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可夫还在可卡因和药物哌酸甲酯（利他林）之间作了比较。利他林同可卡因的作用极其类似的是，它也是挡住多巴胺搬运工的去路。然而口服瑞特林不会导致欣快感，因而也不会让人上瘾。它的吸收速度太慢了，因而无法产生上冲感，所以给孩子吃这种药（来治疗注意力不集中方面的疾病）不会上瘾。然而如果给孩子注射瑞特林，就会令他们体验快感，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在染上毒瘾的过程中，药物的摄入速度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尼古丁膏不会让人上瘾，而含有相同数量可卡因的香烟却让人不可自拔。
大卫.普雷在秘鲁也发现了同样的特点。他首先注意到古柯叶子嚼食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血浆里的可卡因水平高得惊人——当然与美国用鼻子吸食可卡因的瘾君子的血浆水平记录一样高。那为什么秘鲁人嚼古柯叶子的时候并没有欣快感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比较嚼食，用鼻子吸食和抽同等数量的可卡因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实验结果如他所料：
快感与血浆药物浓度改变的速度而不是血浆药物浓度的绝对数值有关。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凭直觉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想开怀畅饮，就不会整个夜晚都只喝上几杯啤酒。只要灌下两杯龙舌兰酒，你马上就会飘飘然起来。两倍龙舌兰酒里的酒精含量可能不比那些啤酒的酒精含量高，但是你可以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吸收掉它，从而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快感。再来看看娱乐毒品，由于它们被提炼得越来越纯，摄入人体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而产生的快感也越来越强烈，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仅只有科学家才认识到毒品到达大脑的速度越快，其效果也就越明显：吸毒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传统的看法是，进入大脑速度最快的方式就是静脉注射。然而后来发现，抽可卡因的速度甚至更快：肺部的内表层面积非常大，几乎可以无限量地把这东西带到血液中去。而且，气体刚一充满肺部，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就会径直到达大脑。由于“上冲感”进攻的速度极快，因而强度也非常大，抽烟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吸毒方式。因为“上冲感”的感觉更好，吸毒者想要再次使用毒品的动机就更加强烈，“崩溃”感同样也会变得更强，“上冲感”持续的时间也就越短。
抽安非他明，抽海洛因，抽可卡因会产生严重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注射可卡因，它会在四秒后袭击大脑。抽可卡因则只需要三秒。因此，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感受到的欣快感要比一般的可卡因使用者高许多倍。当然上瘾程度也要高上许多倍。
在寻找美国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来源和提纯可卡因的起源的过程中，我决定给仑.西格尔打个电话。他那本书的封二里有他的小传，上面说他“对毒品的作用方式的了解可能超过其他任何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这个大话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和魔术师埃迪一个层次了。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想把他介绍给埃迪，不过再一想：我怀疑他们也许会合不来。
尽管我一直盼望见到西格尔，但是我怀疑这种感觉实在是一厢情愿：“另一本关于可卡因的书！”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上叹气。“难道这方面的书还不多吗？”也许没什么好奇怪的。给约翰.贝鲁西验尸的是他，最早做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实验的是他，当美国中央情报局被指控为提纯可卡因交易的同谋的时候，也是让他给他们写一份有关游离盐基可卡因真正起源的秘密报告。他是美国可卡因方面公认的专家，因而无论什么时候毒品出现在新闻里，电视台的人都会拜访他，征求他的评论。他不胜其烦，但无论如何还是同意见见我。
在《极度兴奋》一书中，西格尔称可卡因为“简直就是大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化学物质”。我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人类所知道的所有药物之中，没有哪种“能像可卡因那样产生这种可以重复出现的极度兴奋的体验。”他对这一点的了解使得他早在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那时其他所有的人都死抱着可卡因无害的观点不丢——就断定可卡因具有极强的致人上瘾的潜力。但是，如果通过鼻子吸入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抽可卡因就更糟糕。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告诉西格尔说，这个习惯让人快乐到简直都无法解释它到底有多么令人快乐。不出所料的是，他们将之比为性：“感觉好像大脑和肺都参与了进来，”有个人这么说。“性”的说法一再出现：于是西格尔做实验来亲眼看看结果如何，结果他们非常吃惊，甚至担心起他来：
我们让以前从来没有抽过可卡因的人在这儿的实验室抽可卡因，结果他们疲软的阴茎会自动射精……如果你看到那种效果的快感，谁都能想到会有人想要重复这种经历……我们第一次听说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时候就知道它会流行起来。鲍勃.拜克和我非常担心，我们不愿意发布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以免会泄露出去。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
我告诉西格尔说自己很想尽可能往回追溯抽游离盐基可卡因习惯的历史，说我对他1982年的那篇文章里谈到的游离盐基可卡因的起源很感兴趣。我问他，这篇文章推测的成分有多少？西格尔承认他对游离盐基可卡因这个名字的来源的解释多半出于假设，事实上七十年代他有个线人，是个毒贩子，他发现南美洲人抽可卡因，并告诉西格尔说自己决心要想办法在美国抽上这东西：
他从秘鲁和哥伦比亚带了数量很多的可卡因——对七十年代而言的确很多——到哥伦比亚来，他告诉我说他不想给任何人说。这像是个秘密。接着他到处散布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他在秘鲁抽过基础膏，不知怎么地这东西就变成了“基”……他非常担心。他说，“别给任何人讲这个”——但是他实际上不知道怎么做这东西。他知道它是从可卡因中提取出来的……
这家伙似乎确有其人：就美国人抽可卡因而言，1970年这个时间的确非常早。也许他真的是第一个发现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他一定是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我问西格尔是否愿意帮我联系上他。原来最近他自己也一直在找他，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也许去坐牢了”，西格尔说。线索在此断掉。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提纯可卡因“发明者”了。
相反，我选择了另一条途径。在我看来，提纯可卡因袭击巴哈马之后紧接着袭击美国的时候，最要紧的不是它是什么“新鲜玩意”（它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了）：关键在其销售上。提纯可卡因和游离盐基可卡因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提纯可卡因的价格很快就便宜到原本买不起可卡因的人也能用得起它。提纯可卡因是销售的功劳，不是化学的功劳。然而搞销售的是谁呢？我可能找不到那个化学家，但是我肯定可以找到销售者。我对西格尔表示感谢，上了车，朝南开，开上了通往圣地亚哥的五号州际公路上。
一眼望去，圣地亚哥的“都市教养中心”是一栋24层高的没有窗户的庞然大物，位于市中心的联合与F大街街角处。它是美国第一个高层监狱，其功能可以解释其位置：美国有十二个监狱专门关押正在接受联邦法院审理的囚犯，它就是其中之一。在圣地亚哥的这家监狱的犯人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地下通道往返于座落在半英里以外的第一大街和百老汇那儿的联邦法院。我抬头看着这家监狱，心想这可是个完美的场景，适合拍摄一部有关精心策划的越狱案的高预算的故事片——不过这可不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是到这儿来见“高速公路”里奇.罗斯的。旷世奇才。资本家。百万富翁。提纯可卡因大毒枭。首脑人物。杀手。当然，这要看你相信谁的话了。
我是在《洛山矶时报》上第一次读到有关“高速公路里奇”的报道的。一系列有关提纯可卡因大灾难的起源的报道都坚定不移地指责他：
如果暴风雨真的有眼的话，如果提纯可卡因二十年来的统治背后真的有个人在策划这一切罪恶的话，如果有一个无法无天的资本家要对洛山矶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大批量销售的可卡因负主要责任的话，他的名字就是“高速公路里奇”……[他是]洛山矶中南部地区的第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提纯可卡因头子，一个不识字的高中辍学者，他一心一意沉湎于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毒贩子。
《洛山矶时报》，1994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个叫杰斯.卡兹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罗斯在八十年代初一个人单枪匹马改变了加利福尼亚的毒品交易，让所有的人都迷恋上了提纯可卡因而不是可卡因，也让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富得流油。在毒品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间接后果之中，罗斯算是原动天体，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如果提纯可卡因是一场地震的话，他就是震中。当《洛山矶时报》最后找不到什么比喻好用的时候，他们就让他谈自己的看法：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觉得上帝让他们来到世上就是要他们来传经布道的？”里奇问。“我觉得上帝要我来到世上就是要我来干可卡因这行的。”
——《洛山矶时报》，1994年十二月二十日
这家伙我一定要见见。不难看出，如果要寻找提纯可卡因的起源，罗斯就是我要找的人。要找到他，我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他正在上诉，所以没有人十分清楚该由谁来批准我的采访。不过在进行了一番传真，电子邮件和信函轰炸之后，美国联邦监狱系统中终于有人举手投降了。好吧，他们说，你可以见他。因此，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我把车停在了第二小岛大街上的222咖啡馆对面，抓起背包，走进了监狱。我一路顺利穿越监狱常用的金属探测网，填写入狱会客登记表，把行李锁进储物箱，还在手腕上打上了紫外线印记——所有这些，我现在都再熟悉不过了。接着，同我在其他监狱的经历不同的是，我被赶进了一架不锈钢电梯。
到了十二楼，我被领出电梯，走进一个光秃秃的白得耀眼的房间，里面放着白得耀眼的塑料野餐桌和白得耀眼的塑料野餐椅。有点像是哪个电影中某个英年早逝的家伙来到天堂和上帝讨价还价，想再多活几年的地方。只是这儿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我被告知说，一旦采访开始，罗斯和我就都不许离开这个房间，除非结束采访。我马上开始后悔：五分钟之前在停车场我刚刚灌下了一升的桔子汁。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4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4)
牢房大门的防弹玻璃后面出现了一张脸。我一面等着电子锁把犯人和来访者隔开的那扇门的门闩打开，心里一面琢磨将会见到怎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当锁喀嚓一声打开，门悄然开了，门后的走廊传出一种不祥的叮当声，我开始祈祷他不要铐着手铐。紧接着，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高速公路里奇。我们握了握手，坐了下来。
该怎么描述高速公路里奇呢？他看起来和照片上一点也不像。新闻上的罗斯的照片看起来是个危险的纨绔子弟，留着拉斯塔法里式的发绺，目光游移不定。现在他的头发都剪掉了，体形也不太健壮，个子有点矮——肯定不超过五英尺八到五英尺九。他常常微笑，还无缘无故爆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大笑。他的双手精致得令人吃惊。几乎不像是你心中期待的美国最邪恶的人。然而最令人吃惊的还不是这些。因为，他一开口说话，有一点就变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家伙很聪明。非常聪明。在本书所作的研究过程之中，在我所接触过的所有被采访者——至少包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好几位极其严肃的科学家——之中，罗斯是最聪明的一个。至少目前来讲如此。
