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的捍卫，成为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旗帜。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严厉而尖锐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3.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考
保尔·拉法格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活跃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舞台。他一生中同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过坚决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时期，面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他起初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但是，随着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的深入，他很快就认清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虽然没有能够提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以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哲学基础的剖析为前提，矢志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思考。列宁赞扬拉法格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
4.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创立和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积极参加过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从1883年到1903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优秀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1898）、《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再论唯物主义》（1899）等。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为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功绩卓著的时期。
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盛行时，普列汉诺夫明显地感到伯恩施坦已经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自己不能保持学者式的冷静态度，必须起来进行批判，但又囿于伯恩施坦是个有功绩的同志，应谨慎行事。所以，一开始他并未能站出来公开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德国和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反对伯恩施坦的高涨的呼声和敌对分子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著作的公开称赞触动了他，使他公开地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战。在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认识到，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属于水火不相容的性质，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论战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较为冷静的思考。
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重磅炸弹，不仅尖锐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
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不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不了解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因而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中，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真正对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
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思考
深入地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更有力、更深刻地批判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捍卫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列宁面临的重大的历史性任务。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怎么办？》（1901-1902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
1.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新探索
要揭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首先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围绕这一问题，列宁着重阐述了以下一些重要观点。（6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于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从创立者的角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但列宁同时认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无疑也是这个体系的创立者。他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在此前不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列宁在论及恩格斯同马克思关于《共产党宣言》草稿的通信时说："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像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 。而这一严整科学体系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论证了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因而，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实现这一趋势的主体力量，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而科学社会主义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理论体系，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341页。。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列宁要求人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严整性来理解它，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突出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面和主要内容，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也为人们认清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2.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列宁明确指出，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其阶级根源，"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 。因此，修正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修正主义者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那些不满意于其"修正"，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加贬斥，动辄扣上"教条"、"僵化"、"正统"等"吓人"的大帽子，而给自己戴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对于这种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行径，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之曰："'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事实上，"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 。
总之，在列宁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
3.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时代思考
在任何情况下，列宁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1908年，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时期，在"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的论调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列宁一再表明自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 。1913年，在俄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但前途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宁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后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规律时，列宁特别关照到东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寄予厚望。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就指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他敏锐地觉察：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亚洲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他满怀希望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列宁的这一预言早已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阔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取得的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进入垄断阶段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相互争斗日益激烈，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许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直接的实践任务。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发展。
一、列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丰富和发展。列宁的哲学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
1.在批判民粹主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俄国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民粹派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没有必然性，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早期民粹派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后，民粹派逐步蜕变为主张与沙皇妥协、代表富农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
对民粹派最早的批判者是普列汉诺夫，完成者是列宁。列宁在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1899年发表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通过论证俄国自1861年资产阶级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对民粹派哲学基础的批判中，列宁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3点）
第一，批判民粹派"人类天性"论，论证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期和第2期发表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文学和生活》的文章。米海洛夫斯基从批判《资本论》入手，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全面攻击。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和任务是完全错误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 。因为历史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其中必有一些是"合乎心愿的"，而另一些是"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在这些事件（物）中"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 。一个社会的好坏，关键是看它能否满足人的本性，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一句话，公平、正义等人的本性比经济因素更重要，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这种主观社会学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列宁深刻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不是从人类天性出发研究抽象的一般社会，而是研究具体的人类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它是由人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构成，但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马克思把这个根本观点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归结"的思路："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
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观点的重大意义在于，把社会关系区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并认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这就彻底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由长官意志任意改变的、偶然产生的机械个人结合体的观念，而把社会看做是有规律运动变化的活的有机体，并能够通过对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常规性和共同性，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2.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进入低潮，列宁因而有一段难得的时间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列宁此时重点研究的是认识论问题，主要成果就是写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以批判马赫主义的形式把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化，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列宁把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认识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思想理论背景。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以马尔托夫（Map TOB）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少数派）。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围绕着党的斗争策略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退却的革命策略来代替进攻的革命策略，主张党员和干部转入秘密状态，把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孟什维克提出"取消主义"的革命策略，主张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一个合法范围内的政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内部极少数人反对列宁的退却策略，主张召回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和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党员，保持党的所谓绝对秘密状态。这种"召会主义"路线实际上使党与广大群众隔绝。党内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是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争论在党的工作中的反映。"取消派"和"召回派"在哲学上结成同盟，用马赫主义来修正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论问题自然被提到哲学研究的首位。同时，19世纪末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生了深刻革命，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宏观低速运动领域深入到微观高速运动领域。微观世界的物质表现出不同于宏观世界的物体的特性，原来被当作绝对真理的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定律不能解释物理学新发现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物理学家和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真理性发生了怀疑。而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乘物理学危机而根本否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本否认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以至于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把这一切都看做人的主观感觉、意见和符号，并由此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和认识论。波格丹诺夫主张用马赫主义认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这场物理学革命，如何理解物理学革命的认识论意义，就成为摆在列宁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这种哲学斗争形势决定了列宁必须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到认识论。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通过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系统阐述。（5点）
第一，批判马赫主义的哲学前提，提出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和哲学的党性原则。
马赫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基本前提是"物是感觉的复合"。列宁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承认知识以感觉为基础，但前者认为感觉发源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后者认为感觉先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根据和本质。这就是唯物主义感觉论与唯心主义感觉论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概括了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并认为恩格斯坚持了第一条认识路线，马赫坚持了第二条认识路线。
两条认识路线的提出创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恩格斯曾经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这是从本体论上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列宁的发展在于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是否是存在的反映，这也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这样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本体论上进一步发展到认识论上，适应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唯心主义主要在认识论问题上攻击唯物主义的哲学斗争的新形势。
列宁还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引出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全部哲学流派尽管名称各异，观点不同，但都只能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没有第三个基本派别。所谓二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等派别只不过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而已；同时，哲学基本派别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
3.在批判折中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中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
在1914年9月至1916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辩证法。列宁先后阅读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哲学著作，重点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做了8本哲学阅读笔记。这8本哲学笔记加上以前写的哲学笔记，于1933年以《哲学笔记》为名出版。
这一时期，列宁把辩证法作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与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斗争新形势是密不可分的。首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难得的客观条件。深入分析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紧迫任务。为此，辩证法被提升为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其次，第二国际早在1912年巴塞尔宣言中就已经制定了对未来世界性战争的政策，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要反对这场战争，并造成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但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背叛革命，赞同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宣告破产。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歪曲地利用辩证法，在哲学上混淆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再次，马克思生前曾谈道："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恩格斯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出了极大努力，但也没有建立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继承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在认真阅读黑格尔《逻辑学》基础上发掘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的雏形。
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样，《哲学笔记》也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标志性著作。（3点）
