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兰，1563
无论是持反对意见还是支持意见，对早期使用古柯的大多数报道都非常相似，描述这种叶子的模样以及印第安人是怎样看起来像牲口一样在嘴里含着古柯叶子；给用来辅助咀嚼过程的石灰末起各种各样的名字，讲述印第安人相信古柯可以给使用者带来精力。但是莫尔提默让我特别注意到一则叙述：尼克拉丝.摩纳兹的叙述。摩纳兹是个西班牙医生，以报告从新世界来的产品为己任，这些产品要么是非常稀奇古怪（例如犰狳），要么可以用作药物。由于住在西维尔，他能够保证得到所有新到物资的消息，因而在1577年出版了标题为《来自新世界的快乐消息》的文集。摩纳兹早在四百年前就对古柯的种植进行了第一次非常详细的描述，常常被引证为是第一次从植物学的角度谈到古柯。幸运的是图书馆里有一本1596年的译本。我在第三本书上找到了古柯，标题可真干脆：记录从我们的东印第安地区带来的，的确用作医药用途的东西的医药历史的第三部分——这里记载了许多具有伟大秘密和优点的药物。显然古柯在这一点上小有名气，因为摩纳兹开篇就谈到他对古柯早有耳闻，一直想搞到一点。可是他还会说些什么呢？
印第安人对古柯的是使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有很多用途，出门旅行时用它，在家时可以用它来满足需要，他们这样用它：取来扇贝或是牡蛎的壳放在火上烧，再研碎，烧了之后的残渣像是石灰，非常小的粉末状，他们拿来古柯叶子，放在嘴里嚼，一面使劲嚼，一面拿贝壳制成的粉末混在叶子里，他们多用些叶子少用些粉末做成面团，用这个面团做成小圆球，把圆球放着晾干，他们用时，拿一个小球放在嘴里，嚼它：把小球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尽量吸里面的汁液，吸完了，就再拿一个放在嘴里，就这样，所有的时间都在嚼小球，在路上旅行的时候就这样，尤其是路上没有肉吃，或是水不够的时候。因为嚼这种小球可以让他们感觉不到饥饿和干渴，他们说他们的确获得了物质，就好像的确吃过饭一样。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用它是为了找乐子，即便不在路上干活，他们还是爱嚼古柯，把古柯卷放在嘴里，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直到里面一点水分也没有了，然后再嚼一个。
《快乐消息》，摩纳兹，1577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把它视为经典文本来引用，它只不过在重复别人已经说了八十多年的东西。他的拼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怎么能拼出“获得”这个词，却不会用“他们”呢？我的拼写检查软件简直要爆炸了。他和那些故弄玄虚的连锁旅馆似的，几乎每一个词的结尾都要加上个“e”。让人感觉十分做作。我提醒自己说，他写的要是真的那也许就不能说是“做作”，所以硬着头皮往下看。一般说来，下面的内容变得有趣了些，因为他们不光开始问古柯是什么，还谈到它有什么功效，这种功效是不是确有其事。对古柯能够恢复人的精力的作用是否只是人们的错觉的争论将还要风行三百年。也许这种古怪的习惯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阿克斯达（1590）清楚地认为它有不寻常的地方：
他们说古柯赋予他们勇气，令他们感觉非常愉快。许多人板着脸说这是迷信，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就我而言，说实话，我不会劝自己说这只是想象而已，相反，我认为古柯确有其效，可以给印第安人带来力量和勇气，使得他们可以几天不吃肉，只要有一小把古柯就行了，或是具有其他类似的功效。
《印第安地区的自然史和道德史》，1590
阿克斯达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愿意公开说古柯确有其效的高级官员，还在于他愿意像耶稣会会士那样去做。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神职人员的说法是，古柯是“魔鬼的幻觉”。二十六年后，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勉强放过了秘鲁，却抓住了墨西哥，对印第安土著服用麻醉剂的作法非常注意，发表了表示反对的声明。然而阿克斯达明确表示支持古柯；也许他几次去波托西矿山的经历让他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他也并非永远正确。就在同一章节，他提到一种卑劣的秘鲁饮料，非常受当地人青睐，可是它“令人讨厌——有一种尝起来令人很不舒服的泡沫——”。这种令人讨厌的饮料正是热巧克力，当时正一路飞奔来到欧洲。
尽管古柯获得了一些推崇者，古老的关于古柯的迷信还是没有消失，而且恰恰在教会最盛行。在教会开始向古柯征税后过了一百年之后，我们还是找到有关它邪恶的影响的报道，也正是由于这些报道被后来的评论家盲目地引用，才使得视嚼古柯为危险的容易上瘾的习惯的荒诞说法——这种说法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广为流传。
我想要宣布，秘鲁在所有这许多的幸福之中，不幸拥有古柯这种植物（被那些恶魔的臣子用来犯下滔天罪恶，做尽邪恶坏事），真是不幸，真是极大的罪恶——无数瘾君子的迷途都是因为把古柯放进了嘴里（它不能吃也不能喝）——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很快变成了乞丐，讨来的所有的施舍都只用在了维持这种恶魔般的罪行上。
我们的主人国王能不能下令，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害人的植物，都要把它连根拔起，甚至连有关它的记忆都不许保留？要是能从这片领土上根除掉它，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将令恶魔丧失他收获的大批的灵魂，帮上帝一个大忙，无数的男人和女人都不会死去（我说的是西班牙人，因为古柯对印第安人不会造成任何害处）。
阿尔赞，1674
西班牙的评论家和牧师在讨论古柯有关的好处时，另一群思想家开始关心起一个更加紧急的问题来：古柯到底是什么？植物学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分类学也即将出现。古柯应该处于哪个位置？莫尔提默告诉我，第一次尝试给古柯分类的是在布鲁克尼提斯。我不知道“在布鲁克尼提斯”是什么意思，不过很快就找到了：里奥纳迪.布鲁克尼提斯，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巨著《植物图解》的编撰者。尽管图书馆里有这本书最近的译本或是再版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还是在图书馆的电脑查询栏中打上了“布鲁克尼提斯”，结果马上出来了：有1692年的第一版。你不得不佩服大英图书馆：它的确是花了太多钱太多时间才建起来，它该死的大钟也走得很慢——不过里面的确藏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书籍。《植物图解》真正拿到后，我找到了那一页，是这么写的：
CocaPeruianaHernandezapudRecc.302.ArbustaproNuminibushabita,Mamacocaevocata(hocest)MatresCoca1DeaeCocaeNierembergfol2304-tab339.
《植物图解》，1692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8节 德.加希耶疯了(2)
布鲁克尼提斯到达在讲些什么？我又反复读了几遍，还是没有变得更聪明点。唯一能猜出的就是结尾的（fol2304-tab339）可能指的是张图解。我飞快地轻轻翻动书页，直到找到fol2304-tab339，即304页的339号标签，里面画着十一种不同的植物。哪一个是古柯？它们在我看来都一个模样。也许哪一个都不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图片影印了下来。后来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给我破译了这段文字，说这种植物在秘鲁叫作“妈妈古柯”，它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古柯。我找到了半个名字。我找到了“古柯”。如果莫尔提默所言不虚的话，那么第一次把古柯在植物学上归为“高卡”属是在六十年之后，在帕瑞克.布朗恩1756年编撰的植物学文选《牙买加的自然历史》一书中。古柯1756年在牙买加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再一次，屏幕上出现了我要找的这本书：“书架号X2194765，属珍本。借阅请按F4”。我又回到了珍本阅览室。
布朗恩的《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最后来到时，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它是放在盒子里拿来的。不过这么说对它有点不公平：《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是像尸体放在棺材里一样放在盒子里送来的。盒子很大——大约有百科全书两倍大小——重得让人生疑，图书馆理员取下它的时候砸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刚刚把你的盒子砸在了我自己身上”，他一边把盒子从柜台上推过来，一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向他说了声抱歉，把它抱在怀里搬到了我的桌边。一打开盒子，我发现它可能原本就是个棺材：里面的书碎成一片片，书脊也破了，封皮呈粉末状，我一碰，手指头上就留下了红色的污迹。这本书已经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历经很长很长时间地慢慢地死。还有一种老年人家里才有的强烈的臭味。
《牙买加的自然历史》有五百多页，一点五英寸厚，完全成了碎片。书里有很多牙买加植物的图片，还有一只大死蜘蛛，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和布鲁克尼提斯不同——他的书虽然要古老得多，可是曾经做过修复——《牙买加的自然历史》可真的看得出它的年纪来。它太古老了：它出版的时候乔治二世还在作国王，美国的独立战争还在二十年之后。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牙买加的自然历史》在大英图书馆的书库里就已经呆了差不多六十年。
书里有索引，可是既不是按数字顺序也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那一页（第278页——可也没多大用，因为书上没标页码），找到了我要的那点东西：
高卡1：红木，或硬木，叶片椭圆形
这是一种植株很小，但很美丽的树：叶片呈椭圆形，背面有两条纵向的细长叶脉，这两条叶脉构成叶片合拢起来时所能露出来的部分的最大范围。花聚集成小簇生长，密密麻麻长在枝条上。树皮内层呈肉色；材质呈棕红色。被认为是极好的木材，因为树的大小很合适，高度很少超过十六或十八英尺高，直径很少超过五到六英寸。
《牙买加的国内史和自然史》布朗恩，1756
这听起来可不太像古柯，尤其是“十八到二十英尺高”那部分。脚注上说见插图38的图二，看上去是有一丁点像古柯叶子，不过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根本不是古柯：这是对属于高卡属的任何植物的第一次分类。无可否认，它对“高卡”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理解是“红色的根”）的来历还是给了我一点启示，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对我有用的东西。莫尔提默搞了个恶作剧，我上当了。其间图书馆理员很生我的气，我手上沾满了红色的污迹，我身上还发出一股老年人家里的臭味。我合上了书，很想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读过这本书。也许一个也没有。慢着，也许有一个——我愿意他是莫尔提默，他到伦敦来搞研究，在我之前拿过这本书。也许他也和我一样仔细——他到的时候这本书也已经有150岁了。也许那时就得对它小心翼翼。也许那时它已经装在了盒子里。也许它已经发出老年人家里味道。也许那个蜘蛛就是他放在里面的。也许是莫尔提默弄坏了书脊。这个混蛋。
事实是，其实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从植物学上对高卡古柯进行分类，这表明尽管旧世界知道古柯和它的作用，却对它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是因为西班牙声称南美洲是自己的殖民地后，就宣布不允许非西班牙的民族进入这里。其他欧洲人只能从书上了解新世界的各种奇迹；还有许多意义重大的书被列为保密书籍。
