拿出五匹，让身体病弱的姐妹骑和驮炊具，剩下两匹给四名孕妇轮换着骑，这样行军速度有了很大提高，饭量大的女兵也能吃饱了。
有人羡慕或嫉妒女性骑马，尤其是一些伤员。还有人无端猜忌女人们一定得到较好的待遇和食粮，风言风语也传到女性耳朵里。
四方面军工兵营有100多位女性，她们大都在“肃反”中受到冤屈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原本不被批准长征，但她们一路追随。为甩掉她们，部队故意飞速行军，不给她们提供粮食和发衣服，还骂她们是“跑反队”。这些姐妹毫不气馁，磨烂了脚也拼命追赶，并主动为主力红军抬担架、运弹药，没有丝毫怨言。最后，大部队终于接纳了她们。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七名女护士，到达平汉路的时候，部队为照顾她们，每人发了八块银元，让她们回家或就近找个穷苦人家做媳妇，以免掉队出危险。在“七仙女”中，戴觉敏是军参谋长戴季英的本家侄女，她和周东屏就去找戴季英，把银元扔在地上，坚决不脱离队伍。后来经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说情，她们才被允许随队继续长征。
【点评】性格率真追求执著
女性多的地方口角也多。毋庸讳言的是，参加长征的女性之间也有矛盾和摩擦。
男儿有泪不轻弹，倒不全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的泪腺发达，而是因为她们经历的磨难是男性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情感都能淋漓尽致地发泄，正是这些长征女性性格的率真之处。红军战士渲泄感情的过程，恰恰表现出她们对未来目标的执著追求。
第五章 风霜雨雪摧(1)
——红军女战士的爱情之谜
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大都在24岁以下。
男战士血气方刚，女战士风华正茂，他（她）们正面临性和爱的问题，更何况中国当时还有早婚早育的习惯。
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女性的生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甚至连月经也停了。但女性渴望爱和被爱的天性是压抑不住的。
长征中红军夫妻的名单
下面是一份参加长征的女性及其丈夫的名单，名单并不全，后来也有过一些婚变。
长征前就已认识和结婚的有：邓颖超－周恩来，蔡畅－李富春，刘群先－博古，康克清－朱德，贺子珍－毛泽东，金维映－李维汉，钱希钧－毛泽民，李伯钊－杨尚昆，陈慧清－邓发，周越华－贺诚，廖似光－凯丰，肖月华－李德，谢小梅－罗明，曾玉－周子昆，蹇先任－贺龙，蹇先佛－萧克……
长征中或长征后结婚的则有：李坚真－邓振询，刘英－张闻天，邓六金－曾山，刘彩香－毕占云，王泉媛－王首道，张琴秋－陈昌浩，谢飞－刘少奇，钟月林－宋任穷，陈真仁－傅连暲，李桂英－余泽鸿，张文－洪学智，周东屏－徐海东，汪荣华－刘伯承，吴顺英－马树良，谭怀明－张忠，谢觉哉－王定国，李开芬－朱良才，马忆湘－晏福生……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夫妻之间仍设法保持着深厚的关爱之情。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周恩来百忙之中常看望她，反复叮嘱保重。过草地前，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邓颖超则抱病守护，用冰块做局部冷敷以降低体温。
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始终在一起，康克清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朱德，而且还成了贴身“警卫”。
任弼时与陈琮英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在长征中也相互鼓励走完了全程。任弼时患重病，没有人抬担架，由一个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自井冈山以来，夫妻就有一条“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在长征中仍然有效。因此，多数女性平时见不到丈夫，一到宿营地，已婚的女性便开始焦急寻找丈夫，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见面都是莫大幸福。女战士张任弼时和陈琮英在延安窑洞前合影吉兰亲眼看见丈夫牺牲在路边，手里还攥着一颗尚未拉弦的手榴弹。她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又把丈夫最爱用的牙刷放进他的衣带，洗去其脸上的泥污，掩埋了尸体继续赶路。
不离不弃——长征中的爱情终于结果
长征途中，身材娇小的刘英拒绝了张闻天的求爱。她当时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他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甚至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大家都不脱衣服。长征到了瓦窑堡，稳定下来之后，两人才结了婚，共同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
汪荣华与刘伯承在长征中相识，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的前夕，两人举行了俭朴的婚礼。只有一只眼睛的“军神”1972年双目失明，1973年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但却活到1986年95岁高龄。50多年的坎坷曲折，没有妻子的体贴关怀，是很难想像的。
1935年10月，周东屏在陕北永坪镇嫁给了她精心护理多日的徐海东。没有聘礼，但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后，徐海东卧病在床30余年，周东屏也守护了30多年。
李贞虽然因为长征失去了生育能力，与甘泗淇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被贺龙称赞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很多女性的结局带有悲剧色彩
因为种种原因，也有长征夫妻并没有白头偕老，而是劳燕分飞。
结婚名单中没有列入危拱之与叶剑英，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危拱之是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因“托派”问题曾被开除了党籍，在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努力下，她才参加长征。长征结束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管历史上受过什么处分，都可以恢复党籍。于是她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危拱之又被诬为特务，她又以自杀以示抗议（未成），后来被洗去了冤屈。新中国成立前后，她曾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但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失去了工作能力，“文革”中遭受迫害，长期瘫痪卧床后去世。
抗战开始后，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等去苏联治病；她们的离去，或多或少都与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有关。
金维映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她与李维汉于1934年在瑞金结婚，去苏联治病期间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牺牲于战火之中。
刘群先拖着病弱的身子走完了远征路程。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博古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指挥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心情郁闷；刘群先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她的精神终于崩溃。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送进精神病院。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刘群先失踪，从此生死不明，被认定为牺牲于德军轰炸。
谢飞是海南岛上唯一参加长征的女性。到达陕北后，她与刘少奇结了婚，后来随刘少奇一起去了皖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婚姻也无疾而终。
肖月华的丈夫李德是德国人，在瑞金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她们的婚姻完全是由组织安排的，两人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长征到陕北之后，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肖月华在众姐妹的支持下，与李德办理了离婚手续，而李德不久就跟一位从国统区来的女演员结了婚。
