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里达的禁药取缔机构发起了“绿钞行动”，这次行动计划周密，目标是要从毒贩子复杂的洗钱过程中的金融文件上找到蛛丝马迹，追踪并没收毒贩子们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据估计，每年通过美国银行的可卡因现金就有三十亿美元，在他们看来，打击毒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掏空他们的钱包。绿钞行动在一年之内就查到二十亿美元绝大部分的去向，实际追回了两千万美元。显然，行动有了结果，但是现在区区几百万美元还不足以对毒贩子的收支平衡造成多大的影响。迈阿密的居民也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受够了可卡因牛仔的所作所为和购物中心的枪战，请求白宫插手此事。十二月的时候，政府建立了一支精英部队，即第26中央军（即中央战斗部队），专门负责对付佛罗里达的贩毒活动。正如其创建者，劳尔.戴兹解释的那样，中央军正是佛罗里达居民寻找的那种力量：
第26中央军就是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我们会把目标对准特定的人群，让他们的生活痛苦，我们会不折不挠地让他们痛苦，直到抓住他们正在从事非法活动，把他们丢进监狱里，或是杀死他们……他们要么死掉，要么进监狱，要么离开佛罗里达。
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及其他
白宫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像这样的有关战争的言论会令他们赢得相当多的信任。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承诺说自己会对毒品问题采取行动。他的机会来了。1982年元月二十八日，他宣布成立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他派遣了一支由联邦官员——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海关官员，律师，警察——组成的军队前往佛罗里达来处理毒品问题。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刚刚走马上任九个月的里根采取的意义最重大的行动就是把在国内进行禁毒行动的任务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其长期负责人J.埃德加.胡弗的坚持下，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绕开了毒品问题，因为胡弗曾经见到过麻醉剂交易所赚到的那种钱，他意识到，这种钱完全有能力腐蚀联邦调查局。所以，决定让联邦特工加入到禁毒之战中去，是个大胆的转变。但是里根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命令联邦调查局插手的同时，他还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准备战斗。当里根宣布他想要军队也加入到战斗中的时候，有人向他指出，一项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时期的旧法令《义勇军法》规定，美国军队不得干涉民间事宜。里根马上暂时停止实行这项法令，下令要军方放手干。
现在，有了军事人员，军事技术和美国情报部门所有搜集信息的设备，这场禁毒之战开始看起来像是场真正的战争了。南佛罗里达开始出现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海军的E2C侦察机，陆军的武装直升飞机，还有一系列与地面相连的航空气球，这些气球漂浮在3，000米的高空，可以监视加勒比海一带的空中走廊的空中活动情况。负责这一切的，至少名义上负责的，是副总统乔治.布什。
没过多久，所有这些新的人力和技术都开始有了结果。行动进行的头八个月就查获了超过680，400公斤的大麻和3，000公斤的可卡因，采取了八百多次逮捕行动，没收了价值一千三百万美元的资产。1982年三月九日，当迈阿密国际机场的一位海关人员把一把螺丝刀扎进一个来自麦德林的装牛仔裤的纸箱子时，海关可真的是中了头彩。螺丝刀拔出来的时候，开始有大量的白色粉末往外冒。等到所有的白色粉末都拿出来后，美国海关部门发现自己骄傲地拥有了大约1，800公斤的纯可卡因。这比以前所有查获的可卡因数量最多那一次还高四倍。
里根和布什非常高兴。两个人都坐着喷气式飞机来到佛罗里达，坐在大包大包没收来的毒品上面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1982年十一月，里根宣布说：
毫无疑问，南佛罗里达的特种部队取得了毫不含糊的绝对胜利。自行动开始以来，特种部队覆盖地区的有关毒品的逮捕行动上升了27％。查获的毒品上升了50％。没收的大麻的数量提高了35％，没收的可卡因的数量提高了56％。
引自《毒品》，布莱恩.弗瑞曼特，1989
白宫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警察局仓库里的毒品越多，就意味着大街上的毒品越少。同理，监狱理的毒贩子越多，就意味着大街上的毒贩子就越少。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并不正确：其实可卡因交易加速的速度非常快，结果大宗的没收行动对他们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同样，毒贩子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警察逮捕几个人——即便逮捕上几千个人——也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尽管这些部门联合起来漂亮地干了所有这些工作（他们的活毫无疑问干得不错），查获越来越多的可卡因几乎没有对美国渐渐成型的可卡因供应网络造成什么损伤。
1983年查获了6吨的可卡因。1985年查获了25吨。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高达30吨。然而整个这一时期，在美国大街小巷上永远都能买到可卡因。更糟糕的是，它的价格持续下滑。尽管里根和布什认为他们就要打赢这场禁毒之战，他们实际上是钻进了自己挖的洞里。
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禁毒官员清楚地感觉到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讲起豪言壮语来很有一套，但可信度却非常低，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来执行法律，而是对付新闻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佛罗里达一开始接收了大量额外的人力，但是由于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源，它总是在花其他州的钱。许多评论家都指出，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不可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因为把别的地方的禁毒人员调到迈阿密来只意味着减少了这些地方的禁毒人员。毒贩子更有可能干脆把可卡因走私活动搬到其他州去——搬到被抓住的机会更小的地方去。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美国骑兵”（一家报纸这么称呼特种部队）来到佛罗里达还不到一年，可卡因走私活动就开始在其他地方出现。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贩毒活动。到了1983年，迈阿密联邦银行的现金盈余开始下降，但是加利福尼亚联邦银行则有三十亿的盈余记录在册——这表明可卡因开始通过另一个途径——墨西哥——进入美国。开始有报道说其他州出现了可卡因价格下降的情况。1982年十月，里根驳回了其他十二个州威胁要创建联邦特种部队的提议。第二年，他建立的“国家边界禁飞制度”，旨在把佛罗里达的行动拓展到面临危险的其他州。联邦禁毒预算开始呈螺旋式上升。
还有其他问题。这么多的大部门都被委以指挥可卡因之战的重任，结果现在谁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是谁在负责。所有部门可以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想法是不错，但实际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个部门都在竭力保护在自己的成员，联系人和情报。哪一个部门应该对哪一起毒品搜查行动负责，都一直有争议。人们最终发现，那些关于南佛罗里达州没收的可卡因的美妙的统计数字原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查获的总量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各个不同的执法机构常常把同一起搜查行动列到自己名下。正如埃利安.沙农在他的《亡命之徒》一书中指出的那样，1984年乔治.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礁岛钓鱼度假，返回途中他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到几大包没收来的大麻面前摆好了姿势，然后告诉新闻界说，他的特种部队对这次多达五百万磅（2，268，000公斤）大麻和28，000磅（12，700）可卡因的搜查行动负责。禁药取缔机构表示恕难认同：他们说，他说的数字大约有三倍的误差。实际没收的是两百万磅（907，000公斤）的大麻和8，000磅（3，630公斤）的可卡因。
有人指出，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各方一直在没收数量巨大的可卡因——可卡因的价格仍然在下降。这与每一个执法部门的想法都背道而驰：他们都认为没收可卡因就可以减少其供应量，因而可以提高其价格。如果可卡因变得非常稀少，那能买到它的人就会有更少。那就不值得再贩毒，毒品市场就会大大缩小。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尽管南佛罗里达特种部队的能力非常令人钦佩，但涌入美国的可卡因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没收的数量对毒品交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记，因此可卡因的价格还在下降。
白宫的战略家们干脆选择不这么看。当有人问其中的一个为什么大街上的可卡因的价格仍然在一路狂跌，他解释说，由于总统的禁毒计划非常成功，完全消灭了可卡因市场，因而导致需求一落千丈——才造成可卡因价格的崩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不过这个世界必须习惯政客们对毒品问题胡说八道，
滥用毒品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治议题，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现象。在美国，公开对毒品宣“战”代表着政府强有力的形象，也为政客们储存了相当多的好处：坦率地说，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这样的号召会使优柔寡断的看起来很果断，使胆小的看起来很勇猛，即便最虚弱的官僚也看起来像是严肃的斗士。这就是那种能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的豪言壮语。但它是个可怕的错误。“战争”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然而毒品问题不是这种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将滥用毒品问题降低到最小程度，即便是乐观得无可救药的政府官员也承认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它。因此，永远也不会有明确的“胜利者”。
美国的政客们把与毒品上瘾现象作斗争描绘成一场“战争”，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困境，因为禁毒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可战胜的。然而一旦标上了“战争”的标签，就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想输。正如尼克松1971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无法消灭毒品带来的威胁，那么它就会消灭我们”。里根和布什由于对毒品宣战，使得自己不得不出台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会让他们付出很大代价，却无法最终产生什么效果。一旦公众脑子里集体装入了这是一场战争的意识，那就没有了回头路。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打击贩毒开始像是打一场战争的地方。在美国以南大约5，600公里的地方，情况已经开始急转直下。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46节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1)
在玻利维亚，建立政府的过程同其他每个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速度更快些而已。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同世界其他地方勇往直前的民主制度一样：政府总是在变。总统总是在变。玻利维亚的政治就像一场安非他明刺激下的抢椅子游戏，要在这种游戏中取胜只需要拥有金钱，枪支和几副鬼鬼祟祟的太阳镜就行了。
自玻利维亚1825年独立以来所发生的武装政变超过189起；189起——就在176年间！平均每年发生1.07起。无可否认的是，现在每年还不到一次，有些年份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紧接着有些年份则是此起彼伏。例如，从1840年到1849年发生了65起政变——也就是每年发生七起。这使得人们大可不比担心它不够民主：在玻利维亚，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当总统的滋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什么时候就当上了总统。在美国，每个妈妈抚养儿子都为的是他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当上总统。在玻利维亚，妈妈们对这一点根本不用操心：她们的胜算大得很。
然而所有这些政变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由一个名叫罗伯托.苏亚雷斯.戈麦斯发动的那次。这次政变与本书有关，因为苏亚雷斯恰好是这个国家最有势力的可卡因贩子。事实上，真正把政府拉下马的不是苏亚雷斯，而是可卡因。而下面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事情的经过，它实在是离奇得让你都无法相信。的确是真的。
罗伯托.苏亚雷斯于1932年出生在贝尼——就在拉巴斯城的北部。他的家族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控制了橡胶贸易，因而非常阔绰：他的一个先人曾经是玻利维亚驻伦敦的第一任大使，他叔叔尼古拉斯素以“橡胶界的洛克非勒”而著称（也许这个称号现在听起来没有以前那么令人舒服）。据报道，苏亚雷斯家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玻利维亚拥有超过一千五百万英亩的土地。这差不多等于拥有一个同丹麦一样大小的农场。
