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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 式接受了”。[61]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 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 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 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 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 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宇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 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 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 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 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 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 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 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 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但鲁迅毕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实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 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 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 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 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6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 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 谈不上什么“反应”了。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 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 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 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 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 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 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 隐然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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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 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 了他们的窬要。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 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聿行严一篇文 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6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 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在 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 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宇来 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责，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 ‘上等，社会了！”[65]
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 教育与社会窬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 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 上的需要毫无关涉。”3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 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 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 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 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 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 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 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 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 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67]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 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 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 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 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他们实际上是自 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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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澜社、 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买。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 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 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人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 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J68]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 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 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人，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 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宇必须要 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 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淸楚”的结果是“浅 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 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像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 “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 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 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 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观察到：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 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见的“高明一点的青 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这些人“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这一点很值得注 意，此时与淸季的社会构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与前相异，边缘知识 青年这时已未必自视为“中产阶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 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 “眼光”。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 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作为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追随者，向往“上层” 的边缘知识分子在知识精英面前代大众而为一种想像的听众;而他们在大众面前有 时又代精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这样的中介功 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分子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精英那里传承来的西 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 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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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 形。钱穆观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识 分子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识分子转手后，到一般民众 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 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分子 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 动更大胆活泼。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精英的。林白水在1903年说你 看汉髙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 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 “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n]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 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 他们在“干”而知识精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梁启超在《新民 说》中巳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 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 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蠢,在国为蟊”。[72]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 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 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 ”他特别指 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了。林氏本有替国 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么？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 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 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73]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 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 僚、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 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 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 “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74]这已是民国初 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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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考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 书，二者皆失也f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 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 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 切于实用则一也。”[75]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 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淸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 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 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 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 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 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 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 大，并能逐淅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 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 常了.
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 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琉离却 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 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 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 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 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 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 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 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76]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曰千 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 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 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 气之后不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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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 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 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认梁启超“这几 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 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 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 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 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