“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
红军队伍中男多女少，两性比例严重失调，职务比较高、年龄比较大的男性在择偶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先权，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来，女性就处在被挑选的地位，她们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加之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有“拉郎配”之嫌，这使她们很难接受，也为她们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伏笔。
红军左右路分兵之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谈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碰上哪个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结婚，不管女的愿不愿意，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有没有文化，性格如何。谈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这就没有不公平的问题了。”
张国焘这种不尊重妇女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康克清的反对。她马上反驳道：“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毕竟‘捆绑不成夫妻’！”
张国焘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与《西游记》中猪八戒“撞天婚”颇有些相似，实际上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包办婚姻”的翻版，只不过由“家长包办”变成了“组织包办”。虽然今天看来荒唐，但当时在以男性为主的军旅中，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点评】女性解放爱情动人
战火中的爱情，往往把最真挚、最淳朴的本质的美展现出来，这不是长征的点缀，而是长征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包含着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而妇女解放又包含着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无论这些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第六章 身心遭打击(1)
——长征途中女性生育之谜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她们中有许多已经为人妻，而且正值育龄，她们渴望着与自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因此，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的婴儿，就成了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的母亲，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令人心碎的母亲。
为让产妇顺利分娩，阻击的战士付出了生命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打饭时，盆沿还沾着血迹。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下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董必武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战士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邓颖超为她们取名长征“双凤”，与其他散失在民间的孩子一样，至今“双凤”仍然没有下落。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怀孕7个月便早产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下一个男婴，她只能将孩子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了一家老乡。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本已被划出参加长征的名单，她却偷着追上队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生产了。产后几个小时后部队就要出发，当地又找不到老乡可以寄养，曾玉只好把赤身裸体的婴儿放在一把稻草上含泪黯然离去。产后没吃的，只搞到一碗豌豆苗，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送给了她。
第一位女将军终生未育
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俭朴而又热烈的婚礼。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身为六军团组织部长，此时已怀孕3个月，组织上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她哭着要求随队，表示爬也要跟上红军，保证不增加部队麻烦。果然，配给她的勤务兵被她派到前线，马匹送给了伤病员，帐篷则与其他战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草地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产妇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产后虚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这位后来新中国第一位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留下孩子。
即将分娩的女性指挥着部队突围
红四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经历最为曲折复杂，面临的生育问题也最大，究竟有多少女性产下多少婴儿，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张琴秋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浙江同乡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并于1925年11月与沈泽民结婚。沈泽民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他被留下打游击，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疟疾而病逝。
沈泽民牺牲后，张琴秋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了婚。长征途中她也怀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总部直属队遭到敌人伏击，身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却腹痛阵阵，快要分娩了。她是忍着剧痛，顽强指挥部队突围的。后来孩子也没有留下来。
在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常说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跨进地狱之门。长征中的产妇，恐怕大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死亡之门。产妇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据掩埋过孩子遗体的红军战士回忆，孩子死去的时候，小小的拳头基本上都是紧握的，仿佛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活着的婴儿是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长征中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跟随父母完成了长征，他们成了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姐妹俩本是名门闺秀，姐姐还是湘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在当地打游击的贺龙的部队，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被贺龙尊称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
