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骄傲地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做过”的试验。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与此同时，美国的医学新闻界还报道了人们成功地把可卡因运用在尿道手术，切除向内生长的脚趾甲，牙科手术，妇科切除手术，甚至在‘用电解法去除一位女士上唇长的多余的毛发’的手术中。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对可卡因的非外科手术用途的报道中还可以找到其减轻男人性无能，和治疗女人手淫和色情狂的报道。
克莱弗兰德的一位医生声称用可卡因治好了两例耳鸣患者。《纽约时代周刊》报道说：可卡因在纽约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治疗枯草热，粘膜炎和牙疼，现在还在试验用它来治疗晕船——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可卡因能够治疗我们所听说过的最厉害的伤风头疼病”。
其他的报纸也都同样热情洋溢，尤其推崇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可卡因也许能够渐渐使得酗酒者和吗啡瘾君子戒掉酒瘾或是药瘾。
《波士顿医学杂志》报道说：“适量使用古柯不仅有益健康而且大有裨益”。《治疗学学报》评论说“无论有没有鸦片瘾，人们都感到想要尝试一下古柯。情绪低落时用上点无害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神经学协会得知就连“一个抑郁寡欢，沉默寡言的病人，背负最深沉的哀痛或是悲伤的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也会停止抽泣，高兴起来。制药公司纷纷开始推销可卡因药物，来治疗各种各样从晕船到枯草热的疾病和不适——有糖剂，有香烟，有止咳药，有感冒药；可卡因的应用范围没有任何局限性。
正如医学报告指出的那样，到1884年下半年的时候，再没有任何人对可卡因对身体神奇的滋补作用抱有任何的怀疑。可是究竟为什么这种药物会有这样的疗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数的试验新手知道这种解释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所以也并不费心去琢磨这种药究竟在干什么，或是怎么干的。甚至连弗洛伊德和曼泰加扎这样的先行者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科学要开始撬开可卡因神奇魅力的秘密，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
在新泽西的布鲁克黑文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同弗洛伊德他们一样致力于可卡因研究的人。诺拉.弗可夫博士是个身材娇小的美国人，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讲起话来速度足有一小时一百英里，是世界上一个精英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可卡因对人类大脑的作用。她过去的十七年来的研究使得她对这种药物的“犯罪手法”有独特的见解，现在她已经达到的高度是，她实际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十九世纪末可卡因会令大家感觉非常美妙。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可卡因会让人这么快乐。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4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3)
在纽约城东六十五公里的地方，弗可夫二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给志愿者服用可卡因。我们在她的办公室例坐下来后，她告诉了我自己是怎么研究上可卡因的。事情还要追溯到1984年她还在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接诊了许多呈献出可卡因兴奋状态的病人，我们还在急诊室见到几个病人——这种情况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从开始进行第一次研究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过量使用可卡因的人的大脑会出现严重的变化。他们的大脑非常混乱。”
弗可夫在这一阶段寻找的不是可卡因在大脑里的作用机制，而是要找到证据证明这种药物对上瘾的人的大脑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她发现严重的瘾君子常常呈献出类似中风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包括面部某些区域瘫痪。弗可夫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可卡因造成血管收缩——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用作有效的局部麻醉剂的一个因素，因为血管收缩可以减少手术部位的出血——从而造成大脑内供血不足。
“血管的直径大小在调节大脑血流量方面非常重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脑对氧气非常敏感”，她这样解释道，“因此实际情况是，可卡因造成了血管收缩，而血管一旦收缩，紧接着就会造成血液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人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是这只是个开始。比她的实际结论还要重要的，便是她在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在她寻求证明可卡因在服用者身上会产生类似中风症状的的过程中，弗可夫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方法：她拍下了人的大脑在可卡因作用下的照片。给人类的大脑拍照，这在弗洛伊德的时代需要把人头顶削去，所以我们也没法责备他没想到这个主意。给大脑拍照而不干扰其正常活动，需要有一台非常特殊——也非常昂贵——的名叫PET（即正子放射型电脑断层摄影）扫描仪的照相机。
PET有点像一种警方行动：给被窃车辆安装一个定位发射仪来监控其所在位置。将特定的分子同一台放射性发射器（正电子源，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连接，然后再注射到人体内。当这些分子通过血流进入大脑的时候，带了标签的这些分子会发射出自动导引的信号，扫描仪便把这些发射的信号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了一系列的图片来表明这些特定的分子在任何既定时间所到达的位置。你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加标签，然后就可以观察它是如何经过大脑的。
弗可夫一开始是给水加标签，把氧分子改成是O15。接着就开始摆弄使用可卡因过程中可能参与进来的分子：葡萄糖，后来就是可卡因本身了。她的工作第一次具体地演示了可卡因在人的大脑内运行的方式。弗可夫说，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负责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
电路是通过机械的转换来进行物理连接，就像铁路上有许多个连接点一样。然而大脑却没有可以移动的部位。相反，大脑的电路连接靠的是通过化学方式相互交流的连锁线路：当细胞A想同细胞B连接的时候，它不是在物理意义上接触B，而是释放出神经传递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几乎同一时间就可以被细胞B接收，产生新的信号，信息就这样一环一环接替传递下去。这些神经传递物质中的一种就是多巴胺，它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好的关键。
在大脑的边缘区域——控制情感的区域——可以找到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区域发生进化是因为它对诸如人之类的动物非常重要，可以使其能够进行某些物种繁殖行为（性交，进食），相比之下的某些其他非物种繁殖行为则是诸如跳下悬崖，把肢体插入脱粒机里等等之类的动作。多巴胺就是那种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事情同物种繁殖相关的物质，它在身体里所产生的反应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多巴胺通过打通快乐线路来让你感觉很好。不仅仅是很好：让你感觉好极了。因此多巴胺对可卡因让人感觉很好的方式负责
事实上，在合适的位置上有更多的多巴胺就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尽管人们各有各的口味，某些物质似乎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人的多巴胺值。巧克力，大热天喝上一杯冰冻啤酒，或是洗个热水澡，这些都能提高你的多巴胺值。不过，这些刺激物产生的快乐总是非常短命，因为多巴胺刚一产生，马上就被一扫而光，吸收起来以备下次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块巧克力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却不能让你整个下午都感觉棒极了。大脑提供的多巴胺只够让你知道这是件乐事，接着就开始把它吸收殆尽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方法可以人为地大大提供你的多巴胺值：通过药物。吸上几支大麻香烟后再吃巧克力，味道会好极了，这是因为大麻提高了多巴胺的分泌，所以吃巧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多巴胺在那儿。诸如鸦片之类药劲儿更强的药物，可以强行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涌向大脑的快乐中心——从而产生强烈的快感。
但是可卡因比这些东西都要机灵。可卡因并不仅仅是提高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而是阻止大脑对多巴胺的再吸收。它找到一种叫作“多巴胺搬运工”的分子，把它捆绑起来，使之无法起作用，从而阻止多巴胺的再吸收。随着更多可卡因的摄入，更多的多巴胺搬运工忙碌起来，也就有更少的多巴胺被再吸收，因此就有更多的多巴胺再你的快乐线路上游荡——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弗可夫是第一个在她的PET扫描仪上目睹这一运动过程的人。她指出，可卡因刺激下的多巴胺分泌的顶点刚好同正在服用可卡因的瘾君子所说的“欣快感”完全吻合。她还指出，可卡因服食者一般使用的可卡因剂量可以锁定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全部多巴胺再吸收区域。再猜猜看。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快活。
当然，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们现在正在别处忙活呢。
除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之外，人们最兴奋的莫过于它可以用来治疗鸦片和吗啡上瘾的潜力了。在美国，人们对用这种简单的药物来治疗麻醉品上瘾的想法极为激动，因为内战之后，数不清的士兵回到家乡时都染上了鸦片瘾（因而人们委婉地称有吗啡瘾的人是得了“从军病”）。当时对这种上瘾的人仅有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实行冷火鸡疗法（即突然完全停药），要么是下半辈子仍然当个瘾君子。因此，当1878年五月WH本特利医生在给《治疗学学报》的一封信中最早提出这个想法后，美国医学杂志上纷纷出现了一系列报道，建议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治疗吗啡上瘾。医生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也是其中之一。真的可行吗？本特利引用了四个用可卡因消除了鸦片瘾的例子，还补充说他还治愈了三个“酒鬼”。美国各地都有报告支持他的观点。
希望能测试出可卡因是否能够把瘾君子从吗啡身边拉开，亚特兰大的一个人有尤其充分的理由。这个名叫约翰S彭伯顿的中年药剂师是一名联邦战士，曾经参加了内战，然后在1869年当了药剂师。和他那一代的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也是个吗啡瘾君子。彭伯顿花了好多年时间泡制出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利的药物。除了骄傲地作为“BBB”（植物补血膏），“三效护肝片”，“全球之花止咳糖浆”和“印第安女王染发素”的发明者之外，还有一样发现可以让他声名远扬。
他在1880年也看到了有关用可卡因治疗吗啡上瘾的报道。他读过《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的登山冒险试验。他还注意到马里亚尼葡萄酒有多畅销。马里亚尼可是发财了：到这个时候他在纽约，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日内瓦都设立了销售中心。他甚至还在埃及设了办事处。彭伯顿开始对古柯进行试验，最终在当年晚些时候泡制出了他自己的马里亚尼葡萄酒，“法国古柯葡萄酒”（“理想的滋补品和兴奋剂”）。产品于1881年投放市场，彭伯顿很快就对一个记者吹嘘说“我相信我现在的产品比马里亚尼的产品要好得多”。
彭伯顿甚至还抄袭了马里亚尼的广告战术。他的广告告诉愿意上当受骗的人说世界上有2000名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喝“法国古柯葡萄酒”。他仍然在寻找治疗吗啡上瘾的药物，所以还用了这样的推销广告：“对那些不幸染上了吗啡瘾或是鸦片瘾，或是过分依赖酒精刺激的人而言，法国古柯葡萄酒证明是他们伟大的福音”。不过，法国古柯葡萄酒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麻烦。
18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亚特兰大投票通过禁酒令，决定从第二年的七月开始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这下可让彭伯顿搁了浅。法国古柯葡萄酒是不允许再生产了，他放弃了酒精，开始寻找新的成分来调配这种饮料的味道。他还决定给它换个名字。可是古柯酒里没了酒，又到哪儿去找个合适的名字呢？他的会计弗兰克.M—鲁滨逊建议说应该用它里面的两种主要刺激成分：古柯叶子和可乐果来命名。他灵机一动，决定改变可乐果的名字的拼法，好让这个名字在标签上看起来更加吸引人，这样，可口可乐诞生了。
