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接着继续长征到达藏区。部队进入这片少数民族区域后，一些藏族青年怀着朴素的感情参了军。天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
天宝，原名桑吉悦希，1917年2月出生在阿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当地的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天宝在家中是老大，十二三岁时便入寺庙当“扎巴”。他在寺庙内地位很低且深受压迫，加上多少学了一点藏文，算是有文化的喇嘛，思想比较活跃，内心中有了反抗的念头。红军初到藏区时，国民党和反动土司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等一系列谣言，藏民们纷纷逃到山里。天宝本来觉得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愿躲藏，后被迫同众人上山。不久，他出于好奇又偷偷下山，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做“红军”的汉人队伍。
天宝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宁可冒着雨雪风霜，挨饿受冻。尤其是看到这支队伍待人和气，还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他更是在心中出现了共鸣，渐渐敢同红军接触，还产生了打土豪给乡亲们分浮财的念头。出于对红军的好感，天宝没有同父母亲商量便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由于他在参军的藏族年轻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马上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
受到红军严明纪律和和蔼待人所感动而参加红军的，在藏区还有不少人。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她回忆当年的情景便说，自己起初躲在村里，见红军纪律好才敢出来。由于她能讲点汉话，便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并去动员躲避的藏民下山。此后她在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便留在红军中再也不走，一直跟随到陕北。
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天宝就跟随部队两过草地，又南下西进。由于他表现好，入伍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任命为藏民独立师青年部长和“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天宝作为藏族干部，一到达新驻地，就率领战士到寺院或土司头人家中筹集粮草，交涉各种具体事务，起到了汉族指战员难以起到的作用。
长征路上学习文化知识
天宝回忆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不认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我这一点汉文，就是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学过的汉话大部分能很快记住。通过学习，他由简单直观地感到红军好，逐渐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在藏区曾有上千名藏族青年参加过红军或红军领导的独立师，后来只有十几人跟着红军最终走到陕北，其中就包括天宝。
在终日转战的长征路上，部队领导仍一直督促天宝等新入伍的同志学文化，以此了解革命道理。行军上路时，天宝背的背包上就写着汉字，后面的人一边走一边看，天宝则看前面战士背包上的字，在途中达到会念、会写。他说当时部队领导对文化学习要求很严，“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批评的！”
天宝努力学汉语，学一点就“现炒现卖”，向藏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同时交涉筹粮。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天宝说：“我们这里本来就穷，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差不多吃光了。”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动员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在他自己当过小喇嘛的那座小寺院里也找出了几百斤青稞。由于粮食不足，天宝就尽量找牛羊，肉可食用，皮子用来做背心、坎肩。天宝等人还把牛皮或羊皮穿几个眼做成简陋的皮鞋，供同志们穿用。
野菜宣传员兼翻译和向导
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集中少数民族战士组成了一支“番族人民自卫军”，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考虑到这支特殊部队的成员较熟悉藏区地理和民情，由他们担负着为大部队开路、找粮食、找牛羊和收容掉队或迷路战士的任务。走出草地时，少数民族战士所剩不多，这支部队番号撤销。过草地的行军中，天宝还担任了翻译和向导，又是“野菜宣传员”，负责拿着各种野菜到各部队讲解说哪个可吃，哪个不能吃。由于他对汉话还讲得半通不通，只好一面讲一面用手比划。天宝很小就到寺庙当喇嘛，未出过远门，行军时也刘伯承只能靠自己摸索为部队引路，自称是“不称职的翻译和向导”。
同天宝一起到红军中来的，还有个藏族青年，汉名叫王寿才，过去走过草地，又懂汉话。总参谋长刘伯承请他带路，还配了一匹马。走到草地中央，王寿才发了高烧想回家，部队就用担架抬他，在左路军第一次过了草地时指明道路立了大功。以后王寿才到了陕北并且入了党，解放后当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在延安时天宝对他开玩笑说，别人都是自愿参加红军，只有你是被红军战士“抬”到革命队伍的。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宁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中国革命的长远角度考虑，在刚创办的中央党校里专门办了一个少数民族班，天宝也成为其中的学员。