二方面军长征采取了休整一段再跃进一段的方式，因此个别婴儿被允许携带行军，小捷生就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随队出征。有时一晚上要转移七八次，掉队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着女儿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身上跌得伤痕累累，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怕女儿哭声大招来敌人，母亲就把婴儿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脸色青紫，母亲真是心痛如刀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个男婴，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产妇，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蹇先佛担心拖累萧克和部队，就带着孩子走了8天，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方面军在阿坝地区进入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快要临产了。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之后，受到凉水的刺激，她的孩子在苗家的羊圈里呱呱坠地了，任弼时为女儿起名“远征”。分娩过程极不顺利，幸亏接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医术高超才转危为安。这对夫妻共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5个都在斗争环境中夭折失散。任弼时把采到的野菜嫩的留给陈琮英，老的自己吃。妻子没有奶水，任弼时将缝衣针改成鱼钩去河边钓鱼，朱德也来帮忙，给产妇滋补身子。任弼时曾想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遭到了战士们反对，他们要轮流背着孩子长征。后来重病在身的任弼时缝了个布袋，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产后的妻子上路。
【点评】母性伟大艰苦难忘
廖承志在长征胜利30年之后，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画了一幅长征中母亲给新生婴儿喂奶的画，送给女儿廖茗，并附言道：“你们是在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女性分娩之痛是暂时的，但通过长征所表现出来的母性之伟大，却是永恒的。长征中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又是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红军女战士们的艰难生育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点。
第七章 命运多乖蹇(1)
——长征女性遭遇磨难之谜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除西路军之外，绝大部分参加长征的女性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她们能否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长征又是如何影响她们一生的？
“三不准”的禁令终于被打破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安顿下来。虽然没有正式颁布过文件，但长征中“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不准结婚、结了婚不许生孩子”的禁令，无形之中被解除。
1935年9月，最先结束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部队中的“七仙女”之一周东屏结婚。当时徐海东重伤未愈，结婚之后周东屏照顾起来更方便。
陈真仁与傅连暲也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的，会宁会师后的一个月，他们在宁夏的同心城结婚。
张闻天和刘英刘英与张闻天是在瓦窑堡结婚的，洞房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地。两人原本在1929年苏联留学时便相识，长征途中经常接触。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突然向刘英求婚，刘英没有答应。长征到陕北后，有了落脚的安定条件，刘英才答应张闻天的求婚。
1935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李坚贞与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邓振询（邓仲铭）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李坚贞随丈夫一起南下参加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那些还没有恋爱对象的女性，组织则开始为她们张罗婚事。
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她们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干。女红军吴顺英由人介绍，嫁给了战斗英雄马树良——这是一位残疾军人，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女红军中也有不服从组织介绍的。例如，谭怀明（后改名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领导给她介绍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作为恋爱对象，性格泼辣的她一口回绝了，原因是男方年龄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后来，她选中了红军大学青年教导大队23岁年轻英俊的政委张忠，两人结了婚，生活也很美满。
没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团长
走上长征路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难并不会因为长征结束而完结。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们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她和丈夫戴元怀于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孩子只好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地说：“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的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团长王泉媛练就了一身武艺，她在瑞金中央马克思大学学习期间，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她与王首道是经过特批在长征队伍到达遵义时结的婚。当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姐妹都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她于1936年8月被上级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血战失败后，她在祁连山南山的梨园口被马家军俘虏。在监狱中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她长得漂亮，气质又好，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认马步青的老婆当了干妈。不料，她却被迫嫁给马步青手下的团长马进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只身逃出马家大院。她找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当时对失散人员有严格的规定：离队一年的可以回队，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办事处的人给了她几块大洋，打发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后来她嫁给了家乡的一位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地人还不知道她就是红军著名的女团长。直到76岁的时候，她才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国家分给她一套公寓，她收养了6名孤儿相依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谢小梅和罗明夫妇两人离开长征的队伍，留在了贵州搞地方根据地建设，不久被捕。谢小梅用随身保藏的金戒指贿赂法官，夫妇才得以出狱，流落到贵阳。谢小梅给有钱人做了女佣，罗明则当了扫大街的。后来，两人又被叛徒出卖，经历了九死一生。被保释出狱后，罗明病重不能干活，靠谢小梅糊信封勉强维持生活。抗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改了名字，成了“党外爱国人士”，谢小梅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买员，1981年3月才被恢复党籍。
