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兵力也有一定的损失。
蒋介石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则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然，此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其中包括某些红军高级将领。红军离开遵义才半个月，现在突然回师，又必须保守军事秘密，导致很多红军指战员不理解。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从容脱困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以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
但在鲁班场战斗中，红军未能得手。
鲁班场战斗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如果此战获胜便有可能“赤化贵州”。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红军集中主力应该能完成歼灭。战斗中敌人却以六个团兵力急速增援，红军苦战一天形成僵局，为避免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彭德怀曾说：“在鲁班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毛泽东决定绕道进入川康，这样才能避免不利决战，转危为安。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中央军和川军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红军则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滇军主力已东调，只剩各县保安团向昆明集中，滇北空虚。红军乘虚迅速进至金沙江，以几条小木船从容渡江。
四渡赤水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全部甩在后面，红军宣传队有《一只破草鞋》之剧，意谓敌自赤水河以来跋涉千里，追到金沙江边，红军已杳如黄鹤，岸边唯遗一只只穿烂的草鞋而已。
【点评】集体智慧用兵如神
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即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
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为：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掌股之间。
毛泽东善于听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其他战友的意见，聚集体智慧于一身，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此时的机动灵活，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红军广大指战员却感到回到了前三次反“围剿”时的主动局面，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
第三章 铁索孤舟(1)
——中央红军打破“宿命”之谜
红军在大渡河畔的战斗，有两个具体场景：“安顺孤舟”和“飞夺泸定”。与其他战斗相比，大渡河畔的战斗更能体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特点。
安顺场渡口一叶孤舟上的18位勇士，泸定桥13根光溜溜铁索上的22位英雄，其个人的战斗素质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决定整个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战斗，如果只是为了证实红军战士的勇猛，是远远不够的。它真正的含义在于打破了一直笼罩在红军高级将领头上的宿命——一个关于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打精神战这张牌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蒋介石亲自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边，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人到达安顺场（彝语紫打地）。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毫无知觉。他北上时选了一条山间捷径，而且也没有选择跟先遣队同在大树堡抢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树堡上游的安顺场。
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侦察，没有发现敌情，决定停留三天，征集船筏。此时是阴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达开做好渡河准备时，发现河对岸出现清军，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举抢渡。此时大渡河却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渡河精锐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强渡失败后，洪水旋即消退，两军都疑是“河神”显灵，清军士气大振，太平军则士气低落。
《战士报》第186期载有《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个模范等名单
随后，太平军又做了几次渡河尝试，皆告失败。石达开决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应元以金银买路，遭到拒绝，只好冒死向东突围。由于洪水、战斗、疾病和饥饿，使最后突围的不过6000人。为了轻装，石达开甚至让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后突围仍未成功，石达开被迫请降，被解到成都处以极刑。
72年之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着几分相似。毛泽东知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自有妙计。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
刘伯承抢出生死攸关的三天
用刘伯承过大渡险关，关键在于他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三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三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
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马上以一营营长孙继先率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上午，冲锋号吹响，红军集中了三挺重机枪，连同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第一批9名勇士每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火力奋勇向前。9名勇士上岸后，小船立即返回运渡第二批9名勇士。
在火力的掩护下，孙继先率17名勇士奇迹般地突破了川军一个营的把守，控制了渡口，并且又缴获了三只小船，天险大渡河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更令人惊奇的是，勇夺安顺场的18人（营长和另外17勇士）无一人伤亡。他们是孙继先、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事后，这些建立殊勋的勇士，每人得到一件列宁装的奖励。
创造奇迹的，还有在激流和弹雨中奋力撑船的8名船工，以及以三发炮弹进行关键性掩护的神炮手赵章成。
不过刘伯承高兴之余，又添新愁：水流太急无法架桥，靠四只渡船，即使昼夜摆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敌中央军主力正向大渡河急进，只有几天的路程，堵截的川军主力也将陆续赶来，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飞夺泸定之战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
为尽快渡过大渡河，军委把目光瞄向距离安顺场北面约160公里的泸定桥。
军委确定的最佳之策，是沿河两岸分两路直取泸定桥：红一师及军委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然后沿河东岸北进；沿河西岸的一路作为重点，以红四团为先锋，主力红军紧随其后，争取通过泸定桥渡河。
此时，敌军两个旅已前往增援泸定城，双方都在抢时间。
5月27日凌晨，担任西路夺桥先锋的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西岸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衔枚疾走，沿途还打了两仗。
行军途中忽降大雨，对岸与红军隔河而行同奔泸定的敌军停下避雨，红四团则乘机加快行军速度，28日一天就走了120公里，于29日晨6时先敌赶到泸定桥边。
夺桥的时间定在下午4时。全团就地休息，饱餐一顿。
铁索桥高悬于10丈高空，桥板大部分被抽走，桥上只有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微微起伏。桥下是汹涌咆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军一个团在桥头已筑好了工事。红军必须冒着敌枪林弹雨，从光溜溜的铁索上攀援而过。
杨成武政委与最后选出的22个勇士一一握手：“我已经向毛主席保证了，一定要过去，千方百计要过去。如果我们过不去，蒋介石的阴谋就要得逞，朱毛红军就要变成石达开第二！”
冲锋开始时，全团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22名突击队员扶着桥栏、踩着索链，冒着弹雨向对岸冲去。桥头的桥板被火点燃了，他们依然奋勇向前，有3人中途倒下。冲过桥去的战士大刀挥舞寒光闪闪，以至于对岸路两旁的不少小树也被拦腰砍断。
此时，从安顺场过河的东路部队也赶到泸定城南发起攻击，枪声大作，守城之敌更感惊恐，落荒而逃。两路红军夹河而上，控制了泸定桥。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泸定桥的夺桥勇士们得到的奖赏是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一支派克笔和一套列宁服。
此役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徒步急行军速度和匍匐爬过百多米长铁链索战斗的纪录。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考验了人类体能的极限。
【点评】战胜“宿命”摆脱追敌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把从中央苏区长途尾追而来的中央军薛岳部彻底甩掉，从此完全摆脱了追兵，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前面的雪山和草地。
蒋介石关于大渡河的预言成空，成了战斗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败者。不仅红军战士不再信他的蛊惑，他的部下也对他的判断心存疑虑。
大渡河之战，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也战胜了自己的“宿命”。
第四章 突破一点，盘活全局(1)
——腊子口“告别战”之谜
根据现有的长征史料统计，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师以上规模的战事共有119场。
腊子口之战只是团级规模，是能载入战史的规模最小的那种。但腊子口之战虽小，红军参战部队却表现得有勇有谋。而且，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越过的最后一道天险。红军不仅在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也告别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所以可名之为“告别之战”。
“必须拿下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从俄界、达拉地区出发继续北上，沿达拉河谷向腊子口方向前进。此时他们走出草地仅仅半个月，偏又赶上一路雨雪交加，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单衣。
