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顾海良 副主编：梅荣政 张雷声 朱士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2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趋势的探索 11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 22
第四章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30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38
第六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51
第七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58
第八章 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72
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80
第十章 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及其趋势的探讨 92
第一章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分不开的，是同他们不断破除旧思想的束缚，不断追求理论创新分不开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受他们家庭影响和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是他们个人勇于社会实践和勤于理论探索的结果。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深刻的转变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坐落于摩塞尔河谷的特利尔城的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有名望的律师，担任过特利尔律师公会会长，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是一位朴实的家庭主妇。亨利希·马克思的好友威斯特华伦男爵对少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妻子。
马克思是一个"有毅力、有坚定意志和坚强信念"的人，性格刚烈、粗犷，行事果断，说话铿锵有力并伴随着手势。对于志同道合者，他总是能够很好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对于论敌，他善于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辛辣的讽刺。他忠诚老实透明，厌恶虚伪，心胸坦荡，表里如一。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怀疑一切"确定为自己的座右铭，把"目标始终如一"看做自己一生的主要特点。 正是这种勇于斗争、坚韧不拔的个性，造就了马克思一生的伟大成就。
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学习，成绩虽不出众，但语言和写作能力过人，显露出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坚持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统一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学专业学习，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当时黑格尔思想的中心。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的还是法学，但他更爱好哲学和历史学。这一期间，马克思逐步摆脱最初信奉的康德（Immanuel Kant）与谢林（Schelling）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完全在黑格尔思想的笼罩下。德国学者海姆在描述这一"黑格尔时代"的情形时写道："那时全部学术都从黑格尔的智慧的丰盛餐桌上得到滋养；那时一切学科都为哲学学科服役，目的不外是想从绝对者领域的最高监督以及著名的辩证法的无所不通的威力那里给自己弄到一些东西；那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就必定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愚人，一个落后的和可鄙的经验主义者；那时人们都认为，国家本身所以在不小的程度上感到安全和巩固，正是由于黑格尔老人已经论证了它的必然与合理；而且那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不信奉黑格尔的学说，这在普鲁士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的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罪过。" 1937年4-5月，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修养期间，阅读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和他的学生的一些著作，被黑格尔思想的宏大和辩证法的精妙所吸引。他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专门讨论黑格尔哲学，并很快享有很高的威望，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推崇。布鲁诺·鲍威尔称他和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学术生活"充满精神上的乐趣" 。科本则称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耳"，是自己和鲍威尔的思想源泉。赫斯更是把马克思推崇为"当今活着的唯一的哲学家"，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体。
显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黑格尔哲学，不过不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哲学，而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然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又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水平。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完成于1941年3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
与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思想转变不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和第一篇文献，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地研究"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未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私有制看做是无需证明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看做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则被看做是人类自由的表现，是达到人类普遍幸福的正确方式。恩格斯针锋相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足在于，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私有制的批判主要侧重揭示其反人道性。
二、 唯物史观的发现过程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世界观的首次理论探索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通过法哲学的批判解决，而必须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哲学深入到经济学。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于1844年4-6月的未完成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手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剖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而这种"经济事实"就是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的分析研究，概括出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思想，异化劳动概念是《手稿》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无论是对哲学、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共产主义的论证，都建立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
"异化"一词的原意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的错乱。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是在人的权利的转让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的，表示人们自愿订立契约，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转让给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黑格尔第一次从哲学上规定了异化概念的含义，这就是主体活动的结果成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异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作为主体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绝对观念"自身。可见，黑格尔讲的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以人和自然为对象。他讲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并崇拜上帝，受上帝支配。只有消灭宗教，让异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返回人自身，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不是精神的异化，也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反对、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发生了异化，因而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规定、基本表现和基本内容：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这两个概念。生产者通过劳动创造出物质产品，这是劳动的对象化。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对象化过程。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又是劳动异化过程。黑格尔没有区分异化和对象化概念。
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之所以同劳动者相异化，是因为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的活动，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前两个异化的必然结果。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创造物质产品而得到确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于是造成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 这表明，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 。
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可见，马克思并不满足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说明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而是进一步用因果关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是，对于作为私有财产原因的异化劳动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劳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未能解决问题。
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变异化劳动为自由自觉的人的劳动的必然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既是私有财产的结果，又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变异化劳动为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样，马克思就把异化劳动理论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虽然坚持从经济事实出发，但由于人本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使得共产主义的论证具有哲学人本学的色彩。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从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证共产主义的特征及其必然性。
首先，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不过，在世界历史时代，由于各个国家相互影响，某一国的历史冲突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才发生。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的影响足以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引起历史冲突的矛盾。
其次，共产主义不是地域的历史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逐步消灭了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引起了各个工业国家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这种时代，"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这些思想后来在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再次，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异化消灭了的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消灭的社会。这一切，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
最后，共产主义是改造现存社会的实践。"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总的概括就是："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