可是西班牙并没有费心派科学家去新世界考察。虽然决定自己不去讨麻烦搞什么科学考察，他们还是要等到两百年后才同意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到南美大陆上去，还只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下进行。获得他们许可的这次考察活动——即将把古柯带到旧世界去的考察活动——然而与植物学考察无关。它可不是要收集一些植物而已，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次的旅行旨在测量地球的形状。
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还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地球是浑圆的吗？这个问题对很多诸如航海之类的实际问题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要是地球不是浑圆的，那么一个纬度的距离就会根据你在地球上的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会令航海家非常急躁：一度也许就意味着能发现一个新的岛屿，和发现不了它之间的差别——或是意味着是驾着船穿越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和把船一头撞在山上之间的区别。
1734年十二月，法兰西学院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派两只探险队到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去——一个去赤道，一个去拉普兰（尽量接近南极的地方）——去测量一个纬度的距离有多长。两个队回来后，把他们测得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就是法国人在赤道地区没有占据任何领土。这第一支探险队到哪儿去找一块平坦的，地形不那么复杂的，而且还比较安全的地方来测量？理想的地点就是厄瓜多尔的奎托，可是奎托自发现后就一直不对外国人开放。研究院于是向西班牙国王发出请求，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很快就获得了许可，测量工作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秘鲁呆多久。现在这第二个问题就变得格外紧迫了：谁有能力来领导这样一只探险队？
自告奋勇的当然不乏其人。当法国公众知道本国的科学家要第一次拜访南美大陆的时候，人人都想去。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少年老成的年轻数学家，名字叫查尔斯.玛利亚.德.拉.康德曼。他是个神童，29岁的时候就进入了法国科学院。伏尔泰和他很熟，说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这两个人是在一次晚宴上认识的。法国的国家审计大臣想要通过博彩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于是举行了这次晚宴，他们两人刚好坐在一起。康德曼是位才华横溢的统计学家，他在餐巾上草草演算了一下就知道抽奖的组织者印的彩票数量不足。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伏尔泰，并解释说谁要是把所有的彩票都买下来，就一定能赚上一大笔。伏尔泰——大概是因为多喝了几大杯的仙迪酒——决定试一试，最后结束晚宴时赚了五十万法郎。这次的事情加固了他们的友谊，每当康德曼需要帮助的时候，伏尔泰就肯定会为他打通关系。所以当出现一个真正的肥差的时候（例如带领一支探险队到赤道上去测量一个纬度的距离），伏尔泰特地私下里去见国王，并向国王提到他知道干这个工作的理想人选，这并不完全是巧合。由于采取了这一步骤，再加上自己本身就很富有的康德曼又从自己兜里掏出了十万里弗投入到这次考察中来，他成功地得到了这个工作。
北部的探险队必须得等到夏天才能动身，到赤道去的这一组则在1735年的春天出发了。康德曼召集了最棒的一组科学家来协助自己，包括一位天文学家，一位数学家，一位植物学家，还有一个表匠。陪同他们上路的还有两个年轻的西班牙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人不是来搜集情报以便将来入侵南美的法国间谍。一班人马在1734年的十一月到达南美，他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上新世界土地的科学探险队。
这是个不祥的时刻：它开始了一项即将持续大约45年，只有当所有的参加者都死去的时候才会真正结束的使命。这是一项将把古柯引向科学的使命。康德曼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项使命的历史，书的名字叫《南美洲内陆地区游记精选》，这本书的第一版就安放在大英图书馆里。写得很不错。你应该读读。真的。要是你有兴趣，它就在978.K.31那儿。
他们刚一到南美就分开了。康德曼独自步行前往奎托；其他人宁可坐船去。也许他们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整个旅行所作的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康德曼在他史诗般的步行途中作出的：他在“卡欧丘”树中发现了一种有弹性的粘粘的物质，好像可以用作任何用途。他毫不迟疑地亲自用这东西给他的科学器材做了套防水服，由于对这东西的表现很满意，于是采取了一份卡欧丘树的树脂样品。他对这种神奇的，富有弹性的物质开始产生了兴趣。
几年后，约瑟夫.普瑞斯特勒注意到康德曼的一块口香糖可以用来擦掉铅笔写的字，就给这东西起名字叫作“笔擦”（即橡皮）。尽管卡欧丘树（“哭泣的树”）的树脂以前就有人注意过，可是是由于康德曼的描述才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打开世界橡胶市场的功劳也应归功于他。他还偶然拾到一些含有当地人称为“布拉提诺”的矿石的岩石。出于好奇，他把这些石头带回法国，惊奇地成为了白金的发现者。
真正的测量工作开始于1735年的中期，即将继续八年时间。然而就在1739年，探险队得知一个毁灭性的消息：前往拉普兰的人马——比他们去的地方要近得多——完成了测量工作，已经安全返回法国。他们的测量非常地充分，没有赤道上的测量结果也能证明地球的形状。大家都感到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自己远离家园，在丛林里生活了四年，考察得到的结果竟然毫无价值。祸不单行的是，队里的一个成员死于疟疾，而测量结果无用的消息传来后，队里的医生偏偏又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打死了。
探险队于是藏身在一所修道院里。此时事情似乎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的时候，祸事再次发生。队里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德.加希耶——法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家族的一员——一直在搜集保存各种南美本土植物标本，想要带回国进行研究分类。他把这些标本都交给一个佣人保管。他五年来搜集到了许许多多的新物种，并荣幸地给所有这些植物都起了名字。他很有可能会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而被载入史册。可是在探险队藏匿在修道院的时候，这个佣人把所有搜集的标本都丢掉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加希耶就疯了。
1743年他们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可是情况继续恶化。数学家决定不回法国了，在利马大学找了个工作。他的堂兄娶了个十三岁的当地小姑娘。表匠也已经结婚，决定留下来。队里还有一个成员也疯了。制图员搭脚手架时架子倒下来把他砸死了。医生当然早就死了，而加希耶还在什么地方围绕着赞努西行星转。
到了三月份，他们离开法国已经八年了——康德曼决定现在该是暂时停止考察的时候了。由于他是队里唯一一个既没有疯也没有变成当地人的幸存者，他只好独自踏上旅途，路上航行驶过整个亚马逊河。他于1745年二月回到家时疲惫不堪，身无分文。各种各样的热带疾病和旅行中的严酷经历让他部分失聪，一条腿也瘸了。尽管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四十位永久院士之一，他也永远无法恢复昔日的活力。他这样写到：“至于我，摩.拉.康德曼，您把我当作半个人就行了。”
这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是还比不上植物学家加希耶的故事悲惨。历史上说约瑟夫.德.加希耶再也没有从失去所有搜集的标本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他搜集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历史这样说，只是因为康德曼回来后是这样写的。真实的情况更加离奇。
测量工作完成后，加希耶想要同康德曼一起回巴黎，可是康德曼坚持要沿着亚马逊河走，这条路线漫长而又昂贵，加希耶没有这么多钱，当时又发着高烧，于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借钱给他，康德曼一个人动身回家了。加希耶起身前往利马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
办完这件事情后，他还是忍不住进行几项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他对金鸡纳树（奎宁的来源）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折回到康德曼丢下他一个人走的旅途，一路边观察边沿路采集样本。就在这次艰苦的长途跋涉中，他对橡胶进行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可以理解的是，加希耶意识到自己在同一个地方采集到了太多的植物标本，于是整个这段时间他总是把标本和所作的笔记寄回家去。不幸的是，大多数都没有寄到。更糟的是，到他结束旅行的时候，他又一次一文不名，不得不在奎托当了医生。
可是正当他凑够了钱的时候暴发了天花，由于他是城里仅有的几位西医，地方当局禁止他离开。为了对他坚持要离开的决心表示感谢，主人把他软禁在家里，对任何帮助他逃跑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只好靠研究传染病来消磨时间。
加希耶最终在1747年获准离开奎托，前往利马去搭乘回家的船。去利马的路上他又对白桂皮树（从树皮里可以得到肉桂）进行了研究。他再一次把所有的标本都寄回了家——大部分又再一次丢失在路上。
他1748年到达利马，偶遇当初探险队的另一个成员戈尔登。出于某种原因，这两个人又开始了另一次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艰难跋涉，以便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冬。路上他们又到了波托西，考察了那里的银矿，接着又去了华卡维利卡的水银矿。加希耶在拉巴斯停了下来，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植物系，他非常兴奋，决定让戈尔登一个人赶路，自己留下来对它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9节 德.加希耶疯了(3)
到1749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云加斯山谷研究古柯——以前他只是听说过这种植物。可是他再一次用光了所有的钱，只好在1750年被迫回到拉巴斯当医生。拉巴斯的州长对他非常感兴趣，坚持要他住在自己家中——接着就不允许他离开。
加希耶接下来从事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最著名的是修建桥梁。四年后，他筋疲力尽，身无分文又被囚禁，终于设法劝得州长允许他离开。就在这时，灾难再次降落在他头上：他得知到自己的绝大部分植物标本和笔记都在去往巴黎的路上丢失了。他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还从来信中得知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兄弟都去世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再一次当了医生——其间他给巴黎的亲戚写信说，植物学同医学一起毁了他的生活，他决定放弃这两门学科——来当个数学家。这一次加希耶永远地疯了。
