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论想象力
学者们说，“大胆的想象可以创造意外。”我属于那种感觉到想象力之巨大威力的人。想象力人皆有之，但有些人则被搞得神魂颠倒。想象压得我不堪忍受。我的对策是逃避，而不是抵制。我周围的人健康快乐，我才能生活得好。看到别人愁眉锁眼，我也会忧心忡忡。我的感觉常常会受第三者感觉的影响。有人咳嗽不止，我的肺部和喉咙就会感到不舒服。对于我所不关心和不敬重的病人，我是不大愿意去探望的，但我更不乐意去看望我应该看望的病人。我会抓住我研究的疾病，想象着自己也得了这种病。有些人因姑息和放纵想象而导致发烧和死亡，对此，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西蒙?托马斯是一代名医。我记得，一天，我在一位患肺病的老富翁家里遇见了他，他和病人商讨治疗方案时，建议病人将我冒在身边做伴，说是多看看我朝气蓬勃的脸蛋，多想想我生机盎然的青春，将我身上的朝气填充他各个感官，他的健康状况兴许能得到改善。可是，这位医生忘记告诉病人，我的身体也会变坏。
加吕?维比潜心研究疯病的本质和规律，结果自己也丧失了理智，从此不得治愈。他兴许可以吹嘘自己是因为太聪明而变疯的。有些人没等刽子手动手就先吓死了。有个人被送上断头台，看到有人来给他松绑，向他宣读赦令，却顿生幻觉，骤然倒在断头台上而一命呜呼。在想象力的激发下，我们骚动不安，我们浑身颤抖，我们脸色时白时红，躺在床上，感到身体蠢蠢欲动，有时激动得都快死去。旺盛的青春撩拨得我们兴奋难熬，熟睡时也会在梦中满足情欲：
仿佛真在做爱，直到完成，精藏外泄而弄脏了衣衫。——卢克莱修
尽管夜里梦见自己头上长角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意大利国王居普斯的事却值得一提。该国王白天兴致勃勃地观看斗牛赛，回来后整夜梦见自己头上生了角，因此，他便想象自己额头上长出了两只角。悲痛欲绝竞使克罗伊斯的儿子恢复了大自然拒绝给他的嗓音。安条克则因对斯特拉托妮凯的美貌着了魔而得了疯病。大普林尼称他亲眼看见吕西?科西蒂在新婚之夜由女人变成了男人。蓬塔尼及其他几个人也叙述过近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发生的这种变性事例。由于他和他的母亲愿望热切，
伊菲做女儿时的宿愿，做男人时实现了。——奥维德
经过维特里一勒一弗朗索瓦时，我可以看见一个男子，苏瓦松的主教给他行坚信礼时起名日耳曼，当地的居民都认识他，看见他直到二十二岁还是女儿身，名叫玛丽。我看见他时，他已经老了，长着胡子，终生未婚。只因向前跳时，用力过大，他身上就长出了男性器官。当地的女孩子中至今还流行着一首歌谣，提醒她们不要跨大步，以免像玛丽?日耳曼那样变成男人。此类意外屡见不鲜，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如果说想象力在某件事上有用武之地，它就会牢牢抓住，毫不松懈。因此，为了避免被同一个念头和欲望纠缠，想象力干脆一劳永逸地让这个男性器官长到女孩子身上。
有人把达戈贝尔国王和圣弗朗索瓦的伤疤归因于他们的想象力。还有人说自己的身体有时会腾空而起。塞尔苏斯叙述说，有位神甫对宗教心醉神迷，竞至于可以长时间不呼吸，无感觉。圣奥古斯丁也叙述过一位教士的故事，说他只要听到悲哀凄惨的叫声，就会昏厥过去，任人摇他，吼他，掐他，烫他，都无济于事，直到他自己醒过来，他会对人说他听到了什么声音，但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他发现身上到处是被掐和烫过的痕迹。然而，他刚才既无脉搏，亦无呼吸，这说明他不是故意同自己的感觉作对。
确实，相信奇迹、幻觉、魔法和各种神奇的事，主要是想象力所致。意志薄弱者容易受想象力左右。他们对什么都信以为真，没看见的东西，也以为看见了。
我依然认为，这种流传甚广、严重影响我们身心健康的戏谑性的“绳结”，完全是由于害怕和担忧所致。我有过经历，我有一个朋友，我可以像保证自己那样保证他没有阳痿，也不是中了魔法，只因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在最不需要阳痿的时候，异乎寻常地出现了阳痿，当我的这位熟人处在同样的场合时，这个可怕的故事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结果他也遭遇到了他朋友同样的命运；从此，这件倒霉事总不愿从他记忆中消失，折磨和纠缠着他，使他屡屡重陷困境。他找到了一个治疗办法，那就是用另一个想法来克服这个总是纠缠他不放的念头，因为事先承认和使人相信他有这种自卑心理，精神上的紧张反而得以松弛，既然那不幸的事在预料之中，他的责任和心理压力就不如以前大了。思想负担一旦解除，身体功能便恢复正常，当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作首次尝试时，他便顿时痊愈了。
只要一次能，以后就不会不能，除非是真的无能。
当欲望和敬畏使我们的精神变得过于紧张耐，尤其是在意外和急迫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发生那种不幸，因为此时我们无法恢复镇静。我知道有些人为了平息这一疯狂的欲望，即使身子已开始厌倦，仍坚持不懈，这样做果真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这件不太行的事上慢慢地也行了。还有个人是得到了一位朋友的帮助。这位朋友教给了他祛除魔法的对策。最好还是把事情经过作个交待。一位出身高贵的伯爵，是我过从甚密的朋友，他同一位漂亮女人结婚时，她的一位追求者也参加了婚礼。为此，伯爵的朋友们忧虑不安，尤其是一位老夫人，是他的亲咸，婚礼是由她主持，并在她家里举行的。她对我说，她担心会发生“绳结押巫术。我请她尽管放心，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在我的珍藏中，恰好有一枚金质小纪念章，上面刻有几个天使像，把它贴在头颅上，便能防中暑去头痛。这纪念章上缝了根带子，可以系在下巴上。这个做法和前面谈到的一样荒唐。这个神奇的物品是雅克?佩尔蒂埃送我的礼物。我想让它派一派用场。于是，我对伯爵说，他可能会像其他人那样发生意外，因为有人想给他制造麻烦，但我叫他尽管大胆地去睡觉，我作为朋友当为他效犬马之劳，在他需要时也许会创造个奇迹。我有这个能力，但要他以名誉担保严守秘密，不过，他要答应如遇障碍，等有人给他送夜宵时给我个信号。他是那样垂头丧气，思想陷入混乱，果然发生了障碍。他接预约给了我信号。于是，我叫他借口要把我们赶走而从床上起来，闹着玩似地抢走我身上的睡袍，穿在自己身上（我俩身材差不多），直到按我的指示做完要做的事：等我们走后，他就去小便，把某个祷词诵读三遍，再把某个动作重复几遗，每祷告一次，就把我放在他手中的带子拉一拉，注意让系在带子上的那枚纪念章贴在腰部，图像处于某一角度。我让他把带子拉紧，不会再松开和移动，然后就放心地去干那件事，并叫他别忘了把我的睡袍扔到床上，把他和新娘的身体遮住。这些滑稽的动作是效果的关键所在，因为要使我们的思想摆脱困境，采用的方法必须稀奇古怪，来自某种玄妙的知识。这些动作虚浮空幻，也就更具有分量，更令人敬畏。总之，可以肯定，我那枚金纪念章护身符与其说能防中暑，毋宁说可刺激情欲，与其说在禁止，不如说在行动。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奇怪的冲动导致我采取这一违背我本性的行动的。我向来反对耍小聪明和弄虚作假，只要是耍手腕，不管用于消遣，还是有利可图，我一概憎恨。即使行为不恶劣，但方法却是不道德的。
埃及国王雅赫摩斯二世娶了希腊美女拉奥迪斯为妻。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搭档，可同拉奥迪斯却难以寝合。他以为是中了魔法，便威胁说要杀死拉奥迪斯。正如由想象组成的事物那样，拉奥迪斯又使他变得顺从起来：她让国王向维纳斯许了愿，在献祭后的第一夜，雅赫摩斯就神奇地恢复了正常。
然而，女人不应该用皱眉头、找碴儿和躲躲闪闪的态度对待我们男人，这会煽起我们的欲火而又将其熄灭。毕达哥拉斯的儿媳说，女人同男人睡觉时，应该把娇羞和短裙一起抛弃，完事后，穿上衬裙，就恢复羞颜。出击的男人心里受各种焦虑骚扰，很容易失态；一旦想象力使他感到受了羞辱（这种痛苦初次做爱时才有，因为这时欲望更强烈，更冲动，也就更担心失败），一旦开头不好，这次意外引起的焦躁和气恼就会影响到以后。
新婚夫妇有的是时间，如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急于行事或作尝试。与其困第一次就遭拒绝而惊异和绝望以致终生痛苦，不如不得体地拥抱充满激情和兴奋的婚床，等待更多亲密更少不安的机会再行事。在交合前，被动的一方应显出热情，不时地稍微表示主动，切莫说服自己消极到底。那些知道自己的生殖器生来软弱的人，则要注意不要上想象力的当。
我们完全有理由注意到，这一器官无拘无束，桀骜不驯：不需要它的时候，它会不合时宜地跃跃欲试，但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不知趣地萎靡不振起来，同我们的意愿激烈地争权夺利，骄傲而顽固地拒绝我们心理和身体的要求。然而，即使有人指责这一器官叛逆不道，证明它罪该万死，但是，如果它出钱让我为它辩护，我就会怀疑和指责我们身上的其他器官，也就是它的伙伴们，它们因妒嫉它的作用和温柔，挑起了这场早有预谋的争吵，阴谋挑动大家同它作对；它们居心叵测，把共有的过错推到它一人身上。因为，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身上有哪个部位不常常拒绝做我们想做的事，不经常违背我们的意愿而自行其事。每个器官都有各自的欲望，器官的苏醒和沉睡不用我们批准，而受欲望的控制。我们脸部下意识的表情，多少次泄露丁我们内心的秘密，将我们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不仅脸孔，而且心、肺和脉搏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看到赏心悦目的东西，我们全身会掠过一阵难以觉察的兴奋和激动。难道只有肌肉和血管才会无视我们的意愿和思想，自行其事地鼓起和收缩吗?激动和害怕会使我们的头发擅自竖立，皮肤自行颤抖。手会伸向我们不让它伸向的地方。舌头会变僵，声音会哽住。当家里揭不开锅时，吃喝的欲望会不顾我们的禁令，不停地刺激身体的有关部位，正如情欲刺激有关器官一样，到时候，也会毫无道理地把我们抛弃。排泄大便的器官和排泄小便的器官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扩张和收缩，根本不把我们的意见放在眼里。为树立人类意愿的绝对权威，圣奥古斯丁声称曾见过一个人可以指挥放屁，想放多少就能放多少。圣奥古斯丁的注疏者比维斯用他那个时代的例子丰富了圣奥古斯丁的提法，他说，有人按照诵诗的音调有节奏地放屁。这些例子也不能证明屁股的服从是绝对的。我认识一位很不安分、很难相处的人，四十年前，此人要他的师傅不停地放屁，结果，害他师傅一命呜呼。
