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稍有改变：以这种方法统计，每当战争规模增大一倍时，其
发生机率就降为2.62分之一。
所有战争都是由冲突引起的，这一点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条能量法则暗示出，一场战争爆发之初，并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规模”——其他人也不得而知。总会有某些地区，不同团体之间的分歧、竞争、猜疑或仇恨由于某种原因超越一定限度，双方便准备拿起武器。协商团体之间纷争的传统结构已被打破，人们便诉诸残酷的武力来解决问题。这种破裂是否会呈蔓延之势，这场战争是否会愈演愈烈取决于周边地区是否也恰巧处于断裂点上，以及这个麻烦是否有可能波及其他人、其他小区、其他国家。当然，这一点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每位国际事物分析家所关注的正是一个地区的麻烦也许会引起其周边地区的“动荡”，并且来自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类似的组织的国际反映主要意在消除这种动荡。
这条能量法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全新的，它指出世界政治和社会结构倾向于自发组织到不稳定状态的边缘，战争必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传播，以至于其最终规模几乎是无法预见的。能量法则的这种规模不定特性表明，在战争之初，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暗示出它的最终演变结果。彼此关联的组织把我们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和小区内，因而，战火就像森林火灾或砂堆游戏中的雪崩一样蔓延开来。
事实上，科尔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唐纳德?特科特指出，莱韦于欧洲战争的能量法则中出现的数学2.62与森林火灾游戏的数字十分接近，后者应在2.5至2.8之间。因此，得出森林火灾游戏捕捉到了战争蔓延方式的精髓这一结论是很有诱惑力的。正如特科特推测的那样：
战争爆发一定就像森林着火一样。也许一个国家侵略了另一个国家，或者也许一个很有前逢的政客被暗杀了，战火进而蔓延到周边地区的亚稳定国家。这些亚稳定性区域也许是指中东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埃及等等)或者前南斯拉夫(塞尔雏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等等)……有的战争规模很大，有的则较小。但是，其发生频率和规模的分布却遵循着能量法则。就世界秩序而言，小规模冲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演变为世界大战。稳定和动摇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
鉴于战火和森林大火蔓延方式惊人的一致性，无怪乎历史学家无法在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冲突的原因上达成共识。那些提出“国际系统瓦解了”的模糊观点的人至少也许是正确的。战争的根源大概不是任何特殊的动因，而是存在于人类关系结构的整体之中——社会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这种组织使恶性影响得以“撒播”。
事实上，一位悟性很高的历史学家竟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做两次地震，不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他此举的英明之处：
1914年到1945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它填补了19世纪末的长期和平和“冷战”的更长的和平时期之间的空白。这就像大陆板块的运动和最终地震期的到来一样。它们包括了1914年至1918年的最初军事动荡，四大帝国的冲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十几个新兴主权国家的出现，几十年间的武装休战，法西斯侵战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以及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灾难。
信念的作用
对于其他重要事件，例如革命，我们很难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教学证据。中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是异常血腥的，然而南非和前苏联显然没用暴力却也完成了同样深远的变革。因此，按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并不是权威的。而且，革命的政治性不需要太强。革命的范畴可以涵盖艺术和音乐、社会风俗和工作习惯、科技革命，等等。但是，在所有重要的社会变革之后，最终存在着一个简单的驱动力：人们之间彼此影响的能力。正如我们前面在金融市场中看到的一样，这一特点虽然十分突出，但效果却不很显著。
人们总是会效仿他们的朋友、邻居、家人或耐事而买某些特定商品．接受某种观点，在投票中支持某一方，或是上街进行抗议游行，这是司空见惯的。1989年12月，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涌上街头，反抗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如果说他们是分别下定决心采取这一行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有集体行动都是从小事发展、膨胀起来的，随着几个人的行动感染其他人，运动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去。在金融市场中，集体行动会导致股票和债券价格的急剧渡动。在政治舞台上，它们会把政府推上或拉下台、加速革命到来，或使国家卷入战争。