广告上说这种饮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治疗药物”，是“一种理想的神经刺激物和滋补品”。可口可乐以糖浆的形式卖给给药剂师，销售时添上水装在六盎司大小的玻璃杯里卖。很快就发现可口可乐糖浆混上苏打水味道更好，这一点有助于提高它作为治疗药物的名声（嘶嘶直冒泡的饮料当时正流行，这些泡沫似乎让人回想起保健按摩来）。渐渐地，这种饮料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对彭伯顿而言，它流行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1891年他把可口可乐卖给了艾萨.葛瑞格.坎德勒。这个人以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他注意到药剂师比医生赚的钱要多的多。在这宗有史以来最精明的金融投资中，坎德勒花了2，300美元的好价钱买下了可口可乐的权力和配方。当他38年后去世的时候，这个总是想要比医生赚的多的医科学生身价高达五千万美金。
可口可乐的成功令四面八方兜售药物的骗子们茅塞顿开，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数目多得荒谬的模仿品：自行车可乐（专为自行车手准备的），“迈卡弗古柯葡萄酒”，“印加可乐”，“咖啡可乐”，“唐医生可乐”，“诺拉牌无麻醉剂美味可乐”，“爱德可乐”，“考斯可乐”，“芹菜可乐”，“尼科牌复方诚信可乐”，“坎佛特可乐精”，“匹兹堡可乐精”，“万尼可乐”，“洛克可乐”，“奎娜可乐”，“秘鲁古柯葡萄酒”，“萨普森医生牌可乐酒”，“萨克里弗和凯斯公司的牛肉，葡萄酒和可乐”，“兰波特公司蛋白脢酸铁古柯葡萄酒”，“玛尔丁牌可乐葡萄酒”，“里耶比格的古柯牛肉大补丸”，“可口可乐”等等，等等，等等。阿拉巴马洲伯明翰城的一家公司干脆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投放的产品为“麻醉剂可乐”。所有的产品都声称，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滋补品，还是作为治疗从抑郁和疲劳到“那些女性特有的精神紧张状态”的所有症状的药物，自己都有绝妙的功效。
既然可卡因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令鼻腔发干，人们于是认为它能够在治疗诸如枯草热和哮喘之类疾病引起的鼻窦不适方面有特殊的用途。许多这样的药剂都制成了鼻烟状——也许因此而导致通过鼻腔摄入可卡因的潮流。“塔克医生的特效药”，“阿兹玛牌膏药”，“瑞诺牌枯草热鼻粘膜炎药”，“尼奥复方达米阿那精”和“潘恩芹菜复方药剂”其实就是一些用于鼻腔的药粉，这些江湖药里起作用的成分根本就是可卡因。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美国拥有高达五万多种无处方药物、酊剂和药粉，直接向公众出售，所有这些药物里都含有能令人上瘾的麻醉剂成分。
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能在专利药物里买到：全世界都的药柜上都能买到各种浓度的可卡因水制剂和纯盐酸可卡因本身。第一家从事可卡因商业生产的工厂由德国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经营，1879年总共生产了50克。继考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直线上升，三个月的时间里从6马克一克一直涨到23马克一克。在美国，只有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生产可卡因，价格就更贵了，从2.50美元一克涨到了13美元一克。
这些公司刚一认识到这种无害的生物碱大有市场，就买上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从1881年到1884年，默克公司总共生产了1.4公斤的可卡因。1885年他们生产了30公斤。很快，更多的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可卡因，价格便开始下跌。接着下跌。从1885年的二月份到十月份，默克公司的价格从23美元一克直跌到1马克一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战打成了平手，价格跌到了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至于直接从柜台购买纯可卡因成为越来越平常的事情；在美国的一些州，酒吧招待员甚至为客人提供掺有可卡因的小杯威士忌。
可卡因看起来像是全世界医生的救世主。然而除了可以在外科手术中用作麻醉剂外，它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它只是让人片刻功夫感觉很不错罢了。还有一个问题，可不仅仅是让人担心而已。因为在可卡因群体的心中，情况变得有些不妙。
早在1885年一月的时候，就有开始有报道谈到可卡因的副作用——人们大为震惊，因为最初大家认为它是完全安全的。第一份报告谈到病人面部失去颜色，出冷汗，然后晕倒。接下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症状：病人完全昏厥过去，全身出现痉挛。似乎某些情况下使用可卡因很有可能造成中毒反应，情况还会十分严重。据说一个俄国医生为一个小姑娘做小手术前给她用了23滴可卡因溶液，结果她马上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个医生后来自杀了。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可卡因的药性也一定会有波动，使得人们对剂量的计算带有很大任意性，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太令人吃惊，不过有一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的那样：他亲眼目睹了这种药物是如何夺去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恩斯特.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生命。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恩斯特.布鲁克教授实验室的一名助手，是一个聪明，英俊，魅力超凡的医生，以个人魅力和能言善辩而出名。人人都喜欢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并且几乎成了他的门徒。他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是个最杰出的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教养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富有，接受过各种体育训练，神采奕奕的五官带有天才的印记，英俊，感情健康，多才多艺，对所有要紧的事都具有独具创意的判断，他一直是我的理想，我不和他成为朋友就无法安下心来，我从他的能力和名声里体会到纯粹的快乐。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5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4)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这位不同寻常的朋友的斯多葛哲学的时候，对他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几年前在一次试验时出了事故，结果造成手部感染，从而导致他右手拇指的一部分被切除，而这又引起手术部位长出了神经瘤——神经末端异常增生——这种情况会非常疼痛。尽管做了好几次切除手术，这些神经瘤还是不断繁殖，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疼。每做一次手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情况都会恶化一次。
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还是很快就疼得夜不能寐。深夜，当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会坐着读书度过凌晨的时光，靠研究数学来转移注意力。当自己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都研究光了时，他就开始研究物理学，而一旦物理问题也变得太容易，他就自学梵文。弗洛伊德把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一生描绘成“永无休止的疼痛和慢慢靠近死亡”的过程。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默默忍受着的痛苦并不是他唯一的秘密。
为了麻木疼痛，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给自己注射吗啡，而且很快就发现无法控制自己摄入的药量。等到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自拔地染上了毒瘾。弗洛伊德于1883年十月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给玛莎的一系列信件中记录下了这件事：
我非常悲伤地问他，所有这一切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说他的父母都视他为了不起的专家，只要他们活着，他就会坚持工作。一旦他们去世，他就会自杀，因为他认为自己也不可能支持多久——[两个星期后]他不是那种靠空洞的安慰的话就能接近的人。他的状态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令人绝望，你根本没办法反驳他。“我真受不了”，他说，“明明以前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更轻松，现在无论做什么却都要比别人多花上两倍的力气。我所忍受的痛苦，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忍受。”他补充道。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1884年四月的一天，弗洛伊德整夜未眠，照顾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他洗着暖洋洋的热水澡，却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弗洛伊德后来在信中说他无法描绘那天夜晚的情况，因为这和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就像是“奏响了每一个最深沉的绝望的音符”。可是就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他有了个主意。
弗洛伊德首先注意到可卡因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也看过本特利医生关于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君子的报道。他坚信可卡因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唯一的出路，是在两个星期后。当时他去他可怜的朋友的寓所看他，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家里却没有人应答。弗洛伊德把门砸开，发现他的朋友“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弗洛伊德建议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试试可卡因，绝望之下，他愿意试任何东西，“像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了可卡因”。效果似乎很神奇：反复服用几剂后，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吗啡摄入量渐渐下降。
弗洛伊德现在变成了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的支持者，开始在报纸和讲座中提到可卡因在这类病例中具有近乎神奇的功效，并推测说可能可卡因总有一天会清除所有的“醉鬼收容所”。他在来年向精神病学协会宣读的论文中谈到了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进行的可卡因疗法，说这个过程仅仅花了二十天的时间，还说“没有出现可卡因上瘾的情况；相反，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药物的反感。”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大为不妙起来。到1885年四月，距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第一次尝试可卡因一年的时候，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弗洛伊德后来才知道他每三个月要用掉价值1，800马克的可卡因——等于每天用上整整一克的可卡因——而且还是静脉注射。他开始出现可卡因中毒的症状。先是昏厥和痉挛一阵阵发作，接着是举止越来越古怪。很快就出现奇特的错觉：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被一个念头困扰住：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下面有昆虫和蛇在爬，于是花上很长时间把自己关起来，专心致志地想要把它们都抓出来（这些触觉幻想是可卡因中毒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因为它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才被发现——“可卡因虫”）。
卡尔.考勒也目睹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痛苦经历，他这样写道，“我同他一起度过不止一个夜晚，看着他在妄想之中把想像中的虫子从皮肤下挖出来”。到六月四日的时候，情况危险了顶点，弗洛伊德再次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度过了一个夜晚。他后来说这次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他立即写信给玛莎，警告她说他认为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染上了可卡因瘾，她在服用他寄给她的那些样品的时候要千万小心，以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在这么大的可卡因剂量的作用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经历的副作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吗啡的副作用还要严重得多——让他坚信自己必须得停止服药，可是他很奇怪地发现自己办不到。弗洛伊德无意之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现在不仅仅是服用可卡因：他又回到了吗啡身边，以很大剂量同时注射这两种药物。他发现——正如继他之后的许多人再次发现的那样——鸦片和可卡因可以混合得好极了，一种药物“升”恰好能抵消另一种的“降”。就化学意义而言，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在一脚猛踩汽车油门，一脚死死踩住煞车，他发明出了“速度球”，即极其危险的可卡因和吗啡（或是鸦片）混合的鸡尾酒，这东西在下个世纪一度非常流行——也是让喜剧明星约翰.贝鲁西于1982年丢掉性命的那种混合毒品。