刚才，为维护我们意愿的权利，我们对生殖器官进行了责难。可是，难道不能指出，我们的意愿不也常常行为不规，不听指挥，造我们的反吗？它难道总是老老实实地想我们之所想吗?它不是也经常想我们禁止它想的、有损我们利益的事吗？它不是也会违背理智的决定而行动吗？最后，我还要为我的当事人辩护几句：并请大家考虑这个事实，我当事人的案子与一伙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密切相关，不能把它们区别对待，然而，人们却只谴责我的当事人，并列举许多论据，证明其他器官鉴于自身的条件，和我的当事人没有共同利害关系。因而，控方的兽性和非法性也就昭然若揭了。不管怎样，自然法则却无视律师和法官的争论和判决，依然走自己的路。它赋予生殖器以特权，让它负责人类繁衍生息这一不朽的工程，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繁衍生息是神圣的行为，是爱情，是对永生的向往，是人类永久的守护神。
由于想象力的作用，有个人可能在法国意外地治愈了颈淋巴结核，而他的朋友却没治愈又把病带回了西班牙。因此，这种事习惯上要求病人诚心诚意。医生之所以在着手治病前反复向病人保证能够治愈，就是为了让病人建立信念，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以弥补汤药的欺骗性。医生知道，有位神医在他的传世之作中写道，有些人一见药病就好。
我还要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故事是从我已故父亲的一位密友那里听来的。此人是药剂师，瑞士人，朴实爽直（瑞士人不慕虚荣，不说谎骗人）。我父亲的这位朋友说，很久前他在图卢兹认识了一位商人。此商人身体赢弱，患有结石病，经常需要用草药治疗奇根据病情，他千方百计让医生给他开药。拿药后，就接习惯的程序进行，一样也不漏掉。他常常摸一摸药是否太烫。然后躺下，仰卧着，一切按程序进行，就是不让人给他灌药。仪式完毕，药剂师退下，病人舒服地躺着，就像真的用了药一般，他的感觉和服了药的人完全一样。医生若觉得效果不甚理想，便再给病人用两三次同样的药。我的见证人发誓说，为了省钱（尽管不真的用药，照样付钱），病人的妻子有时试图用温水代替，但效果就不好，病人就会发现在骗他。因为用水代药的效果不好，只好仍按原来的办法做。
有位妇人吃面包时以为吞进了一颗别针，大叫大嚷，焦虑不安，仿佛别针真的卡在喉咙口，感到疼痛难忍。可从外面看，那妇人的喉咙既不肿胀亦无异样，因此，有个内行人判断这纯粹是幻觉，不过是一块面包经过喉咙时截了一下，于是就让她呕吐，在她的吐出物中悄悄扔进一枚别针。那妇人以为别针吐出来了，顿然感到痛苦烟消云散。有位贵族，在家里宴请了几位有身份的人，三四天后，他开了个玩笑（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吹牛说给他们吃了得瘟疫的猫肉；那些人中有位小姐，听说后吓得又是呕吐又是发烧，最终也未能被救活。连牲畜也会和人一样受制于想象力。比如狗，主人死后，它们会悲痛而死。我们也能看到狗在梦中尖叫和扭动，马在梦中嘶叫和挣扎。
上述例子可以说明思想和身体互相影响的紧密关系。想象力不仅作用于自身，有时也会作用于他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身上的疾病可以传给他身边的人，例如瘟疫、天花和红眼病就会相互传染：
没病的眼睛看一下病眼就会染病，许多疾病都是这样传染的。——奥维斯
同样，想象力一旦被激化，会射出利箭伤害别人。传说远古时候，在斯基泰王国，有些妇女发怒时，目光就能把对方杀死。乌龟和鸵鸟只须瞥一眼它们的卵就能孵卵，这说明它们的目光有射精功能。至于巫师，据说他们的眼睛具有攻击性和危害性，
不知哪只眼睛慑服了我的羔羊。——维吉尔
我认为巫师是最不令人信任的。不管怎样，我们常看到，女人们给腹中的胎儿打上她们幻想的烙印。譬如，就有人生了个摩尔人国，有人从意大利比萨给波西米亚国王，即查理皇帝，带来了一个全身长毛的女孩；据女孩的母亲说，是因为看了圣?让?巴蒂斯特的一张画像才怀了长毛的女孩的。动物也一样，例如雅各的羊群，还有被山中的白雪染成白色的鹧鸪和野兔。最近，我们家的一只猫窥视树上的一只鸟，猫和鸟四目对视，也不知是为自己的想象所陶醉，还是受到猫的吸引，反正没多久鸟就仿佛死了似地落入了猫爪之中。爱用鹰打猎的人一定听说过，有位驯猎鹰者举目凝望天空中的一只鹞鹰，打赌说他凭目光就能把那只鹰吸引到地上，据说，事实果真如此。因为我相信作者本人的真诚才借用这些故事的。
叙述是我的，以理性为依据，而不是亲身的体验。人人都可以加进自己的例子，没有例子的，请相信一定会有的，因为意外的事各种各样，举不胜举。
如果说我刚才的类比做得不好，那就让他人去做得更好吧。
因此，我在研究人类习俗和活动时，将一些只要是可能发生的虚构材料，当作真人真事为我所用。不管有无其事，发生在巴黎还是在罗马，在让还是在皮埃尔身上，总归是人类聪明才干的一种表现。我要叙述的事都经过深思熟虑。我在研究和利用那些材料时，既注意表面，也注意实质，对于那些故事的不同教训，我总是选用最珍贵最值得记忆的。有些作家旨在叙述发生的事件，而我的目的是讲述我所知的可能发生的事。哲学是允许假设事物的相似性的，哪怕事物间并不相似。然而，我不这样做。我忠于历史，慎之又慎。我这里选用的例子，不管是道听途说的，还是自己做的或说的，我丝毫不敢于事实有丝毫歪曲。我的意识不允许我这样做，但难免因知识不足而造成缺憾。关于这个，我常想，让一个神学家、哲学家，让这些意识和判断力都完美无缺的人来写历史可能比较合适。他们不可能相信一种民间传说，不可能为自己不熟悉人的思想负责，也不会作出毫无根据的臆测。他们在法官面前宣过誓，绝不会为面前发生的复杂的行为作证。他们同谁的关系都不亲不疏，不会为任何人的意图担保。我本人认为写过去的事比写现实少担风险，因为作家只须阐述一个借来的事实。有些人认为我适合写当今的事，一则我看问题比别人少受情感的影响，再则我有机会接触各派系的首领。但是，他们也不想想，为了不给萨卢斯特丢脸，我是不会费劲去写的，因为我讨厌责任、勤勉和恒心；再说，没有什么比冗长的叙述更背离我的风格了：我的文笔缺乏连贯，撰写和阐述的事毫无价值，即使表达最平常的事，我也不如一个孩子善于遣词造句；然而，我从来只说我知道的事，做事一贯量力而行，如果我让人来指导我，我也不可能接他们的标准行事；我这人无拘无束，会随心所欲却又不失理智地发表非法的会受到惩罚的看法。普鲁塔克可能会对我们说，如果他写的事对所有人都是真理，那么这是别人的作品；如果那些事对后人有启迪，犹如一盏明灯，指引我们走向道德的完善，这才是他的作品。过去的事，不管怎样，不会比劣药更危险。
第二十二章
一人得益，他人受损
雅典人狄马德斯谴责一位雅典市民以卖殡仪商品为业，说他索取的利润太多，如果没有很多人死亡，他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多的利益。这一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他获取利润并未损害别人的利益，否则，任何赢利都要受谴责了。
商人赚钱靠年轻人挥霍，农民靠麦子价格昂贵，建筑师靠房屋倒塌，司法人员靠民事诉讼和纠纷，神职人员靠我们的死亡和罪恶。古希腊的喜剧作家菲莱蒙说，没有一个医生乐意别人甚至自己的朋友身体健康，没有一个士兵乐意天下太平，依此类推。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人人探测一下自己的心灵，就会发现我们心中孕育和产生的愿望，大多是损人利己的。
这就是我深思熟虑后产生的想法，因为大自然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违背它的普遍规律。自然科学家认为，每一事物的产生、维持和发展，意味着另一事物的改变和衰败：
因为生命一旦改变性质，
过去的存在便即刻消失。——卢克莱修
第二十三章
论习惯及不要轻易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
我觉得，第一个编造下面故事的人，一定想到了习惯的力量。故事叙述一十村妇有一头牛，牛一出世，她就把它抱在怀里轻抚，从此一直坚持，终于成了习惯，待牛长大后，她依然要把它抱在怀里。事实上，习惯是一个粗暴而阴险的教师。它悄悄地在我们身上建立起权威，起初温和而谦恭，时间一久，便深深扎根，最终露出凶悍而专制的面目，我们再也没有自由，甚至不敢抬头看它一眼。我们看到习惯时常违反自然规律。“在任何事上，习惯总是极其有效的主人国。”
我相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作的洞穴譬喻。医生常常会抛弃医术的理性而服从于习惯的权威。有位国王设法让自己的胃习惯服用毒物。据艾伯特记载，有个女孩习惯以蜘蛛为食。
在新印度，人们发现有许多民族，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地区。那些人民以蜘蛛为食，不仅储存，还养殖，同时也吃蚱蜢、蚂蚁、蜥蜴、蝙蝠；缺粮时，一只蟾蜍可卖六个埃居。他们将这些动物煮熟，再配以各种沙司后食用。在那里，还有些民族认为，我们吃的各种肉类会把人毒死。“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猎人麓在■地里过夜，瞻忍受山上的烈日。拳斗士被铁皮手套击中时，连哼都不哼一声。封
如果我们好好想一想——而这正是我们日常的感受——习惯如何使我们的感官变得驽钝不敏，那么，这些闻所未闻的例子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毋庸去了解生活在尼罗河大瀑布附近的居民有何感觉，也无须打听哲学家对天上的音乐有何看法；那些坚固的天体在运行中轻轻相碰和摩擦，发出一种奇妙而悦耳的声音，天体和着这抑扬顿挫的音乐婆娑起舞；但是，声音再大，人的耳朵已麻木而感觉不到，正如尼罗河畔的居民对巨大的瀑布声习以为常一样。马蹄铁匠、磨坊主、枪炮匠如像我们这样会被敲击声震聋耳朵，他们就无法生存了。我佩戴用花做成的项链，是为了愉悦我的鼻子，可是连戴三天，我就久闻不知其香了。更为奇怪的是，尽管有很长的间断，习惯照样会对我们的感官起作用，例如住在钟楼附近的人就是这样。我住在一个钟楼里，一口大钟每日早晚各敲一次圣母经。这喧闹的钟声震得钟楼也胆战心惊，头几天我无法忍受，可不久就习惯了，听起来再也不感到刺耳，甚至常常不被钟声惊醒。
柏拉图训斥一个玩骰子的孩子。那孩子回答说；“你为这点小事就训我。柏拉图反驳道：“习惯可不是小事。”