脚下路走完，笔下树丰碑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有“赤色明星”之称，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写能导，在长征途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1950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掌声雷动。歌剧融进了红军战歌、根据地和长征经过地区的民歌，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都是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提过意见，导演过《龙须沟》的焦菊隐出任导演。
毛泽东看完《长征》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李伯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歌剧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1978年2月，历尽艰险的话剧《北上》终于最后脱稿，舞台上从此又多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而李伯钊却在运动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脑血栓。
马忆湘的《朝阳花》，是由女性亲历者创作的第一篇反映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她10岁当了童养媳，13岁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因为她生的白净秀气，曾被政治部门误当做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而受到审查，并险些被赶出红军队伍。在贵州，她险些在大雨中滑入山谷，是贺龙把她拉了上来。马忆湘只在陕北云岩工读学校读过几个月书，构思和写作《朝阳花》花了她十多年的时间。小说以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为题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长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小说于20世纪60年代付梓以后，立刻受到读者的追捧，截止到1978年，印刷了10次，累计印数达100万册，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当时，她把自己的1万元稿费一分不剩地全部交了党费。
【点评】走过长征心中无悔
人们用脚走出的长征，即使路再长，也有到达终点的那一天。但留在人们，尤其是女性亲历者心中的长征，却永远没有终点。
长征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据统计，仅中央红军就渡过了22条河流，爬过20座高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占领过62座城镇，这些地方几乎都留下过这些可敬女性纤纤的足迹。
她们不曾忘却长征，后人也不会忘记她们。
第七部分 民族策略之谜
第一章 秋毫无犯(1)
——红军民族政策之谜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地区，那里是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苗、瑶、壮、侗、水、土家、布依、白、纳西、彝、羌、藏、回、裕固、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此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人篇章——苗寨反奸、彝海结盟、羌民支前、藏区建政、回族拥军……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民族政策的胜利。
白崇禧派奸细到红军营地放火
中共中央在1922年7月制定的党的二大《宣言》、1923年6月为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中，都强调了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原则。不过在长征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细致的了解，也很少有实践的机会。
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中甸时，藏民组成采购组，
帮助红军向寺庙购买青稞。这是贺龙颁发的委任令
中央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突破湘江进入广西北部山区，那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穷人，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阂，拥护红军。不过苗族区域也有一些寨主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军阀白崇禧派出一些别动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利用夜晚去纵火，造成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民区域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
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一天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召集开会，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的人被抓到，他们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放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还当场要求参军。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拥护，但发现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藏区统战：改打土豪为团结上层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进入藏区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进入藏区的红军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的“四要十不准”歌谣，全军普遍教唱。红军改变了原先实行的打土豪政策，对藏族上层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至少应做到互不相扰。
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元。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走了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活佛带信，解除群众的疑惧。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朱德强调首要任务便是让群众回家生产。
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对方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于是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还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红军变成了“菩萨兵”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必然产生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时，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作动员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红军还向藏族人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群众交口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所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军进入西北的回族地区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也改变了过去在汉族地区对农村土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行了团结争取上层的办法。政治部门规定，各部队进村以前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后才进村宿营；在营区内禁止食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在宁夏回民区，马家军设下了众多苛捐杂税，民众痛苦不堪，红军到后全部予以废除，红军就此得到回族群众的大力拥护。