谈一会儿他的上诉之后，他给我讲起自己是怎样弄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这也是提纯可卡因在美国的历史。
里奇.丹尼尔.罗斯出生在德克撒斯州，但是他们家在六十年代就搬到了洛山矶中南部。由于他家的房子正好位于洛山矶高速公路主干道旁边，而附近又有不少姓罗斯的家庭，因而里奇很快被称为是“来自高速公路的里奇”，最后成了“高速公路里奇”。同附近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上了学，同附近的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不明白上学有什么用：
学校不是该我呆的地方。没有什么我觉得能用的上。我要学的是能用上的东西。既然用不上，我就不想学。所以说学校啊，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从来没有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学校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从来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学读书，为什么要学写字。为什么我要学数学……该读书写字了，我从来都跟不上趟。
然而里奇在课堂上缺乏才能似乎没什么要紧的，因为有别的事情给他做：他是个天生的运动员。一个星探在当地的一家公园发现了他，于是他很快打起了网球。当他的朋友们开始在当地的比赛中竞争并且取胜的时候，他也开始认真打球。等到他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成为职业选手。然而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大学的运动员奖学金。加利福尼亚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给他的朋友们都提供了机会，里奇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球打得很好，他很清楚这一点。然后一切希望都开始土崩瓦解。
我想到长滩去，但是学业上我通过不了。我的教练问我的成绩怎么样。发现我竟然不识字。我当时已经十八岁了。我还呆在学校……到十九岁的时候，我的机会就开始悄悄溜走。人们这才发现我大字不识一个。
罗斯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了。就在毕业前几个月他辍了学，放弃了打网球，成天泡在一个朋友的车库里看电视。在此之前，由于打网球的缘故，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毒品：一方面太忙，另一方面也听说过滥用毒品可能会毁掉人的网球生涯。然而现在没有理由不去接触毒品了。1979年圣诞节的时候，一个朋友来看他，给了他价值五十美元的可卡因，他很感兴趣：
我有个伙伴在大学里踢足球，不知那儿的什么人让他对可卡因产生了兴趣。他回来拿给我看。他说，“这东西值五十美元。”我看了看说它根本不值五十美元。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可卡因”。我不相信。这就是我怎么认识可卡因的。当时我没有试。这要花点时间。也许几个月吧。它太贵了。
罗斯拿了可卡因给几个朋友看，其中一个马上花100美元买了下来。他大吃一惊。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还能弄点来。现在他可是真的大吃一惊。里奇.罗斯要当上可卡因贩子了。当时，可卡因还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毒品，罗斯附近的大多数居民还消受不起。而且还缺少真正的供货商。罗斯发现自己在正儿八经联系起生意来，有一大堆熟人愿意花钱从他那儿买可卡因。这简直是小儿科：
接下来我知道，我坐在车库里，听着收音机，看着电视，一天就可以赚上一百，两百美元。人们只需要走过来，“嗨，我要五十美元的。”“我去给我的人打电话”。“嗨，我要五十美元的”。就是这样进行的。我和我的手下阿尔——他刚从监狱出来，他出来时我对他说，“生意来了！好戏开始了！”
现在罗斯和他的朋友开始给别人销售可卡因，从中分一杯羹。然而意识到这个市场的价值之后，他们决定给自己干。他们首先需要买进数量相当多的可卡因：价值300美元的货。他们偷了一辆车，把它拆开，卖了零件就得到了现金。接着他们投资这笔钱买了三克可卡因，开始了自己的小打小闹的供货生意。很快，他们发现自己打入了附近所有的有钱人家。人们星期五干完了活，拿到了薪水支票，想找个方法庆祝一下。罗斯能帮助他们。有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女朋友的父亲——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可卡因——之后，罗斯发现自己找到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个安全的顾客群，这些人每个星期五都能拿到一大笔钱。他发现自己一个星期干上一天就可以净赚1，500到2，000美元的利润。那时还是八十年代早期，他作可卡因生意才刚刚六个月。
罗斯还没有遇到过游离盐基可卡因。尽管最早卖给他那五十美元可卡因岩石的那个朋友会泡制游离盐基可卡因，还当着他的面抽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有市场。然而当游离盐基可卡因开始在富裕的黑人社区越来越流行时，他的生意也开始越作越大，人们也开始对他无话不说。他们买可卡因，可是并不快乐。“一旦我们一周能卖掉两到三盎司，人们就开始老是光顾我们这儿”，他说，“一大清早他们就来了，说，‘唉，我还得回家去把这东西弄出来！真讨厌！你们为什么不准备现成的呢？’我说，‘什么？’”
罗斯决定泡制一点游离盐基可卡因卖给急着要抽的顾客，这样他们回到家就不费事了。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做游离盐基可卡因，可他有个叫斯蒂芬的朋友会。做第一批活，他给了他五十美元。既然人们把可卡因块叫作“岩石”，他卖的这玩意儿马上就能抽，所以他把做出来的这东西叫作“方便岩石”。
我们开始卖方便岩石。“噢，我们有方便岩石”。你知道吗，这有点像给汽车加油。他们一大早就来了，你知道他们要上班，六点钟的样子，他们买了货就得赶紧回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他们不想这么麻烦。所以我们开始说，“你要方便岩石还是可卡因粉？要什么有什么。”
罗斯的顾客一开始的时候对这种新产品有些怀疑：就连游离盐基可卡因使用者都不相信它。但是很快连最难缠的顾客都明白了过来，人们开始专门要买方便岩石。以前从来没有听说个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人也开始试试它。他们当然很喜欢它。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市场迅速膨胀起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罗斯的朋友斯蒂芬一个星期得干上三到四次，泡制出了无数盎司的可卡因。罗斯现在一次付给他三百到四百美元。他很快就不想掏这个钱了。
最初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教你怎么做可卡因。因为这就是钱。你要是会做，就可以向别人收钱了……我雇人给我干，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们坐在一块儿，一直盯着看——之后，我很快弄到了大量的毒品，你知道吗，我那时心想，要是弄砸了，我损失可就大了，不过如果他能干，我也能干。所以我[自己]试了试。还行。这就是我怎么学的。从他那儿学的。我把他解雇了。他得自己另找活干啦！此后我就开始教所有的人怎么做游离盐基可卡因。
一开始罗斯和阿尔作可卡因生意是为了赚上五千美元来买辆车。干了三个月后，他们跑到放钱的卧室，数了数所有的现金。有两万美元。他们面面相觑：“我们看着对方。‘不干了？’‘门儿都没有！’‘我们来赚个一百万吧！’”
罗斯身边围着一群男孩子，他开始让中南部的可卡因现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把每次交易中获得的利润都拿去买更多的可卡因。他买得越多，价格就降得越低。他把进货时获得的折扣转让给了顾客。这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从而使他能以更便宜的批发价买到更多的可卡因；加利福尼亚大街上的可卡因价格开始直线下降。每一个接触到方便岩石的人都对它非常满意。随着罗斯在贩毒的阶梯上渐渐往上走，他开始远离街上的毒贩子和个人吸毒者，自己开始给其他毒贩子供货。他最终在中南部的可卡因行业建立起了一套等级制度：他买了套房子，拆掉了房子的内部结构，开始进行方便岩石的工业化生产。做的生意不同，去的房子名字也不同：小打小闹的毒贩子到房子A去，一次得花上100美元。大点的毒贩子可以到房子B去，一次要花上1，000美元。在这个等级的顶上他建了个主房，批发商可以到那儿一次买上几公斤。
他说他盖起这样的房子是想要帮助小毒贩成为大毒贩，给他们进入可卡因交易的机会，让他们能真正赚到钱。他们卖的越多，去的房子就越大，得到的可卡因价格就越低。罗斯早期的许多客户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由于方便岩石的需求开始超过可卡因粉末，他们也必须扩大生产。一开始罗斯用小药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一次一克。当房子里开始塞满了小药瓶时，他开始用装药片的大药瓶，接着又用上了蛋黄酱坛子和婴儿食品瓶。后来他觉得装满所有这些瓶子实在太费时间。现在他卖的岩石数量太大了，所有这些瓶子都装不下。他决定对生产过程进行工业化改革。
最后我用上了大桶，工业用的那种大桶，大约……四五十加仑[150到190升]。要两个家伙才能把它抬起来。我们一次往里面倒进三十，四十或是五十[公斤的可卡因]。我有两个小家伙，他们负责把可卡因切开倒进去。还有个家伙，他负责一大箱子的发酵苏打……他把苏打倒进去，我们把水倒进去，拿个勺子，一个很大的勺子——我的伙伴说看起来像支船桨——开始搅拌。你得戴着面具，要不然干活的时候就会飘飘然起来。
由于罗斯现在走到了可卡因食物链的顶端，他开始直接从走私可卡因的人手里进货。这样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货更纯。一公斤可卡因可以生产出一公斤——如果再掺上点苏打的话可能还要多点——的方便岩石。所以，把混合物在他的一个工业用的炉子里加热几个小时之后，罗斯的技术可以让他得到一大块重达三十到五十公斤的坚硬的提纯可卡因。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豆青色。没有人关心颜色怎么样。他们担心的是下一步：怎么把人孔盖大的一块游离盐基可卡因切开。
他们常用把斧头把它劈开。罗斯笑着说：
是呀！用斧子！往大块游离盐基可卡因上——砰！—地一砍的时候，它就像这样，当啷！一下子四分五裂了。接着有个家伙拿天平，口里叨咕着：“谁谁谁要十公斤”，然后放到塑料袋里。我们有运动包，耐克包等等。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扔到车里。第二天一早，人人都在早餐的时间点碰头，收了钱，告诉他们到哪儿拿货。
罗斯对市场经济学悟性很高。他不仅仅在身边建立了一个等级机制，使自己可以向其他位于可卡因食物链底端的的人供货，而且还发明了一种颇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竞争者。
如果我听说有[我不认识]的人在干这个，我就会去把他们收到我的旗下。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没有我的便宜：他们的购买力没有我的强。我的货价格总是比他们便宜。我会去把他们笼络过来……我会到另一个帮派的人那儿去，教他们怎么做，可能是给他们开个头吧。我也许会给他们八盎司，十盎司[225到280克]的货：“拿去”。他们便出去把货卖掉。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
新笼络过来的人最后总是会回到罗斯这儿来拿更多的货。同他做生意，他们拿到的岩石价格总是最低的。当然，由于他下面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可卡因，买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价格就更低了。1982年，罗斯已经成为中南部最大的可卡因贩子，一个星期要销掉15公斤的货。到1983年的时候，可卡因粉末的市场已经完全崩溃了：人人都想要方便岩石。罗斯会为他们准备好的。1984年，他一个星期要卖掉50公斤的可卡因。他刚起步的时候，一公斤可卡因的批发价是25，000美元。在他的顶峰时候，罗斯的进货量大到一公斤只需要9，500美元。即便把他是给供货商供货而不是直接经营进口或是直接在大街上做生意的因素考虑在内，他每天也可以有100，000到200，000美元的利润。有时候他一天可以卖上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可卡因。
正如几年以前巴哈马的情况一样，可卡因的大量供应导致价格急遽下跌，结果使得越来越多以前买不起的人也可以试试它了。“我最开始做可卡因生意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黑人吸毒。它仍然是白人梯队的毒品。他们觉得买不起这东西。黑人买不起这个。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我周围少数民族的人——主要是黑人——也能买得起它。”
使用可卡因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富人的毒品，变成了一种大家的毒品。游离盐基可卡因以这种方式在西海岸蔓延开来。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5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5)