穷困潦倒之际，他在利马找了个小房子，这个垮掉了的人在里面还要再呆上十年。最后，一群法国旅行者听说了他的困境，给了他回家所需要的钱，强行把他送到回国的船上。他于1771年七月到达巴黎的家中——他离开家已经三十六年了。来接他的是他两个还健在的兄弟，安东尼.劳瑞和伯纳德，他连他们两个都认不出来了。
即便回到了巴黎，好运有没有降临到他身上。离开利马前他不愿意提前把他后来收集到的标本寄回家，而是把这些东西留在一个信得过的仆人那里，说他走后一定会派个可靠的人回来护送这些东西回法国。在这期间，这个仆人去世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他写过的所有的学术论文，都同仆人的私人物品一起烧掉了。要不是加希耶的精神已经完全垮掉了，单是这一个悲剧也许就会把他彻底毁掉。
他在索邦神学院任职，尽管法兰西学院选他为院士，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也一直没有恢复神志。约瑟夫.德.加希耶死了，正如他的自传作者简短地写到的那样，八年后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离开了人世。我们对他最后的印象倒是很适合他：加希耶，年老体迈，饱经风霜，一个人呆在寓所里，“clouedanssonfauteuil”——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钉在安乐椅上”。不过也许我翻得有点不对。
所有这些和古柯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加希耶所搜集到的所有这些标本绝大部分没有能够到达欧洲。有一种到了法国。它就是古柯，就是今天还呆在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那一株植物，陪伴它的还有加希耶最初给它画的图。各个植物学家一直分析来分析去，给它起了各种名字的正是这株植物，直到1786年，法国生物学家让.凯沃利尔.德.拉马克把它归类为高卡古柯。这个名字一炮打响。既然科学家已经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而且到南美大陆的旅行也比以前容易得多，对古柯惊人作用的进一步报道不由蜂拥而至。
唐.赫伯立特.瑞兹从1777年到1788年穿越了秘鲁和智利，做出了如下报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坚信古柯和烟草一样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用来令印第安人开心的植物，但是实际经历让我改变了这种毫无根据的看法。我看到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似乎无色无味的死气沉沉的叶子的确具有奇妙的功效。此外，古柯是一种药效已经得到证实的治病良药。将它煎煮或是沏泡，可以治疗痢疾，止住腹泻，并能治疗妇女产后月经不调；将它研成粉末混入白糖，可以治疗胃酸过多，还可以强健牙齿。
《DH瑞兹的日记》，ＲＥ斯古尔兹译，1998
不幸的是瑞兹颇有见地的话并没有引起注意：他的日记丢失了两百年，等到人们在二战期间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被炸毁后的废墟利再次发现它时，后来其他远不如他博学多闻的旅行者早已超越了他。
德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保于1801年到达秘鲁，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这种可以带给印第安人精力的叶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要研究一下这种活性成分是怎么回事，还是件新鲜事：科学刚刚开始逐步接受生物学的因果关系，接受事情并非变个魔术就能发生的事实。洪保想知道是什么使得古柯能够令人精力倍增的。显然，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古柯叶子具有某种能让人精力充沛的自然特性，要么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
在对这两个成分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错误的一个，得出的结论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然而正是对古柯的用途所作的报告——例如洪保的报告——才使得人们对围绕这种古怪的草药展开的争论有了更加广泛的评价，并认识到科学可能会在这方面激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大众传媒甚至也谈论起来这个奇怪的习惯，想知道——南美印第安人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确信存在这样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事实：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在一起实践了好几个星期；经历了极度的疲乏，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力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不需要屠夫，不需要面包师，不需要啤酒工，不需要酿酒师，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厨房用品——要是现在大卫教授旅行回来，愿意思考一下这个课题，我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材料可以供他试验使用。要是他发现了一种没有重量上，体积上，还有价格上的所有不便的，暂时的抗饥荒法，或是食物替代品，即便是在我们这片幸福的土地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会把自己的祝福献给他；因为有了这种东西，任何人都也许都能像秘鲁的印第安人那样，时不时地不用吃饭，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和工作一个月。无论伦敦的市议员怎么想，这都将是人类智慧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绅士杂志》，1814年九月
尽管如此，这位英国的化学家兼电化学的先驱翰弗瑞.大卫显然不读《绅士杂志》。他没有研究古柯，反而发现了电解法，忙于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钾，纳，钡，锶，钙和镁；他还顺带着研究了笑气的麻醉特性。
要是印加人给他讲过，那他一定会来琢磨琢磨古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古柯。与此同时，各种把古柯描绘得无所不能的报告如潮水般涌来。这些新书并不是为旅行者或是科学家准备的学术性文章，而是面向普通读者——面向那些对新世界之谜和古柯之谜着迷的读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对这样一种不太体面的习惯（而且是由环球旅途半路上遇到的一群野蛮人发明的习惯）的天生的反感会时不时浮现出来，尤其是那些无论如何都很难容忍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人所作的报道。其中最出名的，也是首位真正的反古柯战士，就是德国的自然学家普皮格，他很早的时候就对印第安人和古柯有一种天生的倾向性，当时他对困扰嚼古柯者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消化器官程度或大或小地不断变得虚弱——这种虚弱首先袭击的是不幸的“嚼客”。病人的这种抱怨一般被称为消化不良，可能一开始并不要紧，开始很快就达到了令人警觉的程度。接着出现胆汁阻塞，辅以所有的上千种的痛苦的症状，这些症状在热带气候下会很快恶化。接下来的是黄疸病和神经系统的错乱，伴随着头疼，精力的极度衰竭，病人很快完全丧失胃口；眼白呈铅色，接下来完全无法入睡，这又会加重这不幸的个体精神上的抑郁，病人这个时候尽管已病入膏肓，却还是无法抑制地要使用古柯，而且还会渴望喝白兰地。他的胃口变得非常没有规律，有时完全不想吃东西，有时又会贪婪地暴饮暴食，特别喜欢动物性食物。这种悲惨的状况会就这样拖上几年，直到最后痛苦地死去。
《智利，秘鲁和亚马逊河流域的人种》，1827.32
普皮格是从哪儿得到这些信息的，谁都猜不出来：没有其他人报道过这些症状。这些报道肯定不准确，这一点玻利维亚和秘鲁几百万嚼古柯的人都可以证明。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个人偏见（他承认自己不管是对印第安人还是对古柯都没花什么时间）还是会影响公众对古柯和嚼古柯行为的看法。后来，当可卡因分离出来，知道它很危险，而且还会上瘾的时候，反古柯纵队的人马上就提到了普皮格，于是死了很久的普皮格又从档案里冒了出来，悄声细语地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即便是普皮格这样的报道，读者们也还是十分着迷。既然南美洲最终对外界开放，各国便派遣植物学家到那里去看个究竟。普皮格之后仅仅六年，他们中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英国人理查德.斯布卢斯进入了亚马逊流域。当他十五年后最终从森林里冒出来时，身边带着大约两万份物种标本，所有这些标本他都运回到国内，放在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里。
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斯布卢斯对印第安人嚼了古柯就可以不吃不睡连续走上好多天的能力很感兴趣，他第一次描述了古柯在亚马逊流域的使用，从而为人们认识这种叶子提供一种独特的见解。
可是斯布卢斯收集的物种最终还是引起了争议，因为英国皇家植物园从他那儿继承的植物之中有一种便是古柯树，人们匆匆给它分了类——分得不对——便展出了。因为这是欧洲的第一株古柯树，皇家植物园的这棵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变成了送往欧洲各地其他植物标本集中古柯枝条的来源，这些标本集给古柯的分类也都同样不正确。这可让植物学家们头疼，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称为“玻利维亚古柯”的植物并不是生长在玻利维亚，而是在哥伦比亚，而高根古柯——以西班牙给哥伦比亚起的殖民地名字命的名——倾向于长在玻利维亚。（这个问题最终在1982年由提姆.布劳曼解决）。
我决定给英国皇家植物园打个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许从最初的那株植物上剪下的一个枝条正在展出。也许我可以给它拍张照片，或是摸摸它的叶子，或者就只是看看它。即使他们没有这棵树，也一定知道许多和古柯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能有所收获。最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我在图书馆外面呆上一天而不必感到内疚。实际情况并非如我所愿。我同皇家植物园的谈话很简单，切题，还点缀着诸如“无可奉告”之类的短语。
问题在于——我也许早就应该料想到的——这种家庭旅游常去的景点并不热衷于宣传自己拥有一种产生麻醉品的植物。一点也不热心。事实上，我打电话得到的反应很像我给白宫打电话，告诉新闻办公室我正在为《雪茄客》杂志作一期专题，问能不能和克林顿总统聊上几分钟时所期待的反应。一点都不热情。
接我电话的是一个名叫埃尔维斯的家伙（不是真名），他马上对我的任何问题都警惕起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很关心和他谈话的人是谁。我想不出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在电话里证明我的身份，所以就硬着头皮问下去：植物园里有古柯吗？埃尔维斯想了一会儿。不，没有。这个，其实，有，有古柯。不过没挂标签。不想给它作广告。事实情况是，这棵树现在正在生病。病的很厉害。埃尔维斯不太清楚它得了什么病，但似乎十分肯定的是，等到他当天下午去看它时，它肯定已经死了。他本人种过古柯，但不清楚什么时间种的，在哪儿弄的种子。他为了种古柯还从农业部搞到了一张许可证，但不清楚什么时间申请的，怎样申请的。
当我问到古柯到底在哪儿展出，我想去看看时，他拒绝告诉我。埃尔维斯告诉我的是，他不在时我如果要他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指给我看，他会“非常生气”。
我换了个策略：以前的那株古柯，就是最早的那棵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他告诉我，这里一直到1984年都有一大丛古柯树展出，开始它的生长很不稳定。每年它都长得郁郁葱葱得，可是一到春天，奇怪的是，刚好同游客高峰期巧合，它的叶子就全都不见了，树就开始衰败。到冬天的时候它又恢复了过来，等到下一次的游客高峰期一来，叶子就又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