红军沿白龙江边险峻的栈道进入甘肃境内，经过藏民聚居区。许多藏民受反动势力煽惑，藏匿粮食逃离村寨，红军吃住遇到极大困难。在途经原始森林地带时，因峰峦叠嶂，道路崎岖，行军艰难，加上有小股反动武装在山林里偷袭，红军出现了不少伤亡。
14日晚，红军大部队到达达拉沟口旺藏寺，军委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红军在击溃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团的拦阻之后，逼近天险腊子口。
“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也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高达500米，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周围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峡道，长约300米，宽近8米。在峭壁之间的沟底，有一条由北向南奔腾穿峡的腊子河，水深虽不没顶，却很难徒涉。
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想经过腊子口，除通过这个小桥外别无他路。如此险要的地形，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称“天险”。
甘肃军阀鲁大昌已派两个营在腊子口周围修筑了工事，其中一个营扼守隘口，桥头悬崖上筑有好几个碉堡，以四挺重机枪把守；另一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从腊子口的隘口向内直至岷县，其纵深还配置有3个团兵力，扼守着隘口至后面的高山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
在旺藏寺，居住有十几户藏民。寨内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栋藏民的二层小木楼就建在小路边。在这栋只住一宿的小木楼上，一直随红一军团走在前面的毛泽东向红四团领导人亲自部署了夺取腊子口的作战。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给了他们两天的时间，必须拿下腊子口。
敌人的致命缺陷
但以腊子口的地形而论，大部队攻坚兵力根本施展不开。
担负攻打腊子口的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因为参与的大战恶战太多，这个团的团长自长征开始以来已经换了几任，此时的团长是王开湘，团政委则一直由杨成武担任。
9月17日下午，红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因地形不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部队无法隐蔽，敌军据险固守，红军从下午到黄昏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徒增伤亡，团首长遂下令暂停攻击。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封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
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
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位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新战士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攀上陡峭的悬崖，而且有办法把其他兄弟也带上去。团首长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两个连悄悄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石壁摸到敌人后面；政委杨成武率领六个连从腊子口正面夜袭。
穷追90华里，夺下数十万斤粮食
入夜时分，战斗再次打响。
敌人似乎已经料到了红军将会在夜间发动进攻，纷飞的弹雨和从碉堡中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火网，正面进攻的六连始终无法接近桥头。
担任迂回的部队却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那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如猿猴般攀爬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面的战士再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爬了上去。迂回部队终于在凌晨之前攀上山顶。居高临下，借着初露的晨曦，扼控要道的敌人防御阵地一目了然，一个个未加顶盖的碉堡简直成了红军投弹的活靶子。
王开湘一声令下，山顶的战士们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准确地投向没有顶盖的碉堡和敌阵地，山下的正面攻击部队也趁势发动猛攻，机枪和冲锋枪一起开火，守敌猝然受到来自背后的致命一击，夺路而逃。红军在18日清晨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并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沿着峡谷向敌纵深继续猛攻，连续突破多道阵地，乘胜穷追90华里，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岷县的大草滩，前锋直逼岷州城下。
此役还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多斤，这给红军给养以极大补充。
突破了腊子口天险之后，中央直属队和殿后的红三军团陆续通过了腊子口。走在后面的彭德怀沿途看到，每一株树木几乎都有枪伤或炸伤，满地的青草已经被反复冲锋的战士踩得稀烂，距桥头100米的崖路上，铺了一层炸裂的弹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弹，有的地方竟然累积成堆，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地倒在路旁。
【点评】“棋筋”到手满盘皆活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评价此战：“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如果以围棋之道喻之：腊子口之战规模虽小，作用却相当于围棋中的“棋筋”。“棋筋”虽小，却关乎全局。长征中的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堵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就像一条没有根的“大龙”，时刻为“求活”而苦苦挣扎。
毛泽东抢到了腊子口这个“棋筋”，为这条“大龙”伸出了头，缓了气，为日后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第五章 强夺要地(1)
——红四方面军包座大捷之谜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但是在张国焘的错误思想鼓动下，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
当时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大仗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背篓，里边装有腊肉。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眼里，中央红军形同乞丐。他们已经离开根据地八个多月，一路上恶战无数，又刚刚翻越大雪山，大部分衣着褴缕，军服五颜六色，弹药也不足。
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等人领导的包座之战，还是显示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同时体现了红军内部讲团结、顾大局的风格。
胡宗南的一个师正星夜赶往包座
1935年8月20日，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下辖由原红一、三军团改称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
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经包座。
包座藏语意为“枪筒”，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因地形而得名。这里是从川西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已经进驻松潘，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
红军一通过草地，胡宗南马上派第四十九师星夜赶往包座，拦截红军进入甘南。红军必须赶在强敌进驻包座之前，消灭驻守在包座的敌人，打通松甘古道，否则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此时中央红军彭德怀所率第三军担任殿后尚未通过草地，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且相当疲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研究后，赶到毛泽东住所，主动提出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以红三十军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马上表示赞许。徐向前返回后即作部署，定下了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计划，并要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
正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约有12万人，战斗力较强，其中很多士兵在原来的十九路军中与日本军队打过仗。而担负主攻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不过13万人，装备远不如敌。而且红军刚走出草地，途中忍饥挨饿，战士体力严重下降，作战困难很大。
“夜老虎”拿下大戒寺
包座山坡上长满茂密的原始森林，驻有胡宗南部共三个营，都已筑起集群式碉堡。敌人的指挥部设在一座高五六百米的山上的大喇嘛寺——大戒寺内。山下是一条宽约两丈的小河，正值雨季，水深流急，形成天然屏障。
徐向前亲自率几个警卫进至距敌只有几百米的位置观察，结果被敌发现，引来枪炮射击。徐向前乘敌射击之机，将各处碉堡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8月29日黄昏，担任“围点”的红三十军的“夜老虎”团向大戒寺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攻占大戒寺。残敌败逃时放火焚烧了辎重，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等待援兵。红军战士们冲进火海，抓起烧焦的粮食塞进口中狼吞虎咽。
敌师长被俘后跳河自尽
担任“打援”的红三十军主力，按计划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的上包座西北丛林中。根据俘虏的口供，敌人的增援部队预定于8月30日下午到达，但一直等到31日中午，才见到敌人踪影。
援敌担心被红军伏击，派出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为了麻痹敌人，红军少许诱敌部队突然出现在敌军正面，在一些小山头进行阻击。敌军以为红军的伏兵不过如此，遂大胆攻击前进。
红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于下午3点左右将敌主力全部引入预设口袋，红军主力居高临下，马上发起总攻。红八十八师插入敌阵，将敌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在枪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战士近战接敌，主要以手榴弹、大刀拼杀，一小时后便将敌先头团歼灭。
残敌利用茂密的森林和一些低矮的小山包顽抗，双方形成反复拉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红三十军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宣传队、炊事员、马夫都提枪参战。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来援部队大部被歼，敌师长伍诚仁重伤被俘后跳河自尽。
