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8月，正是康梁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也许是看重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的作为，清廷电召他晋京。熊因大病一场未及时成行，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随后就是六君子流血。未如期到京的熊希龄逃过一劫，不过慈禧太后没有忘记他，下了一道严旨，“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熊希龄默默回到家乡隐居，闭门读书4年。1902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召熊前去办学，1903年，赵尔巽任湖南巡抚，访知熊在常德办学，于是奏称：“熊希龄自获谴以后，闭门思过，德性与学问并进，废弃可惜，恳恩免予严加管事，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奉旨照准。
熊希龄重新被清廷起用有特定的背景。经过庚子事变，一度被洋人逼得外逃避难的西太后痛定思痛，不能不捡起原来被她废弃的变法图强的旗帜，而后来更因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存在，又不得不在政治体制变革上做出一些安抚人心的动作。在国内立宪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是其中之一，他保荐熊希龄充任五大臣之随员。回国后，由川督调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又奏调熊任东三省屯恳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一时博得“理财能手”之美誉。端方、赵尔巽都是清廷倚重的股肱之臣，他们交相举荐熊希龄，足以表明熊氏在政坛上的显赫声望。
【仕途多风波】
清朝覆灭后，南北议和，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任临时大总统。在民国政坛上，熊希龄先后做过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堪称个人仕途的顶峰，按理应能实现“此君一出天下暖”这样的理想了，可现实却殊为不然。后人撰文论其生平时感叹道，熊希龄“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吁！惜哉！”这是怎么回事呢？
熊希龄在财政总长任上不到4个月，导致他这么快就辞职的是“大借款风波”。当时战乱刚有平息之势，各方急需用钱，尤以裁编军队一项为最急（北方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南方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军队，数量都十分庞大），而国内财政几近崩溃，只有向外国银团借款一途。这些银团开出的条件至为苛刻，熊希龄到任后与对方谈判，双方都有所让步，遂达成协议。此举本为没有办法的办法，熊希龄却未获国人体谅，特别是革命党人，齐声痛斥熊希龄卖国。当时的南京留守黄兴通电谴责：“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熊希龄不得不发布告剖白衷曲：“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南京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著棉 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并称二日内若无接济，大祸一至，谁当此咎？”要让需索军饷的部队不哗变，又不答应外国人开出的条件从而借款成功，“应付俱穷，借贷无路”的熊总长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只有多次请辞，避位了事。
熊希龄在国务总理任上，更留下了让人非议的两大瑕疵：先后在袁世凯签署的解散国民党、解散议会的命令上副署。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总统发布的命令，需要国务总理副署才能具备法律效力，虽然当时袁世凯独裁之势已成，国务总理不签字并不足以阻止袁世凯的独断专行，但熊希龄的副署还是给其一生清誉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现在再看这一段史实，固然可以责备熊希龄的软弱，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当事人的苦心，看到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权术的生疏。
熊希龄是希望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的，而在他看来，要国家稳定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当时的客观形势论，在其眼里，这样的领导人只能是袁世凯。要政治清明，就只有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总统、内阁和议会按宪法各司其职。所以，在解散国民党的乱命颁布后，他不愿像前任总理唐绍仪一样，因为不肯副署而与袁世凯公开决裂，使政局混乱不可收拾，满心打算袁世凯满足一定欲望之后，就会尊重宪法，让他和阁员们按宪法履行职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实际上，当时有这种幻想的并不止一个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等主张宪政的政坛显要们无不如此，而袁世凯也窥破了他们的这种心理，屡次承诺“不作皇帝，不专制，不违法，不解散议会”。孰料袁世凯使国会名存实亡后，另组“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并终于在1914年1月10日颁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迫于情势，内阁亦不得不副署。
国会解散后不久，熊希龄也辞职下台。书生熊希龄到底不是枭雄袁世凯的对手。事后熊氏在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说：“弟以庸才，躬丁乱世 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这里既道出了他对袁世凯委曲求全的苦心，也充满了受骗后的愤慨。
【“赎政治之罪戾”，返归慈善】
熊希龄下半生的事业唯在于北京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前身为北京慈幼局。1917年夏末秋初，北方发生大面积水灾，19000个村庄被淹，635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熊希龄受命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目睹惨况，不禁潸然泪下。为救济灾童，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原拟设立5个月。1918年水灾平息后，大部分灾童逐渐被其父母领回，但最后仍有200多人没人认领。水灾河工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性场所和机构来收养儿童，于是在北京西郊香山选址建造慈幼院。因为各省不时向慈幼院送灾童和学生，慈幼院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学生达两千余人。
香山慈幼院不仅是专为收养孤贫儿童而设立的慈善教育机关，而且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学校，使之学到一定的知识和劳动生产技能以自立于社会，推行的是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
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1930年11月，因政府原先承诺的经费迟迟不到位，10名学生徒步赴南京请愿，轰动一时。为解决经费难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更有将全部家产捐献给救助儿童慈善事业的惊人义举。为了办好慈幼院，熊希龄堪称殚精竭虑。慈幼院的院歌、标语权系其本人亲撰。今人所编《熊希龄集》中，可以看到他和教职员的一次谈话记录。熊希龄说：“关于学生方面，应该每学期量一量磅，以考查各人体格的强弱 今年农场送我一些香蕉、梨，比较去年的反而小起来，去年送我的，我就觉得不如前年的，我想这样的下去，将来简直小得不成样子了 也是不知研究改良的原因啊！”可见他为教养儿童，虑事之周密深刻。他的夫人朱其慧未任实职，但对慈幼院也有很多贡献。熊夫人逝世后，熊希龄续娶一代名媛、女界之杰毛彦文，很大程度上也是着眼于毛彦文的教育专家身份。果然，后来毛彦文不负熊氏所托，在其身后挑起了慈幼院的重担。
慈幼院寄托着晚年熊希龄的心血和情感，这与他对自己从政经历的认识有关。他曾感慨地说：“希龄服务社会，有十五六年了。从前过的是政界生活，和老百姓隔膜太远，就不知道怎么叫作民间疾苦。自从民国六年办理一回水灾，亲自下去查勘，这才知道农村生活的状况，和我们政治界从前的错误与罪恶。就把政治看得淡了，毅然决然把它搁开，实力为社会服务。想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小孩子是人民的基础 只要下些功夫，把他教训好，个个都为健全国民，这是多么要紧的问题呢。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下手。”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久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激发了爱国热情。他在香山慈幼院发布总动员之通告中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 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说大话，1933年4月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视察。他向执政者大声疾呼：“即谓热河问题，不仅在军事布置，尤须先行废除亩捐，减轻农民负担，方可收拾已去之民心。”后来局势的演变果然被他言中。
1937年12月，熊希龄离开沦陷于日军之手的京城，转赴香港。21日，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此间生活程度太高，恐难久居，行将回湘 ”可见捐献全部家产后的熊希龄，这时经济已颇为窘迫。写此信后四日熊希龄因病在港去世，战乱中，无法北上安葬，暂厝于香港华人墓地。