毫无疑问他们很担心。如果来英国皇家植物园参观的普通游客为了得到毒品都不顾一切地想要剥光展品的叶子，那么要是某个打电话来的疯子想要自己拥有一整棵古柯树，又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也许他们以为我要跳上车横冲直撞地去抢劫那个古柯标本。或是天黑以后偷偷摸摸溜进来，偷走他们最宝贝的财产去倒卖。不管是哪种方式，我都是坏消息，他们不想给我看他们的古柯树。我的确想无声无息地，秘密地出现在那儿，怀揣着一张画着古柯叶子的图，这样我自己就可以认出哪棵是古柯树了，不过我还是不想惹得埃尔维斯大发脾气。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古怪事情发生在那些在热带植物温室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呢？我想象自己被绑在棕榈房后面的某个小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手腕上捆着园丁用来牵住攀援植物不让它往上爬的绿色的塑料带子，嘴上还贴着结实的园艺用的胶带。埃尔维斯退后站着，某个来自西瑞塞斯特，长着茶壶色的皮肤，穿着威林顿长统靴的肉头肉脑的家伙手拿着修剪树枝的大剪刀，裂开缺了牙的大嘴，带着疯子般的土里土气的狞笑向我走近，“我们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他？”肉头肉脑的家伙会这样问。埃尔维斯会点点头说，“好的，杰斯若，让斯特立特费尔德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给黑眼苏珊剪枝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晃，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求求你了，不要见识黑眼苏珊。”
我作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就开始害怕了，那等到了哥伦比亚，我的问题就会更严重。我想莫尔提默是不用受这个罪的。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0节 从古柯到可卡因(1)
1859年，克莱曼.马克翰姆为了获得金鸡纳树的种子去了南美（从金鸡纳树里可以提取奎宁）。一到了那儿，他就无法不注意到古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对印第安人消耗的古柯数量大感吃惊：估计南美大陆古柯的年产量大约有13，700，000公斤。面对产量如此庞大的一种作物，他开始相信古柯里一定另有奥妙，自己还试了试。
我嚼古柯，不是常常嚼，而是非常频繁地嚼——它除了能产生的那种令人愉快的安抚的感觉外，我发现我能长时间节制饮食，却不像其他情况下那么感到不舒服，还可以带着轻巧灵便的感觉爬上陡峭的山崖，大气都不喘一下。这后一种作用应该推荐给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和普通的步行旅游者。
《秘鲁与印度之旅》，1862
历史没有记载到底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有没有采纳马克翰姆的建议，不过显然，欧洲旅行者把古柯推荐给步行游客用作娱乐用途的时候，也就该是对古柯进行某些严肃的调查研究的时候了。显然古柯并不仅仅是一群野蛮人为了嚼叶子而嚼叶子的一种植物：到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报道来证明它的确具有增强精力的作用，这说明它的功效是真正存在的。不过几乎没有谁意识到这样一种研究已经正在进行之中。正是这次的研究最终分离出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叶子里含有的活性成分，并为世界带来了可卡因。
很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从植物中分离天然的化学成分，将之用于医药学的工作。1805年F.W.塞提纳从鸦片中分离出了吗啡。1817年发现了番木鳖碱，1820年发现了奎宁和咖啡因。1821年科学界把这些产品——由植物产生的，对身体具有不同功效的氮基有机化合物——统称为“生物碱”。1828年分离出了尼古丁，1833年分离出了阿托品。更多的物质还在路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猜测，人们最终认识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植物并不是有什么魔法，而是里面含有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作为药用，会对身体产生特殊的功效。人们还认识到，如果这些活性成分可以运用化学方法分离出来，就会成为功效强大的药物。
1708年，有机化学的奠基人海尔姆.布尔哈弗把古柯纳入了他的经典著作《医药学》里。他说，因为这种植物的汁液里面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才会使它具有所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怎样用化学方法来研究出这种成分到底是什么，他的见解还是有助于发动人们寻找适用所有这些能够产生麻醉品的植物的有效原则。阴差阳错的是，虽然是古柯最先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然而古柯的生物碱却是最后一个被分离出的。
关于古柯的化学组织，性质和反应，存在好几种理论。冯.洪保认为，这种增强精力的作用不是来自于古柯，而是来自于和古柯一起嚼的碱。法国植物学家威戴尔认为，古柯里含有诸如咖啡碱，甚至是咖啡因这样的柔和的刺激成分，并分离出了一种他认为就是这种成分的脂状物。与此同时，德国化学家费德瑞克.歌德克声称已经分离出了这种成分，方法是蒸馏干燥的古柯残渣，然后对得到的东西进行提炼。他还设法拿出了一些晶体，他称之为高卡素，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试验，所以也没有人对他多加关注。
瑞士专家JJ冯.托斯古迪花了四年时间在玻利维亚旅行，曾委托拉巴斯大学进行一项重复试验。那里的化学家用新鲜的古柯叶子重复了歌德克的实验，告诉他他们成功地分离出了高卡素，并把一份样品给他寄回了欧洲。然而当他回到家后，把样品拿去给一个化学家进行检验，人家告诉他这只不过是石膏粉而已。他受骗了。（几年后有人声称这是由一个合情合理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本应该寄给他的样品找到了，的确是高卡素。不过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无论叶子里面的是什么，似乎极其难以提取。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要分离古柯里的活性成分，问题不在化学方法上，而是因为古柯叶子本身十分缺乏。古柯在欧洲生长得不好，从南美运来的叶子在路上就变质了，所以作实验用的古柯叶子非常短缺。仅有的那点可以拿来作实验的叶子总是很不新鲜，里面只含有一丁点或是根本不含可卡因。科学家们需要有人能供给他们可靠的高品质的古柯。在命运离奇的曲折迂回之下，他们即将得到这样的古柯——这要承蒙奥地利军方的好意。
1856年奥地利皇帝佛朗兹.约瑟夫一世决定派诺瓦拉号护航舰绕地球一圈，向世界展示奥地利海军的威力。诺瓦拉号这次环球旅行带了352个人，其中包括7个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卡尔.施科泽博士，他最后出版了对这次航行权威性的叙述，这本书罗罗嗦嗦，乏味得要命，与之相比，目前为止我所读过的其他东西似乎都算得上绝对有趣。
《诺瓦拉的旅行》很方便地压缩成大得出奇的三大本，讲述的是这艘船周游世界的故事，细节多得能折磨死人，连莫尔提默都躲得离它远远的。我随便翻开一页看下去，发现了许多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诺瓦拉号起航的时候装了1，500升的醋，95天后就吃完了，装了16，000份泡菜，也只吃了299天。正当我准备把手指从这些烦死人的东西中抽出来时，施科泽做了件不同寻常的事：他谈起了有趣的事情来。他说，就在动身前夕，一位德国科学家找到他，要他帮个忙。这位科学家碰巧正是这个世纪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费德瑞克—沃勒。沃勒成功地分离出了铝和铍，发明了乙炔，还第一个合成了尿素——这是第一次有人设法从无机物中创造出了有机化合物。也是沃勒检验了托斯古迪那份玻利维亚来样本，发现它其实是石膏。这件事一点也没有惹得他不高兴，反而激发了他的兴趣，所以他才有了对施科泽的请求。他想要古柯。要很多。面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同他自己一样的科学家——的请求，施科泽同意了。
施科泽对古柯一无所知，但是他在秘鲁碰到了一位名叫康拜尔的苏格兰人，这个人告诉他，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印第安人一天步行了145公里，中间没有停下来休息，除了古柯和几粒玉米外什么也没吃。走完了路，这个印第安人接着头朝下倒立了半个小说（常见的作法，可以休息双脚，重新分配血液），然后很快喝了杯白兰地，马上又动身步行回到九十里外的家中。施科泽对此非常感兴趣，所以当诺瓦拉号经历了漫长的两年零半年的旅行回到家后，他行李中除了其他23，700份科学标本外，还有一个标明属于施科泽的大箱子，里面装着13.5公斤重一大捆古柯。
在哥廷根大学，沃勒把这些古柯叶子交给了自己最有前途的博士生，阿尔伯特.尼曼。尼曼把对他的分析记录了下来，这本令他在1860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薄薄的巴掌大的小册子就躺在大英图书馆里。书名是《论古柯叶子里的新有机基》，书中描述了他在1859年夏天为了分离古柯中的活性成分所做的每一个步骤。第一步是将古柯叶子放在含有微量硫磺酸的百分之八十五的酒精溶液中清洗，然后把酒精蒸馏掉，留下一种粘粘的物质。再从这种物质中分离出一种脂状物，然后把这种物质同苏打重碳酸盐再三摇动，使之混合均匀。然后再把这样得到的混合物进行蒸馏。最后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由完美的棒状晶体组成的，白色的固体，他发现这种物质可溶于水，极易溶于酒精，可瞬间溶于乙醚，而且经过进一步的化学分析后，证实这种物质的化学公式为C32H20NO8（实际上是C17H21NO3）。这就是古柯的活性成分。和给其他生物碱——吗啡，番木鳖碱等等——的命名的方法一样，他给这种新化合物起名为可卡因。
尼曼为这个古老的迷提供了答案，可是迎接他伟大研究成果的却是世人异乎寻常的沉默。尽管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再也无法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全部价值，因为他一年后就去世了，年仅26岁。
可是就在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同一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写的一份论文引起了轰动。1859年，也就是尼曼的古柯叶子从秘鲁来到法国的那一年，保罗.曼泰加扎本人在秘鲁逗留时日后回到了米兰。他的论文从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的角度来写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提醒科学界注意可卡因的潜力。当然，他写的是古柯，不是可卡因，不过从古柯叶子里分离出这种生物碱的时候，古柯和可卡因被认为是一码子事儿。
曼泰加扎遵循早期所有伟大的医生的传统，总是为了确定各种药物的效果而在自己身上作实验，他对古柯也是这样。得到的结果非常令人惊奇。就医学而言，他宣布古柯在治疗“早晨起来舌苔厚，胃气胀，牙齿发白”很有用。古柯增强精力和令人兴奋的能力不是反映在他的医学分析中，而是反映在他的散文里——在他试图描述出不断提高的剂量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的时候，他常常忘记语法规则，有时甚至根本就忘记自己在说些什么。曼泰加扎的论文在1859年出版，文章充满热情，神志不清，语无伦次，但还是说明了关键的一点：他爱上了古柯。