‘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 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 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 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 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 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 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 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 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 的崇拜。[78] —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 題。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 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 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40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 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覆盖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 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 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 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 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 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覆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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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 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 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撤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 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 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 人的两个肩膀上边。”[79]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琉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一战后由政治活 动而转人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 纷转人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 “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 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8°]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 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 在我这一边。，，〔81]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 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 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 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 可贾的时候。但“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 政治”的失败本身进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也不能像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 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 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 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
本来边缘知识分子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 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 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强调了他 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同时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分子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 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 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到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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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也发现 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 军。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 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83〕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 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 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 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4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 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人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 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 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 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 生涯，则斯文扫地矣”。[84]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前述的“商客”一样思出其 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 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 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人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 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 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 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85]
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淸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 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学习救国两不误”本 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 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 当时的教师 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显得缺乏“正义”。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 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若从社会视角看，读书人 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其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 “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体 现出民国知识分子自身走向边缘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趋势。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 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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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 膝了”。〔87]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淸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 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的最
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 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 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89]同样，后来 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 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 “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 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 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 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 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 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 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 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 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北伐时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 眼于“行”的青年，恰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 的一个表征。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余英时先 生观察到：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 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9〗]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 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从威尔逊向列宁的 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国人学习的榜样既由英美转向苏俄，中 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92]
当然，不论榜样何在，中国读书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 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而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殊 形势更使所有中国政治运动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 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 文的白丁 (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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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 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义运动 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形成 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
(原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注释
[1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期（1932年9 月18日）。
[2]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更系统 的论述参阅 Ying-shih Yu,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 122：2(Spring 1993), pp. 125 - 150。本文的思路受益于此两文者甚多。
[3]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穣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4 ]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843页。
C 5 ]《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湘学新报》，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 第1册,第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店1985年版,第222—223页。
[6]《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 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册,第376页。
[7]皮银瑞：《师伏堂日记K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 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一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一 月二十日、二十一曰。
[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
[9 ]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
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10]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11]皮鴒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
[1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0年版,第149页。
[13]这方面许多相关史实可参见桑兵:《晚淸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157
[14]章太炎致谭献，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63页。
[15][17]侯生:《哀江南》，《江苏》,一（1%3年4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 论选集》,三联书店I960年版，卷一下，第537页，
[16]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十八日、闰三月三日、四日、六日、 十一日。
[18]《与同志书》、《劝同乡父老遗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七（1903年5月）、六（1903 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396、385页；梁启超：《饮冰室合 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3—64页。
[193叶德辉:《邮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郎园全 书》版，第7页。
[20]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三册，第 687 页。
[21]本段及下四段,参见罗志田：《“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四川 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2]严复:《论教育书》，《外交报》(190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113页。
[23]刘大鹂:《退想斋日记》，第69页。
[24]林懈:《论合群》，《中国白话报》，190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
909 页。
[25] “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 第25页。
[26]陈寅恪注意到：论者每惜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 幸”;其实先生少为懦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参与 政治，乃“势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已之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思想滞留在曾国藩、张之洞之间的陈寅恪 对梁启超确有“了解之同情”。
[27]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 究>>1997年6期。
[28]梁启超给子女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0页。
[2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30]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1期，第44页；《救学弊论》,《章太炎
15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3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二，第 14,7—157 页。
[32]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顯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第286页。
[33]沃秋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 1957年版，第136页。
[34]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5]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
