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缜密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最为典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和社会建设诸多方面问题进行认识与理论思考的产物。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等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等问题。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正确认识和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出发，设计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懈探索的结果。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到1948年4月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经过长达26年的探索，最终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进行革命道路设计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城市中心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解决了革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道路问题。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在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2．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经过了一个从孕育、形成、发展到最终放弃的过程。在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李大钊等人，就已初步注意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它的实境"的问题。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开端，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给予工商资本家应有的政治权利等积极做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最终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而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的最终形成，则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为代表。
《论新阶段》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随之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一年多。与这一情形相适应，毛泽东对新生的政权进行了一些设计，虽然当时还未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词，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已经形成。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该文当时尚未公开。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新的共和国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在政治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次，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其新民主主义思想，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首先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才使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从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
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上，中共中央作出过明确界定，认为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这一论述表明，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妥当的。关于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作过论述，认为"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薄一波认为："毛主席是对的。因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要加以"确立"、"巩固"的确很难。"所以，当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确立'的观点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理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大众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宣告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中国便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但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和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光辉一页。
1.过渡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过渡时期是个历史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但他们却对这个转变过程提出过科学的预言并对过渡时期的具体政策作了专门论述。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同时指出，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各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取决于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马克思设想通过合作制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设想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达到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收归国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作出的一般结论，这些思想，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第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包括军事上的反抗，政治上的反抗，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二，过渡时期在经济上是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第三，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认为像俄国这样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基础的大工业；使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时期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继承的同时，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科学理论，并借鉴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后，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总结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提出和形成的。它的提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顺利过渡的历史必然，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大理论贡献。
2.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
过渡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仅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设计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且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
第一，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国在借鉴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同时，走了一条同苏联不同的道路。苏联从一开始就采取集体农庄的形式，推行大型农业机械，实行整个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而我国一方面"趁热打铁"，及时引导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同时根据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通过互助合作，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弥补生产工具、特别是机械化设备不足的缺憾，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适应工业化的迫切要求；然后再通过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对农业的改造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主要是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同时也试办初级社。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挥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两种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使广大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及其工业原料，使农民购买力提高和国家工业品市场扩大，中央提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提高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全国普遍建立起初级社。初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还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当然，它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的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在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的基础上，进入大办高级社阶段。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引导，多次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要典型示范、不能冒进"。《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采取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方法才是正确的领导方法。总之，从1953年起，各地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向前发展，到1955年6月，全国已建立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0月底，又增加了一倍。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直接加速了全国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到1955年底，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63.3％，1956年已达96.3%。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内，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实行广泛的民主，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实行按劳分配，缩小三大差别等思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的理论，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的理论，并根据苏俄的实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等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1.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年9月党的八大的精神中。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文章，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思想成果，针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具体来说：
