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从此便一直与性保持着奇怪的关系。1909年在田纳西州进行了一次针对该公司的审判，政府方面老练的证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陪审团相信，可乐会刺激男孩子手淫。与此同时，这种饮料在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女性中非常受欢迎，原因是有谣言说它是一种有效的杀精剂。据说性交后用可口可乐作清洗剂，可以防止怀孕。
关于可卡因可以用作壮阳药的话题人们谈论得实在太多了，结果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许多的说法都自相矛盾。一方面吹捧说古柯饮料是生殖补药，另一方面又赞美可卡因具有完全相反的功效，例如《英国医学杂志》就报道说：
杰弗森医学院的派文教授最近给他的学生展示了一个女性深度色情狂和手淫的治疗病例，在给病人的阴蒂和阴道用了可卡因溶液后，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出现了。派文教授认为，以这种方式使用可卡因，这还是第一次。
《英国医学杂志》，1886年三月二十日
《英国医学杂志》以前也曾报道说古柯是春药，这一点上文中并没有提到。在美国，有关古柯在性能力方面的功效的报道也非常混乱。威廉.哈默德哀叹说可卡因不能治疗手淫之类的病，即便是给小得只有四五岁的孩子用上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也不行。一位美国医生维克多.维克在他1901年出版的课本上让人们注意到可卡因在治疗性无能方面的混乱，他指出“内服可卡因毫无例外地会在五十六岁的老人身上产生性冲动——[但是]这刚好与美国海军方面的H威尔士博士的看法相反，因为威尔士博士声称他注意到可卡因有降低性欲的作用”。我们也许很幸运地看到，威尔士博士最终认识到，无论可卡因有什么样的功效，它都不会降低性欲——否则的话，美国海军也许现在还一面喝着加可卡因而不是加溴的茶，一面还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着。
有关可卡因能否壮阳作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麻醉剂和性总是连在一起的：麻醉剂让你感觉好极了；性让你感觉好极了；二者人们都只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纵情享用；二者都是儿童的禁忌。性让人快乐。麻醉剂让人快乐。你不是人类学家也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联系仅仅是道听途说，还是真有几分道理？有一种说法是，可卡因既然可以引起瞳孔扩大，那么就可以令使用者显得更加性感（瞳孔扩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性诱惑；十九世纪的维也纳妇女在赴激情约会前常常把致命的茄属植物的汁液滴到眼睛里来扩大瞳孔。这种植物因为能够以这种方式使妇女更加迷人，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颠茄——意为“美丽的女人”。）这种东西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总比没有强。
接着，我在大英图书馆找到了一些参考资料：1886年，一个名叫比利特的德国牙医报道说，口腔手术前，一些女病人在施用可卡因后表现出强烈的性唤醒。一本有关麻醉剂的瑞士教材同样报道说女性身上出现了如此强烈的性唤醒，以至于男人都没有能力满足她们。一个筋疲力尽的男人是这样说的：
我整个夜晚都在施展雄风，大力神干七天的活和这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我刚一睡着，就马上就被唤醒，要接着来满足我那贪得无厌的伴侣。可卡因究竟让女人性无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完全可以在我身上检验出来。高潮接着高潮，每一次都令这种欲望更加强烈。即便性能力最强大的男人也最终不得不放弃满足这样一个女人的愿望。我别无良策，为求自保，只好逃之夭夭。
汉斯.梅尔，德尔.卡肯尼斯密斯，1926
这篇文章说，可卡因对女人的效力强大到令她们所有的端庄稳重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始向房间里的任何男人调情。甚至连“以前从来没有这方面经历或需要的年轻女孩”都会体验到强烈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感觉”。如果不能马上得到满足，这些不幸的姑娘会最终求助于同性恋。（此后还不断有人宣称——误导性地——说在可卡因的作用下，男人和女人都会求助于同性恋）。在美国，年轻女人也同样被这种药唤醒。一个牙医报告说他给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拔牙前注射了可卡因，这个姑娘：
温柔地合上双眼，似乎在体味最愉悦的兴奋的发作，伴随这些动作的同时，她还半痴半狂地说了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
《医学短讯》，1891，引自《可卡因》，斯皮兰斯
接下来便是可卡因在动物身上的效果。有报道证实说，公狗在施用可卡因后，阴茎无法控制地勃起，母狗则突然对所有的示爱来者不拒。密歇根大学1968年的一篇博士论文记录了这样的试验结果：一个学生花费三年时间喂常受虐待的实验室老鼠吃可卡因，并监控它们的性行为。他得出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以让公鼠比通常情况下射精更频繁。
也许把可卡因当作壮阳药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怎么才能肯定呢？最明显的办法就是自己试试看。单作为新闻记者的任务而言，这主意还不错。接着我意识到，我爸妈很可能会读到这本书，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有关可卡因和性的问题，我该问谁呢？接着我不由灵机一动。我掏出电话本，开始给魔术师埃迪打电话。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魔术师埃迪是个毒品贩子。不过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毒品贩子。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个毒品贩子。关于麻醉剂的事情，埃迪忘记的东西比你我所有知道的还多。不过，说老实话，魔术师埃迪忘掉的一切，也比你我知道的所有的还多。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别忘了他四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专业贩毒。他第一次运送毒品，是从阿富汗运到印度。现在他把毒品从欧洲大陆运到英国去。作为经营进出口生意的个体户，埃迪也许是英国唯一一个真正认为开通海峡隧道这主意不错的人。“简直就像每天上下班一样，”，他说，“你瞧，就像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似的”。没错，对埃迪而言就是这样——只不过别人不会带着装满大麻的手提箱上下班。“我就是这样，”他说着耸了耸肩，你马上明白他说的是真话。
和所有的好毒品贩子一样，埃迪住在伦敦南部的一栋非常老朽的房子里，房子老得简直就靠长得满墙满窗的的树丛捆在一起。去看一次魔术师埃迪，简直就像去拜访隐居天外的郝薇香小姐——只是这个郝薇香小姐永远在抽一根巨大的，卷得松松的，气味辛辣的香烟。我有一次问到他的过去，他告诉我说他原来是个木匠，然后目光移向远处，手里摸索着一盒火柴。“跟耶稣基督一样。”他想了会儿后又补充了一句。
埃迪一直都在琢磨着要写一本关于伦敦十五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研究的书。要是他能写出来，可真是件惊人的成就，因为埃迪记忆力的半衰期勉强比金鱼的短一点。他谈话的时候，常常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四处看看，皱起眉头，然后就会问，“抱歉——我刚才在说什么？”这使得同埃迪的谈话有点很难往进行下去，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说的是那种介于押韵的伦敦俚语和胡言乱语之间的语言。打电话给埃迪询问有没有货的顾客总是会听到一通长篇独白，大讲气象情况，土地的颜色和“农场主的女儿”的状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是警方窃听的话，可以迷惑他们。这办法也许起作用：肯定能把所有人都弄得云里雾里。
埃迪只贩卖大麻，所以我怀疑他帮不了我什么忙。我曾经问他对可卡因怎么看，他换上一副厌恶的表情。“太贵了”，他说，“我是说，就像个雪球。你知道吗？这么大的雪球——”他比画了一下。“你把雪球扔到空中——”，在这儿他做了个扔的动作“——会怎么样？”他看着我，就好像我应该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埃迪。会怎么样？”接着是长长的停顿。“对不起——我刚才在说什么来着？”他问我。
埃迪一直威胁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搭档——一个名叫奈杰尔的神秘的照明技师。埃迪向我保证，他就是给滚石乐队提供可卡因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拎着那个装有可卡因的手提箱，他胳膊下夹着个小包跟着乐队周游世界，就像拎着美国核武器的发射密码，跟着美国总统到处跑的那个家伙一样。
当然啦，我急着想见到奈杰尔，可是无论我什么时候问起他，他都是神秘地没有空。一个月他长了带状疱疹；下个月又出门旅行了。接下来他同“狂街传教士合唱团”一起忙录音——“我还认为他是个照明技师，埃迪”，我说。他干巴巴地看我一眼，“你以为工作室里就不需要照明了，伙计？”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2节 专利药，蛇油与性(2)
我在寻找可卡因和性的真相时，又去见埃迪。当然，奈杰尔还是没空。更糟糕的是，埃迪正想找人聊天。他打开冰箱，拿出一个装满大麻的塑料袋。“咯拉拉邦人，”他说着话，像个鉴赏家似的嗅了嗅袋子。“总是把它放在冰箱里”。他卷了一支足有伦敦的杭格路那儿的单程回旋交通系统大小的大麻烟，问我在想什么。我解释说我需要了解有关可卡因的东西，他换上了一副迷人的面孔。可卡因和性，我补充说。他对可卡因和性有什么了解吗？
埃迪忽然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他放下还没点着的大麻烟，抬起头来。“我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他说，“现在性——性是可卡因的一大好处。”为什么？埃迪举起前臂，攥紧了拳头。“感觉一下。”他说。我顺从地捏了捏他的手腕。“像只公鸡。公鸡，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但是可卡因实际上能干什么？我想知道。“整夜，”他说，“整夜地玩。像只公鸡，像只兔子。”那女人呢？我问他——可卡因对女人有没有什么好处？他扬起了眉毛，点着了大麻烟，深深吐出满肺的烟，这一口烟足以灭绝博帕尔城。“女人？”他说，“管她们呢！”
事实上，无论是内服还是从鼻孔吸入，可卡因都会产生兴奋，但并不一定非得是性兴奋；这既要因药而异，也要因人而异。然而，如果作为性药局部使用的话，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正如考勒多年前发现的那样，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它可以麻醉神经末梢。因此，局部使用，它也许可以让人比较持久，却不太可能增强感觉——它只是带给人昂贵的麻木感（冰激凌要便宜得多）。对女人而言，局部使用可卡因的效果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因为阴道是一种黏膜组织，可卡因透过它吸收起来很容易。因此它也许可以作为理想的局部用药，但关键的两点不行：第一点是，要求性行为前实施这种麻醉的，通常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第二点是，把可卡因推入体内会造成极大的危险。
身体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决定于它所到之处的黏膜层的大小：就毒性而言，用鼻子吸食可卡因要相对安全，因为鼻腔内部的表明面积相对很小。而阴道和肛门的吸收面积要比鼻子内部大得多得多，所以，吸食时很安全的一剂可卡因，如果塞进身体的其他入口，可能会非常危险，甚至会致命。这正是早期的医生不明白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早期医学报纸上归咎于可卡因的死亡病例才大多数都是因为做生殖手术造成的。医生不知道这么多的可卡因会吸收得这么快，所以他们给实施手术的身体入口涂上了大量的高浓度可卡因。