[3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
[37]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國遗文辑》(原文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长江文艺 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421页。
[38]本段与下段，参杨荫杭老鼸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6、28日《申报》），第530、 532—533 页。
[39]杨荫杭:《老圃遗文辑K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报》），第49、564页。
[4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5、157页。
[41]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鲁迅：《文化偏至 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42]章太炎:《救学弊论》，第100页。
[43]章太炎在长沙展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 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23页。
[44]刘大鹂:《退想斋日记》,第336页。
[4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
[46]杨荫杭:《老圃遗文辑K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第414页。
[47]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1月30日《申报》），第141页。
[48]本段与下段，参看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二（1903年2月），《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452—459页。
[49]杨笃生:《新湖南K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15页。
[50]胡适日记(本文所用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的《藏晖室札记》，以下只注年月日），1914 年8月14日。
[51]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159
集》,卷一下，第685页。
[52]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8日《申报》），第532页。
[53]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m China ,Cambridge, Mass. , 1960, pp. 9，38; Donald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 -1928 , Honolulu. 1976，pp. 17 - 18.
[54]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林圭致黄奕叟（三信），约光绪二十三年岁末、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 日、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第35—38页。
[55]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56]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177页。
[57]铁儿(胡适）：《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原报承翁飞、杨天宏先生代复印,特此致谢。
[5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64—165页。
[5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92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在胡 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1册，第 26—27 页。
[60]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日，24日；林纾：《致蔡元培函》，收人高平叔编：《蔡元培全 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
[61]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4页。
[62]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 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0.
[63]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24—25页；汤茂如:《平民教 育运动之使命》，《展报副刊》,1927年1月25日。
[64]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5页。
[65]收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9页。
[66]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卷四，第10页。
[67]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6、229、163页。应该指出，胡适的“最重要”是数个 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之“最”。
[68]邓广铭:《我与胡适》,收在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3页。
[69]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3、240、66页；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书店影印 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23页。
[70]蔡和森并不认同于这些青年，他“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
16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际色彩’两点”。参见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 社1980年版，第131页。
[71]林懈:《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12月19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 一下，第605页。淸初的曾静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 儒生做。与林的认知恰相反。
[72]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89—90页。
[73]林懈:《发刊词》、《国民意见书》（1904年），《中国白话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 集》，卷一下，第603—605、894页。
[74]梁启超:《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 一9页。
[7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K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报》），第458页。
[76]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 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72页。
[77]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四十自述》,第100页t《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 学运动》，第164—168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台北文海影印1936年增订版，第 354 页。
[78][92]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人《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79]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展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
[80]参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台北河洛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32页；丁文江、赵 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1131页。
[81]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82]李璜:《我们为什么要办爱国中学》，《展报副刊》，1926年7月27日；魯迅:《庆祝沪宁克 复的那一边》,《国民新闻》（广州），1927年5月5日，重印在《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 3期。
[83]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2月20日《申报》），第163页。
[84]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29日《申报》），第422页。
[8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3年2月3日、6日《申报》），第711、713页。
[86]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烈4页。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他主张 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
[87]闻一多:《八年的回忆和感想》，《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的3年版，第2卷，第 432 页。
[88]转引自谢兴尧:《我编专刊》，《读书M"5年1月号，第I34页。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161
[89]毛泽东曾在湖南组织“问题研究会”,这样重视“研究问題”的在当时国内还不多见。参 见汪澍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5期。
[90]恽代英信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K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9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台北），第29期（1"0年6 月），第145页。
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杨国强
1902年，梁启超作《敬告留学生诸君》，“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 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描述了一个新知识群体在人心中的升起今之中国岌岌矣。朝 廷有欲维新者，则相与咨嗟焦虑曰：噫！无人才；民间有欲救国者，则相与咨嗟焦虑 曰：噫！无人才。”一片苍茫之中，“举国有志之士”所“矫首企踵”而“且祝且祷”的都 是“今日之学生”。因此，他慨言乎言之曰：
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
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13
次年，《苏报》刊布《倡学生军说》，推崇学界，言之尤见热切盖学生者，今日处于 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名之曰 ‘主人翁’，比之曰‘獅子吼’，其于学生如是其殷勤也。彼学生者，又以西乡隆盛、玛志 尼、加富尔、加里波的自命，欲行其惟一之主义，以造一新中国，使吾汉族永享无穷之 幸福。”[2]这些文字所指述的，都是正在“游学”的读书人和已入学堂的读书人。他们 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里一群一群地被“兴学育才”的时潮孵化出来，而后又“各负所学以 自岸异”,一群一群地汇人改造中国的时潮之中，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呼风唤雨，以东 洋和西洋的学理推波作澜。在举子士人的千年历史之后，这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蜕 变期。从庚子到辛亥，蜕变中的知识人曾经为天下造跌宕起落之势，而笔下的汪洋恣 肆转化为世间的激荡驰骤之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成了身不由己者，纷纷为跌宕起落 之势裹卷而去。
作为一个群类，20世纪最初的知识人是由新政催生的。因此，游学与学堂从一 开始就不在一个自然的过程之中。作成于1901年的《江楚会奏三折》曾以疆吏的臂
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 163
力倡兴学，而思虑所注，则在“速成”：
事急需才，恐难久待。查日本文武各学校皆有速成教法，于各项功课择 要加工，于稍缓者量加省减，刻期毕业。应旨饬出使大臣李盛铎切托曰本文 部省、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代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说以应急需。
以此开先,意在寻取一种捷径。然而用国家力量为捷径作导行，则“速成”很容易广罩 多数而变为兴学的常态。六年之后，学部的奏议统计说：
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巳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 分之三十，中途退学展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 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4]
显然，日多一日的留学生大半喜欢走捷径。但与捷径相对称的往往不是学问，而是世 人眼里的“来去飘忽，作辍靡常，毕业者仅计年期，后来者又循故辙”。[5]其间的重心 并不在科目与知识。由于速成的急迫，游学日多一日，学堂也日多一日。郭沫若后来 说，辛亥年之前，方圆只有二十二里的成都城里单单法政学校便已办了好几所，而且 还在越办越多。叙述之中夹带的正是讥嘲。彼时他正在成都“久负盛名”的中学堂里 做学生，“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已经使人不能厌足，而“新学”更 次讲理化、数学的教员”连“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6]这些话里有文豪追说往 事的睨视之态，但比照当日庙堂议论中所说的“盖以未受教育之人，强之行教育之事， 支离獒延，谬种流传，其弊殆不能悉数”[7]，则他在成都所见到的景观别处也能见到。 十年兴学造出了成千成万的学堂而造不出一种为学之序。因此，学生常常要脱出学 堂的课程范围，各是其是，神游八方。其间的重心也不在科目与知识。
与知识相比，十年兴学中更富有笼罩力的是思想。游学中的知识人与学堂中的 知识人虽然以受学为业，其实是被思想哺育出来的。
曾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里露过身手的伍特公，五十八年后回忆旧事，印象最深的 情节之一是“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新民丛报》。[8]《新民丛报》的本色即在思 想。以退学风潮喧腾而起的1902年为例，次第见于其篇目之中的《新民说》、《近世文 明初期二大家之学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泰西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格致学沿革考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论世界经济 竞争之大势》、《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近世第一女杰罗兰 夫人》、《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欧美各国立宪史论》 等等都是以文宇述思想之作。全年二十四期（号）《新民丛报》里，与之相类的论说共
16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有一百八十多篇。[9]欧西的人物，欧西的历史，欧西的理想，欧西的论争先后被牵到 了中国，对于众多读报的知识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无疑是一种扑来的思想浸灌。钱基 博后来说“《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淸廷虽严禁，不 能遏也。”[le]在“播被尤广”的过程里，学堂提供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阅读群体，而《新 民丛报》则以思想的浸灌培育了这个阅读群体。而后，《苏报》、《民报》、《警世钟》、《猛 回头》、《革命军》、《黄帝魂》挟着更见激扬的思想波涛而来，使那一代知识人由浸灌而 浸染，一个一个地被卷人了纷争的思想漩涡之中。
后来以慷慨一击名动天下的吴樾曾作《暗杀时代》，自叙心路陂陀说：
阅（《清议报》）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 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排斥之，
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 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 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 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11]
《清议报》的支配力来自思想,《瞀钟报》、《自由血》的支配力也来自思想。前者用“主 义”塑造了他;后者用“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重塑了他。塑造和重塑都说明那个 时代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与吴樾的不肯游移相比，身在浙江高等学堂的蒋 梦麟则有过一番兼容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 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12]梁启超和孙中山各以旨义立说，也各以旨义相 歧。但对学堂中人来说，两者都为当日的中国划出了一种既定的思想范围。蒋梦麟 乐于受用“精神食粮”而又脱不出“革命情绪”的呼唤感召，正写照了自己受浸灌和受 浸染的模样。因此精神食粮”与“革命情绪”兼容于一身，同样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知 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