但是在橡胶贸易转移到马来西亚的之后，他们的生意便趋于平稳，苏亚雷斯家族便开始找其他事干。罗伯托想到了种植古柯的主意，并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古柯膏商人——此时正是哥伦比亚人对古柯膏是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时期。他同另外两个具有类似想法的有钱的朋友约瑟.罗伯托和班赛尔.奥杰比都认为这个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过。既然有现成的跑道和飞机可用，他开始把古柯膏大量运到哥伦比亚，然后在哥伦比亚同逐渐崛起的麦德林集团接触。这是个利润丰厚的买卖。
闲暇之际，苏亚雷斯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是同乌戈.班赛尔将军密切交往了。班赛尔将军是个军事暴君，于1971年篡夺了玻利维亚的总统之位。他们的友谊证明对彼此都大有好处：总统保证苏亚雷斯的可卡因交易不会遭到起诉，苏亚雷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商人——会替他留神背后，提醒他了解可能发生的反对派的政变。班赛尔任总统期间正是可卡因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等到他离任的时候，他的秘书，女婿，侄子和妻子都因为或是涉嫌在美国进行可卡因走私活动而被逮捕。而且班赛尔的一个堂兄就是苏亚雷斯的生意伙伴桂勒摩.班赛尔.奥杰比（班赛尔还一度试图任命他为玻利维亚驻迈阿密的领事——只是因为禁药取缔机构大声疾呼表示反对才没能实现）。据禁药取缔机构估计，在班赛尔就任的时候，玻利维亚每年生产11，800吨的古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就跳到35，000吨。这就是他对待毒品交易的方式。
1977年的一天，苏亚雷斯拜访了班赛尔总统，告诉他说自己遇上了麻烦：哥伦比亚人对自己在可卡因交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自信，他们老是让他很恼火：该来买古柯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根本不来；有时候来是来了，付的钱却比以前商量好的价钱少；有时候他们干脆带着枪来，直接把古柯膏偷走。苏亚雷斯十分恼怒。班赛尔对他表示同情，暗示说他需要点帮助。他正好知道该找谁。
他接着便把苏亚雷斯介绍给自己的一个同伴，这个人名叫克劳斯.奥特曼，曾经在1971年帮助他夺取政权。奥特曼讲一口带有浓重德国腔的西班牙语，从1951年起就住在玻利维亚，在内务部的“心理行动”部工作——这个部门实际上同其名字一样阴森莫测。他曾经在1971年帮助班赛尔夺取政权。实际上，“克劳斯.奥特曼”不是别人，正是克劳斯.巴比——著名的纳粹战犯“里昂屠夫”。苏亚雷斯认识到巴比正是那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的人，于是便雇他来保护自己的生意不受哥伦比亚人的骚扰。
巴比召集了一支在阿根廷受过训练的雇佣军，这些人对自己的鼎鼎大名——“死亡未婚夫”——扬扬自得。这些未婚夫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据该组织一个前成员说，他们用火箭筒把哥伦比亚人的一架运送可卡因的飞机从天上打了下来，好好教训了哥伦比亚人一下。一旦让哥伦比亚人明白他们不是闹着玩的，可卡因交易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他们发现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些未婚夫开始在酒吧和夜总会逗留，喝喝啤酒，观看有关二战的电视记录片，大唱纳粹战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接受另一项小任务。
1978年七月，班赛尔总统辞职。不过苏亚雷斯不是十分担心。现在他有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保护他：一个名叫路易斯.埃斯.戈麦斯的大腹便便的远房堂兄。戈麦斯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军官：据称他曾经因为强奸一个上司的女儿而被赶出军队，转业后负责军事情报工作。这可真的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搜集情报正是他似乎非常缺乏的几个特点之一，因此才有了这么个外号：头脑简单的路易斯。但是艾斯.戈麦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傻。他当上军事情报部的头之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人袭击了玻利维亚秘密警察的总部，偷走了他们所有的档案。他拥有了这些材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玻利维亚所有的秘密行动，从而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朋友罗伯托.苏亚雷斯。
尽管有他的保护，苏亚雷斯还是有点担心。班赛尔的辞职给他留下了一道鸿沟：如果一个强硬的总统上台，解雇了戈麦斯，那又该怎么办？两年后，经历了四次政变，两次大选和五任总统之后，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革命的英雄，名叫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他不仅仅是通过民主途径当选，而且他还反对可卡因。西拉斯将于1980年八月就职。显然要对此采取行动才行。而且要快。
苏亚雷斯召集了其他的毒贩子，“死亡未婚夫”，克劳斯.巴比，艾斯.戈麦斯和其他许多赫赫有名的人，在圣塔克鲁斯一家名叫巴伐利亚夜总会的酒吧召开会议。他们在一起作出决定，要在西拉斯政府就任之前把它推翻。他们认识到，一次成功的政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军方人物来领导，于是他们集思广益想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最后决定让另一个军阀加西亚.梅萨将军来担当此任。如果西拉斯就任，梅萨会同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他过去一直忙于找到形形色色的理由来消灭各种各样的无辜农民，现在他很担心，因为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也许会有麻烦。
他们派艾斯.戈麦斯去问梅萨是不是愿意参与这件事。他向他保证说，作为领导这次政变的报酬，梅萨事先就可以得到一百三十万美元——还承诺说仗打完后会给他更多的钱。只有一个条件：艾斯.戈麦斯想当内务部长。梅萨拿了钱，同意领导这次政变。
1980年七月十七日，这对人马突然行动。陆军第六师先发制人，宣布说玻利维亚受到“共产主义极端分子”的威胁，要求梅萨上台来拯救国家。接着他们据不接受大选结果，宣称玻利维亚国会违反宪法，继续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不能容忍任何的抵抗行为。当一群商会领导人试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死亡未婚夫突袭他们的总部，开枪打死了几个代表并绑架了其他所有的人。幸存下来的那些人遭到折磨，有些人还被折磨致死。事实上所有的商会女领导人都遭到轮奸。他们在前两周里处决了五百个代表，把另外两千五百人投进监狱百般折磨。
在玻利维亚荣辱盛衰的历史上发生的189起武装政变中，这一次是迄今为止最残暴的一次。梅萨为了安定全国，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说：“我不会离开，直到马克思主义的癌症被彻底清除，”他说，“可能要五年，十年或是二十年”。苏亚雷斯的行动很快以“可卡因政变”而闻名。
没过多久，苏亚雷斯，梅萨和戈麦斯就骄傲地发现自己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如事先约定的那样，梅萨当上了总统，戈麦斯当上了内务部长。苏亚雷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现在决定要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实行国有化。他利用戈麦斯的情报，开展了自己特殊的禁毒运动，消灭掉了所有的竞争者，直到整个市场都成了他的。死亡未婚夫处理细节问题，杀死可卡因商人，没收他们的可卡因膏交给他。由于可卡因太多，苏亚雷斯有一次雇用玻利维亚空军来替他运输（他每个星期支付他们150，000美元）。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把所有的可卡因存放在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苏亚雷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毒品政权”。仅仅在六个月之内，可卡因的产量就提高了百分之五百。人人都能拿到钱。戈麦斯干得尤其好，他告诉朋友说，“我们要让那些外国佬淹没在可卡因里”。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六十分钟的特别节目估计说，他个人每个星期要赚到200，000美元，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可卡因部长”。
践踏人权的情况有增无减。现在负责情报工作的是福斯迪诺.瑞考.托若——外号叫“魔术师”，因为他有能让人消失的超常能力。就连军方都对此感到惊愕。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她的《雪原》一书中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其中就谈到士兵们最终拒绝再执行任何针对玻利维亚平民的暴行，开始集体开小差。她说，士兵流失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剩下的军人跑到足球场上去绑架人来当兵。
现金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到底有多少，谁都猜不出来：“要计算出他们赚了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一个分析家告诉记者布莱恩.弗瑞曼特。“想出一个高得荒谬的数字，把它翻一番，你还是很清楚自己估计得太低了”。苏亚雷斯后来吹嘘说，布莱恩.德.帕尔马1983年的电影《疤面煞星》就是从他这儿得到的灵感。他对自己的头衔扬扬自得：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之王。
与此同时，他的贩毒基地圣塔克鲁斯被可卡因利润所改变：
今天，圣塔克鲁斯已经成为玻利维亚最大的城市，有生意兴隆的购物中心，昂贵的餐馆，奢华的饭店，还有足够多的迪斯科舞厅和妓院，可以让狂欢者寻欢作乐到天明。但是像农业这样的起起落落的行业是很难支撑这种飞速的兴起。圣塔克鲁斯城突然繁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它变成了世界的可卡因之都。
《华尔街日报》，1981年三月二十五日，引自《白色迷宫》：李，1989
就某些方面而言，玻利维亚的可卡因政变折射出洪都拉斯两年前所发生的情况。这里主要的作奸犯科者是一个大麻兼可卡因贩子，名字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他的一个朋友，墨西哥走私贩子福莱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曾经一起出资策划了一起阴谋，成功地推翻了胡安.阿尔伯特.麦尔加.卡斯特罗总统，换上了包利卡伯.帕兹.加希耶。随后，加希耶政权便很方便地对巴勒斯特罗的可卡因和大麻走私不加理会——有时候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从而为哥伦比亚的可卡因通过洪都拉斯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巴勒斯特罗非常高兴，建立起了自己的空运公司SETCO（塞特克公司）将可卡因运送到各地。SETCO十年之后将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一点。现在接着往下讲。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47节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2)
罗伯托.苏亚雷斯对禁药取缔机构真的是非常恼火。他根本不隐藏自己的财富，而是炫耀给所有的人看，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最高层的保护。他在玻利维亚各地拥有一系列豪华奢侈的住宅，还在一个名叫圣塔阿纳德亚卡马的偏僻的农业小镇上修建了一个农庄（或者说是宫殿），经常住在那里。他经常从这里像一个国王一样为有价值的事业慷慨地施舍现金。他重建了教堂，铺设了路面，盖起了学校。他还为上不起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发放大学奖学金。有一次他甚至为全镇的人买下了一套卫星电视系统，让居民可以看到外国的肥皂剧和现场转播的足球赛。当地人因此而爱戴他，充满感情地称呼他为“帕皮特”（爸爸）。他在玻利维亚人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让禁药取缔机构恼怒的不仅仅是他的大吹大擂。他们对苏亚雷斯尤其愤怒，原因很简单：他们在1979年差一点抓住他，但是由于运气不好加上计划不周，竟让他从手指头下溜走了。
苏亚雷斯已经厌倦了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他决定直接同美国人做生意，好把他们从自己的王国中踢出去。他在玻利维亚有精炼可卡因的技术，还有可以运输的飞机；他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可靠的分销商。1980年初，他的伙伴马西罗.伊伯奈兹报告说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夜总会碰巧遇到这样一个人。不幸的是，这个买主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个名叫迈克.莱文的便衣。莱文对伊伯奈兹所说的话正是他想听到的：他想购买数量不限的可卡因，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货运到美国去，他已经买通了所有相关的美国官员，行动会非常安全。莱文建议苏亚雷斯和伊伯奈兹坐飞机到他在迈阿密的住处来，见一见他组织的成员并敲定细节问题。不过苏亚雷斯一旦踏上美国领土，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永远再也不会被释放。
苏亚雷斯落入了圈套，答应一个月供应莱文900多公斤的可卡因。
在佛罗里达，为这次会面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急速进行之中。禁药取缔机构在迈阿密借了一栋富丽堂皇的房子，还按照符合莱文扮演的大毒枭的风格进行了装修。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窃听器和摄像机，准备为后人记录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行动。他们还借来了大约一千万美元放在手提箱里，好让这次交易看起来更加真实。然而接下来一切都出了问题。首先是苏亚雷斯决定不来迈阿密了——他希望整个交易都在玻利维亚进行。接着是真正进行交易时，他本人实际上根本不露面，而是派他的儿子罗比负责谈判。最后罗比和他的父亲都没有被抓住，不过莱文还是抓住了那些负责销售的小毒贩子。古柯膏销毁了，钱也永远没有到达玻利维亚。