这一点毫无疑问，并且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直在就此进行讨论。就像一个杜会的斗争无疑会牵涉到其他社会一样，历史学家深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许多人的集体效应触发的。用卡尔的话说：
所谓史实实际上就是有关个体的事实，但不是个人的独立行为，也不是个体判断自己行事的真实或假趣的动机。它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中相互关系和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社会力量源自个人行为，其结果却与个人意志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与之完全相悖。
对于卡尔来说，集体动力是历史的核心。然而，在他写下上面这段话时，他不会知道这些动力至少在理论上是源自临界状态的，从根本上说是无规律可循的。
从这个角度更容易理解集体运动是如何开展的。历史学家们如果要理解某一场特定的革命，就势必要研究其产生的社会条件。要理解什么使个人拿起武器参加罢工或者决定不生孩子，历史学家的确需要参透那个人的心思，衡量一下他对应的所有社会压力和影响。只有以这种方式，科学家才会逐渐认识到是什么引发了一场革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许多人的行为是有章可循的。但是，历史学家确实还需要知道各种影响是如何传遍整个人群的。要想弄清楚为什么集体运动并不罕见，为什么历史既有趣又多样，我们需要了解临界状态的性质。
20世纪20年代，鲍尔几乎因量子理论的不确定原则而过于兴奋，这一原则表明，对一个量子粒子进行观察必然会破坏其性质。他甚至进而撰写论文，指出这条原则将被扩展应用到社会科学或心理学中，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观察者同样会会不可避免地给被观察者的行为带来影响。早在鲍尔之前，其他思想家已试图借助自己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完全错误的理解把物理观点转用到人文学上。爱因斯坦本人认为这种尝试是精神变态的：
我认为目前流行将物理规则运用到人类生活的潮流不但是错误的，还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然而，量子理论和相对论都是以永恒的方程为基础的，历史无法以任何方式涉足其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见过的砂堆游戏和其他简单游戏中，历史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临界状态的特点能够对由相互作用的事物如何传播以及有序、混沌或变化如何发展作出更深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假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甚至会认为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太忘乎所以，不试图得出太多的经验，临界状态也许确实可以就人类历史给我们提供一些暗示。
历史问题
历史学家一直错误地试图预测未来。生活
与科学不同，它充满了太多的惊奇。
——理查德?伊旺斯
如果人们一直发问，就永远没有愚蠢的问
题，也没有傻瓜。
——查尔斯?普罗特斯?斯坦米兹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米莱利创造性地提出“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对于持有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来说，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迈克黑尔?戈尔巴乔夫的独立智慧结束了冷战，马哈特玛?甘地为印度赢得了独立。这就是历史中的“伟人”理论：认为特殊的人群几乎独立于历史主流，并“凭借他们的伟大”而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历史之上。
这种诠释历史的方法无疑具有一种感染力，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使过去变得异常简单。如果希特勒的偏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原因，我们就知道战争是如何开始的以及该把它归咎于谁。我们还会知道今后如何避免这类麻烦。如果当希特勒还是个婴儿时有人把他勒死在摇篮里，世界就不会有战争，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因此而幸免于难。按照这种观点，历史要比我们按其他方法研究起来容易得多，因为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忽视其他人，而只关注几个主要演员的行动。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而是将它看做是对现实历史的一种嘲弄。阿尔顿男爵在1863年的时候写道：“在人类历史观点中，对个人的兴趣最易产生错误或偏激的看法。”同样，爱德华?黑莱特?卡将历史上的“伟人”理论驳斥为“天真”、完全代表“历史思考的最初阶段”：