第一，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根本任务。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了贯彻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还具体阐明了什么是国内外积极因素，他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与此相应，中共八大通过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这一基本定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有了全新的界定，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探索中的严重失误
中共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自1957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认识，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出现了偏向。从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第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7年春天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尝试。但是，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在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还导致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错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观点，并将这一主要矛盾存在的时间拉长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会还接受了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提出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认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上述错误分析和判断，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屡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
第二，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思想。本来，毛泽东在1954年、1955年曾讲过，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50年的时间。1956年又说过，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原有的认识，并对先前提出的反冒进思想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制定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工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高指标，从而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大跃进"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国在三四年、五六年内就可以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十年左右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主张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
3.探索中的两种趋向
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趋向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趋向则基本上是"左"的、错误的。最终，后一种发展趋向压倒了前一种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第一，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有益探索。从1960年下半年起，由于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开始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检讨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在力图纠正党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继续丰富着探索的成果。1959年春至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相继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不可能很快；搞社会主义建设，要综合平衡，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相关思想。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为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跨进了一大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分阶段发展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划分阶段，从而也就不可能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 社会，对社会主义阶段，他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社会主义"等术语，但列宁所讲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是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同一概念。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进而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一直未能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无法揭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汇报时明确指出："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同上书，228页。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各级干部，指出：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由于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针对当时把平均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剥夺农民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要坚决反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1961年6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时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需要靠自己摸索经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到划清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界限的问题时，也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和等价交换的交换原则，并认为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看法是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也再次强调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把握要经过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长期认识过程"，再加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所以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需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上述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正确认识，可以说是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收获。
到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即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由此可见，在60年代前半期，对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但是，对于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后来的发展模式还被限制在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内，未能突破基本上的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框框。
第二，政治思想方面的日益"左"倾趋向。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和肯定了这一提法，将其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全会公报。这些论断,后来被概括为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这样，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题已由社会主义建设转为如何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与此相联系，一些有益的探索，也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而遭到批判和制止。到"四清"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社会主义的探索走上了更曲折的道路。
4.探索走入歧途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歧途，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和国家的纯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中、后期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多次，而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即五七指示)，则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阻碍，便认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逐步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集团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又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口头上虽然也讲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在恶劣的环境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试图限制以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其他各项事业，在实际上开始拨乱反正、进行改革的试验，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努力终告夭折。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所有成员从各自的工作经验出发，对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出的各自的有所侧重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成为新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但在中国历史上，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曾出现过种种错误的倾向，所以，怎样正确理解和对待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真正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之后，在中共七大上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究竟有没有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本人没有做过概括和说明。而回顾中共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几个阶段。（4个）