尽管一直没能威胁到苏亚雷斯的安全，这对禁药取缔机构而言有算是个相当大的胜利了。但是接下来这种胜利就变了味。被告中的一个干脆被送回了玻利维亚；另一个提出要保释，交了保释金就逃之夭夭，就再也没有谁听到过他的消息了。“真是令人震惊啊，”莱文后来写道，“执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捕行动突然没有了被告人。”在他的《秘密身份》和《善意的谎言》两本书中，莱文指出，这次诱捕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莱文认为，苏亚雷斯实际上一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默许下活动；情报局保护他是因为它支持梅萨的“可卡因政变”（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西拉斯.祖阿佐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还声称，有一盘录音带上录有苏亚雷斯在巴伐利亚夜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巴比和艾斯.戈麦斯讨论由谁来领导这次政变，这盘带子其实在事发之前就掌握在中央情报局的手中：他们什么都知道，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不是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最后一次指责中央情报局破坏禁毒行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在同苏亚雷斯打交道方面，禁药取缔机构再一次运气不佳。1981年一月，罗比.苏亚雷斯在瑞士被捕，从他身上搜出大量支票，他父亲要求他把上面的钱打进各式各样查无实迹的银行户头上。他很快被引渡到美国。终于，一个真正的大毒枭开始看起来要垮台了。禁药取缔机构对此尤其感到开心，因为罗比是苏亚雷斯最喜欢的儿子，正在培养他接管家族的生意。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老苏亚雷斯对此会作何评论。他们根本不用急。他勃然大怒。他大概雇了一帮基地在佛罗里达的职业杀手，绑架了佛罗里达的几个州法官（法官的安全保卫工作增强了；从来没有人敢碰他们）。他接下来采取的步骤则推动他跻身于毒贩子的传奇故事之中：苏亚雷斯写了封信给罗纳德.里根总统本人，提出要做一笔诚实的交易：如果里根释放罗比，苏亚雷斯会支付玻利维亚全部的国债（当时大约为4，000，000，000美元这样的数目）。在后来的数年里，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其他许多毒贩子都做过类似的这种表示。也许开出的这些条件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就像帕布罗.埃斯科巴偷墓碑一样，它们还是听起来好像应该是真的一样。谁知道呢？苏亚雷斯永远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在司法方面出现某种令人惊愕的混乱之后，罗比被宣布无罪释放并遣送回国。欢迎他回家的晚会与1983年三月在森特.阿纳举行。苏亚雷斯准备了五千人饮料和食物。狂欢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酒喝完后还还派了飞机到拉巴斯城去买。
很自然地，禁药取缔机构极其担忧。这看起来好像是场大灾难。事实上，更糟糕的事情正在北部1，500英里的地方发生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哥伦比亚人对走私贩子不怎么担心。这个国家的走私历史相当久远，走私者身上也没有打上什么耻辱的标记。因此，当新一代的可卡因牛仔诞生出来，到处炫耀自己的金钱和珠宝的时候，没有人对他们多加注意。这些毒贩子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矛盾心理，悄悄地渗透进了尽可能多的合法领域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帕布罗.埃斯科巴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已经成名的人召集到他的网络中来，建立起通过名叫“阿邦特达”的保险计划，它可以使那些与可卡因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人来投资走私活动。这个计划既简单又有效：花上几千美元，商人们就可以持有运往美国的一批可卡因的股份。如果货物顺利到达，他们就可以发上一笔横财。
这个计划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一体式的保险模式，它保证——即便这批可卡因被查获——会偿还他们最初的投资。如果这批货安全到达的话，埃斯科巴会抽取到了美国的可卡因价格成本的百分之十作为保费。如果货被没收了，他会把（哥伦比亚这一端）的最初的投资成本还给他的新伙伴。
可卡因在美国的价格非常高，即便把（据估计）每十次走私中有一次失败的因素算进去，从无数投资者那里抽取百分之十的利润已经可以让他获得相当多的利润。这个办法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埃斯科巴有一次提出要替那些掏不出钱的潜在的投资者支付第一次生意的现金。他们可以在生意做成之后还给他。从投资的观点来看，“阿邦特达”计划必然会成功：如果你成功了，就可以赚上一大笔（即便刨去白白交给埃斯科巴的那百分之十的利润）。如果你失败了，他会把你最初的投资还给你。在其他领域身家清白的商人纷纷参与进来，埃斯科巴发现自己在同富有和有魅力的上等人同行。
很快，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就赚到的钱就多得想全都花掉都很困难。后来人们估计，到1982年的时候，埃斯科巴每天要净赚五十万美元（到八十年代中期时，他每天要赚上一百万美元），最后在麦德林东区160公里远的波多图昂弗镇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般的农场。这个农场名叫“拉斯拿波斯”，占地2，800多公顷，以修建费用高达五千多万美元而著称。农场有自己的飞机跑道，几个在迫击炮保护下的分散在各处的游泳池，还可以容纳一百人就寝。在主入口上方悬挂着一架“小熊号”小型飞机——可能是他开的第一架满载可卡因飞往美国的飞机。他还买了一辆1917年到1930年之间生产的美国小汽车，并告诉大家说，这辆车曾经属于艾尔.卡邦，并在车前摆好姿势拍照。他买下了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把它们放养在农场里，并将之作为公共动物园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着手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修教堂，安街灯，重铺路面，最后还发起了自己的政治运动：“三月争作好公民”运动。他在麦德林盖了五百套两居室的房子，把钥匙交给了穷人。人们称这一处房地产为“帕布罗.埃斯科巴区”。为了防止房子的新居民还是生活困难，他每两周派一辆装得满满的卡车到那儿去分发免费食物。他还派医生和牙医到穷人居住区，付给他们足够的钱，要他们直到治好了每一个需要治疗的人再离开。不论什么事情吸引他，他都会去做：他给麦德林城外190公里处的小镇多拉戴尔捐了一座教堂。他发起各种足球赛，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不过讲话的时候总是要他自己的新闻记者在场。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穷人的孩子发放5，000个玩具。穷人爱戴他。到198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最大的新闻杂志《周刊》也加入他们当中，称他为“罗宾汉老乡”。
其他毒贩子也同他一样招摇：贡萨罗.罗德里格斯.卡恰捐了数不清的钱给家乡帕克的民间工程，还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同卡洛斯.莱德离开”诺曼之洲”之后也是如此（追随者参加他的政治集会有专车接送，可以一整天享受免费的食物和饮料，结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十美元作为报酬。尽管当时莱德还在东躲西藏，他最终还是参加了竞选，不过没有成功）。麦德林所有重要的毒贩子最后都给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庄园，还抄袭埃斯科巴的作法，在里面放养野生动物。奥科阿家族显然计划在他们的一个湖中间的小岛上放养狮子和老虎。大家纷纷买下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队，真的开始踢起了“梦幻足球赛”。
1982年，埃斯科巴设法进入了哥伦比亚议会，是作为一个名叫杰罗.奥特加的人的竞选伙伴而当选的议员，因为这个人的竞选活动是他出的钱。这个举动似乎很明智，因为国会成员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也一直在背后走关系，往政治竞选中投入数额巨大的金钱——他一般在双方的候选人身上都下注，以确保无论哪一方取胜都会欠他的人情。1981年，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族给两个总统候选人洛佩兹.麦可森和贝利萨里奥.贝汤科都捐献了大量的现金再加上汽车和交通工具。每当埃斯科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之后，头版的报道总是恰到好处地亲切而友好。他从来没有披露自己钱的真实来源。据一次采访称，他在房地产也发财之前做的是出租自行车的生意。他还对另一个记者开玩笑说，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因为“我总是在淋浴的时候唱歌”。然而，正是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想得到公众承认的愿望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不说别的，但是这个国家存在这么一批超级大富翁的事实就足以让每个人都警觉起来——他们中所有的人现在都成了目标。
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卡洛斯.莱德——1981年年终的时候，哥伦比亚游击队M.19企图绑架他，他在逃跑过程中背部中枪。于是他招募了一批保镖，没有他们他就不愿离开家门。罗德里格斯.卡恰同样被另一个名叫FARC（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恐怖组织挟持过。仅仅一个月后，就在十一月十二日，M.19再次出动，成功地在麦德林的安提奥基亚大学外面绑架了玛塔.尼维斯.奥科阿——奥科阿五姐妹之一。这次绑架将会给可卡因产业和哥伦比亚本身带来重大影响。
从表面是看，绑架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的成员似乎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因为绑架在这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我们还是要质疑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只有2，500个成员——的这个判断：绑架一个像尼维斯这样极其有钱有势的家族的某个成员。在她消失之后的那个月，所有主要的走私可卡因的家族都被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有人提出该是对绑架威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家一致赞同。
就在尼维斯被绑架的三周之后，一架小型飞机在卡利的主足球体育馆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当传单像雪片一样落下时，支持者们抓住了传单看了起来，眼睛不由瞪得老大。传单上宣布说“几天前”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哥伦比亚的绑架问题；“223个商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进行合作，铲除对此类行动负责的“共同的罪犯和破坏分子”；为了这一目的，这223位商人决定成立一个治安团体MAS（即“处死绑架者组织”），每个人捐出20，000美元和十个最好的手下来同绑架的祸根作战。人们很清楚这些反对绑架小分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从今天起，这些人会对所有与绑架活动有关的人执行死刑……要公开处决绑架者。公开把他们吊死在树上，或是由小分队开枪打死。还会在他们身上标上个小十字符号，这是我们组织的标志。——处死绑架者组织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48节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3)
处死绑架者组织悬赏两千万比索（200，000美元）给任何提供消息让他们抓住绑架者的人。传单上还说，也可以把此类消息交给“黑手党老板们”，因为所有这些人“在这个国家都尽人皆知”。传单明确表示，他们在这次新的冲突中会毫不手软：
……那些被警方逮捕的绑架者会在监狱里被处死；如果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我们的人就会对他们的同事或是最亲近的人采取行动。
处死绑架者组织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哥伦比亚到处都开始出现尸体。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伤亡惨重。有时候他们把恐怖分子交给警方；还些时候干脆把他们打死。某种情况下这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谣言说，消灭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时候军方只会袖手旁观。前六个星期里有一百多个M.19成员被抓了起来——这个成功率是自这个组织1974年成立以来哥伦比亚军方从来没有达到过的。M.19可能会被逮捕入狱；麦德林集团则不会。
M.19似乎很清楚什么对自己比较有利；玛塔.尼维斯被释放了。据传根本没有付什么赎金。当然，老法比奥.奥科阿——家族的父亲——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买了一匹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纯种马，给它起名字叫“赎金”，还尽可能让它出现在公共场合。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有人称奥科阿家的姑娘被释放根本不是处死绑架者组织处死绑架者的结果，而是由毒贩子们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新朋友曼纽埃尔.诺列加（他当时是巴拿马军事情报部的头子）进行谈判的结果。根据这个说法，诺列加通过另一个调解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绑架者和麦德林人之间进行调停。奥科阿家族同意不支付赎金，而是为哥伦比亚两大恐怖主义组织M.19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从古巴运输武器。作为回报，恐怖组织不再绑架他们的人，帮助他们守卫偏僻丛林里的实验室，并允许他们通过古巴领土走私可卡因（美国的警察对古巴是鞭长莫及）。