三、 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932年才正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公开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初步的系统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1.《哲学的贫困》：科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阐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平等是我们的唯一准绳，也是我们的理想"。他认为，历史就是永恒理性消除不平等而达到平等的历史。他不满意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对大资产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矛盾百出的，这种经济体系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所以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做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蒲鲁东把自己写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自己经济理论的著作命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笑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内容是极其贫乏的，只不过表明它是一种哲学的贫困。这样，马克思把原来蒲鲁东的讽刺的说法倒过来用于讽刺蒲鲁东本人，命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哲学的贫困》主要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后来认为：当时"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 。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
首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阐述。蒲鲁东把平等看做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认为经济学范畴是永恒的平等观念的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学范畴的体现，人类历史就是人们头脑中的经济范畴演进的历史，是永恒理性不断克服不平等而逐步实现平等观念的过程。蒲鲁东在经济学研究中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蒲鲁东根本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
其次，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的阐述。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对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马克思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就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作为其抽象反映的经济范畴，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理性的特性，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马克思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规定了它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蒲鲁东把平等或公正不仅看做是人的理性的永恒原则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看做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例如他从公平原则出发，抨击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奉为自然前提的财产所有权违反公平原则，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口号。他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罪恶，提倡建立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没有货币的公平的劳动产品交换，就是因为前者违反了公平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同以抽象的理性或善恶观念为尺度一样，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是一种主观的尺度和标准。它要求历史应该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法权观念。它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它应该是什么。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平等和善恶观念虽然是衡量历史进步的重要价值尺度，但衡量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应该是历史规律，核心是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第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种理论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基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后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二者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主要理论根据。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以各种人本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其共同特征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变的人的理性或自然本性基础上，用是否符合人的理性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赞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要尺度。
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看法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把未来共产主义看做是一种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现实的运动，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仅仅是原则性的，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处于经常的变化和改革之中；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从头脑中想象出一种符合人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并详细地加以规定和描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道路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实现一方面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的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看做值得同情的受苦受难的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或者诉诸局部的共产主义实验，或者诉诸道德的呼吁，总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新阶段转变的标志。在这以前，工人运动只是零星的、自发的，多数是经济斗争。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共产党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加速了其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
第三，《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前者局限于知识分子，后者局限于工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这两大运动的合流。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载体，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武器。从此，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其每一步发展都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转型。
第四，《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标志。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四、 社会革命道路与策略的理论
1848-1852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付印，适逢1848年欧洲革命前夜。《共产党宣言》一问世就经受了这场席卷全欧、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多彩的欧洲革命运动的检验。
1.对革命形势、任务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决心，进而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采取革命行动的依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革命进程中和革命失败后，总是把向群众深刻揭明革命形势当作自己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1849年底，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革命斗争已陆续被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引起欧洲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众贫困的加深，不可避免地将加剧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对抗；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依然存在；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东方殖民地的斗争所引起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如印度人民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都会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2月的第一篇《国际述评》中，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临近的征兆和新的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他们分析了法国当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跟二月革命前相比，反动势力虽在加强，但革命力量也在日益壮大。工人的觉悟比以前高得多了，特别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由于税收负担沉重，遭到破产，消除了对路易·波拿巴的幻想，被卷入运动，投入了革命队伍，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在商业和政治方面深受大资本的压迫，也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1848年的革命已经结束，革命运动已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不会迅速到来，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的冒险主义分子关于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强调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要利用暂时的休战时期，钻研革命理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设，为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1895年，恩格斯在回顾他们当时预测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景问题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
2.对无产阶级革命根本途径的进一步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争取解放必须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1848年革命验证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根本思想，证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充分肯定革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高度地评价"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 ，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他们从1848年革命"到处都是工人阶级干的"这一事实中进一步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今后的历史发展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
3.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基本条件的科学论证
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就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他们又在前述一系列著作中，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工农联盟的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
第一，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必要性。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革命，充分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离间工农关系，争夺农民，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无产阶级是否同农民结成联盟，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大起义、德国民主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阶级力量，是进行有成效的革命的前提条件。"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分析德国革命问题时，再次强调了农民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
第二，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虽然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的背叛和出卖，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再也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同盟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农民的小块土地的利益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后者只能日益成为大资本榨取和吞食的对象，使农民遭受的奴役和贫困日益加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会越来越不可调和；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和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 ，农民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境遇、地位和利益的共同性是工农联盟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不仅如此，随着无产阶级的崛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展开，农民会日益认识到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样"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