【点评】政策灵活培养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红军有了广泛与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机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民区的毛儿盖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章 坦诚是金(1)
——小叶丹当上“红军支队长”之谜
“汹涌的金沙江、大渡河，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我英勇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红一方面军在征途中所唱的这首歌，述说了1935年5月，刚渡过金沙江时遇到的严峻险阻——处于奴隶社会的三百里彝区。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夺下冕宁城，放出彝族首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很快又渡江追来，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随即，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川康军阀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红军只有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安顺的羊肠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边。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红军到达彝区时，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有沽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四川军阀为控制他们，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头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
红军工兵连被扒光衣服
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彝区。许多彝胞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但还是半信半疑。看到这支以汉族为主体的军队进入自己的控制区，有不少彝民拿着钢枪、土枪、弓箭围拢过来，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占据了山口要隘并拦住去路。
刘伯承、聂荣臻等下令，遇到彝民拦阻和抢劫不得开枪，只能说服解释。当先遣部队经过额瓦垭口时，突红军帮助彝族群众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图为小叶丹的妻子手执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军旗然有一股彝族武装冲下来，袭击了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这个连的指战员严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结果光着身子流着泪跑了回来。
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对侵袭采取不予理睬和不还击的态度。刚从冕宁监狱中被解放的彝民，走在红军队伍的前面当翻译，说明红军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绝不会与彝族人为敌。此时，沽鸡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在双方形成对峙时，小叶丹乘马赶到前沿。红军发现这人装束不一般，便经翻译向他喊话，得到的回答是同意会谈。
小叶丹首先同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萧华席地而坐，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想借道而过。他看到红军解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纪律又很严明，便本着“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基”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愿意结盟是为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并不想介入彝族内部冲突。当小叶丹提出愿与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兄弟时，萧华马上回去报告。刘伯承为了团结彝族同胞，确保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定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
歃血盟誓，小叶丹成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长
5月22日，在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红军先遣队人员和众多彝胞参加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小叶丹还拿来一只公鸡在湖边宰杀，两人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仪式完成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
，小叶丹也将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当晚，刘伯承在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小叶丹叔侄一行。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伯承建议，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小叶丹至死都珍藏着这面旗帜，解放后由他的妻子交给了人民政府，捐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人护送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红军强行军，在三天时间内全部通过彝区。指战员们快步行军时，路边彝胞一片欢呼，出现了歌中所唱的“兄弟民族夹道迎”的动人场面。一些彝胞看到红军如此善待少数民族，还参加了队伍，有的人还一直走到陕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拍下了几个彝族红军战士的镜头。
参加红军的一部分彝族战士
快速通过彝族地区，抢出三天改写历史
“彝海结盟”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刘伯承曾回顾历史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这三天时间，真是改写了历史。
对于红军先遣队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彝区，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高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同刘伯承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泽东也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四川解放后，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曾嘱咐要尽快找到小叶丹，并说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可惜，小叶丹已于1941年在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后来，政府安排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等职务，他每次去北京都被刘伯承接到家招待并以兄弟相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央还特别批准将小叶丹的孙子和外孙保送上大学，不忘旧情。
【点评】丰碑屹立影响深远
“泸沽的铁苗多又多，不及红军的队伍多。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
多年来，关于彝海结盟的歌谣一直在大凉山传唱，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盟誓的铜雕像如今也矗立在西昌市中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红军总参谋长与彝族头人能顺利结盟，并非幸运之神偶然光顾，而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地区运用所取得的第一个突出成果。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后来北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长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历史丰碑，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变成革命种子之谜