与其分析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性质……不如把它称做卡尔?马克思的“脑力劳动的产物”来得容易，与其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深远的社会原因不如把它归咎为尼古拉二世的愚蠢或德国的财富，与其把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做国际关系系统的某种深层次的冲突，不如将它们视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个人邪恶。
对于爱德华?黑菜特?卡来说。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力量来自于大概由个人引发的社会运动，但是其重要之处都是在于有众多的参与者。他结论道：“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数量问题”。
当然，了不起的男人和女人确实存在，他们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上，即使是集体运动也是有领袖的。但是对于抱有这种渐增信念的历史学家来说，认为是这些领导精心策划了历史却是错误的。没有人是在真空中生活或思考的，每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结果，没有人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演员。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德?托克格维耶说的那样：
在所有文明人中，政治科学创造、或者说至少形成了普遍观点，在这些普遍观点中又诞生了政治家必须探讨的问题，以及他们设想和创造出来的法则。政治科学形成了一种社会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呼吸的学术气氛，并且两者都极不情愿地从中得出了各自行动的准则。
因此，当大人物被牵涉到重大事件中时，他们并不能推动事态的发展。相反，中心位置本身比占据这一位置更重要，因为这是巨大的社会力量发生碰撞的地方，正是在占据这种关键位置的过程中人们才变得伟大。
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希特勒。如果他被杀死在摇篮中，或者在他掌权之前就死去了，那么还会有战争吗?根据“英雄史观”的观点，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那些把集体的力量视为卓越超群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个问题看得复杂得多，他们也许会同意剑桥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旺斯的观点，伊旺斯认为在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即使希特勒和纳粹没有上台，战争终究还会爆发：
在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结束后，魏玛共和国生存的机会是很小的，而一个由弗兰兹?冯?帕潘之类的人建立的极右独裁……或者霍亨索伦君主的复辟……将几乎一定套引发一串与现实类似的事件：重整军备、修改《凡尔塞条约》，显露出从未有过的精力和决心，表现出1914年至1918年间德国战争中明显昭示的征服动力。
认为数学物理学能解决“伟人”是否决定历史进程的纷争的观点是愚蠢的。历史绝对要比任何砂堆更复杂。然而，研究砂堆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地识别在考察历史和理顺其脉络时出现的错误。
了不起的砂粒
假设我们在第12章中遇到的研究砂堆的历史学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晚年时，他受命撰写一篇有决定意义的文章《砂子世界的历史》。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从德国历史学家伦珀尔德?冯?兰克那里得到启发，1878年，兰克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开始撰写他的著作《世界历史》，当他在八年后谢世时已完成了不下十七卷。要完成这样一部庞大的历史专著，我们的历史学家需要考虑每次雪崩的发生情况和最终结果。鉴于任务量异常庞大，也许他会采取比较实用的办法，也就是主要关注最大的雪崩，而将小规模雪崩留给其他胃口小些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因为就给砂堆造成的影响而言，大雪崩是极其显著的。事实上，真正的大雪崩可以带下数以百万计颗砂粒，而绝大多数雪崩只牵涉到几粒砂子(在砂堆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砂粒)。从这一点来看，砂堆的历史与大规模社会运动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是，这还是授有回答这个问题：砂堆历史学家如何解释这些大规模运动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不久还会判定某些个体砂粒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同行们会指出，1492年，一粒名叫格雷纽勒?哥伦布的英勇无比的砂粒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雪崩，最终将砂粒带到地球各处，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写了后世的历史。这些同行还会谴责某人引发，一次臭名昭著的灾难，使东方的一半砂粒发生了下滑。对于每一项重大事件，他们都会找到那粒起触发作用的砂粒。他们也许会结论道，这些砂粒才是历史的真正原动力。
尽管我们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对此，但他(个人性格的细节的观察者)一定会注意到在那个二级世界中每个砂粒都是彼此完全相同的，所以任何一颗都可“成为了不起的砂粒。结果，尽管我们从心理上竭力想确认引发重大事件的了不起的砂粒．这种观点还是不可取的。我们的历史学家知道砂堆总是处于临界变化的边缘，因而逐渐认识到在砂堆上总会有几处地方即使在那里加一粒砂子，也不会产生改变整个世界的效果。然而，这些砂粒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他们碰巧在适当的时间落到了适当的位置上。在临界世界中一定会有几个重要的角色，而有些砂粒势必会占据这些位置。
