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New York, 1964，p. 5.
[2 ] Seymour M. 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New York, 1963，pp. 211 - 212.
[3] Benjamin Schwartz，“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 A Tentative Compari-sion，，，in Richard Pipes (ed. )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1961 pp. 164-181. *
[4 ]《东海公来简》,《新民丛报》第十三号（1900年7月），55页。
[5 ]张朋园：《淸季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五卷六期（1968年3月）， 第17页。
[6 ]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1965年。
[7 ]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1960, passim.
[8 ] Meribeth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3 - 1912，New York, 1963， p. 86.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 231
[9] Y.C.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92 -1949 , North Carolina, 1966，p. 66.
[10] Ibid, p. 147.
[11] Peng-yuan Chang, “Constitutionalists”,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 1900 -1918，New Haven, 1968，pp. 143 - 183;参看张朋园：《立宪派 与辛亥革命》。
[12] Chuzo Ichik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in Mary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 pp. 297 - 317.
[13] Chow Tse-tsung 前引书，p., 14。
[14]商衍鎏《淸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1958年，第13页。
[15] Y. C. Wang 前引书，pp. 156 - 159。
[16] Ibid, p. 159.
[17] Ibid, p. 160.
[18] Ibid, pp. 160-161.
[19] Ibid, pp. 168 - 174.
[20] Ibid, p. 367.
[21] Edward Shils, “Influence and Withdrawal： The Intellectuals in Ind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Dwaine Marvick( ed. )，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 Recruitment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1961，pp. 29 - 56.
[22]印度今日盛行婆罗门教，婆罗门与佛教有密切的相承关系。
[23] Bertrand Russell,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New York, 1930； reprinted, 1951， Part II，Chap. 10’ p. 98.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舒衡哲
—1919年5月4日：新一代的形成
我们在此谈及的并非人们的相似之处，而是人们生存的世界……由他
们的世界及其因他们的联系而起的问题……起着不同凡响的反作用的一般
问题；这些问题分别影响着青年、成年和老年人。
——J.玛利亚斯：
《代际：一种历史方法》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这世界显得暗淡、沉闷。在年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它 好像是将要吞没中国和欧洲的漫漫长夜。苟延残喘的懦家士大夫们，悲叹青年一代 糟糕透顶的道德。他们不愿意“玷污”自己的手“杀死这些禽兽”[2]，而求助于军阀统 治者阻挡民主主义的改革潮流。然而，军阀们专心于其他更为紧迫的事务。他们加 人作战的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对中国来说，它带来的是一场令人扫兴的胜利，收回 19世纪90年代以来被德国占领的租界的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破灭了。
大战唤起了中国人的政治希望，也引起了对西方文明的钦羡。战争毁坏力使西 方和中国的观察家们一齐感到震惊。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成为欧洲畅销书的 1919年，作为巴黎和会中国观察员的梁启超向本国写道：欧洲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 旅人……无限凄惶失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 破产来”[3]。
在北京，中年文化激进分子摒除了梁启超这类传统学者的告诫和顾虑。他们坚 信科学和西方文明，正如他们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深地感到绝望。尽管1911年发生了 政治革命,但是在注重于更有深远意义的精神嬗变的这代人心目中，中国似乎一点没 变。他们要从深层结构改变中国、挽救中国。他们看到的严酷事实是：大多数中国 人仍然屈从即将出现的皇帝和残暴的军阀。1915年以来唤醒同胞们觉悟的前景，已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33
迅速暗淡下来。
在这种绝望的精神状态中，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最著名作家的鲁迅，埋头于古代碑
刻拓本的研究。1917年，他36岁--个被中年疲倦重压的青年。当时，一位老朋
友，文化激进分子的同路人，请他为《新青年》杂志撰稿。对中国深感绝望的鲁迅指 出：关键是什么呢？中国深陷于过去的泥坑里，那些试图使它恢复到现实的人太少、 太孤单、太弱。他把中国的传统比喻为坚不可摧的监狱.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
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而入死亡，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 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 苦楚，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4]
鲁迅的朋友、历史学家钱玄同，不接受这个十分悲观的比喻。他回答说：然而几 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仍然抱着怀疑态度的鲁迅，同意 放弃拓本研究而拿起他的笔。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 年》杂志1918年5月号。它描述了一个“睡不醒的人”——短暂醒来发现他的全家和 全村人都在谋划着如何吃人。鲁迅用嘲笑来刺激读者：除了狂人，谁能体会到儒家 经典字里行间之意？除了狂人，谁敢揭示出这可怕的真理——每一页里的“仁义道 德”字里行间隐藏着“吃人”的本质？文章的结尾暗示着鲁迅这一代在如此严峻的环 境中所能探索的唯一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M
1919年5月4日，鲁迅希望挽救的“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开始投身于历 史的洪流。这是北京5月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比中国北方 大多数春天稍少一点云。下午1点30分，三千多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大多 数穿着前一辈文人学士的服装：带衬垫的短上衣与丝绸长袍。有的人戴上西方圆顶 硬礼帽。有13个学院和大学的代表参加，最后到达的是来自北大（国立北京大学）的 领袖们。他们被警察和教育部的代表劝阻不要扰乱首都的治安，因此耽延了赶来的 时间。
在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北大的代表们向学生们重申游行的目的：抗议中国 在巴黎和会受到的歧视。在这个集会以前，来自欧洲并迅速传播的消息，就是山东省 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军的海军基地青岛，有被移交给日本的危险。在法国、 英国、日本之间的秘密协定使中国青年们感到震惊，这些青年本来是站在协约国一边 的。使事情恶化的是，中国政府结果与日本交换了秘密照会，原则上同意日本对山东 半岛的统治权。面临这两件既成事实，学生们不顾一切地走上街头担当起自己主宰
23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历史的责任J6]
下午2点整，游行的学生向着外国使馆区出发，他们举着标语还我青岛丨”“拒 绝和约签字！”“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属于中国人！”。在游行的途中，他们散发了题 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向遥远的协约国提出抗议,要求纠正在巴黎和会上以 他们的名义所犯下的不义行为。宣言并且向中国民众呼吁，要求他们起来反对背叛 国家利益的卖国賊。宣言声明：“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 同胞起来呀！ ”[7]
大多数同胞是否准备支持他们的宣言，对此学生们一直没有把握，他们之所以要 行动，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必须有所行动。这种深信把鲁迅笔下的“孩子”与他们“疯 狂”的前辈明确地区别开来，他们的宣言和游行标志着新一代——比他们的老师们更 具有政治感和更乐观的年轻一代的出现，他们将为早已开始的中国革命做出无可比 拟的贡献。
几个五四靑年
1919年5月4日宣言的作者就是罗家伦，一位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这位出 生于江西省的青年后来成为淸华大学的校长（1928—1930)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大学 的校长（1932—1941)。1969年他在台湾逝世之前，担任着对国民党档案负有特殊责 任的国史馆馆长的显要职务。作为五四运动初期的青年，罗家伦以他的热情和非学 者式面容而在同代人中显得突出。在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年人当中，他因“粗鲁的外 貌”、“熊爪”以及“爱炫耀”而众所周知。[8]然而，在北大代表团里听从他领导的那些 人，对那天早晨匆忙起草的宣言有着相同的看法。毕竟，罗家伦作为《新潮》——旨在 中国初出茅庐的新青年中传播知识和批判精神的北大学生杂志——创刊者之一兼编 辑，在他们当中颇有威信。.游行者在那个星期天下午向过路人散发言词激烈的传单， 反映了由罗家伦和傅斯年——《新潮》同仁编辑在过去五个月里所宣布的对文化觉醒 的要求。
这两位年轻人相遇于1917年夏季，即鲁迅决定放弃古代碑刻拓本研究的那一 年，当时，他们两个参加北大的人学考试。年长一岁的傅斯年来到北大时在学习上已 受过很深的古典文学熏陶。毕业后，他从事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达二十二年。他担任新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一年后，于1950年 逝世于台湾。与罗家伦相比，傅斯年更富有学者风度，缺少政治家的气质，但他们在 外语，特别是英语和德语以及近代西方哲学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罗和傅能够动员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35
一小部分具有献身精神的北大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对中国文化和僑家思想进行全 面、彻底的批判。1919年1月《新潮》问世以来的努力，四个月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
对“五四”政治行动，傅斯年并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出生于山东省，直接体验 到日本的威胁。1919年2月，他引用布莱克的话：“Great thing are done when men and mountains meet, Nothing is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傅斯年认为这是以当 时英国风气言之，“如在中国唯有反其所说；以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 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也”[。在5月3日晚上的会议上，傅斯年被选为22名北大代表 之一，正是他告诉其他代表1点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并准备到外国使馆区和平游行 示威。
到了下午，作为游行领导者之一，傅斯年主张采取温和行动。当长时间无效地等 候在使馆区外面受到阻拦的学生们喊出“冲向外交部”、“冲向卖国賊老巢”的口号时， 他力劝他们返回。由于无法控制局势，他拿起旗帜，带领游行者向曹汝霖——交通部 总长和中国政府对日事务主要代言人的住宅前进。在那里，当他的弟弟傅斯岩带领 学生破门而人时，傅斯年继续劝告学生们要抑制。[1()]
他的话再次毫无作用，这时,愤怒的学生砸碎家具，放火烧了房屋。在下午大部 分时间里，警察在附近冷眼旁观;但到了 6时左右，却突然袭击游行学生。这时大部 分学生设法分散进人旁边的胡同——傅斯年和罗家伦也在其中，但有32名学生遭到 逮捕，包括北大活跃分子杨振声和许德珩。
杨振声是傅斯年的山东同乡，对日本的威胁也深有体验。他从北大毕业后，成为 著名的国文教授，以后又任青岛大学的校长（1930—1937)。在这些岁月里，他对家乡 泥土的眷恋益发加深。1956年，他逝世于大陆，生前曾任东北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 主任，并担任长春市政协委员。[11]
五四运动时杨振声正值29岁，较年长青年的一分子的杨振声，作为中文系的激 进分子而蜚声北大。自1918年10月新潮社建立后，他就是其中的成员。那些保守 派教授对杨颇为不满。讲授欧洲文学史的辜鸿铭是个拖着长辫的皇权复辟论者，对 于这位老夫子的训斥，杨振声和新潮社伙伴俞平伯毫不在意。每当辜鸿铭讲课时，坐 在教室后的杨振声就在下面和同学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12]
在北大以嘲笑封建旧文化为乐的青年匆忙地参与新文化的创造。5月3曰晚 上，在傅斯年被选为北大代表之一的同一次会上,杨振声就他的家乡山东所受的羞辱 发表激动的演讲。第二天，他参加了游行，并急切地跟随拥挤的人群涌人曹汝霖住
23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宅。杨不像傅斯年那样拘谨内向，在曹宅参加了砸碎家具的行列。他和愤怒的学生 们偶然发现卧室里藏着曹的情妇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时，便痛打章宗祥。直到蒈察到 达时，章还在装死。
在监狱里过了 3天后，杨振声有暇反思他的行动。尽管他没有为他们当中的任 何人感到懊悔，但他仍然因政治梦魇而提心吊胆。深夜,他看到了挥舞武器的日本海 军陆战队、曹汝霖年轻情妇惊恐的幽灵以及挥动棍棒打他脑袋的警察的幻影。他努 力恢复自信，从法庭对他和其他人起诉的“罪行”中重获正义的辨别力。减轻违犯社 会秩序常规责任的方法就是参加由同伴——北大活跃分子许德珩起草的呈送法庭的 声明状这个声明状仿效罗家伦起草的宣言，重申了学生们出于中国人良心讲话 的权利：警厅不传讯曹、章等卖国賊，偏传讯爱国学生，不平者一；没拿到任何现场犯 罪的证据，硬以所谓有嫌疑传讯学生，不平者二I学生参加5月4日运动，是由于痛外 交之失败，愤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已，而竟被传讯，不平者三。有此三大不 平，所谓法律还有什么丝毫价值?[u〕
许德珩比杨振声更有理由认为自己清白无辜。杨是中国文化的批评者，许认为 自己只是一位爱国者。作为1918年《国民》杂志的创刊者，这位江西老乡（也和罗家 伦同一个省）来到北大，决心挽救中国，阻止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羞辱的趋势。当 许德珩在30年代民族救亡运动继续发挥杰出的积极作用时，这种激情在他的成年时 代里转化为持久的义务。在抗日战争时作为爱国者享有盛誉的许德珩，在40年代后 期继续利用他的威望喊出反对国民党的口号。到94岁时,他是中国五四那代人中最 老的幸存者，他当时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资格成为国家高 级政治领袖之一。[15]
五四运动前夕，许德珩29岁，是杨振声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他虽然和把中国 的落后简单归于儒家传统思想的文化激进分子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爱国这重要而紧 迫的主题上，他们保持着一致。许德珩与邓中夏——《国民》杂志的共同创刊者后来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一起努力工作，传播中国在巴黎和会受辱的新闻。他参加 筹备了 5月3日晚上的会议，并且是主要发言人之一，许慷慨陈词，大声疾呼，激起同 学们的满腔热情。在会上，一位山东籍的学生还写了血书。[〗6]
第二天，许德珩与罗家伦及其他同学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在曹汝霖的住 宅，许是愤怒地痛打章宗祥的学生之一，他也冲人了曹的卧室。在那里，一名愤怒的 学生“用抽烟的火柴点燃了盖着卖国贼床铺的绿色罗纱帐”[17]当晚在监狱里，被看 守虐待而深感愤怒的许德珩，这位炽热的爱国者，写下了下列诗句为雪心头恨，而 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
五珥两代知识分子 / 237
中国救。”
许德珩——他自己回忆故事中的英雄，并不是唯一用诗歌庆祝新时期到来的人。 1919年5月4日，甚至对那些星期天没能在广场、没有参加火烧曹宅、在以后岁月里 不能重述狱中故事的北大青年来说，也是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们也有权成为鲁迅 曾寄予希望的“孩子”这一代的组成部分。
新潮社最年轻的成员俞平伯未能参加游行，他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 家之一，尤其是对古典小说巨著《红楼梦》。1919年，出生于儒学世家的俞平伯还不 满20岁，但也出席了 5月3日晚上的会议。父母禁止他第二天离家外出，可是这并 不影响他在运动后的宣传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也没有阻止他撰写激烈文章谴责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作为“文化大革命”幸存者，80岁的俞平伯视自己为五四青年的 一员，他继续用纪念诗庆祝那次事件：
风生萍末启舆谈，何用文字别苦甘。