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驻扎的康区甘孜县城里，正在召开有16个县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建立起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破天荒地在旗帜上冠以“自治”之名。在会上，多德被推举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达活佛和头人夏格刀登等担任了副主席。一个贫苦出身的瘦高个藏族“娃子（农奴）”扎喜旺徐也成为大会代表。
不怕“杀”的“娃子”当上了民族代表
扎喜旺徐这位藏族领导干部的名字，在全国解放开展藏区工作时才在国内报纸上出现。然而他的照片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随着《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夏天到陕北采访时，曾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这位藏族红军战士，就是在甘孜参军的扎喜旺徐。
在康区新龙县当过14年“娃子”的扎喜旺徐，一贫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越过雪山进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藏区时，当地反动头人进行恐吓宣传，土司和许多藏民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藏西躲。扎喜旺徐却没跑，他说此时的想法是：“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红军进驻甘孜后，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据他回忆，有一个当官模样又挺和蔼的红军走来，通过翻译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并询问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就被这种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感动，于是尽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个干部见他衣服破烂，马上又给了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让他把一个红布条子挂在胸前去参加筹备建立政权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此时扎喜旺徐不懂汉语，后来才知道，那块红布条上面写着“民族代表”四个字。接待他的那位干部，就是随四方面军南下的总部地方工作部长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省长）。红军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是参加红军的一部分藏族战士，左起：孟特尔、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沙纳
多年后，扎喜旺徐回忆：“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红军一起工作后，他很快有了觉悟，很爽快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当了红军的扎喜旺徐马上受领了一项任务，就是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红军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院。他到处向藏胞宣传自己的亲眼所见，劝大家赶快回家。扎喜旺徐还找到躲藏起来的格达活佛，以很强的记忆力转达了邵式平和其他红军干部大篇讲话的意思。格达活佛听得很认真，自己也派人探听，得知情况属实后，返回了白利寺。扎喜旺徐得知活佛回来，立即赶去，带着格达去见了红军领导人。
经过开展藏区工作，道孚、炉霍两县首先开始建立县、乡两级的“博巴”（藏族的自称）政权。格达等人回来后，“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领导成员以藏族干部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红军建立了统战关系的上层喇嘛和当地土司头人如格达、夏格刀登等，也有贫苦的藏族农牧民即像扎喜旺徐这样的“娃子”。
博巴政府为红军筹“救命粮”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不许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称藏族同胞为“蛮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条例和标语都要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甘孜地区人口少，高寒地带产粮也不多，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进入此地驻扎近半年，供应十分艰难。“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动员群众交纳“拥护红军粮”，并救护和运送转移红军的许多伤病员。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并组建起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决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时，刚到达的红二方面军粮食更缺，邵式平便向总指挥贺龙推荐了扎喜旺徐，并交待了筹粮任务。
红军虽要求尽可能用银元买粮，可是部队从湘中驮来的现大洋所剩无几，有些时候只好暂借。扎喜旺徐陪同红军领导向头人们保证，共产党说话算数，留下欠条，将来一定加倍归还（这一点在后来藏区解放时马上兑现）。经过劝说，扎喜旺徐在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万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在一个寺院劝说成功，一次赠送了红军青稞5000斤，这在当时供应奇缺的情况下被称为“救命粮”。
红军离开藏区时，当地参军的多数藏胞因不习惯汉区条件，不愿意北行，部队也听其自便。邵式平征询扎喜旺徐的意见，他表示愿跟红军走。邵式平马上表扬他觉悟高，并说四方面军有不少藏族战士，红二方面军却没有，要他跟随贺龙。扎喜旺徐听从领导安排，成为红二方面军中唯一的藏族战士。
挨一枪知道了马克思是谁
在红军过草地和进入甘肃的途中，扎喜旺徐一直跟随在贺龙身边，为部队介绍情况当向导。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对扎喜旺徐也都非常关心。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并熟悉情况，过草地时，他发现了几百只羊，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把羊群赶了过来，结果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
扎喜旺徐负伤后，贺龙亲自检查伤口，并表扬他勇敢机智找来这么多羊，要求给他记大功，还诙谐地说：“命还挺大，子弹要是偏一点，你就见马克思去了。”这时扎喜旺徐不知道“马克思”是谁，身边的同志告诉说，这是已经去世的伟大的革命导师。此后他回答贺龙问话，说自己革命还没有成功，不能见马克思。贺龙高兴地表扬他说：“进步还挺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了长征，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马上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扎喜旺徐听说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马上表示不愿意，并说小孩子才上学，我都二十多岁，脑子又笨，学不会。贺龙便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你这个‘小蛮子’，真有点‘蛮’不讲理啊！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接着，贺龙又耐心解释：“这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扎喜旺徐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后，同八名藏族、八名蒙古族、九名彝族和二十几名回族同志一起在民族班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亲自为他们上课，并在抗战期间安排他们在后方学习，以培养和保护这批经过长征锻炼的少数民族革命“种子”。解放战争期间，扎喜旺徐被派到内蒙古工作，在民族自治工作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全国解放时，他又和其他当年的藏族红军回到藏区，担任过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在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点评】留下情感埋下种子