用上2.4打兰（6.12克），人开始变得越来越脱离外部世界，一头扎进一种幸福的喜悦之中，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浑身有着过多的生命力——我本性极其不适应任何类型的体育活动，但是用到12克剂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异乎寻常地灵巧，有一次我双脚一跳，竟然跳到了高高的写字台上，还跳得信心十足，连桌上的台灯都没碰倒。还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可以跳到邻居的头上去。不过一般说来，这种突然的发作只是一瞬间的欲望，人很快就回到一种快乐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想这样过一整天，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没有一丁点想要改变什么的愿望。在这种醉酒般的状态中，人一刻也没有失去自我意识，而是享受着这种完美的懒洋洋的状态。这时人会叹长气，有时会放任自己无意识地大笑，想要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却又无论如何找不到词——要么就是说得语无伦次。我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为了让别人听懂我的意思，我不得不说得极其缓慢，音节和音节之间要间隔好久。
“经历古柯”，曼泰加扎，引自《可卡因论文》，安德鲁斯和所罗门
接下来曼泰加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一天内嚼的古柯剂量最大时有18打兰（54克），最后的十打兰是夜晚服用的，隔一小时嚼一次。这是唯一一次我经历古柯麻醉感的极限，我必须承认自己发现了那种超越其他一切已知的肉体快感的快乐——我嘲笑所有那些注定生活在泪水山谷里的可怜的凡夫俗子们，而我驾着古柯叶子的翅膀，飞翔着穿越过77，438个世界的空间，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精彩。一小时后我非常平静地写下这些话，手丝毫也没有颤抖：上帝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令人类没有能力终生维持古柯的这种功效。我宁可拥有古柯而生活十年，不愿没有古柯而生活100，000（我还要在后面插上一大串儿的零）年。
曼泰加扎，引自安德鲁斯和所罗门
两年后，一位M罗西耶重复了曼泰加扎的实验。他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我们自己常常嚼点剂量适中的古柯，马上感到身体和精神都兴奋起来，这对我们熬夜工作可帮了大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注意到类似的效果。我还要给您讲讲其他人的经历：V.A.先生是巴黎皇室的一位律师，他也使用古柯，不过不是嚼，而是吸，每次得通宵完成工作的时候都吸上六到八片的古柯粉做的片剂。他说：“我们总是发现（服用过古柯后）第二天一早一点也不感觉累，反而还很想出去溜达溜达——”
有一个人对曼泰加扎的论文尤其关注，他是科西嘉的一个化学家，名叫安杰洛.马里亚尼.安吉罗，他1860年搬到了巴黎来，想寻求生财之道。他马上看出古柯的潜力，意识到可以从这里赚大钱。从那一刻起，他一心一意了解所有关于古柯的事情：显然古柯有市场，可是市场在哪儿？很明显，欧洲人是不太可能去嚼古柯叶子，所以要由他来找到另一种欧洲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他决定把古柯放在饮料里，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完美的中介：葡萄酒。葡萄酒有一种可以掩盖住古柯的味道的强烈的天然味道，又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在巴黎又很便宜，人人都买得起。葡萄酒里还含有酒精，是可卡因一种良好的溶剂。把古柯和葡萄酒混在一起，让酒把古柯叶子里的生物碱过滤出来，再把叶子残渣去掉，剩下的就是一种真正有优势的口感很好的酒精混合饮料了。
他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波尔多葡萄酒后，马上开始寻找上好的古柯叶子。他很快意识到印第安人最喜欢的（最苦味道最冲的）就是最好的。弄到一些这样的叶子后，他接着便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巨大市场的古柯饮料，并于1863年以“马里亚尼”的名字开始投放市场。
为了把他的酒推向市场，马里亚尼想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大打宣传战。除了在新闻上定期作广告外，他给当时知识界的精英和各界名人送去了一箱箱免费的葡萄酒，征求他们对这酒的意见。他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要求收到酒的人寄给他一张签名照作为回报。马里亚尼首先瞄准的是戏剧界，因为有谣言说他的酒对声带很有好处，所以这第一批的酒就到了法国戏剧界的重要人物那里。不过他很快就开始寄给更出名的人了。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1节 从古柯到可卡因(2)
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感谢信和推荐信正在雪片一样地飞来——还有一大堆签名照片。现在很难弄清这些名人回信是只是为了表示收到了礼物，还是他们真的对这种产品印象深刻，不过结果都一样：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男人和女人寄来了一大堆的信，这个现象本身显然就是在提倡人们喝马里亚尼葡萄酒。马里亚尼叫人把这些信印在廉价的纸上，作为免费增刊夹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里。他们大约出版散发了五千多万份这样的传单。很快，人人都听说了“马里亚尼葡萄酒”。
从1894年到1913年，他把这些信件编成一系列相册出版，共有十三卷，大英图书馆里放着一整套。每一页上都画着一位名人的轮廓像，下面是他们的照片，签名以及他们对马里亚尼葡萄酒的评论。
在马里亚尼伟大的古柯推销广告中有许多名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路易斯.布莱里奥（1909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他这样写到：“我事先身上带了一小瓶马里亚尼葡萄酒，它可帮了我大忙。它增强精力的作用在穿越过程中一直支撑着我。”电灯泡和留声机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也同样对它印象深刻，还有挪威作家亨瑞克.易普森。
在法国，卢米埃兄弟，安东尼，奥古斯特和路易斯（他刚刚发明了电影）大力推荐这种酒，还有数学家彭加勒，他神秘地写到“20马里亚尼＝100T”。罗丹在信上签上了“您的朋友”，刚修建自由女神像回来的奥古斯迪.巴托迪说，如果他早一点认识马里亚尼葡萄酒，自由女神像“就会达到几百米的高度”。
在英格兰，儒勒.凡尔纳开玩笑说：“既然一瓶不同寻常的马里亚尼酒就能保你活上一百年，那我还不得活到2700年！不过，我倒不反对！”HG威尔斯更听话：他没有写信，而是用铅笔给自己画了两幅漫画，一幅很悲伤，一幅很高兴，分别标上“喝马里亚尼之前”和“喝马里亚尼之后”。
马里亚尼接着进一步开拓市场，送了一箱子酒给美国总统威廉姆·迈克尼，总统的秘书写信说总统对这种酒已经非常的熟悉。他接下来给教皇里奥十三世寄了一箱子，得到一封回信和罗马教皇颁发的一枚特别的金奖章，奖励他的发明。与此同时，还有报道说美国内战的著名将军尤里西斯.S.格兰特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里，每晚上床睡觉之前都要喝上一茶匙马里亚尼葡萄酒，这足以支撑他写完自己的回忆录。
机缘巧合的是，巴特博格公主正在尼斯城，有人送给她一套《肖像》后，她谈到自己的母亲将会非常喜欢这套书。马上就有一套送了过去，于是马里亚尼便收到了一封给他本人的感谢信，信中说维多利亚女王认为这些书“是她的藏书中最好的”。（真是巧合得离奇，我后来在洛山矶寻找这个最棒的发明家的时候，碰巧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最初的那几卷书）。读者都被镇住了。显然，世界上的许多头号人物都在喝马里亚尼葡萄酒。于是销量一路飙升。
没过多久马里亚尼就发现自己富得流油。尽管他办公室设在巴黎的保勒万.郝斯曼大街上，他在塞纳河畔的钮利区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古柯博物馆，它是一座由设计师建造的巨大的宫殿，里面有许多温室（他喜欢种植古柯，还把古柯标本免费送给各个植物园），还有熟铁铸的立柱和新艺术派的装饰品，他就在这里接待来访者。
马里亚尼第一个看到古柯巨大的市场潜力的，认为它是一种让人们感觉很舒服的无害的兴奋剂，然而他也打开了释放这一洪水猛兽的闸门——而且再也无法关上。继马里亚尼葡萄酒成功之后，很快一大批其他各种古柯产品便紧跟其后，包括帕特.马里亚尼（止咳糖），马里亚尼药剂（含有加量可卡因的止咳糖），马里亚尼灵丹（比马里亚尼葡萄酒的度数高的酒）和马里亚尼茶（不含酒精的饮料）。
然而在保守的英国，古柯引起的争议更多，也更难受欢迎。1870年一位名叫克里斯蒂森的苏格兰医生对古柯具有的兴奋作用进行了一次不太专业的试验。他派自己的两个学生不吃东西不喝水走上十六英里的路。当他们筋疲力尽地回来后，他喂他们喝了“两打兰”的古柯溶液，注意到“饥饿马上完全离他们而去，所有的疲惫感迅速消失，他们接着又到王子大街轻松愉快散了一个小时的步。”
接下来他自己尝试了古柯——他先是不吃不喝步行24公里，观察了一下自己天黑的时候又多累，过后又嚼着古柯如法炮制地走完同样的路程。他告诉《英国医学杂志》，试验的结果令人非常吃惊：
我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疲惫感都消失了，我不但可以十分轻松地，而且可以非常灵活地继续走下去。我毫不困难地一个小时走了六英里半，发现接下来可以轻松地保持每小时四英里半的速度，然后一次跨过两个台阶，飞快地走到我三楼上的更衣室。
1876年他带着一群学生登上了本.沃里奇山的山顶（980米高），到达山顶的时候只嚼点古柯。“我马上感到所有疲惫都离我而去，我轻松地走过长长的下山的路，感觉好像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山间游荡一样”。八天后他又重复爬了这座山，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于是克里斯蒂森得出的结论是“嚼古柯不久可以消除极度疲劳，还可以使人避免疲劳。可以延缓饥渴感；但是最后人的胃口和消化并不受影响。不论是在偶然试验中，还是在试验后，身体都没有受到伤害。”
这些本事值得一提，不仅仅是因为克里斯蒂森是英国医学协会的会长，还因为他当时已经是78岁的高龄。
这种热情并没有得到所有的人的高度重视。《英国医学杂志》的对手《柳叶刀》就毫不客气地这样写到：
我们同时代有人一心想着古柯，想的方式真的似乎很糟糕。这种妙不可言的植物已经抹杀了那种能够表扬人们说真话的一般的礼貌——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对古柯叶子所作的试验毫无意义，其他任何人解释——这些每周一载的，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们提供真实信息的文章——也都毫无意义。对这些文章的解释很简单——他们让古柯叶子迷了心窍。
《柳叶刀》，1876年四月第一期
大洋彼岸的美国对古柯的判决也十分相似。
我过去的八年来一直在谈古柯，我要说的是，人们不遗余力大肆谈论的它的那些用途都是“胡说八道”。古柯可以减轻口渴，一定程度上可以止住口渴，但是嚼颗子弹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认为它同烟草一样无法止住人的饥饿。同时我还要建议我的医学同胞们不要认为已经在古柯叶子里面找到了长生不老药。
《ＧＡ病房医疗记录17》，1880；497
克里斯蒂森的试验可能招来了一些同行的嘲讽，但还是激起了其他人极大的兴趣，人们纷纷刻意模仿他。很快开始出现了许多报道，讲述类似的通过古柯来提高体能的事例。一群登山者在蒙特.布兰克山重复了克里斯蒂森的试验，报道说他们尽管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可是上山下山都没有什么困难。一位加拿大的医生在多伦多长曲棍球俱乐部参加艰苦的比赛之前给他们嚼古柯叶子，特别指出这种叶子可以支撑他们漂亮地完成比赛。克里斯蒂森的试验还产生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出名的可卡因瘾君子——我们在下一章里会看到。
古柯不仅仅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更多身份模糊的代理人也在琢磨它。他们关起门来躲在门后推测：既然古柯可以使人吃更少的食物却行动效率更高，那它岂不是可以很好地补充军队的口粮？这个主意并不新鲜：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早就已经指出许多将古柯用作军事用途的可能的方法。1599年，瓦尔加斯.马祖卡谈到马格达雷那山谷部落里的勇士嚼了古柯后能够不吃不睡作战整整三天，还谈到他们发现古柯对必须整夜不眠来值班的守夜人意义重大。