人类历史也是如此吗?毋庸置疑，有些人由于个性和智力因素，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然而，至少在理论上，我们的世界有可能存在于一种临界状态之中。在这个世界中，即使人们在能力上是相同的，总会有一些人，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他们也许并不自知，其行为的传播潜力也许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得以展现。这些个人会被渐渐视为伟人和极其重要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创造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确实很特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伟大之处可以解释所引发的事件的重要性。
人们就像一定会寻找大地震或集体灭绝的根源样，也会努力找出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的伟大人物。但是，砂堆历史学家却会最终完全否定历史中的“了不起的砂粒”的理论，并给研究人类世界的同行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们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同意乔治?威尔海姆?弗雷德里克?簿格尔的观点，海格尔认为：
一个时代的伟人是指那个能用语言反映其时代主旨、向世人传达这一主旨，并且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他的行为是该时代的核心和精髓，他实现了这个时代。
按照这种观点，事件的重要意艾是无法追溯到某个相关个人的伟大之处的。相反，一个人之所以杰出、伟大，是因为他具有一定能力可以宣泄被压抑的力量——时代的意志——因而能使更为巨大的力量发挥出作用。
在科学领域中．爱因斯坦是一位一流的天才。正是由于他的天赋，他可以把从马克斯威尔的方程中得出的暗示呈现给世人。但是，相对论的革命性并不在于爱因斯坦的天赋，而在于它代表了思维结构的场巨大的雪崩。即使科学家从生理角度上讲都是一样的，这种革命性的创举还是会由几个特殊的科学家来完成。借用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森的话说，“天才是许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只不过被贯以几个人的名字，使他们容易被辨识。”
在人类历史上，概括说来。有很大影响的个人的能力似乎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系统的特殊组织。结果证实，不仅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情况是这样的，许多怪异的历史事变亦是如此。
克娄巴特拉的鼻子
盖斯大屋?弗洛伯特曾写道，“记录历史就像是喝下一片海洋的水，而只排出一小杯的尿。”每个历史事件都涉及到许多纷繁庞杂的事实，而历史学家在真正动笔之前，都要从中选出一小部分值得一提的历史事实。他们知道希特勒小的时候穿过什么衣服，也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吃过多少次炸鱼和薯条，但这些都不是历史史实。在浩如烟海的事件中，历史学家掌握的真正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和潜在的倾向却少之又少。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正如亨里?波温加利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它们不会像鲸鱼一样浮出海面，表明自己的价值。为了判断哪些事件具有历史意义，哪些没有，历史学家会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加于其上。那些认为政治影响普遍高于经济力量的历史学家会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事实上，而无视其他事件。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就截然相反。爱德华?黑莱特?卡指出所有历史学家都“着了魔”，读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当你读历史文献时，一定要听其弦外之音。如果你没有听到任何弦外之音的话．那么不是你耳背就是那位历史学家毫无水平。事实绝不会像鱼贩子货摊上的鱼一样明摆着。它们就像是在一片广阔、高深莫测的海洋中游弋的鱼。每住历史学家的收获将部分取决于他的运气，但他选择的海域和运用的技法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两点当然取决于他要钓的鱼的种类。 与事实选择和个人的独立性相关联的是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历史学家称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历史难题。马克?安东尼疯狂地爱恋着克娄巴特拉，因为她的美貌，安东尼不惜率舰作战，最终在阿克提尔姆之战中败在了屋大维手里。关于那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导致的后果——包括罗马帝国的发展的任何正规记录都少不了要提到克娄巴特拉的美貌。丘吉尔还曾说起过一件同样离奇的事：20世纪20年代，希腊国王被他养的一只宠物猴所咬，不久后就死去了。丘吉尔对继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乃至最终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发表评论说：“这只猴子的这一口咬死了二十五万人。”如果一直有微小的细节不断切入到较大的画面中，并且使势态发生急剧变化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如何才能判定每件事的意义呢?处于这种进退两难之境，历史学家要想把重要史实从大背景中分离出来就更困难了。