第一，党的七大前的初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著作，取得了理论成果，实践需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发表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论述了毛泽东及其理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并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他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同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还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正在发展着的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就为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党的文件广泛运用开来。1944年1月，晋察冀边区《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与任务》中，初步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即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新发展，他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正确的政治路线，群众观点与实事求是的革命手法。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进一步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这是第一次在全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两个概念并用。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一历史决议中有一段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从而取得了同党内"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的胜利。这次决议还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与三次"左"倾错误对比，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概括虽然还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但大会决议的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为中共七大的召开，为全党接受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进行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2.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科学体系的标准，关键在于看它有没有系统回答所研究的领域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体系，在理论上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基础，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密切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其范围涵盖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建国思想体系，并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47～48页。其基本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无产阶级要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主要归纳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其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关于管理体制上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因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军事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军事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是毛泽东创造的。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四，关于政策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它贯穿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内容极为丰富，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论述，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第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文化工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
第六，关于党的建设。
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还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决议》还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为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地规定下来。"活的灵魂"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其中，"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展开，因此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总之，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和活的灵魂，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理论，而是在深入分析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道路、前途、步骤及转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取得初步成果。它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第十章 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及其趋势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以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得到显著发展，新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也有了深入探讨。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研究
1.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尽管存有分歧，但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是有共识：第一，列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作了科学的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第二，垄断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性质，相反却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固有矛盾。
苏联学者认为，尽管列宁直到1917年4月在《为捍卫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演讲》一文中，才第一次使用"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但在这之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1916年底至1917年初的一系列著作中，实际上已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形式作了周详的论述。因此，依·库兹敏诺夫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版于1955年）一书一开始就指出："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原理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成长自垄断，是垄断发展的结果和最高阶段" 。
列宁没有专门撰文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出论述，原因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其特性在初期表现得不够并不是由于它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面或形式，而是由于它的内在特性。这种特性在初期表现得比较不明显，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它日益渗透到了标志着帝国主义特征的每一个过程"。尽管如此，苏联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著作中仍然"全面地论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内、国际关系的特别复杂的综合体" 。
基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内在特性"的普遍认识，苏联学者并不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视为继帝国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独立的阶段，更不是所谓的"超帝国主义"阶段。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们既承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大变化，同时更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前期在根本特征上的共性；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每一种职能以及为保证这些职能实现的各种组织形式"都源于资本帝国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性" 。
在苏联学者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包含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过程。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阶段的时间划分，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垄断资本的积极推动和国家的干预下，国民经济实际上成为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需要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从而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一度有所减弱；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帝国主义的所有矛盾，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成为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困境的主要选择。结果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明显再度增强。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动员使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得到巨大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进一步增强。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和控制增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了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同资产阶级国家力量结合成统一结构的过程。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已由大战和危机严重时期的一种临时性的非常措施，转变为一种经常性的管理经济运行的常规机制，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更高阶段的标志。
曼德尔还对"后工业社会"等理论中的"技术理性主义"的实质作了抨击。他认为，"技术理性主义"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如掩盖了社会条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作用、"技术理性"发展中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和传播等等方面的矛盾。它实质上是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
曼德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用语较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用语更为科学。尽管列宁在1917-1918年的著作中也曾经使用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用语，但是，列宁使用这一用语是为了说明1914-1919年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后来的一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一用语，却是为了说明战争结束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新的发展阶段中的特征。而且，这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这一用语时，过分强调了国家相对的自发的作用，他们试图用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作用，而不是用资本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及其趋势的探析
1.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研究