1793年，唐.佩德罗.诺拉斯克.克雷斯波博士建议在一般的海军口粮中增加古柯（鉴于我们现在对古柯营养价值的了解，这似乎是个非常明智的建议）。当时有关古柯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古柯可以使秘鲁的军队忍受可怕的艰难处境。托库迪和秘鲁博士西勃利托.乌纳钮都曾经谈到，玻利维亚的军队使用了古柯后，可以在“最寒冷的高原”上行军，还谈到在1771年的拉巴斯围城之战中，，当时人们到了吃“各种东西，甚至吃动物皮毛和令人恶心的动物的”地步之际，古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国人乔治.菲兹罗伊.寇尔在秘鲁呆了两年，于1873年写下了有关“秘鲁步兵在食物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承担着繁重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杂役”的文章。秘鲁军方的首席外科医生托马斯.毛瑞诺.Y.梅兹本人说古柯给了他“一生中最的一些最愉快的时刻”，这也是对秘鲁军队对待古柯的态度进行的公正的总结。
与此同时，米勒将军——一名英国军人——同秘鲁军队打了九年仗，直到1826年才忽然注意到他的手下嚼了古柯后表现出来的出众的体力：
他们每天行军的成绩真是令人吃惊。向导可以走很长的路程，速度为一天二十到二十五里格——他们上山下山比骡子和骑兵还快，他们作为向导和骑兵一起行军，骑兵经常得在后面喊他们，叫他们放慢点速度。我们了解到，一个八百多人的军营一天可以前进十三到十四里格的路程，路上落伍的不超过十到十二个人。
《米勒将军在秘鲁共和国任期的回忆录》，1828
一位法国医生查尔斯.甘泽在试过用古柯来治疗食欲不振后提出，古柯也许可以供应给军队，这一点1861年法国科学家波尔迪尔也强调过。他在翻阅过当时所有有关古柯的论文后得出结论说，古柯应该用于军队和工业领域，因为“它在这些地方可以充当滋补品和兴奋剂”。
不过，即使古柯对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士兵很有帮助，那它对英国的步兵又有什么用呢？一位医生认为，要是早给军方提供古柯，那1842年的阿富汗大撤退中对1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大屠杀就完全可以避免。1893年，陆军元帅亨利.伊弗林爵士在英国军中的作战士兵身上对古柯的功效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写成一份题为“对巴克夏郡和威尔特郡军事演习的报告”的文件，提交给了军队总司令：
这次试验的目的是利用古柯叶子来减轻口渴。一次给每个参加试验的士兵大约八分之一盎司的叶子，让他们混合少量的熟石灰一起嚼。除了几个人对古柯的味道表示抗议外，其他的人都声称从这种叶子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口渴的感觉马上就减轻了。
引自《古柯和可卡因》，马丁戴尔，1892
这些试验从来都没有正规地记录下来过，我们以为，他们也很快就放弃了试验。1883年夏天，一位名叫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的医生在巴伐利亚军队里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却并非如此。阿斯肯布兰地不仅仅只是让士兵嚼古柯叶子，而是把试验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他是个德国人，他对在哥廷根大学工作的沃勒和尼曼的研究工作十分熟悉，了解他们在分离古柯里的生物碱过程中的所有冒险行为。他给士兵的不是低等的古柯叶子，而是真正的精华：可卡因。他说“我的研究是要来证明，古柯叶子里的生物碱可卡因就是曼泰加扎，毛瑞诺Y梅兹，尤纳涅博士，万.托库迪等等所说的那种具有‘不可思议的性质’的物质。”
1883年的秋天，在第二炮兵营进行的军事演习中，阿斯肯布兰地给士兵服用了可卡因。试验结果大有希望：
试验对象LT是一年的志愿兵，在行军的第二天离开W地的时候由于精疲力竭而虚脱；天气极其酷热。我给了他大约一茶勺水，里面滴上了20滴的可卡因溶液（0.5/10）。几分钟后（大约五分钟后），他自己站了起来，轻松愉快地走完了到H的几公里路程，背上还背着个包。
——阿斯肯布兰地，1883，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他总结说：
尽管这次的研究不够全面，剂量也不够完全准确，当然也算不上最终证明了可卡因的特性，但是我还是希望它引起了军方的注意，促使他们对可卡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相信自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不同寻常的用途。
阿斯肯布兰地，1883，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正是这份报告触发了可卡因流行的潮流。因为——阿斯肯布兰地并不知道——维也纳一个学医的年轻学生正在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他的目光落在了可卡因上。正是他的研究制造了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和随之而来的把可卡因用于娱乐的潮流，还释放出了他的一位同代人所说的“人类第三大劫难”。他的贡献在于，他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古柯和可卡因的历史进程。的确，如果要把将可卡因介绍给现代社会的功劳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话——无论是用在医学上，还是用作非法用途——这个人都应该是一个29岁的医学专业的学生。
他就是西哥蒙.弗洛伊德。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2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1)
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是人类已知的最强有力的镇定剂。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在图书馆里呆了八个月后，我开始感觉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头。
莫尔提默令我生疑：他这本书枯燥得折磨人，却又如此有条不紊，还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前后参照，他怎么能写得这么轻松随意，意味盎然？这可说不过去。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页的第五段：
尽管别人可以指明道路，但是仗还是必须得大家自己打。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这世界也许看起来就像我们为自己塑造的那样——作曲家维勒把这个思想表达得非常有诗意，他说：“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和观念里”。这种塑造如果是由虚弱的双手来完成，或是受到混乱的大脑的影响，那它可能并不总是很对称。一种敏感的想象，如果音调调得很尖利，会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如果这是一种已知的无能造成的，那将显得更加明显地刺耳。
《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D
这家伙吃了什么药？我愿意冒险猜上一猜。随着我艰难地啃完这本书，有一点也随之越来越明显：莫尔提默对古柯和可卡因的热情并非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慢着，它的确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可是还加上了其他的东西。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仔细查看书的卷首插图页，发现莫尔提默把这本书献给了马里亚尼葡萄酒的发明者安吉罗.马里亚尼的时候。为什么？莫尔提默是古柯葡萄酒迷？还是说他就是个替人捉刀的傀儡，是马里亚尼找来的二表弟三表哥，专门来鼓吹他的酒和酒里的成分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莫尔提默是个古柯的狂热爱好者——也许还是可卡因爱好者——而且，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才培养了那种强烈的渴望，酷爱描写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这才写出了那种枯燥无味得折磨人的东西，折磨得石灰能从墙上吱吱往下掉，折磨得屹立了几千年的罗马式拱顶开始呻吟，不再硬撑着，干脆倒塌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使用者对此会十分习惯：这是一种典型的伴随着过量服用可卡因而出现的特点——对细节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无意义的重复，注重细枝末节。积习成癖的可卡因瘾君子所有的症状在莫尔提默的作品中都暴露无遗。那他是个可卡因瘾君子吗？还是说他不过是个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家？
莫尔提默并没有详细讲述弗洛伊德的故事。也许他对此了解不多。他应该有所了解，因为可卡因作为娱乐药剂出现，如果要找一个人来对此负责的话，那就是弗洛伊德。当然，回到1897年莫尔提默写作的时候，这个角度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原因很简单：弗洛伊德当时还很不出名。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有趣——一定是这个特点让他不愿写下这个故事。
莫尔提默没有兴趣，我可是被吸引住了：弗洛伊德——一个医生，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一个十九世纪的全面发展的不爱说话的小子——为什么要对二十世纪最嬉皮的麻醉剂的出现负责？我转而向欧内斯特.何赛1953年的那本厚重的自传求助。何赛羞答答地给这一章起名为“可卡因趣事”，他似乎认为这一切的开始要追溯到弗洛伊德早年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经历。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从来没有想到弗洛伊德上过大学。我的意思是，显然他上过大学——我只是从来没有多想弗洛伊德的受教育情况。想想看，我对弗洛伊德真的是一无所知。
我赶紧翻到前面两章，他早年的工作让凯斯.理查德夜晚在外度过的时光过得可真是快活消遥，我想了解这个家伙的生活。
弗洛伊德夫妇雅各布和阿玛利亚于1860年搬到了维也纳。大儿子西哥蒙在学校非常聪明，很有希望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是大儿子，最受父母宠爱，也是家里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卧室的人。他很快就在卧室里把他压倒一切的热情所在——书——直堆到天花板。他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好多留点时间来读书。
1873年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于是来到维也纳大学，作为一名搞研究的学生在厄恩斯坦.布鲁克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爱上了医学研究。他开始涉及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花上很长时间研究小龙虾和其他软体动物的神经细胞。他最终脱颖而出，只不过其成就有点让人拿不准：他成为第一个找到美洲鳗的生殖器的位置的科学家（如果有什么科学研究算得上比较要紧的话，这也算一项吧）。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他的成名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寻常的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88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回到家，正准备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忽然听到餐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他妹妹请了几个朋友来喝茶。其中有两个女孩他不认识，玛莎和米妮.伯内。弗洛伊德上楼梯的时候透过开着的门扫了一眼，看到了玛莎。玛莎正在削苹果，碰巧也在这一刻抬头看了一眼。她小他五岁，个子不高，长得娇小玲珑，人也聪明得要命，她吸引了他的目光。只需要一眼就够了。在家人的惊愕的目光中，他走进了餐厅，坐了下来，并进行了自我介绍。就单身汉弗洛伊德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后他们定了婚。