当然，没过多久，罗斯的活动就传到了警察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间安装了电子设备和防弹门的古怪的白屋子里同他谈话。罗斯的故事是个双重悲剧：在他忙着赚大钱的时候，他的产品毁掉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他也写好了自己的逮捕令。这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如果他干其他任何一行有他在可卡因这行一半成功，他现在也成了全美国人的英雄。在我看来，他贩卖可卡因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这一点：在这个已经非常繁忙的市场上，他碰巧是个既有能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的远见，又有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的勇气的资本家兼商人。
正是这种远见使得其他美国人——纳尔逊.洛克菲勒，艾萨.葛瑞格.坎德勒和比尔.盖茨——成为富有的成功人士。但是他选择投身其中的行业是法律所不容的，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他只不过成为监狱里的又一个黑人毒贩子而已。
我问罗斯对卖提纯可卡因怎么看。难道他没有负罪感？
没有。当时没有。我还把这个卖给过我自己孩子的母亲。是我把这东西给她的。她上了瘾，但是对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出什么问题。她觉得欣快感来了，就继续抽，觉得快感来了，就走过去坐到角落里或是沙发上同其他人一样看电视。没有PCP[苯环乙哌啶，即“天使尘”]带来的那种后果。服了PCP的人会脱掉衣服，跑出去坐在树上，赤裸裸地跑到大街上。可是可卡因就不会让人这样。在我看来，可卡因只不过是人们花钱找乐子的一种方式而已。
一边听罗斯讲，我一边竭力想弄明白自己应该怎么看待他。我采访过不少罪犯，有几个比他要出名多了。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说罗斯这人极具个人魅力。不管怎么说，他干得棒极了。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实现美国梦的例子了。我承认这一点。尽管我不赞成罗斯对自己生活的安排，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他这一点。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了。我压根没记起要拍张照片。我们握了握手，我又被领到不锈钢电梯里，再走过金属探测器。在罗斯大步走回自己的牢房的时候，我在会客本上签名离开，晃晃悠悠回到了阳光下。
回到英国后，我把这次采访的录音带带回家放给父母听。尽管偶尔会骂上一两句，他们俩也还是被他征服了。“多好的人哪！”我妈妈说。我父亲认为罗斯没能成为网球职业选手实在太可惜了——要是有人教会他识字该多好：“真令人悲哀啊，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那心血来潮顺便来看看有没有茶喝的姑姑也沉浸到罗斯的故事之中，她认为我们应该请他来喝茶。“你认为他会来吗？”她问。我解释说他现在正在美国的监狱里服刑，刑期很长。“那他获释之后也许可以来吧？”她问。也许吧。也许。
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会喜欢他。坦率地说，如果他参加竞选，我会投他的票。
就在罗斯忙着把西海岸的可卡因市场掀个底朝天的时候方便岩石也在东海岸蔓延开来：从巴哈马跳到佛罗里达的加勒比海人群，然后进入其他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纽约了。警方和禁药取缔机构的官员一开始大惑不解。他们发现各种古怪的零零碎碎的证据，都和吸毒有关：打破的玻璃烟斗，铁丝网，衣架上挂着浸透了高度朗姆酒，用来加热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碎布条，还有戳了洞的可乐罐。他们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大街上抓住的毒贩子总是两手空空：看到警察过来，他们就把小块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悄悄扔到地上，因为这东西同地上的小石头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的。
1983年，洛山矶新闻上开始对有关中南部出现“岩石工厂”的现象进行零零碎碎的报道，不过这些报道都隐藏在其他新闻中间，一点都不起眼。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到1984年的的时候，这种毒品在美国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初次登场：《洛山矶时报》报道说，二十五美元岩石畅销中南部的可卡因市场。《华盛顿邮报》转载了这则报道，不过指出“岩石”是加利福尼亚的一种毒品：这个消息很快被人遗忘。
接着，1985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要改变一切。这篇文章是一个叫多纳.邦迪的记者写的，报道的是一个滥用可卡因治疗中心的情况：
治疗滥用可卡因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今年已经有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这里治疗……这种对可卡因的依赖是由于使用一种名叫“提纯可卡因”的新型毒品，或者说一种看起来像岩石块的事先准备好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浓缩后的）可卡因造成的。
《纽约时代周刊》，1985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就是这个神奇的名字“提纯可卡因”的由来。在理查德.普里奥出事之后，游离盐基可卡因不再是什么新闻。“提纯可卡因”听起来像是一种全新的毒品。也更有报道价值。两个星期之后，这个故事再次出现。这一次人们认为它非常吸引人，足以在头版上占据一席之地。标题是这样写的：随着吸毒现象的增加，一种新型的，经过提纯的可卡因形式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篇文章报道了哈勒姆出现大量“提纯可卡因工厂”，并估计说它们每天要生产价值500，000美元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引用了东第六十一大街上的摄政王医院的阿诺得.华士顿医生的话，他预言说会出现滥用提纯可卡因的大流行，另一个医疗卫生界的工作人员还称“提纯可卡因”是“我们所见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
尽管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唯一的新鲜之处不过是这个新奇的名字，《纽约时代周刊》还是认为它具有轰动效应。它刚刚出现。它很危险。就连它的名字听起来都很邪恶。这个世纪的毒品故事开始了。
到1986年五月的时候，提纯可卡因覆盖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同月它还袭击了电视台，当时CBS电视台的哈罗德.道采访了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罗伯特.司徒曼：
道：就是它！这种毒品威力无比，会让你掏空腰包，卖掉手腕上的手表，卖掉身上穿的衣服……
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或是杀死你的母亲！
——引自《破碎的报道》，里夫斯和坎贝尔，1994
围绕这种毒品的这些报道都非常的耸人听闻。《新闻周刊》六月份刊登了有关提纯可卡因的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渴望，交易和绝望的地狱”。在里面的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警告说，“一场毒品大流行已经在美国登陆，其普遍程度和危险程度相当于中世纪的瘟疫”，还声称毒品就是美国人“很多方面输给了日本人”的原因，并发誓说这本杂志会像报道“为民权斗争，越南战争和尼克松总统下台”一样对提纯可卡因灾难进行积极的报道。他还写道，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时代》杂志称提纯可卡因是“本年度的问题”。到1986年末的时候，《时代》和《新闻周刊》各自刊登了五个有关毒品的封面故事。然而涉及可卡因的最大的媒体事件还要等到《新闻周刊》到达报摊的两天之后。
1986年六月十七日，伦.拜亚斯成为了美国最荣耀的人之一。这位年仅22岁的马里兰大学的体育明星当选国家篮球协会（NBA）的选秀大赛第二名。他将要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美国上一年度的NBA冠军——打球，要赚大钱了。十八日夜，在短暂的巡回宣传会上见过新老板并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之后，他回到大学去同朋友们一起庆祝一下。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可卡因中毒”，这就是验尸官的记录。美国的体育迷们惊愕不已。像伦.拜亚斯这么年轻健康的运动员都会因为使用可卡因而死亡，这个消息令整个美国社会不寒而栗。就在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的同时，可卡因的香槟形象也消失了。“伦.拜亚斯之死给我们的教训是”，《新闻周刊》报道说，“可卡因能要人的命”。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可卡因是一把上了膛的枪”。“生前，”丹.鲍姆在对禁毒之战进行研究的《烟雾和镜子》一书中这样写道，“伦.拜亚斯是个了不起的篮球运动员。死后，他成为了‘禁毒总体战’中的费迪南大公。”
伦.拜亚斯的死亡恰逢这种“新”毒品，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公众还是马上认定，杀死他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到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忧心忡忡的父母和城市的领导人在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夺回街道”的游行活动。七月，ABC新闻台独辟蹊径，派了个摄影师跟随警方参加袭击一家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行动。这个新闻片子太激动人心了，以至于全世界的摄制组都来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跟随拍摄警方查获提纯可卡因的行动。联邦当局觉察出这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默许了他们的请求，结果新闻报道里一窝蜂地都出现了忽停忽动的镜头，拍的都是穿着防弹夹克，戴着头套的全副武装的行动人员砸开了装甲板式的大门破门而入的情节。
第一次的袭击提纯可卡因工厂的片子播出的两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可卡因电视报道的另一个里程碑。1986年九月二日，观众调到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听到神情严肃的丹.拉瑟（CBS的新闻主持人）宣布说：“今天晚上，CBS将带您到街上去，到战争区域去，让您亲身体验这不同寻常的两个小时的恐怖经历”。这个节目就是“提纯可卡因大街上的48小时”，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之下，它总共吸引了一千五百万的观众——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记录片之一。“48小时”播出三天后，NBC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可卡因之国”，也非常受欢迎。电视台很快清楚地意识到，提纯可卡因可以提高收视率。“48小时”播出的三年之后，当CBS的委员们发现记录片的收视率疲软时，决定再拍一部系列片“重返提纯可卡因大街”来刺激收视率。
到九月份的时候，《时代》杂志又登了一个封面故事：一个死人头颅的照片，还配了一行文字：毒品：内在的敌人。许多人都嘲笑这本杂志突然改变观点，拿这个封面来对比他们五年前——可卡因魅力四射的顶峰时期——登的那个封面：当时称可卡因是“全体美国人的灵丹妙药”，并提醒人们说，它可以使你“警觉，妙语连珠。没有宿醉之痛。不会身体上瘾不会导致肺癌……相反，会带来动力，灵感，精力。”
就在《时代》杂志到达报摊的前一天，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对美国公众发表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毒品，劝诫他们参与到反对滥用麻醉品的“民族斗争”中来。“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们明辨是非，头脑清楚，”南希说，“对你的生活说是；面对酒精和毒品的时候，只需说不。”作为一次公关活动，他们干得好极了。作为一种制止人们吸毒的方法，这是浪费时间。“只要说不”的战术源自“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拍摄的一部教育片，里面小学生在别人问他如果有人给他毒品，他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么回答的。这个战术对小孩子也许管用，却不适合潜在的吸毒者。然而这还是成为里根执政期间人们回忆得最多的片断之一。
在所有这些有关提纯可卡因的宣传之中，离它最近的那些人，禁药取缔机构人员，意识到媒体炒作得太过分了。没错，是有提纯可卡因存在，他们承认说，但是没有那么多。事实上，迈阿密，洛山矶和纽约的某些特定区域以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提纯可卡因。其他的都是言过其实。八月份的时候，他们试图给媒体泼泼冷水：
提纯可卡因现在成为了相当多媒体关注的主题。结果造成公众对提纯可卡因问题相对于其他毒品的严重程度产生歪曲的认识……在大多数地区，提纯可卡因现在是次要而不是主要问题。
引自“可卡因，巴苏克，提纯可卡因及其他产品之外”，詹姆斯A印西亚迪，《当代毒品问题》，1987年秋