学堂中的知识人接受思想，报馆中的知识人制造思想。与十年兴学相对应，是 “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于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携此牵彼而 来，成为推陈出新的一种壮观。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统计，1900年至1918年之间，先 后面世的“各种期刊约有七、八百种之多”。[13]由此产出的多量文字，能够动人之心的 大半不是叙事，而是“向导国民”的说理。因此，身在局中的人物直指20世纪初年的 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矣”。[14]言论时代以说理经世济时，播扬思想的文章一派五色 斑觸，而题目都在世运与国运。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进化、权利、竞争、欧化、国粹、 尚武、保种、保教、立宪、革命，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军国民主义、
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 165
虚无主义相会于同一个題目之中，而后有言论的呼应与言论的亢争，犹如万窍怒号。 言论的呼应与亢争用输人的观念为向慕新学理的知识人开智，也用输人的观念汇聚 了知识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嬗蜕正是从这种思想的搓 揉和淬砺中开始的。然而用输人的观念说中国人的国运和世运，常常容易引出人心 中的焦炙与涉想，使“向导国民”的言论在呼应与亢争中颭促声急笔走偏锋。
当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之日，曾以“极端之议论”为倡率，“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
病
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 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
偏激和极端本是一种由盲目而致片面的思想过程，但在梁启超笔下，偏激和极端都是 自觉的，淸醒的，理性化的，千言万语由此而出：
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 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賅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 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
一级。
这种自觉的偏激和极端已“近于刍狗万物之言”，而“我佛说法，有实有权，众生根器既 未成熟，苟不赖权法，则实法恐未能收其效也”。[15]他在“权法”和“实法”之间寄托了 一片苦心,然而苦心所托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偏激与极端一旦羼入言论 以“向导国民”,则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既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言论 的急走远播，也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偏激与极端的四散弥漫，使“读的人不能不跟 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这个过程不仅养育知音，而且养育论敌，“至与梁氏政见 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16]思想虽由笔端表述，而一旦流布，便 已不能收发由心。在那个时候，偏锋易成世间的强音。因此梁启超笔走偏锋，章太炎 也笔走偏锋。章士钊多年以后说革命掌故，留下过一番深思之论：
凡人持论，都未免受时代性之拘束。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之未知数翻 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者不顾也。卒之此 类论点，往往助长少年人之朝气，于革命里程有益。如太炎《狱中答新闻 报》，公然以五十年后之铜像为樗蒲大注，其著例也。
他由此而发议说刘秀凭仗谶纬，恢复大汉，近今公羊家颂言三统，悬想太平,凡此都 是革命管粮，可得长养革命体质。”[17]这些道理显然都不能用学理来衡量。与偏激和
16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极端相比，章太炎的毛病在独断。比“樗蒲大注’’更典型的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 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 矣”》〔18]用来说服人心的，纯是一派磅礴刚猛之气。而章士钊以过来人的眼光估量当 时，这种把“未知数翻作前提”的毛病在革命“论家”里其实不算少。
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以文字动天下的人物。他们的笔走 偏锋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因此，在同时的报章言论里，“杀人”、“毁家”、“排孔”、“无 圣”、“亡国”、“复仇”、“破坏之教育”、“激烈的好处”以及“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 之奴隶无别”、“强陵弱众暴寡亦有合于公理”等等，都曾是醒目之作。十年之间，一批 一批的知识人通过阅读别人的文章而接受思想；当他们各立宗旨之后，又一批一批地 转化为写文章的里手，再用自己的文章和思想去影响别人。于是，随着思想的一传再 传，偏激和独断也会在一传再传中化为各有特色的激昂与凌厉。1912年春，戴天仇 作短评于《民权报》,满纸都是杀气广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 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 此四人不可。”[19]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当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天下 目为革命言论之巨擘的时候，他还在成都的新学堂里读书，是个十四岁的孩子。而相 隔九年，革命“论家”中的学生辈人已经提刀而立，向老师辈的人作怒目而视了。其间 的相逐和相迫当然起于政见之争。但在他挟杀气作政争的一腔血脉贲张之中，可以 看得见的却正是老师辈人传下来的独断和偏激。历史代谢自有因果，而历史的因果 常常会走出情理之外。为笔走偏锋开先路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后来旨理渐变，先后敛 手,不复再以文字作风雷。然而多数人不愿意回归。“见夫今之号称志士者，陈义惟 恐其不髙，立言惟恐其不激”[2e]，在传统士人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里，笔走偏 锋遂常常成为一种内在理路，起伏于主流思想之中。输人的观念经偏激与独断的截 长补短而被再造和重组，又因再造和重组而变得简约明了，慑动人心。所以，笔走偏 锋往往更容易感染众生。严复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 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 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骄嚣”与偏激对应广不根”与独断对应，都是不能人 眼之物。但20世纪知识人的历史正开始于这样一个思想（政论）淹没知识（科学）的 时代，作为初生的群体，他们的蜕变与思想之独亢一时相联为因果。思想的一时独亢 使晚清最后十年的知识人一时独亢，而其间的理路则在一遍一遍的复制中积为知识 群体的一种思想惯性。后来的岁月里，学理和学说因嬗递而不断翻新，但思想惯性却 能够穿行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与不同的学理和学说相榫接。于是，在20世纪的思想 史里，常常可以看到知识人用偏激和独断烧出来的火与光。他们大半各据学理，而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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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火与光则非常相像。
晚清最后十年在朝野之间独亢一时的知识人来路大半在游学与学堂。与惯见的 传统士人比，学堂与学生都是世人眼里的异相。因此，在知识人以文字作议论声动天 下的时候，他们自身也常被别人拽人笔下，成为议论的对象。
1907年初，御史徐定超作奏议，由“天下竞言学，而瘠邑穷乡之间，反以学堂既 设，而学者更鲜”起讲，为朝廷说人世间的上下悬殊：
古者入学不择富贫，所以凿壁偷光，犹成魁硕，茹蔬食淡，亦有名儒。今 则修膳之资，逾于往昔，中人之产，耗以一年，富者得以登堂，贫者望而却步，
虽欲向学，其道无由。
八个月后，给事中李灼华在奏章中论学堂，言之耿耿的也是这个意思：学堂“每 人一人，岁需百余金，中国寒士居多，有力入学者，率皆大族富商，而寒峻子弟，转叹向 隅”。同时的另一道奏疏则用数字为准尺比较今昔往昔未变法时，州县岁试率数千 人,今一州县或立一校，学生三四十人。乡曲数十里间，往往无学”。[22]显然，从“数千 人”到“三四十人”，消失了的那个数目都是被“修膳之资”淘汰掉的。与已经废止的科 举相比，学堂是一种以贫富为偏斜的东西。因此，庙堂议论为穷人鸣不平，报馆议论 也为穷人鸣不平。同一年的《天义报》曾以“新政为病民之根”立论，切言学堂“远不若 科举之公
昔曰之贫民有习农工而兼习举业者，故起于寒微者甚众。又义学之制 随在而有，赤贫之家其子弟均可入学，且可免费，所在就者甚多。今则非得 学校卒业文凭不克进身，而赤贫之民，永无得学校文凭之望矣。
沿着这种偏斜之势走下去，则“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 也”。[23]这些话与言官的奏议一样，着眼的都是学堂带来的不平等。不平等用筛滤的 办法为人分类，留下的则是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比之传统士人，那一代出自 游学和学堂的知识人与社会下层一定会更加鸾远。后来杨笃生和陈天华先后以古所 未有的“中等社会”比称知识人[24]，他们意在唤起责任，而折射出来的却正是一种自 觉的分类和距离。
与社会下层离得更远的知识人也在与农村社会离得更远。十年兴学，学堂是由 诏书推广的，由诏书推广的学堂同时又按诏书分布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 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25]而后，县城、府城、省城便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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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的汇集之地。这个过程使教育的重心移到了城市之中，并顺着由低到髙的等序 向大城市归趋。由于诏旨兴学，当日中国的学堂不仅与知识相连系，而且与利禄相连 系。1903年的《游学译编》刊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说过一番道理：
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 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金以买举人者，不得则 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责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 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26]
这些道理由游学演绎出来，而移用以说学堂之“富贵名誉”，正同样丝丝入扣。因此， 相比于上个世纪严复在心路茫茫中“应募为海军生”，20世纪初年人学堂的人都是挟 所愿而来的。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沿着等序从农村到县城， 从县城到府城，从府城到省城，而后人南北都会。其中一部分脚力更健的，则能够游 学彼邦，愈走愈远。在当时的名人中，章士钊是由“长沙东乡和佳冲”走出来的；宋教 仁是由桃源“上香冲”走出来的；蒋智由是由诸暨走出来的；陈独秀是由怀宁走出来 的。他们都在学堂和游学的路上走得很远，并就此不再回去。[27]从那一代知识人开 始，这种一去不返渐成负笈远游者的常态。
淸末的学堂把有志进取的读书人一群一群地召到城市里来。这些人因学堂而与 “中外历史”、“中外地理”、“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天文地质”、“地文地质”、“博物 学”、“兵事学”、“理化”、“法政”、“财政”、“东文”、“英文”、“俄文”、“法文”等等结 缘。[28]由此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细亚都是来源于西学的新知。但 时当20世纪初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城市的，它们与农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 因此，读书的过程便会成为琉离农村的过程。同这些东西相比，晚淸最后十年滚动于 文字之中的思想潮流与农村社会更加疏离。然而弄潮于沤浪之间的，则大半都是学 堂中人，其间的潮头健儿常常是热心人与优秀者。历史学家顾颉刚后来以疑古成名， 但当他在苏州读书的时候却还不知道世间事之可疑和应疑，并因之而非常容易地被 思想潮流卷人江亢虎的社会党，做了一个认真的信徒。他多年之后说当日曲折，以第 三人称的笔法追叙过一段祖孙对话,非常传神地描绘了潮流中的知识人：
因为热心于新社会的开创，（頋颉刚）常常工作到半夜。祖母问他你 忙的什么？”他说要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Z祖母 说既经没有家庭，把我放在哪里？”他说请你住在养老院。”这一句话触 犯了她，禁不住大怒道我这般軎欢你，你竟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过活，成 什么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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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不是从内地和农村走向城市的。但他身在学堂而为漸流所牵引的思想经历则 写照了一种知识人共有的社会相，20世纪初的学堂中人大半都可以从那里照出自己 的青春面容。顾颉刚学来的那一套道理他祖母全不能懂，然而他的祖母却代表了中 国人的多数。这种祖孙之间的不可沟通，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那个时候的思想瀬 流总是走在多数人的前面。十年之间，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天 演大同、拒俄运动、抵制美货都是先起于报馆和学堂最多的城市，而后由一个城市传 向另一个城市。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 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思想潮流使知识人急速地 趋近于演变中的世界和正在重造的中国，两者都以城市为自己的天地。然而近代化 过程已经使城市与农村分离，前者用来达意的语言常常是后者陌生的。因此，为思想 潮流所吸引的知识人便不能不与农村社会越来越琉，越来越远。旧日的士人从农村 起程远走，他们大半都会回来。但为学堂召去的读书人一经从农村走人城市，却大半 不会回来了。
知识人疏离了农村社会和下层社会，与之对应，农村社会和下层社会则视知识人 为异己。在已经过去的千年历史里，传统士人的源头和归宿都在农村。他们天然代 表了那里的利益。旧时以四民（士农工商）分人口，就群类而言，士与农最相熟而且相 亲。十年兴学促成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但与旧日的士人相比，万千农 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学堂和学生。王国维冷眼看世，曾叹“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 为尤甚”。[M〕因此，与兴学同时发生的常常是乡民打学堂。1910年，江苏宜兴因调查 户口而引发谣言，“愚.民无知，转辗传述，以调査者均系学界中人，遂触发其仇视学堂 之积忿，鸣锣聚众，将各学堂焚毁，兹捣毁办理学务诸人之房屋”。毁学能得一呼百 应，正说明了仇学不止一家一户。“其后地方绅士立将学堂匾额除下，改悬书院匾 额”,绅士用这种办法来息众怒，而反照出来的则是“愚民”对书院和学堂的喜和 恶。[31]在这个故事里，学堂和学生都是被牵连的。与之相比，同一年起于直隶易州的 打学堂则更多学生与乡民的直接冲突。地方官的奏报叙述其来龙去脉说：
值天气亢旱，有高陌社等处十八村民众，于六月二十日祈雨进城，由学
堂门前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
斯时人多势重（众），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32]
以祈雨为迷信其实并无大错，但当大众仍在祈雨时代里的时候，道理的是非与人数的 多少便成了反比。随后的砸打都是由这一类对比而引出来的。留心世务的《东方杂 志》曾说甲辰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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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愚民”333]学生毁学，指的是学潮，“愚民”毁学，则专打学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 一种独有的景象。而士与农之间曾经有过的相熟和相亲则在“闹学毁学”的过程里被 打得粉碎。虽说知识人曾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中国一时独亢，但自农村社会里的人 看去，他们始终来自彼岸而不在常人和常理的界度之内。所以，在鲁迅笔下的未庄， 辛亥革命后的知识人便成了阿Q眼中的假洋鬼子。
十年兴学造就了一个与农村社会日去日远的知识人群体。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 又很难融人城市社会。1917年，李大钊作《学生问题》，把学生视为“社会日日培养” 而“自造之阶级”，而后既忿且哀地说：
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 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
用之。
“他处之学生吾不敢知，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当诏旨兴学的时候， 很少有人会想到从学堂里育出来的知识人会过剩。旧日的士人在落第以后可以回 家，但这一代本应属于城市的知识人已经无法返归农村了。由此而来的是一种长久 的困窘：
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 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 求人讨无聊之生活。[34]
这些话写出了深深的苍凉和落寞。当那一代知识人抵掌而谈国.运和世运的时候，也 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后来的无所依傍。社会造就了知识人，但&会又没有足够的空 间容纳造出来的知识人，这是近代化变迁中的脱节。于是，苍凉和落寞都预示了士的 时代过去之后，无所依傍的知识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边缘化.
“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在晚清最后十年里，知识人以文字作大 波唤来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但后人读史，过目而不能轻忘的，常常是一现再现于那个 时候的知识人的轻死剽急。
十九世纪末期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然而在失败之后从容断头的谭嗣同却为 后世催生出一种轻死的精神。时人说：方祸难初作之日，“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 某国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 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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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始’。”[36]他自愿地选择了死，以四溅的颈血向天下昭示了读书人的强毅和壮烈。 戊戌年过去之后，时序代谢。当继起的革命正在热力四射之际,维新人物留给二十世 纪的影响便只有梁启超的滔滔议论和谭嗣同的人格感召。后起的革命群曾与梁启超 以文字争锋，但谭嗣同的感召则能够穿越维新和革命，长久地引发忧国之士的心底
共鸣。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这种感召和共鸣都是从勘破生死之界开 始的......