4.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作过专门论述。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在1848年革命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论著中，围绕保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不断革命的根本策略原则，进一步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作了系统的论证。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趋势的探索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也着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初，恩格斯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自此之后，一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式出版，马克思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奥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作了科学分析。
一、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探索的历程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
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45年1月离开巴黎时，马克思已写了7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主要如《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已经改变了原先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异议，对劳动价值论处于由否定到肯定的过渡之中。这一著作对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的分析，已经涉及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区别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并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根据，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产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 。
2.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新研究
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是全欧洲最丰富、最完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究了可能发现的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学文献。这时，马克思研究的范围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还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专门学科。到1853年底，马克思写了包括24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统称为《伦敦笔记》。从《巴黎笔记》到《伦敦笔记》，生动地说明马克思是在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的"对话"中，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理论研究的新起点的。
从总体上看，《伦敦笔记》对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重点探讨：第一，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研究。针对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经济学界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马克思研读了大量关于货币和危机问题的理论资料和实际资料，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作了初步的但却是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明确指出："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融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没有任何关系" 。他对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作了探讨，还对80多位作者关于货币流通问题的论著的有关论述作了摘录，写了《完整的货币体系》手稿。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和危机之间关系作了研究，写了短文《反思》。第二，对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作了研究。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研究，不仅对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基本矛盾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三，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及工人阶级的状况、农业问题作了研究。马克思研究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工资基金理论，强调工会斗争对缓解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的重要意义；研究了大量的农业经济著作，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理论失误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农业化学的应用能极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思想。第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经济形态作了研究。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古罗马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社会结构，而且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仅研究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研究了技术史、工艺史、法制史、风俗史、文化史，而且研究了经济史、社会史；不仅研究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研究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3.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
1856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新的危机必将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在这场"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的危机中，"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他相信，投入革命的洪流，"'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 。为了迎接危机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开始通宵达旦地总结经济学研究成果，决心为无产阶级锻造一把理论之剑。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间，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这些内容丰富的经济学手稿，现在被统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从1843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问题作了科学论述。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因而也是探索马克思理论整体结构的内在联系的重要文献。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五篇结构计划"作了调整，提出了"六册结构计划"。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他的"六册结构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1页。。马克思强调："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之前，马克思把第一册《资本》分作四篇，即"资本一般"篇、"竞争"篇、"信用"篇和"股份资本"篇。"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涉及的内容只是商品和货币部分。
4.通向《资本论》的道路
从1861年8月开始，马克思打算将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内容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马克思编写的《资本章》写作提纲中，明确地把《资本章》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三个部分，以及以理论史为主要内容的第四部分。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接触和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以至于认为"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 。这样，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并不是论"资本"的小册子，而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近1400页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先计划写作的内容。这部手稿现在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5.《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问世
1865年底，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三卷手稿后，立即投入对第一卷的"最后加工"。1866年初，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论》第一卷的定稿工作于1867年3月28日最后完成。4月10日，马克思亲自把手稿送往汉堡。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终于问世！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实际资料和思想材料、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这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 。
二、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革命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探讨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的科学革命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1.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研究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由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面对的就是1823年李嘉图去世之后西方经济学界理论纷争的局面。1873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版跋"时，对这一理论纷争时期的特点作过如下概述："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事实上，李嘉图学派及其理论追随者们已不再可能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只可能曲解、庸俗化劳动价值论。
1844年底，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开始转变，处在由劳动价值论异议者向拥护者的过渡之中。马克思在论及价值问题时，既反对效用价值论也不完全认可劳动价值论，在总体上还没有真正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提到:"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 显然，马克思在否定效用决定价值的同时也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把价值的"费用"确定和价值的"效用"确定，都看成是"偶然"的。但是，在对价值问题的深入探讨中，马克思也开始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关于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马克思就提到："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 。这一提法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对价值决定的考察是可以撇开竞争的影响的，这已经比《巴黎笔记》中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还明确提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开始理解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区别，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
2.唯物史观创立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意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承认劳动价值论，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必然的结果。