早在1986年夏的时候，禁药取缔机构就对有关提纯可卡因问题的言过其实的报道表示担忧。罗伯特O李瑞专员告诉《新闻周刊》说，“我们非常担心所有这些宣传会刺激提纯可卡因市场的发展。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现在正在媒体言过其实的报道下加速增长。”这些警告被大多数国家级的报纸和电视网别有用心地忽略了：作为“次要问题”的提纯可卡因可不太吸引人。与此同时，作为洪水猛兽的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则大得多。没有人愿意相信事实真相：那就是提纯可卡因只不过是可以抽的普通可卡因；它已经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故事继续往下进行。
认识到有关“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的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言过其实的不仅仅只有禁药取缔机构一家。加州大学的教授仑.西格尔对这些报道大感惊愕。媒体把提纯可卡因说成是一种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占领市场的“新型”毒品。西格尔研究游离盐基可卡因已经有十三年了，他很清楚这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新型毒品。他回忆并给我讲述了自己对第一则提纯可卡因报道的反应：
丹.拉瑟的研究员打来电话问我，“你听说过提纯可卡因吗？”我说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东西？”她说，“是一种可以抽的新型可卡因”。我说，“是吗，听起来像是游离盐基可卡因，我们研究这个已经好长时间了。它的俗名我们已经记下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提纯可卡因也许又是个新名字。”她只是说，“显然您从来没听说过它”就挂断了。丹.拉瑟出现在那天夜晚的新闻上，大谈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可以当烟抽。我一丁点都不相信。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6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6)
里奇.罗斯当时仍是中南部最大的毒贩子，他也同样被弄糊涂了：“我第一次听说提纯可卡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咦，我倒很好奇那东西里面有什么。’后来我上了法庭，他们说，‘就是你卖的那种提纯可卡因’。‘不，不是！那就是可卡因！我没有在里面放提纯可卡因……’”
毫无疑问，提纯可卡因非常危险而且还制造出了严重的问题。当时媒体所说的大部分都完全不符合事实。媒体竭力想要把这种毒品描绘成一种夸大了的灾难，因而采取了许多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编造彻头彻尾的谎言。最著名的提纯可卡因神话出现在《新闻周刊》上：
“再没有什么比得上提纯可卡因这样的娱乐毒品了”，阿诺得.华士顿（1.800.可卡因热线的负责人）说——“它几乎是沾上就上瘾”。
《新闻周刊》，1986年三月十七日
这有点夸大其词。可卡因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毒品。它致人上瘾的可能性非常塔，尤其是把它当烟抽的时候。然而从来没有谁证明过——合情合理地证明——它会立即让人上瘾。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立即上瘾。然而这个说法一再出现。它把人们吓坏了。1987年的一张宣传提纯可卡因危险性的海报举出了一个年轻的女性瘾君子的例子：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告诉医生说，她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提纯可卡因上。她是在星期五接受采访的，上个星期一是她第一次抽提纯可卡因。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这种毒品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
——《美国卫生部》，“提纯可卡因”，1987
另一个丑化提纯可卡因的策略是提醒公众注意这是一种新型毒品。看起来这种毒品是最近才刚刚出现的，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场浩劫：如果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它就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那接下来的五年它又会怎么样呢？
从这一点来看，提纯可卡因恐慌同八十年代中期的另一个医疗卫生大恐慌——艾滋病——没什么两样。二者都致命，二者很明显都是无法治愈的。最初二者似乎都被描绘成大多数生灵好像都要被它们毁掉似的。就提纯可卡因而言，支撑这个概念的两种假设都是假的：正如禁药取缔机构已经承认的那样，提纯可卡因在1986年的时候实际上根本就很难见到——只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才可以见到。而且像西格尔和拜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已经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就知道早在1979年的时候，田纳西.盖尔就给参议院委员会讲述过它的制作方法。
提纯可卡因恐慌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人们的无知。1979年的参议员听证会之后，政府没有对抽游离盐基可卡因和可卡因膏的问题投入一分钱。当各种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充斥报刊，NIDA（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曾经在1979年警告参议院委员会说游离盐基可卡因要来了的罗伯特.拜克大发雷霆，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
1979年在“议院毒品滥用与控制特设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要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说它“极其危险”。我当时请求“联邦政府举行教育宣传活动来预防滥用毒品的现象泛滥成灾。”我还强调说，关键是要对这种形式的吸毒现象进行研究，利用媒体来向人们说明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样才能预防其流行。这个建议根本没人理会。我们现在对抽可卡因现象的了解比以前多不了多少。任何教育活动都没有举行过……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以前早已预见到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泛滥成灾的情况。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1986年七月十五日
由于没有人对提纯可卡因进行过任何研究，所以当记者打来电话要听听专家的说法的时候，他们既找不到专家也找不到数据。在只能自己看着办的情况下，记者们找到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可卡因袭击美国的时候，人们用了千篇一律的话来形容可卡因，这些陈词滥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次用到了这种毒品的身上。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关可卡因对儿童造成的威胁。《新闻周刊》上刊登的文章信誓旦旦地说，“各种形式的可卡因正在慢慢渗透进美国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杂志的封面照片刻画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正坐在一面旗子下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旗子上写着：孩子和可卡因：美国中部遭受新型毒品大流行袭击。这期杂志的销量比当年的平均销量高百分之十五。然而比袭击正在上学的孩子更糟糕的是，有报道说提纯可卡因对尚未出生的婴儿也造成了伤害。“提纯可卡因婴儿”的报道证明十分打动人心。然而，同其他许多围绕着提纯可卡因的浮夸之词一样，所以这些都并非实事求是。
可卡因对出生之前的婴儿带来伤害的说法比提纯可卡因大恐慌出现得还要早些。1985年九月，《新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使用可卡因会伤害子宫里的胎儿。CBS马上注意到这个消息，在晚间新闻上播出了一则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消息。这则报道还配有非常早熟的婴儿表现得十分痛苦的的片断，并指出，他们可以证明滥用可卡因与许许多多可能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之间有联系。美国各地的医生开始接到新闻网络的电话。可卡因婴儿在哪儿？能来给他们拍几个镜头吗？接下来的新闻重点都放在了更多正在哭泣的受到伤害的婴儿身上。
1986年夏，这两个故事——“可卡因婴儿”和新型杀手毒品提纯可卡因——合二为一。因此，CBS在对最初的采访进行后续报道的时候，说的就不是“可卡因婴儿”了。它们变成了“提纯可卡因婴儿”。它们会颤抖，哭泣，人一碰会往回缩。当镜头锁定在一个不幸的孩子身上时，播音员告诉观众说，她可能最后长大，“二十一岁大的时候智商可能却只有五十五，连给自己穿衣服都不会，可能还无法一个人生活。”真是让人心碎。
这也不是真的。记者拍的孩子不是因为滥用可卡因造成的。伤害它们的不是某一种毒品：它们的母亲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毒品（一份临床医学论文中提到，监控的病人中百分之一百的人在怀孕期间都使用过大麻，烟草，酒精饮料和可卡因。）为什么孩子会受到伤害，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医生试图给寻找“提纯可卡因婴儿”的记者解释这一点，但是他们充耳不闻。既然他们要的是提纯可卡因婴儿，那么他们找到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婴儿。丹.鲍姆报道说，有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拍的是有海洛因瘾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它们倒是的的确确一生下来就有了毒瘾，用这样的片子来搭配可卡因婴儿的故事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更令人悲哀。
当然，这并不是说怀孕期间使用可卡因是个好主意。远非如此。媒体曾经预言说会发生大量遭受永久性伤害的弱智黑人孩子出生的瘟疫，然而这个预言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父母生下的婴儿会受到忽视，但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吸毒的父母生下的婴儿无论如何都很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新闻报道里谈到的困扰这些孩子的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贫困，许多医生都这么认为。父母没钱看医生，孩子就容易出现问题。正如一份有关提纯可卡因婴儿状况的总结在1989年得出的结论一样，“归根到底，吸毒，贫血或是有糖尿病的母亲如果在整个怀孕期间经常去看医生，那么她生下的婴儿要比不去看医生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安全得多”。这个消息却从来没有上过头条。尽管八十年代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有所提高，但这是削减医疗救助的结果，不是提纯可卡因到来造成的。
继孩子之后，又出现了其他所有制造恐慌的策略，其意图都是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毒品上。首先是犯罪。几乎没有谁会怀疑使用提纯可卡因会导致犯罪活动。1987年美国卫生部的一种反对提纯可卡因的海报里讲到一家报纸的文字编辑的故事。他仅仅抽了两个星期的提纯可卡因之后就跑去“抢银行”来弄钱维持毒瘾。暴力也紧跟其后。只需要看看查封提纯可卡因工厂的新闻片断就行了：如果里面的家伙不使用暴力的话，那警察为什么要带着的枪？对次加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可卡因的价格下跌，出售的提纯可卡因的份量也更小，没有多少钱的人也可以用得起它。至少这些人就是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大家一直都怀疑他们不是好人。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使用提纯可卡因会让那些原来没有暴力倾向的人实施暴力行为。自提纯可卡因大恐慌以来的分析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比没有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只是高那么一丁点”。真正导致暴力活动的，是把一种可以赚取数额巨大的现金的行业引入到如洛山矶中南区和纽约的南布朗克斯这样的贫困区之中。正如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美国在滥用麻醉品方面最大的独立智囊团之一——的布鲁斯.约翰逊教授在1995年总结说的那样，“同城市内部的提纯可卡因文化相联系的暴力行为可能不是由于毒品的药理作用引起的，而是由与毒品销售相关的系统暴力引起的。”