第一，批判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阐明辩证发展观与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沙文主义是指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情绪。社会沙文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产物和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产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幌子，欺骗人民，拥护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公然宣称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民族自由和民族生存，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行动，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替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辩护，把辩证法歪曲为任意玩弄的诡辩论。对此，列宁专门阐述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辩证法与诡辩论作为方法论，都主张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的应用具有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但二者的原则界限在于：辩证法客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也就是概念的灵活应用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反映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的辩证本性；而诡辩论则是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也就是不考虑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为了主观的目的加以应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往往利用二者的表面相似性而用诡辩论为自己的机会主义实践政策辩护：一是脱离概念的客观内容和具体条件来玩弄概念的灵活性。如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抽象地应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号召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而不具体分析这里所保卫的国家是什么阶级性质的国家。二是夸大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否认其区别，把联系歪曲为绝对等同。如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进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态度来论证对帝国主义战争也要持支持态度，看不到这些表面相似的战争的本质区别。三是混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界限，用次要的、枝节的东西代替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如考茨基以第一次大战中塞尔维亚反击奥匈帝国入侵是正义的民族战争为由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
第二国际后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是庸俗进化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在进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他们不是否认运动变化，而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庸俗化，把一切变化归结为量的变化、"平静"的进化，否认质变、飞跃。
列宁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批判了进化论的发展观，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比进化论的发展观"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并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丰富内容和本质特点："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
在1915年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进一步对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进行了概括。所谓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指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其对立表现，一是关于发展的含义：前者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后者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二是关于发展的动力：前者认为发展是外力的推动；后者认为事物是"自己运动"，发展的源泉在事物本身。三是关于发展的内容：前者认为发展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发展仅仅是已经有的东西的重复，没有产生和消灭；后者认为发展是"活生生的"，是"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 。第二，批判地继承辩证法思想的历史遗产，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建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遵循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则。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理解为同一个东西的人。他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是本体论或世界观，论述了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如何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后返回自身的过程；他的《逻辑学》揭示的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因为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也就是自我认识过程；他的《逻辑学》又是逻辑学，因为概念的运动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行程。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列宁：《哲学笔记》，3版，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是指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三者的统一。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应该遵循三者同一的原则。列宁为了建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在提出了辩证法的三要素、七要素后，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的批注中，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概括了辩证法的主要原理，构成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雏形"或"草图"。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按照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一个要素是"观察的客观性"，强调了自己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而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相对立。二是辩证法的总特征。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和第八个要素说的是辩证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三是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九个要素说的是对立统一规律，第十六个要素说的是质量互变规律，第十三、第十四个要素说的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四是辩证法的范畴。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十五个要素说的是内容和形式这对范畴的关系。五是认识的辩证法。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个要素说的是认识辩证法。六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在写了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后，作了一个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选集》，3版，第2卷，412页。后来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 实质 。"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第三，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在这一方面，列宁的理论创新主要在于：其一，对认识的辨证过程的阐述。列宁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同上书，142页。。这实际上揭示了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其二，对真理属性的阐述。列宁反对把真理看做是僵死的和片面的，认为"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具体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选集》，3版，第1卷，523页。。其三，对实践标准的客观根据的阐述。列宁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直接现实性的特点是实践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的主要根据。其四，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阐述。唯心主义虽然是非科学的世界观，但它作为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不仅有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也有认识论根源："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自然的、神话了的绝对"。或者是把人类认识发展的"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的矛盾过程简单化为"直线"的过程。所以列宁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二、 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
1.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
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在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也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主要反映在她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和《资本积累论》中。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评析，是卢森堡探讨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理论，因为它没有解决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关键问题，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个条件：第二部类的积累取决于现有的追加的生产资料，即依赖于第一部类，与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于可供追加的劳动力消费的生活资料，即依赖于第二部类，以及按照这两个条件办事，社会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的理论结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没有马克思所说的两个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仅仅只有这两个条件并不能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得到扩大。因此，还必须要增加第三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相应增长。为满足第三个条件，既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又要有足够的销售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在资本的正常运行中完全可以被创造出来，而足够的销售市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则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对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抽象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而以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现实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使马克思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无法正确解决扩大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 因此，研究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必须放弃这个前提条件，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即把资本主义同它的历史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一个统一过程加以系统研究。
在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评析的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她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说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阶级来实现。" 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交换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超过自身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供给非资本阶层或非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超过自己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供给其他国家。这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交错地进行的，并且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资本积累过程起初造成了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然后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最后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一切国家和一切生产部门的唯一的经济形式。达到这个境界，资本积累就会停止，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卢森堡认为自己从资本积累问题的论述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济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 在她看来，资本主义既具有驱逐其他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倾向，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使资本积累得以进行。可见，卢森堡是在企图回避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历史界限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的，她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偏颇的。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她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相联系就表现为一个"政治名词"，是"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 。但是，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对此，卢森堡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卢森堡根据资本积累实现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她认为，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为了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这里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 。其中，"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显然，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是从再生产的流通而不是从生产领域来进行的，把帝国主义看成只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争夺殖民地的产物，而忽视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垄断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只是注意到卡特尔、托拉斯这类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作用，而没有能够深入地研究垄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从而没有能够正确地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另一方面，卢森堡从资本积累角度对什么是帝国主义作了分析。首先，帝国主义是"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 。卢森堡认为，它表现为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从事欺诈和掠夺的时代。资本积累"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其中国际借款制度是控制落后国家的手段，被用来"维持在青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管理它们的财政，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关税政策及商业政策，施加压力" 。正是资本的世界竞争导致了现代战争，帝国主义就是和军国主义、军备竞赛、现代战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帝国主义是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时期。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手段促进了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例如，公债伴随着资本积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革都随之发生；铁道网的发展大体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落后国家；战争的爆发使落后国家及殖民地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等。所以，卢森堡指出："正如通过战争、社会危机和社会整个机构的破坏，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又代替了简单商品经济一样，现今在经济上落后国家及殖民地，也通过革命与战争，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革命在资本主义解放的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创造一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国家机构。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于此类。" 卢森堡虽然看到了帝国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她却没有意识到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卢森堡这一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理论判断是有重要价值的，但分析的基础却是不科学的。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非资本主义的领域会不断缩小；当资本主义关系占领了全世界以后，一切非资本主义的关系都被排除了，这时，资本主义就会因为剩余价值得不到实现而末日来临。可见，卢森堡这一论断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她肯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中的最后阶段，肯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争论，鲍威尔、潘涅库克、艾克斯坦等人先后在《新时代》、《前进报》、《德累斯顿人民报》、《不来梅市民报》等报刊上撰文发表评论，与卢森堡进行论战。列宁仔细地阅读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并草拟了论战文章提纲，对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作了尖锐的批评。
希法亭还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作了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生是由金融资本的扩张所导致的，"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造成的必然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是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 在此基础上，希法亭对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作了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是同资本家的经济政策根本对立的。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无产阶级既不能采取宿命论的态度，也不能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只有通过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不断斗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应该说，希法亭在写作《金融资本》时期持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三、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列宁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他19世纪末20世纪初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主要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895年）、《对华战争》（1900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和《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1913年）中就已经涉及，并且已初步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列宁加紧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理论问题作出系统研究。他做了有关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现代史和地理、政治和外交、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笔记，研究了当时已有的几乎全部的有关经济学著作和专题论文，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列宁留下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摘录了 148本书和刊登在49种刊物上的230篇论文。列宁正是在充分地占有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经济学作了深刻思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全面总结。
2.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
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分析方法，揭示时代新变化的实质，是列宁能够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新变化的关键所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的作用，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资本过剩等等问题的分析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4点）
第一，对垄断的产生和发展的分析。列宁认为，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进行得很快，当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达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一方面，"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
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新的时代条件下垄断的四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一，由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已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其中卡特尔已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其二，垄断地占有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它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其三，为数不多的最大银行实行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人事结合"，支配着全国极大部分货币资本和货币收入，控制着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银行成为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其四，金融资本在原有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直至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新动机，这就是垄断地占有殖民地。
垄断虽然从竞争中产生，但垄断消除不了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垄断与竞争的交织产生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如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和工农业之间的矛盾。总之，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3.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