在《哲学的贫困》中，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初步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过渡性的、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及其内部联系，研究的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形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表述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他批判地吸收和利用了李嘉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赋予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的确立，使马克思找到了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进行全面论战的科学方法，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价值理论的重新探索，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在《伦敦笔记》评述李嘉图著作的札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对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举例论证商品的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例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商品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问题，以及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李嘉图对价值与财富的混同，认为"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实际上"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109、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价值与产品产量的运动反映了二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因此，"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同上书，109~110页。。这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也没有能够提出使用价值的范畴，但他的这一分析已经包含着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思想萌芽。
显然，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的这些探索，不仅是在研究了有关价值理论的重要文献的基础上作出的，而且也是在与当时经济理论界关于价格、货币理论的论战中形成的。当时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价格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论，是马克思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切入点。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在同主流经济学发展最新趋向的"对话"中、是在对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的吸纳中、是在对经济学发展面临新挑战的思考和回应中形成自己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
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要义
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后，马克思从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这长达10年的科学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研究实现了新的理论突破，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循着这一思想轨迹，以商品为研究的出发点，逐次展开对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等问题的分析。直到马克思晚年，他在说明自己的价值理论的特色时还认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 。
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这样，"劳动创造价值"已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社会商品再生产过程中，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这样的两重性。马克思十分珍重自己的这一理论创见，他认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 ，而且还是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好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331页。。由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创立，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长期以来困扰劳动价值论发展的理论障碍已被排除，劳动二重性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了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马克思在对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发展序列的分析中，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价值形式发展的事实，进一步使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序列中得到了证实，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内在结构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价值形式理论也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运用的辉煌成果。马克思对价值形式所作的抽象的，有时甚至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为依据的。马克思所阐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两极的矛盾运动，正是对价值形式自身在历史上辩证运动的逻辑再现。价值形式理论确实证明，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
三、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科学研究中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这一理论的创立"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一理论成为马克思《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最基本的原理。
1.剩余价值一般的发现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一般的概念。马克思以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出发点。他首先区分资本和交换的性质上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两个过程：一是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同资本家的一定的货币额相交换；二是资本家把交换来的"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一种生产劳动加以使用，使资本价值得到保存和增殖。马克思认为，第二个过程是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是同本来意义上的交换相对立的、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范畴，其实质在于："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259页。。这一过程在现实经济运动中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和它的物质对象之间的自然联系，也就是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占有劳动而实现价值增殖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前一方面是"形成的资本内容"关系，后一方面是"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并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彼此的关系。"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一般作了更广泛意义的探讨。他把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关系，看做是资本一般形式到资本特殊转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首先必须在"资本一般"基础上揭示"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然后才有可能在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形式上揭示剩余价值"分支"--利润、利息等等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把剩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过程，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剩余价值一般不只是一种逻辑运动中的存在，同时也是资本现实运动中的一种存在。
2.剩余价值源泉的探索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对资本运动两个过程的第一个过程的分析中，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分。这就是："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 ，而"劳动能力"本身"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 ，即成为创造价值并使价值得到增殖的过程。因此，劳动实质上只是劳动能力使用价值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劳动能力"价值和"劳动能力"使用价值，认为"劳动能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耗费的那个劳动量决定的。最后，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这里，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并把剩余劳动归结为"劳动能力"使用价值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能力"自身价值的余额。劳动力商品理论成为揭示剩余价值源泉的重要理论基点。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劳动力商品理论。这时，马克思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总命题下，在对"资本总公式"G-W-G′的深入分析中，对劳动力商品存在的历史条件、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作了周详论述。这一论述深刻地表明，G-W-G′运动形式是揭示劳动力商品实质的逻辑前提，而劳动力商品又是G-W-G′运动形式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实际基础。G-W-G′运动形式和简单商品流通的W-G-W运动形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包含着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买和卖的过程。只有在劳动力商品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基础上，G-W-G′的价值增殖才可能是不违背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经济过程。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创立，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而且也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了使古典学派陷入绝境的难题。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工人获得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资本获得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使用价值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原生形态。马克思正是在严格意义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阐明剩余价值起源的。
3.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探索
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概念，并初步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资本是力图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不停运动，而生产力一旦成为资本的生产力，就自然成了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物质条件。其原因在于，"工人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所必需的时间，因而表现为工人用在资本价值增殖......上的劳动时间延长了" 。马克思还探讨了剩余价值"相对量"的增大与"生产力乘数"即生产力增长倍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马克思这时还没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阐明这两种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内在联系。
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及其趋势研究
1.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必然性研究
1863年以后，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他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资本积累理论，从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实质，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和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因素。马克思认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贪欲，是驱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而激烈的竞争则是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由于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而资本积累的数量也就取决于剩余价值的数量。因此，在剩余价值分割为积累基金和资本家个人消费基金比例已定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预付资本的总量，就是决定并制约资本积累量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积累的中心问题，即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小；同时又由于资本集中加速资本积累的作用，扩大和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需求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中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工人人口既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绝对隶属于资本，是资本积累的杠杆。马克思通过大量的事实，深刻地揭示了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的对立运动，得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就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
