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上的胡适向何处去
当然，政治成为胡适的“滑铁卢”，并非仅仅在于胡适谈政治，问题更在于他如何谈。从根本上说，胡适不是一个激进的人，即使在文学革命上，他也是被裹挟到那个地位。这从新文化运动两篇“开山作”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胡适的题目很谨慎，是《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不然，直呼为《文学革命论》。“改良”与“革命”最终成为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价值分野。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发现，即使在文学革命中，胡适也是一个“改良派”。当他从文学领域进入政治，依然恪守的是“改良”思想。提倡改良之于胡适其实很自然，一则他生性温和，二则这是他在美国的习得。他的美国老师杜威就是个尺长寸进的社会改良主义者。陈独秀呢，不仅天性激烈，好骛极端；而且他的思想背景的主色调是法国和法国大革命。在文学领域，他要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升华为文学革命。从文学到社会到政治，“革命”逻辑当然也一以贯之。
也就是说，陈独秀是一个单一主义者；胡适在思想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看起来，这是一种精神分裂，但其实是一种社会观上更为复杂的多元主义。一味地改良，或者一味地革命，有时不免陷于简单。如果说，胡适的改良在文学上被陈独秀裹挟了去，那么，在社会政治领域，陈独秀不断希望胡适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但胡适已经无以前进了。他最终没能越过“革命”这道铁门限，不仅与陈独秀分道扬镳，而且还注定要成为“革命”作为世界潮流的那个时代的落伍者。
胡适刚过而立之年，在改良的一面外，“偶尔露峥嵘”，还有旺其血气的一面。比如，他写过夜半惊醒的“炸弹”诗，满纸是暴力，也在《努力》上发表“干/干/干”的“努力歌”，几乎就是不明所以的鼓动，但这样的内容，哪怕是词句和节拍，都能赢得年轻人的喝彩。因此，年轻人对他的弃取，事实上是有一个以观其变的过程，但看“歧路”上的胡适往哪个方向走。
这不妨视为个例。胡适的政治主张提出后，北大一些学生郑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适，他们提出一个要害的问题便是：“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 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 好政府 呢？”
这样的论调和胡适的“炸弹”诗倒不无吻合。胡适这样回答了他们：“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是审时度势，还是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模棱两可？以后，作为鲁迅同乡和学生的董秋芳又曾登门拜访。然而，胡适这个人温和理性的时候多，偏于激情的时候少。当他们上门时，胡适的激情像打摆子一样已经过去了。据董秋芳在后来致胡适信中的自述，他们“在先生家里谈起，先生便郑重地说：你们要放手枪炸弹，去放就得了”。显然，胡适的话不是支持而是讽刺。本来董秋芳们还“以为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然而，胡适让登门的他们失望了。
没有让董秋芳失望的是鲁迅。鲁迅是个革命家，他的社会思想在于“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董秋芳受过鲁迅的亲炙，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应该与鲁迅的感召有关。作为北大学生的董秋芳，同时接触胡适与鲁迅，他在胡鲁两人之间的弃取可谓有相当的典型性。
“百尺竿头掉下来”
应该说董秋芳登胡门时，就胡适而言，改良还是革命，只是观念上的不同，尚未涉及社会具体事务。因此，年轻人对胡适的热情尚有一定保留。然而，1924年底，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当即为溥仪辩护，情形立刻就不同了。因为这是和复辟联系在一起的事。紧接着，胡适不爱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高调，转而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这更惊动了新闻视听，因为它属于和军阀同流合污了。两事迭出，情势丕变，尽管胡适自己尚未察觉。在那个不革命即落后的时代，如果再有复辟、合污，无论胡适出于什么理由，也无论我们今天可以给予同情之理解，放在当时，放在普遍激进的年轻大学生那里，已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1925年1月，董秋芳在致胡适信中不客气地说：“ 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笔者案： 现在活动 指胡适参加善后会议） 已经 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 新文化运动 的荣衔，去参加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1925年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指责：“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 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1925年9月，胡适应邀到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之后，该校青年职员李翊东针对胡适要求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李在信中质问：“试问你来是不是运动复辟呢 ”
另外，胡适在武汉讲演所记的《南行日记》中，也保留了一些来自青年学生的攻击，作为史料，不妨继续摘出几条：
“胡适之在中国最近文学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但是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 ”
“胡先生遇事处处怀疑的态度去尝试，是说： 无论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杀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尝试的，并不负什么责任。 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
这样的语气句子乃至词汇，不独出自学生，就是共产党人瞿秋白也运用得十分娴熟。1925年，他在指责梁启超对五卅运动的态度时写道：“可爱的梁启超！你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的乖乖，你实在讨人欢喜。足见你不是初出茅庐的清倌人，却是老于世故的混倌人。难怪外国报这样称赞你 ”（瞿秋白《可爱的梁启超》）两下比对，如出一辙。
以上对胡适密集的讥讽、指责、谩骂，都集中于1925年。这一年的胡适，不是韦莲司所说的“他正在创造历史”，而是正在走向“历史”的反面。新文化运动后的胡适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是“从百尺竿头掉下来”。这个比喻，形象地表述了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命运。胡适是那个时代的“他者”、“异类”，从根本上来说，他不属于那个时代，也跟不上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狂飙突进的，它属于陈独秀鼓动下或鲁迅感召下的青年，尤其是青年中的“精英”。胡适并非不想抓住青年，他也不避讳要承担“青年导师”的责任；但，指导青年，你得站在青年的前面。青年在其青年的年龄，为热血所激，总是呼啸有声、一往无前。一旦落到他们的后面，就别再想抓住了。
胡适有意，青年无情。11年后，当周作人致信胡适：“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始终不肯学时髦的胡适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这其中，有没有一种殊深的感慨？
胡适的1925，是他个人声望的一个历史转折。这一年，时代落选了胡适，胡适输掉了青年。
第11部分 “性博士”张竞生
王开林
20世纪20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指斥为“三大文妖”。在卫道士们看来，“三大文妖”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无疑是开启潘多拉匣子的罪魁祸首，要对世道人心的日益败坏负主要责任。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大儒梁漱溟“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被人斥为“下流坯”，可谓谤满全国，蚁满全身。其直接后果是，张竞生早早地被撵出了学术领地，被剥夺了话语权，唯有独守一隅，默默而终。
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不大可能。他毕竟是20世纪20年代最有胆、最有识、最有趣的人，像他这种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30个。