弗洛伊德最终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他非常沮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写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身体对这种惩罚已经忍受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会——希望是在——六个月之内死去。其实他还要再忍受六年。弗洛伊德的后半生将一直把他悲剧性朋友的照片挂在书桌上方。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是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不过很快就有了其他人。开始有谣言流传说有可卡因瘾的人因为渴望可卡因而发疯。这些流言在医学界传播得很快，因为瘾君子们通常都是医生自己（药剂师和牙医也损失惨重）。记者们在医学杂志上相互交换有关可卡因的恐怖故事。一个报道里说一位医生在可卡因的影响下“发了疯”，在大街上被逮捕。另一则报道更是令人担忧——由布鲁克林的JB马迪森提供——“一个医生想要给病人开份处方，结果却写信要州长来送自己去坐牢”。可卡因似乎能让你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来。可卡因有危险的消息在英国由《英国医学杂志》披露出来，这家杂志还刊登了自己的故事警戒世人：
来自美国通讯员的报道：
可卡因在这个国家几乎被用在一切事情上；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治疗学宴会上的这朵甜美的玫瑰也长了苦涩的利刺。芝加哥的一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医生）由于急于想要研究出可卡因奇妙的特性，变成了一个瘾君子，还把自己和家庭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己服用可卡因不说，还给妻子和小孩吃，残忍地拿他们的身体来测试它的麻醉作用。他现在呆在救济院里，在那里他可能会很快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英国医学杂志》，1886年二月二日
整个美国的吗啡瘾君子都染上了可卡因瘾，而他们的医生由于以身试药也都上了瘾。可卡因瘾的浪潮席卷了美国的中上层社会。后来发现上可卡因瘾的人不仅仅有医生和牙医，还有他们的妻子。
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们不明白为什么可卡因会让自己感觉这么好，同样，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卡因会奴役自己。这时还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辩论，探讨可卡因究竟会不会有可能让人上瘾。这场辩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些顽固的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论点似乎很合理，因为可卡因不像海洛因，服用者停药后身体上并不会引发什么明显的症状；可卡因服用者也不需要像有鸦片瘾的人那样进行冷火鸡疗法。同样，尝试这种药的人中只有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会继续下去而出现问题。这可能同可卡因的价格有关：由于可卡因很贵，人们一般只在特殊场合才用它，其间用得又比较有节制，因此很难上瘾。然而，在可以买得起大量可卡因的人中间，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名人有可卡因问题，而我们认识的人中间却一个也没有）。当价格跌到人人都买得起的时候，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提纯可卡因那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卡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很稀罕——还很昂贵——稀罕到上瘾的情况真是非常少见。因此，医学界比较嬉皮的成员也许就得出结论说可卡因不会让人从身体上上瘾。他们勉强承认说，也许它会让人从心理上上瘾。不过要这么说，巧克力也会让人上瘾——让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上瘾。
为了人们不把这种让人上瘾的新物质的到来归咎于他，弗洛伊德为自己开脱时，用的也是这个观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可卡因的确是一种可以让人上瘾的药物。摆脱它魔爪的关键也正是赋予它魅力的那种分子。它就是多巴胺。在新泽西的布鲁海文，弗可夫博士解释了原因。
可卡因拦截大脑里的搬运工，提高与快乐相联系的区域里的多巴胺的浓度，因而会产生了强烈的阵阵快感。这就是常说的“上冲”感。然而，当可卡因最终从大脑系统退去，搬运工分子开始打扫多余的多巴胺的时候，快乐线路就停止了燃烧，欣快感便迅速消失。这就是常说的“崩溃”。由于“上冲”得如此猛烈，而紧接着就是“崩溃”，这一过程使得人情绪上发生更加深奥的变化。此外，因为你天然的多巴胺水平已经被耗尽了，现在你会感觉比用药前要更糟糕，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想要再次兴奋起来的欲望。如此一来，你便会进入科学家所说的“渴望”的状态。当然，唯一能够把你的多巴胺分泌量提高到先前的水平，好让你感觉好些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可卡因了。威廉.巴若福斯在《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中指出：“对可卡因的渴望会非常强烈。我会整日整日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药店接一个药店地拿着处方买可卡因。”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可卡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狂欢的模式中：服用可卡因，等它的药劲儿过去，渴望可卡因，接着服用更多的可卡因。这就像个反馈环：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好，所以你服得更多；药劲儿过去后剩下的多巴胺更少，所以你感觉很糟糕；所以你还得服可卡因好再次高兴起来。紧接着这一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药是一种兴奋剂，这就是说服可卡因的人做大多数事情都倾向于比平常要快，无论是说话还是吸烟。不幸的是，有一件事他们也比平常做得快：服用可卡因。所以问题不断升级。
动物研究给我们演示了这种狂欢模式的运行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试验，用的是两组老鼠，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可卡因，另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海洛因，两组老鼠都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两组都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药。不同之处在于，海洛因是一种镇定剂，老鼠吃了后就想睡觉，所以吃起来还有些节制。而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起的作用刚好相反。两天之内，海洛因一组的老鼠的行动就形成了规律：吃海洛因，睡觉，四处溜达溜达，进食，吃更多的海洛因，再回去睡觉。与此同时，可卡因一组的老鼠在吃可卡因。这就是它们的所有活动。可卡因不会让它们感觉想要睡觉或是吃饭。只是使它们感觉想要吃更多的可卡因。当它们最终筋疲力尽倒下来的时候，才会暂时停止吃药，但是刚一醒来，它们就马上又开始吃起可卡因来。试验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海洛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不过相比而言还算健康：他们还在正常地进食，清理毛皮，喝水。可卡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死了。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的测试方法，来确定某一种特定的药物让人上瘾的程度有多高。不过，常见的确定一种药物上瘾潜力的试验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训练它们撞击拉杆来获得小剂量的药物。一旦动物明白只要撞击拉杆就可以得到一点药物，吃了后会感觉非常好，它们撞击拉杆来得到药物的次数就会增加。动物学会了更加频繁地撞击拉杆，撞击的次数会再次增加。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动物觉得得到的药物抵不上撞击拉杆花的力气为止——这样试验者就知道动物为了得到该药物愿意花上多大的力气。
在这类药物的上瘾潜力的测试中，可卡因总是胜利者。最近有消息说，一次试验中的一只黑猩猩为了得到一点可卡因，竟然撞击拉杆一万三千次，只好最终放弃了试验。无可否认的是，兴奋剂通常会在这种测试中产生最令人惊奇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可卡因表现不凡。但是也不是非常好：一万三千次的撞击比其他人类已知药物作用下记录的撞击次数只不过高上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六。
另一次在密歇根大学进行的试验是让黑猩猩自由地获取可卡因。试验向人们展示了它们一旦明白怎么回事后，想要得到可卡因的心情迫切到什么程度。学会自己服用药剂后，黑猩猩马上对彼此和周围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视而不见，在五天的长长的狂欢中只是服用可卡因，连觉都不睡。到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它们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有些黑猩猩把自己的手指都咬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继续撞击可卡因拉杆。当发现它们显然宁可饿死也不愿放弃可卡因的时候，人们停止了试验。威廉.巴若福斯解释了这种感觉：
我们这时得到了一些C（可卡因）或是RX。把它注射到静脉里，孩子。你可以闻到它正在进来，你的鼻子和喉咙感觉清爽冰凉，接着一阵纯粹的快乐直冲向大脑，点燃了那些和C有关的区域——吗啡的快感体验在五脏六腑。打了一针以后你可以倾听自己的身体内部的快乐。但是C是穿越大脑的电流，C瘾是只有大脑参与的狂欢，不需要身体不需要感觉参与的快乐。受C控制的大脑就变成了“疯狂弹球游戏机”，在极度的电动兴奋下闪烁着红红蓝蓝的灯光——十分钟后，你还想再来一针。
《赤裸的午餐》，1959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6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5)
诺拉.弗可夫在布鲁克黑文镇发现了另一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这种可卡因引起的狂欢行为。她的PET对可卡因瘾君子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刚好位于在眼睛后面的大脑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前额脑区底部——出现了奇怪的异常现象。一般认为大脑的这个区域决定着刺激物的重要性：决定任何既定时刻某一刺激物有多重要。你饿的时候，食物拥有第一位的优先权。你不饿的时候，食物就会被忽视。大脑里的某个地方必须对所有类似刺激物的价值加以判断。你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就会不停地反复评价你目前的食物，将之按重要性先后排列，然后你吃饱了，它就会把优先权从“吃饭”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这样你就会停下来不吃了。可是如果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受到某种损伤，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破坏了大脑的这一区域”，弗可夫说，“那么你就会一直吃下去。你无法注意到食物的重要性已经改变了。那些大脑的这一区域遭到破坏的动物就是这样：它们就只是吃啊吃。”
前额脑区底部的功能紊乱一直都与诸如强迫症——身体无法控制地重复进行某种活动而无法停止下来——这样的情况相联系。弗可夫的研究表明，滥用可卡因会对这一区域造成损害，从而指明这种药物控制瘾君子的另一种方法。“如果你扰乱这一区域，就会看到自己是怎样陷入某些类似的情形之中，例如服药不再能够带来快乐，可还是戒不掉。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瘾君子们会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为了找快乐。”——你明白这种情况会变得有多危险。
弗可夫的研究最近又在可卡因瘾君子身上发现了一项更让人警觉的倾向。她通过给捆绑多巴胺搬运工的化学物质甲基芬尼定——就像可卡因一样——加上标签，用扫描仪给它摄像，设法测量出可卡因服用者相对于非瘾君子的可能的多巴胺值。结果令人担忧。可卡因服用者不光是服药后不久多巴胺值异常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会导致他们反复使用药剂），而且在上次服药三个月后，他们的多巴胺值还是异常低。可卡因通过人为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多巴胺水平，从而造成他们的身体的快乐系统因为使用过度而降低了敏感性。现在，其他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刺激物（如巧克力，咖啡，冰啤酒）都不再能够使得他们释放出从前那么多的多巴胺了。对于服用可卡因的人而言，一切事物能够带给他们的快乐都减少了。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更多的可卡因除外。
见过弗可夫几天之后，我碰巧遇上了另一位神经学家，哈佛大学的汉斯.布瑞特博士。和弗可夫一样，布瑞特也在给瘾君子们服用可卡因，可卡因劲儿上来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不过，和弗可夫不一样的是，他的扫描仪要大得多，名字叫“磁振造影仪”，可以拍下大脑内部活动的运动中的画面，而不仅仅是及时拍下一张张单独的照片。但是当时他对可卡因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的目标要大得多。布瑞特在动机情感神经科学中心工作，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在寻找神经学的圣盘：人类动机本身的根源。可卡因只是个起点。