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区域时，一度建立各阶层参加的“博巴政府”，像扎喜旺徐这样不懂汉话的贫苦农奴还能投身革命，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后，博巴政府因失去红军保护而解体，这一为时不长的政权却在藏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良好影响，在许多藏族僧俗人士心中留下了对红军的朴素感情，经过长征锻炼的民族干部更成为后来党在藏区开展工作的重要骨干。
第四章 倾囊相助见真情(1)
——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友谊之谜
红军长征到达西康藏区时，结交了一位忠诚的上层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达活佛。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在过去全无革命影响的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非常困难，却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为号召影响当地群众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康区寺院的大活佛成为亲密朋友并维系终生，便是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朱德的长谈让格达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停留休整。当时甘孜县的白利寺，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格达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于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一户贫苦农奴家庭，7岁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主持当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有正义感，入佛门后仍关心国事民生。红军到来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格达活佛起初听信诺那宣传共产党“灭教”的蛊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里不敢露面。
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该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待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其放弃抵抗，红军得以比较顺利进入甘孜地区。
红军到达甘孜白利寺后，得知在当地威信很高的格达活佛躲藏起来，便派人去找，并宣传政策。格达了解到红军对寺庙秋毫无犯，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到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深受感动，就此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得知格达活佛返回后，便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还互赠礼品。
朱德同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朱德和格达活佛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时，他不顾风险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粮
格达活佛拥护红军，是出于内心的至诚。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后，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格达活佛当时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红军回来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的照片，立即将其买下带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格达活佛无比兴奋，马上向周围的故旧宣传，说当年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并要准备欢迎。
格达活佛与十八军干部在一起1950年春，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甘孜，他马上动员当地僧俗民众支援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并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首长说：“如今刚刚快到15年，你们果然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当时中央邀请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职，朱德还邀请他到北京一叙。
格达活佛看到解放军正在准备进军西藏，便表示自己应先到拉萨一次，利用过去的关系劝说上层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条件，然后再进北京。尽管中央告知此行有危险，他仍毅然前往，结果行至昌都时遭反动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实现与朱总司令再见面的最后愿望。格达活佛去世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他为藏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事迹也一直受到人们怀念。
【点评】忠实朋友毕生奉献
格达活佛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很大影响的藏族上层人士，在遇到红军后就毕生竭诚拥护解放事业，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为此还不惜献身。这一事迹的本身就说明，红军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格达活佛通过亲眼所见，坚信红军的道路也是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他不仅帮助了当年的红军战胜艰难险阻，也为后来甘孜藏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使长征留下的宝贵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队之谜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
神奇部队之谜
青藏高原东端的康区，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此经过和停留。当地有着传奇经历的藏族汉子马骏振臂一呼，康区还诞生过一个藏民独立师。这支部队的成员大都没有穿红军服装。他们身着藏袍，骑马在广阔的高原上驰骋，为保卫自身的利益和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战。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离开藏区，藏民独立师也在北上途中解散，然而它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藏族小头人出面拥红军
1935年4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西进，不久即挺进懋功（今阿坝小金）一带藏区，接应红一方面军。这时，反动当局利用藏族民众对汉族军阀部队的恐惧心理，大肆散布谣言，说红军杀人灭教，毛泽东、朱德在越嶲县发给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武装的委任状
一时间多数群众躲入山间。但丹巴县有一个上过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懂汉语并且经过商的30岁的藏族汉子麻孜?阿布，对这支新来的军队感到好奇，不但不躲藏，反而主动前往懋功探听虚实。
麻孜?阿布遇到“红汉人”的队伍后，亲眼目睹了他们保护寺院和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的行动，很受感动，便自告奋勇给红军当翻译和向导。他还招呼十余名青年随同自己下山，从附近找来木料，搭建桥梁方便红军通行。红军进入丹巴县城后，他又发挥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的特长，帮助安排红军的食宿。红军首长根据其原名“麻孜”的谐音，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马骏”，其意为藏族人民的骄傲。