毛泽东给小伙子起名叫“天宝”
1937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在延安开课，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宝任学员班班长。少数民族班的同志普遍文化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给他们辅导。
在这个民族班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经常来讲课，基本能保持每周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毛泽东来讲课后，还经常同这几十个学员交谈。有一次毛泽东问当时还名叫“桑吉悦希”的天宝说：“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得到的解释是，“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接着，毛泽东想了想又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从此，“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并被这位藏族红军战士终身使用。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校少数民族班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天宝接受了进一步培养后，又参加了实际工作，担任了蒙古抗日支队的教导员。1950年11月，天宝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后改称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任主席，后来又在西藏担任了领导职务。
【点评】着重培养贡献突出
红军长征时在藏族区域活动了近一年时间，吸引了一些像天宝这样的藏族红军。他们通过长征和以后战争的考验，到延安后又经过党中央的培养，从头开始学文化，并提高了思想和政治理论水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藏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并为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章 争取回民(1)
——“陕甘”变成“陕甘宁”之谜
1935年10月初，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红军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甘肃通渭县，向东北方向进军。走出几十里就看到沿途有一些零星的回民村庄出现。这里的回族群众经常同汉族交往，一般都通晓汉话。红军队伍进入村子后，当地回民看到红旗，纷纷跑到路边，端出泡好的茶水并招呼说：“红军先生，咱们没有什么东西招呼，请喝茶吧！”在这样一个很陌生的少数民族区域，中央红军受到群众这样的迎接，实在是感到有些意外。
红二十五军给回民留下好印象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回民区之前不久，经过了彝、藏、羌等民族聚居的地区，积累了不少民族工作的经验。9月末中共中央在甘肃通渭县召开会议，了解到在向陕北前进的路上要经过回族聚居区，于是特别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陕甘支队对全体人员进行了民俗民情教育，特别强调不得吃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日常用具。各部队对炊事班事先都进行了检查，要求将原来所存的猪油提前吃完，进入回区后只许携带菜油和豆油。
10月上旬，陕甘支队进入了回民地区，意外地发现当地群众不仅不逃避或对抗，而是群起相迎。在村子里的墙壁上，还写有“红军和回族同胞是一家！”“回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标语。
中央红军经过询问知道，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曾从这里经过，给回族群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当时，军政委吴焕先为了搞好同回族群众的关系，专门找群众座谈调查，给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
三大禁令是：
一、禁止驻扎回民的清真寺；
二、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
三、禁止在回民中吃大荤。
四项注意是：
一是要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二是要注意不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
三是要注意回避青年妇女；
四是要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在回民中说“猪”等。
吴焕先向部队做出民族政策的规定后，在镇内召集当地名人和阿訇开座谈会，说明红军不收款、不催粮、不拉夫抓丁的政策。军部首长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又热情而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还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八个大字的锦缎匾。接着，老阿訇和回族群众带着礼品、赶着羊只，回访了红军。红二十五军走后，当地民众都称赞红军好，此时看到新来的这支队伍打着红旗，头戴有红五星的军帽，便自发地前来热烈欢迎。看到长征途中这种少见的场面，毛泽东非常兴奋，到达陕北后便称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红军离开的那天成为回族群众的纪念日