这些病例中最著名的要属那个不幸的外科医生考勒姆林了。在给一个女病人腐蚀溃疡面之前，他用上了1，530毫克的可卡因。所有这1，530毫克的可卡因都被她的身体吸收，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死了。甚至在今天，美国大医院的急诊室还不时收治因为性行为中身体内部吸收可卡因过量的女病人——这些女人错误地判断以这种方式自己可以承受的可卡因量，因为她们惯常的作法是通过鼻子吸食。每一年都有许多人因此丧生。然而，性药的吸引力就是这么大，从来都不缺少自愿尝试的人。
随便问哪个医生，都会告诉你可卡因不是春药；同吸食这种药的人谈谈，他们很可能会给你刚好相反的答案。服用可卡因最常提到的一个理由就是“性”，所以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但是究竟有什么文章？当然，可卡因的价格是一个因素：就像好的香槟酒一样，可卡因因为价格昂贵而味道尝起来格外好。也许那些说可卡因改善了性能力的人看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当然，富人也给可卡因添加了特殊的味道，我们都知道，富人的性生活比我们其他人的要有意思得多。他们的伴儿也漂亮得多。第一流的，毒品刺激下的纵欲狂欢的神话总是很有效，还很难驱散。也许还牵扯一种暗地里的激动：有了可卡因，就自动会让人变得更加兴奋，原因很简单：可卡因是非法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偷来的糖格外甜”。可卡因还是一种社交药：在夜总会里同陌生人分享几口可卡因，你们就会自动找到共同点。
然后就是可卡因是兴奋剂这一简单的事实：你吸了可卡因，就会兴奋。你感觉自己所向无敌，对难堪或失败的害怕根本无关紧要。这一点，自称是“英国最邪恶的人”的阿雷斯特—克劳利表达得最清楚。他在1922年写下的下面这一段话漂亮地说明了可卡因对写作风格的作用：
直到塞了满嘴的可卡因，你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亲吻。一个吻从一个阶段达到另一个阶段，同巴尔扎克和左拉，罗曼.罗兰和DH劳伦斯，以及其他的家伙写的那些小说里的吻一个样。你永远也不会觉得累！你一直保持在四档上，发动机像只胡子上沾着星星的小猫一样咕噜咕噜叫着。这吻每一刻都不同，却又总是相同，永不停止，你会发疯，那就发疯好了，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无所谓，我为你感到非常抱歉，无论什么时候，你只需找个像露那样的姑娘，和很多的可卡因，就会明白过来——
《毒枭日记》，克劳利，1922
也许解释这种有关可卡因壮阳作用的混乱状况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它和酒精饮料比：酒精饮料有催情作用吗？它可是常常出现在正式的圣诞节晚会上，对不对？我的一个朋友喝了龙舌兰酒之后，总是会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而告终；我的另一个朋友一闻到这东西的气味就会作呕。龙舌兰酒是春药吗？不是，不过如果只考虑酒精饮料可以释放人压抑的情绪这一点的话，它倒是可以当作春药的。但要是喝了太多的酒精，那显然就只能抑制性欲了。看出问题来了吗？可卡因也是一个道理。
尽管瘾君子同医生对可卡因是否有催情作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大家都同意，归根到底，要是服用的可卡因量足够大的话，就一定会对性能力造成伤害。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化学上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从使用可卡因者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只不过是对性本身失去兴趣。说简单点，可卡因能比性带来更多快乐，尽管一开始使用可卡因是为了性，但最终想要满足渴求可卡因的强烈欲望会取代进行性行为的欲望。
对实验室动物进行的所有试验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给哺乳动物安装上仪器，可以让它们为自己弄到小剂量的可卡因，结果所有的动物都完全忽略了性行为，一心扑在可卡因上。重复过量使用可卡因，对人类对动物最终都会导致性无能。
十九世纪末的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知道可卡因能让人感觉好极了，似乎还能治疗许多其他药物都无能为力的疾病。大批的古柯和可卡因新产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继古柯葡萄酒和补品之后，出现的是家庭常用的止痛剂：止咳滴剂，止咽喉疼的锭剂，止牙疼滴剂，所有这些利用的都是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可卡因新药流行起来，药越新，就越吸引前来购买的公众。接下来各个公司竞相提出各种奇特的使用可卡因的新方法。随着“古柯宝拉”（“一种用于咀嚼的膏体，能够强效滋补肌肉和神经系统，减轻精神疲劳和体力不支，为使用者补充额外的脑力和体力，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效”）的到来，咀嚼可卡因也成为了可能。早在1885年，派德制药公司在给古柯香烟作广告时就保证说他们的产品可以缓和咽喉痛，减轻精神抑郁——这也是可卡因文学中第一次提到人们可以吸食这种药。他们还在散发给美国医生的广告单上引用了《治疗学学报》的一位通讯员的经历，即特拉华州威灵顿城的“M医生”：
在自己身上作实验的时候，他感觉有点精神沮丧——换句话说，有些忧郁——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家里空荡荡的。饭后，他吸了几支这种香烟，“忧郁”的感觉马上烟消云散——
《古柯》，1885（派德制药公司）
学报接着提到他们的古柯产品成功地治疗了消化不良，胃气胀，疝气，胃痛，肠痛，歇斯底里症，臆想症，脊柱痛，原发性痉挛，神经异常兴奋，严重的急性感染造成的肢体无力。尽管这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实话，但派德制药公司提出吸食可卡因的想法，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但是，出于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原因，吸食可卡因的习惯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太流行。专利药制造商开始泡制复杂的以可卡因为基础的药物，然而不久他们就意识到根本没必要用古柯叶子。简单得多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一定量的可卡因倒进你的产品里。值得指出的是，治疗鼻窦和黏膜问题的药物里的可卡因含量特别高。把可卡因当作治疗呼吸系统问题的灵丹妙药来卖，这简直就是天才的想法：正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那样，可卡因能很快（但只是暂时地）令鼻窦干燥并打开呼吸通道，似乎是治疗过敏症和鼻塞的理想药物。骗人的江湖假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作广告说自己能治疗从哮喘和枯草热到流感，从咳嗽和感冒到一般的呼吸不畅甚至打鼾的各种病症。塔克医生牌特效药，阿格钮牌药粉，昂格鲁.美国人牌黏膜炎药粉，比尔内牌鼻烟，瑞诺牌枯草热与粘膜炎用药以及阿兹玛牌膏药只不过是一些用于这些目的鼻烟和喷雾剂。因为制造商知道可卡因的作用开始的时候会使顾客的各种症状消失，所以他们大可放心地为这些产品打包票。
出售治疗粘膜炎的药时，通常会附有说明，要求病人继续服药直到病愈——这种建议十有八九会产生问题，因为药里的活性成分是什么都治不了的只会让人上瘾的兴奋剂。这些药的药性还非常强：后来人们分析了“塔克医生特效药”，发现含有百分之一点五的可卡因；“古柯宝拉”更厉害，含百分之二点五的可卡因。“奈尔牌复方达米阿那精”含百分之三点五，而“阿兹玛膏药”则大大一跃，含量达到百分之十六。“阿格钮牌粘膜炎药粉”里的可卡因含量高达百分之三十五，但无可非议的冠军当属“瑞诺”牌枯草热和粘膜炎药。它由密歇根的恩.瑞诺医生生产，含有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药用纯可卡因（尽管包装上并没有提到里面含有任何可卡因成分）。这些药物售价为大约五十美分一包。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些药卖得好极了，刺激了唯一目的就是扩张的新的可卡因产业的诞生。
最初世界上只有两家公司生产可卡因：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供应弗洛伊德的那家），和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后来买通弗洛伊德给他们的产品写书面证明）。继考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扶摇直上，两家公司都意识到，要是想赚大钱，就得尽快生产出大量的可卡因来。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古柯叶子在从秘鲁运来的路上很容易腐烂，甚至连派德制药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发现不太可能保证有大量的古柯供应。
与此同时，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每一家药物公司都在试图得到可卡因，很快情况就明朗起来：谁控制了古柯贸易——能保证得到大量高品质的古柯叶子——谁就能赚大钱。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派德公司。他们认为，显然必须得派个人到南美洲去把事情打点妥当。
因此，当阿卡普尔科号邮轮于1885年一月十日从纽约港向着智利的阿瑞克方向出发时，它的上甲板上站着一个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亨利.赫德.鲁兹比。尽管鲁兹比刚刚大学毕业，对古柯并不精通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南美，但最后证明他是派德制药公司理想的代表人选。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合格的医生和多才多艺的植物学家，而是因为他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品质：创新精神。
最终到达了玻利维亚之后，鲁兹比马上就发现了问题的性质。他从自己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古柯无法在北美生长，但是需要运输的古柯叶子数量巨大，而且价格昂贵，常常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发霉了。他开动脑筋琢磨这个问题。很快，在拉巴斯城的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鲁兹比的主意是在玻利维亚把古柯叶子加工成粗制的可卡因，然后再把这种产品——它可比古柯叶子劲儿大得多——运到美国去进行最后的精加工。这个主意很有前途，不过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可卡因的提炼过程非常复杂，必须在正规的制药工厂进行，但是玻利维亚没有合适的设备。鲁兹比又想了想。要是能找到更简单的从古柯中提炼可卡因的方法呢？那事情就容易多了。他对这个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的主意感到非常激动，于是决定自己来找到它。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3节 专利药，蛇油与性(3)
在这个想法的刺激下，他马上开始着手这个计划，从当地的市场买来了几大袋子古柯叶子，在旅馆二楼的空房间里进行试验。正如所愿，计划进行了几天后，和鲁兹比同居一地的人吃惊地听到几声歇斯底里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一直在进行一种复杂的提炼过程的最后一步，需要把古柯叶子溶液放在纯酒精里蒸馏。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仪器，他只好自己进行改进，把一个铜制的蒸馏器放在敞开的炭火上，再把酒精倒进蒸馏器里。可是这个蒸馏器不是用作这种用途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裂开了，里面的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泼在下面燃烧的火苗上。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鲁兹比抄起仪器——忽忽冒着火苗子的燃烧着的酒精和所有的东西——径直从窗户扔了出去。火球跌落两层楼，落到了大街上，点燃了旅馆的走廊，最后才在地上的鹅卵石上燃烧殆尽。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从旅馆前面走过。