我发现，我们身上最大的恶习是从小养成的，我们的教育主要掌握在乳母手中。母亲看到孩子拧鸡的脖子，打伤狗或猫，似乎是种消遣。还有的父亲愚蠢之极，看到儿子殴打一个不自卫的农民或奴仆，会以为是尚武的好预兆，看到他以狡诈手段欺骗和愚弄同伴，会以为是光辉的业绩。然而，这却撒下丁残酷、专横和背信弃义的种子，这些缺点在那时候就已萌芽，以后，在习惯的魔掌中茁壮成长。因孩子年幼或事情不大就原谅他们的不良倾向，这是后患无穷的教育方法。首先，这是天性在说话，它那时的声音与其说尖细，不如说纯净而洪亮。其次，欺骗的丑恶性不在于金币和别针之间有差别，而在于欺骗本身。对此有两种结论，一是；“既然他在别针上能弄虚作假，为什么在金币上就不会呢？另一个是：一只是别针罢了，他不会拿金币去搞欺骗的。”我认为前一种结论比后一种正确得多。应该认真教导孩子憎恨他的本质上的恶习，使他们认识到这些恶习天生的丑陋性，要他们不仅在行动上，尤其在思想上做到防微杜渐，不管恶习怎样伪装，心里闪一下念头都是令人憎恶的。我从小就培养自己走正路，做游戏时，我最痛恨弄虚作假（必须指出，孩子们做的游戏不是单纯的游戏，应该看作他们最严肃的行动），因此，即便是无谓的娱乐活动，我也坚决反对作弊，这已成为我的本性。无须作任何努力。我和妻子、女儿玩牌时，赢她们或输给她们我都无所谓，就像是在玩真的一样，两个辅币的输赢当作两个金币一样对待。我的眼睛无处不在，督促我安分守己，没有人会如此近地监视我，也不能让我如此遵守规则。
最近，一个南特人来我家里，那人身材矮小，生来没有胳膊，他训练脚来做手该做的事，动作如此娴熟，他的脚几乎要忘记它们的自然功能了。而且，他称脚为手，用脚切面包，给枪装上子弹后射击，给针穿线，缝衣，写字，脱帽致敬，梳头，打扑克，玩骰子，洗起牌来游刃有余，比常人毫不逊色。我付他钱（他靠表演谋生），他用脚来接，就像我们甩手接一样。还有个人，是个孩子，他用双手舞剑，又用脖子——因手正忙着——夹住一根长矛舞动，把剑和长矛抛向空中后再接住，尔后又扔标枪，挥起鞭子啪啪响，俨然是个法兰西车夫。
习惯在我们思想上一无阻拦，从它给找们的奇特印象中可以更好地看出它的效果。它对我们的观点和信仰无所不能。难道还有什么看法比习惯灌输的看法更离奇，更怪诞的吗？（宗教赤裸棵的欺骗排除在外，多少伟大的民族，多少自命不凡的人物都沉迷于宗教，它们是不受人的理性控制的，因此，那些没有被上帝的恩宠特别照耀的人，在里面迷失方向是情有可原的。）西塞罗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我看不无道理=“自然科学索的任务是观察和探索大自然，却要求被习惯一叶障目的人为真理提供证据，这样散难道不惭愧吗(？”
我认为，大凡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事，再古怪和疯狂，也能在生活中找到具体的饲子，因此，也总能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在有些国家，向人致意时把背对着人家，从来不看对方。还有些国家，当国王吐痰时，最受宠爱的宫廷贵妇伸手去接。在另一个国家里，国王身边最重要的显贵们弯腰拣国王扔下的垃圾，装在他们的手绢里。
这里，我们要插进一个故事。有个名叫弗朗索瓦的绅士，喜欢用手擤鼻涕，这与我们的习惯格格不入。此人以爱开玩笑而遐迩闻名，他为自己竭力辩护，问我这肮脏的鼻涕有什么特权，非得要他备一块漂亮而精致的手帕，甚至还要把擤了鼻涕的脏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在身上。他说，用手帕擦鼻涕兴许比随地擤鼻涕更可惜，更令人恶心，而其他脏物也是随地扔的嘛。我听后觉得他的话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然而我对随地扔脏物已习惯了，因而不以为怪，若讲的是其他国家的事，我们一定会觉得丑恶无比。
奇迹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所知无几，而不是出于大自然的状态。习惯使我们的判断力驽钝不敏。蛮人于我们一点也不比我们于他们更怪诞，也没有理由更怪诞。假如读一读下面的例子，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同这些事例作一正确的比较，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人的理性是一种天赋的染料，其重量几乎等于我们所有观念和习俗的总和，不管什么形式的观念和习俗，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理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无穷无尽。下面我就来举些例子。在有些国家里，同国王说话，要用传声筒，唯国王的妻子和儿女除外。在某个国家中，处女露出阴部，但已婚妇女却把阴部小心遮住，另一个地方的一种习俗与此相仿，那里，贞洁只对婚姻有价值，因为女孩子可以随便委身于男人，倘若怀孕，只要她们愿意，可以用专门的药堕胎。还有个地方，如果是商人结婚，所有应邀来参加婚礼的商人先于新郎和新娘睡觉，和她睡觉的人越多，她就越光彩，越被认为坚强能耐；官吏、贵族或其他人结婚也一样，但农民或下等人除外，只有老爷才能这样做；然而，在婚礼上，人们仍一本正经地嘱咐新郎新娘要忠贞不贰。有的地方有男妓院，男人之间甚至可以结婚；妻子随夫出征，不仅参与打仗，还指挥作战。有的地方，不仅将戒指戴在鼻子、嘴唇、脸颊和脚趾头上，而且！不将沉甸甸的金环串在奶头和屁股上。有些地方的人吃饭时，在大腿、阴囊和脚掌上攘指共。有的地方继承权不传子女，而传兄弟和侄儿；还有的地方侄子才有继承权，但不能继承王位。有的地方规定某些高级法官管理共同财产，全权负责耕种土地，按需给大家分配果实。有的地方孩子死了人们痛哭流涕，老人死了却额手称庆。有的地方十来对夫妇同卧一间屋里。有的地方丈夫若是猝死，妻子可以再婚，其他情况下妻子不能改嫁。有的地方女性极受歧视，女的一出生就被杀死，需要时，就从邻国买来妇女。有的地方丈夫可无端休妻。有的地方若妻子不育，丈夫有权将她们卖掉。有的地方人死后尸体煮熟再被捣成粥状，掺在酒中喝掉。有的地方人死后让狗吃掉是最理想的归宿，还有的地方是让鸟吃掉。有些地方的人相信幸运的灵魂自由自在，生活在安乐舒适的旷野，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回声。有的地方在水中打仗，边游泳边准确地拉弓射箭。有的地方以耸肩和低头表示服从，进国王的住所得脱鞋。有的地方看管修女的太监没有鼻子和嘴巴，以免修女爱上他们；神甫为了同神灵交往和获得神谕而把双目戳瞎。有的地方，各人把自己喜爱之物奉为神明，猎手信奉的神是狮子和狐狸，渔夫则是某一种鱼，人类的每个行动或嗜好都有偶像；太阳、月亮、大地是最重要的神柢；发誓时就看看太阳，在地上跺跺脚，那里的人吃生肉和生鱼。有的地方作重大宣誓时，就用一位生前德高望重的死者的名字，把手放在死者的坟墓上。有的地方国王送给封臣们的新年礼物是火。送火的使者来到时，各家各户的火都要熄灭。封臣的子民们都得来取新火回家，否则就是犯渎君罪。有的地方如果国王自行退位，以便把自己全部献给宗教（这是常有的事），他的第一继承人也必须这样做，而把王位传给第三继承者。有的国家的统治形式根据事务的要求而灵活多变，必要时可以废黜国王，让德高望重者取而代之管理国家，有时把政权交给公社。有的地方不论男女都行割礼，都起教名。有的地方，如果士兵在一次或几次战斗中取下七名敌人的首级奉献给国王，就可以封为贵族。有的地方相信灵魂会死亡，这种看法绝无仅有，愚昧无知。有的地方史人分娩神色不惧，一声不哼。有的地方女人套铜护腿，若被虱子咬了，把虱子咬死是她们的崇高职责；在把自己的童贞献给国王之前（如果国王要她们的话），她们不敢嫁人。有的地方向人致意时先用手指头触一触地，然后再举向天空。有的地方男人用头顶重负，女人则用肩膀；女人站着小便，男人却蹲着。有的地方如要向人表示友谊，便送去自己的血，如表示尊敬，就给他们焚香，有如敬奉神祗。有的地方亲戚之间不能通婚，哪怕隔了四代，甚至更远。有的地方孩子吃奶到四岁，每每到十二岁，第一天就给孩子吃奶被认为有生命危险。有的地方父亲管惩罚男弦，母亲管惩罚女孩，惩罚的方式是把他们倒吊着用烟熏。有的地方女人行割礼。有的地方什么草都食用，除非有些草气味大，这是鉴别草能不能吃的惟一办法。有的地方屋里什么都敞开着，房屋再富丽堂皇也没有门窗，箱子不锁，但对小偷的惩罚很严厉。有些地方的人像无尾猕猴那样，用牙齿咬死虱子，看见用指甲掐虱子感到很吓人。有的地方的人一生不剪头发不修指甲；还有的地方只剪右手的指甲，而左手的指甲任其生长。有的地方，右边的头发任其生长，左边的头发则要剃光，而在周围的省份，有的前面留发，有的后面留发，不留发的地方全剃光。有的地方父亲把子女，丈夫把妻子租给客人作乐。有的地方儿子可以光明正大地和自己的母亲生孩子，父亲可以同他们的女儿甚至儿子纠缠不清，聚会狂欢时，可以互相出借孩子。
这里，人们以人肉为食，那里，把上了一定年岁的父亲杀死则是尽孝道；这里，孩子尚在娘胎里时，父亲就已作好安排，或留下来喂养大，或抛弃和杀死，那里，年老的丈夫把妻子借给年轻人享用；还有的地方女人为男人们共有，却不视为罪孽，甚至在有的国家，女人同多少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就在她们的裙子上戴多少根漂亮的缨子，作为荣誉的标志。习惯不是还创造了一个女儿国，让她们拿起武器，训练军队，同敌人打仗吗？整个哲学都无法让最睿智者装进脑袋的东西，习惯不是靠自己独家的法令，就让最粗俗的人掌握了吗？我们知遭，在有些国家，死亡不仅受到蔑视，还受到欢迎；在那里，孩子们到了七岁就要受鞭笞之苦，直到被打死，却要脸不变色心不跳，在那里，人们对财富视如敝屣，最贫穷的人也不屑伸手去捡装满金币的钱包。有些地区丰饶富足，可是最美味可口的家常饭菜却是面包、蔬菜和水。
习惯不是还在希腊的希俄斯岛上创造了奇迹吗，那里七百年内，不曾有一个已婚和未婚的女子做出伤风败俗之事。
总而言之，照我的想象，习惯无所不做，无所不能。据说。品达罗斯称习惯为世界的王后和皇后，我看不无道理。
有人遇见一个人在打父亲，那打父亲的人回答说，这是他家的惯例，他的父亲也这样打他的祖父，而他的祖父也这样打他的曾祖父。那人还指着他的儿子说：“他到我这般年纪也会打我的。”
那父亲被儿子在大街上拖来拽去，备加虐待，但到了一个门口，他命令儿子停下来，因为从前他也只把自己的父亲拖到那个门口，那是他们家的孩子们虐待父亲的世袭界限。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女人扯头发，咬指甲，食煤和泥土，既出于习惯，也是一种怪癣；男人喜欢同男人交往，既出于习惯，也是本性使然口
从前，克里特岛人想诅咒某人时，就祈求诸神让那人染上某种恶习。
但是，习惯力的最主要效果就是攫住和蚕食我们，一旦进入我们身上，就把我们紧紧抓住，并且深深扎根，为它的法令说理和争辩。的确，从我们出生后吃奶起就吮吸习惯的法令了，我们首次看到的世界就是这般面孔母我们似乎生来就为了照习惯办事。那些在我们周围颇有市场、被我们祖辈注入我们心灵的成见，似乎是普遍而自然的思想。