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研究，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限，在理论认识上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50年代初，苏联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作为金融寡头统治的工具的性质，决定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性质，不是垄断组织服从于资产阶级国家......而是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服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操纵在大垄断组织手中。这个原理对于正确地了解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组织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这些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机构从属于垄断组织有三种具体形式：一是国家机构借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之间"私人联合"使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二是将"国家经济"的管理权交给垄断组织；三是国家机构通过对国民经济"统治"和"调整"而从属于垄断组织。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政治风向和理论氛围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理论上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探讨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直到60年代初，尽管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仍然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服从于垄断组织的制度，是垄断组织的经济专政和政治专政合二为一的制度，也是垄断组织利用国家机器来保证垄断高额利润和巩固其统治的制度。" 但对此提出异议的观点也开始出现。有的学者指出，那种认为国家机构"从属"或完全"服从"于垄断组织的观点，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教条主义"理解。他们认为，列宁用"结合"、"溶合"、"交织"等专门术语来说明国家和垄断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一"高级的辩证法范畴"中，国家在一定时期是为垄断组织或某些垄断集团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国家也为资产阶级，首先是金融垄断寡头服务，这时垄断组织的局部利益就要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也有与某些垄断组织和资本家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冲突有时甚至很尖锐。国家采取的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共同长远利益的措施，也常常同某些垄断组织或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多国垄断资本的发展，使得国家和某些垄断资本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发生。
鉴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苏联学者认识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维护垄断组织的利益"决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单方面地服从垄断组织和个别金融集团狭隘利益的需要。"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垄断组织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并且国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对垄断组织施加影响。" 例如，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采购等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结合的运作方式，单方面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掌握的国有企业，包括亏损的企业或工业部门、能源及原材料工业以及需要花费大量投资的试验性企业等，与垄断组织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无论在直接利益上还是在实际管理主体上，国有企业与垄断组织之间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
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理解上，苏联学术界50年代的国家从属垄断资本的流行观点，已逐渐转变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观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合，目的是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垄断组织与国家的结合突出表现在：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的结合，即垄断组织派代表在国家机关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国家机构与垄断组织共同出面解决重大的经济问题。苏联学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结果；国家对经济运行干预能力增强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是：其一，国家所有制。资产阶级国家成了最大的所有者，这将有助于国家垄断资本有效经济运行，为垄断组织和私人利益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其二，国家的财政调节。国家通过指定预算项目和规模，调节资本主义盲目生产造成的比例关系的失调；预算赤字又可通过税收转嫁到人民身上。其三，货币信用调节。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货币投放总量的控制、利率的调整可达到调节资本流量流向，以稳定经济的目的。其四，经济规划化。二战以后，基于经济和两大体系当中的需要，有关人口、就业、个人消费和发展的战略等，均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纳入中、长期国家规划中。其五，军事工业壮大。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先进的科技提供了实验、发展的机遇，增强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实力，但结果是喂肥了掌握着庞大军火工业的大垄断组织。所以，"结合"论者仍然认为，虽然迫于社会上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压力，或出于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需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可能拒绝支持某些垄断组织甚至可能采取某些损害个别垄断组织利益的经济、政治手段，但这些手段仍然是以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为前提的。在这一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政府，在本质上仍然是列宁所称作的"百万富翁的国家委员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对这些新现象和新特点的研究，自然成了苏联理论界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论题之一。
布雷弗曼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管理制度和工艺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紧密相联。因为，垄断资本生产关系的发展表明，劳动过程的发展趋势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直接生产过程的知识转由管理本身来完成，工人则逐渐成为无需高技术和技能的"非熟练"劳动者。布雷弗曼的这个分析，体现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即"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 。
在布雷弗曼看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革命和管理制度的变革，绝不可能引起雇佣劳动中体力上和智力上的任何"解放"，只会形成劳动者日益严重地"异化"。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阶级只是资本运动过程中与"死的"生产资料相对应的"活的"部分。工人阶级的职业构成、劳动方式要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积累的性质；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地位。
三、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思潮的多样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各种新学派、新观点的纷纷涌现，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理论话语。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呈现出了经济繁荣、技术发达的社会特征，但社会异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而减轻，相反却更为严重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精神被西方社会重新重视与激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换，即从原先主要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转移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来。其次，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兴起等，对此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在理论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重新发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日益扩大，20世纪30-50年代各类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储备了大量的可资继承与批判的理论资源。
1.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最重要的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他的学生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人。阿尔都塞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框架、理论思路等却属于结构主义。最早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人，并不是阿尔都塞，而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Lucian Sebag）。1963年，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这本著作，第一次正式论及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除塞巴格之外，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拉康（Jacques Lacan）和皮亚杰（Jean Piaget）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涉及到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理论共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他们自己的结构主义方法就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赞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和基本的理论主张。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阿尔都塞参加了法国理论界关于"青年马克思"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大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论战性的文章。1965年，阿尔都塞把自己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保卫马克思》的书名发表。同年底，他与别人合著的《读〈资本论〉》出版。自此，阿尔都塞的思想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1968年5月，法国青年学生掀起"五月风暴"运动，他们把阿尔都塞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70年代末，阿尔都塞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对法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持越来越激烈的批评态度；另一方面青年时期的信仰死灰复燃，使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他个人也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从1980年11月起不得不退出了理论界，直至1990年10月逝世。