1992年5月17日，由熊希龄的学生们组织的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为他在北京香山举行了浓重的骨灰迎接与归葬典礼，参加仪典的海内外各界人士、亲友和校友逾千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港，这时距其逝世已长达五十余载。当时之盛况，和熊氏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历经沧桑而不变的真挚情感，不能不让人想起孔子悼念春秋时期郑国执政者子产的一句话：古之遗爱也。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第6部分 陈序经：最后二十年的浮沉
张晓唯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问题展开大论争，岭南大学青年教师陈序经（1903～1967）持激进立场，一时间名声大噪。那场笔战只是陈序经亮相学术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乃联大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谈的关于他宁肯不做院长也不肯按规定加入国民党一事，显露出这位学人的鲜明个性。陈序经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即使1949年后颇得中共领导周恩来、陶铸等人的赏识器重，即使友人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却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团体，但后来出掌具有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竟成为该校创办以来首位无教籍的校长。陈序经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优容雅量”，颇得高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赖。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先后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赞誉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难得的大学校长”。亦因如此，他为极左的政治氛围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终于消失在“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中。
【临危受命接手岭大】
1948年8月，陈序经正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初为代理），时年45岁。此前，他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等要职，为张伯苓校长倚重的中坚力量。有分析说，张伯苓甚至考虑在自己因出任考试院长不得兼任校长的情况下由陈序经接任。可是，张伯苓几经权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陈序经返回岭南就任校长一职，这可能是时局使然。当时国共两党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隐然成为“第二战线”，办学读书均非其时，比较之下南国还相对平稳。陈序经在大变局到来前夕返乡办学，竟使原?本平平的岭南大学骤然“灵光一现”，却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当时籍属广东，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最初任教的学校就是岭南大学。这是一所建校较早、历史繁复、亦中亦西的私立高等学府。
仔细算来，陈序经担任校长近4年，前14个月尚在国民党治下，后一阶段的两年半则已是新中国初期。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广州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有段时间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蒋介石、何应钦或邀宴或要求来校园暂住，陈序经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中共进入广东初期，执掌粤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学者杜国庠，陈序经对之尊敬有加，并与广州市市长朱光将军以及杨东莼等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当军管会查出学校出纳处违规存有金条，欲拘捕相关职员时，陈序经却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纳员，我是校长，要逮捕，就逮捕我。”肃反期间，校内地下室发现枪支，一时间风声鹤唳，陈序经调查后行文陈情：枪支为以前学生军训时所用，多为一战时旧物，已锈蚀为废弃物云云。一场风波得以化解。
其实，岭南的创办人乃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纽约设有“岭南大学基金会”，属于私人捐募性质。美国基金会对岭南大学提供的资金支助，往往换成金条以求保值。为了避开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用金条到香港兑换港币以发放教职员的薪酬。陈校长的人望，他的诚恳与平易，他的积极主动，加之岭南大学的“硬件”设施，以及时人对于局势的各自判断，形成了众贤汇集岭表的难得一见之景观。
【岭大办学的得意之举】
当年岭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校长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
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的多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来的，在医科领域尤为明显。”
所谓北方的医学专家，实际上主要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键人物是著名的医学放射学专家谢志光教授。陈序经出任岭大校长刚刚两个月，就利用回天津办事的机会，数次赶赴北平拜访谢志光，恳切相邀，几次相谈后，谢欣然应允，并带来一批协和的名医。他们南下任教岭大医学院，谢志光出任院长，使得该机构盛极一时，雄踞海内。外科专家司徒展晚年在美国撰文忆述：“岭大医学院开办在各学院之后，自1948年声誉骤然公认为全国当时最佳者。”岭大医科的兴盛，乃陈序经办学最得意之举。
不仅如此，陈序经还聘请了陈寅恪、姜立夫、王力、陶葆楷、张纯明、吴大业、陈永龄、容庚、梁方仲等多位著名学者来岭大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数学大家姜立夫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与陈序经有同事之谊。他本来已到台湾，但不适应那里的生活，陈序经遂邀他来岭大任教，设立数学系，请他做系主任。陈序经与陈寅恪相识于1934年，两人共同参加一个在南京举行的会议，会后北返列车中相谈甚欢，后又在西南联大共事，彼此相知渐深。陈寅恪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后，一路南来，事先与陈序经联系，表示愿来岭南大学“避风”。陈序经复电欢迎，随即电汇一笔充足路费。寅恪先生如约抵穗，而其家人却到了香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陈校长亲自赴港劝说调解，终于将陈家接回康乐园妥为安置。
人们赞誉陈序经“不但是个学者，而且是个很有远见、很有组织能力、很能团结人的教育家”。他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这两点上。凡遇稍有资历的教师前来求职，他首先要了解该教师是长期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以谋官做官为主。对于后者，他认为必不能专心致志于教学，十之八九必婉谢。而对于所聘教师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及教育背景等，他几乎烂熟于心，每每提及，如数家珍。识才不易，容才更难。居高位或具有权力资源之人，能够真正做到“不忌才”实属难得。陈序经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是否“海归”，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法学家端木正评述道：“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说过，他当教务长也好，当校长也好，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请他。”
像多数旧时大学一样，岭大的行政系统精干而富于实效。陈序经聘用冯秉铨、任锐麟两位资深教授分任教务长、总务长，前者乃哈佛博士、电子物理学家，口才好，善交际，教学方法高明，深受中外师生佩服；后者是上世纪30年代即来岭大任教的加拿大华侨、神学博士，曾经兼任广东国际红十字救灾会工作，忠于职守，富有才干，社会活动能力强。此二人在陈校长短暂而光耀的岭大办学生涯中作用重大。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他是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教授富伦先生。在陈序经看来，富伦乃外籍教授中最有真才实学者，他还是美国基金会在校内的代表。对于新校长的若干举措，富伦不仅理解，而且支持配合，二人间的友谊与日俱增。1949年6月，即陈序经履职将满一年时，富伦在向美国基金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对陈序经的治校才能大加称赞，尤其提到：“在政治动荡之际，他处事不惊，使得全体师生能面对变迁保持平静，令人赞不绝口，而广东一些人却惶惶不可终日。”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随后开始，反美浪潮汹涌而至，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纷纷离去。富伦是最后一批撤离的美国教授，离别康乐园之际，陈序经一人前来送行。此时，岭南大学前景黯淡，教育部已经召开了“全国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真正的“社会变迁”才刚刚开始。
【院系调整后的“赋闲”与“出山”】