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19]
5月4日不在天安门广场的另一位青年是顾颉刚，傅斯年在北大的同室者和新 潮社的共创人，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顾当时正忙于撰写一系列抨 击旧家族制度的文章。和俞平伯一样，由于害怕父亲发怒，顾在《新潮》上用笔名“诚 吾”发表文章。《国民》杂志创刊者邓中夏的朋友、并且确认为《新潮》社文化激进者圈 子里的成员的朱自清，也没有参加5月4日的游行。朱自淸太文雅，性情太温和，没 有能卷入学生积极分子狂热的激情中，并且这位“在知他者看来几乎不像是青年”[M] 的青年，继续写一些最有思想性的有关五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故事。1948年逝世前 不久，他还重申了那次事件开创新纪元的意义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 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 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 不再是4 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 (他们）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21]
五四学生原先对自己抛弃犹豫、冲破旧派先生阻拦的能力，以及会对周围环境造 成的影响，并无充分的估计。然而一旦走上街头，他们便决心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 章。从炽热的爱国者许德珩到举止儒雅的朱自淸，把中国从正面临的生死存亡中挽 救出来的誓言，使他们联合在一起了。他们与鲁迅对新青年的看法一致，相信自己不 会被旧社会所玷污。他们声明将向其余同胞们传播新的思想。5月26日，罗家伦首 次用笔名“毅”发表文章。在此文中，他把5月4日事件称作“运动”。他着重剖析了
23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那种使学生与社会相脱离的观念，并指出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 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螈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行动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唯 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杨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 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賊未尽除而急病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
国之元素。”[22]
罗家伦认为是学生们唯一品性的牺牲、挑战、自主的精神，正是鲁迅和其同人在 发誓“救救孩子”时所希望的。然而，一旦“孩子们”作为历史主角出现，年长一代的文 化反叛者吃了一惊。他们对五四事件后几星期内学生运动就遍及中国，感到大为惊 奇。也对未受教育的群众中不可扼制的爱国主义热情感到担忧。于是，他们在赞扬 学生时，也提醒他们不要满足于暂时的、不完全的胜利。
陈独秀（1879—1942)当时是北大文科学长，对学生运动富有同情心。虽然他对 学生运动的爆发缺乏准备，但是，他全身心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当时陈已经40岁，但 不顾他人的嘲笑，站在大街上散发爱国小册子。这位热心的青年支持者也是一位富 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在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监禁的前三天，陈独秀于1919年6月 8日，写下了一篇反映他这一代与学生们存在差异的文章。在《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 国》的文章里，他提出了青年活跃分子未曾想到的问題。它继续重申先生们的观点， 即改变中国比救国更为重要。他认为目前“爱国”并不能达到改变中国的目标。他鼓 励学生们坚持理性的怀疑主义。他将激情与清晰的思想结合起来写道自山东问题 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 论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 分是感性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 是如此）。……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作迷妄疯 狂。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髙远的人不爱国， 决不是一样见解。”[23]
改良者、怀疑者与建设者：五四时代背最
罗家伦宣布学生们已不再在政治上持冷漠态度;但不到两个星期，陈独秀却提出 了中国目前急需的并非是爱国主义。在这同一个历史事件上，为什么先生和学生的 看法会如此不同？这可以从两代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中，得到部分答案。他们虽然恰 好是同一时期的人，但却是社会学家卡尔梅海姆所称的不同“时代位置”[24]的产 物。每个人都是被家庭环境、教育机会以及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塑造，这些事件使他和 同代人相联。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39
这两代人都以自己的观点看待所经历的1919年。这种“时代位置”限定了他们 对于这一年各种事件的感觉、想法，乃至他们为此所采取的行动。正如梅海姆所指出 的广任何特定位置在一定的可能性条件下限制个人自我表现的范围，然而，这种消极 的描绘并不彻底反映情况。内在是一种实在的感觉，位置是指向行为、知觉和思想的 一定模式的倾向。罗家伦从开创新纪元意义上观察五四的倾向就是他所处时代 的标志，这与陈独秀这一代怀疑者相区别。年近20岁的学生对1919年事件的体验， 与处在30岁或40岁的同代人不同。那些认为已把中国从失望中唤起的青年，事实 上得到了自19世纪晚期起便向传统政治和文化发起进攻的先辈的帮助。在他们之 前，已有两代人向陈腐的儒学和帝制提出挑战。第一次是1898年的改良运动；第二 次是记忆犹新的1911年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1919年5月4日对学生这一代至关 重大；他们的前辈也曾满怀希望，然而这些希望在1898年和1911年的事件中都消 失了。
五四青年学生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他们的经历已不同于出生于19世纪60 年代和70年代的像梁启超那样的早期改良者，也不同于十年后出生的像陈独秀那样 的革命者。学生们能够并且已经明确提出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他们不像那些年长 的师辈，在1919年春仍被失望情绪所压抑。与曾尝试依靠一个具改良思想的皇帝从 上层挽救中国但已告失败的1898年这一代人不同，五四青年学生们深信，他们能够 从下层通过唤醒同胞们的社会意识的办法挽救中国。与1911年那一代人不同，当他 们发现同胞们顺从新的帝位觊觎者礼仪上的权威时，他们对平民百姓的奴性特征已 认识得很清楚了，而反封建革命的参加者在推翻皇帝后便发现了这一品性。基于以 前几代人的经验之上,学生们能够充分利用1919年的历史机会。他们是5月4日游 行的参加者，并被这次游行所“塑造”，因此，他们可以被确切地称为1919年这 一代。[26〕
笔名可能比预料更完全地揭示出时代差异。正如我们所见，罗家伦在五四事件 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自己愿意署名为“毅”，这个笔名代表了热情洋溢、踌躇满志、能 够改变历史进程的这一代的自我形象。它与钱玄同——北大教师中在陈独秀和魯迅 的《新青年》圈子里最积极的人物之一，所采用的笔名形成鲜明对比。1925年，钱在 反对古代典籍的高潮中，他决定重新取名“疑古”。钱玄同是一个比其良师梁启超更 为激进的反传统者。终生都是理性主义改良者的梁启超，1903年曾宣布了他的自我 形象，当时，他在东京以《饮冰室传记》为题，出版他的第一部文集。
尽管有故作姿态之嫌，但是这些笔名暗示了形成这三代人的不同的历史。这三 代人就是：学者型的“饮冰者”，感情炽热的“疑古者”，行动主义者“毅”。它们表明了
24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为国家兴亡挺身而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已愈益增强。它们也描述这样的历 史发展轨迹：从试图以复兴传统文化以挽救中国的那些人，再到要以废除旧文化来 为近代化开辟道路的那些人,最后是能为中国现代新文化勾勒出轮廓的那些人。
“饮冰者”梁启超就是属于探究中国落后的根源、并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提出 改良方案的那代人。“疑古者”钱玄同是敢于反传统、与传统决裂的那代人中的一员， 他们对传统语言文字和价值观念都持攻击态度，但很难达到目的。因为对多数人来 说，这些仍是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勇敢者（“毅”）罗家伦这一代，他们能阐明并重 新解释梁的一代觉得被强制辩护和钱的一代觉得被强制拒绝的大部分问题。
对于儒学传统，五四那代人既无忠顺、也无叛逆这两方面的负担，他们继续为中 国现代历史作出被哲学史家李泽厚称之为“最有贡献”的奋斗。李对从1898年的改 良者到20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那代人的总共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了评价，他指 出第三代眼界更宽，见闻更广……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和柱石，是对中国革命最有 贡献的一代。”[27]
建设者这一代从他们之前的改良者和破坏者身上所受的恩惠确实巨大。没有梁 启超和钱玄同时代痛苦的过渡和变易，五四学生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作为政治行 动主义者的使命。在他们冲出校园上街抗议、并散发传单宣布他们将为民族大义而 呼吁之前，他们不得不学会更加坚决地反驳当权者。简单说来，如果没有20世纪头 十年里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不可想像的。只有那些比侍奉最 后一个王朝的正统士大夫们更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的自主社会观的思想家们，才能 为在中国建立一种真正的新文化奠定基础。[28]
罗家伦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第一篇文章中，赞誉自主精神是近代中国三代 知识分子累积的最大成果。它并非只属于学生们，而是由推翻帝制官僚政治的最初 斗志传递给他们的。1919年这一代是斩断他们前辈和封建帝制统治集团联系的最 后的因而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代。正如社会学家埃尔文高德勒所说，要求独立是标 志知识分子与政权间关系转变的独特的历史事情，它标志着他们在生活中对更多权 利的要求，“对‘自主’的强调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在知识分子看来是重要的精神 价值，或者理解为没有它他们便不能适当地起作用因此渴望得到的东西。自主不仅 是一种必需的行为或伦理需要，而且是作为一种独特团体在其新阶段（现代知识分 子）的社会利益的表达。对自主的强调，是仍在力求消除限制的那些团体的意识形 态。……对自主的这种要求代表着自我管理的政治冲力”[29]。
在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出现的关键就是从科举制度中解放出来。这种努力在梁 启超生活的时期就缓慢而蹒蹰地开始了。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沉浸于古典文学
五W两代知识分子 / 241
研究，这意味着成为儒家官僚的“正途”。事实上，到16岁时,这位出身农村家庭的孩 子在广东的省试中，成为最年轻的举人之一。虽然他在成为进士的考试中屡遭失败， 但是，他把这个坏运气变成同龄人的教训。他身处垂死的儒家文人学士和新一代文 化革命者的界河上，开始就中国的问题立文著说。
在遇见当时最著名的懦家改良者康有为并成为康的门徒后，梁启趄开始终生探 索效国、救国的方案。梁得到了康有为的鼓励，他阅读了关于历史根源的大量著作， 加上20世纪初在日本的逗留，使他探索的决心更大了。这种探索包括对西方知识的 浓厚兴趣。在1898年短暂的时间内，他曾一度接近权力中心，试图通过皇帝的法令 实现他的梦想。这次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感到失望，这迫使他反思：中国文化 最普遍的弊病是什么？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缺陷？
这些问题把梁启超与他的前辈文人学士区别开来，并标志中国启蒙运动的开端。 这类问题，即在梁启超对西方知识和西方哲学而不是西方技术感兴趣以前，一直未提 出知识分子能否改变中国的问题。[M]但是早期西学宣传者、最著名的王韬（1829— 1898)和严复（1854—1921)，曾超出正统士大夫的视野来支持他们的事业。梁启超和 他的同事们把西方文化的挑战引人儒家官僚政治的核心，这种挑战激起了改良和怀 疑的风波，并最终导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制度带来了新的教育机会， 并为下一代文化激进者开辟了新的教育生涯。
在19世纪后期便巳开始的知识分子与政府间的裂缝，在钱玄同生活的时期有了 决定性的发展。钱玄同1887年出生于一个著名的仕宦家庭，他看来似乎比梁启超更 为适合官僚政治生涯。然而钱毕竟晚十年出生，这意味着他能够比梁启超所能想像 的更为独立于政府之外，成为一个更受尊重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他的父亲是礼部 尚书一一-专制政府中最守旧的代表之一，但是钱玄同很早就表明了对清王朝统治地 位的藐视。1904年，由于受到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他剪掉辫子，以此对抗满族统治 者。1906年，他在日本一方面研究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另一方面参加了孙中山的 革命组织。
寻求到国外留学是钱玄同这一代文化激进者的特点。[31]他们踊跃出洋、前往异 邦。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环境使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期望大为受挫，同时，他们敏 锐地意识到缺乏有关的政治知识。在国外能以国内无可比拟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这 也使他们心向神往。包办婚姻和孝道的苛求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因此留学国外既 可探索挽救民族的有效方式，又能在遥远的他国寻求更为自由的个性。
像梁启超那代人一样，这一代人处在历史的转变时刻，他们也明白这点。他们觉 得自己处在新旧中国的交界点，故而毫无止境地揭露问题。为了未来的事业，他们指
24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出：“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界 人，抑亦为旧界之蟊贼……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 之观念与界说未能明了。”[32]
钱玄同这代人不愿妥协，但处于一种难以抉择的环境，因而比梁启超他们更为痛 苦。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过与旧传统妥协的想法时，就更为痛苦不安了。在职业生 涯上，最能反映出他们的上述看法。在他们看来，没有成为一名官员，就是美德最具 体的标记。反过来，轻视官僚职业又导致他们大多数转向学术成就。有些人献身于 文学，大多数人则准备使自己成为专职教育家。这些专职教育家为五四学生一代开 辟了道路并且培养了这一代。
1896年生的罗家伦，是一位下层官员的儿子。与为了不做官只得与其著名的父 亲决裂的钱玄同不一样，罗家伦被鼓励追求近代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行政官， 在专制帝国的官制中，那是最低的官员；他又是一位保守但又有进步倾向的人。他目 睹最后一个王朝的灭亡，为了充分适应新的世界，决定让儿子进人一所西式学校—— 上海复旦中学。因此，在1917年进入北大很久以前，罗家伦就受益于上一代人在国 外常常杂乱无章地寻求的近代教育。与1919年这一代的其他杰出人物一样，罗家伦 也只是在五四运动后到了国外。他于1920年秋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 研习哲学的历史。那时，他与他那代人的特性和社会使命感巳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因此，学生们是立于先辈改革者和怀疑者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肩负着先 驱们为之奋斗但告失败的希望。1919年，当他们开始唤醒同胞的时候，他们能够准 确地、迅而有效地行动起来，因为他们重新采取了先师们在较小规模上确立的姿态策 略。用E.埃里克森的话说他们懂得他们是谁，并且比先行者更加坚信这
一占 ”[33]
学生们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认为已达到某些前所未有的目标了。罗家伦声 称自主精神是他们这一代特有的。五四青年好像忘记了先师们对这种精神向往已 久，并进行了长期奋斗。事实上，正是梁启超第一个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自主的理 想，他在著述中广为传播启蒙思想，赞扬日本的启蒙运动，这使下一代初次看到了以 后五四启蒙运动的前景。
中国启蒙运动的曰本来源
当中国遭受19世纪最糟的凌辱——1895年对日战争的失败时，梁启超时值22 岁。这次失败比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失败战争 更加悲惨，它使梁启超这一代确信，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存在缺陷。一些儒学文人学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43
士，尤其是以洋务派著称的年长改良者们已经强烈意识到中国物质文明的落后，他们 试图通过有选择地照搬西方技术的方法挽救中国。然而，19世纪90年代后，在开始 致力解决中国文化落后问题的梁启超之类年轻的爱国者看来，这种战略已经开始破 产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同时求助于西方政治理论和第一流的中国学术成就的办 法，来挽救中国文化的精粹。他们的努力和失败构成20世纪启蒙运动的序幕。
1895年的军事失败增加了儒家文人们的羞愧。他们曾习惯视日本为“东洋倭 国”，颇为优越地指出，远溯唐朝（618—907)起，日本就已广泛效仿中国。然而，羞愧 逐渐转化为一种对日本，特别是1868年明治维新的强烈向往。这次事件使梁启超之 类知识分子感触颇深，他们相信,这就是日本能够比中国更为迅速有效地近代化的关 键。他们的好奇心并不局限于导致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皇帝和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 感的武士阶层精华在日本取得政权的政治事件。这种好奇心发展为对以日本启蒙著 称的文化现象的向往，那实质上是拥有新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及为保障日本政治制度 的改革和拥护明治维新的领袖们，所发起的一场思想运动。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已 被这种现象强烈地吸引，以至于他们从19世纪自称为“启蒙学者”的日本知识分子那 里，借来了“启蒙”这个词。