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情况，把民族问题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周详地考察并阐述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等著述中，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作了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的联系性问题上，列宁以对阿根廷等殖民地国家的分析为例，首先分析了殖民地的内涵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趋向"。列宁认为，殖民地不仅应该包括那些土地被占领、主权已丧失的国家，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的国家，即附属国。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史趋向和"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 的历史趋向。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会出现一种基本的、极其重要的现象，即"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民族不仅包括欧洲的一些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而且也包括一切殖民地的受压迫的民族。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既是"同大国民族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也是"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中决定性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明确地把殖民地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由欧洲的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为整个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世界问题。同时，列宁也揭示了以少数剥削、压迫他国的国家为一方，以多数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弱小民族国家为另一方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
列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重要意义。其一，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积极力量。列宁批判了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的错误观点，认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发展和成熟，"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必定会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其二，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积极力量。列宁不赞成布哈林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革命的进程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仅仅是或者主要是每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 。列宁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了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互相支援的必要性。他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援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也只有用一切办法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才能更加有力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四、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19世纪90年代，列宁在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探索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
1.与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列宁主义的产生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的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使其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
从19世纪80年代起，革命民粹主义者逐渐发生蜕化。在理论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俄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运用于俄国是生搬硬套，使俄国劳动人民也陷进资本主义的铁箍。在政治上，他们完全放弃了革命民粹派那种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精神，谦卑地祈求政府采取改良措施，发展"人民生产"，这样就可以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劳动阶级也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获得幸福的富裕生活。他们力图用小资产阶级庸俗的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来代替工人革命运动。
在当时的俄国，只有彻底批判了民粹主义思想，找出其弊病的症结，揭露其实质，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扫清道路。列宁在1894-1899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给了民粹派的理论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列宁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无情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深刻阐明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这一著名论断；明确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和斗争策略。因此，列宁这一著作可以称作是正在形成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宣言。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特点及社会矛盾的深度，阐明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再一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为建立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末俄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其主要代表有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加也夫等。他们竭力设法控制工人运动，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服务，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们最满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为进步的有理有据的论证。于是他们便穿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合法的即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言论，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归结起来几乎就是这样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 。由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也反对专制制度，批判民粹主义，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而且有条件的合作，共同反对了民粹主义思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接受了伯恩施坦主义，在理论上否认了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在实践上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破裂就不可避免了。破裂以后，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密切联系起来，逐渐成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新的机会主义派别。
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认为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合作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合作是为了一致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和获得通过合法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但是，司徒卢威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的"同路人"。而且从一开始列宁就看出司徒卢威等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894年秋天，列宁等人就同司徒卢威等人展开过激烈的争论。1895年4月列宁针对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这篇文章既反对民粹派，又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且重点反对后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修改成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列宁指出他们是一些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同民粹主义的决裂并不意味着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转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针对司徒卢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国家起源说成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范畴，从而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否认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唯心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违背社会实际情况的。不能对革命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更不能否认和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 。
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和策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了很好的开端，也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
2.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
19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新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强有力的革命因素。随着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急切希望能在俄国组织统一的工人政党。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由于党的成立大会没有制定出统一的纲领、章程和策略，因此没有实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党成立不久，党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这个派别盲目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社会改良。这就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涣散和混乱，也助长了党在一些重大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因此粉碎经济主义，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涣散、混乱和动摇的状况，重建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就成了俄国革命运动最迫切的任务。
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回答了俄国工人政党在建党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粉碎了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在建党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的建党理论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既有普遍适用的原理，又包含着当时历史条件下俄国的特殊性内容。
3.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转变论
20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并于1905年1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制定革命的策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要任务。列宁在与孟什维克机会主义错误策略作斗争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种适合俄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策略。1905年4月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其要点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自由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单独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制定了一条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立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他们认为，这次革命不过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重演，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千万不能采取革命行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而只能用和平方式来改良沙皇制度，并让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不要也不能立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形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策略路线。这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要不要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其斗争结果决定着俄国民主革命的命运和结局。为了全面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彻底清算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策略，列宁分析了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的变化和特点，总结了俄国1905年革命提供的经验教训，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等一系列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05年6-7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该书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列宁把无产阶级为完成民主革命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原理应用到党纲上，提出了完成民主革命是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的建党学说。这一学说对各国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列宁关于民主革命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典范。
4."一国胜利论"与暴力革命
列宁由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断。
1915年，列宁在全面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而且还发现了这个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列宁认为，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的各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可能平衡发展。尤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这种不平衡更加剧烈，从而使一些国家迅速赶上并超过另一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实力地位的急剧变化，资本和实力迅速增加的国家，必然要求用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殖民地。而帝国主义战争又使帝国主义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削弱帝国主义阵营，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获得胜利。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一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原理，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表明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在一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胜利地夺取政权，而且在一国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保持住政权。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这表明了暴力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列宁虽然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但他始终没有否认在某些条件下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后出现的较为自由的状况，在《四月提纲》中就规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并断言"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 ，设想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有可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七月事变后，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俄国革命已经不可能和平发展了。然而，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仍然十分重视恩格斯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 。同样，列宁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也是非常谨慎的。他并没有排除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否能转化为现实性，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
第六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榜样，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探索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列宁都提出了全新的构想。列宁所作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十月革命胜利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引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爆发后，列宁正确地判断了战争的性质，确定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战争期间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等口号。战争的进程不断地激化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使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这次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国家内不可能长期存在两个政权组织，俄国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1917年4月4日，回到国内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规划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方针和路线。在列宁的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俄国革命深入发展，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起义的时机日益成熟。1917年10月7目，列宁再次回到国内，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4日下午，武装起义开始举行。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巡洋舰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俄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当晚，全俄苏维埃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随后，革命继续向全国发展，到1918年2-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1.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新格局
1848年发生过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1871年发生过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可是，在上述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都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最后都陷入失败。19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国家产生了社会主义政党，党领导工人群众展开了斗争。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一些国家的党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只注重议会斗争，不重视甚至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革命的指导，它的结果不仅仅是上述"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革命式的流血牺牲，也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占有若干席位，而是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伟大实践证明，从而也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水平。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十月革命之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18年8月，日本发生了所谓"米骚动"事件；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1919年3月，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同年4月，德国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在意大利爆发了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在整个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50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并突破了民族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4.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容诋毁
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一切代表旧社会的势力的仇恨和恐慌，他们纠集起来污蔑、诋毁十月革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对十月革命的攻击、诋毁和妖魔化更加激烈。一些西方和俄罗斯的学者无视历史事实，重弹西方自由派和俄国流亡政治家的老调，从根本上否认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更有甚者污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他们制造谎言，说列宁是经德占区回国的，在回国前与德国政府"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且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接受德国大量资金资助用于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以便德军摆脱东线俄军的牵制，集中力量于西线战场。又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力主与德国签订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其内幕是对德国的一种偿还。