当初有些人动议，将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遭校长陈序经否定。他的理由是，如此完善的一所大学迁移异地，谈何容易！而他内心则认为，国民党腐败失去江山，取而代之的共产党应当有希望。抗战时期陈序经在南京、重庆曾见到过周恩来，他对这位中共领袖印象不差。江山易手后，他拥护人民政府，与粤省主政者也建立起融洽关系。但是，他担任岭南大学校长的后半段，总的感觉是危机四伏，精神压抑。除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压力外，过去办学的一些有效做法行不通了。他自述：“政府命令停止使用外币，本校若是使用了是违背政府命令。校长是学校负责人，做了违法事情，坐牢或任何处分，校长是最先一个。假使不用外币，教职员工的生活又必有了很多困难：有段时间人民币从五百元兑换一港币贬至五六千元兑换一港币。私立学校校长在经济上无办法，就做不下去。”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本来生龙活虎的陈校长也愈加无可奈何。他甚至后悔自己离开南开而来岭南的选择，在一份“检查”中他写道：“我曾经将这个意思向杜（国庠）厅长说，他劝我勉为其难做下去”，“可是在精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始终是感觉到痛苦”。
1952年春，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拉开帷幕，岭南大学与其他十余所具有外国教会背景的大学一并被取消。岭大取消校名后被并入中山大学，其原有的医、农、工、法、经济各学科被调整出去，只有文理二科进入新的中山大学，而康乐园变为中大新址。对于如此“大动作”的学科调整，陈序经内心不无保留，但他配合工作，并无外在的抵触。从这时开始到1956年的4年间，陈序经没有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行政职务，被安排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做一名研究教授。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已通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取消了学科，研究历史乃唯一选择。好在他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均有兴趣和学术积累，默默耕耘成为他这4年的主色调。自1952至1966年间，陈序经撰写书稿约250万字，计有《东南亚古史研究》8种、《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如此成果，其勤奋与毅力令人唏嘘不已。据其家人介绍，他养成了早睡而凌晨4时起来写作的习惯，多年不辍，即使日间肩负繁杂公务亦是如此。
海外报章对陈序经离开校长职位长期“赋闲”有过失实报道，一些朋友于是劝他出国另谋出路，国民党人士也来信鼓动他“脱离铁幕”。对此，陈序经平静处之，他自信平生教书办学，从未涉足任何政治活动，共产党不会难为自己，仍安心作学术研究。问题在于，陈序经虽无“官职”，但威望与影响仍在，原岭南大学的教授乐于与他接近，听取他的意见，甚至有一稍嫌夸张的说法：陈寅恪唯陈序经之言是听。如此一来，已经实行党委制的大学权力机构感觉遇到了挑战，必欲“纠正”而后快。某位学校领导用暴君的姿态对待高校知识分子，以致连很有涵养的陈序经也私下忿忿抱怨：有的人不仅要用脚踩在你的身上，而且还要用脚踩在你的鼻子上！
1956年对于陈序经来说是个转折点，先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还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常委。这一变化，与那段时间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改善有关。据传，主政广东的陶铸某次进京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特别提起广东有一位能聘到一级教授、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陈序经，应当向他学习知人善任的本领。后来，陶铸与陈序经几乎结为莫逆之交。还有一个背景不可忽略：当时东南亚华侨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在全球杰出的华人学者中物色校长人选，陈序经的呼声很高，反映出他在华侨社会的声誉和影响，此事对中共高层不可能没有触动。
再次担任校长（副职），陈序经意识到自己是十几所被解散的私立教会大学校长中极少被重新启用者，但此刻履行职责的情形与以往主持岭大已明显不同。上有党委会负责思想政治和干部人事，各位正副校长各有分工，只要各安其职即可，全不似私立校长独自当家的劳顿与风险。陈序经分管基建、房管和卫生，几年间增建了体育馆（临时会堂）、生物楼，还扩建了学校医务室。但他上任刚刚几个月，“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陈序经一向以“敢言”、“好辩”闻于世，颇有所谓“一士谔谔”之概。可是在1957年“鸣放”时，他却显得比较谨慎，发言很迟，那篇发言记录稿《我的几点意见》6月间发表在《南方日报》时，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事态转折已非常接近了。他的发言温和含蓄，但不失锋芒。其中谈到：高校内泛政治化现象严重，学术与政治不分；一些党员用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教育上；一些党员做事往往不讲法律和制度；一些干部与其说是违法乱纪，不如说是无法无纪。他在发言中强调，高校如果不要党的领导，是很难想象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曾有报纸点名批评这个发言，而陈序经在反右运动中竟安然无事。据知情者透露，陈乃“内控右派”。由此或可推断：中共高层在对陈序经-的使用问题上存有分歧，而对其肯定者居于上风。
【出掌暨南大学】
粤省政治区位特殊，从清代中后期的“十三行”到现代的毗邻港澳，加之沿海侨乡居多，流动性与开放性明显，其主政者需要灵活应对，为官也就比较开明。当年陶铸作为“中南王”，肯于善待陈寅恪、陈序经等人，显示出他过人的眼界和气魄。1958年，为适应华侨子弟的入学要求，新暨南大学在广州成立，陶铸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份兼任该校校长。其间，他多次访晤陈序经，探询办学方策。经过几年草创，学校初具规模。1962年底，陶铸执意卸去兼任的校长一职，坚请陈序经接任。这样，年近花甲的陈序经便开始了一段暨大校长生涯。
自1963年至翌年上半年，作为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主要致力于两件事：一是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二是建设校园。他筹划自外校调入一批骨干教师，几经努力，仅小有所获。社会组织形态已然变化，过往的成功经验如今难以奏效。他秉持教育管理要有“优容雅量”的想法，亲自登门造访暨大每一位教授，亲自接待返乡来校探访的侨生家长。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对教职员工从不摆校长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车远道来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员必定招呼上车，以至校长的乘用车被称作“小巴士”。他在任期间，暨南大学作为一个特例成立了校董事会，廖承志为董事会主席，成员包括费彝民、王宽诚、何贤等海内外知名人士。陈序经的亲和力不仅在校内大行其道，也不断扩延到海外人士中，无论相识与不相识，人们愿意与他商谈各类办学事宜。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增设外贸系、东南亚研究所，筹办医学院，增加图书仪器，扩大海外学术交流，华侨子弟回祖国读书的人数明显增多。
陈序经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在极左年代里，却无意中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还在他上任暨大校长之初，上边即有责难声：“为什么找一个党外人士做正校长？”
【在南开的最后岁月】
1964年6月，中央突然下达调令：陈序经转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调离广东。陈序经不明所以，也极不情愿重返南开。他求助于陶铸，陶铸坦言此次自己也是爱莫能助，反而劝他北上就职为宜。究竟是何原因促成了此项调动？陈序经与粤省高级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及与海外人士的互信合作，在一些人看来，已事实上形成与党争夺知识分子、与党抗衡，影响恶劣，有人甚至贬称他为“土皇帝”。其实，此类“反映”在极左和封闭的政治环境里始终存在，当然构成一种推动因素。不过，事态突然生变，应与高层的直接介入有关。近年香港一刊物载文披露：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某位领导对陈序经在香港出版一系列历史著作，怒斥为“无组织行为”，其收取稿酬是“变相贪污”，严令“此人永远不许担任正职”。在可靠的档案文献公开之前，姑且将这一说法存录于此，留作参考。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之初，陶铸上调中央，党内尚有人指责他任用有大量海外关系的陈序经，欲借以阻挠陶的升迁。
1964年9月，陈序经怀着无奈的心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天津南开大学。世事难测，转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旧人已零落，而新人反将旧人当新人，他的内心难免感到苦涩。当时南开已有六位副校级干部，他是第七位，只能分管卫生之类，实际上无事可做。遇见西南联大老友、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问他现在做些什么，他答说练习烹饪技术（自作伙食），可见其初返南开之境况。“文革”初起，陈序经作壁上观，以为与己无涉。岂料严冬时节狂飙突起，他被揪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美帝文化特务”、“黑线人物”等罪名汹涌而至。随后被抄家，住房遭强占，夫妻二人被赶至仅几平方米的一小屋内安身，还被责令不断地写交代材料。陈序经身体一向强壮，此时却急转直下，听力、排尿均出现障碍，1967年2月16日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年仅64岁。
长歌当哭，总在痛定之后。像陈序经这样的学者型校长、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却被狭隘的偏见、俗陋的嫉贤妒能所戕害，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莫此为甚。陈序经的学养、经验和操守，值得后人尊重和感念。可是，他因遭遇高校的厚重壁垒而不得尽展其才，则是必须痛切反思的一个制度性课题。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第7部分 马寅初：“敢言敢怒见精神”
魏邦良
马寅初（1882～1982）,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历经三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曾被蒋介石软禁，也曾被诬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即使这样，他硬挺挺活到了一百岁。