换句话说，提纯可卡因本身不是暴力行为的起因：导致暴力行为的是由提纯可卡因产生的金钱。但这似乎是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这种药本身的“可怕”本质——提纯可卡因比粉末可卡因要更可怕——造成的。使用可卡因粉末的是谈吐优雅的富有的白人。当富裕的中产阶级这一类型的人沾染上了毒品问题，他们有支撑网络来为自己解困。他们进得起戒毒医院。家庭，银行里的存款和出来后可以接着干的工作，这都是这些人戒掉毒瘾重新作人的动力。他们不会驾车射击，开车撞人。他们有隐身术。然而城市内部的那些失业的少数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后援。他们太惹眼了。
使用可卡因问题在人口学上的改变与一个几百年来的老问题联系了起来：种族。因为新的可卡因使用者大多穷困潦倒，没有工作，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中非高加索人（白种人）的比率要高一些。白人的确也抽提纯可卡因，但是受提纯可卡因袭击最厉害的还是贫民窟，而这就是非白种人居住的地方。每一则电视报道永远出现的都是黑人——或者说至少是少数民族——的提纯可卡因使用者的形象。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也展现的是住满了黑人的黑人居住区经久失修的房子：这种报道要比一群白人大学生在大学的宿舍里抽可卡因的报道吸引人得多。尽管CBS最初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报道拍的都是白人孩子，其第二个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的镜头里却只有黑人孩子。
所有这些因素：儿童，犯罪，暴力和种族——再加上记者们铺天盖地的强烈的措辞——成功地把公众都吓傻了。然而这只是媒体又一次的疯狂行为吗？有些作者认为不是：这次对提纯可卡因的危言耸听的报道是某些机构为了驱动自己的利益而故意精心策划的结果。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一位禁药取缔机构的高级官员在1992年出版的自传中披露了自己是如何故意操纵媒体的：
当时我毫无疑问认为，提纯可卡因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为了加速说服华盛顿相信这一点的进程，我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要快。我开始努力游说并利用媒体。记者们太愿意合作了，因为就纽约媒体而言，提纯可卡因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热门的新闻了……
《死亡投递》，罗伯特.司徒曼
罗伯特.司徒曼就是那个告诉NBC的哈罗德.道说，提纯可卡因会让你“杀死你的母亲”，他披露了自己是如何通过发言人鲍勃.斯特朗把许多言论透露给记者，并安排他们跟随警方目击提纯可卡因拘捕行动。在司徒曼采取行动的头两个月内，光是纽约就刊登了两百多篇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文章。“1986年是提纯可卡因之年”，他写道，“从我的角度来看，伦.拜亚斯没有白白死去。”然而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担忧，还是愤世嫉俗的多余操心？正如像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医疗研究机构可以从围绕艾滋病和诸如依波拉病毒之类的病毒产生的恐慌之中获益一样，一种致命的新型毒品的来到也会让美国联邦的禁毒机构从中大有所获。法律行业也是如此。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告诉我说：
我和一位美国地方检察官坐在一起，他现在已经当上了了——州的联邦法官。当时他正在抱怨说他的被捕人数统计数据下降，他就要大失人心了。于是我说，“——，我们现在开始看到有种叫提纯可卡因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出去抓点人回来……如果你愿意起诉他们，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份被捕人的名单，这可以大大稳固你的地位。我记得那是1986年的十一月，我可以十分肯定，从那以后，我们就只需——提纯可卡因的案子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番话也许对像禁药取缔机构这样的组织而言有点不公平。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竭尽全力阻止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相信他们会对提纯可卡因的到来高兴得直搓手。同样，发布消息说提纯可卡因问题不像人们在媒体误导下看到的那么普遍，试图以此来冷却种种过激报道的，同样是禁药取缔机构。然而美国的政府机构从毒品上瘾导致的恐慌之中获益，借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或是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这个问题已经是再三出现。正如瑞沃斯和坎贝尔在他们的《破碎的报道》之中所谈到的那样，“让人们对可卡因保持永远的危机感，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感觉，这符合负责麻醉品控制机构的利益”。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7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7)
与他们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的菲利普.比恩。根据比恩的《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流行病大促销》一书所说，“美国的一小撮福音派新教信徒认为证明美国政策正确无误的机会来了”，他们把提纯可卡因恐慌进口到英国，接着又毫不留情地四处兜售。他认为，欧洲的提纯可卡因恐慌程度更强烈，不过持续时间很短暂，这也是在媒体的引导下，在一小撮“自私自利的政论家”的支持下制造出来的。
英国的提纯可卡因恐慌开始于1986年末，当时报纸上写的都是有关这种新型可卡因在美国制造问题的报道。到1987年年初的时候，提纯可卡因似乎已经来到了这里：二月份的《观察家》报道了一个案子，一个在伦敦死亡的人“可能是”死于过量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说，“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据说威力十分强大，只需一剂就可以上瘾”。媒体面临的问题是，英国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也就没有什么好写的。报纸把提纯可卡因的问题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放弃了。要真正推动这个故事进行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动力。这真正的动力在1988年的春天来临了。
1988年的四月，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威尔士的“第九届副警察局长禁毒年会”上作了一番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讲话。这次演讲非常精彩，以至于把提纯可卡因推到了英国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发表演讲的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司徒曼——正是最早在美国开始提纯可卡因恐慌的那个人。然而，正如比恩指出的那样，“[司徒曼提供]的信息大部分都不正确，谈到的证据都未经证实，其观点十分地愚蠢”。引用的统计数据常常都是他伪造的，饰以诸如“下个星期将要公布的一个数据”，或是“接下来的两到三周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之类的花言巧语。
伦敦的“药物依赖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还保留了一份司徒曼的演讲稿。只需简单地从头到尾扫一眼，就可以看出司徒曼急切地想要劝说英国的听众相信提纯可卡因带来的种种危险，并再次搬出了过去用来丑化可卡因的所有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
首先是提纯可卡因可以让人立即上瘾的观点：
对提纯可卡因而言，次数毫无意义。接下来的两到三周将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可能会提到以下内容：在所有尝试提纯可卡因三次或是三次以上的人之中，有75％的人在第三次结束的时候身体就已经染上了毒瘾。
接着是提纯可卡因流行的速度：
在过去的三年里，提纯可卡因已经从一种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里都闻所未闻的毒品发展到现在的美国“主要”的毒品……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种毒品像提纯可卡因这样，在这么大的社会范围内蔓延速度这么快。
然后是儿童和毒品的观点：
如果我今天退休，决定不干禁毒这一行了，想设计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毒品，那我再也找不到比提纯可卡因更合适的了。我实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接下来是暴力：
如果你不相信时代变了，来看看这个：每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领到的都是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过去我们用的是.38S的，后来是.357的。现在我们用的口径9毫米，17发子弹的澳大利亚武器，每一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全部的300人——现在都配备了冲锋枪。这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提纯可卡因的原因，一个国家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最后种族问题：
现在提纯可卡因受相当多的组织控制，基本上由其背景决定：多米尼加人和牙买加人……英国有数量众多的牙买加人，这一点同样不需要我来告诉各位先生。
司徒曼声色俱厉地总结道：
我要向各位预言……我个人可以保证，从现在起的两年之内，你们会出现严重的提纯可卡因问题……主席先生，我从手表上看到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谁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不同意见？
是够厉害的。尽管司徒曼很明显是在竭尽全力帮助英国避免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但是他的话的准确性却大大地值得怀疑。就提纯可卡因上瘾性的问题而言，报告所说的“将会公布的”百分之75的上瘾率的数据从来没有公布过——原因很简单：它根本就不存在。同时，提纯可卡因蔓延的速度的确很快，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实际上是在1979年之后出现的——而不是他所说的1985年。就儿童和枪支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用意，但是这些话难道听起来不是有点太像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些立法者所说的那一套吗？还记得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警察局局长利尔里的例子吗？他换了把大口径的手枪，因为可卡因使得“黑人‘可卡因狂’能防弹吗？
种族的问题也许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尽管英国有许多牙买加人，可是牙买加的牙买加人更多，而且，据我判断，司徒曼是不会到那儿去作这番演讲的。演讲最后的个人保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虽然这个演讲讲的不完全是实话，但还是搅得人心惶惶。当时的内务部长道格拉斯.赫德告诉《每日邮报》说，司徒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其他的听众吓得魂飞魄散”。两个内务部长接连访问华盛顿，亲眼目睹了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惊魂未定地回到国内（后来有人说，在袭击过程中，参加行动的美国的联邦禁毒警察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就对着地上开枪，在英国人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战争）。赫德现在是完全相信了。由于不想成为没留意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警告而让英国对其到来毫不设防的那个人，他匆匆忙忙召集了一群欧洲部长，把有关这种危险毒品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而且授权警方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特种部队来对付这种毒品的泛滥。
各种报纸简直都发了疯，报道的都是各种各样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常常是错误百出，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没有谁对这种毒品有真正的了解，可以对它们进行驳斥。毕竟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然而人人都注意到是司徒曼的那个数据：试过提纯可卡因三次的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会上瘾。由此产生了大堆有关“三次袭击”的报道。没过多久，这三次袭击就被一路削减下去，直到最后有报道称提纯可卡因尝第一次就会上瘾。最后到处都在流传这样的故事：无情的提纯可卡因贩子把第一剂的提纯可卡因免费送给孩子抽。既然它马上就能让人上瘾，那么孩子很快就会还想再要。真是胡说八道。