红四军在军长许世友指挥下也向驻守在求吉寺之敌发起攻击，最终将其全部消灭。
蒋介石新战略破产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敌军被毙、伤、俘5000余人，红军缴获物资甚多，牦牛及骡马有七八百头之多，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正是红军所急需的。红军的兵员也得到了补充。有数据表明，有近70%的俘虏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改“前堵后追”为“长围高困”。他认为，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蒋介石还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红军的包座大捷，粉碎了蒋介石的新战略。
国民党甘、陕军队虽然有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此战胜利，又使红军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军需补充，这对于红军的生存及北上都特别重要。
包座战斗结束后，徐向前等赶去向毛泽东汇报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徐向前（左）、叶剑英战况，并送上一些战利品。毛泽东表扬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随后，毛泽东又找徐向前、陈昌浩做张国焘的工作。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刚刚缴获的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同时令四军一个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惜的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对抗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终导致两大主力分道扬镳。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原来跟中央一起行动的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人率红四方面军队伍随陈昌浩南下，二过草地同张国焘会合。
【点评】指挥卓越风格高尚
包座之战从8月29日至31日，打了三个昼夜。在敌我兵力相当，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打了歼灭战，体现了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将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带着饥饿和疲劳取得胜利，说明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第六章 硬拼受挫(1)
——百丈关损兵之谜
1935年10月中旬，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击溃尾追敌骑兵2000余人。与此同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也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已经一个多月。北上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大捷；而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失利，赤化四川的目标没能实现，被迫西进。
“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于1931年奉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代表，后来又到川陕根据地，长期领导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们出于对党的信任，一度对这位“张主席”也有迷信。尤其是基层指战员不知道红军指挥部已经掌握了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的技术，把他说成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南下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全部（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组成。他们再过草地，在川西高山峡谷间向南穿行。
红军战士虽然两过草地，体力疲惫，时至深秋还穿着夏装和草鞋，但战斗热情不减，取得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胜利，甚至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初期，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战果。
但同时，胜利掩盖了一个事实：红军占领的地区人口很少、物产贫乏，也来不及进行根据地建设。一些红军高级将领还有一个错觉：四川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容易被各个击破。
张国焘鼓动南下的时候，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他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11月13日，南下红军一举攻占名山县城和百丈镇，逼近了川西平原的门户——百丈关。
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红军进至此地，就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逼近富饶的川西平原。此前对追击红军比较消极的四川军阀见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立即集中80个团反扑，红军在仓促间与敌展开了一场决战。
红军以15个团硬拼敌人80个团
百丈关一带属于小丘陵，地势开阔，适合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战的红军。红军进至百丈关的前几天进展顺利，但自11月18日起遇川军和中央军一部反扑，战局迅速发生逆转。
11月19日，敌军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向红军发起进攻，揭开了百丈关决战的序幕。
此时的川军刚刚整编不久，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整编之后，川军中的军官多是从峨眉军官训练团下来的少壮派。蒋介石仿照红军的做法，向川军各部队中派去了政工人员。加上刘湘又亲自坐镇，下了死命令：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
红军亭，石碑上“红军亭”三字为徐向前元帅所题。百丈关大战时，徐向前曾亲临此地指挥作战
以往作战中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川军，这时突然变成了“硬骨头”。而红军指战员尽管连续作战，非常疲惫，但仍与优势之敌殊死搏斗，豪气干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百丈附近的水沟、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
由于双方采取密集队形交战，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轮番出动的空军，给红军造成不小伤亡。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提醒部队要注意防空，但由于缺乏防空武器和受地形限制，收效甚微。红军在天全突破川军防线，正欲乘胜追击时，即遭敌机密集轰炸，伤亡300人，攻势被迫停顿。
战至11月21日，红军已经筋疲力尽，而川军却利用熟悉地形、运输方便的优势，反攻势头不减，中央军薛岳部也乘机在南部投入战场。红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和东出都已经不太可能。红四方面总指挥部决定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线扼险防守。
红军估计不足
百丈关之战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大规模战役，经过七天七夜苦战，红军毙伤敌15万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由于未达成歼灭战，缴获少而损耗大，结果却对红军十分不利。
百丈关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四方面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再一次用血的代价证明了战略和路线的重要性，战略和方向错了，即使局部取得若干胜利，仍难挽救整体上的颓势。
导致红四方面军失利的原因还有许多。富庶的川西平原是四川军阀的命脉，红军向此前进便威胁其老巢，过去派系众多且互不协同的川军各部破天荒地抱成一团。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将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师（模范师）和范绍增师调到前线，亲自督战与红军硬拼，蒋介石也把中央军薛岳部和部分空军调来助战。
红军事先对这一敌情估计不足，情报不明，决策失误，参加百丈关之战的兵力只有15个团，却硬拼川军80个团，事先过于轻敌。发现敌强我弱之后，指挥部没有及时下令撤退，连续多日苦战，直到损失惨重。
南下路断,部队由8万人减到4万余人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在巴西单独北上的时候，曾经遇到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带人赶来拦阻。毛泽东当时对不明真相的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员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要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另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这两句话都应验了。
战后，红四方面军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由于川军主力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等部从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御，防线仍不断被突破。
南下之路不通，退往川康边的四方面军处境更为困难。此地为汉、藏杂居区，严冬到来后部队棉衣和粮食供应困难，又难以大量补充兵员。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翻越大雪山西行，向甘孜方向的康区转移。
经过几个月的南下作战，红四方面军由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受形势发展所困，最终同二、四方面军联合北上。
【点评】损失重大未达目标
百丈关折兵，红四方面军损失的兵力仅次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湘江之战。湘江之战损失虽然惨重，但中央红军通过湘江封锁线的战役目标毕竟实现；百丈关之战却未能实现进入成都平原的目标。
这一仗非张国焘直接指挥，却与张国焘的路线直接相关。此役是南下红军攻防的转折之战，也是红四方面军从南下到北上的转折之战。
第七章 立足陕北(1)
——直罗镇红军奠基战之谜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可是，在陕北建立大本营谈何容易？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便有了直罗镇战役——堪称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之战。
党中央带来两份“大礼”
党中央为了西北根据地更稳固，带来了两份“大礼”。