墨写的谎言总是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事实是，其一，所有德国和俄国的档案中，至今除了一些捕风捉影、随意编造的材料之外，没有一处确凿的材料能证明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其二，关于列宁经德战区回国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列宁回国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路线是经法国绕道返回俄国，但法俄是盟友，如果法国当局发现反战的列宁进入其境内，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轻则拘禁，重则以战犯判刑。另一条路线就是向中欧进发，经德国前往北欧，然后从芬兰回国。最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权衡利弊，决定从德占区回国领导革命。其三，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这个和约的主要内容有：缔约双方宣布停战；俄军全面复员，在签订普遍性和约之前，俄军舰驶回俄港口或立即解除武装；俄国放弃对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利夫兰和爱斯特兰的管辖与主权；在缔结普遍性和约和俄军全面复员之前，德国将继续占领德军在和约签订前夕所占领的上述地区以东地方；俄军立即撤出阿尔达罕、卡尔斯和巴统地区（该地区实际由土耳其兼并）；俄国承认乌克兰、芬兰独立，立即从芬兰、乌克兰和奥兰群岛撤军，保证同乌克兰立即签订和约并承认乌克兰同德、奥、保、土之间的和约；俄国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列宁当时之所以力排众议，主张与德国签订合约，完全是迫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刚刚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在北高加索的顿河活动的阿列克塞耶夫的白匪军，克拉斯诺夫的白匪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白匪军，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德国当时在东线的部队仍有几十万，并且具有相当的作战经验，由于苏俄谈判团团长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德国便纠集军队一路攻打到明斯克，直逼彼得格勒城下。当时红军正处于诞生阶段，缺乏物资装备；又面临外国的武力干涉，美英法的反动势力扶持着白匪军进攻苏维埃政权。基于这种历史背景，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正是这一英明决策，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免除了在军事上可能遭受的失败，赢得了恢复国民经济，重整国防力量，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政权的宝贵时间。这就是列宁指出的："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既在俄国又在全世界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1918年德国战败后，于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3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革命策略的典范。事实证明，谎言无论怎样重复，都不能成为真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容诋毁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二、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新的课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即从1918年春提出"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最初构想，到1918年夏至1920年底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再到1921年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变。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列宁的一系列的全新构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1.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的论断。列宁认为，从阶级关系对立性质上来看，主要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要完成消灭阶级的任务，首先必须推翻地主、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其次还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并且指出后者是一项十分困难而长期的任务。他强调，"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 。由此可见，列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还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最终建成，它只不过完成了整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小部分任务，而且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而要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建成社会主义，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列宁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一论断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直接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灭阶级，而这一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来完成的。列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初步实践经验，充分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工农联盟的关系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形式、职能等方面，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社会主义革命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和支柱，是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任务：第一，吸引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鼓舞和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以及所有小资产阶级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和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结成的特别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推翻资本并镇压资本家反抗的联盟，是为建成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工农联盟包括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盟，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也要以经济联盟为基础或辅之以经济联盟。同时，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提出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一切阶级。农民作为私有者，不会要求消灭私有制，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强调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志和必备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暴力不是万能的，绝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暴力等同起来。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时，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不在于暴力。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而无产阶级的这一历史任务不是单纯依靠暴力就可以完成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队伍。只有这样，由这个阶级掌握的政权才能克服一切困难、百折不挠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充分估计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共产主义新人中的作用。认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苏维埃政权活动的初期，列宁提出根本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新的苏维埃学校的目标，强调应该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并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为俄共（布）八大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列宁明确指出："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同时，他强调必须把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工作做好，以便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落后、不文明、粗野等作斗争。为了改变苏维埃俄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认为必须坚决扫除文盲。他把扫除文盲的任务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电气化密切联系起来。他强调指出，应当知道和记住，当俄国有文盲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电气化的。他还认为，应该设立职业技术学校，并明确规定在所有职业技术学校里扩大普通学科的范围，要让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具有综合技术的基本知识，而且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列宁还十分重视高等教育，认为无论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方面，还是在解决科学技术的新课题方面，大学教育应该肩负着首要的任务。同样，对于教育部门的干部挑选问题，列宁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强调要善于把那些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富有实际经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列宁还提出，为了推动和发展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必须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列宁也十分重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实践证明，对这种教育的任何削弱，都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1.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其发展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总结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俄国遭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武力进攻的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挫败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战胜国内白卫军的叛乱，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苏维埃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将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制定余粮收集制；实行义务劳动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击退国内外武装干涉，争取战争胜利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却存在着许多弊端。
整个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是同农民的利益存在矛盾的。1920年底，战争结束后，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就爆发出来了。从经济上看，战争使得原本就很落后的俄国经济更加混乱，1920年的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6/7，谷物总产量减少了45%。192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当时，列宁估计喀山、乌法和阿斯特拉罕等地灾民，成年人达800万，儿童达700万。在政治上，工人不满，农民暴动，特别是1921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所以，列宁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提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
列宁及时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分析和论证了由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受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 。列宁明确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战胜敌人是成功的，但在经济方面则犯有许多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根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列宁明确提出，要想把俄国的宗法的、小商品生产的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还缺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因此，必须有"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这个"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决定着苏维埃俄国整个革命的命运，对他们必须由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转到新经济政策上。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关于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探讨，是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性和苏维埃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为依据的，它解决了经济落后的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和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中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发展经济等问题的阐述，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同列宁自己反复强调的那样：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 。
四、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多方面思考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俄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维埃国家面临的新任务，党内外在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上的论争和分歧以及列宁的身体状况，构成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多方面思考的历史背景。其一，国际形势由战争和革命时期进入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以苏联和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暂时"均势"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新格局。国内形势由战争状态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三年战争的胜利，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终于站稳了脚跟，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赢得了决定性条件，并成功地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新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新的任务，就是如何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强大压力下，使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又历经严重战争创伤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最终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也是列宁晚年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的主题。其二，正当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初见成效、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展开的时候，从未平息过的党内外政治上、思想上的论争和分歧却日显突出，主要表现为十月革命道路之争以及列宁与斯大林在诸如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自治化"方案，带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色彩。在他的庇护下，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处理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还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粗暴作风；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化倾向和在他庇护下党的领导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发展，给党带来了潜在的分裂危机，使列宁认识到了改革国家机关、发扬民主和监督作用以及克服官僚主义的紧迫性。其三，从1922年开始，列宁的身体每况愈下，当年年底不得不脱离日常工作。列宁深感自己的生命会随时不测，便以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认真、冷静、深入地回顾和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对他所开创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条道路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审查和思考。在失去写作能力的情况下，从1922年12月23日到1923年3月2日，列宁忍着巨大的病痛口授了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三封书信和五篇论文，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献给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列宁在这些文献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进行改革的道路。这些思想是他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的、全新的构想和纲领。（5点）
1.通过合作制建成社会主义
如何吸引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列宁晚年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依靠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1923年初，他提出了通过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全面制定了实现合作化的纲领，其中包括：阐明了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提出了实现合作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和论证了实现合作化的条件和保证，等等。他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
列宁在阐述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改变了过去把合作社看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还批评了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合作制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现象，强调了在苏维埃制度下合作制的重大意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调动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活跃了经济，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大生产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小农经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通过合作社，就可以把俄国的小生产者吸引到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中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克服小生产的自发趋势，并使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合作社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工人国家的，因此这种集体企业就同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下的合作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指出合作社是组织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这种形式解决了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没有解决的如何把小生产的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难题。列宁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 。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民已经成为做买卖的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容易接受合作社这种买卖机关，而不愿意立即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列宁提倡创办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如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争取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使全体居民都参加合作社。
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曾经说过："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从文章的上下文来看，列宁这里是指工作重心的改变和转移，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转到和平组织工作方面了。如果根据列宁在文章中提到的合作制问题是至少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拟的东西这种意思，那么"根本改变"似乎可以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制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两个入口，而不只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入口，从而改变了他自己在十月革命前直至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入口的看法。由于俄国当时所处的孤立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以租让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不大，而合作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前景，所以列宁认为能促使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合作制。在像俄国这种小生产经济占多数的国家只有通过合作制建成社会主义，从而使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他对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的看法上。新经济政策前直接过渡的方法脱离了俄国的国情，没有找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找到了通过商业适应和支持小农生产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又找到了通过合作社引导小农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样，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就建立在现实而可靠的基础上了，这是列宁对他开创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旋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1页。。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第七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国内斗争异常复杂。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无所前鉴的情况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结合苏联的具体实际，领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作了长期的可贵的探索，提出并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运行体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一基本框架在苏联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都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各种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从1924年1月列宁逝世一直到1929年，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斯大林先后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争论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大而又极其广泛。理论争论的主题涉及列宁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道路问题等。这些理论争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1.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1924年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面临着种种理论的与实践的难题，需要对列宁留下的珍贵理论遗产进行梳理，从中寻找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和途径。当时俄共（布）最高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俄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力图从对列宁留下的理论遗产的解读中阐明各自的观点，解决存在的分歧。于是，对什么是列宁主义的理解就成为激烈争论和思想理论交锋的焦点。在这一交锋中，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作了许多独特的理解，后来成为俄共（布）关于列宁主义的权威阐释。