谭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 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 具也”。又曰：“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麻败”。至 哉言乎！
他由“任侠”引申，深信“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37]其轻死之意是非常明 显的。于是而有前门车站刺杀五大臣的一场爆炸，而行刺的吴樾则在“肠腹崩裂，手 足皆断”中一时绝命。从谭嗣同的轻死到吴樾的轻死，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汹涌 盛涨的心底波澜。这种波澜出自信念，为急迫所摧动，而在一挫再挫之后激越奔腾。 因此，与吴樾相类的，还有徐锡麟杀恩铭，彭家珍杀良弼，史坚如谋刺德寿，刘思复谋 刺李准,熊成基谋刺载涛，等等。这些事都曾经震动一时，使人目睹书生操刀的轻死 剽急。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 杰意态越趋越近。知识人的近代化因之而与知识人的志士化常常叠合。由是，在晚 清最后十年里，一面是学理与学说的激荡播扬，一面是知识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 焚烧出一团一团的烈焰，倏然腾起，又倏然熄灭。在意志燃起的烈火面前，对手和自 己都是很容易被焚毁的。《革命逸史》里有一则记载说：
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南？）各省，元气大损，怨 声载道。有鄂人王汉谋阻击之于顺德府，卒以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愤而 书遗书一通，并将所携手枪存于逆旅，自投井而死。
他燃起的烈火没有烧掉对手，所以他在烈火中焚毁了自己。王汉出耕读之家，父兄 “俱名诸生，少受庭训，年十八通五经大义”，本属名教门户里的规矩人。但在20世纪 初年一经溶人知识人的蜕变之中而为风会所煽，却成了一个枪手并因此而一去不归。 其间的变化，有如脱胎换骨。[38]作为志士群里自生自灭的一员，王汉在当时和后来都 不算名人。正因为如此，他所走过的路迹能够真实地以殊相映照共相，为彼时的志士 风貌作写真。意志燃起的烈火造就了崇高和悲壮，也造就了极端和孤行。陈天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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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瞀世钟》，而投海于日本;杨笃生作《新湖南》，而投海于英国。他们的文字唤起过许 多国人，但自己的一腔忿郁却全部掷进了万里波涛。知识人中的优秀者一个接着一 个为扑满死，为醒世死，为信念死，为愤怒死，他们的血灌溉了理想主义，也灌溉了轻 死剽急。遂使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因轻死剽急而高涨，轻死剽急因理想主义而激扬。 汪季新当日曾作“革命之决心”一文，说“贞”说“列”：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 宜。警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蕪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
即成灰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
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 成饭之要素也。
“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以各尽所能而 已”。[39]他在办《民报》的过程里曾经做过多年的“釜”，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则渡海北 上，去谋刺摄政王了。显然，他在说“贞”说“烈”之际已经选择了做“薪”。理想主义与 轻死剰急的交相感应，使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都会感染更多的人。于是，“赤铁主义 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4°]便不仅成为意气的 发舒，而且成为常理和常谭。久在感应和感染之中，出身翰林的蔡元培、文章冠多士 的章士钊以及日后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前驱的陈独秀，都曾在密室里用功夫，做过 “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热心人。
身当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之中，新知与旧学常常相染。20世纪最初 十年里的范型知识人因之而具有一种自成一格的面目。他们在革命的催化下一面志 士化一面近代化，手眼所到，常常会着力撕破传统。然而在血脉之中，他们那一代人 与二千多年历史积成的士人精神仍然相通。作《革命军》的邹容从日本来到上海，出 人于新人物群聚的爱国学社，而“性倜傥，喜詈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 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 去”。⑷]邹容率性而言，以“中外之学”作尺度，对“声色狗马间”的人物无分新旧皆任 情咳唾，流露的正是一种蔑视商业社会的士人本色。后来章太炎致书孙中山，追叙 “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被习文教 者寡，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两会之公咎也”。[42]他以“文教”为尺度，在革命群里显分人 等,笔意中横泻的，则是士大夫独有的精神上的贵族气。自戕于辛亥年间的杨笃生既 能写文章，又善做炸弹，是革命人物中的翘楚。而“夙沉浸于词章旧学”，游学多年之 后，“书生本色犹在”。因此，他在《新湖南》中说历史，直言“洪杨窃天主教之绪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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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并不在为反满开先河的太平天国一边，而在“讨粤匪”的曾国藩一边。[43]由此显 出来的褒贬和评判，仍然出自传统那一脉。在这些人身上，知识和观念的近代化并没 有消解历史留给他们的文化心结。
清末的革命曾经卷入了工商社会和秘密社会。但能以轻死剽急为天下张大义 的，则大半正是背负着历史情结和文化心结的知识人。章太炎作《馗书》，列“懦侠”之 目曰：
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 一朝，其利及朝野。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 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豢龙逢，儒 者颂之，任侠之雄也。[44]
“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非常明白地说出了士气与侠气的相印与相通。他后来人西 牢，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为吟咏之词，气象正在儒与侠之间。自司马迁作《游 侠列传》之后，他所指述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 焉”Us]便积留下中国的文化史之中，常常被士人引来寄托向往和感慨;燕赵之地的屠 狗者因之而成为他们笔下怀念的对象。士言义，侠行义。因此，在以义利之辨区分等 类的时代里，士人以贱商为常态，然而贱商的士心中都尊侠。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 叙述和复述的过程，由此留下的应是一种精神上的心传。当20世纪来临之后，知识 人正在蜕变中分化。其间背负历史情结与文化心结最多的人便常常成为最喜欢作说 大义的人。他们巳经开始向新知识分子转化，但在精神上他们又是最后一代士人。 因此，在鼓荡革命的百折艰难里由言义而行义，他们比别人更热诚地招唤侠魂，也比 别人更容易为任侠精神所导引而走向轻死剽急。1908年，汤增璧作《崇侠篇》说往 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慑 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义举。”[46]他对吴樾和徐锡麟的歌颂与礼赞，用力处全在 侠风和侠气。显然，其笔下既有革命人物的心声，又有历史和文化的回响。心声与回 声震荡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以知识人的豪杰意态和知识人的轻死剽急为后来诞 生的民国助产。由此留下的种种悲歌慷慨在文字记述中常读常新，但在传统士人向 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里，轻死剽急终究不是一种能够升华的东西。随后而来的 年代容纳不了它们。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年代里，他们便成了历史视野中消失了的 东西。
(原栽《史林》2002年增刊）
17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注释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年6月24日。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页（总)4733,中华书局1958年版。
《奏定日本校事项章程折》，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21页。
《淸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3页。
《郭沫若选集》一，卷上，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57页。
《淸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4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页。
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146页。
《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83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5页。
《西潮》,金枫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梁启超:《鄢人对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大众报》1912年10月24日。《辛亥革命时期 期刊介绍》第一集《说明》。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803页。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卷上册，第220—221页。
《四十自述》第四章。《悼梁卓如先生》，《追忆梁启超》，第211页，第115页，中央广播电 视出版社1997年版。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53页。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04页。
《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500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113页。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78、995、997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69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29页；第二卷上册，第96!)页。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0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86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8页；《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民国 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3995年版，第784页;《民国名人传》，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 471 页。
[2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646、670、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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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99页。
[30]《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3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305页。
[3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33]《毁学果竟成风气耶》，《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一期，时评，第78页。
[34]《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427页。
[35]《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页。
[36]《淸国殉难六烈士传》,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中华书局1兆2年版，第兆页。
[3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718—719页。
[38]《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7，192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5页。
[40]《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41]章太炎:《邹容传》，《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3页。
[42]章太炎:《邹容传》，《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页。
[4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56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 619 页。
[44]《章太炎全集K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45]《史记太史公自序》。
[46]《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86页。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陈平原
1906年12月，章太炎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区分古今革命之不 同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秀才造反的最大特点， 在于舞枪弄棒的同时，不忘舞文弄墨：既宣传政治主张，又表达豪情壮志。这就为后 人研究“造反者”的心态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我们几乎无法知道陈胜、黄巢或者李自 成揭竿而起时的真实心态(尽管有一些传说、诗文和告示，但多涉及军事行动而非历 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晚清志士则为此提供了大批文献。除了后者的革命获得成 功，有关史料得到很好的保存;更因后者本来就是擅长舞文弄墨的秀才，有意无意地 在造反的同时创造关于革命的神话。把“历史”与“神话”对照起来阅读，有利于把握 这代人的特殊心态。当然,这么一来，涉及的史料，跨越一般的政治史和文学史两个 不同领域。其研究思路，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心态史学与想象史学。
时贤多注意到晚清知识界的激进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对此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 运作影响甚大。本文之阐释晚清志士认同于中国古代游侠这一特殊心态，或许有助 于世人对激进主义思潮的解读。
—游侠之“逍遥法外”
晚清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变动时代，面对此国运飘摇风雨如晦的艰难局面，崛 起一大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彼此间有过咬牙切 齿的论战与纷争。从政治学角度考察革命与改良两大派别的功过得失是必要的，而 我更倾向于将这种论战视为策略(激进与保守）之争。在改良群治变革中国社会，推 动中国历史近代化进程这一根本点上，两派宗旨大致相通。至于以身许国的志向，更 不会因政治策略的得失而磨灭其光辉。有趣的是，这一代充满担当精神与悲剧意识 的仁人志士，颇多以游侠许人或自许的诗文，而其生存方式与行为准则也有古侠 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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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南社四剑”(剑公高旭、钝剑傅専、剑华俞锷、剑士潘飞声）、剑霜、剑灵、 剑侯或者公侠、孟侠、心侠、鉴湖女侠之类的字号，也许可以理解为文人好为大言的积 习；可晚清报刊书籍中那么多以剑以侠自号或谈剑论侠的文人，不单坐而论剑，而且 起而行侠,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1]——谭嗣 同的感慨，表达的是那一代人特有的共同心态。乱世英雄起四方，可时人不一定非炫 耀侠骨不可。英雄与游侠虽然都是卓异之士，但安身立命之处不同，澄淸天下之术也 有异。晚淸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其人却偏喜欢以豪侠相标榜。
梁启超称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2];陈去病称秋瑾“好《剑侠传》，习骑马，善饮 酒，慕朱家、郭解之为人”。[3]至于诗文中直接称壮士（烈士）为某侠者更比比皆是。 “任侠”不分阶层与出身，不论是文人学士还是江湖豪客，只要投身革命，作传者似乎 都喜欢强调其豪侠性情。1910年，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著《浙案纪略》，列传部分即突 出诸烈士之侠骨。如陈伯平‘‘专习剑击事”，“常语人曰：‘革命之事万端，能以一人任 者,独有作刺客马宗汉“祖道传，素任侠，贫民皆倚为重”;徐顺达“善拳勇，以信义 推重于乡里”;余孟庭“喜技击术，有大志，不屑从事农商”；刘耀勋“虽曰办事愦愦，然 其重然诺、轻死生之气概,有足多者”;徐象辅“以身殉友，为知己死，其即古聂政、豫让 之流亚也与”。[4]老同盟会员冯自由三四十年代撰写《革命逸史》，也渲染革命志士的 任侠好义。如杨衢云“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秦力山“賦性豪 侠，好与会党游”;李纪堂“性任侠，好与秘密会党游”；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邑中 秘密会党多乐与之游”;许雪秋“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大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 小孟尝之称”;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王汉“觉亡国无日，愤慨而究兵书， 讲剑术，结纳当代豪俊”；张百祥“少有大志，自负非凡，任侠好义，排难解纷，隐以朱 家、郭解自命”等等J5]似乎不能简单归因于史家（如陶成章、冯自由）的概念贫乏，将 “任侠好义”作为一句随意赠送的套语；因诸多后人视为大英雄者，也都喜欢弹剑 论侠。