1914年，马寅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本可留校教书的他，婉谢了校方的好意。他对哥大校长说：“我来贵校学习，就是为了学成回国，为祖国做点贡献。”回国后的马寅初不愿与官场同流合污，于是投身教育界，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
【“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面对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时任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对学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当时为了抗日，前方将士流血，后方百姓流汗，而“四大家族”却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一次立法院的会上向四大家族发难：
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
马寅初故意模仿蒋介石腔调，重复了蒋常说的一句：“此岂抗战之用意？”虽然马寅初自始至终没提蒋的名字，但对蒋的不满和讥讽已“尽在不言中”。
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以更为犀利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高官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的丑恶嘴脸，并且指明道姓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他们是“上等人”的后台。他们有的靠滥发纸币赚钱，有的靠克扣军饷赚钱，有的则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
说到这里，马寅初索性一“骂”为快：“发国难财的 上上等人 猪狗不如！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 上上等人 ，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马寅初的矛头直刺国民党最高当局，让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非常害怕，他问马寅初：“委员长对您是很尊重的，您的演讲是不利于蒋委员长的，他并没有得罪你啊？”马寅初答：“不错，他没得罪我，但他得罪了全国人民！”
此后，马寅初态度更为坚决，言辞更为激烈。一次，应黄炎培的要求在重庆市实验剧院演讲，他直接向蒋介石“开火”：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称民族英雄，但我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因为他不能法办孔祥熙、宋子文，因为他包庇亲戚和家族，危害国家和民族。所以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并非“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以如此辛辣的言辞抨击蒋，除了马寅初，恐无第二人。在常人看来，以如此“大不敬”的语言斥责蒋总裁，完全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而此刻他也知道台下有密探，于是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
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让他们都来听我的演讲，知道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我的讲话，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
1940年12月，蒋介石命令手下秘密关押马寅初。即使在牢房里，马寅初仍寻找“演讲”的机会，他向看守他的特务、宪兵讲战时经济，讲四大家族的腐败。渐渐地，特务、看守们开始同情他，对他的监视越来越松。他可以在牢房里自由看书看报，还可以给家人写信。有位名叫陈风超的副官听了马寅初的“演讲”，深受教育，决定不为蒋介石卖命，找了个机会跑回老家浙江?务农去了。1981年，陈风超还从浙江赶到北京看望马老，并对马老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马老教育的结果。特来表示衷心的谢意。”
1944年冬，历经近5年囚禁、软禁的“政治犯”马寅初终于恢复了自由，但仍被实行“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但这些限制岂能束缚马寅初？1944年12月22日，在朋友的邀请下，马寅初出席了“星期五聚餐会”。他一身中式便服，一出场就对惊愕的听众侃侃而谈：“各位，前人有诗说，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我说，政府伎俩施用尽，老马犹在今又来”
【“真空管”成了蒋介石的代称】
国民党用了5年时间也没能封住马寅初的嘴。1945年3月，重庆伊斯兰青年教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口答应，说：“我曾作过许诺，只要我有空，青年们找我，我是随叫随到！”
那天演讲一开始，马寅初就很巧妙地切入正题：“你们当中免不了有人要成为社会领袖，你们人人都有做大总统的机会。你们人人皆可以做什么 袖 ，什么 长 ！但是一旦成了什么 袖 ，什么 长 ，可千万要想着天下的老百姓，要使人民心悦诚服，大家拥护。不要使拥护你的人群，只限于少数的亲友！不要为自己私党，为几个亲戚朋友谋私利，让他们弄到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元到美国去享受。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领袖，中国并不需要！”
虽然没有点这个“自私自利的领袖”的名，但听众已心领神会。马寅初越说越激动：“可有的人不这么想。他总以什么 抗战领袖 自居，说我想做汉高祖、明太祖，还有什么祖的。人们告诉他，那不行了！那是一百年、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的世界潮流是和平与民主，你那套现在行不通了！他却说： 我就要这样做！ ” 这末一句是蒋介石的口头禅，马寅初模仿老蒋说出这句话，引得听众一阵大笑。
马寅初接着说：
像这种人，一脑瓜壳的自我，一脑瓜壳的自私，外面的世界潮流一点也装不进去，拿他有什么好比的呢？只能说他是一个“真空管”！对了，真空管！就是你们在试验室里做实验用的真空管。真空管是肚子里空空的，没有东西，对外面的东西却又坚决地抗拒不让进来。
“真空管”的比喻十分传神地刻画了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形象。此后，“真空管”一词在重庆流传开来，成了蒋介石的代名词。
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举行校庆，南京学联邀马寅初演讲。中央大学就在国民党总统府附近，马寅初去演讲，等于在总统府眼皮底下“造反”。国民党特务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很多亲友劝马寅初不要去南京，但他说：“我不能让反动分子说，他们让我不出门，我就乖乖地呆在家中。我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不让我去，我偏去。”
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马寅初再次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痛加挞伐：“大家知道，民主这个词，在欧美叫作 德谟克拉西 ，我们就是要争取这个 德谟克拉西 。蒋介石也喊要实行民主，并且召开了国民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什么宪法，竭力标榜民主。但是他这个民主，与全国人民要求的民主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所实行的民主叫作 德谟克拉东 吧。”
顺手拈来的一个“德谟克拉东”，辛辣又诙谐，引来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马寅初很喜欢杜鹃花，他对朋友说：“人们都只见这花的颜色，而我却看到了它的魂魄，它的精神。你知道，它为什么能有这般的殷红吗？那是它们从心头里流出来的赤血。唯有这赤血，才叫人醒心醒目。”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新华日报社送马寅初六十大寿的这幅贺联，也是他一生傲岸不屈、挥斥方遒的真实写照。
【坚持新人口论：“单枪匹马，战死为止”】
解放后，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马寅初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人口众多所存在的隐患，于是写出了《新人口论》，提倡计划生育。由于“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当时深入人心，马寅初的提倡虽具前瞻性，却不合时宜。
在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的策划、鼓动下，各大报刊发文狠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天，女儿为马寅初整理资料，对他说：“爸爸，批判你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啊！”马寅初答道：“1930年，德国出版了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书名为《100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却无动于衷。当那人追问爱因斯坦如何应对时，爱因斯坦才说， 干吗要100多人？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真的错了，就够了 ！”