在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阐述中，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斯大林认为对列宁主义这一阐述的正确性，首先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产生的；其次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最后还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下的应用。
3.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现，在对这些社会矛盾原因的理解及其解决方案上，斯大林与布哈林发生了分歧，在社会主义建设方案上逐渐远离布哈林的方案，在许多思路上和原来的反对派似有接近。例如，斯大林的农业"贡税论"，似乎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影响；全盘集体化运动与托洛茨基所谓在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理论接近，而高速工业化理论则与"超工业化"计划类似。当然，斯大林的思路与托洛茨基的方案在形成的根源上是不同的。
首先，出发点不一样。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问题上，托洛茨基的高速发展工业的主张是同战胜国内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相联系的。托洛茨基是出于对国内农民阶级的不信任，以同国内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限制国内私人资本发展为目的。斯大林的高速发展工业思想是同战胜国外资本主义列强相联系的。斯大林是出于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遭受战争威胁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必须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求得经济独立，使苏维埃政权处于不败之地为目的。在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上，两者都有从农业筹措资金的方法，但托洛茨基方案是在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农民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认为农民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定时炸弹，要求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尽可能地对富农加以剥夺，将资金无限制地从农业抽到工业领域；而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是在始终坚持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反对放手剥夺农民，只是认为从农业中抽调资金以支援工业化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应当继续执行，不能立即取消，尽管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甚至讨厌的事情，并强调从农业中筹措资金应当掌握好分寸，切忌过度。从道理上说，在一个农业国中进行工业化建设，不从农业领域中筹措资金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筹措，筹措多少。斯大林在工业化初期，对农民的政策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粮食危机爆发后，加上战争的威胁，斯大林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实际上造成了挖农业补工业、剥夺农民的做法。但是这与托洛茨基派从一开始就对农民抱有戒心而主张剥夺农民的出发点是根本不一样的。
其次，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相同。托洛茨基提出"超工业化"主张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暂时稳定"时期，它们正一致虎视眈眈地对着新生的唯一无产阶级政权，托洛茨基主张剥夺农民的"超工业化"方案必然会危及工农联盟的稳定，破坏这一坚固的防御资本主义进攻的堡垒，继而危及初生的苏维埃政权，自然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而1929年斯大林实行工业化"大跃进"政策时，正是西方国家发生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从稳定进入严重危机的阶段，这给苏联领导人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迅速崩溃的错觉，他们以为，实现工业突飞猛进，跻身先进强国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于是苏联领导人和广大群众革命热情迅速高涨，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思想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当时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和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方案虽然做法相似，但理论出发点和政策背景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决不能将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主张混为一谈。
有人将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进行比较，认为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更适合苏联的发展，甚至提出，倘若苏联党和国家选择了布哈林方案，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脱离现实的臆想。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也不例外。虽然布哈林所阐述的发展方案在理论上更接近于列宁晚年思想，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国民经济较为综合平衡发展的方案。但是要使布哈林方案在当时的苏联顺利地实施下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从来都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布哈林的方案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没有将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有时在历史的关键时候，即使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同等看待也要犯错误。早在1921年列宁就批评过布哈林，说他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纵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形势，国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和歇斯底里地叫嚣战争，不断对新生苏维埃发动武装干涉，稍事歇息又挑起残酷的战争，历史并没有给斯大林和苏联留下多少和平的时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完全必要的，从而形成了特定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道路，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这些内容既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即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反映了在苏联具体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创立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确立了在苏联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长达30年，建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其大致的历史过程是：在斯大林领导下，从1928年10月至1936年底，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期间，苏联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剩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1936年12月，苏联制定和颁布了新宪法。这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下来，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处理农轻重关系等；一是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即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斯大林领导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框架即1936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依然沿袭下来，直到80年代中期。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1.苏联模式形成的国际背景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十分险峻，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国际反共战争逼近的状态中。国际反共战争威胁的形势要追溯到十月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使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短期内完成世界革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胜利，至少能改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弱小的局面，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并预计，"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欧洲革命出现了短暂的高潮。1918年芬兰爆发革命，1月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同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些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社会党人的背叛、共产党人的错误，很快就失败了。到1923年，保加利亚九月起义、德国汉堡十月起义、波兰克拉科夫十一月起义相继失败之后，欧洲革命再度陷入了低潮，俄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1918年起，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帝国主义纠合14个国家，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为了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粉碎反革命势力的叛乱，从1918年春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干涉，粉碎了反动派的叛乱，初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干涉失败，欧洲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受挫，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状态：帝国主义消灭不了苏联，不得不与苏联和平共处，但它们并不放弃反苏的宗旨，总在寻求机会进行侵略和颠覆；苏联力量相对弱小，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对外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和平共处，借以利用暂时的和平机遇壮大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呈现一种本质上对立却又不能不和平共处的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承认了苏联，并相互建立了外交和商业贸易往来关系。1933年，美国也最终承认了苏联。然而在这种和平共处中，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仍然保留着反共战争的野心。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完全爆发后，为维护统治和摆脱危机，各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的国家（如美国）采用改良政策，缓和矛盾。有的国家（如德、意、日等国）则相继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公开叫嚣战争，德、意、日三国甚至结成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旨在"协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政策，直接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于是，欧洲和远东成为两个战争策源地，局部战争频频爆发。实际上，回顾历史，在斯大林所处的时代，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种局部战争(包括地区战争、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也不断爆发，而且经久不息。当时的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始终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始终处在战争或备战的特殊条件之下。苏联不仅经历了国内战争，而且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大规模的卫国战争，可见，在当时，战争的阴云是非常浓重的。这种持续的反共战争威胁的国际形势必然会对斯大林思考如何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既然战争迫在眉睫，要备战和进行战争，那就必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地统一起来，就要求高度集中地统一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使其他一切领域和部门都予以配合。这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因此，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
当时国际社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苏联国内备战与高速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主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产物。在经济上，斯大林模式的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集中资金、资源、人力搞国防重工业的做法，从备战的角度看，其重要作用自不必多言。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制的形成受备战因素的影响同样是强烈的。在战争阴云十分浓重的形势下，抵御外来侵略，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当时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卫苏维埃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为了随时准备捍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不得不把尽快建成工业强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式，就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选择。
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中发现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需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而且正因为这是一些原则，一些粗线条的轮廓，即使它们具有客观真理性，要把它们变成现实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从理论上说，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同俄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牢固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必须深刻把握俄国的基本国情。斯大林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苏联的时候，从总的基本方面来说，是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的。但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际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一些问题。从理论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有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而且有某种照搬的缺陷。如在对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从形式上照抄照搬，在实践上造成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阶段"的失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理解限于机械化，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看做始终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把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在全社会实现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本质体现，从而把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直接对立起来，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其实，应该说斯大林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解实质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目标时操之过急，没有充分注意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生产力国情，没有顾及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结果。从实践方面说，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斯大林对本国的实际的把握也还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如他对脱胎于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社会制度中尚存的封建专制遗毒的认识不深，对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地下活动，战场厮杀年代那种集权主义、命令主义的烙印估计不足，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阐述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继承列宁巨大的"理论财富"，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育。为适应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普遍需要，斯大林亲自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思想上来培养、武装所有工作部门的干部，统一全党的思想。这些著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从理论上论证、总结、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运行中的原则和经验。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体系的研究
比较集中地表达斯大林哲学思想的著作，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两本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于1938年9月发表。不久便印成单本发行。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部分，对它们的"基本特征"，分别加以归纳、概括、解释，并指出其实际意义。这种结构有助于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领，便于普及。
在内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把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党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浓缩成一句话："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句话指明了理解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在思想和行动上做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的高度一致性。
斯大林正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变革。缺点是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英国哲学、法国哲学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
斯大林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肯定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性的意义，概括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由表及里的认识秩序。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回答了"世界本原是什么"以及思维产生后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等问题，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唯物主义与一般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学的可知论与一切形式的不可知论的根本区别。
斯大林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的内容及其各自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提出"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及"人口的增长，居民密度的大小"这两个条件能够"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不发生"决定的影响"；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
斯大林强调新社会思想、新理论观点、新政治设施、新政权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条件下，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表现出巨大的作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辩证性。
斯大林阐述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指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它的改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原有的结论有所误解，如它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明上，只把作为"党的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仅说成是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历史观的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未揭示其客观性质，也未阐明其基本内容，如关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只讲了前者，未讲后者；对于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只讲了对立面的斗争，而未讲其统一；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只将其量变转化为质变作了一般论述，未列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没有把实践范畴纳入认识论；对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欠确切，如关于生产力的界定不够准确，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论断不符合实际；对于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的自然科学成就未作出科学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对象和应用任务的引导，同现实需要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并非"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顶峰" ，"每一个原理都是专门巨著的指路明灯" ，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50年5月至7月初，苏联《真理报》针对当时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尼·雅·马尔为代表的学者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语言学理论，组织了一次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以便"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斯大林非常关注并亲自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写下了《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8月，这些短文和复信被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出版。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第一，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斯大林在论述语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 。它不包括生产力，不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它有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实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一是观念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