因此，不符合习惯就被认为不符合理性，一般来说，这是极不合理的。如果人人都像我们那样研究自己，听到一句正确的格言，就立即看一看它在哪个方面适合自己，那他就会发现，这句格言与其说是机智诙谐的话，不如说是对成见的猛烈鞭挞。然而，人们接受警句和箴言似是为了告诫人民，而不是规箴自己，因此不是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习惯，而仅仅是装进记忆中，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和绝对无用的。言归正传，继续来谈习惯的权威。
受自由和自主思想培育的人民，认为任何统治形式都是可怕的，是违背自然的。习惯于君主制的人民也一样。不管命运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变革机会，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了某个君主的讨厌统治时，就会赶紧花同样的力气为自己按上一个新君主，因为他们不能下决心憎恨君主统治。
波斯国大流士一世问几个希腊人，给他们什么就可以使他们遵从印度人习惯，把去世的父亲吃掉（这是印度人的习俗，认为把死人装进他们的腹中是最好的归宿），希腊人回答说，不管给什么，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大流士一世又试图劝说印度人放弃自己的做法，按照希腊人的习惯，把他们父亲的尸体火化，印度人的反应则更强烈。人人都这样，因为习惯使我们看不到事物的真面目，任何伟大和令人赞许的东西，都会渐渐变得平淡无奇。一卢克莱修
从前，每当我要阐述一个我们早已接受的权盛看法时，我不想墨守陈规地只用规则和事倒来证实，而是穷源溯流，寻根究底，我就会发现这个看法根基不牢，以致一想到要向别人证实这个看法，就会有点儿感到兴趣索然。
柏拉图为了消除他那个时代盛行的违情悖理的爱情，号召公众舆论对之抨击，让诗人和每个人口诛笔伐，他认为这种做法是灵丹妙药。多亏了这个灵丹妙药，再漂亮的女儿世不会激起她们父亲的爱情，再英俊的兄弟也不会使他们的姐妹心动，就!堤厄斯忒斯、俄狄浦斯、马卡勒斯的神话，也用令人愉快的歌声，把这一实用的信念注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口
贞操确实是一种美德，它的用途可谓无人不烧，但从本性上来探讨廉耻心是困难的，如用习俗、规律和格言来阐述就容易得多。最基本最普遍的道理是难以细细探究的。我们的大师们泛泛研究这些道理，甚至不敢触及，一上来便成了习俗的卫道士，还自高自大，洋洋得意。那些不愿摆脱这种习俗的人犯的错误则更大，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奇谈怪论，正如克里西波斯回在他作品的许多地方，散布对任何形式的乱伦不必太重视的观点母如若有人想摆脱习惯的强烈偏见，他就会发现，许多毅然决然接受的东西，似乎就凭借着它们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外形。但是，这张面具一旦撕掉，事物就恢复其真实和理性，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仿佛被彻底推翻，然而却回到了更可靠的状态。譬如说，到那时我会问他，还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盲从某些习惯更荒唐的事呢？他们的家庭事务，诸如婚礼、捐赠、遗嘱、买卖，都束缚在某些他们不可能弄懂的规矩上，那些规矩不是用他们的语言撰写和出版的，因此，他们不得不购买解释和用法说明书。那些规矩不是建立在伊索克拉底的高见之上：这位雄辩家劝导国王让其臣民进行自由贸易，免除税收，让他们有利可图，如果他们争吵起来，就对他们课以沉重的税金；那些规矩却是建立在一种可怕的见解之上：情理可以买卖，法律可以作为商品交流。我很幸运，因为据我们历史学家记载，第一个反对查理曼大帝把拉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强加给我们的人，是一位加斯科尼绅士，是我的老乡。在一个国家里，法官的职位可以用钱购买，判决可以用现金换取，无钱就打不了官司，这些都成了合法的习惯，还有什么比这更野蛮的做法呢？司法权拥有如此重要的商品，以致国家政治组织多了个第四等级，那是由掌管诉讼的人组成的等级，和早已存在的教士、贵族和平民这三个等级平分秋色。这第四个等级掌握法律，对财产和生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丁一个独立于贵族的阶层，因此就有了双重法律，荣誉的法律和正义的；击律，两者在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荣誉的法律谴责忍受，正义的法律谴责复仇。从尚武的职责讲，谁忍受侮辱，就会名誉扫地，而从公民的职责讲，谁要复仇，就会招致死刑（因荣誉受损而诉诸法律，会有损脸面，可要是不求助法律而私下报仇，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这两个部分同侍一主，却各司截然不同的职责；一个掌管和平，另一个掌握战争；一个有利益，另一个有荣誉；一个博学，另一个勇敢；一个重口才，另一个重行动，一个讲正义，另一个讲德行；一个诉诸理性，另一个诉诸武力；一个穿长袍，另一十生就穿短袍。
至于那些衣着之类的小事，如有人想让它们恢复为身体服务的真正用途（衣着的优雅和得体盖出于此），我就尤其会给他举方帽的例子。在我看来，这种帽子丑陋无比，一条长长的打褶丝绒带，犹如一根尾巴挂在女人的头上，外加五颜六色的附属物，和一个其形状同我们羞于出口的器官酷似的毫无用处的装饰物，我们却把它展示在众人面前。这些考虑却丝毫不能使一个有头脑的人不去随波逐流；因此，我反面觉得，任何与众不同的式样与其说出于真正的理智，毋宁说是野心勃勃的疯狂或做作。我认为哲人在心里可以摆脱一切羁绊，自由自在地判断事物，但表面上应该完全遵循被认可的习俗。公众社会不需要我们的思想，至于其他，诸如我们的行动、工作、财富乃至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得服从社会和公众舆论，正如那位善良而伟大的苏格拉底拒绝违抗法官的判决而寻求拯救自己生命的办法，哪怕法官的判决极不正确，极不公道。因为人人遵守所在地的规则和法律，是一条普遍的规则和法律：
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克里斯平
下面要谈另一个看法。不管哪个公认的法令，改变后有无明显的好处，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况且，即使有好处，改变起来谈何容易，因为祛律犹如一座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希腊立法者卡隆达斯规定，谁想取缔一项旧法令，或确立一项新法令，就要头套绳索让人民裁决，若新法令遭到反对，他就立即被绞死。斯巴达的立法者利库尔戈斯毕其一生，让斯巴选人民保证不违背他制定的任何法令。弗里尼斯给齐特拉琴增加了两根弦，但是斯巴达的法官未曾想一想这两根弦会不会使音乐更和谐悦耳，就粗暴地把它们砍断了口只因为那两根弦破坏了旧的习惯，就应该受到制裁。这就是马赛法庭那把生锈的剑所寐征的意义。
我讨厌改革，不管它们以怎样的面目出现。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看到过改革的破坏作用。多步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宗教改革，虽不能说一切都是它干的，但完全有理由说，一切都是由它导致的，甚至包括从此不管有没有它都会产生的不幸和毁坏。一切都归罪于这次改革，
唉！我这是自食其果。——奥维德
引起一个国家混乱的人，每每和这个国家一起毁灭。挑起混乱的人往往得不到果实，他们把水搅浑，使其他人得以浑水摸鱼。君主政体的内部结构，这座老朽的大厦，一旦由于改革而分崩离析，就会向这样的不公正尽情敞开大门。一位古人云，君权从山顶跌至半山腰比从中间跌入山谷要难得多。
但是，如果说创新者更有破坏性，那么，效法者则更恶劣。因为他们明明感觉到并惩罚过前者的罪过，却还要步其后尘。如果说这些效仿者即使在做坏事时，也有些体面可言的话，那就是他们把改革的荣誉和尝试的勇气归功于前者。
种种新的骚乱都幸运地从这个取之不竭的第一源泉中汲取扰乱我们治安的形象和原型。我们的法律本是为了医治这最大的顽疾的，可它却让我们看到它在教唆人们做各种坏事，或在为种种坏事辩解。正如修昔底德对他那时候的国内战争所描述的那样，为了宽容公众恶习，竟然使用更温和的新词，来掩饰它们真正的名字。然而，这是为了重塑我们的意识和信念。“借口墨诚实的。”但是，为变革提供最好的借口是极萁危险的：“对旧棚度的任何改革无论如何不值得称赞。打然而，坦率地说，我觉得如此看重自己的看法，那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为树立个人的看法，不惜在自己的国家里推翻太平的公共秩序，导致只有内战和动乱才会造成的种种灾难和伤风败俗。为了同值得反对的错误作斗争，却又助长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坏事，这难道是谨慎的做法吗？还有比违背自己的意识和认识更坏的坏事吗？
元老院为解决它和人民之间关于宗教职责上的看法分歧，竟然根据米提亚战争中神谕对德尔斐人民的回答，抛出这样的借口：“保护神殿是神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诸神绝不会让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德尔斐人民担心波斯人入侵，便询问上帝如何处置阿波罗神殿中的圣物，将它们藏起来，还是带走。上帝回答什么也不要动，要他们照管好自己就足够了。
天主教有种种极其公正和实用的标志，但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正确告诫人民要服从统治者，维护他们的统治。上帝的智慧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上帝在拯救人类并引导人类光荣战胜死神和罪恶时，从没想过要摆脱我们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是让陈规陋俗盲目而不公正地制约这一崇高而有益的事业继续前进，让无数他所宠爱的选民无辜死去；为使这个珍贵的果实渐渐成熟，白白流去了多少时间。
有的人因循本国的旧习陈规，还有的人则致力于引导和改变习俗，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因循守旧者以平淡、服从和为人师表作借口。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有恶意，最多也只是不幸。“在经过千锤百炼而保存下来的光辉古文化面前，谁能无动于衷?”