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卡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看一下他对于如何判定事情的意义提出的建议，因为直至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探讨。卡认为．事件是按一个自然的等级序列排列的。假设，某一位罗宾逊先生穿过一条马路到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转弯处去买香烟时，不幸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撞死了。他是因什么而死的呢?卡在那些可以被总结的原因中寻找着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罗宾逊不想抽烟，那他就不会被撞死了。这种观点当然成立。因此，他对香烟的需求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普遍原因，因为一般来说，对于香烟的需求并不会使人遭车祸。相反，酒后驾车和小很显眼的弯道——导致罗宾逊死亡的其他原因是较为普遍的。酒后驾车和不太引人注意的弯道的确会使路人被撞倒，因而可以被视为事故的主要原因。同样，某人的鼻子或猴子咬人虽然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决不是使国家卷入战争的普遍意义上的原因。对于卡而言，历史主要是针对普遍原因的，因为这些原因町以给人类提供教训。
鉴于这一点，卡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的真实材料；第二部分为奇异的事故。这种分法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在历史试验田砂堆中，我们又如何进行划分呢?假设，一粒砂子落到西面的某一处地方，砂堆的遮处地方十分陡峭，因而这粒砂子引起了一场小规模雪崩。我们的砂堆问题历史学家沣意到这个普遍原因：凡是一颗砂粒落到陡坡上，都会引起一场雪崩。这一点既合理又极富洞察力。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展顺利。
但是，假设另一粒砂子落到别处，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波及整个砂堆的动乱。历史学家还会指出砂粒下落处的砂堆坡度是引发雪崩的原因。但是，又是什么使这一原因变得如此显著呢?要解答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导致砂堆上爆发雪崩的一系列复杂事件。结果，我们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因是很困难的，一个由一千件相关事件组成的序列绝不会原原本本再发生一遍。
有些历史学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归结为国际系统的崩溃，同样，砂堆问题历史学家会认为，一粒砂子就足以触发一场灾难性的、奇特而富有悲剧色彩的砂堆结构。这种观点也许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同时意味着这些“奇特的条件”是特别而不寻常的，那么这种思维方式便是一种误导。我们都知道，在砂堆游戏中，这些条件是很典型的．总会有一粒砂子碰巧落到适当的位置，继而引发场巨大的雪崩。
如果理查德森和莱韦的关于战争规模分布的能量法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任何暗示的话，那么人类历史也是如此，因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结构也是处于临界状态之中的。也许在局部层次上，要找到绝好的普遍原因就容易得多了，例如，丽德的“障碍调整”总是紧随着任何社会群落一部分传统结构的瓦解。丽德的概括与砂堆问题分析员的看法简直是异曲同工。在砂堆问题上，陡坡被认定是引起砂子下滑的原因，而在森林火灾中，人们认为一棵着火的树可以将附近的树引着。但是，为什么有些革命或战争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有些则发展成社会剧变呢?在这个问题上，普遍的原因似乎更难找到。即使是对于世界大战这类臭名昭著的事件，历史学家也许最终也只能把它的根源归结为某人的鼻子或猴子咬人，再或者司机转错弯，然后再追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许，这就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很难达成共识的原因吧?这类事件的惟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临界状态的潜在组织，这使得此类动荡不但可能而且势必会发生。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带来的问题就是千真万确的了，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凯斯荷特也许是对的：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必要的，我们无法对必要事件的重要性加以区分，没有一件事是完全反面的，它们多多少少都会起到推动作用。认为一个独立的、被魁强划分出来的事件(因为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完好地从其背景中划分出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从原因和解释上来看，所有事件的连续过程……不是很差或历史意义模糊，而是完全没有历史意义……把整个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某一先前事件而不是其他事件完全是随机的原因和效果的严格概念……在历史解释中似乎是不存在相关性的。