天生不安分
张竞生（1888 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幼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改名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张竞生的父亲壮年时曾到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他童年不快乐不幸福的最大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阴险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杀。他对旧式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惨无人道体验良深。
好在还可以求学念书。张竞生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后，即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来头不小。他若好生熬到毕业，将来混出点名堂并不难。可是他天生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还是小错，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后，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未接纳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孙得到消息，清廷已派枪手到新加坡暗杀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熬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一无所获，唯有怅然而返，回到饶平，遵父命娶了一位15岁的女子为妻。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深造。
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找到张竞生，告诉他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被杀头，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但此事未遂。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的赏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赴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头批25人名单中为首5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他名列榜首，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何等器重。
陈炯明：“这是一位神经病！”
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初到巴黎时，住在“人家客店”，他对一位学图案的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缺乏手段，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巧玲珑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竞争者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的任命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有趣的是，张竞生别的不关心，只关心限制人口，提倡避孕，这似乎是在讽刺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也有点嘲弄陈炯明本人的意味。妻妾成群、子女扎堆的陈炯明读了这篇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岂不是误人子弟？张竞生到底还是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他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够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张竞生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不久后，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专捅马蜂窝”的人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任教5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在学界赢得了崇隆的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 ”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专捅马蜂窝的竹竿，招来无数身着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理论大体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
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淡。当时表兄妹开婚尚被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显得过于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不错，可是显得太势单力薄了。
认为爱情是“有条件的”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无疑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难怪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少有人喝彩。
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熙鸿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支持和声援谭熙鸿，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是有条件的；是可比较的；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24篇、信函11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6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性史》出版即被查禁
反对缠脚、反对束胸，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性爱，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30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7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看来，《性史》乃是淫书，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
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 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是中国人的行为规则。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
在《性史》第一集的序言中，张竞生用金圣叹批《西厢记》的口气预作恐吓之词：“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吓人并不管用，这本书的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北大教员授满5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两年）。不巧的是，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2000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比《性史》第一集走得更远。可惜两个书呆子不肯拜码头和多方打点，红红火火的书店生意遭人嫉恨，未久便被摧残得生气全无，唯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一生三大憾事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他的心胸雅量比蔡元培差得远），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为：驱逐出境，3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