这种说法可能有假，但事实是，从此以后，游击队和毒贩子携手合作——百分百的合作——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有很多次，哥伦比亚恐怖组织需要的武器储备在属于麦德林集团的船上发现，而后来有人称集团出钱让M.19成功地做出了他们最胆大妄为也最残暴的表示：他们在1985年攻占了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大楼。不管诺列加.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是否属实，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成立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坚信这是对南美民主的新威胁——那就是“麻醉剂恐怖主义”。想到全副武装的共产主义叛乱分子正忙着大把大把抓可卡因现金，美国的大多数分析家真是无法忍受，他们竭尽全力劝说哥伦比亚政府相信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总是弄不太清楚游击队和集团之间的合作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处死绑架者组织最终诞生了一个新的准军事组织，这个名叫ACDEGAM（即“农民与畜牧农场主联合会”）的组织把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花在了消灭游击队，游击队同情者，和看起来像是同情者——以及不幸挡了他们的道的人上。
就可卡因贸易而言，处死绑架者组织将形形色色的可卡因走私组织连在了一起，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让他们在一起琢磨出如何提高走私活动的效率。因此，1981年被关注犯罪活动的人定为麦德林集团诞生的时间：各组织领导人从此以后开始定期开会，集中在一起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组织货源，运输，销售，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其他竞争者的侵害。还有人认为，更早些时候的会议，即1981年四月的那个会议才真正是这些毒贩子决定携手合作的时间；也许说得没错。坦率地说，考虑到那个向禁药取缔机构告密的线人的命运，我们应该很感谢他们对处死绑架者组织会议的报道：
杀死他之前，他双手被带刺的铁丝捆在了背后，这个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所有细节的人的舌头被割了下来。
《毒品》，布莱恩.弗瑞曼特，1985
这次加固了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会议究竟是在四月还是在十一月召开，这是搞学术的人才关心的问题。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它使得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走私活动效率相当高。根据盖.咖里奥塔和杰夫.里恩——关于有组织的可卡因交易方面的权威著作《可卡因之王》的作者——的看法，这个犯罪组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私了总计十九吨的可卡因。
把哥伦比亚的恐怖组织搞得服服帖帖，把美国的执法机构弄得晕头转向，还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政党，买通了地方和全民选举，亲自（即埃斯科巴本人）当选国会议员——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些新型毒贩子办不到的。但是无论是对集团而言，还是对哥伦比亚本身而言，麻烦还是已露端倪。
1982年三月，贝利萨里奥.贝汤科当选新一届总统。贝汤科本人并没有对埃斯科巴和他的人带来多大的威胁：他的当务之急是同恐怖主义组织讲和，毒品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突出。然而对这些麦德林人而言很不幸的是，由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很快对他们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他同集团所做的斗争会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给哥伦比亚带来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
拉瑞.博尼利亚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政治家，来自卡利城东部160公里远的尼瓦市。从波哥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仅仅只有23岁的他就当上了家乡的市长，接着就建立其了一个脱离自由党的派别。贝汤科当选总统之后，必须得从反对党派别中挑选一些人进入内阁。1983年八月，他的目光落在了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的国会议员身上，于是挑选拉瑞.博尼利亚为司法部长。博尼利亚刚一上任，就发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腐败的运动，把各种各样的石头都掀开，想看看他能在下面找到些什么。拉瑞.博尼利亚在这一点上有些超前，同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不一样的是，他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幕后交易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看来，这些行为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许多同事都不这么认为：他们迫切地希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部长能在发现任何令人十分难堪的事情之前就停止调查。
就在此时，帕布罗.埃斯科巴在国会里的同伙，杰罗.奥特加同意他的看法，说的确有一大笔与毒品有关的金钱在四处作怪：其实，就在不久以前——他告诉国会说——他碰上的一个案子就牵扯到有人转移了一大笔钱作为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的内阁大臣的选举活动之用。根据奥特加的说法，拉瑞接受了一个有名的毒贩子的一张一百万比索的支票。奥特加接着给国会播放了一盘录音带，上面显然是拉瑞在电话上感谢那个毒贩子的录音。看起来拉瑞.博尼利亚就要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年轻的前司法部长了。他才刚刚走马上任两个星期。
然而他可不是由普通材料制成的。“嘿嘿，”他可能会这么说，“看来现在鸟要对枪开炮了。”他奋起反击来保护自己，宣布那盘录音带是伪造的。但是这种指控还是让他十分痛苦。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他现在开始对毒贩子展开了讨伐战。这场战争最终令毒贩子——还有博尼利亚本人——砰然倒地，并把哥伦比亚带到了内战的边缘。
拉瑞.博尼利亚从调查他心目中的指控他的那些人的背景开始：他指出，不需要调查谁可能收受了与麻醉品有关的钱，也许哥伦比亚人民更感兴趣的是，所有这些钱一开始都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看看奥特加在国会的同伙，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帕布罗.埃斯科巴是怎么回事？刚好就在此时，美国的ABC新闻台在禁药取缔机构的帮助下在美国播出了一个电视记录片，片中提到一些哥伦比亚最大的贩毒头子的名字，其中就包括帕布罗.埃斯科巴。拉瑞.博尼利亚让人把节目录了下来，拿给其他的国会议员看。这盘录像带震惊了哥伦比亚：看到这个片子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毒贩子是那种粗鲁野蛮的歹徒，然而这里就有一个衣着极其考究，而且碰巧还是国会议员的毒贩子。博尼利亚还透露说，埃斯科巴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可卡因走私犯，还是处死绑架者组织迫害行动背后的主使。埃斯科巴威胁要把他告上法庭，要他拿出证据来。博尼利亚开始搜集证据，找到之后，就开始公开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如此的胆大包天。八月份的时候，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报纸《观察家日报》非常及时地把所有与1976年逮捕埃斯科巴有关的文件又找了出来，并全都刊登在头版上。据《观察家日报》说，从技术上讲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案，所以可以把埃斯科巴带上法庭进行审问。埃斯科巴非常担心，派了自己的一队人马在黎明时分出动，企图买下所有的报纸，以免其他人读到这篇新闻。没有用的：损失已经是不可避免。
拉瑞同时还在调查空运情况：为什么所有这些麦德林的商人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么多的飞机呢？他吊销了许多毒贩子的飞机的飞行许可证。九月份的时候，埃斯科巴1976年的可卡因案子再次开庭。人们很快发现，证人和逮捕他的警官都已经被杀死了，麦德林的九个不同的法官在接到死亡威胁后都拒绝接这个案子。接着，上面指定的重新审理此案的法官被谋杀了。紧接着，1974年的偷车案也重新浮出水面，也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埃斯科巴名誉扫地，不得不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哥伦比亚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埃斯科巴根本不是什么“罗宾汉老乡”，他只不过是个恶棍——仅此而已。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拉瑞宣布说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十四支足球队中有六支为毒贩子所有，并特别指出了其中三支的名字：波哥大百万富翁队（属于罗德里格斯.卡恰家族），麦德林大西洋国家队（为埃尔南.巴特勒.毛瑞诺所有），卡利美国队（为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所有）。这个新闻在为足球而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中间带来的震撼非同小可：想像一下，这就相当于英国内务部宣布说曼彻斯特联队，利物浦队和阿士东维拉队为伦敦东区的犯罪集团所有。博尼利亚还宣布说，许多其他体育运动，包括自行车赛，拳击和摩托车赛也都大多为这些集团所有。
接下来，博尼利亚开始把目标对准了个人。他开始调查埃斯科巴的农场，发现他用来进口那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的文件不规范，便把动物带走并对他提起诉讼。他还走了一招妙棋，起诉奥科阿家族非法进口纯种斗牛。博尼利亚坚信，他往这些毒贩子腿上压的法律问题越多，他们跳起来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小。就一定范围而言，他的看法没错。
就在这一时期，拉瑞.博尼利亚开始反对毒贩子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引渡。当是否要把埃斯科巴引渡到美国的问题被提出之后，他强烈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埃斯科巴是哥伦比亚，而不是美国的司法问题。然而当带头游说要引渡埃斯科巴的政治家被谋杀之后，博尼利亚的调子变了：
我知道的越多，就越意识到这些大毒枭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我再也不会拒绝引渡这其中的一条疯狗。只要哥伦比亚的法官还畏惧毒贩子，这些大毒枭就只会害怕美国的法官。
引自《粉饰》，西蒙.斯特朗
就在博尼利亚看起来好像占上风的时候，埃斯科巴也在密切地注意着他。这位大臣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秘密监视了起来。有时他拿起电话，听到里面播放的是自己的谈话录音：他的电话不仅被录音，而且埃斯科巴还想让他知道他们在录音。一开始他听到的是有人提出，如果他终止调查，就给他一大笔钱，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血腥的死亡威胁。然而他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批准警察局长，一个名叫哈米.拉米雷兹.戈麦斯的正直的警官尽其可能地严厉打击全国的可卡因实验室和贩毒活动。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49节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4)
正是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罗德瑞格.拉瑞.博尼利亚的毁灭。同时毁灭的还有哈米.拉米雷兹。因为在哥伦比亚的丛林深处，波哥大以南480公里远的地方，有贩毒分子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重要到博尼利亚和拉米雷兹发现了它，也就等于在自己的死亡令上签了名。然而，这个秘密的发现不是始于哥伦比亚，而是在芝加哥北部4，800公里的地方。
1983年九月，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托雷斯的哥伦比亚商人来到了新泽西州菲利斯堡的JT贝克化工供应公司下定单。他说他想要1，300桶脱水乙醛。JT贝克公司的人员感到非常好奇：不仅仅因为他要买的化学物品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合法的定货量一般在五桶左右），而且因为托雷斯坚持要用现金来支付这笔价值280，000美元的交易。JT贝克公司嗅出了问题，拒绝向托雷斯供货，要他收拾东西离开。然而就在两个星期之后，托雷斯接到芝加哥的一家名叫“北方中心工业化学制品公司”（NCIC）的电话。这家公司听说他在寻找大量乙醛，没有问他什么问题。这种事情他们一直都在做。托雷斯来到芝加哥见到了北方中心公司的人，同两个名叫梅尔.斯克比伦和哈瑞.弗里特的年轻的化学家做成了这笔交易。一个月之内，第一批货——88个上面错误地标着“甲酸乙酯”的容量为208升的大桶——踏上了前往哥伦比亚的旅途。
当然，弗朗西科斯.托雷斯不是个规规矩矩的药剂商。他是麦德林集团的代表，这些乙醛将会用到可卡因生产中去。NCIC的化学家也许会对此感到生气，不过他们在这次交易中也不是完全诚实。其实他们也不是化学家。他们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便衣。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在把木桶发往哥伦比亚之前，他们在其中两个桶里悄悄地隐藏了卫星发射装置，这样一来，禁药取缔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朋友——就可以精确地确定这些乙醛到了哪里，从而找到可卡因生产地点。托雷斯完全不知道，他的货就是一匹特洛依木马。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NSA的官员屏住呼吸观察着，发现这批乙醛蜿蜒而行来到了南美——来到麦德林城外奥科阿家的农场——然后继续前进来到丛林深处，在卡克塔省的腹地才完全停了下来。NSA现在动用了一下他们鬼鬼祟祟的工具，好来看看那儿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丛林里在干什么，都不可能是合法的事情。一开始，卫星发回的图片上就展现出一条完美的1，000米长的飞机跑道，它位于荒野之中，与任何城镇都不相干。他们的信号情报接收器还截获了丛林中——离最近的道路也有240公里远——发射出来的大量无线电信号。