经历了适当的磨炼之后，鲁兹比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次用上了好的化学方法，再加上运气好，找到了他一直要找的东西：从古柯叶子里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可以得到状态稳定的可卡因。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他发明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制药工业所用的方法。它的基本步骤是，把古柯叶子放在硫酸溶液里浸泡一段时间，泡出里面的精华，然后把叶子舀出来，剩下的便是一种暗棕色的汤。接下来把这种汤同酒精充分混合摇匀，让酒精滤出溶液里的生物碱。然后再给这种酸里加上诸如小苏打之类的碱，便会沉淀出一种白色的浮渣样的物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基础膏体，再对这种膏体进行过滤干燥，里面便含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五的可卡因。
在南美，这种膏体便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单位，而不是可卡因氢氯化合物本身；可卡因巨头们很少购买古柯叶子——他们成公斤地购买古柯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同鲁兹比发明这种方法的原因一样：因为古柯膏很稳定，容易运输。别忘了，100公斤的古柯叶子（足以装满一辆普通汽车）可以制造出大约1公斤的古柯膏（可以填满一品脱的瓶子），它的优势太明显了。
鲁兹比的新方法很快导致古柯叶子贸易崩溃：作古柯膏生意要便宜得多，根本就不值得再去进口古柯叶子。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地区附近冒出了许多制造可卡因的小工厂，很快，除了古柯生长的对方，在哪儿都很难找到古柯叶子。这样一来又有了一种反弹：由于再找不到什么古柯叶子来进行试验，科学家们便认为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是一回事儿：古柯叶子当然同可卡因一样危险，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在特点了。就这样，当可卡因的形象在公众的意识里发生了改变，被视为是洪水猛兽，古柯也与之同命运。对嚼客而言，他们的祖先历代都嚼着这种无害的叶子，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自己被归类为瘾君子。不过，最初的时候，古柯贸易的繁荣曾令南美人极为兴奋。
秘鲁在早期的可卡因贸易中表现尤为突出。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这里种了几千年的古柯，所以他们不光有种植园，还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一点，从1860年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增加生产来满足国际上对古柯激增的需求，二十五年后，秘鲁终于等到了机会。
可卡因粗加工工厂纷纷出现在胡安诺科山谷附近（这里是五百年前的印加古柯产业的家园，现在仍然是古柯贸易的所在），看起来，这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似乎第一次可以真正赚点旧世界的钱。有一段时间的确如此：市场需求非常大，致使秘鲁的古柯产业扶摇直上，到1900年，秘鲁每年出口了一万公斤的可卡因膏——由一百多万公斤的古柯叶子制成。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专家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赚到钱，因为古柯除了南美哪儿都生长不了。他们错了。因为尽管鲁兹比是可卡因进入医界后第一个进军南美的医药公司代表，其他的更加偷偷摸摸的来访者已经在探索古柯的潜力，在南美洲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劈出路来，从所到之处窃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
在园艺偷盗领域遥遥领先的是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头十年晚期，世界上最贵的药一直是奎宁——已知的唯一治疗疟疾的药，英国殖民地印度真正的灾难之源便是疟疾。奎宁来自于金鸡纳树的树皮，当时这种树只有南美洲有。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急于伸手弄到一些，于是派出一系列探险队进入南美的丛林以便获得种子好进行移植。
金鸡纳树的种子和枝条很快被送到伦敦，人们研究之后便把它们送到锡兰和印度。一旦新的金鸡纳树种植园结出果实，奎宁的价格便一落千丈。这对英国人是好消息——对南美洲的奎宁产业可就不是没那么好了。几年之后的1876年英国人还对橡胶故伎重施（从巴西偷来橡胶移植到锡兰）。他们此时已经把这一招用在了古柯身上。1870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把古柯树苗送到锡兰，牙买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和印度，希望它们能在某个地方能够生长得不错。事实上，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长得很好，英国人的古柯很快开始同秘鲁古柯争夺世界市场的注意力。
在锡兰，古柯作为商业作物的兴起得益于另一种主要作物咖啡所遭受的打击。一种毒性特别厉害的菌类十五年内横扫了大约40，470公顷的咖啡。显然，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抵御咖啡枯萎病的新作物。古柯成为了这种作物。英国杂志《新商业植物》颇有见地地指出，“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欧洲市场将主要由东方供应”。到1912年的时候，单是锡兰就拥有近1，600公顷的古柯。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这简直不算什么：英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生产过这么多的古柯，原因很简单：其他产品利润要大得多，种植起来也要容易得多：例如鸦片。也许带头从秘鲁盗窃古柯种子是英国人，但是秘鲁人真正要提防的却不是他们。真正欺骗了秘鲁人的，是荷兰人。
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古柯种植园。他们最初在雅加达东南部的别腾扎格建立的“土地庄园”（“政府植物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等到一家比利时公司，赫曼.林登公司于1876年发售一种新品种古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爪哇，苏门达拉和玛杜拉群岛都开始种植这种新品种的古柯。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种古柯就是贾瓦高卡属的图克西里斯古柯。图克西里古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它具有很高的生物碱含量（重量高达百分之一点五），而且因为它的可卡因提取过程很特殊，这一点使得它在欧洲古柯叶子市场上不那么受欢迎。
这都是德国人插足这一领域之前的事情。1898年，一家名叫费博沃克的德国化学公司偷偷摸摸地找到一种从图克西里古柯里提取可卡因的新方法。他们马上对这种提取方法申请专利，有谣言说这种方法可以提取出荷兰人的种植园传说中的“含百分之一点五可卡因的植物”——这种作物碰巧一年可以收获四次而不是三次——里所有的可卡因。荷兰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含量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含量高一倍——使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无敌。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图克西里古柯的提取过程非常麻烦，必须得把古柯叶子而不是粗制的可卡因膏送到欧洲去，这使得它很难受欢迎——也给秘鲁人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一旦运输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它便垄断了市场——可以将它装在巨大的容器里从印度尼西亚运到费博沃克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到世界各地。但是，正当德国人以为他们把整宗生意都打点好了的时候，荷兰人显然并不受德国专利法的约束，在爪哇建立了自己的图克西里古柯加工工厂，开始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可卡因，把德国人完全踢出了生意圈。加工商最终在1900年同印度尼西亚的古柯种植园主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荷兰可卡因工厂的公司。爪哇可卡因大量涌入了世界市场。
国际上的制药公司购买初步加工过的可卡因进行深加工，然后把产品运送出去——数量越来越高得离谱。而且，当德国人的提取方法专利于1903年到期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参与了进来，亚洲的可卡因生产便一发不可收拾。到1920年，单是爪哇一个国家一年就生产出了1，650吨的古柯叶子。默克公司，就是给弗洛伊德和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提供可卡因，首先开始了可卡因热潮的那家达姆斯丹公司，从1887年到1913年产生出了超过七十五吨的可卡因，从1906年到1918年平均每年生产四吨。
所有的这些发展都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可卡因，结果造成价格崩溃，可卡因在市场上更容易买到——因而上瘾的人就更多。问题几乎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早在1885年，弗洛伊德的同事艾伦麦尔就指责他“释放出”了这种药。很快，另一位坦率直言的医生路易斯.莱文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莱文接着写出了他这一时代对麻醉品的权威性论述《梦想国》，他在文中记录了早期可卡因瘾君子们的命运：
一个瘾君子吸入了3.25克的可卡因，便把自己武装起来，免受想像中的敌人的攻击；另一个急性癫狂发作，从船上跳进了水里；还有一个把家具和陶器打得粉碎，还袭击朋友——这些不幸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有生之年完全由不得不服用的下一剂可卡因来测量，每服下这样一剂药，他们生与死的悲剧就朝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前进一步——只有比率非常小的瘾君子能恢复过来，其他的人都会旧病复发。
《梦想国》，莱文，1924
这些不幸的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想要戒毒的吗啡上瘾者。人们很快都认识到，想用可卡因来治疗吗啡上瘾是个严重的错误——弗洛伊德自己最终也承认说这种方法就像是“要撒旦来驱除魔鬼”。到1887年底的时候，《纽约医学记录》总结这种疗法是“没有哪一种历史这么短的医学方法能像可卡因这样造成了这么多的人受害。我们担心可卡因上瘾只能带来凄惨的未来。”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原因的话，这种警告也许本会使得上瘾的人停止使用可卡因，让它不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个原因就是：人人都注意到，可卡因会带来快乐。尽管早期的人员死亡大多是因为“医疗原因”（不论这种说法会多么误导人）上瘾而致，《医学记录》1885年十一月份的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道已经指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对一些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沉溺于可卡因更令人心醉的事情了。可卡因能减轻疲惫感，消除精神压抑，产生愉悦健康的美妙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药物的后期效果非常轻微，几乎无法觉察出来，但是不断沉溺于可卡因之中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得不满足的渴望；个体接下来会变得紧张，发抖，失眠，没有胃口，最后沦落到可怜的神经衰弱的状态。
《医学记录》，1885年十一月28日的社论