再者，伊索克拉底也说过，不及比过火更合适。那些主张改革的人步履维艰，因为他们在对旧习陈规进行鉴别和改革时，必须多多地使用判断力，识别被摈弃的东西有什么缺点，被引进的有什么优点。这一极为平常的看法，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使在最鲁莽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控制自己的言行。我不愿让自己肩负如此沉重的担子，为如此重要的学问负责任。平时，即使是我所学知识中的最简单的东西，我也不敢贸然作出判断，虽然大胆谈出自己的看法丝毫无损于我学到的知识，现在面对如此重要的学问，我更不敢判断了。我认为，让家喻户晓和一成不变的民法，神法听凭个人随心所欲和变化无常的奇想，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个人的看法仅是个人的裁判。任何政权对于民法不敢为的，对于神法千万也别做。从理性上讲，人类同民法关系更加密切，但是神法却是民法法官至商无上的仲裁人。因此，应该把最大的聪明才智用于解释和发展已有的习俗，而不是改变和革新。有时，上帝会越过他所强迫我们遵守的规则，但这并不等于免除。这是上帝的壮举，我们不应模仿，而应赞美。上帝的这些壮举，是一种刻意和特别的恩宠，是施予我们的奇迹，是为了证明其威力无比，凌驾于人类秩序和力量之上；试图仿效上帝的壮举，是神经错乱，亵渎神明。我们只能惊叹地凝望，而不应效法母这是上帝的而非我们的职责。
古罗马雄辩家科达恰当地断言：“在宗教方面，我信奉法学权威科伦卡尼乌斯、西庇阿、斯凯沃拉，而不相信哲拳素芝诺、克菜安西斯或克星斯波斯。”
在当前的宗教斗争中，有上百条重要的、根深蒂固的教规需要清除和重新确立。天晓得有多少人可以夸口完全承认了这派或那派的论据。若是数量问题，那这个数量对我们可能不构成威胁。可是，其他人向何处去？他们投到哪派麾下？改革派用的药和其他劣药或服用不当的药一样没有效果。他们的药本想净化我们的体渣，但它引起的冲突使体液变得兴奋和活跃，不惟如此，那药还会留在我们体内。那药软弱无力，非但未能净化我们，反使我们更加虚弱，以致无法把它排除出去，得长期忍受它给我们体内带来的痛苦。
然而，偶然性总是凌驾于我们的原则之上，会向我们指出迫切要做的事，因此，法律就要网开一面。
当我们抵制强行而入的改革，不让它发展壮大时，那种以克制和合法手段对付那些恣行无忌、无法无天、为达目的不挥手段的改革者的做法，是一种危险的屈从和软弱。相信背信弃义者，无疑于引狼入室。”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其通常的法规不可能防止这些意外，它们首先需要一支由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还需要绝对的遵守和服从。合法的手段是一种冷静、呆板和受束缚的做法，面对卑鄙而疯狂的做法，会无可奈何。
至今仍有人指责屋大维和小卡图园，说这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分别在苏拉和凯撒发动的内战中，宁愿让祖国蒙受各种极端行为，也不肯损害法律而拯救国家。事实上，在这忍无可忍的最后时刻，与其固守法律，听凭暴力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倒不如灵活机动，暂不遵奉法律。这样做也许更明智。既然法律无法再做想做的事，那就干脆让官们做能做的事。这并非史无前倒，阿格西劳斯二世就命令法律沉睡一天一夜，亚历山大一世则将日历的某一天作了变动，还有个人把六月变成第二个五月。就连一贯恪守法律的斯巴达人，遇到实际情况，也作灵活处理。例如，法律明文禁止同一个人连任海军司令，可是国家事务又需要来山得。继续担任此职，于是斯巴达人便任命二个叫阿拉库斯的人为海军司令，而让来山得做海军总监。还有一例亦可证明斯巴达人的精明：他们往雅典派去一名使者，要雅典统帅伯里克利改变一项法令，伯里克利对他说，法令一旦刻在书板上，就不能再抹去，那使者机智地劝他只须把书板翻个身，因为法律不禁止这样做。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称赞菲洛皮门固生来是个指挥者，不仅善于依据法律指挥部队，而且在国家事务需要之时，还会巧妙地摆布法律。
第二十四章
相同的建议，不同的结果
一天，法兰西王室首席神甫雅克?阿米奥给我讲了个故事，赞扬我们的一位亲王（尽管他原籍异国，但完全可以称作我们的亲王）。故事发生在新教徒骚乱之初，天主教围攻鲁昂之际。该亲王被太后告知有人想谋杀他。太后在信中还透露说，刺客可能是一位叫昂热万或芒索的贵族，那人为能完成任务，与亲王的随从频繁接触。亲王得知消息后没有声张，但翌日便去卡特琳圣女山上散步，我们的大炮就是从那里射向鲁昂的（当时，我们在围困鲁昂）。与他同往的有前面提到的那位王室首席神甫及一位主教。他看见了那位被告发的贵族，便叫他过来。那人来到亲王跟前，亲王见他内心不安，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便对他说：“某某老爷，您想必已猜到我想要您做什么了，你的脸上写着呢。您什么也不要隐瞒了，您的事早有人向我告发，遮遮掩掩只会把您的情况弄糟。您对这个阴谋的来龙去脉和最秘密的细节了如指掌。可别拿您的性命冒险，把事情真相从实招来吧。”那可怜人无可奈何（一位同谋把一切都向太后告发了），只好双手合十，乞求亲王饶恕，还想扑到他脚下。可亲王不让他跪下，继续道；“过来杀我呀。我让您不愉快过？我对您家里的什么人有仇而冒犯过他？我认识您还不到三个星期，什么理由能驱使您杀我？那贵族声音颤抖地回答说，他这样做并非出于私仇，而是为了他那个教派的利益。有人对他说，消除新教的一个劲敌，不管用何手段，都是忠于宗教的虔诚行动。亲王说，然而，我要向您证明我的宗教要比您那个温和得多。您那个宗教叫您不问青红皂白，不听我的申诉，就要杀死我，可我的宗教却教我宽恕您，因为我确信您要杀我毫无理由。您走吧，离开这里，不要让我再见到您。如果您聪明的话，以后做事要选择正人君子当您的参谋。
奥古斯都皇帝在高卢时，得知秦那。正在密谋反对他。他决意报复，并决定翌日召朋友来商议此事。但那天夜里他辗转不眠，思量他要处死的是位望族青年，庞培的侄子，他一边抱怨一边为自己寻找各种论据。他说：“什么，难道我要终日提心吊胆，而让杀我的凶手逍遥法外？我身经百战，无论内战、海战还是陆战，哪次不是死里逃生，可他将来杀了我的头，就不用偿还吗?当世界普遍实行和平后，他难道会因为不只是决定杀我，而且把我当作献给和平的祭品而得到宽恕吗?因为谋反是为了杀他，可以拿他的脑袋作祭品。
说完，他抗默片刻，接着又更大声地开始谴责自己：“既然你的死同那么多人有关系，那你为什么还要活着？你的复仇和残酷难道没完没了吗？你的生命果真值得你不顾一切地保全吗？”他的妻子利维娅见他忧心忡忡，对他说：“要不要听听女人的忠告？照医生的办法去做吧：当习惯的药方不灵时，他们就尝试相反的。你一直非常严厉，却从没给你带来好处：继萨尔维迪努斯谋反之后是李必达，然后是穆雷纳、凯庇奥、埃格纳提鸟斯。你试试用宽容和仁慈来来危害你了，相反只会赞美你。”
奥古斯都高兴不已，因为他找到了一位为他的心境辩护的人。他对妻子表示感谢，又撤销了召集朋友的决定，命令把秦那单独带来见他，他摈退左右，给秦那赐坐，然后对他说；“首先，秦那，我说话时你平静地听着，不要打断我，我会给你时间回答的。你知道，秦那，你是我从敌人的阵营里俘虏来的。你不仅是我的敌人，而且是我的死敌，我却救了你，你的所有财产都是我给的。我让你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连胜者都对你这个败者的生活羡慕不已。你向我要大祭司职位，我给了体，而别人要我都拒绝了，可他们的父辈曾和我并肩战斗过。我对你恩重如山，你却密谋杀我。”听到这里，秦那嚷了起来，说他根本没有这样想过。奥古斯都接着说：“秦那，你不守信用，你答应不打断我的。一点不错，你密谋杀我，地点、时间、同谋和方式我都一清二楚。秦那听了这话惊骇万分，闭口不言了。这次沉默不再是为了遵守诺言，而是良心不安。奥古斯都见他这般样子，又说道，“你为什么要谋反？是想当皇帝？如果只有我妨碍你当皇帝的话，那我们的国家就糟了，你连你的家族都保护不了，最近与一个普通的自由公民打官词，你还输了。怎么，你没有本事千剐的，只会攻击皇帝吗？如果是我妨碍你实现愿望，那我就放弃好了。你以为保鲁斯、弗边和科萨人、塞尔维利乌斯人会接受你吗？还有那些贵族，不仅出身高贵，而且行为高尚，他们能容忍你吗？他还说了很多，整整两个多小时，不停地讲着。最后，他对秦那说：“你走吧，秦那，尽管你背叛我，还要杀我，但我饶你一命，正如从前你是我敌人时我放你条生路一样。但愿从今天起开始我们的友谊，我给了你生命，或者说你获得了生命，看我们谁更真诚。
说完，他让秦那走了。不久，他任命寨那为执政官，还埋怨他不敢自己提出要求。从此，他和秦那成了莫逆之交，并确立他为自己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发生这件意外事情时，奥古斯都四十岁。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密谋反对他，他的宽容得到了公正的报偿。可是，我们那位亲王的情况就不同了。他的宽厚没能确保他以后免遭同样的背叛。人的深谋远虑是虚妄而浮浅的。无论我们如何周密计划，小心谨慎，总是运气主宰结果。
我们把治病有方的医生称作走运的医生，仿佛他们的医术基础不牢，独木难支，需要运气助一臂之力。我认为对医学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感谢上帝赐与我们每个人独立性。我的看法与众不同。我一向蔑视医学。即使生病时，我也不会投降，反而对它更加仇视和害怕。别人催我吃药，我就回答他们至少等我病体痊愈、体力恢复后再说，好让我能够经受住药力和风险。我听其自然，相信我的体质长着锋牙利爪，能够抵御外来的进攻，保护身体组织免遭破坏。我担心，当我们的体质同疾病针锋相对作殊死搏斗时，我们会帮倒忙，病投治好，却引来了新的麻烦。
然而，不仅医学，其他更为可靠的学科也往往要碰运气。诗人灵感勃发时会心醉神迷，不能自己，逸难道不是得助于运气吗？连诗人自己也承认，曼感超越了他们自身的才能和力量，灵感来自别的地方，不在他们的能力之内，正如雄辩家们承认，促使他们远离意图的超凡脱俗的冲动也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及的。绘画也如此。有时，出种入化的线条会从画家手中选出，超过了画家原来的构思和才能，连他们自己也惊讶不迭，赞美不绝。更有甚者，运气会在作者既无意图亦无意识的情况下，赋与作品美丽和优雅。聪明的读者常常在一些作品中发现一些生花妙笔，使作品的含义和形象更加丰富，可那不是作者经心安排的，连他们本人也未必发现。
至于军事行动，谁都看到运气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在商议和决策中，一定要考虑到运气和机缘，因为我们的智慧所能及的实在微不足道，我们越聪明，越敏锐，就越有弱点，越缺乏自信。我赞成苏拉的看法，当我探入研究那些最辉煌的战功时，我发现，指挥官们在贯彻决议和建议时似乎敷衍塞责，而主要让运气来决定战争的胜负。他们相信运气会襄助他们，因此，他们每次行动都不受任何理性的束缚。在商议过程中，他们会突然兴奋激昂，抑或勃然大怒，这每每导致他们作出表面看来毫无根据的决定，使他们产生超乎寻常的勇气。因此，为使人们相信这些大胆的建议，在古代，便有许多将领向下属宣布，他们是受了神灵和某些征兆的启示才有这些想法的。
每个事物都有各种不同的属性和情况，这就使我们难以看清和确定该怎样做，这种无能为力往往使我们举棋不定，手足无措。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想不出别的办法，我认为最稳妥的做法是选择荣誉和正义；既然无法确定捷径，那就干脆走正道，正如刚才举的两个例子所阐明的，受伤害的一方宽恕对方的冒犯，无疑要比采取别的做法更漂亮，更高尚。虽然第一例中的弗朗索瓦?吉斯公爵最后仍免不了被谋杀，但也不能因此而谴责他的以德报怨；即便他作出相反的决定，也未必能逃脱命运的安排，可那样他也就失去了行善的荣耀。
历史上担心被杀的君王屡见不鲜，他们大多用复仇和酷刑迎击阴谋者。但我看到，受益于这一做法的寥寥无几。多少罗马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处于这种危险中的人，切不可寄太多希望于自己的力量和警觉。想要提防以最殷勤朋友面孔出现的敌人，看透帮助我们的人内心的想法和意愿，那真是难如登天。雇佣外国军队作警卫也罢，让武装人员时刻簇拥身边也罢，这些都无济于事：只有蔑视自己生命的人，才能永远主宰别人的生命。再说，君王如若整日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这对自己无疑是可怕的折磨。也没想去弄清情况。他说他宁死也不愿终日惶惶不安，既要防敌人，又要防朋友。亚历山大则采取了更激烈和坚决的行动z帕尔梅尼奥写信告诉他，他最心爱的医生菲利浦接受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贿赂，要用毒药毒死他。亚历山大一面让菲利浦读信，一面吞下了后者递给他的药剂。这难道不是为了表明这一决心：如果朋友要杀他，就让他们杀死？亚历山大最擅长冒险，但我不知道，在他的一生当中，还有比这更毅然的行动，更卓越的壮举。
有些人借口安全，劝谏君王怀疑一切，那是在向他鼓吹毁灭和耻辱。不冒险就不会有高风亮节。有位君主生性尚武，敢做敢为，但每天都有人来破坏他的好运气，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要他多和自己人接触，不要同宿敲和解，与人保持距离，不要和强于自己的人交往，不管人家向他许诺什么，不管这些诺言对他如何有用。还有一位君王听取了相反的意见，便出乎意外地有了好运气。他们所崇尚的胆大勇敢，需要时，在任何情况下部有用武之地，不管赤手空拳还是全副武装，在办公室还是在疆场，垂着手还是举着手。谨小慎微是崇高行为的死敌。为了赢得西法克斯的好感，大西庇阿果断地离开他的军队，放弃他刚征服的前途未定的西班牙，乘两只普普通通的战舰前往非洲，踏上敢国土地，面对一位野蛮而强大的国王和一种陌生的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住所，只凭自己威势雄雄的勇气和运气，胸中怀着崇高的希望：“真心通伟愤来诚意固。”
相反，一个雄心勃勃、想名扬四海的人，就不要无端猜疑，也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害怕和怀疑只会招致伤害那位最爱疑神疑鬼的法国国王。。为了赢得敌人的信任，敢冒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主动去和敌人谈判，以示对他们的充分信任，就这样，他和敌人签订了和约。凯撒只靠威严的神态和高傲的言辞对抗军队的叛乱，他相信自己，相信运气，丝毫不怕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支叛军。他站立在山丘上，视死如归，他无所畏惧，令人望而生畏。——卢卡努
不过，只有那些想到可能会死会出现最坏的结果而毫不恐惧的人，才会表现出完全的真正的自信。如果哆哆嗦嗦、犹犹豫豫去参加一次重要和谈，那这种自信是于事无补的。博得他人的好感和同情，敢于向人屈服和给人以信任，这是极好的做法，只要是自由自在和不受任何需要约束的，只要这种自信一尘不染，是在有思想准备，至少是毫无顾虑的情况下给予的。记得小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坐镇某一大城市的一位贵族，因民众暴动而心急如焚音为了平定这场刚刚开始的暴动，他决定走出安全的营地，去和那群暴民交涉，结果自投罗网，被凄惨地杀死丁。人们谈起此事，总认为他离开营地是错误的，是选择了一条屈从和软弱的道路，即想用依顺而不是引导，恳求而不是谴责的方式来平息民众的愤怒十但依我之见，他的错误主要不在于此。我认为，假如他能做到温和之中不失威严，像指挥打使那样从容不迫，信心百倍，不辱自己尊贵的身份和职位，那他至少可以死得光明磊落。对于这群如狼似虎的暴民，千万别指望他们大发慈悲，倒不如让他们对你尊重和敬畏。我还要指责他的是，既然他已下决心以弱对强，赤手空拳跳入这怒潮滚滚