在人类所有决定的中心，存在一个负责的系统，将我们遇到的一切事物按照简单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分类。布瑞特七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想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为此，他将志愿者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服用他认为能够促进强烈的动机反应发生的刺激物，然后监测他们大脑特定区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1993年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布瑞特决定寻找涉及习得和奖赏的神经线路。“我们正在映射人类的动机线路，”，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采取迅速却又卑鄙的方式，就是要看看牵扯到快乐本身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问，‘最有可能袭击这一系统的会是什么？劲儿最大的是什么？’可卡因。这是已知的最能让人上瘾的物质了”。
布瑞特召集了一批瘾君子，把他们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通过静脉注射可卡因，药性发作后，让他们每一分钟都按照“上冲”，“欣快感”，“崩溃”和“渴望”来给自己的感觉划分等级。一开始，想到他也许会把我也放进扫描仪里，也给我来上点可卡因，我很激动，不过很快改变了注意，因为我听到了这个剂量有多大：“我们给他们的是狂欢派对式的剂量，”他说着话，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是说，你和我——用上这么大的剂量，说不定马上就会得冠心病。”我那天不是特别想得冠心病，因此他告诉我说按规定他只能给登记在册的瘾君子注射可卡因，我也没觉得特别失望。
布瑞特从以前对动物的奖赏线路所做的试验中发现，他要找的是大脑边缘系统中的各种区域，即可卡因起作用时影响到那些区域。结果证明他的论断对极了。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可卡因快感消失时大脑的反应——并指出一些可以解释“上冲”感产生的原因的区域同样涉及产生“崩溃”的过程。布瑞特第一次成功地拍下了活动中的人类大脑奖赏结构的画面。下一步要用不同的刺激物来重复这个试验，看看可卡因试验中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同用其他奖赏试验的情况一样。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试验过赌博，吗啡和性吸引力，所有这些试验麻醉的都是大脑里的同一区域。
布瑞特发现的正是大脑接受感官刺激并决定该刺激是好是坏的机制。而可卡因的作用，便是影响这一机制。“涉及人类习得过程的就是这一大脑系统，基本上就是它在对我们说，“瞧，这种刺激非常讨厌；让我们知道它讨厌”，或是会说：“这种刺激很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它有益”，布瑞特说。“可卡因影响的恰好是这种习得信号——所以它强迫我们习得一种关于奖赏的新信号——非常强大的一种信号。”
他解释说，可卡因就是用这种方法劫持了大脑的动机系统。进行决定过程的整个等级结构被重新排序，诸如性和食物之类的传统奖赏方式被降格，可卡因被放在了最上层。要忘却这一结构也不容易。事实上这种忘却是在完全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这在许多试验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如果你不断给瘾君子可卡因，与此同时像布瑞特那样持续监控他们的多巴胺水平，就会很快发现奇怪的事情：他们的多巴胺值在注射可卡因之前就开始往上窜。由于可卡因以上述方式作用于动机系统，大脑不光记录下了可卡因带来的愉悦体验，还记录下了与这种体验有关的所有的感官信息。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瘾君子下意识地记住了表示可卡因马上就要到来的指示物并做出反应——甚至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也会做出反应。对他们而言，可卡因具有如此优先的地位，重要到想到与之相伴的众多的其他任何刺激物，他们的多巴胺系统马上就剧烈活动起来。如果那时还不给他们用药，他们的大脑就会引发对可卡因的可怕的渴望——事实上就是告诉他们这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在那儿，他们最好想想办法。
任何数量的暗示都会提醒大脑想到可卡因——从瘾君子常常买可卡因的街道拐角，到看起来有点像可卡因的一小堆白糖或是面粉——都能引发这种渴望。其他的奖赏不是这样。都不同于可卡因。
“巧克力就不是这样，”布瑞特说，“巧克力本身也许是一个奖赏性的刺激物；性也是，同某个人聊得很痛快也是。这些都是奖赏。但是这些奖赏都不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化学性质。”
关于多巴胺，弗可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每一次服这种药，它都会强行把越来越多的多巴胺塞入这一系统，大脑再三领会到这才是快乐的感觉。其他一切带来的快乐都被降低了。因此大脑一直不停地在重新进行安排，将其他令人愉悦的刺激物产生的正常反应抛开——不重视它们。整个大脑被重新改组。
如果布瑞特和弗可夫没弄错的话，可卡因的确从根本上——在超越有意意志的层次上——改变了人的大脑，那么传统的“道德”权威的声音——告诉人们不要再使用可卡因，要是他们不听，就威胁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认为“这是违法的”的观点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叫可卡因瘾君子不要使用可卡因，就像训练一条曾被打得半死的狗看见你扬起胳膊而不向后躲一样。服用可卡因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反应经过很长时间后是可以忘却的。只是不太容易。
布瑞特批评起那些把药物上瘾和缺少内部驱动力等同起来的人毫不留情，“持这样的观点的人会说，‘这同道德毅力有关’或是其他类似的话，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认为，用‘道德观念’和‘只要能说不’这样的话来谈论这件事的人，简直错得离谱。我差不多要说这种人就是白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让“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的观点见鬼去吧。
当然，对药物上瘾得出这些解释的科学同十九世纪晚期的那些走在前面的外科医生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用可卡因作实验而染上了毒瘾。此外，承认染上药瘾是件很令人尴尬的事，许多上瘾的病例无论如何都被迅速隐瞒了起来。其实，他们掩盖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私人日记泄露给新闻界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一宗病例才在一个世纪之后暴露出来。
奥斯勒是剑桥大学的高级医学教授，1919年去世时把自己所有珍贵的医学藏书都遗赠给了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他的藏书里有一个皮面装订的小册子，用一把小巧玲珑的银钥匙锁着，看上去也没有书名。奥斯勒称这本书为“历史的秘密”，并告诉他的图书馆理员威廉.弗朗西丝说，书里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能公开。这本书由奥斯勒本人亲笔写成，记录的是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基金会的内幕，里面还包括令人大为震惊叙述，讲述的是该基金会四个创始人之一，“现代外科之父”的威廉.霍斯德医生的亲身经历。
霍斯德也许是他这一时代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是全体美国人的英雄。他曾是耶鲁大学足球队队长，1870年开始行医，非常有名气，1889年一群赞助人决定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便聘请了他和奥斯勒来领导外科。接下来的三十年中，这两个外科医生一起奋斗在外科领域的最前沿，直到今天，霍斯德还因为最先提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橡胶手套而为人们所怀念。
他于1884年23岁的时候成名，因为他当时发明了神经阻断麻醉法，这种方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将可卡因注射到神经细胞周围的区域，使得沿着这条神经的部位产生局部麻醉。卡尔.考勒发现可卡因可以用作局部麻醉剂，但只是用在眼部，嘴部和鼻腔内部的粘隔膜部位；运用神经阻断术，霍斯德可以将可卡因用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然而，他在完善神经阻断术过程中染上了毒瘾（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到1886年的时候，他的毒瘾大到一天需要两克可卡因，状态也差到不得不完全放弃行医。紧接着，他神秘地失踪了。
实际情况是，他的一个朋友威廉.威尔奇绑架了他。这位朋友租了艘帆船，雇好了船员，把他放在了船上，强迫他踏上前往迎风岛的旅途，试图治愈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六个月后回来时，他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正如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才华横溢，性格开朗外向的他似乎不再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了”。他住进了罗德岛州的巴特勒医院，试图完成他的戒毒过程再干干净净地出来。可是，等到他1889年住进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很奇怪地改变了许多”。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
然而，这个带着银钥匙的皮面的小册子会揭开这一切的真相。尽管按要求图书馆理员必须等到1989年才能公布书的内容，他还是在1958年就决定出版它，因为书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他自己第二年也去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最终于1969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奥斯勒在书中写到1893年前后的事情时披露说，霍斯德设法治疗自己可卡因瘾的方法，不过是用另一种麻醉剂：吗啡来替换可卡因。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从吗啡转移到可卡因，霍斯德从可卡因转移到了吗啡。正是吗啡和可卡因的混合物改变了他的性格。
奥斯勒还揭示了更深层的情况：大约1890年的某个时候，他注意到霍斯德出现严重的战栗，马上意识到他其实已经染上了吗啡瘾。在他的追问下，霍斯德承认了一切。他说，戒掉可卡因瘾太难了，他还发现要摆脱掉吗啡瘾也简直不可能，一天最少也得三克。威廉.霍斯德也许是他同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后半生一直没能摆脱掉毒瘾。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在自己身上作实验——给神经注射可卡因——的过程中，可怜的豪尔和我另外两个助手也都染上了可卡因瘾。他们至死也都没能恢复过来——”
整个美国出现了众多的药物上瘾的病例，这要归咎于可卡因治疗吗啡瘾有效的传言。然而，就像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例子那样，用可卡因治疗吗啡瘾只不过是暂时拿一种让人上瘾的药来替换另一种，结果常常是受害者对两种药物都产生极大的需求量。
但是这种谣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像我们今天听起来那么愚蠢。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对药物对身体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们知道吗啡是一种强效镇定剂，而可卡因是效力同样强大的兴奋剂。于是人们就推测，后者的刺激作用也许可以抵消前者的镇定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类似的误导性的理论导致了为有海洛因瘾的人注射安非他明的作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都要品尝一下非法的“安非他明”的滋味）。很容易犯的错误，你也许会这么想。但是这真的是个错误吗？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7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6)
1995年，在德国的特宾根大学，奥布瑞特.黑斯克姆勒揭示了这个故事更为阴险的一面。有关可卡因能有效地戒除吗啡瘾的报道源于《治疗学学报》。黑斯克姆勒发现，这份杂志完全归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所有。事实上，《治疗学学报》与其说是一份医学杂志，不如说是全美国医生的免费时事通讯——一份唯一目的就是给派德制药公司的产品作广告的杂志。猜不到吧，派德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可卡因的公司。同古柯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样，与其说它与可卡因本身有关，到不如说是与一样比它阴险得多的东西有关：金钱。可卡因能治疗鸦片瘾的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系列的谣言，是一场精明的销售战的骗局。作为广告，它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可是作为医学报告，它完全是伪造的。
弗洛伊德一开始研究可卡因的时候，首先在“首席外科医生办公室”的索引条目——一一个全面列出美国出版的报纸上的有关任何题目的报道列表——下查询“可卡因”。他在这里发现了刊登在《治疗学学报》上的许多文章，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不符合医学逻辑，于是照单全收，丝毫也没有怀疑其可靠性。他在《关于古柯》一文中引用了七篇文章来证明可卡因能够治疗鸦片瘾。所有这些文章都出自《治疗学学报》。当1885年四月派德公司找到他，提出给他24美元，要他对他们的可卡因进行书面认可的时候，他甚至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拿了钱，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做了测试，得出结论说这些产品同默克公司的产品一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派德制药公司。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拖进了这趟混水。