到1900年，由于娱乐目的过量使用可卡因而导致死亡的病例超过了因医学上的倒霉遭遇而导致的死亡的人数，显然，一种新的药物上瘾问题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成立了一个“毒瘾习得委员会”，这个机构比较了它所收集到的从1898年到1902年一来所有有关药物上瘾的资料。委员会指出，美国的人口四年间上升了百分之十，而可卡因进口量则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还不包括诸如派德之类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外科手术中使用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情况也迅速减少，因为人们发现了诸如普鲁卡因之类的更安全的人工合成麻醉剂。
在1890年，随着可卡因最初的繁荣，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大约每年一吨。十五年后这种需求——本应该更小，而不是更大——达到了七吨多。然而市场很容易就吸收了多余的量。委员会给全国的制药商发出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每家公司平均有五个瘾君子，据此据估计全美国总共大约有200，000个瘾君子。同一年，《英国医学杂志》报道说光是辛辛那提城就有大约1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4节 专利药，蛇油与性(4)
美国人还是最近才明白可卡因上瘾是个严重的问题。尽管还没有针对可卡因的联邦立法，全国各个州已经开始自己采取行动。奥尔良在1887年开始行动，禁止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蒙大钠州于两年后，纽约于1893年都紧随其后采取了行动，接近1900年的时候，许多美国本土地区都禁止可卡因。
然而，仅仅限制可卡因销售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人们从专利药里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它。此外，各种惩罚措施也执行得不严格，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贿赂药剂师买到可卡因。而且，由于美国各州在药物立法上没有达成一致，可卡因在一个州是非法的，而在另一个州则非常合法。有些规定可卡因合法的州干脆进口更多的可卡因，然后穿越边界运到另一个规定可卡因不合法的州去。当地的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随着上瘾现象不断蔓延，要控制可卡因供应简直不可能，所以干脆放之任之。只有医学界似乎还是对此十分关注。
医生一度认为需要对可卡因和鸦片的销售加以管制。医学界认为可卡因的害处尤其大，因为他们在它身上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到1901年的时候，美国百分之三十的可卡因上瘾者仍然是牙医）。医学协会对含有可卡因的江湖假药的持续热销——还有它们使用虚假广告手段——尤其感到愤怒。为了追求越来越高的销售量，这些生产者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引用著名医生为他们的药作担保时说的话，然而这些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药；或是引用根本就不存在的医生说的话。被治愈的病人也同样都是虚构的。就连医学行业本身也被这些大众制药行业当作了目标：据说医生嘲笑专利药是因为人们一直生病，就能保证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记者们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可卡因和专利药的危险的文章，但是没有人愿意听。直到一个专题系列报道揭开了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
1905年春季，《考利尔国家周刊》的编辑威廉.哈普古德认为该是发起反击的时候了。他对美国各个级别的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后，雇用了他所发现的笔头最犀利的雇佣文人，一个名叫赛谬尔.霍普金斯.亚当的文学界的彪形大汉。接着他为他所有的活动买单，要他尽可能多地揭露这些骗人的假药的真面目。亚当把目标对准了最出名的264种江湖假药，每种都买了些样品送到私人实验室，化验它们里面到底含了些什么。正如所预见的那样，这些药里主要含有两种成分：为了让药物好看或是尝起来口感好的无害的色素或是调味品，和具有上瘾作用的麻醉剂。他问科学家这些产品是不是真的能治疗任何人们期待它们能够治疗的疾病。答案永远都是不能。
很明显，亚当并不是在瞎胡闹，如果他的报告见报的话，制造这些假药的人就很有可能丢掉一大笔钱。因此，在他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人跟踪。还有人试图贿赂他，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敲诈阴谋（有人暗示说——当然是捏造的——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有染）。亚当没有被吓倒：他马上雇用了自己的私家侦探，让他们去跟踪那些跟踪他的私家侦探。接着他发现了这些人为谁工作，反过来便敲诈了这个人一笔，因为他碰巧发现这个人同别人的妻子有私情。亚当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的报道于1905年刊登在《考利尔》上，人们发现他显然还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美国大骗局
容易上当的美国人今年花了大约七千五百万美元购买专利药。作为这个数目的回报，美国人吞下了数量巨大的酒精，数量惊人的鸦片，麻醉剂和各种类型的五花八门的药物，范围从药力强大的危险的心脏镇定剂，到暗地为害的肝脏刺激物不等；而远远超出所有其他成分的，便是纯粹的假药。
《考利尔国家周刊》，1905年十月七日
如果亚当对除了染了色的水和草药提取物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药”感到气愤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含有麻醉剂的药就是怒不可遏了。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治疗广告中专门提到任何疾病，而且极其危险，可能会造成用药过量或是药物上瘾。1898年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中谈到的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个人对本特利牌粘膜炎鼻烟上了瘾，每天药吸上三到六瓶，直至他破产为止。（本特利鼻烟非常受欢迎，有些圈子把使用可卡因说成是“抽点本特利”）。亚当说，销售这些药的人参与了“一宗可耻的交易，它令无辜的婴儿神志不清，让我们的小伙子成为了罪犯，把我们的姑娘变成了妓女——无情的贪婪设下了这个圈套，死亡是这桩生意的同伴”。
人们认为亚当的“美国大骗局”系列报道非常重要，以至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又印刷了五十万份，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形式以成本价销售。情况看起来对这些专利药和江湖药的制造商大大不利。然而，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亚当还强大的敌人：一个真正的福音教的十字军战士，他的名字叫哈威.华盛顿.伟利。
伟利直到今天还是个迷。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参加过美国内战，接下来开始学医，不过从来没有真正从事医生职业。1883年他被任命为农业部的主药剂师，他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所有可食用的产品都应该标上标签说明它们所含的物质，这样公众才会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这个想法非常合理——可能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唯一合理的想法。
伟利是个非常糟糕的科学家，极其固执己见，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何公共卫生部门。说他的试验是“业余水平”还算是溢美之词。这些试验不仅没有什么计划性，进行的时候还无可救药地存在偏倚：他对任何既定试验的结果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只做那些他知道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试验。有时候甚至连这些试验都得出了他不喜欢的结果，他干脆不理会这些结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1997年指出的那样，伟利对美国的反对服用麻醉剂运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是第一个赞成“零容忍”立场的人，还是第一个通过“伪科学”来把丑化麻醉剂的科学家。
然而伟利真正的兴趣不在麻醉剂上，而在食物上。他最开始是着手“证明”安息香酸（水果中发现的一种天然防腐剂）有毒（其实没毒），从而使得它被禁用。他对这次的胜利洋洋得意，接着开始对更大的目标实施一系列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伟利在实验室里的能力似乎完全可以与他在实验室外的能力相媲美：他是第三个在华盛顿拥有摩托车的人，却很快成为华盛顿第一个把车撞坏的人。
然而他能大显身手的地方，是搜集公众的支持。为了安息香酸的计划，伟利曾经召集了十二只天竺鼠，称它们我自己的“试毒小分队”，喂它们吃各种各样的垃圾来观察它们的反应。公众根本不知道他的试验方法有多么粗劣，对他的作法非常欢迎。试毒小分队！妙极了！伟利成为美国食物安全卫士，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所以当保护公众免受药物里的危险成分的危害时机到来时，公众同样需要他。
尽管伟利不是个药理学家，他还是决定来对付江湖假药。从1902年开始，他开始制订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是禁止麻醉剂本身，而是要求专利药生产商在药瓶上列出药里的所有成分。如果一种药里含有可卡因，那它必须明确说明它里面含有可卡因。这种作法实际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药关键的卖点之一常常就是它们的“秘密配方”。强迫他们揭示配方很可能会砸了他们的买卖（可口可乐发明之后的一年之内冒出了数不清的模仿可口可乐的产品，而可口可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秘密配方）。1906年二月，伟利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纯粹食物与药品法”。议员们决定对它展开辩论。
碰巧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本书，促使参议院迅速通过了这个法案。《丛林》是一本揭露芝加哥的美国肉类加工产业内幕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阿普敦.辛克莱尔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书中详细地揭露了美国人吃的肉制品的真相，还披露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屠宰场满地跑的都是老鼠，工人把抓住的老鼠同牛肉一起直接扔进肉类处理机里。公众怒不可遏，“纯粹食物与药品法”在参议院顺顺利利地通过，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六月签署生效。