以辛亥革命后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为例，诗文中不乏此类游侠口吻英雄无命 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挽刘道一烈士》穷图又见荆卿苦，脱剑今逢季札贤” (《为宫崎寅藏书条幅》）；“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蝶恋花贈侠少 年》）；“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和谭人凤》）。最典型的是黄兴为被孙中 山称为“今之侠客”的宫崎寅藏[6]所作的一首七律：
独自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
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逢君在此时。
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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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
此诗若出于高旭、柳亚子之手,一点也不稀奇;可由职业革命家黄兴口中吟出，总觉得 别有一番意味。因为，宋元以降，文人退居书斋，连游侠诗文也难得一见。晚淸志士 不但拔剑高歌，而且真的舞剑上阵，一时间“江湖侠气剑如虹”,创下了不朽功业。面 对着这一代“最后的游侠”,后人可以批评其政治信仰、斗争策略，但对其飞扬踔厉的 生命形态，或许只有品味而无评判的权利。
只是什么是“游侠”，历,来众说纷纭：急公好义趋人之急是侠，锄强扶弱借交报仇 是侠，狂放不羁慷慨好施是侠,被酒杀人鸡鸣狗盗也是侠。侠之为名，可谓多且杂矣。 表面上晚清志士歌吟赞叹的侠客，大都局限于《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的 人物，似乎认可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诠释。可实际上“侠”并非特定的社会阶层，“侠 风”、“侠气”、“侠骨”、“侠情”的解说更是变幻不定，“侠”的观念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 异。[7]也就是说，千古传颂的“侠”,其实“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 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 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8]因此，讨论游侠文学或者游侠心态，着眼点应是 这种“融合”的趋势与过程，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探究晚清志士的特殊心 态，所争不在所谓的“古侠”的真面目是否被歪曲，而是这代人如何在自己特有的期待 视野中重新诠释“游侠”，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
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所绝对不能容忍。汉人 荀悦称游侠“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汉 纪〉〉卷十）。近人梁启超论“中国之武士道，与霸国政治相始终”，兴起于春秋，极盛于 战国，汉初尚有流风余韵，不过已成强弩之末，天下一统，封建绝迹，“此后亦无复以武 侠闻于世者矣”。[9]二者价值观迥异，却都是强调大一统帝国对游侠生存的致命威 胁。经汉代文、景、武三朝的明摧暗残，“千百年养之而不足，数十岁锄之而有余”的游 侠连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从此一镢不振。“但每到统一集权政府崩坏而农民蜂起的 时候，还是有相类的人物出现”。[1()]只要“制度不立，纲纪废弛”，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 德规范失落，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游侠就得以纵横驰 骋。魏晋以降，不乏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年头，游侠因则得以大展身手。但如要讲 侠风高扬，仍当推晚清。
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 不只是“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史记游侠列传》)者，格外需要游侠的拯救，侠客 崇拜心理易于弥漫流播;更因只有乱世，才为侠客之磨剑与舞剑提供必要的舞台。晚 清内忧外患，自是“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志士之得以“仗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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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鞭长莫及的日本、香港以及国内租界的存在。“游侠” 不再只是隐身江湖以逃避朝廷的捕杀，而是流亡海外继续抗争,这一侠客行游空间的 拓展，对晚淸侠风高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晚清最激进的言论和行为多出 自海外(尤其是日本）留学生和流亡者，而孙中山等人也都将海外和香港作为输人革 命的基地，你就不难理解这个时代的知识者反叛心理的特殊性。不必要揭竿而起落 草为寇，只要踏出国门，你就可以放言高论，不把朝廷权威放在眼里。这对于此前的 士大夫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孙中山回忆最早“致力于革命之鼓吹”时常往来 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11];此后虽有伦敦蒙难日本被逐种种困厄，但 只要不人国门，清政府便不能将其“明正典刑”。
身在异国他乡，可以“无所忌讳”地讨论、计划革命,这对于酝酿情绪激动人心是 至关重要的。虽有《民报》被封等等事件，但起码在日本骂清帝倡造反是没有生命之 虞的，这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的乾嘉学子，真是天 差地别。晚清学人之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固然是民族情绪高涨民主思想汹涌的必然 产物，可也与清廷无力像文、景、武三代对待游侠那样“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 萌者于方来”[12〕有关。眼睁睁地看着反清志士一出国门即“逍遥法外”，在清廷是无 可奈何，在士民则大受鼓舞。至于流亡者对游侠的认同，除了反抗官府外，可能也与 “仗剑远行游”这一意象和四海为家所产生的飘泊感有关。真不敢想象当初若没有此 等海外反清基地的存在（包括出国游学的自由），知识者是否如此勇敢，侠风是否如此 高扬，革命能否如此迅速成功。
章士钊在回忆1903年上海发生的《苏报》案时称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 言辞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滟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 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13]正如章氏所言，查晚清内地报纸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 “《苏报》实为孤证”。而《苏报》案中“主犯”章太炎、邹容等固然大有舍生取义的侠 风D4]，可如此案情如此判决，也只能发生在晚清的上海租界。孙中山曾述及此案当 时的政治影响此案涉及淸帝个人，为朝廷及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 廷虽讼胜，而章、部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巳。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5]不是淸廷宽厚， 只因涉及租界的治外法权，故屡欲置章、邹于死地而不得。章太炎事后追忆，颇有得 意之色时淸政府自贬，与布衣讼闻者震诧”;“时清廷自处原告，故不得不假判决 于各国公使，然自是革命党与淸廷居然有敌国之势矣”。[16]不再是独掌生杀定夺大 权，堂堂大淸帝国居然无力惩治政敌;对簿公堂，则成了“汉满两种族大争讼”。[17]初 时，淸政府也曾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力争将章、邹“引渡”，以便 处以极刑杀一做百，只因公使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好改由会审公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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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发落。此案改由上海会审公堂审判，则“淸官之绝望，党人之重生，皆意中必有之 事”。因此案不只关涉章、部等人性命，更直接影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风气舆论。 “向使淸官既可以封报，又可以杀人，未尝不少沮国民之锐气（而今有一线之光明也。 倘借黄帝在天之灵，幸而获免，则虽封苏报，而如苏报者既可以兴；虽捕党人，而为党 人又可以脱”(《黄帝魂苏报案》）。故时人特别看重此案的判决，审判结果因而也才 会使得“民气为之大壮”。
各领事及工部局所以不把案件移交满清政府，主要并非出于维持正义，而是保护 租界的治外法权。这一点章太炎看得很清楚。就在公使团与淸政府就是否引渡争持 不下之时，章太炎作《狱中答〈新闻报>》,称“吾辈书生”“相延人狱，志在流血而租 界权利为外人所必争，坚持此狱，不令陷人内地。此自各行其志，与吾辈宗旨不 同”。[18]说这话似乎很不领情，就因为租界的存在固然可以成为晚淸志士宣传和策划 革命的基地，但毕竟是中国的耻辱。两者虽则相关，可宗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一 方面是外力人侵的基点，中国主权被剥夺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西洋文化的橱窗，中 国改革的借鉴，政治犯的庇护所。”[19]此前此后，革命党人乐于利用租界不受清廷干 涉这一有利条件，办报出书集会演讲，宣传政见乃至直接策划暗杀和武装暴动。对 此，蹈海自尽以图瞀醒国人的陈天华在述及《苏报》案时，说了两句大白话：一是“报 馆开在租界内，中国不能干涉，所以该报馆敢如此立言”;一是“那些志士，幸得在粗 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报，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2正因为有此“不 幸中之一幸”，章、部等人才得以肆无忌惮地攻击满清政府。如此立说，并非有意抹煞 志士之豪气，只是强调即使在内地，晚清志士之行侠，也比宋元明及淸中叶以前之侠 客多了个“庇护所”——这一“可能”的庇护所的存在，应该也是晚淸《民气为之大壮”、 侠风日益髙扬的必要条件。
二 "中国之武士道”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 嗣同的《有感》作于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可作为其时有良知的知识者的共同心声 解读。晚清国势日益衰微，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只求警醒世 人起来救亡图存。《孽海花》中的奴乐岛，《老残游记》中的沉船，还只是寓言笔法;《瓜 分惨祸预言记》则干脆断言“中国光绪甲辰年以后，万民遭劫，全国为墟”。志士们似 乎也相信中国难逃此厄运，陈天华蹈海前留下《绝命辞》,预言“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 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以后，曷若于今日死去，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 国”,这样“中国或可以不亡”。[21]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促使这代人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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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2],不只是梁启超，几乎所有仁人志士都持此见解。 只是如何“新民”，诸家说法才不一致。严复开出的药方是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 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3]梁启超说得更干脆一言以蔽之，曰 广民智振民气而已。”[24]至于何以民智民气必须并重，《杭州白话报》的解释最为精 彩不开民智，便是民气可用,也是义和团一流的人物；不作民气,便是民智可用，也 不过是作个聪明的奴隶。” [2开民智的办法很多，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各种人文思想与 科学知识，大体可用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涵盖。振民气则集中在“招国魂”， 一如金天翻的诗篇所云瓜分惨祸免不得，魂兮归来我祖国”(《招国魂》）。
有感于近代中国的积弱贫困，屡遭列强欺侮，梁启超等不免感叹“诗界千年靡靡 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读陆放翁集》）。虽说其时呼唤的国魂包括冒险魂（山海魂）、 军人魂（武士魂）、游侠魂、宗教魂、平民魂等[26]，关键还在于重铸兵魂。也就是说，要 重新高扬尚武精神。
晚淸文人颇多悔懦冠而尊兵剑之作，绝非矫揉造作故吐豪言，实有切肤之痛。周 实诗云“四海寻仇凭侠剑，百年多难悔儒冠”(《重九》）；陈去病则“宁惜毛锥判一掷,好 携剑佩历三边”(《将赴东瀛陚以自策》）>柳亚子感慨“忍看祖国沦非种，苦恨儒冠误此 身’’(《元旦感怀》）。金松岑则认定“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 实际”，故“国亡于懦而兴于侠，人死于懦而生于侠”，欲“铸吾国民之魂”，必先“溲儒 冠、裂懦服”(《国民新灵魂》）。倒是“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湖南少年 歌》)的杨度不无得意之色。当然，最好还是“学书成时去学剑，健儿身手文豪才”（柳 亚子《回忆诗》）；可有谁能保证此等文武双全的如意算盘到头来不是“少年击剑吹箫 意，剑气箫心两渺茫”(柳亚子《惆怅词六十首，四月十七日夜作》)？当务之急，还是努 力改变国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类重文轻武的积习。
国家练兵固然要紧，更重要的是国人须弘扬尚武精神。早在戊戌变法前，谭嗣同 就对古往今来“僑者之轻诋游侠，比之匪人”很不以为然，认为“奠若为任侠，亦足以伸 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27]这一思路为各派志士所沿袭。1901年梁启 超作《中国积弱溯源论》，强调“为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为国民者不可以无勇”，并呼 唤尚武精神之“中国魂”。[28] 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著文宣传军国民精神，批评 “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此乃“二千余年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之根本原 因。[29]杨度则把国民之懦弱归因于杨朱之学盛行以及“秦汉以前轻死尚侠之武士道” 的失落以儒教为表，以杨教为里，而斩除此武士道者，中国之所以弱也。一时间 讨论尚武精神成为热门话题，“尚武尚武之声”，“日不绝于忧时者之口”。所谓“秦汉 以来，日流文弱”，士子“终身袖手雍容”，以至遗传成为天性，不只体骨柔弱，“其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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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脆薄而不武，委靡而不刚”，无力抵抗异族之侵陵&]，几乎成为晚清志士的共识。 最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论尚武》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 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至于中华民族之“不武”，梁氏“察其受病之源”， 一为国势之一统：不若战国时首重国防人骛于勇力，士竞于武功”，而是“习为礼乐 揖让，而相尚于文雅重文轻武既成，于是武事废堕，民气柔靡”;二为僑教之流失： 孔子也曾以刚强剽劲激发民气，只可惜“后世贱僑，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 正之言，以为口实，不法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三为霸者之摧荡一人 刚而万夫皆柔，一人强而天下皆弱，此霸有天下者之恒情也”，这一统治术的诀窍在 于，不柔不弱者杀无赦，“经二十四朝之摧陷廓清，士气索矣，人心死矣”；四为习俗之 濡染中国轻武之习，自古然矣”，“学人之议论，词客所讴吟，且皆以好武喜功为讽 刺，拓边开衅为大戒”，此恶风潮漂荡，必然使得世人雄心颓损豪气销磨。”[32]
对于宋元以下中国人过崇文雅而贬斥武事，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以至国难当头 空有许身之志，此前也有过零星的批评，可从来不曾如此尖锐且集中。世人之批评 “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人裔肓”[33]，除了国事日非外，更重要的是日本 “大和魂”的启示。时人有谈斯巴达的，有谈华盛顿的，可对中国人刺激最深的，还是 “*尔小国”日本的_起。据说日本的_起主要得益于“大和魂”的铸造，梁启超于是 感叹吾闻日本人有所谓日本魂者，谓尚武精神是也。呜乎！吾国民果何时始有此 精神乎？ ”[30
最早注意到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的，或许当推黄遵宪。“日本二千年，本以武立 国”(《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賦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况复五百年来武门尚武国多贲、 育俦”(《赤穆四十七义士歌》）。《日本杂事诗》中对日人游侠习气的歌咏，对时人影响 尤大解鞘君前礼数工，出门双锷插青虹。无端一语差池怒，横溅君衣颈血红。”黄氏 自注云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双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 其旁。《山海经》既称倭国衣冠带剑矣。然好事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刀杀人，亦时时 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纵横。史公称‘侠以武犯禁’，惟日本为甚。”中国古代 也有士大夫佩剑之俗，可正如李贽抱怨的，“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 日逐不离钃玦”,本意在“文武兼设”,而后世则成了纯粹的装饰品（《焚书读史无 所不佩》），绝无以武犯禁的侠气。黄遵宪对日本衣冠带剑、好事轻生的习俗还只是客 观介绍，谭銅同则将此风习断为日本民气激荡国势强盛的内在原因其变法自强之 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35] 此后，不断有人吟诗撰文，推崇日本“书生剑客，慷慨国事”之尚武精神（章太炎《变法 箴言》）。唐才常的《侠客篇》云:“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幕府权已倾，群藩力亦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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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然振新学，金石为之开。”梁启超《自由书祈战死》和《新民说.论尚武》均称颂日 本之武士道人队之旗，祈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扣 蒋智由、杨度为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作序，也都将日本之强盛，归因于其“向所 固有之武士道”。至于梁启超的《记东侠》、陈独秀的《东海兵魂录》、黄海锋郎的《日本 侠尼传》、舟子的《尚武说》等，都是颂扬日本的“荆、聂肩比，朱、郭斗量”，轻死好 战，尚武轻文。更有推而广之，将日本及欧美维新、独立、革命之成功，全都归之于“日 本男儿之侠肠”、“美利坚人之侠骨”与“法兰西人之侠心”。[3