马克思还从资本积累回溯到资本原始积累，并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水平，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社会化；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生产规模扩大；劳动社会化，每件产品都成为许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生产活动联系紧密；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国际市场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并由社会对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对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不可遏止的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结果，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矛盾日趋尖锐。当这一矛盾的尖锐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潜藏在它自身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小私有制的否定；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固有的"否定的否定"过程。这后一个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可见，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内容，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1863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手稿中按原先的方法论原则，对经济危机从潜在的可能性向实在的现实性逐步转化的过程作了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对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分析中，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证明了这些矛盾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积累规律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运动历史趋势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为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和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这一手段之间的冲突的根本性质。马克思认为，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只能依靠对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的破坏才能继续前进时，这一社会肯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打算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社会，更不打算用未来社会的幻想图景作为救世之道。他们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中，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预测。马克思一再强调，未来社会的产生是以现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是未来社会产生的现实基础。"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并不能等同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却是向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深刻地理解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理解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启迪。
1.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探索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和巩固为目标的思想，说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积极的扬弃"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扬弃" 。可见，共产主义的社会占有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直接否定，共产主义对财产占有形式的变革是以完全地、自觉地保存以往社会发展已有的全部物质财富为基础的。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唯物史观创立和形成的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占有制"的重要概念，认为"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作为取代资本主义占有制的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其特征就在于：在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和实现了社会对全部生产调节的基础上，"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地位，并把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这一明确的革命目标，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这些初步论述，主要是在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发展的考察中作出的。之后不久，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反思中，马克思进一步对"无产阶级的占有制"的对象和主体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从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占有制"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较为详细地摘录了有关西欧小农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历史演变的材料，探讨了东方社会经济关系中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作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探讨。这一探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探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未来社会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就在于："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 。资本主义所有制既能"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限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即小私有制是相对立的，是对先前存在的小私有制的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形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就是劳动主体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形式，亦即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以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为特征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当然，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完全是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第二，探讨了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及在未来社会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未来社会公有制的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二是"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三是占有和控制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体是"社会化的工人"，即以高度的"社会性"和"科学性"为基础的结合劳动主体，或者说是"联合起来的个人"。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全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不仅社会经济形成了以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为特征的运行模式，而且社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生产完全是为了"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在未来社会，人及其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公有制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首先，在对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比较研究中，马克思论述了未来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中的所有制性质及其在这一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他认为，"自由人联合体"中的首要特征就是"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而且在再生产中，社会产品中"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部分"依旧是社会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既定前提下，"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同时，社会也实行个人消费的按劳分配，即"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第一次说明了未来社会经济应有的主要特征，强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作用。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辩证发展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扬弃自身，为新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创造历史前提的客观必然性。根据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方式的分析，他把所有制关系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根据生产资料归属性质，分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一是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方式，把私有制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者本身的小私有制。马克思概述了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走向已潜藏在它自身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否定小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固有的"否定的否定"的过程。这后一个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性质和特征长期思考的最为系统的科学概括。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实行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的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科学预测，是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结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情况和新任务，高度关注当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这是由工人运动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才能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发展中，这种结合愈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根本问题。
1.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和团结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与团结。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经历的各个阶段，以及最后必然走向国际性团结联合的趋势作了详尽分析。他们指出，在起初阶段，"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并且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工人运动国际联合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们仍然为此进行孜孜不倦的努力。在革命失败后及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走向联合的趋向，并为此作出积极的准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19世纪60年代初，工人团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加强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成为各国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各国工人运动出现走向国际联合的新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之中，为推动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小礼堂举行了由英国、法国及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也就是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人们所称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参加会议并被选入总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论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缘由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