一份礼物是对内“平冤狱”。前一时期陕甘苏区刚刚进行了错误的“肃反”，根据地创始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被关押，危在旦夕。毛泽东提出“刀下留人”，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由老成持重的董必武等人主持，并于11月5日派王首道等人星夜赶赴瓦窑堡，代表中央接管了“肃反”的执行机构——中共西北保卫局，当日下午便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陕北红军首领。
另一份礼物就是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甘泉县的下寺湾召开会议，确定了西北苏区发展总方针：向南作战和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围剿”，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从此拧成一股绳。
在会上，有人认为，打破围剿至少要用1935年的整个冬季，因为前不久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刚刚进行了“切尾巴”战斗，由彭德怀指挥击溃了尾追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2000余人，战士们太疲劳。毛泽东却认为兵贵神速，应该在本月打破围剿，不给敌人构筑碉堡的足够时间。
下寺湾会议之后，党中央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前往南线准备作战；另一路由张闻天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11月5日，红一军团在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整编之后共同开赴富县东村，做好伏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此时，担任国民党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是张学良，主力是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由关外撤进关内，充当了内战的炮盔。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对蒋介石“驱虎吞狼”的计策有所察觉，但一来上命难违，军火军饷仍需国民政府供给，二来毕竟有着旧军阀的本性，一时难改敌视和轻视红军的态度。
东北军在10月末就做了部署，准备以5个师3万余人的兵力，东西对进，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整编之后的红军主力只有11万余人，战斗胜负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东北军、西北军的政治态度。
战前做“局”，直罗镇坚固墙垣被红军拆毁
党中央早有与东北军等联合抗日之心，但不给仍在坚持“剿共”的东北军一个深刻教训，就没有资本与其进行谈判。于是，毛泽东在直罗镇大战开始之前，就在作战命令中指出：“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毛泽东、彭德怀等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
毛泽东要求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形同锁钥，为敌我必争之地。红军的作战意图是将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打。为了攻坚时减少伤亡，节省弹药，在撤出直罗镇之前徐海东等人命令战士将镇内的坚固墙垣大部拆毁。
参加直罗镇战役的红一方面军机枪连
11月20日下午，西路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分三路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天晚间，红军主力突然将直罗镇包围。
敌师长待援无望战败自杀
21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北方向对敌发起猛攻。镇内敌军从睡梦中惊醒，立即组织突围，却在红军严密包围下冲不出去。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红军针对东北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喊话要他们不要为国民党打内战。
该师许多士兵和军官曾做过红军的俘虏，知道红军的优待政策，同时被战场喊话打动了心，纷纷瓦解。战至中午，敌大部投降，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个小寨内，固守待援。
这个小寨虽经红军事先拆毁，但敌人又连夜加固，加之地形复杂，红军缺乏重武器，因此攻击未得手。周恩来来到前线，了解到寨内既无粮更无水，决定围而不攻，在敌人逃跑时歼灭。
自被围始，牛元峰就拼命求援。22日上午，敌董英斌部增援的106师还没有到达直罗镇便被红军击溃，并被乘胜追击的红军在黑水寺地区歼灭了一个整团。牛元峰见援兵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红十五军团发现后立即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在直罗镇西南的一座山上，牛元峰战败自杀。敌人其余三个师也停止进攻，退守防地，陕北苏区从此进入了一个安定的局面。
张学良战后受到巨大震动
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袂作战，共歼敌一个师零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美中不足的是，此役中牺牲了红军著名将领、原红八军团政委、中共中央委员黄甦。
毛泽东评价直罗镇战役“为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战役期间，毛泽东亲临北山吴家台北端的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十五军团作战。彭德怀和徐海东等还在战场附近跑遍了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战斗打响后又尽量靠前指挥，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士气。
直罗镇战役旧址
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见到了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询问了部队伤亡的情况，要求徐海东认真组织部队休整，做好伤员安置工作。
徐海东汇报说部队中还有鄂豫皖苏区肃反留下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徐海东向这些人宣读毛泽东的决定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祝捷大会之后，刘亚楼、张云逸带领中央红军的一个剧团到红十五军团慰问演出，红十五军团也派出高级干部到中央红军参观学习，两军相处非常融洽。
东北军惨败令张学良大感震惊。他回忆说，我是带过兵的人，知道长途跋涉后的部队是什么样子。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可见这支军队不得了。东北军在“剿共”中损失三个师后，蒋介石非常失望，趁机撤销了这些部队番号以减少供给。
红军在战后释放了俘虏，交还了武器。不久，东北军与红军秘密实行停战，逐渐接受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
【点评】四大胜因站稳脚跟
11月30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召开的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从四个方面概括了胜利的原因：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是战斗准备的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
直罗镇战役和肃反扩大化这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以解决，党中央才真正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第五部分 破解险阻之谜
第一章 化害为利(1)
——红军渡河之谜
红军长征经过的艰难险阻，大致可分为两种：人为设置和大自然本身所固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人为障碍，自然界的险阻可分为江河、关隘、雪山、草地、气候、疾病等几类。
在万里征途中，姑且不论国民党军占有地利、装备和人数绝对优势的追剿部队，即使是大自然摆在路途之上的艰难险阻，也不是一般军队所能轻易克服的。
长征中的红军首先遇到的大自然的险阻，就是江河。史册上也就此留下了亿万人耳熟能详的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
乌江：隆冬大雪严寒，竹筏赤膊强渡
1934年10月中旬，86万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突围西进，“长征第一渡”便是过于都河。这条河不宽，又有红军工兵架桥，且属苏区边缘地带，渡河时未发生战事。红军渡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即开始进行激烈战斗。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之战中，红军蒙受巨大损失，其原因固然很多，不过湘江的江面宽，利于国民党飞机扫射封锁和投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未达成在湘江聚歼中央红军的目的，但当他得知红军入贵州的消息之后，又高兴了。那里有穷山、恶水和大量吸毒之民，这些都不利于红军。
中央红军入黔后，遇到的第一条江河是乌江。贵州险路难行，素称天险的乌江横在中间阻隔。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城，军阀侯之担则坚守住黔北屏障乌江。此时红军身后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紧追，一旦渡江不成或迟缓，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发源于乌蒙山东麓，江水由西南自东北急速奔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并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高达数丈；河床时宽时窄，水底暗流湍急。渡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大木船，二有好梢公，三须是大晴天。
红军到乌江边时，三个条件似乎都不具备：大小船只早已被敌人掳去北岸，船夫难觅，渡江之时雪花纷飞。在此情况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强渡乌江。
1935年新年刚过，红一师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进抵回龙场渡口，就地取材，扎起竹筏，在黄昏时分就以一只竹筏载着8名战士向对岸偷渡，不幸竹筏被险浪和旋涡打翻，战士落水失踪。
当天夜间，又一只竹筏在寒风怒号中离岸而去。一个小时后，北岸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第一批突击队靠岸。等待已久的其他竹筏，一个接着一个地冲进波涛汹涌的江中，越来越多的红军部队被送到对岸，回龙场渡口突破成功。
红二师四团则选择了江界河渡口，先是由连长毛振华带领8名擅长游泳的勇士，冒着刺骨严寒泅渡过江，成功到达北岸，然后接应赤膊短裤的突击队，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三只竹筏抢渡。其余几十只竹筏也立刻出发，强渡过去迅速占领高地，控制了北岸渡口。守江的黔北军阀侯之担见两处渡口已失，丧魂落魄不战而逃。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后，也在乌江上反复渡过。长征期间，红军两大主力总计六次突破乌江，比四渡赤水还多了两次。
金沙江：反复调动敌人，周密严谨快渡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一泻千里，大浪咆哮。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兵锋直指贵阳。正在城内督战的蒋介石身边只有一个正规团，急令滇军主力紧急增援，云南境内敌人兵力空虚。红军乘机长驱西进，疾速由黔西入滇，直逼省会昆明。“云南王”龙云只好将各地守军和民团调来昆明，滇西北金沙江畔无兵防守，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渡江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了确保迅速渡江，中革军委开始规定要抢占金沙江的三个渡口——龙街、皎平和洪门渡口。由红军大学编成的干部团以昼夜行军多里的速度，一举拿下皎平渡口，获得两只小木船；红一军团第四团智取三座县城，控制了龙街渡口，但因江宽水急，无法抢渡，遂转向皎平渡过江，仅留少量部队继续架设浮桥迷惑追兵；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也因船只少，水流急，无法架桥，除留下一个团渡江外，主力也转向皎平渡江。