1885年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阿尔布莱特.艾伦麦尔在德国的一家医学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警告说可卡因上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弗洛伊德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到1886年初的时候，有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经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某些颇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可卡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争辩说只有注射可卡因才会上瘾，而他从来没有建议任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克到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外科首席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四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的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五月，艾伦麦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恶毒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放出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灾难”。到了这时，医学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城的查尔斯.H—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它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清醒头脑，所以它其他次要的作用就关系不大了——我的大脑，”他说，“最厌恶停滞不动。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四签名》（1890）
人们一直以为身为眼科医生的科南道尔最早听说可卡因是在考勒最初的论文发表之后，从狂热的医学新闻界上了解道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对可卡因的了解已经有一段时间。科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师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正是那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拿古柯做过登山试验，试验结果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克里斯蒂森。毫无疑问科南道尔认识他。事实上，自传作家们常常说他是福尔摩斯本人的性格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至少影响了他的一些显著特点（对毒药着迷，天性一丝不苟，具有丰富的法医知识）。有些人甚至提出克里斯蒂森可能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提的原型。科南道尔写作的时候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福尔摩斯的业余爱好就算是有些古怪，也没多大坏处。福尔摩斯很无聊，可卡因似乎治疗起无聊来非常有效。长期服用可卡因有毒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广泛公布出来；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还是不会公开。在此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继续服用可卡因。
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个在可卡因上找灵感的文学形象。1971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宗——也许还要更加出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可卡因的例子，它把全世界的读者的魂儿都吓掉了，同时也令人难忘地记录下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以及带给人灵感的作用。事情发生在另一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身上。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8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7)
史蒂文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一生都在生病，可是到1884年的时候，他病得更厉害了。事实上，他的病重到医生命令他带着家人住到伯恩茅斯去，因为那里新鲜的海洋空气对他的肺有好处。他的新医生托马斯.斯科特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震惊，命令他卧床静养，绝对什么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免得出现“肺部大出血”。可是史蒂文森需要钱，出版社也在等着他的下一本书。到1885年夏的时候，情况变得非常可怕。
长期以来，史蒂文森都想写一本有关人性两面性——人内心善与恶的交锋——的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成，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灰心。一天夜里，妻子范妮忽然被他的声音吵醒，发现他在睡梦里呜咽：他作恶梦了。她唤醒他，他却因此对她大为光火：“为什么叫醒我？我刚有了个很棒的恐怖故事！”这个梦显然对史蒂文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写啊写。他不睡觉，一步也不离开桌边。他写啊写。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快，三天里就写出了长达八十五页整部小说——平均一天写近三十页。这是项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而言。
三天过后，史蒂文森把小说手稿交给范妮，征求她的看法。她下午把手稿送到他那儿，告诉他说自己觉得应该再多点寓意。半个小说后她回到楼上，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床上，盯着壁炉里的一堆纸灰发呆。他把整部稿子烧掉了。他不理会妻子的抗议，又回过头来工作，又一次三天之内写完了小说。范妮谈到：
这本小说涉及的工作量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竟然能在六天之内独自写下了60，000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奇特病例”，《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71年四月五日
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第二稿就直接送去印刷。等到下一周斯科特医生来给史蒂文森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上次还病得连话都说不了的这个人竟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对着他傻笑：“我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通俗小说”。什么书？就是《化身博士》。
史蒂文森这样一个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了的病人，怎么会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他是如何做到六天六夜不合眼的？为什么《化身博士》的写作风格同他其他的作品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写作的时候服用了可卡因。可卡因可以带给他精力，驱动力和连着熬上六个通宵的狂热劲儿。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主题：哲基尔博士是个医生，他发现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邪恶的人——海德先生。哲基尔是个生活严谨的人，海德是个纯粹的坏蛋，胆大妄为，干尽哲基尔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切坏事。海德最终把一个老人打死了，却一直都隐藏在受人尊敬的哲基尔博士的身体里。
奥斯卡.王尔德后来这样写道，“哲基尔博士的转变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危险，很像是《柳叶刀》上的试验”。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它不只是像《柳叶刀》上的试验，明说了吧，难道听起来不像是可卡因试验吗？
史蒂文森当然尝试过吗啡，因为斯科特医生曾经给他开过吗啡，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服用可卡因的记录。《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有力的间接证据足以让人们有信心地认为是可卡因给了他写这个故事所必须的精力。但是不止如此。她在研究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曾经给范妮.史蒂文森的儿子写过信，问他这种情况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继父是否用过这类药？就在文章发表之前她收到了回信，没办法把这个内容加进文章里，不过还来得及加上个脚注。不，他不知道继父写《化身博士》的时候是不是服用了可卡因，不过他的确想起了一件事：他母亲一直极度关心史蒂文森的健康，所以总是喜欢读《柳叶刀》，想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对他有用的新的治疗方法。
“我妈妈简直就粘在了《柳叶刀》上——这是世界上她最不该读的东西，因为这本杂志是为任何想要愚蠢地试图涉足高技巧领域的外行准备的”，可是她还是一直在读它，“想要同医学发展保持一致，以便找到任何也许能够帮助史蒂文森的蛛丝马迹”。
《化身博士》写于1885年十月。那一年英国的医学报纸一整年都淹没在各种有关这种从一种已知的兴奋剂古柯中提炼出来的神奇的新药可卡因的报道中。那年的冬天光《柳叶刀》就刊登了22篇关于可卡因的报道。可卡因真的提供了《化身博士》背后的灵感和动力吗？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不过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吗？
正如哲基尔的神秘药物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可卡因的麻烦之中。华生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福尔摩斯整整三个月每天注射三次可卡因，结果他的胳膊和手腕处“布满了数不清的针眼针疤”。他显然不赞成福尔摩斯服用可卡因，还提醒他戒掉药瘾，但是他除了说这也许会导致福尔摩斯“身体永久性虚弱”之外，也找不出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华生在1888年没有提醒福尔摩斯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或是提醒他可卡因有毒，这一点非常合理地说明科南道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量服用可卡因的危险，或是对此不太在意。如果他对可卡因有这么多了解，那他就会认识到任何三个月来每天静脉注射三次可卡因的人都已经染上了极重的毒瘾。
尽管科南道尔没有这么说，许多福尔摩斯评论家还是从这位世界最伟大的侦探后来的冒险经历中找到数不清的蛛丝马迹，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长期持续使用可卡因，再加上华生离开了他（结婚了），福尔摩斯显然陷入了绝望和——也是更危险的——无聊的泥沼之中。据说他服用可卡因达到了渐渐出现妄想症的程度。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下面有虫子，福尔摩斯也开始觉察到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犯罪活动发生。可卡因让他坚信——如果大多数人用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都会相信——他周围有有关巨大的错综复杂的阴谋，但是只有他才能看到。根据评论家的说法，福尔摩斯1890年消失在莱辛巴赫瀑布前的最后一次冒险，《最后一案》，正是他的妄想症发展到很深程度的例子。
《最后一案》的故事围绕着一个罪犯头头展开，他狡猾得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跟踪他。当然，华生很幸福地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他疯狂，激动——身体消瘦——的前同事兼朋友意外来访。福尔摩斯冲进房间，马上要求关上百叶窗，迅速在屋里飞奔了一圈，检查是不是都关好了。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承认说自己害怕有“气枪”袭击，也没有解释什么，就告诉华生说他不能走前门，必须从后面的花园翻墙走。接着他的妄想症露出了端倪：
“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亚提教授？”他问。
“从来没有”。
“唉，真是见了鬼了！”他叫了起来，“这个人渗透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却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他——”
福尔摩斯的幻觉同所有妄想症的阴谋理论一样，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阴谋复杂得可怕而且很重要；整个世界都很幸福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它。福尔摩斯证实了这个看法：他妄想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般的莫里亚提的细节：