在临界状态的历史中，意外事故是完全无法预测的。从个角度来看，战争的爆发显然是由于人们只能通过暴力才能解决分歧，或者甚至是因为他们喜欢血腥。但是从另一个更为抽象的视角来看，大战爆发也许只是因为人们集体的态度、观点和行为与悬于磁化与非磁化之间的磁石的波动一样。而我在前面几章的论述中都没有证实这一点。很可能“实际”信息仅在于此。
历史游戏
历史上的典型问题是：事情变成什么样了?海格尔和卡尔?马克思认为，历史就像一棵树的成长，朝着某种成熟的、稳定的末端状态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类接近处于历史终结的稳定社会，战争和其他混乱的社会事件会变得越来越少。或者，历史也许像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就此曾指出的那样，相当于绕地球旋转的月球的运动，是周期性的。托由此认为文明的兴起和衰亡是一个注定要按规律无限重复的过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领域存在着规则循环，几位政治学家怀疑这种循环使得敞争的爆发电遵循相应的节奏。当然，历史也许反而是完全随意的，毫无规律可循的。这些都是历史学家认为事情如何变化的最普遍的可能性。
然而，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原则上讲，确认事物的变化方式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物理问题。20世纪80年代，物理学家们发现，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也会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运动。设想一个完全以规则方式上下移动的平台，就像娱乐园中的那种，假设你从平台的上方投下一个弹性很好的橡胶球，接下来的问题是：球在平台上弹了十次之后，还会弹起多高?如果平台是静止不动的，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这个球会大致弹回到最初下落时的高度。但是由于平台是运动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手在投球时，即使最轻微的颤动也会在小球随后的弹跳中被放大数倍，并且在弹起几次之后，小球的弹跳高度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加之平台的运动，小球的运动轨道就变得极其不稳定，对其每次弹跳所作的记录看上去狂乱而不规则，完全是混乱一片。
然而，有些事物的运动看上去是完全随机的，而实际则不然。这是变化的另一个范畴，对于历史来说则不大适用。混沌理论解释极其简单的事物——例如，弹跳的小球所做的运动怎么会看起来异常复杂。如果你知道小球这次跳起的高度，那么通过数学运算就可以得出下一次的高度。在任何时候，你都无需确切地了解小球的状态。虽然由于这个游戏的混沌性使得它十分有趣，但这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在历史中，许多人有许多态度、许多观点和许多记忆。人类历史就是同一时代下，许多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一个集体的历史，所以，与此相关的物理也具有集体性质。要判断一块磁铁在任何时候的内部状态不能仅凭一点知识，而要掌握无数磁铁原子的运动信息。磁铁是极其复杂的。但是，如果说混沌状态告诉物理学家绝对简单的事物看上去可能会很复杂的话，那么临界状态则告诉他们极其复杂的事物可以以异常简单的方式运动。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那样，任何处于两阶段之间的临界状态的物质，其基本组织不大取决于所涉及的各要素的具体特性。在事物中存在着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普遍性，它使得我们确切地了解到具有共同基本逻辑的简单数学游戏代表的无数不同的集合体。
要使一块磁石达到一种平衡的临界状态，需要精确的调制和大量的实验室工作。但是，现代物理学取得的最深层的发现之一就是：临界状态总是自发地在不均衡系统中产生。尽管物理学家们确实还在努力确定这一状态的出现条件，但这并不必然——事实上也没有影响到科学在其他领域利用这一突破。
历史学家也是如此。
像混沌状态一样，临界状态链接了规则和无序之间的概念上的鸿沟。通过激变反映出的倾轧和狂乱波动的变化结构既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可以很容易预测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可以理解的结构，它无法完成细节描述，而只能在统计数字中得以显现，并且似乎夸人类头脑充满了感性错误。长时期的平静突然被骤变打破，这既不正常，也不符合定律，然而事实的确如此。这似乎就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特性。
非科学预言
我将很简练。但还不会像萨尔瓦多?戴利那样
简练，他做了世界上最短的演讲。他说，“我的话
很简洁，到此就结束了。”接着就坐下了。
——E.O.威尔森，在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开篇演讲
有人由于对历史着迷而成了历史学家。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说过，“历史事件的本质中有某种东西，它总是出人意料地把历史的进程转到某一方向上去。”历史是令人着迷的。但这是为什么呢?它怎么会不乏味呢?