他们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哥伦比亚的拉瑞.博尼利亚，他命令哈米.拉米雷兹到丛林里的这个地方去看看。拉米雷兹知道这么大规模的便衣行动一定会使参加的人身处险境，于是他确保不让实际参加袭击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要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直到他们都安全地上了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才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已经做了种种努力，毒贩子们还是设法得到了风声，知道他们要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还是不清楚行动的具体内容。
就在行动队动身的前一天，一群神秘的商人前来拜访拉米雷兹的弟弟，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够劝他哥哥取消计划——无论是什么计划——就可以得到三百万美金现金。（袭击行动过后，拉米雷兹查出了是谁泄露了消息，解雇了他；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通风报信的人身上被烧伤，肢体残缺不全，死得很惨。）
1984年三月十日，两架直升飞机，一支哥伦比亚的“特种武器及战术”小组，外加一架载有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的禁毒部的四十多人的固定翼飞机落在了这条秘密跑道上。他们同一些人——后来才知道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成员——展开了交火，接着守卫们纷纷跑到了丛林里去。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只剩下了他们，于是他们开始四处查看。他们马上明白自己这次可是大有收获。这个名叫“平静荒原”的地方同其他秘密的可卡因实验室十分相似，只是规模不同。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这里的飞行员，守卫和化学家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宿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一次可以做出三十个人的饭。有淋浴，冲水式的厕所和电源。还有成千上万桶提炼可卡因所需要的化学物质和工业用途的可卡因干燥设备。一本丢弃的日志上记录着1984年的前两个月就有超过15吨的可卡因膏通过了“平静荒原”，从一大堆收据上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玻利维亚的罗伯托.苏亚雷斯。
更有趣的是，还发现了一个飞行员的笔记本，上面有一张手绘的图，图上写满了数字。这原来是一张这一地区其他可卡因实验室的地图，上面标的数字是它们的无线电频率，根据这个就可以追踪到它们的位置。拉米雷兹的人马立即跳上飞机，开始搜寻起来。
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名叫“古柯之地”的实验室。营地外面就有一个装有一吨可卡因的防水容器。接着他们发现了“古柯之地2”——找到五百公斤可卡因。三月十四日，他们又碰巧发现了“平静荒原2”——发现了4吨。接下来的那天他们袭击了“钻石”实验室，找到五百公斤可卡因。袭击行动进行了又进行，哥伦比亚警方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实验室，找到隐藏起来的大批枪支，化学制品，飞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烧得一干二净。仅仅两周的时间，五条飞机跑道，七架飞机，九个可卡因生产实验室，12，000桶的化学物质，1，500公斤的可卡因基和8，500公斤的纯可卡因——估计价值超过十亿美元——都消失了。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缴获可卡因行动。
然而有人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埃斯科巴的姐夫咖斯特维.莱斯左普的家中，暗杀罗德瑞格.拉瑞.博尼利亚的行动正在策划之中。据后来发现，这次袭击花费了大约500，000美元的样子，由埃斯科巴的私家军中的一个人劳斯.魁西托斯负责，据传许多毒贩子都出了钱——好让所有人都同这起谋杀有同等程度的干系。正在作战的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已经来日不多了。
博尼利亚很清楚有人已经收了钱要取他的命，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保安队可以对付这一切。“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而言，我是个危险的部长！”他开玩笑说，“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对我发动突然袭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哥伦比亚的保安力量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四月三十日，他给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打电话，告诉他说自己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担任哥伦比亚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觉得，铁幕的背后他也许会安全些。但是他非常担心：职业杀手步步紧逼，他说他可能都坚持不到离开的那一天。他问谭博斯自己能不能得到美国的保护。谭博斯同意了，决定送博尼利亚住进“联邦保护证人计划”在德克撒斯州的一所用来藏匿告密者的房子里。但是这个决定已经太迟了。上周末，拉瑞的朋友，记者法比奥.卡斯迪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拉瑞]给我打电话，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在司法部期间做了哪些实事。我不想提到任何有关贩毒的事情，而是写写我们在这里正在做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说好吧。这篇文章在二十八号星期六刊登出来，他星期一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感谢，法比奥，写得非常棒！”他说，“我今天就要被杀死了，但是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给司法部的遗言”。接着他在电话里给我放了他那天早上刚刚收到的第五次死亡威胁的录音。当时才刚刚早上十点。“听听这个”，他说，“啊哈，你这个杂种，我们今天就要把你干掉……”接着他给我他车上的秘密电话号码。他说，“如果我没有接电话，那就是因为我已经死了。”
那天下午，两个没读过书的恩维加多青年伊万.达利奥.魁萨多和拜仑.维拉斯盖兹在相互打气。他们每个人将要挣上20，000美元——他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而要干的活只需要几秒钟。同埃斯科巴手下大多数的人一样，他们都迷信得要命，动身之前还跑到麦德林城外的萨巴内塔的圣玛丽亚利多拉辅助圣坛去飞快地祈祷几句。接着他们跳上一辆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动身去追踪博尼利亚。
他们在波哥大城北部发现了困在车流中的他的白色的奔驰车。坐在后座上的魁萨多打了个手势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维拉斯盖兹便朝着那辆车加速冲过去，直到差不多同汽车的右后翼平行时才把摩托车停住。接着他稳住车子，魁萨多从夹克衫下面抽出一把MAC.10自动手枪，对准汽车后座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博尼利亚的保镖对着赶紧逃跑的摩托车开枪，打中维拉斯盖兹的胳膊，打死了魁萨多。摩托车倒在他们身下，他们便沿着马路逃跑。尽管保安队随从尽可能快地作出了反应，但还是不够快：奔驰后座上的拉瑞.博尼利亚已经被击中七次，打在了胳膊上，脖子上，胸口上和头上。法比奥.卡斯迪洛回忆说：
[他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在最高法院工作了一会儿，那儿有个小小的咖啡厅，我同四五个朋友一起正在喝着咖啡，咖啡馆的老板跑过来说，“刚才有人企图要罗德瑞格.拉瑞的命！”我说，“什么？”我径直跑到电话那儿去，拨了他给我的号码。没有人接。
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禁毒战士走了。后来检查被打死的那个杀手时发现，他在内裤里插着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图片以求好运。
面对拉瑞.博尼利亚死亡的消息，哥伦比亚人民震骇之下的无言以对。当天夜晚，总统贝汤科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宣布说，毒品问题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国家现在要“毫不手软地”对贩毒分子“开战”。他没有确切地说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
博尼利亚的葬礼在波利瓦广场上的国家大教堂举行。教堂外面的广场上挤满了哀悼者，他们为这位年轻的大臣哭泣，高喊着“罗德瑞格！我们爱你！”总统贝汤科为这位年轻的大臣致悼词，他接下来的话无疑像是落下了一颗重型炸弹：
住手！人类的敌人！哥伦比亚要把……其他国家正在缉捕的罪犯移交过去，好让他们受到惩罚，以儆效尤！
引自《亡命之徒》，沙农
在他宣布要重新实行引渡法的时候，参加葬礼的人都站起来鼓掌。
把罪犯引渡到美国的想法以前一直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深恶痛绝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不仅仅可卡因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美国人的问题，而且美国人一直以来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干涉南美洲的政治，要他们做这做那的——而他们早就受够了任人摆弄的滋味。再说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对头的？真的就那么不完善吗？因而哥伦比亚人对贝汤科在博尼利亚葬礼上的讲话所做的反应标志着哥伦比亚人的认识上的转折点：此刻人人都认识到，可卡因不仅仅是外国佬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如果贩毒集团连司法部长这么重要的人都敢杀害，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对贩毒分子而言，它也标准着一个转折点。唯一真正令他们感到害怕的就是引渡。在哥伦比亚的监狱里呆着，这主意还不算太坏：可以贿赂守卫，恐吓法官，可以安排得任何事情都无法正常进行。他们在哥伦比亚非常安全。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还没有谁能通过贿赂从那儿的监狱里逃出来的。而且那儿判起刑来肆无忌惮。因此，贝汤科提出重新实行引渡法的提议对任何与可卡因有关的人都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因为贩毒分子要——倾其所有——与之斗争。就在哥伦比亚认为它宣布对可卡因毒枭打一场“毫不手软的战争”的时候，贩毒集团实际上也即将对哥伦比亚宣战。这场战争带来的是悲剧性的后果。
不仅仅只有哥伦比亚人才开始密却关注可卡因问题的实际严重程度。在美国，人们也睁大了双眼。距佛罗里达海岸线350公里远处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微不足道的拉美小国才会被可卡因腐蚀。位于这些事件的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卡洛斯.莱德。
莱德在“诺曼之洲”上一直过得非常愉快。他刚搬来的时候，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的人都飞过来视察了他的活动，对他翘起了大拇指，并且认定他就是为他们安排运输的最佳人选。卡洛斯变成了麦德林集团组织负责运输的头头。他从自己在巴哈马的这个藏身之地源源不断运到美国的可卡因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以前其他任何人。但是他的行动并不是悄悄进行的。没过多久，巴哈马的警察就听到有风声说岛上有奇怪的事情发生。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个成员基恩.弗兰卡回忆说：
他想把人们赶出”诺曼之洲”。问题是，任何在这个岛上有房子的人一般说来都非常有钱，有几个人还很有关系——与美国政府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有关系，他们会打电话。因此我们开始接到这类电话：“那儿情况不对头。某某是某某的朋友，他说一帮家伙拿着M16威胁他，要他离开这个岛。那儿出了问题。”这样一来大家都开始关注那个地方。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0节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5)
1979年春天，警方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岛上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副专员劳伦斯.梅杰急于要对这个岛发动袭击，并且警告政府说，巴哈马的毒品走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的国家安全将岌岌可危”。
1979年六月，最后一批离开的岛上居民之一理查德.诺瓦克前去拜访了拿骚的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看了一些他在“诺曼之洲”上拍到的那些哥伦比亚人的照片，告诉他们那些人正在那里进行的奇怪的活动。大使把所有这些信息都交给了禁药取缔机构。现在人们真正开始问问题：”诺曼之洲”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巴哈马反对党的领导人诺曼.所罗门到”诺曼之洲”去了一次。他被莱德的一群打手护卫强行赶了出去。他回到了拿骚，报告说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古怪，并建议政府对之采取行动。经过进一步调查之后，巴哈马警方才笨手笨脚地决定采取行动，要对它发动袭击。这次代号为“浣熊行动”的袭击是一场闹剧。巴哈马警察在九月十四日上午到达小岛，结果发现莱德坐在船上，镇定自若地把船划到淡水湖最浅的地方——他很清楚他们不会跟着他到那儿。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接下来把几袋子白色的粉末倒进了水中。然后他向他们挥了挥手，迎上前来作自我介绍。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番表演之后，警察在小岛上没有搜查到任何可卡因。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武器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带走。岛上的三十个居民都被带回拿骚关了一夜。莱德不在其中。事实上，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带走的。所有被关了一夜的人第二天都被放了出来。他们统统回到了”诺曼之洲”，生意又恢复了正常。