阿尔都塞独特的思想理论基本上反映在他的这些著作之中，而他的这些思想理论都是他运用了所谓的"征候阅读法"来读解马克思的原著之后产生的。"征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汲取了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之后提出的。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提倡"创造性"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每一本著作的作者在写作时均处于一种"不及物状态"，所以他写下的文字必然具有"二维"的功能：一维是表面书写语的意思；另一维是字里行间看不见的隐层意思，而这层意思更加重要。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法"，就是根据语言文字一维中所表现的"征候"，把二维的意思从作者的"理论框架"的深处"挖掘出来"。依据这种读解法去研读马克思的原著，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均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首先，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发现了历史的新大陆。依据这一论断，阿尔都塞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 。因此，从时间上讲这个断裂的界限在1845年。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处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之后，是"非意识形态"的科学阶段。由此，阿尔都塞得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法，即1840-1844年的青年时期、1845年的断裂时期、1845-1857年的成长时期、1857-1883年的成熟时期。阿尔都塞的这种分期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的意义在于澄清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说法。但他硬性地以所谓的断裂时期为界限把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却是错误的。第二，阿尔都塞在论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变化。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是受人道主义思想支配的时期：先是受康德、费希特的影响，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时期；而后是受费尔巴哈影响，是"共同体"的人道主义时期，在整个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并不曾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这一阶段后期，在"人的解放问题"上，因原来寄予自由资产阶级身上的希望破灭，马克思转而把希望放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要求哲学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并认识到，要用"物质批判"去摧毁普鲁士的专制制度。这个时候，马克思已逐步抛弃人道主义。以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也就是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决裂。因此，阿尔都塞断言，成熟后的马克思思想是"反人道主义"的。
此外，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行了"补充"，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现（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主要包括下列方面：宗教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教会制度）；教育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公私学校制度）；司法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政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政党的政治制度）；工会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信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报刊、电台、电视等）；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等）。
在认识论方面，阿尔都塞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解释和"补充"。第一，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实践"概念。他把人的社会实践区分为"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所谓政治实践，就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产品（新的社会关系）的活动。意识形态实践表现为宗教、政治、伦理、法律或艺术活动，即加工人的"意识"。理论实践则是把现有的实践（人的具体活动）的产物加工为"知识"（科学真理）的活动。阿尔都塞的这一提法是与经验主义针锋相对的，但他的这种提法却模糊了实践与理论的界限，片面强调思维活动的重要性。第二，阿尔都塞提出了矛盾"多元决定"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由不平衡性所规定的'，只要大家愿意承认，这里的不平衡性具有它所指的内在本质：多元决定。" 他认为社会任何的矛盾和构成成分都是多元决定的，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可能闪电般地一下子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经由革命所诞生的新社会，由于受多元决定，旧因素可以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实质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
"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各政党在具体政策、策略上也存在差别，但最基本的理论主张还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主张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认为西欧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实行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主张和平改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关民主化，从而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必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用暴力对此加以摧毁。"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彻底性和鲜明性上都不相同，但都反对苏联搞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主张依靠人民的大多数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 第三，主张建设群众性、人民性、民主性的政党，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工人政党，应当建立以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盟为基础的各派社会民主力量的大联盟。
"欧洲共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其面临严峻的考验，但其仍在逆境中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扮演着当代"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的角色。
四、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走上了寻求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如何以经济上的发展巩固政治上的独立，既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前进道路上进行不倦探索的现实课题，也成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的理论课题。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时代。
1.二战后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在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的学者是英国的莫里斯·多布和美国的保罗·巴兰。多布作为20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1951年，他作为德里大学的客座教授访问了印度。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所作的演讲中，多布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区分为"发达"与"不发达"两大部分，认为不发达部分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应该是一致的。
多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后来集中体现在他于1960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增长与不发达国家》中。在这本书中，多布对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因素作了分析。他认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由于大多是依赖一两种初级产品，并且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收入弹性低、价格不稳定、发展潜力小，因而致使其对外贸易受到限制。第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和就业不足的问题，因而致使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第三，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难以为城市发展工业提供必需的原料，因而致使其工业发展出现"瓶颈"。在多布看来，上述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即低生产率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生活水平低下和营养不良，最终必然引起高死亡率和低生产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摆脱贫困，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实行工业发展的计划化。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则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1952年1月，他在美国《曼彻斯特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了论述。
第一，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巴兰认为，资本主义很少给居民带来好处，在大多数工业先进国家，下等阶层是很难分享到资本主义的好处的，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从那里攫取利润。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相反却带来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发展中国家，有效地破坏了落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用市场契约替代了世世代代保留下来的那种宗法关系，把农业国家的那种部分自给自足或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引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联在一起。尽管资本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这些痛苦的转变，但它毕竟是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二，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巴兰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作了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固有的落后状态和贫困致使资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担负社会领导任务所需的经济力量、真知灼见和自信心，这也和资产阶级本身长期以来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和文化的价值观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既要同国内封建领主也要同强大的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他们只是一味地顺应现存的秩序，因而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既吸收了封建主义的弊端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弊端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巴兰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能唤起和领导人民群众，从而把他们推向了社会主义激进派的阵营，而激进主义的增长又把资产阶级推向了与寡头和垄断势力反动派的结盟；由共同利益和共同恐惧所紧密结合的这个联盟又把人民群众进一步推上了激进主义和起义造反的道路，因而面对着这种政治经济混合体，一场社会革命即将来临。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出路。巴兰在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市场结构、生产要素、投资状况等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经济增长是徒劳的，而发展工业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因为只有提高工业生产率，才能使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机器、肥料、电力等；只有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提高农业工资，并促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只有发展工业生产，才能把机器所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吸收到生产性职业中去。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储蓄短缺、缺乏外界有利因素、社会合理性和个人合理性之间的分歧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因素。发展中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就必须打破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任何外来的经济援助，都不可能代替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国内变革；任何外来的军事援助，也都无法制止人民群众不断积聚的爆发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必须扫除已经死亡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体制，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必须使整个国家充满事业心和自由的新精神。