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真理、维护学术的尊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对此马寅初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态度：“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因为坚持真理，拒绝检讨，马寅初最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布衣的他依然牵挂国家大事，仍然坚持说真话。一次政协小组的学习会上，马寅初说：“我认为五七年的右派划得太多了，很明显，他们中有的人是错划的。对搞错了的，就应该给他们平反。这样做对他们本人、对党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也是在政协小组的学习会上，一位委员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是对的，我们要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马寅初听后立即反驳：“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不符合主义原理，革命实践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同志，他们的话或著作，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管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在百年、千年之后，或永远都有用的。我相信毛泽东先生本人，如果听了你今天的发言，也肯定不会赞成。”
为什么在举国疯狂时，马寅初能如此冷静？为什么在众人皆醉时，马寅初能独自清醒？因为他不迷信权威，不盲目跟风，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
【与周总理有“患难之交”】
马寅初一生最敬爱的人非周总理莫属。1976年１月９日，总理去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当时的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但执意参加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别去，马老大怒，对家人吼道：“死了也要去！”
总理和马老的友谊几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马寅初被国民党软禁，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就曾极力营救。当时，重庆各界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马寅初祝寿会，周总理送去的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最为引人注目。马寅初还曾向子女们解释这副对联：“你们看，共产党并非国民党报纸骂的都是 钻山洞的土匪 ，从这副寿联的文化就可见一斑 “ 桃李 典于 桃之夭夭，其华灼灼 ，意我培育了一些学生。鹤、龟都意长寿之物。上联即学生和客人来祝寿，却没有马寅初本人；下联是说那个人哪里去了呢？对牛弹琴去了，别人逼他写悔过书去了！ 龟 ，这个字用得妙不可言，一语双关，还能寓指总有 归 的时候！共产党救我这个国民党员，胸怀宽广啊！”
经不住各界压力，蒋介石不得不释放马寅初，却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他进行各种限制和迫害，这时又是周恩来伸出援手。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必须对他全力支持。《新华日报》可以发表他的文章，也可以经常去采访他。”马老后来一直把周视为“患难之交”。
解放后，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曾请毛主席支持他的工作，主席问如何支持，马寅初说：“希望主席能够批准：我邀请谁去北大演讲，谁就不能拒绝。”毛主席爽快地答应：“这个我可以批准。我可以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后来，马寅初请了很多中央领导去北大演讲，其中周总理就是应马寅初之邀去北大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1957年春天，马寅初在紫光阁作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对其观点都表示赞同。毛泽东说：马寅初今天畅所欲言，讲得很好。但后来由于错误地发动反右斗争，毛泽东对“控制人口”有了新看法。
“新人口论”观点遭批判后，马寅初一直拒绝检讨，周总理对他作过规劝。马寅初在《新建设》发表一封感谢信：“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文革”中特立独行的马寅初】
“文革”开始后，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四处造反。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一天，马老正坐在家里，这位勤杂人员突然双手叉腰对他吼道：
告诉你，马寅初，我今天要造你的反！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现在正式警告你：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大肆贩卖什么《新人口论》的黑货，早就罪该万死，现在你还过着地主、资本家的生活。你洗澡，要我给你烧锅炉，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臭架子还真不小。
这位勤杂人员的突然发难，让马老有些措手不及，但当他意识到对方是在“造反”后，毫无畏惧之感，而是冷冷地看着对方，一语不发。这位勤杂人员当然知道马老是著名的“硬骨头”，于是用更凶狠的口气威胁：“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
听了这番话，马老哈哈大笑。面对国民党的枪口都能谈笑自如的他，岂会被几句话吓倒。“文革”期间，这位勤杂人员一直在马家执行监视，但马老我行我素，讲真话的习惯一点未改。一次，听说有人给周总理写了大字报，马老拍案而起：“给周公写大字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周公吐哺 ，这天下还有良心吗？”
听到马老的话，那位编外红卫兵像发现敌情一样慌忙过来质问：“马寅初，你胆大包天，说什么？”经此一问，马老更是怒不可遏，锐声喊道：“我说这天下的人没有良心了！你也没有良心！斗争我吧，我明天回嵊县老家去。”因为愤怒，马老掀翻了桌子。
子女出于对父亲的关心，劝他冷静下来，认清形势，紧跟当时的路线。马老闻言勃然大怒。儿子马本初大着胆子和父亲争辩起来：“无怪人家说你没有行动。你说，我们家 破四旧 一点也没有行动。就这一条，不说那个 造反派 向他的组织不好交待，就连我们去单位、去学校搞 兴无灭资 汇报时，也不好交帐哩。”
“向谁交帐？向康生、陈伯达？”马老反问。
“不管是谁，人家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这是坏人在借助钟馗打鬼！”马老一针见血。儿子急了：“您又说错话说反动话了，难道毛主席是 ”马老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当钟馗我也吼他！”
儿子无奈地摇摇头：“您老没整了。”
见儿子不理解自己，马老讲起故事来：“1944年，傅斯年在国民党政府参议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营私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并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 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说 信任 。蒋介石就说： 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的人。 傅斯年毫不退让： 我信任委员长，如果说因为信任你也应该信任你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
马寅初的“故事”使儿女们陷入深思，从此他们对父亲在“文革”中的特立独行、拒不跟风多了一份理解。
1982年，百岁老人马寅初病逝。有人以这样的文字来悼念他：“人口宏论，富国强民，千秋大业留遗泽；经济巨擘，学桃育李，百代宗师惠众生。”
如果说马寅初的学术著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他“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的勇气，他“单枪匹马，战死为止”的气概，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胸怀，对后人来说，则更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文史学者、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第8部分 马寅初与蒋梦麟：同学不“同途”
张耀杰
1927年12月19日，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组织的校庆集会上，高调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铖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蔡元培的嫡传弟子、马寅初的绍兴同乡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留美同学蒋梦麟，也曾在4年前的12月19日发表过“北大之精神”的同题演讲，其中阐述的是蔡元培校长所代表的更加先进也更加宽容的北大精神和北大主义：“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至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作为国民党的“极左派”党员，1949年以前的马寅初一直是极力主张计划经济的，他以牺牲“一己之私利”为代价“服务于国家社会”的“牺牲主义”与“至高之鹄的”，正是蒋梦麟所谓“引外力以排除异己”的一种表现。套用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话说，革命的目的“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国家的存在价值同样是保障每一个国民的正当权利和幸福生活，而不是用来牺牲每一个国民的宝贵生命和正当权利的。马寅初“教人死”的“北大之精神”，其实是与当年的“革命文学家”颇为一致的一种让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道德高调。
1929年，马寅初在国民党立法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计划经济议案：“粮食和食盐，不是一般的商品，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这两种东西不应该由私商经营，而应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节。”