在日本自称为“启蒙学者”的团体，是以1874年创办的《明六杂志》为核心的部分 文人组成的，其中有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中村正直等人。[34] 1898年改良运动失败 后，梁启超打算在中国传播这批人的思想。[35]为了深化日本的近代化，这批学者们认 为文明与知识分子的开化是不可分的。《明六杂志》的编辑西周在创刊号的第一篇文 章里，便用同描写晚清知识分子的窘境非常接近的词语，描述了日本启蒙的目标我 和同人们常以欧洲各国作比……他们令人羡慕的文明和我们的不开化，使我们悲痛 不已，可以断定，我们的民众看来处于无可救药的愚昧中。……政府好的政策无法持 久，民众不开化如故……及时引导民众从愚昧走向开化，自然是当局的责任，正如轻 柔地拔去杂草但不伤及秧苗。”[36]
历史在一个短时期里是仁慈的。日本启蒙学者看来不必伤及秧苗就可真正拔除 杂草了。启蒙学者通过著述和半公开的演讲，提出了诸如本国语言、男人与女人的关 系、国民性的缺陷和传统奴性思想的危险等问题，这些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所提出 的。[37]然而，日本启蒙运动期间进行争辩的语气远比以后中国的启蒙运动要谨慎。 启蒙学者们所面临的政府不能容忍对立宪制政治的任何评论。明治政府抛弃了起初 的出版自由的宽容政策，向这些大学者们提出了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放下他们的 笔，要么修正他们的思想以符合政府的法令。”⑶]启蒙知识分子不愿意违背其初衷， 于1876年2月停止出版只存在两年的杂志。
24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尽管他们杂志的出版十分短暂，这些启蒙学者都使日本乃至中国的下一代知识 分子，产生了对启蒙的向往。1919年，当北大领导启蒙的学生为他们的刊物取名时， 罗家伦提议用“新潮”，它来之1904年创刊的日本启蒙杂志《新潮》,那个刊物旨在恢 复和深化19世纪启蒙学者的精神。[39]
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预示着19世纪日本启蒙运动即将来临，这同18世纪欧洲 以及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几乎是一样的。这三次启蒙运动的目标——自主，在日 本被看作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福泽谕吉由于不能把自主昭示为一种权利，便 在1874年著名的《学者的责任》一文中，强调自由将符合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他声 称，除非鼓励“私人学者”的发展，日本将无望实现真正的近代化。福泽特别批评了那 些对西方一知半解但对仕途却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只有剔除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 后，日本文明才会得以发展。……了解西方知识的学者们必须担负起这一职责。但 是……我对他们的实际所为颇多怀疑，因为这些学者和绅士们只知道官位而不知道 自我人格的存在。……他们仍然受缚于传统的教育，眼中只有政府。他们认为，除非 通过政府，他们干不成任何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自主。”[4e]
福泽这篇悲观的文章，巳预告警告了 19世纪末陷于同样困境的梁启超。梁也曾 试图使服从上层官僚的知识分子培养自主精神，但亦未成功，他在1898年9月成了 “私人学者”。他于百日维新失败后秘密逃往日本，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是皇太后所要 缉拿的“首犯”。梁和他的良师康有为一度处于权力中心，但转瞬即被抛却了，他开始 深人分析国民的思想惰性问题。同日本的福泽谕吉一样，他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弊端 的症结所在。但不同于福泽谕吉的是,梁已断定这种思想顽症的蔓延范围，已经远远 超出服从于政府的知识分子之外。他在1900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认为中国国民从 整体而言都已得病，而启蒙思想可能是扭转病势的唯一良药：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 此情，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 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41]
梁启超为中国所开的处方虽然得益于福泽谕吉并受到过罗素等欧洲哲学家的鼓 舞,他和日本及欧洲启蒙主义者仍有区别。在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知识分 子的自由，而且还在于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和下两代的思想医生们一样，从改造中 国的小说着手以达到这个目标。坚信文学领域的变化是对奴性道德的最直接的挑 战，这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根本的鲜明主题。
与欧洲和日本的启蒙运动宣传者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复应付政治失败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45
的局面。在中国，文化嬗变的特殊含义远甚于欧洲与日本。因此，流亡日本的梁启超 于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这两种刊物，就不足为奇了。梁把新的国民 性和新小说联系起来，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搭起了舞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 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 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试图通过小说来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他优雅的文风和对启 蒙思想的孜孜以求，却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僑学改良主义者的犀利批 评即是一例。由于赴日本之前自己就是这个营垒中的一员，所以他了解这些人的感 情和偏见。他认为真理是公开辩争的产物，只有彻底排除偏见，才能得到正确的观 念。梁以这一新姿态出现于论敌之前，有效揭餺了 19世纪的儒士们企图以西方之技 保存中国文化精粹的谬误。这些人容不得半点与懦学相抵的新思想，把懦学捧至高 于真理的地位。梁在接受启蒙思想后，已把真理奉为圭臬：吾崇爱儒学，但更崇爱 真理。[43]
下一代人就不像梁启超那样尊奉儒学了，而是比梁启超所能想像的更为剧烈、尖 锐地运用真理来反对儒学。尽管梁启超与钱玄同这样的怀疑者、破坏者之间存在着 思想上的差距，但梁是他们的思想先驱：他们在发动启蒙运动时，广泛地借鉴了梁启 超对日本启蒙运动的赞扬和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革命的失敗和启蒙的序幕
1898年改良运动的失敗曾促使梁启超抨击中国人的奴性。1911年革命的失败 同样也使下一代人意识到：尽管顺从巳不再具有来自国家的强制性，中国人的奴性 习惯仍是根深蒂固的。青年梁启超曾完全寄望于上层的改制，新一代反传统的怀疑 者则从下面开始向旧制度发起攻击。同梁启超一样，他们也从政治腐败的后果中重 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年月里，这一代人开始对爱国政治有所怀疑，这在陈独秀 1919年6月8日的告诫中已有表露。在20世纪头十年里，他们曾热情投入救国运 动。与陈独秀那一代不同的下辈学生行动主义者未曾经历1911年的幻灭，他们因而 能陚予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以新的爱国主义内容。
辛亥革命后不久，陈独秀那代人便开始意识到：他们向往已久并为之奋斗过的 共和政体已经流产。真正的“民国”即民众之国的理想已日益飘渺，因为执政者及其 拥戴者们不仅对民主一无所知，并且肆意践踏民主。大部分中国人仍然信奉懦教礼
24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仪，似乎革命从未发生过。对此，五四青年的师辈们只能愤然旁观。1912年，当上民 国新总统的袁世凯建立了所谓孔教社会，鼓吹忠顺公民必须信奉忠孝之道。次年，他 暗杀了民主思想分子的领袖，镇压了二次革命的尝试。1914年在法律上恢复了全国 尊孔，因为袁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
保守。”[44]
1915年初，袁世凯率先进行祭孔的封建仪式，并令小学设儒学经籍课。经过精 心策划，袁“勉强”同意做皇帝。但他那洪宪皇朝的计划遭到军阀们的反对，他也于 1916年死去。一场皇帝梦因而宣告破灭。
袁死后一年，安徽军阀张勋企图扶持溥仪复辟满清皇帝，率领二千辫子兵人京， 但被北方军阀们驱逐。张勋的复辟活动一直持续到30年代。陈独秀、钱玄同、鲁迅 等反传统者都经历了这些事变并在思想上受到震动，因而决心揭露同胞们的愚昧盲 从性。在共和政体破灭后，他们便致力于清算奴性意识的文化根源。这样，他们便割 断了同先前的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联系。这些反传统的怀疑者甚至比最突出的前辈们 更为势孤力单。在1919年以前，这批知识分子曾和民族主义革命的年长领袖们有密 切的联系，特别是颇有影响的爱国学社的创始人章太炎（1864—1936)。他们曾想以 章为榜样，以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粹来改造政治。但在1911年之后，他们很快便彻底 醒悟了。
章太炎蔑视“外来”满族统治者的著名行动，一开始曾燃起他们的激情。在1900 年的一次公开集会上，章剪掉了长辫子。两年后，他在日本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以 民族革命最具资格的发言人之一自居。尽管在1911年前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勇敢 的活动家，但在明确表述革命的伦理原则方面，章的能力是首屈一指的。在因编辑反 满报纸而遭三年监禁后，他于1906年发表了《革命之道德》一文，为长期被视作无足 轻重乃至道德败坏的农、工、商、医申言。实际上，他敲响了旧官僚理论与政治实践的 丧钟。[]
然而，章太炎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反满鼓动家，他还为下一代人反对懦学思想的运 动拓宽了视野。他运用佛教思想特别是法相唯识宗的观点，抨击儒家对财富、荣誉、 财产和地位的追逐。佛学使章能以一种新的方法来探究哲学。通过佛学，他还提出 了有关认识论、意识的本性，以及思想的误导性等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在五四知识分 子那儿变得具有爆发性了。他们使用“启蒙”一词含有佛学的涵义。在他们的文章 里，启蒙不仅是章太炎所看来的一种认识目的，而且成为通过个人的觉醒而改变整个 社会的有意识的行动。[46]
最后，章太炎又是后来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从事学术批评的楷模。他在历史考据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47
方面的细致探究，为下一代人抨击传统思想开辟了更广的途径。章本人在历史语言 学的研究中试图保存“国粹”的纯洁性,但他也就为后来者批驳国粹思想提供了武器。 钱玄同等后辈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疑古而非崇古时，他们意识到受惠于章氏了。
他们也尊崇章为无礼的学者--个终于摆脱早期士大夫的奴性和功利主义束缚的
自主的知识分子
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梁启超和章太炎为进人启蒙运动的门槛指出 了道路。然而，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跨越这个门檻而步人一个陌生、孤寂、令人怀疑 的世界。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们逐渐与下一代的反传统者分道扬镰。虽然这些五 四启蒙运动的先辈之间有着政治上的差异,他们全都激情昂扬地承担过救国的义务。 为促使中国富强起来、免遭外国侵略的厄运,他们曾奉献出自己的知识和精力。反传 统主义者则继续探寻国家在精神和知识方面落后的内在原因，而对中国的政治上的 弱点关注较少。
陈独秀是1919年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评论者，也是在救亡政治活动中明显转变 态度的人之一。他于20世纪初曾在日本逗留，深受章太炎思想及其爱国学社的影 响。陈也以革命激情剪掉了辫子，在返回故乡安徽后，仿效爱国学社成立了一个青年 团体。在1911年之前，陈和其他受过教育的青年一样，为救国问題而焦虑。他还就 中国缺乏爱国精神、外国技术的重要性、研究军事科学和采矿技术的必要性等问题， 撰写了许多措辞尖锐的文章。[]辛亥革命时，他是浙江陆军学堂的教员，并对学生新 军进行了革命宣传。
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时，陈独秀表示了对救国政治活动的极度失望。他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里,宣称其关注的问题已从“政象”转为更重要的伦理觉悟： “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9]他略带自嘲地要求同胞 们从事这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为了激励他们，陈决定公开放弃他那一代人曾 向往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爱国主义政治。对此他们曾信奉过，只是发现新的共和国确 实不值得奉献时才决定放弃之。鉴于袁世凯自立为帝的努力，陈独秀要求革命同人 认识到，政治上的反动者会很快地以共和的外衣作掩饰，并且已经这样做了。他断 言吾人于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5e]
正是当中国处于革命后的转变时期，陈独秀这一代人感觉到了启蒙问题的尖锐 性。在复辟帝制的淫威下，实行宪政的许诺日益变为一纸空文。以前反满爱国的热 血青年逐渐关注起民主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主观问题,他们开始不知疲倦地 就自主、自觉即自我意识等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达到自觉的境地，也就是如康德在18世纪末欧洲启蒙运动时对自主的阐述按
24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自己的认识行事的勇气。”[51]在20世纪的中国，达到自己的认识要比鼓起勇气难得 多。由于不能吸收哺育出康德的思想的新教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是那种视个 人主义不仅为邪恶而且是无法想像的传统。许多人被救亡事业所吸收，因为这一事 业利用了反个人主义的传统以达到新的目的。旧式忠诚很容易被转到像近代民族国 家那样的新制度上。于是，20世纪中国的自主要求，就和那种将自我纳人民族感情 之中的无情压力，时时发生对峙和争执。
在1915年的《爱国心与自觉心;T一文里，陈独秀首次就自觉问题进行争辩。鉴 于代议制已明显失败，陈独秀指出，作为救国事业中的基本美德“爱国心”，实质只是 盲目地忠君；由于没有意识到自觉心的重要性，中国几将不国了。在陈看来，中国当 前急需的不是炽热的爱国者，而是能冷静思考特定问题的人们。这篇文章是向下一 代知识分子发出的避免陷人政治困境的警告，也是获取对社会有益的知识的呼吁。 陈独秀最后要求知识分子同人退出政治生涯，投身于教育活动和道德改良。[52]
一年后的1916年，在令人鼓舞的国立北京大学里，教育工作与道德改良具有同 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师生两代人相遇了；也正是在这里，他们为前所未 有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在北大代表团领导五四游行的三年之前，这里已为知识 分子同社会的新型关系播下了种子。只要一代人更勇敢、更独立地适用他们的知识， 下一代人就能把勇敢和知识都带上北京街头。在那里，知识分子对新文化的向往发 展成广泛的启蒙运动,其规模和速度，也超过陈独秀在以个人最后的觉悟写下反思文 章时所能想像到的。
1916年前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觉醒的种子
在五四一代进校之前，这个吸收和保护他们的教育机构有着复杂的历史。20年 之前，它曾是中学和西学鼓吹者之间的战场，也是科举制捍卫者和近代教育先驱者的 斗争舞台。大学开办初始，新派力量便占有优势。和五四时期一样，当时也正是澂进 的懦士们为1898年夏季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诏令扫清了道路，在短暂的百日维新期 间，他们劝说光绪皇帝为建立京师大学堂提供经费。在1898年时，那些走在时代前 面的激进分子是以谨慎的措辞拟写学堂章程的，但其中蓮含着他们创办新式学校、以 东西方知识来培养人才的坚韧决心。这一教育改革旨在僑士中贯彻已被遗忘的古 训——“实事求是”的方针。
1898年6月和7月的诏书，使康梁等改良者劝奏皇上以人才来挽救中国的长期
*此文首次发表于1914年11月10日的《甲寅>，1卷4号上。——译注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49
努力，达到了顶点。他们认为，培养人才是中国谋政治生存和文化复兴的决定性因 素。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并无什么新异之处。康梁的奏文毕竟也是属于久巳有之 的儒士尽忠式的文章,其中涉及的教学理论仍基于承认科举制这一前提。然而,康梁 提议建立的又是一种新型的学堂，它不同于现存的书院那样的传统地方学校,科举制 的候考者只是在那里背诵经书。在康梁设想的新学堂里，除了许多传统课程外，学生 们还将学习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知识。[5
于是，“才能”被解释为西学上的专长，“人才”也成为传统官僚制度既得利益 者的潜在敌人。但使人惊讶的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镇压变法运动时，几 乎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但同意继续筹办京师大学堂。她任命著名旧派学者 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力图把学堂的新异之处尽量减去。尽管如此，一种 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的学习方法，在中国学界开始制度化了。