在金沙江皎平渡两岸悬崖峭壁上，一时间集中了2万多名红军战士，数百余马匹和行李担子。这一渡口虽然水流稍缓，但短时间内无法架设浮桥，第一天只好靠两只小船摆渡。以后又找到五只船，大者渡30人，小者渡11人，但船皆已破烂，船底漏水，每次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复渡。
区区七只小破木船，承载着中央红军脱离险境的希望。指挥渡江的，是精于财经统筹和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
渡江工作就像一架衔接精准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部队到达江边时，事先就被告知纪律，要求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依船只能载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以免船只倾覆。每船设船上司令员，船上的各级首长也须听其指挥。小船因不能承载骡马，便将其都赶到江里，人坐在船尾牵着牲畜过江。
为红军撑船的梢公共有36人，有汉族，也有彝、傣、纳西等少数民族。他们打破“夜不渡皎平”的遗俗，夜以继日，终于在7天之内将所有红军摆渡过江，未掉一人一骑。后来西方人了解到此事，认为其组织完善堪与后来“二战”的敦克尔刻大撤退相媲美。殿后的红五军团也交替掩护渡过金沙江，随即凿沉了七条木船，国民党追兵望江兴叹。
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时候，选择了金沙江上游的石鼓镇。这里人称“万里长江第一湾”，传说当地是蜀汉诸葛亮“五月渡泸”和忽必烈“革囊渡江”的地方。红军依然是佯攻昆明，调动敌人，依然是只有七条小船。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红二、六军团仅用4天，18万人便平安渡江。
大渡河、嘉陵江：神奇以少击多，渡江堪称经典
中央红军长征时，先后经过了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2条江河，按军史和战史专家的观点，其中以强渡大渡河最艰险。
红军进至大渡河边时，正值5月下旬，天气转暖，上游雪山融化，水流不仅湍急，而且冰冷刺骨。大渡河大渡河的河面及水流较金沙江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至少50分钟。每只船至少须有8名船夫才能操作，稍有不慎，即会触礁，船毁人亡。
红军在安顺场不仅强渡成功，且未亡一人，以18勇士驱逐对岸敌军一营，确实前所未有。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索尔兹伯里为泸定纪念馆题词，评价夺取大渡河上铁索桥一役说：“在长征中，没有一次战斗的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拟。”
相对于红一、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可称得上是红军长征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强渡江河的行动。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为迎接中央红军，以主力西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是著名的天堑，山高水急，四川军阀在对岸修筑了许多碉堡。四方面军组织了很大的船工会，短时间内造了上百只船，要求在短时间里至少能够同时遣送三个团兵力到对岸，以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发起战役当夜，红军突破川军嘉陵江防线，8万大军陆续过江，对岸敌人旅长连裤子都没穿上就被红军活捉。
【点评】善用兵者化害为利
“半渡而击”和“背水一战”，是与渡河有关的最常用的两条军事成语。自古江河于民虽然有舟楫、灌溉之利，也有泛滥暴虐之害，更为兵家行军之大碍。原因很简单，肆虐的江河是兵力机动的大敌。然而善用兵者，又能化害为利，
在长征中，仅中央红军就渡过了22条河流，时常面临被敌人半渡而击和背水一战的危险，然而这些凶险都被英勇的红军避过。红军强渡这些江河后，恰好能利用难阻迟滞大批追兵。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利用这条天险在遵义换取了半个月的休整；四渡赤水后，又把几十万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军甩在后面，就是巧妙利用江河的典型例子。
第二章 势如破竹(1)
——红军夺险关之谜
在长征中，仅中央红军就爬过了20座山脉，其中有5座是雪山。爬雪山固然难，其他山也未必容易。
山高必险，高山上的最险处通常都形成关隘。人称：不过草地，不知长征之苦；不越险关，则不知长征之难。
当险关未被征服时，便是置人于死地的对头；征服了险关之后，它又会成为臂助。长征的各路红军为摆脱交通工具便捷的敌军，很少走道路方便的平原，一般都在山区跋涉，因此整个征途总与险隘为伴……
老山界：头座峻岭，嘴唇碰脚跟
老山界海拔只有1860米，亦无敌人拦截，然而很多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老山界，因为那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进入五岭山区后遇到的第一座高山，时间为1934年12月上旬。
毛泽东的长征诗中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一句。五岭横亘在南国大地上，老山界为五岭中越城岭中的一岭，峰峦重叠，悬崖峭壁，遍山林深叶茂，人迹罕至，河谷幽深，触目惊心。人们只能走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径，它如同一条细长的带子，或伸向山顶，或坠入峡谷，曲曲弯弯隐没在丛林深处。
刚刚经历了湘江之战的红军，到了老山界崎岖难行之地，暂时避开了敌军重兵的包围，却已经疲惫不堪，望着直插云端的老山界，许多人有“老天爷也来作对”的感觉。先头部队刚爬了四分之一的山路，夜幕就已降临。山上又黑又冷，路又窄又滑又陡，在雷公岩、百步陡等地方倾斜度接近90度。上山时，后者的嘴几乎可以碰到前者的脚跟。绝壁上开辟的栈道、石梯则宽不盈尺，一侧就是高达百米的悬崖。
爬这样的陡坡，伤员也必须离开担架，由人搀扶着攀登，携带的辎重根本无法通过。折断了腿的马匹，成群地躺在悬崖脚下，发出痛苦的嘶鸣。
被人们视为畏途的老山界，终于被红军征服，指战员们的沉重的心情并未舒缓。刚经历惨重损失，自然障碍造成的困难无形中被放大了许多。毛泽东此时疟疾未愈，带病翻山，并与王稼祥、张闻天、聂荣臻等人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大家都痛感有更换指挥的必要。翻越老山界后，毛泽东在通道、黎平两次会议上建议改变行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主持军务的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从而摆脱了军事上的凶险。
红军从老山界翻越越城岭，走出了逶迤的五岭。险隘让红军不得不抛掉部分辎重，行军速度大大加快，更便于机动作战，可谓是因祸得福。毛泽东写了“天欲堕，赖以柱其间”的词句。
娄山关、腊子口：迂回包抄险途“走泥丸”
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但却不乏红军的主动进攻，如江河之战中的乌江、大渡河之战，山川险隘之战中的娄山关、腊子口之战等等，都是红军主动寻机歼敌的战例。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扼守。红军进入云贵边境后，乌江、赤水河都在乌蒙大山之中，这里属于横断山系，气势磅礴。山路虽难行，紧要之处又有敌把守，但红军主动迂回，穿插自如，有如“走泥丸”。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次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命令。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系黔北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四周山峰环立，川黔公路由南向北盘旋至关口，从两座山峰之间穿过，形成一条狭窄的通道，红军如果不控制娄山关，遵义的安全将受到很大的威胁。当地守敌为黔敌侯之担部的3个团，王家烈已经下了死命令，绝不许后退一步。
1月9日拂晓，红二师四团开始向守关之敌发起进攻。为了减少伤亡，红军兵分两路，由一个营正面主攻，另一部攀上陡峭的岩壁，隐蔽向右侧山峰迂回，截断敌军退路。夺取娄山关的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敌人发现红军迂回企图之后，退向桐梓方向；红军趁势猛追，不仅占领了娄山关，而且顺势拿下了王家烈的老巢——桐梓，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如期召开。
腊子口之战，与娄山关之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刚过草地的中央纵队和红军一、三军团只余8000余人，又遇到长征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此处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境内，是川甘两省的天然门户，素有“天险”之称。当地有句民谚：“人过洮岷山，像过鬼门关。走过腊子口，像进老虎口。”前有险关挡路，左有反动土司率领的藏族数千骑兵，右有胡宗南主力虎视眈眈，身后则是茫茫草地，只有奋勇夺关才是生路。
腊子口的险要，超出人们的意料。山口窄得出奇，最下部不到30米。抬头望去，悬崖高达两三百米，几乎要仰断脖子。对于进攻者来说，腊子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险关，而对于防守者来说，狭长的山谷对给养和兵力调动也是障碍。在这一险关面前，双方都无法展开大的兵力。红军能在先失地利的情况下，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包抄的战术，攻克腊子口天险，狭路相逢毕竟还是勇者胜。
剑门关：午前进攻，黄昏拿下
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也创造了许多惊人的战绩。重重雄关和峻岭，都没有能够阻挡住英勇的红军。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随后又进抵剑门关下。剑门关横亘于剑阁、昭化之间，控扼川陕大道，七十二峰峰峦绵延，高耸入云的峭壁犹如刀削斧砍。山间只有一条小路通向隘口，隘口悬挂在几丈深的绝壁中，素有“剑门天下险”之称。在关口处有座三层门楼，上有了望哨，底楼装有两扇大铁门，在冷兵器时代，若守关士兵关闭铁门，插翅难过。
攻关之战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亲自指挥。1935年4月2日上午11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至黄昏，全歼守敌三个团，占领了剑门关要隘，使四方面军主力能通过这里顺利西进同中央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长征时，也经过了朱阳关、铁锁关、庾家河等险峻山关，与守敌展开激战，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都在战斗中负了重伤。此后部队又翻越秦岭，进入陕甘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经过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两岸山石壁立，水深浪急，十分险要，是通往黔西的要道。此外，在层峦叠嶂的乌蒙山进行的千里回旋战也克服了自然界许多险隘，由于这支红军的许多指战员出身于湘鄂西山区，习惯于爬山，把那些吸大烟而身体衰弱不堪的国民党军阀“双枪兵”远远甩在身后。
【点评】善于攀越胜于敌军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长征中的毛泽东，对山峰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在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根据地时，山地从来是革命者的朋友，飘扬起红旗的地方正是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对国民党军来说，山区则是他们的畏途。红军长征中也选择山区穿行，正好可避开敌军的重兵，以翻越大自然险隘表现出决心和勇气，同时也显示了红军的生存技巧。