还有许多，许多这类垃圾。无论什么时候碰到伦敦人，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写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总是会大笑起来，然而眨巴眨巴眼睛，问我需不需要“研究助理”。我发现，只要我建议他们跟我回去抽点提纯可卡因，他们马上就开始反悔。他们的借口是：“第一次就会上瘾”；“比海洛因要容易上瘾一百倍”；“试第一次就会死的”。然而可卡因似乎是小菜一碟。提纯可卡因不是。就毒品教育而言，提纯可卡因能立即让人上瘾的观点糟糕透了。但是“立即让人上瘾”这句话产生的恐惧心理足以让我所认识的药物经验最丰富的人都不敢尝试它。也许它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
正如比恩指出的那样，推进这场恐慌的不是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是道德上的愤慨和恐惧。英国没有发生什么提纯可卡因大流行。1989年，伦敦只查获了五十八克的提纯可卡因，1990年，整个英国查获的提纯可卡因总量也不超过一公斤。据克莱尔.哈格里维斯称，他们在1991年五月没收了数量最多的一批货——还不到一公斤，据他们估计，价值超过500，000英镑。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公斤的可卡因（当时价值大约50，000英镑）——即便是泡制成了提纯可卡因——居然价值500，000英镑。
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在英国从来就算不上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几个。与美国不一样的是，英国附近本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有多少可卡因的。从哥伦比亚往欧洲运可卡因可是件麻烦事。比到美国要远得多。而且同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如墨西哥——之中，没有哪一个同英国交界。这儿也几乎没有什么哥伦比亚流亡者群体，可以组织起来销售毒品，而且哥伦比亚人不会讲标准的英语，很容易被英国警方盯上。而且人们一直普遍认为欧洲的海关官员是无法被收买的，而这儿给毒贩子判的刑总是很重。
因为可卡因少了，价格就更高——那些喜欢提纯可卡因的人买到提纯可卡因的机会就更少了。同样，有人指出，美国存在一个由来已久的“下层阶级”，对他们而言，像提纯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方式。这些人没有工作，通常也无法胜任任何工作。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尽管英国也存在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但是比美国的程度要轻得多。我们有完善的免费医疗卫生制度。大洋彼岸的堂兄那里的“贫民窟”，我们也没有。其他诸如安非他明类的毒品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便宜。所以提纯可卡因的市场就更小了。英国国家特种部队最终在1990年八月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
这不是说英国从来就没有提纯可卡因问题。我采访过的大多数禁药取缔机构官员都承认，提纯可卡因从来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袭击过英国，但最后总是警告说——在某个时候——提纯可卡因一定会袭击英国。也许他们说的对。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告诉我说：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希望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提纯可卡因问题。所以任何笑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提纯可卡因问题”的人不要太骄傲……只要地下经济下定决心开始抽提纯可卡因就够了——你们那儿又不是没有可卡因——英国要出现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简直太容易了。
最初的铺天盖地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过后，提纯可卡因的话题在美国也渐渐消失。这也许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媒体最初把它夸张得太过分了，没有给留下什么余地来继续进行报道。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恐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美国各地使用可卡因的方式的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根本就无法为早期的新闻报道中的那些惊恐的报道作证。1985年，尽管司徒曼和媒体竭尽所能把美国公众吓得魂飞魄散，美国与可卡因有关的死亡人数只有1，092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抽”可卡因，所以不可能是“提纯可卡因”作怪。第二年，每有一人因可卡因而死亡，有100人因酗酒死亡，300人因抽烟死亡。然而正如雷纳曼和莱文在他们的《提纯可卡因的背景：政治与媒体制造的毒品恐慌》一书中谈到，没有一个人到电视上惊呼出现了酗酒或是抽烟大流行。
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统计数据就更微不足道了：就在《新闻周刊》到处报道说出现了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新的流行趋势”的1986年，吸毒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数量已经连续下降了四年。这个数字在整个提纯可卡因恐慌时期还在继续下降。然而这并不妨碍媒体把这种毒品描绘成年轻人的灾难。正如雷纳曼和莱文指出的那样，从1985年到1988年——正是虚假报道最为盛行的时候——高中高年纪学生的吸毒人数猛降了百分之三十七。问他们以什么方式使用可卡因的时候，仅剩的这些吸毒者中只有百分之一点三的人说是以抽的方式。让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新的流行趋势”见鬼去吧。媒体的信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媒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所作的调查显示，毒品新闻中引以为证的绝大多数的专家意见都来自于执法领域，或者是政客，后面加上对大街上的不明就里的路人的采访。他们最少提及的一个消息来源就是学者——这些人才是真正对提纯可卡因有所研究的人。原因？学者一般都太不太喜欢危言耸听，都太谨慎。他们不会像警方和政客那样刻薄地谴责提纯可卡因。简而言之，他们的话不能引人上钩。
为什么人人都这么大张旗鼓地声讨提纯可卡因？只需把媒体报道和公众对毒品的态度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清楚了。1985年，在“提纯可卡因”变成头条新闻之前，只有百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毒品”是美国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二年——在“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滚滚而来之后——“毒品”成为头号重要的问题。1987年，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不知怎么就销声匿迹了。结果只有百分之三到五的人认为毒品是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到了1988年，提纯可卡因重新占领媒体，又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再次关注毒品问题。因此，从美国公众对待提纯可卡因的态度上似乎可以折射出提纯可卡因在此期间所接受的媒体报道的数量。然而媒体报道究竟是公众歇斯底里态度的结果，还是其起因呢？说得更清楚点，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会在1985.1986年间突然开始大幅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在1987年突然停止，而在1988年又旧话重提呢？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8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毒品”问题是个很好的可以对之大肆渲染的政治问题。只要上窜下跳，对滥用毒品问题恶语相向，就准保能赢得选票，因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同他争论说滥用毒品是件好事。美国的政客不会对堕胎或是枪支问题——这二者都会让人丢失选票——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发现，只要他们站起来反对滥用毒品，没有人会因此而不投他们的票。重提所有那些有关滥用毒品的古老的陈词滥调（毒品会杀死我们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干的；毒品导致暴力犯罪等等），他们就有可能公开对所有中产阶级选民支持的事情表示强烈支持——与此同时再发表一番严肃的要采取行动的讲话。其实，他们对毒品问题越是吵得厉害，看起来越是义正词严，他们看起来也就越美国化。滥用毒品是非美国化的，真该死。你不会逮着亚伯拉罕.林肯抽提纯可卡因。政客们很快就意识到，在公众的眼里，站起来对毒品表示反对，就差不多等于说“我爱美国”。父母和那些面临任何吸毒鬼影危险的人都特别热切地投票赞成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措施。所以提纯可卡因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对提纯可卡因的恐惧致使国会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无法置信的场景。究竟应该怎样处置提纯可卡因罪犯，政客们的措辞越来越激烈。有这么一个众所公认的“坏蛋”逍遥法外，政客们获得了极好的赢得选票的机会。“毒品”是个任何政客都可以依靠的问题，而且是极好的新闻题材。随着提纯可卡因报道愈演愈烈，那些认为需要再考虑考虑的人很快就惨遭失败。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开始相互挑衅，要去作尿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罗纳德.里根作了尿检，乔治.布什也不例外。比尔.克林顿主动作了尿检而且顺利通过，从而先发制人打败了政敌的进攻。
也许有人会说，让人们对禁毒有那么点歇斯底里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怎么说，总可以把人们吓得不敢尝试它，不是吗？这话肯定有点道理，但是这个策略也会引火烧身。媒体如此严重地丑化毒品，其实是在鼓励而不是阻碍人们尝试它。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描绘提纯可卡因的吧。报纸引用吸毒者的话，说它是他们所遇到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全部的身体器官”是最常用到的一个短语，用来形容抽提纯可卡因时的感受。报纸上还说抽它就等于“玩俄罗斯轮盘”。对社会上的某部分人而言，这种报道实际上起到增加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的作用。正如我在拿骚采访的人告诉我的那样，他尝试岩石的原因是因为理查德.普里奥为了它差点丢了命。媒体在制造这类恐慌时所作的报道是无所不包，结果成了给提纯可卡因作广告。
除此之外，把提纯可卡因描绘成美国贫民窟所有不幸的起因也会造成损害，因为这种作法导致公众——和政客——忽视这个问题的真正根源。没错，穷人抽提纯可卡因最后会陷入困境，但首先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抽提纯可卡因？也许是把这当作逃避生活的方式。立法者说他们穷是因为他们吸毒。而自由党人认为他们吸毒是因为他们穷。谁也不会否认提纯可卡因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个严重的问题，然而美国城市内部所有的暴力和不幸的起因并不都是因它而起。之所以把它描绘成所有暴力和不幸的起因，是因为谴责邪恶的毒品，拿着枪来对付毒贩子，要比处理真正的起因：失业，贫困，资金不足，削减社会福利等等要容易得多。
过度丑化提纯可卡因造成的另一个危险是会加快禁毒斗争的速度，从而使得这种斗争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有些政客支持人们对提纯可卡因问题采取容忍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加重对拥有毒品罪的刑罚，因而被贴上了“对毒品手软”的标签——很快失去了人心。很快，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谁都不愿意探出头来说句公道话，毒品战争变得势不可挡。
即便是在今天，对禁毒政策的质疑也被认为是最令人讨厌的异端邪说。如果哪个政界人士问出诸如“禁毒战争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之类的不得体的问题，就会遭到排斥，深陷重重麻烦之中。正如丹.鲍姆在他的《抽烟和镜子》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在美国，最接近禁忌言论的莫过于对禁毒问题的批评了，即便是最温和的批评都不行。现在，任何希望避免过激反应的道路上都已经布满了陷阱。我们深陷其中动弹不得。”