玛莎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弗洛伊德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望，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出自一个倍受尊重的家族。为了体面些——可能还希望玛莎能够找到更符合条件的人——玛莎被送到汉堡附近的万德比克那里和她母亲一起生活，直到弗洛伊德能养得起她的时候再让他们结婚。这样的举措给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住的离她很远，既花不起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买那必不可少的火车票定期去看她。
他没有安全感，感觉很痛苦，甚至预见到她会撕毁婚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挣到足够结婚的钱。但是怎么挣？弗洛伊德认为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发现某种可以轰动医学界的东西，使他可以同时名利双收：美洲鳗的生殖器是一回事，和玛莎结婚则是另一回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实验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发现，就是一种用氯化金来维持神经组织的新方法，可这个发现没能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益——尽管两份新出的神经学杂志，《大脑》和《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杂志》都对此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而且很明显他永远也没办法靠这来赚钱。他接着就有了主意。他四月份给玛莎写信，告诉了她自己的想法：
我一直在看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有些印第安部落靠嚼古柯叶子来抵抗穷匮和苦难，可卡因就是古柯叶子的基本成分。一个德国人（阿斯肯布兰地）已经把它用在了士兵身上，事实上也报道说可以增强精力和忍耐力。我自己现在设法弄到一些，想用它来治疗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也许其他人也在研究它；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不过我当然还是要试一试，你知道一个人只要坚持，就迟早会成功。我们仅仅需要幸运地成功一次，就可以考虑成家的事了。
1884年四月21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弗洛伊德从当地的一家名为“天使”的药店订购了一克的可卡因，在四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周收到了药。尽管他很关心药的价格（他把数量计算错了，最后花了他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收到药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吞下二十分之一克。很见效：他对钱，研究项目和生活的感觉好得多了。他想知道是不是可卡因能用来治疗精神忧郁症。此外，既然它可以消除饥饿感，他认为也许还可以用它作胃部麻醉剂。
弗洛伊德又服用了一些。显然，他有了重大发现，并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别忘了他此刻正像风筝一样精神恍惚。他坚持自己的理论，认为可卡因也许可以用来治疗胃部疾病，于是就给一个患胃粘膜炎的病人服用了一些；结果效果非常好，他便开始把样品转让给朋友和同事，要他们也试一试。他又订购了一些，还寄了半克给玛莎，要“让她结实点，给她的面颊增添点红润”，还建议她“制成八小包或是五大包药剂”。
向朋友和亲戚转让可卡因样品，他的这种作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鲁莽的。正如他的自传作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硬把可卡因塞给朋友和同事，给他们自己用或是给他们的病人用，他还给了自己的几个妹妹。简而言之，凭我们现有的认识来看，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公共危险人物”。当然，他不知道这种药真正的潜力，而他和朋友们也都是为了娱乐才服用它的。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理解大大提高了：他开始不服药就感到很难受。他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玛莎了，她长时间不在身边加剧了他天生的抑郁倾向。可卡因提供了完美的解药，他便立即倾心于它。他在1884年计划在夏末的时候到万德比克去，还兴奋地给她去信说：
我来的时候，我的公主，痛苦将离你而去。我会把你的小嘴亲得红红地，把你喂得胖胖地。而且要是你早熟的话，就能看出谁更强壮些，是个吃得很少的小姑娘，还是身体里含有可卡因的棒小伙子。我上一次情绪很消沉的时候又服了些可卡因，小小的一剂就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兴奋之中。我刚才还在收集美妙的文字，想给这种神奇的物质写一首赞歌。
1884年六月二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由此写出的论文，ubercoca（“关于古柯”），最终于1884年六月在一家德国医学杂志上刊出。他以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最近一个历史学家这样说到：“这篇文章一点也不像弗洛伊德的风格，出了好多小错误，名字都写错了，时间和地点也很混乱，文章起的标题也不准确，甚至还在可卡因公式上犯了个错误”。今天读到这篇论文的人一定会同意他的自传作家——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支持者——所作的分析，即这是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语气——在弗洛伊德后来的作品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它把客观性和个人热情的感受奇怪地结合了起来，就好像他爱上了文章的内容本身。他用的短语在科学论文中很少见到，例如注射可卡因后动物表现出来的“最棒的兴奋感”，和用上“一份”而不是一“剂”可卡因。
《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事先就把这篇文章称为是“一首赞歌”，这倒是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一阶段对可卡因的看法。当然事后可以看出，很明显，他对这种药的热情一部分来自于其医学潜力，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他自己尝试这种药而体验到的愉悦之感——弗洛伊德正在神游天外呢。
他把论文交给印刷商后就动身到万德比克去看玛莎，指望回来的时候能够获得有利的评价，他这种新药也能获得可能的未来。事实上，等他九月末回来的时候，可卡因已经比他以前所能想像到的出名得多——不过出于不是他所期待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去玛莎那儿度假的时候，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改变了。
弗洛伊德在继续他对可卡因的研究的时候，同一位名叫卡尔.考勒的同事一起做过几次生理学试验。考勒是个眼科实习医生，比弗洛伊德小十八个月，有一点非常出名：他对医学着迷到近乎厌恶的地步。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止疼药，这已经成为他后来的痴迷之所在。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局部麻醉剂，他学做的眼部手术是根本不用止疼药的，手术过程包括把病人用带子捆在床上，把嘴塞上，把眼睛强行掰开，然后就动刀了。这对病人是一种折磨——对医生也很难算是件轻松的事。此外，一些眼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还要求病人积极地参与进来，可能得转转眼球，眨眨眼皮，或是告诉医生自己能看到什么。可是，没有用麻醉剂就拿手术刀把病人眼球切开，你再要他们干什么都不太可能。
非常严重的手术中可以用乙醚来让使病人完全失去知觉，但是这个办法一点也不理想：这对体质弱的病人会非常危险，病人醒来后常常会感到非常恶心。要是他们恶心，那么呕吐的时候手术部位的针脚会撕裂开来，就必须得再做一次手术。因此做眼部手术的手术人们宁可不用麻醉剂，而衡量眼部手术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医生手术的速度有多快。
考勒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用包括吗啡和三氯乙醛溴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做试验，想找出能够消除疼痛却又不必让病人失去知觉的神奇的药物组合来。巧合得出奇的是，他同弗洛伊德的合作将要带给他的恰好是这样一种药物。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试验的这种药物正是他一直以来正在寻找的那种物质。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 第13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2)
这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下午，相互给对方服用可卡因，并用一个功率计来测量服药前和服药后的肌肉力量。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既注射也服食适量的可卡因，据弗洛伊德说，有一次考勒嘴唇上沾了一些可卡因，告诉他说感觉嘴唇麻了。弗洛伊德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显然他自己完全没能领会这种药效的重大意义。考勒也没有。在弗洛伊德在万德比克同玛莎度假的期间，考勒继续进行可卡因的试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猛地一下意识到这种麻木感的重要性。数年以后，他叙述了当时那一刻的情形。
有一次我的另一个同事安琪尔医生用铅笔刀的刀尖挑了一点（可卡因）与我一起尝尝，他说“这东西怎么这么麻舌头啊!”我说，“是啊，每个吃过这东西的人都注意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我口袋里装的不正是我几年前一直在寻找的局部麻醉剂吗？
《古柯》，1885，派德制药公司
考勒跑出房间，穿过院子，径直跑到斯迪克教授的病理解剖学院的实验室，告诉值班的实验助手葛埃内医生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试验。三十五年后，葛埃内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