在第一国际纲领和章程起草的最初阶段，英、法等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力图把民主主义作为第一国际的指导思想。后来，文件的起草权转到马克思手中。马克思发现，已经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既不符合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重新起草纲领和章程，并很快完成《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两个重要文件。马克思为维护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确立第一国际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及策略路线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结合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实现经济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认真总结了1848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实现经济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在深刻总结工人运动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国际工人运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两个重大事实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一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顽强斗争，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立法，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任何对经济生活人为的干预都会导致"自然秩序"的破坏的谬论。二是"合作运动"，尤其是工人自己发起建立的合作工厂。马克思指出，这个运动证明，大规模的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资本家和雇主的参加下，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自己加以组织领导，从而证明，雇佣劳动制度最终将被历史淘汰，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繁荣发展和工人阶级日益贫困事实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并不能给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带来根本的改善。马克思指出："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 即使在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英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 。工人阶级只是指望在点点滴滴的改良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二，工人阶级要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必须争得政治上的权利。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及以后的工人运动遭到血腥的镇压，使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对政治斗争情绪消极，甚至产生了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经过社会改良的方法来达到自己解放的目的的想法。蒲鲁东、拉萨尔等人鼓吹的机会主义开始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马克思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重新强调了政治斗争的意义。马克思指出："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不会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而且他们"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马克思号召："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
第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大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在工人运动重新出现高涨时，他们又重申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想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并且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这两个重要文献还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第七条还具体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些论述对以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和发展。
第一，进一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1848年以后的欧洲革命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巴黎公社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发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将逐步深化和尖锐，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更使无产阶级处于水深火热的处境之中。"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因而，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及路易·波拿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的连续失败的条件下，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巴黎公社革命的办法不可避免。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巴黎公社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暴力革命思想已经作过多次精辟论述。巴黎公社革命这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腥风血雨的武装较量，对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始终牢牢掌握住革命的武装，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马克思对这条经验予以高度的重视，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 。同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想彻底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自身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巴黎公社革命的另一条经验就是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公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 。
第三，进一步深化了对工人阶级的国家的认识。巴黎公社举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找到了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这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和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总结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
第四，完善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将遭到反动阶级的反抗，因而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
第五，进一步论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巴黎公社革命是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它本身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其中成员绝大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马克思根据这个沉痛的教训，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同时，巴黎公社革命的领导者们对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在整个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各地农民始终没有行动起来，没有配合工人阶级展开有效的斗争，因而运动惨遭镇压。这个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同盟军特别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理论的新探索
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新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
1.巴黎公社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他们深入考察历史上的社会革命，特别是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作了深刻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思想。论证了公社建设的主要经验：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选举、监督和罢免制；反对特权，一切社会公职人员的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应当成为全国各地的政治形式并组织民族的统一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此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想仍然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巴黎公社革命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无产阶级应该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此后，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暴力手段和和平手段都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情况有别，因此革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1871年，马克思在论及当时各国革命形势时曾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目的，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获得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有利的，因此只要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而且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即使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充分准备。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郑重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 。
进入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选制的作用日益重视，提出了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标尺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突破了他们以往对普选制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他们一度认为普选权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工人来说是陷阱，是政府的欺骗工具。到70年代初，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用普选权的最初战绩中，看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 ，开始逐步阐明它的重要作用。70年代末，他们进一步指出，议会斗争使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
三、 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革命的相互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与此同时，古代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道路从而科学揭示社会形态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双重需要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展望到未来，从西方拓展到东方，深入探讨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1.东方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研究过程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研究。1853年春天，由于西方列强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通过广泛阅读和认真研究，马克思注意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是东方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认为印度村社的封闭、孤立使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 。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要改变停滞状态迫切需要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还严厉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在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指出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但是，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社会将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将通过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探讨中，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系统考察。他通过研究发现，"亚细亚所有制"是一种比"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更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并指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自给自足是其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史前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愈演愈烈，一些俄国革命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马克思的指导。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问题，深化了有关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通过研究，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进一步修正和深化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以后，认识到亚细亚农村公社同原始氏族公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因夹杂着私有制因素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原生形态，是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原始氏族组织，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反对俄国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西欧在遥远的过去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在对这种农村公社历史方位的理解上，马克思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 。由于俄国农村公社表现出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不具备的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其所有制兼有公有和私有的双重性质，因此，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村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一个以俄国为研究典型，从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出发，以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以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可能性设想。这一设想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然，这一设想主要是针对当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等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具体论断，需要人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