在孙家鼐推荐下，一名外籍专家担任了西学总教习，他便是任同文馆馆长的美国 长老会教士丁韪良。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这所语言学校旨在培训了解外国法律和 外交常识的洋务官员。丁韪良在翻译西文书籍、为中国官员的需要和兴趣设置课程 方面颇有经验，他把这些带人了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55]孙家鼐和丁韪良把教学计 划发展到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以及数学和天文学等选修课。与传统课 程相比,新学的比例很有限，但他们毕竟为了解外国的思想提供了机会，这在先前正 统的儒学教育中，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1912年以前进人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中，大部分人对这种机会并无兴趣。学生 们，还有先生们，内心向往的仍是仕途。按规定，学生进学堂前须是举人，他们首先关 注的是在皇朝官僚制度中谋得地位。他们也花时间学习、参加考试，但这只是他们旧 有特权的一种标记而已。他们在学校里依然像候补官员那样行事：赌博、嫖妓，并常 常只凭京师大学堂学生的身份，获得赏赐。[56〕
辛亥革命后不到半年，京师大学堂的旧有方式首次遭到了严重挑战。1912年2 月，新任总统袁世凯委派著名的西学传播者、翻译家严复（1854—1921)为京师大学堂 总监督。在2月到同年9月的短暂任期内，严复试图把这个前清遗物改变成真正的 近代教育机构。他为职业教育者的利益和地位而呼吁，力主把在外语和当代科学方 面的能力作为合格的大学生的标志。
在到京师大学堂任职前的二十年里，严复一直致力于向时人介绍斯宾塞、亚当 斯密、穆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在他之前，最初把西方思想传人中国的是那些带有隐
*孙家鼐系由光绪颁令任命为第一任管学大臣.变法失敗后.留任至1900年辞职。一~■译注
25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秘动机的欧洲人，例如改宗的基督教徒。严复则是最早阅读英文版的西方政治经济 文献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从中选择有利于本国文化的部分。他受教于英国格林 威治海军学院，1879年回国以后，虽然宦途颇多坎坷,但却在弘扬他的新世界观——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面,获得了成功。[57]他和同代的许多具有维新思想的文人一样,一 直在探究西方富强的根源，并认为答案在于新发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中。 他继续翻译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思想流派并不限于社会达尔 文主义。他在晚期著述里，对于残喘于一个充斥掠杀世界里的中国，表示了深切的忧 虑，严复把国家的富强置于个人的自由和自主之上J58]
后来的启蒙鼓动家打算把严复的上述观点颠倒过来。他们认为，为国家强盛而 放弃个人的自主，这已是多少世纪以来文人学士的特征了，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这种奴 性传统。然而，甚至当五四知识分子试图成为新型的独立思考的学者时，他们仍然引 用严复的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后来在五四时期抨击 以直觉、非科学的推理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时，成为关键性的武器。当五四学生们 认识到，在对传统进行系统地批判前需要有系统推理的观念时，他们便转向严复，其 渴望之情使这位年长的翻译家惊讶。但是到了 1919年，他又不自觉地成为力图改变 学生的那些人的同盟者。
1912年2月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还不到60岁，但已对仕途厌倦。军 阀们先后要求他考评返回的留学生、编辑技术词汇辞典，为制订立宪政府的法规提供 咨询，这些使他几乎精疲力竭。他曾为1911年的革命暗自高兴，但他的生涯逐渐受 制于袁世凯的欲望,这种乐观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在1912年到1916年期间， 他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是，甚至在政治上转向保守的时候，他在 教育思想方面仍然是激进的。他在主管北京大学的八个月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作出了改革中国教育机构的尝试。虽然他带着失望离开北大，但由于他的存在和远 见，这所学校的改变趋势事实上已不可逆转。
首先，严复在京师大学堂恢复了外语课的地位，他为此而感到满意。他聘请了不 少外籍教员，坚持要求学生用外语特别是英语参加讲演和举行会议。在一段时间里， 京师大学堂被保守分子视作“盲目崇拜西洋文明”的据点。年5月，严复对京 师大学堂校风的新要求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他在给教育总长的信中，要求把这个教 育机构改名为北京大学。他认为这将进一步表明它是一所近代的高等学校，而不是 新共和时期旧式谋官者的乐园。[61]
在促进近代专职教育事业方面，严复也曾为提高教员薪金而斗争。他反对把教 员的月薪限于60元，认为同中国政府的其他官员相比，大学教授的待遇是极为不公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51
的。他质问：为什么教员们就该得到与政府部门里薪俸优厚、无所事事的官僚不同 的待遇呢？他指出学校任务则有似雇佣，既无考绩之可言，又乏酬庸之希望”，“内 外官俸，视爵秩高下而分等差。……欲改聘师资则高材奠致……教员中告假而去者 已不乏人,若不稍予通融，便与停办无异。……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 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职一日，应准照额全支”。
对于严复抱怨的答复，是停办北京大学的进一步的威胁。严复虽然在战术上获 胜，但在战略上却失败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他被任为第一位校长。但到 1912年1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内反对严复的人，主要通过散布谣言获得了上面的支 持。他们利用他有鸦片瘾(他对此未曾否认过）的谣言，迫使他辞去学校的职务。但 在离开之前，他向那些视近代高等教育为赘物的人提出最后的抗辩，反对借口管理不 善而停办北大。他写道北京大学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今若将其 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 虚掷。……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 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恃以存 立者，奚翅九牛一毛。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争而语……终有自髙之一 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至于学校以前办理未善，“固为学界所共 知”，只要不取消，今后尽可改进。[63]
正如这封信所示,严复在思想和言词方面都是一个温和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褒扬的品质。无论在政府里还是在北大，保守派的力量都超过了 他,在教育改革的斗争中，他败下阵来了。然而，激烈变革的种子已在北大播下了。
1912年春，当严复恳请教育部、财政部不要压低教员薪水和停办大学之时，一批 新的教员来到了北大。作为章太炎的追随者，他们向所谓“桐城派”的势力直接发起 挑战。桐城派由经科的一些旧文学鼓吹者组成，为首的是著名西方小说翻译家林纾。 他与严复不同，既不直接掌握西方语言的知识，也缺乏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态度。当一 批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员开始聚集在严复管理下的北大时，林纾一派维持了十 来年的稳固地位开始动摇了。
沈尹默（1887—1964)也是在这一期间来到北大的。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书法 家，后来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沈毕业于京都大学，属于北大第一批的近代 职业教育家。沈进北大两年后的1914年，他留学日本时的好友钱玄同也被聘用了。 在沈和钱的共同推荐下，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同人陈独秀也进人了北大。[S4]陈出任文 科学长后，北大校门进一步向职业教育者打开，他们成为五四那代人的先生。1917 年初，陈独秀亲自提议胡适进北大执教，胡在哥伦比亚大学由杜威指导，刚完成了哲
25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当年底，陈又主张需要一位知识渊博的专 职图书馆专家，于是李大钊被聘任该职。几年后，李和陈共同创造了中国共产党。
在严复任北大校长期间开始形成的骨干教职员队伍，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得到了 巩固和发展。蔡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于1916年底出任北大校长。共同工作、 独立思考的教员和宽容的管理者，能够形成被称为“北大学风”的独特学术气氛。由 于五四运动，这一名词也流行起来。只是当中国社会的其他部分也感觉一种新的反 传统精神正在旧京师大学堂里形成时，启蒙运动的缔造者们才充分理解到他们所干 事情的意义了。1923年北大建校25周年纪念之际，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参与建立中 国共产党的朱务善，把北大学风概括为“敢干”精神。[65]这既是对年长启蒙宣传者较 模糊的“敢知”思想的阐发，又与之有了区别。它也概括了几年来北京大学达到的成 就，尽管也存在着严复那样的改革者的失败。
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1917—1SU9年
1916年12月26日，民国初期最受敬崇的教育家之一蔡元培（1876—1940),被任 命为北大校长。继袁世凯死后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决定笼络一批以前备受冷落的著 名学者。黎曾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但蔡元培从法国来电拒绝，理由是正在那儿忙于 华工教育和中国学生的勤工俭学，于是这项任命作罢。[66]然而，当任命他主长北京大 学时,热心于教育改革的蔡元培同意了。他在爱国学社(建于1902年)期间以及担任 1911年孙中山内阁的教育总长之时，便已看到通过教育革新而引起思想革命的可能 性，故而渴望能有实现抱负的另一次机会。他在德国长期学习之后（1907年在柏林， 1908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3年在莱比锡），感到已具备近代髙等教育机构所需 要的知识。[67]五四运动前夕，他的自信和乐观达到顶点，认为北大二十年后将达到柏 林大学的水平。[68]
蔡元培的赞佩者和贬损者都认为他是北大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鼓动者，尽管中 国很少有人能像他对于柏林大学那样地了解和关注北大。在五四前夕，对北大的所 有毁誉也都是责备或赞赏蔡元培。蔡元培巳被当作新北大历史的中心，五四运动期 间代理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一度辞职）的蒋梦麟的一段评论，可视作这种看法的典 型例子如果你将石扔人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 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 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但在北大聚集着含有珠珍的活贝，它注定要在一 代人的短暂期间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人死水的，便 是1916年成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53
那些只看到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的人们忘记了这一事实：蔡使之制度化的许多革 新措施，曾得到前任的北大校长们尤其是严复的支持。然而蔡元培戏剧性地、明显地 成功了，而严复则因有鸦片瘾的指责而失败了，并且是惨败。结果在以后几代人眼 里，蔡元培成为中国正规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学术自由的象征。时至今日，每当 中国教育家为知识和知识分子呼吁更宽松的政策时,他们就会求助于蔡元培的名字 和光辉。1>3
然而，1916年中国知识界的“水”并不像蒋梦麟所称的那般平静。例如沈尹默和 钱玄同那样的教员，他们并非只是居住在“贝壳”里的。事实上蔡元培推行的许多革 新措施，在他1916年来北大之前已被这些教员提出过。他们也和严复一样，希望让 具有近代思想的职业教育家来管理学校，以便从军阀政府那儿得到一定程度的自主。 寻求学校的财政担保，教员在参与学校管理上的更大作用，以及定期选派师生出国的 方案，这些在1916年以前便得到了发展，并在1917年之后得到了贯彻。
与其说蔡元培是把石子投人平静水中的人，不如说他本身就是改变从北大向外 辐射的波浪形状和范围的石头。他对学习情绪有一种催化作用，在他来之前，当沈尹 默向学生们提供参考书时，北大全体教员似乎极端厌恶。教师们永远视自己为学习 秘诀的捍卫者，书籍是他们通向力量的私有钥匙，因此，在像沈尹默之类的教师看来， 蔡元培管理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诸如与学生们共同使用书籍那样简单的措施。另 一方面,学生们对于教师们提供书籍的愿望，并不十分所动。作为教师改革的受益 者，他们有更多的要求：不仅要求借用和使用书籍，还要求有新的书籍。经历了蔡元 培北大前后变迁的学生冯友兰回忆道，1916年流传在中国的“令人厌烦”和“封建性” 书籍，在以后长时间内仍然使用。[72]
即便如此，蔡元培仍以更深人、更持久的方式改造着北大。他把对教育目标的向 往带人北大，从而驱散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绝望情绪。在全国大部分儒士 文人愿意以妥协来满足军阀的需要之时，蔡却呼吁知识只能符合教育的需要。他指 出，教育应有利于学习的需要，这是首要的、最根本的。对于“教育是为了什么”的问 题，普遍的回答是“政治”；然而蔡却近乎天真地回答：是为了“世界观教育”。在探究 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时,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作为医治旧中国迷信、奴 性思想的良药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 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 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髙尚者，固已足矣， 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剌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 为耶。”[73]
25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的北大学生，以及热情而有保留地支持他们的先生 们，显然已经在探索一种比蔡元培所向往的更新的世界观。他们不满足停留在对现 实的思索，而是要直接改变民众的观点和态度。尽管他们以和蔡元培的美学观有所 不同的看法，在《新青年H、《新潮》等刊物上就世界观问題开展广泛的讨论，他们还是 从蔡元培的教育观上得益匪浅。正是蔡元培从教育体制上解开了旧世界观对人们的 束缚，抛弃了那种追逐仕途的教育，为五四一代新的社会活动开辟了道路。
蔡元培来到北大的一年半时间里，为建成像柏林大学的国立大学，对课程和系科 进行了调整。此后，他又关注起师生们在学术之外的活动，他发现，丨日的官场陋习在 所谓近代知识分子中，也是颇有影响的。于是，他于1918年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反对 颓惰习气。会员的条件是：甲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基本条件；加上不 做官吏、不当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为丙种会员
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是要以生活中的道德修养来促进学术能力。实际上，这 是向最古老、最受崇敬的僑学道义的回归。《大学》上开宗明义便提出，所有的社会改 革都须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开始。[75]可以想见，蔡元培在和“致用之学”作斗争 时，也一定会记起这条儒学准则的。他并非只是位近代教育家，在他那一代人里，他 又是精通儒学的。他于1892年得中进士后，一直主张改革科举制度。
另一方面，加人进德会的学生和教员中，有着不同的哲学观点和对政治前途的考 虑。该会的70名教员和约300名学生里，有些人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人物。李 大钊是《新青年》方面会员的首领；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申府和潘家洵则是人会 的新潮社成员中的头面人物。[76]
人们也许会问进德”这一儒家旧观念，怎么会同五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目标一 致呢？对此矛盾现象的解释之一，在于新型知识分子自认为是独立、批判的学者，他 们要从追逐仕途的前辈的压力和诱惑下彻底解放出来。加人蔡元培的团体，实际上 也就巩固了他们本身和他们的圈子，因而可以不受政治目的之束缚。作为该会成员， 他们便可以在有组织的生活中得到经验，免受军阀政权“致用政治”的腐蚀。青年一 代在蔡的这个团体里学得了正义、提高了能力，从而能在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 并以蔡早先认为是不可能或不希望的方式,给政治以新的意义。
五四这代人从蔡元培那里获得的不仅是不介人政治和戒除肉欲沉溺的原则。蔡 还向他们提供了学术自由，这在他们的大学生活之外，也是十分有益的。蔡对学术自 由原则的赞赏，在他进北大不久后奉行的聘职政策上，便反映出来了。“恪守道德原 则的绅士”虽然并不常去嫘妓，并且也在为经书而研究经书，但他们仍不符合蔡元培 聘任有新世界观的教育者的目标。他们的知识不能賦予学生在道德上有说服力的观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55
点。蔡元培开始聘用像陈独秀和胡适那样的教职员。
为了向学校里的保守势力表明学术上的“专业化”与儒学并非对立，蔡元培提出 了“兼容并包”的主张：各家学说根据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他开始以儒家宽 容的名义来弘扬学术自由。他通过兼容并包原则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自由，在中国教 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例如，蔡元培曾以这个原则，为陈独秀从上海带到北大的《新 青年》杂志提供经费援助。他指出，这份非学术性刊物毕竟是未来的文科学长“私人” 所有的。[77]
“私人的”不久便成为“纯学术的”了，这就是蔡贯彻兼容并包方针的结果。当先 生们和学生们利用他们的刊物鼓动反叛旧学和传统道德观念时，蔡又以“纯学术研 究”评价来为他们辩护。这样，儒家含糊的容忍思想成为五四一代反孔思想和行动的 掩饰物。在蔡元培的保护下，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比别处更迅猛地开展起来，并显著地 发展到校园之外。