反对提纯可卡因的豪言壮语还会产生其他昂贵的后果。国会在自己的论战的扫荡之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探讨该如何处置那些奴役国家年轻一代的万恶的毒贩子。联邦法律对贩毒的惩罚一再加重。1988年，参议员杰斯.海尔姆（北卡罗林纳州，共和党人）游说通过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既然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要容易上瘾一百倍（谁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对拥有提纯可卡因罪的刑罚要比拥有可卡因罪的刑罚高上一百倍。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这项法律居然通过了。今天，拥有5克提纯可卡因（价值大约350美元），会被判入狱五年——等于拥有半公斤可卡因（价值10，000美元）的刑期。而任何对可卡因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500克的可卡因加工后可产出500克——可能还要更多一点——的提纯可卡因。
这样做的结果是，持有提纯可卡因的人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判以重刑，与那些持有可卡因粉末的人相比，他们的刑罚高得离谱。这一点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所属的阶级与使用可卡因的人所属的阶级之间存在不同。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显然，同其他任何物质相比，提纯可卡因主要是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使用的一种物质。其在公共场合的销售也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支配（尽管也有一些拉美人涉足其中）。而人们对可卡因粉的使用也倾向于比较有节致，吸食可卡因粉者在各类人口中分布得比较均匀，瘾君子中吸食吸食可卡因粉的人比例也比较均衡。只不过染指提纯可卡因的白种人不是非常多而已。
到了1989年，在纽约城被捕的人中，因为持有或是贩卖提纯可卡因的占百分之四十六。由于贩卖和使用可卡因粉末的人多为白种人（他们买得起大量的可卡因），而提纯可卡因使用者多为黑人（提纯可卡因以量少价低的形式出售），联邦法庭不管不顾地关押起了大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由于监狱的数量呈螺旋式上升（仅在八十年代就翻了一翻），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黑人因为拥有提纯可卡因或是在底层贩卖提纯可卡因而被关进了监狱。就在本书写作之时，美国的入狱人口刚好达到两百万——从1970年的三十万增加到现在的数字，这其中有五十万人是因为毒品罪而入狱。目前，美国人口中，非裔美国人只占百分之十二，但是美国的入狱人口中，他们占了百分之五十。黑人因为毒品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六倍，所以美国三分之一的黑人人口总是处于各种形式的犯罪关押之中。提纯可卡因要对此负主要责任。这种100：1式的提纯可卡因法律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许多学者和专家都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就连美国的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都在游说国会，试图对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在刑律上实行同等待遇），但是国会一再否决了这一点：没有谁想在毒品问题上表现得心慈手软。再说了，把抽提纯可卡因的那些穷黑鬼关起来有什么不好的？至少省得他们在大街上晃悠。可卡因问题再一次成为种族问题。
我知道您现在在想什么。美国的提纯可卡因问题不仅仅是媒体的异想天开。提纯可卡因并非没有害处。提纯可卡因对子宫里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钱的提纯可卡因瘾君子最后必定会通过犯法来维持自己的毒瘾。当然，您说得没错。提纯可卡因和可卡因粉末对人们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不折不扣地错了。但关键是所有这些夸大其词的报道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本来面貌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与其他任何毒品不同的是，美国研究提纯可卡因的学者两极分化得很厉害。在讲述可卡因之战的历史的《注射》一书中，迈克尔.马兴研究了问题的两面，把制造虚假报道的这些人称为“大惊小怪者”，把持反对意见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大惊小怪者的问题是，的确有证据表明，伴随提纯可卡因产生的许多问题都完全因为它被视为非法药物而导致的。贩卖提纯可卡因过程中产生的暴力行为大多是因为可卡因高昂的价格导致的——而高价本身又是因为对它采取压制措施而造成的。同样，随着刑期越加越高，提纯可卡因贩子更有可能对试图逮捕他们的警察开枪，而不愿束手就擒。所以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但是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局禁止它。大惊小怪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而修正主义者的问题是，无论他们怎么喋喋不休，大讲媒体或是政客或是禁药取缔机构如何故意制造许许多多的夸大其词的报道，美国的提纯可卡因问题的确非常严重。这种毒品的确很危险，许多人因它而丢了命。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自圆其说，称“大流行”只不过是一场媒体恐慌而已？
很奇怪：在迫切地想要解决提纯可卡因问题的心理作用下，双方最后都越走越远，似乎忘记了大家其实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采访过的禁毒官员之中，有几个人根本不愿意讨论诸如大麻合法化的问题。同样，我遇到的自由党人之中，有的人把禁药取缔机构说得好像是仇人似的。这就是提纯可卡因，可卡因和毒品之战的关键：如果弄错了，后果非同小可，所以人们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再说电视把明白无误的图像送到了我们家中，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
八十年代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所有的图像之中，再没有什么比提纯可卡因工厂更深入人心的了。从电视报道中可以看到安全系统搞得跟纳克斯堡似的的市内建筑：沉重的大铁门，窗户上装有铁栅栏，墙上还安有抵挡警方攻城槌的电网。这些地方还常常干脆建成碉堡，从墙上的洞或是房子上方的滑轮装置卖提纯可卡因——把钱放在一个小杯子里，杯子会消失在阁楼里，杯子再次出现在绳子上的时候里面已经装上了提纯可卡因。像这样的房子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其他的工厂建得更像是鸦片馆。可以在这里买到提纯可卡因，可以买或租到烟斗，还可以在这儿逗留——只要有钱买提纯可卡因就行。
几个大无畏的人种学者对碉堡里面的活动进行过报道。这些家伙对贫困人口的吸毒特点感兴趣，他们常常跑到打靶场去采访海洛因使用者。随着八十年代提纯可卡因的到来，他们发现打靶场也发生了改变：由于提纯可卡因产生的欣快感的性质不同，人们不像以前吸海洛因的时候那样躺在地板上昏睡。他们非常活跃。由于抽提纯可卡因的人中女人占很大比例，这些提纯可卡因厂常常变成了妓院——美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非常肮脏的妓院。最受人尊重的人种学家之一，特拉华大学的詹姆斯.因斯阿迪教授就谈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场面：
进入提纯可卡因厂后面的一个房间……我发现眼前好像是一群人在轮奸一个失去知觉的孩子。她身体消瘦，似乎处于昏睡之中，很可能不超过14到15岁，她四肢摊开躺在肮脏的垫子上，这时有四个男人接连同她发生关系。然而他们完事之后离开了房间，我这才清楚，由于她的年纪太小，这的确是强奸，但不是任何法律意义上所说的“强行”奸污。她睁开眼睛四处望了望，想看看是不是还有人等着。当她意识到我们的目的与性无关时，她用一条破破烂烂的沙滩浴巾裹住了下体……翻了个身想睡一觉。
《女人和提纯可卡因》，因斯阿迪及其他
毒品上瘾和嫖娼之间一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提纯可卡因的某种特点使得这种关系变得更加肮脏。欣快感短暂而强烈，再加上提纯可卡因厂里有更多的提纯可卡因，这种情况下，女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提纯可卡因，什么都愿意干。许多情况下，比如上面的例子，老板让女人留在提纯可卡因厂里，她们要抽多少就提供多少，条件是她们得一天二十四小时任所有顾客随叫随到。来光顾的人只要买提纯可卡因，就可以享用这些额外赠送的女人。她们受到可怕的剥削：由于她们对毒品的渴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女人为了得到点毒品实际上是把自己白送出去。一个提纯可卡因使用者向因斯阿迪解释了自己的定价系统：
如果你长得的确很好看，花容玉貌又还没有失去的话，你可以像个狐狸精似的搭点公主的架子，那你肯定可以要高价。但是如果需要钱又长得不像样的话，给5块钱就愿干。
《女人和提纯可卡因》，因斯阿迪及其他
不抽提纯可卡因的妓女对她们吸毒同行的作法大感惊愕：她们什么都愿做，跟本不管有多下贱，简直就等于白送她们也肯做。因斯阿迪目睹女人同陌生人口交，为的不过是抽上一口提纯可卡因烟斗——也就值25美分。完全剥去了自尊之后，没有人会考虑要采取保护措施，因而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很快与在提纯可卡因厂出入的人手拉手。这正是艾滋病恐慌达到顶峰的时候。
读过有关城市内部的这些提纯可卡因厂的报道之后，我认为最好自己亲自去看看。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我联系上了纽约的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布鲁斯.约翰逊教授解释说，我要看看提纯可卡因厂，这事可真有点不好办——不是因为我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尽管这的确是个问题），而是因为提纯可卡因自1990年以来一直越来越不受欢迎：孩子们看到它对自己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带来的后果，都不抽它了。与此同时，由于对此类犯罪的刑罚越来越重，许多最初的吸毒者都进了监狱。其他干脆都死掉了。在吸毒群体中，抽提纯可卡因的人的社会地位最低，而且被视为是不值得信任，极度兴奋，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的人。没有人愿意同他们在一起。因此，八十年代经历的“提纯可卡因厂”的现象现在多半都消失了。
尽管这对纽约而言是个好消息，对我而言可不是。杰克逊告诉我说他会尽量给我安排，不过什么都不能保证。所以当我们见面那天，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同事埃路易斯.杜勒普，而埃路易斯提出下午带我到提纯可卡因厂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埃路易斯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有收获，就要舍得花钱。抽提纯可卡因的人不喜欢陌生人像游人在动物园里那样观察他们。钱可能能劝他们打开心扉。我跑到最近的自动取款机，抽出了一大堆现金，每25美元叠成一小卷。我们上了地铁，向北朝着南布朗克斯区的中心地带前进。
在“美国人体育场”以北停了几站之后，我们下了地铁，坐上了公共汽车，朝西走。随着车突突地前进，周围的环境也明显越来越糟糕，很快我就注意到周围没有一个白人。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毫无疑问这不是我的生活区。我不属于这儿。不过往四周看看，我意识到谁都不属于这儿。真的是这样。一栋栋巨大的，一模一样的，单调乏味的红砖盖的高层公寓出现在前面。“工程”，埃路易斯说：纽约的州级住房工程。它们很凄凉。我抬头看着它们，心里正琢磨着每栋楼能住多少人，这时我们突然坐拐，走到一座房子的前门。一个黑家伙坐在台阶上，正拿着快餐连锁店里的那种杯子在痛饮啤酒。交谈了几句后，他站起来带我们进去。
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59节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9)
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个叫玛的女人。很难判断她的年纪。也许五十岁。她带我四处转转的时候，我才明白埃路易斯已经给玛说过我要来，所以我们来之前她已经好好打扫了一番。所有的东西都一股漂白粉的味儿；到处摆的都是一堆堆刚刚收拾起来的垃圾。我数了数，角落里至少堆着三台电动打字机外加一台古老陈旧的文字处理机。一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坐在书架上。家里养的猫“剃刀”时不时进进出出，谁都不理。简单地转了一圈之后，我们都来到了卧室。那儿很热，里面放着个电扇。
玛一面准备吸毒用具，一面说着话。提纯可卡因厂跟此前可是大不一样了，她说。原来那些安上了装甲板，架起了枪，窗子安了铁丝网的房子，现在没有人肯去了：它们太惹眼，容易招致警察袭击。那时候的情况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现在人们到朋友家去，到可以信任的，比较低调的地方去。大多数的厂也不再卖提纯可卡因：如果警察突然袭击的话，风险太大了。相反，当地的毒贩子配有传呼机，如果货不够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对一个现代提纯可卡因厂真正的要求的似乎只是屋檐下的一个可以坐的地方。