第三章 敌机脚下飞(1)
——红军过雪山之谜
红军翻越雪山，与过草地并列为最艰苦的行程。雪山有足以能留住冰雪的海拔高度，夏季温度也在冰点以下——山脚下明明是夏天，山腰就成了春秋季，山顶则是肃杀的冬季。
长征中的红军除了红二十五军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二、四方面军都领略了大雪山的淫威。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进入邛崃山区，把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蒋介石此时不再追赶，而只派兵守在川西的山口外面，因为他断定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正在走向死亡。
红红的辣椒成了“救命果”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北进，遇到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海拔4500多米，位于懋功之南，山上终年积雪。日落之后到日出之前的时段，到处阴风怒号，漫天飞雪，寒冷异常。当地藏民把它称为“甲儿”或“神仙山”，意思是说山很高很陡，鸟儿都飞不过去。山上除了寒冷还缺氧，当地人把缺氧而死的人说成是被山神掐死的，这为大雪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时红军向北的路不只一条，西侧有商队常走的道路，但距离远且要穿过藏区；东侧的一条路虽然易行，却已有川军扼住险隘之处。利害相权，红军决定走东西之间最难走的路，强行翻越夹金山。
翻越大雪山必须要有足够的冬衣，最好还要有御寒的烧酒。可惜这两样红军都缺。山下人烟稀少，根本无法找到两万人所用的棉衣，烧酒也很少。当时部队指战员们不仅衣衫褴褛，而且绝大部分是湘、闽、赣、粤籍，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峻的雪山，也没有经历过严寒刺骨的气候。朱德总司令运用自己曾转战川、滇、黔的丰富经验，向总部建议后通报全军：必须在山下吃一顿饱饭，喝一些辣椒汤，尽可能多带一些干姜、辣椒，在攀越峰顶体力不支时嚼碎吃下去，以刺激精神。总部还要求：每人都要将破衣、破毡子剪成条，牢牢包在脚上，以免冻伤。
穿着单衣的红军翻越雪山时，越走越冷，指战员们只好把背包中的被子打开披在身上，嚼着辣椒，在有力的政治动员下爬山。面对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指战员们要靠自身运动产生的热量驱走寒冷，此时红红的辣椒也成了红军翻越大雪山的救命之果。
爬雪山时，毛泽东没有穿棉袄，翻过山后尽管浑身湿漉漉，仍显得兴致勃勃。周恩来却在途中患了感冒，下山后不停咳嗽，这是随后出现险些夺取他生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长征中任干部休养连“老头”班长的时年58岁的徐特立疾病的第一个症状。健壮的朱德也得了支气管炎，留下的后遗症终生没有治愈。红一军团军团长、年龄不到30岁的林彪几次因高山缺氧而晕倒，最后被战士们抬过山。长征时年已58岁、在红军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却是自己爬过去的。
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二座雪山，是位于小金县北端的梦笔山，藏语音为“蒙斋娜”，意为“兴旺的大道”。随后红军又连续翻越了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等雪山，尽管这些山海拔更高，却由于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损失的人数逐渐减少。
国民党军的飞机在红军战士脚下盘旋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的部队，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也最长。
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到达夹金山几天前翻越的海拔4592米的红桥雪山，随后他们攻克川军守备的懋功县，同一方面军会师。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时，部分指战员又第二次翻越红桥雪山。
红四方面军也翻越过夹金山，其中跟随四方面军南下的红五军团曾经四次翻越夹金山。雪山之高，连国民党的飞机也飞不上去。在夹金山顶上的红军战士就曾看到飞机在自己的脚下盘旋。
长征中的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是通向西康藏区的党岭山。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军南下遇挫后西进，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折多山脉。党岭雪山号称“万年雪山”，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为折多山脉主峰，海拔5500米左右，上下山约200里，因此被称为红军长征中“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行动。
在翻越党岭雪山途中，风雪无情地向饥饿、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冷空气愈来愈稀薄，夜间的气温竟然达到了零下二三十度，一些最顽强的挑夫也累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先头连队根据向导的指点，用刺刀或铁锹在陡峭坚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脚孔，大家紧紧跟随着前进。指战员们的四肢早已被冻得没有了知觉，许多人足下裂口流出鲜血，渗透了草鞋和裹脚的破布，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迹。在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中，有的人头晕目旋浑身无力，不自觉地停下来歇一歇，结果永远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沿途常见条状的雪堆，下面便是冻僵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长征中的红军翻越雪山
当时最累的是红军女宣传员，她们每人一根木棍，把能穿的、披的全部拿了出来裹在身上，带上锣鼓、竹板在路边、在风口给部队加油，提醒大家不要停步，不要抬头看，不要坐下来，并在风雪中艰难地唱歌，鼓舞战士们战胜雪山。
穿短裤上玉龙雪山
红二、六军团（后来合编成红二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最晚进入雪山地区，翻越的雪山却最多。
抢渡金沙江后，红二、六军团沿着玉龙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前进，一个“戴白帽子”的大雪峰很快横在眼前，这就是玉龙雪山。红军到滇西北的中甸地区，必须翻过这座天然障碍，别无它路可走。
玉龙雪山位于横断山脉南端，到处是被金沙江、澜沧江激流冲刷而成的沟壑峡谷，陡峭异常，素有“关山险阻、羊肠百转”之称，许多雪峰都在海拔5000多米，主峰则高达5596米。寒风吹起山上积雪，宛如一条玉龙在天际飞舞。
红二、六军团爬雪山前，事先做了简短的政治动员，讲了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来几位农民当向导，但翻越玉龙雪山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当时正值5月，山下天气很热，上午开始爬山时指战员们汗流浃背，衣服湿透。中午爬到半山腰，进入积雪线，白茫茫一片，好似严冬一样冷，寒气刺骨。红军仍然穿着平时行军的草鞋和短裤，浑身发冷，牙齿打颤。在积雪覆盖下，连一条羊肠小道都找不到。有的地方雪深过膝，前面的人踏出了一条“雪胡同”，后边的跟着走。有的地方，坡陡路滑，摔倒容易爬起来难，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物一起掉进万丈深谷。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积雪越深，空气也更稀薄，全体指战员出现了高山反应——呼吸困难、头晕脑涨、恶心呕吐、腰酸腿软，胸口好像压上了千斤巨石，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人们走累了也不敢坐下来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体质较差的人，靠自己的力气无法翻过雪山，军团和各师领导都把马让给病号，甚至马上骑一个，还有一个拉着马尾巴走。贺龙、萧克、王震等首长不仅自己背枪，还帮助炊事员挑担子。
在一个多月里，红二、六军团先后翻越了扎拉亚卡山、藏巴拉山、欧巴阔山、别寄隆山、瓮水、邯坡等大小近十座雪山，好几座雪山海拔都在4000多米甚至5000米以上。
红二、六军团仅凭着测绘很粗糙的地图，一个月翻越十几座雪山，到达巴塘。这是整个长征路线中的最西端。因指战员们体质虚弱疲惫，红军并没有攻打横断山深处的巴塘镇，而是以班组为单位分散筹粮。1936年7月，当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由于严寒、缺粮和缺氧，部队在雪山地区共减员2000多人，付出了重大代价。
【点评】神圣篇章精神铸就
岷山山脉绵延千里，从四川直插甘南境内，红一方面军翻越的大雪山均系此脉，故毛泽东长征诗中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之句。
大雪山给人的直接观感是庄严、肃穆。在当地人的心里，大雪山是神圣的。英勇的红军战士，用他们穿着草鞋的足迹，为这神圣续写下最壮丽的篇章。支撑红军写完这个篇章的，是理想、信念、坚韧和乐观的精神，是友爱所产生的团结互助。经历过严酷雪山行军考验的红军，都被锤炼成钢铁般的英雄。
第四章 生存极限的挑战(1)
——红军过草地之谜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民谣则说：“自古到今朝，看到有鸟儿进去了，还没有见风儿送出一片羽毛。”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叙述：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长征有四大难事：打、走、吃、穿。走、吃、穿的问题在穿越草地时体现得最为突出。这不仅是战士个人以生命与自然搏斗，更是人类群体对大自然生存极限的挑战，也是红军向自己命运的挑战。
先遣队损失惨重被迫退回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与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面临的情况却很严峻：西面是荒无人烟的青藏高原，北面是一望无垠的水草地；蒋介石害怕红军东出四川，而以几十万大军严阵以待。
红军若要北出陕、甘，或要穿越草地，或走松潘古道。在中共中央同张国焘为北上还是南下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已命嫡系将领胡宗南率第一军抢先控制了松潘，并且在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专等红军送上门来。
中央考虑，不如出敌不意，从草地中闯出一条生路。
7月间，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和第五团三营作为过草地的先遣队，由康猫寺出发，探查经由草地北上的途径。该部路上找不到粮食，又遭反动藏族土司的2000多名骑兵拦截，六团向总部发出求粮急电即称：“因为粮秣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因损失严重，这支部队剩余人员被迫返回。
毛泽东让出晚饭
长征中一向为中央红军打先锋的红四团，接着为过草地开路。临行前，毛泽东向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突然发现他还没有吃饭，便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面馒头交给了饥肠辘辘的杨成武。杨成武说，当时每人只有固定的一份口粮，他不忍心吃主席的饭，却又无法推辞，便吃了两个小馒头。
吸收了第一批探路部队的教训，红军对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强调每人带足15天的粮食，收集土布、羊毛等，做到每人有皮衣、每连有帐篷。然而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人数达到10万，所控制的地区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万。10万人要带足15天粮食，按最低的糊口标准也需要150万斤。在人烟稀少、农作物产量不高的高寒藏区筹集到这么多粮食谈何容易？况且红军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已消耗了上百万斤粮食。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粮，红军各部队中粮食最多者，只能每人携带8-10斤，多数单位每人能带5-6斤，最少的只有三四斤。因粮食不足，红军只好向藏民请教，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并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衣被等物资的筹集，也远没有达到要求。