这对江湖假药产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多古柯制造商破产了：人们根本就不想喝什么振奋精力的补药，因为他们发现药瓶上写满了“毒药”这个词。一些厂家设法从配方里去掉可卡因，换上其他什么成分。另外一些厂家试图据理力争：安吉罗.马里亚尼于1906年声称马里亚尼葡萄酒里只含有“无限少的微量”可卡因，应该受到这项法律的豁免。他后来还辩解说，拿可卡因来代表古柯，就好像拿氢氰酸来代表桃子（氢氰酸是桃子上的小麻点中所含的毒素）。这是个空洞的比较，不过其实他说中了要害：把古柯产品同可卡因产品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没有对那些含有大量可卡因的专利药和那些只含有微量可卡因的药物区别对待。伟利真正的敌人不是可卡因本身，而是那些不诚实的药商，因为他们闭口不提自己的产品里含有可卡因。他说：“我们不关心数量——数量多少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他错了。那些立法者不明白的是，古柯叶子以及由其制成的滋补品相对无害，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伟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者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着数不清的其他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着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安吉罗.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在全国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伟利跑到一边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报纸和广播报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低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5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1)
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了。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出现了问题的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是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是“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离它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哈弥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代周刊》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州和市的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八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八十美分。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墨非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让我来指出“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的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汉普敦杂志》，1911年第一期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说“有报道说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的确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美国制药杂志》，1901年，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等，1988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换班给蒸气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七十个小时不停止。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亚祖河边上的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十一月28日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乔治亚州的华生上校——一个热切的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在《纽约论坛》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该死！他们连喝酒都不能让人放心。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华生上校接下来还说：
勿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纽约论坛》，1903年六月21日
华生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头几年急遽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姆MD——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下所作的报道。这是那种让你读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就意识到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的报道。读着他的文章，你就能在头脑里勾勒出他的形象来：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家伙，长着一部修剪得很整齐大胡子，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一个严肃的家伙，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这些闪烁其辞却又总是持续出现的谣言提到，吗啡和可卡因之类麻醉剂上瘾的现象正在成为加在某些地区的有色人种身上名副其实的诅咒。对这些所谓的情况进行的报道，有些读起来像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的作家所作的最狂野的想像。有关用可卡因寻欢作乐和“吸食可卡因派对”，后面跟上大宗谋杀案的故事似乎像是最低级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但就事实而言，许多这类报道一点都不“低级”。疯狂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密西西比州一次杀了九个人，北卡诺林纳州死了五个，田纳西州死了三个——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任何想像的色彩。既然这些令人憎恶的证据后面有精神病院，警察局，监狱和教养所的记录作证，我们只能坚信服用麻醉剂已经成为南线某些地区的种族威胁。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是的，威廉姆说：南方的麻醉剂上瘾情况比北方要严重五到十五倍。他们服用的是什么？可卡因。可卡因会让你怎么样？产生幻觉和妄想。它还造成使用者对无辜的路人进行危害生命的攻击。但是可卡因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作用：——
可卡因会产生其他几种情况，使得可卡因狂成为特别危险的罪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是暂时对强烈的攻击具有免疫力——即便受了致命的伤也不会倒下。子弹射进了身体的重要部位，会造成正常人当场死亡，却不能阻止“可卡因狂”——无法阻止他的向前冲或是削弱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威廉姆还引用了一位南方执法警官给他讲的一个案子作为例子。这个警官是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的警察局长利尔里，他曾经试图逮捕一个“杀气腾腾到处跑”但“迄今为止没有造成伤害的黑人”。然而，因为可卡因，事情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当英勇的利尔里局长通知这个可卡因狂他被逮捕的时候，这个人拔出了刀向他袭击，刺中了他的肩膀。利尔里马上作出反应：
（利尔里）拔出左轮手枪，把枪口放在这个黑人的心口上开了枪——“想要一枪毙命”——但是这一枪连让这个人晃一下都没有。第二枪穿透胳膊击中了胸部，也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没能拦住黑人或是阻止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利尔里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最后不再浪费宝贵的子弹，把手枪装进皮套里，拿起大棒把这个人打死了——显然这是唯一具有他想要的效果的工具。他被自己刚刚杀死的这个“黑人可卡因狂”的超人力量吓坏了，马上跑回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确保自己安全的事情是：给自己找只更大型号的枪。整个南部的执法警官都换了枪支。
这个故事令人恐惧，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威廉姆还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让人警觉的事实：
射击的准确性不受可卡因的影响——实际上可能还提高了这种准确性——阿西维尔附近的“可卡因黑人”让五个人当场毙命，每个人只用了一发子弹，我相信，这个记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怀疑近几年是否有人能跟得上这种射击记录——可卡因使用者的这种致命的准确已经成为南方警界不证自明的公理。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超人般的黑人，子弹打不死，无法超越的枪法？报刊文章上的“不证自明”这个词？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垃圾？要想知道相信麻醉剂骗局有多容易，只需要回忆一下PCP（即苯环已哌啶，或是称为“天使尘”）的情况就行了。这种非法麻醉剂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有关PCP服用者的故事，说他们在药物作用下疯狂起来，可以完成不可能的壮举，如举起小汽车，肉身穿越砖墙而过，还有——对，——中弹后不死。在这类道听途说的基础上，PC——P一种医治牲畜的麻醉剂，一般会让人躺下来咯咯笑——被美国众议院于1978年归类为“人类所了解的最危险的隐患最大的麻醉剂之一”和“今天的街上最具杀伤力的麻醉剂”。一位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宣布PCP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年匆忙召集的一个人种学研究人员被这种药给弄糊涂了：即便是在模拟试验中要求大量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人相互袭击，也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天使尘》，HW费尔德曼（编），1979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6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2)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的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是不是很吃惊，这种吓人的故事是这种情形造成的？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我不责怪他们。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普通。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对这种麻醉剂不利的最早的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属实，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是医学方面有某种可疑的经历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的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都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引自《美国疾病》，大卫.穆斯托，1973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着两个关键的方面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的吗？哈弥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途用量的十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药——也许比其他任何麻醉剂都更加频繁地——被那些贩卖白人奴隶的人用来令年轻姑娘堕落，而且一旦养成了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习惯，这些女孩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沦落到妓女的行列里去。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从性和可卡因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达到最具爆炸性的组合：性，可卡因和黑人。莱特（他因为“发现”脚气是一种细菌感染而出名；后来证明得脚气不过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于1910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说“可卡因直接刺激南部和美国其他地区黑人犯强奸罪”。