这位国王墨路易十一。他先后再次分别击孔弗朗城量和佩龙同大胆的壹理谈判。并签订和约。失去理智的人海中——而且我认为这并非是鲁莽之举，而是勇敢的行为——那他就应该忍受一切，义无反顾，可他身临危险时就不知所措，卑恭谄媚的神态也顿然化作惊慌不安，就连声音和眼睛也满是惊愕和忏悔口他想溜之大吉，这就更激发了暴民的怒火，结果被杀丁。
人们决定举行一次各兵种的大阅兵（其实，这是报私仇的好机会，根本不能安全操练部队）。种种迹象表明，阅兵仪式的那些主要负责人可能会有麻烦。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后果严重，于是人们纷纷献计献策。我的意见是，千万不要流露出这种怀疑，大家昂首挺胸、神态自若地走在阅兵的行列中，绝不要取消任何内容（大多数人主张取消部分内容）。相反，要求各部队的指挥官通知士兵要不惜火药，放出漂亮而欢快的礼炮向观礼者致敬。这对被怀疑的部队是一种宽容。从此，各部队之间出现了互相信任的局面，这是大有裨益的。
凯撒坚持的道路，我认为是人们可能选择的最好道路。首先，他试图用宽容和仁慈来赢得哪怕是敌人的爱戴。当他被告知有人谋反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声知道了。然后，他庄严地下决心等待可能发生的事，不惊不慌，安之若索，听凭诸神和命运的安排。可以肯定，这就是他被杀时的心境。
一个外国人到处散布说，如果锡拉库萨的僭主狄奥尼修斯愿意给他一枚银币，他就可以教给他正确无误地预感和发现臣民谋反的办法。狄奥尼修斯听说后，心想正需要找一个诀窍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找那人来具体谈一谈。那人对他说，也没有别的窍门，只要给他一塔兰银币，并向外界放风说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个奇妙的秘诀。狄奥尼修斯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付给他六百埃居。付这么多钱给一个陌生人，想必学会了极其有用的本领，否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此事传开后，敌人闻风丧胆。君王们获悉有人欲谋害他们性命的消息后，总是明智地公布于众，以便使人相信他们已得到消息，任何谋反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雅典公爵在佛罗伦萨刚确立专制统治时，做了许多蠢事，但最大的蠢事莫过于杀死通风报信的人：雅典人民密谋造他的反，同谋者马代奥?迪?莫罗佐第一个向他密告此事，他却下令把告密者杀死，为的是隐瞒事实，不让人感到雅典城里有人不满他的正确统治。
我记得从前读过有关某个罗马人的故事，是个达官显贵，为逃避三头政治的暴政，想尽巧妙的办法，无数次逃脱了追捕者的魔爪。某日，一队奉命抓他的骑兵从他藏身的荆棘丛旁经过，没有发现他。但他想起长期以来为逃避无尽的追踪而东躲西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想想这样的生活实在是一无乐趣，与其像这样永无止境地忧惧不安，倒不如一死了之奇于是，他把骑兵叫回来，暴露了藏身之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由他们暴戾恣睢，这样双方就不用再长期受苦了r自投敌手，这个决定是鲁莽了些，可我认为，与其天天提心吊胆，可最终仍躲不过一场无可挽救的宄难，莫若下决心自首。既然可能想到的办法充满着不安和可疑，无宁镇定地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想想无法肯定哪些事可能发生，也可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第二十五章
论学究气
小时候，每次看到意大利喜剧中总有一个逗乐的迂夫子，想到我们这里教书先生的绰号也一样饱含讽刺，心里总免不了要气恼。因为我既已被托付给他们照管和教育，那么珍惜他们的声誉，难道不是我起码该做的吗？我想凡夫俗子和超凡人圣者之间在看法和学识上自然存在着差别，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我就力图以这个理由为他们辩解。可我又很难解释，为什么最斯文的人偏偏将他们视如敝屣。有我们正直的杜吼莱为证：我尤其憎恨迂腐的学问。
这个习惯确已悠久。普鲁塔克就曾说过，罗马人常用“希腊人”或“学生”的字眼来表示对别人的指责和轻视。
以后，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极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
有一个女孩子，法国公主中的佼佼者，她在谈到某人时对我说，那人从外部接受了许多博大精深的思想，必定把自己的思想挤压得缩成了一点点。
我很想说，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杂乱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背驼，枯萎干瘪。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越充实，就越开豁。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
至于远离公众事务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们有时也受到同时代无拘无束的喜剧家的蔑视，他们的看法和举止常贻人笑柄。你让他们来仲裁某桩诉讼案的权利或某个人的行为吗？他们做这些事可是轻车熟路！但他们仍要问清楚有没有生命，会不会动，人是否跟牛不同，什么叫行动，什么叫忍受，法律和正义是什么样的动物。他们是在谈论法官，还是在同法官说话？这是一种不恭敬和不礼貌的自由。他们听不得体赞美他们的君主或某个国王。在他们看来，君王是牧羊人，跟牧羊人一样无所事事，牧羊人只会压榨羊群，把羊毛剪光，君王有过之无不及。你看到某人拥有上万亩土地就另眼相看吗？他们却不屑一顾，习惯把整个世界视作自己的领地。你因为祖宗八代都是豪富而自夸门第富贵吗？他们却认为你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从不想象血缘关系，况且，我们每个人的祖先不计其数，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国王也有奴仆，有希腊人也有野蛮人。如果你是赫拉克勒斯。的第五十代子孙，他们认为你大可不必自视高贵，吹嘘命运给你的恩宠。因此，俗人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通世事，自高自大，目无下尘。但是，柏拉图描绘的哲学家的形象，同当代哲学家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令人羡慕，他们超凡脱俗，蔑视公众活动，他们的生活遵循某些不同寻常的原则，因而与众不同，不可模仿。而赫拉克勒斯为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当代的哲学家却被人瞧不起，他们平平常常，庸碌无能，难以担负公众事务，生活委委琐琐，还不如贫民百姓。
让行为卑劣的口头哲学家见鬼去吧。”——帕库维乌斯
至于另一些哲学家，我要说，他们不但博古通今，而且还是行动的巨人。他们和锡拉库萨的几何学家很相似。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位几何学家从冥思苦想的纯科学研究中走出来，把某些研究付诸实践，于是，他很快就发明了可怕的守城器械，效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然而，他自己却对这些发明不屑一顾，认为这有损于科学的尊严，这些创造不过是学徒的活计和儿童的玩具。那些哲学家也一样。有时，人们让他们经受行动的考验，他们就展翅高飞，对事物的领悟更加透彻，他们的胸怀和思想仿佛就更加博大精深。但也有些人，看到无能之辈掌握政权，就退避三舍；有人问克拉特斯，什么时候停止研究哲学，他回答说：“直到赶驴人不再领导我们的军队。“赫拉克利特把王位让给了兄弟，以弗斯人民责备他不该整天和孩童在神殿前玩耍，他回答道，“与孩童玩耍难道不比和你们这帮人一起治理国家强吗？”还有些哲学家，把思想置于财富和世俗之上，觉得法官的交椅和国王的宝座都是卑微低贱的。培多克勒拒绝阿格里真托国人民给与的王位。泰勒斯有时指责人们只关心发财致富，人们则反唇相讥，说他是狐狸的策略，因为他自己发不了财。他也想试一试，以作消遣，于是，他不惜降低身份，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他做了桩买卖，一年后，赚了无数的钱，即使是干这一行最有经验的人，劳碌一辈子也未必能挣得到。
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回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我分不清这两个词有什么差别，再者，我认为这丝毫不能用来为我的哲学家们辩解；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
我要放弃这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宁愿把这个弊病归咎于他们对待学问的方式不正确。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坤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
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令人惊讶的是，我举例时也在做蠢事。我写随笔时，大多数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从书本中到处搜集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保存，因为我记性不好，而是为了搬进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们原来的地方一样，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
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
他们学会了同别人，而不是同自己说话。不在于会说话，而在于会管理。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艺术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吹芦笛不难，但首先要学会摆弄指头。这条出自一首芦笛小曲的谚语真是微言大义！
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罗马豪富，他花了很多钱，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可能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据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投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憎恨对自己并不聪明的哲人。
因此，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不为己所用是毫无价值的。——西塞罗
假如他贪婪、虚荣，比欧加内的羔羊还要软弱。
光获得智慧是不够的，还要会用。——西塞罗
狄奥尼修斯固讥笑研究文学的人只注意了解乌利西斯的痛苦，却无视自身的不幸，音乐家只善于给笛子调音，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研究如何讲好，却不研究如何做好。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要他们或者按他定的价钱付学费，或者在神殿起誓，说他们高度评价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以此作为对他辛劳的报偿。我那些学究如果跟着我做实验，按照普罗塔哥拉的规矩办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
我用佩里戈尔方言把这些学究戏称为《Lettre-ferits》，正如你们称之为《Lettre-ferus》，这就是人们说的，他们被文字的榔头打了一下。说实话，他们常常堕落到竟至于失去了常识。农民和鞋匠按照自己的方式，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而那些学究，因为想同浮在他们脑袋表层的知识对抗，越是这样，就越陷入尴尬。他们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漂亮的话，但需要从别人那里借来。他们熟悉盖仑回，却一点也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
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里，为了消磨时光，我见他和一位学究辩论起来。我那位朋友模仿晦涩难懂的隐语，把没有逻辑的词拼凑到一起，不时地塞进辩论需要的词语，就这样，他和那位学究辩论了整整一天，那学究还总以为对别人的异议作了辩驳哩。而那位学究还是个名声很响的文人，有一件漂亮的长袍；
你，贵族，后裔，从不把眼睛朝后面看，当心背后有人嘲笑休。——佩尔西乌斯
谁要是把遍布各地的此类学究作一仔细研究，就会像我那样发现，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他们的记忆装得满满的，可判断力却是空空的，除非他们天生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图纳布斯就是其中一饲。他是个丈人，没干过其他行当。我认为，他是近千年来最伟大的文人，然而，除了穿长袍、外表不善客套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外，他一点也没有学究气。他厌恶那些学究对扭曲的心灵比对长袍更能忍受，厌恶他们只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因为从内心看，他是世上最有教养的人。我常常故意和他谈一些他不熟悉的事，但他领悟得很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似乎他从来就是打仗和治国的行家里手。