斯大林揭示了上层建筑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政治、法律设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观点建立起来的，"设施"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在斯大林之前，对政治、法律制度根据什么、怎样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问题，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具体的回答。
斯大林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即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作了论述。他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 ，"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他还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上层建筑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二是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消灭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
第二，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 即上层建筑通过生产关系这一中间环节同生产力发生联系。这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以生产关系为中间环节构成两对矛盾，它们决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及其发展。这个理论问题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斯大林始终没能全面地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并用相应的哲学概念加以概括，作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完整、明确的表达。其原因在于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在思想上偏离了辩证法，存在着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
第三，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斯大林提出了质变即飞跃的两种形式--爆发式和非爆发式。指出爆发形式主要表现为"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一下子完成新旧更替，具有突然性；而非爆发式则表现为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逐步过渡以实现飞跃，具有逐渐性和长期性。这里他把质变的形式普遍化，特别强调非爆发性质变形式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他在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事物发展的特点之后的新见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方面科学预见的发展。斯大林还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 他具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制改造所采取的"逐渐过渡"的形式，肯定了质变过程的非爆发形式及其多样性，这里透出一个重要思想，即当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可以采取逐步改进、改革、调整等形式，使之逐步完善。斯大林还认为，"逐渐过渡"形式包括使新东西渗透到旧东西中，改变其旧本性，从而实现质的飞跃。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在实践上，对于处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亦有重要意义。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的缺陷是，他关于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表述是不确切的。全部上层建筑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和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的，意识形态具有程度不同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它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继承关系，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在新旧上层建筑的交替过程中，意识形态并不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斯大林的不确切的表述，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否定。
斯大林对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在不少方面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了。然而，他基本上是从苏联的模式出发考虑问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弊病。他主张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没有把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消费品生产摆在应有的地位。他强调国家统一计划，但未给地方和各部门以适当的自主权。此外，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他仍停留在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种设想上。
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说法，通常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特有的，而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相区别的根本的东西；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道路。二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它体现了人们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关系，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成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表层的、被决定的，虽然它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仍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两者的统一。它首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是：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思想上，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体现。其次，是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具有鲜明的苏联特色，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主要是就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而言的。苏联模式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分别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1.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用国家自上而下靠行政手段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办法来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这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靠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地、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国家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而企业只是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国家机关既是国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企业是国家计划的执行单位，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义务，而没有经营自主权。同时，企业经营好坏，既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无关，企业也不负任何经济责任。
第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以及各个企业的经营活动，都是靠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来指挥，"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由于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或者只是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的范围内承认有商品交换，因而在经济生活中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反对市场调节。
第三，在经济管理的方法上，国家管理经济的方法以行政方法为主，即主要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通过行政命令、行政干预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在否认商品货币关系、否认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条件下，国家也不可能采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
这种经济体制，有它历史的由来，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苏联经济极其落后，原始性的小农经济还是汪洋大海，迫切需要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技术基础。苏联又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尤其是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苏联不得不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但是当时苏联经济力量十分有限，为了完成工业化任务，建设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起来，建设新的工厂，开发新的地区，从无到有地建立现代化部门，尤其是发展国防工业部门。显然，这时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合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表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不容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这种体制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不可否认，这种体制的确存在一定的弊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发展生产、改进经营的内在动力，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是主要的，它的缺点是第二位的。
2.政治体制上的集权
1936年苏联通过的新宪法，在规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具体规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新宪法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实施广泛的民主的要求，设专章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广泛的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等，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此前，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中，只有规定权力机构权力的章节，而没有专门规定公民权的章节。与此相反，苏联宪法用专章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进步性。宪法又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实行苏维埃制，各级苏维埃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办法选举产生，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信仰、文化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生活如何，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规定是宪法史上的一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使劳动人民享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民主。
但苏联政治体制在运行中也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常设机构膨胀，取代了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苏联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造成了党政不分、政出多门的现象，使党的机关国家化，党的各级机构代行了国家机关的职能，党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事务。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行政区划批准权、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中央集中，社会各层次的重要决策都由中央集中作出。中央有权决定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银行，管理具有全国性的工农业机关、企业和商业。同1924年宪法相比，1936年宪法加强了中央权力，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三是在权力运行上，党内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逐渐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状况。权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最高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身上。这当然有当时的客观原因，但是毕竟从体制上为在斯大林晚年演化为个人迷信提供了客观条件。四是在民主建设上，疏于民主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重大事务和重大决策中较多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在党内民主生活上，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落实，一些主要干部由选举产生实际上流于形式。五是在法制建设方面，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法律也缺乏权威性，安全机关有法不依、不依法办事，甚至破坏法制的事情屡屡发生。六是在组织机构上，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其任务也由监察党中央决策机构变为监督党的决议的执行。与此同时，群众监督组织也被取消，不再强调群众监督。监督部门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了。1940年通过的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条例根本没有吸引劳动者参加监督监察工作的规定，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中央机关、党的干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变成由上对下的监督，监督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3.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体制
苏联斯大林时期在文化体制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斯大林认为，马列主义是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是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如果不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不把实际工作和必要的理论研究联系起来，就会在黑暗中摸索。早在在格鲁吉亚从事革命活动时期，斯大林就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中捍卫了列宁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等等，高度赞扬了在工人运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灌输"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斯大林更加重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认为这种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1924年，他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在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中，要"尽力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并且说："特别应该强调列宁主义的宣传，因为这种宣传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为了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做出决议，委托中央采取一切办法迅速出版马恩全集、马恩文选、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1938年，联共（布）中央还决定，将1931年11月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成立的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划归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责成这一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从速再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不久就开始出版《列宁全集》第4版，1951年全部出齐。为了培育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斯大林亲自编写了联共（布）党史，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逐步设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号召人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论断的理解存在教条化的倾向，缺乏辩证法的灵活性。
二是注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发展科学技术，强化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斯大林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强调在劳动者中开展文化的普及教育。20世纪30年代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危机，大量科技成果、设备急需寻找国际市场的大好时机，积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因此，苏联的教、科、文事业发展十分迅速。十月革命后，苏联文盲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50%~60%。针对这种落后情况，苏联实行了四年制的普及教育；在农村和工人新村，又实行了七年制义务教育，使千百万劳动群众及其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在9~49岁年龄段，识字居民已达到87.4%。到1929年年底，城市产业工人中的文盲基本上扫除，到1931年5月，莫斯科已成为一个无文盲的城市。1932年，在农村的扫盲学校共招收1500万人，其中1100万人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到了1959年，全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苏联劳动人民不识字的现象已基本上消灭。自1920年至1940年，约有5000万原来是文盲的成年人识了字。 1913年沙俄时代仅有1.16万名科技工作者，到1940年，苏联拥有科技工作者数目达9.83万人，比1913年增长了7.4倍。1947年底，苏联政府宣布已经掌握了原子武器的秘密。1953年8月，苏联在北极圈的弗兰格岛爆炸了氢弹，其设计方法比美国更先进。
在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上，20世纪20年代，苏联曾有过众多学派和不同流派自由争论的局面。30年代，随着党内斗争告一段落，党中央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领域的争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决议，对中小学、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教科书的编写以及中小学的历史、地理课讲授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还亲自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同时，哲学界开始批判德波林学派，并改组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文学方面党中央认为"拉普"正在妨碍文艺创作的大规模发展，决定予以取消，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并在协会中设立共产党党团；在史学方面开展了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运动。文化方面的种种措施，加强了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但是，苏联对自然科学划分阶级属性，如在苏联自然科学文献中，就有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提法，把某些在世界上具有相当影响的生物学学派划入了资产阶级生物学行列。这种理念和做法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及其影响
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扩展到欧亚多个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欧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老挝、蒙古和拉丁美洲的古巴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有深刻的复杂的背景。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自然是人民自主选择、长期奋斗的结果。社会主义对欧亚社会主义各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些国家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如何建立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为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除了依据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之外，就只能依据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获得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力，苏联模式提供的可资借鉴的样板，必然使正在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苏联模式。
其二，欧亚社会主义各国总体上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整个经济还处于小生产的状态，封建势力比较强大，人们的民主意识淡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为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才有可能集中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建设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危的大工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模式在总体上正适合它们的需要。
其三，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遏制的政策，东欧各国内部党派林立、政局不稳，强化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政治模式，有利于排除党派纷争的干扰和保持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有利于恢复战争创伤、促进国家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应对西方的挑战。因此，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初创时期，接受苏联政治模式，有符合历史客观需求的一面。