到了1950年代初，张竞生已60多岁。枯木逢春，经人介绍，他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彻底勾销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20世纪30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3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100岁的老人，82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能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
鲁迅曾在杂感中写道：“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 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鲁迅的调子太悲观了一些，张竞生的许多主张（节制生育、性解放等），如今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原意。
显而易见，张竞生身上也有凡人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实践与理论常常无法同步合拍：他极力标榜“新女性中心论”，可是他对自家那位动不动就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宽容，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好不难堪；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5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确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100年，但不可能将他从集体记忆中永久删除，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第12部分 梁漱溟“狂妄”话语的背后
魏邦良
在中国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趋炎附势，不妥协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梁先生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
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日报》。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吴发仔”，由他安排，乘船过海到大陆。当时，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将内地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往大陆。
那天晚上，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分3批出发。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于是让梁氏换船，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随后，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开始时风大，但风向顺，小船箭一般向目的地驶去；后半夜风向突变，小船开始颠簸，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溅入口中，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熬了一天一夜，梁漱溟乘坐的这只船总算靠岸。吴发仔一清点，有13只船被海匪劫去，到达的3只船，一船的货物被劫光，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原安排与梁氏同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
这种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偶然在粱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
1939年，粱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数次遭遇日寇伪军，却总能化险为夷。当年6月10日《日记》：“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南趋奔。”6月24日《日记》：“行抵对经峪一小村 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慢，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 至山脚入岩洞掩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6月25日《日记》：“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了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梁漱溟的这些经历险象环生，最终却是安然无恙，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其他地方已被摧残得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如他在信中所云：“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
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 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一旦出事，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
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不管遇到什么险情，他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冒险出香港时，路上有位范君，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说：“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所谓“若无其事”，兼指梁先生的的身体如常，能应付任何困难；修养超常，能吃得任何辛苦。其实，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但由于心态好，饮食起居一如往常，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梁漱溟为何能在险境中若无其事呢？关键在于他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他说：“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 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一个“不谋衣食，不谋家室”的人何惧之有？对他来说，死亡是另一种休息。
梁漱溟自14岁起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他已年近五十，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3本书来阐述，这3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3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 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他才会坦然赴死。
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显示了梁漱溟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决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一个人若有了远大目标，自然不会被一时的困难吓倒，不会为眼前的险境恐慌。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地对重庆进行轮番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3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椅，一问，才知道是有人在警报时间内搬藤椅出来看书。这个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 他就是梁漱溟。
（作者系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2008-1）
第13部分 罗翼群与叶恭绰
散木
罗翼群（1889～1967），曾经的国民党元老，1949年被国民党以“背党叛国”的罪名永远开除党籍，1957年又成为广东“最著名的右派”。叶恭绰（1881～1968），一代才子，半生为文，半生为官，“文革”中成为“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干将”，1980年得偿夙愿安葬中山陵之侧