并不主张大规模计划经济的国民党政府，自然不会采纳这样的议案。在此后的岁月中，主张计划经济的马寅初一直高调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甚至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的相关政策，从而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的长篇学术论文《新人口论》，其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作为结论，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这样一篇忧国忧民的学术论文，偏偏招来举国上下的政治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遭遇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校园，甚至连他的住处都贴满了人身攻击的大字报。1960年1月3日，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政治喧嚣中，他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从燕南园搬回自己的私家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
在围绕“新人口论”的学术讨论中，马寅初曾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确实难能可贵地扞卫了自己阐述的“北大之精神”。但是，从北大校史及中国教育史的角度看，他的“北大之精神”，却早已偏离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精神了。
同样是在1959年，正在台湾提倡节育人口的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也遭遇了来自政学两界的舆论围剿，甚至有人提出“杀蒋梦麟以谢国人”。幸运的是，这位前北大校长依然拥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生态。1959年4月13日，蒋梦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自己的人口宣言《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表态说：“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与马寅初一直坚持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及社会运动不同，蒋梦麟提倡的节育运动并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由国际性民间组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负责实施的农村经济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农复会除了在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还每年补助数十万至数百万元不等的经费，用于培养乡村公共卫生护士，以便直接面向农村育龄妇女推广家庭节育知识和节育办法，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配合。台湾地区的节育运动不仅明显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迅速改善了新生儿的健康状况。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北大之精神”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以有了他此后提倡的“节育运动”；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北大之精神”是“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所以有了他此后提倡的政府强制“控制人口”--对比两人几十年前的思想、行为，不禁令人深长思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第9部分 鲁迅为何拒绝诺奖提名
傅国涌
鲁迅当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好事求之不得，鲁迅为什么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自己有着怎样的解释？
先看看鲁迅走过的道路。他当年在日本的学业没有完成便踏上文学之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办文学刊物。有个同学叫蒋抑卮，家里是开绸庄的，祖籍绍兴，与鲁迅私交很好，赞助了印刷费两百元。但鲁迅在日本最初的文学活动，毫无反响，杂志没办成，翻译的小说印出来卖不动。出师不利，使鲁迅认识到不可能靠文学吃饭。
回国之后，理智的鲁迅当然没有选择文学道路，而是在杭州、绍兴教书育人，养家糊口。人首先要吃饭，钱是重要的，这一点他一生都很清楚。辛亥革命后，欣赏他的同乡前辈蔡元培做了教育部部长，经好朋友许寿裳推荐，鲁迅有机会到教育部工作。从1912年到1926年的14年间，鲁迅的职业身份都是教育部的公务员，写作是业余的，主要是晚上的事。鲁迅在文学道路上的转机出现于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写白话小说他不是第一人，但是他的这一篇石破天惊，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胡适出名时不过二十几岁，而这一年的鲁迅，已经38岁了。其实1918年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比较灰暗、孤独的，他自己说抄古书、古碑，似乎是看破了红尘。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这是个同人刊物，大家都是义务写稿。所以鲁迅早期不是靠写作吃饭的，他的收入来自教育部的工资和兼职讲课费。鲁迅依靠文学写作获得生活保障是从1923年以后才变成可能的，不过那时他依然没有想过放弃职业，专心从事写作。1926年7月离开北京南下，他先是到厦门大学做教授，半年后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不到半年，又放弃了这份有500大洋一个月的职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7500元人民币）。
离开大学的岗位，47岁的鲁迅面临新的选择。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这生命中最后的9年他做了一个正式的自由撰稿人。鲁迅靠写作过上了小康生活，看得起电影、上得起饭馆、吃得起药，还能经常接济一些文学青年。
鲁迅一生大约在103种报刊上发表了742篇文章。进入1934年，鲁迅已出版的着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申报·自由谈》先后两任编辑黎烈文、张梓生被迫离开，其他几个常往来的报刊也被查封。11月，《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12月，他有点悲凉地在一封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否则鲁迅怎么生活下来？
国民党不断查禁鲁迅的书、查禁他编的刊物是事实，但是效果很不好，因为国民党没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海还有外国租界，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可以在租界书店里堂皇出售。举个例子，1933年，“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说这件事，鲁迅愤怒地写下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回忆说，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都不敢用，这枚“炸弹”转到他手里，他也有点犹豫，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考虑了两三天，最后决定：“上！”理由有两点：第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第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算不上什么大罪。
“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租界实际上提供了一把文化保护伞。鲁迅住在租界，个人安全基本没有问题。况且，国民党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在性格、人品、思想上也有差异，鲁迅的同乡中就有一直爱护他的人，如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等，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并有发言权的。
当年左翼文学走红之后，杂志只要登鲁迅的文章，销路就有了保险，只要有两种鲁迅的书，开起书店来就可以发达。碰上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鲁迅还可以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出版社的名字（比如“三闲书屋”之类）。1932年冬天，鲁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号称上海“文化街”的四马路上，集中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国民党特务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都是左翼的书刊，读者买的也多是这一类书和杂志，而他们经营的书店门可罗雀。他们把左翼书刊卖得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抓了起来，审问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刊？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刊？书店老板回答：“我们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算盘”这两个字，鲁迅是用很浓重的绍兴口音讲的，在座的多数是北方人，没有听懂，几个南方人则会心地笑了。鲁迅又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他在用普通话讲的同时，还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的样子。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了，哄堂大笑。