毫无疑问，未来总是不断地产生出十分新奇的事物。人类历史有些像生物进化：现有的东西总是同时以新的方式产生出未来的事物，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与之相似的东西存在。在历史中有许多无法确定的潮流，其中最显著的一条便是我们的科学理解和世界的技术困扰的增长。前所未有的对象、过程和可能性不断应运而生。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地球生命的历史之所以有趣不仅是由于物种种类的新颖多样。生命结构有趣的临界状态的狂乱波动发生在集体灭绝以及影响到生态系统中各种物种数量的巨大变动中。
如果处于遍布全球的、相互交织的文化网中的人类革命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也许这一点就是历史并不枯燥的部分原因。为了便于集中到所讨论的事情上。还是让我们再来想一下磁铁吧。设想一下，你生活在磁铁世界中，其温度处于临界点之下。所有磁铁都向着同一个方面靠近，很少有偏离这一点的。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生活是漫长、单调而空虚的。这个世界中的历史有着固定的法则和无休止的宁静，而缺少逆转时空的变化：历史十分乏味。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因为一种完全重复的记录不是历史，而是没有历史。
现在，假定温度比临界温度高出许多，所有磁石都狂乱而随意地来回摇摆，一块磁石在任意时刻的运动与其周围磁石毫不相关。在这个癫狂的世界中，我们的朋友什么也指望不上，没有丝毫持续性，毫无秩序可言，过去将是一次对绝对随机变化的毫无意义的记录。同时，这也是个百无聊赖的世界，因为你对它惟一可说的就是——它是随机的。
如果温度被定于接近临界温度的话，会出现多么有趣的现象啊。突然，某一块磁石对其周围磁石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还不足以让它们取得一致。你的社会现在将充满各种规模的群落，其相互关联以一种既不很有秩序也不很随意的方式不断变化着。你会偶尔注意到一些由一块或几块磁石引发的大规模运动，这些运动将出人意外地席卷整个世界。在经历了一段任意时间的平静之后，另一场大规模运动转向了其他方向，前一段历史也告一段落了。没有任何一场运动是对过去事件的简单重复，每一种变化在细节上都和过去有所区别。
你还会发现自己的行动对于在你的世界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潜质上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其他人的行动也将对你产生未必必然、但却是深远的影响。回顾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模式，有序和混沌始终以一种让人困惑又令人兴奋的方式相互交织着。事情看起来发展平稳并且可以预测，正在此时，一场大的变革又即将颠覆整个世界。历史将十分有趣。
这能否提示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类世界是很有趣的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暗示，我们的世界在许多层次上的确呈现出砂堆或处于临界状态中的磁石那样同样的渡动，此时事物的影响具有一种巨大的“扩张”能力。如果这个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真是以这种形式构筑的，我们就得学会应付意外情况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这种相对平稳可能会持续又一个世纪，也或许我们会在五年内看到另一个世界——谁也无法肯定。你所属的国家也许会存在500年、亦或30年内就灭亡了。如果世界处于临界状态之中，我们就可以调查局部原因，判明政治和社会原因如何导致各处的历史变化。但是，如果任何事件的最终影响都取决于其细节如何交织在一起构成“不稳定手指”，触遍整个世界，那么，人们几乎不可能看透未来。任何潮流都很难长存，我们惟一可以预测的就是未来将继续逃脱我们的控制。这也许就是历史之所以有趣的原因：它既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任意变化的，而是在两者之间达到一处极不稳定的平衡，因而像砂堆一样总是处于剧变的边缘。
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史蒂夫?杰戈尔德曾正确地观察到：
我们尤其会被那些未必是真实的事物而打动，这些事物由于反复酝酿的可以识别的原因而不断出现。相反，二分法出现的极端——确实的、不可避免的随机——通常在我们的心理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们无法控制历史的代理人和目标，从而被选定或被排斥，无缘重返历史。但是，随着聚集的不断深化，我们也被牵涉进去了，大家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苦楚，当我们认识到实际结果未必一定如此，事情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选择性变化都将完全改变其发展方向时，我们就捕捉到了独立事件的一般法则。我们可以对每一细节加以讨论，为其悲痛或狂喜——因为每个细节都具有变化的能力。聚集是对最近事件通过命运之神进行控制的承认，这是一个失去了对马蹄铁需求的王国。
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一个微小的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其影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世界的面目未必一定如此，它也可必被改换成另一番天地。
历史物理学