常去图书馆翻阅新书，近来发现了一个好现象：作者赠书多了起来。于是，一些印数非常有限、在书店很难见到的“稀缺书籍”，逐渐在图书馆“现身”了。笔者最近阅读的，则是吴开斌所著《另类人生二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捐赠本，浙江图书馆收藏）。
罗翼群：当年广东“最著名的右派”
吴开斌是武汉大学中文系1954级的学生，后来成为武汉大学数百名“右派分子”之一。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吴先后在湖北和广东劳改，与之一同沦落天涯的，据其回忆，更有教授唐炳亮（广东中山人）、“大右派”曾昭抡以及燕树棠、韩德培、程千帆等先生。吴开斌还语及一些名流，比如广东的罗翼群先生。
最近还读了《叶启芳传 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传主叶启芳先生是著名的基督教教徒、报人、翻译家、政府官员、教授、图书馆馆长。当然，他也曾是广东著名的“右派分子”。与叶启芳“同案”的“反党小集团”成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先生曾在1957年有诗曰：“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这首诗，“反右”前陶铸曾推许之，此后不说也罢。袁伟时先生以为：当年董先生犯了两个让他后半生受尽折磨的错误：一是“不知道政治家的脸孔会变，而且不能不变”；二是“盯住交情，忘了根本在体制”
《叶启芳传》也提及罗翼群（“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是广东兴宁人，当年广东“最著名的右派”，早年拥有一段辉煌的革命历史：加入同盟会，服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先后追随邓仲元、廖仲恺、朱执信从事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后，曾任都督府参军等职。1917年广州军政府成立后，又任少将参军、广州宪兵司令及北伐军代理参谋长等职。1923年，孙中山复任大元帅，罗翼群为大本营兵站总监，主持北伐军粮饷供应，继任省长公署总参议，是廖仲恺的得力助手。当年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也是由廖仲恺派罗翼群赴香港，与中共方面的苏兆征合作策动的。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罗负责调拨经费事宜，及至东征兵兴又任东征军总参议，曾与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密切合作。1949年因倡言和谈，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并以“背党叛国”的罪名受到“第一名”的通缉。
广州解放前夕，罗翼群在香港宣布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震动全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在身的名流，竟也沦为“右派分子”。吴开斌书中提及罗在当年无休止的批斗中悲愤地说：“如果我不主张社会主义，我就不回来了。”罗翼群恐怕根本没有意识到：天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落实到地面，竟会是这样。
记得当年还有一册《罗翼群碰壁记》，是“反右”时期众多以丑诋为能事的漫画小册子之一（河南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编绘，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此书为什么不是广东所产，而是千山万水之外的河南所出。如今思来，则恐怕是罗氏当年所以祸罪，端因“为农民说话” “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河南，应该是“责无旁贷”批判罗的先锋矣。
“为农民说话”，早于罗氏，有梁漱溟先生一席“九天九地”之说，其后更有庐山会议写了“万言书”的彭德怀元帅；在广东，罗翼群可谓翘楚。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等形势之下，只因罗翼群说了一句“农民太苦”，有关方面就用汽车把他拉到广东各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大辩论”。笔者从当年的《人民日报》看到古大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广东农业的大发展史无先例》，古大存说：“广东省的右派分子，竭力诬蔑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散播 广东的农业合作化搞坏了 、 广东农民的生活接近饿死的边缘 等谬论。右派分子罗翼群，最近几天还下乡奔走，寻找所谓 农民接近饿死边缘 的材料，到处造谣煽动，专找地主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谈话，不敢和工农劳动人民见面。”结果呢？“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就引起了五万群众的愤怒，集会游行群起声讨，列举解放后生活改善的无数事例，驳斥他的无耻谰言，结果他只好抱头鼠窜，躲藏起来，要求护送回省”。然而，发言者古大存，不久之后竟沉冤不起。（1957年末发生了所谓反对“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事件，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对冯白驹、古大存错误的处理决议。当时毛泽东认为，所谓“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事见《带刺的红玫瑰 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作者系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在广东，“大跃进”兴起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但是，体制所决定，随着全国“浮夸风”的推波助澜，即使是务实的陶铸，头脑也不免热了起来，如他曾号召农民放开肚皮吃3顿干饭等。不久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身体浮肿，陶铸很内疚，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他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也正因此，陶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当时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
杜导正回忆的“麻袋包”事件
当年古大存等批判罗翼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杜导正先生曾在《我是怎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载《纵横》2004年第4期）一文中回忆：1956年他从中央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那时，“党内 左 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眼见得“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 深渊 滑去”，而“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有所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叫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很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 左 的、很错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杜导正的这段回忆，可以看作是对古大存发言内容的一个注解。
原来，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之后，陶铸开始在广东部署对“右派”的围剿战役。此时，罗翼群仍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兴冲冲地跑到兴宁、平远、蕉岭视察，观察农村的现状，而一路的所见所闻，更使他确信执政党犯了错误，即政府“只顾国计，不顾民生”，使“一小部分人接近饿死边缘”，他以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在兴宁县龙田中学，他和初中生交谈，对学生们毕业后想当干部的想法提出了质疑。他以为：在政府精简机构的形势下，很多中学生可能没有机会读高中，而是回乡参加劳动了。学生们以为“回乡生产太苦”，他现身说法：“我也是穷家子弟出身，自小天未亮和母亲拾狗屎、猪屎，过过就会惯的。”没想到，这番谈话被记者抓住了，被冠以“煽动学生，企图制造暴乱事件”的罪名，在报纸上大肆渲染和歪曲。
不久，广州召开了批判罗翼群的大会，报上的批判文章时常或明或暗认为他与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地主、恶霸有关，以致他到了黄陂乡，就会有人造谣：“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国民党飞机把广州炸烂了”；他到了兴宁，则会发生所谓台湾飞机在兴宁投放粮食、布匹和传单的怪事；他到了笃陂乡，笃陂乡中学居然会出现“打倒共匪！”“农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等标语