这是一些极其优秀、非常了不起的人，善良的提坦用优质泥土塑造了他们的心。——尤缝纳捌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我们的教育仅仅不使人变坏那是不够的，应该使人变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在招收司法人员时，只考察学问，而另一些法院还加试判断力，让应试者判决一桩案例。我认为后者的做法比前者更可取。尽管学问和判断力都不可或缺，两者应该并存，但事实上，判断力要比学问更宝贵。学问不深，凭判断力照样可以断案，但反之却不行。正如希腊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无用西。为了我们司法的利益，但愿人们能为那些法院提供既有高深学问又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人们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学校教育我们。”然而，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也许，这就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当让第五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固听人提起他和苏格兰姑娘伊莎博的婚姻，说她受的教育很简单，投什么文化时，他回答说他会因此而更爱她，并且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分清丈夫的衬衣和外衣，就相当有学问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对学问不甚重视，即使今天也只有国王的主要谍士们才偶尔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样大惊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和神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信誉，那么，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会和从前一样凄惨。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育正直的人了。开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有害的。我刚才谈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关呢？在法国，学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靠赚钱生活，就致力于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还没有尝到甜头，他们就转向与书本毫无关系的职业西）。馀这些人以外，只剩下那些境遇不好的人投身于学问，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这些人，出于本性，也由于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不能真实地代表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邢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步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好，哲学家会贿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淫荡者出自亚里斯提卜学派，粗野者出自芝诺学派。”
下面要谈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过了七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四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的做法颇值得称颂。他袷国有方，本人完美无缺，对孩子的教育极其关心，把这看作为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对那些除了美德对其他一切束缚不屑一顾的贵族青年，只须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柏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就要说出理由，通过这个方式，共同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色诺芬叙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亚格要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井从小个子同学身上脱下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事作出评削，我说，应让这件事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更合适。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适，然而首先要考虑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强夺别人的所有。”居鲁士还说，他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们在乡下读书忘了希腊文中“我打”的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形式时挨打的那样。我的老师在让我相信他的学校可与居鲁士的学校相提并论之前，可能会用“褒贬法一给我一顿训斥。波斯人想走捷径。既然知识直接学来也只能教给我们贤明、廉洁和坚定，他们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个，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新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大人该做的事。”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耐，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
希庇亚斯向苏格拉底详述他在西西里岛，尤其在那里的某些小城镇教书时如何挣得一大笔钱，而在斯巴达，他分文也挣不到，因为斯巴选人很愚蠢，既不会测量，也不会算数，既不重视语法，也不重视韵律，只热衷于一堆乱七八糟的账目，即各国的历代国王和他们的兴衰史。如能看见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方式揶揄希庇亚斯，那是很有趣味的：听完希庇亚斯的叙述，苏格拉底步步深入地引导对方承认，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从而让他自己得出结论，他所崇尚的艺术是何等无用。
在尚武的斯巴达国及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学习知识不仅不能增强和锤炼勇气，反而会削弱勇气，使人变得软弱无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也受尚武轻文思想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在重视知识后就不如从前骁勇善战了。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野、最投有文化的民族。斯摹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以作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他们中有个人提出，应该把全部藏书原封不动地留给希腊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兴趣从打仗转移到呆在家里看闲书。多亏了这个主张，希腊的书店和图书馆才幸免于火灾。查理八世剑未出鞘，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方，他的随从贵族们认为，这次征服如抬草芥般容易，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君王和贵族更热衷于使自己博学多才，而不是刚强善战。
第二十六章
论对孩子的教育——致迪安娜?居松伯爵夫人
我从没见过当父亲的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哪怕儿子是癞痢头或驼背。倒不是因为他对儿子特别钟爱，看不到这个缺陷，而是不管怎样这是他的儿子，我也一样。我比谁都清楚，我这些文章不过是一个在孩提时代品尝了最表层知识的人说的梦话。那些知识只留下笼统而朦胧的印象，什么都知道一点，可什么都不全面，完全是法国式的。总之，我知道有一个医学，一个司法学，数学分为四大部分。我还大略知道它们的目的。可能我还知道，知识一般都希望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从来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潜心研究现代知识之父亚里士多德，也投有锲而不舍地研究其他学科。没有哪门学科我能说出个一二三，任何一个中缎班的孩子都可以认为自己比我有学问。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没有能力出题考他们基本课程的。如若有人强迫我考他们，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出些一般性题目，考他们天赋的判断力：这一课程，他们一窍不通，正如我对他们的课程一无所知一样。
除了普鲁塔克和塞涅卡，我没有再接触过任何可靠的书本。我不停地从这两人的书中采撷搜集，有如达那伊得斯们不停地往无底水槽里注水一般。我把从中汲取的某些东西记在纸上，却很少装进脑瓜里。
历史是我的特长，我对诗也情有独钟。正如克莱安西斯说的，声音挤在喇叭狭窄的管子中，出来时就更尖更响，我认为思想也一样，它们拥挤在诗那押韵的音步下，突然腾地跃起，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至于我本人的天赋才能——这也是我随笔中研究的内容——我感到它们在重力下压弯了。我的观念和看法只是摸索着前进，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脚步趔趄。即使我尽了最大的能力走得远一些，我也丝毫不满意。我仍看得见更远的地方，但犹如雾里看花，隐隐约约，很难辨清。我态度淡然，毫不做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用我的直觉说话；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在优秀的作家那里邂逅我曾论述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例如不久前我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也发现了他对想象力的论述，与这些人相比，我意识到自己是那样迟钝麻木，微不足道，不禁自怜自轻起来。尽管如此，我仍然喜不自胜，因为我的看法与他们不谋而合，至少我远远地跟在他们后头，赞同他们的看法。此外，我还能区分他们和我之间的最大差别，这不是入人都能做到的母然而，尽管我的看法软弱无力，粗俗卑徽，我还是让它们保留我原来写的样子，不因为在同那些作家的比较中发现不足而加以粉饰和弥补。要同这些人并肩而行，得有坚实的腰板。本世纪有些作家轻率从事，在他们毫无价值的作品中，常常整段抄袭古代的作家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可效果适得其反，因为抄来的和他们自己的不啻寸木岑楼，高下悬殊，反使得他们自己的东西显得苍白无力，相形见绌，以致于得不偿失。
这是两种迥然相反的古怪做法。哲学家克里西波斯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插入其他作家整段的引语，甚至整部作品，他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啦进了他的一部著作中。阿波罗多罗斯说，谁不引用别人的东西，其作品就苍白无力。相反，在伊壁鸠鲁留给后人的三百卷作品中，找不到一条别人的引语。
有一天，我偶然读到一段文章。那些法文句子平铺直叙，死气沉沉，空洞无物，读来无精打采，索然无味。读了很长一段时间，深感厌倦，突然遇到妙趣横生、高雅有致的一个章节。假如我能觉得坡度平缓，上坡比较缓慢，那倒也罢了，可这是悬崖峭壁，刚读了六句，就觉得在飞向另一个世界。因此，我也就意识到我刚才爬出了一个深渊，从此再也不想下去了。倘若我用这些精美的段落来丰富自己的一个论述，就会使我的其他论述相形见绌。
批评他人身上和我相同的错误，同我常做的那样，批评我身上和他人一样的错误，我认为这两者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母对错误，就应该随时随地予以指责，使它们没有藏身之地。但我深深知道。要多大的胆量我才能同我抄袭的东西平起平坐，并肩比美，还要大胆地期望瞒住别人的眼睛，不被人发现我在抄袭。这得归功于我的想象力相能力，同时也因为我非常用心。况且，我一般决不同那些先驱者短兵相接，而是反复给予轻微的打击。我不和他们肉搏，只是触摸一下。即使我决定肉搏一场，我也不会做的。
如果我能势均力敌地同他们较量，我就是个有学问的人了，因为我所引用的是他们最强的东西。
我发现有些人把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身上，连手指头都不让嚣出来，就像相同学科的人很容易做到的那样，将古人的思想修修补补，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意图。那些人想把古人的思想掩饰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产生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便用别人有价值的思想来标榜自己，这首先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而且，极为愚蠢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用欺世盗名的方式来赢得平庸之辈无知的赞同，却在识别力强的人面前斯文扫地，这些人对借他人的东西装饰自己嗤之以鼻，可是惟有他们的赞扬才举足轻重。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抄袭更不愿做的事了。我不引用别人，除非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这里不涉及编著，这些作品本来就是为把别人的东西汇编起来出版的。除古人外，当今也有人这样做，有些人做得很巧妙，其中一位名叫卡皮鲁普斯。这是些有思想的人，例如利普修斯编著的《政治》就是部博学而艰巨的作品。