其四，建于十月革命后的共产国际，是一个集中型的国际政党，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欧亚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部分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号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各国党必须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与苏联及苏联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掌握政权以后，必然竭力向苏联及苏联共产党靠拢。同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特殊地位，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中的领导党，与各国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苏联共产党亦能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各国党。
其五，斯大林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加之他有大国大党主义的思想残余，曾强制地要求欧亚社会主义各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实行不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标准，把别的国家走自己的道路视为"异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苏联模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
2.二战后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的特点
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或者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主要依靠本国人民革命力量完成了民主革命，并逐步摧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但在具体形式上，这些国家各有其特点。有的国家是依靠从国外打回来的人民武装力量获得解放的，如波兰。有的国家是通过武装起义而获得解放的，如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的国家则是在长期斗争的基础上，依靠本国的革命力量，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有的国家则主要是凭借苏军的强大攻势而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如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有的国家是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在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而最终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如中国。
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评价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历史地位的评价，要坚持把苏联模式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不要抽象地谈论它的功过是非。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理论和实践是有差距的，有一些观点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一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往往是不可行的。如对斯大林主张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评价，某些学者称："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抽象地从理论上讲，这种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不合适。因为布哈林的方案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没有把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考虑进去。他设想出一种十全十美的、不要付出多大代价的、"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这如果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条件下，当然很好，但是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却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威胁，特别是法西斯上台之后，战争叫嚣极度疯狂，后来的事实是，德国法西斯集中了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如果苏联当时不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很可能已在战争的炮火中遭到灭亡。而苏联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也正是以其工业化时期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据有关材料显示，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武装力量损失了3/4的有生力量，坦克、迫击炮、飞机损失75%，在1942-1944年间，苏联每月生产的坦克超过2000辆，而德国1944年5月达到的坦克最高月产量才不过1500辆，而且苏联坦克装甲的厚度、机动性都超过了德国；苏联野战炮年均产量比德国多一倍，迫击炮多4倍，反坦克炮多1.6倍。 如果苏联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作基础，是不可能有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这提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战略的确定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不能仅仅从单纯的经济因素考虑，还必须从世界的全局、从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出发，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这是很深刻的。
对苏联模式历史地位的评价，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慎重的、严肃的态度。我们党一贯坚持这种立场。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既充分肯定了它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基本性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同时又阐明了一个重要原理，即各个民族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应努力探寻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具体形式。我们党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我们党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 这些论断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们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我们在对苏联模式及其影响的评价上仍然要坚持这种基本立场。毋庸讳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影响的评价，不同政治派别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当今时代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这种污蔑更加厉害。如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2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结论，就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因为这几十年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被扭曲了的"、"专横霸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他对"斯大林模式"深恶痛绝,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的立场。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从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即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要重视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包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包括政治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它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社会分工日益加深、各种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从而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生产力不断社会化的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着生产力社会化性质客观要求的实现，这就是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日趋激化，使资本主义方式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生产力不仅不能得到发展，而且还会遭到破坏。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然而这个"取代"的过程，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而且他们往往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这就迫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这就为实现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在这个艰苦斗争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以赢得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指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反映了这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普遍意义。所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包含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的、进步的意义。
对于苏联模式，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评价。在苏联模式中，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共性的方面，也有体现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特殊性的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共性的方面，要认识到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坚持的。对于苏联模式中反映社会主义特殊性的方面，一定要看到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苏联模式中存在着一些弊端，有的在模式形成时错误就是明显的，有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凸现出来的。二战以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要求经济从粗放经营发展为集约经营，苏联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没有适时有效地进行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弊端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加以克服。
第八章 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维埃俄国的崛起和西方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接踵而来的"大萧条"，引起西方国家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思，出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一方面，后来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应运而生，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和安·葛兰西(A Gramsci)所阐述的一些重要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思想；另一方面，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为主题的各种理论思潮也孕育而出，形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取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指称西方和东欧一些与苏联"正统"理论相别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思想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广泛的理论触角方面它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富有特色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但是在基本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进步的而不是退化的研究纲领，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思想路线，批评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向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开放，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并且注重从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上而不是从经济基础上展开这种批判等等方面，它显示出一些相近的立场和话语模式。
匈牙利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乔治·卢卡奇、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卡尔·柯尔施和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安·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它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他们的理论探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较注重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时代提出的理论和社会政治问题，尤为注重讨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一讨论来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
1.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
在社会研究领域，对时代特征的敏锐捕捉是一切理论创新的前提。卢卡奇给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是认识"现代"，从理论上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总结革命起落的经验教训，探索复兴革命的新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在西欧和中欧却陷入低潮。尽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十分尖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如期实现。革命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而在相对发达的西欧遭到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卢卡奇理论思考的出发点。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首先研究的是一个简单而又成为"反复讨论的焦点"的问题：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的哪些论点可以允许"批评"甚至"抛弃"，而又不失其为马克思主义？他雄辩地指出：假定最近的研究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命题都是错误的，即使这样，一个严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在欣然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结论的同时，一点儿也不放弃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只要坚守住这一方法，无论放弃多少马克思的个别命题，都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这个定义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来说还非常关键，因为它涉及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含义，不仅包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且还必须从理论本身以及理论掌握群众的方法这两方面来理解，否则理论（辩证法）就不能转变为"革命的手段"。卢卡奇在讨论方法时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从方法以及它与其对象的关系中，抽象出理论的实际本质来。如果不是这样做，'掌握群众'将变成一句空话。群众就会被完全不同的势力所控制，从而去寻求完全不同的目标。如果那样，理论和群众的活动之间就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只有当意识和实在处于马克思所提及的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而现实又力求趋向于思想的条件下，理论和实践才能达到统一；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一个阶级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从而既成为认识的主体又成为认识的客体时，而且只有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时，理论和实践才会统一，理论的革命功能的前提才成为可能。这种现实的可能性，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了。
要弘扬革命的辩证法，就必须批判盲目的经验主义的"事实"观。卢卡奇不否认所有的认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这里的唯一问题在于：怎样用辩证法的观点认识事实？事实之成为事实，必须置于"一个体系的框架中"。盲目的经验主义认为，每一件事实论据，每一个统计材料，每一个原始资料，都已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是它忘记了，哪怕是一个不加解释的简单的事实列举，它已经意味着一个"解释"，即被固定在某种理论、方法或结构之中。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包括商品拜物教、社会关系的物化、劳动分工的扩展以及分离的学科等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使人易于产生"错觉"，从而强化经验主义"事实"；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片面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事实具有"历史特性"，而不是"直接的既定的"；事实本身必须接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只有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做是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能变成现实的认识，即发展为"具体的总体性认识"，也就是达到"现实概念的再现"。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关于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名言，是历史地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关键所在"。
1917年年底，葛兰西曾经发表一篇评论十月革命的著名短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指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俄国革命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先是资产阶级发展起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然后无产阶级再思考诸如起义、阶级要求、革命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然而，十月革命却克服了《资本论》的逻辑，"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拒绝《资本论》中某些表述"，他们用"明确的活动"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而"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并不拒绝《资本论》"令人鼓舞的、内在的思想"，他们"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的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人们来理解经济事实，判断它们并使它们适应于它们的意志" 。葛兰西进而从革命的常规条件和非常规条件角度分析了十月革命的原因。在常规时段里，要形成革命的集体意志，需要有一个漫长的逐渐扩散的过程，需要有阶级经验的积累，需要"外在地"和"内在地"组织起来，需要有"外部刺激的不断的连续和反复"。在这个过程中，群众"在思想里发展出某种条理"，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潜力"，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以及实现它的"能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仲裁者"。马克思预见到了这些常规的进程，而俄国革命是在非常规条件下发生的。战争带来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悲惨，刺激了集体的人民意志，饥荒、饥饿和死亡使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统一起来，他们先是机械地、后是能动地和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意志"。葛兰西认为，政治动员在非常规条件下的革命中起着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宣传"戏剧性"地"锻造"了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革命宣传使俄国人打破常规，无需"等待在俄国重复英国的历史"，无需"等待资产阶级崛起"，无需"等待阶级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那种阶级意识"，就觉悟到"他们必须夺取政权"。葛兰西在这篇短文中关于十月革命逻辑、关于《资本论》内在思想、关于革命常规条件和非常规条件的论述，不仅集中体现了他本人的理论倾向，而且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沉思。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学派肇始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霍克海默（Mar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er 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弗洛姆（Erich Fromm）是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代代表。作为一个研究团队，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凝聚力、影响最大的一个知识和思想共同体。尽管由于战乱，社会研究所经常处于迁徙和重组状态，但是在霍克海默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以社会研究所为基地，法兰克福学派具体化了卢卡奇等人对哲学的强调，针对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借鉴和吸收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发现、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课题，阐发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稍后一些，用人道主义即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法国出现。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阐述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等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密切相关，因而他们考虑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即批判的社会理论来化解这一"危机"。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理论，二者的区别要从什么是"理论"说起。在霍克海默那个时代，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特定主题的命题系统，这些命题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逻辑关系，其中有些是基本命题，有些是派生命题，理论的有效性在于派生命题是否符合实际。如果经验与理论出现矛盾，那么不是研究者的观察不正确，就是理论命题出了问题，必须对经验或对理论进行重新检查。就理论对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永远是一种假说，如果理论不足以加工经验材料，就必须准备改变理论。尽管离理想状态还很遥远，但一切理论的一般目标似乎都是要成为一种不局限于特殊论题而囊括一切可能对象的普遍系统的科学。关于无生命的自然的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了关于有生命的自然的科学--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的效法。霍克海默指出，当时社会学存在许多学派，然而在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上，"经验取向"的社会学家和"理论取向"的社会学家的看法却是相同的。