他这一次也许可以躲了过去，但是巴哈马议会对莱德还不是非常满意。十二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浣熊行动失败的三个月后，他接到正式通知，要求他离开这个小岛。他没有离开。警方再一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条可卡因运输渠道也就继续畅通无阻。第二年的七月份，他又制造了一次轰动事件，当时有人在”诺曼之洲”附近发现一艘名叫“卡利亚三世”的游艇，显然是出了事。过来一看，发现卡利亚三世上面一个人都没有，甲板上满地都是血，防水壁也被子弹打得七零八碎。游艇后面的系艇索上还躺着个残缺不全的尸体随着波浪上下浮动。看到这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个人马上开着汽艇飞奔到拿骚报告了警察。然而等到他们赶来查看情况的时候，那个尸体已经不见了。后来发现这条船属于佛罗里达州一对退休的老两口，此后再也没有谁听说过他们消息。尽管找不到任何证据，但很明显，这对不幸的老人飘流到离“诺曼之洲”太近的地方，看见了莱德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人们还听到奇怪的谣言说，还有其他家庭在这个岛附近失踪。
四个月之后发动了针对”诺曼之洲”的又一次袭击，“大卫行动”。不过这一次莱德事先得到了消息，岛上还是非常的干净。可卡因继续畅通无阻。
第二年，要求对此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巴哈马警方派了一支警察小分队在“诺曼之洲”上永久驻扎。当时岛上的一个前居民听到消息，以为这个地方可能不再那么危险，于是回到了岛上，结果发现警察正在帮助莱德的手下卸货，然后还把飞机推到了机棚里去。这一次，警方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到了1982年，禁药取缔机构要求引渡贩毒分子，这时就连莱德也感到紧张：他的心爱之地离美国也太近了。他采取的行动十分厚颜无耻，他联系禁药取缔机构，提出要以五百万美元的低价把这个岛卖给他们——条件是他们放弃对他的所有指控。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提议不会被接受的时候，于是就采取了学校小男孩般的挑衅行动：在七月十日，即巴哈马独立九周年的时候，在拿骚有一场盛大的街道晚会，当人群在街上狂欢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小型飞机的嗡嗡声。飞机在狂欢的人群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传单上写着：让禁药取缔机构回家去。本来没有谁会注意这东西，但是许多传单的背后都订上了一张完好无损的100美元的大钞。
莱德最终在1984年八月被赶出了诺曼之洲。他在那儿呆了七年，期间走私可卡因的行动或多或少一直没有间断。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他怎么能就这样逍遥法外？答案很简单——莱德买通了政府。乔治.容格的第一个飞行员巴里.凯恩是个律师。他把卡洛斯介绍给了一个名叫尼盖尔.波文的心术不正的巴哈马律师，这个人提出可以作他们的中间人，向巴哈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行贿，以确保不会有人干涉诺曼之洲上的行动。他还介绍卡洛斯认识一个名叫罗伯托.维斯科的金融骗子。维斯科有意染指可卡因交易；莱德有意进入金融界。于是他们作了一笔交易。维斯科在”诺曼之洲”几英里远的地方买了个小岛，卡洛斯教他如何操作。作为回报，维斯科介绍卡洛斯认识许多心术不正的巴哈马公务员，这些人可以保证警方永远不会跟他跟得太紧。当乔治.容格1977年第一次飞到”诺曼之洲”的时候，莱德就把他介绍给了维斯科，说“这家伙正在给我们联系巴哈马的首相”。事实上我们很难分辨维斯科到底有没有给他拉关系。然而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波文和维斯科一起的确在给他拉关系。
巴哈马当时的首相是林登.奥斯卡.平德林爵士，是个受过英国教育的律师。平德林自从1967年以来一直在位，巴哈马1973年的独立也应归功于他。尽管他大喊大叫拒不承认，然而巴哈马警方逮捕莱德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这看起来好像平德林也有问题。1984年成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来察明真相。虽然这个委员会六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动，不过没过多久，它就开始发掘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来。
最初的两次袭击诺曼之洲的行动，“浣熊行动”和“大卫行动”都失败了。第二次行动很明显有人提前莱德通风报信，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都清理干净，所以还是什么证据都找不到。第一次行动的情况要扑朔迷离得多。袭击一再延期，直到最后召集这次行动的人——副警察专员劳伦斯.梅杰——抽不出时间来参加。于是行动改由另一个副专员霍华德.史密斯带队。史密斯在接受讯问时的解释很难让人相信。他说自己没有逮捕莱德的理由是他一直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袭击的目标。但是，即便假定他说的是真的（这当然听起来不像是真的），领导一百多警察实施这次行动的史密斯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莱德当着整个一群警察的面，把肯定是可卡因的东西倒进了大海，然后把岛上的每个人都抓了起来，单单把他拉下？后来发现，史密斯不敢碰莱德的理由是，当时有人把他拉到了一边，交给他一个黑色的塑料箱子，里面装着80，000或是120，000美元的现金。
接下来情况更糟。史密斯不但没有把莱德抓起来，还把他一个手下发现的一个详细记录了向“政府高层的部长们”行贿数目的笔记本弄丢了。他后来说他懒得费神小心保管它，因为他觉得这东西“不相干”。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莱德的确向警方行贿以保证自己的自由，就副专员史密斯和其他高级警务官员而言，我们发现他们与莱德之间存在串通一气的行为。
引自《可卡因之王》，加里奥特和里恩
好吧。史密斯认罪了。但是这种腐败究竟涉及多高的层次？似乎比史密斯要高得多。总共有十二个贩毒分子在皇家委员会面前作证，大致说平德林内阁里的高级官员收受了贿赂，这保证了无论莱德的名字什么时候出现，警方都会装作没看见。一个毒贩子还声称他特地多次向巴哈马的农业大臣乔治.史密斯行贿。问钱都到哪儿去了，据说史密斯回答说，“我拿去交给首相了”。委员会无法证实此事，但是还是证明了就在证人声称这次交易发生的时间，史密斯的确接受了莱德的礼物：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史密斯辞职了。
这类指控更加深入。一个毒贩子提摩西.米尼格告诉委员会说，他在”诺曼之洲”上看到首相平德林和莱德在一起交谈。平德林矢口否认，不过承认在上述期间他的确去过岛上检查那里的情况——因为他注意到那里有许多天线和稀奇古怪的无线电设备，并对此起了疑心。他说自己回到拿骚之后，就把在岛上见到的奇怪的东西告诉了副专员梅杰。他说，是梅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也不太可能——不管怎么说，正是梅杰三个月前警告说诺曼之洲被“外国武装犯罪分子”占领。有人称莱德通过波文每个月付给平德林80，000到100，000美元，以确保自己免受法律制裁。另一个线人作证说他无数次见到平德林在诺曼之洲上好像没有明天似的尽情狂欢。有人要他拿出证据来，据说他拿出了三张首相的照片，身边围着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女人，面前的桌子上还摆着几堆白色的粉末。这些照片刚一露面，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有一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在记录上写到自己看到过这些照片。
皇家委员会发现，平德林的开支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而且恰好在莱德呆在诺曼之洲期间，这位首相秘密收受了远远超过两百五十万美元的“礼物”。然而由于这些“礼物”大多数没有收据，委员会不得不下结论说，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接受了任何与毒品有关的钱。反对他的政治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平德林从某个地方收受了大量的现金，他没有收据来证明这些钱与毒品无关。这次调查引发了一百万次诽谤战。巴哈马到处都冒出了“通缉令”的张贴画。上面的口号是：领袖原来是小偷。在他执政期间，声称他和莱德搅在一起的言论一直对他紧追不舍，一直到他1992年离任。他以诽谤罪把NBC电视台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拍了一个有关诺曼之洲的片子。他一度极其担心，竟然在美国的报纸上整版地作广告，要来“以正视听”。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二十年过去了，巴哈马人急切地向我指出“什么证据都没有”。但如果问急了，大多数人同意平德林从莱德那里收受贿赂的说法。在我从”诺曼之洲”回来的路上，从机场穿过拿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沿着“天际大道”走，也就是拿骚最富的人住的那条街。他接着把车速放慢到蜗牛爬的速度，然后停了下来，指给我看平德林以前的住宅——一栋巨大的加勒比海式的房子，隐藏在郁郁葱葱的花园背后，有125个房间。这所房子最近卖了两百五十万美元的样子：对一个公务员的工资而言这个价钱还不错。平德林本人搬到了“里弗德之洲”去了，这是巴哈马最高级的私人小岛，肖恩.康纳德的家也在那儿。我的司机打包票说，他的新家价值四百万美元：同样，对一个公务员而言，这个价钱还是很不错。我问司机，这座房子是不是用可卡因钱买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哐啷一下挂上档，“看看你周围的房子！”他说，“所有这些房子都是用可卡因钱买的！”接着，他大笑着猛地一松手刹车，把车开进了车流中。
回到了美国，一位曾驻巴哈马的前禁药取缔机构（高级）成员后来给我解释了这种情况：“平德林是个——是啊，他应该给关起来。我认为巴哈马人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也是巴哈马的独立之父。而且他现在已经很大年纪了。你能拿他怎么办？”
在巴哈马活动的，不仅仅只有莱德一个毒贩子。他只不过是最胆大妄为的一个。事实上，自1973年巴哈马独立以来，这个岛国一直是南美大麻的中转站。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就有数吨的大麻通过这里。1980年，副专员劳伦斯.梅杰在“黑岩岛”上发现了好大一堆大麻，结果他认为要称它的重量是不现实的，应该用步子测出它的重量。这堆大麻大约有两米高，当他用步子测完之后，发现它有大约三公里长。
加勒比海地区的毒品量飞速增长，导致其价格下降，因而导致当地人消费毒品的数量相应上升。就大麻而言，后果还不太严重。然而就可卡因而言，后果极其严重。七十年代晚期，这种情况将会产生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最终导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吸毒热潮。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1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1)
坐在拿骚我住的那家旅馆的大厅里，我突然看到布莱恩.哈勃斯通缓缓走来。看着他穿过街道，我不敢肯定这人到底是他，还是某个迷路的帆板教练：腿上套着条自行车裤，上身穿着件宽宽大大的奶白色衬衫，脚上踩着双凉鞋，戴着副六十年代的护目墨镜，他看上去太悠哉游哉，根本不像个真正的医生。就是他。一开始我建议我们两个到当地的一家餐馆吃晚餐，但是发现不可能——他在当地的一支乐队打手鼓，今天夜晚他们在珊瑚海滩上的玛瑞特酒店有一场特约演奏会。
我认为，拿医生的标准来看，哈勃斯通实在很酷。我们握了握手，我提议到旅馆的餐厅喝杯咖啡，但是他不愿意。他想到海滩去。我们便改在那儿进行采访，哈勃斯通坐在荫凉处的太阳椅上，给我讲述了巴哈马的滥用毒品的情况。
他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吸毒现象。1967年，拿骚有一家名叫“沙地”的精神病诊所，他是那儿精神病方面的负责人。这家医院是巴哈马第一个设立滥用药物住院部的地方：为长期酗酒的患者准备了二十张病床。虽然酒精中毒很令人担心，但是还没有出现什么其他毒品：“当时那里也有少数人抽大麻，”他告诉我说，“但是不太严重。当然没有什么静脉注射毒品的情况。没有海洛因。没有可卡因——或者说，就是有，我们也没有见到过”。然而，就在七十年代晚期，在莱德和他那一帮子的努力下，毒品开始在最令人意外的地方出现。
“巴哈马是贩毒活动的一个主要中转站”，他对我说，“他们走私大量的可卡因。那里到处都是可卡因——有时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走私的毒品时不时会被冲上海滩。当地人便开起了大规模的可卡因聚会，直到把所有的可卡因都吸光为止。”
听起来简直让人无法相信——遗失的可卡因被悠闲自得的拿骚居民分光了——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即便是在今天，时不时仍有大包的非法毒品被冲上海滩，渔民们经常在网中发现它们，结果给它们起了个当地的一种鱼的名字：如果你捞上来一包毒品，他们说你就是抓住了一条“大石斑”。不时丢失的大包的可卡因还不真正算是严重问题。然而到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这里的可卡因实在太多，给毒贩子干活的当地人会或偷或买地弄上少量的可卡因——然后到大街上卖给他们的同胞。
巴哈马人开始陷入毒品问题，而也开始有人把病人介绍到哈勃斯通那里治疗。这些作为精神病患者住进了“沙地”医院的人显然是使用过某种药劲很大的东西。
“他们的模样很是特别：就像酗酒的人有某种特殊的样子，你同样可以很容易就认出这些家伙来。他们的皮肤呈献出一种干巴巴的灰颜色。他们常常都特别的瘦。我们很快开始给人们看病。给很多人看病。”问他们服用了什么的时候，哈勃斯通的病人承认服用过可卡因。“只不过他们不是从鼻子吸进去，”他说，“他们抽可卡因。”
哈勃斯通给我联系上他的一个同事，“沙地”医院的另一个医生，他叫尼尔森.克拉克。克拉克告诉我他第一次与可卡因擦肩而过的情形：
我是在1979年第一次见到可卡因病例的。那是个出租车司机，因为某种精神病而住院。严重的偏执狂症。他承认是因为可卡因。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唯一的原因是这个病例很新鲜：可卡因与精神病。在这个时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对可卡因上瘾的病人。此后不久，也许两到三个月之后吧，又有了一个病例。我不记得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认为他失业了。也许他就是个毒贩子。他来的时候就有严重的幻觉：皮肤下面有虫子，他又抓又挠的。我们收他住院，他告诉了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抽可卡因。我看见这个家伙的时候不由心想，这次可真的要流行起来了。