“多年以来里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犯罪分子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某种深藏不露的组织力量，它永远挡着法律的道，庇护作奸犯科的人——他是罪犯中的拿破仑，华生。他是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一半的邪恶和几乎所有未被发现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他是个天才，哲学家，抽象思维思想家。他有第一流的大脑。他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蜘蛛坐在它的网中间，但是这张网有一千条射线，每一条射线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他都了如指掌。”
《最后一案》，科南道尔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福尔摩斯外从来没有人正经八百见过莫里亚提。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此前已经染上了可卡因瘾——还有他后来回来后不再使用这种药——便可以提出这种看法，即实际上莫里亚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这个让可卡因弄坏了脑子的侦探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别的瘾君子从皮肤下面抓想象中的虫子一样，福尔摩斯在抓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敌人。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还可以当成个寓言来读：瘾君子福尔摩斯被他阴森森的死对头莫里亚提追踪，而莫里亚提或是代表可卡因，或是代表毒瘾本身。福尔摩斯两年半后回来，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也不再服用可卡因，这就说明华生对他在瑞肯巴奇瀑布失踪的叙述是误传，是想要对公众隐藏真相：也就是说福尔摩斯是离开英国道瑞士的某个地方戒毒去了。人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疗养院（尽管一部新福尔摩斯小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中提到，福尔摩斯得到当时世界级的可卡因专家西哥蒙.弗洛伊德的亲自治疗）。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华生还是很担心福尔摩斯的安全会受到这种药的威胁：
我开始害怕这种无所事事的时期，因为经验告诉我，我同伴的大脑异常地活跃，如果不给它什么东西琢磨是很危险的。我多年来渐渐让他远离了这种一度威胁到他杰出的职业生涯的疯狂的药物。现在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再渴望这种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撒旦并没有死去，不过是睡着了——
《失踪的中卫》
据推测福尔摩斯还是重新回到可卡因身边，致使他再一次被迫离开犯罪调查工作——就是著名的从1895年十一月到1896年冬天这“失踪的一年”，接着他故态复萌，于1897年三月到1898年夏天再次没有解释就失踪了，当时华生说带他去康沃尔进行“修养治疗”，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福尔摩斯最终早早隐退，定居在撒希克斯，最终摆脱了可卡因，经常游游泳，拍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是否旧病复发；也许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最终吸取了教训。
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理应明白是非不让自己冒可卡因之险的人。因为随着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浪潮席卷西方，吗啡瘾君子，医生和专业人士都幡然醒悟的时候，另一个人——完全熟悉这种药的种种危险的人——仍然同可卡因纠缠不清。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次从可卡因那里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是奇怪地与可卡因交织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可卡因给大多数医生制造了数不清的问题的时候，单就这个人的经历而言，它也许最终要对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二十世纪科学中意义最重大的活动负责。这门科学就是精神分析学，这位科学家就是——还是——西哥蒙.弗洛伊德。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9节 渴望弗洛伊德，害怕弗洛伊德(1)
依常理推测，经历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卡因上瘾的事情之后，弗洛伊德停止服用可卡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危险限度，甚至在1891年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悲剧性的死亡之后还在继续服用。1885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他获得了去巴黎学习的奖学金，在著名的神经学家马丁.夏尔科门下求学。
十月份到巴黎后，他提出为夏尔科将医学论文翻译成德文，从而迅速打进了他的内部社交圈。从此他便可以参加这位伟大教授著名的聚会，巴黎城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就聚集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交换意见，公开展示自己的博学。弗洛伊德吓坏了——他给玛莎写信说他在这些场合靠服用可卡因来帮助自己放松。因此我们发现，他出去参加宴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打上白领结，戴上白手套，换件干净衬衣，小心地梳理一下我最后剩的那点头发等等。再来点可卡因，好解开我打了结的舌头——”
但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只在这种场合才服用可卡因。平常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觉得孤独，思念玛莎的时候他都服用可卡因。这种药可以使他变得饶舌，他似乎很喜欢这个症状，两个星期后写信告诉玛莎说：
刚才服的一点点可卡因让我变得非常健谈，我的小女人——[两页后]——我在这里傻乎乎地向你承认，亲爱的，真的是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只是因为可卡因我才说了这么多的话——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86年二月二日，引自马森（编），1985
在正式的场合，可卡因是唯一能让他保持清醒的东西。这封信接下来谈到他另一次夜晚同巴黎社会上的女性老前辈们外出，他说，这个夜晚“无聊得让人要爆炸，只是那点可卡因才让我忍住了”。不过第二年九月回到维也纳，同玛莎结婚后，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减少了：既然他的未来已经很稳定，他似乎不再需要这种药了。然而这就结束了吗？他的自传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他继续服用可卡因的真实情况要更加离奇——而且更加隐蔽。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实际依赖程度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他结婚五十年后，他的一批私人信件在柏林的一家古书店出售，这一真相才显现出来。这些写给柏林的一个名叫维亨.弗乐士的年轻医生的信件，让人们惊奇地了解了他当时的思想过程。信件集中在1887到1904年间这两个人之间奇特而又颇有成果的友谊上——围绕着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而发展起来的友谊。有人说，正是这种友谊促使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的到来，并最终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本身。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要求，这些信件本应该毁掉。它们能幸存到今天，是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的结果。
1936年，弗乐士的遗孀把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交给了一个德国书商，委托他卖掉。他把信带到了巴黎，碰巧拿给一位名叫玛利亚.波拿巴的希腊兼丹麦公主看。波拿巴又刚好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她马上意识到这些信件的价值，便花了100英镑把所有的信都买了下来。接着她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信件的存在。他回信说非常感谢她把它们从市场上买了回来，并要求她把信毁掉，因为这些信里包含有令人难堪的内容：“我们的通信是你所能想像到的最亲密的那种。要是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那将会令我极其难堪——我不想所谓的后人了解任何一封的内容。”
但是波拿巴不愿意烧掉它们，还透漏说当时买信时他答应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永远不能还给弗洛伊德家族。她于1937年把信寄存在维也纳的罗斯奇尔德银行保管，但她刚办完这件事，德国就入侵了维也纳。罗施尔德银行是犹太人开的，有纳粹在城里，它里面的东西也不太可能安全，所以她利用自己可以自由进出的王室身份，再次领回了这些信件，把它们偷偷带到巴黎，但三年后巴黎也陷落了。
波拿巴迅速逃往希腊，把信留在了丹麦公使馆。这些信再一次被偷偷运走——这一次是放在扫雷舰里——到了英国。为了以防船在途中被鱼雷击中，这些信都用防水材料包了起来，还系上了“浮标”。幸运的是，它们一路安然无恙。它们在英国又呆了十年，一直没有发表。
弗洛伊德的家人最终设法获得了这批信的保管权，但他们却进退两难：该怎么处理它们呢？显然弗洛伊德本人不想公开这些信，但是这些信记录下了他在极富创造力，撰写他最著名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思想，毁掉这些独具一格的记录难道不是犯罪吗？他们最终硬着头皮于1954年出版了这些信，书名叫做《精神分析的起源》。
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兴奋得要命：这可是他发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梦的解析》——这一时期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这简直像拿到莎士比亚在塑造麦克白这一时期所写的私人日记一样。一位专家说这就像“找到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最早的也是最粗劣的那些底稿一样”。但是他们越研究这些信，就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有些部分不见了。这些信被删节过。实际上共有284封信，书里只包含168封。人们很快假设说这种删节是为了保护某种见不得光的秘密。既然许多失踪的段落显然包含涉及可卡因的内容，那么人们推测说弗洛伊德的家人是在试图隐藏他对可卡因的真实依赖程度。不过这种推测是真的吗？弗洛伊德和弗乐士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
弗乐士是位耳鼻喉科专家，只比弗洛伊德小两岁。他于1887年来到维也纳，两个人马上一见如故：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研究医学的犹太人，都有不断添丁增口的一家子人要照顾。两个人都极其野心勃勃。他们俩十月份开始通信，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弗乐士的妻子爱达不久就开始忌妒起丈夫同弗洛伊德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弗洛伊德完全让自己的新朋友迷住了，决定以他的名字来给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起名（这证明不太合适：他的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
至关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和弗乐士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他们俩都梦想着通过全新的反传统的理论来让医学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他们花上许多时间，给对方寄去许许多多材料，设想出各种各样有关医学和科学的不合情理的理论。不过他们从不相互批评对方的努力，每一个都毫不吝啬地赞扬对方，他们俩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两人小分队，专门支持对方古怪的理论。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小团体不仅建立在不断热情地赞扬对方的工作的基础上，还建立在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的基础上。
弗乐士有一种理论——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发现”了一种综合症——认为身体所有病痛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鼻子里的某个部位。他说鼻腔是身体本身的一个微观世界，反映着病人的健康状况，并对此负责。他把这个发现称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并宣布说这一定会让医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坚持认为，从此以后，医生不需要对身体出现的症状进行局部治疗，而是应该治疗鼻子。治疗鼻子，还有什么药能比他的新朋友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卡因更好的？
弗乐士很快就声称他治愈了一百多例病人，从抑郁症和胸部疼痛到头晕，头疼，心痛，背痛和胃部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疼痛——都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是鼻子里究竟是哪个部位在作怪，然后涂上可卡因。这是一次突破。
医学界对弗乐士的理论看法并不高。他在有关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关键著作——《鼻子与女性性器官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鼻子内部同身体其他部位，特别是生殖器的关系，这本书在医学新闻界颇受冷遇：
这本书——同医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不少的地方都产生这样的印象：作者跟自己开玩笑——考虑到出版商这份选题广泛的书单上也包含了很好的科学作品，把这本丢脸的作品剔出去对他们而言应该不难办到。