10月5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抵达西吉县单家集村，并在此留宿。红军进村后，便有几位戴着白帽子、留着白胡子的老人前来迎接，并双手捧着小瓷碗敬茶水。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出面答谢，感慨地说：“这个地方的回族群众真好！”
毛泽东、张闻天进村后，马上去清真寺拜访阿訇，说明红军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护回文回教，主张民族平等。阿訇听后很高兴，马上招呼回民们腾出一些房子给红军住，并按市价卖给红军粮食，还请毛泽东在清真寺吃了饭。当天晚间，毛泽东不顾行军疲劳，在北厢房同阿訇马德海长谈，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民情，对回族地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0月6日拂晓，中央领导率红军离开单家集，行前战士们按照老规矩把借来的木板等如数还清，损坏了的按价赔偿，并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部队离开村子时，回民们站在桌子旁边鞠躬拱手为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停地向回族群众招手致意。后来的几十年间，当地民众每逢这一天都不忘纪念。
离开单家集的次日，毛泽东随中央红军长征登上六盘山顶，一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此刻，陕北苏区遥遥可望，万里长征已经到了尾声，毛泽东的心情自然感到欣慰。在思考下一步如何在西北地区建立和扩大苏区时，毛泽东也注意研究如何发动在当地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回族群众的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发现，这里一些村寨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同宗同族的观念强过阶级观念，当地上层人物在族内具有很大的威望。由于这些头人有着领导本族人反抗外来压迫的积极性，在当地不能采取汉族地区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而是要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再通过他们影响本民族内部和其他群众。
“陕甘”苏区变成“陕甘宁”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与当地红军重组红一方面军后，于1936年春天东征山西。由于受到国民党中央军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拦阻，5月间红军返回陕北。鉴于当地粮缺和兵源补充困难，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彭德怀指挥西征宁夏，其目标是扩大根据地，争取打通能与苏联联系的国际路线，并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
西征宁夏又要进入回民区。红军出发之际，5月24日，总政治部特别发出《关于回族工作的指示》，强调要造就“在回民中有信仰的领袖”，规定部队进入回民区后不打回民土豪，注意通过阿訇上层分子来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并组织回民委员会和回民解放协会。为宣传红军的主张，毛泽东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布“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等主张。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政策，使红军能够成功地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发展了民族武装。
红军西征进入宁夏前，回族军阀马鸿逵在当地实行残暴的统治，各种名目的横征暴敛已搞得民怨沸腾。马鸿逵到南京开会看中一位女大学生，不惜花5万银元将其买来，用当时还很罕见的飞机将其接到银川，还自诩这如同阿拉丁用神毯载运飞来一位美女。此时宁夏军队的士兵却已欠饷数月，百姓摆摊卖个西瓜都要上税，闻之此事的兵民都是怒不可遏。红军一进入宁夏，马上宣布免除马鸿逵所设的苛捐杂税，不打不拦阻红军的军队。
宁夏的马家军兵无斗志，红军在环县一战击溃其第三十五师后，其余部队均一触即溃，未做多少抵抗即撤向银川一线依托城池工事坚守。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红军对俘虏的马鸿逵属下回军官兵进行教育后，全部放回。红军采取这一举动后，宁夏军队连续四个月不再出战。一方面军在此休整，随之南下陇东的静宁、会宁一带，实现了三大主力的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军西方野战军进军宁夏后，连续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豫旺、同心、盐池等许多城镇和镇原北部，于6月中旬成立了回民解放独立师，以马青年为师长、欧阳武为政委。在新解放的回族区域里，红军还发动回民组织了游击队。这些由回民组成的民族武装配合主力红军，进行了保卫地方的一系列战斗，固原、镇原等地还建立了有上层人士和下层群众代表共同参加的苏维埃政权。至此，宁夏东部纵横200余公里的地区也并入原来的陕甘根据地，就此出现了史册上一个响亮的名称——“陕甘宁”。
【点评】政策正确民族团结
1936年8月，到陕北完成了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骑着骏马，在红军陪同下前往宁夏前线，用镜头记录下回民群众召开大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的场面。红军长征期间在宁夏回族地区开展了成功的统战工作，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群众中发展革命力量的宝贵尝试。实践证明，红军在打击压迫回汉人民的马家军阀时，只要政策正确，仍然可以团结包括地方头人和宗教领袖在内的广大回民，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