在草地经常会遇到反动土司的骑兵，红军又缺乏打骑兵的经验。中革军委于8月上旬专门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加强了打骑兵的战术训练。
一过草地走七天，艰苦如同炼狱行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和卓克基出发进入草地，计划到巴西一带会合，继续北上。
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这个区域在历史上一直为松潘县管辖，因此称松潘草地。
8月18日，在右路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率领先头部队三个团，从毛儿盖北面的洞亚卡至梁加卡进入草地。8月21日，右路军主力队伍陆续开拔，队伍分成两路，一路由林彪率红一军先行，彭德怀率红三军殿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和中共中央机关在这一路队伍中；另一路是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则在这一队伍中。
草地是高原湿地的俗称，为泥质沼泽，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夏季像鲜花编织成的魔毯，一望无际，色彩斑斓。入秋后，无边野花开始迅速凋谢，香气阵阵袭来。在表面迷人的景色之下，草地却处处弥漫着浓浓杀机。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齐膝，深处没顶。这里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是没有人烟村寨、没有道路的灰绿色海洋，东西南北茫茫无垠，不知何处是尽头。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一天走下来，人们精疲力竭，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直至没顶。
红军过草地时正值秋天，又是雨季，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成了漫漫泽国，遍地的积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草地上野草茂盛，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辨方向，只有在太阳偶尔穿出云层时，才能纠正行军路径。在沼泽中行走，破了皮的腿脚泡过后很快会出现红肿甚至溃烂，还常有小拇指粗的蚂蝗叮咬。草甸上河沟纵横，水寒刺骨，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
在长征中，草地堪称大自然所设置的最大险阻。湘江、娄山关、腊子口等战斗虽然凶险，毕竟只是战斗部队参加，过草地却是长征队伍中每个人的事。就个人而言，江河山川个把小时或几个小时就能穿越过去；雪山再难爬，咬着牙一天都能通过。但是穿越草地，茫茫几百里，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便走了七天才得以通过。
丢失伤员科长被枪毙
软绵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泥潭，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用力不当，也会被拖入泥沼，同归于尽，为救同伴而牺牲者屡见不鲜。草地中没有人家，只有选择较干地面露营。夜间战士们就坐在背包上，背靠着背相互取暖，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或油布，都是奢侈品，大家在严寒中互相你推我让，往往是盖在伤病员或年老体弱者身上。
过草地时，红军指战员宁愿自己吃野菜、草根和树皮，仅有的一点干粮都让给伤员和体弱者。部队筹到的粮食有多有少，筹粮多的就要匀些出来给筹粮少的。每天开饭时，以连为单位围成一个圈子，由指导员发放小半茶缸青稞作为一天的口粮，每人带的那袋粮食是属于集体的，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动用一粒，有的战士饿得昏过去也不肯动用自己身上的粮食。红军的高层领导也是如此。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随三军团过草地，连续发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彭德怀命人组织担架队，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兵站部长（相当于后勤部长）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加入抬担架，结果走过草地便累得病倒。
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情绪，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经常唱起湖南家乡小调和花鼓戏，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不过红三军团某部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在过草地时丢了几名伤员，为红军纪律所不容，被宣判死刑枪毙。
【点评】决定错误再受磨难
红军左、右路军进入草地的起点不尽相同，终点都是一个，即班佑。班佑藏语称“弯佑”，意为老和尚，它位于广袤草地的边缘，是红军经过沼泽荒原之后能见到的第一个寨子。虽然里面住的几十户藏民都已逃避，但这里离能找到粮食的农区不远，红军生存已无问题。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在左路军进至草地边缘时却突然要求全军回头南下。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张国焘却倚仗人多而坚决抗拒。当时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又回头再过草地。一年后，南下受挫的四方面军重新北上第三次过草地，数万指战员又经受了这片最艰险地段的磨难。
第五章 插牌借粮(1)
——红军“外债”之谜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红军经过一周左右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带。这里有了人烟，通过包座一仗的缴获，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右路红军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以便继续北上。然而左路军中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强令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十二军）掉头南下，数万红军再遇草地之厄。
艰难的草地，对任何军队都是残酷的险阻。据在松潘草地边缘拦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统计，他们虽然供应条件好得多，几个月时间里也减员半数左右。失去后方，衣食均缺乏来源的红军，面临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红军不得已插牌借粮
1935年9月，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严令下，调头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粮食供给更为困难，不少人又倒在泥泞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川康边苦战十个月，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得到人、物补充，部队人数减至4万多人，干部战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张国焘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北上，于是两军又经过草地向甘肃前进。
女红军李伯钊回忆说：“我曾三次过草地。那是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过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红军二、四方面军最后一次过草地时走的路程最远，时间花费也最多，约有一个多月。若加上前两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红四方面军走过草地的路程最为漫长。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更长，是由于不能再走松潘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
红军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宝贵，肉可以吃，皮子拿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还可做皮鞋，走起路来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区，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逃避一空，红军只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后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领回银元，称为“插牌借粮”。毛泽东曾把这说成是红军的唯一“外债”，全国解放后还专门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的领导向藏民做补偿。当年红军留下的欠条，由人民政府加倍偿还。这些欠条现在成了珍贵的文物。
过草地的“三怕”与“三难”
红军过草地，有“三怕”和“三难”。
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如果抢救方法不得当，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会被污泥吞噬。后来人们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挣扎，只能斜躺着蹬草兜，往浅处翻滚移动，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者腰间拉上来。
二怕下雨——因为这时脚底下的草甸会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体虚弱者经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战士倒下。下暴雨的时候，河水猛涨，不少人被大水冲走吞没。
行难、食难和宿难，也是草地中的杀手。
行难自不必说。食难一是没有粮食，二是有了粮食也很难吃。携带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很难下咽，且口渴难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连人尿、马尿都喝过。
在草地行军时，指战员们体力消耗大，多数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将炒面吃光，断粮时只好吃所有能充饥之物指引红军过草地的“草地设营地图”——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神仙土”、粪便中残留的粮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带分几次熬汤供数人喝。后来首长们的坐骑，也成了战士们的食物。
草地上夜宿也难，有山丘等比较干一点的还好，在草地露宿往往要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为避免睡着滚到泥沼里，有时还要几个人轮流值班。夜晚的寒冷常常会夺去战士的生命，他们甚至至死还保持着熟睡的样子。
尝野菜“上演”《生死牌》
古戏文中有《生死牌》一出，委实决定不了谁生谁死的时候，只有抽签决定。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了真人实事版。