维也纳医学周刊，1897，引自《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马森（编）
弗洛伊德对此恕不认同：他不仅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真实存在，而且坚信他自己得的就是这个病。这一时期他正忍受着抑郁症断断续续的发作，还伴随着心痛和粘膜炎。（弗乐士有同样的症状；这两个人都有粘膜炎的问题）。请来了各种医生给弗洛伊德做检查，可是没有一个能指出症结所在。有人建议说是他抽烟引起的，接着有有人说是他先天心脏就有问题。没有人能肯定到底怎么回事儿。然而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似乎给出了答案。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地给鼻腔内部涂上了可卡因，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好多了。这点证据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弗乐士是个天才！从此以后，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就神秘地围绕着各自的健康状况展开——尤其是——围绕着对方的鼻子转。下面的细节很直观：——
某种很奇怪但是并非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用上了可卡因，上一次可怕的发作马上就结束了；此后情况一直不错，出了大量的脓——[就在第二天]——自从上次用过古柯碱之后，有三种情况继续同时发生：1）我感觉不错；2）我排出了大量的脓；3）我感觉非常好——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7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引自马森（编）
对于严重的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单用可卡因是不够的：肿块和鼓起处必须被切除。所以当弗洛伊德的症状发展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弗乐士会到维也纳去看他，给他的鼻子动手术。弗乐士自己的鼻子也同样要动手术。两个人术后都反映说感觉好些。可卡因被用作手术中的麻醉剂，术后又用来麻木手术部位的疼痛感。这类手术间隔期间发作的小小不适和精神抑郁两个人都是自己治疗的，当然还是用可卡因涂在鼻腔内部。
弗乐士没有意识到的是，可卡因很容易通过黏膜，尤其是鼻黏膜转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都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把这种药涂在病人的鼻腔内部，就保证了病人的身体能够吸收它。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尽管可卡因对他们的症状没有任何疗效，他们还是会反映说感觉好多了。弗乐士不了解这些还情有可原，弗洛伊德应该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对这种药有足够的经验，应该知道关键的两点，也就是说，可卡因能诱发非自然的快乐和健康的感觉（还记得弗洛伊德信里写的“我感觉不错——我感觉好极了”），以及可卡因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鼻子来吸收。也许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以前这种药他都是服食，而现在他是涂在鼻子里。另一个更不可宽恕的解释可能是他的情况太糟糕了，以至于没办法正常思考。
弗洛伊德和弗乐士因为不断使用可卡因而进入滥用毒品的怪圈。可卡因似乎的确能一段时间里消除他们鼻子的问题。但是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可卡因是一种血管收缩剂和气管扩张剂——它减少靠近皮肤表面的血管的血流量，并扩张呼吸通道。结果，鼻子堵住了的人，例如弗洛伊德，服了可卡因之后就会感觉呼吸容易多了。但是，可卡因的药劲儿一过去，血液就回到了皮肤表面，造成毛细血管膨胀，发痒。毛细血管开始发炎，鼻部充血又回来了——比以前更严重。与此同时呼吸通道又关闭起来，病人产生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此，用可卡因来治疗这些症状倾向于导致重复治疗，因为用药者不得不靠一直给鼻子涂上可卡因来避免旧病复发。但是重复使用可卡因会损害鼻腔通道，而鼻腔通道的损害又会以粘膜炎和鼻塞的方式表现出来。
可卡因根本不能治疗弗洛伊德的粘膜炎问题，反而是这种病的根源。弗洛伊德和弗乐士都没能用可卡因治愈对方：只不过感觉治好了。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依赖和他与弗乐士的关系令他的朋友感到不舒服，后来还成为令他颇为尴尬的根源，但却为他提供了创造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医学遗产所需要的环境。可卡因可以让服用者充满无限的自信和——正如曼泰加扎和哈默德试图在古柯的作用下写作时所发现的那样——各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大多数的想法不过是任性的幻想，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弗洛伊德而言——它们可能真的会通向令人兴奋的新地方。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时刻，他正处于用某种全新的东西来替代十九世纪的心理学理论的边缘。他要提出的，是大胆的，反传统的，当时没有其他医生能想到的思想。尽管完全是以误导的方式，他的朋友弗乐士还是给他提供了鼓励，认为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可卡因给了他颠覆传统思想所必须的有深度的想象力，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全都错了的自负。就这样，弗乐士和可卡因结合起来，成为弗洛伊德一生发展最关键时期的催化剂。
好了，就是这个论点。不过，真是这样的吗？
我在图书馆以一本EM桑顿写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弗洛伊德与可卡因》的书为起点。桑顿认为可卡因不仅为弗洛伊德提供了提出新理论的推动力，而且认为没有可卡因，他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从表明上看，这个观点有点愚蠢：说弗洛伊德加上可卡因就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是一回事，说弗洛伊德减去可卡因就什么也没有，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真的吗？我决定弄个明白。
我的第一站是汉普斯蒂德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曾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去世，所以我估计他们应该略知一二。不过我还是有所保留：别人告诉我说就是这里的那些家伙删节了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件原件，他们要是发现我想宣传弗洛伊德有可卡因瘾的话，就决不会帮我的忙。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这些人不但不是删节那些信件的人，他们还非常乐意帮助我。我偶然路过博物馆，想和他们聊聊麻醉剂，他们便邀请我进来，领我四处转了转，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坐在桌边看——最上面的就是桑顿的那本书（让他们害怕我写有关麻醉剂的看法见鬼去吧）。不过他们的确提醒我说，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对这本书非常怀疑。“是.是的”，我会意地说，还摸了摸下巴。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也是个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他似乎相信了我，给我端来一杯草药茶。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20节 渴望弗洛伊德，害怕弗洛伊德(2)
我在弗洛伊德的房子里呆了两天，细细查看了他们的藏书。离开之前，我问他们还可以和谁谈谈弗洛伊德，于是得到了一小堆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专家的电话号码——以防我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当然，我随即就卡住了。
从我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弗洛伊德一直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是真的，直到1895年三月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名叫爱玛.艾凯斯坦的年轻女士。她患有歇斯底里症，这种病非常棘手——似乎诊断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很合适。他知道弗乐士在这一领域颇有专攻，所以喊他来会诊，两个医生都认为，应该给爱玛动个可卡因麻醉的小手术，取出她鼻子里的肿块。弗乐士做完手术后就回家了，两个人都以为这个病例到此为止，但是爱玛很快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鼻血现象。
两个星期后，她的鼻子里散发出一种腐臭的味道。显然是手术出了问题。弗洛伊德请来了另一位专家，这个人清理了爱玛上次手术部位附近的区域，发现她鼻子里有一小截线头。他拉了拉线头，结果发现后面还连着半米长的医用纱布。他接着把整截纱布扯了出来，结果却出了意外。弗洛伊德在给弗乐士的下一封信里讲述了这件事：
片刻之后血大量涌了出来。病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鼓了出来，脉搏也没有了——这时异物取了出来，我明白了一切——随后我马上面对面看到了病人——我感觉恶心。给她包扎好伤口后，我飞奔到旁边的房间，喝了一瓶子水，感觉糟糕极了——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5年三月八日，马森（编），1985
他们给爱玛草草包扎了一下，但是她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危险。六个星期后，弗洛伊德给弗乐士写信说她的鼻子再次流血，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要不是包扎得非常迅速，她三十秒内就死了。这一对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他们自己明白。同代的一位专家写道，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震动非常大，他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相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弗洛伊德此前一直坚信爱玛的病根出在身体上——出在鼻子上。事实上，他现在意识到，这是心理病症。这是他向发现无意识领域走出的第一步。
这似乎合情合理：弗洛伊德的脑子里有可卡因，错误地在身体上寻找疾病的病源，以及可卡因在爱玛身上造成的可怕的错误。这可能让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什么。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现在该是用上我的弗洛伊德专家的时候。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彼得.斯威尔士。斯威尔士现在在弗洛伊德世界里有点传奇色彩。他是搞弗洛伊德研究的人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还是滚石乐队的前私人助理，被视为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傻瓜毫无耐心，还不时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发起刻薄的攻击。他没有学位，也不是精神分析家，却一直令弗洛伊德研究学界怒不可遏，因为他总能发掘出“丢失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材料来揭弗洛伊德的短（他还挖掘出弗乐士的一份声明，说弗洛伊德曾密谋要杀害他，还翻出了证据来证明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妹妹米妮有性关系，把弗洛伊德.弗乐士之间的关系搅成了一潭混水。）也许是因为这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和他无法容忍持不同意见者的缘故，他同其他人之间发生过多次争吵。在弗洛伊德档案馆，詹尼特.迈尔考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弗洛伊德研究学界发生的明争暗斗有详细的描述，她提到，据了解斯威尔士曾写过一份长达45页的材料来谩骂他不喜欢的人。弗洛伊德博物馆也曾悄悄告诉我说他有一次给一个人寄去过一封血书。我拨了他的号码，做好准备见识一下他的火药味。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斯威尔士原来是个安静的，乐于助人的家伙，尽管他承认说，弗洛伊德学术界有许多“梦游者”，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他非常高兴地给了我其他人的名字，告诉我说应该同他们谈谈弗洛伊德和可卡因。我听说过198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用到了他的研究，于是问他值不值得一读。他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吗？似乎没有多少——“是他妈的失败之作”，他说。显然，他尚存些许昔日的魅力。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向我解释了一些有关弗洛伊德的基本知识，建议我给其他学者打电话，一个星期后再找他，免得他忘了把一些相关的数字交给我。在此期间，我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情况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令人费解。因为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爱玛根本就无关紧要。相反，他们引用了弗洛伊德另一个病人，伊玛的例子。
伊玛是弗洛伊德梦的主题——这个梦显然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真正的诞生。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一部大作《梦的解析》里记录并分析了这个梦。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全都与可卡因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可卡因是如何直接带领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