显然，罗翼群已身败名裂，成了广东头号“右派分子”了。
《另类人生二十年》作者吴开斌回忆说：“反右”若干年之后，民革中央派朱学范、朱蕴山两位南下，劝说罗翼群争取“摘帽”，但罗不置可否。其时，广东正组织民主人士赴海南岛参观访问，只要参加者借机写诗歌颂，有关方面就能为之“摘帽”。然而罗翼群竟又不识相，坚决不去。
名士叶恭绰
吴开斌又回忆起另一位“名流” 其时也是“右派分子”的叶恭绰先生。
应该说，叶恭绰先生比罗翼群更出名，他的的确确是政界名流、社会名流、文化名流。
叶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广东番禺人。广东叶氏是一大望族，叶恭绰祖父叶衍兰以金石、书画和文艺名世，其父叶仲鸾也以诗文、书法著称。叶恭绰家学渊源，少即聪颖，据说7岁能诗文，18岁时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第一名，为清廪贡生。他专擅倚声，是晚清词坛耆宿文廷式的弟子，夏敬观《忍古楼词话》称其“年十六七即能词，萍乡文芸阁学士廷式极叹赏之”。
叶恭绰出身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清末历任湖北农业学堂、方言学堂、西路高等小学堂、两湖师范学堂教习，邮传部路政司主事（主持京汉铁路事宜）、员外郎、郎中、芦汉铁路督办等；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部长等职，并兼掌交通银行、交通大学；1949年后，叶恭绰任中国画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叶恭绰于学术、考古、诗词、书画无不精湛，更以收藏著称于世，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等，都曾是他的收藏。他还编著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广东丛书》、《遐庵词》《遐庵汇稿》等，曾发起的组织有中国营造学社、国学馆、《词学季刊》、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协进会、中国佛教协会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不凡的出身、经历、才气，叶恭绰与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有过几次雅集及书信交往。
先说书信。毛泽东于1952年5月25日致叶恭绰信曰：
誉虎先生：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笔者注：即叶与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人）来信，说明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大概不久叶恭绰又去信，并将其编辑出版的《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寄给毛泽东，其信云：
主席钧鉴：恭绰年来渥承光被，稍获新知，然结习未忘曩时所业，有可供参考者仍随宜掇拾，冀附轻尘之助，兹印成《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一种方始出版。谨上呈一部，期承乙览之荣，并赐训诲。
信中所谓“曩时所业”，正是叶恭绰喜爱和擅长的诗艺。毛泽东收到叶恭绰的信和赠书后，十分高兴，回函云：
誉虎先生：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清代学者象传》，原刊于1928年。原来叶恭绰的祖父叶衍兰平生喜欢收集清代学者像，最后历时30余年，摹写了清代学者共171人像（其中部分为黄小泉所摹绘），至1928年，叶恭绰将这些清代学者像交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影印出版，即《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分一函四册装（第一册为谭延闿题写书名，第二册为蔡元培题写书名，第三册为于右任题写书名，第四册为罗振玉题写书名），可谓弥足珍贵。此后，叶恭绰又于1953年续编了《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收入摹写的清代学者200人像。这样，《清代学者象传》的两集共收入371人图像，大凡较知名的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像都能在书中找到，被学界誉为研究清代文化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叶恭绰赠送给毛泽东《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之后，深为毛泽东所喜，于是又在信中向叶恭绰借阅第一集，当时尽管第一集已很难找到，叶恭绰还是把自己珍藏的一套送给了毛泽东，并在去信中说：
主席钧鉴：奉示敬悉。《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舍间存书已悉毁于变乱。兹另觅得一部奉请存阅，不必交还矣。
毛泽东收到信和书后，十分高兴，据说后来他经常翻阅，并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反复咏读。如今中南海毛泽东的藏书中，仍可看到这套书，首页还钤盖有毛泽东的藏书印 “毛氏藏书”。
受邀参加毛泽东生日宴
再来说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两次生日宴请。
1959年，毛泽东过66岁生日，由于有粮荒饿死人的消息，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从清早起来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坐在沙发上不断抽烟。突然，他决定还是要有一个生日庆祝的形式，他对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这一天，没有亲人，只有这么几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吃了一回生日饭，当时他还立了一个规矩：自己要与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要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于是这一天生日饭的主食是红豆米饭，只是特意在菜里多放了一些油而已。席间空气沉闷，毛泽东把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菜又放下了，他扫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由地说：“现在全国遭灾，有的地方死人呀，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正确的情况搞不到。”
当晚，毛泽东给林克和高智等人写信，嘱咐他们去河南信阳调查，是因为信阳发生了惨绝人寰、哀鸿遍野的饥荒么？不得而知。毛泽东在信的附言中说：“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林克《毛泽东的人间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63年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毛泽东是反对祝寿的，这次也一样，他说：“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还说：“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 这多好啊！”（林克《毛泽东的人间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于是，七十大寿的庆祝也只是规模很小的家宴，毛泽东仅请两桌客人，除自己的亲属之外，邀请了三位湖南老乡和亲戚 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另有一位叶恭绰。
叶恭绰此前“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 ”，已停止了全国政协常委和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职务，直到1959年“摘帽”。让人产生兴趣的是：叶在这次家宴上会有什么话要说呢？或者毛泽东会对他说些什么话呢？这些，我们全都不知道。只知那天席间，叶恭绰为毛泽东七十诞辰撰写了一首长诗，从领袖的文治武功到畅游长江，当然是出口成章的。据吴开斌回忆，这一首长诗，罗翼群阅后，称“乃圣乃贤，乃文乃武”。据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叶恭绰其人，“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
逾三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叶恭绰受到冲击和迫害，至1968年8月6日病逝，终年87岁。1979年，有关方面改正了1958年将他划为“右派”的错误。1980年3月，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给予平反。最后，遵照他的遗嘱，骨灰安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的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在孙中山奉安中山陵之前由叶氏捐款修建的，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遇之情）。