几位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物理的确恰如其分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正如十津大学历史学家尼阿尔?费格森所写的一样：
本世纪以来，许多历史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历史是否是一门“科学”，他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定义已是十九世纪的老古董了，并且，如果他们曾经留意一下那些从事科研的同行真正在做什么的话，他们就会奇怪——也许甚至高兴地发现他们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在特点上已经完全历史化了。
费格森指出，混沌理论是历史学家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被用作调解灾祸和突发事件的分歧。混沌状态的确显示出即使是对于一个真正具有绝对决定意义的过程，在初期的些许变化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混沌状态缺少的正是集体行动这一重要观念。在历史上，不是只有几种力量在发挥作用，这样的力量数不胜数。要理解历史中可能出现的典型结构，我们需要掌握许多独立事件相互发生作用的历史学体系。
这里涉及的是非均衡统计物理学的领域。在这种体系中，要想做出精确预测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独立事件中平衡这种混沌状态的却是极其规则、十分简单的统计法则——比如我们多次见到的能量法则。它们体现出特定事件后隐藏的深层历史过程的特点。历史学家不应该从混沌状态中寻求指导，而应该转向普遍性——一个几乎神奇的发现，即在非常宽范的条件下，由各种彼此关联的事物构成的体系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普遍性质。
在远古时代，人们通常把大的事件归结为神的行为。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
每当原因与结果不相称，或者平常的解释还很不够时；每当突发事件或一个离奇的猜想使得事与愿违时；每当通常不被考虑的外来因素……使事态发生惊人转变时。每当这类情况发生，人们就会……相信是“上帝”主宰了一切。这个世界的进程让人无法理解，人们感觉历史是结果，而不是人为产物，当他们无法理解或掌握自然的运动时，必然产生的依附感，自然事件的神秘感……所有这些事情都让人们真切地感觉到世事多数由神来主宰。
今天，我们仍然受到大战和革命的冲击，尽管现在我们不会再像古人尊崇神明一样对它们持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感。我们知道历史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每个人都具有交战与和平相处的潜力，在个人行为的神秘海洋中，汹涌的海浪不断涨起，将我们卷走。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浪潮是不可逆转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安全和幸福。但是，它至少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喧嚣的人类进程未必是极恶毒的人类狂野的产物，而是普通人性和简单数学的产生的结果。
物理已经进人了一个神奇的纪元。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物理学家詹姆斯?朗格尔在1997年所写道的那样：
在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掌握了解答那些从前一直困扰智者的难题的工具——实验设施以及计算和定义概念的能力……我没有任何时候会比现在对物理的学术活力抱以更大的希望。
朗格尔在评述从理论上应如何理解一个历史过程时说道：这里指的不是人类历史，而是雪花的极其复杂的形状的形成过程。在稀薄的空气中。雪花像冰一样结晶，其形成过程就是历史发挥作用的最佳例证。最巧的是，当我完成这最后一章时，恰巧坐在窗前，窗外便是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一片山坡，此时一场高山猛烈的暴风雪已使山地变得一片银白。雪花的数量之大确实让人震惊，但是更让人称奇的是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它们又都具有普遍特点。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但现在，这已不再神秘，科学已经发达到足以解释雪花的形状的程度。
非均衡物理学足物理学家新的研究前沿，从研究期刊的所有历史性游戏和现在物理学家已将其应用于上百种事物来看，朗格尔对物理的“学术活力”充满信心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事实上，我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研究，无论是地震或灭绝科学，雪花的科学，科学本身，还是人类历史学，都仅代表由历史发挥作用的事物的科学之最的开端。
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战争和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也许物理学家仪按他们自己的独特方式、凭过于简单的抽象的倾向，是很难帮助历史学家改进其答案的。
我们并不知道一切。我们惟一知道的就是为了产生一种或另一种结果，人们将自己按某种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认为这就是人的本质，这就是一条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