这个恐怖故事还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大多数南方白人女子遭受的袭击都是黑人狂热迷恋可卡因造成的直接后果。
——文学摘要，1914年，引自《可卡因》，阿西雷，1975
黑人男子与白种女人发生关系？这足以使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美国人冲出去把自己的手枪换成大口径的。所有这些垃圾都是从哪儿来的？真的发生过嗜可卡因如命的黑人对白种女人进行性攻击的事件吗？
耶鲁大学的大卫.穆斯托博士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麻醉剂立法史的权威，他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华生上校声称的南部的精神病院和监狱都“住满”了瘾君子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穆斯托博士引用的是乔治亚州的刑事机构所做的调查资料，该资料揭示的真实情况是，在2，100个被关押的黑人中，总共有——注意看——两个人是可卡因瘾君子。与威廉姆和莱特的报告相反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卡因犯罪高潮。其实可卡因和麻醉剂上瘾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很方便地解释南方的高犯罪率的方法而已，为南方的执法部门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穆斯托还指出，可卡因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碰巧同南方的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还伴随着大量的种族主义犯罪和私刑——相吻合。可卡因是个很方便的替罪羊。此外，正如2000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向我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反对服用可卡因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权力针对宪法里没有专门列出的任何事情通过相关的联邦立法。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权力。“因而联邦政府权力一直很小，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干预南方的作法，例如，取消黑人的选举权的作法”，穆斯托说。“在南方，人们强烈反对制定联邦法律来控制地方医疗服务行业。因为一旦制定此类法令并为宪法所许可，那就为选举人权力立法开辟了道路。”
政府里的鹰派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满意。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作法便是，制造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境来，好吓得南方人要求他们插手进来。一旦南方要求北方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一只脚就踏进了门里——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可以一帆风顺地插手南方事务了。“政府的一个方法，”穆斯托总结说，“就是让南方人对供应南方黑人可卡因的北方制药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黑人会对南方的白人实施暴力行为。如果让他们足够担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通过控制可卡因销售的联邦立法。
把滥用毒品同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鸦片已经同东方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开始有谣言四处蔓延，说中国男人拿大麻来诱奸白种女人的时候，东方人就尤其遭受了斥责。大麻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遭到禁止，因为有报道说墨西哥人服用大麻。这些大汗淋漓的拉丁美洲人不光吸毒，而且还——猜猜看——他们也同白种女人搞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玷污纯洁的白种女人的概念总能煽动人们义愤填膺，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反对服用麻醉剂的战士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滥用可卡因同黑人和白种女人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少数民族同白种女人交往的景象打中了美国社会的心脏——这个国家的血脉。
这种策略的效果是不容否认的：二战前被用来激起中欧人对犹太人的憎恨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肮脏的外国人诱奸本土女人，污染了未来数代的血统。反犹太主义在美国的可卡因立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纽约时代周刊》1908年刊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质问所有这些可卡因是从哪儿来的。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人把像这样的麻醉剂卖给了黑人？还有，到底是谁在购买销售两面交易发大财不讲一点道德的？你知道的：“无需怀疑，南方的每一个犹太小贩都随身带着这东西”。也许很幸运的是，还没等麻醉剂立法者的这种扭曲的倾向性进一步有所发展，一个人人都原因憎恨的天敌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可卡因上瘾的问题被归罪于“德国”的可卡因走私者。这些德国杂种没有什么下贱的事干不出来的。
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瞎话恰恰折射出上个世纪末的种族主义瞎话。当可卡因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再次出现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精英人士使用（因为它的售价太高）。然而价格一降下来，它也失去了惟我独尊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它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国家问题，那些一开始使用它的人——那些富人，有魅力的人——马上就不用它了。相应之下，可卡因的地位降得越来越低，直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生产出了一种廉价又方便的人人都买得起的可卡因。这就是提纯可卡因。
今天，人们把犯罪高潮，各种各样的性犯罪和美国内部城市的瓦解都归咎于提纯可卡因。然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根子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的根子是种族问题。实际情况是，如果富有的，微笑着的，长着一口完美的牙齿和漂亮的头发，有着好工作的白人吸食可卡因，就不代表它对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提纯可卡因——不幸的，穷困的，失业的黑人吸食的东西——就代表对社会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一百年前北美地方偏见的高涨被人利用，当作推动力来驱使可卡因立法的马车开动起来。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偏见在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把麻醉剂同疾病，麻醉剂同犯罪，麻醉剂同性，麻醉剂同暴力，最终把麻醉剂同黑人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为写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再发现的那样，麻醉剂在今天正如一百年前那样同样是种族问题。不相信？那你就到布里克斯顿走一走，碰到开着宝马车的黑人，你就问问离你最近的过路的白人，问他怎么看待那个人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买得起宝马车。如果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直接说“他贩毒”，至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麻醉剂很危险，还具有破坏性；少数民族被视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这二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还有犯罪？过去75年来美国所有的犯罪行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归咎于麻醉剂，因为麻醉剂是一个没有能力责备自己的社会最方便的替罪羊。即便该解释这些麻醉剂为什么会存在的时候，该责备的仍然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该责备种植这东西的外国供应商。在美国没有坏人——只有受害人。
可卡因偷走美国女人的贞操还不够，显然还在掠夺美国儿童的天真。《汉普敦杂志》报道说有才刚刚八岁的孩子服用可卡因。1907年一月的《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警方追捕男孩可卡因吸食者”报道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不知道在城那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纯可卡因，于是服用一种高效鼻烟药对可卡因上了瘾。他每次买上一盎司，带到学校卖给朋友来维持自己的药瘾。他上瘾上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妈妈说，他放学回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她只好打得他“满地打滚”好让他清醒起来。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7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3)