四、社会历史观的多方面阐述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完善是在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19世纪下半叶，唯物史观面临着重大问题与挑战：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成为现实，大量有关原始社会材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工作急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歪曲等等。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原始社会发展的研究及对唯物史观论证的深化
唯物史观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时，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原始社会结构也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历史材料的短缺和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对人类社会的起源更多的是科学的猜想。因而，必须利用科学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面貌。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揭示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本细胞，证明了原始氏族制度从母权制进到父权制的一般进程。这一卓越发现，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和基本特征，为解开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对摩尔根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十分详细地摘录了摩尔根书中的观点和材料，作了许多批语，补充了若干材料，打算把摩尔根的书介绍给德国读者，但马克思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为了补偿亡友的遗愿和驳斥"讲坛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分子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1884年3-5月，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结构、评语和评论，在摩尔根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全面、系统地探索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在《起源》中，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阐明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剖析了国家的起源的实质，证明了国家由阶级产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规律。
《起源》以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根据，科学地分析了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填补了人们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弥补了唯物史观此前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不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新概述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歪曲，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这部著作在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阐明和发挥。
3.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本来是很清楚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但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攻击来自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派唯物主义，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攻击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的歪曲。他们机械地庸俗地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被他们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状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尤其在青年中造成思想混乱。
为了驳斥巴尔特等人和"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瓦·博尔吉乌斯等人写了五封重要书信，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贡献。
五、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文化观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严密的科学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科技、文艺、伦理、宗教、军事等方面，文艺观、伦理观、宗教观等都是这一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1．《自然辩证法》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注重自然科学，虽然早在他们与以往旧哲学斗争的过程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许多基本思想，但由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所以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阐发。直到1873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才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发科学的自然观，完成自然观方面的根本变革。其次，就是要创作一部直接同《资本论》衔接起来的著作，它不仅要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要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是怎样有规律地超出自然界的范围辩证地过渡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的。再次，为了批判自然科学中的种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潮，反击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种种攻击。虽然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但是却集中地反映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精湛的思想。
《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从自然界向社会历史过渡的辩证法。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
恩格斯考察了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宗教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提出宗教的发展是一个由对自然的崇拜发展为多神教，由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统一的神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 。此外，恩格斯还论述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全面地揭示了宗教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揭示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同时，还预言了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既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归于消亡。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仍然处于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人们只有充分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宗教才会消亡。
第四章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剧烈变化中，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自其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及国际范围内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反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展，形成了世纪之交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论争的大格局。
一、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
1.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时代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在工业方面的广泛应用，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纺工业，开始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的广泛应用，导致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涌现，交通通讯等部门迅速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并显著地推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高速增长。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最新的技术装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方面，捷足先登，成效显著；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科学技术应用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英国的"世界市场"地位日渐衰落。
经济上的变化决定了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垄断奠定了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经济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国内外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的很小一部分，通过高工资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以造成"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 。在资产阶级的诱惑下，少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逐渐蜕化变质成工人贵族，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使其蜕变为工人贵族，一时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加强，使小生产者加速破产，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工人队伍，工人队伍中的这些新兵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的本质带进了工人阶级队伍，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在工人运动的政治路线上的表现就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 。此外，在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由于学会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创办自己的报纸、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等合法斗争的形式，势必淡化革命意识，模糊斗争目标。一时，主张通过阶级合作，通过和平"渐进"的道路，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泛滥起来。同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由以前的公开镇压转变为公开镇压和表面让步两手同时并用，或者交替使用。资产阶级一方面采取某些微小的让步和妥协，以麻痹工人的斗志，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推行反革命政策，支持黑暗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但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些具体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相反还在更深层次上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以及无产阶级组织性和觉悟性的极大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充分暴露出来，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随着垄断由国内走向国际，垄断资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了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炽热化的程度。