推崇祈战死的“大和魂”，目的自然是在中国呼唤尚武精神。像邹容那样怒斥国 人“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是一条路;[39]像陈独秀那样 编完《东海兵魂录》，再编《中国兵魂录》与之对抗又是一条路。[M]明知“今欲以一新道 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 [41]，故“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 的热肠”[42]——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和章太炎（改良派与革命派）并没有什么区别。 蔡锷慨叹在四千年中国历史中寻找尚武之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那只能怨 蔡氏过执名相不晓变通。若梁启超先前也曾慨叹“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 百余州，而杳不可得”，但既然“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44]，于是乎上下求 索，很快找到此国魂，且著成一册《中国之武士道》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使世人 得以“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45]梁启超“既述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 先民之以武德著闻于太史者，为《中国之武士道》一卷”，乃作《自叙》述志泰西、日本 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乎！吾耻其言， 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考我先民好气任侠悚慨悲歌，“横绝四海，结风雷以为魂； 壁立万仞，郁河岳而生色，以视被日本人所自侈许曰武士道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 何遽不逮耶? ”[46]只不过统一专制政体确立，民族武德逐步沦丧，难得再有以武侠闻 于世者。
“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杨度《湖南少年歌》）。由国势衰微而招国 魂、呼唤尚武精神；因求尚武而追忆、发拥早就隐人历史深处的游侠儿。终于，游侠儿 在被正统士大夫抛弃了近两千年后，再次浮出历史地表，迎接欧风美雨的严峻挑战。 “十载江湖求女侠，隐娘红线已无多”(柳亚子《梦中偕一女郎从军杀賊，奏凯归来，战 瘢犹未洗也，醒成两绝纪之》我亦十年磨剑者，风尘何处访荆卿?”(柳亚子《题钱剑 秋〈秋灯剑影图 >》)不要说荆卿难访隐娘无多，即便江湖中果有此等奇才，复出的游侠 承担得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吗？时人对于桀骜不驯的游侠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是否估 计过高？或者说,如何将“以躯借交报仇”的游侠儿转变为有明确政治信仰的斗争力 量，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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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流血的崇拜
高旭《海上大风湖起放歌》吟道中国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使民权 大发达，独立独立声嚣嚣。”卢梭乃晚清志士的精神导师，《民报》创刊号刊人类历史上 四大伟人图片，卢梭赫然在列（余三者为黄帝、华盛顿和墨翟）。只是卢梭等西方思想 家的民权、独立、平等、自由等观念，与游侠又有何关系？倘若不是侠风冷落，难道就 没必要“激出千卢骚”？卢梭的出现，居然促使中国文人追忆起千古游侠来。这种因 接受西方近代思灌而礼赞某些早被历史尘封的古人的倾向，在晚淸相当普遍。这里 面蓮涵着一种思想方式，那便是将古人现代化。重新诠释游侠形象，此乃游侠浮出历 史地表的必要前提。尽管此前(宋至淸中叶）也出现过一些游侠诗文，但像晚淸志士 们那样真把它当回事、真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尚属首创。因此，游侠的复 出，首先必须正名：务使世人相信游侠不只是借交报仇，更重要的是舍生取义，完全 值得志士们推崇和效仿。
追忆游侠，本就是为应付世变而求助于传统资源;诠释游侠,更离不开这一思路。 说是托古改制也罢，古为今用也罢，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罢，晚清志士必须让“儒、墨 皆排摈不栽”(《史记游侠列传》)的游侠，获得某种具有权威性的传统思想的支持。 尽管实际上是卢梭的思想、虚无党的行为触发了世人对游侠的追忆，可不经过一番有 效的价值转换，游侠还是没能为文明社会所接纳。
对“游侠”的重新解读，得益于晚淸诸子学与佛学的复兴。平生“抚剑起巡酒，悲 歌慨以伉。束发远行游，转战在四方”(《河梁吟》）的谭嗣同，颇喜“斗酒纵横，抵攀《游 侠》之传”[47]，《仁学》中对“任侠”极为推崇，《自叙》则将其归于墨。“墨有两派：一曰 任侠，吾所谓仁也”。[48]此一“任侠”之墨，即谭氏自我表白的“挟一摩顶放踵之志，抱 持公理平等诸说，长号索偶，百计以求伸”[49]。侠出于墨之说，晚清以降相当流行。 梁启超1902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分墨为兼爱、游侠、名理三派，并断 言游侠一派自战国以至汉初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M]蒋智由不说侠是 否出于墨,而是强调区分大侠小侠公武私武。朱家、郭解借交报仇，非国之大侠，远不 及“墨家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国风，而以此为救天下之一道也”。以“侠之至大，纯 而无私，公而不偏”为标尺，以墨家“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51]，与其说是一种历史溯 源，不如说表达了现代人对“大侠”的期待。
同样是对急公好义的大侠精神的召唤，以“侠骨睁嵘”著称的章太炎，则倾向于将 侠与儒挂上钩。时人也有“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 敌”[52]之类的说法，章氏却“懦侠”并举，且称“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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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53]世人言儒多近仁柔，章氏则举 出《韩非子显学》中漆雕氏之儒与《礼记*儒行》中的十五僑，前者“最与游侠相近”， 后者“皆刚毅特立者”。既然懦者不懦不弱，而侠者“杀身成仁”、“除国之大害的宗旨 又与懦之义之用相若，又有什么理由禁止僑侠并举呢？虽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 有游侠”的灌源未足以服人，但强调游侠“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54]，实际上 已为被九流摈斥的侠士争到一席地位。“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5，这才是晚 淸志士心里最想说的，至于侠到底出于墨抑或出中儒，考据均未见精彩。黄侃释侠 时，明显追随章氏，一句“侠之名，在昔恒与儒餒。《僑行》所言，固侠之模略”，考证就 此带过；主要落笔在“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黑民之失职，穷阨不变其救天下之心， 此侠之操此”〔56]。梁启超很可能也受章太炎影响，1904年作《中国之武士道》，改称 墨子为“救世之患，急人之难”的“圣人”，而以孔子为中国武士道之开端。同样引《韩 非子显学》，以漆雕氏之儒为“后世游侠之祖”，且称颂“孔门尚武之风，必甚盛矣”， 而讥“《说文》训儒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57]
游侠归懦归墨的学术论争，时人其实不大关注，只不过是想以墨家的“摩顶放踵 以利天下”或者儒家的“杀身成仁”来规范游侠狂荡不羁的生命活力,将其改造成为利 国利民而不是报恩报怨的理想的“大侠”。章太炎将世人推崇的游侠分为四等，头等 为“不世出”的大侠，其次为朱家、剧孟，再次为荆轲、高渐离，最后一等是“胃法抵禁” 的郭解、原涉。[58]何以如此分等,聿氏没有明说。梁启超倒是表白了他对史书记载的 游侠的取舍原则，不过与章氏的分等眼光不大相同。《中国之武士道》之“凡例”称： “本编去取，微有权衡。如专诸与荆、聂同类，以其为一私人野心之奴隶，非有所不得 巳，且无与全国大计，故鷉之。如季布与朱、鞾齐名，以其亡命龌龊，旦贵后无建白， 而以暮气损民族对外之雄心，故》之。”去专诸而取荆轲、聂政，与去季布而取朱家、郭 解，或出于政治眼光，或出于道德修养，都是突出侠之利民与成仁，努力洗刷掉这一古 老的历史形象身上可能存在的污点。经过二番意味深长的选择与故造，大侠作为圣 洁的殉道者与拯世济难的英雄，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于是，游侠不只是“赴士之阨困”(《史记游侠列传》），更“以夹辅群生为志且 “懦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5游侠也不只是“时扦当世之文罔”(《史记 游侠列传》），其理想之髙，近乎“今所谓无政府论者”[M]游侠更不只是报一人之 恩仇，而是像曹沫那样“安国家定社稷”，建“旷古之奇功”。最后，游侠“非膂力之谓， 心力之谓也”，胸有大志的张良外表如妇人好女,仍不失为“天下之大侠也”[61]。经过 章太炎、梁启超、黄侃等人再三诠释的“游侠”，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梁启超还只是 为古侠之以武犯禁辩解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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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黄侃则干脆认可 游侠之永恒魅力抟抟大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苟强种不餘，暴政不戢，富人不死， 侠其得群黎百姓之心乎？
在对游侠的诸多溢美之辞中，尚武精神、平等意识、镅强扶弱等等都不是关键;最 令晚淸志士倾心的，其实是其“尚侠轻生”（译成儒家语言是“杀身成仁”）。对“流血” 的崇拜，以及对“牺牲”的渴望，使得晚清志士们在解读游侠形象时容易将其刺客 化——不只因其暗杀的手段，更因其必死的信念：在最后一击中体现（鉴赏）生命的 辉煌，这一意象令时人深深陶醉。最著名的莫过于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拒绝出 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也。有之，请自嗣同始!”[6这种烈士心态,在晚淸志士中相当普遍。所谓“文明者购 之以血”，“列国文明皆自流血购来” []这样的判断，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场录、虚无党 人的气概，都让这代人坚信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 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66]
认准“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67],暴力革命自然是最佳选 择。革命需要流血，“流血”因而也就获得一种神圣感。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中， 主张革命者在道义上占有明显优势，因其敢于欣赏“流血”。章太炎称革命之难得成 功，根本原因在于党人之缺乏道德，而“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 诺，轻死生，则可矣”。[68]主张“激烈”、“破坏”并真能轻死生的吴樾，在《敬告我同志》 中这样指责论敌夫至今日而言建设、言平和，殆亦畏死之美名词耳。”[69]黄侃批评 立宪党人，也是抓住“畏死”二字做文章今既嚣嚣然以救国自豪，而畏死特甚，则其 心直可谓之仅能好名、慕势、竞利，而不能救国，可也。”政治策略可以争论，学术思路 也可以争论，惟独“敢死”与“畏死”二者在道徳天平上之倾斜与高低，无可争论。这就 难怪黄侃减出“吾党之志，以敢死为先”[7D]这样响亮但含糊的口号。其时，“敢死”与 否几成了品评人事的最高尺度。陈天华述及暗杀时称此无论所抱持之主义与吾党 同，或与吾党立于正反对之地位，其敢死有足多者。”[71]只要“敢死”，便“有足多者”， 就因为世人皆贪生怕死，能克服这一怯懦天性者，不论其政治主张如何，都值得敬仰。 陈天华蹈海自尽，时人有作《敢死论》，讥其“乃类于匹夫E妇之所为”;章太炎为此文 加“附识”,认定“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理由是若必选择死所，而谓鸿毛泰 山，轻重有异，则虽值当死之事，恐亦不能死矣。”先秦法家反对世人对待犯禁的游侠 “罪之，而多其有勇也”(《韩非子五蠢》)的模棱两可态度，现代政治家也不会赞赏 “与吾党立于正反对之地位”的“敢死”者。而晚淸志士则管不了那么多，当务之急是 激励民气广主义之争”倒在其次。故“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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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敢死”,古代的游侠与刺客无疑是第一流的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 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无论是《史记》、《汉书》, 还是此前此后无数评头品足的骚人墨客,对游侠、剌客的道德修养与政治作用评价抑 或有高低，但没有人怀疑这些“亡命之徒”的确“不爱其躯”。晚清志士之推崇游侠，很 大程度正是敬佩这种献身精神。大概时人真的相信“何必怯舟师，何必畏利器；苟得 死士心，无敌有大义”(黄节《宴集桃李花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因而，置生死于度 外便成了慊慨赴国难的第一要求一念轻死生，千秋定是非”（王大觉《赠周志伊狱 中》）；“我欲天涯求死所，十年磨剑悔蹉跎”(柳亚子《次韵和陈巢南岁暮感怀之作》）。 正是这种“轻死生”、“求死所”的烈士心态，使得晚淸志士很容易认同游侠的生命 意识。
四暗杀风潮之鼓吹
晚淸志士歌咏之游侠，其实多近于刺客。秋瑾《宝刀歌》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 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鹰王魄”；高旭《侠士行》荆卿歌市中，闻者 肝胆裂;渐离击筑和，相乐更相泣”;柳亚子《闻万福华义士刺王之春不中感賦》君权 无上侠魂销，荆聂芳踪黯不豪。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当初司马迁著 《史记》，刺客和游侠分别立传，实不无深意。游侠以武犯禁，“时扞当世之文罔”,虽有 “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的壮举，但并非政治斗争的得力工具。而刺客虽也被酒使 气，但讲剑术报恩仇，一怒而天下惊，“流血五步，天下缟素”(《战国策魏策》），成为 列国争强的重要手段。魏晋诗人基本上还是游侠与刺客分咏，只是陶渊明的“抚剑独 行游”中已出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象(《拟古》其八）。到了唐代诗人和小说家手 中，游侠与刺客已混为一谈，不再界限分明了。[73]晚清志士要让游侠死国事守大义， 而不只是逞强恃勇睚眦必报，必然驱使其走上刺客一路。而晚淸暗杀风潮的形成，与 仁人志士对“游侠”的这一解读互为因果。
暗杀从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只不过在晚淸推翻淸廷的革命中，扮滇 了特别重要的角色。革命党人将其定为排满的两大途径之一（一为暴动一为暗 杀)[74]，报刊书籍大谈暗杀的好处，而接二连三的暗杀案，也确实激励斗志振奋精神。 以至当你思考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时，无论如何不该漠视暗杀的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与宫崎寅藏谈话中，大赞日本志士之游侠 精神，“终乃漏其欲藉此等侠士之力，狙击西后之意”，被宫埼以不掠头功为理由拒 绝。[75]同属改良派的梁启超虽有《中国之武士道》和《论俄罗斯虚无党》之作，但对现 实斗争中的暗杀影响甚微。晚淸的暗杀活动及其宣传，大致皆革命党人所为。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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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人的理解，“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
从1900年兴中会会员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到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中间十 几年发生过许多起暗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赴死的刺客大都是热血沸腾的读 书人，而不是秘密会党或职业杀手。而且，这些杀身成仁的“刺客”，有的甚至还在行 刺之前或之后，就“暗杀”这一行为的意义与作用做过专门论述。如吴樾行刺前著《暗 杀时代》，称“排满之道有二： 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 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76]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针对 “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的讥刺，慷慨陈词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 以为天下先。”[77]这是一批有淸醒政治头脑的特殊剌客，或许只有俄国虚无党人的行 为可以与之媲美。
实际上，晚清志士之热中于暗杀，正是受虚无党人的刺激与启示。“慷慨苏菲亚， 艰难布鲁东”(柳亚子《偕刘申叔……约为结社之举，即席賦此》），晚清歌咏苏菲亚的 诗文小说可谓车载斗量。20世纪初，一批旅欧、留日的知识分子被虚无党人的纲领 及奋斗精神所吸引，将其作为20世纪“执牛耳握霸权主盟全球”的新主义[78],介绍到 中国来。1902年，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大赞“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 公敌也”[79];1903年，马叙伦著《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称“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 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之而退走”。[8e]其后，张继、蔡 元培、金一、刘师培、李石曾等人都曾热心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对于晚清志士来说， 虚无党人之值得钦佩，除了其“抱至髙无上之宗旨，具无坚不摧之愿力”外，更因其“以 杀戮官吏为正义者”这一手段以及“视死如归之精神”。[81]也许是中国人崇拜牺牲，也 许是中国人熟读游侠与刺客传，太欣赏“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人驺万乘，杀 之有如屠狗” [8这一斗争方式了，因此，虚无党人的政治理想远不及其“敢死的刺客” 形象更广为传颂并深人人心。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张继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一书， 对这一阅读倾向的形成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此书上编辑录革命党人和无政府党人 提倡暗杀之言论，下编是截止到1901年各国无政府党人暗杀政府要人的记录。而燕 客为此书写的《序》,更强调暗杀手段的有效性广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 也神速。以一燔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军队革命 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时而语。”这一说法为不少革命党人所接 受，在此后讨论游侠或暗杀的文章中可以不断听到其回音。