在这个梦里，弗洛伊德在一次聚会中，伊玛走到了他身边。他给她做检查，发现她喉咙里面有一些难看的伤疤。然而在解析这个梦的时候，他指出他检查的其实不是喉咙，而是鼻子：“她鼻甲骨上的伤痕唤起我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我当时常常使用可卡因来减少鼻腔讨厌的脓肿——”。伊玛一直在用可卡因。她被诊断出发生了感染——显然是因为在以前的治疗中给她注射了一系列包括三甲胺（弗洛伊德对这种化学物质表述得非常准确，还说“我看见它的化学公式以黑体字出现在我面前）在内的化学物质。按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的重要意义不在伤疤上，而在他命名的这种化学物质：三甲胺。
十一年前，他在《关于古柯》中谈到提炼可卡因过程中古柯叶子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三甲胺的味道。联系就在这儿。这就是连接一切的关键。这就是引导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那种认识。三甲胺。
咦？三甲胺和这些有什么相干的？我现在可是完全糊涂了。我于是给一个弗洛伊德分析家打电话，斯威尔士告诉我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可卡因有过一定研究。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伊玛意味着什么？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让一大堆精神分析学上的比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古怪的事还要古怪一万倍的东西给埋到了脖颈。竟然还发生在我最古怪的日子里。
他拿起了话筒，我便开始作自我介绍，但是他打短了我的话。“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听说过所有关于你的事情。我会给你打回去的。”我给他我的号码，开始道歉说不该在不方便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他。“这方面你应该找彼得.斯威尔士。”我解释说是彼得.斯威尔士建议我给他打电话的，但是他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我帮不了你”，他说。不过接着他就有了主意。“我跟你说”，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你把东西先写出来，然后寄给我看，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我说我的问题不是要找人校对文章，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笔。说什么道理都没用。也许我应该仅仅问他几个有关伊玛注射药物的梦的问题。但这个办法也没多大用。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哼。
我给另一位专家打电话，这次打到了荷兰。他根本就拒绝同我讲话，除非我给他寄一份完整的个人简历来，再加上一份书面文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想和他联系。我问他是不是非得这样不可。“是”，他说。接着他解释说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倾向于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趋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么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服用了太多的药物。每个人不是支持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没办法分辨出每个人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我问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着话，就挂断了电话。
情况更不妙啊。我给剑桥的一个教授打电话，问他有关弗洛伊德的事情。他要求我告诉他自己读过哪些书，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了他。“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人了”，他说。我解释说我还是稀里糊涂地不大明白，还问他对桑顿的书怎么看——书里说的是真的吗？“你认为是真的吗？”他问我。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那些事实怎么回事——有没有被歪曲？“你认为它们有没有被歪曲？”但关键是这个论点：弗乐士，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伊玛注射药物。这个论点站得住脚吗？“你认为站得住脚吗？”他问道。
噢，老天！我是在和一台只会把我的问题搅个乱七八糟再抛出来问我的机器说话！也许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起作用？那伊玛注射药物的梦呢？它又意味着什么？三甲胺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你知道三甲胺是什么吗？”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是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甲胺，”他说，“就是散发出腐烂的种子的那种味道的化学物质”。接着他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里有一个梦，显然能证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在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但是没有人愿意解释是什么原因。两个专家压根就拒绝和我通话；一个专家就在此刻无疑在给我起草一封血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的所有信息不过是三甲胺是发出种子在腐烂时发出的味道的那种物质。我感觉自己是在飞快地一圈一圈地兜圈子。
绝望之下，我扯出一张A3纸，在上面画满了箭头和方框，试图总结一下自己的发现。所有这些解释起来可能会含糊不清，但在我看来，事实还是非常清楚的。
从1884到1896年，至少有十二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定期服用可卡因。尽管很难确定服用可卡因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一点：肯定有某种影响。考虑到他这一时期正在为《梦的解析》做基础工作，认为可卡因在他形成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起到某种作用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起到多大的作用，人们看法不一。
有两点证据指明弗洛伊德服用可卡因与他发现精神分析学之间有具体的关系：爱玛的病例和伊玛的梦。二者都清楚地指出，一是弗洛伊德本人服用可卡因而且把可卡因用在病人身上，二是他对医学怀有某种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弗洛伊德迷们争论说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可卡因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诋毁弗洛伊德的人说这些证据清楚地意味着可卡因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但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关键的证据——伊玛注射药物的梦——没有说服力。分析学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在分析这个梦，绝望地试图把它榨出汁来，好看看它里面是不是含有别的东西。可要是它里面没有包含什么东西呢？再次翻阅这些论文，我忽然意识到，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家伙正在试图解码事实上根本没有加密的东西！也许——震惊，恐惧！——伊玛注射药物的梦仅仅就是个梦而已。直截了当地看，我不得不承认除了我们已经知道之外，再也证明不出别的什么来：也就是说它只能证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建议病人也使用可卡因，这对他当时的思想也许产生了某种影响。再多往前走一步就纯属猜测——就是最可憎的那种把阴谋理论化和循环制造诡计的作法。
几个星期过后，我唯一可以真正肯定的是，同研究弗洛伊德的人纠缠，需要聪明得像是坐在空气管子上，或是把冰激凌藏在内裤里一样。这就是说：越傻越好。
我陷入了困境。无论我对弗洛伊德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一定会得罪某个人。要是我说可卡因同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毫无关系，斯威尔士和他的人马会咬住我不放。可要是我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背后隐藏着可卡因，那么弗洛伊德博物馆和整个弗洛伊德研究群体都会对我群起而攻之。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爱玛差点送命的经历，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伊玛的梦——无论如何，这可能就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东西。
要是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呢？也许我现在应该收手：谁知道那些在精神分析学的博物馆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我想象自己被带到弗洛伊德博物馆下面的某个秘密的地窖里，被捆在椅子上，手腕上绑着精神分析学家用来牵引他们的爬藤植物的绿塑料带，嘴上贴着结结实实的精神分析的胶带。弗洛伊德家族的一个不露面的代表埋伏在阴影里，某个维也纳的精神病患者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戴着镶金属边的圆眼镜，面部表情怪异，双唇紧闭，拿着个带有绝缘性能极好的橡胶柄，还连着截电线的大号不锈钢圆棍走到我身边：“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这一个，嗯？”这个澳大利亚人会这样问。弗洛伊德家的人会点点头：“对，奥托。让詹姆斯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安插克劳非德检测仪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动，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请不要啊。不要克劳非德检测仪——”
我做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建议说我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害怕的正是专业人士的帮助。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1节 专利药，蛇油与性(1)
十九世纪末受到可卡因引诱的医生，并不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服用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它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可卡因是当时唯一一种医用局部麻醉剂，各种新的应用方法一直在被不停地发明出来：1884年威廉.霍斯德完善了神经阻塞麻醉法；第二年，雷纳德.康宁发现了部位麻醉法；1892年卡尔.路德维西.斯雷恩提出了通过皮下注射实施浸润麻醉的观点；1898年奥古斯特.比奥发明了最危险的麻醉法：腰麻，即将可卡因直接注射到脊柱的椎管里去。
所有这些方法都很危险，有些极其危险。现在哪一种都很少用到，不过，要是你在牙医那儿打上一针麻药，就会对霍斯德的神经阻塞麻醉法熟悉起来（今天，可卡因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人工合成的麻醉剂替代，这种麻醉剂能达到同样的麻木效果，却不会产生快感）。
尽管可卡因的合法用途一直在增加，真正赚钱的，还是那些药效平平的虚假的治疗性专利药物。考勒发现局部麻醉剂后掀起了对可卡因的狂热，任何含有可卡因的东西都一定会有市场：不明就里的读者看到有关这种神奇的新药的报道后，就想要自己的药里也含有可卡因。《纽约时代周刊》在1885年报道说，在其麻醉作用被发现后，可卡因的名气大震，甚至“如果有人说自己牙疼得只有牙疼的人才懂，身边就会有人大叫‘抹点可卡因吧！’”。专卖这种骗人的药的商人注意到这一点之后，马上在他们的老配方里增加了可卡因，让这些药更加神通广大，还泡制出各种各样以可卡因为基础的产品来垄断新的市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古柯和可卡因药的出现，他们不得不想出更加有力的强行推销方法来轮番上阵。有秩序的推销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推销，没过多久，这些虚假产品的广告商就开始求助于一个能保证卖出任何东西的要素：性。他们用这种方法穿透了也许是所有古柯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可卡因能改善你的性生活。
古柯可以当春药的观点并不新鲜。印加人当然拿它当春药，有关它壮阳特性的报道在1794年就打动了旧世界。当时唐.伊波里托.乌纳聂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耸人听闻地报道说，“——这个嚼客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却还能挥洒连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借以自傲的雄风”。正如1999年“伟哥”在世界市场上畅销所证明的那样，任何能让人相信可以治疗性无能的药准保都能找到巨大的市场。再没有什么比期待能以某种方式改善自己的性能力的药物更能驱动一般顾客更快地往药房跑的了。一百年以前也是这样。有些古柯药的推销策略更狡猾，例如迈特卡尔菲的古柯酒，它们总有一条额外的好处：“老年人会发现它具有超出其他任何药的足可信赖的壮阳作用。”同样，奈尔公司的复方达米阿那精“是一种春药，能令衰弱的两性生殖器官恢复生殖能力”。就连可口可乐都开始采取行动，吹嘘说自己是“最棒的性器官强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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