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垄断资本"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些新的变化，正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在这一充满着变化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2.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大论争的始作俑者。他早期的思想中就已潜伏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观点。青年时代的伯恩施坦对杜林的著作推崇备至，对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异常"热情"。当时，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带着杜林主义的眼光。后来，他和卡尔·赫希伯格、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他们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曾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任务，宣扬右倾机会主义理论。19世纪90年代初，当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时，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发生了怀疑，并产生了"内心的竭力抗拒"。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开始全面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1898年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系列论文，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代表作；1899年1月，他完成的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成为他与马克思主义公开决裂的宣言书。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必然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错误理解。他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原则"来改造党；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是以"合作经营"为中心命题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合作经营的论述是十分肤浅的，并且也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其实合作经营形式不仅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它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它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伯恩施坦背叛马克思主义，不仅认定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中，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而且认定在这个过渡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3.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实践
伯恩施坦主义理论提出以后，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公开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成员对伯恩施坦责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深表不满，有的还站出来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的内容，首次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展开了争论；1899年10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9月召开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都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讨论。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公开而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明确表示："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伯恩施坦"是不会改邪归正的"，"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卢森堡、蔡特金也是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坚决斗争的核心人物。大卫、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则极力为伯恩施坦辩护，并继续公开地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分歧。
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国际现象。有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世界范围。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坚决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是，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阿里斯蒂德，英国的海德门·亨利·迈尔斯、麦克唐纳·约瑟夫·帕特里克，意大利的屠拉梯·菲力浦、比索拉梯·莱奥尼达，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等人却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世界范围内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展开的论争，说明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时代下，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围剿"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还适用？所有这些都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1899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可以看做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实践。阿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卑鄙活动。他的这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无论在法国党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党内，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极力支持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则非常愤慨，为抗议米勒兰的入阁行为，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党团。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米勒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和考茨基分别提交了决议案。费利提案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要这么做就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即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提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看做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只能看做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在政治形势要求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围绕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利提案的支持者强调策略与原则的统一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应该受到谴责。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饶勒斯对考茨基提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可以被接受；有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米勒兰入阁才表明他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岗位。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提案，这一结局标志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
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并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予以制裁；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调和的、折中的立场上，制造各种听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际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米勒兰问题的继续争论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分裂日趋明显；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地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都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打着"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幌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则变成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鉴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
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1.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最前列
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伯恩施坦主义理论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但同时也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二者展开了对垒和较量。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在抨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罗莎·卢森堡大学期间就认真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波兰革命斗争。1898年移居德国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正值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公开化，她立即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战，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卢森堡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不仅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这一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阐释。弗兰茨·梅林在给卢森堡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您站在最前列。"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重要文献首先集中于她1898年9月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的论文，这组论文后来收入1898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第一部分。在这组论文中，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和怀疑，批判了他的修正主义论点，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
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思考中，卢森堡虽然在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论证上还有不足之处，甚至在某些理论上还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她始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 。
2.倍倍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在领导德国工人运动中，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产生后，倍倍尔就公开表明自己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的态度，他说："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 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他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在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详细的分析说话，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列宁赞誉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
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当卢森堡明确提出要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议题展开讨论时，倍倍尔的看法不同，他不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伯恩施坦所论及的并不是党的"策略"问题，而是党的"基本观点"问题，对伯恩施坦这些问题的态度，必须在报刊上加以透彻的讨论，特别是在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党内已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客观地进行争论" 。因此，倍倍尔在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源及其实质作了深刻的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