一直到1919年的春末，蔡元培还认为北大没发生过任何超越学术范围的事情。 因此，当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来函要求限制新潮社的活动和影响时，蔡感到有 些吃惊。傅比蔡更清楚地看到兼容并包方针的社会危险性，他警告说，在学术思想的 幌子下，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试图走出北大和蛊惑民众，这和应为社会师表的学者形象 不相符合;他认为兼容并包方针会招致保守势力更多的反对自《新潮》出版，辇下耆 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 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吾国伦理道 义、人群纪纲，锈于人心……然则改革梂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科 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鳜者。……校内员 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 信仰渐著,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脤群伦。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 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利而导之，疏而瀹之,毋使 溃溢横决。”
蔡元培在5月4日游行前一个月复信，称学生所办《新潮》只与“西洋近代有益之 学说”有关,对传统之批评则“仅属末节”。蔡还以北大存在保守学生团体和刊物为 例，为他的兼容并包方针辩护，认为这是“同学发展之资”。信的结尾指出《新潮》持 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免以敬慎行事……正賴德大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守 之言。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79]
但是蔡元培的防范为时已晚，从学术到行动的“溃溢横决”巳经开始。北大周围 的知识界对学生的思想十分有利，他们已能启动强遒之潮流，裹挟走宽容的北大校长
25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和温和的、有同情心的教育总长。
1919年5月4日，傅增湘签发了针对源于北大的“溃溢横决”的公告：“昨日午后 一时……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开会演说。……纷扰滋 事，实属狂热过度。……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 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立予开除，不得故宽。”[8
在恢复秩序、控制学潮的压力下，蔡元培于5月8日向教育总长递了辞呈。5月 11日，傅增湘也自责未能尽力阻止罢课和旨在为五四激进分子辩护的公开演讲，故 而引咎辞职。
现在，新的一代宣称他们已得不到师辈们的合理保护了。他们当初如果不相信 蔡元培支持的学术自由，他们就永远不能鼓起勇气，于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 如果没有《新青年》先生们的支持，他们在阐明唤醒中国的想法时，也不会有足够的信 心。虽然五四青年被称之为破坏者，他们实际上是建设者：把师辈们的启蒙希望带 人社会、擞向普通的民众。
二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代际合作与歧见
产生新型知识分子的问邁，在于对人们的思维活动进行理性的批 判。……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意味着不再依赖雄辩这种外在的、短暂的感情 去进行鼓动，而是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不懈的劝说者积极参与现实生活。
——安东尼奥格拉姆斯：《关于知识分子》[81]
在1919年5月4日的示威中，自认为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北京大学学生，得到 了对现实生活的第一次尝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起草宣言、组织首都的其他学 生、进监狱、面对起诉和最后动员学生、工人、商人的全国性支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 了作为不懈的劝说者的使命。但是，当这些年轻人以中国在凡尔赛受辱的消息首先 去唤醒他们的同胞时，他们尚未认清雄辩术的局限性。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所扮 演的义愤文人角色,在过去的世代里就已存在。他们自认为是无知平民的导师，坚信 有权利提醒专制的当局注意到政治弊端。[82]
然而，在1919年5月4日上街的那些人当中，有些学生已经开始怀疑知识分子 是否有权利代表沉默的群众说话和议论他们。这一少数派包括爱国示威爆发前几 个月一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是1912年至1918年期 间集中于北大的年长文化激进派开创的思想潮流的受益者。由于文科学长陈独秀 和他的同事李大钊、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人的帮助，学生们能够构想和执 行自己的不同使命。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和组织“新潮”社，宣传新的、更加积极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57
的启蒙观。如果孤立无援，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不能了解、更不用说进行一场全国 性的文化启蒙了。如果团结一起，他们能首先相信自己，并且慢慢地相信他们的其 他同胞，因此对中国封建思想习惯的批判，是长期有效的救国活动的前提。
但是，在使其他人承认他们有文化启蒙的权利之前，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不得不承 认他们自己也是中国旧思想的后代这一事实。因此，改变中国意味着首先改变自 己——旧文化的承受者。甚至在1919年五四示威之前，文人们的自我改造就作为新 文化运动的目标出现了。早在1917年，就采用文学改革的方法做到了这点。通过选 择俗话——叫做“白话”的口语写作，它不同于叫做“文言”或“官话”的古典语言—— 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下决心打破前辈文人的传统。
然而，如果知识分子不从事实际的社会动员，这一决心不会有多大的社会效果，只 是在决定对先前与知识分子的观点和理想相脱离的选民谈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时，北 大的学生们才真正开始作为持久的劝说者发挥作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北京大学 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一个把新文化运动从北大充分推向社会的组织。这个学生组织建 立于1919年3月，它为启蒙的提倡者和爱国的保守派共同动员他们的同胞，提供了第 一个舞台。通过街头的讲演——这种讲演在1919年五四示威后的半年里成为乡村和 工厂的话題，学生们获得了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第一手知识。
打算教书的学生们不再听取比他们期望为多的东西。传播新文化过程中遭受的 挫折，迫使他们进一步放弃对文人式清谈的依赖。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深受旧的思 维方式、谈话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束缚。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新型知识分子形成 了，他们能看淸楚他们自己怎样迫切地需要启蒙。
先生们的醒悟及对新青年的寻求
为五四启蒙开辟道路的先生们本身是受孔学熏陶。尽管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拒绝 参加清朝政府主办的延续到1905年的科举制度，但他们对古典经文都有坚实基础。 进一步说，他们对打算废除的人生观的熟悉超过了书本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反 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结婚、生儿育女、祭奠父母、服从兄长——与中国本土的道德传 统的束缚保持一致。即使他们在1919年以前已留学海外，并且因此接触到了某些对 国内文人仍然禁止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仍怀着个人解放的微薄希 望返回了中国。一旦回来，他们首先集中精力进行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政治革命。遇 到挫折后，便对纯洁的青年进行文化上的启蒙。
这些教师们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介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过渡性一代的困 境。由于亲身经历，他们对日本、西方的近代技术和启蒙思想印象极深，对中国的落
25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后无法视而不见。因此，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旧旗帜的无力，从而举起了新的旗帜。 在他们周围，在北大的里里外外,人们发现了更为广泛、更为杨言无忌、更有力量的懦 家文化的捍卫者。李大钊，这位蒙陈独秀推荐来到大学的图书管理专家，在五四前一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表达了对新旧之间的密切联系的感觉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 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 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
新文化和旧文化的提倡者之间不受欢迎的密切关系，正是李大钊那一代窘困的 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孤独。在打破了同代人的常规和期望之后，反传统的老师 们仿佛被遗留在代际迷惘里。曾经在一个时期里，从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例如 年长的反抗者吴處的声音。吴虞生于1872年，在日本受过法律方面的教育，他借用 同懦家专制的人生观相对立的道家学说和法家学说孤军奋战，反对孝道。1916年， 他从家乡四川省来到北大，同激进教员们携手合作。几年以后，其中的胡适回忆起吴 處的孤军奋战，称之为整整一代人所钦慕：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淸道夫”，他把启 蒙的水“洒向那#尘迷漫的大道上”，因此“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 痛骂，怪他不识货”;“有时候他洒得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地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 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淸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 舞起来了”。[84]
对吴虡和先生一代中的同胞而言，用启蒙之水冲洗儒家学说的渣滓的努力令人 精疲力竭。结果，他们共同的情绪是经常急躁和脆弱。他们探求共同的梢神，但只是 偶尔发现，每一个反传统者在遇到从亊同样的工作的街头淸洁工之前已经孤军奋战 过。每个人对以僑学家说解决中国近代问题已丧失了信心。甚至当这些反抗者们相 互寻求援助时，他们也始终感到势单力孤。
这种孤独的心境，甚至早在志趣相投的老师们大量聚集并向北京大学的保守氛 围挑战之前即可看到。例如,在《新青年》上说起话来很自信的陈独秀1917年给胡适 一封信，颇为不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当时在美国的胡适正好寄来了一篇文章给 准备发起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在称赞胡在海外的努力和告知他自己在中国的杂志 经费朝不保夕的局面后，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提出迫切恳求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曰回 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中国社会 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85]
老师一代发现同代人中志同道合者很少，便转向被他们认为是工作能力更强、更 为坦荡开朗的青年人。老一代反传统者对于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有着极为不同的 看法，但他们都有意识地在青年中寻找同盟者。这种对年轻同盟者的寻求最终发展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59
成了对青年的名副其实的崇拜。他们认为，孩子们始终在所有方面都比他们的前辈 占有优势。在中国的这方面，年龄被设想为所有智慧的源泉,选拔年轻人作为社会创 造力最宝贵的后备，实际上是把传统压在他们肩上。
老师们对青年的期望早在1915年9月即可看到。在那个月，陈独秀创办了《青 年杂志通过对青年——他相信社会中的这群人已经逃避了儒家人生观的毒 害——的呼吁，这个杂志成为他那一代人重新团结的阵地。在《青年杂志》(后改名为 《新青年》)第一期的首页，编者热情洋溢地欢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于新鲜活 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 可卑也。”[86]
陈独秀在1915年秋天的含泪呼吁中，有着将成为他那代人共同信仰的种子，虽 然在这个时候，它也是反传统者陈独秀孤独和失望的标记。
在以后的几年里，宣称仍属于青年的其他中年反传统者开始寻求同一性。尽管 他们存在着潜在的（并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的）不同.但是这些情况各异、不 抱幻想的教员们在对年轻人天生潜力的羡慕中，发现了共同的事业。这些人数不多 的懦家思想反叛者看到他们在努力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会被轻易地击败：反对他们 的不仅是军阀政府，还来自他们本身与儒家传统的旧有联系。他们因此向比他们略 为年轻的学生们发出了一致的呼吁。从此，老师们的启蒙使命建立在其他人的基础 上，而不是自己狭隘的圈子里了。
这些先生们在写到青年时,其感情之深超过了对历史中的新力量的描绘。他们 充满激情的呼吁中，倾注了几世纪来父辈对下一代的赞赏。在反对把对老年人的荨 敬变成由国家强制推行的道德规范时，这些老师开创了 20世纪中国最为深厚动情的 转变之一。这种转变也可以在高语罕1916年的文章《青年之敌》中看到，这篇文章进 一步表明了年长的反传统者对青年所持赞赏、希望和担忧的复杂感情呜呼！吾至 爱之青年乎！呜呼！吾至敬之青年乎！吾至爱至敬之青年何幸而生此簇新灿烂、光 怪华离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为吾青年喜，呜呼！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 幸而生兹生计竞争、万物奋斗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 生兹国削民弱、耻辱频仍、岌岌殆哉之中国耶？吾又为吾青年惧。”[87]
像陈独秀一年前的恳求一样，高语罕的文章进一步超越了他那一代在1911年之 前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发现，政治革命失敗后，知识分子们不再颂扬竞争和 适者生存。他们现在对财富和国力——被诸如严复的先驱者认为最迫切的目标一一 兴趣较少。这样，对青年的期望开创了个体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崭新关系。这是中国 启蒙的标志。陈独秀不再像一年前那样乐观，他开始描绘中国对“新青年”的需要。
26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到1916年，对青年的期望经历了进一步脱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化。陈在《青 年杂志》第一期后的一年里，把这个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宣称说， 这一变化清楚地表明：从现在开始，仅靠年龄不能被认为是“青年意识”的可靠标准。
在这篇文章里，陈迫使自己和读者们正视这个事实：大部分中国青年正在陷人 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陈独秀早期作品中的忧郁特点，在对那些未老先衰的中国 青年的描述中显现出来。中国学生身体虚弱，精神颓唐，被认为不堪20世纪生活的 挑战。根据陈的说法，这样的新青年是活化石。“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 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 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 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88]
这种新青年为根深蒂固的惯性所累，因而被要求在成为拥护中国启蒙的具有活 力的力量之前，去征服自己向传统屈服的心态。
觉悟的新青年：传统的受益者
对青年的期望为年长的、幻想破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共同使命。它也在五四运 动前夕帮助学生们形成共同意识。1917年至1920年聚集北大的年轻一代，充分意 识到导师们的希望和担忧巳投注于他们，他们欣然担当了拯救中国的角色。他们具 有老师们所缺少的凝聚意识和共谋意识。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的政 策——的保护性外衣下，他们在北大能够发展根本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的信念。在一 个年级里，比如在1917年进人北大的年级里，蔡能宽容甚至鼓励三个不同的学生社 团和杂志出现：文化上保守的“国故”，政治上积极的“国民”和以启蒙为方向的“新 潮”。[89]虽然这些学生并非全都符合陈独秀的“新青年”标准，但他们都相信自己与前 辈不同，并且决心在中国社会和思想中造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影响。
名人会集的环境和一代人自我意识的结合，使北大学生能获得五四运动的领导 地位。年轻一代赞美他们的天生潜力，号召同士大夫前辈的残破传统决裂，从而比年 长的反传统者更令人信服地发挥着他们的作用。这种自信感早在1918年1月罗家 伦发表于老师们的《新青年》上的《青年学生》一文中即可看到。[9C]罗是北京大学少数 畅言无忌的学生之一，这些学生按照陈独秀1916年关于真正的新青年的观点塑造自 己：不虚弱，不放纵，不保守。但是,超越了这些消极形象之后，学生们发现他们只得 放弃老师们宽容大度的理想，而去为新文化发展自己的纲领。他们为这运动所带来 的，是一种年长一代所赞成的忠诚，一种思想品质。西方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将之 确定为青年人所独具的对承担义务的能力有纪律的献身的力量……来自于青年们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61