考勒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儿，里面装着些白色的粉末，他对我，斯迪克教授的助手，说的大概是下面这些话：“我希望，其实是我期待这种粉末可以用来麻醉人的眼睛”。“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我回答道。接着我把几粒这种物质溶解在少量的蒸馏水里，从水箱里选了一只比较活泼的大青蛙，用一块布按住它，再将一滴溶液滴到它两只突出的眼睛中的一只里——大约一分钟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它具有历史意义。这只青蛙可以让我们触摸甚至弄伤它的眼角膜，没有一丝反射行为，也没有试图保护自己——而它另外一只眼睛哪怕是对最轻微的触摸都会产生通常的反射行为——在兔子和狗身上进行的相同的试验都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必须前进一步，在人身上重复这样的试验。我们相互掰开眼皮，把溶液滴到对方的眼睛里。接着我们又把一面镜子放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只铅笔，试着用铅笔头来碰眼角膜。我们几乎同时很肯定地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甚至可以在角膜上按出一个窝来，却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更不要说任何难受的感觉或是反应了。就这样，局部麻醉剂的发现完成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是我第一个祝贺考勒医生成为了人类的大恩人。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考勒也许的确是人类的大恩人，可是他当时仍然只是个不拿工资的毫无名气的实习医生，该怎样让世界注意到自己的发现还是个问题。由于他没有钱到海德堡眼科协会的下一次例会去宣布自己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便事先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宣布自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局部麻醉剂，然后把稿子交给前去参加会议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莱特尔医生。
1884年的九月十五日，当布莱特尔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论证了可卡因具有麻醉特性后，大家不由瞠目结舌：考勒，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实习医生，竟然解决了医学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等到弗洛伊德九月晚些时候从万德比克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国际知名人士。
印加人——要是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话——是不会对他们这些发现感到吃惊的：他们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利用古柯止痛的特性。考勒也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可卡因具有麻醉作用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了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他这篇论文刚一发表，就凭空冒出了许多医生，都声称自己早就知道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要是把其他所有曾经提到可卡因具有令身体麻木的作用，却没有衡量出其重要意义的人列出一个单子来，那么这张单子会列得很长很长，而且上面尽是杰出人士：就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关于古柯》一文中谈到它可以用作止痛剂。他提交论文后还专门告诉同事里奥博得.孔尼斯坦说可卡因也许可以用作诸如沙眼之类眼部疾病的止疼药。据报道孔尼斯坦还给一位有这种症状的病人试用了可卡因水溶液，结果发现情况弄得更糟糕。后来才知道他用的溶液浓度超标十倍，因此造成了眼部疼痛。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一位名叫葛日尔的法国医生数年以来一直给喉咙痛的歌剧演员开马里亚尼葡萄酒当局部止疼药，而且还总是劝任何愿意听的人，告诉他们说古柯具有麻醉作用。安吉罗.马里亚尼后来想争取让人们承认葛日尔的发现，不过他的动机与其说是无私助人，不如说是出于裙带关系：他是葛日尔的堂兄。
早在1880年就有一位名叫瓦西里.冯.安瑞普的俄国医生明确提到可卡因也许可以作为局部麻醉剂使用，还在《欧洲生理学杂志》上就如何使用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或是发现它。机缘巧合的是，接替安瑞普研究职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他的研究工作当然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因而间接地导致了局部麻醉剂的发现。没有人肯听安瑞普说些什么，这一点首先就足以把他打入了未被承认的医学先驱的行列。考勒成了英雄；安瑞普什么也不是。他1925年死于巴黎，死时仍全然默默无闻。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情况非常不幸。所有的工作他都做了；考勒只是凭一时直觉（他也欣然承认其他人的确做了许多基础工作——还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是他引起医学界的对这种药的注意，别人却抢走了所有的功劳。这种情况一定非常令人恼火，因为恰恰是这种发现能够让他和玛莎结婚并马上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没能认识到可卡因的潜力，弗洛伊德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他已经研究了几个月，甚至还对孔尼斯坦说过它也许可以用作治疗眼部疾病的止疼药。然而他没有完成从可卡因作为一种可以导致身体麻木的药物到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跳跃。他后来——非常无情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在未婚妻玛莎身上：
我可以追溯一下往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当时可卡因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是我研究得很深入，因此我在1884年从默克（供应弗洛伊德可卡因的那家达姆斯丹的公司）得到了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物碱可卡因，并研究其生理反应。就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期间，出现了一个机会，使得我可以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已经分别了两年了。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对可卡因的研究，满足于从书本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预言说很快就能够找到进一步利用可卡因的方法——考勒因此而被认定是局部麻醉剂可卡因的发现者，这种麻醉剂后来对小手术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对未婚妻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毫无怨言。
引自《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这肯定是有记载以来的想要将过失推诿到别人身上的最无奈的努力之一。真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弗洛伊德同玛莎分别的时间不是“两年”，而是只有一年。到万德比克的机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如他未明言的那样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本不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研究：其实他是在六月中旬把《关于古柯》送到印刷商那里去的，接下来他并没有直接去看玛莎，而是等到了九月份才去。弗洛伊德修建的借口之墙掩盖了他对自己没能成为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有多失望；他后来私下里也承认，自己没有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完全是出于“懒惰”。
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显得过分沮丧。他坚信这种奇迹般的新药一定有可以派上很多用途，认定这条路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荣誉。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作为局部麻醉剂外，再也为可卡因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用途了。考勒的确偷走了弗洛伊德一鸣惊人的机会，不过随着事情离奇地发展下去，弗洛伊德很快就有理由为此而感谢他。
这次发现后过了六个月，弗洛伊德发现父亲意外地来了，还告诉他说自己的一只眼睛很疼。那天下午考勒碰巧在弗洛伊德家里，于是提出要给他看看，马上就确诊他患了青光眼。就在第二天，弗洛伊德，考勒和孔尼斯坦给弗洛伊德的父亲做了手术，挽救他的视力。麻醉剂用的就是可卡因。
弗洛伊德的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的高兴的人。医学界注意到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后，开始对这种药痴迷起来：好吧，这么说它可以用来麻醉——那么还能做什么用呢？似乎什么都用得上它。弗洛伊德在研究如何用可卡因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忧郁症；其他人认为可卡因可以解除糖尿病，哮喘或是梅毒的痛苦。到处都在报道它在外科的用途，从切除扁桃腺手术和产前阵痛到拔牙和痔疮手术，都说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疼痛。以前报道过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在苏格兰高地所做的颇为滑稽的试验的《英国医学杂志》非常高兴地说：
盐酸可卡因，新型局部麻醉剂
盐酸可卡因目前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任何不属于第一流治疗药物的东西是很少能够获得的。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发现新的局部麻醉剂的消息赢得了普遍的满意，人们为此而欢呼——显然，我们拥有一种价值极高的新药，可以帮助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来完成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不仅仅是整个外科神经痛领域似乎经得起它的考验，而且作为各种手术的局部麻醉剂，尤其是用在眼部和喉部的外科手术，以及妇科手术中，目前，这种最后加入我们的治疗武器库的成员立刻给我们展现出了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英国医学杂志》，1884年十一月二日
这种新药是个奇迹，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是靠它而一举成名的。医学论文里忽然到处都充斥着年轻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报告其作用的故事。可卡因还能作其他什么用途？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用上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眼科医生赫曼.克纳普，他订购了一些可卡因，拿到后紧接着就把它涂满了自己的舌头，抹在了耳朵，眼睛和嘴里。接着又把它喷到肺里，喷进鼻孔里，然后（也许超出了职责的必要）又给自己的阴茎注射了满满一针管可卡因。他发现自己变得面色苍白，失去了感觉。在一次用意良好开始带有性虐待狂色彩的试验中，他把一系列的导尿管和“其他器械”（可以想像竖笛或是长号之类的可怕画面）插入了自己的阴茎，想要发现疼到什么地步。“为了试验完整的缘故”，他对自己的直肠重复了这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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