尽管他们当时还不清楚，其实哈勃斯通和克拉克正是第一批注意到巴哈马出现了抽可卡因现象的人。巴哈马也是第一个经历后来称之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的地方。
把可卡因当烟抽，这主意并不新鲜：早在1886年派德制药公司就推出了古柯香烟。然而由于古柯行业的情况急转直下，这东西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盐酸可卡因——人们通常服用的形式——对热非常敏感。事实上，如果将之燃烧的话，它会完全分解，所以把一些可卡因裹在烟纸里抽只不过是在烧钱而已。要把它当烟抽，就必须用化学方法把可卡因转变成一种遇热可以蒸发而不是降解的形式。哈勃斯通和克拉克指出，显然，人们在1979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形式。
其实这个发现并不新鲜。南美洲人把可卡因当烟抽已经有好多年了。早期从古柯叶子里提取可卡因的时候就涉及一道程序，要把古柯叶子转化成一种名叫“基础膏体”的膏状物，人们通常称之为“膏”，“巴祖克”，或是“基”。这种白色的淤泥状的物质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流通形式：正如亨利.赫德.鲁兹比发现的那样，它制造起来很容易，也很容易运输，而且离纯粹的盐酸可卡因也仅仅几步之遥。然而鲁兹比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基”可以当烟抽。它可以抽，是因为在提炼之前，“基”里面含有比率很高的可卡因硫酸盐——这东西遇热可以完全蒸发。从事可卡因行业的南美洲人养成了刮上一点点“基”塞进烟里抽的习惯。这样抽的效果会带来迅速而强烈的“上冲”感。然而在这个阶段，除了从事可卡因生产的人外还没有谁抽可卡因。这是一种行业习惯。当时，由于这种毒品带来的“欣快感”非常强烈，这个习惯迟早会流行起来。
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北美的某个人意识到抽可卡因的潜力。尽管还没有谁设法查出哪个家伙应该对此负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是被加利福尼亚，洛山矶大学的一个教授仑.西格尔再现出来。西格尔是世界上可卡因科学史方面最重要的专家，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探索提纯可卡因的演化史，从还没有任何人听说“提纯可卡因”这个词之前研究起。1982年他出版了《致幻类药物日志》一书，对抽可卡因这一作法的演化史进行了权威性的描述。这本书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西格尔看来，在七十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也许就在1970年，一个美国的可卡因贩子来到秘鲁检查生产情况。到那儿后他发现，有些工人在抽一种他们称为是“基”的物质。他试了一点，对其效果不由大吃一惊。回到美国之后，他开始按照他在秘鲁试过的方法来提取可卡因。但是有问题。盐酸可卡因没法抽。
西格尔估计，这个家伙找到一个懂化学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可卡因没法抽。他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寻找一种由可卡因衍生而成的物质，秘鲁人称之为“基”。能不能帮他制造出一点来？他们一起在化学百科全书里查“基”这个词，发现盐酸可卡因是一种盐，但是要把它转化成一种基本——或是“盐基”——形式也很容易，只要出去里面的氢氯化合物分子就行了。他们可能以为这种形式的可卡因就是南美洲人一直在抽的东西——因而他们才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盐基”。要把可卡因盐转化成盐基，只需要加入一种合适的碱（氨气就行），再把得到的东西溶解在诸如乙醚之类的强效溶剂里，让可卡因结出晶体来就行了。这办法还真行。因为这个过程涉及把可卡因基从盐酸可卡因中释放出来，所以他们称之为“让可卡因中的盐基游离出来”——或是“游离盐基可卡因”。
事实上，这些家伙完全弄错了。南美洲的种植者一直以来抽的是一种粗制的混合物，是包括可卡因硫酸盐在内的可卡因化合物。“盐基”只不过是他们给它起的名字。这些美国人找到的不是粗制的混有其他物质的可卡因硫酸盐，他们抽的是纯可卡因基。正如西格尔所说，“他们抽的是这个星球上以前从来没有人抽过的东西。”这东西的劲儿异乎寻常地大。当然，可卡因这时还非常稀罕，而且很贵，游离盐基可卡因要流行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七十年代早期，即便是想定期买到可卡因也很不容易。但是，一旦市场打开了，价格就会下降，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它。
游离盐基可卡因最初是个大秘密。它不仅仅要求有大量质量上好的可卡因——这一点就让大多数人无法尝试它——而且要懂点化学知识，还要有几件工具（烧杯，量杯和溶剂）。而且，对之保密也符合知道如何把可卡因转化成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的利益。知道这个秘密的毒贩子开始做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生意，靠当“药剂师”来赚钱。他们出现在那种有许多可卡因的晚会上（早期的时候，这种晚会专属于娱乐明星和毒贩子），提出为他们泡制游离盐基可卡因，作为回报，他们自己也要享用一点。大麻贩子艾伦.朗回忆说，他在纽约的时候身边就有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他总是定期坐飞机到哥伦比亚去，所以总会带点可卡因回来自己享用。
他告诉我说，“一次纽约有个聚会，我有可卡因——你知道的，我两美元一克买的。所以我带了一些去，把可卡因倒在了桌子上，给自己卷了支烟，有个家伙对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浪费可卡因’。我说，‘啊？’他说，‘你应该这么干’——他把可卡因拿到了厨房，做了些游离盐基可卡因，我们开始抽起来……他在厨房就能做出来。他把这东西叫游离盐基可卡因”。
很快，人们发现制作游离盐基可卡因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个过程不需要掌握任何的化学知识：一教就会。很快，美国各地的致幻药品店里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可卡因手册，大谈游离盐基可卡因是如何地妙不可言。我在伦敦的“药物依赖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1979年的小册子，题目是《可卡因爱好者请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自有性以来的最好的东西！》。这本书一步一步教给读者这个过程，还总结说游离盐基可卡因“与定期服用任何剂量的可卡因相比，它对身体的伤害要小得多”。这是个很普遍的误解：人们此刻还认为滥用可卡因的唯一的危害就是会伤害鼻粘膜。抽可卡因似乎连这个都能避免。到七十年代晚期的时候，美国各地的致幻药品店都在出售可以制造和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各种各样的随身器具，从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用的特殊的烟斗，到包括说明书和所有正确的溶剂在内的提炼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工具，一应俱全（西格尔估计说，到1980年已经售出300，000套游离盐基可卡因工具。）
这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抽可卡因产生的”上冲感”极其强烈，但同时”欣快感”的过程大大缩短。这使得可卡因越发容易使人上瘾。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在试图得到更多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行为举止开始表现得十分古怪，反复无常。朗是这样解释的：
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开始总是盯着地面，寻找点滴的游离盐基可卡因。即便和你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一直盯着地板看。这有点奇怪，不过人人都是这样。我有一次因为这个打了一个朋友一巴掌。我一直在说话，他一直在东看西看。我说，“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好，好”。我说，“你要是再不看着我，我就扇你一巴掌。”他接着说，“好”，还是一直在地板上东看西看找游离盐基可卡因。所以我打了他一耳光。打他也没用。我见过有人爬到桌子底下，坚信那儿的地板上有一丁点的游离盐基可卡因。
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使用者都发现自己像孩子般爱与人口角。谁的可卡因？谁提炼出的游离盐基可卡因？谁的烟斗？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谁用烟斗了？这就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这东西太诱人了，一旦抽上，就想永远抽下去。根本不可能停止下来。
医学界很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正在流行抽可卡因。西格尔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实验室里的猴子可以学会抽游离盐基可卡因。这个发现可真是异乎寻常：要哺乳动物抽任何东西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对抽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因此，在抽其他药物的实验中，西格尔必须靠事后给予奖励的方法来强迫猴子吸入气体。然而同他试过的其他任何药物都不一样的是，他发现猴子不需要其他任何推动因素就愿意抽可卡因。实际上他们很喜欢抽这东西。在《极度兴奋》一书中，他描绘了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中出现的十分离奇的现象，一个名叫费比的猴子深深抽了口游离盐基可卡因，接着呼了出来，拼命地去舔要飘走的烟雾。他非常吃惊：“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哪种药物不需要强化刺激——例如让它抽口烟然后给点好吃的——猴子就愿意抽的。”他告诉《快感时代杂志》，“但是它们就愿意抽游离盐基可卡因。”
多年以来西格尔一直在监控一组可卡因使用者，看看可卡因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数一直在持续上升。1977年，他研究对象有百分之十四试过游离盐基可卡因。一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九。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在他看来，这个习惯非常危险，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一旦开始抽，似乎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摄入量。他们会抽啊抽，一直抽到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连续96个小时不停地抽可卡因，一直抽到精疲力竭昏死过去。而且不仅仅只有人类才这样：动物也有这样的问题：他指出，“抽样研究的三只猴子中，两只设法控制了自己的摄入量。第三只只是不停地永远抽下去”。由于像这样来纵情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最后会摄入的毒品数量非常大，他得到的结论是，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性比从鼻子吸入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他意识到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到这种危险的新潮流即将带来的风险，于是赶紧给《新英国医学杂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1979年二月刊登了出来。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2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2)
致编辑：
出于非医学目的的通过鼻腔使用可卡因从而导致的需要医学治疗的问题现在已经相当少了。我最近发现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可卡因当烟抽的趋势正在升温。这种作法会产生相当大的对可卡因的依赖性以及极大的毒性……
《新英国医学杂志》，300（7），1977
没有人注意这篇文章。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在美国还非常稀罕，也几乎没有什么有关其危险性的报道。然而随着这个趋势的流行，医院接收的病人也开始增加。但是第一次真正证明抽可卡因非常危险的迹象还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出现。
就在游离盐基可卡因在北美流行的时候，南美洲正在发生着非常奇怪的事情。第一个注意到它的是秘鲁医生劳尔.杰瑞。1976年，他在秘鲁的一本不知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滥用可卡因的论文。他写道，由于世界可卡因市场的急遽增长，南美流行起了抽古柯膏的习惯：有越来越多的人生产可卡因，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古柯膏。抽古柯膏的习惯一旦在农村人口中扎下根儿来，接着就会进入城市。以前没有接触过毒品的秘鲁人也在尝试它——而且上了瘾。这一习惯正在迅速蔓延开来。
1974年，利马第一个遭到了袭击。这个习惯又从利马横扫整个秘鲁，转而进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杰瑞指出，抽可卡因膏一开始让使用者感觉非常好，很快就出现偏执症和焦虑感，而且非常想继续抽下去。无论花什么代价都行。他的病人产生了幻觉，看到了各种光，云和点。他们认为有动物在自己的皮肤下面爬。他们听到有人在恐吓他们。尽管有这么多的怪异的副作用，他们还是会继续会一次抽上两到三天，到最后会因为失去知觉而不得不停止。有时候他们还试图伤害自己：他的一个病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偏执症，医生发现他不断用厨房用的刀子刺自己的胸部。“现在城外利马的各个精神病医院的药物上瘾部收治的病人主要都是由于严重依赖古柯膏而引起的，”他这样写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流行病，应该利用我国所有的可利用资源来彻底控制它，研究它。”
1978年，杰瑞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他在文中写道，抽古柯膏会让人完全无法自制，他的有些病人会坐在那儿一口气抽掉50克的可卡因。病人显得非常可怜：
非常瘦弱，头发蓬乱，面色苍白，总是疑心重重地左右张望……出现视觉幻觉（看到阴影，光，人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人瞳孔扩大，脉搏加速，出现精神运动性兴奋（摇晃，战栗，明显的焦虑）。皮肤上有抓痕的人比率很高……这些人中有三个病人死了，两个是因为急性中毒，一个是自杀。