的经历中：作为传统的受益者，作为时代道德力量的复兴者，作为破坏旧传统的叛逆 者，去揭示所处时代的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学生们实际上是“传统的受益者”。他们太年轻，没有经受过年长 反传统学者所曾经受的因为1895年中国屈辱的失败和1898年变法运动流产所带来 的精神创伤。他们的个人事业没有因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被置于混乱境地。 甚至就他们对革命的希望而言，他们太年轻而未受到1911年至1913年事件和1915 年淸朝复辟企图的冲击。这些新青年没有经受这些幻灭，他们带着新鲜活力加人了 老师们的事业。他们较少为反对传统的愤怒所累。
因此，学生们关于“新与旧的问题”的观点比起年长导师们的观点相当不同。对 早先几代而言，新是价值实体，是一种从旧文化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对学 生们来说，新几乎是一种确定的可能性。在他先行者所达到的基础上，他们考虑的不 是新文化能否被实行,而是如何去实行和以什么为代价。李大钊那样的老师描绘由 旧习惯和旧价值的顽固性引起的混乱，学生们则描写对新人生观的模棱两可的祝福： “最可乐的是这个‘新，，最可悲的也是这个‘新’。”[92]年龄较大的一代不知疲倦地提 出僑家学说的虚伪和政治腐败的例子，学生们则象征性地选择近代逻辑术语去描绘 “新和旧的问题‘旧’是‘众数，的，‘新，是‘单数，的……‘旧’是‘双对’的，‘新’是 ‘绝对’的……‘旧’是个作成材料的‘家伙’，‘新’是个追求无已的‘目的’。”[93]
学生们也成了反传统者。然而与他们的老师相比，他们反传统的格调和内容都 要温和些。他们几乎同他们老师一样了解儒家经文。事实上，他们是既熟悉懦学遗 产、又精通西学的最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些青年凭感情纽带同传统相 系。他们同老师们不一样，不被期望成为士大夫。在深信20世纪仕途已无意义的祖 辈们的培养下，这些学生产生了对本民族过去的深切欣赏。
这种欣赏在废除科举的压力后仍有发展。他们的父辈为通过科举制奋斗过，老 师们为反对它而斗争过，学生们则从中解放出来了。他们在继续向信奉懦家学说的 祖辈们学习的同时，进人了近代中学。这些导师们或者退离了公职，或者常常对为官 全然嗤之以鼻,他们没有竞争负担,训练和鼓舞着他们的孙子们。例如，傅斯年回忆 他最钦慕最尊敬的人时，把他的祖父傅笠泉放在最前头。[94]傅笠泉在获得拔贡之后， 便不再致力于仕进，拒绝了提供的所有政府职位，将他的余生投人从医学、武术到书 法的广泛兴趣中。正是这个过着呆板无味的生活的嘲讽士大夫者，在傅斯年5岁的 时候教之认经书。他告诉他如何欣赏而不仅仅是记忆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孟子》 这本书，这是造成他的孙子一辈子对“仁”的概念感兴趣的原因。“仁”的概念对其他 自觉的新青年也有很大吸引力。这在傅斯年北大的同学、哲学家冯友兰和张申府后
262 / 20世纪_国知识分子史论
来的著作中极为明显。他们对“仁”的兴趣和老师们对“仁”的轻蔑形成鲜明对照。例 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对“仁”的痛斥表达了这种轻蔑。
因而，对鲁迅竭力挽救的“孩子们”而言，祖辈是儒家传统活生生的媒介。这些人 在同孙辈嬉戏时，实际上使晚辈们懂得了反对刻板的奴性习惯，年长的反传统主义者 在生活中鄙视这种奴性。先生那代知识分子经常带着对作为教师特征的古典学问辛 酸的通晓生活着。相比之下，学生们将古典学问作为文化遗产而获得美的欣赏这 使他们能和反孔思想保持理性的距离，虽然先生们在竭力反孔。运用美学的观察，孙 辈能洞见祖辈教给他们的东西。这种幽默的技巧鲜明地$现在傅斯年北大的室友、 历史学家顾颉刚一段自传里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 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 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 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 生受用的。”[别
但是，这种对传统的羡赏感被先生们批评性的急切呐喊大大动摇。顾颉刚相当 明朗地倾向于古史考据，但在北京大学遭到疑古论者钱玄同的猛然一击。钱玄同曾 师承章太炎（章又是新潮社成员俞平伯曾祖父的弟子〉，他教训顾颉刚怎样去怀疑“时 代积累”的证据。钱和顾接着一道奠定了近代批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也许令人惊奇的是，介乎信奉儒学的祖辈和反对儒学的老师们之间的学生一代， 并未丧失他们的知识分子地位。投入启蒙运动的学生们急于承担起自己的任务，但 意识到自己任务的不同本质。学生们在这方面的自信心，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思想 激进的老师们。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在私下场合总是悲观的年长的反传统者，却想 方设法避免学生们走极端。他们对“新青年”个人的两难处境颇有耐心，并且在“新青 年”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的长时间里，老师们对他们的事业仍负起了责任。
先生们之间经常为反抗保守文人的最好策略而争执。但是，在同学生的相互影 响中，他们也赞同和谐与持中的要求。例如，“新潮”社成员张申府1918年给胡适的 信中，反映出了这种公开交锋和私下恭谦的能力。在这封信中，张看起来相当不同于 一年前撰文呼吁给激进派以援助的陈独秀才趋谒未值……《新青年》第四号中，独 秀、玄同都把本西学讲中学的奚落了几句,崧年弱，闻声而避，直不敢谈此事矣。…… 特西学虽进，未尝废旧闻，彼以毁镑古书为事者，也望他回省回省才好。”[9S]
张申府1918年向胡适提出的要求缓和新文化提倡者趴伍中的争论的呼吁，不是 孤立的希望姿态。它反映了老师们和在创立“新潮”中走向成熟的学生们之间一种正 在深化的信任与合作。老师们给年轻一代的最具体支援方式，是为他们提供表达自
五两代知识分子 / 263
己观点的公开论坛。在由李大钊、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刘半 农组成的新编委会的指导下,《新青年》向学生们开放。由此我们发现，1918年4月， 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5月，俞平 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春水》，6月，罗家伦翻译的易卜生的((娜 拉》发表在献给挪威剧作家的《新青年》特刊上。
到1918年秋天，两代人进行了另一合作。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联合创办了 新杂志《每周评论;L这三个人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时期里，许多其他中国 知识分子指出，欧洲遭受的破坏是近代西方文明道德破落的总信号）的失败所鼓舞， 想开辟一个论坛,借此可以在对他们认为与德国一致的“强权”保持警惕的同时，表达 对西方的羡慕。[97]在第一期里，陈、李和张重申了对“公理”的理想，并表示决心将在 这份政论性刊物上对此加以阐明，从而将和以文化问题为主的《新青年》有所不同。 至1920年秋天，《每周评论》的三个创办者建立了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 组织。
继续为新文化运动作出突出贡献的北大学生，从坚持启蒙方向的先生们那里获 得了重大支持和关怀。如果没有导师们粗旷的声音.他们也许永远发现不了成为自 身一部分的更具理性的素质。前辈们的愤怒使学生们能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开拓 者。因此，1919年1月发表于《新潮》杂志第一期的宣言毫不犹豫地断定，北大学生 完全不像任何其他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他们把自信自觉的精神归功于培养他 们的学校，并宣称，作为学生，他们最终能够把北京大学的精神气质传播到中国社会 其他部分《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北京大学之生命 巳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作用虽曰 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 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人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 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98〕
新潮社的创立：共同觉S
1919年10月13日，《新青年》编委重新组织后两个月，《每周评论》首次露面后 不久，22个北大学生举行了筹建“新潮”社的首次会议。他们中最年少的是20岁的 文学专业学生俞平伯（他后来作为古典小说《红楼梦》首要的阐释家，既获得了名望又 招来了攻讦），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哲学专业学生、广州人谭鸣谦（即谭平山，后来成 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创建者和组织者）。这些学生在被老师们作为中国希望的化身 选拔出来后，已对“空谈”感到厌倦。[99]他们也同老师们一样深信青年自身尚难配得
26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上“新知识分子”的称呼，青年人必须比较具体地向社会显示他们所具备的摆脱传统 负担的能力。仅仅拒绝做官——这些学生的大部分通过加人蔡元培的“进德会”造成 的一种信条——是不够的。
学生们日益意识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做些不同于老师的工作，于是产生了由学 生组成一个新的研究团体的想法。他们提出的一个特殊目标是为日益增长的启蒙运 动寻找新的对象。鉴于老师们的《新青年》杂志面向年长、层次较高的文化批评家，学 生们决定把他们的杂志《新潮》面向中学毕业生，他们相信这些人最为旧的思想习惯 所危害。在宣告大学生面临（尽管他们是较为现代的、思想开放的学术团体）的挑战 同样是全中国年轻同胞的挑战的同时，“新潮”的缔造者写道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 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 现世的科学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
在文章里如此肯定自己是时代的开拓者的北大的年轻人，却对相互之间交往的 可能性疑虑重重。事实上，1918年10月把最初的组员召集到一起的，正是这种对能 否从社会里真正解放出来的共有的沮丧感。傅斯年在对这种导致“新潮”建立的心境 的回忆中，描绘了个人的不满怎样导致形成他们北大同学的共同使命感的过程我 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每人觉得以前的生活上，思想上，有些不足，决计以后不如 此了……这可谓知识上的同一趋向。……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 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 [1°1]
傅斯年1919年10月对“新潮”成员一年前的“共同觉醒”的回忆，即被用来歪曲 学生社团的起源一一有选择地记住历史的倾向，这一倾向甚至持续到今天。因为“新 潮”成员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成为领袖，他们的青年时期已成为 好奇和歪曲的对象。由于他们成为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国共对峙的代表，他 们早期的共同之处在海峡两岸出版的关于五四运动有偏见的著作中被掩饰了。幸运 的是，活着的当事者最近的回忆,对“新潮”社的起源增添了有力的解释。现在这些已 届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压力少了些害怕，而更关心历史的判断。因此，由于李 小峰、冯友兰、俞平伯、叶圣陶和其他人[]()2]关于“新潮”的回忆录的帮助，我们终于可 以对北大学生们的“共同觉醒”的起源获得比较客观的一瞀了。
与傅斯年的主张相反，我们现在能够重视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生中存在的广泛 联系。这些联系提示，“新潮”社成员中传统的一致性远比傅在回忆录里描述的自发 的情感共鸣者多。例如，1919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月刊》发表了“新潮”社创始人 名单。这张名单表说明，学生们团结一致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是省籍。这个团体6个 骨干中的4个来自山东省：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和徐彦之。在习俗方面，最盛行
五四两代知识分于 / 265
的联系形式是“同乡会”。思想接近的山东籍学生的聚集尤为明显。系与系之间的密 切关系，特别在同年进人北大的学生之间，同样自然。因此，“新潮”社的成员康白情、 俞平伯和傅斯年同是1916年级文学系学生并不令人惊讶。进一步说,他们是被一门 叫做“欧洲文学史”的新课吸引到一起来的。这门课由周作人讲授，他是一个重要的 导师，后来成为《新潮》的编辑。最后，这些学生的大部分跟胡适一起学习，并成为密 友。胡适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北大教授。
学生亲密关系的另一个可描述的根源是集体宿舍生活。顾颉刚因为是傅斯年的
室友而进人这个团体。顾后来把他中学的朋友叶圣陶--个因太穷而付不起北京
大学300元钱学费的人——介绍进人“新潮”社。尽管贫穷，叶在新文化运动中通过 朋友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五四运动自身，保持了与思潮并进，最后，像孙福源那 样的兄长们，带着像孙福熙那样的兄弟们，也进人了“新潮”社
既是同乡，又是室友，还是同学，“新潮”的成员十分自然地相互吸引。比起1918 年春季围绕《新青年》编委会形成联系的老师们来，他们相互发现更少急躁，更少火药 味。这些学生们在深一层的对知识的兴趣上相互帮助，而不必对北大提供的教育采 取对立态度，他们显然超越了它的范围。他们热情满怀地参与导师们的事业，不管是 整理国故还是语言改革。但在同时，他们提出反映自己一代背景的问题和忧虑。在 和师辈们不同的知识爱好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形式、分析逻辑的有根据的好奇感 和对近代心理学持久的探索。他们的老师们，既没有时间，也不情愿追求如此远离当 时急迫的社会问题的东西。
与先生们的刊物相比，学生们的杂志有较多的英语词汇和对新奇概念的表达，而 独自第一个去阐释新奇概念是学生们孜孜以求的。例如，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4 月的《新潮》包含了汪敬熙根据皮尔士布利的《推理心理学》和杜威的《我们怎样想》对 “行为主义”、“无意识”、“直觉”和“欲望”的意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张申府对数理逻辑 特别是对“功能”和“变量规律”的讨论，以及徐彦之翻译的罗素的《哲学问題》，康白情 对古代道家的“生殖器崇拜”与“和谐的魅力”等问题的思索。[1()4]
困扰于所知有限，而又有很多东西需要阅读、翻译和摘录，新潮社成员们把自我 觉醒作为他们的组织和刊物的焦点。中国的普通中学生不可能理解这本塞满了外来 词汇和概念的厚厚的杂志。但是，北大学生要求克服对西方学术无知的愿望使其他 人信服。终于，一些城市青年也认为这种批评精神同对中外文化的有见识的鉴赏并 无二致。老师们固执地要求在一代之内推翻传统，“新潮”的学生却与之不同，他们知 道自己站在破坏者和建设者的双重位置上。正如“新潮”社的宣言所清楚表明的，他 们认为自己身兼两种功能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
26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 真学者鼓动兴趣。”
1919年1月起草这份宣言的20个学生知道,他们只代表了 2 000多学生中的一 小部分。尽管如此，他们坚信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自己，代表了北大的真正精神。这种 自负在1919年五四示威前的几个月里传到了其他学校。正如一封早期给《新潮》编 辑的信所指出的：只有北京大学能产生像“新潮”成员那样的人；自然，“北京大学能 够到此，可算得是蔡孑民先生和其他诸先生等的功劳。……我们现在应该亟亟唤醒 举国的青年，个个都有一种极高尚纯洁的人生观念” [1°。
被认为鼓励学生探求新的人生观和对传统进行科学评价的老师们，十分不同地 看到了他们的使命。在新与旧的战斗中，他们期望学生一代成为他们的同人。他们 把反抗的希望寄予新青年,而学生们却在忧虑学术上的浅薄和关心书本知识,这使他 们恼火。在自己的圈子里，这些年长的知识分子认为本身的疑惑不决并不足为奇。 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设法保持自信的战斗姿态。自然地，《新潮》乐意公开谈论学 生们对新知识掌握的缺陷——它的页码上充满了对中西学术的有缺点的探索"~激 起了年龄较大的导师们的不满。
"夜猫’’和蛇：关于“新潮”的代际争论
“新潮”一开始既令年长的启蒙知识分子感兴趣，又叫他们生疑。当傅斯年在 1918年秋天为新刊物筹措经费而接近陈独秀时，他起初被断然拒绝了。这位文科学 长，新文化运动坦率的首倡人，不相信这个以亲近启蒙的敌人黄季刚教授而闻名的文 学专业的学生。过了二三个月，陈独秀为傅的忠诚说服，放弃了原来的看法，在经费 上和道义上给《新潮》全力支持。陈的经济支持与学生们从《新青年》获得的精神支持 一样重要。它使学生们能成为报刊出版者——这对他们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前 所未有的机会。后来，经费上的支持成为脆弱的根源。当北大屈服于保守的反动者 的压力停止给《新潮》提供经费时，《新潮》的出版者们开始害怕。虽然学校的一点经 费持续到1923年，但学生们被迫学习如何靠自己挣钱。在校外募求支持的经历最终 使《新潮》的一些开拓者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出版界的领袖人物。
在五四示威前的几个月里，年龄较大的一代仍旧关注着青年人在新与旧的战斗 中的“软弱”。老师们在反对他们所熟知的传统中，变得强硬。他们大张旗鼓地公开 倡导启蒙，但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自身知识和观点的局限。而学生们却不断地悲叹对 现代学术的不完全了解，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自我觉醒的敌意。
老师们因学生而生烦恼，也为他们而忧虑。他们决心挽救和培养青年人,不想看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67
见他们在理智上和感情上踉踉跄跄。1打9年11月I7日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把 年长的一代的忧患公开化。《新青年》的那些老师们把林的自杀视为虚弱的表现，认 为这说明青年人缺乏了解社会和直接与社会战斗的能力。另一方面，“新潮”的成员 出来响亮地支持林的行为。他们从中看到了青年人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易遭受危害的 部分。罗家伦言简意赅地表明了“新潮”社的看法，他写道我们这班青年，第一应当 奋斗，积极去改革现状，化这可厌的世为不可厌的世。若是奋斗得精疲力尽，智绝谋 穷，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作了，而于此世仍无一丝一毫的补助，然后自杀。……我 以林君正当盛年有造的时候，已经奋斗了许久。……林君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 己，乃是社会杀了他。社会一时不能彻底的改革，恐怕热心的青年，将要一个一个地 自杀干净呵！社会早麻木不仁了！教育家呀！请你们打开眼睛看看！”W8]