1957年，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正式出版。他以"经济剩余"范畴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与不发达社会之间在经济增长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作了极有影响的论述。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整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变化的分析，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趋向，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了很好的现代阐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狭窄的民族历史已经转变为广阔的世界历史，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产生，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形成，国家和民族只是世界体系这张"网"上的"结"，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网"的制约；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其次，他以多学科的总体方法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与作用的整体研究，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各个国家之间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密切，全世界各民族都已卷入了世界历史的巨流。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采取总体方法，把它纳入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规律与运行机制中尤为重要和必要。
五、新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总要改变其存在的形式。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获得了重大进展，先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一系列崭新的科学理论；同时一大批新技术如控制技术、电子技术、核技术、遗传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当代新科技革命。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诸如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兴的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等问题作了阐述。
1.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人类科学知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及科学哲学问题，并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各种物理现象" 。美国学者莱恩认为，马克思确实有一种科学哲学。总之，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众多的哲学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面前，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50年代遗传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70年代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和各种宇宙学中涉及的世界图景、时空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反思；60-70年代与控制论有关的辩证综合问题的研究；70年代兴起而且至今依然需要深入研究的人工智能中所涉及的意识与人工智能关系、思维哲学、物质决定意识的微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新兴学科如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学中的有关复杂性、时空结构、物质自组织机制、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等哲学问题的研究；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面对上述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不乏有人利用科技革命中的成果来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当然，任何以当代科技为幌子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之举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能无视当代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
在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及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在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把科技发展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所谓的"统一工业社会论"、社会发展"阶段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论"，以及影响广泛的"后工业社会论"和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科技观等。这些理论几乎都起源于美国，这和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着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这些理论之间虽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因为纵观这些理论，它们忽视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把科技看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有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从而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例如，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论"就是把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对立起来，把其专家治国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如果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形态变革的直接影响，坚守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来对抗各种科技决定论思潮，那么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的观念的变革的影响和现存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变化。科技发展对人的观念的变革首先表现在如何对待科技革命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以往，人们所指的科技革命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但现在，自然科学的革命与社会科学的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造成这一状况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科技革命越来越向社会生活渗透，例如，核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等都直接参与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二，社会生产体系的发展使社会科学也成为生产力，从而与自然科学结为一体。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社会科学也成为了生产力，同时，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各种社会对抗性矛盾，也产生出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去除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方式加以消除，因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其次，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人的观念的变革还表现在用于改造社会生活的新观念与许多传统的观念之间存在冲突。例如，以前人们总是以自然资源及其利用和工业发展的潜力为根本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但在今天，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指标是科学研究、科技发展的规模、程度，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科学素养，社会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等"软实力"。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也认识到科技革命会迫使资本主义改变其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改变就是要使生产保持高度集中，垄断进一步加强，这为未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另外，科技革命也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它打破了不同阵营对垒的局面，使科技合作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技合作在客观上为不同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了互利的条件，同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因此，当代世界两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将长期存在，社会虽然在变革，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尚未到来。
3.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卢卡奇曾明确断言，社会科学就是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青年卢卡奇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观点的理论先导。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和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他坚决反对技术中立性的观点，并通过批评技术中立性观念来阐述科学技术是如何来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深入生产过程，工艺或技术的合理性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的合法性的依据，因而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并未衰弱，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历史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的干预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的合法化危机。而由于国家的干预，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舆论界交付给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了由科学组织中的专家使用科学来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样就将实际问题"非政治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使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出现合法化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则诞生了一种新意识形态，"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 。