这一故事的主角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路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人先尝，鉴别出无毒野菜供大家充饥。
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尝，年老的要尝，年轻的也要尝，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最年轻、身体最好、抵抗力最的陈云开先尝，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涩，味道俱全，当他品尝到第七种野菜时，终于中毒晕了过去。
故事结尾是：陈云开经战友们抢救未有大碍，而战友们吃了无毒的野菜，最终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红军三大主力牺牲多少人？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死亡的确切数字，一直很难准确统计出来。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这里死去的人，比长征以来在其他地方牺牲的人要多。
1935年9月4日，周恩来曾致电一军首长林彪、聂荣臻称：“据三军收容及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那些消失在沼泽中的人，显然还不在上述统计中。
红三军团到达班佑时，军团长彭德怀在望远镜里看见班佑河对面还有好多战士没有过来，便命四师十一团政委王平带部队去接应一下，过去后才发现这些人都是死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根据战史上的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草地时死亡的数字，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来：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过草地之前统计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之后剩下13万人（其中在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5000人，中央纵队和一、三军8000余人），损失约6000人。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原二、六军团14万人，又补充了红三十二军2000多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10月间三大主力会师时为11万人），过草地损失约3000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
过草地损失的上述人员中，只有少数是因忍受不了艰苦而逃亡（多是入伍不久的当地人）或掉队失散，其余都是因冻、病、饿而牺牲。这些死者，战友来得及掩埋时就在简陋的坟前立上死难者的拐棍，刻上他的名字。来不及掩埋的只能暴露于野，更像是凝固在草地中的一尊尊雕像，在岁月的侵蚀之下慢慢消失。
【点评】巨大牺牲换来广阔空间
红军以过草地的巨大牺牲，换来的是纵横驰骋陕甘地区的广阔发展空间。此后，“爬雪山，过草地”几乎成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红军长征精神的两个行动。
党史专家石仲泉曾经为红军过草地总结出六条经验：“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阶级的友爱，革命的情谊，严格的纪律，乐观的情绪。”这六条不仅是红军战胜草地的经验，也是整个长征胜利的经验。
第六章 单衣出发(1)
——红军抵御恶劣天气之谜
红军长征中，除了要克服地形险阻，还要克服烈日、风霜、雨雪、冰雹等恶劣气候条件。红军长征期间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但各主力红军出发时穿的都是老苏区带出来的单衣，沿途没有根据地，很难补充服装，适应气候变幻成为征途中的严峻考验。
寒冷成为各支部队共同的敌人
中央红军长征经历了一年时间，红二、六军团历时也将近一年。红四方面军在征途中因曲折往返，用了一年半时间。过草地前调到左路军随四方面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以及随其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则走了两年。这就意味着，参加长征的红军都经历了一年四季的雨雪风霜。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出发的时候正值秋季，南方天气冷热适中，比较适合行军。12月初进入五岭地区，尤其是翻越老山界时，人们首次感受到了“瞬间有四季，几步不同天”的气候，指战员们单薄的军衣已经难御寒冷。
1935年元旦，雪花纷飞之际，红军来到乌江边。在寒风刺骨中，突击队员们赤膊短裤，乘着半截浸在冰冷江水中的竹筏，冒着对面射来的枪林弹雨强渡，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突破乌江一周后，红军占领遵义。此时经过近三个月转战，军衣多已磨损。在休整的十几天里，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在四渡赤水时才勉强保障了抵御严寒的需要。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向伏牛山区转移的时候，部队也身穿单衣。这时正值11月下旬，遇到突然南下的寒流，豫西地区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大都冻僵，有的枪栓也被冻住。这时部队偏偏又遇到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以白刃格斗杀退敌人。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红军忍受着极度寒冷、饥饿和疲劳，顶风冒雪脱离险境。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根据地，靠发动群众征集布匹和棉花，为部队解决了棉衣，才能在秦岭南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红二、六军团部分领导合影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沿途让各部队自己解决衣物以适应气候变化。由于在西南地区难以找到灰布，二、六军团的军服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以至三大主力会师时，许多人找二方面军的人就以黑色军装辨认。
夏装越雪山脸盆挡冰雹自己织毛衣
气象条件往往是地形险阻的放大器，越是在地形条件复杂之处，气候就越恶劣。长征中最大的自然险阻莫过于雪山和草地，那里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恶劣的气候，造成很大的伤害。
中央红军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进入云南，气候一时转好。但到了金沙江畔，阳历四月底的天气已极炎热。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就遇到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下温暖如春，山上却雪花纷飞，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冷到零下一二十度，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雪山上的气候非常奇异和危险，经常风雪交加，狂风吹动厚厚的积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时山上又骤然出现晴空丽日，雪上的强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在夹金山上，红军还遭到了冰雹的袭击，大雪夹杂着鸡蛋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砸来，一些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但靠着顽强的毅力，穿着夏装的红军终于战胜了雪山。
红一、二、四方面军过草地，都赶在秋季，丰沛的雨水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彻底成了漫漫泽国。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曾回忆说：“草地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当地气候变化无常，人称“一天四季”，一昼夜就等于内地一年的气候变化——先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温度可达摄氏40度，热得人全身是汗；一到下午往往黑云密布，雷电交加；到夜晚气温会降至零度左右。草地还经常出现冰雹，大的像大碗那样大，不仅是人，即使是皮糙肉厚的骡马也会被砸死。这时，人们就会把脸盆、菜盆、铁桶、背包等举在头上，抵御冰雹的袭击。
红军各部队在当地很难找到布匹制作棉衣，指战员主要用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前，四方面军领导考虑到这支部队缺乏御寒物，便要求全军动手，为兄弟部队每人织一件毛衣或毛背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各部队有穿布衣、有穿皮毛衣，颜色杂乱，绝大多数人却仍戴着一顶象征世界革命的“五大洲”红五星八角帽，显示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中少有的幸福时刻
在长征途中，沿途宿营方式只能因地制宜。进入有村落的地区，部队通常分住民房，不论如何疲劳仍要求指战员保证缸满院扫净，多年后在各地群众中还留下一片赞誉。到了较大的镇子里，红军为避免扰民，便尽量找官府办公处、逃亡的土豪官僚的住宅或学校、祠堂等公共场所作为宿营地。
红军长期占领的最大城市是遵义，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起的外形别致的二层豪华住宅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当时红一师进驻遵义北面的桐梓城，也是黔北繁华之地，已有电灯，来自农村的战士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认为是开了“洋荤”。在这种难得的条件下，红军能在入冬后得到十几天休整，是长征中少有的幸运时刻。
进入人烟不多的山区和草原后，能在遮风避雨的房子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就成了一种奢侈。没有避寒之处，战士们只能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一些草叶铺在湿地上。战士们总是祈望不要下雨，然而十天露营总有九天下雨。面对上面雨淋，地下水浸，全身湿透的红军战士只有几个人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来取暖。这时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早点天亮，因为渡夜如年。战友间互相依偎温暖的后背和篝火，成了战胜气候和暗夜的法宝。
关于草地篝火的描述，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有的回忆以乐观情调为主：“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簇簇篝火，飘动着红色的火焰，映红了夜空，映红了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在有的回忆中，生篝火又是难事。据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回忆，草地上没有树木，烧柴比较困难，主要燃料是牛粪。牛粪基本上被前面部队烧光，后卫部队只好到处找小灌木，即使找到一点，也是湿的，非常难烧，只冒烟，没有明火。大家便轮流吹火，眼睛被熏得红肿流泪。有时没有火柴生火，只好从山上采下火石，擦石取火。
【点评】天佑勇士适者主动
在长征中，老天爷也不总是与红军唱对台戏，有时还能帮帮红军的忙。在飞夺泸定桥时，因为天降大雨，同时沿大渡河两岸行军的敌我两军面对恶劣气候的表现完全不同。由于敌军支撑不住雨淋而找地方宿营，担任夺桥任务的红军才得以赶在敌人前面。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能破围而出，也受惠于气候颇多。红军当时被包围在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红军战士能适应，而国民党军却畏苦怕难，行军总是落后。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转圈”，红军终于在敌夹缝中跳出包围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