鲁迅其实不主张赤膊上阵和国民党拼命。他主张打“壕沟战”，认为“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他自有与国民党检查官玩游戏的手法。办的刊物往往出一期就被禁了，怎么办？换一个名称再出版。比如《萌芽》不行了，改名《新地》再办，《前哨》不行了，改名《文学导报》继续，《拓荒者》不行了，改名《海燕》……当然，这些刊物最后都没能逃脱查封、停刊的命运。还有一个手法就是他津津乐道的“笔名”战术，有人统计过，鲁迅一生至少用过130个以上的笔名，其中光是在《申报·自由谈》就用过41个。他自己说过，不断地变换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就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胡适却主张“真姓名，负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晚年鲁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欢迎。他曾经向往苏联，苏联也曾请他去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进步作家大会，他没有去。1932年冬天，鲁迅谈及此事时说，能够去列宁的家乡，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实很向往，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着名作家，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但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压迫，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但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能发挥些作用。“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谢绝了邀请。从鲁迅自己的话不难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文学成就，而是发表文章，发挥一些作用。这是他的真心话，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人趋之若骛的诺贝尔奖提名。
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对“诺奖”提名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的话虽然有些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他内心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
此外，鲁迅对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这一荣誉。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鲁迅没有再写小说，在上海的最后9年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曾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终未完成。由于时代及个人的种种原因，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鲁迅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鲁迅是明智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他虽然为此失去了获诺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期
第10部分 还记得晏阳初吗？
晏鸿国
他是最早“下乡”的留洋博士。他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孔子(Confucius)、基督(C is)和苦力(Coolies)。他与爱因斯坦等一起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
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先驱，但这位“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曾被中国遗忘了近半个世纪。
1943年5月24日晚，纽约的卡立滋堂一片欢腾，来自西半球的180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聚集在这里，祝贺新选出的10位“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在这十大伟人中，除了早已名扬海内外的爱因斯坦、杜威等人，还有一位年轻的东方人，他就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晏阳初。
“这代价要一个中国人来付，太高了”
晏阳初于189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城内一个世代书香之家，13岁被父亲送到由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读书。他曾在《九十自述》中说：“父母在科举未废止前替我选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抉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1913年秋，晏阳初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按该校的规定他可以得到1600元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但当校长告诉他必须加入英国国籍才能得到这笔钱时，他十分气愤：“这代价，要一个中国人来付，太高了!”他的民族气节感动了当时的港大师生。1916年，晏阳初于香港大学政治系毕业，登上西去海轮，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
塔夫特教授是美国第27任总统，卸任后到耶大政治系讲授“美国宪法”。他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对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极为不满。受这位老师的影响，晏阳初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和认真研究了美国移民法后，以“从美国宪法论排华的不合正义公理”为题，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表示抗议。他曾深情地说：“我在耶大两年，最大的收获不是一张文凭，而是懂得了民主。”在耶大的同学中，晏阳初有两个好友，一个是塔夫特的儿子查理，另一个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威廉。这两位好友身上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恶习，他们后来都成为晏阳初事业的积极支持者。
“我原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了近20万华工到法国战场做战勤工作。他们被歧视为“苦力”(Coolies)，整天干着挖战壕、抬伤兵、运送弹药等繁重的工作，还常常受到英国军官的打骂。
晏阳初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了解到华工们的情况后，非常同情他们。在毕业的第二天，他便报名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华工服务中心，到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他被分配到法国北部的一个有五千华工的华工营。一天晚上，一个华工来到晏阳初房中，求他代写家信，晏阳初欣然应允。从此，每晚来求他写信的华工络绎不绝，后来甚至发展到上百人排队等候。这使晏阳初萌生了教华工识字的想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动员了40多名华工，办起了识字班。
晏阳初没有止步于教华工“识字”。他认为还必须对华工进行继续教育，于是办了一份《华工周报》，其宗旨是提高华工的社会意识、民族觉悟，启迪他们的知识能力。《华工周报》发行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了一位华工的信，这位华工为了表示对晏阳初和《华工周报》的感激，决定捐出他在法国战场上3年的积蓄365法郎。晏阳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从那时起，“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晏阳初从此走上了平民教育这条崎岖漫长的道路。
毛泽东做过平民教育学校的义务教员
1920年秋，晏阳初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祖国，就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主任干事。在对全国19个省的教育和人民生活状况进行考察后，他首选长沙进行平民教育实验。长沙的实验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仅3天时间便招收学生1900名，征聘义务教员120名，开办平民学校70多所。这120名义务教员中就有青年毛泽东。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就是在那时毛泽东受到了晏阳初的影响，觉悟到民众的重要性。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以下简称平教会)，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任董事长，晏阳初任总干事。执行董事中有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人。全国各省纷纷成立分会，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
1924年6月末，张学良邀请晏阳初到沈阳，参加东三省奉军识字教育班的开学典礼。到沈阳后，晏阳初按照预定方案主持由300名军官组成的识字训练班，仅一个月后便取得良好成绩。可惜在他离开后不久，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匆匆赶赴前线，识字训练自然中断了。这次交往，使张学良对晏阳初有了深刻印象。4年后，张学良以捐款800万大洋支持平教会为条件，邀请晏阳初为他主持政治工作(出任东北行政院院长)。晏阳初拒绝了，推行平民教育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高于做官。但不久，平教会遭奉军包围，晏阳初的助手陈筑山也被关进了监狱，晏阳初生气了，直接致电张学良要人。