玛把她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收拾了出来，在床上安顿下来，不再说话，开始抽起烟来。看她抽烟就好像坐在那儿看人抽大麻烟一样令人激动：唯一令我震惊的是这根本没有什么好令人震惊的。提纯可卡因送来了，用绿色的塑料包装纸事先包好，每包五美元，这种被称为岩石或“镍币”（大小和颜色同糖精块相似）的可卡因需要用剪子或是铅笔刀才能打开。它燃烧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我无法分辨的独特的气味：灰尘般的，发霉的气味，不由让我回忆起陈旧的铅制管道。它没有大麻那样芳香的气味。如果你不知道拿什么来形容它比较合适，不如走进一间一直用作吸烟室的房间，感觉这屋子需要好好通风换气。
究竟这种特殊产品有什么好处，人们长期以来对此争论不休。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很值得一试，但也说它里面掺假掺得很厉害。有时候一个“镍币”里面含有“太多的化学物质”，结果不得不再次对它进行加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打火机加热，直到它溶解，然后再让它冷却下来。接下来再用刮胡刀片把它从桌子上刮下来。我问这么做有什么效果。“除去里面的苏打”，有人说。老瘾君子都说现在的提纯可卡因可比不上以前的了。
玛像电视上的哪个怪僻的，昏头昏脑的厨师一样，一边一步步操作，一边给我解释。原来抽提纯可卡因很简单。首先需要一根“茎”——短短的一小截儿“康宁”牌的玻璃管，作烟斗用。“从阿拉伯商店买的”，她说，“一次一美元”。把一小卷纱布塞到管子里面一英寸的地方，像拿香那样拿着管子，现在就可以把提纯可卡因块放到纱布里，拿打火机点着，随着提纯可卡因蒸发的时候慢慢地把它抽到肺里。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过是深深吸一口气的功夫。把呼吸屏住一小会儿，然后把气呼出来。就这么简单。
玛还叫我看她怎么用一个空“马利宝”瓶子，一小截儿锡纸和一根吸管做烟斗。给我演示怎么用之后，她把烟斗递给了我。“要是喜欢，你就把它带回家去，”她说。我感觉自己像个生日聚会上举着个变形气球小狗的孩子。
因为看过仑.西格尔对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描述，我还以为这烟的效果会强烈而迅速。似乎并非如此。当然，刚抽过一口的时候，他们含含糊糊说了一大堆。大多数人都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开始有点慷慨激昂的味道。（公平点说，他们开始抽烟之前，许多人就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了）。不过和西格尔说的一样，提纯可卡因同游离盐基可卡因不一样。真正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是纯可卡因基，能产生惊人的效果。而提纯可卡因则是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杂种兄弟，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杂质。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提纯可卡因似乎有自己独特的功效。没有真正的交谈，几个人大喊大叫地就任何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谁真正听到别人说的一个字。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玛在说话。有人来了，走进房子里来，一眼可以看出这是她的房子，那些人要么是付了钱呆在这儿，要么是把自己带的提纯可卡因给她一点儿。她说话的时候，嗓门越来越小，直到我们听不见她说什么，这时候我们只好捅她一下，要她大声点。这也没有什么用。她的在那儿喋喋不休毫无目的地自言自语，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我问她，五美元的镍币能抽多久：
关键是你依然能控制自己的大脑。我嘛，我变得更有创造力，想写本书。创造力，你懂不懂？我觉得太紧张，太累，需要振奋一下。后来我就干了这一行。这就是动力，就是精神回忆，就是解决问题。人们犯下重罪是因为他们有好计划却缺少动力……不管怎样，我的腿是不是好看又有什么关系？我发现我的内在才是我真正美丽的地方。
看出问题了吧。接着，她开始针插不进地讲起她和一个女人在拐角处的杂货店打架的事。就我的理解而言，玛打赢了。她是怎么开始抽提纯可卡因的？我问。“是乔治国王教给我们如何泡制少量可卡因的”，她说着话，声音又消失了。
吸毒者们整个下午都在进进出出。有时候他们会慢慢悠悠走到卧室来自我介绍一下；还有时候他们会在屋子里转悠，坐在我对面，问我是什么人。偶尔门边会出现一张新面孔，看我一眼，然后匆忙撤退。他们喜欢说话的时候我就问他们的毒瘾如何，看他们抽提纯可卡因，掏钱买他们的时间。电话忙个不停，门铃也时不时总在响。我刚付钱给一个被采访者，就又更多的人也要求参加。长长的一队站都站不稳的人出现在面前，轮番坐下来，点上一两块岩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大卫是个36岁的西班牙卡车司机，这里面他讲得最清楚。最初是一个堂兄让他接触到可卡因的，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卖这东西了。到十五岁的时候，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一年后他一个星期要卖掉85克。这是1978年的事。他猛吸烟管，吐出一口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抽游离盐基可卡因的情景：
感觉像是——哇！我感觉飘飘然地。头有些晕。我在奔跑。不——我没有奔跑：我感到自己兴高采烈。感觉很好。感觉自己很强壮。感觉——哇！感觉像个木乃伊。动弹不得。就是动弹不得。我的头，像是——飘起来了。感觉不错，好像我的感官都麻木了。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快乐，感觉不到欢喜，悲哀，压抑，什么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片麻木。
没过多久，大卫的提纯可卡因瘾就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偷我妈的东西，偷电视机，偷新被子，金戒指，金表——偷我妈的——让我瞧瞧。[这时他开始对房间里他偷来的东西指指点点]。这个是我偷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些。那是什么东西？噢，对了——我以前也偷过那东西。我偷过该死的电动开瓶器，什么狗屁东西。工具。我卖掉了新衣服新鞋。我甚至把自己穿过的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衣服拿去卖了。
他对这种毒品认识得很清楚：
太毒了。它让你心跳加速，头脑转得非常快。它能改变你的大脑，让你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喝，不想洗澡，不想睡觉。一心只想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所以为了要再来点，无论干什么你都不在乎……
大卫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才刚出生，他连面都没见过——因为前一个星期他回家的路上刚要去见孩子第一面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耽误了，这个朋友给了他一点提纯可卡因。此后他一直在抽提纯可卡因，穷困潦倒之下也就一直没有回家去。“我可真是没脸见人啊”，他时不时哀叹几声，然后叫别人给他再递个镍币来。
简是另外一个口齿还算清楚的被采访者。她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某人的女儿，到这儿来接他们或是跑腿的，但是后来发现她只不过比我小几岁。她长得很漂亮，笑起来极富感染力，皮肤白净，两个小酒窝，眼睛长得像迪斯尼卡通人物。她真应该去当模特。然而她从十三岁起就开始抽提纯可卡因，有两个孩子（都和亲戚住在一起），现在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以贩毒为生。她最好的朋友在一次搞砸了的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被人先奸后杀。一个哥哥因谋杀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个死在了监狱里，还有一个是弱智。说起自己朋友和兄弟的遭遇时，她一直说自己“很幸运”。尽管不认为自己抽提纯可卡因有什么不对（“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她还是坚持说不想让自己十三岁的儿子试一试。为什么？“没什么好处。对身体不好。这东西不好，句号。我不想看到他为此送了命。”
迈克坚持要和我握手，我有些吃惊，因为他用的是左手。看到他右手后，我明白了原因：他手掌上横着一条十厘米长的伤口。这是前一天夜晚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一块用收缩性塑料薄膜包起来的提纯可卡因镍币时发生了意外造成的。他笑起来。“我抽的太多了，瞧瞧发生了什么！连医生都没看。什么感觉都没有！”他给我讲起了他的十个孩子，几乎所有孩子的妈妈都不一样。他还有三个孙儿孙女。“我这方面可是非常厉害啊。”他说。他只有37岁。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从玛那儿白拿提纯可卡因（他给她提供性服务），他还是很担心她会甩了他。玛说给他拿两个镍币可又没送来，他生气了：“给她说我要我的东西！拿我的东西去!因为我来了，我真的要我的东西。我的两个镍币——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能在这儿抽吗？”
最后我站起来，自己去给他拿了两个镍币来。他一抽上提纯可卡因就平静下来，对自己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来了一大通独白（“偷过所有能拿走的东西：从自己家里偷，被刺伤，受到威胁，挨了一顿打，打破了脑袋，昏迷了三十天”），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瘾君子。“我没有被它控制。现在是我当家。”他说，接着又颇为向往地说，“我好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抽它。可是我不太快活，而这是唯一能让我快活的东西。可是没了它，我还是很悲伤。”
一个被采访者一说完，我就递给他二十五美元，另一个就来了，点上烟，开始说话。九个提纯可卡因使用者过后，我开始注意到他们有某些共同特点：他们所有人抽提纯可卡因都有十多年了。“你抽多少？”我问其中一个家伙。“有多少抽多少”，他回答说，“我可以一天到晚天天抽。”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大堆孩子，大多数都超过五个。有三个人还超过十个——大多数都是和不同的伴侣生的。他们所有人都进过禁毒所，常常是进过许多次。问他们为什么又旧病复发，他们都用唱歌般的声音念出同样经：“人物.地点.事情”。这句话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简直就像某句不知所云的广告语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说正准备对自己的提纯可卡因问题采取措施，有个人还说她明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戒毒医院去。接着，她的眼泪马上奔涌而出，又抽了一口烟。很奇怪的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提纯可卡因问题是“移民”的错（然而每一个被采访者都属于少数民族）——波多黎各人或是南美洲人。有几个人还指责政府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他们每个人都有恐怖的故事。一个人给我讲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偷了他母亲治心脏病的药不给她，逼她答应说出她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她最终屈服了，告诉了他地点，他把药瓶扔给她，找到了钱，拿着钱就径直冲出去找“快感”，丢下心脏病发作的母亲躺在厨房的地上。另一个承认自己同同性恋发生过关系，尽管自己不是同性恋——因为他想要提纯可卡因。还有一个说，八十年代晚期的时候他有一次坐在一家拥挤的提纯可卡因厂里，看到一个女人与人打赌，为了赢点提纯可卡因，竟然同一条狗口交。她那天下午已经同这个地方其他所有的人都睡过觉。这个人还一再向我保证说自己一定会戒毒，不过还说戒毒太难了：
我失去了家庭。我抢走了自己孩子的东西。我卖掉了自己买给他们的衣服。偷我老婆，我母亲，我弟弟和我自己的东西。我一直到处找人求助。有一段时间我戒掉了毒品，没过多久我又回来重新把它拾了起来。很悲哀啊……这种抑郁的心情真是要人命。
他放下烟斗，身子朝我探过来，很热心地说：“我要告诉你这次采访里谁都没有给你说的事。千万不要试它。一次就会上瘾。不要试啊。”
屋子外面，孩子们在人行道上尖叫，玩耍，号啕大哭，隔不几分钟就有警笛经过。屋子里面，我们呆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很快建立了一种节奏：他们抽，我问，他们回答，我把钱递过去。有人会打电话，我们等着，门铃响起，毒贩子把提纯可卡因送到门口，就像送匹萨饼一样。接着他们又开始抽。简直像是街头古怪的拱廊游戏机一样，你必须得一直往里面喂零钱才能玩下去。但是这儿不是虚幻的世界，用的也不是零钱。而且这些都是我的钱。
事情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得到的这副画面有多假。我后来终于把那天下午的录音又听了一遍，突然听到一段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的对话。原来我中间出去同一个被采访者单独谈了一会儿（他想讨论钱的问题），走的时候没有关上录音机，这段对话录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声音。我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们相互咬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