与此同时，哈威.伟利本人也披露了一些非常卑鄙的，只有“犹太小贩”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来：可爱的小贩在学校操场外面把可卡因卖给孩子，为了让他们尽快上瘾，就免费让他们品尝头几剂可卡因。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对事件的注解——是真是假还值得怀疑——这向公众证明了麻醉剂和服用麻醉剂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无法形容的邪恶。这里，可卡因再一次击中了美国的血脉——这个国家自己的未来。击中了美国人的心脏。同样，这个印象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伟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到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次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作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把除去了他们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来给产品调味。古柯运到新泽西（后面还要讲到它）的梅伍德那儿的夏佛生物碱工厂，除去里面的可卡因成分，留下浆状的古柯叶子来调味。伟利对这还不满足：他想要彻底禁止这种饮料。他对这家公司发动了一场长期战争，最终设法让美国陆军在1907年禁止了可口可乐，理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可卡因，而且含的酒精量同啤酒一样多。军方后来认识到他在撒谎，便推翻了这项禁令，但是伟利还是不愿放弃。1909年他没收了四十大桶和二十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还试图以产品里含有毒素（咖啡因）和虚假表现产品特点（里面不含可卡因）的罪名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案子于1911年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庭审理，一连串的政府方面的证人竭尽全力劝说法官相信可口可乐对社会是个危险。
伟利笼络的那些科学家出示了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可口可乐令男孩子手淫的报道，另外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亨利.赫德.鲁兹比本人的叙述（自从他尝试了美国南方市场后意见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证明说自己知道可口可乐糖浆有毒，因为他给一只兔子的肺里灌满了这种糖浆，兔子神秘地倒地死去了。除了双方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伟利已经是大失人心，因为他认为，和咖啡因一样，糖精也应该被禁止。他为了这件事接近罗斯福总统，有一段时间一直给总统讲禁止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的必要性，闹得总统乐不可支。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本人是个大糖精迷，每天都要在咖啡里加上点——“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傻瓜”，他说。哎哟。伟利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912年他被解雇。不出所料，他继续作战。他的可口可乐的案子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律之战后最后在1917年告终。尽管实际上什么都证明不了，可口可乐还是同意减少饮料里的咖啡因。
尽管伟利有关食物和药物上瘾物质的悲哀的呼吁方向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对可卡因上瘾问题采取措施。紧随其后的完全禁止麻醉剂的行动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人们通过了1919年的“沃尔斯特法案”——这就是禁酒令时代的黎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还导致了犯罪集团的产生，这种集团先是非法贩卖酒精饮品后来贩卖麻醉剂来绕过禁酒令。此类犯罪集团在麻醉剂和酒精饮料方面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但他们最终要为多年后可卡因的再度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对可卡因却几乎不关心。到1900年的时候，可卡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药物，常常同女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出于某种原因，可卡因总是拥有很多的女性追随者，它现在的各种街头名字也许正是因此而产生：夫人，白夫人，白衣女人，姑娘等等。一百年前，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演员和妓女，她们服用可卡因是为了支撑他们完成晚间的表演（这简直是今天情况的很有意思的排演，因为现在妓女最常见的形象就是为了维持毒瘾而走向街头的人）。可卡因在上层社会还同“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些被认为非常虚弱而且情绪化的人——联系了起来。1901年《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还大大强化了可卡因的这种柔弱形象，文章称可卡因“在伦敦牢牢地站稳了脚，不是在一般人当中，而是在最聪明的人中”。这篇文章还保证说吸食可卡因一直是“一种贵族化的罪恶”。
我们可以在此假设，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可卡因首先袭击的是医生和牙医这个社会层次，因为他们对它早有耳闻，很容易就能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们买得起。最先付出代价的也是医生：《药剂师》杂志1901年的一篇文章显然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它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创造出的所有的恐怖事物中，吸食可卡因也许是最糟糕的一个”。然而在他们这一层次之外，可卡因是游戏：在这一阶段，尽管已经有人指出可卡因显然是个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习惯，还是根本没有人关注它。
英国对立法反对致人上瘾的药物的事情不太热心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对中国出售鸦片的交易中赚了数量巨大的钱。印度帝国的全部金融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是从麻醉剂贸易而来——这项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英国人为了保护这项利益不惜与1856年对中国开战。
因此，当美国人建议禁止鸦片贸易时，英国人并不热心。1909年美国在上海组织了第一届全球禁止服用麻醉剂大会，试图劝说其他国家禁止远东鸦片贸易。英国没有提到要停止自己的麻醉剂贸易，但也不想看起来太恶劣。因此，在经历大量的辩论之后，他们同意出席会议，但是他们在会上围着美国代表绕圈子，确保各国不会对任何重要事情达成一致。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晕头转向的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得到其他十三个出席国的认可，同意削减并最终停止“与不文明民族”的鸦片贸易。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办成。美国小分队说，各国一致通过了九项决议。事实上一项也没有通过。不过，就连英国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迟早必须面对鸦片贸易的问题。但是该怎样拖延这一决定？美国人已经决定还要再开一次会，这次是在海牙。英国人坐了下来，开始泡制新的拖延策略。
海牙会议在1911年举行，尽管英国人设法避免对有关减少鸦片贸易作出任何严格的承诺，美国人还是逼得他们同意，减少鸦片贸易也许是必要的。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英国强烈反悔前面的协议。一开始他们宣布说这次会议应该眼光放远点，不光要讨论鸦片问题，还要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直到今天也没有谁敢肯定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对全球毒品交易很实事求是吧。但是也有人指出，他们了解德国（美国毒品谈判中的盟友）当时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所以知道这种作法一定会制造出麻烦来。果真如此。为了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德国必须向大会提交其可卡因生产的所有细节。但是德国人不想把自己在全球毒品贸易中的商业利益暴露给竞争对手。再一次，一切都要往后延期。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说，海牙会议是“为隐藏完全的失败——挽回面子”。
然而，美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阻拦得了的，他们又组织了一次会议。这第三次会议上——还是在海牙——各国最终同意所有与会国家都尽量减少危险麻醉品贸易，目的是最终完全停止这方面的交易。所有危险麻醉剂从此都应该受到限制，只能用作纯粹的医学用途。这下美国人高兴极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认可这项协议。这能有多困难？
这次会议于1914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式结束。三天后，斐迪南大公被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蓦地一下子，人人关心的都是相互残杀而不是相互拯救，国际禁毒努力搁浅了。
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才真正将可卡因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来。伦敦是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度过长长的周末假期的第一地点，但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对旅游景点不感兴趣。他们想喝酒。令人毫不吃惊的是，伦敦西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酒吧活跃了起来：注入这里的是金钱，故事，显然还有无限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留到以后再花。
当局意识到伦敦西区中心所发生的情况后，对勇敢的英国小伙子的健康非常担心，认为他们是在堕落。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我们的战争英雄。此外，当他们开往前线的时候，他们也许会遭受宿醉的痛苦，无法正常作战。非法俱乐部遭到警方突袭并被关闭，妓女被包围逮捕。一项完全禁酒的禁令也被提了出来。当时差一点实施了全面禁令，不过还是规定酒吧和餐馆夜晚九点半必须关门，下午也不许营业，以阻止有人酗酒——这个习惯在整个英国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王宣布说他和皇室成员在战争期间完全禁酒。
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可是决不会效仿他的。他们要喝酒，喝很多的酒。他们夜晚九点半以后也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这么办——就到那些警方想关闭的廉价的地下场所去。酒还是很贵，那儿还有可卡因：他们既然已经违反法律夜晚在外面逗留，那么来上一小点能让你熬上一夜还感觉很不错的粉末又有什么害处呢？饮酒俱乐部的秘密的性质特别适合进行毒品交易：秘密，淫荡，无法无天，还有钱。《晚间新闻》报在1916年对这一新潮流做了报道：
我上一周提到，吸食鸦片的狂热正在渐渐增长，现在我看到其他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伦敦西区的波西米亚人一直听到一些有关现在发生的事情的黑暗的故事。但是更流行的是人们开始使用兴奋剂可卡因。它使用起来如此的容易——只需吸入鼻孔即可——前一天清洁工人在某个场所发现的女盥洗室里发现了满满两大桶扔掉的圆形的小纸盒——被遗弃的装可卡因的盒子。
夸科斯，《晚间新闻》，1916年一月三日