由罗翼群先生和叶恭绰先生，又提及了其他许多人和事，仿佛共和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通过这朵浪花，大概可以感知历史岁月的斑驳和严酷。当年鲁迅说到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体裁的“笔记”，认为它“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这浪花或碎影，如烟或并不如烟，正离我们远去。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
第14部分 话说张东荪
蓝英年
一
张东荪是何许人？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
如果70年前问我，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东荪是张伯伯。”张东荪与先君同庚，一同东渡日本，还曾同住一间房。此外，张东荪的夫人是我婶母的胞姐，我堂兄一直住在张家。张伯伯有四个子女，长子张宗炳，著名昆虫学家；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三子张宗熲精通英语，由于早婚，考上庚款却没能出国留学；女儿张宗烨健在，中科院院士。张伯伯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我依次称为张大哥、张二哥和张三哥，女儿与我同庚，比我小几个月，我管她叫小妹。张东荪的长兄张尔田，著名清史专家，我称他为好爸爸。为什么这样称呼，我至今弄不明白，大概随张家兄弟的称呼吧。总之，我从小就认识张伯伯。他居住过的大觉胡同、东大地、朗润园和大城坊我都去过，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张东荪毫不了解。他见到我只摸摸头，好像没跟我说过话。
如果60年前问我，我会回答：“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大功。”1949年建国前夕他来看过父亲，我也随父亲到过他家。1952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张伯伯正在同父亲谈话，我走进书房，叫了声张伯伯，父亲叫我出去。我走到书房门口听见父亲高声说：“你不要再说 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 ，想想自己的问题，怎样才能过关。”张伯伯说：“志先，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知道张伯伯出事了，检查通不过。但为什么他爱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为什么检查，又为什么通不过呢？我那时刚入大学，吸引我的新鲜事很多，没再留意张伯伯。后来又听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向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回来问父亲，父亲回答：“我也不清楚，东荪不会这样糊涂，你不要问了。”父亲似乎不相信张东荪是特务。直到最近读了戴晴女士的力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有些事如果她不写我永远也弄不清楚。
张东荪是“五四”后中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五四时期没有哲学家，“五四”以后有三位：熊十力、张东荪和金岳霖，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成系统。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的学术地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没读过，张东荪的书我不仅没读过，甚至没见过，但读过他的著作的片断，多半是批判他的时候引用的。今天看来，他的很多预言都为5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
张东荪专心著书立说，大概是从1930年秋天由上海迁到北京开始的。司徒雷登邀请他和乃兄张尔田一起到燕京大学任教，此前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1917年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他先抨击时弊，后渐转为介绍西方哲学，柏格森的《创化论》就是他翻译并在报上连载的。他又增编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学灯》先刊载外国文学译著，1919年后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学灯》增设的《新文艺》版，郑振铎编文学副刊《文学旬刊》，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郭沫若的《凤凰涅檠》、茅盾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都发表在《学灯》上。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张闻天和毛泽东不仅是《时事新报》的读者，也是撰稿者。可以说毛泽东那时就知道张东荪了。1921年毛泽东写道：“ 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二
1949年1月初，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写道：“ 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张东荪被日本人逮捕，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受到知识分子的敬重，他说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令知识分子信服。于是毛泽东想起了张东荪，请他作为和谈的见证人。张东荪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但傅作义并不认识张东荪，介绍他们认识的是北平第一任市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何先生与傅作义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与张东荪不时诗词酬和。何先生在北池子88号何宅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和张东荪。我问过何其巩的后人那天的情形，她告诉我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什么也不知道。但见过何其巩事先写好的一副送给傅作义的条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张东荪以64岁的高龄积极投入和平谈判。1949年1月7日张东荪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冒着严寒越过封锁线，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 蓟县八里庄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聂司令问出城前傅作义交了哪些底？周北峰回答傅先生表示了几点想法：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平津解决以后能否允许其他报纸发行；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分批调出城外整编方式。聂司令又问傅作义能否命令蒋系部队出城。周北峰认为中下级军官多为傅的人，傅能控制。张东荪接着说，他看傅作义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让他体面投降。傅先生派他们来是希望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京毁于战火，百姓遭受涂炭。聂司令把谈话内容电告中央，9日中央复电：“ 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 你们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 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顾。”
9日双方开始会谈。解放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林彪和聂荣臻，傅作义方面是周北峰，张东荪也参加了。周北峰提出6个条件。林彪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聂荣臻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平津战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保全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别无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决心，当机立断。”10日下午双方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必须在14日以前答复。林、聂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请他签字，但张拒绝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充当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而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