马骏的父亲在丹巴藏区是个小头人，为人开明，一向不满四川国民党军阀的敲诈勒索，得知儿子的行动后表示赞成，自己也出面拥护红军，帮助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占领丹巴县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让他担任县政府副主席。
马骏一家在当地颇有影响，他们父子出面号召，很快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其他一些乡里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武装。红军随即派来政工干部，收编了这些队伍。据当时驻丹巴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给红军总部的《关于敌情及部队情况的报告》记载：“丹巴县及区均已建立了番族人民革命政权，共分七个区，群众很好。武装除独立团外，各区有二十个、三十个不等的游击队……番民独立团现成立了三个营，约八百人，有枪二百余枝，每连我们都派有军队干部去领导。”
11月间，红五军在丹巴县建立起各级红色政权和乡级游击武装后，又帮助组建起“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骏担任团长，下属800人，成员绝大多数为藏族。独立团一经成立，便开始清剿地方反动武装，修复被反动势力破坏的桥梁，积极维护地方治安，为在川西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提供后勤支援。当时红军动员藏民参军的口号主要是“番汉一家”，要群众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四川军阀侵害，因此调动起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这些藏胞多不通汉语，对共产党的理论不能完全理解，却出于自发的反抗本能，踊跃地跟随红军投身于反抗四川军阀的战斗。
红军干部穿上藏装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作战受挫后，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为主要战略立脚点。由于这里藏族群众参军比较踊跃，民间又藏有大量武器弹药，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合编，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
藏族出身的马骏被任命为师长，红军派去的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原属一、四方面军的100多名干部到该师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们也换下红军的军装，改穿藏族服装。这个师开始只有1000余人，在红军离开藏区前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开始装备有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
在独立师成立大会上，马骏身穿藏袍，脚登皮靴，头戴狐皮帽，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他用洪亮的声音，分别以藏、汉语进行了动员，正式宣布：“丹巴藏民独立师正式建立了，热烈欢迎各民族青年参加！”接着，马骏又具体说明：“今后，新老干部都要有跟着红军革命到底的精神，要团结得像一个人，打倒我们所有的敌人。”“民族有别，不是冤家，敌我之分，才是对头；实现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红军转移，藏民独立师殿后作战
丹巴藏民独立师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教育训练，就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作战。1936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个师会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少、粮食缺，红四方面军补充日益困难，冬衣都难以解决。在此情况下，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长期停留在康区不利，却又不愿立即北上，于是决定向甘孜转移。当时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殿后，阻击敌人前进，保障了主力转移。
在独立师成立后的战斗中，红军派去的干部同师里的藏胞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政工干部都得到马骏的尊重。在这支藏族武装中担任师政委的李中权回忆：“马骏虽然是少数民族头人，但他思想藏民担架队支援军队开通，同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有深刻的矛盾。”“马师长热情、周到，使我有回家之感。他表达能力很强。”当年到这个师工作过的其他人也回忆，马骏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匀称、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打起仗来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骑兵部队的前面，率众打了不少胜仗。
十几年后为解放军带路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甘孜地区，国民党当局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煽动当地土司纠集兵力抵抗。为了对藏胞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总部让丹巴藏民独立师一面制服抵抗，一面做争取说服工作，使很多地区表示拥护红军。
四方面军在甘孜落脚后，决定成立金川军区，丹巴藏民独立师划归其管辖，改番号为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地区的警戒，维护社会秩序。由于该师战士着藏族服装并适应当地风俗习惯，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以藏族为主体的“博巴自治政府”建立后，这个师因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在筹粮和打击反动土司时往往骑马跑在最前面，其行动也比较容易被当地群众理解和接受。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藏区北上，开始决定带藏民独立师一同行动。但该师战士缺少文化知识，当初参军主要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受眼界和生活习惯所限而不愿进入汉族聚居区。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大部队离开藏区时，该师许多成员因牵念家乡自行离队，师长马骏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张国焘怀疑并遭诬害。当时派到该师的政委、指导员虽然努力进行宣传动员，毕竟无法改变长期的民族隔阂造成的一些思想情绪。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再坚持让这支少数民族武装随主力北上，不仅无益反而可能生变，便宣布解散部队，愿留愿走听其自便。最后除了十几名藏族青年坚定地随红军走过草地北上陕甘，其他的人都陆续返回了家乡。
参加过独立师的成千名藏胞回到康区后，对红军还长期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950年解放军进藏时路过当地，许多人又主动跑来带路和帮助运输。部队的干部战士对他们表示感激时，的一些藏胞还用已经生疏的汉语回答：“都是自己人，我当过红军！”
【点评】宝贵尝试留下火种
在红军长征史上乃至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藏民独立师的存在只有几个月，但却是一次宝贵尝试。虽然受客观条件局限，这个藏族师在红军北上时因无法带走而解散，却培养了一些民族干部，积累了在藏区工作的经验，为后来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充分体现了“长征是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第六章 着重培养(1)
——喇嘛成为新中国重要干部之谜
红军长征进入西康少数民族地区时，有一批藏族青年投身于这支由汉族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其中有一位18岁的小喇嘛不仅参了军，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部队的干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这位跟随红军三过草地的藏族青年桑吉悦希，由毛泽东亲自取了一个汉语名字——“天宝”。
小喇嘛当上了少先队副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