等晏阳初赶到奉军看守所时，发现他的助手正在监狱里教狱卒识字呢!陈筑山说：“关在监狱里，同样可以开展平民教育。”
“欲化农民 ，须先农民化 ”
1929年，平教会在考察后确定以河北定县为农村平民教育的实验区。定县实验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它认定了以农村为主的发展方向，并把单纯的识字教育提高到对整个农村社会的改造。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症结是“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因此平教会相应地制定了四大教育方针(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和三大教育方式(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通过“四大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定县经验”的核心内容。它不仅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至今还被许多国家的乡村建设作为蓝本。
晏阳初曾告诫同仁：“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 化农民 ，我们须先 农民化 。”(《晏阳初全集》)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些，本不抽烟的他在田间和农民闲谈之时，会拿过农民的旱烟管呛几口，还夸赞“味道不错”。他甚至学会了用当地土腔与农民说话。
为了改善定县农民的生活，晏阳初和平教会做了许多工作。定县原来的猪种不好，个头小生长慢，平教会专门引进国外的波斯猪与当地猪杂交，培育出新的品种，“定县猪”时至今日依然是全国优良猪种之一。当发现定县的本地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时，晏阳初说：“中国的母鸡已经下了3000年的蛋，它们大概是太累了。”晏阳初引进美国的来亨鸡，与本地鸡杂交后产生新品种母鸡，一年可下168个蛋，这些趣事一时间成了定县百姓口口相传的佳话。
70多年后，一批知识分子重新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是发起人之一。70多年前的传统终于被接续上了。
“委员长”不听劝告“失去中国”
1930年代初，国民党内政部部长到定县视察后，对定县的乡村工作极为赞赏，因此南京政府通过决议，全国各省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划出一个县做试点。但由于日本步步进逼，1936年，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不得不撤离定县。
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的邀请，说蒋介石要晏阳初帮助动员3000万民众抗日。国民政府邀请各党派代表及学者名流16人组成最高国防参政会，晏阳初被推选为参政员，负责川湘两省民众的组织、训练工作。对于这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晏阳初认为：“必须依靠全民的动员，大家来共同负担民族生存的伟业。”晏阳初应张治中之邀培养了数万名干部，撤换了原来2/3不合格的腐败领导，使湖南省的行政系统得到完全的改造，真正具备了领导民众的能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这些工作对后来湖南能顶住日本的进攻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5年，晏阳初与蒋介石会面时曾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回应：“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您会失去中国。”可惜那时的蒋介石没有意识到此话的重要性。历史的改变，也许就在一念间。
提出“第五种自由”
早在1933年，埃德加斯诺参观定县后写到：“他是一位有才干的学者，一个有独创的教育家 他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运动，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
1941年罗斯福曾发表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却在此基础上补充了“第五种自由”：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晏阳初，这位中国的儿子，早已成为世界公民。
1990年，一代“平民教育之父”于纽约寓所辞世。人们将记得他曾这样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第10部分 1925：“歧路”上的胡适
邵建
“一九二五年我应韦莲司教授的邀请，到他家里茶叙,曾与这位奇女子相见。她恳切地向我探问胡先生的近况。我就我所知道的报告她。她听了赞美地说： 他正在创造历史。 ”
这是留美博士萧公权晚年关于康乃尔大学的一段回忆。他提到的那位“奇女子”，正是胡适留学时的美国女友韦莲司。韦莲司并非不知道胡适回国后的情况，因为胡适在书信中对自己在国内的表现并不避讳。韦莲司只是从一个中国学生那里获得了证实。她的赞美是由衷的。问题是，情况真的如此吗？
胡适“正在创造历史”吗？
1923年3月12日，胡适信致韦莲司，他这样向她汇报回国几年的“业绩”：
说到中国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这个轻易的成果。我似乎一觉醒过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的大名斗远比与反对的意见斗更艰难（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
从1917到1925，胡适回国后的声望经历了一个由上往下的大幅曲线。当韦莲司1925年称赞胡适“正在创造历史”时，她其实不知道，这不但是胡适声望下降到最低的年份，而且胡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已经走向反面。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一个曾经的北大学生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声称，胡适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这一年，胡适到底是“正在创造历史”，还是“百尺竿头掉下来”？如果远在北美的韦莲司无从知道，胡适自己是知道的。问题是，短短几年间便发生逆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回望胡适回国之初，是借新文化运动之势崛起。尚未回国之前，《新青年》就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看起来，这是新文化运动之始，但真正蔚然成势的，却是后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北大教授钱玄同的支持和介入，甚至包括钱玄同和刘半农假借莫须有的王敬轩而自编自演的那场苦肉计。所谓时势造英雄，是那个时代需要一个胡适，如果没有胡适，也会制造出一个张适或李适，并非胡适本人在实力上一定拔了头筹。话虽如此，但毕竟，新文化运动造成声势的起点，就是胡适的“改良刍议”，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节。
胡适在新文化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新文化主体的白话文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中传播西学的思想启蒙。这两个方面都能满足当时年轻人求新求变的精神需要，因此获得声誉。另外，在公共领域之外，胡适以不到30的年龄荣膺北大教授，而他的弟子傅斯年、顾颉刚等在国学功底上非但不亚于他，甚至有些超出。更何况那些实力派的同事，更是用眼睛盯着盛名之下的他。环境的压力，迫使胡适发奋著述。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又使北大的胡适在学术上站住了脚。这时的胡适，得尽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如日中天。
胡适回国之始，曾自发其誓：20年不谈政治。他和鲁迅一样，试图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改造国民，改造社会。假如他能够恪守其言，仅仅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着力，不逾矩、不出位，其声望或许低落，但毕竟可以维持。然而胡适按捺不住早在美国形成的“舆论家”的志愿，开始想在政治舆论乃至政治运作上发言。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于1922年开始主编《努力周刊》。办刊的直接动因，便是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后旋即被封，这使胡适产生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这样一个政论刊物，刚打出旗帜，就遭到一些青年人的质疑，比如鲁迅的同乡弟子孙伏园致信胡适，表示的意思是：文化比政治更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当中，不可能产生好政治。胡适抛弃思想文化上的事业，来写《政论家与政党》之类，实在是不值。信的最后，孙恳切表示，他要替文化史夺回被政治史拉去了的胡适。此时的胡适，以《我的歧路》为题，慨叹自己来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歧路上。这是一个三岔口：“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但这种“新努力”却成了胡适的“不归路”。哲学，胡适终于没能做下去，学术史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中国哲学史的“半卷遗恨”；至于文学，胡适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才质，他曾借重龚自珍的句子自我调侃“但开风气不为师”；只有政治（同时包括思想文化）成了胡适的终身关怀（但并非唯一关怀）。胡适渴望他在美国习得的自由民主在中国制度化，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历史似乎和人开玩笑。胡适不但生前没有看到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一种制度，而且，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适被年轻人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潮流视为反动。