张东荪见证了《会谈纪要》草签的过程，认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学的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大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用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他把这些诗以《围城题记》为标题，亲手抄录下来，并写了后记，准备留给子孙。他写道：“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张东荪不仅在知识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1949年9月30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此时有些飘飘然了。建国后不久，父亲到燕大东大地（燕东园34号）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饭后，他上楼睡午觉，把父亲撂下不管。尽管是多年老朋友，这样做也算失礼。父亲倒不计较，带我到城府街遛弯，回到张府张东荪才从楼上下来。
毛泽东虽说过：“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但在内外政策上，两人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完全对立。张东荪不赞成“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认为不能忽视西方，特别是美国，应与美苏保持同等关系。张东荪虽不一概反对革命，但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以增产而求平均，并非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 这其间区别甚大，因为均贫富既非增加生产总量，并且同时对于增加生产的努力进行上反是一个妨碍，故必须力避此种过激而有害的举动。须知凡是一个革命，如果只把经济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办法来平均一下，其结果并未使生产总量有所增加，这个革命终归失败。”张东荪这些见解，毛泽东听了未必高兴，但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不便当面批驳 也许那时在毛泽东心里就产生教训张东荪的念头了。张东荪拜见毛泽东回家后，对家里人说，在石家庄西柏坡见到毛，话不投机 毛大谈梁启超，并说外交上将“一面倒”。
三
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张东荪就难过关了。2月8日在小文学院礼堂作检查。从未作过检查的人是作不好检查的。他们不理解作检查就是为了通过，而不是真心自我反省。张东荪的检查分三部分：第一，作为哲学系主任，没把哲学系办好，有作客思想；第二，对校务不大关心，开会不到；第三，对“骂人团”不理睬，让他们闹得自己翻船。他承认自己受到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是唯心主义的俘虏，喜欢马克思，但反对辩证法。这样的检查当然通不过。2月29日举行全校教职员工批判张东荪大会。据章诒和的文章：在这次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位是担任燕大教务长的翁独健 另一位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翁独健，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了。总共不到200字，讲了不到5分钟，只希望张东荪“低头向人民认罪”。翦伯赞就不同了。章诒和写道：“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 中间路线 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 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 的 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1.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 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 。又说 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 ；2.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 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 。3.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翦伯赞的发言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了性 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会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个揭发者走上台，展示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上的亲笔题词：“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还是绞刑。”会场哗然，仿佛爆炸了一颗炸弹。其实这句话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的话，张东荪抄录了，说明他赞成柯亨的看法。张东荪自然又过不了关。
张东荪的问题驻校工作组处理不了，上交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请示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把张东荪转交给民盟中央。民盟认为张东荪的问题属于思想和言论反动，并没有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向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建议，让张东荪请假回家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沈对张说：“不妨不动，请假反省。”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他在彭真呈报的材料上批示：“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周炳琳自然顺利过关，而张东荪在民盟总部接连检查了4次仍通不过。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过问了。张澜约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同拜见毛泽东。张澜说：“东荪先生的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代毛讲出张东荪的要害：“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毛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并作出定案结论：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张澜得知张东荪还有一个重大情节没有交代，即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国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大吃一惊，立即告诉了张东荪的夫人。