《古柯膏综合症》，杰瑞，1978
玻利维亚的情况是由另一个名叫尼尔斯.诺亚的医生发现的。他报道说，抽古柯膏的现象在那儿也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抽古柯膏的玻利维亚人也经历了可怕的改变。
他们生活在精神世界里，丝毫感受不到人类的关系，感情或是爱和温情的表示……变得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身边的人类的问题毫无感觉……责任感和为生存而抗争的本能完全消失。据警方说，他们常常发现吸毒者几乎全裸或是只穿着最低程度的御寒衣物在抽古柯膏。他们唯一想到的东西就是毒品，怎么弄到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抽它。
——《古柯膏给玻利维亚带来的影响》，诺亚，1978
在美国，没有人去注意杰瑞和诺亚的论文，这部分是因为文章是用西班牙语发表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认为可卡因没有危险，不会让人上瘾：大家都知道可卡因不会产生那样的后果。要么是两个医生夸大其词，要么干脆就是他们弄错了。耶鲁大学的罗伯特.拜克就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之一。别忘了，经常被引用的那句大意说可卡因就好像“薯片”一样危险的话就是拜克说的。拜克有个研究生大卫.普雷，他要到南美洲去研究古柯叶子嚼食者血液里所含的可卡因水平。第一个遭遇这一危险的新趋势的就是普雷。他1977年夏天刚一到达秘鲁，马上就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着某种古怪的事情：
我从到这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闻到它的存在。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呆在里面的一个中产阶级区，你可以闻到满大街都是这东西的味儿，闻到人们正在抽它……它有种非常的强烈的甜丝丝的味道——非常独特的味儿。你想不注意它都不行。我很快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我在那儿结识了不少秘鲁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贵族或是上层社会的家庭，所有人都有朋友染上了毒瘾。
尽管普雷最初的兴趣是研究古柯叶子嚼食者血液中的可卡因水平，但是他对这些吸毒者也很感兴趣。由于他讲西班牙语，所以他看得懂杰瑞有关吸古柯膏的论文——事实上，他把这篇论文翻译出来寄给了拜克——但是，同拜克一样，他也认为这篇文章有点言过其实。然而当他最终见到杰瑞本人的时候，他被说服了：
看到杰瑞的文章，我最初的反应是认为他有些夸张。我最终还是和他一起去了疗养院，也就是那家精神病私立医院，采访了其中一些病人……他们向我描述自己如何就是忍不住要抽它，如何从祖母那里偷钱，如何出现了偏执症，如何认为人们要杀他。我听到这些叙述，我的西班牙语很流利，因而能听懂他们，知道这些话不是别人教他们说的……我可以十分肯定他们没有夸大其词。
他在街上找了几个瘾君子，把他们带到实验室，把一系列的仪器连接在他们身上，然后让他们抽古柯膏。接着抽取了他们的血样。他回到美国后把血样交给了耶鲁大学，要他们分析里面的可卡因含量。普雷和拜克都兴致勃勃地想确定一下究竟要多少可卡因可以让这些秘鲁人飘飘然起来。他们一直怀疑这些人血浆中的药物浓度会比较高——但看到实际的血浆浓度时，连他们都不由大吃一惊：
在所有从活人身体上采取的血浆记录之中，这次血浆中的药物浓度最高。当然，有些情况下的血浆浓度比这些还高，但那是从过量服用毒品的人——通常是气球爆炸后摔死的毒贩子——的尸体中提取的。而这些是拜克所见到过的，当时发表出来的最高的血浆药物浓度了。他对这些数据非常吃惊，竟然有这么高……
把可卡因当烟抽不仅仅可以使身体吸收可卡因的速度更快，而且还意味着你抽得有多快，它就可以吸收得就有多快：如果一支接一支不间断地抽可卡因膏卷的香烟，瘾君子几乎可以在瞬间向大脑输入几乎是无限量的可卡因。更重要的是，抽可卡因膏现象的蔓延是非法可卡因产量的提高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后果——而产量的提高是北美洲对可卡因需求提高的结果。七十年代末的北美市场呈指数上升。更多的可卡因生产就意味着更多的古柯膏，而更多的古柯膏则意味着有更多的吸毒者和瘾君子。拜克和普雷毫不怀疑这一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立即意识到——拜克和我谈过这一点——如果这东西要是到了美国，就一定会爆炸性地增长。
1979年七月，“麻醉品滥用及控制参议院委员会”在议员田纳西.盖尔的召集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并要求罗伯特.拜克作为专家证人出席会议。委员会真正感兴趣的是用鼻子吸可卡因带来的危险，但是拜克没有在那上面花多少时间。作证伊始，他欣然承认，他认为偶尔吸入一两条可卡因不会致命，但是他强调说，可卡因现在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威胁：把它当烟抽，而这种形式的危险性要大得多。拜克提醒委员会说，抽可卡因的现象在南美洲以抽古柯膏的形式到了濒临大规模流行的边缘，而在美国，它也以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形式正在迅速流行开来。他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一新趋势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那样突然流行起来。
在美国，我们还没有遇到抽游离盐基可卡因或是古柯膏的大流行。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从加利福尼亚，从芝加哥，从纽约都得到报告说人们在学习如何抽这种物质，我还听说三番市的许多人现在正在抽这种物质。联邦政府应该借此机会开展教育战来阻止这种滥用毒品的大流行。
《圣荷西信使报》，1996年八月，引自“黑暗联盟”，盖瑞.韦布，1998
为了阻止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趋势蔓延开来，拜克建议禁止销售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用具，制订政策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毒品教育，并对游离盐基可卡因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回忆起他所作的这番警告：
鲍勃告诉了我这件事。他在秘鲁就看到过这种情况，大约是在79年吧。人们抽古柯膏，他说，“情况真的是很糟糕。如果它来到美国，那就一定会横扫整个国家。它的药劲非常猛，实在太猛了。他在国会面前给出了详细的证词……你知道吗，国会委员会，议员等等在这儿问：“那结果会怎么样？”鲍勃说，“会非常糟糕；你们最好马上开始处理它。如果它真的来到这儿，就会席卷这个美国。”他们后来采取了什么措施？什么也没有。
正如没有人注意西格尔在《新英国医学杂志》上所作的警告一样，1979年的可卡因参议院委员会对拜克的警告也是置之不理。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听说游离盐基可卡因，是因为喜剧演员理查德.普里奥在提炼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被炸伤。
1980年六月九日，普里奥正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北岭市的家中准备纵情享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突然出了事。享用完了所有的可卡因之后，普里奥决定用他的水烟袋来喝上一点度数很高的朗姆酒。不幸的是，他已经抽了五天的游离盐基可卡因，因而不十分适合干这个：酒撒在了前胸上。再一次不幸的是，他紧接着决定点根烟抽。最后一次不幸的是，他当时穿的是件尼龙衫。哎哟！他擦着火柴的那一瞬间，衬衫和普里奥身上顿时爆炸成一个火球。他后来在一次单口相声表演时（在经过好几个月的烧伤治疗之后）说，“我在4.3秒的时间里冲刺了一百码远！”普里奥的不幸为报界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从而把游离盐基可卡因推进了公众的意识之中。“什么时候可卡因会要你的命”，这就是《新闻周刊》上的头条新闻。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新闻界一直在半真半假地提醒读者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事情。四月份的时候，《滚石》杂志刊出了一篇题为“游离盐基可卡因：危险的嗜好”的文章。就连娱乐类麻醉剂使用者的圣经《快感时代杂志》也登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抽烟而不被烧着吗？”文章总结说，“真的有很不错的快感，但是不能持久。可以径直达到‘欣快感’，但紧接着两分钟之后就消失了，第二天会感觉非常难受。”这种宣传本来应该可以打消美国人对使用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热情。也许真的起了作用。然而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把这种方法介绍给了新成员：既然理查德.普里奥这么干——这么说，它一定很不错，对不对？正如我在巴哈马采访的一个提纯可卡因瘾君子给我指出的那样，“我第一次听说抽可卡因是通过理查德.普里奥。就是那件事让我对这产生了兴趣”。
大街上的人广泛认为，游离盐基可卡因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会发生爆炸：在普里奥之后，没有人再敢真正对那些化学物质掉以轻心了。所以，当有人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那些稀奇古怪的化学物质和仪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事实上，抽游离盐基可卡因非常简单，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化学物质，唯一关键的因素是，必须在可卡因里面混上劲儿足够大的碱性物质来过滤掉里面的氢氯化物。
游离盐基可卡因爱好者一度试用过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最常见的就是氨气。接着他们发现了一种碰巧在任何一家街角的小店都可以买到的完美的碱性物质：发酵用的苏打。用苏打做游离盐基可卡因实在是太容易了，连小孩都会。没有危险的化学物质，也不需要昂贵的转化仪器。什么都不用。其实，用发酵苏打的方法也并不新鲜：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出现了，1979年田纳西.盖尔的听证会上就提到过它。然而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现在它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皈依者：1980年的《滚石》上有一篇谈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文章，文中欲言又止地说“有一种更简单的[制造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方法，即将街上买来的可卡因溶解在发酵用的苏打水溶液里，然而把溶液烧干”。1981年，一本游离盐基可卡因杂志《自然的过程：由‘基’到‘本’的制作说明及发酵苏打配方》刊印出来，从而泄露了这个秘密。这本杂志的作者是一个名叫T戴维森的人。尽管一种制造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新方法在当时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这个“由‘基’到‘本’”的方法却会制造出一场浩劫。1978年和1979年袭击加勒比海地区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游离盐基可卡因。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3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3)
早期对这方面只有零星的报道：一个研究者听说了一种来自荷兰的安德烈斯群岛的毒品，名叫“洛克斯安尼”，或是“发酵苏打基”。它是将可卡因同水，朗姆酒和发酵用的苏打混合在一起泡制而成的。另一个研究者回忆说自己曾经在土耳其和凯科斯群岛那儿听说过一种毒品，“看起来像个鹅卵石，人们把它当烟抽，为它疯狂”。各地的配制方法也许略有差异，但是核心思想却是一样的：就是旧游离盐基可卡因方法的新化身，只是使用更方便而已。随着通过巴哈马的可卡因数量急遽上升，那儿的人很乐意来试试它，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据大卫所说，拿骚的最早使用提纯可卡因的那批人中，有个人是从1979年开始的：
可卡因[当时]要五十美元一盎司。你知道吗，冲上沙滩的可卡因可不用花钱。一个女人拣到一包货，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把它当洗衣粉用。我的朋友和我都用“克默克”——那种用玻璃，锡纸和水做成的烟斗——抽可卡因。我们总是用发酵苏打来泡制它，从来不用氨气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叫它提纯可卡因。它是“游离盐基可卡因”。后来我们叫它“岩石”。我一开始不太喜欢它。不过很快就着了迷。其他人也和我一样。
迈克在七十年代晚期也抽过可卡因，他说自己尝试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原因是，当时在巴哈马的可卡因多得“人们开始烦它”。把可卡因当烟抽可是个新鲜事儿。发酵苏打游离盐基可卡因，或者说“岩石”很快成为巴哈马人首选的毒品。麻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游离盐基可卡因的问题不是它有时候会爆炸，而是它会让人不可自拔地上瘾。之所以会如此是有其道理的，这与可卡因在大脑里的化学性质和反应有关。
使用毒品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样的欣快感依赖的不是这种毒品能把大脑的多巴胺值提高多少，而是它能提高多巴胺值的速度。如果大脑里的多巴胺水平提高得很慢，那你就不会感觉到强烈的欣快感；如果它骤然提高，那你就会有强烈的“上冲”感。可卡因之所以会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拦住多巴胺搬运工的道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欣快感会这么强烈（而这又使人产生更加强烈再次使用毒品的动机），以及为什么会这么短暂（这会缩短两次使用毒品之间间隔的时间）。然而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变量：可卡因袭击大脑的速度同样受使用毒品的方法控制。吞下几只可卡因烟，你得等上一会儿才感到兴奋；把它注射到血管里，兴奋感就会来得快得多。正如诺拉.弗可夫博士在布鲁克黑文告诉我的那样：
用药方法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毒品的上瘾程度。用药途径的速度越快，其效果也就越强。多巴胺被改变的速度似乎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加强可卡因或是其他毒品的效果。这不仅仅是说多巴胺值提高了。真正重要的是多巴胺释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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