对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传统理论和方法，霍克海默提出了批判。在理论的逻辑体系中，新定义能否以及如何制定出来，不仅取决于体系的简单性和自洽性，而且取决于并非自明的研究方向和目标。研究对象也影响理论，理论应用于对象的过程不仅是科学内部的过程，而且是社会过程。把假说应用到事实上去的活动终究不是在研究者头脑里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场所进行的。传统理论没有弄清理论"真正的社会功能"，它不谈理论在人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只片面地谈论孤立领域中理论意味着什么，它脱离整个社会活动母体，不懂理论是人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非独立的环节"。传统理论遵循着"传统世界观"：知觉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的"存在"。而其实，城市、村庄、田野、树林--这个周遭世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人不仅仅在穿着、体貌和情感特征上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甚至他们"看和听的方式"也是人类活动塑造的，"在进行认识的个人有意识地从理论上阐述被知觉的事实以前，这个事实就由人类观念和概念共同规定好了" 。霍克海默还指出，传统理论是维持现存社会的理论。"社会划分为集团和阶级"，因而由于理论提出者所属的社会阶级不同，理论与社会活动的"关联方式"也就不同。就资产阶级来说，它的理论曾经致力于摧毁既存秩序，而今由于阶级地位的变化却发挥着"肯定"的社会作用。
霍克海默阐述了批判理论的各种特征。批判理论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活动"。"批判"在这里不是"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这种批判活动构成了辩证的社会理论的"根本方面"。批判理论是一种"批判态度"，它不承认"他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给定的东西，"根本不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社会准则"；它不"认同"这个社会，而是打算解放和改变这个社会；它同这个社会的关系就是"紧张"：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批判理论反对传统理论对"事实"的看法，认为"事实"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社会劳动的产物，"纯粹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批判理论是由"对合理生活条件的关心"支配的、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它追求社会的合理性，批判现存的苦难，设计解决苦难的办法，揭露现实的秘密。霍克海默这样描述异化："人们在社会中进行的协作是理性要求的存在方式；他们以协作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力量，从而证实了他们自己的合理性。但是同时，他们的劳动和劳动结果却从他们那里异化出去了，而那包含着对劳动能力和人类生命的滥用的、包含着战争和无意义的痛苦的整体过程，却好像是一种不能改变的自然力量，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命运。" 批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概念工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及崩溃范畴"是批判思想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思想整体的意义是"把当代社会转变成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批判理论不提出类似乌托邦的社会改造方案。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走向这个联合的趋势如何，经过哪些过渡阶段等等，在它实际发生之前难以说清。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排斥"幻想"。对一种未来图景的勾画，"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缺乏这种想象力，就会导致"苦恼、失败和惩罚"，因而批判理论家有时候必须是"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他的工作的意义不是"自明的"，而是依赖于那些"以足以证明他有道理的方式去说和做的人"。批判理论不是教条主义，虽然它的本质要素不会发生改变，但它没有"教义性的主旨"，它的理论要素会随着历史变化而重新安排。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论题。一是关于批判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紧张关系。在霍克海默看来，合理社会组织的观念内在于人类劳动之中而又没有被正确把握，要理解和表达这些观念，需要有"某种利害关系"。无产阶级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境况"，将会产生出这种"利害关系"。但无产阶级的社会境况并不是"正确认识的保证"。无产阶级可能确实体验到了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公，但这种意识并没有变成"社会力量"，而是被强加在它身上的社会结构分化和阶级利益对立所遏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腐蚀"，从而"陷入对现状的奴性的依赖"。虔敬地宣布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并在"适应无产阶级、神话无产阶级的活动"中得到满足，避免暂时与群众对立，这种做法无异于"逃避理论努力"，只能使群众变得"更为盲目、更为软弱"。批判理论的真实作用在于，它与被压迫阶级形成"动态统一"，它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致力于系统地描述某个阶级在特定时刻的感情和观念，而是成为"群众成长过程中的批判因素和推动因素"。二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对既存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人的行动不是由外在机制决定而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观念。如果抛开理论去思考既存秩序，就会"歪曲理论对象"，就会陷入"无为主义或顺世哲学"。批判理论的前提是批判现存秩序并与现存秩序作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认识和行动"不是"不同的概念"，认识到一种状况的存在是向改变这种状况迈出了一步，因而理论"构造整个社会的发展图式"。批判理论要取得"历史性胜利"，就必须得到传播和接受。一方面，对社会变革的关切由普遍的社会不公唤起，而这种关切将促进批判理论的传播。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必须"塑造和指导"社会关切。
萨特呼吁马克思主义重视研究人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研究的"中心"是"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如今仍然表现为唯一可能同时是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 只有这种人类学可以在人的整体性中来研究人, 即从人的条件的物质性出发来研究人。另一方面，教条式马克思主义错误的要害，却在于见物不见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后者把人吞没在观念之中，而前者则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的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去寻找人" 。在萨特看来，在对人作具体而微观的研究方面，存在主义在方法上比马克思主义先行了一步，而只有实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萨特制定了融合二者的方案，提出把"辅助学科"和"中介因素"引入马克思主义，阐述了他的人学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前进-逆溯"方法。对于存在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这些方法，重新把"人的维度"置于基础地位，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萨特声称，他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加速这一解体过程。
三、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是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历着"大萧条"的严重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苏维埃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新的研究。
1.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理论研究
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是20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既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之后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论题就是劳动价值论。他在一开始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就已意识到，劳动价值论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当时，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多少还处在一种"奇特的矛盾"状态中。例如，他在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既承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以及这一理论在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优越的"地位；同时又认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创立的"新古典"理论在逻辑上也是正确的，它在价值理论上的失败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性质的错误解释上，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结构的不充分的表述上，那时，多布还力图弥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均衡价格论之间的"罅隙"。进入30年代后，多布重新研究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得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流行的各种价值、价格理论的本质，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时期，他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一些论文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价值理论的必要条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现代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中。
30年代初，在西方经济学界，劳动价值论不仅受到云集在"边际主义"旗帜下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价值者的攻击，同时还受到倡导经验价格、主张取消任何理论价值的新思潮的挑战。当时，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卡塞尔认为，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是完全不必要的，所有的必须证明的命题都可以由经验价格加以说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尔达尔，则在1932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中宣称，在对价值理论--不管是以实际成本，还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理论--的研究中，以前的经济学都受到来自伦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缠绕，因而各种价值理论都不具有纯粹的经济学的性质。他认为，只有放弃这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倡导具有实效性的经验价格，才能把经济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在这一理论氛围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然面临双重的理论任务：一是必须驳倒提倡"经验价格"的"新思潮"，搞清理论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必要地位；二是必须驳倒各种非科学的价值理论，阐明劳动价值论才是唯一的科学的价值理论。这一时期，多布以对卡塞尔、米尔达尔等人的"新思潮"的批判为出发点，展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探索。
多布认为，要驳倒提倡"经验价格"的"新思潮"，首先要搞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合适的价值理论同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系？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多布指出，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从对一种比较模糊的、未加区分的领域的事物的描述和分类开始的；只有在作了这种描述和分类的基础上，才能在以后的进一步的分析中，得出适合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普遍原则。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这种普遍原则可能只适合于有限的或局部的情况，不能完全预测这一体系内更为具体的、更大量的事实和更一般的问题；但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这一普遍原则，对整个理论体系的构造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任何一门科学中，这种普遍原则不仅要达到一定的综合程度，而且要达到相当的精确程度。多布认为，化学中化学元素的原子量的概念、物理学中牛顿引力定律，在这些科学中就起着这种普遍原则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中，能够起这种普遍原则作用的，首先就是价值理论。这就是多布屡屡强调的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中所具有的"描述和分类"的功能。显然，取消价值理论的这种独特地位，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就无从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难以得到发展。
多布进一步认为，只有能够执行这种"描述和分类"功能的价值理论，才是一种"充分的"价值理论。纵观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价值理论，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唯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对此，多布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论证了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这种"充分性"。
从形式上看，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程组"中，"充分的"价值理论必须处在起关键性作用的"自变量"的地位。这种"自变量"必须具备两个充分条件：第一，在解开整个"方程组"的过程中，这种"自变量"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不能依靠其他"自变量"得出自己的解；第二，这种"自变量"必须表现出某种数量关系，但是，重要的是，"这种数量不能是价值本身" 。
显然，经济学说史上存在过的诸多价值理论，都只滞留在循环论证的"怪圈"中，无法找出一种独立的、在因果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变量"；唯有劳动价值论才能跳出这一"怪圈"，避免循环论证，从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马克思把它精确地定义为"抽象劳动"）出发，解决构成价值"自变量"实体的问题。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多布认为，只有劳动价值论才能作为起关键性作用的"自变量"，才能解开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方程组"。
从内容上看，"充分的"价值理论，必须具备能够预测现实世界的"实在性"的特征。这就是说，第一，对于"充分的"价值理论来说，价值"必须转化为实际的维度，这些实际的维度在事实上是能够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因此，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主观价值论，在形式上尽管也是在价值体系以外寻找价值决定因素的，但是，这些决定因素都是"非实际的"，只是主观的心理欲望这一类因素。只有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作为"实体"的劳动因素，才是一种"生产活动中的客观因素"，并且具有"实际的维度"。
第二，作为"充分的"价值理论，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层次上是正确的，而且在不断接近于现实世界的具体层次上，在经过适当的"修正"之后，也应该是正确的。多布认为，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达到这一点。作为例证，他提出了《资本论》体系中的"近似法规律"的理论。多布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抽象层次上，"第一近似规律"（the law of first approximation）起着主导作用。这时，价值决定价格，利润取决于剩余价值，或者取决于劳动力价值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进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时，马克思在对"第一近似规律"作了适当"修正"的基础上，推导出逐渐趋近于现实的"第二近似规律"（the law of second approximation）。正是在"第二近似规律"的作用过程中，个别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相偏离，平均利润量与剩余价值量相偏离。相对于逐渐趋近的资本主义现实而言，"第二近似规律"不仅没有违背"第一近似规律"，相反，还使"第一近似规律"的抽象规定性进一步展开为具体规定性。
第三，"充分的"价值理论还必须像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原理一样，植根于人们为取得自身的生存资料而同自然进行斗争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这就是说，价值规定必须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显然，这种联系的枢纽只能是劳动。因此，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唯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多布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视角，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这些新的探讨，不仅对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且也为他从多方面开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野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程和性质的分析，就是把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多布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政治经济学史上其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或商业循环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的根本特征相联系的。这里所说的"根本特征"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的。
第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动态的研究"。多布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危机并不是对预期的均衡的一种偶然的偏离；也不是离开既定的发展轨道，而后又顺利地回到这一轨道上来的过程；危机只是造成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运动形式。因此，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角度来看，经济危机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是这一社会得以发展的一种必要的机能。在多布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条件下，强制地实现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一种必然的机能。显然，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动态过程的实质。
第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其根源的研究中，注重对这一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研究。多布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中，马克思固然突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中，从整体上强调的是：在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中，既定时间和阶段上的阶级关系状况对经济危机具有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蕴涵着对"阶级关系的运动形式（阶级斗争）和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阶级收入形式的考察"。在多布看来，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应该包括对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者工资的变动趋势以及工会组织力量大小等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针对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以及当时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理解的现状，多布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两个易于使人误解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由于一系列相反作用因素的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实际趋势并"不更大、更快"。据此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提供一种"逻辑的根据"说明，在作用和反作用这两种趋势中，哪一种会占优势。多布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过于机械"的理解。多布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趋势是相互冲突的要素，这个制度的一般运动就是由此产生的。这就是说，在各种力量的冲突达到平衡时，就偶然地出现一种均衡运动；当各种力量的冲突变得急剧并破坏均衡，并出现与此相伴随的波动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境况中就表现为危机。" 据此，多布认为，不能把反作用趋势看做是抑制或消除经济危机的力量；相反，反作用趋势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运动的一个侧面，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因此，利润率趋向下降中的反作用趋势，同作用趋势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
第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消费不足论"的关系。30年代中期，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多布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主张对它们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多布首先肯定，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引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当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抑制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消费不足论"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多布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些论述表明："现存资本中所能实现的利润量，不仅总是取决于这一资本怎样在与当前投资和消费相联系的资本品产业和消费品产业之间进行合适的分配，而且还取决于当前消费和投资相加的总量。"但是，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地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增长......会产生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问题，从而在之后不久就会产生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甚至把"消费不足论"说成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根源的理解，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所作的这些探讨，不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实行经济核算的现实可能性的观点作了颇为有力的批判，而且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尽管这一最初的"兰格模式"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他避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商品、价值、市场、价值规律等重要问题，但是，他所作的这些严肃的思考，对以后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理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理论，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