科学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一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而且造就了一种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方式即意识形态，这种思想行为方式从侧面证明了人对人的统治和压抑的合理性。简言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人对人的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技术统治论"的盛行。他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不能辩护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作用，只好从"技术统治论"中寻找"统治"与"控制"的根据，并借口说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新意识形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包含某种超越现实的"美好生活规划"或理想，也包含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技术统治论"则抛弃了理想和价值，而且阻碍对现实（社会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其目的是现实的永恒化，因而更具辩护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级的利益服务，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要求，而且又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第三，同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即不是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等"欺骗"手段了，它是直接地把自己的统治力量诉诸看似客观的合理性。
4.新中间阶级论
20世纪60年代以降，新科技革命推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来的许多传统工业逐步衰落，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工业，如电子计算机、宇航工业、生物工程、海洋开发等行业部门迅速兴起；又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及科学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兴盛，并普遍实行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等的巨变，由此也引起了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新中间阶级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深入研究后形成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理论，其中"新小资产阶级论"和"新工人阶级论"是典型的代表。
"新小资产阶级论"的基本含义是把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划入"新小资产阶级"，以示与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有所区别。"新小资产阶级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波朗查斯。波朗查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大部分组成的整体。这三个部门相对独立，各自都对其他部门起着影响作用。其中，国家起着一种统一协调的作用，"维持着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 。波朗查斯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入工人阶级，除此之外，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都被划为"新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所有的商业雇工、白领工人、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及其他脑力劳动者。因为从"经济方面"来看，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因而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从"政治方面"来看，即使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管理和监督人员也不能划为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从社会分工的意义来说代表着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再现，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使工人无法接近生产过程中的"机密知识"，各级专家的存在似乎自然而然地说明工人自己无力组织生产，因此，专家体现着资本支配工人阶级的思想支柱与载体。
波朗查斯对"新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然而，他以"多元决定论"为标准来划分阶级则是错误的。因为，"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尽管阶级关系也涉及政治和思想意识关系，但经济关系归根到底起着决定作用。如果在划分阶级标准上，将经济标准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相提并论，势必带来阶级划分上的混乱。
"新工人阶级论"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左翼理论家马勒（Mahler）。马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加入法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初，他退出法国共产党，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并曾是该党的领导成员，他的影响很大的代表作《新工人阶级》（1963年）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这一理论认为，由于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他们的素质与愿望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再是建立在物质匮乏基础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新的变化，即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不一样的"新工人阶级"。马勒在《新工人阶级》一书中认为，要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看做是一个同质体，那就是形而上学，甚至是"斯大林的主观主义的残余"。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工人阶级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新工人阶级"主要包括受过高度训练的专业技术工人，他们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先锋队，除此以外，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工程师、科研单位的组织者等。这样，马勒就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列入了"新工人阶级"的范围之中。马勒强调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处于变革当代社会的核心地位。他通过考察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管理人员阶层在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新的先锋队作用。他的这种观点不是从剥削、掠夺关系上来分析这一阶层的，而是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生产"，从事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的专门阶层必然在社会中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
面对"新中间阶级论"，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中，确实出现和形成了一个以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新兴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员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在生产过程中拥有一定的支配权、管理权，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执行"总体资本"的职能，即代表资本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他们不同于传统小资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而是处于生产过程之中。鉴于这种特定的地位与处境，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技术-专业管理人员构成一个"新中间阶级"，他们的这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为该理论毕竟从总体上反映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结构的某些现实，为人们深入研究这一主题提供了某些可以参考、借鉴的视角与资料。但作为一种阶级结构理论，"新中间阶级论"总体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模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结构之中横插一个新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对工人阶级作了狭义的解释，仅限制在生产性劳动和非技术性劳动中，使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减少，地位与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再一方面，这种理论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过分强调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的地位，而忽视了传统工人阶级的作用。
5.生态技术论
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1972年）中深刻探讨了"控制自然"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技术论"的理论依据。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起源于古代的基督教传统。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对宇宙拥有本然的统治权，相应派生和决定了人对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统治权，因为人是上帝派到自然界的使者，他可以代替上帝行使统治自然的权力。"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成为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 这种"控制自然"的思想在文艺复兴的"人的大发现"中得到了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更强化了"控制自然"的世界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 。人之所以要"控制自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向自然索取更多的物质和产品；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莱斯所强调的那样，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人类通过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有着深层次的利益因素。只要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控制了对自然资源的分配权，从而支配人们的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因此，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总之，西方社会"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人控制自然的手段就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学者，例如本·阿格尔（B. Agger）主张构建"生态技术"打破人类"控制自然"的迷梦，并以此使人们从当代资本主义复杂的技术型生产体系中解放出来。
所谓的生态技术是相对于耗费资源严重的大规模技术的小规模技术。在大规模技术中，劳动被分解为无数独立工序的高度分工，这只能使工人在组织的分工管理的专门知识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使工人劳动丧失创造性。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经济学家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所界定的那种既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具有人性的技术"。由于小规模技术是介于传统与先进之间的一种技术形态，它的设备和规模都较小，因此，消耗的也少，对环境的危害也较轻；另外，小规模技术便于工人能够参与到每一道工序中，从而消除劳动高度破碎化现象，调动工人的主体性以及参与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此必须要指出的是"生态技术论"本身并不是一种技术理论，它实质上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借用舒马赫有关小规模技术的见解的基础上所阐发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不过，"生态技术论"确实启发人们去深入思考生态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树立不同于传统科学技术观的新科学技术观等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