北大的先生们，从当时在那儿的访问讲演者约翰杜威到李大钊和蒋梦麟,把罗 的恳求记在心里。他们告诫学生，要求他们立即变得更富耐心和更讲究现实。陈独 秀对罗家伦作出了最直接和最有眼力的反应，他在1920年1月写道空观、悲观、怀 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 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吗？ 有的，有的……。” [109]
陈独秀和罗家伦关于学生自杀问题的争论，与傅斯年与鲁迅的另一场争论同时 进行。这场争论的问题是：为了抵抗社会、战胜社会而不是被它所压倒，青年人应该 怎样坚强起来。争论由1919年5月傅征求有关如何改进《新潮》的建议引起。鲁迅 以信的形式作答，提出不要因刊载“纯粹科学”的文章“太多”，而影响“对于中国的老 病刺他几针”;《新潮》里满了这些文章，会使保守的“老先生”“暗地高兴当然学 生完全出于无意。
鲁迅写信的意思，是想警告“新潮”的成员，新知识靠其自身并不对已建立起来的 儒家规范构成威慑。他认为学生们应该做好在新旧文化的战斗中去冲锋陷阵和遭到 反击的准备。他要求他们像有意识的“蛇”一样，反对旧秩序，敢于咬啮和毒害他们自 己在社会里的旧庇护人。作为现实主义的斗士，鲁迅也承认，“新潮”社的成员也许有 表面看来充足的理由去希望（按他的观点，这是不现实的）在敌人眼里不是太引人注 目。因此，他作出结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一 朝有了棍子，就要打死哟。……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m]
傅斯年在答信中也承认，学生们对西方科学理论过分热情了—点。但是，他同时 重申了他那一代的信念：他们肩负着克服对世界思想无知的重担。这样，傅斯年给 鲁迅的信揭示出，“新潮”成员是矛盾地而不是勉强地担当了由年长的知识分子分配
26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给他们的角色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 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要再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 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 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 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
因此，老师们把自己视为蛇，以理性怀疑的毒液布毒于同时代人长期奉守的信 仰。另一方面，学生们把自己比拟为“夜猫”，以来自海外的知识的喧闹来惊醒同胞们 的昏睡。
尽管他们自封的名称各异，但都同样被北大里里外外的保守知识分子认为危险 的和不道德的。理性怀疑的毒液与西方学术的喧闹的结合，比二者中的任何单独一 个都使旧绅士们更感害怕。一种预兆使反传统的师生们在反对者眼里非常可恨，这 便是：他们的怀疑和知识削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新文化运动初倡 时，对旧文人学士的文化专制构成的威慑仅仅是潜在的。当蛇与“夜猫”联合起来发 起文学革命时，便成为公开的威胁了。
当五四启蒙的重点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转到更为具体的语言改革后，这更直接 地激起了旧绅士的怒火。怀疑、独立思考甚至改变其他知识分子的疑虑和思想是一 回事;认为这些疑虑与思想可以由每个人分享和应该对平民有益是另一回事。到 1919年8月，当鲁迅和傅斯年的讨论早已告毕，但是一位最有资格的保守派的代表， 斥责了鹰和蛇一类人。辜鸿铭，这个留着骄傲的辫子，信仰儒家学说的绅士，在一群 新的职业教育者到达之前就在北大教授西方文学的人，用英语这种为反传统者所羡 慕的语言指控了他们。在为《密勒氏评论》写的文章中，辜嘲讽他们道试想如果四 万万国民中之百分之九十为文人，会是什么样。如果京城之力伕、司机、理发匠、店 员、小販、猎伕、游民乞丐之辈，皆为文人，参与政治并欲成为大学生，会是何种佳境。 我们将不能再在各社团里集会上自称‘我们就是中国’，就像法国皇帝说‘朕即国家’ 一样。”[112]
知识分子和语亩文宇：历史的契约
当辜鸿铭嘲笑五四知识分子自傲时，他并未过分。一些像鲁迅、陈独秀和胡适的 “蛇”，和一些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俞平伯的“夜猫”，站在文学改良运动的前列，实际上 相信“我们就是中国”。五四运动自身的行动主义、电报、示威和街头谈话，没有对知 识分子自负的一面提出挑战。甚至当他们接触到苦力、店员、小贩和无业游民时，仍 旧相信古老的儒家的见解：先知先觉，先觉后知。[113]正如辜所认为，这一古训隐藏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69
在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向民众启蒙和扫盲愿望之下。把文学变成启蒙的工具是他们的 决心，但辜视之为新的和令人烦恼的东西。这一决心威胁到解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 了两千多年的知识分子和文字的契约。
虽然辜鸿铭关于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仍然代表着中国的猜测是对的，但是他将这 种观点视为拥护君主政体则错了。事实上，数世纪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巳把语言文字 作为对付像路易十'四——他信奉“L’6tat C'est moi!”*——那样的统治者的保护手 段，并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特殊的文化活动领域。面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中国受过教 育的人通过独立的扩展，为书本知识开辟了特殊用途。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古典语 言被抬高到崇髙的地位,这种地位保证知识分子有某种表面的人身自主。而在其他 方面，知识分子彻底服从贵族和后来的皇帝。
通过语言文字去获得自主的努力，甚至在公元前221年第一个官僚主义帝国建 立之前即可看到。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即古代的“士”，是一个特殊的咨议者阶层， 他们因拥有尚武但无文才的贵族所需要的文学技巧而得势。在诸多王侯的追求下， 他们能够与从不承认需要其他方面相互关系的主人发展几乎是“契约性的关 系”。[114]在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政治斗争气候紧张的战国时期，“士”自己 已经采取了尚武精神，这在关于经邦治国和哲学问题的充满活力的理智争论中体现 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他们的先辈——被叫做“儒”的最初的文人。在孔夫子诞生前 的数世纪里，“懦”已经掌管着葬礼、占星术性质的历法和祭祖的仪式了。[115]-
在公元前221年帝国建立和它的意识形态通过汉代（前202年一220年）得到巩 固之后，知识分子丧失了某些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自主地位和活力。一旦皇帝被 抬髙到至高无上的极端位置，往昔的“士”再不能要求甚至希望契约性的关系。相反， 他们用特别的披巾、帽子和羽毛作为服饰，这标志着他们同语言文字和书本有着独一 无二的联系，而君主们认为有用的伦理原则就存在于其中。从公元2世纪以来，学者 们以“儒家”而著称，他们等待着被全能的天子使用。宋代（970—1127)以来，科举制 度成为吸收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机关的唯一正式途径，他们自主地位的范围 遭到更进一步的禁锢。[116]
书生气的、内向的、奴性的近代士大夫，同被五四知识分子羡慕的充满活力的旧 的“士”没有多少相似的地方。[117]但是，即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同皇帝的关系中失去 了某些政治上的自由，却加强了对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优越关系。他们把自己称为“文 人”，宣称他们对古典语言和懦家经典的掌握，是他们享有显赫社会地位、不简单地屈
*法语。意为“朕即国家”。——译注
27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从皇帝的原因。 一
这些文人把他们对文化独一无二的责任确实看得非常严肃，由于对书面语言的 几乎完全的垄断，他们把自己置于小人——对文人士子熟知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的 那些人——之上，并同他们远离。因此，除了贫富不均之外，古文知识，即构成科举制 度科目的经书语言，也成为文人与农民的分界线。结果，平民和知识分子在语言文 字、社会习惯及宗教信仰上的鸿沟扩大了。在鸿沟上搭桥，或者至少去揭露贵族 文化的矫饰和民间传统的缺陷，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
五四运动中采用的消除鸿沟的方式是文学革命。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虽然 目标新奇，但知识分子的探讨却受益于传统。新型知识分子完全致力于同胞的情感 和思想方式的革命，像数世纪来他们的前辈已经做过的一样，求助于文学。作为中国 贵族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敏锐地调整语言文字在传统中的中心地位。他们很清楚在 协调专断君主和奴性不断增长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时，语言文字所具有的力量。像 以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数世纪来做过的，五四激进派也求助于文人同语言文字的优 越关系，把他们的关心带到公开的领域。因此，选择文学改革作为提出社会改革—— 这是政治当局不能容忍的——思想的方式，促进了五四知识分子同文学的联系。
事实上，从8世纪晚期的韩愈到20世纪早期的梁启超，绵延着以“新文学”来“挽 救民族”的悠久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多次借文学改良以唤醒他们的同胞。 那种包括风格和内容的改良旨在提醒中国读者警惕来自上层的专权。因此，五四知 识分子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犯“文字罪”的人。然而，他们用语言文字来反对知识 分子对文化的优越关系，这却是前所未有的。
五四学生的前一代人提倡文学改革。特别是比较平白的语言在小说写作中的运 用，以便向在中国沿海城市成长起来的小商人那样的新市民阶层演说。与此相对照 地，五四知识分子并非仅在救国或向社会地位更低下的人讲演时，才进行语言、文宇 改革的。他们在内部交流和写些向校外散发的东西时，就使用了新的语言。通过两 代之间的合作，老师们和学生们能够推进语言改革的速度。他们不再为怎样想就怎 么写并且对社会问题怎样说就怎么写而忧虑。
贵族的书面语言已经同平民的口头语言分离，这一意识助进了五四运动。试图 通过吸收来自下层的词汇、俗语、方言而激活文学的早些的改革者们，从来没有怀疑 过对民众说话和为民众说话的权利，五四文学革命对支持古典语言崇高的社会地位 将近两千年的价值系统提出了挑战。通过拥护白话文学，新型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一 场在规模和程度上比先前任何文学改良运动都要更广阔和更激进的白话文运 动。[119]通过把大众的民间文化的思想——不仅仅是词汇——带进贵族文学，他们开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71
始动摇知识分子不仅在语言文字上的而且在社会上的权威的基础。通过彻底地改造 语言文宇，五四启蒙者们开始拆掉介于文人和平民之间这一最重要的屏障。当这些 文人开始为无文字的平民写作，对他们谈论自己关心的事情，文人们也学会了重新审
视自己。
新文化运动发轫时，即使对它的提倡者而言，白话文学的批判性意义是不明显 的。事实上，当新型知识分子们越过北京大学的狭小圈子首次发出对新语言的呼唤 时、他们用更熟悉，更可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隐喻表达了他们的意思。正如 1919年4月一个记者以“遗生”的笔名发表的文章所言，新文学仅仅是最适应中国在 近代世界生存需要的文化形式然新者终必能胜旧而挺然自树，非旧者之不竞，实其 势之不可能也。吾侪今日所赞许之新文学，他时或又有一更新者出，吾侪决不能硬用 梗顽不化之头脑，以施其保存维持之手段。盖深知时势之不可抵抗也，不敢抵抗时 势，即决不能绝新而存旧，反乎此理而倡为异论，大则危害被于国民之全体。……旧 派诸人，适自蹈于此弊而不觉也。”[1M]
这一关于“不可抵抗的潮流”的谈话掩盖了五四文学挑战实际上的激烈程度。但 是，辜鸿铭一类的保守反对者立即认识到了新型知识分子们对文人在平民之上的优 越社会地位探究的深度。他们指控《新青年》和《新潮》的编辑们负有“文字罪”的责 任，然后迫使他们公开自卫。在自卫过程中，师生们重申了对启蒙的和把启蒙的消息 远播于他们北大的狭小圈子之外的共同信念。因此，语言改革扩大了五四的政治影 响，并且带来了令辜鸿铭非常害怕的幽灵——1919年后的知识分子不会再欣然或者 自信地宣称我们便是中国。”
文学革命：代际合作的产物
“新潮”社成员相互结交和创办他们的学生杂志前两年，老师们已由对文学改良 共同的关心而联合起来。他们这种联合正如其他许多方面的联合一样，遭受了迥异 的教育经历和知识上的不同兴趣的冲击。例如，钱玄同获得对新文学的信念，是凭对 1911年前在日本探索过的古典语言学和世界语的长久兴趣。另一方面，胡适对中国 的白话文学传统显示出积极兴趣，则是在美国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相形之下，陈独 秀开始为文学改革而工作仅仅在他对1911年革命的强烈失望之后，那时候，他需要 新的方式去完成从懦家世界观约束之下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为文学改革而给钱玄同和陈独秀提供具体策略的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他已花时间对代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半白话著作《红楼 梦》和《水浒》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与此同时，他尝试写白话诗。在这个国家学习的大
27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多数其他中国学生,对胡以传统的白话和新诗吸引他们的企图冷嘲热讽。1915年， 胡写了一首诗，回复这些在美国生活舒适却死守他视为古典诗的“死语言”的尊孔绅 士们：
诗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勠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121]
语言改革运动以猛烈驟然的爆发而开始。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 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是一篇文人之间的探讨。它明确地把重点放在写得更淸 楚、更简练、更实际上。事实上，胡适所有的建议已被任何一个试图通过净化文学表 达方式来振兴民族传统的改革者同样精彩地提出过。
尽管如此，在这本杂志的下一期里，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的文章使胡适建议的 尝试性调门逐渐升级。在这篇文章里，陈不但对最近停滞不前的文学，而且对这种文 学的作者——“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的文人学 士,进行了痛斥。他直指那些以文言文学作为其社会和政治高位的基础的人。
1918年3月，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里,钱玄同走得更远，以至于把语言文字当作 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虽然很激烈，但他阐明了通过文学改革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内 在逻辑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 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 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 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22〕
在《新青年》那儿，对文学改良的号召开始汇人对语言与意识相互关系的关心中。 “新潮”成员通过进一步探索怎样使白话运用到更现实的小说中，扩大了这种关心。 他们成为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倡议者。1923年，当《新潮》杂志停止出版时，北大毕业 生李小蜂和孙伏园开始出版“新瀨”文学丛书(在他们的老师鲁迅和周作人的帮助和 建议下）。“新潮”丛书担负了带给中国读书界价格最合理的书籍的责任，这些书中包 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以及朱自清、冰心、郭沫若和其他人的著作。[123]
1923年前的几年里新潮”的学生们已经敏锐意识到，《新青年》最有意义的贡 献在语言改革的领域。因此,他们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改革的心理方面，有意识 地努力超过老师们的计划。在他们自己的谈话和信件中，他们继续讨论钱玄同关于 要改变中国人的心态必先彻底抛弃中国语言的断言。事实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73
们的成员之一（比如顾颉刚）提出文学改良相对思想变革是第二位的，傅斯年便会以 编辑的资格为二者的不可分离而辩护。傅在1919年4月给室友顾颉刚的公开信中 写道你主张‘改造思想’而轻视文学，这是不然的。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 就是改造他的利器,下星期我想做一文,题目是《白话文学与心理革命》,再行请教，现 在就不多读了。”[124]
当傅斯年研写必须与文学形式相配的“感情革命”时，他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 到为老师们所忽视的白话文学的内心方面。提出关于古典小说中的感情有限范围问 题，实际上将使文学、语言和思想变革之间的偶然链更加偶然。傅斯年的结论反映了 他那一代的观点。他们相信，变革思想不仅应该扫除语言，而且应该挖掘出“寄托于 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 旷远超脱之境”。[125]
“新潮”知识分子们心理上的探索，在他们的新诗实验中最为明显。较任何其他 文学形式,诗更是传统语言和传统文人学士的威力最能充分体现的领域。像胡适那 样的师辈一代的成员们巳经进入这个领域，尝试着写现代自由体诗，但却没有解决对 改变诗的宇句有潜在阻力的强烈的感情依附问題。但是，学生们却意识到，他们自己 是这个最神圣的传统文化领域的冒犯者。
学生们去完善白话诗实验和为之辩护的努力，证明了这种自我意识。康白情等 人发现这种努力过于艰难，不再坚持并且放弃了新诗的工程，在1923年后返回到古 体主义者的行列，像朱自清等其他人继续《密地写着古体诗——害怕公众知道他“在 心里已背叛这事业”[126]。
在五四启蒙期间，“新潮”成员俞平伯十分直率地谈到对新诗的社会心理反应的 问题。1919年10月，他把普遍反对白话诗的原因进行了归类。俞承认，古典语言是 诗歌表达特别貼切的工具，相比之下的新诗笨抽而粗糙。尽管如此，他继续认为，对 新诗的反对终究不是语言的而是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我常问我自己道，‘新诗何以 社会上不能容纳呢？，……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现今社会，实在 没有容纳新文艺的程度。……因为现今社会的生活，是非常黑暗悲慘，但偏又喜欢 ‘粉饰，，爱念‘喜歌，，仿佛‘家丑不可外扬’这种神气。我们做诗,把他赤裸裸的描写 出来,他们看了，自然有点难过，摇头说道：‘不堪！不堪！