我想说的是，无论什么，不管是多么荒唐的看法，我都没打算掩饰，就如我的一张秃顶灰发肖像，画家可能照我的脸画了下来，没有修饰得更完美。因为那也是我的性格和看法，我把它们写出来，是因为我这样想，而不是应该这样想。我只是为了暴露自己，而今天的自己，如果新的学习使我改变的话，明天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我根本无权也不想让别人相信我，我自以为学问浅陋，没有资格教育别人。
一位读过我的《论学究气》的人，一天在我书里对我说，我应该在弦子的教育问题上展开讲一讲。然而，夫人，如果说我有这方面的才能的话，那最好用来献给您即将出世的小男孩（您是那样高贵，头胎不可能不是男孩）。因为我一直是您忠诚的奴仆，我有义务祝愿您万事如意，再则，我曾积极促成您的婚事，因此有权关注您家庭的兴盛和繁荣。不过，话要说回来，教育和扶养孩子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问。
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各种扶育的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养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们鞍前马后，忙忙碌碌，担惊受怕。
人在幼年时，有什么爱好还显得嫩幼脆弱，若明若暗，前途尚未确定，因此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
你看西门、地米斯托克利和其他许多人，他们的行为与自己的本性相差多远。熊和狗的后代总是显示它们天生的癖性，而人则很快屈服于习俗、成见和法律，易于改变和装扮自己。
但是，强迫孩子做超越他们本性的事，是很难很难的。常有人用很多时间，孜孜不倦于培养孩子做他们勉为其难的事，因为选错了路，结果徒劳无功口但是，既然教育孩子如此之难，我认为应该引导他们做最好最有益的事，不要过分致力于猜测和两料他们的发展。就连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似乎也给予孩子们很多的权力。
夫人，知识给人以华丽的装饰，是服务于人的不可思议的工具，尤其是对于您这样极其富贵极有救养的人。说实话，知识在地位卑微的人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它引以为荣的与其说能相帮人们确立论据、为申诉辩护或开药方，毋宁说能为引导战争、指挥人民或赢得某亲王或某国家的友谊助一臂之力。夫人，您出身诗书门第（至令我们还保存着你们的祖先富瓦克斯伯爵的文稿，您和您的丈夫都是他的后代；您的叔父弗朗索瓦?德?康达勒伯爵每天笔耕不止，他的作品可以使您家族的这一才华流芳千古），您品味过教育的甜头，我深信您不会忘记所受的教育，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对您谈一点看法，是与习惯做法格格不入的，这就是我可能为您做的一切。
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您儿子的家庭教师，决定着他受教育的效果。家庭教师的职责涉及其他许多方面，但我不谈这些，因为我知道自己谈不好。在本文中，我想给那位教师一些忠告，他越觉得有道理，就会越相信我。作为贵族子弟，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图利（这个目的卑贱浅陋，不值得缪斯女神垂青和恩宠，再说，有没有利益，这取决于别人，与自己无关），也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装饰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培养有学问_的人，而是为了造就能干的人。因此，我希望能多多注意给孩子物色一位头脑多于知识的老师，二者如能兼得则更好，如不能，那宁求道德高尚，判断力强，也不要选一个光有学问的人。我希望他能用新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人们不停地往我们耳朵里灌东西，就像灌入漏斗里，我们的任务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别人说的话。我希望您孩子的老师改变一下做法，走马上任时，就要根据孩子的智力，对他进行考验，教会他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有时领着他前进，有时则让他自己披荆斩棘。老师不应该一个人想，一个人讲，也应该听他的学生讲一讲。苏格拉底及后来的阿凯西劳斯就先让学生讲，然后他们再说。“教师的权威大部分时间不利于学生学习。”
老师应让学生在他前面小跑，以便判断其速度，决定怎样放慢速度以适应学生的程度。如果师生的速度不相适应，事情就会弄槽。善于选择适当的速度，取得一致的步调，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艰难的事。一个高尚而有眼力的人，就要善于屈尊俯就于孩子的步伐，并加以引导。对我来说，上坡比下坡步子更稳健，更踏实。
通常，不管学生的能力和习惯多么相异，课程和方法却千篇一律，因此，毫不奇怪，在一大堆学生中，能学有所成者寥寥无几。
教师不仅要求学生说得出学过哪些词，还要讲得出它们的意思和实质，在评估学生的成绩时，不是看他记住多少，而是会不会生活。学生刚学到新的知识后，老师应遵照柏拉图的教学法，让他举一反三，反复实践，看他是否真正掌握，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吞进什么，就吐出什么，这是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表现。肠胃如果不改变吞进之物的外表和形状，那就是没有进行工作。
我们的思想徒劳无益地听凭别人的想法摆布，受它们的奴役和束缚我们脖子上被套了根绳索，也就步履沉重，失去了活力和自由。“他们不可能做到自己支配自己。”我在意大利的比萨市私访过一位有学问的人圆，但他把亚里士多德奉为神明，他的信条中最概括的一条是，衡量一个学说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要看它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否则就是空想和玄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见多识广，他的学说包罗万象。他这个信条被解释歪了，因此，他曾陷入困境，长期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查究。
教师如果让学生把学到的东西严格筛选，而不是专横而徒劳地让他记住一切，那么，亚里士多德的那些原则，也和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一样，对他而言就不是单纯的原则了。
如果提出各种看法让他判断，那么，他能区别就会作区别，不能区别也会提出怀疑。
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但丁
因为，如要学生能通过思考来掌握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观点，那就不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自己的了。跟在别人后头的人其实什么也没跟。他会一无所获，甚至可以说他什么也不想获得。“我们不受任何国王的统治，人人有权支配自己。”学生起码应该知道自己知道了什么。应该运用那些哲学家的观点，而不是死背他们的教条。如果愿意，他尽管忘记那些教导出自何处，但应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真理和理性是大家共有的，不分谁先说谁后说，也不管是柏拉图说的，还是我说的，只要他和我的看法一致。蜜蜂飞东飞西采撷花粉，但酿成的蜜却是它们自己的，就不再是夹缝或牛至了；同样，学生从他人那里借来断章残篇，经过加工和综合，做成自己的作品，那就是自己的看法。他受的教育，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
他从哪里得到的帮助，可以隐瞒起来，而只将成果展示出来，大凡抄袭和借用的人，只炫耀他们建造的房屋，他们购得的物品，而非从别人那里汲取的东西。法官收受的礼品，你是看不见的。你只见他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姻亲和荣誉。谁都不会将自己的收入归于公家，只会将获得的财物据为已有。
通过学习，我们变得更完美，更聪明了。这就是学习的收获。
埃庇卡摩斯说，唯有理解力看得着，听得见，它利用一切，支配一切，影响和君临一切：其他一切都耳聋眼瞎，没有灵魂。自然，由于我们不给理解力以行动白由，它变得唯唯诺诺，畏首畏尾。谁曾让自己的学生就西塞罗这个或那个格言的修辞和语法谈过自己的看法？人们把这些装有羽毛的警句格言当作神谕往我们的脑袋里灌，一个字母一个音节都构成事物的要旨。背熟了不等于知道，那不过是把别人讲的东西储存在记忆中。真正知道的东西，就要会使用，不必注意老师，不必看着书本。死背书本得来的才能，是令人遗憾的才能。但愿这种才能只作为装饰，而不作为基础。这是柏拉图的看法，他说，坚定、信念、真诚是真正的哲学，与之无关的一切知识都是装饰品。
我倒希望帕瓦罗、蓬佩这些当代英俊的舞蹈家教我们跳跃时，不要叫我们离开位置，而让我们看他们动作，正如我们的老师教我们判断，却不让我们启动大脑一样；我希望人们在教我们骑马、掷标枪、操琴或练声时，不要让我们练习，正如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正确判断和善于辞令时，不让我们练习讲话和判断一样。然而，在学习舞蹈此类东西时，我们面前的一切都可作为重要的教科书：侍从的邪恶，仆人的愚蠢，餐桌上的言谈都是新的内容。
因此，与人交往是非常适合这种学习的。还有周游列国，但不是像我们法国的贵族那样，只关注圣罗通达万神殿的台阶有几多，利维亚小姐的短衬裤多么华丽，也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只注意尼禄在某废墟雕像上的脸孔比他在某金币上的脸孔更长或更宽，而要把这些国家的特点和生活方式带回来，用别人的智慧来完善我们的大脑。我希望，在孩子年幼时，就带他们周游列国；为了一举两得，可以先从语言相差很大的邻国开始，因为如不极早训练孩子的舌头，长大了就很难学好外语。
此外，人们通常认为，孩子受教育时，应该远离奠母。这种天然的骨肉之爱，会使父母变得过于手软心慈，哪怕是最有理智的父母。他们不忍心惩罚孩子的过错，不愿看到对孩子的教育太粗暴，太受规矩束缚，太冒风险。他们见不得孩子操练归来汗流浃背，满身尘土，受冷受热，也见不得他们骑烈马，手持无锋剑同严厉的教育孩子别无良策：
谁想使孩子有出息，就不应在青少年时期对他们姑息迁就，而应该常常违背医学规律：让他生活在野外，担博受怕。——贺拉斯
不光要锤炼他们的心灵，还要锻炼他们的肌肉。心灵若无肌肉支撑，孤身承担双重任务，会不堪重负。我就深有体会。我身体娇弱敏感，心灵要作多大努力，才能最受身体的压力。我在书中常常发现，我那些老师们在谈论高尚和勇敢时，往往赞赏钢筋铁骨之躯。我看见有些男人、女人和孩童，生来就身强体壮，对他们而盲，挨一顿棍打，犹如被手指头弹一下，声不吭，眉不皱。竞技者同哲学家比赛耐力，更多的是甩体力，而不是心灵。然而，习惯于耐劳，就是习惯于吃苦：“劳动能磨出耐痛的茧子。”要锻炼孩子吃苦耐劳，这样，他们就能忍受脱臼、肠绞痛、烧伤、坐牢和酷刑。很难说他们不会遭受牢狱和酷刑之苦，有时候，好人也会像坏人那样坐牢和被拷打。我们要经得住考验。有些人目无法律，会用皮鞭和绳索威胁正人君子。
再说，老师对孩子的权威应该至高无上，如果父母在场，就会受到中断和妨碍。此外，依我之见，孩子受父母溺爱，或者从小就知遭自己家是豪门贵族，这对他只有坏处。
在培养交往能力时，我每每发现有一个缺点：我们总是竭力显示自己，兜售自己的货色，而不是去了解别人，汲取新的知识。沉默和谦逊有利于同人交往。等您的孩子有了才华时，我们要教育他不要露才扬已；听到别人胡言乱语，不要怒形于色，因为听到不合自己趣味的东西就面有愠色，是不礼貌和令人讨厌的行为。要教育孩子注意自身修养，自己拒绝做的事，别人做了也无须责怪，不必同习俗格格不入。“为贤人者当不卖弄学问，不盛气凌人。”要教育孩子有礼貌，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小小年纪就野心勃勃，为让人另眼相看就显示自己比别人聪明，用指着别人和标新立异来捞取名声。只有大诗人才可以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同样，也只有伟大而杰出的人物才可以撇开传统，独树一帜。“即使有个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卜远离了习惯和传统，人们也不能步其后尘，他们才华出众，超凡税俗，所以就能独树一帜。”要教会孩子只有在棋逢对手时才发表议论或进行争论，即便如此，也不要把所有的招数都展示出来，而只消使用对他最有利的。要教会他精于选择自己的论据，说理切中要害，因此也就要言简意赅。要教导他一旦发现真理，就要立即缴械投降，不管真理出自对方之手，还是由自己的看法稍加修改而成。因为他登台演讲，不是为了说一些规定的台词。要他不受任何理由的约束，除非自己赞成这个理由，也不要用正当的钱去买悔恨的自由。“他不是非得为规定的思想观点辩护。
假如他老师的性格和我一致，他就会让他立志效忠君王，披肝沥胆，无所畏惧。但是，这一效忠仅限于履行公务，要让他打消别的念头。一个人如被雇用和收买了，就要偿还这特殊的债务，说话也就不会坦率，要么言不由衷，要么就要担当冒失轻率和忘恩负义的罪名。
为侍臣者只能言君王所言，想君王所想，这是他的惟一权利和意愿；君王从成千上万臣民中挑选了他，并且亲自调教。这个恩宠和功利使他眼花缭乱，他也就做不到直言不讳了。然而，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语言通常不同于其他阶层人的语言，他们说话缺少诚意。
要让孩子的言谈闪烁着良知和道德，惟有理性作指导。教他懂得，当他发现自己的论说有误时，即使旁人尚未发现，也要公开承认，这是诚实和判断力强的表现，而诚实和判断力正是他觅求的重要品质；还要他懂得，坚持或否认错误是庸人的品质，这在越是卑贱的人身上越明显；他应该知道，修改看法，改正错误，中途放弃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哲学家的品质。
要告诉孩子，和别人在一起时，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因为我发现最重要的位置往往被平庸之辈占据，财富多不等于才华出众。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