王志奇是个神秘的人物，我从未听说过。我堂兄知道有个姓王的与张东荪一起办过报，张东荪受他牵连。他就知道这一点，连王的名字也想不起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东荪的学生姚克殷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王志奇与他同号。王告诉姚，自己是因与苏联沈阳领事关系密切而被捕的，并吹嘘自己有钱，社会关系广泛。他们先后出狱后，姚克殷把王志奇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张东荪，并说：“可以与王合作。”抗战胜利后，张东荪与姚克殷在北京办了一张小报《正报》，王志奇知道后解囊相助，后担任《正报》副社长兼经理。但王的资助很快就停止了，《正报》不得不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王志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旧政协闭幕后，国内形势不仅没缓和，反而紧张了。王志奇又出现了。他对张东荪说，先前只与苏联有关系，现在通过妻妹，与美国也搭上关系。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北平解放之后了。以后不断被捕又不断被释放，总之，行踪十分诡秘。但张东荪仍与他保持联系。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正在部署。张东荪担心中国成为美苏交战的牺牲品，心中十分不安。张东荪请王志奇如有重大消息一定告诉他，并问王能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美方：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美方应当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不要让国民党进来；以及民主党派当中谁可以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王在张东荪的桌子上看见中央政府会议印发的材料《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可见张东荪对王志奇信任到何等程度。不久张申府告诉张东荪，王志奇因欠款被扣押，张东荪立即叫长子张宗炳出面把王志奇保出来。王志奇表示感谢，送张家4吨煤。1950年秋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志愿军。张东荪从会上得知，各民主党派将于11月3日发表宣言，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2日晚上，张东荪约见王志奇，劝他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无法再传递消息。张鼓励王继续在政治方面（非情报方面）努力，一定设法让美国不把中国当成敌人。王志奇离开北京，全家迁往香港，希望张能给他推荐一个在香港帮他翻译材料的人。张将上海的熟人朱高融推荐给他。朱到香港后，王叫他翻译情报，又不付薪水。朱不愿翻情报，认为翻译情报是下流工作，并断定王是骗子，1950年从香港回来。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住在张申府家，得到政府特许，做进出口生意。但几句话后，他又探询张东荪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并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张东荪终于觉察此人是骗子，请他赶快离开。这是张东荪与王志奇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王志奇便永远消失。这大概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的案情了。从此张东荪成了坏人。
四
张东荪这样的坏人岂能再住在燕东园，他从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34号搬到校内朗润园178号，燕东园的小楼让给别人。这段时间张东荪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闭门读书。我堂兄1952年在我们家举办婚礼，记得那天张东荪也来了。这大概是他遭批判后第一次出门做客。他心情看来不错，一直笑眯眯的，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了，但记得这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反右运动结束后，他不能在北大校园内容身，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用水从胡同里提。张家提出安装自来水，学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张东荪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在疯狂的年代，抄张东荪的家是意料之中的事。据张东荪的孙子张饴慈回忆：“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 汉奸 ，八十一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
1968年1月，张东荪和长子张宗炳同一天被关进秦城监狱。张东荪被关进监狱一两个月后，我从天津河北大学牛棚溜回北京。到了城府街，突然想看看张伯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世，张家住在哪里，也无处打听。灵机一动，去找城府一家理发店，进去问刘师傅还在不在。刘师傅走出来，尽管已经苍老了很多，但脸上的麻子还在，我断定他就是1940年代给父亲、张东荪等教授理发的刘师傅。我问他知道不知道张东荪家的地址，他说知道，有两个月没给他理发了，并把我带到张家。张家住北房，我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张伯母。张伯母也马上认出我来。年过古稀的张伯母并不显老，还是我最初见她的样子。她对我说张伯伯被几个军人带走了。军人发现家里有件美军皮猴，拿起来厉声质问皮猴是哪里来的，张伯伯说和谈的时候林彪赠送的，军人赶紧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张伯母忽然骂起我婶母来，骂她没有良心。其实婶母一直挂念老姐姐，几次要来看她都被我堂兄阻拦住。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哪还有亲情呢。张伯母叫我等大华（张宗烨）回来，我身为牛鬼蛇神，溜回北京，岂敢在“美国特务”家久留，没等大华回来就向张伯母告辞。一生相夫教子的善良女人在这几间破旧的屋里住了30年。
张宗烨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信，不敢提丈夫张东荪，只询问儿子张宗炳的下落。这封信竟神奇地落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批准张家可以到秦城监狱探监。这时张东荪已转移到复兴医院。张宗烨陪着母亲赶往复兴医院，这对恩爱的老夫妻终于见面。张东荪对妻子说：“林彪出事了。”张伯母说：“别瞎说，好好的。”张东荪说：“你不用瞒我，我看得出来 还是我对。”“还是我对”指的是中美建交。这时中美建交的《上海公报》已经公布。
张宗炳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1968年与张东荪同日被捕。这位单纯、天真、待人和蔼可亲的张大哥在监狱里被逼疯了。张宗炳1973年出狱，儿子张饴慈记得：“ 他已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 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在老母亲的精心看护下渐渐康复。1981年公安部给张宗炳做了结论，否定特务嫌疑，并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张大哥在张家兄妹中给我的印象最亲切、随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农作物害虫成灾的时候，我便想起他。如果他参加灭害虫，以他的学识和才智，定能发挥作用。
次子张宗燧1969年底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4岁。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在剑桥开课，恐怕是第一个在剑桥开课的中国人。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宗燧是卓越的科学家，但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比如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张宗燧就不同意毛的论断，说美国的科学非常厉害。遭同事批驳后，他辩解：“如果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也是厚纸做的。”毛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总之，张宗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张宗燧条目，对他的科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与他最不熟，只见过一两面。还记得他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婚礼的情景。张宗燧一身笔挺的西服，新娘傅小姐身穿深色旗袍，两人款步走向亲友，向大家致谢。三子张宗熲是我见面较多的人，1946年在张家口解放饭店还同他见过一面。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英年小弟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那年我12岁。张宗熲的问题是所谓电台问题。“文革”期间天津革命群众逼他交出电台。这个问题公安部门早已作出结论，不是敌台。电台是他表姐夫林嘉通的，用来收听新华社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毁掉了。张宗熲交不出电台，与妻子双双自杀，时年46岁。
张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张宗烨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我的纪念册上也有她写的话：“我们要做好儿童，将来努力为国争光。”她实现了儿童时代的理想，在高能物理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为国家争了光。
（作者系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