俞平伯那一代继续在短篇小说里揭露“家丑”。新潮社成员急于转向小说这一文 学形式，因为小说里词句的运用不像诗歌中那般易受限制。他们几乎都写起了短篇 小说。早在1919年5月，由汪敬熙、罗家伦和叶圣陶写的那些作品被鲁迅挑选出来 作为新小说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贡献。[128]在他们的小说中，学生们揭露了自己的家庭
27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通过包办婚姻以维持家庭体面的方式，描述了夫妻之间甚至兄弟姊妹之间爱的压抑。 他们的小说不但外扬了家丑，而且揭露了其他社会问題，如娼妓、吸毒和失业。因此 学生们用新文学既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感情，又对同代人的奴性人生观进行了针砭。
和师辈们不同，学生们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新的亊业中的不足,并且勇于公开谈 论自己的这种局限性。例如，汪敬熙在“新潮”丛书的一种《雪夜》的序中，便谈到了他 那代人对所能达到成就的局限性的感想。他认为自己的观察力狭窄而肤浅，远不如 其他人（因此，他认为自己决不会成为一名大作家，所以打算早日出洋，寻找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
汪敬熙的思索和自疑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学生在把《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 命理论付诸实践之后，也不得不独自推论出白话运动蕴含的意义，罗家伦就是其中之 一。在1919年5月《新潮》的一篇文章里，他承担了为他们一代解释老师们思想的任 务。他直率地对一些猛赶新文学潮头的同学的动机和技巧表示怀疑，阐明了老师们 文学改革方案里一些比较复杂的含义。他的解释最终超出了老师们关于语言和社会 变革相联的观点。
罗家伦认为，写作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必须“是附于人生的”;新文学不仅应该 同来自“现实生活”的主题打交道，而且也应该面向读者的文学水平和阶级背景，只有 那时候，白话文学才会真正不同于为文人学士所作又为他们专享的旧文学。罗进一 步指出白话”的“白”不仅是“说白”的“白”、“黑白”的“白”，而且是“淸白”的“白”，即 应是劳动大众的语言。[13()]
把白话同平民联结在一起，是学生一代独到的洞察力，他们然后把这种洞察力付 诸社会实践。1919年3月，当“新潮”的成员与许德珩和邓中夏等同学合作，决定建 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时，五四运动的舞台已完全搭起了。这个讲演团使学 生们充分地把新文化观和白话文推向社会。他们提出，新文学应比被官话过分所累 的、陈旧的古文言文更具活力和人文主义倾向，但胡适和陈独秀等先生限制了他们的 提议。[131]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向社会对白话的恐惧挑战，他们揭示出更深、更具爆炸 性的对平民的恐惧。
这些学生们力图去做的不仅仅是使文人们的读物更有生气些。他们设法把新型 知识分子的语言和思想传递给被辜鸿铭那样的文人学士所认为不可教育的、没有思 想和沉默的“苦力、马夫、司机、店员”等人。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预见 到北大文学革命向大学周围的街道和乡村的传播，早晚将向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 位挑战。他们没有任何阶级意识的预感，愿意去责骂在他们之前出现的士大夫的优 越权。正如1919年10月许德珩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话中清楚表明的，那些将要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75
教育、唤醒和动员平民的人，必须认真看待平民长期来的落后状况在这官僚社会 中，一般普通的人民只能蠢蠢地跟那些大人先生们做牛做马；所以只有听差、洋车夫、 苦力，从没听说有个平民的团体出现。……原来社会的不进步，只是一般人的知识不 进步;那知识不进步的原因，固然是在教育不普及，但是少数有知识的人，从来保守他 那阶级的制度，不肯拿他的知识灌输人民。”[132]
决定把“知识灌输人民”的北大学生，通过语言传递的中介确实这样做了。在这 一过程中，他们成为安东尼奥格拉姆斯所称呼的历史转变时期的“不懈的劝说者”。 但是，在能够说服别人之前，他们必须使自己相信,对那些“迄今尚未听说过”的人说 话以及谈论他们和为他们说话，实际上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
北京大学平民教甯讲演团
1919年五四示威前两个月，一群北大学生担当起对平民讲演的使命。在这以 前，围绕文学革命的争论和新与旧的战斗，一直局限于极内的期刊杂志和极外的好奇 或受压抑的知识分子里边。随着学生讲演团的建立，这些争论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圈 子，并且其内容因同平民的交换而改变。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支持和指引，年轻一代也 许根本不会走出校园；但是，如果学生们不愿去街头演讲，导师们的观点很可能被保 守知识分子的喧闹所淹没。
参加讲演团的学生们起初互不信任。文化上激进的“新潮”社成员没有看到，他 们的目标与1918年冬至1919年建立“国民”社和创办《国民》杂志的积极分子团体是 一致的。他们致力于使他们自己和同胞们从封建主义精神束缚下醒悟。另一方面， “国民”的学生们把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拯救民族的障碍，因为当中国面临政 治需要时,他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精神弊端上。“国民”社的成员为他们是 1918年5月反日抗议的先锋而骄傲。在那次活动中，来自北京、天津的几所大学的 学生试图向中国总统递交请愿书。这次抗议失败了，北京大学曾决定追究这些积极 分子。
“国民”社的积极分子献身于拯救民族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对《新青年》和《新潮》 所提倡的启蒙运动持不同看法。用“国民”社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话来说，该团的 成员认为：所有的学生团体都应投人救国运动，救国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从最顽固 的保守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人都应团结起来救国。救国第一！[133〕
1918年冬至1919年初，“全体”学生都没有从亊这一事业。像李大钊——他比 之陈独秀，对爱国情感较少怀疑，比之鲁迅，对民族性格较少烦恼一那样的老师们 对“国民”的活动有兴趣。年轻的美术教员徐悲鸿为《国民》设计了封面，它播绘了一
27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个思索着的年轻人，用手掌托着下巴，充满了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决心面向将来。大 学校长蔡元培写了序言，希望这份杂志做到“正确”、“纯洁”、“博大”。⑴《
基于蔡元培的希望、李大钊的支持和徐悲鸿的绘画，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自我形象 和目的上《新潮》和《国民》存在着小小差异。两个刊物都反映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的自 我意识都致力于唤醒中国。然而，在实际上,《国民》的创立者起初曾反对《新潮》的目 标。邓中夏代表了他们的志趣，傅斯年进人文学系后一年，即1917年，邓来到北大。 他随身带着《大历史学家录》和《资治通鉴》。在坚持书法实践和对启蒙运动反感的同 时，他卷人了 1918年反日爱国运动中。此后不久,他成为国民社主要骨干人物之一。
国民社成员认为，“救国”不仅是首要的选择，也是唯一的行动。国民社发起者之 一许德珩回忆到：“《国民》杂志是在1918年反日运动高潮中创办的……办刊物的钱 完全是学生和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员与社会人士捐出来的。……《新潮》和《国民》不 同，是受到校方支持的……《新潮》比《国民》的影响大。……五四以前我们与傅斯年 不对头……五四以后才统一起来。……五四以后，我们对陈独秀的态度也转变了，因 为陈赞成我们搞学运。”[135]
像张国焘一样，许德珩的回忆只是部分准确。二人都根据以后的思想信仰强调 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他们的回忆明显缺少对五四之前与“新潮”成员合作的任何提 及，特别是在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一方面。
事实上，到1919年3月，“新潮”和“国民”的成员曾为建立讲演团共同积极 工作。这种联系的存在，说明了五四时期知识和行动之间的统一，或者更确切地 说，说明了理论家和实干家之间有着共同的基础。新潮社、国民社以及讲演团的 成员部分重复，暗示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间拥有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被一些人 忽视或者歪曲，他们总是讨论五四的“理论家”没有做得很多，或者那些“实干家” 如此注重行动以至于不关心或轻视知识。按照格拉姆斯的说法，一个不懈的劝 说者，必须做到能知能行。正因为如此，1919年3月“国民”和“新瀨”的成员开始 合作。
五四示威前的两个月里，国民社的邓中夏、廖书仓、张国焘和许德珩等领袖们，在 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受挫折的基础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更广泛的国民觉_运动， 中国就不能避免民族屈辱。接着这种认识而来的，是对启蒙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文学 革命更为开放的胸襟。同时，“新潮”领导人如罗家伦和康白情，已逐渐从对新文化运 动狭耧对象的痴迷中淸醒过来。他们渴望超越他们自己的狭小圈子，把对启蒙的倡 导充分地带人中国社会。
“新潮”的缔造者高元——他接着成为讲演团的创立者之--最淸楚地表明了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77
这些知识分子的淸醒。在与“国民”合作前夕发表于《新潮》的《非秘密主义》的文章 里，他追溯了在男女之间、国家的官民之间和民族之间倾向于神秘主义的中国社会、 政治和文化的邪恶。最后，他充满激情地提出秘密的发生，不过一种人，或一种团 体，图谋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人类是要互助，才能发展社会上正当的生活；凡害 人利己的秘密行为，都是不对的，要想实行互助主义，有事就要大家商童,所以秘密主 义就不能不推翻了。”[136]
“大家商量”确是北大学生们在1919年春季所决心做的。揭露在中国社会非常 盛行的“图谋自己的利益”的共同愿望，使“国民”和“新潮”的领导人能建立这个新的 讲演团。双方相信“讲演”将更有效地促进他们的各自社团的目标。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3月2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宣告成立。与“新 潮”宣言一致，这个宣告主张学生们传播“北大精神”。像他们之前的“新潮”成员一 样，这个讲演团的创立者也宣称,有权用前所未有的词语来确定他们将在社会上充分 传播的“北大精神”。
这也与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言中希望的“专心求学”、3个月前《新潮》发刊旨 趣书中的“客观的怀疑精神”相去甚远。“盖闻教育有二： 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 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 为基础……学校教育唯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 途失学者不与焉……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救之术维何？厥曰露天演讲……北京 大学因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 教育尚焉。”[137]
虽然讲演团关于北大成为平民主义之大学设想是新奇的（和不真实的），但这 个团体的活动形式和内容却十分平常。在北京大学学生决定星期天下午站在街头 之前数世纪，荨孔的绅士们已经从事于“乡曰”了。“乡曰”是经由国家安排的定期 的乡村讲座，旨在规劝平民服从家庭权威和过道德的、和平的生活。“乡曰”作为对 不识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在17世纪形成，这一制度求助于作为平民良师的知识 分子。
尽管从北大学生们的长袍看来，他们像早期的绅士，尽管他们对村民们说起话来 像数世纪前文人学士一样不可理解，但是，他们在igi9年五四前走上街头时，思想上 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不被国家所制约，因此他们设法破坏由国家提倡的传统的 忠效形式。尊孔的学者鼓吹盲目顺从的“美德”，“新潮”和“国民”的成员则倡导与之
对立。
在中国需要新文化这点上取得一致后，讲演者们实际上把许多已在启蒙杂志上
27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讨论过的问题带上街头。因此，我们发现，1919年4月3日，已经撰写了大量关于 “男女问题”和作为中国问题根源的家族制度的文章的罗家伦，在北京街头作了题为 “改良家庭”的讲演。第二天，以前对新文化运动持反感的邓中夏作了“家庭制度”的 讲演。4月5日，邓又在《现在的皇帝倒霉了》的讲话中，抨击了盛行于群众中的崇拜 皇帝的心态，进一步支持启蒙思想。[13
学生们从期刊和北大的围墙里，把“勤劳与知识”——许德珩4月3日讲演的题 目--一这样的非儒学的东西带上街头。这些问题对旧派的绅士来说十分生疏，并使 他们意识到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业已出现。在他们之前，受过教育的人总认为自己必 定比劳力者要高贵得多。既然学生讲演者走上街头去倡导理性批判，他们就必然认 为这是他们那种人无法接受的。当学生们论证所有的人都有独立思考和对传统价值 观进行再评价的能力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诉诸普通民众的理性批判力，而这些人千百 年来一直被视作愚昧和危险的。同时，诉诸民众的理性批判力也就涉及到他们的旧 有信仰。致力于唤醒民众的讲演者逐渐向平民的旧思想习惯发起进攻。当康白情和 俞平伯等人随讲演团走上街头讲演如《迷信》和《打破空想》[139]的主题时，启蒙运动 在各个方面都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准备。
因此，经过复杂的代际合作与争论，新型知识分子（用格拉姆斯的话）在中国出现 了。1917年至1919年期间，师生们在社会上的公开言行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与 矛盾关系，确定了他们的同一性。但是，正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因为 他们非常紧密地同它的语言和文字同一，所以，他们要改变人们“说”、“写”习惯的要 求，便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他们唤起了当时中国社会里尚未觉醒的人 们的自我意识。通过公开揭露他们自己学识的局限，他们向儒学社会文人士子无可 怀疑的权威发起了挑战。最后，由于他们自己所受过的教育，他们便能把智慧之果送 给那些以往被文人士子轻视的民众。
如果没有独特的信念，虽然他们有良好的愿望和组织能力，北大学生充其量也只 不过能成为传统的改革者而已。然而正是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一代又一代的对启蒙 的追求，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保证。如果他们没有切开文化遗产伤疤的迫切愿望，他 们也许就不能诊断、更不用说治疗同胞们的政治痼疾。
(李声笑译，吴景平校〉 (原栽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一、二章，山西人
民出版社198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 279
注释
[1 ] J玛利亚斯：《代际：一种历史方法》，H.C.拉莱译，亚拉巴马，1970年，第161页。
[2]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斯坦福，1960年,第64—67页。
[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文集》,上海，1925年,第72卷。
[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选集》，北京，1980年,第1卷，第37—38页。
[5]鲁迅：《阿Q正传》,同上书，第54页。
[6 ]参见《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59年，第9一39页。
[7]周策纵：《五四运动》，第106—107页。
[8]许德珩1983年5月26日在北京同作者的谈话。
[9]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H卷2号（1919年2月）。
[10] A.G.莫勒：《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斗士：学者傅斯年传记》,墨尔本大学历史系哲学博 士论文（1979年2月），第43页。
[11]杨振声：《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集，北京，1979年，第344页。
[12]同上，第345页。
该书中无此引文现据杨振声《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一文译 校。——译注
[13]同上，第346页。
[14]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第136—137页.梁漱溟于1919年5月18日在《每周评论》 上发表文章，对学生运动持异议。
[15]许德珩1983年5月16日同作者的谈话。
[16]许徳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1979年，第51—52页。
[17][18]同上，第 53、54 页。
[19]俞平伯：《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战地增刊》1979年第3期。
[20]俞平伯1981年6月20日与作者的谈话。
[21]朱自清：《气节》,《朱自清文集》，香港，1964年，第192—193页。
*据《知识与文化》第2期（1947年5月1日）载朱自淸《论气节》一文译校。——译注
[22]罗家伦(毅）：《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1919年5月23日第1版。
[23]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独秀文存》，上海，1922年，第一卷，第 648—649 页
[24][25] K.梅海姆：《代际问題》,《认识社会学文集》，纽约，1952年,第2Q1页。
[26]参见J.玛利亚斯：《代际：一种历史方法》和R.沃尔的《1914年那一代》。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