英国在1916年经历了它第一次真正的毒品恐慌。“有迹象表明，可卡因上瘾正在伦敦蔓延开来”，《晚间新闻》这样警告道。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要是我们的小伙子醉醺醺地从法国回来怎么办？刷地一下子，所有人都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新闻界有关可卡因的轰动新闻更是煽风点火。《每日年鉴》报道说，可卡因情况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恶化到“真正疯狂”的地步，《晚间新闻》认为，服用可卡因的作法正在“像野火一样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直到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仅次于酗酒的最常见的服用麻醉剂的形式”。其他媒体的报道甚至更加耸人听闻：
伦敦处在可卡因狂热的魔爪之中
“吸雪者”的秘密可卡因聚会
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伦敦沦落为这种麻醉剂瘾的受害者——今天的伦敦有着大量的在针头上跳舞的人（吗啡狂），兴奋剂狂，可卡因狂和其他对乙醚，海洛文[原文如此]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药物上瘾的人。不过，可卡因是最受欢迎的——
《裁判员》，1916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们前线的小伙子面临很大的威胁：必须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可怕药物的伤害。《泰晤士报》把可卡因称为是“比子弹还致命”的威胁（也许许多从前线回来的人宁可到可卡因那儿碰运气，也不愿找子弹：他们在可卡因这里的运气要好得多啊）。有报道说前线的战士在冲锋陷阵前会服用可卡因来镇定神经。法国方面报道说可卡因是早期飞行员特殊的心爱之物：
可卡因给服用它的一些空中斗士注入了冷静而清醒的兴奋感——兴奋剂中只有可卡因才能产生的这样的感觉——同时，它对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毫发无损。有人也许会说，可卡因令他们更加坚强，因为它摧毁了自己面临危险的想法。
引自伍兹，《危险的毒品》，1931年
许多飞行员在战斗中都服食可卡因，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其他军队肯定在服用它。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的士兵就特别偏爱这种麻醉剂：给这些晕头转向的士兵看病的是不合格的实习医生，他们干脆给士兵分发可卡因和吗啡。呆在格利勃利的仅有的几个合格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后来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接到命令，在一场极其严峻的进攻前把军队的可卡因供给发给士兵。据了解，英国人也在战场上使用可卡因：1915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药剂师塞沃依和摩尔（“国王的药剂师”）通过邮购方式出售医药用品，除了其他药物外，还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给前线朋友的一件有用的礼物”，广告这样汪汪地叫道。但是可卡因对军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泰晤士报》对此毫无疑问：
可卡因瘾：麻醉剂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对遭受神经紧张，承担艰苦工作的士兵来说，可卡因一旦用上了，就必定会变成可怕的诱惑。它会暂时消除他的不适，疲惫和焦虑情绪；会带给他虚假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它也会最终让他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士兵，和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泰晤士报》，1916年二月十二日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8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4)
对军队首领而言，可卡因对军队效率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1908年的一项法案已经覆盖了可卡因问题，将之列入“毒药”一类，这样一来可卡因就受到了某些规定的制约。军方决定严厉地强制执行这些规定。1916年初，许多药剂师因为没有合适的原由便出售可卡因而受到起诉。塞沃依和摩尔（因为他们邮购的可卡因）和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设在伦敦名叫哈罗德的百货公司都因为不遵守正确的规定出售可卡因而遭到起诉。但是，这也很难阻止这股潮流：俱乐部里服用的可卡因大部分来自于黑市，当时可卡因甚至不属于非法药物。
报道普遍是这样说的：英国军队里的可卡因瘾真正的根源在加拿大军队身上。尽管英国战前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只有在加拿大人——他们自己也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个习惯——给英国人演示了服用可卡因有多快乐之后，英国人才上了瘾。弗朗西丝.切斯特是个早期的瘾君子，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他1915年同军营一起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整个伦敦中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在沙夫蒂斯贝勒大道，藏在“伦敦风光”的明信片之间卖，五先令一包。问到的时候，小贩会告诉他“白雪”总是比吗啡卖得快。她称可卡因为“白雪”本身就显然说明她是从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那儿学来的——这个词在这些人中已经用得相当普遍。同样，另一个早期的瘾君子塞西尔.德.莱诺写道，可卡因在1915年的时候整个伦敦西区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他说，“从莱姆豪斯区到汉默史密斯区”一次卖给他一克可卡因——什么也不问——的药剂师，他至少认识有一打。
媒体把可卡因和鸦片描绘成狡猾的德国佬腐化英国战士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在1916年五月，对任何被抓住为军队人员提供麻醉剂的人，军方将对之实行一项特殊的威慑令：入狱六个月。但是，要保护英国军队的安全，光这是不够的，因此，在1916年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了《领域防务法案》（DORA）的第40B项，禁止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军方人员销售含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一的以可卡因和鸦片为基础的产品。这项规定最终变成1920年的危险药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禁毒立法的开始。
在DORA法案通过三个月后，一个委员会聚集在内务部调查可卡因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可卡因的问题和未登记的牙医的问题（伦敦有大约七千名无照经营的牙医；限制向他们销售可卡因会有效地让他们倒闭），但可卡因上瘾的问题似乎更加吸引人。包括首相斯坦雷.鲍尔文在内的委员会长时间地讨论了人们服用可卡因的原因，它作为春药可能产生的效果，和“放荡的女人”利用它来麻醉英国军人并抢夺他们的财物的可能性。尽管这里面存在大量的夸张（“以前服用可卡因的人为了得到可卡因连谋杀都干得出来”，英国加拿大军士报告说），大家还是普遍认为，可卡因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DORA是一项非常有效立法。
美国人自己最近已经制订了一项类似的立法。他们在可卡因上瘾方面已经比英国早了十年——哈瑞.安斯林格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麻醉剂专员，据他估计，美国有20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加拿大制药杂志》估计的数字还要高——有六百万人。因此，美国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禁毒立法，规定所有威胁麻醉品必须只能由合格的人员管理，这些人必须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没有正确文件的情况下企图销售麻醉剂的，要受到长达五年监禁的或是2，000美元的罚款的惩罚。对销售可卡因所作的判决最终提高的1922年的5，000美金罚款或是十年监禁——比销售海洛因的量刑要高。
一战结束的时候，人们真正开始试图削减全球可卡因的消费量。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世界最大一个的可卡因生产国德国被命令必须服从海牙公约的协定。可是这对约束英国的可卡因使用情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刚刚从战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能找到的可卡因的地方是伦敦：在西区，聚会永远开个不停，这里是毒品文化形成立足之地的理想场所。年轻又聪明的人群更是巴之不得在肮脏，常常还是非法的私人饮酒俱乐部逗留，他们在那儿肯定会接触到伦敦的黑社会。这是进行毒品实验最成熟的环境。尽管现在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是违法的，饮酒俱乐部里的厉害人物还是一定能接触到可以搞到些可卡因的人——如果价格出得合适的话。对许许多多有钱的年轻男子和女人而言，情况往往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它人为造成的高价，可卡因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专业人士服用。《每日邮报》是这样说的：
可卡因聚会早就已经成为伦敦西区的专业阶层的某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特色。它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尽管有法律限制，现在还是非常活跃——在伦敦的一些房子和公寓里，男人和女人，高级律师，政客，女演员，音乐厅里的艺术家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吸食几剂可卡因，享受一夜狂欢。
《每日邮报》，1918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卡因仍然保持着它作为女人的麻醉剂的形象。在一系列涉及几个著名女演员服药过量的耸人听闻的案子发生后，它上了报纸的头条。这些案子中最出名的，就是伦敦家喻户晓的舞女比莉.嘉尔顿在1918年十一月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可卡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给她提供可卡因的一个叫雷吉.德.沃勒的纨绔子弟因杀人罪受到审判。这个案子在十二月大部分时候和来年一月让读者大为着迷。
女人作为可卡因魔爪的主要受害者的形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后还同美国人的一切归咎于“外国”的毒品贩子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据揭露，这些外国人的动机还是与性有关。既然英国没有什么黑人，那罪魁祸首肯定要么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刚刚才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战争），要么是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国移民吸毒——难道一天到晚躲在肮脏的小房子里抽鸦片的不是中国人吗？谣言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开洗衣店和餐馆，引诱年轻的英国姑娘吸毒，以便利用她们来实施他们不正常的东方式的性行为。这些姑娘一旦对可卡因上了瘾，就无法拒绝任何事情。当这些邪恶的中国人招募到足够的人后，就把她们拐到海上去，显然是拐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被上帝抛弃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很合适），在那儿被卖作了奴隶。各个报纸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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