如果真像孙中山先生说的，1900年史坚如的暗杀只是史个人自行决定[83]，那 么，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以鼓吹、起义、暗杀为三大策略[84];1904年蔡元培 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85],便都是有组织有宗旨有计划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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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暗杀活动更为活跃。参与暗杀淸廷大吏的青年书生，虽 也进行过一些初步的训练，但成功率不高，常令人有“惜哉剑术琉，奇功遂不成”（陶渊 明《咏荆轲》)的感慨。但不管暗杀是否成功，都起了激励民气的作用，并对大吏要员 形成某种威慑力量。这里不准备讨论革命党人采用暗杀手段在政治操作中的得失， 而是探究促成其采用这一特殊手段的心态。
革命党人之选择暗杀，首先是出于双方力量对比的考虑。虽说满淸江山岌岌可 危，但以其军事力量镇压各地零星起义还是绰绰有余的。蔡元培等人之所以“觉得革 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8S],很大原因是其时发动大规模暴动有困难，不 单是人力，还有财力的困难。康有为、孙中山都曾因海外筹款未能及时运到，导致起 义失败，因而受到同人严厉责难。梁启超分析俄国虚无党“何故不行暴动手段，而行 暗杀手段”时，特别强调革命之成本凡暴动者必藉巨款”，“啸聚草泽，其最少数亦必 须千人以外”，故“暴动必兼赖他力，而暗杀则惟賴自力”。[87]林猜在论及刺客容易成 功时，也首先指出其“第一不要多花钱”。[88]既然发动一次起义需动员大量人力物力， 而派出一两名刺客相对简单多了，何乐而不为？黄侃解释“救民之道”众多何以独取 暗杀时称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M]汤增 璧的意见大致相同,去干戈而用爆弹，舍群团而取狙击，盖手腕捷，心志专，奠善于 此。”[9e]黄、汤二文均刊于《民报》，而《民报》乃晚淸倡导暗杀最力的刊物，各期所刊照 片有一半以上与暗杀有关。只是革命成功不能单靠暗杀，这点谁都明白，即便最热心 暗杀的人也都承认匹夫提剑，屠恶有限,殆非吾党之专策。”[91]其时虽有“当急军人 而缓刺客”抑或“刺客之与军人，相须为命，何有缓急之分”之类的争论[92]，但决策的 关键其实在于时机而不在原则。据说孙中山对暗杀问题“不为绝对之主张”，暗杀“惟 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实行耳”。[93]明知“革命断非一 次就可以成功”，而人民尚未觉鹿，要想唤起民众，“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M]，起码可 以起到“伸民气”、“铸国魂”的作用。至于是否会因此牺牲骨干或滥杀无辜，实无暇 顾及。
对暗杀活动的大力鼓吹，很大原因还在于晚清志士多为热血靑年，而不是成熟的 政治家。因而，他们更多考虑理想与信念，而不是实际操作。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综合的考察以及周密的计算；而晚淸志士的政党意识、组织观念大都不 强（章太炎甚至反对政党形式），政治理想也较为简单空泛，因而不免时时自作主张， 意气用事。将“社会种种不进化的缘故”归因于一二政治家或贵绅、族长，不能说是高 明的政治主张；而由此推导出“要想把众生拔出地狱”，“只有单刀匹马以做刺客为不 二的法门”[95],也并非高明的斗争策略。不过，这一思维方式倒是更接近于古代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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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游侠，而不是率兵打仗的战将。这也是他们在诗文、言谈中格外推崇古代刺客 和游侠的原因。黄侃称“荆轲、聂政之事，盖胜于陈涉、吴广”1>];汤增壁则赞烈士刘 道一“其心纯洁高尚，张良、豫让、荆轲、聂政，乌能比其烈欤”。[97]而柳亚子以“胡尘遍 中原，侠风久不作”开篇的悼诗，历数从史坚如到秋瑾诸多英烈事迹，并描摹了他们的 共同心愿得当竟报汉，一击天地复”(《有悼二首，为徐伯荪烈士作》）。醉心于“流血 五步，世界之幸福以进”〔98]的戏剧性后果，再加上对牺牲的崇拜，晚清志士当然推崇 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刺客，而不欣赏现代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大军团的士兵或 将军。游侠的个人魅力，经过千百年骚人墨客的渲染张扬，早就深深烙在这代人的脑 海里。一方面是晚清志士用新的政治理想来重新诠释、改造古老的游侠作风和刺客 精神，另一方面是充满神奇色彩的游侠梦始终制约着晚清志士的思维方式以及其对 斗争策略的选择。
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歌颂）暗杀，固然使得革命党人慷慨赴难杀 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广泛传播，但也使这种最为血腥惨烈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化 了。不少诗文不大注重暗杀的实际政治作用，反倒有欣赏其审美价值的倾向。史家 多从政治斗争的策略以及英雄史观的偏颇来谈论晚清的暗杀风潮，其实还必须关注 这批志士的知识结构以及心理特征。并非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如孙中山），大部 分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者，既有献身精神与浪漫激情，又因对语言文宇的过分沉迷 而容易冲动与兴奋。暗杀之所以形成风潮，除了政治家的有意引导，还有时人对暗杀 意象（而非实际手段）的迷恋。其时谈论暗杀的文章，绝少论及刺客的命运，似乎守大 义死国难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革命高潮中，像吴樾那样真心相信与其“奴隶以生”，不 如“不奴隶而死”，或者如陈天华那样“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1~]者，当不在少 数。可我还是觉得晚清志士游侠诗文中体现的轻视生命的倾向，与其用审美眼光来 看待“死亡”这一意象有关。汤增璧在《崇侠篇》中呼唤“匹夫提剑”刺杀专制魔王，文 章结尾处特别渲染易水悲歌这一场景的美感且易水萧骚，落日荒凉，亲朋咽泪，至 以白衣冠饯送，而酒酣拔剑，击筑高歌，怒发上指，气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气，近儿女 沾巾之态，此古之侠风，则有然矣，宁独不可再见于今日耶？此等颇具文采的宣 传鼓动文字，对于绿林豪杰或许丝毫不起作用，可晚清志士不乏因此而悲歌一曲慷慨 赴死的。最让他们醉心的，还不是临危一击的实战效果，而是“酒酣拔剑，击筑髙歌” 的意境，于此可见其文人心态。
这原也不无道理，晚清志士注重的是“烈士精神”，而不是技击本领。暗杀乃“谋 事在人成事在天”，偶然性太大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因此，晚淸志士之大谈剌客， 不少只是希望在国民中养成一种随时可以赴国难的“烈士精神”，而并非真地想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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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行暗杀。英雄建功立业得益于天时地利，而刺客则特立独行不借他力；前者取其 才智，后者扬其精神。而在时人看来，“得一英雄诚不如得一烈士”，因为“英雄罕能 真，烈士不可伪也' 英雄不一定死国难，而刺客几乎注定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故曰刺客之道，必死之道也”。1>2]对于崇尚牺牲的晚清志士来说，刺客因而远比英 雄更有魅力。
千古文人谈游侠、刺客而怦然心动者大有人在，而晚清志士更是感慨良多。康有 为《读〈史记刺客传>》诗云：“迁史愤心尊聂政，泉明诗咏慕荆轲。要离有冢谁能近， 博浪无槌可奈何。”康氏还只是叹惜“羞甚苍生四百兆，岂闻一客剑横磨”,章太炎则以 身作则，1914年冒险入京力挽狂■时高歌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时 危》）。只不过康、章二人之采用刺客典故，只是表示报国情怀与必死信念，而并非真 地准备采用暗杀手段。
五联络会党的策略
在晚清各社会阶层中，最接近古代游侠生存方式者，莫过于秘密会党。革命党人 为了壮大反清力量而采取联络会党的斗争策略,也是影响晚清志士游侠心态形成的 一个重要因素。
孙中山先生在回忆当初革命思潮刚起之时势及所作的战略思考时说内地之 人，其闻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 藉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1°3]其时的革命志士颇有主张慎用 会党者，因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且多桀骛不驯难以驾驭。如陈天华称“会党可以 偶用，而不可恃以为本营”[W4];就连长期在浙江联络会党且很有成绩的陶成章也承 认欲得会党之死力也难。”[le5]但是否联络会党不是个理论是非问题，而是个斗争 策略问题。会党标榜“反清复明”，与革命派之主张“革命排满”，宗旨大致吻合；另外， 会党深人社会底层，有极大的活动能量,这一点是革命党人所望尘莫及的。在新军没 有被感化改造以前，会党可以说是革命党人能够利用的主要武装力量。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志士再也无法从上而下地实行改革，只好依赖下层社会力 量。而1900年“自立军起义，乃是我国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首次与下层会党群众 在反淸目标下的初步联合”据周锡瑞统计分析,在有案可查的参加起义的六十 四人中，二十二人是秘密会党头领，五人在军队里面（秘密会党力量的重要据点），三 十七人为知识分子。[1W]此后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大都与秘密会党的合作分不开。
自立军起义被镇压后，湖南巡抚俞廉三有一奏折，分析此次起义大抵此项匪徒 中有二等：一系文人，皆曾在各处学堂肄业，及曾经出洋学生，与康有为等交往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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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痞匪，即内地旧有之会匪痞徒，贪利与之联合。”在他看来，“军营散勇无业游民” 之“偷窃劫掠”本不足为虑，因其“手无利器巨赀，胸无远谋大志”;值得担优的是此种 “文人”与“痞匪”的结合。[_后来的事实证明，俞氏的担心颇有先见之明。不管是革 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在努力争取会党的支持与合作。若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 会，陶成章、秋瑾的浙江光复会等，都与会党携手，因而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 布为亡命之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1M]曾朴 先后写作的《孽海花》，都提到陈千秋奉孙中山命“联络各处会党”，以及哥老会头目表 示愿“率江上健儿，共隶于青年会会长孙君三色旗之下”。至于联合的理由，据说是 “内忧外患，岂可同室操戈”[|1°]。其实，联合的根本原因在于会党需要“读书人”的新 思想和财政支持，而“读书人”则需要会党的组织系统和军事力量。在二者联手开展 反清斗争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不曾忘记用新思想逐步改造会党。陶成章称“其开导之 方法，则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11] 改造会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由于新时代交通及信息传播的发达，加以革命党 人于所到之处登台演说民族大义，有利于会党中人增进知识开阔眼界，因此昔日散漫 贪财的会党，有可能如秦力山预言的，成为“满洲之司命阎罗”。[112]
冯自由在谈及会党在晚淸的作用时称至戊戌庚子二次变乱之后，遂有革命志 士乘时奋兴，日以联络会党为事，由是诸会党乃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而满淸末 祚从此多事矣。”[113]革命党人之联络会党，有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一是因会党之 势力“日见其强大，时势遇人”，而与之合作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1U]具体做法包 括提供武器与财政资助，怂恿其独立举事或联合起义。如1907年宋教仁赴东北联络 大孤山“马賊”，表示“欲与公等通好，南北夹攻，共图大举”[m];黄兴则希望为北方之 会党提供费用，促其举事以惊撼北京，此则为出奇者也。势虽不成，牵制北淸之兵 力有余”。[11这基本是一种利用会党制造社会动乱，分散清廷军事力量，以便乘机发 动武装起义的策略。也就是说，以会党为偏师，而以革命党人自己掌握的武装为“原 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由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会党，掌握领导权，使其成为可以“依为 心腹”的革命力量。1908年，远在巴黎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新世纪》，曾发出 “去矣，与会党为伍!”的呼号，理由是“中国会党之力，实足为中国近代史上之伟 观”[m];可在此之前，孙中山一派早就实行了这一策略。如孙中山之“令史坚如人长 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 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118〕革命派之运动会党，最为典型的当推浙江光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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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陈去病为徐裼鱗作传，谓其“运动绍属会党，尽交其酋豪，旁及金华诸府，由 是草泽间往往知君名”,至开办大通学校，“绿林之豪,糜集其间，而势力亦益盛”。⑴幻 此大通学校的开办，据参与主持其事的陶成章介绍，竟是“遍招各处会党头目”，而且 规定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于是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后 来秋瑾甚至“编制各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随 时准备武装起义。[】2
革命党人之运动会党，确是一高招。尽管在推翻淸廷的最后一击中，新军起了决 定性作用，但会党激发社会危机的作用，以及其在新军中的强大势力，都使它在晚淸 “革命排满”斗争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革命党人之所以能运动会党，除了共同的 反清宗旨外，还由于其对游侠的一致推崇。也就是说，撇开政治理想与组织形式，单 就个人气质而言，晚淸志士和会党中人都可能赞赏或认同‘‘仗义行侠”。
或许正因为这样，晚清志士颇能理解这些被“正人君子”所鄙视的草莽英雄。当 初宋教仁为联络满洲“马賊”，致信其头领李逢春等,称赞其“集义辽海之间，以扶弱抑 强，抗官济民为志”，并引为同志。[m]这并非只是权宜之计。革命党人对民众参加会 党的心理以及会党的性质见解相当通达，如孙中山称“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 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122];陶成章称其 “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 政体主共和”。〔123]而吴稚晖等人主编的《新世纪》发表《去矣，与会党为伍！》和蔡元培 等人主持的《俄事蒈闻》发表《告会党》，甚至赞扬江湖好汉会党中人“视死如归，大有 古武士风”个个像《三国志》里的张飞，《水浒传》里头的鲁智深”，是“军国民的材 料”。[m]至于侠民的长篇小说《中国兴亡梦》，干脆让红胡子党(“马賊”）的统帅大谈 其如何“每喜拔刀助人”，“以此屡触法网”，俨然司马迁笔下的古侠。[125]会党中人以 “患难相扶”为主要宗旨，其讲义气求平等是受《三国》、《水浒》的影响，这一点已为现 代学者所证实。[126]
会党中人虽则大多愚昧放荡，但也可能因其粗豪脱略、讲义气守信用、喜打抱不 平的性格，为晚清志士所赏识。孙中山物色到的第一个同志郑士良即“曾投人会党”， 而吸引孙中山的正是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 者”。[m]这一选择几乎带有象征意味：会党中的佼佼者很可能因其“豪侠尚义”而与 同是“豪侠尚义”的晚淸志士走到一起。并非每个晚清志士都天性豪侠,但能联络会 党者，大都喜拔剑髙歌使气任侠。
“好任侠，善剑术”，为“物色豪杰”浪迹天涯的谭嗣同[128]，倘若不是早死，大概是 联络会党的最佳人选。谭氏去世后，其“刎颈交”唐才常即“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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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溅荒邱”(《临难诗》），其重要策略正是联络会党举事。而唐才常等筹组自立军并以 富有山堂统一长江之所以进展如此神速,除本人陚性豪侠易得会党中人好感外，更因 其很早就意识到“兵乱将起”，故“于风尘中稍物色豪杰之士，而与之交”。在革命 党人联络会党的工作中，浙江光复会成绩卓著，陶成章、徐锡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而“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满江红》）的鉴湖女侠秋瑾，居然也能统 领、驾驭会党，更令人惊叹不已。这自是与其“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尤好 《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 [13的豪侠性格有关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 豪”(秋瑾《对酒》）;“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秋瑾《宝刀歌》）。也许，正是 这种豪气与侠骨，慑服或倾倒了会党中人，才使得他们心甘情愿服从一个“女流”的 指挥。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一开始很可能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可改造是双向的；尤其是 在情感气质和行为方式等与政治理想距离较远的方面，革命党人实际上不可能不受 其盟友的影响。既然在“豪侠尚义”这一点上双方找到了共同话语，就难保晚淸志士 不会因与会党结盟而强化其游侠心态。
六大小传统之沟通
晚清乃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有争议的 是，在这一社会转型中，传统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思考晚清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 中，先行者如何借助西学激活传统，完成传统的选择与重构，使之成为促进改革的重 要思想资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从梁启超、钱穆到侯外庐、张舜徽、余英时等，都注 意到淸中叶以后诸子学的复兴及其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懦学的冲击。[131]张灝更 将诸子学的复兴、大乘佛学的重新榍起以及儒家传统中致用思想的凸现这三种主导 思潮，作为晚清志士思想得以形成与成熟的中土思想背景。[132]这一思想背景的形 成，既有调整结构回应社会危机的功能，也与外部世界的冲击（从坚船利炮到制度文 明）不无关系。淸理这一思想背景，必须在抛弃“挑战一应战”的研究模式的同时，防 止过分执著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因而漠视西学的巨大影响。[133]将中学与西学 的对话，与传统的内部对话重叠起来透视，方才能够理解晚清社会思潮的纷纭复杂。
即便只是考虑传统的内部对话，诸子学与佛学的复兴以及儒学的自我调整，仍不 足以说明晚清思想界的动荡与变革。这三种主导思潮的崛起，确实使得某些原先非 主潮非正统的学说从边缘向中心移动，进而牵发、影响了社会思瀨的激荡。可这种播 述并非天衣无缝，因其忽略了“小传统”或曰“通俗文化”的存在对思想界和社会思潮 的制约。传统的内部对话，不应只是局限于士大夫中懦释道的此起彼伏，也应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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